时间：2023-05-29 17:51:09
关键词：情感翻译；对比分析
《干校六记》包括《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文笔淡雅细腻，语言诙谐幽默，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就是这样细腻的情感渗透在行为、言语中，在杨绛先生的笔下感人至深，在翻译中应尤为注意。
一、行为描写翻译对比
杨绛先生通过委婉而细腻的笔触将离别之情娓娓道来，充满伤感与无奈，虽无大起大落，却在字里行间点点渗透，感人至深。简单的行为描写即可彰显出作者一家的不舍深情，无力反抗的无奈伤痛。两个译本都做了不同的处理，葛译本用了增译的方法，刻画更加细腻，更为生动。陈译本以直译为主，译文较为平实。
译例1：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这句出自杨绛刚得知钱钟书要第一批下放干校时的段落。此刻作者心情复杂，对于突然而来的离别，心中烦乱不舍之情，让原本准备为丈夫庆生的心情，瞬间一落千丈，难以下咽离别之“宴”。
葛译本： I ladled out some of the clear broth and poured it over a half bowl of rice， but it didn’t help my appetite.
陈译本：The chicken was only bits of skin and bone， that added to the news I’d just heard， took my appetite right away， and even with the help of some soup from the hot-pot I couldn’t manage to finish my rice.
葛译本直译本句，用but it didn’t help my appetite表现出清汤泡饭也无法提起胃口来，用词准确，didn’t help从侧面表现出作者的无助与伤感。陈译本使用增译，that added to the news I’d just heard， took my appetite right away，补充说明了是钱钟书提前下放这一消息使她心中难过没有了吃饭的胃口，更加直白易懂。
译例2：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看着钱钟书离开，杨绛及女儿和女婿的牵挂，惦念与不舍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此处如同一幅黑白画面，沉默无声，悄然难过。“痴痴”很难译出，其中包含了太多无法说出口的情绪。
葛译本：once we boarded the train and got him settled into one of the cars， the three of us returned to the platform to wait stolidly for the train to pull out of the station.
陈译本：once he was settled in， the three of us went back out onto the platform and waited silently for the train to leave.
两个译本都没有把“痴痴”翻译出来，略逊色于原文的艺术效果。葛译本用“stolidly”意为迟钝地，缺乏热情地，冷漠地。而陈译本“silently”是沉默地，在情感色彩上都略有逊色，没有译出“痴痴”所蕴含的内在情感，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
二、反讽语句翻译对比
译例4：经受折磨，就叫锻炼。
这句话是文章中少有的作者对下放干校直抒胸臆地表达愤怒和不认同，同时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葛译本：The euphemism for undergoing ill-treatment was “tempering”oneself， and get ready for some “tempering”was about the only preparation we could make.
陈译本：Durability， being able to endure， is， I suppose， what ‘being tempered’ is really all about.
两个译本在“折磨”处用了不同的翻译词汇。葛译本较为贴切地以“ill-treatment”虐待直接译出，加强并清楚地展现出下放干校本质，深化折磨一词的含义。而陈译本的翻译较弱一些。
译例5：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这里同样是作者的讽刺，表达出干校中对人的蔑视与不尊重。“血肉之躯”则表达出作者心中的沉痛。
葛译本：I marvelled at this sight-flesh and blood are still more likely to withstand abuse than anything else.
陈译本：Flesh and bone were still the most durable.
葛译本用marvelled表示惊奇，保留了血肉之躯的直译且用sight-flesh and blood多了sight更好地方便目的与读者理解，陈译本用了bone，失去一部分原文的色彩，且没有将作者“惊叹”的讽刺意味翻译出来。
三、结语
在两个译本对情感的翻译中，都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陈译本翻译力求直白易懂，以自己的理解适当增译，将原文以更加清楚的方式翻译出来。而葛译本则以直译为主，仍保留原文较为含蓄的风格，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文字语句，较少地改动。两个译本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在情感描写的翻译中各具风格，供更多的译者进行揣摩分析。
参考文献：
[1] Barme，Geremie. A Cadre School Life： Six Chapters [M].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2.
[2] Goldblatt， Howard. Six Chapters of My Life Downunder [M].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关键词】 人际意义;语气;情态;评价系统
贵州省红色旅游在全国久负盛名，尤其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每天就有1万多名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不少外国游客想了解与景区有关的历史事件，因此，加强红色旅游的对外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本国游客通过外宣资料了解历史，而外国游客则通过这些外宣资料的英译文了解中国历史。因此，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值得重视和研究。与其他旅游景点不同，红色旅游景区的外宣资料主要为一些开国元勋的讲话稿或高度评价历史事件的书面语，以展现革命成果和激励人民斗志为宗旨，所以语篇中需要有实现人际意义的手段来达到高度评价和激励的效果。贵州省拥有这样大量的红色旅游景区，本省不少学者对省内旅游景点的翻译作了一些研究，如杨司桂等以遵义市著名景点为例，提倡从顺应论视角来灵活翻译各种旅游资料（杨司桂、冉隆森，2007），但专门针对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翻译的研究较少，并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问题和翻译策略方法方面，较少关注译文对原文人际意义的再现情况。因此，本文将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以贵州省最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遵义会议会址为例，对其外宣资料英译文中的人际意义就行研究。
一、人际意义及其实现手段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功能。韩礼德把语言的功能分为三种：概念、语篇和人际。语言具备表达讲话者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等功能，即人际意义，其实现手段有语气、情态、基调和评价四种。韩礼德认为，语言的言语角色由三种语气来表达：陈述、疑问和祈使。英语中实现人际意义的语气由两部分构成：主语和限定成分，[1]主语和限定成分的顺序不同，则语气不同。在汉语中，不存在通过主语和限定成分的配列来表达语气，但主要采用语气词、某些重复结构和附加成分表达各种语气。情态指说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作出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它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表达方式也有多种：形容词、副词、情态动词等。与英语一样，汉语也有相应的助动词表达情态（如“可能”、“必须”），也有表达情态的句子、结构或附加语（如“是可能的”、“是应该的”、“也许”）。评价理论是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协商的各种态度，分为三方面：态度、介入和分级，而态度又分为三个系统：情感、鉴别和判定。情感是指个人积极或消极的感受，高兴或是悲伤、自信或焦虑、感到有趣或无聊;判定是对事件或人类行为的肯定和否定的评价意义，判断其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合法或不合法、社会接受或不可接受;而鉴别是美学范畴，指鉴赏一个事物是美或丑，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2]本文只选取语气、情态和评价系统中的态度资源，并将从这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在英译文中再现原文的人际意义。
二、遵义会议会址外宣资料如何在英译文中再现人际意义
本文将从遵义会议会址的众多外宣资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个段落进行人际意义分析以及对译文如何再现人际意义进行探讨。
例1. 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
从语气方面来看，大多数句子为陈述语气，从附加语的角度看，多数陈述语气是“无标记”语气，但也有用“了”结尾的陈述语气，如“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这些语气表达说话人在向听话人提供信息。“哪有那种大转移呢？”是唯一一个疑问语气，虽为疑问，却暗含了陈述之意，言外之意为“根本不是大转移”，只是用疑问句加强了要表达的意义，随即用“那是大搬家”来否定“那是大转移”，意在强调长征中中央红军的艰辛和到达遵义的不易。就情态而言，“简直是不堪设想”中“简直”一词表达了红军行军过程中所带东西多得难以想象;“大概没有出江西”中的“大概”表推测，说明红军长征开始时所带东西太多，途中艰苦的生活又迫使他们丢掉这些东西。
原文的人际意义部分可试译为：
Of course those things were abandoned one by one at last， probably not out of Jiangxi yet.
How was there such a big evacuation？
They carried pots and pans and even military machines， which was virtually unimaginable.
在该译文中，用一般过去式的陈述句再现了原文的陈述语气，如“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译为“Of course those things were abandoned one by one at last”。疑问语气“哪有那种大转移呢？”在英语中属于“rhetorical question”，虽为疑问，实为自问自答，故仍然用疑问句“How was there such a big evacuation？”翻译。表情态的词“简直”用了“virtually”而没用“simply，just”翻译是因为“virtually”程度更高，而“大概”则用英语中的对等词“probably”翻译，这样，原文的人际意义就很好地体现出来了。
例2. 伟大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务必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让我们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这是会址纪念馆的结束语，判定资源用得最多，其中肯定的判定有形容词“伟大地、创造性地、重大、正确、伟大复兴的”，强调遵义会议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否定判定词只有两个――“左倾 ”和“错误”，用以否定遵义会议前王明、李德等的错误指导和其给中央红军带来的惨痛损失，否定判定词和肯定判定词的对比更烘托出遵义会议作为革命转折点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于鉴别系统包含了处于“美学”这个大范畴下的价值，以及“社会评价”这一非美学范畴，所以此文也使用鉴别系统来评价遵义会议，如“务必宝贵的”、“财富”、“新的”三个词，积极评价了遵义会议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以及革命成功后的今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就语气而言，全文大量运用了陈述语气对该历史事件进行评价，还使用了祈使语气“让我们……”来呼吁大家：让遵义会议的光辉引领我们走向历史的新起点。
该部分人际意义试译如下：
In the outstanding Zunyi meeting， the “left” dogmatism error was corrected.
It not only innovatively solved the issues…but also opened up correct path...
The lofty Zunyi meeting spirit has becom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
Today…， let us work together， forge ahead， and strive for a Chinese dream to rejuvenate our nation！
该译文中，肯定判定词“伟大地”出现了两次，一次译为“outstanding”，一次译为“lofty”，这两个词都比“great”程度更高，因此更能体现遵义会议的伟大。“务必宝贵的”仅仅用“precious”一词就能表达，因为“precious”就包含了“无比宝贵”之意，比用“valuable”更贴切。否定判定词“左倾”直接用“left”表示，“left”在英语中也表示左倾的概念。“让我们……”这个祈使句同样用英语的祈使句型“let us” 来表达，只是把状语提前，使句型更紧凑了。
本文是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运用于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翻译的一个尝试，以期让贵州省红色旅游对外宣传的英译文达到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杨司桂，冉隆森. 从顺应论看旅游景点翻译的变通性[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关键词：翻译；修辞意识；修辞力量；受众；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88-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7
1 . 引言
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在经历多年的努力后，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的标志性事件。西方文学向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文学准备好拥抱世界了吗？在国内评论界看来，莫言或许并非中国唯一有实力获得此奖的重要作家，他的得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这座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国外出版的莫言小说翻译作品部分颠覆了莫言原作品的结构，作品中大部分地道的中国当地语言用归化法翻译，以西方受众的接受度为基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认为：“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翻译。”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向世界宣传中国、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工作显得益发重要，翻译担负着此种重任，在参照“信、达、雅”的标准外，还应参考语言的民族化问题。翻译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的目标就是培养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的人才，有效地影响译文受众是翻译行为的主要目的（陈小慰，2012）。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当前的翻译人才培养中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应付各种专业考试，如工程英语、银行英语、GRE、TOFEL等，进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潜下心来立志将翻译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才少之又少。而从事翻译的人才因为并未重视译文受众心理上的接受度，翻译值得商榷。比如：
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阿城《棋王》，转引自陈宏薇，1998）
这句话中，如果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简单地译为My classmate then added inflammatory details to him about my story就不能向母语为英语的译文受众传神地表达出这句话的原来意蕴，汉语中有“添油加醋”一词，比喻叙述事情或转述别人的话，为了夸大，添上原来没有的内容。恰巧英语里有“add spice to”和“spice up”两个词组，非常恰当地、并贴近原文文本意义地表达出“添油加醋”这个词的准确意义；所以把这句话翻译成“My fellow student then told him a well-spiced version of my story”。
这类译文翻译的不准确性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的修辞话语力量认识不足，不能有效地利用修辞话语影响译文受众。为此，本文提出，应加强修辞意识的培养，提高译者对译文受众、对译语修辞传统和译文话语修辞力量的理解与重视，在翻译过程有意识地认识到修辞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有效地传达出来。
2 . 修辞的定义
“修辞”两个字连用，早在先秦就开始了。《周易》上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话。这里的修辞是修饰文辞的意思。古代希腊人很重视修辞的研究，古代希腊的修辞学（或叫修辞术），指的是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的艺术和修饰语句的艺术。修辞，狭义上就指文字修辞；广义上包括文章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全过程，同时也包含文字修辞。今天，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修辞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语言材料的修辞特色，还要研究语言材料和各种语言之外的因素（如语言环境、交际对象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修辞不仅同语音、词汇、语法、逻辑密切相关，还同语言环境、交际对象、文化背景、心理因素等密切相关。
修辞除了具有说服艺术及加深别人的印象和抒情效果等传统意义之外，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接受的意义就是运用语言去有效地影响读者，对读者施加潜在影响力，接受语言所传达的思想，并让读者采取相应行动（邱文生，2012）。也就是说，修辞是一种语言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语言表达行为，作用在于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提升语言的审美价值。修辞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且在认知活动中伴随着审美的追求。而译者在修辞语言的刺激下，进入修辞认知活动，重构概念之间的审美关系，并将审美认知结果尽可能地映射到译语文本中，从而让译文受众也能在译入语语言的刺激下产生审美共悟（邱文生，2012）。
3 . 在翻译中引入当代西方修辞学的视角
译者在工作中，应将翻译与修辞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具备修辞意识，了解修辞与翻译之间的内在关系。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是对原文的再创作，是一种语言活动。既是语言活动，就存在修辞问题，因为修辞就是研究语言表达效果的艺术，修辞就是运用语言去影响读者，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古典修辞学基础上继承并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是强调用言辞影响受众，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将话语的象征力量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如何有效地利用象征资源影响受众的认知行为是其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西方新修辞学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将话语理解为社会行为，是发话人、话语以及受众在社会情境中的互动（柴改英，2008）。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在谈到话语行为的象征特性时表示，现实的搭建是人类通过象征完成的，因此话语是以“话语动机”（motives of discourse）这一社会符号性质的特征参与社交，从而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人类群体之间的和谐。
而在翻译的研究领域中，我们已经从语言、文化、功能、规范等角度入手，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却缺乏对译文受众的研究力度，对译文语言的修辞力量缺乏认真的研究。翻译是交际，翻译学对研究人类交际问题的学问，也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学问；当代西方修辞学将言语视为作者与受众之间建立的广泛、密不可分的社会联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对象，言语脱离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想象的。因此，翻译涉及的不仅是单纯的言语转换，而是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作者心理等在内的宽泛的文本转换，翻译学需要借鉴西方当代新修辞学的意义理论指导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在宽泛的文本转换基础上着眼于对译语受众的研究力度，研究如何进行正确的翻译来影响译语受众。
4 . 翻译过程中的修辞意识和方法
西方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创立的“认同说”（identification）里认为只有当这个人的言语被我们认同时，我们才有说服他的力量（Burke， 1969）。人类生活在社会环境中，是由人本身、职业、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信仰、价值观、世界观等多样的特性构造而成，当我们与他们享有某些共同物质时，如有相同的、参与同一个社会组织时，即取得了与他人的同一（柴改英，2008）。当今叙利亚内乱中，美国与西方各国团结起来谴责共同的敌人――叙利亚，就是典型的同一。肯尼斯・博克的观点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受众在译文文本中感受到译文语言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在价值观、态度、情感特点、知识结构、认知心理等方面认同时，译文文本才有可能对受众产生影响。修辞在与个人经验和背景的互动中形成了修辞构想，而这些构想只有被受众接受并吸收，才能呈现译文言语本来的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必要对修辞意识进行深度的关注、研究，以受众为中心，体现语言的象征力量，让译文言语在受众心中产生与译者同样的修辞的构想，才能影响受众，达到译文行为的目的。下面介绍几种方法。
4 . 1 以受众为中心，充分展现译文的修辞力量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方法多种多样，异化法与归化法是常常谈到的两个重要方法，受众中心化是归化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受众中心化以读者为中心，译者首先将译文读者的需要置于首位，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历史、风俗、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并形成各自独特文化特性和语言表达方式，在研究、翻译文本时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不可译性。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考虑到文化因素和受众的心理特征，对源语信息进行重组，使译文受众产生与原文受众同样的反应。这体现了翻译以受众为中心，采取归化的翻译手法以排除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信息顺利传达（李春光，2012）。从修辞的角度分析，这也是一种致力于对译文受众产生影响的象征活动的实质（陈小慰，2012）。例如：
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钱钟书：《围城》，转引自陈宏薇，1998）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周经理得知方鸿渐回国后职业无着落，表达安慰、显示好意的话。“走走”在语境中不是单纯的take one step，也不是walk，而是“到银行去露个脸，露个脸也等于让大家知道你是银行的职员”的意思。译文应为：
I’ll put you on the payroll at the bank. You can drop in during the day and in the evening tutor my son while looking for a job. How’s that？（珍妮・凯特、茅国权译，转引自陈宏薇，1998）
drop in意思是pay a causal visit，象征性地“上上班”的意思。
在文学翻译中，受众意识的重要表现得很明显，但在应用性翻译中，则更应重视受众的接受度，在翻译中，去有效地影响受众，让受众接受译文话语，相信译文话语传递的信息，实现翻译的目的。
例如，“有目共赏”是一电视机广告，在汉语语境中，“有目共赏”明显地套用了成语“有目共睹”的形式以产生新鲜的效果，但其字面译文You can enjoy it if you have eyes在英语语境中失去了广告中最重要的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意义怪异，不具备让受众信服的理性基础，更谈不上产生广告效应。该广告如套用英语习语，改译为Seeing is believing，一方面向客户显示出了产品的优质质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简洁明快的语言美，贴近了受众的诉求策略，较好地对译语受众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鉴于以上例证，翻译应考虑译文受众的接受度，不是简单的文本转换，译者自身应学会从受众心理出发，认识到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严格重视用译文对受众施加影响，达到翻译的目的。
4 . 2 应考虑到受众对译文形式的认同感
肯尼斯・博克认为，所有的文字形式都是一种行为（Burke， 1969），一个民族习惯的话语表达传统，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是不合规范、难以理解的，熟悉的行文方式能有效地影响受众，达到预期的效果（陈小慰，2012）。译者应充分熟悉两种语言的结构、表达等特点，在翻译中，使用译文受众熟悉且具有认同感的相应表达方式，在结构及形式上贴近译文受众，让译文地道自然，贴近受众的心理，对其产生预期的影响。
例如，“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中国谚语是对偶句，形式对称均衡、整齐美观；节奏鲜明、铿锵有力；内容凝练缜密、互相映补：“无心”对“有意”；“插柳”对“栽花”；“柳成荫”对“花不开”。但翻译成英语时，应考虑译文受众的接受度，从有效影响受众的角度考虑，按译文受众习惯的“对偶工整”手法来安排，翻译成：
Follow love， and it will flee； flee love， and it will follow you.（李定坤，1994）
再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对苏州和杭州的赞美，是一对对偶句，前后两句对称，翻译成：
In heaven is paradise； on earth are Suzhou and Hangzhou.（朱佩芬：1995）
原文中“堂”和“杭”压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然而英译文未将原文的尾韵译出，这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在翻译中无法避免，但译者尽量将损失减到了最小，采用了译文受众接受的形式，提高对译文受众的影响程度。
4 . 3 采取顺应源语文化的翻译方式影响受众，使其领略不同文化与语言的风采
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以受众为中心，顺应受众来完成对受众施加影响的任务。奈达（1993）曾说过“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坚信自己国家的语言是最美的”，保留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才能体现源语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色。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翻译也要巧妙地说服、诱导受众，使受众在倾听的基础上，接受译者的影响，实现译文的修辞任务。通过翻译采用译语受众接受的方式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用受众接受的方式介绍过来，满足译语受众的好奇心，使其领略异域文化以及语言的风采，让其情感上与源语文化受众同一化，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译者与受众“双赢”的互动过程。例如：
这对年轻夫妇并不相配，一个是西施，一个是张飞。
This young couple is not well matched， one is a Xi Shi―a famous Chinese beauty， while the other is a Zhang Fei―a well-known ill-tempered brute.（转引自陈宏薇，1998）
这句话里的西施和张飞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却为译文受众不知。因此，在翻译时必须作一下加工，在人名或其他专用名词的前后加几个词，以作简短的说明，使其了解这两个人物的基本特点。
5 . 结语
修辞与认知相关，是人类思考的表达方式。译者在翻译中，需要在修辞认知活动中，重建译文体系，以受众为中心，用受众接受的方式向受众传达信息，译者与受众的情感同一程度越高，译文就能更有效地影响译文受众。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在两国人民之间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互影响关系。
参考文献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Burke， K. A Grammar of Motive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1993.
柴改英.从肯尼斯・博克的话语修辞观看公示语的和谐功能及其翻译[J].外语电化教学，2008（3）：36-41.
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陈小慰.翻译教学中修辞意识的培养[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86-90.
李春光.论外宣翻译中受众中心化与译者主体性的和谐统一[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7）：54-57.
李定坤.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人们之间表达陈述生活的标志与符号是语言，各个国家之间的语言各不相同。全世界经济趋于整体化，交流沟通程度逐渐密切，程度不断加深，商务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各个高校的教学活动当中，商务英语的地位不断提升。因此，商务英语的翻译特点需要特别了解，在商务英语的翻译工作当中需要遵循基本的翻译原则，采取合适的翻译手段。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发现探索商务英语翻译的内在规则，使工作更加的主动自觉，也更加有助于分析工作的开展。
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
商务英语和普通英语有相同的语言学特点，但是商务英语相比普通英语而言更加的整体，商务英语是普通英语的综合体，商务英语的翻译相比于普通英语翻译更加的复杂，了解起来更加的困难。现如今，国际贸易间的商务活动在经济社会当中充当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交易双方都希望在商务交流活动当中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商务英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需要尤其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忠于原文。商务英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完整性与真实性是需要特别遵从的，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将原文当中的深层内容表达出来，特别是原文当中潜藏的内在信息。具体要求是在保证原文基本意思的基础上，还需要将原文当中的潜在的内在含义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在商务英语的活动当中，商务英语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完全了解当中的信息以及要求，商务英语翻译需要完全忠实的展现原文当中的具体文化信息。
术语的精确翻译。在国际贸易交流活动当中，翻译当中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一般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经济、贸易以及法律等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因此一个优秀的商务英语译者需要了解各个领域当中的专业术语。需要将原文当中的信息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因此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准确的相对应的专业术语，其主要目的是强化词语当中的准确对应与正确使用，从而满足读者能够充分了解清楚原文当中的意思。
语句简单凝练。在商务活动当中，交易双方追求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当中取得高效率的活动目的，这项要求也是商务活动当中最基本的活动要求。在商务活动当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要求，就是需要保证语言以及动作从礼出发。所以，简洁准确的将当中需要表达的内容良好的表现出来成为了提高商务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商务文件的翻译需要尽可能的简单凝练，在翻译当中突出重点，简单客观，礼貌的同时理论述服能力也同样重要，客观真实是商务翻译的追求的基本方向，不要求如何华丽夸张的辞藻进行修饰。
文化心理学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的基本方式
文化心理学当中的商务英语翻译，有基本的翻译方式需要遵循。主要包含了以下几点内容。
理解和组成操作方式。翻译的过程是理解过程与组成过程相结合的一个有机过程，二者之间相互结合，共同作用。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读者不单单需要了解表面信息，文件当中的潜在信息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将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读者和文件之间是有联系的。文化心理学和人之间的认知的过程、情感过程以及意志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三个心理现象与心理活动的进行都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开展，从而实现文化心理的过程。在文化心理当中包含的内容有文化价值、文化行为以及文化表达形式。在文化心理学当中，其主要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了解服务以及表达服务。这个过程是同步完成的，从整体出发，分层面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工作，判断出文化心理信息当中的内容以及具体的操作内容。
转述技巧。翻译过程当中的转述，也就是译者对于商务文件当中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解清楚，并且通过另外一种语言的形式清楚详细的表达出来。在认知心理学当中，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知识表达，需要具体了解的内容是陈述什么，用怎样的方式陈述等各类相关问题。在认知心理学研究当中，认为认知心理学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分别是陈述性以及程序性。陈述性指的是可以被表达出来能够用语言描述的内容，程序性的重点内容则像是说明，关于怎样完成知识构造等等。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主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两个方面操作内容的转述。但是经常一些商务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用词不当造成意思偏差的情况。但是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校正操作，进行调整改变，最终实现词语的准确表达。
文化角度上的商务英语翻译
中文商务词语与英文商务词语之间的照应关系当中，主要是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具体关系。
毫无对照。中西商务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重合有相对应的地方的，肯定存在各种不相同的地方。西方商务文化当中的内在含义在中国的商务文化当中也许完全找不到对应点。例如商务文件当中牵涉到的法律条款，近代“新自然法”学派当中那个提出的许多内容，像是“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在西方这些理论已经融入到法律文件当中，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内容只在政治当中才能够找到。另外，权力效用的限制以及相关思想内容的空缺，像是商务文件当中法律责任部分经常出现“司法独立”这一词汇，在翻译以及理解起来就非常的困难。最后，中西方之间存在的制度差异，很多西方当中存在的像是“罢免”在中国商务文件法律概念当中是不存在的。
相似对照。在中西商务文化当中那个，有些内容之间是相互重合的，但是有些部分的内容又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相似性。例如“权力”这一概念，在西方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并且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没有进入到中国之前，中国文化当中是存在“权力”的概念的。但是其实在中国儒家思想当中，就有权力这一基本思想内容，虽然两者之间的定义略有不同，但是总体上的内容还是极为相似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权力”和中国文化当中的“权力”是差不多的。清楚了解了这个内容，在翻译起来就会更加的准确，更好的处理和“权力”相关的一切翻译内容。
心理文化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的手段
文化知识内容丰富。国际当中的商业贸易交流属于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充分了解各个国家当中的文化含义，清楚其他国家当中文化风貌，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文化语境的基础当中将原文件当中那个陈述的意思清楚准确的表达。所以，只有清楚客观的了解了贸易双方所共有的民族文化，才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他们当中表达的确切的价值要求，然后良好的完成在商务交易过程当中有关各自个文化交流当中的问题翻译，完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准的跨文化交流。
上海电影译制厂虽于1957年4月1日才开始以厂建制，其前身翻译片组则早在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之时就已设有。此时正值新中国建立伊始，对外实行“一边倒”即与苏联结盟方针，亟待肃清包括电影在内的西方国家影响，迫切需要大量译制苏联影片，因而它一俟组建就领受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翌年完成10部苏联电影译制的任务，并且要求不再沿用以往打幻灯字幕或同步解说“译意风”方式，而是采取先行一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刚刚试验译制成功的《普通一兵》“对口型”配音做法，以使广大中国观众能够完全看懂看好。组长陈叙一率领导演周彦、寇嘉弼和录音师陈锦荣等四人，在前往东影参观学习归来后，立即紧张投入所承接的第一部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后改名为《小英雄》）的译制。
当时的上影翻译片组，除去长春参观学习的人员，只有三名配音演员（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和两名俄文翻译（陈涓、杨范），以及辅助人员，力量极为有限，工作条件更是非常艰苦，仅在位于福州路与江西中路交叉处的汉弥登大楼有一间临时办公室。陈叙一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见方的屋子里面，摆着两张粗木台子，几条矮脚板凳，一张靠墙的台子上，放着一套皮包放映机。在放映机前面，横排着的板凳上，坐着十来个人，他们是翻译、导演、录音、剪接……‘上影’的第一批外国影片配音工作人员。屋子里的空气很混浊。放映机哒哒的声音和演员对着‘口型’念的台词搅合在一起。当演员对不上‘口型’的时候，大家在一旁都有些着急。真想抽口烟，定定神。不行！屋子里有胶片，放映员坚决不答应……”
因为别无专门场地及设备，待到排戏、实录阶段，只能利用上影厂的生产空隙“借窝下蛋”般进行。其时上影厂也仅有原中电一厂和二厂留下的几个破旧摄影棚，并且分散在闸北区天通庵路、静安区金司徒庙等处，译制人员每天抱着原片和音效素材拷贝，像打游击战似地见缝插针来回奔波其间。麻烦的是位于金司徒庙的大摄影棚没有录音设备，而天通庵路场地虽有录音设备但生产很忙，不可能有大量空余时间给译制组使用，排戏就不得不安排在金司徒庙那个棚，但因太大而不适用，就设法在棚里再搭一顶帐篷，挂一块白布当银幕，翻译、导演、演员等一起钻进钻出，等到把戏排熟了再转至天通庵路去录音。就这样经过辗转奋战，终于在1950年4月24日迎来了上影第一个翻译片新生儿─—苏联故事片《小英雄》呱呱落地。
是年6月，翻译片组正式落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一幢老式洋房，在这里因陋就简建立起自己的固定制作基地，虽然不过是利用一个40多平方米的汽车库改装而成放映间，墙壁刷白做个木框作为“银幕”，再在三层屋顶上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搭起录音棚，并配置一个光学录音机，加上一个剪接间，但总算具备了译制工作的基本条件，一直使用至1976年底迁入永嘉路383号新址。就在这里，翻译片组保质保量地完成一部部接踵而来的译制片，国别从最初的苏联逐步扩展到东欧以及西方，语种也从单一的俄文增加至英、法、德等语言，先后将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版的各类片种影片525部4714本译制成汉语版，同时将我国摄制的各种影片93个节目553本译制成外语版，还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配制国产故事片74部761本。在创造令人瞩目的辉煌译制业绩同时，留下了含辛茹苦努力耕耘的足迹。
老一辈的上译人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录音机是用旧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杂国”牌，录音棚由于隔音条件差被戏称为“漏音棚”，而且还不能录群众场面和外景戏，万一遇到这种戏，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移到棚外的场台上进行，结果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保加利亚反特片《警钟》的译制，片中描写工人群众与敌特斗争的场面比较大，特地安排一天深夜到场台上去录，当录到女主人公发现敌人纵火焚烧机器设备时，便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就这么几声叫唤，把附近武定路上的居民给惊醒了，不知道这是在录音，还真以为谁家着火了，刹那间只见居民住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大呼小叫惊恐万状；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被惊动了，赶来问明情况后不无批评地说：“深更半夜怎么在露天录音？为什么事先也不打声招呼？这样影响多不好！”
吃一堑、长一智，后来译制波兰影片《华沙一条街》时，就改为转移到位于宝通路的上影技供厂的花园里去录了。谁知又碰到了新的矛盾，片中的吆喝声把附近谁家的狗给逗叫了起来，只要这里一出声，那狗便在远处狂吠一阵，人呼狗应、此伏彼起，一直被纠缠到天快亮了，也许那狗叫累了才不再搭理，可是拖粪车又出动了，铁轮箍压着鹅卵石路面发出隆隆响声。好在很快就走了过去，大家紧赶慢赶总算在天亮以前完成抢录。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影片《小英雄凯茨》的录音，片中外景戏特多，但厂里的场台与技供厂都不便再去，正当大家为之犯难的时候，不知谁想出了个绝招：上万国公墓！后来证明这真是个好主意，既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来干扰，录出来的效果也特棒。由于是第一次踏进公墓，大家在没戏时不无好奇地浏览起各式各样的墓碑来，有一座碑上的铭文特别令人感动，是年迈的老父悼念自己女儿的：“这里埋葬着我的幸福，我的爱！”虽简简单单几个字，却令人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之情，当时在场的杨文元一直难以忘怀，这位1950年夏即进入翻译片组的老资格配音演员，每逢回顾往事，总会提及这一情景而由衷慨叹：“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老翻译片组的人们，我相信他（她）们的心坎上也有一块热爱译制片事业的无形之碑，那就是：这里怀着我的幸福、我的爱！”
正是经过这样一点一滴地不断摸索，陈叙一带领大家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译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实践中建立起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科学严谨工序：每当一部外国影片投入译制之前，首先组织全体创作人员集中观看原版全片，了解其内容、风格、样式乃至流派特色，确定翻译、译制导演、录音师和配音演员，随之各自进行台本翻译、分本分段、熟悉角色等相关准备；然后进入实质性配音操作，包括初对、复对、排戏、实录、鉴定、补戏；最后完成对白磁带、音乐效果磁带的混录合成，使译制工作既错落有序展开，又切实保证质量。
对于上述各道工序，陈叙一逐层把关、一丝不苟，尤其翻译和配音两大环节，更是严格要求、从不放松，正如他所一再谆谆告诫的，上译厂“有两件事是要天天下功夫去做的：一是剧本翻译要有味儿，二是演员配音要有神，关键是要下功夫。” 而这又源于他对译制工作独到而精辟的认知：“译制片是艺术的二度创作，是魂的再塑”，坚持在译制中必须以原片所提供的人物形象、感彩和角色表演为依据，运用语言、声音和情感进行艺术再创作，做到翻译准确、配音传神，从而达到对原片人物心灵进行再塑造的艺术效果。
为此，陈叙一始终紧抓“一剧之本”不放，把主要精力放在剧本质量的提高上，专门在厂里设立了“编辑制”：甲翻译的剧本，由乙担任编辑，如果翻译的水平较低，则注意配备一个水平较高的编辑，虽然编辑在银幕上并不挂名，但担负责任重大，除负责剧本的修改，着重对口型进行把关，还要和翻译、导演一起参加初对，负责回答导演的提问。这一举措不但使投产的剧本保证在一定水平之上，而且还促使翻译的业务水平迅速得到提高。陈叙一常常亲自担任编辑，尽管他曾就读教会学校，而且从小就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一面看原版片一面口译，但凡是遇到英文本，总是严格查对原文斟字酌句，对其他语种的剧本常从分析戏的内容和角色着手，同翻译一起充分讨论，碰到问题时还亲自查阅字典，逐字逐句的推敲。他尤其注意译制电影视听并重艺术特征的体现，强调观众是通过译者翻译的语言与画而吻合来理解和欣赏具体作品的，“语言”必须是形象性与视觉性相结合，能使观众听了一句或一段台词，即使不看画面，也能无需思考就立即明白其含义并想象出画面，要求译者按口型长短、动作节奏和角色表情所严格限制的范围，选用恰当的语言字数，不仅表达原意，还要传达意境，做到“有味”。他亲自翻译的《雾都孤儿》《神童》《简爱》《大独裁者》等，以及经他修改润色或导演的《》《王子复仇记》《巴黎圣母院》等影片，都能做到出色地再现名著、原作的风格特色，语言洗练，言简意赅，丝丝入扣，对人物形象塑造和心理刻画都赋予神采和光泽，富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深得专家同行们的称誉和观众喜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的口头语“takeiteasy”，被他译为“悠着点”；《加里森敢死队》里流氓队员们对加里森的称呼，又经他译为“头儿”，一时竟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其影响远远超过片子本身。
[关键词]戏剧翻译 《推销员之死》 表演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031-03
Death of a Salesman（1949）作为美国现代悲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成名作，在美国上演取得骄人成绩后，在1983年被搬上了中国的舞台，并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在国内能看到的有三种译本，包括：1971年姚克的译本，1980年陈良廷的译本和1983年英若诚的译本。姚克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由他率先将Death of a Salesman译入中国。姚译本忠实原著，琅琅上口，但由于姚先生在译本中使用了许多非常地道的北京话，北京以外地区的读者理解有困难，因此读者范围相对有限。本文要进行比较的对象是，国内研究Death of a Salesman的学者较多采用的陈良廷译本（以下简称“陈译本”）以及为搬上话剧舞台而“量身订做”的英若诚译本（以下简称“英译本”）。笔者将在从戏剧翻译的特点出发，剖析两种译本的区别。
一、戏剧翻译的特点
（一）戏剧语言的特殊性
一部戏剧作品既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同时又是舞台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刘金龙、高莉敏，2010：96）。因而一部戏剧既要关心其作为书面文本的效果，又要考虑其作为舞台剧本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戏剧被创作出来，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他日搬上舞台以表演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因此相对而论，大部分剧作家更看重的是未来观剧的观众而非单单通过阅读剧本获得感受的读者。试想，历史上哪部名留青史的戏剧作品不是通过演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戏剧的这种特殊性必然导致了其语言的特殊性。
“戏剧语言既不同于小说、散文语言，又不同于一般诗歌语言。比之于前者，它更像诗，即使是用散文写成的剧，它的语言也应该是诗化、充满着诗意的；比之于后者，它又更具有小说的描绘性、通俗性、口语化、个性化。它是兼有二者特点而又与二者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文学语言”。（汪榕培、王宏，2009：142）即便单单从阅读感受而论，戏剧与小说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读完一部小说，读者往往在脑海中构筑成了一个丰富而又独特的世界，作家在创作时也十分留心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而读过戏剧剧本过后，读者往往会有“不完全、不彻底”之感，甚至某些地方“不知所云”。究其原因，是因为“戏剧文本在阅读时是不完全的， 还未得到完整展开，因为只有在表演时，文本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Bassnet，1991：120）。这便是戏剧剧本区别于其他文学文本的特殊之处。剧作家在创作时就是抱着他日上演的目的，使用了一种与其他文本不同的语言习惯和结构，既要做到给表演者以提示又要有发挥的空间。
（二）戏剧翻译的特殊性
基于戏剧语言的以上特殊性，无论是戏剧创作还是戏剧翻译都有不同于处理其他文学文本的特殊之处。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仍陷于迷宫中——对翻译与戏剧的再思考》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Bassnet & Lefevere，2001）根据可表演性原则，话剧译本不能只是好的文学读本，更应该是舞台表演易于操作的蓝本。为了能够译出这样的译本，译者不仅要处理其与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要面对与未来观看此剧的观众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王卫平和乌兰在《试论英若诚译的艺术成就》一文中，创造性地用一个模型进行阐释：
从上图可以看出，剧作者P的原作W1可以直接由本国语言的读者R1阅读，也可以导演为口头形式S1的戏剧，操原语的观众或者听众A1可以直接享受舞台上的戏剧。但要将戏剧传达给操目的语的读者R2，必须由译者将原作W1翻译为目的语的译本W2；操目的语的导演或译者将译本W2改编为口语形式的目的语剧本S2，再由演职员演绎为目的语的戏剧，最后戏剧S2才传达给目的语的观众A2（王卫平、乌兰，2005：64-67）。经过这样几番“接力”，最后呈现的戏剧作品在目的语国家上演时要做到与原语国家上演的效果一致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在翻译戏剧作品的过程中，倾注的经历不见得会比剧作家在创作时耗费的少，像玛丽安（Maryann）在谈到戏剧翻译时曾说“译者必须置身于剧中，犹如亲临其境，亲历其事，亲睹其人，亲道其语，亲领其甘，亲受其祸，亲享其福，亲得其乐，亲感其悲”（转引自汪榕培、王宏，2009：147）。
二、两种译本的比较
1978年米勒首次访华，当年的《外国话剧资料》杂志的第1期刊登了梅少武所写的长文《阿瑟·密勒（米勒，引者注）的六个剧本》，同期刊登了陈良廷译的《推销员之死》的剧本（熊婷婷，2007：56-60）。1983年，阿瑟·米勒第二次访问中国，赶在他来之前，英若诚用六个星期的时间重新赶译了该剧的舞台剧本。当时，已经有了姚译本和陈译本，为什么他都没有采用呢？对此，英先生坦言，“现在的译本不适合演出”。他希望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语言节奏上保持米勒的风格，但是意思上又设法寻找晓畅、活泼、上口的北京话，力图在风格传递上保持原作神韵、在语言表现上又增加民族乡土味儿”（吴戈，2006：7）。以下我们不妨从译文的增补、删节和口语化的角度，通过具体例子来看英先生的译本是否达到了他期盼的效果，而陈先生的译本又有何不同。
（一）译文的增补和删节
例1.LINDA：Well， you’ll just have to take a rest， Willy， you can’t continue this way.
WILLY：I just got back from Florida.（Miller，1994：
6）
林达：得了，你非歇会儿不可。威利，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威利：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陈良廷，1980：13）
林达：哎呀，威利，你就是该休息一阵子啦，再这样干下去不行。
威利：我刚从佛罗里达休养回来。（英若诚，1999：17）
陈译本遵循了原文，直译成“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这也遵循了米勒要给读者留下理解空间的初衷，而英译本增加了“休养”二字。对于原语观众来说，佛罗里达州是很熟悉的疗养胜地，很容易理解威利为什么这样回答林达叫他歇一阵子的要求。但对8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所以加上“休养”使意思明确。
例2.There’s little attachment on the end of it. I knew right away. And sure enough， on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heater there’s a new nipple on the gas pipe.（Miller，1994：42）
在橡皮管的一头有个小附件。我马上就明白了。果然，在烧水的煤气找底肚上有个新的小喷头接在煤气管上。（陈良廷，1980：63）
管子的一头安着个接头儿。我一看就明白。他打算用煤气自杀。（英若诚，1999：78）
此处是林达向儿子描述威利如何有自杀的打算。英译本删减了部分台词，主要是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陈译本则完整地译出了原作，但这段用作舞台表演，显得有些拗口，观众也不容易听懂。
例3：How can I insult him in that way？（Miller， 1994：42）
我怎能那样侮辱他呢？（陈良廷，1980：63）
我要是当面说，他的脸往哪放呢？（英若诚，1999：78）
此处是儿子问林达为什么不直接把煤气管子拆了以阻止威利时林达的回答。英译本采用了增词法，加上原句没有的“当面”，强调了林达矛盾的情绪，也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二）从译文的口语化角度
两种译本的语言风格也有较大的不同。英译本“北京味儿”较重，在当年《推销员之死》演出的中文剧本的封页上，英先生曾这样写道：“至于《推销员之死》，因为原剧用的是四十年代末纽约的中下层社会的语言，其中不乏某些土语，因此译文中也大胆地用了不少相应的北京土话。这样做是否得当，自然还需要观众的批准。”（英若诚，1999：1）据说，米勒在导演该剧时就要求说，要把它演得美国味十足，办法就是把它演得中国味十足。可见他对英若诚的这种译法也是很赞成的。而陈译本更多地遵循原作，努力向读者展示著者所表达的意思。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英译本多用归化，陈译本多用异化。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就可看出区别。
例4.You are counting your chickens again.（Miller，1994：44）
你蛋还没孵，就在数鸡啦。（陈良廷，1980：65）
又是八字没有一撇，就想发财。（英若诚，1999：80）
此处是威利讽刺儿子太异想天开。英语原句出自谚语“Don’t count chickens before they’re hatched”。陈良廷先生采取直译，是典型的异化；而英先生恐怕是担心观众一时不习惯这种类比而改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八字没有一撇”。笔者认为，这两种译法都是非常恰当的，陈译法保留了原文的“精髓”，而英译法则是为适应戏剧表演时“瞬时性”（一句台词观众只有机会听一次）的特点。
例5：Maybe it was the coffee.（Miller，1994：5）
也许是咖啡作怪。（陈良廷，1980：7）
说不定就是那杯咖啡闹的。（英若诚，1999：14）
例6.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I’m goin’ off the road！（Miller， 1994：6）
不料一下子我竟离开了车道。（陈良廷，1980：8）
车子老往轱辘外面甩。（英若诚，1999：15）
例7：I’m fat.I’m very—foolish to look at，Linda.I didn’t tell you，but Christmas time I happened to be calling on F.H.Stewarts，and a salesman I know，as I was going in to see the buyer I heard him say something about—walrus.And I—I cracked him right across the face.I won’t take that.I simply will not take that.But they do laugh at me.I know that.（Miller， 1994：24）
我胖了。看上去我真是——一副蠢相，林达。我没告诉过你，圣诞节那会儿我凑巧上斯图尔特公司去，我刚进去看个买主，碰到认识的一个推销员，听到他说什么——矮胖子。我啊——啪的打了他一耳光。我咽不了这口气。我就是不肯咽这口气。可是他们当真在笑我。这点我知道。（陈良廷，1980：38）
我太胖。相貌太蠢。我没你跟说，林达。圣诞节那会儿我去见F.H.斯图尔特，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推销员也在。我一进门儿的时候他们正拿我开心呢，说我是大狗熊，我当时就给他一嘴巴。我不吃这个，我说什么也不吃这个。（英若诚，1999：45）
以上几个例子当中，英先生使用的语言像“闹的”“往轱辘外面甩”“给他一嘴巴”“我不吃这个”等，都带有明显的“京腔”。笔者认为，最精彩的例子应该属下面一句：
例8.There was a man started with the clothes on his back and ended up with diamond mines！（Miller，1994：27）
他一个人光带着随身衣服出去闯天下，结果开到了钻石矿！（陈良廷，1980：43）
你看看人家，俩肩膀扛一个脑袋，最后是几个钻石矿到手啦！（英若诚，1999：52）
三、结语
英译本对话剧《推销员之死》在中国的成功上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英先生本人丰富的话剧翻译、表演经验密不可分；而陈良廷先生作为我国优秀翻译家，其译作更贴近原文，作为文学研究对象价值很高。两种译本各有千秋，为广大后人研究《推销员之死》一剧、一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
【参考文献】
[1]Bassne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Methuen，1980 rev，120.
[2]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Miller，Arthur.Death of a Salesman.New York：Viking Press.1949，2nd Version.
[4]陈良廷.阿瑟·密勒剧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刘金龙，高莉敏.戏剧翻译的文化之维[J].中外戏剧视线，2010（4）：95-99.
[6]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7]王卫平，乌兰.试论英若诚译《推销员之死》的艺术成就[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5（2）：64-67.
[8]吴戈.英若诚、阿瑟·米勒——中美戏剧交流的两个“推销员”[J].中外戏剧交流，2006（7）：56.
[9]熊婷婷.从功能派角度看话剧翻译兼评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1）：56-60.
[10]英若诚.推销员之死[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对于文中“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字，现行的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都将其释义为“相互”。如《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语文上，苏教版）对“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便给出了如下解释：“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再如《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语文上，人教版）、《古代汉语》（上）（郭锡良等编）及 《古代汉语字典》也不约而同地将“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解释为“相互”这一义项。此种释义方法，看似并无不妥之处，但细细斟酌后，笔者发现，事实上，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解释为“互相”尚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的。笔者拙见，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字翻译为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你”或“你们”，更符合《陈胜世家》节选部分和全文的文意，即“苟富贵，无相忘”一句应被翻译为“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
由于“苟富贵，无相忘”释义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相”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且“相”字也是一个在文言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古词，故本文中，笔者将对“相”字的义项群先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而后再进一步讨论“苟富贵，无相忘”一句的翻译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早期甲骨文阶段，“相”字的写法为“”，象征着“古人爬上高树远眺侦查”。关于象形字与古词本义的关系，郭锡良曾有过如此见解：“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形体结构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篆文，比起楷书来，离造字时代要近一些，象形的特点要明显一些，多一些，这为我们分析词的本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古人爬上高树远眺侦查”这一义项，很可能正是“相”的本义，而且，从现存的语言文字资料来看，此义项已经消失。到了晚期甲骨文阶段，“相”字则被写为“”，构造形式由原来的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而这种变化也表明，“相”的词义在当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远眺侦查”扩大到一般意义上的“观察”或“省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慎的观点中得到证实：“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树。诗曰，相鼠有皮。”（《说文解字・目部・相》）对于“相”的词义，《词源》（商务印书，1999年版）和《古》也给出了以下几个义项：
（1） 共也，交互也。（二气感应以相与 《易》）；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互相”、“相互”；
（2） 也。（金玉其相 《诗》）；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相貌”、“质地”、“实质”；
（3） 视也。（相时而动 《左转》）；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仔细看”、“察看”；
（4） 助也。（辅相天地之宜 《易》）；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辅佐”、“帮助”；
（5） 摈也。（愿为小相焉 《论语》）；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古代主持赞礼和司仪的人”；
（6） 选择也。（上春相噬 《周礼》）；此义项实际上是对“视也”这一义项的再次引申；
（7） 送杵声。（邻有丧，春不相 《礼》）；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劳动时的号子声”；
（8） 官名，百官之长，谓相其君以行政也。如相国、丞相；此义项在《古》中是作为“辅佐”、“帮助”义项的引申义出现的，并且还可以再次引申为“扶助盲人的人”这一义项；
（9） 乐器也。（相即拊也。以韦为表，装之以糠，击之以节乐者也 《礼・治理以相》）；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古代乐器名”。
尤须一提的是，对于“相”的词义，除了以上列举出的诸多义项，《古汉语虚词辞典》（增订版）（王政白编纂，2001年版）还给出了其他几种义项，现笔者亦将其列举出来，以便帮助我们形成对“相”字各义项的系统性认识。②
（1） 表示相继做同一件事，相当于“先后”、“一个接一个”。（与其妾讪良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离娄》）
（2） 表示同时同地做某事，相当于“共同”、“一起”。（鲁孟孙、叔公、季孙相戮力劫昭公 《韩非子・内储说》）
（3） 用在句中，舒缓语气，可不译。（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 《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用法并不常见，很可能是由于方言的特殊性造成的）
（4） 表示称代，代称接受动作的对象，而所称代的对象必定是倒置的宾语。（此种情况即笔者所说的“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
① 表自称，相当于“我”、“我们”。（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② 表对称，相当于“你”、“你们”。（苟富贵，无相忘 《史记・陈涉世家》）（此种释义方法与笔者所持观点相同）
③ 表他称，相当于“他”、“他们”。（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 《论积贮疏》）
④ 代称物，相当于“它”。（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然莫相知 《三戒・黔之驴》）
至此，“相”的诸个义项几乎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相信大家对于“相”字的义项群也有了较之以前更为全面且系统的认识。现在，我们再回过来分析一下“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究竟应被释义为哪种义项，才更加符合《陈涉世家》节选部分及其全文的文意。
首先，翻译古文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被翻译的整句话内部要符合常理和逻辑。而将“苟富贵，无相忘”翻译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实际上是有悖于常理和逻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大家”富贵与否无外乎三种情况：（1）“我们大家”都富贵了；（2）“我们大家”都没有富贵；（3）“我们大家”之中有一部分人富贵了，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贵。但无论是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不存在“我们大家”相互忘记的情况。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由于“我们大家”都富贵了，自然就不存在忘不忘记彼此之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既然大家都身无长物、捉襟见肘，同样也不存在忘不忘记彼此之说了；至于第三种情况，也是最符合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翻译思维的一种情况，同样是不符合常理与逻辑的。因为按照此种翻译思维，“苟富贵，无相忘”是陈胜用来嘱咐与自己一起干活的人，富贵之后，不要忘记昔日共患难的穷朋友的。既然如此，便只存在富贵之人忘记向时穷朋友的情况，又何来向日穷朋友忘记富贵之人的说法呢？因此，忘记这一动作，在“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只可能由“我们大家”之中后来富贵的那一部分人发出，而不可能由“我们大家”一起发出。即“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字，并非“相互”之义，而应是表示偏指一方的代称（这里应为表第二人称的代词“你”或“你们”），做忘记这一动作的宾语才对。
再者，判断一句古文的翻译是否正确，不仅要看被翻译的整句话内部能否讲得通，还应将其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观察翻译后的现代白话文能否与前后文衔接得当。“苟富贵，无相忘”一句的后一句为“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这句话，用现代白话文翻译出来就是“和陈胜一起佣耕的人，笑着对他说：‘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将其与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对“苟富贵，无相忘”的翻译结合起来便是：
陈胜：兄弟，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啊！
佣者：（哈哈一笑）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
上面这段对话，显然是讲不通的。原因就在于陈胜所说的“我们大家”（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到了佣者的口中，竟变为了“你”（第二人称单数形式），而这种变化，使得陈胜的嘱咐与佣者的回答南辕北辙。质言之，按照常理，听到陈胜的嘱咐后，佣者的回答应是：“我们大家同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但我们都知道，关于“若”这一文言词，不要说在《史记》之中，就算纵观目前可考证的一切语言资料，我们也未曾发现其有“我们”这一义项。如此，将“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译为“相互”，实际上忽略了此话与前后文的衔接是否得当的问题。而解决此种衔接不当问题的办法就是将“相”字译为表示第二人称的代词“你”或“你们”，此时，陈胜与佣者之间的对话也就变为：
陈胜：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
佣者：（哈哈一笑）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
变化后的这段对话，不仅在常理和逻辑上能够讲得通，而且这也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刻意安排，即用佣者的无知从反面来映衬陈胜非池中之物。这不仅与紧跟上述对话其后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形成呼应，而且也为下文陈胜组织和领导大泽乡起义这一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埋下了伏笔。而善用伏笔，正是司马迁创作《史记》时所表现出的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
最后，若想准确地翻译古文，除了要注意正确把握被翻译句子本身及其与前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还应注意检查，翻译后的句子是否基本符合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特点。我们都知道，《史记》在描写人物上的艺术成就之一便是“对话语言符合人物个性，生动传神”。这既是《史记》的艺术特色之一，也是其作者司马迁所表现出的创作特点之一。“苟富贵，无相忘”一句出自陈胜之口，而陈胜并非一般人，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胜和当年凭一句“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而使“梁以此奇籍”的楚霸王一样，是一个素有大志的英雄人物。换句话说，陈胜发出“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绝不是因为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而是他内心深处扎根已久的想要“富贵”的宏图之志。由是观之，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译为“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之义，更符合陈胜这个向来怀有“陈胜王”之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个性。而这则又一次证实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并非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所讲的“相互”之义，而应是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的第二人称代词，即“你”或“你们”之义。
【参考文献】
① 本文中所说《古代汉语字典》均指张双棣、陈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本，下文均简称“《古》”。且各个义项后的例句，笔者只从原文献中选择了一句，以方便大家理解和记忆。
② 王政白还认为“相”有“表示整体范围”之义，相当于“都”、“全”、“统统”，但其所举例句中“相”的词义与其所既定的义项并不相符，故笔者此处并未将此义项列举出来。详见《古汉语虚词辞典》（增订版），第577页。（王政白编纂，2001年版）
③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上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92页。
一、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着,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 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 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 Typological 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 The policeman caused Mary to die.
关键词:长句,英语合同,功能对等
1.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国际贸易越来越活跃,而贸易最终依靠的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合同。国际商务合同一经依法订立,就成为一种法律文件而对缔约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成为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因此,国际商务合同具有法律语言的周密严谨、句式较长的语言特点给商务合同的翻译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本文以分析各种长句的主要成份以及其特点为切入点,从英汉语言差异角度加以比较,通过一些例句说明在此类合同中较为复杂的长句的常用翻译方法和技巧。
2.国际商务英语合同的语言特点
一、英语的句法特点是关系词丰富,重视空间构建,即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然后运用 各种关系词把有关的材料组成各类枝干,依附或嵌扣在主干上;汉语则偏重运用活动词,甚至 尽量省略关系词以达到活动词集中和突出的效果,汉语句法的特点是按照各动作实际上或逻辑上的顺序来安排各活动词在句子结构中的先后位置。
二、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法律文件,其句式具有周密严谨、冗长复杂等特点,
三、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功能对等,每一种情况、条件、要求或断定都要顾及到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种种设定、种种意外、种种解决方法。“一个句子常常要照顾到千变万化的情况,自然就长。长句排列组织不好就容易引起混乱、误解、歧义”(傅伟良,2002)。
所以,商务合同具有句式讲究、用词严谨、条理清晰、长而不乱、逻辑性强的特点,将英语合同文本汉译时,应尽可能保留合同语言的特点。
那么英语合同中长句是怎样衔接的呢?主要是靠使用英语语言的衔接手段。
最为常见的衔接手段是介词。有如下几类: 1)普通介词at,by,for,from,in,of,on,to,with,within; 2)分词介词including; 3)二重介词since before ; 4)短语介词because of ,instead of,in case of, in consideration of, in order to, with respect to, due to. 其次是连词,包括: 1)并列连词and, both and, a
s well as, not only but also,neither nor; 2)转折连词 but, yet, while; 3)选择连词 or, either or; 4)因果连词 for, so; 5)从属连词: 1 引导名词性从句的从属连词:whether, if; 2 引导副词性从句的从属连词:when, while, as, since, before, after, as soonas,because, as if, than, although, even if; 另外有关系代词、关系副词:who, which, where等。 3.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长句的翻译原则与标准 商务英语合同汉译的原则是实现英汉两种语言在同一商务合同中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因此汉译时要采用一切手段,除了必须再现原文传递的内容外,还必须再现原文作为合同的语气、文体特征和专业特点,使英汉两个版本的合同在两种语境里发挥类似的功能以期达到相同的交际目的。
商务英语合同长句翻译的具体操作标准是:
1)忠实准确(Faithfulness and Accuracy) 由于商务英语合同专业性很强,尤其是在法律术语、关键词语的翻译时,仅在意义上保持“忠实”还不够,还要做到造词准确,译者在造词表达时要严谨。
例1.Party A shall beunauthorized to accept any orders or to collect any account on and afterSeptember 20. 译文:自9月20日起,甲方已无权接受任何定单或收据。(陈 陈建平,2002) 英语使用“on and after + 时间”这样的双介词短语实际上是指包含当天日期在内的起止时间,因此译为“自9月20日起”。
2)规范通顺(Expressiveness and Idiomaticness) 由于商务英语合同是庄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决不允许文字上的随意性,要求使用“规范通顺”的合同语言,符合约定俗成的含义,译文要做到非常idiomatic。 比如“documentary bill at sight”译为“即期付有单据的票据”,概念不清,应译为“即期跟单汇票”。“有权”在英文合同中可译为:to havethe right/keep the right, 但reserve the right to do s th.比前两种表达更正式。Reserve 是更为严谨、正式的表达,更符合合同这种文体 例.If a firm anticipates the future imposition of quotas,its strategy will be to gain as much market as possible regardless ofprofitability. 错误译文:如果公司预计未来会对配额征税,该公司就会不考虑赢利性而实施尽可能拓宽市场的策
略。(陈 陈建平功能对等,2002) 此句误译是由于对配额制度背景知识模糊所致,配额作为一种手段,根本谈不上单独征税,the future imposition of quotas 意为“将来实施配额制度”,而不是未来对配额征税。这里还牵涉到对impose(vt.)相对应的名词imposition的正确理解。译者要考虑其与quotas 的搭配关系以及配额制度的背景知识,来决定其准确的意义是“将来实施”,这正是所谓一个单词与另一个单词组合获得了一种新的搭配意义(collocation meaning)。因此,下面才是正确的译文。 正确译文:如果某个公司预计将来会实施配额制度,其策略就是不考虑盈利而获取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
4.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长句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正如前面所述,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的长句是由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造成的,下面我们即对长句中的介词和介词词组、定语从句和定语、状语从句和状语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总结出了保持原文语序、改变原文语序、分译、合译等方法与技巧。
4.1国际商务英语合同长句中的介词与介词词组的翻译 例1.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o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Joint Ventures and other relevan t Chineselaws and regulations, __Company and __Company, in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throughfriendly consultations, agree to jointly set up a cooperative venture in__, __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译文:中国__公司和__国(或地区)__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 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__省__市,共同举办合作经营企业,特订立本合同。(吕昊 刘显正 罗萍,2005) 上句虽长,但一目了然地找出本句的主语 “__company and__company”和本句的谓语 “agree”,加上由 “inaccordance with” 引出的两个介词[论文网 ]短语 “through”引出的介词短语作状语,表示谓语动词“agree” 的方式。在原文中,主语 “___company and___company” 被安排在了两组同一介词 “in accordance with” 引导的介词词组之间,避免了重复。而在译文中,主语 “中国___公司和__国(或地区)___公司”被安排在了句首功能对等,这样使译文符合汉语主语放在句首的表达顺序,使合同的主体突出。而 “in accordance with”所引导的两组介词词组却在一块译为“根据”和“本着” 表示行为方式,在用字上没有重复。 4.2国际商务英语合同长句中的定语从句和定语的翻译 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的定语从句和定语等修饰语是造成合同文本中句长的又一原因。因此,我们对合同中出现的定语从句和定语的翻译进行分析和讨论。英文的定语从句和定语的翻译方法很多,也很灵活。 英文的定语从句在汉语译文中常见的位置是在先行词前面,刚好与英语的反过来,因为汉语的定语位置习惯如此。汉语中的前置定语常用“……的”字结构。 例:One side which meets force majeure should notify theother side by fax or e-mail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give the other side theofficial certif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express mail within two weeks. 译文:受不可抗力阻碍的一方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用传真、电子邮件将不可抗力的发生通知另一方,并在此后的两周内,用国际特快邮件将当地政府证明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的文件寄给另一方。(吕昊 刘显正 罗萍,2005) 上例英文定语较短,在被修饰的名词词组的后面比较明显。定语从句被译为汉语中的“的”字结构作定语成份,放在被修饰的名词词组的前面。与原文比较,在语序上按汉语的表达习惯做了调整。 4.3国际商务英语合同长句中的状语从句和状语的翻译 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造成长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出现状语从句和状语。状语从句多为条件状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和方式状语从句等。翻译过程中对这些状语从句的处理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状语置于汉语的谓语动词前充当汉语句子中的状语;二是将状语置于汉语句子中主句的前面充当状语。英语中由介词短语引导的或是由状语从句引导的较长的状语
几乎从来不直接置于限定谓语动词的前面,但可以置于句首、句中、句末。英译汉时,条件状语从句的翻译比较灵活,其位置按汉语习惯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句中、句末。 例: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signing and coming into effectof this contract, the Buyer shall proceed to pay the price for the goods to theseller by opening an irrevocable L/C for the full amount of USD30,000 in favor of the Seller through a bank at import port. 译文:买方须于本合同签字并生效后三十天内通过进口地银行开立以卖方为收益人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全部货款30000美元。(廖瑛 莫再树,2004) 此句的主干为 “the Buyer shall proceed to pay the price forthe goods to the seller” ,其中含有一个时间状语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signing and cominginto effect of this contract.”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商务合同中许多表示时间的状语所表示的是某一缔约方必须在何时何地承担某一义务和享有某一种权利,即时效性。所以时间状语应尽量靠近表示义务责任的关键词“须” 。另外,此句中还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方式状语 “by opening an irrevocable L/C”和三个介词短语 “for the full amount of USD30,000 in favor of the Seller through a bank at import port”做定语修饰 “an irrevocable L/C.”按照汉语的行文规范,方式状语一般应位于动词之前。若同时有时间状语和方式状语时,英文的通常顺序是方式在前,时间在后功能对等,而汉语恰恰相反(见例4斜体)。
4.4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两个意思紧凑的句子的翻译 由于合同中有些句子的意思紧凑,分开来译反而不严谨规范,所以为了合同便于理解,有时很有必要合二为一。 例1:All disputes, controversies, or differenceswhich may arise between the parties, out of or in relation to or in connectionwith this agreement, or for the breach thereof shall be settled throughamicable consultation. If three occasions of consultation fail to settle,through on Mutual Encour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the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__shall apply. 译文:在执行本协议中产生的或关于违约的所有分歧,应经过友好协商以解决,如经三次以上协商解决无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__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进行。(吕昊 刘显正 罗萍,2005) 以上译文采用的合译法,译文结构紧密,简洁明了,一气呵成。相反,若按原文分开译出,译文会显得断断续续。比如上句的 “The L/C must specify that transshipment an dpartial shipments are allowed.”会译为“该信用证必须注明允许分批装运和转船。”重复了“该信用证” ,显得不够简洁明了。
主谓结构为主干,插入多种多样的修饰语成份。而汉语多用活动词,句式上按照各动作实际上或逻辑上的顺序来安排各种活动词的先后位置。 长句翻译的难点集中表现为介词和介词词组,定语从句和定语,状语从句和状语的翻译。但是我们在对英语句式进行研究分析的同时,提出了商务英语合同中长句的翻译原则:功能对等,标准:忠实准确与规范通顺,方法与技巧:保持原文语序、改变原文语序、分译、合译等。这些方法使用的前提是我们要保持清醒并且首先要找出主干句,再分析各修饰成份与主干句之间的关系(时间的先后顺序、空间的前后顺序、逻辑的因果关系、顺承关系等等),再着手进行翻译。 尽管长句给翻译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是可以通过大量研究和学习前人已有的合同翻译,特别是其中的翻译与方法技巧,在国际商务英语合同中灵活转换翻译,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和速度。
参考文献:
[1]祝吉芳.英汉翻译.文法与试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廖瑛莫再树.国际商务英语语言与翻译研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翁风翔.21世纪国际商务英语丛书实用翻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4]吕昊刘显正罗萍.商务合同写作及翻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郭富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关键词： 英汉文化 对比 翻译
一、引言
对于“什么是翻译”这个问题，中外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曾给出多种答案。张培基先生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的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1980）英国翻译家Catford认为：“翻译可以定义为一种语言（源语言）的篇章材料与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对等篇章材料的替换。”（Catford，1965）而张今先生则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指出：“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1994）
从以上所列定义可见，翻译过程是一个语际转换过程，是一个在目的语中找出与源语言对等的表达法的过程。翻译涉及双语之间的语言、文化等的对比和转换，通过对比，掌握英汉语之间的差异，掌握话语转换的规律，对于译者在翻译交际活动中充分表达源语言不同层次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二、英汉对比分析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1992）。翻译将“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洛夫，1985）的过程，总是离不开对这两种语言进行对比。
这种对两种语言进行的对比分析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对翻译的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比语言学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英汉语言对比，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因为英汉互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都是建立在英汉两种语言异同对比的基础上的”（陈定安，1998）。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要确定两种语言中对同一概念的表达法在翻译中是否对应，译者必须对这两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篇章、语用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翻译则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对语言的对比分析，归根结底是对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对比分析。而译者对这两种文化差异的充分了解则是成功进行翻译活动的先决条件。
三、翻译中的英汉文化差异对比
翻译既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方面的信息在翻译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更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是翻译的基础要素。语言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文化的民族性在语言中的体现，使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在研究翻译的语际转换时，必然要涉及两种文化的对比与转换。“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反映文化才有意义。因为翻译首先涉及的就是意义，而词语只有与文化相关联才有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郭建中，2000）。
（一）英汉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一个民族既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又像一个窗口揭示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陈定安，1998）。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特殊文化，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洞察源语言与目的语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以下从几个主要方面对英汉文化差异对语言带来的影响加以比较。
1.文化背景差异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人口众多，因此汉语中有许多农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成语。例如：“对牛弹琴”、“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等。而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人民多从事航海业及相关行业，因此不少英语谚语都来源于航海事业。例如：“Still waters run deep.”“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In a calm sea，every man is a pilot.”等。
2.联想差异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而思想则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在英汉语言中有许多共同的比喻，如用雪比喻白，用狐狸比喻狡猾等，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英汉民族往往用不同的比喻表达同一思想。例如：“胆小如鼠”――as timid as a rabbit；“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守口如瓶”――dump as an oyster；害群之马――black sheep等。
3.世界观差异
由于制度、信仰、审美观、价值观等的不同，英汉民族对同一事物和词汇往往有着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例如英国人以黑色表示悲哀与庄严，而传统上中国人则以白色表示哀悼；中国人习惯用黄色象征低级趣味，那些内容庸俗、有严重色情倾向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被称为黄、黄色书刊，而这些用语中的“黄色”却与英语的yellow毫不相干；英语中与此意对应的却是blue（蓝色），表示“下流、猥亵、”的意思，如blue films（黄），blue software（黄色软件）等。
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数字7在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英国人不仅喜欢用“七”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归纳历史人文景物、社会团体、宗教仪式等，如“七宗罪”、“七大圣礼”、“世界七大奇观”等，更常常用“七”来表示不确定的、含糊的数目，如：Keep a thing seven years and you will find a use for it.（东西放着，总会派上用场）。与此相对的，中国人则对数字9特别看重，“九” 代表了“无限、神圣”之意，同时也常用“九”来表示“多个”之意，如：“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比喻某个家族族大人多，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物都会有。
4.社交风俗差异
由于社交礼节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英汉语言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在文字上对译的。比如中国人习惯把自己的配偶称作“爱人”，而与之相对应的单词lover在英语中却表示情妇或情夫的意思，因此中文的“爱人”应该译作wife或husband；英国人打招呼时说Hello或Hi，而中国人则习惯说“吃过了没有？”或“去哪儿啊？”，如果直接根据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则往往会被误解为过于关心别人的私事。
以上种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语言表达差异是翻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只有充分了解这两种文化，才能在翻译中运用恰当的语言，以恰当的方式把原文的意义准确地表达出来。
（二）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功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则是思维的工具，记录着思维的成果。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思维对语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因此，语言差异是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思维方式差异在表达方式上的体现。
翻译活动包含三个要素：翻译的客体――原作，翻译的主体――译者，以及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思维。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就是思维活动的过程。英汉两个民族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而这些思维差异又影响了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通过对比和分析英汉两民族的思维方式，了解其差异，有助于译者加深理解原文，在翻译实践中，使译文更加自然、准确。
1.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
总体上看，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而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则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英民族比较注重并擅长于抽象思维能力的运用，抽象表达法在英语中的使用非常普遍。例如英语常常大量使用概括、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和微妙的情绪，往往难以用汉字对应翻译。而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却恰恰相反，更习惯于运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概念，比如汉语的成语、比喻、谚语、歇后语等表达方式都给人一种明确、直接、形象的感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根据英汉语不同的表达习惯作相应的虚实互化处理。英译汉时，根据语境化虚为实，将英语的抽象词具体化，使译文具体、生动、形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而汉译英时，则运用英语抽象化的手段，化实为虚，使译文更有效地传达原意。例如：
1）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聪明人防患于未然，愚蠢者临渴掘井。
2）敌军等待着援军的到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The enemy waited for the reinforcements’ arrival with a frenzied agitation.
2.直线思维和曲线思维
英民族的思维模式呈直线型，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时，他们总是开门见山表达要点，再分点说明予以展开或层层推演，借助各种衔接手段引出新信息，从而对主题进行全面说明。而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呈曲线形（或螺旋式），因此汉语习惯于先分述，或从侧面说明，最后迂回点出主题。英汉民族各自不同的思维风格导致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英语句式结构多为前重心，而汉语句式多为后重心；受思维模式影响，英汉语篇分别呈现直线型与螺旋式的逻辑特征。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求同存异，既遵循原意，又按照目的语习惯加以调整，从而使译文忠实、流畅、地道。例如：
1）I came across my old college roommate at the entrance of the theatre in town today.今天在镇影剧院门口，我遇到了大学时的室友。
2）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J.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3.分析型思维与综合型思维
文化与哲学是不可分的。西方人的哲学强调主客对立，物我分明，重形式论证，主要侧重于分析型思维，表现在语言中，则是重形合，要求结构严谨，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各种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结构复杂，形成了“树杈式”的句式结构，主语一般不能省略，连词、介词用得多。而中国人的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交融，重整体抽象，重综合型思维。汉语重悟性，即不凭借严谨的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根据主观直觉，从逻辑及上下文中“悟”出关系来，因此在语言简约和模糊。汉语重意合，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语序，层层推进，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的句式结构。汉语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多，连词用得少；文章求全面，不怕重复，词句求平衡与对称。
对这种思维差异的对比，有助于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充分理解英汉句式的不同特点并加以恰当运用。在翻译时，英语的一个长句往往需转译为汉语的几个短句，而汉语的一个意群中的数个短句可合译为英语的一个长句。汉语句子以动词为关键词，以时间顺序为语序链，因此在英译汉时，要变从形式出发为从语义分析出发，省略英语中的结构虚词，使译文尽量符合汉语疏放的表达特点；而英语句子则以主要动词为谓语，以分词、介词、不定式、动名词等短语或从句表示汉语中相应动词的语义和动作的先后顺序，因此在汉译英时，要增强形式逻辑观念，注意语言的组织性和逻辑性，语法合乎英语规范。例如：
1）Upon his death in 1826，Jefferson was buried under a stone which described him as he had wished to be remembered as the author of the Declaration on Independence and the 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father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826年杰斐逊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在他墓地的石碑上刻着：《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信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人之墓。
2）I bought six pens which cost me thirty yuan.When I took them back home，I found they were second-hand.我买了六支钢笔，（这六支钢笔）一共三十元，（我）拿回家一看，都是用过的了。
4.本体型思维与客体型思维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这种人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中国人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并且在这种文化影响下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客观世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形态上，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描述事物和阐述事理的过程中，中国人观察或叙述的视点往往落在动作的发出者，并以其作为句子的主语，因此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或生物的词作主语，主动语态句使用频繁；而西方人却常把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并以此作为句子的主语，因此英语则常用非生物名词作主语，被动语态句的使用相当广泛。例如：
1）An idea suddenly struck him.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
2）The thick carpet killed the sound of my footsteps.我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脚步声也没有。
5.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
不同的民族在观察某些事物现象时，所取的角度及思维的方向有时是极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语中用back表示过去的时间，而用forward指称未来的时间；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与此相反，用“前”指过去的时间，用“后”指称未来的时间。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前”指过去，“后”指未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面向着过去，而英国人则是面向着未来来区分时间先后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对于涉及时间“前、后”概念的表达上，必须注意英汉思维顺序的差异，不能照字（词）直译。例如：
1）In measuring forwards from a point of time in the past，only th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is normal：...当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向后算起时，下列结构才是常用的：……
2）可是我们已经说到故事的后面去了。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
英汉民族思维顺序的差异也往往反映在观察事物时所取的不同的视角倾向，这种不同往往导致英汉语对同一思维内容采取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汉语中的“打九折”，在英语中则表达为“a ten percent discount”，汉语着眼于打折后实际付款的比例，而英语则着眼于折扣本身的比例，两者视角完全相反的。又如汉语的“自学”，在英语中是“self-taught”；汉语中的“寒衣”，在英语中却说成“warm clothes”，着眼点也是完全相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并掌握这些差异，才能够将原文的含义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四、结语
以上对英汉文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之处及其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这些差异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活动是一种涉及双语之间的对比和转换的复杂思维活动，进行对比研究则是提高翻译能力的有效方法。译者应加强对英汉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尤其是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特征和差异，形成正确的翻译思维习惯，掌握英汉翻译的内在规律，并熟练运用这些规律、方法和技巧去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1］Catford，John.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65.
［2］巴尔胡达洛夫.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冯锦，杨平.英汉对比分析与翻译教学.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7.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7］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8］张海涛.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中国翻译，1999，（1）.
严复先生有著名的“译事三难”之说，我近年做文字翻译比较多，对现时代的“译匠”事业有一些感受，觉得“难”事过三。
首先是文体。现时做翻译出版，先得谈国际版权，这是“两千年未见之巨变”。出版社买下国际版权，然后找译者翻译，译者既失主动，就要成为多面手。另一方面，一部作品往往包含多种因素，例如经文、古文、诗、对话等。
对话之所以难，在我而言，因为是南方人，译对话要“南人北语”。当年傅雷向京师求学的儿子请教北京人的口语，为的是有地道的“京味”。英国作家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花城出版社曾出了她的一个短篇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为参评翻译奖，我将书送评论家过目，得回大为诧异的评语：译文中时时见广东话，如何能评奖?――此书译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范文美先生。“海味”可，“粤味”尚未可也。我自己文体处理较好的，是小说《阴阳师》的译作。这个短篇集说的是日本平安朝(相当于我国宋代)的故事。出版社请陈平原作序，陈先生摘了作品中的一段译文，谓作者笔下有“六朝风采”。作为译者，与有荣焉。失败的经验是译一本棒球小说。自己不懂也不爱棒球，硬着头皮翻译，交稿之后，译文遭编辑“严谴”。虽然出书了，距今业已多年，一想起这本书还是苦笑。
其次是体力。出版与“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出版者视行情购买版权，总希望译作尽快面世应市。于是，给予译者的时间总是压缩。在基本上没有专职文字翻译者的时代，兼职译者常常加班。在翻译的紧张阶段，译者脸上时时挂着疲劳的痕迹。翻译的累，累积到一定时候会使我寝食不宁。每次冲刺完成译稿的最后阶段，必近于体力耗竭，神情沮丧。
翻译这一行，还有一些难处。翻译的主力是高校教师，但高校的科研统计中，翻译往往不算成果，不能作晋升职称的材料。这样一来，翻译在高校便不入主流，这就意味着最好的人才不会干翻译。广州某高校曾有翻译的名师坐镇，现在要发挥优良传统――成立翻译专业。但是，调入人才有困难。教师安于工作就有脱离主流的担忧。研究翻译是形而上，从事翻译则属于形而下。
另外，创作已普行版税制，翻译还是稿费制，翻译图书往往是一次性收益。自从教育产业化以后，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翻译的收入与上课相比已没有优势。既没有作为科研的可能，上课又驾轻就熟，辛辛苦苦翻译也就大可不必。
翻译队伍常见老面孔，其中重要原因是出版社爱找放心的、了解的译者。这样做一来改稿容易，二来可为译作加分，至少不至于减分。以前出版界培养译者的说法，就跟培养作家的旧观念一样，消失在市场经济中。新人得到的机会少，锻炼成长就难。从翻译的长远来看，是有隐忧的吧。
对于译作的印象，读者总认为译得好，肯定是原作好；译得不好，肯定是译者工夫不到家。不过，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说法，认为原作有被过度翻译(超出原作)的可能性(危险性?)。是因为“译匠”的技艺有所提高之后，难免技痒?
翻译一本书，理解和表达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名译者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匆忙赶译出一本书，当白纸已成黑字，才赫然发现大错或者小错，后悔莫及的例子，我有过一些。我订阅《南方都市报》，爱看乔纳森谈翻译的专栏，又私下庆幸我只是读者，没有被盯上――我的译作还没有入法眼，又或者，可能语种不同。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南衡阳421002）
摘要：南岳景区佛教和道教和谐共存，景区的许多名称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本文在探讨南岳佛教景点名称公示语翻译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传递原语的语义，达到交际目的，重现其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
关键词 ：南岳；宗教文化；景点名称；交际翻译
DOI:10.16083/j. cnki. 22 - 1296/g4. 2015. 08. 06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133-02
景点名称是景区公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公示语是一种给特定人群观看、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景区公示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用寥寥文字、简明易懂的图标或文字与图标相结合的方式把具有指示作用的信息传递给游客，是人们出行的好帮手。
一、南岳宗教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现状
南岳佛道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南岳衡山自古就是著名的佛道教名山。最早来到南岳开宗立派的是天台宗三祖慧思。慧思和尚于陈废帝光大二年(568)率徒众来到南岳，建“福严寺”、“藏经殿”，又有海印法师在瑞应峰下建“南台寺”，慧海法师在莲花峰下建“方广寺”等。一般认为，道教第一个进入南岳的是东汉末年的张道陵。‘九仙观”、“麻姑仙境”、“金母殿”等都是南岳有名的道教场所。
南岳丰富的宗教建筑文化、宗教艺术吸引了八方朝拜者和游客，其景点公示语的翻译也需要传递许多宗教文化。然而，景区内没有英语标识牌或者用汉语拼音代替英语进行翻译，错译、误译公示语的现象时有发生。其误译的现象既有特殊性原因，如文化传播与接收滞后等；也有普遍性原因，如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管、翻译人员水平问题、忽略文化内涵的传递等。由于佛道教文化在西方社会中的影响力并不如其他宗教，且佛道教文化资料本身晦涩难懂，对译者有着较高的要求，翻译者需要具有扎实的双语翻译的基本功，并对佛学的文化典故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目前，在知网上有关宗教旅游景点公示语的研究文章仅仅只有三十几篇，由此可见，国内这种人才现在较为稀少，在宗教文化旅游公示语的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欠缺。
二、指导理论——交际翻译理论
纽马克( Newmark)在1981年出版的Approachesto Translation, -书中提出了两种翻译模式，一种是语义翻译，一种是交际翻译。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出原作者的思维过程，力求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交际翻译则关注的是目的语读者，译者尽力为其排除阅读或交际上的障碍，使其交际顺利进行。其重点在于以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及语用习惯的形式传递原文的信息，而非在目的语规范许可的限度内尽量保留原文遣词造句的痕迹。交际翻译模式下的译文有利于加强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让读者自身去思考和感受译文中所储存的信息。通过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我们可以将宗教资料文本的原始性和现代翻译技巧的创新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将其历史背景与现代语言融为一体，传达原语语义和传递佛教文化的历史厚重感。
三、南岳宗教文化文本交际翻译策略
公示语应展现出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可以很好地展示我国的对外形象，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不断传播中国文化。旅游景点名称一般可大致分为专名、性状成分（属性名）和通名三部分。专名是专有名称或专有名词；通名是通用名称，用来指某一类事物以及其中特定的一个：性状成分是名称中重要的组成成分，通常表明方位、序列、功能、性质等。衡阳宗教旅游景点的名称结构主要是“专名+通名”，如“财神（专名）殿（通名）”，“黄庭（专名）观（通名）”。如前文中所述，南岳景点名称的历史沉淀和宗教含义是极为厚重的，语义翻译虽然能够准确无误地保持原文的语言特性并表达出来，但对于旅游景点公示语来说却不行，因为必须考虑到游客对于信息的接受能力。而在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可以针对某一个群体，在考虑该群体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的基础上，采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原意，将其翻译出来。
（一）直译。直译是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的翻译方法。可将汉字读音的拼音直接转化为英文。这种方法虽然看似简单粗暴，但在某些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比如“南岳大庙”译为Nanyue Monastery．“南岳”是一个专有地名，不需要再做其他改变。而关于Monastery这个翻译，许多人将“寺”与“庙”均译为temple，但根据佛教理论，佛教的寺宇称为佛寺，是佛家僧侣奉行宗教仪式和修习居住的地方。据传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在公元67年至洛阳，东汉政府把官署鸿胪寺让其居住。从此，“寺”就变成中国佛教寺院的名称。佛教的寺院应译为Monastery，而道家的“庙”、“观”应译为Tem-ple。
（二）音译加注。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常用于某些无法用几个少数词语来解释其背后特有文化的情况，此时译者可先对景点进行音译，然后在音译的后面用括号加注，解释其名字的来源与景物所特有的文化背景。这种方法可以让境外游客了解景点的字面意思，还能加深他们对中国宗教文化的了解，一般用于含有历史典故的景点名称。饲如：藏经殿坐落在祥光峰下，是慧思禅师所建。明太祖赐大藏经一部，存放寺中，所以称为“藏经殿”。依据典故可以用音译加注法译为Cangjing Dian( SutraDepository Hall)。“御碑亭”内置一巨大驮碑，上刻清康熙帝玄烨亲撰的《重修南岳庙记》，故这一景点可译为Yubei Ting(lmperial Pavilion)，在外国游客对于中国佛道教文化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音译是不足以描述景点名称中所包含的诸多信息的，而这种音译加注的办法可以很方便地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境外游客对于这方面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