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鲁豫有约文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举例如下：
1、《鲁豫有约》。简介：《鲁豫有约》用一段段窝心的真情话语，三千六百秒赤诚对话，千万次殷切回响，打动观众。鲁豫觉得采访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最大的益处是获得心态上的平和，获得彼此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2、《非常静距离》。简介：《非常静距离》为阶段性季播节目，节目带有明显的美式热谈话风格，选择紧贴娱乐圈热点畅言无忌，节目现场更有劲爆的音乐即兴创作，激活观众的参与热情。
3、《艺术人生》。简介：以其独特的视角、真诚的情感交流、淋漓尽致的细节描写、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将自身与一些媚俗的明星娱乐性节目区分开来。《艺术人生》节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独特的叙事视角设计和叙事要素的巧妙组合。节目善于调动其它艺术手段，运用戏剧元素挖掘艺术家身上的闪光点和矛盾冲突，使整个节目层次分明，迭起。
（来源：文章屋网 ）
世道如此。此句出自于新女性主义作家李筱懿在《先谋生，后谋爱》。
《先谋生，再谋爱》：是新女性主义作家李筱懿所著的杂文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16年4月出版。全书主要围绕都市女性的生活探讨展开，讲述了许多不同女性的故事，向读者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谋生与谋爱，谁更重要。
作者简介：
李筱懿，先锋女性主义作家，自媒体矩阵“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创始人，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理念，打造都市女性生活社群。已出版作品《灵魂有香气的女子》、《美女都是狠角色》、《爱的年份》等。
2014年7月，与搭档陶妍妍共同开设女性主义原创自媒体矩阵“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包括系列图书、公众号、广播、视频，分享生活微智慧，输送情感正能量，与260万城市女性共同成长。
在《鲁豫有约》联合新榜的“2016值得关注自媒体”榜单中，李筱懿所创立的公众号“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被授予了“最有温度自媒体”，同时被称为了“自媒体平台温暖力量的输出者”。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凤凰卫视；传播机制；经营策略
一、话语权――优势地缘空间的策略选择
在现当代文化诉求领域中，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文化正在超越报纸和广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弗朗索瓦・若斯特所言：“电视的发展逐渐使自己获得文化的价值，电视通过日常的节目播出建构起大众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培养了一代电视群体的成长，使自己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实践。”正是基于电视传播的这一突出优势地位，在话语空间的建构与维护上，其具有其他传播媒介所不具备的特征体现。
凤凰卫视作为华语电视的代表，其掌握的深度话语权与稳定政策把握是同一地域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1996年3月，新闻集团默多克麾下的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与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其前身是美国新闻集团控股的STAR卫视中文台，1996年3月31日正式开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壮大，已成功开办了中文台、电影台、欧洲台、美洲台和资讯台，资讯台通过亚洲三号s卫星覆盖亚太、北美、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4亿人口。在如此庞大的传播系统中，交融着大众传播与分众传播、地域传播与时空传播。而在这里，话语权的掌握与维护必将深刻影响着传播领域内的受众群体发展的走向，必将带来“风暴式”的信息变革。中国传媒大学副院长王纪言在谈及凤凰卫视传播策略成功经验时说：“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个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王纪言此番话道出在优势地缘空间中敏锐把握时机、引领活语走向、开掘潜在实力等方面，凤凰卫视真正做到了话语权的定位与延展，话语环境的创建与优化。
媒体话语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三大规定性空间的支撑：政策空间、资本空间和内容创新空间。
1，政策空间是影响传媒运营行为的决定变量
凤凰卫视巧妙地将政策壁垒转化为最大化的受众心理凝聚，将空间局限因地因时转变为规定化的媒介号召力。相关数据显示，43％凤凰观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比本土电视观众的同等程度高出34％。42％凤凰观众是经理、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在不同层次上掌握不同程度的权力。此类人群在传播内容的投放和设置中成为凤凰卫视聚集华人关注力的主要因素。
2，资本空间是带动媒介持续推进的核心动力
我们所熟悉的《昆仑油特约之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红牛凤凰全球连线》《芙蓉王特约冷暖人生》和《红云红河时事开讲》等，这些品牌电视栏目与企业品牌的双向合作的运营理念，传达出的是一种拓展信源通道，注入可观资金的电视传媒策略，由此带来的是电视栏目品质精良，受众认可度的快速提升。
3_内容创新空间是弥合受众信息视阈的根本源泉
构建立体化、全视野的信息空间，在紧密把握信息公信度的同时，找准受众收视兴奋点，不断挖掘其潜在认识层面，全面释放自我的媒介竞争力，加之主持人与评论员明星制的整合完善，对受众形成的是权威性与客观性于一体的媒介形象，从而延伸了无限大的收视空间。
二、收视率――多元信息视阈的受众观照
从凤凰卫视诞生至今，12年的时间，这只振动彩翼的凤凰已扶摇直上，飞临亚太、欧美和北非等7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华人主要聚居区，将华语心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受众群体的增长，带来的必定是收视率的激增，在把握收视率的稳定与提高中，凤凰卫视运用话语“出位”理论，适时适宜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析报道，既明确了节目传播主旨，同时也合理地调动起观众的收视热情，在“润物细无声”中，积极影响着受众的社会认识与认知结构。与内地电视媒体相比较而言，凤凰卫视更为突出，乃至世界各地的话语交流。
凤凰卫视借助香港大众文化的基础，汲取多元文化营养，创造出符合大陆观众的大众化接受传播方式。
首先，给予受众资讯自是其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凤凰卫视从海量新闻资汛中拨沙拣金，筛选最为重要的信息，节省了观众的时间，也高效率地搭建起资讯平台。凤凰卫视首开“说新闻”之先河，一改新闻节目长期以来严肃说教的面孔，“这种大量运用口语化语言，使用交流式、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使人际传播搭上大众传播的快车，增强了信息传递的对象感和交流感。”
其次，打造华语CNN，传播华人声音。凤凰卫视成立之初就以“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向全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为宗旨，抓住每一次机遇，创造出华语媒体直播时间的最长纪录，是凤凰卫视打破了西方电视传媒对全球信息的垄断格局，代表着华语媒体跻身于国际传媒大军之中，正在也必将打造出属于华人自己的华语CNN。
最后，推行文化创新，给予受众传媒智慧。“信息完整、声音多元，搭建一个多元话语平台”，这既是现代传媒话语交流的基本要求，也是受众对日趋复杂多元的信息做出遴选的基本前提。信息完整指的是对采访不加任何删改，照实播出；声音多元就是要严格遵守“平衡性”原则，反对单一信息源和单一观点，尽可能从不同角度切入，提供不同观点，以供观众选择。从《欧洲之旅》《两级之旅》到《走进非洲》，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电视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等做出的有效传播，是对受众认知水平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此类节目增强了观众的主体性和诉求性，进一步表征了在全球化共同认识上的文化创新。
三、主持人――强势传播机制的对话载体
在凤凰卫视树立起全球化品牌形象的过程中，其“三名主义”的人才战略是迅速取胜的法宝之一，并由此大开中华区电视“明星制”的先河。“电视明星不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才逐步摸索出的一条路”。作为凤凰卫视当家人――凤凰卫视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曾言：“以‘三名战略’(名主持、名评论员、名记者)为主要特色的明星制，是凤凰卫视在出生之前就已经选定了的坚定路线。”广泛而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印象和视觉认同是塑造其活商标的最好形式。
明星主持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实现其价值转换前需要对其进行包装和推广。通过对节目市场的准确定位，找准“卖点”；辅之以节目宣传片、专业网页、平面媒体宣传及观众见面会等周边产品的烘托。凤凰卫视对于主持人的培养与打造，在基于上述几点的同时，更在主持人个性化、形象设计和高效竞争机制等方面投入大手笔，做出大文章。
凤凰卫视的造星策略在上述几点中可以得到近乎完 美的印证。它紧密结合本台实际，着力构建有自我定位与特色的明星主持人。凤凰卫视为主播量身定做了一系列节目，如“时事直通车”中的吴小莉，“凤凰早班车”中的陈晓楠，“锵锵三人行”中的窦文涛和“鲁豫有约”中的陈鲁豫等已经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主持人明星化是经过被重新“制造”“通融”的过程，是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新闻理念渐趋外化的表征，是在成功借鉴西方电视主持人包装经验的基础上，符合实际的运作模式。这其中，“三名战略”中的每一位名主持、名评论员和名记者皆是传播载体中的重要一环，是成就华语电视媒体推行明星制的样板。正如一位优秀主持人所言：“凤凰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给你一个舞台，不给你限制。你不是有能力吗?那你就尽量释放你的能量。”
名牌节目《鲁豫有约》主持人陈鲁豫，以其善于倾听的对话定位、坦率理性的人文关怀和知性敏感的情感把握而从众多谈话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她善于把握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倾听其或喜或悲，或怒或怨，或理性或感性的话语情感内容。吴小莉以敏锐的视角和清晰的思路，加之她对社会人文情态的深入认识，将每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以主持人独特视角与话语方式做出目标明确的传播，使《小莉看时事》兼具多维剖析、脉络把握和人性关爱等特点于一体的新闻专栏。
在凤凰卫视的团队中，有一支独具特色而十分“抢眼”的队伍，这就是时事评论员。时事评论高度适切，紧密结合发展动态，以华人视角解读事件缘由，将理性的思考光芒照射于枯燥的新闻事件中，是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和杨锦麟在节目中一以贯之的播出理念，也是凤凰这一多元新闻平台孕育的具有前瞻性的产物。《骇客赵少康》《时事亮亮点》《震海听风录》和《有报天天读》等构成凤凰卫视独有的传播链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一传播链中，时事评论员与主持人一同构建起立体化的交流平台，实现着二维传播样态的多侧面延展。
四、营销点――品牌经营策略的经典演绎
打破一个传统模式的同时,再人为设定一个新模式,或是“播放限制框架”,这是不是就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这是值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者动脑子、算细账的。
“四家卫视联播”的做法到底始于何时?我没看过准确的统计。有的文章说是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的,感觉应该更早。(编者注:1999年,曾出现十余家卫视“联播”《天龙八部》的局面,此后,主管部门规定一部电视剧的首轮联播省级卫视数量不得超过4家。)“《团长》联播事件”所引发的关注,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所有得到联播待遇的剧集,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的速度,都开始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同步,不再有赶播的情形。这种同步的默契,貌似制止了恶性竞争,维护了购片的电视台,但对手握遥控器的观众来说,却是一种频道选择权上的剥夺!如果再考虑到一部剧集的相同部分,竟在同一时间段,占用了四个不同的电视传输资源,这又实在是一种对社会信息投放空间的浪费了。
有人可能会说,“多播制”是市场的产物,有助于剧集生产的优胜劣汰,也打破了过去“热剧如想大红,必须登陆央视”的传统推广模式。可是,打破一个传统模式的同时,再人为设定一个新模式,或是“播放限制框架”,这是不是就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这是值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者动脑子、算细账的。
以近期荧屏为例,最红的“高希希版《三国》”在江苏、安徽、重庆、天津四家卫视同步首播,并引发了这四家电视台一系列综艺相关栏目的跟进,动用了易中天、钱文忠、纪连海、阿忆、袁阔成、刘兰芳和《鲁豫有约》《李静静距离》《今夜有戏》等一系列的名人和栏目资源;稍后,《战士》继在北京台上星后,又在江西、河南、四川、贵州四家卫视开始联播;与《战士》情况近似的,还有尤小刚的《杨贵妃秘史》;而以“对撼三国”为卖点,《手机》也将登陆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家卫视……如果考虑到稍前开播的《猎鹰1949》《地道英雄》《万历首辅张居正》,加上更早的《北方有佳人》《历史的进程》……全国30余家上星频道,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才播出了10来部观众瞩目的实力剧集!这个比例是多了还是少了?它究竟证明了电视剧生产和市场的繁荣,还是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不成正比?
如果说前些年,剧集串播、竞播和联播的出现,是基于“实力剧集有限”这个大前提,那么今天“四家卫视联播”式的“全国首播”,则已经成了各上星频道购片者偷懒和降低成本的办法,这办法或许在操作上省心,却极大限度的延后、甚至剥夺了众多实力剧集与观众见面的机会。看看2010年的荧屏上,晃动着多少4年前拍摄的历史剧、一年多以前就完成的献礼剧,就知道目前内地电视剧播出平台的惨烈了。我们太缺少能推出真正“全国首播”的“第五家卫视”了,这也是构成这种人为惨烈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G6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3-0201-01
>> 与你有约 社会实践有感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困境与对策 品德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 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就业关系探究 语文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新时期戏剧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高校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研究 浅析小学品德学科教育与社会实践 小学思想品德与社会实践 高职学生社会实践与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浅议小学德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小学品德与社会实践教学研究 社会实践与德育教育之我见 特殊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与阳春有约 与时间有约 与水有约 与鲁豫有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节日大全），这也给我们小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各位老师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相信会别有一番独到的体验和收获。如春节，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节日，而在这个节日里又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孩子们尤其喜爱放烟花爆竹，挣压岁钱，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就此内容开展假期社会实践小调查，让他们了解自己家庭和社区人们在烟花爆竹燃放这一块的相关情况，而压岁钱的使用小调查，不但能让学生了解压岁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知道如何合理使用压岁钱最合适，适时向学生渗透理财观念水到渠成。
再比如3月5日是学习雷锋纪念日，我们可以开展《雷锋就在我们身边》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校、在社区、在社会争做文明活雷锋；3月12日是中国植树节，我们可以开展《种植一棵树 增添一片绿》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跟随父母亲手种植一棵树，并在以后的时间里精心呵护照料直到小树长大，随时记录自己的观察结果、自己的心得体会等；3月16日是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全国统一行动日，我们可以开展《助贫困 献爱心》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贫困地区的孩子的真实生活状态，激起他们强烈的爱心，让他们把自己家闲置的衣物等生活用品奉献出来，以班级的名义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小伙伴，让学生从中感受到“给予”的快乐并从对比中感知我们的生活学习是何等的幸福，学会珍惜这美好的学习时光。……总之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很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等着我们老师去发掘，去开发，去设计，去经营。它会让我们师生在这样的活动中身心倍受历练、洗涤、陶冶。
三、借用资源，让社会实践别具特色
既然是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封闭在学校中，让学生走出校园，社区、社会、网络等都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场所。所谓生活即教育，学生在生活中学到的知识要比在学校里学到的丰富得多，真实得多，并且百分之百地考验学生能力的综合性。不但如此，学生经过在校外的活动，能使自己的计划性、合作性、耐挫性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对学生在校的学习会起到很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校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长三角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周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厂――业事板材厂、琉璃厂、消防工业园、黑陶艺术园区、汉邦家居广场、庆港蔬果基地等等。这些工厂不仅为当地的人们提供了大好的就业机会，还是我们小学生社会实践的好基地：带领学生走进工厂、车间参观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运营的诸多情况，感受现代化工厂的工作状态，感知科技的无穷魅力；带领学生走进消防工业园，参观学习消防的相关知识并学习使用方法，让学生掌握正确的灭火逃生技巧；带领学生走进庆港蔬果基地，让他们亲身感悟科技给农业带来的效益和生机，了解农业基本知识，并参与实践。激发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的感情，并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带领学生走进黑陶艺术工业园区，让学生感受黑陶的艺术魅力，并学习黑陶的制作流程、方法，从中不仅提高审美欣赏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精心设计，让社会实践散发光彩
常听说一个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得是否有名无实全在于一个学校的校长的决策态度，这话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老师的重视认真关注程度更重要，毕竟老师才是活动方案的策划者、执行者、引导者、参与者、组织者，老师的理念更为重要。老师只有意识到社会实践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项活动，它是和课堂教学相并行的具有同等重要的一个大课堂时，我们老师才会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社会实践活动，才会用心去选题，细心去组织，慧心去设计方案，把所有的活动细节做到接近完美，让我们的孩子在每一次的活动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实践带来的强烈震撼并无比期待下一次活动的到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社会实践这一活动真正得上得丰富多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才会得到真正的锻炼并得以提高。也只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焕发它应有的光彩。
中国基础教育历来都重视对正规教材的理解与掌握，即注重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学生受教育大多数时候是在一种较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学生对知识的“书面操作”，忽略运用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致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闹出只会吃鸡蛋不会剥鸡蛋的笑话。在此我们呼吁更多的老师愿意并舍得花时间带领学生走进社会实践这个“课堂”中来，让只会吃鸡蛋不会剥鸡蛋的笑话不再重演。
关键词 电视谈话节目；分众化；媒介发展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57-0019-02
缘起于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实现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结合。谈话形式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是1936年8月26日英国BBC电视台的一次正式播出串场。但是直至美国NBC电视节目《今夜》于1954年9月上线，世界上首档电视谈话节目才正式诞生。
根据业内的普遍看法，上海东方电视台于1992年1月创办的《东方直播室》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但最成功、影响最大的还是于1996年3月6日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实话实说》，它也是大陆首个被正式冠以“电视谈话节目”名称的节目。《实话实说》的成功，使各省市电视台纷纷效仿，一时间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刮起了一阵“电视谈话节目”的旋风。据统计，我国此类节目现存数量在200个以上，比较知名和成功的有《鲁豫有约》《杨澜访谈录》《非常静距离》《艺术人生》《超级访问》等。
1 目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1.1 政治文化环境尚未完全开放
目前，在大陆媒体话题的选择仍然存在着很多禁区。在文化伦理方面，以“性”话题为例，可以说“性”话题仍然是大陆的媒体少有涉及的。但是在台湾、香港等地，这个话题已经很开放了。在政治方面，大陆的电视谈话节目几乎很少涉及，因为政治话题会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这样的政治风险无疑会增加节目的成本，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各个电视台是不愿冒这个风险的。
1.2 全球化趋势给本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带来冲击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全球各种文化的冲击，我国社会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这就要求电视媒体所选择的的话题不能仅仅的局限在本土的文化当中，而要扩大选题的视野，呈现多元化的选择。
1.3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也不断提升，对电视谈话节目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今的观众已经不再像八九十年代的观众，仅仅从电视上寻求消遣和娱乐。现在的观众在娱乐消遣的同时还想要获得一些思想上的感动和生活信息上的帮助，并且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不同爱好的观众会对电视节目提出不同的要求。所以当下电视谈话节目所面对的是更加苛刻更加成熟更加难以满足的观众。
1.4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电视谈话节目受到了网络的巨大冲击
网络具有互动性强、大众化、平民化和价格便宜等优势，相对于传统的电视来说更加灵活，内容也更加的丰富。网络是更加迅速，更加自由的，受众可以在网络上不收限制的发表各重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话题，而电视则缺少如此的优势。
2 当下电视谈话节目所存在的缺陷
2.1 同质化现象严重
目前在我国的电视荧屏上，谈话节目的同质化问题特别突出，各节目之间互相模仿、创意雷同、模式照搬。大部分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者在进行节目操作时，只顾效仿，根本不考虑创新。而且，他们的效仿多数还停留在低级阶段，只重视技巧性的模仿，对节目多样性的创造和维护缺乏关注，更没有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精神和追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新奇独特的事物越发关注，这种关注也体现在对电视谈话节目的要求上，人们渴望看到标新立异、让人眼前一亮的优秀节目。《实话实说》在当时以它与众不同的平民视角和真实讲述走向成功，然而此后的众多节目却没有几个能够出其右，真正地做到创新。
2.2 节目内容媚俗化现象严重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受制于商品经济规则，呈现出了媚俗化的价值取向和过分迎合受众的趋众心理。为了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许多节目制作者盲目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为了吸引眼球不惜让节目走向庸俗。既损害了节目自身的生命力，还拉低了受众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
2.3 节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很多谈话节目都是事先把台词写好，把流程安排好，明明是谈话节目却弄得像演戏。但是事实上，真实才是谈话节目的生命，任何导演出来的东西都不会比真实更精彩，就像一个人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丰富不过生活。一个节目中，有眼泪可以，但如果都是眼泪，那就显得做作和煽情了，这样的节目观众是不会喜欢的。
2.4 主持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电视台仍然以外貌、仪表等外在因素作为挑选节目主持人的第一要素，能进电视台的一般都是“俊男靓女高学历”。而国外成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哪一个仅仅是外表优美呢？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如麦克·华莱士、奥普拉·温弗丽等等。崔永元也是因为有了11年的专业记者生涯才造就了《实话实说》的成功。所以，主持人的自身素质是相当重要的。
2.5 节目的品牌化战略并不成功
大家公认的高质量的谈话节目是很少的，也就有已经停播的《实话实说》和现在正在播出的《鲁豫有约》《非常静距离》《杨澜访谈录》等。一个节目的品牌就是一个节目的个性。凤凰卫视的品牌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并且能够把它的主持人和记者同样打造成一个品牌，如“我是吴小莉”，仅仅是一句自我介绍，就成为了一句广告词，这难道不是成功的吗？所以，当下电视谈话节目的当务之急是打造自己的品牌。
3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未来的发展趋势
3.1 类型化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有着多重的社会功能。美国学者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中，继承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教育功能、提供娱乐。不同的功能定位当然会有不同的节目类型和样态。其实，谈话节目完全可以走上一种电影式的类型化道路。
3.2 分众化
分众，指的是受众并不是同质的孤立个人的集合，而是具备了社会多样性的人群。美国学者梅里尔和洛文斯坦提出了媒介发展的未来“专业媒体”阶段，即满足多样化需求、把目标定位于不同受众群体的众多新型媒介。伴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的“电视谈话节目”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势必要走上“分众化”的趋势。
3.3 国际化
面对海外谈话节目的竞争，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也势必会走上“国际化”的道路。真正意义上的谈话节目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是现场直播；其二是应该充分发挥谈话节目独特的表现性、参与性、对抗性；其三是要实现节目内外节奏的统一，既要保证节目能够展开逻辑清晰并且有条理的讨论，又要实现镜头和时空转换的和谐。
3.4 品牌化
品牌是众多观众心目中的首选和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号召力，是提高收视率的关键和个人文化品位的象征。品牌效应一旦形成，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仅能成为收视率的保障，更能带来广告收入的增长。只有，围绕主持人打造出节目自身的品牌，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关键词：电视节目;录制;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3-0124-02
在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网络传播兴起并迅速成长的时代，人际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打人们出生伊始就与人际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声啼哭引来的母亲关切的眼神、第一次被护士轻轻抱着、包括第一口甘甜的乳汁，这些都属于人际传播。视觉、触觉和嗅觉传播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态。接下来就是学说话，人们学会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思考，这就形成了自我传播（自言自语实际上也是一种人际传播）[1]。人际传播伴随人们生活和成长，而当人际传播从刚出生时的一种本能态的传播变成自身可控性较强的传播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难以捉摸。它会由于人们当时的心理环境、语言环境等等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
现在很多电视节目把人际传播的直接优势运用到节目中去，以增强与受众的交流感，提高收视率。其实受众看到的电视节目和节目实际录制时候可能会大相径庭，在录制过程中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人际传播[2]。人际传播会对节目的录制产生何种效果，正是这篇论文要探讨的。
大众传播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电视节目更是专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些节目不仅有主持人控场，还有工作人员的现场调度、嘉宾的参与、现场观众的观摩等等，每个角色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节目录制的整个过程，并且通过人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一、主持人和嘉宾的交流
访谈对象可以说是访谈节目的中心，整个节目都是围绕访谈对象而展开的，主持人要做的就是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尽可能挖掘被访者与受众分享的事情，把它们呈现给受众。让受众通过主持人与嘉宾交流中获得“人际传播”的体验。
首先，主持人给访谈对象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这里包括服装、仪表、肢体语言等非语言符号的传递。虽然在演播室录制节目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有所差异，但是人际传播是基于人的传播，落脚点是在人身上，既然如此，那么一个笑容也许就会让人心情愉悦，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其次，好问题帮助主持人打开访谈内容的局势。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采访女嘉宾的时候，常常会以“你也很瘦”为话题开场，在这个以瘦为主流审美的时代，这样的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肯定嘉宾的美，第二是拉近与嘉宾的心理距离。打开场面后，接下来的访谈内容便更好开展。
再次，在访谈节目录制过程中，观察被访者的细节，与之进行语言或非语言的互动，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旭日阳刚”组合中的王旭时，观察到受访者的衣着，于是在博客中写下了这段话“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这样的细节能够让受访者自如地表达自己，也让受众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受访者。
最后，一个好的主持人往往会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一般来说，访谈节目的嘉宾都是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底线较之于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低的多，作为合格的主持人，心里应该有个标尺，避免谈及受访者的过于隐私的事情。有一次陈鲁豫访问张柏芝，聊着聊着两个人都十分尽兴，突然间说到了一个非常隐私的话题，大大咧咧的张柏芝在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说完之后告诉陈鲁豫刚才的内容还是不播出为好。陈鲁豫也尊重张柏芝的意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剪掉了张柏芝的“隐私”。当谈到对方不愿提及的或是敏感的事的时候，如果不是关乎公众利益，我们有理由为其捍卫隐私的权利。放在节目中，这样不仅仅是尊重了受访嘉宾一个人，而且培养了受众的良好的媒体素质。
二、现场导演和观众的互动
为了营造良好的气氛，有的访谈节目现场会请来一些观众，现场观摩节目的录制过程。
一般来说，观众是冲着受访嘉宾或者访谈话题去的，也就是说观众参与节目录制的心态是很积极的。
笔者曾经去现场观看过《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节目开始录制前现场导演和观众交流，指导大家一齐练习鼓掌，以便等到节目录制的时候观众看现场导演的指示给予掌声，增强节目录制效果。
当录制竞技类节目时，现场导演还要注意把观众划分成不同的方阵，指导观众们呼喊本方阵口号，并且和观众代表交代录制需要的效果以及如何面对镜头等等问题。
三、主持人和观众的接触
虽然观众在现场观看节目的录制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和受访嘉宾进行直接交流的。这时候就是主持人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有的主持人会就受访者的某个话题到观众群里进行访问，有的主持人干脆把观众请到台上一同参与节目录制。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要像剂一样，把受访嘉宾的情况和现场观众的问题、观点交代清楚。
主持人能用观众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节目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把握好了现场观众这一环节，能极大调动节目录制的气氛，无论是受访嘉宾、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融入其中。
一度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特别擅于和现场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给笔者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会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称呼观众“大爷”、“大妈”，所用的语言也是平实而真诚，使人没有距离感的，他对待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是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和他们交流，比如在年龄稍小的观众发言后，他会轻拍对方肩膀示意对方坐下，很多观众都说崔永元就像自家邻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总是使他们敞开心扉，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就是崔永元充分运用人际传播的效果。
四、现场导演和主持人的沟通
主持人和现场导演之间的交流可能影响整个节目的进程和效果。进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录制或者直播，都得看导演的指示。这是因为现场导演在其中起到了一个连接主持人和电视机前的受众的作用，他们负责“把关”节目质量，并且及时把录制中的重要讯息传递给主持人。
主持人在节目中好比一场音乐会的演奏者，“调场”则是指挥。在《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过程中，主持人多次和“调场”就走位问题、灯光问题等进行沟通，“调场”就主持人反馈的问题再和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协调，过程虽然短暂，但是显示出的专业素养令人称道。
由于节目录制现场人员复杂，时间有限，主持人不可能做到和每个人都进行人际传播，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也许主持人、嘉宾、参赛选手是主角，但是现场录制的时候“调场”是控制整个局面的人。这也有助于节目及时调整录制轨道，实现更好的录制效果，奏出更加和谐的乐章。
五、直播录制和录播录制中人际传播的区别
前文讨论的是录播节目录制的一些基本情况，直播节目与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直播节目一般是延时30秒播出，所以直播节目的录制应该一气呵成。为了不影响节目录制出来的音画效果，主持人和导播之间通常是用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在直播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往往是接受导播提示的一方。这就要求主持人和导播事先多沟通、多交流，及时反馈和总结，互相熟悉各自所表达的“符号”的意义。
大家熟知的大型早间新闻直播节目《朝闻天下》中，有一次主持人在播完一小节之后补妆的画面，被导播以直播的方式“切”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看，虽然观众们都纷纷表示理解，但是这确实体现出主持人和导播之间人际交流不足导致的一些纰漏。其实一台机器背后都是人在操作，所以人和人的交流显得至关重要。主持人和导播之间加强人际交流，能使得新闻节目的录制更加顺畅、更加自然。
六、结 语
当今时代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与变革期之中，近代电子媒介的诞生到发展再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如今飞速的发展，使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互相交错、相容。
电视节目属于大众传播中的一种，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而人际传播的传播者是个体。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而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受众;而人际传播的对象也是个体。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而人际传播的信息丰富而复杂[3]。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而人际传播则双向互动交流很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人际传播是非制度化的传播[4]。人们应该发挥人际传播的诸多优势来提升大众传播的效果，共同营造一种更加贴近人性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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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品牌文化力，超越同质化产业竞争，极大地拓展广电发展的空间
一个频道在逼与抢的态势下，占据市场制高点，顺利地实现了品牌战略之路后，创新品牌文化力才是必然之途。杰弗里・摩尔认为，我们所处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因此要永远创新。（杰弗里・摩尔：《Living on the Fault Line》〈《断层地带》〉）这意味着坚持传媒品牌文化力的必要性和持续性之后，还应该考虑创新的成功率等问题。
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这个大环境下，人们对电视、对学术产生了一个新的需求。央视十套《百家讲坛》以平实讲述传播文化，易中天说：“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凝炼。深刻和晦涩不打等号。深刻的东西往往可以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讲坛，原来收视率极不理想，眼看要下掉的栏目，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和大众的对接，学术和传媒的对接，并通过其丰富的内涵，让这个电视讲坛的发展达到了最。《百家讲坛》的火爆也引发了大学博导对中学水平观众进行文化教育的论争：“成功是因为面向不读书的人”、“电视不是越热闹越好？”、“俗不可耐，假不正经”、“超级教授的做秀”等。社会大众在民主的社会需要“平级”的老师，用平民的风格讲一些对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提升作用的东西，需要得到一些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观点是大众化：“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从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懂、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难怪近日上海的权威人士呼吁科学家要学易中天，上电视“秀”科学，激发市民对科技的兴趣。
二、创新品牌文化力，对接国际电视新潮流，实行本土嫁接，实现定点超越
湖南卫视新近推出的《变形计》是在借鉴美国《交换配偶》和英国的BIGBROTHER节目基础之上，整合本土元素，创造的新栏目，使传统节目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变形计》以真人互换角色为基础，切入情感和紧扣社会热点的主题迅速受到主流观众群的欢迎。这一季《网变》是针对网瘾少年这一社会问题而精心制作；第二季《城市痛点》定焦城乡文化的裂痕，探索网络社会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第三季《春天有多远》更关注家庭软环境的缺陷。2007年3月13日《信息日报》刊发了一位观众写的观后感《当“真人秀”胜过所有大片》，就是对这档节目的真实评价。
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文化在其中只是一个界面和载体。高端节目让受众在观赏时触动心灵，在思考下感动，在感动中流泪，在流泪中奋起。像这样能寻找到生活与观众共同点的节目，能够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滤掉一些浮躁，多一些善良和真诚，世界一定会更美好。湖南卫视还有一档季播节目，与英国合作的《名声大震》，这档别开生面的明星搭档演唱秀，实质上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博客评审团的洪晃对《名声大震》的比赛形式非常认可：“这与观众审美观念的提高有关，观众不再只是希望明星美丽，他们欣赏那些能放下身段玩的人，只有真正有素质的明星才有这底气。”网友也是一片热评：“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知晓了执着和认真，懂得了什么是人生财富。”“永远争第一的奥运精神在《名声大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娱乐，超出了电视之外的文化价值。
基于卫视的风格取向和面临竞争对手更加咄咄逼人的挑战，8期《名声大震》新鲜度和活力高拓高走。近两年，各地卫视在热热闹闹的竞争当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轮洗牌，五彩缤纷的荧屏上，《舞林大会》、《联盟歌会》、《名声大震》三档节目先后杀出，虽然招数各不相同，但都剑走偏锋，势头凌厉。湖南卫视一些有着文化看点的栏目，往往不是在第一年，而是在第二年迎来外界反响的高峰，充分说明了品牌栏目的生命力，“新真实”电视的创新前景诱人。
三、创新品牌文化力，要依托自己的优势――强大的文化背景，创造一批别人无法模仿的节目并形成品牌文化关爱链
文化关爱链是一个频道价值链中的“风水宝地”，这不仅使品牌文化力的业绩获得惊人的成长速度，而且使整个频道产业链的质量明显提高。央视相继播出的《故宫》、《再说长江》、《大国崛起》、《1919―再读辛亥》等映入人们的眼帘，纪录片热潮被再次掀起。《再说长江》与1983年轰动海内外的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相呼应，集中体现20年间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不变以及社会民生、经济建设的巨变。该片特别注重继承关系上的人情味，从真情寻访中引起人们的感动，很多20年前的人又再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向大家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和长江的沧桑巨变。这也是《再说长江》的一个独特创意。节目播出后，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了又一轮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的浪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专稿文章数百篇，国内外500多家媒体转载。央视国际网站《再说长江》页面累计访问量达到300多万人次。“《大国崛起》表明：中国人终于开始讲世界的故事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大国崛起》是中国传媒第一次用影像梳理五百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五百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文化关爱链是一个双关语，既指节目内容，又指产业链。嫁接、转移、打通和延伸链上的品牌，品牌文化力效益才会最大化。
广电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不仅要在本国传播，而且要跨出国界，融入世界经济文化的大潮中。《故宫》国际版由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独家海外发行。俄罗斯驻华使馆组织了《大国崛起》同名系列丛书推介会，特别感谢《大国崛起》将俄罗斯历史和文化带给了中国观众。创新品牌文化力的节目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一道文化盛宴，它深远的意义就不同凡响。
0引言
电视人物新闻是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物新闻的具有较强的叙述性，信息完整性强，因此在制作过程中也组要媒体人对这些优势加以合理利用，取人物新闻的信息之长，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新闻节目。
1电视人物新闻概述
1.1 电视人物新闻的主要内容
电视人物新闻是以电视新闻为主要形式，通过介绍某个典型人物的各种相关事迹，对某一阶段或某一范围内的新闻进行综合叙述的过程。电视人物新闻以人物报道为重点，通过对人物进行报道，达成对新闻接收者传播一系列的新闻信息的目的。
1.2 电视人物新闻的作用
电视人物新闻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接收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电视人物新闻的跟踪性和叙述性较强，新闻内容细节多，使新闻在信息传播方面更加具体；其次，电视人物新闻比起一般的行文报道趣味性更强，“伏笔”较多，为新闻接收者提供了很多乐趣。
1.3 探讨电视人物新闻表现特点的重要性
以人物为新闻事件的主线进行新闻节目制作已经成为目前各类新闻节目的主要模式，在这些新闻节目制作的过程中，对人物表现特点抓的越精准，新闻就越精彩、传播性就越强，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就更大。因此，探讨电视人物新闻的表现特点，是当前电视新闻节目制作发展的必要手段。
2电视人物新闻表现特点
2.1 人物作为故事性新闻的主角
现在的电视新闻受到网络新闻的冲击，逐渐脱离了报道性新闻的主要模式，发展电视台作为节目制作单位在制作方面的优势，将新闻具体化、故事化，以期以情节性强的、可追踪的新闻为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吸引大众的目标。故事性新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的新的新闻模式，而在故事性新闻中，人物作为主角，展现出牵引故事新闻情节、展示故事性新闻的社会意义的作用，使新闻接收者从人物在故事中的的心理变化特点方面加深对新闻内容的理解和认同。
2.2 人物作为访谈性新闻的载体
访谈性新闻是当下新闻节目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模式。访谈性新闻不仅在综合性新闻报道中出现，也在专题性的新闻节目中出现，如《鲁豫有约》等。在综合性新闻报道中，人物作为访谈性新闻的新闻事件陈述者和新闻事件的评论者，对新闻内容起到承载作用；在专题性的新闻节目中，人物则是访谈性新闻的主要成分，在新闻节目中扮演了行为发出者、态度阐述者和新闻发掘者的角色，使新闻节目对观众的情绪、情感、态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和直接。
2.3 人物作为评论性新闻的焦点
评论性新闻成为目前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模式，被称为“新闻评论节目”。在新闻评论节目中，新闻评论解说员和各领域的专家起到了为节目“聚焦”的作用，例如，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这种国际性赛事的新闻解说中，很多体育爱好者作为观众，常常因为更加喜欢某一个体育新闻评论员的解说而更加关注在体育赛事播放过程中穿插的体育评论新闻；了另一方面，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的个人风格也成为此类节目的焦点，如白岩松的一惯轻松、幽默、平易近人的主持风格，使新闻节目在他手里能够展现出更多的魅力。
3如何促进电视人物新闻表现特点的发挥
3.1 巧妙安排叙事性新闻的情节
要使电视人物新闻表现出其对新闻线索的牵引性特点、使人物在新闻中发挥“叙述”的作用，使人物新闻形象与观众产生共鸣，就需要新闻制作单位对叙事性新闻的情节进行巧妙的安排。很多叙事性新闻节目如《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其情节具有关键点的特殊性，在这些关键点上，合理的进行人物形象表现往往能够使观众重视到这个“关键点”，对新闻所叙述的事件情节的前后梳理更为清晰，对新闻要宣传和表达的内容理解的也更为透彻。另外，很多叙述性新闻是分小结的，以上下集的形式播出，为了吸引观众对下集情节的关注，也需要在人物形象安排和情节表现方面进行特殊的处理。
3.2 合理使用灯光音效等辅助设备
合理的使用灯光、音效等辅助设备能够使访谈类的新闻节目中人物特点表现的更加突出。众所周知，访谈类新闻是用主持人和嘉宾之间使用语言魅力打动观众、达成信息传播目的的，但绝不是说访谈类新闻就应该是单纯的“谈话”。电视新闻的特点在于能够给人多感官通道的刺激，重视在访谈类新闻节目中的灯管和音效的运用，能够为人物的语言描述和情感流露进行烘托，更明确的展现人物的各种表情和情绪，使访谈节目从单纯的“口语”节目成为口语、身体语言结合的生动的节目，这对突出人物新闻的宣传性特征来说十分重要。
3.3 开展积极的新闻互动
要使电视人物新闻的个性特征对观众的影响力增强，电视新闻在制作过程中就必须重视展开与观众的积极的新闻互动。很多著名的主持人之所以能够赢得观众的赞同和好评，是因为他们在节目中表现出与观众的“互动”，这些互动可以体现在娓娓道来的主持风格上，也可以表现在使用白话解说新闻的方式上；除此之外，电视新闻制作还应该重视人物与观众的“即时性”互动，即使主持人在主持新闻节目的过程中，能够通过短信、网络留言等方式，将观众对新闻的评论拿出来分享，使整个新闻节目显得更加饱满。
于丹因在百家讲坛解读《论语》而走红。你听她讲话，文采华丽，妙语连珠，让人有种大气不能喘的感觉；再加上她的表情，大义凛然，一副“才女+导师”的模样。
2011年10月，于丹推出新书《于丹趣品人生》。在这本书里，她倡导做个闲人，一张琴、一壶酒、一杯茶，于闲适间找回生命本真，找回幸福的感觉。这一次，从严肃的国学大师变身为柔软的幸福专家，于丹坦言：“这一切，都源于我的女儿。”
孩子是对生命的更新
没生孩子之前，于丹一度对生孩子的事情极其排斥，总觉得孩子的出现会打破她和老公的小资生活。“他在楼上看书，我在楼下写作，互不打扰，这样多自在。”
由于饱读诗书，于丹的口才了得。在《鲁豫有约》做节目，她的逻辑之缜密、思维之迅速、话语之清晰，连能说会道的鲁豫都只有安心聆听的份儿。
本以为像她这样具有古典情结的女子寻找爱情，一定会找个孔子、庄子那样的男人。可她却笑笑说：“那些大诗人只能用来审美，我挑男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心。”
1992年，于丹结婚了。对于丈夫，她这样评价：“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责任心，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可以让女人活得很轻盈。其次，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每天打太极，每周游泳健身……”
婚后的日子简单而浪漫，老公由最初的诗意表白，到结婚后践行诺言，最后转化为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出差的时候，怕她忘记关煤气，就用很宽的黑胶条把煤气阀门给封上；他抢着洗衣，不让她碰洗衣机，还说“你要用洗衣机的话，咱们家会发大水”；他主动做她的司机，不让她开车，还调侃她：“要是你开车出门，晚上我得去河南省找你。”
“其实没那么严重啦，他最多去怀柔找我。”于丹笑着解释。
她第二天要早起赶航班，前一晚他就用手机定好闹钟。“我这屋有3个闹钟呢！”于丹觉得老公此举多余。
他却回答：“那么早起床，3个闹钟哗啦啦一响会吓醒你的，我的手机里有音乐，我找一个最柔和的铃声叫醒你。”这个凡事愿意为妻子着想的男人，总是用最朴素最柔和的方式唤醒于丹心中的幸福感。
于丹说：“在婚姻里，互相包容很重要，但包容不等于顺从和纵容。人前给足面子，两个人在私密场合却要开诚布公，有问题就在卧室谈，谈不拢还可以用肢体语言呢。”
35岁过后，结婚13年的于丹突然很想要一个孩子。“你会觉得孩子的到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个心理现象。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需要一种宁静和爱，需要生命更新，使你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得到改变。”
没生孩子之前，于丹常常想：“我要生一个特别漂亮的、胖乎乎的……总之，要生一个比别人家孩子都好的孩子。”女儿苗苗出生的时候，于丹觉得很失望：她长得黑不溜秋的，才6斤多。可医生很高兴：“身长正常、体重正常、头脚正常……”于丹被医生的话感染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她的标准改变了。
挤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熟悉于丹的人都说：“自打她有了孩子之后，就变得酸起来了，动不动就伤感流泪，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对此，于丹认为：“人不做母亲就永远是个孩子，我以前的生活过得很华丽也很矫情。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日子变得朴实了，也更从容了，我现在看到街上抱小孩和带小狗的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为了苗苗，于丹把家从复式房子搬到了北师大旁边的三居室里。虽然身兼数职，但她的办法就是把工作像压缩饼干一样压缩，腾出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最好能让我在晚饭前回去，陪孩子吃饭。尽量别让我两头见不着孩子，这是我的底线。如果哪天没有卸完妆躺在孩子身边，给她讲小红帽、大灰狼的故事，我就会觉得这一天还没安顿。”
每当于丹下班时，母亲就会领着苗苗一老一小跑出来迎接。这个时候，于丹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你叫妈的人，一个叫人，都在你身边，就是最“幸福”的事。
把于丹接回家后，还没脱大衣没脱鞋，三个人就开始互相表达爱。“孩子亲我一下，我再亲我妈一下，我妈妈再亲亲我们俩，然后大大小小抱在一起。”
在于丹的生命中，这世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跟她不讲理，一个是妈，一个是苗苗。不管于丹在哪儿打电话，说着多重要的事儿，老太太进来就吼：“饭菜都凉了！什么电话这么重要？”于丹这时候可尴尬了：“妈，你别喊，我这儿说正事儿呢。”
但下回，老太太还是会心疼，还会大嗓门地冲她吼。苗苗也不甘示弱，举着一双筷子冲过来抢电话，把筷子塞在于丹手里说：“妈妈吃饭！妈妈吃饭！”然后她把电话“啪嗒”一下给摁了。于丹只好赶紧打过去跟人道歉：“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女儿给挂了。”然后赶紧挂断电话去吃饭。
这一切让于丹觉得，此刻，去吃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就是天大的道理。“也只有在面对这两个我叫妈和叫我妈的人时不能急，她们对我再不讲理，我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我回到那个闹哄哄、乱糟糟的家，回到我那个充当书桌的餐桌上，就会体会到，什么才是生命的欢欣。”
而一到周末，就是母女俩的狂欢日。吃过晚饭，于丹会听女儿弹琴，然后带着她在楼底下骑单车。临睡前，她们会在卧室里玩、在床上蹦，母女俩肆意地疯……因为这样的行为，只有在周末才被允许。一想起这些，于丹就觉得生活有了快乐憧憬。“我们都很忙，比如我，要教课、讲座、写书……但不管多忙，我们也要想办法挤出点时间，让生命有很多快乐的时刻。那个时刻不见得很多，但是品质很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只要有心，我们一定都能找到。”
女儿的出现，让于丹的生活变得跳跃、立体。她评价自己一天过得好与坏，就是看有没有在不同角色中来回转换。“假使一天做了四五场演讲，掌声雷动，但没见到苗苗，我就会觉得这一天很失败；反之我在家和孩子腻了三五天，没一点正事干，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爱是相互温暖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于丹希望苗苗从小就能学会与人分享。她跟全家人说：“她要是请你吃东西，大人一定要吃，这对孩子有好处。”
有一次，母女俩坐飞机，两人只要了一杯橙汁，还剩一点儿的时候，于丹拿起来喝了一口。眼看着橙汁快没了，苗苗不愿意了：“妈妈，你为什么要喝我的橙汁啊？”
于丹就回答：“妈妈也口渴，为什么要给你留着！”
慢慢的，苗苗形成了一个认识：什么东西都是大家的，爱是相互的。于是，在家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客厅里有两碗水果，母女俩各吃各的。于丹的母亲就会唠叨：“你这个当妈的，一点正事都不干，给孩子喂碗水果都不行啊？”这时，苗苗就会替妈妈说话：“姥姥，我自己吃就是了，不用我妈喂。您别说我妈，我妈多累啊！”在苗苗面前，谁也不能说妈妈一个“不”字。
于丹从来不把孩子当成一个接受吃的、接受喝的、接受教育的脆弱的小载体，她觉得苗苗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她甚至能帮助妈妈。
苗苗两岁多的时候，于丹要去百家讲坛讲《论语》。去之前，于丹感到很紧张，就对女儿说：“苗苗，妈妈有点紧张，你能帮帮妈妈吗？”苗苗就趴在她的胸口，说：“我给你吹吹。”
开始讲《庄子》时，于丹说：“妈妈紧张，还有点怕。”苗苗就会亲亲她，然后把一个小猪小兔发夹别在她的职业装上。
苗苗3岁多时，每次于丹一回家，苗苗就会准备拖鞋，用按摩器给于丹按摩腿；出差时，于丹舍不得苗苗而流泪，苗苗会给她擦眼泪，说：“妈妈，你累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吧。”
这是苗苗帮助妈妈的方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丹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她更庆幸的是，女儿从小就学会了接受爱，也学会了表达爱。
留下孩子的哲理，
抛开成人世界的规则
苗苗从不知道国学这个概念，但于丹会在哄她睡觉时背《春江花月夜》，还给她唱昆曲，所以她对戏和诗词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有时看到妈妈要出差，3岁的她会一个人感叹：“路上行人欲断魂。”在床上乱蹦挨了爸爸的批评，她会调皮地回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苗苗对诗词的领悟力，让于丹很吃惊。
苗苗上幼儿园了，整天对自己做的手工花篮爱不释手。有一天，于丹听到房间里“咣当”一声，随后传来苗苗的哭声。跑进去一看，心爱的花篮摔坏了，苗苗哭得很伤心。
于丹就说：“宝贝别哭了，让妈妈试试，妈妈要把这个花篮变得比以前还要好看。”
苗苗停止了哭泣，说：“那怎么可能呢？”
于丹用花边纸剪成菱形，贴在花篮上，刚好把坏掉的部分挡住了，又剪了很多绿色的满天星……一番修补过后，花篮果然比原来好看多了。
4岁多的苗苗看着花篮又恢复了美丽，特别高兴，还满含哲理地说：“妈妈，我明白了，哭是无能的表现。”
从那以后，苗苗养成了“幸灾乐祸”的心理。每次看到有东西坏了，她就说：“太好了，它一定能比从前更好。”
于丹看着女儿笑了。“也许等她长大后，不会再像现在表现得这么天真。我只是希望，不让她的烦恼比现在更坏。”
没有烦恼的苗苗总是快快乐乐的，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看到路边的草，苗苗问：“妈妈，你能区分一下这个是狗尾巴还是燕麦吗？”看见春天的花开，苗苗会说：“妈妈，你能分出来黄色的花里，哪种是迎春，哪种是连翘吗？”而冬天时，苗苗吃一根冬虫夏草，就问：“妈妈，冬虫夏草在春天和秋天又是什么呢？”
面对这些问题，于丹不知如何回答，这个知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只能对女儿说：“对不起，你先等着，我去上网查。”于丹对苗苗，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心态。
于丹尽力让女儿活在孩子的单纯世界里，让孩子的小哲理帮助她的人生，而不是用成人世界的规则去“帮助”女儿。
苗苗上小学了。开学时，于丹对孩子的爸爸说：“以后你操劳一点，孩子这几年只能由你去开家长会。”于丹这么说，不是忙得没空开家长会，只是不希望别人指着苗苗说：“这是于丹的孩子。”在于丹看来，父母的名声如果加在了孩子身上，只能变成孩子的拖累。而不管自己的身份如何转变，学术超女也好，明星学者也罢，在苗苗面前，于丹希望自己只是苗苗的妈妈；而苗苗的成长，也只是一个普通孩子的经历。
一天放学回家，苗苗说：“妈妈，我们班有两个特别闹的孩子，上课老是说话，老师今天把我放在他们俩中间了。”
于丹问：“那他们还说话吗？”
“还说话，而且还用尺子打我后脑勺。”苗苗有点委屈。
姥姥心疼地问于丹：“要不，你让老师调个座位？”
于丹却摇了摇头，“她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了，这些事情得让她自己去适应，别人对她怎么样，是一种人际交往。如果她在不守纪律的小孩之中还能做一个好孩子，这不正好是种锻炼吗？”
孩子教会的幸福
面对孩子，于丹觉得唯有终生学习才可以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我觉得做父母也需要上岗证，面对孩子的成长，我们自己也要不断成长；要教育孩子，我们自己也得终生学习，最重要的是向孩子学习。”
每天晚上，于丹会在苗苗睡觉前对她说：“妈妈爱你。”母女俩还会在一起讨论什么是爱。而苗苗对爱也有不同的理解，两岁时说爱是很喜欢；3岁时说爱是亲亲；4岁时说爱是抱在一起的感觉……
苗苗的话让于丹感到惊喜。“她的观念是从心理到行动的变化，她知道爱是行动、爱是付出、爱是表白。而我们成人，总是把爱当成精神上的喜欢，却忘记了，爱需要用行动去表达。”
“我之所以喜欢和女儿对话，陪女儿玩，是因为她能教育我太多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女儿用碘酒和淀粉做实验，当于丹看到淀粉上淡淡地呈现出一片美丽的蓝色时，不由得惊叹女儿的动手能力。“当你蹲下来，跟着孩子一起进入她的世界时，其实也是我们成年人在完成一次生命的成长。”
关键词：文化；谈话类节目；价值；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30-02
文化类谈话节目就其概念来讲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其中广义的文化类谈话节目指的是以谈话为主的各类广播传媒类节目，其中多方参与式、双边参与式、个人演讲、评书方式都包含在内；狭义的谈话节目仅指多边谈话，其具体的节目结构中，至少包括一位节目主持人、一个及以上的特邀嘉宾和台下的观众。文化类谈话节目形式和分类多种多样，随着现在人类娱乐活动方式的不断增加，其内容也可谓五花八门。其节目的存在价值一般是以启迪教育、探讨研究、技能展示、艺术选拔等等方面。它是与纯娱乐节目相对而界定的。文化访谈类电视节目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正确的人生理念、提高道德修养、弘扬社会主流精神为己任。
一、文化类谈话节目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在文化传媒格局中的地位性
从本质上来说，电视的传播属于大众文化的传播。这也主要取决于它传播对象的大众性、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传播内容的娱乐性以及传播文本的易读性等特性。中国电视文化类谈话节目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以传播精英文化为目的，突破了严重失衡的电视文化格局，形成了电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理性共存。波兹曼说：“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更加说明了电视文化类谈话节目尤为重要的传播意义和文化价值。人们常常以电视是大众文化为借口，不加思考地拒绝精英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美学特征，放纵电视的理性迷失，支持电视的感性泛滥。而文化类谈话节目便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从一些思想平庸、文化缺失、格调不高的电视节目中异军突起，在精英意识的领导下，不愿牺牲电视的教化角色和美学属性，更不愿失去节目传播中应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品格，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不愿以牺牲节目的文化品位为代价。文化类谈话节目中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这就是电视文化类谈话节目在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构建与传播中弥足珍贵的品格与追求。
（二）文化谈话类节目对受众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影响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类型中，文化类谈话节目不仅能提供开放的话语空间，包容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还能在提炼精英文化精髓的同时提升电视大众文化的品位。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谈话类节目在构建多元化节目平台上有着极大的融合和学习能力，这也体现了谈话类节目的极大弹性和包容性优势。文化类谈话节目的精英价值取向体现在对内容的选择和认同的倾向上，它隐含了对自然、社会、人生意义的见解、主张、态度和信念，也体现了一种正确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文化类谈话节目在现代社会的电视传播中，对受众意识形态的导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电视媒介不应该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更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极构建者，引领大众的精神风尚和文化道德。
二、文化访谈类节目的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专业化与大众化矛盾
文化类谈话节目其节目特别相比科教类节目其专业性相对来说比较浅显，较之于综艺类节目又显得更加严肃，较之于教育类节目氛围上表现的更为轻松。总体上来讲，它有具有电视节目的一般共性，即大众的普遍可接受化。美国的广告策略家舒尔茨曾这样评价电视节目的一般特性：“它既受人尊敬又不是单纯的为了施恩与人而存在，是为了寻求与受众的互动对话而不是独自表演，其目的是寻求社会的广泛回应而又不是刻意为此而安排”。文化类谈话节目大多着眼于当下正发生的社会各个行业的热门话题进行剖析，其大多邀请相应行业的专业人士作为特邀嘉宾就行话题的分析、阐述，然而其中所涉及的专业化术语和概念使得受众难于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能够充分理解，这就使得节目的可接受范围有限，这就不得不要求节目主持人将专业化的术语转化为大众语言就行讲解，节目的专业化与大众的普遍可接受化产生了矛盾，这违背了传媒类节目的普遍共性。
（二）文化类谈话节目的“真实性”遭到质疑
时下很多文化谈话类节目，以迎合受众习好和投资商的利益为出发点，设置节目的具体形式。很多“脱口秀”节目其实质上是按照事先既定好的模式进行节目内容的编排，而失去了其节目的诚实和率真性。电视谈话节目往往生产是有备而来，制定了详细的大纲，谈话内容和评价方向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有些节目甚至是一场愚弄观众的已经事前编排好，呈现给我们的是虚伪的真实。崔永元在曹可凡新作《谈话节目主持艺术》的序言《一吐为快》中不客气地指出：“谈话谈成这样，让人想起打鸡血、喝红茶菌、甩手疗法，都是一哄而起，都是无所不能，都是灰头土脸。”实际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对观众形成的潜在压力之外，电视传播的特殊性也是限制现场观众进行交流沟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电视这种传播媒介，观众参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顷刻间传遍四方。所以，在电视文化类谈话节目中的参与者是否敢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受，也是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三、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发展趋势
（一）在文化上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电视不仅担负着一定的文化使命，当然也有责任为大众提供适当的娱乐与放松。“电视当然是娱乐的，也必须是娱乐的，但是这种娱乐不是拒绝责任的无为嬉戏，而应该是潜在着必要建设力量的娱乐。”客观地分析，电视本身就属于大众传播的工具，电视传播趋俗避雅的娱乐化倾向也是由大众文化层次的客观水平所决定的，但是电视媒介也不能片面地追求通俗文化，而忘记了自身提升大众文化品位的文化责任，况且也该为那些渴望高雅文化的受众提供他们所要的东西。所以电视媒介要突破大众传播的狭隘思维，向分众传播甚至小众传播的时代迈进，也就是“广播”逐渐过渡为“窄播”，因此电视文化也应该明确方向，相应地从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转向为雅俗分赏、各取所需。坚守精英意识的电视文化类谈话节目对电视文化的健康与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电视有责任引导大众的正确文化价值取向，进而培养受众的收视习惯，而不是没有原则地迎合与谄媚。迎和观众这种简单的方法固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收视率。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对电视文化的建设是极其危险的并可能会因此彻底地失去观众的信赖。
（二）打造节目品牌建设新方向
打造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品牌战略，唯有如此才能保障节目的长期良性成长。纵观国内的成功的文化类谈话节目，无一不是靠着自身的品牌经营模式在激烈的环境竞争之中顽强的生长。如《实话实说》、《鲁豫有约》、《天天向上》、《艺术人生》、《快乐大本营》等节目。一个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品牌如果要做好必须深入的分析研究外部、内部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氛围、经济体制、文化氛围、社会舆论、法律法规、人才资源等各个方面。将资源在有限的经济条件限制下就行最优化组合，创新节目的编排形式，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并严格控制节目的质量，远离低俗化、噱头化、炒作化。一个优秀的节目必须要宣扬社会正能量而不是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要求，让人们宣扬社会真理和美德才能收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护，从而形成节目不断发展的内在源动力。
参考文献：
[1]朱天，李荣，张慧.人文特性 精英取向 特色生存——论地方卫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蓝海”[J].今传媒.2009（10）.
[2]张煜.品质决定未来——谈高端电视节目的生存与发展[J].青年记者.2008（21）.
新课程教改在“课程内涵的发展变化”中指出，“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多因素的整合”。这里所说的环境不只指教学环境，还指社会环境。学校教育不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学生生存的能力。把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且与现代人的生活密切联系的因素融入语文课堂，让学生可以在听说读写中当一回语文的“潮人”。
“潮”是网络流行用语，一般指时尚。怎样使语文课堂时尚起来呢？以下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尝试和体会：
一、让诗词“潮”起来
在学习唐诗宋词单元的时候，笔者从流行音乐这个角度切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商业文化类型，它的制作演出和流行方式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只有迁就文化消费者的兴趣它才能被接受，才能发挥所具有的商品价值，这就导致它的内容良莠不齐。于是笔者从歌词本身的文化内涵入手，指导学生进行鉴赏。笔者给学生讲琼瑶的《梅花三弄》、《几度夕阳红》，讲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明月几时有》等，让学生在感受古典高雅的诗词语言的同时，还能领略到古典诗词在流行歌曲中的魅力。笔者还给学生讲《虞美人》、《同桌的你》、《丁香花》、《山楂树》等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歌曲歌词，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歌词中学习传统诗词知识，鉴赏名家名篇。笔者还会和学生讨论时下备受关注的歌星或音乐人，如周杰伦。发现大多数学生只对他的衣着、发型以及R&B曲风感兴趣，对周的歌词了解甚少。于是笔者让学生搜集周杰伦的歌词，很快他们就发现周杰伦的歌词内涵丰富，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借鉴如《东风破》、《台》，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如《半兽人》，有对传统家园的呼唤如《梯田》，还有《稻香》、《青花瓷》、《夜曲》等一批意境优美、耐人寻味的歌词。其中一位不喜欢周杰伦的女生在活动总结上写到：我还是不喜欢周杰伦，但是开始喜欢他的歌，尤其是歌词，如《蜗牛》中的“小小的天，留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多棒啊！
通过这些引导，有助于学生形象地理解从词到歌词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流行音乐进行初步的文化认知。学会鉴赏流行歌词后，笔者还让学生尝试给歌曲填词。如用《上海滩》的曲来填新词，作业刚布置下去，大家都兴奋异常，兴致勃勃地当起“填词人”。填出来的新词当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学生们主动学习的热情却让笔者非常欣慰。
二、让阅读“潮”起来
在讲授《林黛玉进贾府》前，笔者做了一次课堂调查：读过《红楼梦》的同学请举手。结果只有两三个同学举手。在讲授《赤壁之战》前，笔者也做了一次课堂调查：读过《三国演义》的同学请举手。大概有十几个同学举手，且以男生居多。这两次的调查让人感到担忧。每个中学生都明白，多读好的课外书，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写作水平，但现实中仍有不少中学生只喜欢看言情、武侠、网络小说，而喜欢名著并且看过两部以上名著的，却寥寥无几！问及原因，他们认为文学名著读来费解，趣味性不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作为学生引路人的教师来说，对中学生的课外阅读缺乏必要的指导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语文课堂学习很有限，这就要求学生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自学。把积极的“潮”文学引入语文课堂，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而且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增长见闻。笔者曾深入了解学生的阅读素材，从畅销书切入，读一些学生中阅读面最广的书籍，审慎地、有选择性地将这些书籍纳入到课程资源开发之中。同时，笔者组织了一次“畅销书阅读讨论”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课。笔者由《三重门》引入，马上就有学生接上谈韩寒、郭敬明，谈《幻城》、《梦里花落之多少》，课下这些书就在班里流传开来。笔者将畅销书与经典著作互为参照，达到用人文精神引导学生，消解畅销书负面影响的目的。譬如对《三重门》的叛逆和消极，对《幻城》的虚幻和夸张，学生们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此外，笔者还向学生介绍金庸的《鹿鼎记》、《笑傲江湖》，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等一批作品，班里又掀起了阅读的小。于是笔者要求他们从主题、表达技巧、社会意义和个人启发几个方面作研究，再分小组写研究总结。学生反响强烈，效果良好，交上来的研究报告大部分都能结合现实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独特的见解较多。有的还做成课件形式，在班里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令笔者高兴的是，很多学生都认为读老师介绍的畅销书比读课本有趣多了，比读网络小说更充实。
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之后，笔者还专门设立“阅读课”，一周一次。学生自带课外书籍，或由校图书馆统一发放，或学生之间相互交换课外书籍。笔者就曾经向校图书馆借了一百多份报纸，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里阅读新闻，并随堂指导，教会学生积累写作素材，为今后的写作服务。
三、让视频教学“潮”起来
“潮”文化还体现为流行音乐、电影、电视、MTV、报章杂志、广告、网络文化、网络游戏等。语文课是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方法、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只要对学生成长有利，我们把喜闻乐见的元素引入课堂又何妨？再者，由于学习任务繁重，学习压力大，学生的生活单调枯燥，为了避免他们成为机械的、乏味的人，就需要用“潮”文化来激活他们。这不仅可以活跃思维、缓解压力，放松的情景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能够使他们收获得更多，但关键是教师要进行正确、适度地引导。
平时，笔者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视频，如在讲授《鸿门宴》一文时，笔者让学生看电影《西楚霸王》；在讲授《赤壁之战》的时候，笔者让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中易中天的《品三国》；又如在紧张的备考阶段，笔者给学生看“百家讲坛”中于丹的《论语》；考试结束后，笔者会给学生看“鲁豫有约”或动漫版《三国演义》等。对于看视频，学生总是热情参与，这时笔者不失时机地提出看视频的要求：用不少于300字的文段写下看视频后的感受，以议论为主。于是，学生都带着目的去欣赏笔者为他们精选的视频，并及时写下自己的感受。结果，大部分学生的观后感远超过300字，并且有的文章论证精辟，文采飞扬。这样既积累了写作素材，又训练了写作能力，一举两得。最近，在网络上掀起“林书豪”的热潮中，笔者就鼓励学生集体收集有关林书豪的图片资料及视频。一个星期后，学生把精选过的视频及做成课件的图片资料拷在班级的电脑里，争相上台介绍交流。图片精彩、视频感人、评论到位，学生在兴趣与享受中学习，潮！所以，只要进行适当地引导，视频式的教学同样可以让学生收获良多。
不止一个教育专家说过：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智慧的启发与唤醒，而不是知识的再现与传递！如今的学生因为成长经历丰富而拥有相对独立的世界观，不容易盲从，因此教师在课堂上重要的不是向学生传达什么、灌输什么，而是创设更好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自己去认识、去学会。从生活实际出发的课堂教学，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发挥潜力，张扬个性。“潮”式的语文课堂刚好为学生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这对于老师来讲，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给语文课堂注入“潮”元素吧，让语文课堂告别死板沉闷，焕发出生命力和创造力。从此，学生可以快乐地学，老师可以快乐地教，也许会还语文教学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N].中华读书报，200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