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1: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贾平凹简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纵观他30多年的创作，浓厚的乡土情结成为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从现实生活到地域文化到风土人情；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无奈地离乡返乡，多种乡土情结构成了贾平凹小说独特的乡土人文艺术。本文从商州情结、女性情结和离乡返乡情结三个方面，浅谈了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贾平凹 小说创作 乡土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和乡土情结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最具叛逆性和创作精神的作家。自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到300多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初登文坛，那时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可谓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作品内容以反映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为主。如《水》、《清河上的婚事》、《竹子和含羞草》等。1978年，贾平凹凭借小说《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也因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1983年，他创作了小说《商州初录》，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的商州系列，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热潮。1984年，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等几部小说，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商州展示给了全国人民，也坚定了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行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神秘文化色彩，源于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如《天狗》、《人极》、《烟》等，表达出对生命的玄思。进入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引起了贾平凹这位乡土作家的深切关注。1993年，他创作了《白夜》，刻画了一个农村人进城寻找精神家园的寻梦过程，表达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随后的《土门》，表现了在城市文明的发展下，农村文明的坚守和退让，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2005年创作的《秦腔》，更是一举拿下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抗鼎巨作。最新的作品《高兴》，还是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乡土，虽然主人公在变化，故事情节在变化，但是不变的却是贾平凹这位农村汉子对生育他、养育他的这片乡土的挚爱，对这片乡土上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不断追求。
所谓乡土文学，就是依靠作家的回忆来描写农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贾平凹正是以自己的故土商州为最主要的创作背景，并把农民作为自己关注的表现的对象，进而给了我们以极大原生态的乡土美的感受。
二 贾平凹小说中乡土情结浓重的原因简析
1 源于他对乡土的深切眷恋
贾平凹1953年出生于陕西省的丹凤县金盆乡。这个青山连绵、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就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它既有西北关外的豪放和雄浑，也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这块肥沃美丽的山水养育了贾平凹，这里的文化积淀成为了他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源泉，当这位游子把对故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宣泄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的真切。也正是故土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使他将现实中贫瘠偏远的故乡以美好的词语予以描绘，展示了山村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山村人的勤劳和朴实。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故乡深切眷恋的本能意识。
2 实实在在的农村人
贾平凹出生于山村，祖上几辈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他对此也从不讳言，甚至还主动提出过自己身上具有农民身上的“丑陋、卑下、委琐”等缺点，对于这个身份，贾平凹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农村生活中那些幸福或者痛苦的经历，是他生命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财富；恨的是，从小的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生活，让他受到了冷漠和歧视，形成了自卑、忧郁的性格，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只有将故乡的景物作为描述的对象，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慰藉。这种农村人的生活经历和因此而形成的个性特征，也是他的作品乡土情结浓重的重要原因。
3 “城里农村人”的特殊身份
贾平凹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后来通过上大学得以留在了城中，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身上都始终带着农村人的烙印。面对着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他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念以前的乡村生活。一方面，他是见过城里大世面的城市人；一方面他又是不能融于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此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要以文学成就来证明自己，给自己以安全感，更要在作品中描绘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农村世界，于是商州就成了他的建筑作品之一，他把自己创作的根扎在商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让城中的自己和乡下的自己进行着最本质的交流和呼应。
三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1 商州情结
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商州是今天的商洛地区。陕西省依据历史传统可以分为三大块，即陕北、关中和陕南，而商州则位于关中和陕南之间的秦岭南麓。秦岭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所以无论是商州的气候、物象、山川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并先后产生过汉唐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而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经过几千年的传扬，逐渐渗透到了商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震天响的秦腔、中堂上惟妙惟肖的老虎、大门上公正的对联，都是商州人民智慧的象征。贾平凹有一部专门以商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集《商州初录》，在谈及这部作品时，他曾经表示：
“过去商州市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急需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也是我写这几部小说的目的。”
在他的笔下，商州风景优美，人民勤劳聪明，既有西北的雄浑，又有江南的婉约，俨然是一方人间的圣地。这种对商州的极力颂扬，正是出于他对商州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已经深深地将烙印留在了贾平凹的心中，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形形的人物正是现实中人物的真实写照，那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神话、传说又成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在他看来，商州已经不再是行政区划中的商州了，而是渗透了他强烈的个人精神的理想化的商州，成为了他永远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记录了他的成长，见证了他的成功。现在，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片给予他太多太多的土地。
2 乡土女性情结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西北女性的形象，倾注了他对于乡土女性独特的关注和认识。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女子都是鲜活的、敢爱敢恨的，她们有的俊俏、有的温柔、有的多情、有的娴熟，而且都有着自己笃定的想法和追求，对自己的追求永远都不放弃。贾平凹把西北女子那种善良、率真、泼辣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背后，则是他对爱情、伦理道德、人生的精神关照。如《浮躁》的主人公小水，这是一个温柔如水，但内心刚烈的乡村女子，她深深地爱着金狗，但是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不能与具有较强现代意识的英英相抗衡，因为她不像英英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但她却没有责怪金狗和英英，反而是真切地祝福他们。后来金狗落难，她始终不离不弃，支持他开始新的生活。自始至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小水都没有退缩，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随着时代的变迁，贾平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开始有了内涵上的新的发展，如《鸡窝外的人家》中的小月不再有传统女性的羞涩和保守，而是有了变革时代浮躁的气息；《腊月正月》里的小月改变了传统的择偶观念，自主地选择了理想中的婚姻和爱情。这些都是西北乡土女性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完美展现。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乡土女性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嬗变，贾平凹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经济时代的特征。他借助于对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如《废都》之中的农村小保姆柳月，她渴望走出农村，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她没有知识和能力，只能做一些保姆类的服务性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功利意识，所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通过吸引男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庄之蝶的主妇。她后来嫁给了市长的有残疾的儿子，因为她知道，除了身体和姿色，她实在是一无所有。在她的身上，反映出经济社会下农村女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还是追逐现实物质利益的“坏”女人，我们都能感受到贾平凹是在用心描写乡土的女性，而这也成为他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重要表现。
3 离乡―返乡情结
贾平凹19岁离开故乡，但他的心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故乡，而在作品中体现还乡是他补偿故土最好的生命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离乡―返乡的情节，这些都传达出他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和面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无奈和纠结。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一些农村青年，他们因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渴望走出山村，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追求新的生活。《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不是太富裕，却也其乐融融，但是禾禾不满足生活的现状，早已被城里传来的致富信息所吸引，开始放弃经营土地、做豆腐、打狐狸，几经折腾，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落得个妻离子散。但是这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去城里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终于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经济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贾平凹看来，山村青年是应该走出去并在外面学得经验和技术，来改善自己原本穷困落后的生活，继而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这也是他在创作之初对于离乡的看法和认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浮躁》中的金狗，复员回家后并没有在农村里安分地种田务农，而是要到城里大展宏图，并且当上了一名记者，而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时，金狗开始迷惑了，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状态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农村出身的正直青年的本性让他决心揭发这些虚假丑恶的现象，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贵，最终换来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发现还是自己的家乡最纯净、最美好，于是毅然返回了家乡。贾平凹近作《高兴》中的刘哈娃，在老家不惜卖肾盖房娶媳妇儿，却仍然没能如愿，于是决心进城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他认为自己的一只肾卖给了西安人，自己就是西安人了，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和他的同乡五福一起捡破烂。但最后他不但没有挣到钱，五福还搭上了性命，而他则坚持要把五福的尸体背回家，认为老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进城圆城里人梦的农民为什么如此艰难？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意回到家乡？是家乡的贫穷让他们被逼无奈，还是物质精神的过分刺激让他们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贾平凹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不光写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写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除了上述的商州情结、女性情结、离乡―返乡情结外，贾平凹的小说中还表现出民俗情结、土语情结等。他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崇拜，把这里的山水、人物、语言、民俗，用真诚的语言和质朴的故事展现给我们。阅读贾平凹带给我们清泉般的乡土作品，让我们对乡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乡土不再是“土”，不再是“俗”，而是和高雅艺术一样，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乡土中的古老文明有一些格格不入，但贾平凹并没有予以回避，而是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个契合点，他既深情守望着这片未被污染的故土，又希望它能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贾平凹用真情感动着故土的每一寸土地，以及与他同样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民。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许少欢（1989.01-），男，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摘要：《天狗》由中国现代作家贾平凹所著，英文版The Heavenly Hound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李锐所译，属于熊猫丛书的一部分，出版于1991年。原作语言风格朴实，书中有大量陕北民歌，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面貌。作为熊猫丛书的一部分，由中国译者所译，整体来看，基本忠实于原作，没有大段的删译、改译或增译现象，除个别词有意译外，基本做到了对应。
整体来看，由于译作为中国人所著，而且是由官方主导的译介行为，主要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因此译者主要以异化为主，辅之以归化，有些较难翻译的词、方言等作了意译与删译处理，后文将会具体分析。
关键词：贾平凹；天狗；翻译策略
一、度量单位的翻译以归化与异化相结合
例1.路北半里为虎山，舞虎，石头ff。
译文：Half a li north of the road was Tiger Mountain，tigerless in reality，and covered by jagged，precipitous rocks.
“里”为中国特有的距离计量单位，译者在此并为把“里”转换为更常用的“米”，或许意在传播中国文化，但文中并为加注，会使外国读者感到困惑。
例2.于是这二年兴起打井，至少十丈深，多则三十丈。
译文：In recent years，though，there’d been a fair amount of well digging in the area.These wells were usually about thirty meters deep，although some went as far down as one hundred.
一丈相当于3.33米，译者在此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把中国古代的度量单位转换为米，易于外国读者理解。
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异化为主
例1.他睡在自家的炕上，百无聊赖。
译文：He lay around on the kang at home feeling bored with himself.
“炕”是中国特有的可以烧火取暖的床，在此直接译为kang有助于异域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传播。
例2：天狗属鼠，十二属相之首。三十六岁的门槛年里，却仍是一种忌讳影子般摆脱不掉，干什么事都提心吊胆。
译文：He’d been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at，the first of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During this，his threshold thirty-sixth year，he’d been unable to shake off a sense of foreboding，and everything he did produced in him a deep sense of unease.
本段话里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如“属鼠”、“十二属相”、“门槛年”等等。译者采用异化的策略，将这些词直接译出，有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但缺少一定的注解，可能会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感到困惑。
三、一些习语、成语的意译处理
例1：人世沧桑，古堡围墙早就废了，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有一碑，字迹斑驳。
译文：But time passes，and the old fort walls had long since crumbled，leaving behind only a stone stele in the undergrowth by the arched entranceway.
“人世沧桑”这样的成语仅译作“time passes”不能完全传达出中文所表达的那种意思，译者采用的是意译的处理。
例2：…做老子的就瞪了眼：“算了算了，指望你还能成龙变凤呢”
译文：His father glared at him.“Stop the nonsense.I’m hoping you’ve got more in you than that.”
成语“成龙变凤”也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译者采用了意译与删译的策略，译出成语的基本意思，没有把“龙、凤”等意象加入译文中，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多的解释，影响文章的流畅度。
四、方言类语言的翻译
贾平凹的作品中有很多的陕北方言，方言翻译向来都是翻译的难点，对于中国译者来说，理解这些方言问题不大，但如何将这些方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特别是在转化的过程中能否保留方言特色，是一个难点，译者对于方言的处理，基本以意译为主，以通俗地语言转化为英语，对于异域读者来说，可以减轻理解上的困难，但同时也会造成原文语言特色上的损失。
例1：“我的爷，你好不容易寻了一个钱缝，我就挤一条腿去？”
“山上有的是草，城里需要的又多，我还怕你夺了我的饭碗？”
译文：“Goodness，it’s been difficult enough for you to find a yourself a way of earning a crust and now you’re suggesting I get in on the act too？”
“There’s plenty of that stuff up there，and there’s a big demand in the city，why should I worry about you taking my livelihood.”
原文中像“寻了”、“钱缝”、“挤一条腿去”之类的非正式用法，在译文中作了意译处理，没有翻译出“钱缝”、“挤一条腿”等词，而是用“earn a crust”（谋生）、get in on the act等词作了解释性的翻译。这样的处理会对原文的语言特色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
五、译者的翻译风格分析
译者的翻译风格不同于原作的创作风格，贾平凹的原作在写作风格上很朴实，从方言、俗语以及民歌的运用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尽量表现一种原汁原味的陕北农村生活，作为译者，首要任务是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理解小说的主要内容，然后尽量去展现原作那种细节层面的东西，但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再创造，是一种对原作的改写，因此完全对等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从整体上看，译者的翻译对原作的忠实度是很高的，没有大段的改译与删译，只是对一些个别的词和句子进行了细微的改译。译者在尽量展现原文那种朴实的写法，用词也比较简单，常用一些口语类的表达；同时对于一些文化类的词，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翻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的译者，有充分的文化背景，而且此类官方主导的译介行为旨在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基本忠实于原作，没有大篇幅的删译与改译，只有小范围内的意译与省译，译文在整体上基本传达出了原作的中心内容，可以让异域的读者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陕北农村的生活面貌，进而了解中国的文化。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随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也在加强，中国不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但如何把这些优秀作品同样优秀地翻译出去，值得探索。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本土译者的作用，将二者结合，才能使更多的优秀作品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宗锋.试论文学翻译中的方言理解与翻译――读贾平凹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英译文[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63-166.
[2]黄立波.翻译研究的文体学视角探索[M].外语教学，2009（5）：82-85.
[3]姜智芹.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小说评论，2011（4）103-112.
[4]贾平凹.天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吴S.《浮躁》英译之后的沉寂――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J].小说评论，2013（3）：72-78.
[6]王瑞.贾平凹作品英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对策[J].外语教学，2014（5）：93-96.
《山楂树之恋》模式
作家艾米的畅销小说《山楂树之恋》海外版权，以完全商业化的模式，成功授权给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具分量的出版社，如世界最大的女性文学品牌出版社――英国维雅格出版社，他们将《山楂树之恋》中的爱情故事比作罗密欧与朱丽叶。
《山楂树之恋》图书版权推广的成功给出版社带来了几点启示：
（1）选材是基础：《山楂树之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演绎的一段纯美爱情故事――被誉为“史上最纯净的爱情”。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极易产生共鸣，对小说题材的准确判断，使人文社最终签下《山楂树之恋》的海外版权权。
（2）作品推荐是关键：为了让更多的出版商充分了解作品的内容，提供英文翻译样章、作品的英文评论文章显得尤为重要，出版社在这方面应该舍得投入。
（3）版权的全媒体推荐势在必行：在多媒体、自媒体乃至全媒体时代，文学作品的版权逐渐变得立体化，具有了多维度、全方位的特性。而著名导演张艺谋同名电影的适时推出，无疑成为该书迅速走向世界的助推剂。借助全媒体推介版权应该成为未来有待探索的途径之一。
（4）为名家名作品做海外版权的独家：为了让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还要将目光盯在那些适合做版权输出的作家和图书上，如：《山楂树之恋》《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中外出版深度合作
中外出版深度合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动出版“走出去”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种崭新的中外合作出版模式，目前已经实现了中国与希腊、瑞典的完美合作。
这种模式不是简单的版权转移或翻译出版，而是一项整合世界各国优秀作家、插画家、译者和顶级出版机构优质资源的综合计划。具体做法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顶级出版社牵头，邀请两国最优秀的作家在同一题材、同一体裁之下进行创作，同时约请两国顶级翻译家与插图画家为对方国家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和配图，最后两部作品将被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图书，分别以两个国家的语言在各自国家出版发行，使同一题材、同一体裁的作品在同一本书中实现跨语种、跨国界、跨艺术形式的立体演绎。此项计划旨在利用作家在本国的影响力，带动对方作家在本国知名度的提升和域外文化在本国的交流与吸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全新的思路。
探讨《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在海外出版的可能性
自2007年开始，在德国梯森基金会全方位支持下，由著名翻译家、学者张玉书老师主持编写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每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内容以介绍德国当代作家为主。中国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德国的文学现状，以及德国的当代作家。受这一做法的启发，我社希望尝试同样的方式出版一本《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但不限于德语版的出版发行，目前已经与德语、英语的汉学家及与我社匹配的出版社取得联系，并正在制作样张，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用走出去的钱实实在在为作家做点事。该杂志还将配合我社为作家举办的各类活动，以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陆续发行到世界不同地区，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仅作为我社走出去的一个窗口，暂定每年一至二期。
尝试建立海外独家版权机构
我社自2002年开始发起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活动，该活动由我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规定入选小说必须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希望能够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的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既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又以科学、严谨、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2014年，该活动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渐渐发现在获奖作品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故希望尝试聘请海外独家版权的方式弥补这一不足。目前，我社在西欧、北美各找了一个，他们不仅有很好的文学品味，也有很强的人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帮我社提供更多的一手信息，同时也协助我社做好图书走出去的工作。目前海外独家版权已经协助我社做了一些令人满意的工作，如：贾平凹法兰克福之行的各项活动安排已经推动版权的成功出售；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高价卖到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
尝试让作家与出版商直接见面交流、沟通
这也是人文社对“走出去”的一次大胆探索。众所周知，德国设在中国的歌德学院在推荐德国作家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我社希望用国家拨给我们的走出去的钱，实实在在地推荐作家，特别是在全世界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的设想是：在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采用各种方式全力推荐一位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当代作家（当然一定是人文社的作者），次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为这位作家走出去的各种版本召开新书会，同时推荐另外一位当代作家，如此循环往复，善始善终……2013年，我们推荐的作家是贾平凹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这样的活动，虽经验不足，却收到不错的效果。组织初期我们充分调动了海外独家版权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特长和优势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此次活动中海外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专门我社走出去各种图书，还帮忙设计、联系、举办各类活动。
1.事先准备工作
为使这次见面活动取得成功，我们事先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建立人文社版权海外输出的专属英文网站，专门宣传我社准备推荐的国际型作家，并为他们制作了作家专集的英文介绍（包括主要作家简介、作品内容简介、重要作品评论文章等）。
（2）制作作家采访视频，聘请专业外籍人士对中国作家进行视频采访，制作精良的英文字幕（效仿微电影的方式，通过影音效果，宣传作品的传播，使出版商对作品产生直观的印象）。参考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制作的莫言《檀香刑》北美宣传片方式，针对不同图书，制作不同的视频进行立体化宣传，如贾平凹的《高兴》。
（3）与海外版权独家一起，从国外的实际出发，事前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认真进行宣传效果评估、主持人的选定，同声传译的安排，费用预算等。
2.现场活动
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做了如下活动：
（1）拜见了法兰克福总领事并与领馆相关工作人员建立起工作联系，邀请他们出席我社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举行的各类活动，并商定今后择机一起联手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希望他们协助我社广泛联系当地文化研究及出版机构，为作家搭建交流推广平台，对此，总领事当即安排了今后与我们接洽的具体负责人。
（2）在书展现场针对出版商、编辑举办了以“城市发展如何改变社会、城乡文化差异”等为主题的对话活动，贾平凹与巴西国家图书奖得主、意大利国家图书奖得主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3）在书展现场针对各类媒体人举办了主题为“全球话时代的作家责任”“经济金融危机”“传统价值与道德规范”等主题辩论活动，贾平凹与巴西文学院最佳小说奖得主、意大利斯托里加图书奖得主就上述主题深度交换了看法。
（4）在法兰克福孔子学院与2012年德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就文学作品中的“家乡”主题进行对话，之后还举行了作家各自作品诵读活动。
（5）去慕尼黑拜见了汉学家、孔子学院总院顾问阿克曼先生，就图书走出去的方式、《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在德国的出版，如何联系世界各国汉学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6）在慕尼黑孔子学院举行了作家贾平凹与慕尼黑读者的见面会，参与人数之多超乎想象，很多人不得不被拒之门外。
3.活动收获
（1）不仅与总领事接上关系，还与多家媒体取得联系，如：新华社法兰克福分社、CCTV德国记者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视台、德国电视二台等。
（2）发现了许多外国人居然是贾平凹的追随者，他们从奥地利、柏林等地赶来参加贾平凹的活动，同时涌现大量欧洲包括巴西媒体报道，造成媒体效应。
（3）与法兰克福组委会取得联系，在海外的帮助下将活动的消息登载在他们的4000份传单上，广为发送。
（4）制造了外国出版社抢夺中国作者的良好竞争局面。目前已经与法国Stock出版社出版签订贾平凹先生《带灯》一书的图书版权贸易合同，条件相当优惠，售价令人满意；同时收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图书出版商的申请。
（5）活动次日，CCTVnews、德国电视二台等即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央电视台在2013年11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对本次活动做了长达2分40秒的报道。
4.2014年活动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因为活动是2013年7月份才开始萌发此创意，所以决定搞活动的时间较晚，因此在各类沟通环节上略显不畅，造成参展前期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剧增，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
（2）今后应该将重要的活动放在公共场所来搞，德国人很爱读书，效果或许更好；特别是与孔子学院搞活动时更要注意，各种诵读也应该在书展现场搞。
（3）事前的媒体联系相当重要，因为我们搞活动就是为了扩大影响。此次现场来的许多媒体都给我们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而我们回来后被一些网站、电视台主动联系，表示希望下次有类似活动时，事先通知他们，他们可以随行录像做节目。
（4）每年推荐的作家可以不一样，但举办活动的人不应频繁换，应保持相对稳定。
（5）事前应利用海外媒体做好相关报道及广告，如：在各国著名文学报刊请著名评论家撰写中国作家的专访、评论。
2014年人文社策划并即将于4月实施的活动有：联合孔子学院、文化部、各国驻华使馆召开世界汉学家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见面会。其目的：
（1）集中介绍中国多位当代作家的作品，探讨适合走出去的作品主题、题材，探讨中国文学的海外翻译与接受，以及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讨论《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的具体出版落实工作；
（3）通过汉学家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4）通过这一活动，锁定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提高作家对人文社的忠诚度。
对于活动的可行性，我们也有充分的准备：
（1）因为汉语是汉学家共通的语言，所以不需要翻译，他们可以相互直接进行充分地交流、碰撞；
（2）资金问题不难解决，即便我们拿不到各种走出去的资金，也已经有出资人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并与我们联系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社走出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中我们也总结出三点经验与大家分享：
（1）输出的图书要适合国外读者的口味，输出版权就是输出文化，所以不必太顾及作者在国内哪家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只要我们认为题材好、有输出的可能，均可以努力与作者沟通，如此不仅可以扩大我们走出去的范围，还可以变向争取作者资源，如：人文社最近将黄永玉老先生的作品输出到意大利，就是延用了《山楂树之恋》的作法。
[关键词] 社会价值；女性；欲望；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269-2
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世纪末”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差不多在每个世纪末，许多国家民族都要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文化形态上，往往呈现出空前的嘈杂、混乱、不和谐、动荡不安。旧世纪临终前的衰朽、死气又猖狂挣扎，和新世纪分娩前的兴奋、冲动又苦苦熬煎，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心态情感失去了统一的准则和界线。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常规砝码不再是两极对立的态势，而是一种无规律的交叉换位、互通互补。世纪末的这种文化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世界末的文艺创作当中。冥冥之中的注定，《废都》在1993年6月，上个世纪末出版了。小说洋洋洒洒初余万言，其中裸写到“性”的多达60余处，性描写大都围绕庄之蝶而展开，作者不惜笔墨着力渲染庄之蝶与他的四个女人的周旋，似乎企图告诉读者，尽管庄之蝶是为千万大众提供文化精神食粮的大作家，是文化升华的参照，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性能力看得重于他的文学创作，渴望在之中寻找到人性和生活的自然、本真与和谐。庄之蝶的女人们也果然以对性的沉醉和饥渴，接连使庄之蝶尝到了男人的幸福，但这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放纵，到头来主人公仍然鸡飞蛋打、身败名裂，挽救不了这个“废都人”，进而暗示挽救不了文明也挽救不了人类，而引发的生命灾难和罪孽不可避免地把人导向生命毁灭之渊。但事实就真的是这几个简单的暗示吗？作者似乎更深层地隐喻人类悲剧的意图等等。
情爱和叙事一旦结合，就不只是直观的社会人生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优秀的情爱叙事小说往往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伦理命题，而指向一种更普泛的人类精神现象。此书作者贾平凹自称：“《废都》是我要表现世纪末的中国人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情绪。”这是一种寂寞的情绪，一种守旧、享乐、颓废的情绪。废都，西京，这个城市以及城市里形形的灵魂都在静静地泣血，仿佛临近灭绝的狼群仰天抽泣，还掺杂着淅淅沥沥的血滴声……
一、欲望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惊，它那大胆，，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传统的儒家文化用“君子之道”，激活人们的“君子”之欲，调动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同时用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抑制“小人”之欲，让人们在“仁”的追求中施展才华。进入20世纪，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摧毁原有的世界秩序，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逐渐开始入侵已趋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在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搞活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释放了人们被传统儒家文化所禁锢的个体欲望。从“无奇不成书”到“无性不成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小说发展的道路。《废都》恰恰又是这一发展道路上的最为真实写照。从总体上讲，人的欲望分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而“人的众多的、不同层次的欲望并不总是和谐并存的，它们更多的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废都》中的与庄之蝶有染的女性们，在物质欲望与情感欲望之间，此起彼伏，不能达到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状态，因此迷失在现代化的城市废墟中。中欲望的最大特征就是，永远不知道满足，而任何事物都有其矛盾统一的一面。当欲望和欲望之间发生选择冲突时，而伦理道德规范就是人们化解冲突，做出选择的某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理性，人的欲望完全失去理性的控制，最终会毁灭人自身的存在。庄之蝶和周敏一样，在物质欲望和情感欲望的纠结中不断迷失，失去一切。柳月在作品结尾时说，“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表明柳月最终意识到最初想象中的庄之蝶和现实中的庄之蝶是不相符的，或许她本来不希望借助肉体和美貌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庄之蝶的真实生活毁掉了她的想象。但庄之蝶本身也是欲望的受害者，在小农经济社会向商品消费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原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不再适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消费时代，而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人的欲望在毁灭的旧城废墟上被彻底释放出来，却没有相应的理性控制。因此，失去控制的欲望毁灭了《废都》所有人的生活。其次描写的普遍性，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当前的发展和泛滥，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幻想、性宣泄是人的另一种原始本能心理。人类不同于动物，不仅是以繁衍后代为目标的生理行为，而且是一种释放紧张，解除焦虑，获得愉悦的心理过程。在性宣泄中得到满足，自觉享受生命的快乐，是人性与兽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满足。于是，欲望的性宣泄，就成为一条最有效也最安全的途径。《废都》能够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归根结底，乃是来自普遍人性的需求。承认人都有秘密的性兴趣，有压抑的性意识和潜在的望，有性幻想和性宣泄的正常心理，如同必须承认人之为人而非神一样，是一个朴素的客观真理。审美”和“审丑”在《废都》里的合二为一，最充分地体现在男女关系的情和欲的处理上。情和欲本是间题的两个基本点，若打一个比喻更象是两条边线两种极端，而夹合其间的充满拉力的“磁场”，正是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爱”的源泉。一般地说，情属于精神范畴，欲属于物质范畴。情偏重于健康的理性，欲脱胎于感性和本能。这样在“爱”的展露描摹上，两者的取舍和量的比例自然就成为衡量其优劣美丑的分野和法度。
二、伦理
判断一本书中描写的好坏，其实就要看删除这一段是否会影响该书对人物的塑造及情感表达。最令人不解的，是《废都》全书共有46处性描写出现“口口口口”图样，作者并不厌其烦地注明了此处删去多少字。据粗略统计，最多一处删去995字，最少的为11字，总共删去7500余字。这似乎是《废都》的洁本，那么《废都》的足本呢？如何去揣测版本学角度上的《废都》足本价值呢？又如何去揣测删节后的洁本在诸如情节、结构、人物，乃至主题等等渗透到作品肌理里面的文本意义上的损失呢？肉感的文字一定会带来肉感的体验，但肉感的阅读感却不一定是文字的性感。优秀的性描写既是情绪的宣泄，又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美与色，是两个互为表里又相互区别的感觉，优秀的描写，不一定让人，却会带给人无献的。整部小说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小说中尼姑庵主持慧明打了胎；牛月洁和庄之蝶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为了不失名人妻子的虚荣，她甚至对庄之蝶的风流事听之任之；而唐宛儿和阿灿则分别对庄说：“是你给了我一点太阳，我才灿烂的。你能喜欢我，我太不敢相信了，我想即使和你干了那种事也是美丽的。”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当然是可以描写的，但关键是作家以什么心态来描写。周作人说过，“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把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问题恰恰在于此，作家根本没有把那些女人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来看待，在庄之蝶的心目中，女人只是而已，他从来不关心她们的感觉。而整部小说弥漫的那种玩弄的心态，也使得小说伦理发生了扭曲，看似这扭曲超乎常态，但实际又在情理之中。贾平凹在《废都》的创作答记者间中声明，“废都”二字起源于他对自己生活了20年的历史名城西安的认识，西安的古都――故都――废都的复杂悲衰的文化心态是他创作《废都》时主要考虑的问题，而且“扩而大之，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中国在地球上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此刻，这“废”好不吝啬的废在了伦理之中。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折射着这座古都的消亡，不仅是城市物质的消亡，更是城市文化的消亡，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对于小说中人物的评价不必刻意的去探讨，庄之蝶在道德层面就是个流氓，但是作者却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包括阿灿、唐宛儿、柳月她们就是当今社会的小三，所以个人认为此部小说是寄予了作者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反思，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沦落，更不是几个人的沦落……
三、反思
病态的性心理、产生于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个体意识（包括性意识）的自觉。“性”的个体生命意义冲破种种传统观念对个性的压抑日益显示出来。现代心理学对人的以为本原的潜意识的揭示，加强了这种冲击的力。“人”进一步发现和肯定了自我。小说对“人”的再现，对人的“内宇宙”的开掘，必然向无意识王国的底层――世界深化，而读者对小说人物的审美观照，也必然相应发生从表层向深层延伸的变化。这是社会和文学进步的表现。现实是残酷的，而人又有人性中的缺陷弱点――无法克服欲望的诱惑。但只要人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人会走出废墟，走出精神困境。但问题在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既有其随时代变化的一面，也应该有其符合人性本质而不变的一面，变与不变的标准抉择，才是当今社会人们迷失的原因所在。当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之后，也就丧失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人们感到生活是一片空洞的混乱。失去判断是非的道德价值标准，也就意味着失去欲望满足的底线，人们只能期望通过自己被以他者为代表的外界群体的认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来判定自身的行为原则，但个体的自我就受到由多个不同个体组成的聚合体的压制，让人们陷入无所不在的生活焦虑之中。人类的群居本性告诉人们，个人不仅需要自我的肯定，也同样需要群体的认同。所以，能够达成群体一致的某种道德价值规范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行为指导原则。庄之蝶因为生活的焦虑而跟随自己的感觉，沉溺在的感官刺激之中，失控的欲望让他和众多人物都成为欲望的牺牲品。每个人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自我生活的主体，而不是依附于其他事物身上，在追求自己的快乐生活时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能一味地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面对欲望的选择时，不能失去理性的控制，虽然在旧城的废墟上重建理想的新城，任重道远，但必须要勇敢地面对，而不是困守或逃避这片废墟。在以人为主体的小说叙事中，描写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它不应该只是非理性生命活动的展示，它应该给人留下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伦理的，实证的，历史的，更应该是哲理的和审美的。现在的间题是，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人们更热中于展示，而不注重思考。小说的结尾安排了夜幕时刻在西京车站庄之蝶与周敏的相遇场景，周敏是庄之蝶懦弱、世俗的部分，而庄之蝶则是代表着理想、浪漫的人格部分。最后庄之蝶的死亡代表着世俗世界中理想、浪漫的失败，而周敏使劲地拍打候车室的窗玻璃代表着对自己理想和浪漫的不舍和告别，周敏看到汪希眠的老婆则代表着他世俗的继续追求和幻想。总体来说，故事结束了，主人公的生命并未结束，但是浪漫与理想则被磨平了棱角，带着世俗的追求，继续存活于世上。这个结尾在给出一个有关理想和浪漫的颓废气息的同时，也给出了世俗的希望。《废都》再版，彰显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对人的尊重与宽容。映射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充分印证了贾平凹对现实社会深邃的洞见，前瞻的思维与敏锐的眼光。贾平凹是这样一个清醒的人。有着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清醒的认知、默默的隐忍，在压力和批评中信念坚定，坚持不懈的写作。我们清楚地看到，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光怪陆离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已经不同程度地应验了贾平凹当年《废都》预见的正确性。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与生活立此存照。知识分子为什么远离了精神故乡？他们为什么心灵荒芜？他们的精神出口又在哪里？通过耐人寻味的描写，以及事态进展的光怪陆离。通过对虚无、颓废、无聊等精神废墟景象的描写，反证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尤其是它在当时的精神预见性至今读起来还那么令人触目惊心。《废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机会。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内心，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此即《废都》。它的价值，在于文化写照而不在于文学自身。一部《废都》，一部地下的史诗。
参考文献：
[1]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3，（6）.
[2]邵宁宁.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4，（1）.
【关键词】存在主义；沈从文小说
阅读过程中，读到《文化选择与审美判断――沈从文研究综论》、《张爱玲沈从文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联想沈从文的小说，深感沈从文小说与存在主义相契合，遂以存在主义角度对沈从文的小说做一探讨。
一、存在主义
“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扯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追问人的意义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于19至20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然科技的发展，上帝的权威被，延续千年的信仰被打破，哲学家们意识到重塑信仰的重要性。存在主义产生于现代文明危机，“焦虑”存在主义产生的根源。存在主义者认为“焦虑是从存在对非存在的认识”[]，这种焦虑是存在本体的焦虑。孤独、异己、绝望、无意义、非理性等情绪是焦虑的症候。存在主义者认为，人面对存在意义已经消失了的环境时，其生命状态就会转向焦虑和恐慌。内心的焦虑经过积累和理性调节则会转化为忧患意识。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进行着“穿越虚无，重塑价值”的努力。为消除焦虑，存在主义者试图解决“虚无”，答案便是人的自我超越性。
二、虚无的表现――以《萧萧》为例
生长在湘西的幼年沈从文，除了看到秀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外，也目睹了太多的杀戮。“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幼年的经历对性格的形成和成年有重大的影响，幼年目睹的太多杀戮和血腥的场面必然在沈从文心里埋下了对生命荒谬的体验的种子。而参军后的沈从文则与杀人者同行。在清乡看到杀人一千，利用乡绅矛盾杀掉无辜的老实的乡下人，在怀化看到杀人七百“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甚么可作的”“我每次到场时他们也就总站在那桥栏上看热闹”以杀人为娱乐，将生命当儿戏，他们糊里糊涂的杀人，也糊里糊涂的被人杀，看到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和直面死亡，不可能不使沈从文加深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存在主义者认为，当面对死亡时人才能感受到活着的意义。如此直面死亡和荒诞的人生，不免使沈从文产生极大的荒谬感和虚无感，在这样的情境下，沈从文深深的感到了厌烦。“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后来，沈从文从“乡下”来到城市，却目睹了更多的城市的虚伪、丑陋和堕落。
这种巨大的虚无感表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是对虚无的批判，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下面以《萧萧》为例，探讨沈从文小说虚无感在小说中的表现。
《萧萧》中的虚无表现，是萧萧及萧萧丈夫和家人对于生命的不自觉，他们糊里糊涂的过着生活。在她嫁给小丈夫做童养媳时，她对自己的不幸完全不自知，她不了解做童养媳意味着什么，不了解做童养媳可能失去一生的幸福，她甚至没有面对未知世界的些许恐惧“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花狗引诱萧萧，而“萧萧十四岁时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终于有一天，萧萧就给花狗变成了妇人了”但这个过程也是糊里糊涂的，萧萧对自己做了什么不甚清楚。花狗走后，已经怀孕的萧萧紧张忧虑而不自知，完全处在混混沌沌的状态“她的心，想到的事自己也不十分明白。”而萧萧丈夫家中人发现萧萧怀孕的事后，开始想了一些惩罚，但是他们对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清楚“大家全莫名其妙，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 而当萧萧生下别人家的儿子，萧萧丈夫的家人竟然没有一丝的怨怒反而“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萧萧丈夫面对自己的妻子生下的别人的儿子，竟然没有一丝不满，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当萧萧和花狗的儿子也结亲，娶了童养媳，可能另外一个人要重走萧萧的悲剧的时候，“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让人深感震惊的不是发生在萧萧身上的悲剧，而是萧萧对自己境况的不自知，她没有认识到做童养媳给她带来的痛苦，所以当面对悲剧重演的时候，没有一点同情。除了萧萧，还能看到萧萧丈夫的不自觉和丈夫家人的不自觉，他们在悲剧里，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糊里糊涂的生活。小说表现的这种生活状态不能不说是与沈从文感触到生活的虚无然后反思人的生存状态有关的。
后记：虽然对于存在主义理论了解很少，这篇论文也不过是浅薄的想法，但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对于沈从文的作品加深了理解，深感沈从文小说的多义性。作品和《沈从文自传》因为读的是电子版，所以注释不是很详细。
作者简介：蔡羽 （1984.3― ），女，四川遂宁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文学学士，助理研究员，从事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布小继. 张爱玲沈从文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关键字】 数字版权 数字出版业 版权授权 监管
【作者简介】 黄燕，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编审，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 G23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4）08-0058-02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3年7月的《2012―201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2012年为1935.49亿元，比2011年增长40.47%。可以想象，互联网给传统出版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数字出版这种依靠优质内容直接向用户收取费用的“内容付费”模式有望成为现代出版产业的主导模式。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能力，直接制约甚至决定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衰成败。
一、健全数字出版产业版权授权模式是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能力的基本前提
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作者或出版社普遍对数字出版存在着被授权、乱授权和授权不清的情况。从我国数字出版实践来看，数字版权侵权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出版社的图书产品未经授权就被直接扫描，提供给用户下载；二是冒名或山寨出版社的图书产品。我们还注意到，许多出版社在数字版权的运营和保护方面也存在不少困惑，导致一些出版社对数字版权、电子版权等概念描述不清、理解不透，与作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时归属约定模糊，不能清晰说明（甚至根本没有说明）授权的具体种类、图书产品的使用方式、传播载体与媒介、结算方式、之后收益的经济保障等，给之后数字版权运营、保护以及维权埋下了巨大隐患。整体来看，图书作品的数字版权授权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可归结为数字出版领域的海量作品如何进行授权和怎样规范授权这两大问题。
目前在数字出版产业中，存在着自行授权、授权和集体许可等多种模式。一般认为，自行授权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使数字版权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和授权范围得以最大化表达，切实减少纠纷的产生，其劣势在于难以实现海量作品的授权问题。所谓授权模式，相当于数字版权授权中介组织模式，就是由出版商代为授权，或者由专业的数字版权公司代为授权。而集体许可模式则由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权利人的授权代表权利人进行数字版权授权，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解决海量授权问题，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笔者建议，作者和出版社在签订出版合同之前必须加强对数字版权的认识，在签订出版合同时必须合理选择产业版权授权模式，进而明确是否授予数字版权以及授权的范围，避免作者或出版社被授权、乱授权和授权不清情况的出现。与此同时，数字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和集体管理组织的建设也亟须加强，为解决海量作品的授权问题提供制度环境，使作者或出版社的作品得到传播，促进文化发展。
二、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版权立法是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能力的重要保障
不同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从内容生产、产品形态到管理过程都具有数字化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据此均制定了专门的数字版权法和相关的数字立法，以促进数字版权产业的发展和保护。我国并没有专门规范数字版权的单行立法，现行版权法律法规多数针对传统出版订立，条文多从传统法律转来，与互联网特点结合不紧密，执行起来难，无法解决伴随数字化出版所产生的纠纷，明显滞后于我国数字出版的飞速发展，不利于数字版权的保护。而且，我国数字版权立法过于注重法的稳定性而忽视了法律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修法间隔时间长，较为保守。我国1990年颁布《著作权法》后，至今只修订过2 次，严重滞后于实践，难以与高速发展的数字出版业与时俱进。而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每两三年都要经历一次较大的修改，最近十多年来的修改基本聚焦于数字出版。
为促进数字出版业的发展，笔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数字出版产业法，明确数字出版的定义、特征和分类，从宏观上规范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监管模式。在制定单行的数字出版产业法之前，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以便及时有效规范数字出版。
三、 提升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技术水平是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能力的努力方向
数字出版业立足于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毋庸置疑，在促进了整个数字版权产业发展的同时，互联网技术也造成了侵权的便利化、低成本和侵权范围的扩大和严重的经济利益损失。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仅仅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来保护数字版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尽量降低网络威胁以保护数字版权，网络技术的支持与发展不可或缺。只有加强数字作品的内容创新性，同时加强数字作品的版权保护技术，才能使数字出版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版权保护技术是一种通过技术限制非法行为的有效手段，也是版权保护中的核心手段。目前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水印技术、数字加密技术、电子签名技术与认证技术、数字指纹技术和基于数字水印和内容加密之上的DRM技术等。吊诡的是，由于数字版权标准不统一，各种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之间基本上相互独立，技术之间的互通和互操作极难实现，技术浪费严重。尤为重要的是，上述数字版权保护的关键技术仍然有待提高，数字版权保护的反盗版技术亟须进一步加强。
为防范数字出版产业出现“成也技术，败也技术”的困境，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数字版权产业的技术创新，不断升级换代，加快更换周期；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版权保护的反盗版技术，使数字产品难以被非法利用和盗版使用，建立数字版权产业技术标准，促进技术规范的统一，为数字版权产业的发展扫清障碍。
四、提升公众数字版权意识是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版权保护能力的关键所在
我国数字版权保护的薄弱环节，贯穿于数字出版业的整个产业链，即数字内容提供商―数字技术/平台运营商―终端商―消费者，可简化为数字版权人（上游）、数字出版商（中游）和消费者（下游）三部分。我国数字版权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就是产业链中各权利主体的版权保护意识欠缺。
[关键词] 西部电影 界定 嬗变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01
引言
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因为一批真实展现中国西北农民的精神风貌、生存境况、时代困惑的影片而震惊影坛，在以《人生》、《野山》、《老井》、《黄土地》为代表的这批影片中，中国西北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独立姿态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成为银幕形象的中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电影文化现象和美学现象，书写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辉煌的一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深刻变动，曾经轰动一时的西部电影在九十年代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改革浪潮中逐渐走向式微，虽然延续至新世纪十年，仍不断有《美丽的大脚》、《惊蛰》等反应西部农村题材的电影作品问世，但无论是从其数量或质量上讲，其影响已远不及当年。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发展促成了电影审美主体与审美趣味的分化，也推动着银幕焦点逐步转移，武侠电影、古装电影的崛起印证了电影语境的时代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西部开始沦为简单的空间背景，昔日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所散发出的浓郁乡土气息与坚韧、敦厚的西部农民身上所承载的西部民族精神，在追求视听冲击与消费的产业浪潮中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审美主体日常经验的现代性发展阻断了西部影像魅力的现代化延伸，在后殖民主义冲击下的社会语境中，我们如何演绎中国西部？在追求狂欢的消费型社会里，我们如何传达西部电影的价值观念？这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西部电影做一个清晰的界定,同时需要从其转变过程中把握发展趋势,以寻求其在产业语境下的多种发展可能。
一、中国西部电影的界定
中国西部电影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90年代至今的中国西部电影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并未形成一种稳定的发展形态，因此，对西部电影的界定，目前只能从其早期作品中进行总体归纳。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西部电影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电影类型，也并不是泛指在西部所拍摄的电影，而主要是指以西部人，特别是西北农民为叙事主体，以他们的生存境况与时代困惑为主要叙事内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美学特征的一类影片的总称。这些电影因为具有相同的反思特征与启蒙价值而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电影现象。但随着90年代商业浪潮的侵袭，后期的西部电影开始分化，形成了基本延续80年代现实主义美学特征的西部电影与商业化了的西部电影两种发展形态，并引发了关于西部电影界定的一系列问题。
1.中国西部电影与美国西部片
西部片产生于美国，主要是指“以美国西部为故事背景，以19世纪下半叶美国人开发西部荒野土地为题材的影片” [1] ，我国对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在1980年代，当时电影先驱钟惦在西安曾指出，中国应有自己的西部片[2] ，从此，中国西部片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里的西部片与美国西部片从本质上讲有明显不同。首先，从体制上讲，当时中国电影的生产体制与美国电影生产体制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电影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模式,从生产、发行、放映完全由国家行政命令来完成，而美国西部片则是在商业化的市场环境中,通过市场自身的需求调节来完成的,因此，当时的中国西部电影并不具备产生如美国西部片那样的商业化的类型电影的土壤；其次，从中国西部电影近30年所创作出的影片来看，虽然2002年中国电影开始了产业化的道路，但这30年里所生产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西部电影，无论是画面元素的构成、价值观念的传达与作品风格的呈现，都不像美国西部片所展现的那样类型化、模式化,中国西部电影在其近30年的发展历史中并未形成稳定的类型；再次，中国电影的体制背景决定了中国西部电影即使发展到了今天，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上像美国西部片那样类型化的生产道路。因此，中国西部电影只是化用了“美国西部片”这一名称，其所指向的内涵从一开始就与美国西部片无关。
2.中国西部电影与中国西部
“西部电影并不是依据其具体的地理地域来命名的，它主要是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韵和人文气息而言的” [3] ，这种精神气韵与人文气息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非商业化的西部电影所共同体现的特征，在这些影片中，西北人，特别是西北农民是叙事的核心，生存是叙事的母题，围绕生存而展开的思索与抗争则是主要叙事内容。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西北人的独特个性在影片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促成了西北人对前途、命运、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也造就了他们坚韧、敦厚、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便是中国西部电影的魅力所在，西部电影曾经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大轰动，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与此。而1980年代中国银幕上的西北人，则正是那些刚刚走出时代的中国人与西北民族精神的结合，面对十年的文化浩劫，人们应当如何评判这段特殊的历史？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人们应该如何解决新时期所遭遇的保守与开放的矛盾？西北人以他们自己的深刻思考与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无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还是《野山》中的禾禾与桂兰，他们以体现着自身独特精神风貌的方式给人们启迪。因此，对中国西部电影的界定应当从西北独特的人物性格与民族精神出发，而不应简单地从画面中展现的场景来辨别，否则，中国西部电影极易因界定的泛化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二、中国西部电影的嬗变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全球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分裂与变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电影产业的发展同样深受影响。从1980年代西部电影的繁荣到90年代的衰落，再到新世纪重新建构，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同中国电影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从启蒙到娱乐，从写实主义到技术主义的转变。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与消费型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分裂，造成了西部电影的历史性转变。
1.从启蒙到娱乐
1980年代是新启蒙的年代，在这一时期里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反思文学的繁荣为西部电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赋予了西部电影启蒙的特质。在那个改革开放开始萌动的年代，无论是高加林的人生选择，还是禾禾的致富经验，都普遍引发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因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与时代特征而引起巨大反响。然而，这种思考在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逐步走向式微，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消费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启蒙因失去了共同的价值认知基础而显得不合时宜，娱乐至上，消费至上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以两部改编自贾平凹小说的电影为例，便可以看出西部电影在90年代前后两个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转变。
影片《野山》改编自贾平凹小说《鸡窝洼的人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西北农村的故事。故事主角禾禾与灰灰是部队战友，两人复员后回到了鸡窝洼，开始了养家糊口的农民日子，但禾禾不甘心只做一个平庸的农民，他乘着改革的好时机开始尝试各种致富途径，却屡屡失败，直至其妻子秋绒忍无可忍与其离婚，将他逐出家门。寄宿在灰灰家的禾禾依旧没有放弃创业的念头，他通过卖豆腐、打工攒钱，准备再大干一场。而善于种地的灰灰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殷实，于是他与妻子桂兰多次劝解禾禾别再折腾，安安分分地过农民日子，但受到别人讥讽，特别是受到秋绒冷言冷语的禾禾下定决心要为男人争口气，不闯出条路来不回头，看到禾禾如此执着，桂兰便转而支持禾禾，与其养榨蚕、飞鼠，搞创业。由于无法忍受妻子桂兰与禾禾风风火火的行为，也无法忍受村里人的非议，灰灰于是与桂兰大闹之后离了婚，与秋绒组合成了新家庭，重新开始本分的农村生活，而禾禾与桂兰因养飞鼠而发家致富，成了村里的有钱人。当村里开始通电时，曾经殷实的灰灰却因为没有钱通电而不得不一再贱卖粮食，而此时富有的禾禾与桂兰又新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磨面机，开始了新生活。
该片通过对原小说的再现，真实地还原了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混沌的年代里，以灰灰、秋绒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思想与以禾禾、桂兰为代表的现代开放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并通过禾禾、桂兰的最终成功与灰灰、秋绒的没落暗示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要以开放的思想勇于开拓新生活。同小说原作一样，影片富有浓烈的启蒙意识。
而时隔23年之后，于2006年改编的电影《高兴》与之相比，则明显不同。影片讲述了西北农民刘高兴、五富到大城市西安，以捡破烂谋生的故事。怀揣着致富梦想的刘高兴与五富到西安找老乡韩大宝谋生计，无奈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而就在此过程中，刘高兴偶然结识了按摩女孟夷纯，并在彼此的接触中，刘高兴得知孟夷纯是为了上大学凑钱才干起了这种工作。对孟夷纯萌生爱意的刘高兴于是不断通过将自己捡破烂所得的钱送给孟夷纯，以帮助其攒学费。然而就在此时，孟夷纯的弟弟因贩毒而被抓，孟夷纯也被连累进了拘留所，刘高兴四处筹钱以保释孟夷纯，就在事情终于有希望时，五富却因饮酒过量而患重症，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刘高兴决定开着自制飞机载其回家。戏剧性的是，五富却在此时起死回生，于是他们重新回到西安，救出了孟夷纯。
同样是改编自贾平凹的小说，但电影《高兴》与《野山》相比，对原小说的改编无论从内容、风格上来讲，都有明显不同。首先，从作品内容上讲，电影《高兴》以原小说为基本框架，替换了其中的大量情节。影片中占据大量篇幅的刘高兴与孟夷纯之间的感情在原小说中未曾书写，刘高兴造飞机也并未在原小说中提及；其次，从作品风格来讲，原小说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用客观纪实的创作手法，真实地描摹出了社会底层人物在繁华都市里艰辛与不幸的生活，而影片则以贯穿始终的喜剧风格，用超现实的、戏剧化的创作手法，勾勒出社会底层人物在大城市里苦乐交织的生活。这种改编因带有后现代狂欢化的色彩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片中刘高兴想成为“人上人”就去造飞机一样，一种因身份、地位的边缘化而产生的焦虑，并未引发主人公过多的思考，也并未引导观众去思考，而是以喜剧化的情节与歌舞来排解这种焦虑所带来的痛苦。似乎在这样的时代里，思考因失去了现实意义而显得多余，狂欢因成为共同的追求而显得理所当然。
通过两部影片改编前后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语境的转变对西部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启蒙到娱乐，西部电影的这种转变似乎是顺应着时展的潮流，然而事实上，西部电影娱乐化的发展正逐步消解早期西部电影的美学价值。
2.从现实主义到技术主义
西部电影不仅在主题内容上经历了从启蒙到娱乐的发展变化，同时在形式上也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技术主义的转变。1980年代的西部电影，由于受到时代语境、题材内容的限制，作品大都呈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但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西部电影中的武侠电影开始繁荣与发展。这种繁荣与发展不仅使得西部电影开始分化，形成了西部武侠电影这一重要分支，同时也使西部电影呈现出从现实主义到技术主义的重要转变。以何平的两部作品《双旗镇刀客》与《天地英雄》为例，便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变化。
影片《双旗镇刀客》以中国西北独具风情的大漠荒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身怀绝技的小刀客“孩哥”与横霸一方的刀客“一刀仙”之间展开的生死故事。片中的“孩哥”因保护自己的童养媳“好妹”而出其不意地杀死了“一刀仙”的兄弟，从此与强大的“一刀仙”结下生死冤仇，在求助于结识的“沙里飞”无果的情况下，瘸子、镇上居民铁匠等人先后选择为孩哥慷慨赴死，直到最后，小刀客被逼与“一刀仙”一决生死，并在一阵风卷狂沙中，弱小的孩哥杀死了强大的“一刀仙”，正义得以伸张。
该片通过对棱角分明的人物个性的塑造，简单、明了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的传达，建构出了一个善恶分明、快意恩仇的西部武侠世界。并且，影片对人物复杂情感的细腻刻画，特别是对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恐惧与无奈复杂情感的呈现，还原出了一个可信可感的西部江湖，体现出真实的质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而时隔12年之后何平的另一部武侠巨制《天地英雄》，则没有了以往《双旗镇刀客》的质朴、明晰。精致唯美的画面，史诗般的宏大叙事，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该片成为一部“标准”的大片。从片中所展现的场景来看,除了沙漠、荒原、古镇之外，影片还加入了美轮美奂的喀纳斯湖美景，对该场景较大篇幅的呈现，不仅打造出了西部影像中少有的一种视觉奇观，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心中惯有的“大漠狂沙”式的西部自然环境印象。虽然同样取材于西部雄厚的历史文化，但该片中所构建的武侠世界，已经脱离了人们的已有认知，尤其是影片故事情节中对超自然元素的使用,并将该元素用作人物矛盾冲突解决,更是冲淡了《双旗镇刀客》中所展现出的真实、质朴的美感,体现出了鲜明的技术主义风格。
由此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2年以来的中国西部电影，开始逐步受电影产业化运作的影响。这表现在电影作品本身不再以讲述单一、明了的故事为主，为了获得足够的票房吸引力，影片本身呈现出以打造视听奇观，追求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或许正如王富仁所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西部电影逐渐走向衰弱，但这种衰弱仍然是当代中国城市小市民文化泛滥的结果，并不体现中国电影艺术整体上的进步和发展，片面追求技术上的进步和票房经济价值导致了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内涵的空虚和苍白。”[4]
三、中西部电影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今天的中国西部电影在迷茫中进行着艰难探索。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战略不仅没有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拓出新的路径，反而隔断了早期西部电影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延伸。于此同时，电影审美主体与审美趣味的分化，又迫使中国西部电影在混乱的价值体系中进行着艰难的重新架构。
以影片《西风烈》为例，这部改编自真实社会事件的影片，通过将一个简单的追捕故事与类型片中的公路、警匪、动作、西部等元素融合在一起，构建出了一个不同以往影像中的新西部，为中国西部电影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可能。但不难看出，影片在直接套用美国类型电影元素以迎合后殖民语境下的观众审美趣味的同时，难免使中国西部沦为简单的自然背景，这种对中国西部的现代化演绎，不仅因为题材的限制未能展现出早期西部电影的魅力，同时也因为类型的杂糅而未能建构出为观众所认可的现代西部风格。
面对产业化发展已经全面铺开，类型化发展即将成为可能的今天，中国西部电影应当如何顺应发展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这或许有待于更多的电影文本实践以进行市场检验，但不能忽视的前提是，中国西部电影之所以能够称作中国西部电影，它是以中国西部人为叙事核心的。如果抓住了这一基本前提，中国西部电影未来的发展或许才会赢得更多的认可吧！
结语
时至今日，中国西部电影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1990年代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西部电影虽然已经发展完备，但未来的西部电影走向依旧扑朔迷离，这或许不仅需要中国电影人对西部电影持续的努力探索，更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与宽容吧！
参考文献
[1]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钟惦.钟惦文集 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第450页
[3]张阿利.论西部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J].电影艺术.2005年第 期，总第303期
[4]王富仁.中国西部电影简论[J].东岳论丛.2009年第02期
一、读月。读出作者眼中之月
(月亮出来了，安详地吐洒着它的清辉。月光洒落在长江里，江面被照亮了，流动的江水中，有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斑在跳动。江两岸，芦荡，树林和山峰的黑色剪影，在江天交界处隐隐约约地伸展着，起伏着。月光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银色的花边。)
师：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江中的月夜，和作者一起来到甲板上，抬头仰望。(读：月亮出来了，安详地吐洒着它的清辉。)刚才我说的话中，哪个词是最重要的?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仰望”是最重要的词，然后读书。)
师：月光洒落淡淡的清辉，作者又低头凝视江面。哪个词是最重要的?
(学生很快发现“低头凝视”是最重要的词。读书。)
师：这就是赵丽宏由上到下的观察顺序呀。他的目光离开江面，望远处……
(生眺望，读文。)
师：你们又发现了作者的目光是由远及近的。短短的三句话，作者就层次井然地写出了月亮之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赏析：品读，品出月之美。在老师不露声色的引导中，学生读懂了作者是怎样观察的，明白了写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这些训练都是在读中完成，没有告诉。
二、品月。品出作者心中之月
1.出示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片段。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师范读。)
师：美吗?你认为哪儿美?哪些语句打动了你?
生：我认为“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这句话很美，本来是静静的月光，这样一来就变得动起来，有一种动态美。
生：“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像诗句一样，读起来很美。
生：“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我喜欢这句，我见过这样的月亮，有种朦胧的昊。
2 出示贾平凹《月迹》片段。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几，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缺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它走了，它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师：这段文字哪儿打动了你?
生：“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是拟人的写法。
生：“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里面“爬”用得巧妙。
师：这也是把月亮当作人来写。就像你一样，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3 出示斯好写月片段。
师：如果是你，你会摘录哪些词句?
赏析：南书中月拓展开来，学习其他作家的写月篇章，感受月亮在不同人的眼中的不同姿态。同样的月有不同的美，正是王老师在课堂中所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学生在感受不同的月景时，围绕其中的文字琢磨品味，明白作者写月之法，得语言文字运用之妙。
三、写月。写出自己心中月
师：让我们一起回到自己印象最深的那个月夜。也许你站在阳台赏月，也许你来到小树林中抬头仰望，月上柳梢，也许你静立溪边，也许你爬上山头，月亮出来了，月光洒满大地，那是怎样的美?请你试着写几句。你可以用上刚才几住大作家的笔法，还可以用上黑板上的这些词语。(生练写。)
(展示)师：三分写，七分读。大家听一听他用了大作家的哪些笔法。
从上面的教学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读写训练”过程，整个过程是扎实有效的。这个过程可以总结为“读中悟法――拓展积累――有效习作”。写的训练不能只出现在写作指导课上已经成为老师们的共识，必须在课堂上进行写的训练。但是写的训练不能是阅读课的终极目标，我们要恰当处理读与写的关系，让二者有机结合。从王老师的课中我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合理选择读写结合点
《望月》中写月景是在文章的第二段，是单纯的写景段落。作者的观察顺序是清晰的，学生很容易发现作者的观察顺序和写作的思路。月景是学生熟悉之景，学生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王老师选择此段作为读写结合的训练点，是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的。
二、重视语言的品味与积累
由课文中的一段文字出发，引入三位作家的文字，课堂的容量可谓大。所选文章虽多，但主题明确，都是写月，特色各异；要求和课文不同，课文精读品味，推荐文章感受月亮不同的形象美，感受语言的丰富。课内阅读教学做到了课文阅读和拓展阅读的有效互补，共同推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老师为学生的仿写提供了词语，同时明确提出“你可以用上刚才几位大作家的笔法”，不仅做到语言文字的积累，还让学生积累了写作的方法。
三、重视写作方法的渗透
关键词：作家学院化生存；学院政治；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纯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183—10
作者简介：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 （上海 200020）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拿起教鞭，站上讲坛，教书育人①。作家这种走进大学，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作家进高校是为了生存还是创作”、“作家可不可以培养”等话题的讨论。但是与媒体的热烈讨论不同，文学界对世纪之交的文学生产版图的改变似乎冷淡很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本文无意讨论“作家可不可以培养”这样的话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本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集体投奔高校？作家寄生于高校，是否影响他们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奔向学院的作家”②到底与高校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写而优则教”的行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笔者拟以王安忆的《天香》（2011年）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为例，试图分析21世纪文学的生产现状和精神危机问题。
文学场的裂变与学术场的膨胀
“文学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运用“场”的概念，将文学艺术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辩证地整合到场域的视野中。文学场表现为权力、资本和惯习三种力量的相互纠缠和斗争，权力斗争和资本争夺是文学场的基本实践
张意认为，文学场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文学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相逢，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将影响习性，生成有意无意的策略行为。“习性”观要求我们将文学场域的历史和行动者的性情辩证地联系起来。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4页。
由是观之，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但无论是白烨先生的“三分天下”说（纯文学、大众文学、新媒体文学）
参见葛红兵、许道军《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还是王晓明先生的“六分天下”说（网络文学、盛大文学、博客文学、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独唱团》所代表的抵抗文学）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属于纯文学的那一部分作家队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判断也是相对的，纯文学内部也在进行着分化和重组。以作家身份而言，不必说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之间的分化与分野，即使是体制内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作协，走进高校，选择学院化生存。有意思的是，事实上，那些最终选择栖身高校的作家，如马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几乎是在纯文学领域暴得大名的作家。
作家为什么要进高校？对于作家进高校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为“稻粱谋”，作家希望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建国后中国文学生产体制是作协——纯文学刊物（出版社）的专业作家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末，市场经济引发的作家队伍和读者队伍的流失和分化，使得纯文学生产重要一环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急遽萎缩，纯文学期刊无法生存，甚至面临改刊的危险。市场经济挤压下的纯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依靠纯文学期刊稿费生存的作家生活难以为继。虽然作协的专业作家体制还能给作家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作协被人们所诟病的“衙门化”、“行政化”导致的作家创作个性的无形束缚，让作家意识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是首要的选择。而正好在这时，扩招后的大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办学，当“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到高校中去，成为无路可走的纯文学作家的最佳选择。第二，作家创作面临“中年危机”
【关键词】文学审美;核心理念;目标;课程化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17-0020-03
【作者简介】李洪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南京，211100），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曾获省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一等奖，省优质课赛课一等奖，被评为全国教研工作先进个人，系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法国当代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认为，在学校教育中文学作为“人类在他的宇宙中的自我反思”，作为“生活的学校”，应该恢复它“完全的权能”。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从所选作品的文学质地到组织教学的理念和操作方式，都距离文学教育尚远。而审美体验，作为传统语文教育的核心理念，有着深厚的哲学与教育学基础，它应是文学教育的必由之路。语文教师，以自觉的课程意识对文学教育进行逻辑重构，方能使“失衡”的语文教学真正走向敞亮。
一、文学审美，文学教育的核心理念
语言教育追求实用的、科学的语言，重点在于训练;而文学教育追求感性的、审美的语言，重点在于感悟。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说：“审美性就是我们理解的文学性。”[1]审美、文化、语言是文学的特质，而审美则是文学特质的本体，因为“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2]
1.诵读涵泳，把握审美方式。
从内容方面看，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体现在对生命意义的揭示，对真善美等人类终极生命价值的关怀。语文课程中的文学作品，首先应是审美的对象，但过于重视解读和阐释，忽视诵读和涵泳，是当前文学作品教学的一大弊端。朱作仁先生在谈朗读时指出：“讲解是死的，如同进行解剖;朗读是活的，如同给作品以生命。”朗读对于关键词句的揣摩、情感的传递、作品的理解、意蕴的领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文学作品语言的和谐婉转、抑扬顿挫，还有文脉的开合变化、起承转合等等，在反复的诵读涵泳中，学生方能较好地理解、领会。
比如我们常说的“千山万水”，为什么不说成“千水万山”呢？因为“千山万水”体现的是“平平仄仄”的韵律，“千”“山”都是长音，表示延展，有千叠万重之意，而“千水万山”则有违这一平仄规律。诸如此类的成语，不胜枚举。再如陆游的《示儿》，“万事空”“九州同”“告乃翁”尾字的韵母为“ong”“eng”，这两种韵母开口度大，音域宽广，能很好地体现出悲壮的意味来。
对文学作品的涵泳体味，还可采用同一作家相关文章集群阅读，以及同一题材不同作品比较阅读的方式进行。这可以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进行创造性的阅读理解，从中读出单篇文章所读不出的新意和意味来。比如：学习苏教版六上《夹竹桃》，可推荐阅读季羡林的《清塘荷韵》《二月兰》，从中感受季老那乐观豁达、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文笔风格。再如：品味苏教版五下《望月》中月亮的清幽之美，可拓展品析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月亮的朦胧之美，贾平凹《月迹》中月亮的传神之美，斯妤《小窗日记》中月亮的飘逸之美，从而让学生对月亮这一中国传统意象有着更丰富、细腻的感知。
2.驰骋想象，丰富审美情感。
文学的审美始于感知，但审美层次的深化和提升，则依赖于阅读过程中想象力的发挥。儿童与成人相比，缺少的是知识与经验，但他们拥有丰富的情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这些恰是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教师可抓住文学作品中的情境、意象，引导学生思考联想，也可利用文学作品中留白的地方，引发学生的审美情感。让学生借助语言文字任思想自由飞翔，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激荡的同时，唤醒、复活文本中的形象，进而探究、体味文本的意境结构，使审美对象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度。
比如：学习苏教版五下《月光启蒙》，就可化繁为简，让学生和着轻柔的音乐朗读文中优美的语段，借助想象随作者一起徜徉在夏夜美妙的月光下，去聆听母亲那动听的歌谣，去感受那动人的旋律中蕴含的浓浓的母爱，这就是运用想象进入“语言所营造的世界”。
3.依据文体，确定审美重心。
不同的文体往往蕴含着不同的美学特征，教师可针对文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鉴赏。比如：诗歌的语言凝练，力求以最恰当的字句来表达情感与思想。阅读时，要仔细琢磨、反复品味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感受诗歌语言鲜明的节奏性、丰富的意象美以及重复、押韵等基本的表现手法。童话本身是对儿童审美心理及成人理性的隐喻，又是一种游戏精神的体现。它的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民间文学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感受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幻想和实际巧妙融合的表现手法，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
二、审美情趣，文学教育的培育目标
“从20世纪以来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来说，快乐原则和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主要创作精神”，具有丰富审美趣味的作品应有效地传递到学生心中。[3]在课堂上，文学作品不应作为训练阅读能力的教学载体，而要“让学生为文学而感动，从而热爱文学，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乐于探讨文学及人生的真谛，这是文学教育的真正目的”。[4]
1.交流对话。
美国作家培利・诺德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中，详尽地列出了儿童阅读的20种乐趣，诸如和他人交流的乐趣，在故事中游戏的乐趣，结构的乐趣等，并由此认为，激发学生乐于阅读是文学教育的本质属性，这些乐趣的核心就是“加入与他人沟通的行动”。[5]课堂上，教师要满足儿童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内在心灵需求，可通过推敲比较、情境表演、观点争辩、迁移写作等方式，让学生在积极的对话中综合表达对文学作品的响应。
让我们来欣赏特级教师蒋军晶的童诗创作片段：
师：这首诗是老师写的，也没发表过。只要你写得确实有诗的味道，你的“最后一句”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
出示课件：我是一枝黑色的笔/我要把小妹妹的牙齿涂黑，让她变成笑掉牙的老奶奶/我要把红玫瑰涂成黑色，让它以为自己中了剧毒/我要把白天鹅的羽毛涂黑，让它以为醒来变成了乌鸦/但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最伟大的杰作，是
师：我最伟大的杰作，是
生：是把雪花涂成黑色，让人以为它生病了。
生：是把雨水涂成黑色，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掌声）
生：是在夜晚给星星提供一个闪耀的舞台。
师：太棒了！这么好的创意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生：是把夏日的太阳涂成黑色，让大家以为凉爽来了。
师：你说出了我的心声，老师是怎么写的呢？
师：是把天空涂成黑色，让爸爸妈妈和老师以为天还没亮，还可以继续安睡。
文学课上的对话，是多向的、动态的、生成的，其本质是文学想象力、形象性思维的唤醒。蒋老师让学生在阅读经典诗歌的基础上，进行仿写创作，学生也在创意想象中，在生生对话、师生对话中感受到了儿童诗的无穷乐趣。
2.呼唤有“我”。
文学作品的解读是学生与文本对话交流的动态过程，是学生从作品中发现自我、理解他人和社会的过程。文学教育鼓励学生以自己的审美经验，投入情感来与文本展开积极对话，获得各自不同的认识。因此，文学教育在指导阅读时，最重要的不是追求一个既定的诠释，而是强调学生在阅读中的回应。
比如：教学苏教版四上《珍珠鸟》一课，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⑴如果你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会喜欢这限制了你自由的“舒适又温暖”的笼子吗？⑵如果小鸟明白正是这个信赖的人限制了其自由，小鸟会对他说：“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吗？⑶你认为对于小鸟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信赖呢？这样，学生的理解不会一味地盲从文本。再如：学习了《狼和鹿》后，推荐学生阅读汤素兰的童话《笨狼的故事》、《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中的第一个故事《洛波，喀伦坡的大王》、沈石溪的《狼狈》，学生在对狼的贪婪、凶狠与团结等多维形象的认知冲突中，就能进一步感悟到不要人云亦云，而要多角度、辩证地看待一种事物。
三、阅读课程化，文学教育的努力方向
应把文学阅读作为整体来加以考量，经过选择、编排，以序列化的形式进入课程，并且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组织，使之真正纳入语文课程内。这就要求教师要由文学文本的教学者转变为文学课程的积极建设者。
1.取法乎上，经典读本的选择。
文学教育读本除了教科书外，必须为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开放的、多样化的补充读本或阅读书目，让优秀的文学作品尽早进入儿童的精神世界。特级教师孙双金曾说，现在的语文课堂可以挤出一半时间来教国学、诗歌、儿童文学经典，因此他为小学生编著了以国学、诗歌及儿童文学为主体的《12岁以前的语文》，推出了《走近论语》等课例。特级教师陈琴则用“素读”将十几万具有种子能量的经典文字储存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
2.多样课型，阅读方式的探寻。
文学教育应该在语文课程的整体框架下，寻求更为灵活多样的课程组织形式。每周一节的文学阅读课可开发成读物推荐、读书汇报、经典赏析、主题阅读等多种课型，还可利用晨会、午读等时间开设15分钟的微型课。微型课程的方式可多元化：感受式――作品朗读、个人阅读、好书推荐、故事讲述;回应式――班级讨论、给书中人物的一封信、改写、续写、阅读后的创作;图像式――绘画概念图、故事插图、设计封面。笔者就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PPT，进行“阅读推荐”。推荐内容包括主要内容介绍、根据目录预测、精彩片段赏析、读后感分享、你问我答等环节。在交流中，学生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3.评价激励，阅读成效的跟进。
激发和保持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热情，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是文学教育走向成功的标志。为此，教师可开展阅读考级、淘书乐、编辑文学小报、图书漂流、博客之星评比、亲子共读等活动;及时进行文学阅读成果的展示，如学生的阅读记录表、摘抄笔记、作品发表及获奖的班级会……引领学生不断感受浓郁的阅读氛围及阅读带来的乐趣。
教师要突出阅读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可从阅读数量、行为和态度等几方面来进行评价。以五年级教学为例，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评价：（1）阅读兴趣浓厚，每天都能坚持阅读30分钟。（2）能积累阅读中的优美词语及精彩片段，并能创造性地运用。（3）能把握所读作品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4）积极参加展示交流活动，获得师生的好评。评价的结果可作为班级评选“书香少年”的主要依据，并按一定比例纳入学期成绩考核。
主张文学教育，不单单是要解决儿童学习母语的兴趣问题，提高言语素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儿童与文学相遇，为儿童建构自由的、开放的、可选择性的文学世界，进而促进其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发展。当然，教师是文学教育的引领者和实施者，是影响小学文学教育效果最为关键的因素，逐渐形成深厚的文学素养，应是每一个有使命、有担当的语文教师不懈追求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童庆炳.谈谈文学性[J].语文建设，2009（3）：55-59.
[2]钱中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J].文艺研究，1987（6）：13-30.
[3]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9.
[4]王尚文.走近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26.
[关键词] 欧阳黔森；《绝地逢生》；底层农民；苦难；希望
《绝地逢生》是一部以农村改革开放为题材的电视剧。剧中讲述了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在村支书蒙幺爸的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沧桑磨难，从极度贫困逐渐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该剧自2009年登陆央视以来，因其呈现出的浓郁的西部风情和少数民族人们的人性美而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持久的兴奋与感动。在电视剧带给我们强烈的审美震撼的同时读其小说文本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与喜悦。在书写底层农民悲苦无告的生存境域与扭曲裂变的人格几乎成了近年来乡村题材作品共同主旨的当下，欧阳黔森的《绝地逢生》它在叙述苦难时，始终不忘彰显人性的敦厚善良与生存的顽强坚韧。所以小说中的苦难远离暴力、血腥、死亡，充满了爱和温情。但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1]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阳黔森无疑是孤独的，他的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广泛的关注与共鸣。但是在浓黑的苦难叙事让我们对现世存在充满惊惧、怀疑、绝望的今天，《绝地逢生》所展现的温暖与希望如一股甘泉，慰藉与滋润着我们沉重的现实人生，而且小说中生动、流畅、口语化的语言和简约优美的自然景物描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别致的审美魅力。
一、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叙事主线
《绝地逢生》它写的是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所居住的盘江村石漠化非常严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长期以来，村民们只能靠吃国家救济粮勉强为继，最困难的时候曾发生过产妇被活活饿死的悲剧。小说开篇就讲述在一个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漆黑的夜晚，盘江村王结巴的妻子翠儿因为饿着肚子生产，结果难产而死。母亲死了新生的婴儿也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在婴儿生死攸关的时刻，村支书蒙幺爸毅然决定杀掉刚生的牛犊子，号召村民们捐出仅来的粮食来喂养母牛，用母牛奶来养活这个可怜的的孩子。
在极端的苦难面前，盘江村民们善良淳朴的人格发出了圣洁的光辉。读者也许会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极度的贫困，是村民们的懒惰吗？就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劳动模范王大有偷偷出走试图到外面觅活养家。王大有的出走使蒙幺爸暴跳如雷，而大队团支书韦号丽为黄大有的辩护揭开了盘江村贫穷之谜，也解答了读者心中的疑惑。
韦号丽想想说：“幺爸，我们大队地少人多，像大叔这样的，有力气用不上，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多少粮食。再加上有人出工不出力，照样没少分粮，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偷懒。你说，像大有叔这种勤快的人，会安心吗？”
韦号丽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盘江村之所以贫穷，它既有人人皆知的那个年代不合理的政治原因，但更与地少人多的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
水是农业的生命，盘江村长期以来缺水严重这也是导致它贫穷的重要原因。为改变缺水的现状，蒙幺爸组织村民热火朝天地修起了水库。水库很快修好了，在众人的热切期望下装了满满一库水，但一夜之间水又全没了，蒙幺爸着急之下跌倒在水库里。地质专家来了，经一番勘探，告诉村民们这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很难储水，且生态环境恶劣，石漠化严重，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必须往外搬迁。专家的话如当头一棒，把蒙幺爸击得瘫坐在地。一部分村民开始往外搬迁，大部分人却不愿背井离乡。蒙幺爸开始思索盘江村的出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颇具商业头脑的蒙幺爸发现花椒很适合在这种贫瘠干旱的土壤种植，并且它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经济效益。花椒的大面积种植和乡村旅游的开发改变了盘江村人们的命运，使盘江村民们在历经无数的挫折磨难后终于踏上了富裕之路。
小说尽管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盘江村民曾经的苦难，但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与人性的丑陋、卑劣、欲望无关，它是那个年代政治决策的失误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且这部小说与当下流行的底层文学相比，最为独特的是它叙说了这些农民们在极端的穷困面前仍不失他们善良、勤劳、坚强的美好本性，而且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的生存变得更有意义与价值。这种苦难与希冀并存的生活既是中国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因为它使阅读少了一份紧张、沉重与压抑。这样的阅读体验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轻松与乌托邦式的遐想。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文本缺少如《被雨淋湿的河》（鬼子）那样为民代言的价值追求，也没有《马嘶岭血案》（陈应松）、《我的索菲娅公主号》（须一瓜）那样对底层农民扭曲人性的揭示。但在当下这样复杂的语境下，《绝地逢生》带给我们的无疑是对生活的启迪、希望与温暖，而这才是文学作品所要追求的精神超越。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书写
在我国风起云涌的历史变幻中，底层农民似乎一直都是愚昧、麻木、无告、卑贱的代名词。乡村政治的掌控者，在我国权力的层级结构中尽管微不足道，但因为有了这些失语的农民群体的存在而显得意味深长，在民主与法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时代尤显如此。近年来，文学作品中不乏农村村干部的形象。如《绝地逢生》中的蒙幺爸、毕飞宇的《玉米》中的王连方、贾平凹的《秦腔》中的夏君亭等。
《绝地逢生》中身为盘江村村支书的蒙幺爸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他精明能干，果断坚强，是盘江村的灵魂与支柱。他为了解决村民们土地短缺和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率领村民们开荒地、修水库，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也是勤劳而并不富裕的贵州人们乃至广大的中国农民精神韧性的体现。他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给村民建小水窖，劝说在城里开店的二儿子蒙二棍把新买的车卖了，把儿子准备用来结婚的钱也拿了出来。他关爱群众，自己吃野菜节约出粮食来帮助比他更贫困的村民王结巴、吴阿满等。作为一个村支书，尽管他所在的盘江村被专家列为绝地，但是他始终不服输，殚精竭虑为村民造福，大规模种植花椒、发展乡村旅游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把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伊甸园”[2]。蒙幺爸这样伟大的农民形象就是目前并不富裕的广大中国农村、农民的希望。
与《绝地逢生》几乎同时期出版的《秦腔》中也塑造了一个鲜活丰满的村支书夏君亭的形象。夏君亭与蒙幺爸一样聪明能干，有胆识有魄力，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他为解决村民经济困难的问题，力排众议，在村里兴建农贸市场。但与蒙幺爸不同的是，夏君亭不仅能干而且狡猾有心机，为阻止无赖三踅上访，设计捉三踅的。为讨好叔叔夏天智，他假公济私，用公款为堂弟夏风结婚请的戏班子买单，还利用手中的权力。
或许有人会说，《秦腔》中那个毁誉参半并且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清风街贫困面貌和阻止村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打工的夏君亭才更能反映现实，而近乎完美的蒙幺爸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其实，在《绝地逢生》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淳美的。如善良的团支书韦号丽，未结婚就冲破重重阻力收养王结巴的儿子牛娃。慷慨大方的蒙二棍，自己富了却不忘乡亲。有担当的王结巴，当年为救儿子牛娃偷大队粮食引发火灾，多年后仍不忘向乡亲们赎罪。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民善良、朴实的本色。小说最后盘江村办起了花椒加工厂和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们终于脱贫致富的完美结局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作者这种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故事的方式并不是在回避现实，它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人性美的珍视、倡导与向往；另一方面它给了苦难生活中的人们以勇气、信心和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地逢生》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唱出了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保持一颗百折不挠的心，生活终会归于美好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
三、生态主义主题
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是西方生态危机的产物。“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3]作为一位曾经的地质工作者，欧阳黔森对生态环境有着特别的关注与重视。《绝地逢生》中就饱含作者对农村早年不合理的砍伐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作者通过盘江村轰轰烈烈的开荒、修水库的惨痛失败就是想告诉大家，农村要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不能盲目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当大理石厂要在盘江村建立时，尽管有比较丰厚的征地赔偿，但是从失败挫折中变得理智的蒙幺爸顶住了官方的压力，拒绝了在村里建厂的要求。因为他深知不能贪图眼前的利益，去破坏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给子孙后代带来更严重更可怕的后果。盘江村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另觅他法。小说最后，花椒种植的成功和曾经寸草不生的野狼谷在蒙大棍的治理下变成了姹紫嫣红、芳草菲菲、绿树满坡，雀鸟争鸣，休闲山庄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人间仙境，说明了生态主义思想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而在我国广大偏僻的农村，边远、贫瘠的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们生活的困顿，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农不农、工不工，候鸟似的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已成为他们目前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绝地逢生》并没有像时下众多的底层文学那样去展示农民工一路走来的血和泪，去声讨现实制度的不合理，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种在闭塞落后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主义构想，并向读者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现代乡村的蓝图。在这个乡村里，有现代化的工厂，有诗情画意般的人间美景，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也许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饱满的激情也使得小说中有些地方的构思不够缜密，但是在既定的现实秩序内它给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读者撑起了一个美丽的梦，唯其有梦，才有希望，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2007（10）.
[2] 欧阳黔森.绝地逢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23.
一“、大漠歌者”
在普通人眼中，西部大漠是偏僻、荒凉的代名词，但对郝贵平来说，这里却是一块文学创作的沃土，对西部大漠的书写是郝贵平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这些书写，让读者见识到了一个全新的西部，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弥补了由于地理阻隔而带来的经验的缺憾，同时也拓展了读者的艺术视野。也是因为如此，著名作家贾平凹为他题写了“大漠歌者”的条幅。作者从细处着眼，以白描、衬托、动静结合等手法状写大漠的自然生物，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的大漠植物群落图。“莽莽苍苍、古意沉沉”的胡杨，意志坚韧、“举着墨红的火”的红柳，“倔强地昂首挺立”的白杨，连绵成片的骆驼草、索索柴和毫无姓名的小草……总之“，戈壁上一个个植物的类族，各自都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生命史。”（《戈壁野草》）郝贵平眼中的西部大漠丰饶灵动、生机勃勃，别具一番韵味。在西部边疆，最具代表性的植物就是胡杨了。作者笔下多次出现胡杨的形象，对胡杨的着意刻划，正是为了突出胡杨的象征意义。作者将对胡杨形象的描写置于广阔的时空之中：“这是荒漠和沙海交叉地带生命呈现的奇观。大地仿佛被洪水漫过，呆滞、沉重、毫无生气。一株又一株躯干高大、形态怪异的胡杨，在的地表挺立而起，稀稀疏疏地漫延着、漫延着，连布成片，无边无际，凝固着远古的荒凉。无风的时候，惨白的阳光火辣辣地蒸腾着无声而燥热的静穆，天的空阔，地的辽远与胡杨虬龙般的枝杆和细密坚挺的叶冠，恰似一幅洪荒年代的油画。而风沙漫卷时，土雾和沙尘宛若平地顿起的疾烟，胡杨林便成了隐遁浮雾之中的怪兽。”（《穿越胡杨林》）用恶劣的生存环境反衬胡杨坚韧的生命力，写得大气而磅礴。同时，在不少描写中往往是树人合一，情景交融。
以胡杨为代表的大漠植物形象，成为石油人人格的象征。例如“两株粗壮而挺直的胡杨，天柱般并立沙梁，浅黄色的沙地上，着形如钢筋的根杈和呈现着断裂杈口的残枝：胡杨躯干的大特写，雄踞画面中央，极富力度地擎举着繁密茂盛的树冠。你，乌黑的秀发披散在信号服着装的肩头，洋溢着青春活力，满含兴致地依偎着胡杨，清丽的面庞充溢着自豪与满足。”这样的描写人衬树，树衬人，写得含蓄而隽永。郝贵平采用宏观视角，对西部大漠进行整体刻画，勾勒出雄伟大气的西部轮廓。在他的散文集中曾专门设有“沙海叙说”、“大漠写真”等板块，用诸多篇章来展现西部风光“：草原辽阔，碧绿如海”，“云杉挺拔，覆坡罩岭”的天山（《天山，天山》）；“总是清洌洌地流淌着一弯清丽的透碧”的孔雀河（《相伴孔雀河）》；“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绿洲上，镶缀的是崭新的塞外明珠”库尔勒（《走笔库尔勒》）……在作者深情的叙述和描绘下，西部的异域风光令人神往。作为一个身处大漠的亲历者，作者对西部的描写不同于观光者的走马观花，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对这片土地的描写中，真正做到言之有物，有感而发。《塔里木河的波光》一文中，作者写道：“我曾在飞机上兴味浓浓地俯瞰塔里木河的雄姿，沙丘、丛林之间，主河道盘环如链，闪烁着灿亮的波光；而叶脉似的之流，在荒漠上任意漫溢。……一次次穿越塔里木河，我没有听到过河水的喧嚣。地是静静的，天是静静的，树是静静的，草是静静的，而漫阔的河流似乎载着重重的沉思，也是静静地向前涌流，不急不躁，不悲不叹，即使戈壁上风沙飞卷，塔里木河也波浪不兴。”不难看出，作者对西部的描述是与自己生命探索的足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在系列散文《我的绿洲河》的篇首所写到的，这些篇章“都是我自己的一条情感之河，它和我所叙写的我生活土地上的真正的孔雀河，混为一体，一同流淌……”“我本古豳黄土地后裔，远涉西域茫茫大漠。寻三千年胡杨，慕抗旱碱红柳。执笔为文，朔风烈马抒怀，热意挚言写心；慕云霓锦里简约，冰雪洁中隽永。昼思夜虑，春磨秋砺，辞章皆化戈壁瀚海之沙砾，山河物景之卵石，却将一己身荣显贵让风卷尽，被雨消融。”这篇郝贵平自己撰写的“个人简介”，既是对他从黄土地到西部大漠的生命脚步的概括，也可以看作他“沙海行旅”中不懈追求的写照。
二“、歌颂瀚海石油魂”
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过“：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郝贵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管是对沙漠中顽强生存的植物群落的描绘，还是对西北大漠眷恋之情的抒发，都是为凸显出一个广阔辽远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下，作者聚焦的是石油建设者们的伟大身影。如果说对大漠的描绘和叙述，还属于对石油世界的外部和表象的描摹，那么在漫长的沙海行旅中，郝贵平书写石油人的奋斗篇章，走进石油人的内心世界，展现石油人大气磅礴、忘我奉献的精神面貌，并将其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则是挖掘出了石油人内在和本质的石油魂。也是因为如此，已故的原石油部老领导焦力人为郝贵平书写了“歌颂瀚海石油魂”的题词。作为工作在一线的石油人，郝贵平的散文中披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人物和故事，这些相对独立的人和事又组合起来构成石油人的群体肖像图。《追寻大漠里的遗愿》中，57岁的工程师刘骥面对疾病与死亡说“：活着干，死了算，我这把骨头扔到塔里木，值得！”长期从事沙漠研究工作的周兴佳，磨练出“早晨喝足，一整天不再喝水的意志”，被同行们誉为“善走沙漠的野骆驼”。《搏击大风沙》中的徐西华说，许多人尝过眼睛里进了东西睁不开的滋味，可是他却感受过沙子进了眼合不上眼皮的味道。《墓碑挺立着希冀》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一心扑在石油事业上的建设者的光辉形象。当鲁晶即将在荒野考察中发现考察成果时，水壶却空了，又没有可以咀嚼的半根草茎，此时此刻，“他想摔掉那个斜挎肩头的无用的行军水壶，忽然又珍重起来———用它收取自己的尿液!闭上双眼，凝固所有的感觉，他分次吞吮着偌大的山壑里独有的一点淡黄的液体———虽然苦涩至极，然而胸腔里毕竟有了些许的湿润……”
《委托沉甸甸》中，告别即将分娩的妻子，奔赴塔里木石油会战第一线的王胜，并非不爱妻儿，但是一种更博大的爱，塔里木在召唤他，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撼人心魄的一幕》中，那支7015钻井队，面对错误过失，知耻而后勇，以功雪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生动地映衬出整个石油建设队伍的精神面貌。在工作中，石油人如此执著，在生活中，他们也一样富有情趣。在工作的沙漠环境里，人们摆放着艳丽妖娆的鲜花，显示自己的爱美之心；下班归来，有人读书诵诗，挥毫泼墨，追逐着生活的情味《(井场墨韵》)……石油人也渴望拥有真诚的爱情，但当爱情与石油事业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宁愿舍弃爱情，而不愿丢弃自己钟恋的石油事业。《两个奥陶系》中，失恋的钻工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拥有爱情的人们，又是何等幸运而幸福啊!《支撑点》那场别有意味的婚礼，《唇印儿》中妻子寄给丈夫的唇印，《钻工与儿子》中父子临别时睡在一起的情景，成功地描绘出石油人忘我工作的背后，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感画面。真挚的情感使石油人的形象更加生动、丰满。透过这些美好的情感，我们看到了一群在大漠中顶天立地又不乏柔情的最可爱的人。当然，这里呈现的只是几个小片段，郝贵平的散文作品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和震撼。正如著名作者刘白羽所评论到的，“能在‘死亡之海’上修成生命之路的人，难道不能创造更辉煌更壮丽的事业吗？我们更大的希望在前方，我们更大的胜利在前方！”（《沙海壮举•序一〈从“死亡之海”到生命之路〉》）“石油是热，是力，是能，石油人的心灵境界何尝不是另一种热，另一种力，另一种能———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塔里木和它的塔克拉玛干，在古荒漠地这样自然生命的绝域里，发生了惊人的裂变。”（《古海》）一部石油创业史，就是石油人不断探索、前赴后继的精神史。石油人勇于奋斗、开拓和奉献的精神与中华民族在共同抵御外辱、捍卫民族尊严，共同抗击洪水肆虐、保卫人民家园，共同对抗非典、维护生命安全中所形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无疑是一致的。泰戈尔说“：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最上乘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郝贵平的作品，不仅描绘了西部石油大开发的壮阔场面，展现了石油人艰苦创业的心路历程，而且将其升华为整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郝贵平无疑为石油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三、纯净心扉，净化人生
“郝贵平说：“石油队伍是一支蓬勃向上的、有巨大创造力的队伍，石油队伍的作风、水平具有很高的层次，石油人的心态从整体上说，是高昂、高尚的，石油人的整体人格高大、崇高，这是石油队伍的一贯传统，是我从地方转到石油行业最深切的体验之一。石油队伍的这种特征与社会上某些涣散、疲塌、粗拉的现象反差很大。石油人这种心态，体现在石油行业作家得身上，就是作品的基调是蓬勃向上、激励人心的，用一句公众语言说就是弘扬石油精神。以石油人的心态看社会，我以为作家的责任应当是不断地向社会输送这种石油精神，用石油精神影响社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答曾绍义教授十问》）正是在这样的艺术追求下，郝贵平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崇高美，不仅给广大读者以深深的震撼与鼓舞，而且让读者在阅读中默默思考，引发出对人生、对生命的思索，从而纯净心扉，净化人生。郝贵平在创作上坚守着“写奋斗，写开拓，写创造”“，倡精神，倡追求，倡高昂”（《大漠拾韵•跋》）的创作准则，在作品中“力求贯注进石油创业者的阳刚之气、豪迈之气和奋进之气”（《荒漠独白•后记》）。因此，作品在内容上是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在当下价值多元的大众文化语境下，郝贵平的创作弘扬了主旋律，捍卫了文学的精髓———文学的圣洁性与高贵性。特别是对石油人奋斗精神的书写，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人心的艺术效果。郝贵平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主题，那就是大漠与人生之间既矛盾又和谐的辩证关系。对这种辩证关系的追问和探求，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哲理，闪烁着智慧之光。首先，大漠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但也因此磨练了在那里扎根的生物。“胡杨的身躯雄劲苍奇，枝杆如虬龙横空，虽然缺少雨露滋润，叶冠依然若绿云笼盖。
它顽强、坚韧，生命历程充满与风沙和干旱的抗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它没有丝毫的脆弱，铸造而成的是不可摧折的强悍和坚毅。”（《大荒漠的春天》）即使不起眼的戈壁野草也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骆驼刺“那枯萎了的土色枝条”，竟“能象枣刺一般，把手掌划了两道白印”，那是它“用坚强的荆刺护卫着自己的追求”“，不容外界侵犯”，而折断它的枝条“，那断口微微地渗出水珠，才知道它并没有枯死”，“正积蓄着生机”。再看看稀稀疏疏、呈现铁褐色的无名草，看起来仿佛被酷暑旱死了，但“那根比枝杆还长”，“被我扭断的枝杆上，淋淋地渗出水珠来”，正是“貌似枯焦，实则鲜活”。还有那索索柴，“枝条胖乎乎的，像婴孩的手指，而枝条上密集排列的是一串又一串向上的‘豆叶’，珍珠翡翠一般，活似刚刚萌出的葡萄。轻轻拭捏，竟是一包绿汁”。由此，作者发出对坚韧生命力的赞叹：“戈壁草虽无俊枝秀叶，却极富憨厚之美，虽少绿色妍彩，却颇具内秀之德。大概唯其如此，它们才能够随大戈壁的寒暑之气，塑造自己特有的形体、肤色和性格，开拓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吧”。（《戈壁野草》）郝贵平作品中人与大漠的矛盾关系，同样引发我们的思考。大漠偏僻枯燥，但正因为远离喧闹繁华，石油人反而能心无杂念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恶劣的环境也因此激发了石油建设者们的斗志，“正因为荒凉、严酷，才会有人们希冀的诱人之谜，也才更需要用智慧和奋斗去搏击艰难和阻障。”于是，大漠因为石油人的奋斗而焕发生机“，荒凉的塔里木不荒凉了，寂寞的塔克拉玛干不寂寞了。”（《古海》）正是在这样的辩证关系中，大漠显示出一种涤荡人心的精神力量：“一踏上这块土地，你就会被一种久违了的东西所包围，那是一种气氛、一种情绪、一种秩序、一种魅力、一种最美好的感情、一种最崇高的精神……”（《古海》）荒凉之地，却有着不荒凉的精神。因此，《都市里的荒漠独白》中的那个习惯了大漠生活的“我”，会在走出大漠后感到不适应。
“荒漠中的我，实实在在，风风火火，有雄性的阳刚展示，有酣畅的奋斗；而现在，我却被都市淹没，被烂漫围裹，我仿佛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在一片喧哗中，作者更加珍惜大漠里的单纯而豪迈的奋斗人生：“我想起，月光下的荒漠里，我们也欢聚，也跳舞，但那是以高高的石油井架做背景，围着用红柳的枯枝点燃的篝火，光着脚片子，踩着松软绵厚的细沙而舞而唱。我们是用自由放浪的舞步和粗狂变调的歌喉，欢庆又一口探井的喷油，庆祝又一个油田的发现。我们的舞蹈，是一场苦战之后的真正的轻松体验，洋溢着创造之后的甜蜜与幸福。”由此，作者引发这样的疑问，“茫茫沙漠很荒凉，但这里有轰轰烈烈的建设生活；沙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石油人在远离了石油的舒适里，反而感到很无奈。他们何尝不想走出‘荒凉’？但走出去以后，反而感到再走进来心里才充实。”（《荒漠独白•后记》）至此作者得出结论，真正的“荒凉”是人内心的荒凉，“塔里木只有荒凉的沙漠，而没有荒凉的人生！”（《走笔库尔勒》）作者对“荒凉”的解读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我们细细思索。恩格斯说，哲理是“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身处轰轰烈烈的石油队伍中，郝贵平的书写无疑豪迈的，异域的风光，忘我的劳动，让我们远离喧嚣，达到心灵的平和。同时，他的书写又是“高尚的强有力的”，在亘古荒凉的原始空间里，石油人一声旷野的呼喊，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仍是需要精神的，这份精神让我们相信明天，相信未来！身为“大漠歌者”，走进大漠，书写大漠，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漠；展现石油人的内心世界，“歌颂瀚海石油魂”，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饱含的哲理，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引发出对人生、对生命的思索，从而纯净心扉，净化人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追求下，郝贵平的作品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漫长的“沙海行旅”中收获着一片垦植绿意的“园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