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学术之家,期刊咨询:400-888-7501  订阅咨询:400-888-7502  股权代码  102064
0
首页 精品范文 关于狼的俗语

关于狼的俗语

时间:2023-05-29 17:39:52

关于狼的俗语

第1篇

论文关键词:狼,反传统,狼歌

 

一、传统狼的消极形象与品质

狼,自然界的一种常见动物,客观地说,狼本身并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同时有的民族甚至有狼图腾、狼崇拜。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狼既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繁衍存在至今,是符合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平心而论,狼应该是自然界的强者、胜利者;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难以解释的文化的积累与沉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狼却获得并具有“消极与负面”的形象与品质。

现代汉语词典对狼的解释为:“哺乳动物人文历史论文,形状和狗相似,面部长,耳朵直立,毛黄色或灰褐色,尾巴向下垂。昼伏夜出,性残忍而贪婪,吃兔、鹿等,也伤害人畜,对畜牧业有害。毛皮可以制衣褥等。”从这个解释来看,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但是其中的“性残忍而贪婪”却显示出极强的文化评判色彩,对“狼性”给予了负面的注解。

根据“百度百科”的统计,包含“狼”的成语共有100多个。兹列举数例:(一)狼在第一个字,如: 狼子野心、狼狈不堪、狼狈为奸、狼奔豕突、狼嚎鬼叫、狼吞虎咽、狼心狗肺、狼烟四起、(二)狼在第二个字,如:豺狼成性、豺狼当道、豺狼野心、除狼得虎、虎狼之势、拒狼进虎、如狼似虎、引狼入室(三)狼在第三个字,如:杯盘狼籍、狗肺狼心、狗行狼心、鬼哭狼嚎、虎穴狼巢、前怕狼,后怕虎、声名狼藉(四)狼在第四个字,如:官虎吏狼、使羊将狼、引虎拒狼、拒虎进狼从以上的例子,可以得出结论,在汉语中人文历史论文,狼的构词能力极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与狼有关的成语几乎都是负面,消极的,例如:贪婪、凶残、狡猾等等论文网。二 反传统的“狼歌”(一)坚定的《北方的狼》这首“狼歌”,作词与作曲是齐秦。歌词如下: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著冷冷的牙/报以二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歌词很简单,内容也很少,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北方的狼的恶劣的生活环境:无垠的旷野、凄厉的北风与漫漫的黄沙。但是此歌的狼虽然生存的环境很糟,但是此狼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执着的理想,那就是要找到传说美丽的草原。我们可以说,这匹是有信仰、有毅力、脚踏实地去实现梦想的狼。(二)疯狂的《狼爱上羊》这首歌的作词与作曲是汤潮。歌词如下:

北风呼呼地刮/雪花飘飘洒洒/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这匹狼它受了重伤 /但它侥幸逃脱了/救它的是一只羊/从此它们约定三生/互诉着衷肠/狼说亲爱的/谢谢你为我疗伤/不管未来有多少的风雨/我都为你扛/羊说不要客气/谁让我爱上了你/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着你/就这样/它们快乐地流浪/就这样 它们为爱歌唱/狼爱上羊啊 爱得疯狂/谁让它们真爱了一场/狼爱上羊啊 并不荒唐/它们说有爱就有方向/狼爱上羊啊 爱得疯狂/它们穿破世俗的城墙/狼爱上羊啊 爱得疯狂/它们相互搀扶去远方

我们从小学课本中就学到了“亡羊补牢”的成语,《狼与小羊》的故事。实际上,按照传统的理解,狼与羊是恶与善的化身,是天生敌人,是水火不能同炉的。而后现代反传统的语境中,狼羊的互相对峙的状态得到了调和,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们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弱者的羊不但挽救了强者狼的性命,而且他们相恋,爱得疯狂人文历史论文,发誓要打破世俗人城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传统的狼与羊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三)偶像丈夫--灰太狼随着《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热播,后来出现了《嫁人要嫁灰太狼》这首歌。作词是李继宏作曲是雅锋。这首歌的歌词更进一步颠覆了传统的理念,灰太狼如今变成了姑娘嫁人的首选对象。原因是:“为了他心爱的姑娘 灰头土脸在奔忙; 从不把那私房钱藏/虽然我饥肠响如鼓,抓到羊亲爱你先尝;他会把你放心上,为你摘星捧月亮 用爱陪伴你共飞翔,对你的爱永远珍藏;今生为你最痴狂 无怨无悔陪在你身旁;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心爱的老婆想吃羊;吃苦受累又何妨 因为我是你的灰太狼;老婆我身体最棒 所有家务我一人扛;我为你开心漂亮 钱花光了可以再抓羊。”

在此歌词,充分体现了灰太狼的模范丈夫形象,展现出为了自己的爱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赴汤蹈火的气概。如果挖掘深层的意义,歌词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此歌中灰太狼是边缘,是绕着其夫人这个“中心”转的陀螺,而不是发号施令的“统治者”。

三、反传统的当代语境反传统“狼歌”的出现,究其原因是由于有滋养它们的土壤,即反传统的当代语境。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反传统的后现代的语境中,许许多多的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观念都得到了重新的思考与审视。

狼在传统文化的消极、负面的形象与品质,经过了反传统的当代语境的洗礼,使我们认识到北方狼虽处在恶劣的环境,但它有坚韧与执着的信念与理想,它具有为实现梦想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与意志。使人们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认识了狼性论文网。狼与羊人文历史论文,善与恶的代表,典型的传统二元对立,在现代语境中,狼与羊的品质得到了调和,也就出现了狼与羊的突破世俗城墙的恋情;在此种反传统的当代社会,狼的品质与性格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灰太狼才名正言顺地成为模范丈夫。

提到反传统的语境与理念,我们当然应该提一下反传统的哲学大师们,是他们大胆的创新与勇敢的开拓进取,才打破与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也就是,一方压抑统治另一方;一方主导,一方从属;一方是主人,另一方是仆人;从而形成了承认他者他性(otherness), 多元和谐并存的现代语境。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他把他之前的所有哲学都归结为在者(beings)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他追溯了哲学的起源、发展至今的历史,反思了整个哲学史,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在”(being)哲学,对以前所有哲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法国哲学大家—德里达也对他之前的所有哲学进行了解构。德里达提出著名的“延异论”, (la différance)即时间方面的延人文历史论文,与空间方面的异。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在于“差异”,语言符号有两部分组成,即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能指就是语言符号本身;所指就是语符所含的意义(meaning)。而人们探究语言符号的“所指”时,会用一个“能指”替换另一个“能指”,其结果是一个无穷的“意指链”(the chain of sinification),根本无“所指”的意义。延异理论这样就解构所有的在场哲学,动摇了结构主义的基础。所指是永远的不在场;文字意义的“播撒”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了所有书写都没有终极的意义与解读,宣告文本的不完整性,这里就显现出了德氏理论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的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性”不谋而合。由此而论,在场的所有哲学都被颠覆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宋永培,端朩黎明编.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

3.Martin Heidegger, Being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Edward Robinson, London: SCM Press Ltd, 1962.

4.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A], 张中载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2篇

一、民间童谣的现状

⒈童谣的含义

童谣又叫儿歌。童谣,在我国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中,是颇受群众欢迎的一种体裁形式,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在我国,古代称为“孺子歌”“婴儿歌”“小孩语”等。童谣自古有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唱着童谣长大的。它是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在儿童口中传唱的,带浓厚的地方特色,诙谐幽默、音节和谐,形式简短,是读起来琅琅上口的歌谣。

⒉民间童谣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在孩子还处在幼儿阶段便让他们接触英文童谣,由于种种因素,我们也看到现在的童谣创作越来越少,据统计,当当网童谣图书的评论排行,至少前5位都被外国童谣所占据。从销量排行来看,外国童谣也火过本国童谣,在当当网前20名销售排行中,有11种是外国童谣,由此可见,我们本土民间文化已逐渐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消失。

二、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应用民间童谣的意义

在幼儿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琅琅上口、富有童趣的童谣,让孩子在知识的萌芽时期接受语言文字的熏陶,更能激发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初步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作为在学前教育一线的我们,更应该为幼儿创设各种条件,激发幼儿学习民间童谣的兴趣,让他们感受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⒈感受方言的魅力

民间童谣是地方民间文学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当地本土方言进行念诵。其中蕴含了当地很多文化的精髓。我们班大部分是来自苏州本地的幼儿,苏州方言历来被称为“吴侬软语”,“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苏州童谣充满了童趣,用苏州方言的语调来朗读押韵的童谣,琅琅上口,另有一番韵味,能一下子吸引幼儿的注意,引发学习的兴趣。在每天15分钟的民间游戏活动中,孩子们朗诵着苏州童谣,让他们更加体会到了方言的魅力,外地的孩子也更加融入到了这个城市,从方言中感受到了苏州的魅力。

⒉感知民间风俗

民间童谣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神秘,也是民间风俗习惯的深刻体现。虽然童谣的内容比较简显,但是它恰恰反映着当地当时的一些社会概况及民间习俗,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和乡土气息。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就将教室的墙上张贴上了龙舟、粽子等图画,还将艾叶挂在了教室的门上。孩子们念着“五月五,是端午。门插艾草,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的童谣,在这样浓浓的氛围之中感受着屈原、伍子胥以及关于端午节的各种风俗民情,他们的兴趣更浓了,对当时社会、风俗的了解更深了。

三、培养幼儿的民族情感,体验民间童谣带来的乐趣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感受童谣的趣味性,我们让民间童谣深入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游戏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孩子创设合适的游戏条件。根据幼儿的特点,巧妙地将游戏渗透到童谣中,能提高幼儿的各方面能力,有利于幼儿社会化的发展。例如:可以通过将童谣与表演游戏进行整合,让每个角色出场时都添加童谣。引入表演游戏《狼和小羊》时,我鼓励幼儿在狼和小羊出场时为它们创编一些童谣。游戏开始时旁白:“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一只狼走过来……”一个扮小羊的幼儿在喝水,一个扮大灰狼的幼儿模仿大灰狼走过来。最后在师幼的共同配合下,创编了以下几首童谣:小羊出场时是这样念的:“走到小河边,河水甜又甜。风儿呼呼吹,树叶沙沙响,哎呀,狼来了。”而狼出场的童谣是:“我是一只大野狼,吃兔又吃羊,如果山中没老虎,我就是山大王。”小动物们相继路过小羊家门口看到小羊在哭的童谣:“路过小羊家,是谁在那哭,原来是小羊,蹲在门口哭。”幼儿在童谣的配合下能自然地进行朗读。通过这样的游戏形式,幼儿的学习兴趣更浓了,学的效果也会更好了。

四、结语

第3篇

“假寐”不是装睡觉

蒲松龄的名篇《狼》讲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一位屠夫卖肉回来,天色已晚,有两只狼跟上了他。屠夫把剩下的肉扔给它们,也没能阻止它们继续跟踪。在一个草垛前,屠夫和两只狼对峙。过了一会儿,一只狼离开,另一只狼蹲坐在屠夫前面“假寐”。趁着这个工夫,屠夫暴起杀了这只“假寐”的狼,随后又转到草垛后面,杀了那只想从后面实施偷袭的狼。很多注释都把“假寐”解释成“假装睡觉”,这是错误的。

《诗经·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郑玄笺:“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高亨注:“假寐,不脱衣帽打盹。”朱熹注:“不脱衣冠而寐曰假寐,精神愦耗,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叹,忧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可见,“假寐”是“不脱衣服打盹儿”的意思。《左传·宣公二年》载:“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上朝的时候穿上朝服,时间还早,于是坐着“假寐”了一小会儿。如果“假寐”是假装睡觉,那么这位上朝的大臣为什么要装睡呢?

《狼》的故事也是一样。第一只狼想趁另一只狼偷袭的工夫打个盹儿,小睡一会儿,才会被屠夫抓住这个机会暴起杀掉。如果这只狼仅仅是在假装睡觉,可想而知注意力一定还在屠夫身上,屠夫不可能暴起杀了它。这只狼没有衣帽可脱,因此“假寐”一词不仅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动物,泛指打盹儿。

《红楼梦》里的两个例子说得更明白。

其一:“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寐。” 其二:“袭人果然服侍他睡下,便预备下了茶水,关好了门,进里间去照应一回,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动静,再为出来。”

这两处都不可能是“假装睡觉”,而是“和衣打盹儿”的意思。

朱门酒肉并不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这两句历来都被视为封建统治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典型写照,其中最显眼的字眼当然是一个“臭”字。但是,如果把“臭”理解成“发臭”的“臭”,这句诗就变得不合逻辑了。

朱门,当然是指有权有钱者的大门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把门漆成朱门——大红色的门。朱门里面大吃大喝,吃不完的就扔到外面,时间长了就变臭了。

作为对比,朱门的酒肉变臭了,可是路边却赫然散落着因为冻饿而死的贫民、流民的白骨。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贫富分化,杜甫的诗句成了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控诉。

其实,在古汉语中,“臭”的本义并不是发臭的臭。“臭”是一个会意字,从犬,从自(鼻),因为狗的鼻子非常灵敏,因此从狗的鼻子会意而创造了这个字。所以“臭”应该当“嗅”理解,意思是闻气味,不管什么气味都闻,香的臭的都闻。如果作为名词,“臭”是气味的总名,所有的气味——香、臭、腥、臊——全都可以叫“臭”,此之谓“气味之总名也”。

更有甚者,《易经》甚至说:“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果咱俩同心同德,那么咱俩说出来的话的气味就像兰花那样馥郁芳香。这个“臭”哪里还有咱们今天认为的发臭的意思。

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全句的意思跟普通的理解就不太一样了——朱门里面的酒肉散发出绵绵不绝的香气,朱门外面的路上却因为天寒地冻,冻死了无数的穷人,有的穷人死的时间长了,白骨都露出来了。

“走后门”是滑稽戏

谁都知道“走后门”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俗语是怎样来的、起源于何时,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这句俗语出自北宋年间的一出滑稽戏。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被起用为相后,就开始严酷迫害元祐党人。所谓元祐党人是指宋哲宗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蔡京拟出了一份120人的庞大名单,称其为奸党,宋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凡是元祐党人的子孙,一律不许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并“永不录用”,而且一概不许提“元祐”的字眼。

第4篇

【关键词】 英语词汇 汉语词汇 动物 文化内涵对比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项目“恩格斯宗教哲学思想新论”(编号:ZK0944)阶段性成果。

引 言

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地域的差异会形成生活习惯和民情风俗的不同,由于每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形成了每个民族特有的能够反映这个民族文化特色的国俗语义,这是语言的语义具有民族性的体现。所以由于生活环境、、心理因素和思维定势等方面的影响,不同民族对相同词汇的理解也会存在差异,使得其语言内涵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曾把动物当作神来崇拜,比如说中国文化中人们祈求下雨时就会拜“龙王”,而且中国文化中还有十二生肖,英语中也有“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所以英汉语言中的动物词汇有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烙印。文章简要分析英汉语言中动物词汇文化内涵之间的异同。

英汉语言中同一种动物词语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

虽然英汉语言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但人类生活的外部大环境存在着种种共性。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之间交流的日益密切,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也会逐渐趋同。不同民族的人对于同一种动物的基本属性会有共同的认识,这就使得同一动物的名称在英汉语言中具有了相同的文化内涵。

“猪”作为一种常见的动物,和英语中的pig有着相同的文化内涵,集“懒、笨、蠢、馋”于一身,肮脏又丑陋,即使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是一个又脏又懒、又蠢又笨的形象,英语中pig也有“greedy, dirty and bad-mannered”之义,eat like a pig来比喻贪婪地大吃大喝,不顾及形象;you greedy pig(你这个贪吃的家伙)等。

“蛇”(snake)在英汉语言中也有着大致相同的联想意义。汉语中蛇是一种让人恐惧和敬畏的动物,《农夫和蛇》的故事使得蛇成了“恩将仇报”的形象代表,具有“阴险、狡诈”的特征,如“美女蛇”、“蛇蝎心肠”等。英语snake“阴险、邪恶”的比喻义相对于汉语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方国家,《圣经》的故事家喻户晓,蛇因怂恿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苹果酿成大错而饱受人们的指责”[1],从此,它就是“阴险、邪恶”的代表,如warm a snake in one’s bosom(姑息坏人,养虎为患),a snake in the grass(阴险而伪善的朋友)。

汉语中的“狼”和英语中的“wolf”,都具有贬义,是一种不受人们喜欢的动物,谈到“狼”,人们就会想到“贪婪、凶狠、狡诈”等,所以汉语中就有“狼心狗肺”、“狼狈不堪”、“如狼似虎”等成语,英语中用wolf down 表示饿狼扑食或狼吞虎咽,cry wolf(狼来了)和wolf in sheep’s clothing(披着羊皮的狼)等。用于指人时,汉语中有 “色狼”的说法,英语中有a wolf whistle(调情口哨),“意指见到马路上的漂亮妇女便吹口哨以吸引女方的注意的男人”[2]。英汉语中还有很多具有相同内涵的动物名称词,如“fox”和“狐狸”,英汉语言中都有“狡猾、奸诈”之意,汉语中有“狐狸精、狐朋狗友”等,英语中有as cunning as a fox(狡猾的像狐狸)的说法。汉语的“驴”和英语的“ass”也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汉语中用“蠢驴”来形容人没有头脑,很愚蠢。英语中同样表示“愚蠢、笨”的含义。He is rather an ass in some ways.表示“在有些方面他简直就是一头蠢驴”。“ 鸽子”、“狮子”和dove、lion在英汉语言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并且为人们所熟悉。

英汉语言中同一种动物词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尽管生活环境的外部条件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人们的、心理因素、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汉民族对于同一种动物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体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差异。所以同一种动物词语在英汉语言中也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龙”和“凤”。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在汉语中是“一个图腾形象。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神奇动物,在封建时代,‘龙’象征皇帝,历代皇自称为‘真龙天子’”。[3]中华民族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中国的许多河流山脉也以“龙”命名,所以“龙”在汉语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更是一种精神,象征高贵、神圣,并形成了内涵丰富、意蕴悠远的“龙文化”。许多人给孩子起名时也带个“龙”,特别是男孩子,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有所作为,飞黄腾达。“藏龙卧虎”、“龙凤呈祥”等也都体现了“龙”在汉语言中具有“力量、强大”的文化内涵。英语中的dragon却有着不同于中国“龙”的文化内涵。如果称呼某个人为dragon, 则表示不是好人,并不是赞扬这个人具有和中国的“龙”一样的精神和气魄。《圣经》中撒旦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因此英语中的dragon有凶狠、阴险、邪恶的含义。因此,中国人常用Chinese dragon 或long表示中国的龙,以示英汉语言中“龙”的内涵不同。

“凤”是另外一种中国文化中常见的表示“吉祥、富贵”的动物。在传说中,凤凰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吉祥和好运的神奇动物,古人认为如果世界上出现凤凰,则“时代呈祥”。凤凰被认为是百鸟之王,所以有“百鸟朝凤”的说法。古代人一般把皇帝称为“龙”,皇后称为“凤“,当把“龙”“凤”这两种具有神奇功能的动物放在一起时,预示幸福、好运和前途,如“龙凤呈祥”。但在英语中,phoenix (凤凰)与“复活、再生”有关。传说凤凰可以活许多年,每五百年凤凰就会唱着歌、扇着风烧掉自己的巢,也将自己烧死在巢中,然后从灰烬中会飞出一只新的凤凰,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英语中就有当一个城市、一个团体等因为失火或者其他原因而毁灭或者解散时,人们一般会祝愿他们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在灰烬中崛起。

英汉语中还有很多具有不同内涵的动物名称词。猫头鹰和owl,汉语中猫头鹰是不吉利的象征,是厄运的征兆,但英语中owl是智慧的象征,有as wise as an owl的习语。蝙蝠和bat在英汉语言中的内涵也不同,“蝙”谐音“福”,在汉语文化中有“吉祥、幸福”的含义,英语中的bat却与“丑陋、邪恶”相联系,如as blind as a bat(有眼无珠)、have bats in the belfry(发痴、异想天开)等。汉语中的“蟋蟀”有忧伤凄凉、孤独寂寞的含义,而英语中cricket是快乐的象征,莎士比亚就说过“as merry as a cricket”。

英汉语言中同一种动物词语文化内涵的空缺

“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4]当一个民族特有事物名称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词时,美国语言学家萨罗门(Louis B. Salomn,1966)称之为“词汇空白”(vocabulary blanks)或“语义非事实”(semantic unfacts)。本文中文化内涵的空缺指同一种动物词,在一种语言里有丰富的联想,而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却缺乏相应的联想。

1.英语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中缺乏相应的联想

英国是一个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绵羊毛一直是出口产品,英国的财富来源,因此人们对绵羊sheep特别偏爱。对于goat(山羊),因为其性情好斗,且雄性尾部有臭腺,常常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令人讨厌,被认为是邪恶。所以英语中有the sheep and the goat,喻指好人和坏人。但在汉语言文化中,绵羊或者山羊都没有如此丰富的联想意义,它们只是动物而已,没有任何感彩。

“猫”在汉语中“是一只可爱温顺的小动物,人们对猫一般不会产生可怕的联想” [3],但英语中的cat却是魔鬼的化身,是中世纪巫婆的守护神,尤其是黑猫,更让西方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所以cat常用来比喻心地恶毒、包藏祸心的人,如She is a cat意为“她是个邪恶的女人”, like cat in a hole表示”瓮中之鳖”。

还有许多动物词汇,在英语中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但在汉语中却只是动物的名称而已。比如ostrick (鸵鸟)在英语中不但表示一种个头很大、体型笨拙的鸟,而且还有“逃避、愚蠢”等寓意;nightingale(夜莺)在英语中可以指代告密者;shark(鲨鱼)还用来指狡猾的商人,这些动物名称词汇在汉语中都没有任何的联想意义。

2.汉语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英语中缺乏相应的联想

“鹤”在汉语中不仅仅是一种鸟,而且还有另外的三层含义。鹤以其亭亭玉立的外部形态,给人以“突出、出众”的感官印象,所以汉语中就有“鹤立鸡群”的说法,表示相貌或才能突出的人;其次,鹤还是长寿的象征,如“鹤发童颜”、“松鹤延年”;第三,“鹤”有归隐之意,如“闲云野鹤”表示自由自在、不受世俗之事所烦。英语中的crane(鹤)表示一种鸟,由于crane的脖子很长,有时可以引申为“伸长脖子”,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含义。

还有汉语中的“鸳鸯”(mandarin duck),常用来表示“情侣、夫妻”,但在英语中没有这样的文化内涵;“蝉”(cicada)在汉语中可以代表秋天,具有“凄切伤感”之意,在英语中cicada只是一种昆虫而已,没有其他的文化内涵。“龟”在汉语中有“长寿、尊贵”之意,古代的宫殿、庙宇前一般都有石龟。“龟”用来喻指人时则含有贬义,如“缩头乌龟”、“绿乌龟”、“王八”等,而英语中turtle则没有这样的联想意义。

通过以上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动物词汇在英汉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存在差异,所以语言的学习,不仅要学习语言知识,还必须了解和掌握词汇的国俗语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申清丽.英汉词汇中动物形象分析对比[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0(65):128.

[2]罗春凤.汉动物词汇的文化内涵对比分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8:118-120.

[3]高忠.浅析英汉语中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J].电大理工,2006(3):48-48.

第5篇

【关键词】国产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

教!要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具有多元性,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乐!是动画艺术审美的表现形式,乐!不是简单的再现,更不是媚俗,而是一种创造,是智慧的体现。从儿童的受众角度来说,儿童与动画小仅仅是一个动画制作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动画片不仅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体现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寓教于乐是儿童动画片创作的永恒追求,把符合儿童学习心理的人性、人情、真爱、励志等题材以动画艺术的审美形式加以展现,让儿童在感动、兴趣、欢愉中学习做人的品质和道理。

国产原创系列电视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由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自2005年6月推出后,陆续在全国近50家电视台热播,在我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福州等城市,《喜羊羊与灰太狼》最高收视率达17.3%,大大超过了同时段播出的境外动画片。此外,该片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风靡一时,荣获由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国家动画片最高奖――“优秀国产动画片一等奖”。《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所以能打破国产动画片的坚冰而异军突起,不仅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在于它能适应新一代儿童的接受心理,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和寓教于理,极具喜气洋洋的中国式的发展势能。

一、《喜羊羊与灰太狼》通俗易懂的“教”

动画大师宫崎骏说过“孩子不是为了大人而活,而是在品味只有在年幼才有的滋味童年5分钟的经历比大人一年的经历更有价值。”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感知所得的知识中,其中来自视觉占了80%。动画是视觉的艺术,成为儿童认识和了解社会的窗口。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把动画片内容当做自己所喜欢的事物的再现,当成认识和了解未知事物的窗口。

《喜羊羊与灰太狼》这部动画,首先是在选题上优先考虑到面对的人群是儿童,所以塑造了一系列活泼可爱而又独具特色的动画形象,如喜洋洋是智慧的象征,美羊羊是臭美的代表,懒羊羊是懒惰之人的象征,灰太狼已经被作为现代“五好”丈夫的最好代言人了,等等,这些形象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且非常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此外,从节目中可以看出《喜羊羊与灰太狼》每集剧情都比较简单,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一个基本的模式是灰太狼想出了一个捉羊的诡计,暂时得逞,但结果总是被聪明机智的喜羊羊和他的同伴们破解打败。但仔细看来,剧情并不是程式化的套路,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循环,而都是来源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奇思妙想,让人很容易就能感触到生活的记忆,或许是小时候的一个恶作剧,或许是经常碰见的搞笑事件,总之给人的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感觉。而且,其中的语言也特别具有代表性,该片中的语言很多已经成为当下儿童乃至全社会的流行语,譬如灰太狼的那句“我还会回来的”已经成为灰太狼的代言用语,这些简单直观又贴近生活的题材,让每个孩子都喜欢又能看懂,既能通过它来认识周围生活的世界,了解自己和伙伴的关系,同时又给孩子广阔的想象空间,传达出单纯、乐观、积极向上又富有冒险精神的乐趣。

二、正确对待动画的寓教于乐

有一位教授说过,教育不是僵死的知识灌输,它是一门艺术,体现的是教育工作者对个体生命的高度尊重,把这看做探索奇教育方式的原则并不为过,利用动漫这种表现形式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探索途径之一。这位教授首先从理论上启发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动画的寓教于乐。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不禁自问:教育性与艺术性、商业性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当然不是,对于商业动画来说,没有了艺术性和商业性,所谓的教育性就成了空中楼阁,影片良好的教育意义的前提是有人看、愿意看,而且看得人越多越好。实际上就是要求影片能够遵循艺术规律、尊重观众的价值观,有比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只有这样的影片才能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才能实现影片的教育意义。

据了解,“喜洋洋”系列拥有超过2亿的固定收看人群,而众所周知,早我国倒金字塔式的人口结构中,吸引住了小孩子的视线就等于抓住了全家人的时间和金钱,很多人都说这部动画片单单借助喜洋洋这一个简单地卡通形象,吸引了一个小孩,就等于是吸引了一家三口,甚至数不清的家庭成员,甚至很多相关衍生行业的产业发展。《喜羊羊与灰太狼》不是在单纯塑造卡通形象,而且是在借助卡通人物形象塑造现代生活中的各类人物或者理想人群,所以才能在儿童的基础上扩大受众群体。譬如,灰太狼凭借对其老婆红太郎的百依百顺而一跃成为现实社会白领女人们心目中“绝对好男人”的代表,不仅直接催生了网络歌曲《嫁人要嫁灰太狼》的诞生和流行,并且直接衍生了现代社会“经济适用男”的典型标准。此外,聪明机智的喜羊羊和笨笨懒懒的懒羊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间接引爆了当代女性在择偶观念上的层层话题。

三、结论

近几年的国产动画市场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制作、播出和发行上与新媒体技术的紧密融合,随着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平板电脑等高科技的普及好人特效技术的创新,国产动画的制播环节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喜洋洋和灰太狼》在这一趋势下异军突起,成为国产动画片的领头军,它将作为一个地标性作品进一步成为激发国产动画业在多元方向上寻求突破的动力。

《喜洋洋和灰太狼》在电视平台上的巨大成功,促使国产动画片行业重新认识动漫品牌和形象经营活动在新媒体时代的变迁,尤其适应新一代儿童的接受心理,越来越成为动漫制作播出机构的共识。对国产动画寓教于乐的研究不仅对于我国的动画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知道意义,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对于动画与儿童发展问题的联系与关注,这样看来,这一议题的意义就比较深远了。

【参考文献】

[1]陈了.动画电影如何做到“寓教于乐”――以动画片《千与千寻》和《鬼妈妈》为例[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刘浩.浅谈动画的“寓教于乐”[J].文艺生活,2011(4).

第6篇

诗歌鉴赏课,开了有一周了,虽然讲者有意,然听者无心。虽然我们赞美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虽然我们诱导,多接触古典诗词,会令你”腹有诗书气自华”;虽然我们拿出最后的撒手锏:诗词鉴赏在高考占八分之多……可是,我们依然阻止不了学生那渐渐下坠的眼睑。

于是,我在思考,究竟学生们喜爱什么?怎样才能让他们由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探求?我忽然有个想法:诗歌诗歌,诗和歌从古到今不就是一体的吗?既然学生们喜爱歌曲,那何不从歌和诗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呢?

二、案例分析

(一)1.利用多媒体放《发如雪》,在大屏幕上打出歌词。2.请学生谈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

(二)师生共同分析《发如雪》歌词。

师:题目《发如雪》有什么意蕴?

生讨论后答:头发白了象雪一样。

师:那题目可不可以叫《雪一样的白发》?

生(笑):不可以,太俗了。

师(笑):对,太俗了。(插讲乾隆皇帝题写“真有趣”的典故)“发如雪”就雅,“雪一样的白头发”就俗,语言罗嗦,缺少诗的韵味。所以,好的歌应该和诗一样,语言精炼而有意蕴。

师:下面我们来看歌词正文。看第一句中出现了几个意象?简单分析一下。

生:有“月”。月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代表思乡、怀人;风雪:应该是经历遭遇坎坷。

师:好,分析得非常好。“月”在古诗词中常常出现,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见过的关于“月”的诗句。(大家七嘴八舌纷纷举例:举头望明月,月是故乡明,举杯邀明月,明月几时有……)

好,我们看到,古诗词中的月,要么是“明月”,要么就是孤零零一个“月”,不加任何修饰,但因为他自身丰富的意蕴,我们还是能理解出他所代表的思念之义。再看《发如雪》中的这一句,词作者用“狼牙”来修饰“月”。同学们请思索,最好闭上眼睛想像一下,“狼牙月”是怎样的月,有什么样的感受?

生:“狼牙”一样的月亮,弯弯的,尖尖的月牙儿。

师:好,用“狼牙”来修饰“月”,说明它不是圆月,也不是半月,而是月牙儿。语言形象、生动(板书),这是比喻的妙处。那么,除了形象,由“狼牙”你还能产生怎样的感受?

生:狼牙,很恐怖。

师:恩,狼,给人的感觉是很恐怖,。但这里还有一个“月”字,狼对月长嚎,传达出的感觉是什么?大家想想齐秦的《狼》。

生:凄厉。

师:对,凄厉,或者说凄清。作者之所以用”狼牙”来修饰月,除了形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板书):烘托氛围。要作诗,先造境。本词作者用了一个狼牙月,就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氛围中来,那么后面的抒情就顺理成章了。下面说“伊人憔悴”,大家想:是“为伊人消得人憔悴”还是“斯人独憔悴”呢?

生:好像哪个都行。

师:的确,诗歌语言的含蓄性造成了它的多义性。我们再来看二、四两句中的抒情方式有何不同?(是谁打翻了前世柜惹尘埃是非,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

生:好像一句是埋怨,一句是发誓。

师:总结得很好,那么“埋怨”是真的埋怨吗?

生:不是,表面上是埋怨,实际上是……(表达不出了)

师:那我们能不能举出类似的例子来?表面埋怨,实则表达深情的例子?

生:比如妻子总骂丈夫:挨千刀的,死鬼(学生笑)。

师:好,那么,这种表面是一层意思实际是另一层意思的抒情方式就是诗歌里面常用的间接抒情(板书)。“纵然青史已成灰我爱不灭”,就是直接抒发感情。

(第二段: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只恋你化身的蝶/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邀明月让回忆皎洁/爱在月光下完美)

师:这一段中,我们注意到一、二句里,作者采用了典故,什么典故?听后有什么感受?

生: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生:还有梁祝化蝶。

生:表现对爱人的忠贞,对爱的执着。

师:非常好。诗歌,或歌曲当中常常会运用大家熟知的典故来协助表现诗歌主题。那么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用典的好处是什么?

生:……

师:我们回顾,诗人中用典最多的是谁?

生:辛弃疾。

师:对,所以,有人戏称他为“掉书袋”。比如他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连用了6个典故。我们说,每个典故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故事,但用在诗歌中却只有三言两语。如:只恋你化身的蝶,就让我们想到了长长的梁祝化蝶的故事。二人对爱情的坚忍、忠贞,二人相依相恋的经过,我们都是通过想像完成的。所以,典故的好处就在这里: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扩大诗歌的含量。

师:下面我们来看歌词中这两句比较相近的: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

请同学找出其殊用法的词语,还有特殊句式。

生:凄美: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纷飞了眼泪:倒装句。

师:很好。再看“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这一句可以有怎样的理解?

发如雪,发纷飞,雪纷飞,眼泪纷飞。

我等待,我苍老,我等待谁,谁苍老了。

几个词语的拆分组合扑朔迷离,而在这种扑朔迷离中,又传达出一种缠绵凄婉的深情。我们联系一下欧阳修的一句“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门掩黄昏,门掩上了,把黄昏关在外面;黄昏时分将门掩上;在此黄昏时分将春光掩在了门外。诗句中因为这种不同于平时说话的词语组合方式,造成了诗词的多义性。

师(小结):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正因为这首歌中,用到了比喻,才使语言形象生动;用到了典故,丰富了内容;句式多变,使语言灵活,产生深刻而丰富的意义。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要求使用语言准确顺畅。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就要求在准确的基础上讲求语言生动形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发掘诗歌中隐藏的这种美。方法除了上面几点,以后在诗歌鉴赏课中我们将陆续介绍。

三、教学反思

第7篇

话说《史记・项羽本纪》有以下一节:

项羽与刘邦两军对峙,项把刘父置于高台之上,对刘说:“如果你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了你的父亲。”不料,刘却说:“我和你曾经一起以臣属受命于楚怀王,并结拜为兄弟。因此,我的父亲便如同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烹煮父亲,到时请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准备杀了刘父,却被叔叔项伯劝止。

之所以说这故事惊世骇俗,是因为项羽的横蛮以及刘邦的无赖,不单世所罕见,也为史上罕见。

虽说刘邦无赖、厚黑,但他至少表现了一个重要的智能:对方越想刺痛你,你越要表现得若无其事,让对方知道无法得逞;反之,你越表现得介意甚至七窍生烟,对方就越知道你的罩门,只会变本加厉、紧咬不放。

前段,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进行得如火如荼,候选人忙于走入社会各阶层,访贫问苦,展现自己亲和的一面。

两大热门候选人之一、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出席一场由网友举办的论坛时,网友放出多张唐被“恶搞”的照片,包括他在探访低下阶层居住的板间房时,试躺在床上,却被网友移花接木、将床转换成一副棺材,成为广泛流传的所谓“棺材照”。对此,唐没有动怒,反而笑道:“有人曾经问我会不会愤怒,我反而觉得香港人好有创意……”惹来哄堂大笑。

最后,主办单位向他送上另一张网民恶搞的大型电影海报,上面印有“傻仔”字样,他也欣然收下,并大方地拿起来让记者拍照。

唐英年当然没有刘邦无赖,但这种豁达,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日,香港流行以“猪狼对决”来比喻竞选特首的唐英年与梁振英,指一方蠢,另一方则奸与狠,我想,两人对这种叫法大概都有所保留,所以当唐被问及对这个称呼有何感想时,才会说自己是龙年出生的。

其实,要作出反制,两人大可表现出类似的豁达,甚至拿猪狼作为自己的选举标记,揶揄者一定会慢慢失去兴趣。

猪其实没什么不好,天性温驯、喜爱群居、适应力强、安静不躁动、喜欢朝着光亮而非黑暗的地方走。唐大可以拿这些作为自己的注册商标。

之前本专栏不是写过吗,在如今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台湾选举中,蔡英文便索性把猪当作自己的选举标记。

狼也有很多特点,可供梁借题发挥,尤其在当下的处境中,包括:

1.狼在捕猎和出击前,总是耐心地观察和等待,表现出异常的耐性与坚韧,务求一击即中;

2.狼很多时候都很孤独,所以有独狼之说,习惯于在千里荒原中独来独往,又很有义气,不会在发现同伴受伤时独自逃走;

3.狼不会为了嗟来之食不顾尊严,像狗一般对主人摇头摆尾,它只靠自己出外猎食,不会像猪一样甘心被人饲养在猪栏中;

4.公狼对母狼很深情,不像猪那么容易动情,在母狼怀孕后,公狼会一直予以保护,直到小狼有独立能力;

5.狼攻守有据,冷静沉稳,尊重对手,不会轻举妄动,所以狼的一生,很少攻击失手。

更何况,近年有一部大受欢迎的电影――《X战警》,主角狼人就像天煞孤星一般,毕生面对命运的嘲弄,却从未试过向逆境屈服,是一位广受观众同情的主角。

一言以敝之,你越是表现出对猪狼的称呼豁达大度,甚至自比猪狼,别人再以此来揶揄你的兴致和杀伤力,便越会大大降低。

第8篇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1]

楚王也回答说:

“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BC333)

又《西周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章,游腾(西周臣)对楚王说:

“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BC307)

《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章,虞卿对赵王说:

“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BC260)

《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章,苏子说魏惠王曰:

“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BC333)

《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新,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BC262)

“虎狼之秦”的说法,在《史记》述及战国史的文字中,也常常可以见到,由于《史记》记载战国史事所据材料多来源于《战国策》中的一些篇章,这样的说法出现在《史记》中实属当然。[2]此外《史记》还记载,秦末楚汉相争时,樊哙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也说:“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3],《淮南子·要略》亦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盐铁论·褒贤篇》也说:“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4]《战国策》一书中的材料,大多也形成于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可见,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虎狼之秦”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此段历史时期中的东方六国,却极少被冠以“虎狼”之名。那么,“虎狼之秦”到底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战国晚期以来人们称秦为“虎狼之国”?

考查“虎狼”一词及其相关语,在春秋时代的使用,大抵包含三层意义。《左传》文公十三年载,晋人设计诱获仕于秦国的士会,秦人中计派遣士会去与晋人相见,士会推辞时即说:“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又《左传》哀公六年,齐国的陈乞说:“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云云[5]。这两例中,“虎狼”一词均表示为人凶残暴虐而无信义。

《左传》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的儿子伯石生下来时,叔向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6]《国语·晋语八》对伯石亦有类似的记载。这里,“虎狼”被分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音容相貌,具备这样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为不祥,有狼子野心。从上面所举二例中二人的行事及结果看,这样的人最后都能灭家毁国。

“虎狼”的第三个含义则与“戎狄”有关,《左传》闵公元年载,狄人伐邢,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国语·周语中》载富臣对周襄王说:“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7]在这里,戎狄被视为豺狼,被视为贪而无厌,在中原国家的眼中成为另类,受到排斥。

“虎狼”的这三种含义,均尽数保留存在于“虎狼之秦”这一词中。秦被看作凶残暴虐而无信义,《战国策》、《史记》等书中屡有记载,例如屈原劝说楚怀王不要去会见秦昭王,所举原因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8];陆贾言秦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9];汉代文学儒士也说秦的残暴是:“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慄,…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10]《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11]此事又见载于《史记·鲁仲连列传》,《史记集解》引谯周云:“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此处《史记索隐》云:“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故谓秦为‘首功之国’也。”[12]秦人自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后,对国内刑法之酷烈,对国外征战之凶残,东方六国皆有目共睹。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推断,战国时虽屡遭战祸,但人口尚有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秦统一全国后在其暴政下,更是“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13]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14],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BC241-BC234)这107年里,有明确数目记载的,经统计,秦军共斩首敌军约1678000人。对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晚期秦军斩首敌军之数,已有学者表示怀疑,以为有夸大之饰[15],但秦人在战争中的残酷无情和崇尚首功,则是毫无疑问的,《商君书》言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16]。项羽所言秦“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在当时恐怕是多数人普遍的观念。

如果说凶残暴虐是在秦的征战中,人们对秦国统治下一般民众和兵士的印象,尉缭对秦王的造访则给我们透露了当时秦统治者另一方面的信息。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事秦,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仔细观察后尉缭发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17] 尉缭对秦王政相貌的描述,自然使我们想起《左传》对楚越椒和晋伯石的记载,在人们的眼里,这样的人无疑是“狼子野心”。《史记·刺客列传》又说“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这里的“雕鸷”也即指秦的凶暴,与“虎狼”同义。

至于秦被视为“戎狄”则由来已久。据《史记》记载,秦之先祖,有“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8],后来秦族的中潏(Jue2或yu4)保有西垂,他在西方戎族中似乎很有威信,能使西垂和睦,直到秦孝公时虽然宠爱善于养马的非子,但也不敢得罪中潏的子孙,就是因为中潏一系在西方与戎族关系密切,左右着那里的局势。周宣王时,宣王利用秦仲及其子庄公诛伐西戎,并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后犬戎攻杀无道的周幽王,庄公之子襄公将兵救周,派兵护送周平王,到此时才因为立功,襄公被平王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19]秦与中原诸国才开始来往。由以上可见,秦之先祖与西戎相处,关系十分紧密,或和或战,在秦和西戎长期相处接触的过程中,秦受到西戎文化、风俗上的影响是明显的,一些与中原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已开始根植入秦,再加上秦与中原诸国来往不多,所以《史记》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20],秦被中原诸国视为戎狄,这种观念,一直保留到了战国,公元前262年魏国想与秦联合攻韩,朱己就对魏王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21]关于秦族的确切起源,虽然现在学界尚无定论,但秦在春秋、战国一直被目为“戎狄”是较明显的。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指斥周边国家为“夷狄”,大都是从文化而非种族的意义上而言,文化落后于中原的边缘之国常常受到歧视而被称为“夷狄”。秦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偏居西陲,建国封侯也都比较晚,春秋时期与中原之国的来往也较少,在文化上可能落后于中原国家。

正如上述《左传》、《国语》中所说“夷狄虎狼”贪得无厌一样,在《战国策》中记载秦如虎狼贪得无厌的材料也十分常见,如《赵策四》“齐将攻宋”章云:“夫秦人贪。”(P769)《魏策三》“秦败魏于华”章:“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P889)《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皆知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P908)《魏策四》“秦攻韩之管”章:“以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P933)《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章,苏秦说韩昭侯:“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P968)《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P1192)均言秦非贪食吞灭天下而不足以满足其贪。《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东汉高诱注云:“秦欲吞灭诸侯,故谓虎狼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作解。

也许秦的上述三个特征,正可以用来解释它被称为“虎狼”的原因。但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秦被称为“虎狼”有着两个特殊性。一是时段上的特殊,春秋时期秦从未得过“虎狼之国”的称号,秦有“虎狼”之称始盛行于战国晚期。也就是战国晚期对各国外交和军事上影响重大的“合纵连横”时期(待查:“合纵连横”盛行于何时期?)。《战国策》中记载最早称秦为“虎狼”的篇章,是载苏秦说楚威王和魏惠王,清代学者顾观光《战国策编年》、于鬯《战国策年表》等均系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这两篇如果确是苏秦行事,其实际年代当更晚一些,[22]其它各篇所载在时间上则比这篇更晚。“虎狼之秦”的说法正是产生于各国政治、军事发生激烈冲突的这一时期。

二是“虎狼”一词的特殊针对性。以上述“虎狼”三个特征而论,战国时并非只有秦一国独具,虽然这些特征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来说较为明显,例如,楚国亦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之国,楚国的兵士在战争中也并不以怯懦闻名,但楚国却从未有过“虎狼之国”的恶称。事实上,《战国策》中“虎狼”一词的指向性相当明显,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秦一国如此醒目地被多次称为“虎狼之国”,称秦为“虎狼”的是全部东方六个国家,而东方六国彼此之间却从不这样称呼,也不被秦这样称呼。

可见,“虎狼之秦”的观念,是在战国晚期六国与秦之间产生的,是东方六国只针对秦一国而形成的观念。

战国晚期,东方各国在秦国东侵的威胁之下,曾试图联合组织多次对抗秦的运动,在这一系列对抗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合纵”运动了。关于“合纵”,我们在《战国策》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东方六国的合纵,普遍都被称为“纵亲”,如《秦策四》载楚人黄歇说秦昭王曰:“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苏秦说楚威王曰:“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又云:“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张仪说楚王:“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战国纵横家书》第13章亦载乾(韩) (上日下寅)献书于齐说:“使从亲之国如带而。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等等。[23]

东方六国合纵称为“从亲”,背弃了这种关系,在当时则被称为“负亲”,如《赵策四》“五国伐秦无功章”,还有如《赵策一》“张孟谈既固赵宗”载:“耕三年,韩、魏、齐、燕负亲以谋赵”。所以合纵各国在《战国策》中彼此互称兄弟,所谓“今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24]从《战国策》的记载看,显然,秦是被排除在东方各国结成的这一集团之外,不被列于兄弟之国。[25]所以《战国策》记载东方国家合纵时,常又常称为“一纵”、“一天下”或“一”,许多时候即用“天下”一词来指代六国,俨然自成一统。这里,东方六国与秦彼此的分别与对立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战国晚期东方各国以合纵这样的形式在军事上与秦对抗的运动,并非自始至终都存在,东方六国因与秦国在军事上对抗而被迫联盟的关系,也从没有使东方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结成过一个真正稳固的营垒,至于六国真正全部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有效的军事行动也为数不多,六国与秦之间和、战迭存,六国彼此之间也是和、战不断。在风云诡谲(jue2)的战国晚期,任何政治、外交或军事上的联盟都显得那么短暂和不稳定。我们认为,“虎狼之秦”这一观念的产生,除了与秦有军事上对抗的因素外,还存在着非军事方面的因素,即六国对秦国文化的抵制和对抗。[26]“虎狼之秦”的观念,正表现了东方各国对秦国东侵在军事和文化上引起的双重恐慌。

“合纵”运动在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在军事和文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六国彼此结成的一种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东方国家一旦存在和秦国的对抗,“虎狼之秦”、“纵亲”、“一纵”等这一系列观念就跳跃而出。六国与秦在战国晚期军事方面的对抗,这里本文不作重点阐述,我们下面主要从六国在文化上对秦抵制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与中原诸国交往较少,虽然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可能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收周余民”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但我们认为秦对周文化的最终吸收和继承不宜夸大。[27]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28]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与秦国相比较,东方各国尤其如齐、鲁诸国,则较多的保留了周文化传统,它们可以说仍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在战国晚期频繁争战的背后,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正是通过“虎狼之秦”、“纵亲”等这些观念,使我们已隐约看见六国与秦两种文化上的对垒。

这种文化差异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从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等多方面来加以考察。首先在制度上,与东方各国相较,秦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宗法制正是周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战国以后虽然东方各国的宗法制渐趋衰落,但这一制度对东方各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等等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秦国却缺少严格的宗法制,没有血亲关系的分封制,而施行功利性的奖励军功封爵制,任贤而不任亲的做法也比东方各国鲜明,所以六国人在斥骂秦国时,说秦是“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29]转贴于 在思想学术上,钱穆把先秦学术分为“古官书之学”(主要是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儒学)和“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前者盛行于东方齐、鲁诸国,后者遍及中原三晋。[30]战国以后的秦,其统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人们议政,在意识形态上以法家思想为一统,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儒家被视为五蠹之一,儒、墨都不容于秦。[31]进入战国以后的秦,在其统治中逐渐形成了反儒的倾向,当时荀子就已指出秦国“无儒”[32]的现象,东方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乐是秦统治者所看轻的。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在思想学术上达到的水平是不高的,学术的讨论缺少自由的空间,更不用说达到东方代表性国家如齐国稷下之学那样的学术繁荣。秦国任用六国的士人,也是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很少有入秦的。[33]

所以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34]《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jing4)注《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5],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6]。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37]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38],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39]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在全国强制推行秦国的文字[40],而东方六国的文字就只残存于汉现的“古文”经中了。(汉代学者后来对“古文”经的研习和推崇,是否是对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有关战国文字,可参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

与六国相比,秦人的宗教水平始终维持在一个低层次上,世俗性很强,十分关注自我,日常生活神占有重要地位,与东方国家注重崇尚祖宗神的特点很不一样,这在1974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表现得很明显。[41]这种东西方国家宗教上的差异尤其在秦与东方的齐、鲁之间较为明显,从《汉书·郊祀志》看,天下神祠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关中和齐鲁两大地区,在宗教上形成了不同的两个体系。[42]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揭示秦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其它六国文化的差异。[43]由于地域不同各国文化上存在一些差异并不奇怪,不仅秦与六国之间存在差异,即是六国彼此之间也不例外。但秦在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上与六国存在的这些差异,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性,我们已很难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种差异。东方六国之间由于区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却没有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对抗性。秦在战国时期文化上的变异及其发展,较之仍保有周之传统的东方六国文化,已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它在制度、价值观、文字等等方面新的发展,已不被保留了较多周制的东方文化所接受容纳。

“虎狼之秦”的观念之所以产生于战国晚期,正是秦的势力不断东侵已成吞并之势,六国对秦在军事和文化上的扩张产生恐慌的表现,它促使六国联合起来并采取措施进行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

六国在军事上的抵抗随着秦统一天下而以失败告终,但东方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这种冲突和对抗,并没有随着秦灭六国而消解。统一天下后的秦在实施各项制度、政策方面,都对原来东方六国的文化施行压制与征服。(都造成了事实上的对原东方六国的文化压制。)秦统一后,在帝国内整齐度量衡、文字、货币、律令,对社会的发展虽有利,实则是以秦的文字作为全国的规范文字而废除了六国的文字,以秦的度量衡统一六国的度量衡,以秦的货币作为全国的通行货币,以秦律作为全国的律令的基础。其实质是把秦国的制度推广到全国,以秦的制度来取代六国的制度。所以有学者说,“秦始皇统一后采取的各种措施,从文化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以秦文化取代、消灭六国文化的文化征服措施。”[44]“虎狼之秦”语已成谶,原来的六国地区现在面临被强制接受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不仅如此,近年来学者还注意到,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关中秦国本土和关东六国故地,实行着不同的政策,秦统一后的行政制度总的说来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秦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加以销毁;又把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也迁至关中咸阳,这致使关中后来十分富庶,《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P1646)而承担秦帝国繁重徭役的却主要是关东六国人,这已被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赵背户墓葬群出土记载死者籍贯的瓦文和相关文献看,修建始皇陵的大批服役人员,都是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45]

这种压制和征服引起了六国故地普遍的敌对和反抗,它是战国晚期以来六国与秦对抗的延续,并且可以说在秦王朝短期的统治时期内,一直都隐存着这种与秦对抗的情绪。这些反抗力量主要活动在关东地区。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韩国旧族张良的狙击,因击中副车未果,主事者张良在秦灭韩后,曾把全部家财用来求客以刺秦王,为韩报仇[46];公元前211年,又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书写:“始皇帝死而地分”。[47]这种隐藏在关东六国故地的对抗力量,秦始皇应该有所注意,也许他的四次出巡关东与此不无关系。

秦末的反秦起义,大部分也发生于关东地区。陈涉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各国联合反秦的局面,和战国晚期六国对抗秦的局面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秦末,起义者犹能凭战国六国之旧名号召天下,可见秦虽统一天下十三年,但山东六国的反秦情绪依然一直潜存,所以司马迁在叙述此事时,说这些反对者是“合从西乡,名为伐秦”[48]。

六国反秦情绪的长期存在,仅用政治上的原因来解释也是不够的。大凡使一国一朝屈服,在政治和军事上较为容易,而在文化上却相当困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事。被目为“蛮夷”和“虎狼”的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禁绝《诗》、《书》百家之学,企图用秦国文化统一全国的文化(也就是要以一种新的吏治文化来替代六国的礼治文化),做得似乎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在秦统一的这十五年里,秦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六国固有的文化并没有被征服或消灭。

所以我们看到,在陈涉首事率众与秦对抗时,齐、鲁的儒墨缙绅作出了热烈的反映,他们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往归陈涉,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涉的博士,最终与陈涉同死。对齐、鲁儒学缙绅之士来说,陈涉反秦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史记》的解答可能一语中的:“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而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49]

实际上,齐、鲁儒士对秦可能积怨已久。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不久,东巡郡县,曾召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诸儒生对始皇的举动多所讥刺,始皇甚为不满,“由此绌儒生”,并且在梁父举行禅礼时竟然采用秦国祭祀上帝的礼仪,[50]还不让诸儒生参与封禅之事。诸儒生对此颇为怀恨,后来故意讹传始皇封禅之事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51]后来在秦庭称说《诗》、《书》主张封建的秦博士淳于越,也是东方齐人,但始皇否决了他的提议而采用李斯的意见,焚天下《诗》、《书》、百家语,焚毁六国史书尤其剧烈。后来被始皇坑杀的诸生,据公子扶苏讲也都是“诵法孔子”的六国之士[52],所以儒生皆责骂秦始皇“诛僇文学”[53]。秦虽置博士七十人,也多是“备员弗用”,而“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54]。

对秦一味严刑峻法缺少仁恩的统治策略,汉代学者在论及秦亡原因时多有批评,如博士贾谊批评秦政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55],陆贾也认为秦亡在于“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他告诉刘邦说:“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56]他们的观点,在汉代学者中是较为普遍的,尤其是在儒家学者之中。

但遗憾的是,汉朝的建立,并没有能够使齐、鲁儒士在天下反秦成功后得以出头,原因很简单,因为汉建国之时继续承继了秦制。汉初刑法的酷重和刘邦本人对儒士的轻视,在史书中不乏记载。[57]

钱穆认为,汉初虽尚黄老无为,但继而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在汉初,文学(即习儒家典籍之士)与商贾、游侠,都是政府予以打击的。[58]所以“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后来这些事被汉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时作为一个罪证,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诏书里说:“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59]这里的“修文学”即修经术。这里所说“聚于江、淮之间”的仍是“山东儒、墨”,大部分即是齐、鲁之士,他们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于当时容纳他们的王国。

持东方之学的齐、鲁儒士对秦制的斥责以及对汉制隐晦的批评,在西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在武帝时已部分取得成就,但东方儒学的真正复兴(这是一种经过变通的儒学),齐、鲁儒学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却是在西汉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间。这在昭帝始元六年(BC81)举行的“盐铁论”中已有明显的透露,这次会议召集了当时各地六十多名“怀《六艺》之术”的贤良、文学,借论盐、铁来“舒《六艺》之风”,其倾向性是较明显的。在会议上,很多内容是围绕着批评秦政而展开,儒学之士主张儒学礼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为主的御史、大夫则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60]这次争论,我认为仍是儒学之士对隐含在汉制之中的秦制的对抗。从“盐铁论”会议的召开,以及《盐铁论》一书中所载的大夫与文学辨论的过程,和该书的行文和标题看,这次辩论的结果,似乎是代表儒学的文学一派占了上风,书中常在文学一派辩论之后有意记载“御史默不对”、“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御史默不答也”、“丞相史默然不对”[61]等等,当然这和执笔此书的作者桓宽是儒学之士有关。

由于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并发扬齐、鲁文化的不断努力,在汉代终于出现了几次更化秦制的举措,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制”,汉成帝时罢废雍五畤,建立南北郊,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来的汉制,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一种周制、齐、鲁制与秦制的混合。[62]

综上所述,可见,“虎狼之秦”的称呼,是起于战国晚期东方六国对秦国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尤其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 注 释:

[1]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508。本文以下所引《战国策》文均出自该书,不再注明。

[2]例如,《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楚王也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游腾为周说楚王曰∶“今秦,虎狼之国……”云云。《魏世家》载:“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云云,以上内容皆可与《战国策》中的篇章相对应。此外《史记·楚世家》亦载:昭雎劝楚怀王不要去秦国时说:“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将入秦,苏代力劝,说:“‘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屈原贾生列传》载,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以上所引《史记》文字,均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后引《史记》不再注明。)

[3]《史记·项羽本纪》,页313。

[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褒贤第十九》,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1版,页242。

[5]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1634页。

[6]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679、页1493。

[7]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256;《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页51。

[8]《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页2484。

[9]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第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62。

[10]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周秦论第五十七》,1992年7月第1版,页586。

[11]何建章《战国策注释》,页736。

[12]《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页2461。

[13]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页120。

[14]马非百《秦集史》(下),中华书局1982年,页1014-1020,

[15]例如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页117-119,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不过,该书经过保守的统计,认为从公元前364至前234这130年中,秦给敌军造成的伤亡总数是1480000人,比马非百《首功表》中所计要少,但统计的起始年代比马非百更早,而且是包括伤亡。这个统计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即便是这个数字,也被该书的作者认为是不可靠的。

[16]《商君书·赏刑第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56。

[17]《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30。

[18]《史记·秦本纪五》,页174。

[19]《史记·秦本纪五》,页178、179。

[20]《史记·六国年表第三》,页685;《秦本纪五》,页202。

[21] 《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又见于《史记·魏世家》。

[22]由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可以发现《战国策》和《史记》所载,往往错误地把苏秦行事的年代提前了,据唐兰先生的考证,苏秦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公元前312年到前284年。见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载于《战国纵横家书》,页129-153,文物出版社1976年。

[23]这样的例子,还有如《赵策四》“齐欲攻宋”,魏对齐说:“五国事赵,赵从亲以合于秦,必为王高矣。”《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苏子说魏王曰:“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新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韩策三》“或谓韩王”,有人对韩王说:“然则山东非能从亲,合而相坚如一者,必皆亡矣。”《燕策二》“秦召燕王”云:“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燕反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苏秦说赵王曰:“故窃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

[24]见《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章”,“今从者”原作“合从者”,据《史记·张仪列传》和何建章说改,参何建章《战国策注释》,页824。。

[25] 即使一些东方国家在和秦暂结联盟时,各国也并不以“横亲”或是“兄弟”相称。

[26]“文化”一词通常在使用时具有含义广泛和容易产生歧义的特征,但一般说来可将其分为三个层面: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与价值文化。我在这里使用的“文化”这一词,仅指其非物质层面的内容,即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与价值文化,具体说来则包含制度、语言文字、思想学术和宗教等。

[27]春秋中叶秦穆公虽称霸西戎,但从他与戎王使者由余的接触中,仍能看出由余对中原诸国政治的批评,很为穆公接受,穆公对戎人的政治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同。《史记》载秦缪公卒,从死者有一百七十七人,而其中竟有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这种死后以忠良之臣为殉的做法,似乎也不为中原文化所认同。从考古资料看,中原各国人殉、人牲数量都较少,而秦墓不但人殉、人牲数量比中原各国多,而且大墓、小墓都有人殉现象。从考古出土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器物看,如天水、宝鸡出土的秦公钟、镈和秦公簋,凤翔发现的石磬等,与关东六国相比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有着较多自身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当如葬仪制度方面,大部分秦人墓一直都保留着和东方六国不一样的东西向屈肢葬的习惯。(参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页10。)

[28]参见黄留珠《秦文化琐议》,《秦汉史论丛》第五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版,页6、页10。

[29]《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

[3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页141。

[31]王先慎《韩非子集释·五蠹》,中华书局1998年,页452。

[32]王先谦《荀子集解·强国篇第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页304。

[33]参钱穆《国史大纲》,页141。

[34]《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页1086。

[35]《史记·商鞅列传》,页2230。

[36]《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其俗宽缓阔达”;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又参王子今《两汉人的生活节奏》,《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页24-31。

[37]引自马非百《秦集史·艺文志》,页520-521。

[38]《史记·李斯列传》,页2544。

[39]王国维曾把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西土、东去两个系统,《说文解字》中的籀文(也即秦国的文字)为西土系统,东方六国的文字(也即汉代所谓的“古文”)为东土系统。

[40]最初的颁布的标准文字可能是小篆,但后来因篆书繁复难写,不利于通行;出于秦官吏处理法律刑狱等日常事务之需,又出现了通行的隶书,这种书体书写简便,到汉初最终得到全国的公认。

[41]参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3期,页69-71;又参吴小强《论秦人宗教思想特征----云梦秦简的宗教学研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页59-72。后者对秦人宗教水平较低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42]参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页64-65、290-292。

[43]这种差异也尤以秦和齐之间最为突出,可参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页283-294。

[44]参刘文瑞《征服与反抗----略论秦王朝的区域文化冲突》,《文博》1990年第5期,页55。

[45]详参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年10月第1版,页342-34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202-203。

[46]《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页2033-2034;《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49。

[47]《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59。

[48]以上所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69。后来刘邦入咸阳封府库,还军霸上,众诸侯至,以项籍为从长,反秦的合纵运动再次重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75。

[49]《史记·儒林列传》,页3116-3117,类似的记载又见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序、《盐铁论·褒贤第十九》。

[50]《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66-1367。

[51]《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71。

[52]《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58。

[53]见《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71。“文学”,即“文学之士”,指当时的儒学之士,即儒家,《史记》中多“文学儒者”连言(如《史记·汲黯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封禅书》等);《汉书》中则多言“文学经术”(如《汉书·宣帝纪》、《张安世传》、《匡衡传》),所以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

[54]参《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58。

[55]《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80、283。

[56]分别见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第四》,中华书局1986年,页6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页2699。

[57]如高祖入关,虽简省律令约为三章,但“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彭越、韩信即受五刑,新垣平亦被诛三族。“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惠帝、高后时,刑罚才较松,到文帝更几次减轻刑罚(见《汉书·刑法志》页1097-1100)。而刘邦轻视儒士最出格的举动则莫过于史书记载他往儒冠上撒尿一事了,所以《汉书·高帝纪》公开承认刘邦“不修文学”(《汉书·高帝纪》)。近年来还有学者指出:刘邦入据秦地,在与项羽的对抗中亦是以秦地为基础,为巩固自己的基础取得秦人的支持,刘邦在秦地所实行的制度,“恐怕不会是‘悉除去秦法’,而应当是沿袭秦制以适应秦俗,取悦于秦人。消灭项羽以后,刘邦定都关中,建立汉朝,所实行的制度乃是与项羽对峙时期关中制度的延续和扩大。”(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97。)

[58]参钱穆《国史大纲》,页142。

[59]《汉书·武帝纪》。

[60]可参《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等篇。

第9篇

一、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

所谓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即动漫作品创作主旨并非仅基于单独的道德平面视域出发,而更多强调若干个平面视域同时着眼并保证其维系一体互相运作来形成一类独特的全新创作主旨。《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美学表征之一便为其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传统动漫作品和传统影视剧、舞台剧一样,无论美国迪斯尼公司较早期出品的经典动漫《米老鼠和唐老鸭》、《白雪公主》,或者我国上世纪的经典动漫《金猴降妖》、《葫芦兄弟》、《邋遢大王历险记》等,均是从单一道德平面视域着眼来设定其创作主旨,体现出对现实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宣扬。诸多艺术家们纷纷希冀在纸面画板上创造一幕幕陶冶心灵达成人们美好愿望的洞天福地,并仰仗最朴素的赏善惩恶伦理信条、真情至上的道德情操甚至宗教化之神圣品质为动漫作品虚幻又大多富有喜剧特色的表象奠定庄重肃穆的精神基调。[3] 但是,由单一道德平面视域出发设定创作主旨的美学表征倘若把握不好便极易被人误解为形成了一种动漫影视作品非此即彼、善恶泾渭分明之单线创作主旨观,而这种创作主旨观表面貌似有力,实质屏蔽了动漫影视展现不同问题的微观视角。换句话说,即道理未必错,却不一定逼近多元化的客观现实。所以,我国上世纪那些较少考虑娱乐性,过分强调道德说教对单一道德平面视域创作主旨把握不准推出的《海尔兄弟》、《舒克贝塔历险记》等动漫就很难像国外经典作品那般引起受众共鸣。《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则完全摒弃了这样一种进路,它始终对传统、主流的单一道德平面视域创作主旨保持着相当规模之谨慎和深刻疑虑。该系列作品虽描述的也是大草原上以喜羊羊等为代表的羊族和以灰太狼、红太狼等为代表之狼族善恶相互斗争的故事,但它并未光从单独道德平面视域来设定支撑故事的本体伦理精神(如不得欺凌弱小、善良终究战胜邪恶等),而更多地考虑当下消费社会中文化大工业生产之具体语境,由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若干个平面视域一并着眼并保证其维系一体互相运作,形成了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如此一来,作品内代表正面形象的羊儿们虽机智善良,但同时也有着懒惰、自私、莽撞、妒忌等坏习气;以反角出场的狼尽管有些贪婪凶暴,亦憨态可掬,不失为模范丈夫之根本表率。这一切均很容易让我们在幽默诙谐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子,令人倍感亲切而颔首会心表示接受。

不过,这种在美学上表征为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是否又会如“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后现代影视剧作品那般日渐造成政治与道德话语被放逐呢?一些资深学者对此曾表示了担忧,“扔掉教育意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作品空了,笑过去就完了。”[4] 笔者认为,此类担心未免有些多余。创作主旨平面耦合化毕竟并不意味着道德教育内涵之根本否定,而仅是强调多个平面应一齐考虑。或许若干个平面视域共同着眼前提下会导致部分宣扬真、善、美的艺术本体价值尺度遭遇一定程度之解构,但它们总体上仍然存在。兼之动漫作品终归和寻常影视剧存有较大差异,中国未来若干年内的动漫受众绝大多数依旧是青少年儿童(当然,随着国内动漫市场日趋成熟和动漫作品的多样化,成人所占受众比例会相应提高,但若干年内他们尚属支流)。而要让广大青少年儿童产生认同则必须迎合我国社会一贯恪守的主流价值观,一味靠追求解构、颠覆来获取光怪陆离的娱乐效应断难持久。所以,《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创作主旨的平面耦合化并不会完全背离我们道德教育走势,它终究要在故事精心编织的符码中广泛传播符合我国各类社会主流评判标准的价值取向,只不过此等思想意识会在娱乐氛围下被相应淡化罢了。

二、叙事情节的戏仿化

叙事情节的戏仿化,即动漫作品叙事情节主要诉诸模仿、调侃、游戏、戏谑或致敬等方式来对有影响力之经典文本进行解构,以致实现新作品的幽默滑稽性超越与颠覆,树立起自身影响力。在后现代文艺中,戏仿业已演变成最重要的叙述方式之一。《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同样大量借鉴了戏仿方式,其美学表征更是展现为叙事情节的戏仿化。具体说来,它这种叙事情节的戏仿化又多包括两方面:

其一是叙事基本模式的戏仿化。《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之叙事基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戏仿于上世纪由比利时连环画家皮埃尔・库里佛创作、日本NEC公司出品的系列经典动画片《蓝精灵》。只不过《蓝精灵》系列描述的是发生在西欧中世纪封建教会时期的一个邪恶巫师妄图用魔法逮住密林深处的可爱小生物――蓝精灵却永远无法得逞的故事,而《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则阐述的是发生于未来时代大草原上的狼想借助自己各项高科技发明来抓羊但永远抓不到羊的故事;《蓝精灵》系列内的正面角色是拇指般大小生活在密林中活泼可爱的蓝色小精灵,《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之正面角色换成了中国传统民间童话中温顺乖巧的小羊羔;《蓝精灵》系列的反面角色为一个秃顶塌鼻梁会耍魔法的中年巫师和他所豢养的黑色老猫,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则替换为一只头戴瓜皮小帽大鼻子会研究高科技装备的笨狼和它那脾气暴躁的夫人。由于《蓝精灵》系列早已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当人们接触到《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对其的信息社会幽默模仿、戏谑化超越时,就较容易自然或不自然联想到原有经典作品,在这种贴近IT时代之视觉游戏中获得极大愉悦与,而《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的深远影响力便也悄无声息地树立起来了。

其二是叙事具体情节的戏仿化。平心而论,除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以外,近年许多国产动漫作品如《猪猪侠》、《洛洛历险记之百变机兽》、《神探威威猫》等都涌现出不同程度之叙事具体情节戏仿。不过笔者认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可谓当前国产动漫叙事具体情节戏仿最成功的巅峰之作。因为它的戏仿并非简单状无厘头调侃,而乃一种紧密结合中国本土元素之巧妙拼贴,充分利用了不同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语言和语境之巨大差异成功颠覆本土经典作品,有效解决了国产动漫长期存在的本土化悖论,[5] 树立起自身影响力。譬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中有部分剧集红太狼用来惩戒丈夫灰太狼捉不到羊的武器竟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内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后期制作的《乌鸦嘴》故事中沸羊羊服下神奇药水用来骂灰太狼的台词居然为2008年贺岁商业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内之人物对白;在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片头更成功实现了对当代流行歌曲《饿狼传说》的灵活套用。“我们对于动漫产业本土化中传统资源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动漫作为一种真实幻象,它主要强调创作者无限想象力和社会现实恰到好处的结合,因为这样方能引起当代受众之广泛共鸣。故我们决不能仅将数千年历史文化当作动漫开发的唯一膏腴之地,更主要的是要由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寻觅相关素材。历史只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亿万国人富有时代气息的社会实践和全新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传统资源。”[6] 故而在这种意义上说,《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确有值得其它国产作品积极效仿之处。

三、人物的符号化

人物的符号化,即动漫作品人物不再被简单视作某一成不变的角色,而更多看作综合性人文符号通过各类方式来呈现艺术文本美学上所蕴藏的丰富信息。法国文论大家罗兰・巴特亦指出,文艺的第三种力量――它的严格的符号学力量,即在于玩弄记号。[7] 由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存有创作主旨平面耦合化、叙事情节戏仿化之美学表征,那么为精确表达出它们美学上蕴含的丰富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信息,其人物塑造自然不能像传统国产动漫般的单一不变,以致实现了人物的符号化。总体而言,它的人物符号化多包括三方面:

其一是人物生理、心理感知上的符号化。《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中对立的正反两面即羊族与狼族,为精确表述出众多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信息,其人物塑造在生理、心理感知上便不再亘古不变,逐渐成为了根据揭示剧本信息需要而设定的综合性人文符号。首先在生理上,尽管狼和羊的强弱大小整体依旧泾渭分明,但亦有特殊情况。如羊族中貌似年迈羸弱的西域刀羊实则深藏不露,凭一己之力便可击溃整个狼族;狼族中的蕉太狼表面体积庞大极其骠悍,实质却是不吃羊秉性纯良的素食主义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品通过此等综合性人文符号化设置,往往既充分传播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同时更阐述了意想不到的喜剧娱乐信息;第二在心理上,作为正反人物相继登场的羊族和狼族均未笼统展现为传统国产动漫内“乖孩子”、“优等生”、“大坏蛋”之形象,正面人物有着各自缺陷,反面形象亦有诸多可爱之处。如喜羊羊过于自信、美羊羊有自恋倾向、沸羊羊鲁莽冲动、懒羊羊嗜吃好睡、灰太狼脑袋上时常冒着鼻涕泡等等。这样的人物心理感知符号化,令该系列动漫顿时妙趣横生,准确有效地传递了创作主旨所表述之娱乐和道德信息。

其二是动漫剧本特定情境中人物定位的符号化。如前所述,《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具有着创作主旨平面耦合化、叙事情节戏仿化的美学表征,那为精确展现它们包容的丰富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信息,创作者或画师自会遵照动漫剧本之微观需要,在特定情境中将人物定位成综合性人文符号,使其内在思想与外在行动同剧本需求保持高度一致,染黄则黄,着苍则苍。譬如作为羊村最高精神领袖的村长慢羊羊本应是位德高望重危难时刻一锤定音之关键人物,但在《游戏之王》故事中为了动漫剧本微观特殊需要,他又化身成了嗜玩成性的老顽童,被灰太狼扔到锅里去煮时还念念不忘电子游戏通关秘笈甚至跟死敌为游戏技巧争得面红脖子粗。此类综合性人文符号处理,经常令诸多不同类别人物特征间发生了程度不一之重叠、交叉、映射等趣味现象,精确表述出大量娱乐信息。尽管它们未必符合逻辑性,但受众往往接触到该动漫作品吸引力便会油然而生。

其三是对受众心目中的人物发展历程进行符号化理解。在传统国产动漫内,人物发展历程以正面主要角色为参照系界分,大多乃面临孤立不懈奋斗胜利回归的三部曲结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为不遗余力地精确阐明诸多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信息,尽管人物发展历程基本沿袭了这一结构,即狼要抓羊(羊面临孤立)羊同狼斗智斗勇(羊不懈奋斗)打败狼平安脱险(羊胜利回归),但在表述上进行了符号化理解,把它视作一综合性人文符号按具体需要进行特殊设定,取得了显著绩效。如《跨越08》的故事中,以喜羊羊被灰太狼在大草原上追逐为人物发展历程开端,其后逐渐演变成村长相中了喜羊羊惊人的反应能力而派它去参加动物跨栏运动会,最后竟以喜羊羊自作聪明模仿猎豹跑跳姿势在比赛中与众动物选手撞在一起全部取消比赛资格,众动物选手恼羞成怒将其痛打一顿而告终。在普通受众看来,本发展历程似乎过于荒诞零碎,也不符合现实逻辑。但它圆融自洽地表述出诸多娱乐、通俗、休闲、道德等信息,凸显了故事中之复杂性、曲折性以及矛盾性,结局出乎意料,远比单纯的三部曲式结构更具艺术观赏价值和吸引力。

四、表现手法的游戏化

表现手法的游戏化,即动漫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体现出较强的游戏性,更加注重其娱乐和休闲效果。《喜羊羊与灰太狼》表现手法的游戏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是人物名称、造型设计的游戏化。就人物名称而言,《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启用了有别于传统国产动漫作品的全新游戏化命名法,它不但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人物之主要性格特征及道德操守,更富有童真童趣,令人忍俊不禁。譬如机灵乐观的羊取名“喜羊羊”、美丽时尚的羊叫做“美羊羊”、狼族首领唤做“武大狼”、最英俊帅气的青春偶像狼是“贝克汉狼”等等,无不带着游戏化色彩,颇具几分钱钟书先生所云的“体匿而性存,无痕而有味”之意蕴;另外在人物造型设计上,该系列动漫一样充斥着游戏化氛围。和传统写实型动漫作品不同,《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并未采用头长与身长比例为1:7或1:8之正常人物造型设计,而大多改用1:3甚至1:1比例的Q版卡通模式,无论以正面形象登场的喜羊羊、沸羊羊或反面人物灰太狼、红太狼及中性角色黑牛国、白牛国国王等等,均莫不如是。此类造型设计虽一定程度降低了对传统动漫艺术唯美主义之追求,却成功避免坠入到善与恶殊死斗争的伦理俗套中去,一面收获了相当高的娱乐、休闲效应,一面又保证了正确的价值取向。

其二是画面处理的游戏化。《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沿袭了Flash软件惯用的原件动画模式,其画面背景大多以亮色调为主,格调清新自然,灯光也主要甄选鲜明轻柔的对比色,且无论画面远近焦距调动、速度感及跃动感把握,均相当简洁柔和,即便反面人物灰太狼等出现时的场景也不过稍带部分暗色调而已。尽管此类二维画面处理措施被某些学者评价为略显粗陋生涩 [8],但正所谓“大巧若拙”,简约拙朴之处理方式往往既能收到更好的轻松娱乐休闲效应,避免过于苛求制作的精美宏大逼真而背上了沉重思想包袱,又可凭另类表述手法展示出自己所关心之道德价值主题。例如在贺岁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中,甚至连黑牛国和白牛国之间的战争画面处理都是游戏化的――一场本应该鲜血淋漓的两国殊死大决战被描绘成和风日丽下双方士兵手持苍蝇拍胡乱拍打嬉戏。这虽较之2006年美国金和声公司出品的3D战争史诗动漫电影――《太空堡垒之暗影编年》气势磅礴的宏大战争场面制作有着天壤之别,但游戏化的处理方式既冲淡了凝聚在故事背后的莫名沉重,又令人们笑过之余继续反思,亦可谓对残酷战争的另类辛辣视觉嘲弄。这也应验了雨果所言:艺术中丑恶滑稽与典雅高尚相结合,并不是背逆生活的规律,最可笑的东西也常常能达到崇高的境界。[9]所以,就此而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其实质乃依托简拙的游戏化画面处理,将早期国产经典动漫的纯唯美艺术性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影视之滑稽暗讽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从而最终实现了对传统国产动漫影视作品的否定及逾越。

注释:

[1] 王君仪:《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困境――以动漫电影为例》,载《青年记者》2009年第9期。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3] 王雪芹:《小议美国动画电影后现代主义美学转向》,载《艺术百家》2005年第2期。

[4] 万佳欢:《“喜羊羊”身世调查》,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3期。

[5] 本土化悖论指当前我们在追求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民族性,寻觅动漫作品本土资源时,由于对本土化界定不清,使所做的本土化努力往往失去了其应有意义。参见欧阳爱辉:《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四大悖论》,载《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第87~90页。

[6] 欧阳爱辉:《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四大悖论》,载《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

[7]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页。

[8] 王海智:《浅析国产动画发展之路――以为例》,载《当代电视》2009年第9期。

第10篇

【关键词】习语 动物词汇 联想意义

世所公认,发源于古希腊神话的西方文化和以古中国文化为主流的东方文化是世界上最为丰富,最为完整和影响最为广泛的两个文化体系。经过了千百年的积淀之后,这两种文化体系发展出了各自的文化特色。美国社会语言学家carol r. ember曾经说过,语言能够通过词汇来反映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会在词汇会中留下蛛丝马迹。词汇因成为了文化的载体而在研究界备受瞩目,动物词汇就是其中之一。在英汉语中有很多带有动物词汇的习语。人们经常根据动物的习性将这些词汇与特定的性格和特征联系起来,因而这些词汇也会反过来在人们心中激起某种特定的联想意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g. leech在其《语义学》(1981)一书中指出,联想意义是一个统称,它包含了内含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附带意义和词的搭配意义。联想意义是依靠象征和类比所建立的语义世界。处于某种文化社会中的人通过概括他们的感性认识和情感经验,将善与恶、美与丑等内涵投射到词上,并将该词的文化意义内化时,联想意义便产生了。本文将一些有代表性的动物词汇分类,试图比较其在英汉习语中联想意义的异同点。

一、相同的动物词汇载体,相同的联想意义

由于同种动物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处于不同文化社会中的人对相同的动物词汇产生相同的心理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类中,最常见的要数“鼠”(rat)。不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老鼠的联想意义都是负面的。比如我们用“胆小如鼠”、“鼠窃狗偷”、“贼眉鼠眼”等,来形容懦弱、卑微、目光短浅的人。而在美国俚语中,rat是指卑贱的、不忠诚的人。热门儿童魔幻读物《哈里波特》中,那个出卖朋友又懦弱胆小的巫师,作者也赋予了他老鼠的形象(变身后的动物是老鼠)。狼在中国人眼中是凶狠而又贪婪的动物,有“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狈为奸”,“如狼似虎”之说。英文中也有“披着羊皮的狼”这一说法: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用来形容假装友善但实际上怀着恶毒意图的人。

二、相同的动物词汇载体,部分相同的联想意义

在英汉语中,还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相同的动物词汇具有部分相同的或相似的联想意义。狐狸(fo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汉语中都是指狡猾的人。我们经常说“狐朋狗党”,“狐假虎威”,而在英语中也有deal with a fox,think of his tricks;the fox changes his skin but not his habit;when a fox says he’s vegetarian,it’s time for the hen to look out。但在汉语中,狐狸还有另一层含义。“狐狸精”通常被用来指勾引男人的女子。因而杨译的《红楼梦》中将“狐狸精”译成vixen(泼妇)是不妥的。(顾嘉祖,2002)猫(cat)在英汉文化中都具有负面的形象。虽然处于这两种文化社会中的人都喜欢把猫当作宠物,但都觉得它们不忠诚,容易忘记自己的主人(杜学增,1999)。此外,在中文中我们还说“馋猫”,“懒猫”,而在英语中,cat常用来指恶毒多嘴的女人。蚂蚁(ant)是微小的生物,比喻力量薄弱或地位低微的人,汉语中有蚂蚁喝水——点滴就够,蚂蚁下塘——不知深浅,蚂蚁看天——不知高低;英语中有when an ant says“ocean”,he's talking about a small pool。但是“蚁民”的概念就不一样了。古代中国的贵族阶级将百姓称为蚁民(ant people),是指老百姓的地位低下,命不值钱。然而在西方人眼中,蚁民却是指那些英勇善战的人,该说法起源于古希腊神话。埃吉娜岛王埃阿科斯是宙斯的私生子,天后赫拉因怨恨在该岛降下了饥饿和瘟疫,除了国王与其子,所有岛民都死了。宙斯为了安抚其子,将该岛的蚂蚁变成了人,而后,在特洛伊之战中,其孙阿基琉斯率领蚁民出征,所到之处骁勇善战,战无不胜。

三、相同的动物词汇载体,不同的联想意义

通常这一类中的动物词汇最能在跨文化交际和翻译中造成障碍,最常见的就是狗(dog)。狗在中国习语中常具有贬义,如狗头军师,狗胆包天,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然而,西方人却非常喜爱狗,而且还给予了它们很高的地位。《朗文语言与文化英语词典》中给出的狗的定义,不仅包含了“a kind of pet”,而且还包含了“a member of the family”。甚至在伦敦地铁站一度有招贴写“children under 5(and dogs) must be carried through the gate”。因此,英语中与狗相关的习语通常都带有积极的含义,如every dog has his own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雪中送炭)。下面这句话在东西方人的心中可能会引起不同的情感色彩:dog eats dog(狗咬狗)。中国人看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很开心,窝里反,恶人互斗,真是大快人心。然而西方人却会觉得很惋惜难过,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成员间的剑拔弩张很伤感情。因而,他们就会试图劝解双方和解,并且说dog does not eat dog。猫头鹰在西方人眼中是沉着聪明的象征。经常有人用a wise old owl来形容智慧的老者。猫头鹰还经常以公正严明的判官形象出现,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智慧与审判女神)的标志就是猫头鹰。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猫头鹰被认为是厄运的兆头。因为它总是在夜间活动,常在深夜发出凄厉的叫声,人们认为

如果谁听到了它的叫声,那就预示着谁家要死人了,故有“猫头鹰叫孝”之说。

四、不同的动物词汇载体,相同的联想意义

处于两种不同语言社会中的人们,由于不同的社会阅历和风俗习惯很可能会导致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因此,不同的动物词汇载体可能会在两种文化中产生同一联想。如中国人认为虎是百兽之王,它是权势和勇猛的象征。相反,西方人认为狮子才是百兽之王。因而我们会说“拦路虎”,“狐假虎威”,“虎口拔牙”,“置身虎穴”,而西方人却说a lion in the way or a lion in the path,like a donkey in a lion’s hide,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place oneself in the lion’s mouth。很多汉语中带鸡的习语在英语中都被转化成与鹅或鸭相关的习语。泥鳅 (loach)的体表很光滑,所以很难捉住。因而我们常用泥鳅一词来形容世故、狡猾和不可靠的人。然而大多数说英语的国家没有泥鳅,所以泥鳅就不能引起他们的这一联想,但是他们的确有一种能引起相似联想意义的动物,那就是eel(鳗),所以人们会说,(as)slippery as an eel。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汉习语中的动物词汇载体所引发的联想意义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差异,更是一种文化差异。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的我们,在学习时更应该要从文化的角度下手,探究那些具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词语的民族文化根源,在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把握语言,从而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最终促成跨文化交际并指导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11篇

当今的世界流行多元化音乐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中,更表现在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所催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同时,国际互联网的飞速扩展极为有利的突破了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各过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上述现象和趋势必然直接影响到包括声乐艺术在内的各个艺术门类的生态环境,另一个方面,全球化也为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而世界民族声乐作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一门代表课,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多年声乐教育的高师教师,也意识到中国声乐教育已经开始步入各民族多元化整合的演唱方式。作为陕西人也一直在关注陕西本土民族声乐演唱的多元化发展形势,“秦歌”正是在这样的声乐艺术背景下出现在了我们的耳边。而且越唱越响,同时吸引了大批的欧美音乐爱好者来到西安,学习演唱秦歌。

“叫声大来,大是天,秦腔一吼才解馋……”,醇厚质朴的歌词,加上快味十足的腔调配以时尚动感的伴奏,使很多土生土长的陕西人都倍感亲切与力量,同时更展现出了陕西人敢闯敢干、憨厚实在的秦人风貌。这就是陕西人吕小平十多年来对关中传统音乐如何发展创新,立足于城市,默默探索,积极尝试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秦歌”。

吕小平,艺名十三狼,陕西句邑人,出生于一个唢呐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唢呐,为了创作出观众风格的音乐,足迹踏遍关中地区的各个角落,熟悉了解关中地区的民风民情,更是浸润在秦腔——这个老陕人吼了几千年不变旋律中。之后,无论是从陕西省艺术学校的板胡专业到西安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的学习过程,还是毕业之后回到陕西省艺术学校任教的工作过程,他始终怀揣一个梦想:让关中地区古老的传统音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他的不断探索下,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秦歌”。这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品牌,一经问世,便响彻三秦大地,除了实地的演唱,十三狼近些年出版发行有CD、VCD《月圆回家》《秦娃》《怪》《异乡寻梦》《大长安》等八张专辑,2008年底还登上央视农民春晚舞台,向九亿农民献唱,引起全国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秦歌”的出现,无疑赋予了关中传统音乐新鲜的血液,它正在逐步成为关中地区乃至整个陕西全新的音乐名片。

如果说陕北民歌悠长的曲调使人联想到黄土地、白头巾、蓝盈盈的天空和白花花的羊群;那“秦歌”充满力量的呐喊更是喊出了秦人的精神、秦人的胆识;唤醒了秦地的历史、秦地的辉煌。“秦歌”是以歌曲的形式充分展现秦人秦风秦韵秦文化的一种新的演唱形式。笔者作为一名声乐教师,在听了他很多专辑和现场演唱后,更侧重于探究十三狼的声腔演唱特点,认为其演唱方法具有一套独特的多元化中西式唱腔结合的声腔特点,在此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总结,在今后的声乐教学中也能更详细更准确的讲解给年轻的陕西歌唱者,从喜欢听到喜欢唱,从而使更多的人通过“秦歌”,了解关中、了解陕西、了解中国。

首先,十三狼的秦歌的唱词依托陕西的关中方言。无论是我国的各种戏曲,各民族的民歌唱腔,还是欧洲各地区美声唱法的声腔技巧,在发声咬字的位置各有不同,都是和各地区的方言或者语言的声调紧密结合的。我国北方方言的起伏较大,基本用降声,十三狼的“秦歌”里的唱词,受陕西关中方言的影响,咬字重、声短促、调低沉,降调较多,男声发声的位置较为靠后,口腔打开的很多,如陕西话“我(念额)”“你”“美”“怪”“娃”字的发音,基本就是普通话四声中的降调音。“秦歌”唱腔的唱词也基本按照陕西关中方言的发音来处理。这点我们在听十三狼的歌曲时都能听得非常清晰,例如“馍”“爸爸”、“他”、“吼”、“板凳”等都是降调很明显的音,在他的歌曲里很多字都发的很重,突出体现了关中地区的方言特点。而陕西话发音位置比较靠后,鼻音较重,因为降调发音的字较多,在念歌词时就需要多练习结合丹田气息,打开腔体,张开后咽壁,让气息和每个去声字自然的结合,而十三狼早年有过吹奏乐器的经验,气息已经掌握的比较好,加上他本人是地道的关中人,从小说的就是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所以他的发声咬字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有力量,声音听起来也比较厚实,再结合秦歌特殊的大跨度旋律,演唱起来声音起伏大,回旋多,需要气息支撑的也就更多,所以十三狼的歌曲一曲演唱完毕,一般人听完一首歌曲后都会感觉用了浑身的力气,似乎演唱者每个字发音都提前打开口腔,准备好呼吸,充分的让字带腔抒感,那说明演唱起来就更需要一定的方言能力和声腔技巧才能达到“秦歌”所要表达的陕西关中人大气醇厚的性格特征和朴实直白的情感宣叙。

其次,十三狼的“秦歌”杂糅了关中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将秦腔、眉户、碗碗腔等曲牌与陕西方言完美地嫁接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声腔演唱风格韵味。用十三狼的话来说,自己的唱腔里有秦腔里生(须生、小生)、净(花脸或者黑头)的声腔技巧。例如歌曲《大秦腔》《吼秦腔》《陕西人》等;也有把秦腔、眉户、碗碗腔的唱腔综合运用在一首歌曲里的创作手法,例如歌曲《秦娃》《乡党》《栓红线》的演唱等。在秦腔的声腔演唱中,生和净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行当。生的行当有四种,十三狼多借用了须生和小生的唱腔,而须生借用偏多,为此笔者也对一些秦腔中须生和小生的演唱片段进行了听辨和研究,例如秦腔须生名家陈仁义的选段,反复多次的听他声腔的特点,发现须生的声腔演唱特点是高音清亮,中音丰满、低音醇厚,也就是发声位置较为靠上靠后一些,压喉、喷字有力,行腔润饰与味道结合一体,一段唱腔或一个字必须唱完交代清楚才能唱下一段,所以我们在听十三狼的唱腔时,也能听到他的唱腔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听得十分清楚,他的声腔也非常接近须生的声腔特点。例如在演唱歌曲《吼秦腔》时第一个字“吼”就需要靠上靠后的发声点,结合饱满的丹田气息,喷字有力的唱出来,才能达到“吼”秦腔的听觉感。而歌曲《大秦腔》的第一句歌词“吼一声秦腔”基本就是须生厚实压喉的声腔演唱方式。这就需要演唱者在每个字都大声按照关中方言字正腔圆的念白在很准确很熟悉的基础下,结合饱满的气息和准确的发声位置反复练习直到熟练的演唱大段的歌曲。而秦腔小生的唱腔特点相对于须生的发声位置和饱满的气息以及咬字清晰都是基本一致的,是在唱腔和音色方面显得更加高亢明亮一些,这个特点十三狼也有借鉴和学习,比如《怪》《生活就像一道菜》《大长安》等歌曲的演唱中都有所展现。再有一些是以关中地区的歌谣为依托,创作的富有童趣的歌曲,例如《童谣》《老陕俗语》《捣蛋鬼》等,不仅歌词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还能够借助唱词帮助听唱者了解关中地区民俗民风。而借鉴秦腔唱腔里“净”的声腔又是十三狼一个很重要的声腔核心特点,正是借鉴了“净”行当花脸和黑脸声腔中的发声方法和唱法,才形成了十三狼秦歌粗犷、豪放的品格,象征着西北人民坦荡、落落大方与宁折不弯的胸襟和气魄。仔细聆听秦腔花脸的演唱片段,再结合平时学习和教授声乐课的多年经验,发现秦腔“净”行当声腔的特点主要是以腔带声,以气带声,发声位置较为靠后,喉咙打得很开。发声时气息准备饱满,音从腹腔内发出然后猛朝脑后顶,贯穿于百会穴,意欲冲破头顶,发出的声音浑厚而有力度,而十三狼的很多主打歌曲例如《大秦腔》《吼秦腔》《陕西人》都是以这种声腔为主体,演唱出来的声音宽厚雄劲、庄重刚健、大方流畅、沉稳苍劲,象征着西北人民坦荡、落落大方与宁折不弯的胸襟和气魄。此外,十三狼的声腔演唱中也还综合性的借鉴了陕西眉户唱腔的柔美、碗碗腔的温婉细腻的声腔演唱特点,使得他自己创作演唱的《大秦之最》《一加一》《实话实说》这样抒情的歌曲听起来柔美温情,表现了西北汉子也有粗中有细、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展现了十三狼声音表现的多元性。

“秦歌”中也包含了很多时尚与流行的元素,在多元化音乐整合方面也有独特的声腔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唱腔方面很好的结合了西方流行音乐中摇滚乐的演唱,再加上来自欧美一些爵士乐队的现场助演,“秦歌”富有节奏的酣畅淋漓地呐喊,使它快速抓住了年轻听众的耳朵,吸引更多年轻的陕西愣娃用“秦歌”来挥洒属于我们秦人的光荣与梦想。摇滚乐的声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发自内心自然的演唱,有一些嘶吼性的声音宣泄,同时结合一些属于摇滚乐特有的发声方法。在摇滚唱法里面,最多的是沙的声音,其中包括:水喉、深喉、尖喉,这三种常见唱法,接着是重金属的嘶声,压吼,带沙全真声。然后结合非常饱满的气息,不管高音中音低音都要准备好很深的气息,然后从胸腔出气冲击控制好紧张的喉咙,在歌曲《陕西愣娃》《吼秦腔》等的演唱中,很多字的发声摇滚唱腔的特点清晰可见。借用西方摇滚乐的这种世界性的声腔演唱方式,配以电子摇滚乐队的重金属伴奏,让传统的陕西本土秦歌也能焕发出新的艺术形态。

我们常说歌唱来源于生活,世界各民族的音乐都来自于世界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感受生活才能更加真实的歌唱,我们生活在陕西,感受着八百里秦川广阔的天地和十三朝古都厚重的历史,我们的秦腔才能一吼响彻八百里,而吕小平创立的“秦歌”,正是对老调嫁接新声,传统牵手时尚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正是现在世界音乐教育多元化整合的集中表现。秦歌中的声腔既有秦腔中“生”的唱腔与通俗歌曲中抒情的表达方式合二为一;也有秦腔中“净”的唱腔与西方摇滚的完美结合。正是敢于对音乐多元素地改良与运用,才使得他的声腔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高亢明亮醇厚的声音里,又带有一些沙哑的低吼,扩展了音域和声腔的多样性,同时也为关中地区的传统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12篇

[关键词]狼跋 考证 狼狈 系源

《诗经・狼跋》叙述了一位贤者在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仍处变不惊,后人据其困窘意象而形成“跋前定(踬)后”一词,解释都是“狼向前进就踩住了自己的颈肉,向后退又会被自己的尾巴绊倒”之类。令人费解的是,“锐头白颊,高前广后”的肉食动物狼为何有胡(颈肉),为何又踩其尾呢?辞书的解释显然都是有悖常理的,那么,其致误原因如何?这首诗又当如何解释?

典籍中历代学者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狼”指老狼,其行动不便而进退两难,毛传:“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跆其尾,进退有难”。第二,“狼”是掉在陷阱里的狼,因陷阱狭窄而致进退两难。宋代严粲《诗缉》:“老狼以贪欲之故,陷于机,……欲进则跋躐其胡,欲退则跆其尾。”第三,狼性奸贪,“前高其胡以张望,则后挟其尾以助力。”(清代傅恒《御纂诗义折中》)第四,狼性多虑,“善顾,……或进而躐其胡,或退而跆其尾。”(明代张次仲《待轩诗记》)第五,狼行走不能平行,而是前后俯仰。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则尾举向上,胡举向上则尾至地。”前人的解释大都是狼踩或俯仰自己的胡和尾,无怪乎辞书的解释都采用狼踩胡踏尾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几种说法都不大合情理。这里的“胡”和“尾”,应是“其”字所指代的猎物。它有可能是牛类,也有可能是其他动物,至少有“胡”这样的肥肉。狼在追捕猎物时,扑上来首先咬住的是猎物的咽喉。至于踩踏其尾,因为动物奔跑时尾部是用来保持平衡的,当尾部被控之后,自然就丧失了平衡,猎物倒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里的尾泛指动物的尾部。这样,猎物在前狼咬住胡肉,后狼已踏上尾部时,其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首先,此诗的比兴部分是狼,狼没有胡。《说文・肉部》“胡,牛颔垂也”,其特点是肥厚幅广。狼作为食肉动物,不可能有那样的肥肉。若有,他们怎么顺利迅捷地进行捕猎呢?另外,狼如果一定要能踏住自己的尾巴,除非是在低伏时,低伏无法狩猎,所以这里的尾也应当不是狼尾。

其次,从语法上讲,赞成是狼的胡和尾的反映出“其”指向的是狼,属于内指;而我们认为“其”是外指,即指向狼所扑猎物。在《诗经》时代,“其”固然有内指功能,例如:

燕燕,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

其中的“其”字所指向的都是前面的主语部分,但是,在《诗经》中,“其”字也有外指的情况,例如: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慑慑。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召南・草虫》

例句中,“其”字所指都不是前面提到的事物,而是指向它所连带的另一件事物,所以,“狼跋其胡”中的“其”指向的是狼所连及的事物,而不是狼本身。

再次,如果按照比兴的手法,前面说的是狼自己踏自己的胡和尾,那么被兴咏对象至少也与前面的部分行为或者性状相同,显然不是周公使自己走向进退两难的境界。宋代王质《诗总闻》说:“此非以狼而诋其人也。”吕乔年《丽泽论说集录》也说:“说者以狼比周公,非也。”但他们囿于成说,没有深入思考其错误根源。如果把“其”理解为猎物的话,被比兴的对象就没有问题,是谁造成周公进退两难呢?当是召公、成王和管蔡。据《尚书》记载,周公还政于成王,召公十分不满,于是周公作有《君爽》以陈述自己的想法,后来管蔡拥武庚作乱,流言周公将不利王政。成王怀疑周公,外面流言又毁誉周公,周公此时正处于困窘之时。正如诗中的猎物,前狼已咬住了咽喉,后狼已趴在尾部,此时已是万分危急。

最后,从写作章法上看,这里用了反兴手法。《诗集解》:“以周公多才多艺而诗人取喻以为狼,无乃比周公为禽兽乎?”此论至确。诗前半部分说情况紧急,后面说周公行动安然,正好反衬了周公的盛德。关于反说,元代刘瑾《诗传通释》说:“(朱子认为)此兴是反说,亦有些意义,略似程子说。”他们的反兴说还是比较正确的。

综上所述,《狼跋》的前两句解释应当是:狼已经咬住了猎物的咽喉,并且趴上了它的尾部。

其实除“跋前(踬)后”之外,人们还缩用“狼狈”这个典故词来表示处境困窘。前儒对“狼狈”的解释可谓是荒唐至极。

明代毛晋《陆氏诗疏广要》说:“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狈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又说“疑老狼即狈也。”这个解释是十分荒唐的,其实“狼狈”是连绵词,不可拆开来讲。前人对连绵词的解释常常会望文生义,如对“窈窕淑女”中“窈窕”的解释,对“犹豫”的解释等等。同样,对“狼狈”一词的解释也是望文生义。

先说“狈”字,《说文》未收,甲骨文形体从豕,从贝,金文从犬,从甲骨文的构形来看,是将贝字系在豕尾,究竟是不是一种动物还难以确定,也许就是表示将动物跋倒的意思。如果确实是一种动物,《说文》定会收此字。因此,狈这种动物可能不存在。

“狼狈”就是“狼跋”的后起字。古人喜欢用隐语形式的词来表示某种意象,例如《尚书》“惟孝,友于兄弟”,后人便用“友于”来表示兄弟,又如《棠棣》讲得是兄弟之情谊,后人就直接取用“棠棣”来表示兄弟情谊。因为《狼跋》一诗是十分困窘的意象,所以后人就用“狼跋”来表示困窘不堪的意象。“跋”字又写作“”,《说文・足部》:“,步行躐跋也。”《一切经音义》“狼”注:“,又作跋。”“跋”和“”古音都是帮母,月部字,所以能够通用。后人因为“狼”常用在一起,“”字渐渐便被“狼”同化,写作“狈”。《集韵・泰韵》:“,通作狈。”《说文通训定声》:“口,俗字亦作狈。”由此可见,“狼狈”一词的源头就是《狼跋》这首诗所形成的典故词。

《说文》中写作“躐跋”,“躐”字又作“躐”,《尔雅・释言》:“跋,躐也。”郭璞注:“跋前行为躐。”其实“躐跋”就是“狼跋”,躐、狼一声之转。“狼狈”有困窘的意思,同时也有乖忤的意思,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乖忤的结果就是困窘,二者是因果的引申。其字又写作丿,象事物失去平衡左右摇摆的样子,因为这两个字后来参与构字,所以人们仿其义而写作“拂戾”,拂和戾都表示乖戾。在《狼跋》中,被狼群攻击的猎物肯定就失去平衡而左右乖戾,因此音转作“拂戾”,实际上指向了狼跋的结果。综上,狼狈同时有困窘、乖忤的义项是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