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0:53:17
一、农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管理机构的同构设置，束缚了特色产业的发展
农业是一个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和环境资源的产业，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十分有必要按农业资源的禀赋特征，逐步形成具有区域优势的产业带。但是，从省到市、县的地方农业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上基本与中央一致，职能高度同构。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地方主导产业的形成，也不利于地方专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农业区划特别是特色产业带的形成。
2.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影响了市场主体作用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然而，千家万户的小农分散经营面对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挑战，暴露出规模小、效率低、竞争力弱的严重缺陷。同时，政府对农民的技术、信息和市场服务也难以到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主要是连结农户和市场的中介组织发育滞后，使得农业的市场主体缺位。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形成国内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大市场，也不利于我国农业参与国际竞争。
二、农业管理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
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深入，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做到农业行政事务有的放矢，以适应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完善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要在转变传统观念、建立健全法制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体制的创新与管理技术的创新。
1.农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农业部门首要做的就是管理理念的创新。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讲，政府行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就会表现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塑造服务型农业行政理念是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创新与发展的要求与必然趋势。其次，面对市场经济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要求农业行政部门不断更新观念，迅速面对现实，积极寻找解决问题与矛盾的方法与途径。更应树立开放理念，将所掌握的公共信息向广大农民开放，全面推行“阳光政务”。
2.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创新
在农业行政管理理念创新的同时，更应注重管理体系的创新。在职能的优化上，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求重新定位，准确界定管理部门的职权与职责。应着力于建立、完善和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一是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和市场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市场服务职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营造和维护公平与法治统一的良好的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二是改进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自觉运用财税、货币、产业政策以及通过价格、利率、汇率和税率等经济杠杆来调控农村经济运行。三是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并充分发挥其服务作用。如建立各种行业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而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竟争力。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作用，如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增加农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总之，要促进政府农业行政职能由全能向有限，由管制向服务，由划浆到掌舵的转变，促进部分农业行政职能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农业内部各产业，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农业生产的投入与扶持、农业科技的开发与推厂、农产品的加工与运销、食品的安全与国内低频市场的开发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目前，我国农产品产业链人为割裂，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严重脱节，管理职能分散的体制安排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我国应该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政府的农业管理体制，尽快将各部门涉农机构撤消或合并，对现有的涉及农业管理有关部委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农业管理职能进行重新组合，组建新的综合统一的农业部门，确保农业资源利用、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和农村发展等整个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有效管理和协调。
3.实现管理技术创新，构建农业“电子政府”
提高行政效率是当前农业行政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除了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外，提高农业行政的信息化程度是一个关键。但农业网站不多，而且信息量少，更新速度慢。因此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创新还应该包括农业行政手段的创新，主要指农业行政的电子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当前，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提高农业政务信息化程度，从而能更及时、准确、有效的实现为农业服务的目的。要加快农业电子政务的发展，首先就要消除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电子政务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化或政府上网，而是要打破传统的手工政务处理模式，实现整个政府业务流程的整合，并在网上实现与公民的互动，提供全方位的网络服务。二是要建立完备的农业宏观决策信息咨询系统及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农业生产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法律法规信息等对于广大农户和决策者都十分重要，及时、准确、可靠、全面的信息是搞好农业管理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建立完备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为农业宏观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第三，就是要建立与网民的互动反应机制。可以在网上设立专门的论坛进行农业问题的讨论;对重大农业问题的决策可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搜集群众意见;设立网上咨询信箱，并对网民的邮件设专人及时回复。在世界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应不断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中央和地方农业行政机关间的关系，不断缩减政府规模，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农业行政管理绩效，并以立法保证改革的成效，建立一个机构合理的、决策科学的、综合的、健全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
作者:格日勒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农业机械的选型
在农业机械机型选择方面，要选择动力性好、作业性能稳定、适应性好、机具结构及设计合理、技术成熟、调整维修方便、配件市场充足、具有良好的市场售后服务的机型，要选择经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鉴定，获得生产实践检验，能满足本地农艺要求，综合效益好的节能型机型，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油耗的目的。
2农业机械的保养
机车在运行时，由于不停地运转操作、颠簸震动，可能造成燃油连通部件(如油箱开关、油管接头、柴油滤清器及高压油管等)出现松动而漏油，因此有必要保持良好的检修习惯，这不仅是为了安全行车，而且可以减少油耗，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机车由于长期运行，一些精密部件(如缸套活塞组件、配气机构和燃油系列等)会磨损，从而导致机车功率下降，油耗上升。因此，做好机车的技术保养，确保技术状态良好是节约用油的重要因素之一。
2.1新车磨合。新购买的农业机械必须根据说明书进行空车磨合试运转。不得一出厂就进行负荷作业，新车磨合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减少急加速、急减速。
2.2检查轮胎气压。轮胎气压偏低会引起滚动阻力增加，造成机车牵引负荷增大油耗增加。此外，要定期检查轮胎的磨损是否均匀，如发现轮胎偏磨或方向盘不居中等异常情况，需尽快到专业修理厂咨询修理，否则会增加工作阻力增加油耗。
2.3定期清洗滤清器。车况良好的拖拉机可省油15%到20%。对于空气滤清器、柴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每行驶5000公里以上配件都需要更换。因为，空气滤清器堵塞会引起气量减少，导致柴油燃烧不充分，降低燃油效率，而柴油滤清器的阻塞也会使发动机供油异常，功率下降，油耗增加。
2.4加机油需要适量。要注意机油标尺所标示的刻度，机油太多将曲轴淹没，增大阻力;机油太少则无法起到润滑和封闭作用，甚至会影响发动机效率。同时，要按季节和作业环境来确定更换机油的周期。
2.5使用洁净的柴油。柴油必须经过48小时以上的沉淀方可使用。使用沉淀后的清洁柴油，可以保证发动机供油系统以最佳工作状态供油，不仅提高发动机喷油泵柱塞偶件和喷油阀偶件的工作可靠性与经济性，同时能有效地延长偶件的使用寿命。
2.6防止燃油滴漏。定期对发动机进行耗油技术检测，坚决杜绝燃油滴漏现象的发生。油箱开关、油管接头、柴油滤清器及高压油管等处的柴油渗漏现象应及时检修，否则在机车运行时，由于震动渗漏会越来越严重，造成不必要的油耗。
2.7保证各部位轴承润滑良好。在装配时不能过紧或过松，要使之运转自如;过紧过松都会增加工作阻力，使油耗增加，同时要随时紧固各连接部位螺钉。据测定，如发动机支架和变速箱之间的螺钉松动，油耗就会增加。
3农业机械的日常维护
柴油机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因缸套活塞组件、配气机构和燃油系精密偶件磨损而导致功率下降、油耗上升，因此要及时检修并排除故障，以恢复其正常的技术状态。
3.1严防燃油滴漏
对发动机应经常进行目测检查，并定期实行耗油技术检测，一旦发现应及时处理。严防燃油滴漏，不仅是为了减少耗油量，更是为了安全行车。
3.2调整供油提前角。供油过早和过迟都会使柴油得不到充分燃烧而冒黑烟增加油耗，因此要及时调整供油提前角。
3.3确保喷油器雾化良好。喷油器有滴油或雾化不良现象会使柴油得不到充分燃烧而增加油耗，要及时调整喷油压力，确保柴油雾化良好。
3.4经常检查和调整气门间隙。气门间隙过大或过小会影响充气量。据测定，气门间隙过大，油耗会增加15%～20%，因此要经常检查和调整气门间隙。如果发动机因齿轮、凸轮轴磨损而引起配气相位角减少，要适当减少气门间隙，以弥补配气相位角的减少。凸轮轴磨损严重要及时更换，否则不仅功率下降，而且增加油耗。
3.5不得带病作业。要根据柴油机排烟颜色判断其技术状态，如出现柴油机在工作中持续异常冒黑烟、蓝烟、白烟，均属不正常现象，说明柴油机带病作业。应根据不同情况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并及时加以解决，否则不仅使发动机功率下降，而且增加油耗。
3.6确保多缸机工作均衡，不能“瘸腿”。据测定，如果四缸机有一缸不工作或工作不良，可增加15%～20%的油耗。因此，如果出现多缸机有一缸工作不正常，应及时检查原因并加以解决，确保各缸工作均衡，减少油耗。
3.7制动回位要好、不拖滞。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的工作状态，这不但可以确保行车安全，同时也可以减少油耗。因为如果制动回位不好、有拖滞现象，说明制动器处于半制动状态，增加工作阻力，导致油耗增加。
3.8燃油的添加。农业机械的动力燃油大多数是柴油。实践证明，使用沉淀的清洁柴油，不但可以更好地提高发动机偶件的工作安全性与经济性，而且还能有效地延长偶件的使用寿命。加油前柴油经过48h以上沉淀后使用较佳。在加油前要擦干净油箱，除去油箱周围的灰尘垢后，再打开油箱盖;最好使用软管加油，这样可使燃油借助自重流入油箱，或用手油泵加油。
响，因此要不断探索节能降耗新途径。
一、绍兴市农业保险的现状分析
农业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致使有生命的动植物发生死亡或损毁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给予赔偿的一种保险。经营农业保险，成本高、费率高，定损理赔技术难度大，并面临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农业保险的以上特征，农业保险业务的纯商业化运作在国际上鲜有成功的例子。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农业保险视为准公共产品，对其从财税金融等方面进行倾斜扶持。
农业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必然很大，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应是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的重点之一。但因为农保灾害机会多，损失率高，是一种受自然灾害制约较大的高风险的保险业务，不是赚钱的业务，商业性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前几年，我国农险保费收入一直呈大幅萎缩的态势。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解“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4、2005、2006年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及“十一五”规划都对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绍兴市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农业保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确保农业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
要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和灾后恢复再生产能力，必须搞好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政府支农的重要手段，可以改善农业和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促进农业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绍兴市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
绍兴市农业保险是在2006年开始试运作的。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先在经济基础较好、农民参保意识较强的上虞市摘试点，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实行低保障起步，保大户大灾为主，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应对和化解大灾风险。2007年扩大到嵊州和绍兴县，2008年在全市全面推广实施。2006年参保的险种4个，支付赔款110.8万元，赔付率为114.8％；2007年参保的险种8个，上虞、嵊州、绍兴三个县(市)全年共有参保农户2554户，参保面达65.7％，支付赔款552.56万元，赔付率为228.1％，2008年主要参保的险种10个(4个必保险种，6个可选险种)。截至11月底，全市共有参保农户3178户，参保面达88.9％，核定赔款金额115.48万元(非满期赔付)。
从3年运作情况来看，市场行情明显有以下几个特征：1、参保率和保险品种逐年提高；2、赔付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亏损现象依然存在，赔付率受当年度的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如2007年绍兴因受台风袭击，农作物受损严重，赔付率就高；2008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小，赔付率就相对较低；3、财政对参保农户的保费补贴及赔款补助标准在逐年提高。(2008年政府对农户保费的补贴水稻保费补贴为90％，大棚蔬菜、生猪、鸡、鸭、淡水鱼、林木为45％，能繁母猪为80％)。4、财政对共保体的经营扶持力度也不断增大。如免征其营业税、提高政府与共保体赔付比例等。
随着农业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逐渐增加，农民十分需要保险机构为他们提供农业保险风险屏障，解决在农业生产上的后顾之忧。总体上，绍兴的农业保险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并向好的态势发展。
三、绍兴市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农业保险补贴的实行在转移农业风险、减轻政府负担、引导农民积极参保投保等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属于政策性保险，它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查勘理赔等方面的复杂性，加之农业保险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绍兴市是农业保险发展较好的地区，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一)参保意识不强，市场需求不足。市场需求不足除了受农险的正外部性的影响外，还与农民参保意识不强有关。究其原因：一是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二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绍兴是风水宝地，大的自然灾害少，参不参保无关紧要；三是注重眼前利益，缺少长远打算，只希望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而不愿从长计议持续发展；四是存在观望心理。农民受自身素质的制约，理解和消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能力较弱，对政策缺乏了解，缺少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往往要等到周边农户得到实惠才会“怦然心动”，才去参保；五是心存疑惑、担心受骗。许多农民由于受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不相信保险公司，优柔寡断，担心参保手续繁琐、理赔程序复杂，交了保费害怕得不到保障，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
(二)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农业保险由于缺乏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可有效分散风险，减轻农民的负担。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经营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而我们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另外，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当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保险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保险人和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补偿，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始终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同样，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保险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保险人和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补偿，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始终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同样，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四)保险中介机构缺位。保险中介机构的建立是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缺少的完善和补充。它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实践证明，利用中介补助机构的做法在保险销售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保险产品的销售中，投保人大多缺乏对保险制度、保险产品的理解和选择，所以在购买保险产品时，熟悉保险产品的补助者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点多面广、业务分散的保险市场中，正是保险中介发挥作用的大好舞台。中介机构可以将保险产品的经营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以较低的成本，打开农村广阔天地的保险大门。然而，从我们绍兴的实际情况来看，推销保险产品的几乎全部依靠保险公司内部的业务团队，保险中介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尚未得到发挥。
(五)信息不对称，导致三大技术因素受制约
1费率厘定难。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而每年的自然灾害情况又不一样，年际间差异大，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其费率的制定应当要以长期平均损失率为基础。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出。而绍兴市目前有关农作物和养殖业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等信息不很完整，很难对保险费率作出精确的厘定。
2理赔定损难。农业保险作为一个新险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理赔的高难度性。一方面由于承保标的是动植物，受区域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其经济价值也随时期的变迁而不同，很难把握住其基本信息。因此，要制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让农户满意的理赔标准就较困难；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定损理赔的技术难度大，不可预见的因素多，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定损人员的高要求。而目前我们从业人员大多数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对农业保险这个新险种没受过专门的培训，单一型多。复合型少；保守型多，开拓型少。
3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失控，通常是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和品种，农民是急于投保，其出险率和赔付率就高，保险公司亏损也大；相反，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和品种，农民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保险公司无利可获，经营成本上升，由此产生赔付率过高，费率过高。
(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疑都提高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主体商业经营的利益。成本一旦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农险产品的供应，或者根本不供应农险产品。事实上，由于农业保险点多面广，且生产分散，保险公司监督力度不够，农民文化程度又普遍偏低，更有少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把保险当作“摇钱树”。因此，利用保险进行欺诈的道德风险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养殖业，更容易产生骗赔的现象，如上虞生猪的报损案，就出现了部分参保户多次报灾、以轻报重等虚报现象。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控制市场失灵。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不同于纯商业保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在具体操作上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农业保险立法和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二要继续提高财政对保费的补贴额度，对粮食、油料、肉、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宜给予100％的补贴；对其他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在现有基础上再适当提高保费补贴。三要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年亏损的经营主体——保险公司，视亏损程度也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四是扩大以险养险的范围，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性发展。
2完善再保险机制，分散巨额风险。农业保险风险较大、赔付较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7年在三个试点县、市全年的赔付率高达228.1％。由于保险主体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很难发展。因此，政府一方面可以利用通过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来扩大风险分散面；另一方面可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以进一步增强抵御大灾风险的能力，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补贴方式，建立巨灾专项风险基金，以应对不可预见的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有效预防在巨灾发生时能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赈款发放到每一位保户手中；二是发展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保险主体自身抗风险能力。
3加强保险队伍建设。由于农业保险点多面广，被保险人分布四面八方，加之农险标的是有生命力的动植物，它的形态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其价值也随时期的变迁而变动，一旦出险，现场勘察定损、赔付兑现所需人力、物力较其他险种多得多，且时间要求高。(如牲畜保险，牲畜死亡后会腐烂变质，查勘若不及时，则难以鉴定其原因)。这决定了农业保险核保和理赔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为此，一是要加强专业技能队伍建设，定期对核保和定损人员进行培训。二是要抓好农村保险中介和营销员队伍建设。保险中介机构的建立使保险供需双方更加合理、迅速地结合，减少了供需双方的辗转劳动，还可解决投保人因对保险专业知识缺乏而选择不好适合自身需要的保险产品的问题。
4扩大宣传，增强保险意识。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采取新闻媒体、保险咨询等多种形式，对政府开展农业保险的目的意义、风险责任、保险条款、定损标准等宣传报道，要把政府出补贴、农民得实惠的利好举措向农户解说清楚。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是政府为了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农民生活水平而建立的一项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和灾害补偿制度，是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
5加强考核，推动落实。绍兴市的农业保险启动以来，只有3年时间，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要突出重点，抓好乡镇工作。因乡镇干部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直接和种养大户打交道，对农村情况最了解，是当地的父母官，农民的守护神，最具号召力，农业保险推广实施成功与否关键在乡镇。事实证明，对乡镇投入的精力多一点，当地农户的参保率就高一点；乡镇干部工作力度大一点，农民的意愿就强一些。二要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各县(市、区)的考核占比。政府要把政策性农业保险继续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加强对部门、乡镇的工作考核，通过考核、激励，克服部门、基层单位对农业保险视为“多此一举、忙中添乱”的世俗偏见，坚决摒弃把农业保险当作“有和没有无关紧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认识。三要积极争取上级保险公司对县、市保险公司的支持，要把农业保险的业务流量、服务质量也列入考核的内容，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营效益的考核方式，进一步调动基层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热情，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举措，它对稳定农民生活，降低经营风险，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本文通过调研绍兴市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原因，摸索绍市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农业保险；困境；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优秀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优秀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优秀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优秀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循环经济的涵义及主要特征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布尔丁（Ken-nethBouldi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线性增加来发展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通过循环利用生产物资，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垃圾等污染物的产生，其宗旨是在健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生态经济，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经济规律的产物。它倡导的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样一种废弃物不断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20世纪90年代，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污染控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人们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逐步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产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套系统的循环经济战略。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国务院2005年7月提出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我国在多个层次上开展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循环经济正以一种崭新的态势，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和需要相关法律规章作为保障，还需要营销创新这个动力源。
（二）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科学的发展观，它强调任何经济活动只有建立在资源的承受能力之内，才有可能实现持续性发展。打破了过去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其次是超前的科技观，循环经济是一种善待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它强调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充分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修复能力，所倡导的技术载体就是环境无害化技术。再次是务实的生产观，即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节约资源，采用循环使用资源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它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式流程。使有限的资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最后是系统的整体观，要求人类以整体的观念研究人、自然资源、科技这个大系统内在的经济规律，包括价值、消费等，它把环境、资源、产品、价值、消费、科技、发展等有机地系统地联结起来，形成整体、协调、循环、可再生的生态链。
山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
（一）水土流失严重且生态环境脆弱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山地占陆地总面积的70%，而南方红黄壤地区的80%为丘陵山地。山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生物资源、水资源等，但山地坡度高的高寒气候不利于农业开发；一些山地土层贫瘠，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导致生态失衡；缺乏循环经济意识，低层次的、粗放式的无序垦殖、过度放牧、过度猎捕、化肥农药等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山区农业经济可利用土地减少，土地养分下降。据《浙江省生态农业建设现状与对策》中的研究显示：1995年该省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24.3%，比1985年扩大590km2，年土壤流失量>6000万t，损失土壤N、P、K近120万t。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这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因资源短缺而面临不可持续的危险。
（二）区域弱势使经济发展缓慢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山区交通密度低，人文环境相对较差，科学技术力量薄弱，信息化建设滞后。人们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其生产模式往往是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农产品的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经作物大路货多，精品少且产业化低，新农业技术、新品种、新管理模式推广、扩散缓慢，营销创新意识低，综合经营差，规模小，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业滞后，经济发展缓慢，资源丰富但经济贫困。
（三）山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前景
我国农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精神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如一些山区农业的果—粮、果-草-牧结合的复合生态模式；江苏丘陵区的庭院生态型模式（鸡粪喂猪、猪粪沼气、沼渣沼液肥田）；浙江丽水“山顶树、山腰果、果间鸡、山脚稻”立体生态护理模式以及种养结合的“种草-养鸡-鸡粪肥园”、“稻田养鱼”等生态良性循环小系统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经济效益。又如浙田的“稻田养鱼”于2005年被正式确定为首批4个世界农业遗产保护项目之一，引来了国内外游客观赏，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赢。实践证明，循环经济对山区农业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循环经济框架下的营销创新
（一）市场营销与营销创新
市场营销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创造和交换产品与价值以获得自身需要的一种社会过程。营销活动既实施于流通领域，又不限于流通领域，真正的营销是以市场为起点，上延到生产领域，下延到消费领域。市场营销对于山区农业经济而言，是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传统的市场营销侧重于商品推销的销售观念，已愈来愈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代的市场营销，其实质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营销创新是指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结合目标市场的具体情况，为实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有效果的创造性活动。营销创新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山区农业的营销创新
农村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消费需求的复杂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促使山区农业的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耗，保护环境的必由之路；是保障农产品优质、安全、无公害，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必然选择。
市场营销在循环经济模式的策划、布局、设计、服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导向作用，营销创新则是开拓、发展市场的先锋，是适应或领导消费者需求，以新制胜、以质量制胜，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并促进山区农业循环经济与环境良性发展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措施。
营销观念创新。市场营销观念是企业各部门有效的组合与顾客满意及企业长期盈利的整合。观念的形成是由多种感知汇集而成的，观念一旦形成后，要想使其转变比树立一种观念要难得多。因此，要持续发展山区农业经济，必须树立绿色营销和生态营销观念。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战略作为其经营理念，以绿色文化作为其价值观，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一种战略。所谓生态营销观念指的是企业如同有机体一样，要同它的生存环境相协调。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适度无污染，保护环境的产品和服务已成为世界消费的热点和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把贸易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制定相关政策，构筑“绿色壁垒”，“绿色”食品的价格一般要比同类食品高出40%~100%，在日本则有超过90%的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感兴趣。在我国国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生产无公害优质农产品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保证人类健康的需要，是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生产者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同时，加强公众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使山区农业循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绿色营销和生态营销的实质都属于循环经济范畴，是促使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并顺应国际贸易新趋势的必然选择。
营销服务创新。山区农业生产经营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其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而农产品加工，尤其是农产品深加工的严重滞后则是制约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动，迫使农业结构不断调整，市场信息是山区农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搞好营销调查研究，正确作出市场预测，则是营销服务创新的根本。营销服务创新还要遵循两个原则：“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原则；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的原则。在营销策划服务中，要根据物种特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立体开发、多层经营。打造山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开发优质、安全、无公害的农产品，并不断改良农产品的品种，提高优质率，保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不断换代升级。建立生态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开发特色农业，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创建无公害名牌产品，创立网络营销平台，不断增强营销后劲。
营销管理创新。进行营销创新的前提就是科技创新和质量管理体系创新。要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各个环节必须遵循生态技术规范，同时重视市场、农产品、营销策略、营销组合的创新。比如在循环模式设计阶段，广泛采用绿色设计技术，如减量化设计、可回收设计等；在实施阶段，对农产品的质量、卫生指标、包装、保鲜、运输、储藏、销售等实施严格监控，确保绿色食品的整体产品质量，并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在消费阶段，发挥品牌效应，倡导绿色消费，使循环型消费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在处置阶段，基本消灭废弃物，使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回收再利用，对确实无法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进行最适当的处置。还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管理，使营销网络向系统化、规范化、全球化发展。并通过注册商标、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对农产品依法实施统一、规范的管理，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优秀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自《条例》实施的四年多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了5批包括41个种或属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组织研制了42种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部分分中心如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已初步建成，已经对水稻、玉米和大白菜等300个品种进行了DUS测试。
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受理品种权申请达到962件(如表1所示)。经审查批准，到2003年7月24日，已授予植物品种权391件，大部分为大田作物品种。
从申请年份来看，1999年申请量为115件，2000年为112件，2001年为227件，2002年为290件，2003年前七个月的申请量已达到218件，有望突破300件。申请量逐年上升，表明育种者和育种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增强。如图1所示。
从申请植物种类来看，大田作物872件，蔬菜55件，果树23件，花卉11件，牧草1件，大田作物的申请数量占到了90%以上，这表明我国农业植物品种权的品种构成不尽合理，分布不均匀(如图2所示)。
图2我国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的品种构成
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基本以科研单位和国内企业为主，其申请数量分别为577件和266件，占到了申请总量的87.6%;其他为教学单位78件，国内个人申请28件，国外企业申请13件(如图3所示)。
图3植物品种权申请单位构成
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23个单位的102个授权品种或申请品种的实施情况的调查，4年多来，品种权人获得转让收入3047万元，开发纯收入17287万元，通过侵权诉讼，获得赔偿476万元，平均每个授权品种获得收入169万元。实践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著，潜力巨大。
二、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还存在许多问题;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与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约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更需进一步加强，以应对在加入WTO之后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中面临着挑战。
(一)植物新品种产权意识薄弱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也才刚刚实施四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品种权申请数量少。全国有400多个育种研究所，7500多个农作物种子企业，而四年多来向国内申请的品种权仅有千件左右，平均8个单位一件，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初步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约5000个，而提出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新品种数量不足1000件。
(二)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合理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及授权数量少，品种构成也不合理。从申请数量上看，尽管每年申请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构成上来看，品种分布很不均匀，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到了申请总量的90%以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甚至是空白。以辽宁省为例，近几年来辽宁省每年取得的育种科技成果高达500多项，而其中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还不足15%，已申请品种保护的也主要以玉米、水稻为主，大豆、蔬菜、果树品种很少。
(三)维权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对侵权案件的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直接或间接插手种子行业，违规设置障碍排斥外来企业和优良品种，甚至袒护本地违规侵权单位，阻挠执法部门查处。
同时，维权诉讼程序复杂，品种侵权案件要有指定的的省级以上法院审理，路途远，成本高，育种专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规定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使司法部门在执法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尤其是碰到既难确定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又难确认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基本相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侵权纠纷时，判决的赔偿额可能有着惊人的差异。
(四)审查速度较慢，不适应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目前，新品种保护组织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品种权初审、实审、复审、无效等程序尚未有效建立和顺利运转，再加上由于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品种权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便利审查速度难以加快，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过来影响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应当进一步扩大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与掌握品种权是保护国家种质资源的重要的方式。我国是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对外开放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国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权将后迅速增加，特别是一些种业跨国公司，依靠其先进技术优势，不但将其某个具有现实及潜在经济价值的植物新品种在该国申请品种权，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在这些国家申请并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种权。因此，必须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使我国的植种质资源通过品种保护“留住”，而不是“流失”。
(六)对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作用及其发展动向研究不足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战的背后是“种子战”和“品种战”。在新的贸易关系下，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在中国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必将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品种权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
三、促进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使全社会都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认识到植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
(二)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重点强化对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当通过培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提高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数量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如果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数量还没有提高的话，那么我国的育种开发和种子产业必将受到国外竞争力量的严重冲击。为此，应当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如修订申请格式的版本，删除重复的内容;简化对农作物品种的数量性状的描述内容，要突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生态类型和区域，选择适当的测试点以尽可能的降低测试的费用和工作量等。
(四)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把对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从过去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许诺销售权、出口权和进口权等，打击侵权者在境外生产、繁殖授权品繁殖材料然后通过进口在中国境内销售侵权品种的不法行为。同时，新品种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侵害适用财产手段来解决，对侵权行为要有补偿、制裁和警诫方面的作用，所以，对新品种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应当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五)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及双边活动，派出人员参加UPOV理事会、6个技术工作组会议和有关亚洲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协调会以及国际审查技术培训和引进外国专家讲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映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意志和主张，促进我国种业国际贸易发展;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通过审查、测试和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既将维持保护体系的运作费用降到最低，又可使育种者以相对低的成本同时在几个国家获得保护。
(六)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加入1991年文本
从长远来看，1991年文本更符合经济全球化的相关运作及新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如农林产品的多样化应用及扩大贸易所涉及到的受保护品种的收获材料及加工产品、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应用等问题更多的涉及1991年文本的规定。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大我国新品种保护的力度，利于解决目前在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方面形成的技术壁垒，合理规避风险、增强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七)积极发展品种权中介服务组织
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品种权中介服务组织的业务素质，扩大品种权人队伍，适应国内外品种权服务的需要。同时，采取措施增大各企事业单位自发组建新品种保护自律性和维权性的区域性社会组织，建立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机制开展研究，提供咨询，建立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协调内部品种权纠纷，推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金融机构比较
农行只有认清现状，看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和谐共存。
农行与农信社。农信社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三农发展中的重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撤出农村县域市场以及农信社与农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脱钩，农信社几乎已经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成为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支农机构。然而产权不清、体制不顺及缺乏政策扶持等问题使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相对于农信社，农行实力雄厚，实现股改后，管理机制将更加合理，下一步农行将上市，不论从融资渠道还是从运行机制方面都是农信社无法比拟的。此外通过网点网络建设，高科技的发展，农业银行能够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加统一、快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农行与农发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目前的投资领域基本限制在农副产品收购、储备、补贴资金的拨付等范围内，所以农业生产单位很难与其直接建立联系。而农行是商业性银行，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业务更加多样化，操作更加市场化。目前已拥有将近4万个机构网点，这些网点分布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全国的每一个县市农行都有支行。这是农发行所不具备的。
农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其它金融机构包括邮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正规民间融资组织。总体来讲他们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占比重尚小或尚处于萌芽阶段，从总量上还不能与农行抗衡。邮储营业网点分布广泛，邮储的吸储能力强，但业务比较单一；尚处于半地下经济的民间融资比规范的金融机构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融资能力较农行要差；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涉农业务相对较少。
二、发挥农村金融支柱作用的现实选择
未来农行要实现服务农村金融的目标，要坚持商业运作原则，坚持面向“三农”；确立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业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市场定位；依托网络优势,强化农村金融骨干网络功能,建立横跨城乡两个市场的特色服务体系,促进“三农”融入国际国内大市场;发挥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发展有独特优势、竞争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业务,提升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发展。
对策之一：要采取多样化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为协调平衡好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关系，农行应该采取科学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重点解决好涉农组织架构设计问题。对经济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应该选择相对独立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在一、二级分行设立涉农业务管理部门，承担统计分析、其他部门涉农业务协调、政策制订等职责；各前台部门应在已有职能范围内细分相应涉农业务；调整县级行内设机构，加大以贷款为重点的综合营销力度。同时，由农行参股或牵头来组建独立法人的村镇银行，把大银行的优势与小银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效增加农行网点的设置。
对策之二：农行应将服务产业集群经济作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优秀。首先，农行要明确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客户优选机制，实行分层信贷服务。将产业集群经济内的20％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扶优扶强；将30％的企业作为适度信贷介入对象，重点支持企业临时性流动性生产资金需要；将其它50％列入积极关注对象。在信贷授信机制方面，一方面，要对单个集群经济授权总量进行科学的规划，既要支持集群经济发展，又要控制好信贷防止盲目扩张。另一方面，选择一批集群内的优秀企业，由省分行或总行对其进行公开统一授权，提高农行服务集群经济的效率，提升农行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快对产业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农行要加快服务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研究和创新步伐。可尝试建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三位一体的服务方式，打造高效的信贷业务办理平台，同时增加一级分行对集群客户业务创新的自由度，适当放开县支行对集群客户的贷款定价权，通过规定定价区间，由经营行选择，以提升竞争力。
对策之三：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导致土地集约经营程度高，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务工经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调销以及辅助原材料的生产，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所以确立农行在县域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求农行信贷建设直接面向中小企业。优秀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不仅是当地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的重要载体。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那些资质好、信誉高、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优质企业，努力满足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和就业，使优质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旗舰。
农行还应该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运输、储存及需求潜力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可以大大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农行金融服务“三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现实选择。此外特色产业、产品的发展也要受到农行的重视。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拥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对策之四: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服务“三农”，最终应体现在对人的服务上，农行应该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激活农村的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解决投资与消费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支持农村消费市场建设，把农村消费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将是农业银行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农行目前已确定零售银行业务，作为零售银行发展战略重点，农行应该在个人理财领域下大功夫，积极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其管好钱，理好财，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做好理财服务，从而使农行有所为，农民有所得。
此外，在农村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情况非常普遍，家中留守老人和孩子,需要按时交纳各种费用例如水费、电费等。针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需求,农业银行应该开发活期定时定额自动供款业务。这类业务可满足各类客户每月固定支出的需要,也可以利用活期账户或卡账户向外地就学的子女划付生活费或交纳房租金等,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银行的周到服务。
一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优秀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
1宁夏气候概况及气候变化的事实
宁夏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日照充足、蒸发强烈，冬寒长、春暖快、夏热短、秋凉早，气温年、日差较大，无霜期短而多变，干旱、冰雹、沙尘、霜冻等灾害性天气频繁，全区各地气温、降水南北差异明显，年降水量由南向北递减（由南部泾源县的620mm降低到银北地区惠农县的168mm，南北相差452mm）；气温由南向北递增（年平均气温由南部的5～6℃，上升到北部的8～9.9℃）。
近50年来，宁夏年平均气温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增温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图4).由图4中可知，1987年是宁夏年平均气温的一个突变点:1987年之前，全区年平均气温基本上在多年平均值附近波动；1987年以后，全区年平均气温明显高于多年平均值，且在波动中不断上升。从不同季节的变化来看，1987年之后冬季气温上升最明显，增温幅度最大，同心、盐池和银川以北地区增温高达2.4℃；春、秋季变化基本一致，上升幅度仅次于冬季；夏季上升幅度最小，增温幅度小于1℃。
宁夏全区平均降水最近60年来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图6）增减幅度不大；但年际变化、年代际变化比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比较少，60年代平均每年增多了21mm，70年代以后又减少，80-90年代增减幅度不大，但21世纪的前4年降水最平均每年增多了24mm.从区域上来看，引黄灌区年降水最表现为弱的增加趋势（图7），即从1956年到2000年增减幅度都不大，但最近4年平均每年增加了22mm；中部干旱带的年降水最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较多，70年代平均每年偏少了46mm，21世纪的前4年平均每年增加了16mm；固原市的年降水最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偏少，60年代、80年代偏多，特别是在21世纪的前4年平均每年增加了45mm（图8）。从季节变化来看，近年来春季降水最普遍减少，春旱加剧，夏季、秋季降水最有增多的趋势。沙尘大气在波动中逐渐减少，20世纪60至70年生次数远远高于80年代至90年代，但2000年、2001年又有所回升(图9)。
3气候变化对宁夏建设现代农业的影响
3.1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
据有关研究表明，CO2倍增后，因积温增长和生长期的延长，我国一熟区的南界将北移250～500km，双季稻区和三熟区北界也将北移，两熟区将北移到目前一熟区的中部，而且前的两熟区大部分将被各种不同组合的三熟制取代。
3.2气候变暖对宁夏农业生产的有利因素
由于积温的增加，为充分利用温度资源，一些农作物可适当提前播种，春季低温冷害的不良影响将有所缓解，有利于水稻培育壮苗、促进棉花早发齐苗、减轻苗期病害。宁夏冬季增温的幅度较大，有利于小麦、油菜等作物的安全越冬，使分蘖增长，生长发育较充分，有利于产量的形成；另外，由于生育期的提前，生长季节的延长，均可一定程度上减轻寒露风霜对双晚的影响，生长期长的作物亦将充分发挥高产优势。
3.3气候变暖对宁夏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3.1暖冬的影响
暖冬对冬小麦的播种，出苗和培育壮苗有利，但是容易造成麦苗在冬前疯长、冬季旺长，缺乏抗寒锻炼，易遭冻害，较为明显的是早春3月多发的“倒春寒”现象，如1998年3月18～20日就出现了少见的春季强寒潮天气，致使大部分地区降温12℃至14℃，使前期受暖冬影响而旺长、抗寒能力弱的夏收作物遭受到霜冻危害，使单产降低。暖冬还能使各种危害农作物的病虫害菌卵顺利越冬，死亡率降低，存活数量上升，易造成病虫害，增大了防治难度，，对农作物正常生长产生威胁，这种情况在冬麦区和棉花种植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各种病虫害出现的范围也可能扩大，目前局限在热带的病原和寄生组织可能蔓延到宁夏。
3.3.2凉夏的影响
凉夏使山区作物生长热量不足，平原地区棉花生育期推迟，产量下降，早稻成熟期推迟并影响晚稻移栽，生育进程缓慢，后期易受“秋寒”的影响。凉夏伴随的阴雨天气增多、光照的热量严重不足，导致喜温好光作物易受“内伤”，如1993年是宁夏时“凉夏”最为明显的一年，当年作物生长季节内热量资源严重不足，7、8月份平均温度比常年偏低2～3℃，在盛夏未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造成大面积早稻发芽、霉烂，全省因此损失达4亿kg，使早稻丰产不丰收；当年的中稻抽穗开花和灌浆结实也十分不利，气候生长期普遍推迟。此外，气温偏高，土壤水分蒸发加剧，使土壤变干，干旱发生的机率加大，由于水分亏欠抑制了热量资源增加所发挥的作用，某些粮食将减产。
4对策及措施
气候变暖对宁夏现代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即有利，也有弊。气候变暖使未来农业生产面临三个突出问题: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农业生产条件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增加。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必须研究气候变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对策，才能为发展粮食生产提供决策依据。
4.1充分利用热量资源
温室气体倍增后气候变暖，宁夏有效积温、活动积温、无霜期都有所增加，有利于作物光合效率的提高和作物气候生产力的增加。因此要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契机，充分利用热量资源，调整作物种植界限和种植制度，恢复并不断提高复种指数，同时种植制度改革要考虑与水热的配合。
4.2加强防灾减灾工作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气象灾害如干旱、高温热害、暴雨、冰雹、干热风等发生的频率将有所增加，特别是对宁夏威胁更大。所以必须建立不同地区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的种植制度和实施新的栽培技术；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田间杂草、病虫害的发生也将增加和加重，蒸发量的增大，农业生产条件将会越来越严酷，针对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可能的影响，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结构，有计划培育和选用抗旱、抗高温和低温等抗逆品种；发展生物技术，选育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家畜等新品种；采取有效利用水资源等措施提高农业生态系统能力。同时，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
4.3推广适宜的农业技术
推广适宜的农业技术，适应当地气候变化，改进耕作栽培方法，推广旱作农业技术，旱育稀植，棚膜育秧、抗旱型种子包衣剂等增强适应能力的技术；发展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农业高产技术，加快应用化进程，以适应未来可能的变化。
4.4加强农业气象监测
加强农业气象监测，预测掌握气候变化的信息，加强有关学科联合攻关与科学研究，特别是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研究，提出适合本地特征、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农业科技型企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及传统观念的制约，加之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困扰，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还存在以下问题：
1．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待于完善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农业技术创新及其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主要包括农业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目前，农业科研机构与大学具有较强的农业技术开发能力，但是由于受内部传统考核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开发出来的技术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技术供给；而农业企业有很强的技术需求，但技术开发能力比较弱。
2．农业科技企业创新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企业大多数处于创业成长期，技术积累和经济实力较弱，加之一些企业家的短期行为和技术外部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
3．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力度不够
技术创新是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技术创新风险按阶段划分，可以分为决策阶段风险、技术开发阶段风险、生产阶段风险和市场阶段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农业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组织体系及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之，政府对农业科技企业扶持不足，使农业科技企业难以应对技术创新风险。
4．农业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因为前者的经费投入和经费使用均占绝对优势。然而，在我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从技术开发能力看，我国科技力量的2/3以上在企业之外，企业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设立专门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偏低，并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机构要么资金不落实，要么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要么没有明确的技术开发方向，要么基础条件薄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外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5．农业技术创新缺乏激励
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和竞争力。造成这种状况除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外，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技术创新周期和高风险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业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其结果是企业轻视技术的自主创新，竞相引入成熟技术，虽扩大了生产能力，却未形成技术创新能力[①]。
6．现有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
创新人才是创新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开发的弊端，造成了其研发实践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二、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优化
根据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及配套政策的支持。
1．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
①在法律普及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建立一支适应国家农业创新体系建设需要的农业知识产权队伍，增强全社会的农业知识产权意识。目前，农业知识产权审查、审判人才、律师人才奇缺，特别是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供需矛盾将是困扰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难题。因此，应大力发展农业知识产权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农业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提高灵活运用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策略的能力，促进农业科技工作更好开展、各学科更好发展。这是我国解决农业知识创新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同时要在全社会开展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宣传我国现行的一系列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②在司法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司法队伍建设。根据农业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特点，要尽快培养一批专业法官，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集中审理农业知识产权案件。另外，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对案件所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其途径包括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担任陪审员、委托专家组进行技术鉴定和走访有关农业技术专家等。
2．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
不同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理想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中间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农业技术创新。如我国的种子行业是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的市场结构，种子法律法规对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企业经营种子做出很多限制。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以激励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3．建立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力量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投资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农业科技的重要投资者，而在我国目前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的情况下，应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共同投资的多渠道、多途径的投入机制。由于农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要尽快设立农业科技创新融资担保基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定向募集等，启动资金应以政府为主。同时，支持和引导高新技术项目从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②]。
4．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技术风险投资机制
①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要制定和实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减税或免税。其次，建立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保障体系。为鼓励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应对投资者在投资中的经济风险予以保险，为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再次，要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和完善支撑条件。
②发展农业风险投资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体系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社会、个人、企业多方参与，并同国际接轨的我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引导民间的大量游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筹资渠道的多样性。
5．加大农业共性技术开发的政府扶持力度
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而非个别产品或企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51]共性技术尤其是农业共性技术有很强的共用性、外部性、基础性和关联性。开发农业共性技术往往投资大，外部性强，所以，一般农业科技企业不愿意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项目引导，协调组织大学、农业科研院所及有关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项目应重点支持能够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并显著提高农业产业技术水平的技术领域。
6．消除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要通过整合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力量，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创新人才的资源配置。大力支持和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改制为企业，促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其次，企业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广泛的技术创新项目合作；再次，加快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科研中试基地、成果孵化基地的建设。此外，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体制，调整优化教学培养结构和方式，面向市场，加强培养农业科技创新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一、考察农业问题的三个层面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方面，农业要承担起其作为一个产业的职能，即要以自身的贡献去支撑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要在履行产业职能过程中使自身的产业素质得到提升，即要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此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农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农业问题是在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农业问题也必须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
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优秀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温铁军，2004)。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派生论”。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确实居于首位，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也确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正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多，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才导致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并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的。从理论上讲，一国农产品供给问题解决得如何，取决于土地资源禀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政策、农业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单一的“农民问题”因素。从实践上看，中国在目前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而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中日两国的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表明，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不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的。
内容提要：本文从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等三个层面，对中日两国的农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就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来说，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就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而言，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在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从比较中可知：农业问题在其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农业问题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
关键词：农业问题，中国，日本
1总体背景
多哈谈判包括了农业、非农(工业)和服务等主要议题，在这些议题中，由于农业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加之农业谈判涵盖的内容涉及面广。复杂且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农业谈判一直是本轮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影响着谈判的整体进程。
农业谈判即农产品贸易规则的谈判是在乌拉圭回合时开始纳入多边贸易谈判体制的。经过长达8年的谈判所确立的农产品贸易规则在乌拉圭回合的农业协定中予以了明确规定，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业谈判的三大支柱，即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目前的多哈农业谈判基本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简而言之，三大支柱的内容涵盖了一个WTO成员可以为支持本国农业发展而所能够使用的主要政策。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WTO的150个成员中，不论是农业人口只占本国就业人口2％～3％的美国和欧盟，还是农业人口占80％的中国和印度，不论是以农产品进口为主的日本，还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巴西，绝大部分都非常关注各自的农业发展问题，都试图通过谈判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
2农业谈判的具体议题
多哈回合农业议题谈判主要包含三项内容：一是是否全面取消出口补贴或削减；二是是否取消或者削减出口信贷和食品援助；三是出口限制和出口税的问题。
(1)在出口补贴的问题上，成员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有效降低出口补贴，其次是如何处理如出口信贷、政府对出口风险提供担保和补贴保险、食物援助等具有出口补贴作用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的建议得到了以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主的成员的有力支持，其农产品竞争力较强，试图利用新一轮谈判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主张全面终止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至少要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比如在下一个执行期开始时，一次性削减出口补贴的50％，然后在一定时期内全面停止出口补贴的使用。但此建议面临着欧盟等一些高补贴国家和部分净进口国家的反对。欧盟则主张渐进式地削减出口补贴，而且不同意完全终止或一次性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一些发展中国家建议，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过程中，继续按乌拉圭谈判的《农业协定》规定的方式逐步削减出口补贴，并在谈判结束后2006年后的3年内终止使用出口补贴，但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执行的灵活性，如延长执行期限，允许补贴在不同类别的农产品间转移，在发达国家高补贴情况下保留实施高关税的权利加以制衡等等。
(2)在出口信贷问题上，许多国家认为，应该将出口信贷纳入出口补贴的范围加以减让。美国同意制定规则对出口信贷进行管理，但反对把出口补贴的减让范围扩大到出口信贷，并坚持在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的基础上约束出口信贷。在食品援助上，所有成员都认为出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国际食品援助是必要的。在防止食品援助以避免扭曲贸易的措施上，大多数国家认为，国际食品援助只能以捐赠作为惟一的形式，而不能以包括信贷在内的其他形式出现，并应对捐赠国的供给数量实行约束承诺和通报制度。在国营贸易制度方面。很多成员认为，国营贸易制度使得贸易决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容易出现隐蔽的出口补贴或进口关税，并且可以对不同成员实行贸易歧视，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深刻改革，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贸易行为制定严格的纪律和有效地加以监督，以保证其按照商业规则运行。
(3)在出口限制上，乌拉圭回合谈判并没有涉及出口税及其他限制农产品出口的措施。在新一轮谈判中，一些成员提出，有必要制定针对出口国出于国内经济原因或国际政治原因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的纪律，以增强国际市场供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日本为主的进口国建议，应同关税化那样，把所有的出口限制措施转化为出口关税，然后加以减让，这就大大增加了贸易保护的透明度。关税化以后，贸易保护完全表现为关税的高低，除了关税之外再无别的限制，这就可以为降低贸易壁垒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乌拉圭回合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方面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贸易保护措施的关税化。《农业协定》要求把关税作为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惟一手段，即各成员只能用关税措施来控制农产品进出口
3当前新形势下的展望
(1)多哈回合之车在多边贸易谈判的道路上再次“爆胎”。
2008年7月29日，世界贸易组织(WTO)35个主要成员的部长在瑞士日内瓦经历了长达9天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仍然未能就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这也将令“多哈进程”再次蒙上停滞的阴疆。
这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美国等发达成员与印度等发展中成员在如何具体实施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而美国的强硬态度，直接导致了谈判的破裂。
所谓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是指发展中成员可在农产品进口激增的情况下，采取提高关税等特殊保障措施以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冲击。作为谈判基础的世贸组织妥协方案将激增的底线定为40％，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成员则希望能放宽动用特殊保障措施的底线，来充分保护本国相对脆弱的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维护粮食安全，但美国拒绝让步。
(2)新形势的展望。
2001年11月，多哈回合谈判在卡塔尔启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推动全球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并以此推动发展中成员的经济、社会进步。时至今日，多哈回合谈判的初衷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动荡、高油价和粮食危机等一系列消极因素打击下，更加需要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来提振全球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具体来说，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将为各方带来巨大利益。反之，如果多哈回合谈判最终失败，将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新的双边和多边贸易纠纷，甚至对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这两大推动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支柱构成冲击。
在多哈回合中，我国一直在发挥积极作用。虽然长期以来，部分发达成员为混淆视听，屡屡试图将谈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过去近7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并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合理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即便在此次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谈判中，中国也在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敏感产品、特殊保障措施、反集中条款等方面作了极大妥协和让步。中国的努力得到广泛理解和支持。
经过漫长的过程，印度、中国和巴西已经从多边贸易谈判中脱颖而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的13年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四方”变成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巴西组成的七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摘要：WTO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11月启动至2008年7月宣布“失败”，经过这漫长的7年谈判，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国际地位与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已经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拥有的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随着新挫折的出现，一方面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会加重，而另一方面,~4tl对多哈回合的前景也开始悲观起来。即便如此，多哈的“停滞”并不等于死亡。各成员国更应该以全世界资源优化分配为大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王道。这里简要的介绍多哈回合之重农业谈判的总体背景、具体议题和新形势新展望等，以进一步了解前不久结束的DohaRound。
关键词：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停滞
一、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需求格局的变化，我国农业技术的推广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农业技术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畜禽发病死亡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38亿元，相当于畜牧业总产值的2.82%，农民平均年损失26.44元。猪、禽的死亡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将减少损失1.87元，按出栏后的价值计算，人均可增收9.76元。另据测算，如果我国通过推广先进技术，是我国化肥利用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每年可以节省成本252亿元，亩节省成本12.9元；如果使我国农药的利用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每年可以节省成本90亿元，亩节省成本4.6元。
1、农业推广资金投入不足，制约着推广力度。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0％，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但我国不足0.2％，人均经费更少。因经费不足等原因，部分地方政府“卸包袱”，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被动局面。
2、我国农民对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接纳能力差，并且缺乏采用新技术的需求动力，影响农业新技术成果推广转化质量。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素质制约了他们对高新技术的接纳能力。另一方面，在农业内部，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更加懂得比较科技投入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只有当他们认为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时才会选择新的生产技术，农业科技使用的高风险性又使得他们在有限的资本和劳力的投向上显得更为谨慎，农户对可替代的新技术选择反应迟钝，缺乏内在的需求动力。
3、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从推广项目选择机制、技术上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农户生产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研、推广基本是以提高农产品数量为主要目标。现代农业面对的是一个买方市场，消费需求多样化，品质高端化，农业生产处于大的结构调整中，同时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的最终接受者的农户随着生产与经营行为的改变，他们对技术需求的行为也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粮食生产技术需求迫切性下降，而对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的需求逐步增加；由原来对高产技术的需求对优质技术的需求，由节约资金技术的需求转变为节约劳动技术的需求。但现行的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是以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产量为主要目标，建立在“地区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具有完全同质性”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自然不能同农户的生产需求相适应。
4、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积极性不高，影响农技推广效率。在现行农业推广制度下，农业技术推广及开发的速度，效果，服务质量，最后效益不能和推广主体的努力程度或付出挂钩，农业制度对农业科技进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5、农民居住地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村委组织功能弱化，农业技术推广缺乏有效的渠道。我国农业经营存在分散性的特点：农业涉及2亿多个农户。农业生产的高度分散性，农民组织的缺失，使得技术推广成本高，导致技术与产业的割裂。
二、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对策
（一）推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制度创新
一是确立农民对技术需求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采纳农业新技术的自愿性。农民是农业经营主体，也是农业技术的需求主体，市场主体。采纳新的农业技术应该是农民市场经营的理性选择。传统观念通常是从技术供给者的角度看问题，把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仅仅看作是向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过程，把农民看作是农业技术的被动消费者，而没有对农民的技术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缺乏农业技术推广的针对性。因此，今后要注重建立农民参与选择推广技术的机制，改变“你给的我不要，我要的你没有”的技术供给状况。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的农业推广部门应该及时地把市场需求的正确信息、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民，让农民自己选择，引导千家万户自愿采纳农业新技术。
二是解决农业推广体系中激励机制的缺位问题，广泛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进行推广机制的创新，大力调动农民、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积极性。在现行农技推广机制下，农业技术成果转化还缺乏市场激励机制，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的工作还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没有有效的利益诱导机制，其工作的好坏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的，许多推广工作也就难免流于形式，不能让农民满意。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解决推广主体的激励问题，创新农技推广机制。比如支持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承包、有偿服务、可订立“超产提成、减产赔偿”合同；通过股份制等市场化手段创办科技示范园区，展示名优品种、高效生产模式，带动农民跟进。福建南平市的“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就是非常值得推广的措施，它能使科技人员与农业生产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长期有效的合作，实现科研机构与农业生产者的“双赢”。
(二)推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创新，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创新农业推广体系，发挥政府农技推广队伍的骨干作用。农技推广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公益性职能，它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体。由政府建立一支履行公益职能的农技推广队伍，不但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共同经验。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必须更新观念和进行机制创新，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把服务领域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由单项向综合服务延伸，利用技术和信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参与并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府的技术推广等可以委托协会等为农服务组织进行。农技、农经、农机等站所可以改制或精简后划归协会等组织管理。各级推广机构在切实履行公益性职能的前提下，可以兴办经营实体，实行“一站两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新的管理运行机制。
二是鼓励企业、农民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大力培育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农技服务组织，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技推广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化，农业科研、教育单位广泛地面向农村，开展科技成果开发、推广活动；农业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各种农民技术协会、种养大户也成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领域的重要力量。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和政府农技推广机构要支持这些组织和企业的发展，鼓励它们以多种形式向农民推广技术，对农民进行培训。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之间的联合，推动跨地区、跨专业推广机构的横向协作，拓宽科技下乡的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注意发挥各类农技推广服务组织的作用，建立多方合作机制。
三是把技术推广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密切结合起来，降低农业技术推广成本，降低在技术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推广效率。我国农业涉及2亿多农户，规模小，高度分散。农业推广体系直接面向经营规模小、高度分散的农户进行高新技术推广，成本高，效果低。单个农户直接参与农业技术市场交易，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技术交易成本非常高。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形成“技术推广站（农业科研单位等）——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户”的推广模式，使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成为联接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和农户的桥梁，则能降低推广成本和技术交易成本，有效提高新技术的推广效果。从“技术推广站（农业科研单位等）——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这个技术转移过程来看，一方面合作制度保证了成员在技术获取过程中费用较低；另一方面，其组织制度保证了各成员在选择决策中的主体作用，保证了技术的适用性;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由于聚集了更多的能人，接纳高新技术的能力更高。从“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户”这个技术扩散过程来看,是农民自己来传播农业技术，其产生良好的效果是其它推广组织和推广手段难以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传播者本人也是农民，具有与他人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结构,了解当地实情和农民实际，因此容易为农民所认同和接纳，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接受信息后再加以利用，并取得良好绩效，这种“再传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所以，通过农民专业协会来推广、普及农业技术，容易做到实用性更强，费用更低，影响更大，更为农民所乐于接受，从而实际效果更为显著。
（三）加强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保障和支持
农业科技推广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能否更好发挥作用和发挥更大作用，除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自身要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外，还需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资金支持等外部环境和条件作为坚强的后盾。
一是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农技推广资金投入。一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专项基金，并能逐步制度化地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农技推广的份额。二要利用“绿箱”政策，调整支农资金投入结构：按照WTO的原则，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直接资金投入，按绿箱政策增加对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领域的资金投入，使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二是加强农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把教育、研究、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关系极大。可以说，农民教育是农业科技扩散的基础。今天的农业教育，就是明天的农业科技，就是后天发达的农业经济。离开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技推广体系必须把提高农民素质或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把技术推广融于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之中。同时，要抓好农民技术培训方式创新。要重视对农业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培训，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科教兴农”、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大措施。要深化农村教育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通过农业技术讲座、培训、函授、夜大等多种形式，大幅度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水平。二是农民素质的提高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加强农民教育的同时，要创新推广理念、改进推广方式。我国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又是一群最务实，最讲究实际，极注重经验，又相对保守，狭隘，改变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更需要通过事实进行演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才容易接受，纯理论性的东西他们很难也不愿意接受。因此，要创造条件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开展示范性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建设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措施。
三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培训。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长期工作在农业一线，直接为“三农”服务，要通过培训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素质，适应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
四是发展和引导农业技术市场，规范农业技术推广市场行为。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市场发育不足，技术中介组织、技术商业公司、技术承包商等发展远远滞后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业技术市场性组织所承担的功能仅仅限于技术产品交易的功能和部分信息传播的功能，而在技术推广方面还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农业技术市场建设，促进农业技术转让。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及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措施保障；要通过各种途径农业技术成果、专利等技术转让信息，密切技术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通过法规、管理办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提高农民对技术传播媒介的信任度，大力发展技术市场与技术传播推广市场性组织，促进技术推广市场化进程。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首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农业资源外流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土地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在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借助于行政力量从农民那里廉价征用耕地后将其转用于各种非农业开发项目，从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收益。这导致大量耕地被合法甚至非法占用，直到近年中央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一情况与国家为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计划和农民在市场机制驱动下扩大蔬菜等园艺作物种植结合在一起，导致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进而影响到总产量的增长。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导致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总量的增加则主要体现在农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原料上。受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的影响，尽管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低于1996年创造的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国内市场上并没有显现出粮食短缺的明显迹象。实际上除了2004年外，我国在谷物贸易上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与此成对照的是大豆、植物油和棉花进口规模急剧增加，成为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盈余转为赤字的主导因素。然而，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是由于国内榨油能力急剧扩容引起对原料需求的增加，而榨油业扩大加工能力则是由于国内外企业预见到国内市场对植物油和饼粕的需求增加而大量投资所致，这一过程在入世前已经启动，入世后放宽对大豆进口的限制只不过是为这一发展增添了额外的活力而已。统计数据表明，入世后我国的大豆生产并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增长，即进口增加只影响到大豆生产的增长幅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棉花上。我国棉花进口急剧增加发生在2003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纺织业界面临纺织品贸易于2005年进入所谓的“无配额”时代而产生乐观预期，进而扩大纺织品加工能力所致。虽然2002和2003年我国的棉花产量低于入世前2001年的水平，但随后两年产量大幅度增加，2004年更创造出新的历史纪录。
第三，非价格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农产品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更为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问题，从而导致相关标准的提高。正是由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实施的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越来越严格，日本和欧盟于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食品安全法规就反映出这一趋势。恰恰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例如，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公害频繁发生，面临这一形势，政府监管机构表现出严重的能力缺失或不作为。由于这种情况，我国具有很强价格竞争力的畜禽肉类产品并没有能够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大量出口海外，进口产品却显著增加，使我国在这些产品上也成为净进口方。虽然我国的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但也多次受到进口方限制措施的打击。然而，我国也有一些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进口国设置的“绿色壁垒”，例如山东省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日本加强食品安全管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主动改善产品质量和调整生产结构，把别人失去的市场转变为自己扩大出口的新机会。
第四，只有不断扩大农民在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才能够持续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1-2005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了30%，同期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了约20%，消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农业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长2%左右。鉴于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持续上升，即使政府继续增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单纯靠发展农业显然不足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更不要谈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了。另一方面，入世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加快，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由2001年的的50%下降到2005年的44.8%，由非农业经营活动得到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考虑到第一产业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6%，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势在必行，非此不足以消除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
最后，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实施支农政策的空间构成严格限制。入世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这些惠农政策是导致农业增产、农民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可以选择的手段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入世承诺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大豆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加入WTO时，我国完全开放了大豆和豆粕市场，大豆进口关税率为3%，豆粕为5%，进口数量不受任何限制；对豆油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3%立即下调到9%，配额外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21.6%逐步下调，到2006年过渡期结束时改为9%的单一关税。入世之初，我国利用制定转基因产品管制办法的机会限制了2002年的大豆进口，但2003年后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2006年上升2658万吨，是2001年进口量的将近2倍；豆油进口量更由2001年的7万吨上升到2004年最高时的252万吨。面临这一局面，我国政府只能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等间接措施支持大豆生产，对进口数量却无法有效实施调控。此外，很多符合WTO绿箱标准的政策在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模式下面临操作成本过高的限制而难以实施，而价格补贴和口岸保护等操作成本较低的政策则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使用，这使得政府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上面临困难的选择。
总结我国入世后的农业发展实践，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有重要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内因素，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第二，我国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变化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及时和灵敏的反应，但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农户和企业也会理性地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其行为有时会损害到公众利益。例如，我国很多食品公害事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
第三，我国尚未形成适合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产业链和有效的质量监管体系。一方面，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普遍未能形成利益共赢机制，在缺乏社会征信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常常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出现“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和不当作为常常不仅未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造成“政府失灵”。这种情况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
第四，国内政策比口岸干预政策更有助于实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入世后，我国政府在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在鼓励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得以避免入世前预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局面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但今后的农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决定了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最近商务部了关于农产品出口的五年规划，提出了放低出口增长速度、加强质量效益、侧重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方针。根据规划，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380亿美元，年均增长7%，其中深加工产品的比重达到50%以上。这一规划体现了将提高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放在首位的思路。
在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非价格竞争力要比价格竞争力更为重要，对贸易发展起的作用也更为持久。这是由于价格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可以廉价使用的资源，在我国，这主要是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环境标准实现的，从根本上说这种模式与社会发展要求并不一致，并且也非常容易受到进口方利用动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反倾销措施等合法限制措施的打击。此外，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将受到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不利影响。只有改善非价格竞争力，我国才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模式。而改善非价格竞争力不仅需要加强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的开发应用，更需要在制度上创新，建立起产业链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一制约竞争力的“瓶颈”。可以说，在将小农户与国内外大市场有效连接进而在农产品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目标上，我国还面临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和制度问题，决不能由于过去几年平稳实现过渡的经验而盲目地感到乐观。
未来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其中突出的是WTO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双边贸易开放安排。当前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仍存在严重扭曲，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是导致扭曲的主要因素。WTO多哈回合谈判就是试图通过修改完善乌拉圭回合制定的农业贸易规则，消除主要的扭曲因素。然而这一轮谈判举步维艰，进展远远落后于当初确定的目标，目前已经中止谈判。近年来，我国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迄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启动，我国与巴基斯坦刚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国家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这些方面的进展会影响到未来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对我国而言都是机会和挑战并存，需要受到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应努力通过谈判为我国争取有利的外部市场环境。在这方面，通过多哈回合谈判完善WTO多边贸易规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外开放方面，需要受到关注的一个新情况是如何监管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行为，这一方面涉及到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涉及到保障产业安全，制定企业竞争规范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已经进入过渡期结束后的全面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阶段。
摘要：从各方面情况看，入世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变化要比预想好得多，这种局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然而，虽然入世后的实际情况与入世前有关研究做出的判断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些研究所强调的一些长期趋势性因素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将决定我国今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前景。
关键词：WTO，入世，农业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