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宗品东汉国史修撰史学转向
摘要：史家载笔，贵乎心裁，东汉时期的国史修纂却由一人撰作转为苇体修史。这种修撰方式的转变对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书风貌也因之丕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条附益文献的相关背景进行考察，探究汉明帝召训史臣及任命数人同时修史的政治考量。并藉此推寻束汉修史制度转变的历史动因，指出这种转变的史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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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CN：31-1984/K）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华文史论丛》以言之有物、不尚空论为宗旨，倡导理论与考据相结合，重视把文史哲作贯通研究，注意发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论文。内容涉及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中国古代科技、敦煌学、民俗学和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等领域。该刊专业性较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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