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宇鲁迅知识分子乡村女性乡土社会文化权威
摘要：作为历史叙事的“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报告，和作为文学叙事的鲁迅小说《故乡》《祝福》《伤逝》，不约而同地选择“乡村女性”作为支点，来表述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者与传统乡村／农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他者，就无所谓自我，只有当女性的性别他者性与传统乡村／农民的文化他者性（相对于西化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文化）重叠编码时，才可能为“现代自我”（启蒙主体／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反思、自我追问，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最合适支点。这在无形中造就了“乡村是女性的”这样的观念。与此同时，男性农民阿Q的形象则超越了乡村、农民的地域性、阶层性，成为表征全体国民性（包括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载体。而鲁迅另两篇小说《风波》《离婚》，又将传统乡土社会特殊的绅一民阶序与父权制性别阶序重叠编码，还以乡村的女性化来暗示近代以来乡村在文化上的空心化、沙漠化。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启蒙甫一开端，性别政治实际上参与进了有关知识分子、乡村、农民、国民性、文化传统等议题的表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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