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代收税捐看清末苏州商会的“代表性”问题

作者：邱澎生恤商商税会馆公所商会

摘要：在晚清开办厘金和海关税之前，商业税收在清代全国财政岁入的比重一直不高，远低于农业税入的比重。但商业税收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实有大幅增长，由雍正二年（1724）的5．4％，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14．6％，增长将近三倍。为向商人加税，清前期即有愈来愈多言论强调“惠商”“恤商”才能“裕课”，不少官员提醒改善商人经商环境以增加政府岁入。当政府为了兼顾“裕课”与“恤商”两项目标时，商人也更能透过联名陈情、罢市抗税以及会馆、公所的私下运作，来保障自身权益。当清末政府主动立法鼓励商人成立商会，透过商会和会馆公所的合作，包含苏州商人在内的商业群体，才有更坚实的团体力量为后盾，向政府抗争税收问题。清末商会参与抗争税收的过程反映了重要的历史转变：商人团体由原先会馆、公所时代作为在实际上保护商人权益的“代表”，演变为商会时代能同时在实际上与名义上保护商人的“代表”。

注：因版权方要求，不能公开全文，如需全文，请咨询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