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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直面经济全球化中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摘要】文章就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进行了理性化分析,以期为中国入世的理论探索目标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业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趋势,特别是在发生美债、欧债危机的今天,这种全球竞争下的相互救援显得更加重要。由20世纪90 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内容广为人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经济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的大潮。直面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经济市场的进一步的洞悉和了解。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内涵 以信息技术为优秀的新兴产业革命形成的一种全球性市场、资本、贸易、技术、金融,信息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具体包括企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高新技术引起的产业革命和冷战后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是“全球化”的根源。市场理念的扩张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新产业革命,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市场理念的扩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推进了90年代后的“全球化”进程,新世纪的到来,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了新的发展峰巅。 (一)信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由于电脑、电话、电视、电传、电子网络技术等信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现代通信成本的持续下降,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基础。由于“全球化”以信息全球化为前提,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产业革命)的兴起地域,因此,其与21世纪新提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对有所区别。 (二)企业主体是全球化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企业把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利的成本结构结合起来,把生产基地建在距离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最近、劳动力成本最低、生产力水平最高、基础设施最好、税率最低的地区,使资本增值的产业链延伸空间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并使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以期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秀 资本全球化其本意并非指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90年代的发达国家“资本外逃”和资本跨国流动,到21世纪发达国家的资本智力化和资本运营。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化的本质驱动,为逃避原所在国日益上涨的成本与税负,资本转移和外流现象日益普遍。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征 (一)国际贸易的日趋紧密,将大大促进各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且进一步加速国际经济格局的分工。近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受美债,欧债的多米若骨牌效应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其表现在:一是科技知识迅猛增长;二是科学技术发展面向未来;三是科技发展综合化;四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世界贸易总额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同时,技术、技术密集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平台将逐步成为对外多边贸易的连接方式,从而引起世界贸易格局分布的重大变革。 (二)开展国际互动式直接投资也将有突破性的发展。将在几年内从目前数万亿美元的水平达到几十万亿美元。金砖五国已成为即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对外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例快速增加。 (三)跨国并购、重组已成为各国对外实施资源重组的重要平台。 (四)后金融时代的到来,为经济全球发展的联动性提供了契机。如从次贷危机引起了美国华尔街风暴,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过程发展似多美若骨牌,规模之大,影响至深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总的说,可以划成三个内容:第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资金融通活动产生疑虑,形成了波及全球的危机。总而言之,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失业、金融危机等都可能引发成为全球问题。由于中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已警钟长鸣,启示愈甚。这也更显示出国际金融在危机传染机制中的新特点。 (五)随着G20会议的召开,气候变暖,保护地球和环境,将更为成为各国关心和重视的重要内容。诸如公海海洋、太空、南北极等处的财富的开发和应用都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六)世界经济的大变局是发展中国家提高了自身话语权,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权威性和职能日益加强。维护全球经济的行为准则将在各国、各集团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中不断得到更正和确定。 三、金融全球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优秀内容 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又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巨额资金需求得到缓解。从资金供给来看,未来20年,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结果,随着金砖五国国际化日益增多的参与,宽松货币政策使资金的供给将相对富裕。1992年全球养老金总资产为 6万亿美元,到1997年已增加到97万亿元(仅共同基金新管理的资产就达4万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将达到137万亿美元,2012年后增速更快。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形成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影响,各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回报性的投向目标。资本的全球化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带来引资发展的重大契机,随之也将在创造有利宽松的外商投资的环境中,不断丧失本国、本地区的市场份额。 应该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WIN—WIN)战略,即在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转轨及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为凭借资本和高新技术优势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带来相应利益回报。但事实上,处于工业化转轨的中国,一方面要抓住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应为自身争取第二份“双赢”效应,随着美债、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能否使金砖五国与新兴经济体更多地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减少后危机时代的诟病,是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入世后,正在重树发展中的自身大国形象,在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中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唯一的办法是如何能适应它,按照其市场准入原则,加快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业的发展和业务拓展。同时将根据世贸组织公平、公正、无歧视性的经济秩序和公正、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在亚太经合组织及重视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组织的框架下,逐步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渡缓冲的机遇。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及策略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国际环境上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体系内外部传导途径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为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所应采取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进行设计,从而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 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金融市场的边界日趋模糊,世界经济贸易、资金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贸易顺逆差的出现和积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对于我国来说,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性的进一步增大,我国金融体系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欧债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分析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和应对机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经济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已经减小,但是金融体系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金融体系内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对垄断地位使得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为严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地位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容易诱发委托结构中经常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震荡和不稳定波动,从而增加金融系统内的风险。 鉴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效应并且我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较多,我国的金融市场的服务和产品价格往往会因为一些非理性的扰动而过度偏离商品应有的均衡价格,并且这种偏离存在自增强效应。例如证券市场的大幅下跌会导致股民恐慌性抛售手头股票,增加股市抛压,形成证券市场整体的非理性下行。这种非理性预期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性容易因为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的恶化趋势而变得更加趋于非理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给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营迅速地带来破坏性较大的金融危机。综上,在我国,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传导自国外的金融风险主要通过汇率机制进行作用。在国外的金融系统发生风险事件或危机时,其内在的风险因子通过汇率制度反映到我国对应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变量上,并由此阻碍和干扰我国金融体系的科学发展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有效管理。因而,为了制定针对商业银行中国金融风险的问题,本文认为具体分析来说,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我国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有: 心理预期传导机制。在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环境下,金融危机在一国产生之后,会首先通过信息的传递来影响他国,尤其是与之存在频繁经贸和金融交易关系的国家的经济预期,从而降低其对经济前景的期望,并引发市场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往往会反作用在本国的资本市场和相关金融交易市场上,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又会转变为另外一种悲观信号被传导至相关的国家,从而形成一种自加强的恶性循环,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深化。近期欧债危机使得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大量市场人员对外贸出口形势持悲观预期,而这种悲观预期又会因导致中国市场的经济指标普遍下滑而引起他国对经济复苏的悲观期望。 这种心理预期传导机制除了引发国际间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恶性循环以外,在国内市场上也会引发悲观预计的蔓延从而放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效果。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市场内部大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对于国际间经济悲观预期的感知能力较强,因而当金融风险和金融悲观预期从国外传导到国内时,这些机构和大型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活动会引起资本市场价格的悲观变化,而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市场对于这些悲观操作将会做出较为偏离平衡结果的反应,从而在金融风险从国际间传导到国内传导的过渡中放大这种风险预期,进而深化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金融风险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营状况的影响。 资本互动机制。他国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还通过资本的互动加以传导。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的成本和障碍较低,因而国际上的外汇交易十分频繁。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的部分开放性,加上金融体系监管机制的漏洞,大量的游资在各个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间游走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资本流动以及国际资本的逐利本质,国际游资可以迅速的从其他国家转移到我国内地,也可以由我国内地迅速流出,从而对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带来了一些难以控制的影响。 贸易收支机制。由于我国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的推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外贸易的发展,当国际上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较为密切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其需求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经贸的发展,从而冲击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扩大使得我国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变化,他国经济危机的出现会使人民币汇率因为国际贸易的萎缩而出现较大的波动,从而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状况,这种风险引致的波动将给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生产带来不必要的波动,从而引起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规划难题,引发库存积压、缺货赶工等生产问题,进而影响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活力,阻碍我国经济的提升和金融风险的应对。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对策设计 (一)推动全面金融市场改革,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机制 我国政府应当对金融市场进行深入的改革,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外汇市场上的汇率生成机制,扩大银行间市场的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的管理则合格内侧,并改革强制结汇机制。 考虑到市场对于汇率风险的准备过程,国家应当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首先允许汇率波动由几个基本点向100-200个基本点改进,从而向市场传递汇率形成机制变化的信息,使市场对汇率风险做好准备,而后视金融市场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其次监管部门可考虑将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下限降低至零头寸,但是禁止为负头寸,从而增加银行在汇市上的自主性。最后我国可考虑适当延长企业的结汇宽限时间,允许企业在经常项目收汇后的一定期限内可以不结汇,而选择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价格结汇,从而从机制上缓冲国际金融风险对实体企业的冲击。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看金融风暴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正在演进中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扩张,金融风暴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资本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 经济全球化;实质;金融风暴;根源 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涉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怎么看待当前的金融风暴呢?经济学家给出了许多的答案,我们从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这一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晰、更全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人类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时,在社会经济生活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只有当人类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才得以开始。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即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 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欧洲封建国家内部萌芽,在此后的200年间,资产阶级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作了长期殊死斗争后,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接着,资产阶级对内通过立法消灭小土地所有者和对外通过发行公债等方法,实施侵略和殖民,野蛮地掠夺殖民地人民财产,开始其资本原始积累,并逐步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资本的积聚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存在。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机器的使用很快就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制,机器分工代替了手工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宗主权强行将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进行国内的社会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向国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当时的模式就是宗主国是世界的工厂,负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世界工厂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这种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分工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以电磁理论、近代化学理论等科学理论的建立和电力技术、化学工业和内燃机的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有了飞速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在这一时期金融资本和带有垄断性质的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并经历了从早期仅仅是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和规定商品价格,但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的卡特尔到虽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保持独立性,但丧失商业上独立性的辛迪加直到丧失全部独立性的、仅仅成为合并企业的股东的托拉斯的垄断组织形式的发展,并出现了由金融巨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康采恩。这些垄断组织不仅在个别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特征就是开始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 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经济创世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迈入信息社会。全球信息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的建设,为生产和资本的全球集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手段。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认识和采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有利通道。科技力量和生产力的推动及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使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了跨国垄断,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已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边界,而跨越了国界,并力图超越国家的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重组,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或客观精神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融入到这个社会大潮中,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反复强调,融入世界大潮,抓住机遇。 二、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扩张 从历史长河看,当今正在演进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低层次的经济全球化,它是以资本扩张、无限度的追逐利润最大化为优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金融、产业跨国相互融合、相互兼并为形式的经济全球化。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大大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生产产品的迅速增长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大规模的货币市场的积累与国内有利于投资场所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就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后果,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国外转移,寻求世界市场,这就是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资本向乌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把全球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非常强大网络,各种经济要素、成分、各个国家经济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网节。但是,资本的本性没有变,资本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是永远的,一旦资本扯破了这张网络中的一个网节,全球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作出反应,一场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三、金融风暴究其根源仍是资本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 此次金融风暴追其源头,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在高负债,低储蓄中运行,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贷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刺激了美国人对房地产消费和投资欲望。美国政府更是推波助澜就此打开了货币闸门,从2001年开始连续十几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环境低廉的借贷成本,促使千百万美国民众拥入房地产领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银行千方百计向信誉度极低的借贷者推销住房贷款,并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不断把众多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中介投资机构更是变本加厉,利用先进金融手段,将其打包、分割、组合成形形色色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为了刺激经济、挽救颓势,小布什政府选择了美元贬值,这样以来大量的美钞就向全世界输送了通货膨胀,同时,美元贬值又引发了石油价值上涨。纽约、伦敦的石油期货价格被快速拉升到最高每桶150美元,石油是经济的血脉,由此引发了世界性的工业品价格的井喷效应。在全球金融,经济密切的依存的今天,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立即作出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企业倒闭,人民生活下降。 由此,我们可以得看到,时间过去了100多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也作了许多改良,但资本的本性没有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仍没有跳出马克思的视野。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影响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推动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暴露出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同时,它也开拓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秀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优秀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优秀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第五,金融全球化开辟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例如,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国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对国际经济法律的协调性要求也就相应提高,从而为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新的视角和空间。TRIPs、TRIMs、GATS和FSA等的通过,标志着WTO的管辖范围已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国际投资领域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从此,国际金融法的某些问题,既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贸易法问题、国际投资法问题相连通;也在WTO制度框架内得以形成、解决和发展。国际金融法与其他国际经济法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关系在法学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我国国际金融法学界知名学者刘丰名教授就据此提出独到的国际金融法之三分研究法,即将国际金融法解构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投资金融法三个部分,建立起了既能反映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又能解决当今国际资金融通中的复杂问题的新型国际金融法学体系。又如,金融全球化带来金融风险传导的全球化,进而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快速生成。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公法性质和形成机制上的即时性特点,有学者对传统的国际惯例理论(即惯例一般具有私法性和任意性、在形成上具有长期性等)提出质疑并进行突破。上述类似的学术创新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晚近国际经济环境之于国际金融法的实际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国际金融法之于晚近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向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此外,金融全球化下丰富的国际金融实践也为国际金融法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不断开拓着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领域,并促进国际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对国际金融实践提出的各种金融法问题的诠释、探索和解决,则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研究走向深入,有利于国际金融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例如,晚近不断上演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安全观、经济安全观深入人心,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深层次的国际金融法理论问题浮出水面,诸如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如何决定?全球化下国家金融主权的涵义和发展趋势如何?建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其原则、内容和步骤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急待学界论证和作答,以为国际金融法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国家金融开放及法治建设提供方向导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09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优秀,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贸易。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今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法规定的开支增加了80%。 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本国产品保护的力度,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优势,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7月27日,美国众院通过一项提案,给予布什总统同别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更大授权。几乎同时,7月26日,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在五方农业会议上提出,要求将全球家农品关税从目前的62%降低到25%以下,并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五年内将农业补贴减少到该国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该提案还建议世贸组织成员增加所有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幅度为20%。提案一出,欧、日坚决反对,认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自己的降税幅度,因而严重脱离了平衡性原则。加拿大则表示,加“对提案的内容非常赞同,但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国如何使其新农业法和提案相一致。因为美国在新农业法中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做法说明,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不相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管理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土资源经济成为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为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充分挖掘国土资源经济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研究很有必要。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对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旨在借助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土资源 经济活动 分析指标体系 懂得合理利用有限资源获取最大效益,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不会对长期利益造成损害,才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权宜之计。为实时了解国土资源相关动态,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先进、完善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指标体系。 一、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研究国土资源各项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了解经济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通过探讨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国土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秘国土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对常见的国土资源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国土资源稀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探讨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二)国土资源与各类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 国土资源的各类经济活动,均涉及到劳动、资本、技术等多个领域。掌握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加工、输出情况,围绕资源型产品对国土资源的需求,对国土资源的稀缺,对生产发展的劳动、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造成的系列影响,研究国土资源与开发利用等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关系,能够有效提高国土资源有效利用率,实现提高资源产量,提升资源质量,从而增强各项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益。 二、分析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方法 资源的稀缺性是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经济学起源,长久以来,资源稀缺是资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与之相关的研究报道不计其数。目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分析方法,均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前提,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对国土资源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与价值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根据现有相关文献报道,笔者了解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法主要包括系统分析法、比较法、系统综合法以及定量分析法等。 (一)系统分析法 在国土资源经济系统中,土地、能源以及矿产等均为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法律政策、技术水平、资金条件,均会对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均在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分析国土资源形势时,应采取系统分析法,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经济系统的情况,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全面的分析。 (二)系统综合法 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得结论进行有效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的方法即为系统综合法。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应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某一点或某一个层面。应对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量,统揽全局,综合所有因素的影响,最终得到对整体形势做出有效判断。 (三)比较法 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可通过同比与环比的方式,对处于各时期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对不同时期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不同表现与异常表现加以分析,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以此来掌握国土资源的最新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调整,全面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定量分析法 由于定性分析法不够客观公正,因此,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定量分析法的使用较为常见。定量分析法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全面,且具备可靠的科学依据,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定量分析时,构建分析指标体系与计算数学模型不可或缺,为确保所得结果更加客观,还可借助结构功能、决策分析等模型加以补充。 三、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 经过本文研究可明显发现,国土资源经济对国民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国土资源经济本身在运行过程中,同样具备一定的显著特征与规律。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能直观地反映出当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分析指标体系中的各项参评指标,均具备一定的目的性与组织性,能够全面、客观地向人们展示国土资源信息,方便研究者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动态。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需结合国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土资源管理情况、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切实际的评价。 基础类指标与合成类指标为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大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情况。基础类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水平,该类指标是合成类指标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合成类指标,则是以挤出来指标为重要前提,根据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以满足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特性需求为目的,通过计算法的运用,结合数据模型分析,展示出足以说明国土资源现阶段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的指标。 四、结束语 构建一套科学、完善、切合实际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不但能够直观、全面地反应出现国土资源相关信息,还能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通过调整与改进,实现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朝着有利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需结合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通过有效方法得以实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对于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水平有着深远影响,只有在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才能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国民经济朝着有利趋势,健康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思路及方法 摘要: 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思路方法 一、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 环境与经济是一个系统的两个因素,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后,面是协调发展,互为促进。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指标间也互相联系,并存在一定客观规律。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自接体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环保工作也只有根据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思路和措施,才能体现环保参与宏观决策、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就揭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对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随着环保部门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综合管理职能日益凸显,参与政府宏观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是在一定时期和区域范围内,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结合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以规划目标、统计数据和监测数据为依据,运用统计调查、综合分析等方法,分析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发展趋势预测提出相关对策和措施。 开展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对环保部门及时把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形势,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新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现阶段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已成为环保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的客观需要。 二、 基本思路 1、总体框架 形势分析应结合环境与经济两个方面,按照“透过经济看环保,透过环保看经济”的要求,全面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数据和环境保护基本情况,客观研究经济形势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准确把握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压力,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总体框架见图1。 2、重点分析的几个问题 1)注重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 主要是分析体现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工作绩效的关键指标,并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进行趋势预测,就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加以分析。主要分析内容见表1 表1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处理好服务与监管的关系,切实发挥环境保护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 2)重点关注污染减排进展情况。 污染减排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环保焦点。准确把握污染减排形势,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形势分析要在分析减排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度基础上,深入剖析原因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对减排进度滞后地区实施预警机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 从经济发展全局判断污染减排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进展、落后产能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淘汰等方面; 重点减排工程落实情况,重点梳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火电企业脱硫脱硝、重污染行业整治等工作,按照年度减排计划和实施方案,对工程完成情况和减排效益进行分析,对没有按进度完成的工程和地区,可建议行督办、通报和约谈; 环保监管情况,包括减排核查和各类环保专项行动情况、管理减排各项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等。 3)客观判断引起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环境质量是检验环保工作的最终标准。形势分析应对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进行判断。重点关注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城市空气质量、县级以上城市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M2.5以及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主要指标等,可按十年或五年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客观判断本地区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对部分恶化趋势较为明显的指标,要从减排进展、环保工作力度、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气候因素、主要污染产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并给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案。对改善较为明显的指标,也可从上述几方面阐述是属于阶段性改善还是趋势性改善。同时加强对重点流域和重要湖泊的水环境质量分析,主要从总体水质、满足功能要求断面比例变化情况、水质下降断面分布主要区域、主要变差指标等方面查找原因。 4)着力体现阶段性环保工作重点领域。 环境保护阶段性重点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面有所变化。从宏观层面,环境保护已逐步进入环保优化发展的新阶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环境保护要作为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环保工作本身,环境保护已经从重点开展单领域的污染防治到全面防治污染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新阶段,新的污染防治重点领域不断出现,由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阶段性环保专项重点工作日益增加。形势分析应准确把握客观形势和宏观政策要求,科学把握工作节奏,理清轻重缓急,切实体现阶段性工作重点,提出具体措施和目标。 5)及时呼应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新诉求。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网络资讯、微博等信息快速传播手段的普及,环保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及新闻媒体频繁聚集的焦点。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核辐射影响,到PM2.5的问题,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迅速关注的热点,如果不能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形势分析要紧紧抓住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新诉求和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注重分析环境投诉举报和信访形势,广泛收集舆情,对群众关注较多的污染企业和污染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3、主要分析方法 1)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相结合 综合分析是建立在专题分析基础上的,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重点流域等环境质量指标和GDP、工业投资、用电量等经济指标的专题分析。对某些变化较大的指标和敏感性指标,如减排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集成,并与目标进行比较,对数值变化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与经济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行总体形势判断和预测,提出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重点行业、企业和区域的专题研究是提高形势分析深度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事物的性质和和发展趋势。定量分析是一种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的表征方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其实质是专家经验、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探索复杂性系统问题的途径。简单的说,“保持稳定、趋势向好”就是定性,结合环境统计、监测等数据信息实现目标内容的可视化就是定量分析。 3)定期分析与远期分析相结合 定期对环境与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如季度分析),可准确把握一定时期内重大宏观政策(包括环境和经济领域)的走向与调整,迅速做出分析与研判,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增强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时效性。远期分析可根据多年环境与经济数据的比对,探索两者之间的规律,有利于统筹谋划本地区环保工作的节奏和重点。 4)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 纵向分析是对各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环境基本情况各指标进行研究,获取其数据变化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为研判发展趋势提供支撑。横向分析是借鉴相似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或者借鉴现有环境经济分析模型,预判本地区环境指标走势。通过纵向和横向分析的有机结合,可以正视差距,正确把握阶段性特征,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 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开展了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但总体面言,该项工作尚未全面铺开,各地形势分析的深度也不尽相同。同时形势分析工作也由于缺少技术方法的有效支撑,容易使分析成果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 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撑。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摘要: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中国处在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状态。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者缺一不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等建议。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 一、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 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要比挑战大得多。世界经济确实复杂多变,但还是可以预测和期待的。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运行的表现往往时好时坏,但总体处于低迷态势。好消息多一些并不意味着全面复苏的时刻到了,困难多一点也不表明天就要塌下来,将会发生重大危机,而是处于时好时坏的总体低迷态势。 2014年美国因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一季度经济萎缩2.9%,世行和IMF在6月份都调低了对2014年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测,包括对美国等主要国家。但是总体上看,2014年世界经济出现了温和回暖的趋势。二季度美国经济有明显反弹,6月份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57.5%,4月份新房开工量同比增长26.4%,5月份新房、汽车销售量同比分别增长16.9%和8.3%,6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6.1%,失业人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欧元区一季度环比增长0.2%,基本走出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俄罗斯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9%,二季度同比增长1.2%。英国经济强劲复苏,一季度同比增长3%。日本一季度同比增长1.6%,受到消费税率调高的影响,二季度经济可能出现回落。 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将2014年国际贸易增长的预测数上调为4.7%,而2013年实际增长是1.7%,世贸组织认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趋于活跃,英国首相卡梅伦2013年12月份访华的时候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成长,人数超过了欧盟总人口,中国的消费需求潜力无穷,他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充分信心。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8日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5月份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经济合作的协议,7月10日举行了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达成90多项合作成果。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都在积极的和中国谈贸易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7月19日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当今世界最好的机会都集中在新型国家,近两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广泛合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签署了大量经济合作协议,落实好这些协议本身就是巨大的生机。所以,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同在,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概率要比过去增大了。也可以说,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的机遇会比一般国家多一些。 二、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2014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平稳,就业平稳,物价平稳等几个方面。一、二季度的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增长水平在预期的范围之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同比增长7.5%,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实现了增速略有回升,总体运行平稳,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际上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是件好事,经济运行平稳的另外两个重要表现是就业形势稳定和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6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3.7%,上半年居民收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一季度持平。 稳中有亮点是指农业生产稳定,夏粮又获丰收,特别是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夏粮同比增长3.6%,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1.7%。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同比8.0%,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增长7.4%的速度,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略有回落,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增长和投资增幅回落拉下来的。上半年高耗能行业增幅回落的幅度大于其他行业,比重也下降了。高技术产业生产增长加快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5%,其中水利投资增长34.2%,信息传输增长24.7%,公共设施管理增长25.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增长20.2%,而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只增长11%,其中钢铁工业投资则下降8.4%,这正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稳中有上升,主要是指中央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2014年以来这些措施达到20多项,力度不小,含金量也很大。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和惠民生,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成效,表现在6月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例如,市场信心得到了提振,市场预期持续改善,6月份PMI回升到了51.0,连续4个月回升,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5月份加快了0.4个百分点,6月份新开工10亿元以上的项目高达483个,计划总投资13600多亿元,比5月份和去年同期都有较多的增长,6月当月的进出口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了。这些措施在下半年的效果还将继续显示和发挥出来,甚至对中长期发展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014年推出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2014年3月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5.8%,1至5月新增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达到880万人,同比增长3倍多。 稳中有风险,是指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地方增长投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这几个方面出现问题,一般都会以债务违约的形式暴露出来,加上金融系统自身也存在一些风险。所以当前需要防范的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但这些风险还在完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能力去防范。 三、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与中长期展望 中国目前正在处于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这样保持相对稳定的时期就叫做新的常态,我们要适应这种状态。以前总是处于那么高的两位数增长状态中,突然降到7%―8%的范围,能否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从心理上,其他各方面的安排上都要适应。我们不要勉强一定要争10%,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哪些事情该怎么做,从工业、投资、生产各个方面供需关系,市场的基本规律去安排,基本上这样一个中高速的水平发展,是一个新的常态。不是说今年是这个水平就叫常态,而是要比较长时期的坚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再掉下去。因此,还是要下还大功夫,努力做工作,使它真正实现新的常态,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而且还可以稳步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端化,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实际上很多是在低端、中低端化的水平,要向中高端化的水平发展,不论产品质量、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包括诚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规则等,都是不健全的,中高端化的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 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稳步推进,服务业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力等基本面看,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完全有条件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且能够使经济社会发展稳步迈向中高端水平。但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都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实体经济部门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高起,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等因素。2014下半年,乃至近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些传统产业至少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高峰期,而新的、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有一个培养和增长的过程,这就是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镇痛期,这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更要看到国际和国内有许多积极因素和巨大的新机遇,只要全国坚定不移的按照中央的各项部署去做,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全年实现年初设定的各项预期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的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全面准确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缺一不可。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专题学习会上,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驾驭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行家里手。由此可见,两只手都要去驾驭,而且要驾驭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责任十分重大,要以高昂的精神面貌做好各项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建议央行尽快出台基准利率或者政策利率,用短期和中期的政策工具来引导市场利率的水平,使我国货币调控手段既有数量调控,又有价格调控。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在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建立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优秀。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对金融风险要全面把握动态监控,做好预案,妥善处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地区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是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我国现代化大厦的框架经过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可以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在世界居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于2012年就超过了美国,且全部是新的。发电装机总容量4万亿多千瓦,也超过了美国,而且基本上是先进水平、新装备。钢的生产能力达到10亿吨左右,可以说比美国、日本、欧洲总和还要多,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超重级的状态。因此,不应该继续简单的扩大产能,盲目的增加供给能力,而是要着力扩大需求。当然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软件建设,例如,加强市场秩序、商业诚信、精神文明等等建设,做好这些建设,也能解放和发展出无穷无尽的生产了,使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特别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归根到底要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去驱动GDP的长期增长。在这方面要从教育、管理、科技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等多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四是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在巩固和提高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继续努力,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直接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要积极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发挥我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电站、特高压输电工程、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方面有较先进的技术、建设成本低、施工效率高等优势,积极参与国外项目的投标建设,既可以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又能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这方面,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着普遍的需求,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五是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迎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也面临着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宝贵时机,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变为一种倒逼机制和新的强大动力,并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促进加快改革,加快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过努力奋斗,使我国真正走向科学发展的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内蒙古农牧业经济形势分析及发展展望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区总体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牧业经济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一系列惠农惠牧政策和决策部署,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成为2012年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亮点。今年农牧业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实现“九连丰”。全年粮食总产量505.7亿斤,较上年增长5.9%,首次突破500亿斤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2000斤大关,粮食总产量首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实现“三个首次突破”。畜牧养殖业实现“八连稳”。牧业年度全区牲畜存栏达到1.1亿头只,连续8年稳定在1亿头只以上。预计全年肉类、牛奶、绒毛、禽蛋产量分别达到253万吨、950万吨、13万吨和54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2.5%、2.1%、1.7%和2.3%。预计全区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3.2万吨,同比增长7.4%。主要畜产品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 二是主要农畜产品价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11月份,东、西部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29元和2.41元,同比分别增长6.5%和12.6%;小麦价格是每公斤2.1元和2.84元,同比分别上涨13.5%和9.2%。呼伦贝尔大豆收购价是4.42元,同比上涨10.5%。牛、羊肉价格上半年同比涨幅一直在15%左右,到12月中,分别达到每公斤49.4元和53.8元,同比分别上涨了36%和21%。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运行平稳。全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牧业产业化加工企业预计达到1780家,实现销售收入3000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增加值94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6%左右,规模企业总量效益同步提高。目前,我区有部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8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403家。农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已达39个。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预计带动212万户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占全区农牧户总数的59%以上。同时,农牧民还通过转移就业、土地、生产资料入股等形式,参与产业化经营的收益分配。据估算,今年全区农牧民人均从农牧业产业化渠道实现的纯收入3300元,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45 %左右。到今年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5679个,有38家部级示范社,有330家自治区级示范社,农牧民合作社的数量在增加,组织化程度和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种养大户、合作社、农牧业企业正在成为新型经营主体。 四是草原生态明显改善。今年由于全区总体水温条件较好,牧草长势普遍好于去年。据监测,33个牧业旗天然草原冷季可食牧草储量93.79亿公斤,冷季总适宜载畜量2434.42万羊单位,比上年提高了23.39%;草原平均植被盖度为40%,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五是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过了3000元、4000元、5000元大关,2010年达到5530元,实现了连续五年农牧民收入在西部省区保持第一。今年上半年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出0.9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增长14.27%。 六是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较好水平。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呈现出“总体平衡,逐步向好”的良好势头。蔬菜等主要农畜产品抽检平均合格都在90%以上,没有发生重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实现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布病阳性率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2012年农牧业经济的好形势,不仅促进了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更重要的是为自治区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 一是为全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第一产业逆势上扬。粮食、肉类、牛奶、禽蛋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稳定增长,不仅提供了与人民生活水准相适应的农副产品,保证了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也为二、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2011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为1306.3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9%。2012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去年。 二是第一产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对全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和农牧民加大了第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49.86亿元,同比增长32.4%,比同期第二、三产业的增幅高3.2和22.4个百分点。其中,农牧民投资98.78亿元,同比增长17.4%。这些投资一方面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同时拉动了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全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今年在工业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农畜产品加工业继续保持了增长态势,预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左右,增加值同比增长16%左右,成为少数几个保持增长的产业之一。2011年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预计今年所占比例会提高,将成为自治区名副其实的支柱工业之一。 四是农牧民收入增加对扩大内需作用明显。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42元,增长20.1%。据统计,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占全部居民的48.21%,比2010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2011年农村牧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5507.7元,比2010年增长了1046.9元,2011年农村牧区总人口1309万人,共增长消费支出137亿元。今年预计农牧民收入比上年增收1000多元左右,为历年来最多。收入的增加必然推动农牧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并直接推动了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成功,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区农牧业处在由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牧业经济发展总体进入了农牧业生产高成本、高投入,农畜产品供应紧平衡、难均衡的阶段。总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间的传导性增强,农产品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彰显,农牧业发展的形势将更为复杂。我区农牧业面临的经济制约因素有: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增加。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并存,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水位下降严重。不仅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难以提高,而且会影响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态保护及城市生活。而保护生态的要求又制约着畜牧业发展。二是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对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强。现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吸收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差,不适应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农牧业生产要素严重缺失,社会资本投入困难,现代金融业没有惠及农牧业,尤其是信息缺乏、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受教育程度低问题更加严重,据统计,农牧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中老年超50%,妇女超50%以上,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超50%。三是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严重不足。目前我区粮食总播面积位居全国第八位,粮食总产量居第十位,而单产却排在全国第二十五位。特别是由于农牧业科技体系不健全,科技投入的总量和投入方式存在问题,致使科技研发和推广不衔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牧业科技成果不能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四是农牧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从我区农牧民收入结构上看,2011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4%,工资性收入占近20%,这两项就占到农牧民收入的84%以上,增收点单一。从农牧民经营的项目看,以玉米、小麦等大路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对增加农牧民收入非常不利,保粮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加剧。此外,由于投入成本趋高,部分农牧业经营领域被企业及其它主体占据,据统计,本世纪以来,农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一产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74%下降到2005年的54.5%,再到2011年的47.4%,这意味着农牧民从第一产业中获得收入的难度也在增加。 保持我区农牧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还拥有许多有利条件:政策环境将更加有利于农牧业发展。中央和自治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各种政策都在增量扩面,2013年我区仅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中央就下达了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亿元。农牧业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抗灾能力。多年的基础建设,使农牧业自身有了一定的防灾抗灾能力。目前我区年均打贮草总量350亿公斤,牧区每羊单位畜均越冬棚圈达到1.1平方米;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608万亩。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基本可以保证牲畜安全过冬度春,粮食主产区正常生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一方面由于政策因素,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单产提高,加之农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农牧民种地养畜的收益逐年提高,激发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四是今年入冬以来多次降雪,可能对缓减明年的春旱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农牧业生产。为此,明年农牧业再获丰收是有可能的。 2013年,我区农牧业的发展目标是: ――农作物总播和粮食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1亿亩和8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500亿斤以上。 ――牲畜总头数稳定在1亿头只左右,肉类总产量稳定在250万吨以上。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 ――草原植被盖度增长1-2个百分点。 根据现代农牧业“接二连三”,与二、三产业发生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的基本特征,按照十八大“四化同步”和“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明年农牧业工作在以下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一是必须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这对我区农牧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只有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牧业增产增效,才能实现翻番的目标。从自治区经济发展总体角度讲,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谈不上经济发展;从农牧业自身经济地位讲,2011年第一产业对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7.9%,占据着不可忽视地位;从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讲,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自治区支柱产业之一。从农牧民收入讲,目前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占我区农牧民收入的64%以上,是农牧民收入的基本面。只有保证这项收入不减少,才能保证农牧民收入增长。 二是必须加快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提升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能形成自治区经济发展新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我区是农牧业大区,全区101个旗县中有60多个旗县还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牧业,对于转变自治区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现在建设现代农牧业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体制机制不适应、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水平低。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把提高农牧业科技水平作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现代农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的突破口和增长点,提高农牧业的发展水平和比较效益,才能实现农牧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三是必须抓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十八大报告最振奋人心的一个目标,但对于我们农牧业工作者来说,却是沉甸甸的担子。我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我区的草原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区草原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牧业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3年内蒙古农牧业经济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一是强化耕地管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000万亩以上,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500亿斤以上。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以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推广以喷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种植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三是继续实施好“高产创建示范工程”等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的项目,建立粮油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田500万亩以上,带动推广五大作物五项优秀技术5000万亩,优质高产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72%。四是加大设施农业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步伐,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开展标准园创建活动,提高设施蔬菜的种植水平和效益。五是全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劳力工价5年内涨了2倍。农机需求旺盛,大拖拉机增速加快,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生力军。 第二,大力发展建设养畜,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按照“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肉、减畜不减收”的总体思路,兼顾草原生态保护和肉食品有效供给,加快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一是实施家庭生态牧场建设工程。按照牧区生态家庭牧场和农区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标准,继续安排下达500个生态家庭牧场和500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创建任务。配套建设暖棚、畜圈、节水饲草料基地、人畜饮水井、储草棚等基础设施,稳定解决留下了的牲畜“吃”和“住”问题。二是扎实推动畜牧业重点工程建设。在实施畜牧业“双百千万高产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家畜禽标准化建设、“菜篮子”畜产品生产和“振兴奶业苜蓿行动”等重点扶持项目的落实。 第三,继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生态屏障 一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草原基本保护制度。结合落实国家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在牧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草原权属和承包确权工作;在全面总结半农半牧业区试点旗县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基础上,推进半农半牧区的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全面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保持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二是继续落实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做好禁牧、草畜平衡、牧草良种补贴、牧民生产资料补贴的监督检查和落实工作,同时总结好前三年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落实经验,为建立长效机制打基础。三是做好草原生态工程建设。抓住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的有利时机,加大草原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按照“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在做好2012年苜蓿示范基地建设验收总结的基础上,着力抓好2013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的充实完善工作,加快现代草业发展步伐。四是强化草原执法监督检查。重点抓好乱开滥垦草原、非法征占用草原等执法工作,选择重点地区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强化对开垦草原的查处力度,依法规范征占用草原行为。 第四,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为现代农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按照现代农牧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要求,在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家庭经营向提高集约化水平转变,统一经营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一是推进土地草牧场规范流转。按照产权明晰、形式多样、管理严格、流转顺畅的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农牧业效益的土地草牧场流转办法,引导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开发农牧业。加快培育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流转信息,提供法规政策咨询,开展价格评估,指导合同签订,搭建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依法设立旗县级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仲裁委员会,培训和选聘仲裁员,健全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二是加快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积极组织开展部级示范社建设行动的同时,继续开展自治区级示范社建设工作,扩大范围,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开展合作社法律宣传和人才培训,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带领农民合作致富的合作社领头人和业务辅导员队伍。支持金融机构加入合作社,鼓励组建合作联社。三是提升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争取出台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实施意见和认定管理办法,力争用5年时间建设10个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区、5个部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大力扶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品牌、打市场,完善产业链,培育肉羊、马铃薯、羊绒等优势产业。四是深化农牧业投融资体系改革。利用政府性投资公司、担保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现代农牧业的主体是农牧民还是企业?规模经营的途径是“大园区、大业主”,还是“大基地、小业主”?财政投入是补业主还是补农牧或合作社?这些问题是经营体制创新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保护好农牧民的利益。 第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和推广机制,提高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 一是依托专业科技团队和科研基础,做好内蒙古优势品种的保种和改良工作,探索、研发适合草原生态的改良物种。二是突出抓好农牧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强化自治区、盟市农牧业推广机构工作职责,推动建立健全苏木乡镇公共服务机构。进一步理顺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协调有关部门按照基层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科学核定人员编制,合理安排各种专业人员比例,落实岗位责任制。深入推进落实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没有列入国家支持规划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和畜牧业苏木乡镇机构给以覆盖,提高人员待遇,改善工作条件。三是创新农牧民培训方式。以阳光工程、农技推广示范县、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培养等为抓手,促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加强科技培训和实用人才培训工作,重点培养职业农牧民。四是继续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基层活动,跟进后期综合配套技术指导服务。进一步扩大12316“三农”服务热线坐席室坐席,完善扩充12316语音数据库信息内容,提高热线的服务能力。 第六,加强农畜产品质量监管和动物疫病防控,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逐步将专项整治活动变成常态化的监管工作;继续加大例行抽检、专项抽检和监督抽检工作。二是抓好各类检测机构和乡镇监管机构的的建设,深化监管示范县创建工作,在2012年5个盟市开展创建监管示范旗县的基础上,将监管示范旗县工作拓展到12个盟市,并逐步建立起产地准出、质量追溯的监管机制。三是认真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在切实落实畜间布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重点开展牛羊布病免疫工作。继续完成动物疫情监测、免疫效果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项工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 摘 要: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对标志和经济环境、分析后危机时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的标志和经济环境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3.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完成城市转换 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低下,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又有很大的差距。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劳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让乡村与城市融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将农村的土地集中起来,让土地能发挥更多的经济价值,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同时让农村的劳动力来到城镇,用城镇与国际发展接轨的优势让农村劳动力迅速适应城镇的发展,让城镇以更科学的方法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它是城镇经济发展的思路。如果我国能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要】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主要以培育大型企业、构建大基地和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发展导向,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目前,广西农垦正走向规模化、现代化道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促进广西经济往又好又快趋势发展,做好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具有重大作用。文章主要以广西农垦经济为研究对象,探究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提出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 分析 预测 一、前言 广西农垦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经有61年历史,经过60多年的发展,广西农垦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以蔗糖、剑麻、木薯生化、畜牧、水产、茶叶、亚热带果蔬、矿泉饮料为主导产业的八大特色农业产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工业规模化、企业集团化、园区特色化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分析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并给出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一)工业替代传统农业,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目前,广西农垦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将结构调整作为发展主线,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垦经济结构单一的格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直接造福于农业现代技术的运用及农业的稳产高产,创造了职工收入净增部分的三分之二,吸收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广西农垦结构的调整实现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发展后劲日益显现 自金融危机以来,广西农垦在银根紧缩、企业负担沉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技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并大力发展园区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园区建设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投资领域日益扩大,投资结构日趋优化,发展后劲日益明显。 (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职工收入日趋提高 随着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大,广西农垦建立了14个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农垦产业园区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国有农场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步伐,而且带动了垦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广西农垦非公有制经济在不断快速发展壮大,生产总值在不断增长,职工收入日趋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也在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的问题 土地作为最大资源,合理管理与使用应得到极大的重视,当然也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管理与利用国有农林场时,要将城镇周边符合规划建设条件的农、林、养殖场等国有土地优先规划作为城镇近、远期建设用地。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与修编后的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国有农林场土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将其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并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要求统一供应土地。凡涉及到农用地和林地调整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和林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的问题 充分展现广西农垦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特色农业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国务院根据广西农垦所处地位作用给出的肯定,更为广西农垦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带动示范农业发展、全区农村希望所在。发展广西农垦经济要考虑龙头产业示范带动作用,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突出产业优势,广西农垦因此构建了八大集团专业公司,并成为了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不仅发挥出了广西农垦规模、人才、组织、技术和资源优势,还打破了界限,促进了农垦发展。 (三)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的问题 大力发展广西农垦经济势必要考虑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问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脱贫致富作为改善垦区民生、加强社会管理、促进农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继续坚持脱贫致富的方针,以国家扶持为引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主导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推动贫困农场尽快走上增强积累、稳定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贫困农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四)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 在另一角度看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广西农垦的发展还需要思考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在大力发展工业产业时,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塑造在国内外具备很强竞争能力龙头企业;塑造和培育农垦名牌产品,使得广西农垦工业产业发展不断更新换代,走向现代、国际化发展到道路,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长效发展。 四、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 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龙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名优产品,能有效促进农垦经济的发展,形成带动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是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是培养特色农业重要基地。广西农垦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发挥优势、合理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建设基地。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农垦和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了职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农垦发展在建设特色农业基础上,还需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工业要着力于蔗糖业、淀粉加工业、剑麻加工业、畜牧水产加工业、茶叶加工业、果蔬产品加工业等管区优势产业,力求提升它们科技含量与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做好现代物流业、农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方面服务工作,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三)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大力发展园区经济,要求充分整合管区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土地使用权,充分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建设和管区周边城市二三产业向农垦管区布局的战略性机遇,使农垦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园区经济建设要重点放在广西农垦明阳工业区、广西农垦柳州新兴机动车零配件产业园区、广西农垦北部湾产业园区、广西农垦西江产业园区等上面,力求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为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加快走出去步伐。首先,实施以东盟国家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对外招商,实施走出去战略,使管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走出去,扩大对外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其次,实施以珠三角区域经济圈为重点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升农垦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农垦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要综合考虑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资源工业换代升级等问题,并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与前景展望 摘要: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基于此,在分析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煤炭行业;经济形势分析;前景展望;优化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于市场层面,有的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直接相关,有的受到不可控的罂粟的作用。比如,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对重点电煤价格与合同兑现率的检查力度在不断的加强;在市场层面上,小煤矿与贸易商的价格波动较大,贸易企业的供求心态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要发电企业的煤炭库存显著加大;在自然因素方面,在2012年的中期,我国中北部地区的供暖结束,使得煤炭的需求量骤降,而在年末,中、北、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雪,又使煤炭行业出现了一定的转机。可见,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煤炭的价格和交易数量。而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然后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时下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信息。 1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煤炭行业出现了长期的产能过剩 在2011年,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被动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消除,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供过于求和产能过剩的市场要求直接相关,同时也是煤炭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消除煤炭行业有效产能不足的行为将不再存在,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有效产能过剩以及煤炭产量过剩会成为行业发展的常态。 1.2 煤炭消费稳中求进,煤炭需求逐渐下行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的需求增幅在持续的回落。上半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不足20亿吨,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7.0%左右。而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的价格也在持续的下滑,2012年6月29日我国煤炭价格指数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降低,这一指数相对与去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有的直接受制于煤炭的需求。 1.3 对煤炭行业的需求正在下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全社会煤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位,形成的产能巨大,其中,一些主要的产煤大省在积极的推进资源整合和煤矿技术改造,并将改造后的煤矿投入到了生产领域,产能释放同时出现,这使得全国煤炭的产量出现了快速增加的趋势。而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的装填,市场对煤炭的需求放缓,价格下滑就成为必然,煤炭产能的过剩压力也随之显现。保守的估计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国煤炭新增产能会在20亿吨左右,仅在“十二五”期间就可能释出15亿吨的产能。 2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预测 2.1 煤炭产业的暴利时代趋于结束 随着煤炭市场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日趋加剧,市场竞争日趋完善,在市场面前,那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会逐渐的成熟,煤炭行业的生产经营将逐渐的趋于市场化、正常化、利润平均化,以往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促使煤炭行业获取暴利的时代,将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成为历史。 2.2 2013年第一季度煤炭行业的发展会出现―个小幅的上扬 在对2012年第四季度的承接中,2013年的第一季度,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为了冬季取暖的需要,我国北方地在冬季储煤方面会有更多的需求,供热用煤的使用将进入关键期,而随着生活煤炭需求的增加,煤炭市场将走向相对平稳的运行层面,煤炭价格也会以相对平稳的状态为主,小幅上扬的概率较高。可是,煤炭市场的波动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幅度,上扬的空间有限幅度不会高,持续的时间也会相对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供过于求的局面,使煤炭价格区域趋于稳定,保护煤炭行业的利益,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将会被使用,而这将减少煤炭的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库存压力,使煤价持续下滑的严峻局面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释放。 3 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3.1 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煤炭资源的流通 为简化煤炭发运、结算中间环节,规范煤炭销售操作流程,应进一步巩固我公司与省外重点用户直接结算营销策略,实现与用户点对点销售,建立供需双方友好协作关系,与用户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惠互利,促成供需互保良性态势。作为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面对煤炭市场跌宕起伏的变化和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拥有自己稳定的销售市场。当市场疲软时,战略合作用户可在用量和接卸上给予我们支持;当煤炭市场紧俏时,我们也要优先保证战略合作用户的煤炭供应,形成双方互惠互利、供需互保的良性态势。 3.2 积极正确的进行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 要及时了解国家有关基础性能源政策调整;要关注主要煤炭消费行业的发展变化趋势;要掌握用户的需求以及销售市场变化情况。通过对市场信息收集分析,预测市场变化趋势,制定科学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自身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为此,需要树立危机意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面对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竞争意识,把困难估计的充分一些,解决的办法多想一些,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加大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加煤炭销量。 3.3 加强煤炭的质量管理,通过营销手段促进煤炭行业的发展 针对煤炭市场供需格局发生变化、劣质煤销售困难的实开出更多的新店;扩张“电”,即增加网络销售渠道;扩张“商”,即增加自营比例的尝试。但是在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资金究竟应该倾斜到占用资金大,高风险高回报的买手或自营式经营,还是应该将这部分资金应用到在广阔纵深的国内市场去布点卡位以规模换取利润?百货在国外是时尚先锋,在国内是解决百姓生活需求的经营卖场。这些矛盾与纠结还是一直困扰百货公司发展的难题。看似国内百货已经欣欣向荣地发展了数十年,实质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模式还未真正开始,同时试图在互联网中分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的努力刚起步,因此可以相信百货业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南通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本文在简要介绍南通市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利用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对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展望了南通市经济走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形势;环境分析;经济指标;展望建议 2013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南通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的各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稳增长、促转型,强开发、促开放,抓统筹、促协调,惠民生、促和谐,全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一、2013年南通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2013年度,南通全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38.89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5.41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623.50亿元,同比增长12.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69.98亿元,同比增长12.9%。 (一)农业生产态势良好 2013年南通市粮食产量持平略增,总产333.46万吨,比上年增长0.1% 。其中夏粮总产118.22万吨,比上年增长2.4 %;秋粮总产215.24万吨,比上年下降1.1%。畜牧业生产趋于稳定,渔业生产稳步发展。 (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583.9亿元,增速为12.6%,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1个百分点;增加值总量继续列全省第四位。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完成现价产值11351.5亿元,同比增长12.7%,工业产销率为98.7%,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工业运行质态保持稳定,“两新”占比稳步提高。重点行业及企业发展总体良好,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增幅来看,呈现“三快三稳”的态势。 (三)服务业发展加速 2013年,南通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069.98亿元,不变价增速为12.9%,高于全市GDP增速1.1个百分点,快于二产增速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5%,拉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平稳增长,重点服务业企业运行平稳。 (四)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2013年,南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98.7亿元,同比增长20.8%,增幅居江苏沿江八市第3位;总量居江苏沿江八市第4位。2013年,南通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9.3%,比上半年(26.7%)、前三季度(26.5%)分别提高了2.6和2.8个百分点。 (五)国内消费品市场增幅回落 2013年,南通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27.09亿元,同比增长12.8%。2013年南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与2012年相比,呈现“六涨二降”格局。 (六)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 2013年南通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全市外贸出口2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8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6%。下半年南通市进出口数据一路走高,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280亿美元的目标任务。与全省相比,南通市累计进出口增幅高出12.9%,出口增幅高13.2%,增幅在13个地级市中居第三位。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2013年南通市经济运行总体看尚平稳,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2013年南通经济仍未摆脱投资拉动为主格局,服务业投资仍偏重于房地产。受市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低。从外需看,南通出口市场回升缓慢,国际船运市场依然不景气,给南通市船舶制造业的复苏带来一定困难。欧盟6月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展开反调查,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通光伏产业复苏。 (二)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2013年以来,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象有所加剧。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南通市加工型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企业用工难,不少纺织、服装等行业缺少一线熟练操作工,本地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传统行业工作。2013年7月1日南通市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上调,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提高,加重了企业运营的成本。 (三)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 当前南通市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市场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一是消费刺激政策进入空档期,导致前期部分消费热点商品增长出现明显回落。二是集体消费紧缩,消费结构出现调整。三是网络购物日趋走热,分流了本地部分零售额,实体商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三、2014年经济增长环境分析 从国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和市场需求收缩等发展趋势对于促进我国扩大内需、大力发展内生型经济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回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存在较大增长动力。2013年出台的众多战略决策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两难”问题增多,财政金融潜在风险交织增加了风险防范的复杂性。 从南通区域环境方面看: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南通深度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省委、省政府明确支持南通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南通突破束缚发展的瓶颈,加速融入长三角第一方阵,提供了重大契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2013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预测 综合南通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分析,通过对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拟合和实证研究,结合南通市季度工业经济景气调查,现对2014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作如下预测:南通市经济2014年有望继续平稳增长,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经济增速一定程度放缓,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增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不低于20%;开放型经济方面,低迷状况难有实质改观;消费方面,南通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明显回落。利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见下表: 南通市2014年全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预测 五、2013年南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1)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重点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工程;加快传统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加快集聚总部经济,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智慧产业,打造“智慧城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链;以项目农业为抓手,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营。(2)构建区域特色创新体系。推动科技、产业、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完善以高新区为龙头、“三创”优秀区为重点、科技园区为基础的创新载体体系。 (二)强化重大项目支撑,着力推进江海联动融合发展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沪通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加快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2)强化重大项目推进。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落实化解融资难题“十二招”等措施,加快项目推进速度。(3)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区中园”和平台经济,促进产城融合、功能提升。(4)努力强化招商选资。实施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本土企业新上大项目、增加有效投资。 (三)突出中心城市带动力,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争取国家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强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破解城镇化瓶颈。建设上海都市圈宜居宜业的副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2)优化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推动新城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提速、功能完善。加快轨道交通等城市建设,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通州湾新区开发建设,实现滨江城市见江、临海城市近海。(3)加快县域城镇发展。做特做强主导产业链,推进形态、功能开发,打造新一轮发展的新增长点。 (四)加快融合发展,着力推进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以创建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动力,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同步推进沿海“筑巢引凤”和沿江“腾笼换凤”,构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网络体系。加快优江拓海,推进沿江沿海港口资源整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修编完善沿江沿海规划体系,以重大项目、特色产业支撑江海联动发展。深化跨江联动,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加快建设苏通经济圈。发掘江海联运优势,加强与重庆、武汉等沿江重点城市的经济合作,建设长江流域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推进土地、海域管理改革,深入实施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煤矿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 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煤炭的使用量,有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开始更多的进行煤炭采挖。煤炭是不可再生的,需要企业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本文通过对我国煤炭经济的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煤矿;经济;成本 0 引言 在矿井寿命的延长方面,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煤炭的效益。在对煤炭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方面,我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对其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并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煤炭资源进行有效管理,这对企业的未来生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煤矿资源的有效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煤矿资源的回收率,同时也可以降低煤矿资源的成本。管理煤矿资源是当前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形势 在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在现在乃至以后的50年当中都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其他类似资源一样,它有被耗竭的时候,同时对于矿区的环境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破坏。一方面,煤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随着当前被人们的随意采挖,煤炭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污染,将对我国的煤炭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煤炭资源,其所有权是归属于国家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一些小煤矿在当前还是普遍存在。这些小煤矿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水平都比较低,设备简陋,缺乏安全保障,随意采挖现象很严重,对我国煤炭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由于这些小煤矿的存在,它们也将对我国的一些大型煤矿企业的经济和安全性造成较大影响,过剩煤炭资源的存在也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对于在煤炭业存在的这一问题,我国的相关部门也开始对其进行着手解决,对于小煤矿更加关注它们的环境和安全性,在生产成本方面提高,从而被迫退出行业。当前,对于小煤矿,山西的整治力度非常大,对于每年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强行关闭,对煤矿企业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大型的煤矿企业。对于当前小煤矿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我国的经贸和计划管理部门都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对这些产业进行强行关闭,从而对煤炭行业进行有效整顿。同时,国家应抓紧修改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应明确规定:“为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确保煤炭安全生产,维护煤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禁止个体开采挖掘煤炭资源。” 在煤炭产业政策方面,我国国家发改委也根据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从而将这种粗放式、低水平的煤炭产业进行有效管理,预计将在3到5年的时间将煤炭资源进行全面规范,对13个大型的煤炭基地进行快速建设,对煤炭企业进行整合,形成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集团。如我国的龙煤集团,应该紧随国家的这种政策形势,积极参股、并购等,对于省内的一些煤矿进行整合,或者是对于一些发电厂进行资源重组,从而形成煤电集团,降低成本。 2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策略 2.1 进行合理有效的煤炭成本管理 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它的产量是不会逐渐增长的,因此对煤炭企业成本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通常,企业在对自身规模进行不断增长扩大的时候,一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具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是否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这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我国的诸多煤炭企业,大多数在对成本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在我国煤炭企业的管理当中,成本管理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成分,因此提高对成本管理是当前煤炭企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就需要煤矿企业摒弃传统的管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求,将成本预算和管理落实到每个部门上。从根本上来控制成本,实现煤矿与基层单位的有偿服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开展考核,奖惩分明,促使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认识到企业低投入、高产出的意义,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管理的时候,员工的薪酬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样才能让员工也有非常强烈的成本意识,才能有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我国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基础。 2.2 选用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于人才的需求就越激烈。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评价方面,人才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在如此激烈的煤炭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长久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选用非常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来为企业增添光彩。具体操作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进行。首先,企业在思想观念上应该更新,将人才作为企业赢得效益的有效标准。对于煤炭企业,唯有优秀的人才才能为企业进行有效的计划,从而推动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赢得更多的效益。在煤矿企业的生产中,一些优秀的人才对企业的设计进行修改,对放工的措施进行改进,这样就能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效益。其次,在选择人才方面,要任人唯贤。作为煤炭企业的一项资产,人才对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企业应该重点对高素质人才进行培养,同时也要大量引进先进人才。再次,在人才结构方面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煤炭企业在选用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专业基础知识和高素质是必备的因素,同时也要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培养。在煤炭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人才结构的合理设置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在进行人才选用的时候,要严格避免不正之风的存在。公平、公正是用人的基本原则,不可违背。 2.3 提高煤炭企业相关硬件设备的管理效率 在煤炭企业的实际生产中,硬件设备对于资源成本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因此也对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煤炭企业应该对硬件设备的管理给与足够的重视。对于企业的硬件设备,企业应该进行定期维护和管理,将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与煤矿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生产成本,而且能够提高煤矿企业的生产水平。从而就要求煤矿企业生产设备的性能应该充分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要保证操作的便捷性,保证具备较高的精确度。对于设备投资方面,较低的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设备的长寿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提升企业的效益。长寿命的设备使用和企业日常的有效维护是分不开的,如此才能让企业更好的持续经营。在设备维护方面,相关维修人员、操作人员的技术、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 3 结论 在当前激烈的煤炭市场,煤矿企业唯有对自身进行不断改善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煤炭企业不仅需要对自身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改善,同时也需要对管理理念、硬件设备等方面进行更新,如此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才能让企业在市场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南非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一、本世纪初以来南非经济进入较快增长周期,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一)21世纪以来南非经济快速增长 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994―2000年经济平稳增长,2002―2007年则进入较快增长周期,GDP年均增速为4.78%。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是南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2―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1%和8.31%;金融、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南非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南非矿产资源丰富,在非洲地区范围内制造业水平较为发达,因此,南非的主要出口以煤炭、金矿、铁矿、钻石珠宝以及机械和车辆类产品(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地区)为主,此外,南非大量进口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类产品,与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高失业率、不平等和贫困是南非长期面临的问题。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率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23%;黑人的失业率高达28%;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另外,随着2002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于7%。 (二)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实现复苏,但2012年以来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短暂衰退后实现复苏。2008年第四季度南非经济增速下降,2009年南非经济下滑1.5%,2010和2011年经济开始复苏,增速分别为3.1%和3.6%。2012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受欧债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事件的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降为2.5%。 2013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一是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仅增长0.7%,为危机后经济复苏以来最低值,全年经济增长仅1.9%。二是通胀压力较大。全年CPI变动率为5.7%,仅略低于央行6%的警戒线。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矛盾激化,罢工事件频发,2013年南非失业率为24%。其中,15―24岁和25―35岁上的青年人失业率分别高达48.9%和28.3%。四是兰特急剧贬值。与年初相比,贬值幅度高达18%。五是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扩大。2013年贸易逆差较2012年增长98%。南非由于危机后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2009年年开始由盈余转为赤字,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六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2011和2012年外国对南非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净购买额分别为248和852亿兰特,2013年降为13.29亿兰特。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和脆弱性凸显,南非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成为公认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二、对当前南非经济面临风险的主要原因分析 南非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美国宣布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资本流向逆转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负增长,为促进经济复苏,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受到短暂冲击后,经济呈现出复苏迹象,金融市场也相比较发达国家较为稳定。国际资本在此情况下大量流入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前文已讲到,2009年以来国际资本对南非股票和债券的净购入额持续增加,导致南非对外债务急剧上升。 (二)信贷繁荣和经济较快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持续 在外需减少造成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南非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内银行机构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贷款大幅增加。 一是经济增长的同时风险资本价值上升过快。国内外充裕的资本进入市场,不同程度带来投资、消费和进口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出口减缓,矿业、制造业等部门的投资受到影响,容易造成风险资本价值的上升过快。2010年和2011年南非经济增长3%以上,同时股票市场价格涨幅较大,明显高于美国和除土耳其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二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局部领域矛盾激化。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不足造成的劳动力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收入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 三是出口结构单一和进口需求刚性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急剧扩大。南非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出口结构以铂族类金属和钻石为主,而进口以石油、石化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机械类为主,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带来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扩大,导致本币的贬值压力,本币的贬值在出口需求增加有限而石油和机械电子产品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又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 (三)国际资本流动环境的变化和资本流出迹象的出现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美联储2013年12月宣布保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减少证券的购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收紧的启动,以及美元升值的预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了投资者对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的投资兴趣降低,从而引发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国家。2013年第四季度南非已出现了资本流动逆转的迹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证券资本的净流入显著减缓,2014年以来出现净资本流出。 (四)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凸显背景下,经济面临负反馈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投资信心、产能利用率,还包括国内结构性问题,如家庭负债、政府负债、经常账户赤字。 第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南非的国内私人消费需求是GDP的主要构成,由于经济增长信心的变化,国内对家庭的信贷增速下降,加之,南非储蓄率较低,国内储蓄总值/GDP不足15%,家庭债务/可支配收入高达70%以上,另外,劳资矛盾激化情况下,生产性投资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二,通胀压力上升。资本流出使得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南非兰特本币急剧贬值,通胀压力加大。为控制通胀,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但这无疑加大了资金成本。 第三,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收益率趋于上升。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013年11月份以来呈现出上升态势。 第四,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和高失业率导致矛盾激化。2014年金属制造协会工人号召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资本家实际上从法案中受益更多,而就业市场没有好转。基于罢工形势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生产损失,部分外国资本计划撤出其在南非的矿产业投资,将会导致就业人数的减少,失业问题趋于严重。 总体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信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国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没有显现出矛盾,而是在发达国家资本流行性大幅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信贷繁荣的同时,延迟了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使得发达国家资金收紧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和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内经济面临较大风险。 三、南非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进入2014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较好,1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比上涨2.5%,其中,石油和化工业、钢铁、非有色金属产品和机械业增长较快,由于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1―2月份贸易逆差同比略有下降,尤其是2月份由于对非洲地区的顺差增加,而对其他地区的逆差减少,出现小额的顺差。但是,南非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首先,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再度加大。2月份1美元兑换的兰特达到2003年以来最高值,1月和2月CPI变动率分别为5.8%和5.9%,2月份环比上涨1.1%,从物价上涨的因素看,主要是食品、原油和健康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南非中央储蓄银行(简称南非央行)已于1月份改变从2012年以来基准利率5%的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至5.5%。 其次,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南非矿业与建筑工人协会于1月23日发起对全球三大铂族金属生产商的罢工,持续至4月份,而3月份金属制造工会又发起全国联合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第三,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由于南非的汇率灵活,资本账户的开放,因此,资本市场的变动,会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13年出现非居民的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大幅下降的背景下,2014年1月份出现306亿兰特的资本净流出。 目前看,南非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不排除局部领域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可能,但总体上将保持低速增长。具体来看:一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来资本的流出,保持原先的资本融资规模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南非金融行业采纳了《巴塞尔协议3》,基于全球流动性在短期内迅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南非金融市场短期内出现崩溃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长减速的压力将持续。南非的进出口结构将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增加必然带来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在出口需求疲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动力较弱的情况下,经济预计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速增长。但需求端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较小,CPI预计将基本保持在南非央行警戒线以下。三是不排除局部领域的矛盾激化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出现。由劳资矛盾激化或其他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外流和货币贬值,并通过投资信心不足、信贷收紧和政府融资成本提高等,使得上述问题趋于恶化,形成“资金流出―汇率贬值―经济下滑―局部矛盾激化”的负反馈,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形势严重恶化。四是南非长期存在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普及率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成为南非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政策重点,另外,加强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增强南非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地位,将构成未来支撑南非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据南非央行估计,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为2.3%和2.7%,略高于2013年0.9%的增速。 (杜琼,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傅晓冬,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金砖四国”的经济形势分析 摘 要: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受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稳定预期为主,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 关键词:世界经济;金砖四国;通货膨胀;发展动向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7年以来,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元区、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受2007年以来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形成的外来压力以及“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 一、“金砖四国”经济发展迅速,实力与日俱增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金砖四国”的表现可谓让世界惊叹。 中国实现了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奇迹;印度经济近几年也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俄罗斯被称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近年也摆脱经济停滞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全球增长态势看,“金砖四国”经济实力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降低,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GDP所占世界份额则同步下降。 “金砖四国”中除中国速度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外, 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9.2%。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3个国家中的两个(另一个是美国)。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5.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金砖四国”外汇储备无一例外都有增长,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15282亿美元,俄罗斯4764亿美元,印度2932亿美元,巴西1875亿美元。相比之下,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的外汇储备仅为735亿美元。 二、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 作为最大的和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经济贸易依然占很大比例。2007年,欧盟、美国、日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贸易总量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6.4%、13.9%和10.9%, 合计高达41.2%。 但是,随着贸易多元化格局初具雏形,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辐射范围和力度逐年扩大, 除中国在美、 欧等传统贸易伙伴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递增外,中国对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的影响也在悄然上升, 这一点在各国对中国进出口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2)。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八大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量约占世界4.3%,而消费量却占世界8.8%。同时,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自2003年国外进口矿比例就超过了50%,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3.26亿吨, 中国铁矿石消耗量已占世界的47%,从进口来源来看,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以及“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进口铁矿石。俄罗斯石油在中国能源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能源部门有关专家表示,2015年前,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将占到15%的比重, 出口总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进口的铁矿石越来越多。 目前铁矿石的进口占中印贸易合作的65%, 而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已占进口总量的25%, 俄罗斯铁矿石也作为国内钢铁企业的新选择,2007年俄罗斯共出口铁矿石2550.17万吨,其中对华出口量居首,为572.3万吨,比上一年增长1.17倍。 2008年5月16日,“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会谈, 这是四国外长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首次会晤。四国外长还商定,他们除继续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会晤外, 还将在印度举行下次会议。会后,四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四国开展对话系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对解决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对话的前景广阔”。随着“金砖四国”在全球影响的增强, 四国已经注意到相互间加强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 三、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给“金砖四国”经济带来挑战 2007年以来,受能源、粮食和金融三重危机的困扰和冲击, 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弱态势,“金砖四国”经济也饱受困扰。2007年下半年以来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也给“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带来冲击,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大。 2008年年初以来, 中国经济在紧缩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开始呈现放缓态势,第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了10.6%, 较上个季度低0.6个百分点。IMF最新预测显示,2008~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9.3%和9.5%。从印度的情况来看, 经济增长势头依然旺盛。 第一季度印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长了8.7%, 较上个季度高0.3个百分点, 但考虑到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IMF则预测印度2008~2009年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7.9%和8.0%。但是,“金砖四国”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光景。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发展依然快速。第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达8%,较上个季度高0.2个百分点。巴西1~2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8.7%和9.7%,其中资本品同比分别增长了15.04%和24.96%,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1.8%和12.19%。 受全球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影响,“金砖四国”通胀形势较之发达国家则更为严峻。从2007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情况来看,“金砖四国”CPI均大幅上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CPI由2007年1月的2.2%一直上涨到2008年3月的8.3%,4月继续上扬, 达到8.5%,虽然5月下降到7.7%,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俄罗斯2008年CPI从1月的12.6%上扬到3月的13.3%,IMF在4月9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08年俄罗斯的CPI将达到11.4%。 印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8年3月CPI达到7.9%, 远高于2007年全年的6.4%。 同样的,巴西面临通胀的压力迅速加大,2008年5月CPI达到5.6%,高于4月的5.04%,是2006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IMF也预计2008年巴西的CPI会达到4.8%, 高于2007年3.6%的水平。 四、“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货币政策 2008年,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金砖四国” 经济增势将减缓。2008年4月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计从1月的4.1%下调至3.7%, 比去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预测美国经济增长为0.5%,大大低于2007年2.2%的水平。该报告预测中国增长9.3%,回落2.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7年中国实际增长11.9%来计算, 则回落2.6个百分点);印度增长7.9%,回落1个百分点;俄罗斯增长6.8%,回落1.3个百分点;巴西增长4.8%, 回落0.6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在CPI及通胀预期不同程度上升的压力下,“金砖四国”纷纷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屡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已达17.5%的历史高位;印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继6月11日加息后,24日印度央行再次大幅升息, 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至8.5%;俄罗斯也在近期陆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7月11日,俄罗斯再度加息,将再贷款利率从10.75%提高到11%, 这是俄罗斯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巴西为了抑制经济过热, 三年以来首次采取金融紧缩政策, 分别在4月和6月两次加息, 其基准利率已达12.25%。四国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最近几个月CPI持续上升有所担忧。从总体上看,“金砖四国”经济均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 五、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及影响 “金砖四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他国产生影响。 我国每年都要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的石油,从巴西、印度等国进口铁矿石,高涨的石油和铁矿石价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的变化将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影响我国: 1. 通过贸易途径影响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由前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 中国与印度、 俄罗斯、巴西三国的贸易近年来悄然上升。印度从中国进口占该国进口总额比从2000年的2.9%上升到2006年的9.2%, 俄罗斯从1.9%上升到7.1%, 巴西则从2.2%上升到8.7%。 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印度、 俄罗斯与巴西三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都面临不小的压力,加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影响,这三国内需的下降势必影响对我国的进口进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2008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了4.1%,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已累计升值15.1%,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也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 2. 通过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途径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2007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1453万吨, 占进口总量的8.9%, 从巴西进口石油232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4%,预计2008年进口量还将继续上升, 而一直上涨的石油价格给我国通货膨胀带来不小的压力。另外,2003~2007年,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涨幅分别为8.9%、18.62%、71.5%、19%和9.5%。今年2月以来,随着与巴西的淡水河谷(Vale)等矿业巨头的价格谈判落下帷幕, 国际铁矿石价格高涨65%, 印度等国近期加征出口关税更增加了我国钢铁企业的经营压力。 油价持续在高位上震荡以及猛涨的铁矿石价格, 不仅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提高了进口成本,价格上涨对国内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 3.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情绪已开始抬头,我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遭遇的摩擦和阻力不断增大。在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 鉴于贸易保护对舒解经济不振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压力或有一定帮助,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大国对我国企业在石油、 铁矿石等行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中石油对哈萨克斯坦图尔盖石油公司的收购遇到卢克公司的极力抵制, 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合资建钢铁厂以及参股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也屡屡受阻。 六、几点启示 针对当前全球通胀和能源及资源类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双重不确定性, 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带来的外来压力和“金砖四国” 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密切防范,谨慎应对。 1. 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对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进口, 要实行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必须稳定海外资源的供给,建立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制度,改善进口管理的决策机制,克服世界市场高价时进口、低价时出口的怪圈。同时,要提高中国在关键产品上的定价权,加强和俄罗斯、巴西等能源出口国、资源类原材料出口国的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国外资源产业的投资,同时还应加强节能降耗工作,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 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或衰退的背景下, 应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依靠经济的自生增长能力抵御外部冲击。适时培育国内微观主体竞争力,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 逐步降低整体经济对出口和外向型部门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抓住外需增长放缓的契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因势利导,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稳步推进税收、资源价格改革等结构调整举措,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服务产业发展。 3. 以稳定预期为主,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 节奏和尺度。 由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是粮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 中央银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稳定市场信心来稳定通胀预期。在国内通胀压力依旧严峻、银行体系流动性仍然偏高的情况下, 考虑到全球通胀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复杂影响,在提防“滞胀”风险的同时, 还应密切关注前期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动向,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保证货币政策适时、适度。 4. 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推进实施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 在努力提高与发达经济体贸易附加值和层次的同时,着力加大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 开拓具有替代性的进出口市场, 拓展国内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渠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微观视角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和畸形的投资扩张延缓了约两年时间,由此加深了潜伏已久的衰退力量,而持续的紧缩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从整个企业成本收益的关系看,近两年内,成本的下降要慢于收入的减少,因而经济会在利润下降中继续衰退,但力度会逐渐减轻;两年后,成本的下降会快于收入的减少,甚至出现成本下降与收入增加的情况,故经济又会在利润回升中增长。此外,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滞后于欧美国家。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优秀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全国农垦系统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紧密围绕农业部重点工作,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以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为主线,大力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农垦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今年预计可实现生产总值3192.81亿元,比去年增加454.25亿元,增长1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62.24亿元,增长9.8%;第二产业增加值1307.10亿元,增长17.5%;第三产业增加值823.48亿元,增长11.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农垦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3%、40.9%、25.8%。预计人均生产总值23900元,人均收入7850元,分别增长12.8%、8.9%。 粮食连续七年增产 今年以来,农垦系统克服了极端天气的影响,全年粮食生产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连续七年创下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三超历史”的佳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农垦系统粮食总产预计突破2900万吨(580亿斤),达到2943万吨(589亿斤),增加170万吨(37亿斤),增长6.1%。粮食播种面积6815万亩,比去年增加238万亩,增长3.6%。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为全年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水稻面积达273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308万亩,占全系统谷物播种面积的49.8%,比去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单产持续平稳增长。粮食平均亩产可达432公斤,比去年增加10公斤,增幅为2.4%。粮食主产的黑龙江垦区粮豆总产预计达363.6亿斤,占全系统粮食产量的62%。 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态势各异 受市场、天气情况等因素影响,农垦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预计今年棉花总产量为138万吨,减产3.4万吨,减幅为2.4%。其中新疆兵团棉花产量预计109万吨,减产4万多吨,下降近4%。油料产量预计76万吨,减产近5万吨,下降6.1%。今年糖价上涨,推动了糖料生产,糖料产量预计可达816万吨,增产58万吨,增长7.6%。 养殖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 继续推进养殖业生产基地建设,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农垦畜牧业总体上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大牲畜存栏322.54万头,增长1.7%,其中奶牛131.82万头,增长3.8%;猪存栏1128.83万头,增长7.2%;羊存栏1319.90万只,增长4.0%。主要畜产品产量增加,肉类总产232.41万吨,增长4.0%;牛奶361.74万吨,增长5.0%;禽蛋产量33.46万吨,增长6.8%。 全年水产品产量114.23万吨,比去年增长6.0%。 工业快速增长 工业发展态势良好,增长速度较快。预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044.52亿元,增长18.2%;实现工业总产值4160.36亿元,增长23.9%。实现工业销售产值4059.19亿元,产销率为97.6%。主要工业产品增多降少,其中:原煤产量2489.63万吨,增长52.0%;饮料酒产量200.95万吨,增长8.7%;发电量为160.45亿千瓦小时,增长13.6%;砖产量100亿块,增长14.7%;机制纸及纸板产量80.97万吨,减少24.9%;乳制品产量197.13万吨,减少4.8%。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大 今年,全系统投资围绕农业、水利、生态环境、道路、教育卫生等公益性和基础性建设,加大投入,增强了垦区经济发展后劲。预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完成1640.83亿元,比去年增加282.93亿元,增长20.8%。 商品出口情况好于去年 今年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向好,农垦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摆脱了去年下滑局面,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出口供货商品总金额530.68亿元,比去年增加64.43亿元,增长13.8%。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排名前10位的垦区是:新疆兵团341.48亿元、广东38.35亿元、黑龙江36.69亿元、浙江26.00亿元、湖北15.50亿元、江西12.00亿元、广西12.00亿元、辽宁11.80亿元、上海11.50亿元、河北7.39亿元,以上10个垦区出口商品总金额为512.71亿元,占全国农垦的96.6%。 注:农垦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指标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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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作用探讨论文 摘要: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多边经贸规则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使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论文联盟-WWW.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总的观点和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途径和必要阶段。 4、区域经济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走向联合,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创新论文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管理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存在角色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在观念、组织及文化等多方面不断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地区间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集“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等角色于一身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不断创新。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作用 1、制定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规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制定者必须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同时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充当“战略家”的地方政府必须深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楠神,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分配各种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使其效用最大化。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尽力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地方政府要以服务行政为理念,倍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营造一个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向区域内的各类群体和组织提供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须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4、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质 地方政府应坚持科学发展与五个统筹思想,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加强区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利益磨擦与冲突。另外,地方政府还须在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二、地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及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管理行为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自身承担的经济职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却做得不够。 2、地方政府存在着信用危机 作为投资软件,信用环境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因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安全和风险系数。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无疑居于关键的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失信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济操作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地方政府的失信不仅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会使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没有安全感,进而导致大量投资的外逃。 3、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 依法行政不规范现象普谊存在。一是执法主体过多过滥,造成多头执法,交叉执法,一事异罚,一事多罚;二是行政执法目的不明确,把执法作为创收手段,以罚款代替执法;三是执法行为不文明,态度粗暴; 四是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出示证件,罚款不提供依据,不出示处罚通知书,不开收据等;五是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标准把握不准,罚不罚,罚多少,全凭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让民众怨声载道,恶化了干群关系。 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观念创新 只有从观念上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指导具体行动上的创新。第一,责任理念。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执法犯法等状况,正急切地呼唤着必须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并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信用政府。第二,效能理念。由于资源的短缺性,政府必须尽力使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除了要杜绝可以避免的浪费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各种资源进行台理配置。第三,廉洁意识。要求政府员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自己的职权寻求额外的“租金”。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败坏公共道德、损害社会公正。 2、组织创新 地方政府组织的创新,可以大量地借鉴企业组织好的经,例如扁平化。尽量减少政府组织的层次,可以使政府决策部门尽量接近企业和居民,直接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由市管县到省管县的转变就是减少行政层次的例子。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四个直辖市在内的22个省份进行了省管县体制改革,效果良好。另外,我国的政府事业单位也开始分类改革,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妥,提高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改革的经验总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的。不少地方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深圳市盐田区围绕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以增强政府管理水平和社区自治功能两条主线,通过制度创新,实行城市基层管理全面改革,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并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以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对于好的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 3、文化创新 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能力,仅靠物质激励是不够的,精神激励同样需要重视。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造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鼓励所有社会成员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及积极性。关于创新政府文化,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一书中建议采取4C战略:明确政府组织的目标;为绩效创设后果;使组织更加对顾客负责;改变控制的位置和形式。不过他们也承认,除非4C战略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否则通过4C战略所进行的变革难以持久。一线雇员与基层工作人员是创新的源泉,这是很多美国企业提供给政府的成功秘诀之一。政府应运用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和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文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研究论文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优秀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浅论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优秀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优秀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优秀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由资产证券化、疏忽的监管与盲目的全球投资者共同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允许混业经营后,新型衍生工具频频催生,信用消费门槛大幅调低以扩大市场,而巨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9·11”以后的2002年至2004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大鼓励了商业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前,信贷市场已经普遍采用将同质按揭贷款集中打包成新的债券(即次级债),在二级市场出售,这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对冲信用市场日益高涨的风险。 二、欧盟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欧洲各国联手救市。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的首脑峰会成为欧洲由各自为政到联手行动的转折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出席了会议。各国一改前此前各自为政的形象,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优秀内容是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优先股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的融资困境,稳定金融市场。会后第二天,各国便纷纷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拿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德、法、英三大国分别公布了5000亿欧元、3600亿欧元和5000亿英镑的庞大救市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当日也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案。在随后15日、16日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援案,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外,还着眼未来,力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防止危机重演。欧洲领导人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却波及世界,欧洲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已“病入膏肓”,须推倒重建。在10月15-16日举行的峰会上,欧洲领导人一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18日,萨科齐和巴罗佐还特意到美国说服布什召开全球金融峰会,以推动改革。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更深刻发展,单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更加脆弱,从这个角度讲,区域协调与合作在将来会更多而不是更少。欧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组织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在面临风险的时候能够更快地协调一致行动,避免因各自行动伤害区域组织权威,以及造成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困难。而欧盟内部应抓住合作机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加快成员国经济整合的步伐,促进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政策阻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在剧烈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声音仍比较微弱,作用尚不足道。相比之下,区域合作力度上升,地区大国协调和主导作用进一步突出。欧盟作为当前世界发展较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各自应对和联合行动两个阶段,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挑战更是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来推动国际分工来推动经济微观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运用行政手段,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挥相互比较优势来推动宏观一体化,微、宏观两种动力在发展中既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提升了区内比较优势、统一了区内游戏规则、深化了区内的市场,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投资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并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在本区直接投资以绕开各种壁垒。在论证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又论证了两者的互动和进一步融合,认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推动世界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内部经济活动障碍逐步消除,跨国公司将可能淡化其国家属性而强化其作为区域公司的属性,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各区域经济组织对区际商品、资本、要素和服务的流动具有一定保护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和资本在区际的流动,跨国(区域)公司拥有本区市场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大对其他区域的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分享各区域组织内的大市场,目前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浪潮只是这个趋势的前奏。跨国(区域)公司之间的相互投资形成一条条联系区际经济的纽带,将再会产生微观一体化对宏观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而使区际一体化成为可能。欧盟――地中海经济圈、大西洋共同体、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以及澳――新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对区际联合和一体化的新构想。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微观一体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类似的三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不断强化各国(区)的经济比较优势,使世界各国经济间的分工由民族国家向产业间分工转移,这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二是跨国公司不断趋同和深化全球的经济活动规则(当然,WTO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对全球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但这些规则绝大部分是跨国经营活动的事后认可),从制度层面上促使全球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趋同;三是跨国公司深化了世界市场。而遍布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以及区域的扩张和联合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区际投资促使区际进一步融合,区际融合导致更大区域范围内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的推动作用,随着两者互动频率和互动力量的增强,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便会增强。目前这个趋势已初露端倪,世界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因素增强,各种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以及世界银行、IMF和WTO等国际机构调节作用和调节能力的提高,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在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基础上迈出了宏观一体化的步伐。作为一体化的初始阶段目标――自由贸易随着WTO的成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零关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有关投资自由化以及其他各种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等,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提供直接的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和补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后,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近来也呼声高涨,但是东亚各国之间所特有的一些状况依然对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优秀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优秀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但作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主渠道的“10+3”仍在进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部分已经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在进行,通过建立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关系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逐步转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如果各方能摈弃嫌隙,拿出合作的诚心共同协商解决困难以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那么共赢局面的到来将指日可待。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二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跨国公司对某一区域所进行的国际化生产、直接投资、贸易等活动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对于行政区域区隔化而提出来的,它在国际间、国内各城市间都得以广泛运用,加以剖析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再发展 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歧视,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中的状态或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做到相互之间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或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间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此来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期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等经济实体相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又一选择。时下,国际间、区域间频繁交往,其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发展。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扩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欧洲空间局便是欧洲各国航天的一个协作体,协作的是技术经济。近十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很快,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时,除日本、香港以外,几乎所有WTO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目的,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中国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我国对参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持积极态度。 1.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给我们提供了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2.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改善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通过近五十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国、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国和法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了历史恩怨,促进了经济关系发展,同理,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这样做。 3.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加强中国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财政政策。今天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应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等,从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实施了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为启动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宣布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的合作计划。主席在去年访问拉美时,还正式启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在主席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还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议,都是向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来积极地加以推进。近几年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中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世界各国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每年我们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无数次双边会议,像与美国就召开了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欧盟扩大补偿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日本、俄罗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亦日趋密切。 二、中国沿海三大区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我国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经济联合体,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并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联合,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能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的,但毕竟在推进中。随着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力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 三大经济圈人均GDP依序分别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4246.8、4652.7和1304.4万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数据来源:三大经济圈有关省市发改委地区司规划处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发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跨地区大整合正在粤港澳、闽、赣、湘、桂、琼、云、贵、川及更广泛地区展开,甚至连鄂、豫、陕、甘、宁都参与了进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签订,对香港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推进“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我们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早先,广东省政府就决定拿内部离心力最大的佛山市开刀,撤销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个县级市的建制,将它们同时并入佛山,成为佛山的四个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经过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过去那种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为此,新的佛山市从大佛山出发,对自己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新作了规划,明确提出了“倚重广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体地说,必须冲破“以己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起大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经济圈和广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广佛都市圈,与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格局接轨,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分流广州城市功能,构建优秀城市边缘聚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实力优势和所有特有的区域优势,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增强向珠三角边缘区域及广东周边地区辐射。接着,广东的惠州市、汕头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区划大调整,是新中国49年以来广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广东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在广东,这样大力度的调整不会只此一次”。 2.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区域经常召开15个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会议,正在形成一个区域内多方沟通共同发展的渠道与机制,正着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世界博览会为吸引力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经把其属下的海宁、萧山进行了整合,从而把杭州从“西湖时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钱塘江时代”。 江苏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优秀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本世纪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苏南地区就有吴县并入苏州、锡山并入无锡、武进并入常州。从形势的发展看,苏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纵连横的整合已成大势。 从大的方向上,长三角沪苏浙三地已经达成了相对一致,今后,三地的发展会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城市之间会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调,共同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圈。 3.环渤海经济圈 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真正拉开架势是近两年的事。虽然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由于环渤海它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变成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亿人。环渤海地区共有城市157个,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3个。 国家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发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其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是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海陆空交通发达便捷。环渤海地区拥有40多个港口,构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络的枢纽地带,交通、通讯联片成网,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陆海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项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渤海五省(区)二市国民经济连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态的区域经济,象沿铁路干线、沿国家公路线、大运河流域、少数名族区域、多省市交界区域等等。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及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但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引着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着不少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合作;金融信贷短缺;经济衰退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的总结,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从金融资本和经济实体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对称发展,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纷纷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盟资源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以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和全球要素资源的加快流动为特着经济全球化的的升级,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1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1.1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相互之间自由浮动且大幅波动;(2)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建立的国际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由于目前对美元发行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往往从本国经济的需要出发决定货币政策,引起国际流动性大幅波动,最终引发各种金融危机。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是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调节者,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影响国际流动性的松与紧。从历史上看,在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后,当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形。 1.2货币错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化的趋势下,放大了金融风险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的大型危机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机),都存在显著的货币错配情形。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础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提供解决货币错配的有效机制。 1.3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金融监管的不对称,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从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是采取盯住汇率制的,在危机中均被迫贬值并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且除了1982~1983年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中采取了广泛、间接的外汇管制外,其他危机中各国在汇率自由浮动前,基本上都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在从资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向资本账户开放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由于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很多小型开放经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但在拥有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都很顺畅。 2区域合作的进程 2.1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特征明显 2007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进展,是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议题成了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峰会、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这表明,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东亚地区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是东盟,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宪章》,决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提前在巧年实现。《东亚宪章》试图借鉴欧盟的经验,使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能够步入机制化的轨道。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到现在已历时10余年。总体来看,东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逐渐扩大了范围和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关税、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经济合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目前还处于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阶段。 2.2美洲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贸易、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及涉及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在自由化的时间表上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灵活做法。贸易商品将在15年内分4个阶段实现关税项目和税率减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关税税目、税种达3000多项,免税商品总计4000类。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的贸易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运行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尤其在促进美、加、墨3国的贸易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美加墨3国贸易增长,尤其墨西哥成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与美加的经贸差距。 2.3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经过5轮扩大,到2004年成员国从创始时的6个增加到25个,名称也变为欧洲联盟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欧盟承认的候选国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欧盟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世界的25%。从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强中的欧洲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00强中欧洲跨国公司份量的变化来看,现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有着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因此现在看起来,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逐渐赶超美国。 2.4非洲联盟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商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足世界投资总额的2%和仅占世界贸易总量2%的严酷现实,一些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非洲各国并没有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相比之下区域化经济才是非洲经济的最佳选择。但多年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并未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预想的积极成果,机构重叠、体系复杂、缺乏运作资金等妨碍了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如何整合这一资源,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JP2]作为非洲大陆新的地区性组织,非盟成立以来为消除地区贫困、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合作的非洲,力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经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1金融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信贷的急剧下降,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短缺。由资本短缺造成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本国贸易保护,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降低。 区域金融监管的全球协作缺失的加剧。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要实现对表外实体的有效监管,跨部门、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监管职能的差异,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区域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严格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各国政府纷纷开展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很少顾及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乱、运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同时注意将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划分开。 3.2经济衰退 成员国处在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承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贷资本和经济实体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国难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拯救活动。而其他成员国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论上的纳什均衡点,导致处在经济周期最脆弱的环节的国家的经济恶化加剧。 投资的减少,减缓区域合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更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由于国内资本的脆弱,外国投资也是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来源。随着金融巨头的崩溃和投资者的战战兢兢,世界信贷量正在迅速缩减,贷方倾向于放弃充满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把钱放到安全的投资中。虽然在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通过国际效应蔓延到整个经济合作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冲击,造成群体性的经济萎缩。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优秀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优秀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经济史论文: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经济史论文:佉卢文经济史论文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济史论文: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济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济史论文:如何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的囹圄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经济史论文: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经济史论文:浅谈乡土历史资源在高中历史经济史模块中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经济史论文:财经院校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经济史论文: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新经济史学对于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经济史论文: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经济史论文:浅议高中经济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兴趣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经济史论文: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从《新中国经济史》看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史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组织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史论文: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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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论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09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优秀,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形势对增值税改进论文 一、增值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完善的增值税制度应构建在以下基本原则基础之上: 1.税收中性。任何一种税收制度的设计,从总的方面来说需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公平与效率,并力求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最佳均衡点(以一定的社会福利函数为约束)。具体到每一税种来说,其侧重点又各不相同,间接税侧重于效率,直接税更关注公平因素。按税收的归类原则增值税属于间接税类,因此效率是增值税设计时应予以充分重视的因素。税收的效率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税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即经济效率二是税务行政的效率。中性原则指的主要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在盎格鲁一萨克逊传统下,市场被认为可以自发地有效运行,税收的中性要求税收不要干预资源的配置,以免扭曲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但现实却是任何一种税都会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除非政府不征税,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税收理论更为适合的税收中性原则是指在承认税收会引起效率损失的前提下为取得一定收入谋求效率损失的最小化。税收的非中性缘于税收改变了商品与商品、劳务与劳务、商品及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即产生了替代效应,破坏了帕累托最优的一系列边际条件,也改变了相关利益主体的生产、投资、消费函数和决策。要减少税收替代效应带来的效率损失要求对所有的课税主体和客体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地区、行业、产业、产品等不同而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 2.便于管理和征收。该原则是说好的税制必须与政府的税务行政能力相适应;必须有利于降低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一种税制无论在理论上是多么的最优,但如不具备可操作的现实基础条件,超过了税务机关的行政能力和纳税人的纳税综合素质,那么该税制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例如税务机关不能要求一个在街边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建立、保存完整的税务会计资料,以准确地确定其应税所得。 3.稳定取得收入和充分弹性。从目前各国的税务实践来看,税制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一种现代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重税制结构,增值税以其优良的中性特性在各国的税制结构中(除美、日等少数国家)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增值税取得的财政收入占一国政府收入总额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在我国甚至达30%以上。及时、稳定地取得税收收入并能根据经济的发展自动按一定速度增加对于实现我国政府职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提高两个比重和振兴财政的根本要求。完善的增值税在多环节广泛征收,以经济活动的增值额为征税依据,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程度相当高。 4.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包括量的和质的增长两方面,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投资水平与产业结构适时调整的作用尤为明显。就经济与税收的关系来说,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收,税收服务于经济建设。增值税的设计也应从如何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计划,发挥税收利益杠杆的调节功能以引导企业的行为方式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的角度加以考虑。 5.公平与国际惯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税收是企业竞争的制度环境重要组成部分,尽力做到对不同经济性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企业给予公平税收待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作为世界经济的联合国WTO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等方面的规则,成为其成员国就意味着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当。在增值税方面来说,就存在一个向世贸规则靠拢并遵循国民待遇、非歧视等原则的问题,以尽量减少与他国的贸易纠纷和增进对外开放水平。 二、基本原则对税制设计的具体要求 1.征收范围的广化。即要求对所有产生增值额的商品和劳务交易活动都应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从国际上较早征收增值税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选择性征收趋近于普遍征收,普遍拓展到了生产、流通、服务领域(含家庭自我服务),法国等国家还将农业纳入了征税范围。通过征收范围的广化,一方面可避免由于从事性质相同的经济活动主体有的纳税、有的不纳税或纳税数量不等等不公平因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扭曲行为;另一方面还能增加政府的财源,实现政府的可持续税收发展战略。 2.税制的简化和透明化。税制的简化要求在税率的设计上尽可能减少税率的等级,征管制度规范。简单、统一,便于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和减少纳税人的相机决策空间,减少交易费用,有效地做到应收尽收和防止人情税、过头税、偷税、漏税等违法现象。透明化则要求增值税新政策的制定、修改、立法等活动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向公众公布,并提高立法层次以增强其权威性和统一性,使纳税人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纳税、纳多少税、自己是否遭到了非公平待遇等问题,这利于纳税人形成稳定而合理的税负预期和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以优化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能从主观上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和减少涉税违法行为的发生。 3.纳税人待遇平等化和奉行成本最小化。西方税收理论告诉我们,纳税对纳税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会给其带来负效用,主要缘于三方面:第一是纳税减少了其收入水平;第二是为了准确纳税,纳税人需建立保存相关的税务资料、进行税务登记、接受税务检查。花时间计算应纳税收。上办税厅排队缴税等,这是要付出时间、心理或货币成本的;第三是缘于纳税人的不公平感,若某一纳税人感觉自己与相同境况的纳税人相比遭受了更重的课税,不公平感会促使其产生以逃税等不合法手段逃避税收责任的动机,而逃税理论证明逃税会将税负转移给遵守税法的纳税人,最终的博弈结果是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普遍下降,征管成本会一步一步地上升。因此为减少征税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效用,在设计增值税时应尽可能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不公平待遇感。 4.税收优惠从少化。增值税的税收优惠主要有减免税及零税率,一般来说,一国政府实行增值税优惠是为了激励经济主体从事某种符合政府意图的经济行为,如为促进出口,对出口产品免税、退税;为鼓励投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设备免税等。但减免税具有很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对最终销售环节(即零售环节)减免税等优惠导致增值税税基的侵蚀和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从增值税的主要功能来看,一国开征增值税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税收优惠有违此初衷;其次,如纳税人销售的不是最终消费品,享受减免税不仅意味着本环节对上环节税款抵扣权的放弃,也意味着下环节税款抵扣权的失去,所减免的税在下环节又被征上来,违背了对增值额征收的课税原理,而且造成增值税税负分配不公爆后,针对不同对象的税收优惠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增加了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另一方面造成了不平等待遇、非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等现象,不利于公平竞争。因此在增值税设计时,税收优惠措施要严格控制和管理,优惠措施尽量从少,优惠目的要明确,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优惠范围不宜太宽,否则失去激励的本意。 5.有利于激励提高企业投资意愿和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增值税的经济增长原则及稳定收入和充分弹性要求增值税的设计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并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功能。具体来说,增值税的设计应有利于激励投资、扩大消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及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职能,这涉及到投入品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处理,高新产品等有益品的优惠待遇、高科技产业及国家鼓励产业的激励措施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增值税的设计应在组织必要的收入前 提下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并通过给予特定主体适当的税收支出利益刺激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合符政府的意图,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税源的开发。 6.有利于增进出口,提高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全球一体化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已进入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已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为了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往往也以不含税价格输入进口国,实行彻底的退税,增值税的消费地税收管辖权和边界调整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从WTO的税收协议框架来看,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也是为数不多的被许可而不被认为是倾销的出口鼓励手段,按国际惯例的要求对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制度进行优化已成为完善增值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我国现行增值税税收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规定对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额不准扣除。生产型增值税的选择在当初主要是基于组织财政收入和抑制投资膨胀,而目前宏观经济环境与1994年全面推行增值税时相比已完全不一样,民间投资不足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最近三年连续的以加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拉动效果并不显著,降低私人投资的成本和提高预期的投资收益水平应是我们政策考虑的重点。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显不适应经济形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购入固定资产已纳的增值税税金,而以成本作为固定资产价值的一部分入账,并以折旧的形式分期转移到货物的价值中去,随着货物流转环节的增加,税金转移的价值也越多,对已征税款的重复征税也越严重;二、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已纳税金,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性行业不利,阻碍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尤其对于一些固定资产更新周期短的行业不利,加重了这些行业的税收负担,形成各行业实际税负的不均等,与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相矛盾的,不利于基础产业、资本及技术密集性产业、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三、不利于中性与非中性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 实行出口零税率是目前各国普遍的做法,也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但出口退税的前提是准确地确定出口货物的已纳税金,退税额的下限决定于中性出口退税额,上限决定于世贸规则例外原则下所允许的非中性出口退税额。中性出口退税额一般等于出口货物在出口时已纳的国内增值税税额,生产型增值税造成法定税率与实际税收负担率的不一致给我国的出口退税工作带来了不便,不能准确地确定退税率,退少了影响产品的竞争力,退多了易招来倾销补贴的控告和国家财力的侵蚀;四、带来管理上的不便。对于每一项购进货物要区分资本品与非资本品,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同时给纳税人提供了逃避税、骗税的空间。 2.增值税范围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活动,纳税人为从事上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而将除加工、修理修配以外的其他劳务提供活动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征收营业税。这一方面人为地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中断,对不同行业的流转额实行两套平行税制,造成行业之间税负失衡,而征管事务当中以混合销售行为。兼营行为居多,劳务提供与商品销售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于纳税人销售行为的界定越来越困难,而平行税制的存在为纳税人的避税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和可能;另外,按我国现行的税收体制,增值税为共享税,营业税为地方税,实际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应税行为的混合对增值税的税收管辖权和税基产生动摇和混乱。由此可见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健全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3.实际税率结构较复杂。现行增值税的法定税率结构分为17%、13%两档,出口实行零税率,体现了公平税负、照顾低收入者及鼓励出口的政策意图,顺应了增值税税率结构单一化的世界税制发展趋势。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权衡各方面的利益,执行了一些调整税率,如农产品收购、废旧物资经营实行10%的扣除率,运费实行7%的扣除率。对纳税人要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分商业和非商业实行6%、4%的征收率,进项税不得抵扣等。税率结构的复杂化破坏了增值税的统一性和抵扣链条的平滑功能,出现了少缴多扣以及以普通发票骗税的不正常现象。 4.增值税法根据企业销售方式的不同规定了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和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间。但总的来说给企业的现金流造成了一定压力,如税法规定纳税人采取直接收付方式销售方式销售货物,以收到销售额或索取销售额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卖方的当天;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好托收手续的当天等,总的来说是以权益制为基础。而在进项税额的抵扣时间上,税法规定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购进的货物验收入库、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付完款、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劳务必须在支付劳务费用后才能抵扣进项税额。此规定的直接财务后果是税收现金支出提前,只要在财务上实现了收入就得交税,而费用支出在财务上确认发生时,税法规定必须支付全部货款经验收入库才准抵扣,是抵扣推后,总的效果是造成企业现金流的不稳定,在实际征收中表现为一些销售收入表现为大量应收款项的企业为交税被迫向银行借款或资产变卖,成为企业经营风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尤其在以赊销为主和存在结算时差的情况下,这点显得尤为明显。 5.小规模纳税人的存在。我国现行增值税法按纳税人的财务管理状况和经营规模的大小为标准界定小规模纳税人,界定标准比较模糊,缺乏刚性,造成各地的实际标准不一样。而不得使用专用发票和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使占纳税人多数的小规模纳税人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应税收入的核定也给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带来了困难,出现征税不足或过头的情况。 6.以票管税。现行的增值税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对税款的征收、抵扣、退税进行管理,充分发挥了增值税的相互制约机制,方便了征收机关的管理并降低了征管成本。但仅以票管税不能防止发票的假开、虚开、代开等纳税主体有意识违法活动的发生,即使实行电脑联网交叉稽核也不太可能有效地防止,因为这些都只是工具,而人是操纵这些工具的舵手,在我国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不强的情况下,仅以票管税等于放弃了对纳税人基础资料的获取与了解。 四、改进设想 1.目前关于增值税的转型问题是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谈论的热门话题。******总理在《十五计划纲要》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要健全税收制度,改革生产性增值税的目标。转型模式的选择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毋容置疑消费型增值税是最理想的选择,也应是我们改革的最终取向,但稳定财政收入又是另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约束,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将会大幅减少财政收入,据测算将会减收670亿元左右,在我国目前财政收支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大幅地减税缺乏现实基础。因此一步到位的设想注定不能实行,于是有学者提出先向收入型增值税转型,待时机成熟后再转向消费型增值税,这办法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并不太可取,理由有三:首先向收入型增值税转型并不能彻底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不符合增值税制度的历史发展潮流,而且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制度转换成本也是不容小视的,如征收方法的调整、企业的财务处理、税务资料报送等,人的思维惯性也会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其次,我国即将加入WTO,如何实现以不含税价格又能避免退税过度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刻不容缓,收入型增值税在这点上也有生产性的天生缺陷;再次,转向 收入型增值税可以看成是向所有产业的普遍性税收优惠,政策目的重点不透出,目的不明确,因而不能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发挥应有的杠杆作用;最后,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生产型增值税并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发挥其长处的地方。因此理想的转型模式是生产性与消费性并存,分三阶段逐步过渡,首先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把所有产业分为鼓励发展产业、一般发展产业与限制发展产业。在第一阶段,对国家鼓励发展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如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对于一般竞争性产业为保持税收稳定起见,除一些出口创汇较多的产业如家电、纺织等外(这些产业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实行生产型增值税;限制型产业属于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供给严重过剩的产业,如采矿、烟草、白酒等,为限制其发展和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在第二阶段,随着鼓励发展产业的发展壮大和该类税源的丰富,根据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对一般竞争性产业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限制型产业还是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第三阶段,消费型增值税全面实行;实现增值税的彻底转型。 2.不断拓宽征收范围,逐步拓展到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的所有领域。这个阶段可分两步走,先把目前争议最多、重复征税严重的运输业与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金融行业由于目前征管技术和关于增值税额确定等问题的原因(目前最流行的是运用现金流量法对金融业征税,但该理论在实际运作上还欠成熟),其他几个行业为保证地方财力的稳定继续征收营业税;在第二阶段把所有的劳务提供活动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需要指出的是,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拓宽涉及中央地方分配关系的调整,营业税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增值税税基的拓宽就意味着营业税税基的变窄和地方税收的减少,因此在此过程中必须对税收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可以从增加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如从目前的25%提高到35%一40%),或者是对现在的税种进行新的划分并加强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设,这两方面着手,但必须注意税收体制的调整必须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调整同步。 3.简化税制,改进征管,注重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在增值税转型和增收范围调整的过程中,要对现存的种种不规范的税率逐步进行调整、取消,尽可能减少税率档次,向两档次的法定税率结构靠拢,强化税法的严肃性。在税收管理方面,要由目前的片面强调以票管税向“票帐”管理并重,实现利用金税工程建立起的税收网络平台与海关、银行、财政、证券、企业的联网,加强对企业的全方位监管和动态管理,把企业的帐务资料、银行帐户的收支信息、海关的征免税等各方面的资料综合起来形成充分的信息库。同时为降低征管成本,可对纳税人根据财务管理的完善程度、依法纳税的诚实度等因素将纳税人分为不同的类别,建立税务信用体系制度,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征管措施,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的红、蓝纳税人制度,对财务不健全、经常偷漏税的纳税人给予重点照顾,做到有的放矢;而对财务健全、一贯依法纳税的给予较大的纳税自由度,减少其为迎接各种税务检查、审计的纳税成本。新《征管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了纳税人权益和利益的保护,在本文中我要提出的是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界定问题,既然《征管法》明确提出了税务、银行等部门要实现联网和信息交流与共享,银行有义务为税务部门提供纳税人的相关资料,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纳税时间的界定上要么实行权责发生制、要么实行现金收付制,考虑纳税时间的界定对纳税人的财务影响,减轻增值税对纳税人现金流的冲击。 4、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实行退税率制度,对不同的产品规定了不同的退税率,这充分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出口政策。 经济形势论文:国际经济形势研究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传递到全球,拉开了国际势力再次洗牌的大幕。最终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决出来,但有1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剩者为王,通俗地讲,就是看谁能在这场消耗战中,顽强地坚持并取得相对好的成绩。较量是需要实力的,而实力是相对的,这不言而喻。这次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不同,有的损失惨痛,有的损失很轻。重新洗牌的前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不是看危机之前怎么样,而是看危机肆虐之后各方体力如何。 那么,中国目前的体力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导致外需走弱,1批外向型企业撑不住,倒了,相应的工人也就失业,嚷嚷了1通,尽管这个事被有些人放大,用来制造恐慌情绪,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但究其实这些个企业,自身是有很大的问题,压榨工人当血汗工厂不说,消耗大量能源、资源,造成严重污染,早就被骂得半死,现在由于危机来临,问题集中爆发,1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又被骂个半死,总之政府永远不对,让这些企业存在是天大的错误,这些企业倒了又是天大的罪过,那些前边骂了后边骂的人们,就要好好地扪心自问1下,到底怎么样就满意了呢? 国内金融行业所受直接损失较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伤到根基,这1点说起来也怪,以前人家说中国金融体制落后,我们自己也认,但就是由于比较落后,没有跟国际全面接轨,去搞那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反而在这场灾难中得以保全自己。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且不说具体情节是不是那么回事,也不论投资黄金是否恰当,从国际斗争战略的角度看,却是显而易见的正解。210年前的RB、10年前的东南亚,往事历历在目,不由你半点怀疑。如果在本次货币战争中,中国成为被剪羊毛的对象,那么大致的情节是:基础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赚回大把外汇,某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境外热钱侵入埋伏下来,推高楼市、股市,最后集中撤退,在推高楼主、股市的过程中赚1笔,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再赚1笔,集中撤退时迅速换走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消耗乃至用光,人民币汇率急转直下跌成灰,几1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毁于1旦,制造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完了。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1些人急了,某人就说2009年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到时候人民币兑美元30∶1,等待中国的将是彻底的崩溃。问题是,某些国家的银行及对冲基金严重亏损,走上破产的绝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境外热钱都没有考虑撤退吗,反而眼睁睁地让其银行及对冲基金陷入绝境?这显然不符合基本常识,唯1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境外热钱被套在中国的楼市和股市里,出不了局,楼市由于流动性差,1时缺乏接手盘;股市被中国自己搞了下来,放出大小非、大小限,疯狂地奔向全流通,钱被谁赚就不用说了。外汇方面则是实行管制,外汇集中在政府手里,达到近2万亿规模,人民币也不能自由兑换,这就保证了足以战胜任何敢于冒险的境外投机资本,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些渴望中国被剪羊毛、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人民币汇率跌成灰的人们,在无奈和恐惧的同时,只能发出中国2009年崩溃的梦呓,如果到了2009没有实现,还会无限期地延后,中国崩溃论说了不是1年两年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方面高速增长,1方面问题层出不穷。刚开始的时候,外汇极端缺乏,技术又不行,攒点小钱去买人家的设备,人家卖给你淘汰产品,拉回来用不了的很多,活生生地被人家骗;辛辛苦苦地生产点东西,卖给人家,人家死命地压价;好不容易外汇越赚越多,有钱买技术了,人家不卖给你,合资给了人家市场,人家还是不给你技术;自己的资源大量消耗,等到去买人家的资源,人家不停地大涨价,全世界让中国买单;这还不算,动不动扯些人权之类的事情,鼓动这里闹独立、那里搞独立,恨不得把中国分裂成若干小国,连中国在外的公民也直接杀害…….诸如此类,凡有点爱国心的,即使不爱国但还有点公平心的,难免觉得很上火,就通过各种途径呐喊,发出救国图强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连绵不断,数次面临亡国,但都因为有着仁人志士,流过血,流过汗,中国1直走到了今天,成为唯1幸存的文明古国。要看1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去看她的历史。中国的特质在于韧性,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和问题,都能在超强的耐力长跑中,成为全世界的领袖。明白了这1点,你就会知道,目前面临的困难,比起历史上曾有的亡国时刻,比起310年前、210年前、10年前的困难,都是1些小的困难,有些人放大目前的困难,说些不着边际、无限恐慌的言论,似乎没有任何前程,如某人就讲子孙后代没有活路了,这都是些什么话? 应对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有着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许多国家以及他们的粉丝们听了,心里拔凉拔凉的就对了。外需1时不行了,内需就会跟上来,这就是辩证法。关于内需争吵的声音不绝于耳,攻击扩大内需政策的大有人在,主要是说中国人民很穷,存点小钱不敢花,谈内需不是骗人吗,人民苦哇,这么1煽情,附合的就有很多,破口大骂。首先是说人均收入很低,全世界倒数,单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但还有个购买力的问题,换算成美元是不多,但你在国内花,物价再和国外1比,那是老便宜了,国人消费的大米10几元1斤,苹果50元1个,面条60元1碗?事实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工资水平非常低,好多年不动弹,改革开放后,收入与物价才慢慢地涨上来,大家跟先前1比,分别翻了好多倍,改革开放前挣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全存下来,到今天也是白搭,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特殊情况,导致现在与1些国家相比,出现1个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对应的生产、生活的实物,则是比较滋润的,没有必要图什么虚名,单纯讲收入而忽略购买力,很不足取。当然了,如果住房、上学、看病这些带有公益事业性质的事情,政府多出些力,让大众自己少1些负担,那么大众会在其他的方面增加消费,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应更加明显。中国具有强大的基础生产能力,以前很多给外国人消费掉了,现在不缺外汇,外汇增长“说起来也是负担”,今后少给外国人消费,让自己国民多加消费,却是某些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某些国家的鼓吹手们攻击扩大内需政策,根子里就是这么回事。 以上所说内需或者说消费,主要指生活方面的消费。生产方面的消费则涉及投资,当然投资也涉及生产。其实,中国应对目前的困难,投资仍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遇到就业不足的状况,可以人为地增加就业,1个流传的说法是,雇1批人挖坑,再雇1批人填土,这个过程中,雇员有事干、有工资,不至于落入失业无收入。投资自然不必这么搞,因为中国还有投资欠帐,就是基础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正在搞的铁路,国家财政现在有能力搞1些大项目,会拉动系列产业加速运转,相应地带来就业岗位,将来取得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象挖坑、填土那样没有实际用途。 不管怎么说,中国GDP总量日益上升,在世界的排名不断往上挤,人均GDP相对不高,但人民币购买力很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下1步实行公益事业改革,扩大内需增长,同时加速启动新1轮投资,GDP持续增长没有问题,只是比例未必年年两位数,两位数增长有些过热,稍有放缓并不可怕。国际上积极的方面也有,资源、能源价格下降,西方也肯卖些技术了,都对中国发展有利。至于国内稳定更不成问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但不会挨饿,吃得太好,胖人越来越多,有些孩子过早肥胖,富贵病也多了,要是能趁着国际上闹危机的氛围,改1改吃得太好的毛病,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好事,纵观中国的历史,只要不出现大饥慌,就能成就繁荣富强,推动新农村改革的意义,除了确保粮食安全,还有助于农民增收,这同样为某些势力所不乐见,攻击新农村改革的就是这么1类人,他们貌似为民请命,实则捣乱来着,不能让其得逞,也绝对不会得逞。 中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就有了应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资本。现行国际金融体制,就是1个美元霸权,他自己不努力干活,用霸权美元消费全世界的好东西,这还不算,其人民及政府不惜欠债消费,借钱打仗欺负弱小。所谓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欠债太多,想法子剪人家羊毛,以弥补欠债窟窿,结果在房市、股市以及期货市场失算,旧债还没还呢,又产生了新债务,救市的钱也想让别国埋单。美国这种行径损人不利己,首先是同阵营的欧洲极为不满,逼迫美国开会讨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美国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但困兽犹斗,通过货币互换拉笼几个小国。当此微妙时刻,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和第3世界的代表,义不容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争取积极的话语权,参与到制定新规则当中来,否则的话,就让他们同阵营的吵吵去好了,反正我们是不急的,他们救市时间紧迫,看看谁能耗得起时间?退1万步讲,就算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口头上维持不变,事实上已经在改变了,易货贸易已经抬头,区域性的非美元结算贸易正在酝酿,美元霸权事实上将被架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而时间在中国1边。 具体到11.15在华盛顿召开的G20会议,立场基本已经清楚,美欧的共同之处是坚持西方主导,分歧在于谁做霸主,目前欧洲想夺了美国的权,美国则称全世界“离不开”其霸权;日本维护其主子美国,竟然在亚欧峰会上为美国代言,麻生在发言时把中国也拉了进来,既没有得到是中国的授权,也没有得到中国的追认;俄罗斯明言推翻美元霸权,主要是为了获得石油、天然气定价权;中国代表新兴经济体和第3世界,要求在国际金融领域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的美中欧3方,维持美元霸权中欧不同意,推倒美元霸权美国不干;实行欧元霸权,美中不同意;实行多元化美欧不同意。估计谈不出什么实质协议,对于中国来说,应坚定自己的立场,紧抓代表广泛的道德制高点,别怕谈不来,不接美欧的烂招,做好自己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时间在中国1边。 针对美国的危机,再发表1下自己的看法,论点是美国的危机还没有完。 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只要奉行“自由”规则,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发作,大致10年1个轮回。上世纪231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后,罗斯福实行新政,在市场无形之手调节经济的同时,加上了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调控。但自从美国凭借握有铸币权,偷偷多印美元消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并干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就开始了明目张胆地玩不公平游戏,新自由主义也随着全球化进程蔓延,尽管美国依靠美元霸权赚尽便宜,但也重回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周期性反复发作的老路。除了其体制固有的顽疾,美国还是1个奉行借贷消费盛行的国度,美元是他印出来的,被其他国家赚去1些当作外汇储备,美国再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借回美国供政府支出和民众消费。欠债多到1定程度,就会面临破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想方设法发动货币战争,把别国的美元储备掠夺了去,以弥补欠债的大窟窿,剔过日本的头,剪过东南亚的羊毛,这些都是史实。又1个10年过去了,美国操起玩过多次的把戏,吊诡的是这回居然失手,放眼全球,中国、日本的外汇储备最多,但中国有着牢固的防火墙,并且在10年前的香港保卫战中,积累了可贵的实战经验,得以再次挫败美国的阳谋;日本则长期实行低利率,投机玩家从日本借来资本,到利率相对高的地方赚取息差,或者做其他投资、投机,这样日本成为资本输出国,国际热钱自然也不再到日本打埋伏,使得日本这次也逃过了被美国剔头的劫难,并且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坏,投机玩家换回日元偿还从日本的资本借贷,使得日元出现抢手和升值,当然了,借着这个当口,是否会有玩家趁机进入日本打埋伏,准备以后剪日本的羊毛,就不得而知了。回到美国方面,由于这次没有成功掠夺到人家的外汇储备,去填补美国政府及其民欠下的巨额债务,于是金融危机在美国本土来了个总爆发,至于次贷危机,只是1个导火索罢了,不是本质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欠债过多无以为继。那么,其民众除了房产次贷之外,其他借贷的问题也会爆发出来,比如信用卡问题会浮出水面,实际上,其信用卡公司的坏帐已经开始显现,搜1下相关新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说,美国的危机还没有完。美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新总统的首要任务,必须考虑政府和民众的债务怎么还,据说奥巴马有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的计划,是不是打算实实在在地干活,扭转贸易逆差的颓势,以赚钱偿还债务了呢?还是会耍赖开动印钞机偿还债务?抑或是通过战争掠夺别国的财富?这些在将来的日子里,无疑是很吸引世人眼球的看点。 美国的麻烦在于两个层面的战败 美国人民及其政府都不怕借债,这当然是需要有底气,毕竟,1旦破产可不好玩。他们的底气,是相信自己的战争能力,不管欠多少债,总会通过战争,掠夺到别国的财富,靠着战力的威吓,也能拐骗些银两。说到战争,就分为两个层面了,1个层面是金融战争,没有硝烟,不会直接打死人,却能搞来财富,这次主要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从2005年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到现在的战局摆在那里,没办法,中国只能要求更高的话语权了,作为胜利的1方,自然要摘个果子吃。另1个层面,自然就是打仗的战争了,远的不说,9.11恐事件以后,美国打了阿富汗,又打了伊拉克,打阿富汗跟反恐有关,虽然阿富汗没什么财富可抢,也是要打1下,为美国人民出口气;至于打伊拉克,就跟反恐不大沾边,先是诬陷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是“情报有误”,只好改口说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当全世界都是傻瓜,不就是为了抢油?伊拉克人以及其他1些阿拉伯人,早在战前就讨论过,大意是美国要打伊拉克,伊拉克招架不住,但美国打仗要花钱,包括战利品从哪里来,这些人1下子就想到了,是从伊拉克的石油里出,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袭击石油公司、石油管道、美国大兵,这样1来,就算美国占了伊拉克,采油的事不好办,结果正是发生了这种局面,美国占了伊拉克,绞死了萨达姆,但伊拉克国内乱套,爆炸声不断,成天里死人,弄得美国花了大钱打伊拉克,却不能通过充分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再卖个好价,以弥补战争烧掉的大把美元,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仍然遭遇到惨败,至于以后能不能在伊拉克赚到钱,首先是不确定,再就是远水不解近渴。 有了伊拉克的教训,打伊朗的战争决心,迟迟下不了,伊核问题1时无解。趁着北京要开奥运会,格鲁吉亚就在美国的授意下,发动对南奥塞梯的进攻,结果是1向忍气吞声的俄罗斯,这1回利剑出鞘,3下5除2,把格鲁吉亚打趴下了,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事后弄几艘船开过去,在黑海耗了1阵子,撤了。俄罗斯玩得兴起,开着战略轰炸机到委内瑞拉兜了1圈,美国除了护航也没怎么的。世人看得清清楚楚,现在的美国不行了,偏偏还有人出来鼓噪,说什么花7000亿救市,不如拿这个钱跟中国打1仗,把中国的财富抢了去,对此,中国要防止狗急了跳墙,与俄罗斯联手,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事实上,也这么做了。俄罗斯其实也是为形势所迫,签了1直顶着的对华输油管道,不得不绑上了中国的战车,再怎么强人,形势比人强。 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得不偿失 众所周知,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战略上扼住其他国家的能源咽喉,并且用伊拉克的石油,填补打仗的开销,再多赚的话,那就是战利品了,算盘打得不错。那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目前,显然美国没有得逞,成为国内爆发危机的重要根源之1。 据美国国会服务机构2008.07.26公布的1份报告称,从2003年开始打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花费了6480亿美元,而当年的越南战争耗资6860亿美元。到了今年的9月份,美联社又援引两名专家最新出版的1本书的内容说,至9月30日,即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美国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拨款达到8450亿美元,现今“烧钱”速度3倍于伊拉克战争早期阶段。主要战事结束后,联合国给予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伊执行任务的授权,是到2008年的年底到期,然而美军仍想赖在伊拉克,就让伊拉克政府搞1份驻伊美军地位协议,以使美军继续驻扎合法化,原计划今年7月份正式签署,结果1拖再拖,待到草案1出来,引发伊拉克国内民众不满,组织了大规模游行,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政府就修改部分条款,到目前还在交涉当中。总之,美军1日不撤离伊拉克,就要以3倍于伊拉克战争早期阶段的速度,继续“烧钱”。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比尔姆斯,也曾经帮美国政府算了笔账,认为最终美国为伊拉克战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 根据“全球政策论坛”的调查,伊拉克储藏有大约2000亿桶的高品质原油,储量居世界第2,而且开采成本很低。伊拉克巴士拉大学经济学教授纳比利·马苏米在2007年的说法是,伊拉克已探明80块油田,当时正在开采的有20块,储量为1400亿桶。总之,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在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美英的4家大石油公司被排除在外。伊拉克石油产量最高峰,是在1979年,当时达到了日产370万桶的规模。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前,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60万桶。直到2007年石油法通过的时候,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比战前还要低1些。 2003年美军占领伊拉克以后,美国当然想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只是,除了反美武装的袭击捣乱,当时沙特也站出来,说你美国无权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必须等到伊拉克新政府成立,再作处理。直到2005年的5月,萨达姆倒台后的首届正式政府,才得以艰难诞生,当年通过的伊拉克宪法草案中,有允许外国公司在石油工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条款,为美国在伊拉克采油提供了宪法依据。又到了2007年的7月,伊拉克才终于通过了多次修改的石油法草案,根据该法案,英国石油公司、壳牌以及埃克森美孚等英美石油巨头,可获得30年的伊拉克石油开采合同,其在合同的初期,可以获得75%的利润,直到开采成本完全被收回,此后仍可以继续获得20%的利润。伊拉克石油法案通过时,美国环保组织就宣称,按照这个石油产量分成协议,即便 以每桶原油40美元的低价计算,伊拉克在未来30年间,将损失740亿到1940亿美元,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上涨,那么伊拉克的损失就会更为惊人,至少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而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伊拉克石油部长就出来讲话说,至少80%已发现的伊拉克油田,由国有的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开发运营,正在生产石油的油田未来仍将全部由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控制,那些已经探明但未开始生产石油的油田,由联邦油气委员会安排开发。根据这个说法,外资公司开采的油田,将是那些已经探明但未开始生产的油田,比例低于探明油田的20%,外资石油公司自己投资采油,初期利润伊拉克得25%、外资石油公司得75%,外资石油公司用这75%的利润收回成本后,再采油的利润伊拉克得80%,外资石油公司得20%,直到30年合同到期为止。至于尚未探明的部分,应该还有不少,但就没有明说以后怎么办。 综合判断,美国在伊拉克采油,目前处于投资及回收成本的阶段,还不至于快到净获利。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巨额“烧钱”,却没有得到多少回报,纯粹是个赔钱的买卖,美国欠下那么多国债,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记得在网上见过这样1种说法,要是美国不做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事情,别在伊拉克搞民主,而是直接赤裸裸地采油,也许早就赚到了,只是,伊拉克反美武装早有对策,不断搞袭击捣乱,能不能顺利开采呢?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美国“反恐战争”可能存在变数 美国新总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黑小子奥巴马获胜。这次选举经济议题偏重,但要解决经济的问题,绕不开“反恐战争”,因为所谓的这种战争,目前看越反越恐不说,根本上太“烧钱”,在经济利益上面,又得不到及时回报,已经使美国债台高筑,加之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失败,最终引爆美国本土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在选举拉票的过程中,的奥巴马,就抓住共和党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失算的小辫子,连带攻击说,如果麦凯恩当上总统,会在伊拉克越陷越深。麦凯恩阵营马上反击,说奥巴马这是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不能背这个黑锅,辩解说是仍要继续反恐,但共和党反恐的目标不对,重点不在伊拉克,而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听这个意思,似乎会逐步从伊拉克撤军,而把战争重心转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方面。 根据美国国会服务机构在今年7月的那份报告,除去对伊拉克战争的支出,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区反恐的花费,到当时也有2120亿美元。花了这么多钱,从阿富汗不会有经济利益回报,阿富汗赚钱的项目主要是生意,却又主要由塔利班控制。与在伊拉克打仗不同,阿富汗多高原山地,塔利班和拉登的基地组织,凭借这个条件与美军周旋,没有被完全灭绝,反而死灰复燃,约占全球80%产出的生意,则是其资金来源的支柱。美军在阿富汗的驻军约2.6万,加上英、法等国共约3.5万,这些兵力不够用,大多只占领1些城市,而将广阔的山区让于塔利班,这种局面与当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时,何其相似乃尔。奥巴马或许是想,从伊拉克撤出兵力,到阿富汗去,1举解决问题,不过,1来经济上只赔不赚,无益于缓解国内危机;2来阿富汗形势日趋复杂,塔利班做的生意,与阿富汗政府当局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美国不给阿富汗政府出钱,于是阿富汗政府里的许多人,就暗地里与塔利班勾结,通过参与生意搞些补贴,然则,在美军不能彻底铲除塔利班的情况下,前些日子,传出1伙法国兵被塔利班包围,仓皇逃跑时丢了2枚导弹,以美军为首的北约军如此不济,也难怪阿富汗政府想与塔利班和谈了。况且,中国欲拓展“丝绸之路”,上合组织欲整合中亚,美军占据阿富汗是块拌脚石,中俄早已不爽,今年7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呼吁借助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参与阿富汗反恐,称为了在阿富汗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及其资金来源的交易,必须积极地利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力量。在奥运会结束后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阿富汗总统作为主席国客人出席会议,表示“阿富汗人民希望摆脱恐怖主义威胁,享有和平生活,感谢所有向阿富汗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希望同上合组织和国际社会1道,打击恐怖主义和生产,加强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在10月底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第7次总理会议上,阿富汗第1副总统马苏德出席会议,希望与上合组织合作重建丝绸之路,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大对阿投资力度,并称发展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是本国政策的优先方向。这些都说明,阿富汗与包括中俄在内的上合组织,联系日益紧密,美国阿富汗将面对来自上合组织的战略压力,当然美国也可以选择与上合组织合作,总之玩家不再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至于巴基斯坦,情况也是相当的复杂。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是1些不受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控制,却同情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穆斯林部落,美国要求巴基斯坦合作“反恐”,曾威胁若不同意,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迫于美国压力,只得答应下来,但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行动中不是那么积极,美国当然不高兴了,干脆逼迫穆沙拉夫下台,先是想把贝·布托扶上去,结果她在2007年12月的1次政治集会上遭到暗杀,其夫“10%回扣先生”扎尔达里接任人民党的领袖。今年8月18日,很想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无法成行的穆沙拉夫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巴基斯坦举行新总统选举,9月6日扎尔达里当选。 之前的9月3日,美国为首的驻阿联军直升机降落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联军士兵在这次行动中,打死包括3名妇女和4名儿童在内的20多人,是为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地面袭击。结果就是,这1事件彻底惹恼了巴基斯坦,民众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迫使扎尔达里政府向美国做出罕有的强硬姿态,称巴基斯坦是主权国家,只有自己的安全人员,才有权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进行反恐行动;事件发生3周后,巴基斯坦国防顾问突然造访白宫,当面向美国官员表达愤怒之情,对于巴基斯坦的这种强烈反应,1位美国官员称“确实让美国始料未及”。而在事件发生3天后,巴基斯坦军队宣布,由于“安全”原因,美国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口上岸,北上白沙瓦,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后勤补给线,在开布尔山口被禁止通行,这条线路承担美军在阿富汗总补给量约70%的任务,给美军以沉重打击。此后巴基斯坦军队奉命,若是美军再次越境袭击巴基斯坦,将会开火还击,9月26日美军欲第2次越境袭击时,巴基斯坦军队予以阻击,双方枪口抬高1寸,以警告方式交战5分钟,子弹从双方士兵的头上飞过。 扎尔达里是个极度亲美的人物,没想到在美国眼里,被轻视到这种程度,居然完全无视其国家主权,从而引发巴基斯坦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弹。更为不妙的是,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巴基斯坦财政陷入困境,国家面临破产边缘,美国自顾不睱,扎尔达里终于访华求助(迟了些),按说巴基斯坦与中国感情深厚,友谊源远流长,中国又有巨额外汇储备,当年1下子免除非洲百亿美元债务,巴基斯坦所需还不到百亿呢,不过,既然你极度亲美,只好象征性地帮1下了,虽然签署了12份合作协议,但是给美元就只有5个亿,无奈之下,巴基斯坦又向IMF求助去了,巴基斯坦在经济上的依靠,其实还有1个沙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沙特对扎尔达里也不怎么感冒。下1步,如果美国全面打到巴基斯坦去“反恐”,经济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弄不好巴基斯坦会陷入内乱,扎尔达里的总统位子,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个问题。在地缘政治方面,则会引起中国的关切,以及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的关切,玩家更不是只有美国1家,这潭子水不可谓不深,本来不怎么擅长国际事务的,以及能力尚待观察的奥巴马,在把仗全面打到巴基斯坦之前,不妨先好好地掂量1番。 美国军事战略收缩或冒险,将面临两难抉择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到恐怖袭击,1时震动全球。美国这个所谓的唯1的超级大国,显然是被打疼了,后来的事情都知道了,小布什政府高举“反恐”大旗,发动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拉登基地组织的战争,又在2003年绕过联合国,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打到现在,塔利班从重创中逐渐恢复,拉登也没有逮着,伊拉克乱象丛生,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 2004年10月29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1段拉登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的录像带,首次承认是他下令发动了“9·11”袭击,这段讲话长约7分钟,其中谈到袭击美国的原由,是由于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感到非常失望。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以军对贝鲁特的高层建筑和民居,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摧毁,眼看着1幢幢高楼大厦倒在以军的炮火下,亲眼目睹了这1惨状的拉登极其痛恨以色列,更痛恨袒护以色列的美国,拉登说到:“当我看着黎巴嫩的高楼大厦毁于1旦,我的脑海里立即闪过1个念头:这些暴君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我们也应该炸毁美国的高楼大厦,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尝到无辜妇女孩子被屠杀的痛苦。”当拉登讲这些话的时候,美军早已侵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至于有人怀疑,美国只是借9.11出击战略要地,推行全球军事霸权,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先发制人”攻打伊拉克,还想打伊朗,期间策动1些独联体国家搞“颜色革命”,实行北约东扩到达俄罗斯家门口,对中国的围堵也1直没有消停。 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主要战事,都是比较快速地解决,如果真象美国战前宣传的那样美好,实行了民主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够享有和平、富足与尊严,那么,就算美国再干掉伊朗伊斯兰政权,说不准也能成为现实,但真正的现实是残酷的,美军攻陷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状,无情地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美军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攻打伊朗,甚至连格鲁吉亚也护不住了。导致这种战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以为可以象改造2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那样,也可以改造伊斯兰世界,岂料当地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利益冲突不好平衡,反美势力不好对付。更由于美国驻军的胡作非为,乱搞诸如虐囚事件、残杀平民、奸淫掳掠的恶行,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抗,形成各路反美武装起事,在伊拉克跟美军打城市游击战,在阿富汗和美军打山地游击战。这样几年下来,美国空耗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丢弃了捍卫民主、维护人权等道德光环,1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无奈地在世人的眼中沦落。 小布什政府没有余力拿下伊朗,这已成定局。近日,奥巴马则表态“不能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对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要是伊朗不造核武器的话,奥巴马政府也不考虑打伊朗。伊朗的问题同样涉及以色列,就在昨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谈时,还说以色列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以应对伊朗的“核威胁”,言外之意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轰炸之类,但在早些时候,美国明确反对以色列单方面行动,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理由是伊朗的核设施在地下很深,加固层很厚,以色列炸不透,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连续5次用钻地弹打在同1个点上,才能炸到伊朗的核设施。而伊朗面对无数次军事打击威胁,倒是表现比较硬气,光脚不怕穿鞋的。 美国本土爆发危机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出了个7000亿救市计划,这个钱从哪里来却没有全部落实,后续情况尚不明了。在遭受危机重创之下,理智地讲,美国是有必要实行军事战略收缩,暂时抛开或减轻打仗的包袱,学中国样聚精会神搞建设,1心1意谋发展。如果美国将从中东、中亚战略收缩,代价会是钉子以色列比较难受(美国的犹太人大亨们跟着难受),在伊拉克石油利益的保障能力下降,留下的权力真空由有关方面填补,等等,显然是美国极不情愿意接受的。 而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奥巴马为了表示不向恐怖分子投降,有把战火重点烧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意思。但实际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形势,比美军在伊拉克那边还要艰难,奥巴马政府要是真那么干,无疑会冒极大的冒险,不仅无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反而可能掉进更大的险境当中。比如说,1旦把某些方面逼急了,暗地里给塔利班供应些先进武器,就象美国当年支持阿富汗对付前苏联1样,想想美国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收场?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及后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失利,根子里是美国自己造成的。最近,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号,赢得了这次大选。维持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现状,虽然也是1个未来选项,不过这就体现不出什么变革,而要在对外军事战争方面变革,要么实行战略收缩,要么开始新的冒险,如上所述,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两难选择。也许他们认为,先搞国内的危机处理,打仗的事容后再议,只是,美国危机的根源,正是主张财政赤字的“里根主义”的破产所致,而其主义之所以破产,则是美国连年对外军事战争失利,造成庞大的对内对外债务负担,使得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面临破产的边缘,以及大批民众面临财务破产,而这种状况,又没有通过军事战争本身,或者通过金融货币战争得以化解。因此,其军事战略调整问题,将是躲不过、绕不开的优秀议题。据传当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后,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之1,也是面临国家财政破产,居然跑到新加坡去,请求哪怕借到1800万美元也好,谁能想到超级大国也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短期内,中国的战争风险不在台海在西线 美国有人鼓噪说,7000亿救市不如跟中国打1仗,这1论调未必会成为美国国策,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9月中下旬,美国本土全面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小布什同胡总通电话,胡总点到台湾问题,过了没几天,美国政府抛出个对台军售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同胡总通电话时,胡总又主动点到台湾问题。其实中美对话,只要谈到敏感分歧地方,总是1个台湾问题,多少年来1直如此,最近几次也可以看作是“惯例”,但由于正值危机发作期间,国际势力大洗牌之际,中美再谈台湾话题,就别有1份深意在里边。美国抛出对台军售案,根据其惯性思维方式,大抵是想以此作为筹码,对冲要求中国出钱为美国埋单救市,相应的,中国提出台湾问题也可以看作某种要价。最近的相关新闻里说,美国将把60%的战略核潜艇移到太平洋,目标直指中国,应对台海局势。表面上看,台海正在成为热点,似乎中美角力,足以爆发战争冲突,其实未必如此,美国学孙子兵法,或许用的是声东击西的招数。陈云林访台已经结束,大3通也实现了,两岸交流与捆绑越来越紧密,和平共处占据主流,短期看并不存在战争风险。 倒是西线,中国拓展新丝绸之路,必将与美国发生战略冲突。中国需要中东和伊朗的石油,正在筹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输油管道,以前印度不太合作,近来跑去伊朗,态度比以前变得积极,这条线将会绕过马6甲海峡,避开美国占优势的海上威胁,显然美国不搅局才怪,在不敢对伊朗下手的情况下,若是奥巴马政府将来以反恐为名,把战火全面烧到巴基斯坦的话,由于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极有可能把中国拖进去。同时,中俄联手主导的上合组织,与美国争夺中亚也发生战略冲突,美国急了眼,在反恐方面实行双重标准,放出东突恐怖分子,到中国的新疆去捣乱,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下重手粉碎敌人的阳谋。此外,在中东这个地方,中俄欧都等着美国战略收缩,好趁机进行渗透,中国拿到伊拉克1份为期20年、总额30亿美元的石油服务合同,可以说是1个信号,美国挨了1记闷棍,很不爽的样子,有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要求中国出钱给美国救市,但1来筹码太轻不相趁,2来中国不从伊拉克石油利润中分成,美国不大可能弄出这种于己不利的事情,因为中国不从伊拉克石油利润中分成,开了这个头,以后美国公司从中分成,就显得10分的不道义,这不是坏了美国的“行规”吗? 有关美国军事战争方面的话题,目前的情况大致如此。俺1再强调说明,美国连年对外军事战争失利,是导致美国国力虚耗、债台高筑的重要根源,也是其爆发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之1,要义是为了揭示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乃是1场巨额债务危机。 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形势基本判断论文 我国从2002年开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发展速度有所抑制但仍在不断走高。2007年,虽然政府各部门出台了多种调控措施,但仍没有减缓的迹象。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其原因的分析,经济界正在热烈讨论。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5%,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18%M1增速超过20%,CPI上涨率超过3%向4%、5%以上攀升,贸易顺差超过上年全年的63%。对这种情况如何认识,理论界意见渐趋一致,即有向经济过热发展的趋势。此种情况早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及时祭起宏观调控这杆大旗。1-8月,央行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通过增发央行票据和其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大量回收货币;财税部门多次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和降低出口退税率,将利息税税率从20%降到5%,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从0.1%提高到0.3%;物价管理部门也极力控制地方政府出台提价措施等等。但效果却不十分明显,增长速度没有明显下降,物价却在节节攀升,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经过短期回调后,一跃上了5000点大关。 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也出现加快增长趋势。首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近几年逐步加速,2003年只有9.1%,2004年和2005年年均超过13%,2006年提高到13.7%,2007年以来的增速持续超过1979-2006年14.9%的年均水平,上半年增长15.5%。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但引起过热的原因和控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尚在探索过程中。 探索过热引起的原因可追溯到13年前。1993年的治理整顿持续了四年,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也使经济进入了低谷。1998年,为了确保8%的经济增长率,各级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只达到7.8%。1999年,经济增长回落到7.1%。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连续6年,我们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增加货币投放。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增加投资。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地大上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港口、楼堂馆所不停地上。经济犹如比人高的水缸,不停地往里灌水,老是装不满,等你发现装满时,水已经溢了出来。2002年,我们迎来了久别已久的经济复苏,告别了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因此,可以设想,除了国际“热钱”进入国内投机的因素之外,长时期的货币投放是经济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 从2002年到2007年(预计),GDP总规模接近翻一番,从12万亿元扩大到24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0.5%;2003年货币供应量M1、M2和信贷以及投资、工业、外贸和GDP的增长都在上一年回升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势头。2004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47%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超过20%,一、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超过17%,6、7、8、9月份CPI上涨率连续超过5%,政府及时出台财政货币政策措施,较大幅度地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银行实行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提高信贷门槛等等。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作出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半年的决策,土地政策全面参与宏观调控;严格土地政策管理,不仅对遏制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保护农业用地、减少耕地浪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也有支持作用。应该说,土地调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到该年下半年,这些指标均拉回到合理区间内,防止了局部过热的蔓延,避免了一次大的起伏波动。但金融调控的效果不佳,货币投放并没有有效抑制。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控制货币投放,逐步提高银行利率,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本届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操作比较注意松紧弹性和灵活性,在年度货币信贷目标总的约束下,年内各月各周的随机性操作有较大的弹性,不同时点的松紧度不一样,通过随机弹性操作来控制加速趋势,以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2006年上半年,信贷、投资、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过剩,经济出现由“偏快”向“过热”转化的势头。 投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在8.5%-10.5%之间,2007年上半年超过了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4%-7.5%提高到13%左右。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加快了,消费能力提高了。人们发现越来越有钱了,几年前还不敢想的买车买房,在银行的协助下很多人都将其变成了现实,居民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支用于购买汽车和住房。居民汽车拥有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购房需求快速增长推高了房价,带来了未购房者或无力购房者的强烈不满。 苗头已经很明显,也用不着讨论经济是否已经“过热”,问题是能否保持长时间的繁荣,这种趋势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经济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倘若引起通货膨胀或经济过剩,我们采取什么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否还会有效?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分析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进行体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转型,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由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主体配置资源为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调动经济资源向不同方向流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再依据一个途径或一个管道,对宏观调控的耐受性也不再一致。这就是本轮经济增长和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宏观背景。 市场经济时期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有根本的不同。计划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所以政府发文件就非常见效,只要堵住资金的源头,增长速度就会很快掉下来,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大起大落。那时,工资报酬的调整并不根据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商品价格也是几十年不变,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了,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就出现商品短缺,物资就紧张。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降下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就降下来了。现在不同了,决策者想把经济速度搞上去,但增长速度却上不去。决策者想把速度降下来,却怎么也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宏观调控的水平低,而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成倍地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成倍地加大了。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再只是速度快了还是慢了,还要看物价是在不断走高还是在不断走低,资金流通速度是在加快还是在减慢,社会上的资金是多了还是少了,企业的相互拖欠是增加还是减少,多数企业的利润在提高还是降低。这些都是苗头,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惯性,因此是有苗头可抓的。判断经济形势要抓苗头,抓住了苗头,才能抓住宏观调控的主动权。 既然是市场经济,就一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实质上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即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将政府宏观调控引入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大危机带来的大破坏,使资本主义避免了或曰延缓了覆灭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只把经济活力引进来,而把经济周期甩出去。因此,也必须将宏观调控手段和方法引进来,避免出现经济大危机,最好也不出现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完全不同,因为计划经济的危机是短缺性的危机,市场经济的危机是过剩性的危机。宏观调控过度会引起通货膨胀或加快经济过剩时期的到来,因此存在巨大的风险。不是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不仅应掌握尽可能多的调控工具和手段,而且,还要掌握调控的艺术。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调控主体发生了分化。过去作为调控主体一部分的地方政府、专业银行、国有企业等已由调控主体不同程度地变成调控对象。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去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对中央的调控决策往往具有放大效应,中央要从紧,地方政府会层层加码,以至于让企业透不过气来,“适度从紧”往往搞成“过度从紧”或“失度从紧”。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增长或曰发展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政绩,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往往以“你热我不热”为借口,或明着“从紧”,暗地放松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4年对土地的严格控制,虽然起到了抑制经济过热促进集约利用土地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并不心甘情愿,所以一旦放松,积蓄的能量便很快迸发出来。两级调控变成一级调控,说严重一点,很多地方政府在反调控,或者说想方设法钻宏观调控的空子。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如果不“一刀切”就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一刀切”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理论界的指责,因为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对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缩小差距和分享大国崛起的成果,后发地区的发展热情极大地增强,各地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有的地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加速工业化。这种如饥似渴的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我不是在指责地方政府,我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驱使地方政府采取的合理对策。所以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应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计划经济条件下,各专业银行也是宏观调控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发文件,银行不折不扣照办,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专业银行商业化之后,各大银行成为彻头彻尾的利益主体,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主体当然就大错特错了。调控经济首先要调控银行,银行调不动经济就调不动。近两年,把调控的重点放到银行,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还是没有找准“穴位”。在加入WTO的压力下,银行业改革不断加快,既要提高竞争力,又要防范信贷风险,还要提高经济效益,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这些压力都传递到行长头上,行长们承担了不堪承受之重。譬如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需要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最需要扶持,但都蕴含着较大的风险,银行却不能“雪中送炭”,房地产行业“一花独放”,银行却在“锦上添花”。我认为,这怪不得银行,也怪不得银行行长,这是市场行为,不这样,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就难以发展壮大,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作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利益主体,会自动因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商品价格上升时,会自动增加产量,维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使经济处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但如果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出现商品过剩、支付困难、相互拖欠、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如何既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又能够避免因通货紧缩带来的经济过剩的危机或长期的大萧条,是宏观调控要实现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传统的行政手段已很难奏效,使用多年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事实证明也是治标不治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热钱”太多,不仅有境外的“热钱”,也有境内的“热钱”,当务之急是将“横冲直撞”的“热钱”收入笼中或使其无机可乘。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宏观调控之策。笔者提出几条不成熟的建议供参考。 (一)大量释出国有流通股,并尽快让社保入市资金逐步退出 股市不断上涨,既是一种好现象,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股票市场已没有多少投资价值,投入的资金已具有投机的性质,一旦泡沫破裂,受到损失的是刚刚入市的普通民众,政府不能陶醉于资本市场一片大好,应该采取一定的调控手段。调控的目的不是将股市砸下来,而是不要使其上升太快。上市公司股改完成之后,国有股已全部成为流通股,可把其作为调控股市的工具。建议向各控股公司发出指令,分期分批释出一部分,并将变现资金全部纳入社保基金。这样做可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平抑股市,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二是回笼资金。此外,社保资金入市的部分应令其逐步退出,在股市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不准再次入市,其目的是借此回笼市场中过量的资金。 (二)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为广大投资者开辟更为广泛的投资渠道,改善资本市场结构 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超过16万亿元,把如此多的资金寄托于为数不多的银行,在给了银行行长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压给他们难以承受之重。目前,股票市值已超20万亿元,但上市公司真的值20万亿吗?这是不用证明和回答的问题。把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资本市场寄托于两家证券交易所,也是令人不可理解。股市长期低迷,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股市暴涨,同样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我建议借股市上升之机,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让一些经营业绩比较好的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增发股票,并允许经营状况好并且比较规范的企业在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后,按照面值在当地发行股票。使老百姓能够买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既能够使一批企业筹集到生产所需资金,又能够分流一部分在二级市场上热炒的资金。企业在当地公开募集股份,既能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其财务费用和偿债压力,也可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由于企业受到当地股民的就近监督,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股民不仅可用脚投票,而且可用手投票,有利于改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民只用脚投票,而无人用手投票,处于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在公开募股的基础上,可在股份公司所在城市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允许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挂牌交易。 三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停止新建大型公共设施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建设了大量公共设施,有效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尤其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已形成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城市基础设施也有很大改善。面对经济过热的趋势或苗头,减少财政公共设施投资,也许是最容易做到的。虽然财政投资占的比重不大,但可起到引导、警示和釜底抽薪的作用。一些项目可以缓建,尤其是楼堂馆所应统统缓建。缓建并不等于不建,如出现通货紧缩或经济过剩的情况,还可迅速恢复建设,成为拉动需求的工具或手段。各级财政都应采取增收节支措施,扩大财政结余,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币投放。 (四)继续发挥市场调控手段作用,但应时刻注意调整调控方向和调控效应 市场手段的优势是具有弹性,缺点是传导环节多,见效比较慢。如能做好预测,科学确定调控方向和调控力度,其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适时调整调控方向十分重要,如从近期看,我国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远期看,又存在经济过剩的风险。如不能适时调整方向,调控就会过头,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造成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市场手段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和税率。其中,利率又是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从1993年开始,2004年央行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而且其他各类利率也已全部实现浮动。但到目前为止,利率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利率未能反映市场对资金的真实供求关系,未能体现市场对价格走势的预期,也未能充分反映风险贴现。利率的弹性也不强,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提高利率难以及时有效地调控企业行为,调控效果也不理想。 2003年以来开始运用这些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都采用微调的方式,单次调整幅度都很小,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0.5个百分点,存款利率每次上调0.27个百分点,而贷款利率有时只上调0.8个百分点。今后,应更多采用组合措施,调整的方向、力度、措施组合和节奏的选择,以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依据,并要注意超前性。既要把握调控的方向,又要把握调控的力度。调控力度是指经济杠杆如税率、利率、汇率的调整幅度。确定调控力度有点像中医下药,药量小了治不了病,药量大了会伤了元气。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形势分析管理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论文:市场经济形势德育论文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内容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坚持形成教育合力,形成教育合力,建立多渠道德育管理网络,这对实现德育工作目标,提高德育实效至关重要。根据德育工作特点主要要形成五种教育合力。这就是政治教师与班主任形成合力;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形成合力;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形成合力;党、团队教育形成合力;学校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形成合力。为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校德育工作努力。 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形势思考论文 2002年上半年,天下经济出现苏醒势头,整年形势将好于上一年。但苏醒势头前强后弱。美国经济情况远不如人们年头预计的那么乐观。美国商务部发表的第二季度美国GDP的预计增长率,按环比折年率盘算仅增1.1%。欧洲增长乏力,预计今年只增1.5%。日本经济已经制止恶化,但经济远景并不清朗。日本政府2002年3月发表经济陈诉以为,2002年经济将出现零增长。除日本外,东亚经济则在进一步好转。亚洲开发银行于2002年4月和7月分别两次视察当地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将不包罗日本在内的2002年东亚经济的预计增长率由2001年12月发表的4.7%前进到5.8%。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2002年上半年预计增长7.5%。 值得细致的是,当宿天下经济生长中有一些题目须要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21世纪初,天下经济会怎样生长,同这些题目有很大关连。 一、全面预计美国在当宿天下经济生长中的作用 2002年头,人们一度以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力强劲的增长,从而发动整个天下经济的生长。但情况生长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率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凌驾不久前预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商业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商业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题目是,迄今为止,我们通常是,大概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生长的角度,来视察天下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照旧天下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态短期内是难以转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固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解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盘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解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率成光显比力。)。这种不稳固和不确定因素通常带有突发性子,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警备。“9·11”可怕打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略已经已往了,但它对人们生理等的深条理影响是不行能很快消散的。美国许多民众以为,“9·11”事故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孕育发生的;如今美国对可怕打击作了这么多的警备,要是再孕育发生比力大的打击事故,它对美国的影响将黑白常紧张的。令人寻思的是,“9·11”事故刚刚已往,平安等至公司假账案又相继而至,而且其揭破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故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停顿,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大概性又由于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天下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书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预计,要是有50%的大概战争不会孕育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要是有30%的大概对伊拉克动武乐成,美国经济大概增长2.3%;要是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紧张破坏的大概性有15%,美国经济大概只有1%的增长。如今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天下经济带来增长,也给天下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我们既要充实使用美国给天下经济带来的时机,又要做好充实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种种题目。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搪塞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珍视。21世纪的天下经济不光须要增长与生长,还须要康健与稳固;不光须要发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须要能够促进稳固生长的因素。21世纪的天下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固的天下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事促进天下经济牢固增长的紧张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天下GDP的32.7%。现在,天下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职位地方而代之。在以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固生长给天下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以后一个相其时期,不稳固生长仍然是天下经济的一个紧张特点。我们不能把天下经济的不稳固生长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天下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固因素中,美国事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固因素。 另一方面,目宿天下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生长,相对来讲比力牢固。他们在肯定水平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固生长给天下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细致。现在美、欧的经济范围现实上是大要相当的。最少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力,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时期,欧盟经济因此1.3%~3.4%的速率增长的,究其缘故原由主要在汇率的厘革。要是按1995年的价钱和汇率盘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率不如美国,但生长比力平衡。近来十来年大略连结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样平常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划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样平常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商业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力,有较大幅度增长。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连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月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康健的。以后十年,欧盟经济将连续连结比力牢固的增长速率。21世纪,欧洲是促使天下经济平衡增长的紧张因素。以为现在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倘佯”状态,并无充实凭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急后,中国为天下经济的繁荣和稳固作出了积极的孝顺。这种孝顺,其水平凌驾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商业中占据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题目:在科学技能和经济举世化进一步生长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天下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样平常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天下其他国家的经济讨论越亲昵,它对天下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天下其他国家讨论的水平”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要是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域经济生长的紧张时间,以肯定的经济气力为依托,接纳准确的政策,通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急发作后,中国对天下经济稳固增长所起的作用,其紧张性凌驾其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即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孕育发生历史性厘革,它将对21天下经济、政治款式孕育发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范围虽然和美国平分秋色(注:2001年,欧盟收支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凌驾同期美国的收支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收支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商业。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团体。为管理一体化题目,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不停在为配置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开心屠杀,但欧洲单一市场的配置比人们原先假想的要庞大得多。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拦阻商品、职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现实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创建。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矩”中,现在只有70%被全部成员国按规矩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纵然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验和贯彻也还须要时间。凭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集会作出的答应,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验统一的规矩和规则。里斯本首脑集会还划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创建统一的“市场监禁委员会”,而现在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禁机构。它们各执一词,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现在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列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现在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连年来,欧盟为完满单一的内部市场接纳了许多步伐。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措施即是欧元准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钱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划定的半年收缩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乃至提前完成了钱币的兑换事情。如法王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制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视察时,欧元已无一破例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正当钱币。市场非常清静,没有由于法王法郎和德国马克永世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孕育发生任何风浪。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迎刃而解的效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民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接纳了一些紧张步伐。好比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领域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提倡,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刊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举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伏投资者提供细致信息,内容包罗公司的管理及筹资要领。人们以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和谐其15个成员国的执法差异,创建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要害。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要是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效果,那么一体化作用领域的扩上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现在欧盟正就东扩题目同波兰等国家举行讨论。一样平常预计,在以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罗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地皮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生齿,GDP将凌驾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水平上转变现在欧洲的政治邦畿,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题目。 四、地域经济相助出现增强趋向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苏醒迟钝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开心增强地域性的经济相助。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域的地域相助希望最为显着。 2002年东亚经济相助进入了一个新的生长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已往不停停顿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向导人集会上确定了创建中国——东盟自由商业区的目的。2002年末,"101"向导人集会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相助框架协议》,现在有关各方正为此举行着紧急的准备事情。2003年头将全面启动自由商业区的讨论,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如今,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捐躯鄙俚国家优点为价钱。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商业区,标志着东盟经济相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长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竣事的亚太经合构造部长集会发表的《宣言》夸大,该构造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连续增长、能源清静和情况掩护的配合目的而增强相助。着末,令人细致的是,东亚地域的清静相助现在有新的转机。2002年末召开的"101"向导人集会除了讨论地域经济相助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清静相助题目。如今看来,增强东亚地域经济相助和推进地域经济一体化是管理地域内清静题目的紧张途径。地域内清静题目的管理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域经济相助和一体化的生长。二者搪塞促进地域经济的增长与生长都是紧张的因素。 受天下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现在南美国家的经济广泛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滋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急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紧张的金融危急和内战之中。为了开脱现在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速地域相助的步骤。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口岸都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集会,与会向导人配合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清静和基础措施生长的共鸣》的声明。集会进一步夸大了地域基础措施一体化和能源相助在振兴地域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列国向导人同等以为,集会为南美地域的一体化开发了新的蹊径。 五、贫困题目变得越发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天下贫困题目变得越发突出了。现在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越发细密地讨论到了一起。在失业题目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越发凸显。秘鲁国乡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质料体现,秘鲁现在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生齿占天下生齿54%,其中27%的人生存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急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生齿不停在增长。印尼现在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另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寄托暂时做工养家生活。”(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綦重繁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要是凭据天下银行的统计要领,印尼日均生存用度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天下生齿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降落。但美国几家大企业克日公布的最新裁员筹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大概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现在不乐意大范围增长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视察评释,由于东家不愿增长新人,失业者的匀称失业周期在延伸,现在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现在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凌驾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孕育发生厘革。已往,受教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紧张。近来的统计体现,受过高等教诲的人、白领阶级和碧眼儿的失业题目,这次更为紧张。(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厉.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发表的陈诉说,德国东部地域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厉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月这天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生齿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到达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要是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大概凌驾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细密地讨论在一起,这为管理贫困题目增加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商业掩护主义仰面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商业掩护主义有进一步生长的势头。主要表如今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控诉为倾销和举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举行全面视察。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入口钢材征收特别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猛烈阻挡。 2.美国在欧洲紧张口岸派驻海关职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大概“使欧洲其他口岸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倾轧。”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前进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以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规则定的开支增长了80%。 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本国产物掩护的力度,同时又久有存心地使用美国现在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上风,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7月27日,美国众院议决一项提案,给予布什总统同别国举行商业讨论的更大授权。险些同时,7月26日,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在五方农业集会上提出,要求将举世家农品关税从现在的62%低落到25%以下,并要求世贸构造成员在五年内将农业补贴淘汰到该国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该提案还提倡世贸构造成员增长全部农产物的入口配额,幅度为20%。提案一出,欧、日顽强阻挡,以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低落农产物关税的幅度远宏大于美国自己的降税幅度,因而紧张脱离了平衡性原则。加拿大则体现,加“对提案的内容非常赞同,但我们如今更体贴美国怎样使其新农业法和提案相同等。由于美国在新农业法中大幅度前进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做法说明,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现实举措并不切合。” 收稿日期:2002.10.17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论文: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综合论文 (1)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公务员之家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第三,由于国内非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干扰。例如,发生政治动乱、发生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等,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四,经济系统自身变动引起的问题。例如,货币发行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引起比较利益过低行业的衰退,价格调整不合理引起的物价上涨和生产结构扭曲,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下降,财政收支失衡,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失衡等。 对由以上原因引起的问题进行分析必须建立在前面各种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主要问题,利用一定的数据说明问题的数量特征,然后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体制、市场体系等方面的失误、不合理或条件不成熟等方面分析问题。 经济形势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德育浅谈论文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内容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公务员之家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经济形势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浅谈论文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内容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公务员之家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经济形势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形势高素质人才培养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校企合作现状;加强校企合作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下滑、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资金扶植、企业对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利益分配矛盾是校企合作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校企合作缺乏长效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氛围、提高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积极性、发挥高校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才培训基地的功能、发挥人才定制的功能、成为企业科研基地等,具体请详见。 [提要]文章阐述了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企业缺人才且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前提下,企业、院校和政府三方面应加强校企合作培养:政府方面加强引导力度和政府扶植;企业方面需要以院校为人才培养基地。建立科研基地;学校方面需要建立实践基地,降低人工培养成本,做好人才储备。 [关键词]新经济形势;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下滑,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企业面临人力资本积累不够,企业对人才求贤若渴,但人才缺乏,人才难求,不能有效支撑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新经济形势用人需求,是学校和企业走出两难境地的根本途径。目前,“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是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院校生存、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这点,从政府到高校已达成共识。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新经济形势下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是学校、企业及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校企合作现状 (一)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资金扶植 缺乏引导企业参与的优惠政策。目前虽然教育部门在大力推行高等教育中,强调“产学研”相结合,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修改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增加实践课时等强制措施促进高校参与到企业实践实习教学。但我国在政策法规上还缺乏对企业参与实践教育的有效制约,一些企业也缺乏参与实践教育的热情。 (二)企业对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 企业没有将本企业未来发展、人才需求的计划性与此项工作结合起来。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学校处于“一厢情愿”的状态,这是实现真正“校企合作”的瓶颈。 (三)利益分配矛盾是校企合作中非常突出的问题 在校企合作中,校企双方会存在各类矛盾,如管理问题、人员问题、培训计划设置及利益分配矛盾问题。校企各方常因利益分配不当而导致合作的失败或破裂。如校企合作中,通常企业提前给大学方预支固定的报酬(比如,入门费),同时也从总收益中按一定比例向其支付报酬(比如,销售额提成)。而这个一定比例成为双方争夺的矛盾焦点,企业提成比例太高,学校无法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日常培训需求;企业提成比例太低,不符合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本效益原则。因而,一个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成为校企长期合作的关键。 (四)校企合作缺乏长效的运行机制 首先缺少固定部门负责校企合作管理。校企合作是一个特殊的人才培养方式,但企业和学校只是作为一个项目或课程计划的一部分,缺少专门的组织制定和落实校企合作制度。其次缺少校企合作的评价机制。 二、加强校企合作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氛围 1政府在校企合作中舆论导向的扶植。地方政府可以多举办校企合作方面经验交流会,并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校企合作工作的宣传发动、指导认识,甚至是主动牵线搭桥服务。 2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积极组织协调。校企合作是企业、高校在各自不同利益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校企合作进行的好则二者均可获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学校和产业隶属关系和任务目标等的不同,对于校企合作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单纯靠它们自身,或者是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来协调校企双方的利益及合作教育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政府部门直接参与,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学校和其他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去化解矛盾;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领导、协调校企合作,才能使校企合作的机制正常运转,才能使企业和学校都从校企合作中获益,才能使校企合作持续发展。 3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投入保障作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进一步落实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政策;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要把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机制。可以建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基金;对中央投入的专项资金给予配套;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与政策优惠;建立专项基金扶持校企合作等等。按照中央的资金引导政策,各地方政府按照职业院校的建设标准,加大对职业院校的资金投入,加快职业院校的建设。 (二)提高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积极性 让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根本动力,就是要让企业意识到合作中的优势,可以说企业通过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可以降低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成本,并让高校成为自身强大的人才储备基地。 1积极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通过“请进来”开拓企业创新精神。企业可以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成为高校的培训基地,定期地接受高校学生的实习实践。通过低成本的“请进来”,了解目前高校理论水平,尤其是高校学生都具有活跃创新思维,通过与他们在实践工作中的接触,拓宽企业自身的开发思路,开拓企业创新精神。 此外在与高校合作培训计划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家产业的最新发展形势,向高校提供其对人才需求的必要信息及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通过有意识参与培训计划和培养模式制定,为自己定制需要的应用型和实践型人才,降低在市场上的人员招聘成本。 2通过“送出去”,把高校作为自己的人才储备基地。技术更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高校教师主要负责理论教学,他们掌握理论上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企业可以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到学校充电,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学校也可以组织教师到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使理论教学更加贴近实际。通过合作教学,学校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企业可以把高校做为自己的人才储备基地,加强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把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总之,通过充分利用企业和高校教育资源优势,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后劲。 (三)发挥高校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1加强人才培训基地的功能。为了解决学生就业,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校必须加强校企合作。通过与企业紧密的合作,着眼于学科、专业建设与企业的互动,企业的实验设备向学校开放,学生的实验和实训可拓展到企业和工厂,在学科、专业与企业的不断促进、相互带动下,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高校不仅是理论的培训基地,也必须是实践的培训基地,高校可以通过让企业选派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学校通过为学生授课、讲座,指导实验、生产实习,强化教学与实践。 2发挥人才定制的功能。“订单式培养”的实质就是校企双方通过签订用人“订单”,用契约形式规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实现产学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在校实习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用性和就业问题。“订单培养”是为企业培养明天的员工,企业的积极性很高,使“产”与“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是教育与实践结合的有效途径。 3成为企业科研基地。在校企合作中,在高校为企业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授课内容和信息交流,充分展示了高校在优势学科中的前沿技术和科研成果,企业人员在培训过程中也识别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前沿技术和科研成果,培训和交流为高校与企业合作提供了一个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平台。高校所拥有的研究设备、资料和研究人才,可以成为企业科研成果的基地。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贸易。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今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法规定的开支增加了80%。 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本国产品保护的力度,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优势,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7月27日,美国众院通过一项提案,给予布什总统同别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更大授权。几乎同时,7月26日,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在五方农业会议上提出,要求将全球家农品关税从目前的62%降低到25%以下,并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五年内将农业补贴减少到该国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该提案还建议世贸组织成员增加所有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幅度为20%。提案一出,欧、日坚决反对,认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自己的降税幅度,因而严重脱离了平衡性原则。加拿大则表示,加“对提案的内容非常赞同,但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国如何使其新农业法和提案相一致。因为美国在新农业法中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做法说明,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不相符。” 经济形势论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新唐书》记载这么一个故事:五代后晋国王庄公,英勇善战,成绩辉煌,后因“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最终导致国破身亡。欧阳修写道:“忧劳可以兴国,安豫可以亡身。”孟子亦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贞观政要》中说:“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居安思危则安,乐以忘忧则危。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如此,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发展也如此。 当前,举国上下一片欢呼我国经济的大好形势!的确,经济形势是大好。在改革开放前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以近乎9.3%的速度增长。如以1978年到2003年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特别是去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9.9%的增长;同年第二季度,由于受到“非典”的影响,下降到6.7%,同年上半年,仍保持8.2%的增长;第三季度,“非典”过后,又上升到9.1%。前三季度合计增长8.5%。据官方预计2003年全年GDP增长可达8.5%。这是—个了不起的增长速度。如果放眼世界,亚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又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无疑中国是世界第一。从较长一点时间考察,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了26年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的4000多亿元人民币,上升到今天的11多万亿人民币,增长了20多倍。按长规的增长曲线,基数越大,增长越慢,但在中国似乎出现了例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例外呢?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正在实行工业化。工业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最为便宜;特别是大批农民陆续进城,将会使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缓慢上升,但较长时期仍维持或压缩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外资的大量涌进,每年均以20-30%的速度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的“列车”仍在快车道上迅速奔驰。中国的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电视机、程控交换机、粮食、肉类、棉花、水产品、水果等,均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水泥的年使用量和钢材的年使用量,已分别达到欧、美、日的总和。在建筑业方面,每年的开工和竣工量都已超过欧、美、日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世界市场。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风景这边独好”!我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还有人说:“这只是恢复性地增长”。较多的人认为:“我国经济又出现新的增长周期,这仅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官方也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香港《商报》2003年11月6日发表社评说:“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还谈不上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充其量只是为今后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只是刚刚开始。”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外国人士担心:“中国经济这样高速增长,最终将吃掉全世界。”还有外国人说:“中国将要接管全世界”。 法国巴黎百富勤驻华首席代表陈兴动在2002年7月28日结束的“世界制造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说,现在国外有句时髦的话——“到中国去,分享中国发展成果”。 对于以上一些看法,我不敢完全苟同。我认为,形势越是大好,头脑越要冷静。不客气地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头脑已经发热,但还没到发烫的程度。虽然说这些话的人心地是善良的,是出于好意,但认识上比较浅薄,为表面现象所障目,对形势缺少理性分析。我认为,作为领导者,作为学者、经济学家,要有良知,要说实话,千万不能跟随媒体转,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头脑发热。大好形势是事实,经济增长逼近10%,确实喜人,应当充分肯定,但不能陶醉其中,忘乎所以!形势越是大好,越要冷静,越要认真理性思索在大好形势背后,是否还隐藏有某种或某些隐患、风险甚至危机的因素? 在我看来,在我国现阶段,这些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很值得我们深思并重视,必须防患于未然。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的,如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等,通常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当然,这种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如在经济衰退时期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稳定,刺激经济恢复和发展,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仅靠这种方法取得的经济高增长和高速度是很难持久的,而且会引发出种种后患。因为:(1)政府原本职能,对市场而言,在于营造市场发展环境,弥补市场缺陷,而不是充当市场主体,更不能代替市场力量。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主体,不利于市场及其内生机制的形成,从而也不利于市场化及其发展。(2)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收支大体平衡,略有节余,而不是财政赤字,更不能扩大财政赤字,意图借助财政赤字支持经济增长,是—种十分危险的做法。`当前,财政赤字是比较大的,接近或逼近警戒线,要当心!西方有一学者说过:“过量的财政赤字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内含许多难以预测的怪圈。”(3)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支撑,一国的经济平衡主要靠政府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调节来实现,该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不可能认为是正常的、平稳的;和谐的和健康的。(4)更重要的;如主要靠高投入和高产出所形成的高速度,会人为地造成经济过热,相应地会产生许多无效资本,如重复建设,扩大社会成本,造成生产力过剩,产品过剩,竞争激烈,价格下跌,使企业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目前,仅就国有资本而言,大约有30%的无效资本。同时,过剩产品也是高得惊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如起基础作用不是市场,而是政府,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第二,客观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盛不衰,永远保持高速度。恐怕中国也不能例外。经济生活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很难用中国现在的速度来断定未来。中国今天的速度,只不过是在历史上曾在许多国家多次发生过的速度的重复,如二战后50-70年代日本的速度,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度,大都在10%左右的速度增长,持续均在22年之久,当时世人称之为“东亚奇迹”。审视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速度,像我们今天一样,都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中心,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投资和财政赤字,再加上外资的大量涌进。再往前看,19世纪中叶英国的速度,20世纪初美国的速度,都高得惊人!可是后来怎样呢,不是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而先后不同程度地跌落下来吗?中国古词中说:“高处不胜寒”!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亚,伴随经济迅速增长,这些国家的优势逐步丧失。早在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断言“所谓的东南亚奇迹,是以高投入、低地价、低工资来保持的,由于资源和资金的相对稀少性’,优势将逐渐丧失,那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将会难以为继。”此话—出,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议论纷纷,赞许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后来事实证明克鲁格曼的话是对的。前车之辙,不可不鉴。 还需要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必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均衡化,随之制造业逐步向低工资、低地价、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从而使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巨大,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较大,转移的速度可能较慢一些,但转移还是必然的。 “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似乎是一种定规。按照我们的设想,到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达到36万亿人民币,在把人口增长约束在约14亿之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达到3000美元,每年经济增长率要保持7.18%-7.2%水平。虽然作为计划安排是可以的,但恕我直言,这种设想多少带有一点简单推论和形而上学的色彩,因为在这长达16-17年的时间里,除上述一些因素都在起作用外,还涵盖了许多未知或不确定的变数,如天灾、人祸等,因此,我们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是个未定数? 更何况,小康是一个复合指标,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公平、公正、道德等,都要达到—个新的水平或高度。小康的实现,既是社会的转型,也是社会的变革,而不单纯是经济的增长。 第三,根据国内外的大量的历史经验,经济下滑甚至经济危机,大都是在经济繁荣或极为繁荣时期突然爆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这个理论有三个要点:(1)任何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2)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周期过程中是分阶段进行的;(3)经济衰退或危机大都是在繁荣昌盛时期爆发的。经济发展通常是好和坏相伴而行,繁荣时期既容易掩盖矛盾,也容易产生并激化矛盾。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光看好的一面,而不去看或忘却坏的一面。目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潜在的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诸如,三农问题、大量失业和待业问题、国企改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这次三中全会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江苏是—个富省,人们很难想象,就在离南京不远的苏北的一些地方(我的故里),到目前为止还很穷,农村教师发不出工资,-校舍倒塌无钱修建,孩子上不起学等。还有的县、市,因为穷把保育院、小学当作商品卖掉。中国人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狂热症”,有些人在有些时候可能发展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如果我们不是健忘的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仍余音在耳!现在又有人口出“狂言”,多少年赶超日本,又多少年赶超美国,似乎又摆出当年“超英赶美”的架势!我非常赞成成思危的观点:中国人要慎言“赶超”!任何事物的弹性都是有限的,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比较而言,目前我国还很穷,按官方规定600元以下为贫困线来计算,我国还有近3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是中国的标准。如果按联合国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来计算,我国未脱贫的大约有1亿多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民是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有时会“地动山摇”! 第四,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之所以这样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特别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的,而这些资金的来源除财政赤字外主要是公债。现在滚动性发行公债、卖公债,经济得到喜人的发展。人们想过没有,当将来用发行公债来买回公债时,即还债高峰到来时,经济将受到怎样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公债的效应是逐步递减的,在发公债的初期,效益最高(因为不存在还债问题),等到发新债还旧债时效益就降低了,而且越发越多,效益越来越低,以致财政不堪重负,银行年年忙于发债、还债。我以为,国债的发行应当有个“度”,不能认为越多越好。目前,我国的公债负荷已相当沉重!材料显示,至2002年6月,国债公司托管公债总量(指额)已逾21000忆人民币,其中国债12000亿,政策债、金融债近9000亿。另外还有企业债400亿。另据资料表明,2001年和2002年,各发行量1500亿。2003年又发行1600亿。这里还要说明两点:(1)在12000亿国债中,长期国债有6600亿。(2)企业债为400亿,这种公债都用于国家的重点工程,如三峡债券、铁路建设债券,说到底这些工程都是由国家财政来支撑的,债券级别是和国债一样,实质是国债。我们决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要今天活得痛快,就不管明天和后天的洪水漫天。更不能只要这届政府的高速度,而不顾下届或下下届政府的高速度。我总以为,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虽然是必要的,但靠不住,只有消费拉动才是靠得住的。所以增发公债,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时期内,不如增发工资。个人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动力。 第五,目前我国除公债外,其他债务负荷也很重。如2002年年底,居民储蓄余额高达8.5万亿人民币,2003年底,已超过1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蓄到2003年10月,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8200多亿人民币)。还有外债约2009亿美元(相当16000多亿人民币)。这几项债务加总大约有14.5万亿人民币。这是—种非同小可的财政负重。居民储蓄是硬债务,到期必须还本付息,一个子也不能少,少了人民不答应。过去人们曾一度把居民储蓄看成是“笼中虎”,它曾虎视眈眈一阵子,现在老实多了!但千万不要以为,“笼中虎”永远不会“出笼”,成了“死老虎”、“纸老虎”!其实,它没有死,野性难改,弄得不好,“出笼”的危险性还是存在的,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 第六,我国金融系统问题比较复杂和严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后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矛盾的加深以及金融领域中的问题逐渐暴露才逐步认识到的。目前,在金融业中矛盾重重:一方面,10多亿的居民储蓄,相当一部分找不到好的投资场所,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又千方百计大量地从国外引资;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找不到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流入一些无效的国有企业;一方面,GDP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一片萧条等等。这都是反常现象,值得注意。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优秀,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薄弱环节。当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有银行不转轨也不转制。四大国有银行至今基本上还都是独资经营,管理方法陈旧,机制不灵,观念落后。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大轰大嗡已经多年了,但至今没有真正地进入市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从而决定它无生命活力,更无抗风险能力。 2.银行系统中的呆坏账严重。保守地估计,银行系统中的呆坏账约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20%。这意味着银行系统中有20%资产是无效的。政府三令五申下达指标让银行来完成,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银行为了对付政府,加大贷款基数,扩大贷款规模,增加长期贷款数额,来降低不良贷款率,也有采取票据空转来增加贷款规模,真是花样百出。目前银行系统总资产相当于我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在10万多亿。也就是说,要补偿银行系统这个大窟窿,要动用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0%。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作为一项原则,各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左右,现在我国银行体系资本只占它的总资产不到7%多一点。这个7%资本充足率,与20%的呆坏账相比,表明银行系统已经资不抵债,是负债经营,客观地存在着支付不足的风险。 3.金融资本流通不畅。金融的生命在于资本流动。资本只有在C,--W--G的加速循环和周转中,才能发挥出资本的本,隆——带来价值增殖。可是,目前投资的热点越来越少,资本的运行方向不甚明朗,相当规模的钱沉淀在银行里,成为“死钱”,几年积累下来,上千亿的利息拿什么来还?这样下去,银行作为企业还能生存和发展吗? 4.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长期存在着严重的疲软现象。中国的股市,从1990年起步,到2003年,整整13年牛。在这13年中,虽然也出现过几度如1992年5月和1993年2月的“牛市”,但总的倾向不是“牛市”而是“熊市”。1997年5月,曾一度反弹,但一晃而过。1997年下半年虽然管理层采取了一系列利好政策,也未能摆脱困境,直至现在,中间虽有起伏,个别板块或企业也时有跳高和利好的情况发生,但总体来说,并未摆脱低迷状态。有些长期被套住的股民哀叹:“股海茫茫,何处是我们的归宿?”所以从总体上说,2003年以前的中国股市基本上是个“大熊市”。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其根源何在呢?虽然细说起来,原因很多,如整个大气候不理想,前几年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近几年来也不景气,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等,但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作为股市的主体——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和股市本身在组织管理上存在的种种弊端所造成的。如上市公司的主要功能错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上市;国有股“一股独大”;国家控股公司组建过多;新、老三会并存;证监会越权和权力过于膨胀;政府对公司领导人仍保留旧体制留下的任免和奖惩体制;公司法人及其治理结构不健全、不规范;大部分公司被“内部人控制”;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民)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股市信息的准确度和透明度不高等。 5,存在一定程度的“掏空现象”。不久前,香港大学郎咸平先生写了一篇《掏空》的文章,引起了国际上广泛注视,其中主要讲的是亚洲一些家族企业如何利用“掏空”的方法来剥夺中小股东。这种掏空现象目前在我国广泛而又严重地存在着。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已经有一批被掏空的上市公司,近期还会有一批被掏空的上市公司暴露出来。掏空的方法很多,在我国原先由国有企业转换而来的股份公司中,有一个重大的特色,即分拆或局部上市,而不是整体上市。这种上市方式,最容易发生资本和利润的转移,很多作为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明里暗里被母公司所掏空。例如,猴王集团是个大公司,其中一小部分ct猴王上市,但二者“三不分”。猴王集团把ct猴王看成是一块肥肉,先后从中套用3亿元。另外,ct猴王还为猴王集团提供3亿元担保。结果把ct猴王掏空了。前—阵子,国有股减持,有的上市公司把减持转换来的货币资金,退出股市,挪作它用,或进入国家财政,或划作社保基金,这也是掏空的表现。此外,一些大公司,还可以通过关联交易,转让利润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财产。 第七,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在一些经济领域已经产生一定的泡沫。比较典型的要算房地产开发领域。从全国看,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供求两旺,形势喜人!但必须看到,在全国有不少地区已经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大,土地占用过量,房价上涨过快,房屋利用率过低等现象。据权威部门统计,2002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高达32%,施工面积增幅在28%以上,销售面积增长近30%,销售金额增长高达37%;而截至2002年7月,全国商品房空置总量在1.2亿平方米左右,其中空置过1年以上的超过50%,占压资金超过2900亿元。我们看到,在有些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等)的周围别墅林立,占用大片、大片土地。这种状况可能引发严重的市场风险。更可怕的是,由于房地产业的投资约7成以上来自银行贷款,一旦房地产泡沫爆裂,势必引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包括北京和上海,一些腐败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与开发商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乱批地皮,乱搞开发,盲目扩张,其结果,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强。 第八,贪大求洋、大干快上之风有所抬头。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锐势不减。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大搞超前建设,预期工程,无度的消耗地方和国家的财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目前我们看到,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一股追求高、大、洋的不良风气。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在建和准备上马的地铁项目有20多个,总投资将超出2500亿元。近期,我在报上看到3条令人惊讶的消息:第1条是《招商引资变“让利竞赛”》(2003年11月10日)。该消息说,许多地方一味追求GDP指标,致使地区之间招商引资变成了低水平的拼地价、拼税收减免的让利竞赛,有些地方出现“零地价”或“买一送一”。一些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第一要务”,称为“一把手工程”,甚至将机关干部的工资与招商引资联系起来。第2条是《“长三角”上的“机场战”》(2003年12月11日)。该消息说,长三角地区正在上演新一轮的机场建设大战,机场密度已超过美国,这一地区拥有的民航机场将达到48个。第3条是《统计作假年逾万件》(2003年12月9日)。该消息说,近几年来,各级统计部门,每年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都在1万件以上,2002年,全国共立案1.83万件,结案1.56万件。还有,开发区的开发泛滥成灾。有些地方,造桥要造最长的,修路要修最好的,盖楼要盖最高的,等等。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之风,似乎又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兴起!此风不刹,后患无穷。 第九,西部地区一些地方,把地区协调发展与缩小地区差别等同起来;又把缩小地区差别与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差别等同起来。因此在这些地方,无论是省、市级行政区,还是市、县甚至乡,无论是生态脆弱区,还是经济贫困区,几乎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在本区内实现经济定期翻番或翻两番的任务,实现工业化,赶超先进地区。在一些中小城市,也要搞大机场,建造高速公路。有的建成后,因利用率不高,月月亏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且越背越沉。绵阳机场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大摘“三线建设”,花了几千亿元,兴建了许多大工程,后来就因为后续工程跟不上,缺水少电,交通也跟不上,接着—个—个几乎都泡汤了!今天,我们不能再摘无效工程,这种工程浪费资源,坑害了国家,也坑害了当地的黎民百姓,会引起人民广泛的不满。 当然,有些大工程兴建是必要的,如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系统的治理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格尔木到拉萨铁路的修建,塔里木河以及相关河谷的治理,三峡工程等,都是跨世纪工程,潜力很大,功能无限。但也要看到,这些工程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更多、更大、更艰巨的后续工程跟上为条件的。如果这些必要的后续工程因为种种原因跟不上,或者不能很好、很快地跟上,上述工程很难发挥作用,甚至有的有报废的可能。 第十,一部分人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表示不满。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经济增长是单纯的数量型的增加,经济发展含概更多的内容,如质量的提高,品种的增多,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上升,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等。现今讲的经济发展集中体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而社会资本保持稳定的保值和增值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量化。经济增长更不等于社会发展,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生活水平和质量,不能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不能保证社会资源有效利用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是—钱不值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眼前的“喜人的增长”。 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GDP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甚至下降。这使得一些人感受不到GDP快速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除上述由于国内一些因素可能引发的风险外,还有可能来自国外的一些因素,如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军事的因素等可能引发的风险。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韦尔奇说过这样一个煮青蛙的故事:许多公司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对缓慢而来的致命威胁视而不察。这如同把青蛙放进开水中,它会拼命的跳出;但如果把它放进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会一动不动的死去。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青蛙内感器官迟钝,已经感觉不到生存的威胁,感觉不到外在的环境变化,只好安稳地接受死亡的降临!公司如此,国家也如此。如果国家领导人或决策者,总是自我始终感觉良好,觉察不到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环境变化,这就预示危机将可能到来。 总的说来:任何时刻都要有忧患意识,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关注如何去避免风险,并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道,千万不能乐以忘忧,乐极可能生悲! 当然,我也十分相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胜利中的问题,只要我们充分认识,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想尽一切方法去解决,我们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形势大好,但是,仍然存在着十大隐患,很值得深思并重视,必须防患于未然。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明确了新时代的主旨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一倡议的实施,我国部分高校将英语教学的目标确定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想加强我国人才与不同文化背景下商务人士之间的交流,就要突破各国语言文化不同的障碍。对此,要培养学生精准掌握并传递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从而解决跨文化交流中因不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与阻碍,最终实现各国间的互惠互利、良好互信。 一、现阶段高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 于1959年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提出,此后许多学者展开了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研究,如史密斯,霍尔,萨默瓦、波特,克莱默,刘扬等都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专著。跨文化交际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其研究方兴未艾,从而得出了很多成果,如关世杰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证;王学松从第二语言教学方面进行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青松、阿荣和佘欣然从专著的评介入手,探讨了高校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问题;贾少宁和贾浅浅则探讨了中华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的作用,并介绍了相应的导入策略和原则。实际上,跨文化交际涉及到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应用。确切地说,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的语言交流,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间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各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然而,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语言文化、地理位置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各国在商贸交往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英语作为世界普遍应用的语言,是链接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纽带,也是各国家、各民族互相交流的中转站。所以,英语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高校的英语教学,其成为了国际交流的桥头堡。自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其加速了商业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这就要求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不仅要重视对学生在英语基础知识和语法能力方面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学生在实际应用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还要重视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优化现代英语教学的模式、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实际运用能力是构建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的新要求。然而,现阶段我国高校在英语教学中依然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其大多依然处于“中文式”教学,学生所学知识与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实际应用中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存在一定的脱节。 (二)教学缺乏目的语和本族语的文化背景知识 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均形成了自身的语言文化,只有深入了解各国家和地区文化形成的背景,才能加强与其语言交流中听说的理解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其过去很多都是是英语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说的语言除了由殖民国家学习得来,大部分还继承和结合了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地理文化、风土人情、行为方式等。然而,在我国现行的高校英语教学中,学生只是为了应对等级考试,其只顾及词汇和语法,从而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知识了解不多,这就导致了其在与国际友人的交流中,因为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知识的欠缺或对本民族的文化解释不详而出现领会错意的尴尬局面。 (三)教学缺乏对学生多元文化的熏陶 在我国现阶段的高校英语教学中,绝大多数学校依然采用纸质的教材或是资料对各类考试试题进行汇编,学生在学习时缺少趣味性。并且,教师的教学呈现“满堂灌”,仅注重讲授词汇的理解与语法运用,而学生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对表面知识的理解。老师的课堂教学缺乏新意,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学难以吸引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学生无法体验新时代多元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其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多是通过书本来理解和感悟,缺乏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和情境感受,从而难以获得国际交际能力。对此,学生只有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锻炼,增加英文对话交流,才能在对话交流中将所学知识进行内化掌握,只有对获取的知识进行消化和理解,才能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此外,我国的英语课堂教学仅限于教室内学习,缺少学生出去与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限于语言的交流,还应在生活实践中体验目的语国家文化知识、风俗习惯,只有在实践中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才能将对方国家的民俗习惯、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以及各自国家的价值观以最合适、最精准的语言进行表达。 (四)教学缺乏完善的跨文化课程体系和内容 高校学生英语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需要系统的跨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高校学生学习英语除了学习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更应该深入学习目的语国家的政治、文化、地理、历史、宗教等更多方面的知识。现阶段我国高校的英语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大都是书本知识为主,缺乏目的语国家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学生对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现状了解不多,难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民俗习惯和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和目的语国家友人交流时出现沟通误差。另外,要想使学生在与外籍人士进行无障碍沟通,还需要学好本国语言和文化知识。所以,我国的语言教育要系统的开设母语的通识课程,只有学好我国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才能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达给外国友人。这要求学生在学好目的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的同时,也要掌握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学习中对中外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解释各自文化的内涵,掌握中外文化的差异,才能用英语准确地传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从而促进国家间友好交流沟通。 二、构建高校英语教学的新模式 经济全球化时代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复兴时期。由于我国在早期走了一些弯路,对英语的教育的起步较晚,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放开英语的学习,这导致了我国国民英语学习的滞后。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高校英语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活动的巨增,我国对商贸人才英语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高校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视。为适应新时代商业经济人才的培养,大学英语的教学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大力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转变授课方式 在现有应试教育的驱使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都是为了过级考试,或者是IELTS、TOFLE、GRE的考试,其基本没有在工作和生活中实际运用英语的机会。所以,教师在授课时必须转变教学方式,把教学和生活结合起来,以此激发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时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知识的积极性。比如在进行英语读写教程中的授课时,学校可在课程题材上广泛选取,可将和英语国家的礼仪、文化、风土人情相联系的内容及英语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相关知识纳入课本。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充分了解相应的文化信息背景,那么其理解文章就会有不小的困难,对此就需要教师及时将学生学习的难点与其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要将文化背景融入课堂教学,挖掘这些课文的文化涵义、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学习积极性。例如,课文Pygmalion就存在许多文化内涵。文中Higgins教授偶然间碰到卖花女Eliza,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Higgins教授把这个口音糟糕、说话粗俗的卖花女培养成一个跻身上层社会的淑女。教师在讲解这一课本时,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萧伯纳的作品特点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还要熟知《Pygmalion》的故事内容、“Pygmalion效应”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当时创作的时代背景。让学生了解《Pygmalion》故事中的Eliza由社会最底层的卖花女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下蜕为上流社会淑女的经历,以及Professor Higgins 和Colonel Pickering对她的态度变化。如Professor Higgins称她为“You silly girl”,而称呼上层社会的Colonel Pickering为“My dear man”,从这些细节中学生可以很好的了解Professor Higgins对社会底层人Eliza的鄙视来源,以及对Colonel Pickering的虚伪。另外,教师还要组织学生在课后对课文中所反映的社会现状进行讨论,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文化背景印象更加深刻。可以通过在课堂上让学生发表意见,使不同见解的学生进行辩论,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引发同学们对社会的思考。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让学生表演英语话剧、英语rap、英语演讲等。在课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观看英语原版电影、阅读英语报纸杂志、查看英语资料,这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文化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还能锻炼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这也提高了学生对跨文化学习的积极性。 (二)掌握文化差异 我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仁、义、礼、智、信”。如,我国国人认为谦虚是一种礼貌,因此我国国人在说话做事时较为谦虚,而美国人大都比较直爽,对别人的优点大加赞赏,同样对别人的缺点也直抒己见。对此,在与美国民众谈话中,若如果太谦虚则会导致美国人的误解与困惑。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转变思维模式,消除学生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因素,加强学生在口语交流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所以学生只有在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中才能得到锻炼。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体验跨文化交流的技巧,这是体验式教学的内涵。教师设计课堂时,可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会、理解、掌握所要学习的教学内容。比如,教师可以将一节英语课设计为一次商务洽谈,这一洽谈可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企业。这就使得让学生必须提前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知识,并阅读本次谈判的文案内容。课后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和总结本次课堂的效果。虽然课堂模拟会与实际的商务洽谈存在一定差距,但也可让学生真切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海外留学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最好方式。我国部分高校和国外高校存在交换和短期留学项目,这种形式的交流可以让学生直观感受留学国的文化。通过这种形式的交流,不仅能培养双方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四)重视信息化教学 在当今网络高度发达的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高校的英语教学质量。相比传统的纸质教学材料,现代的音频视频资料更能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从而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对目的语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比如在讲授美国历史文化时,可为学生播放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美国往事》等,让学生在电影故事中体验异域文化风情,而影片中的人物对话和故事情节或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使其对美国的历史文化更加深入了解。在电影故事中,学生可以体会美国人的直率与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了解美国人的价值观。而讲授英国历史文化时,教师可结合英国的标志性建筑、交通工具,以及当前英国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在课堂教学中既完成了教材规定内容,又通过电影音频的播放加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切身体会到英语的实际用法。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课程学习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现状与发展。学生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全球各国人民进行实时交流,并利用这些渠道进行英语的学习和应用,体会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改变自身“中式”英语的思维方式。 (五)加强中外文化课程体系开发 学生只有学习丰富的跨文化知识,才能提高跨文化交流时的听说和理解能力,只有更多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对目的语国家人们的思想情操、道德规范、人生价值观等有深入了解。所以,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加强对目的语国家的通识课教育。另外,学生想要准确表达自身意愿涵义、讲好中国故事,这更离不开其汉语水平的提高。母语文化素养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更加重要。只有做到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素养并重,使学生掌握中国文化精髓,才能使其精准使用英语向外国传达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在课程体系开发方面,应注重综合汉语知识的培养,加强中外文化知识的对比。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研究,能够培养学生辨别中外文化中的是非,提高学生跨文化知识的批判意识,让学生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这丰富了学生的多元文化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就是要消除文化中心主义,交流时信息传达者应站在信息接受者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只有对对方国家文化深入了解了,才能客观、准确地传递自身意愿,从而消除跨文化交流时障碍。对此,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的目的,应围绕“如何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个中心,可通过构建高校英语教学的新模式,积极进行英语教学的改革。教师和学生都要重视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只有掌握丰富的跨文化知识,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各自的思维习惯的不同,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准确理解双方的意思,实现双方有效沟通。 参考文献: 1.王学松.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青松,阿荣.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7(8) 3.佘欣然.高校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新闻爱好者,2018(10) 4.贾少宁,贾浅浅.中华文化导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策略和原则[J].新闻爱好者,2009 5.陈建平.翻译与跨文化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宏观视野 作者:杨蕾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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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到来,也伴随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挑战,商贸流通业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施,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也促进了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展现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即政治与经济意义齐备。 1.“一带一路”倡议为商贸流通业提供了投资机遇 1.1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之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从经济学的各项理论开始出现的时候,政府的身影就一直出现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它的出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处于积极的方面还是处于消极的方面,至今仍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政府的干涉一般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危机或有出现问题的倾向时,为了解决或杜绝这类问题,才进行战略制定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解决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为其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对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企业都是有着同样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是为了促进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做出的重大决定。 1.2“一带一路”倡议促使商贸流通业投资格局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出口消费以及投资这三个重要的路径模式已经逐渐的发生了变化,消费所代表的内部经济推动没有做到多预期的目标,而且投资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原来的主导型变成被动型,传统产业与欧美之间的贸易也因多种因素遭到了阻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打破了这一格局,推动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走向新兴的产业发展国家,改善我国的内部动力矛盾,弥补国内投资格局小的情况,为我国商贸流通提供了发展机遇。 2.“一带一路”倡议下商贸流通业面临的挑战 2.1贸易摩擦问题始终存在 贸易摩擦问题是国际贸易中比较常见的一类问题,传统的贸易摩擦一直是处于贸易摩擦的问题中心。商贸流通业中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已经有许多的解决方式,综合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国家的支持解决;二是加强自身实力的提升,保障现有产品的质量等去维护自身权益。由于现在国际上遵循的一套经济贸易准则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我国并没有参与制定的权利,所以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诠释下,我国逐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掌控规则的制定权限,具备主动权和话语权,只有这样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身的实力,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便利。 2.2提高产品质量是商贸流通企业走出去的优秀要求 中国公司的大多数产品设计理念等与世界级公司的产品之间都有着不小的一段距离,他们就会形成“模仿”甚至“盗窃”这样一种固定的不良印象。虽然中国公司近些年来逐渐走出国门并获得了非洲等地区的良好声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自身产品质量等方面问题的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应止步于商贸流通业务的发展上,也应将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我国产业转型和技术引进的发展机遇上。促进长期发展的机会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应注重多方面的配合,相关产业也应该提升自身的产业形象,转变国际对我国产品和企业的固有印象。 2.3避免因热炒“一带一路”倡议概念而盲目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多数企业可能会顺应热点的推动,做出盲目的投资举动。所以,一个企业是否要跟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一定要先审视自身的适合度,从自身实力出发,不可盲目的跟随国际企业的发展路线,照搬硬套,要始终严谨细心保持清醒,做出合理的决定。 2.4“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商贸流通业供应链管理的难度 由于商贸流通业自身覆盖的范围很广,所以其中供应链的管理问题一直困扰着行业的发展。由于传统供应链发展的规模分散,所以很难形成规模化的发展形式,这造成的后果就是供应链的管理一直无法进行统一的调整。“一带一路”的出现更加复杂化了这一问题,因此,如何对待这一挑战,提出相应的措施,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 3结语 倡议的实施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存在更多的阻碍和挑战,若是倡议的实施会让机遇大于其他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个倡议就是有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当前的经济形势,当然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就是提供更大的平台去发展商贸流通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会让参与国际舞台的企业推动到更高的发展巅峰,这是发展的必然现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正面效果,不仅存在于中国,还存在于世界范围。所以,商贸流通业一定要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勇于面对挑战,打破现有的发展格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实力,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崔佳楠.互联网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18(10):48-49. [2]李晶,鲍晓宁,范玉陶.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向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8(16):121-123. 作者简介:杨晓丹(1973.3-),女,辽宁省抚顺人,本科,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委员会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
对外贸易论文: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论文 1、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1.1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石狮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首批命名的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从80年代初就形成全国性的服装市场,是中国纺织服装最早的发源地和集散地之一;经过30多年的推动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服装板块(海派江浙集群、闽派福建集群和南派广东集群)闽派板块的中心城市;全市有纺织服装企业3600多家,市场经营户超过2000户,2012年全行业工业产值达到600亿元,占我市的工业产值达到60%,市场经营额超过500亿元,行业对城市GDP的贡献率超过65%,已形成涵盖纺织原料、纺纱织布、漂染整理、成衣加工、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国内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2012年,石狮荣获“全国纺织产业模范集群”和“中国服装示范产业集群”称号,成为中国首批纺织产业先进集群。2013年被评为“中国休闲面料商贸名城”。当前,石狮服装城已成为国际性服装物流配送中心、产品展示中心、品牌孵化中心、商品交易中心、购物休闲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及信息中心,并成为国际性的纺织服装物流配送中心,年交易超过200亿元。石狮服装企业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逐步形成了批发、零售、专卖、商场四位一体的产品营销体系,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在国内外设立品牌连锁店超过30000间。 1.2石狮进出口贸易分析石狮外向型经济活跃,1988年建市以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走出了特有的以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子。建市以来累计批准外商项目2151个,合同外资总额约44亿美元。外向型经济从“三来一补”起步,三资企业上路,逐渐发展为成片开发。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增长贡献水平也不断上升。石狮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以及鞋业、食品、五金电子、塑料制品、印刷包装等第二产业。从出口的产品结构分析,石狮的服装产品种类众多、门类齐全。运动装、休闲装、茄克、童装、西裤、内衣是石狮服装的主导产品。外资来源主要有香港、台湾、澳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匈奴、泰国等,其中港澳台、菲律宾所占比重最多。近年来福建省服装出口大幅增长,石狮服装起了关键作用。石狮40%以上外资企业产品直接销往国外,目前已有30多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企业年自营出口值超500万美元以上的有24家。全市驰名商标35个,外资企业占26个。野豹集团、富贵鸟等企业获商务部出口品牌产品称号,9家企业获省级出口品牌称号。福林鞋业、威兰西、木林森等三个中国名牌均为外资企业。据估算,以石狮为中心的泉州纺织服装区域所生产的休闲装、茄克装约占全国市场份额1/4强,运动装、童装、内衣出口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 2、发展优势 2.1完整的产业集群与产业配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提升,石狮已经形成一条以服装加工生产为优秀的完善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涵盖原料、纺织、漂染、成衣加工生产、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领域。石狮及周边泉州、晋江等区域组成的泛石狮服装板块,拥有纺织服装及配套行业企业1万多家,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形成纺织服装产业品牌孵化中心、服装生产、服装物流基地和世界性的服装加工贸易中心。现有服装注册商标20000多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37个,中国名牌3个,中国出口名牌2个,石狮板块孕育的主流品牌有:七匹狼、爱登堡、卡宾、富贵鸟、威兰西、帝牌、彬伊如、柒牌、劲霸、九牧王、斯得雅、拼牌、皇宝、哈德利、健健、斯舒郎、野豹等,形成品牌聚集的产业集群。石狮纺织行业公共平台建设比较完善,目前有中国纺织工业(福建)检测创新中心、石狮服装城电子商务平台、石狮服装辅料检测创新中心、海峡两岸科技孵化基地、博士后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及中国T恤面料研究中心、中国休闲面料开发基地等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石狮现有纺织服装学院、闽南理工学院等一批以纺织服装为办学特色的大专院校,与国内百所产业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 2.2发达的市场营销体系石狮服装市场繁荣兴旺.以石狮为中心的闽派服饰板块,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服装产销基地、中国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地、中国五大服装跨国采购基地之一。石狮服装城年交易超过200亿元,已成为国际性服装物流配送中心、产品展示中心、品牌孵化中心、商品交易中心、购物休闲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及信息中心以及国际性的纺织服装物流配送中心。石狮纺织面料市场是全国四大纺织面料市场之一,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长期引导中国休闲面料流行潮流,石狮还是全国重要缝制机械市场、辅料交易中心,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石狮服装企业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逐步形成了批发、零售、专卖、商场四位一体的产品营销体系,在国内外设立品牌连锁店超过30000间。 2.3独特的对台交流合作优势石狮是著名的侨乡,重要的台胞祖籍地,两岸业界良性互动。全国唯一以两岸命名的纺织服装展会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每年于4月18日-21日在石狮举行,连续举办16届以来,已成为两岸产业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2010年开始举办的石狮国际时装周,搭建了两岸与海内外设计师的对接平台,是石狮乃至闽南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的孵化器。 2.4活跃发展的行业协会石狮行业组织发展迅速,已经成立了纺织服装商会、染整协会、缝制机械协会、设计师协会、面料协会、辅料协会、童装协会、休闲裤协会、服装城商会、电商协会等完善的行业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对外交流活动,加强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其专业协会和兄弟省市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加强与国内外纺织服装板块集聚地的的交流合作,促进专业分工与协作,促进信息、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共享,推动区域联盟和企业联盟。 3、存在问题 3.1对外经贸增长方式粗放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开发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较低。大部分出口生产型企业都为中小微企业,大部分出口品牌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主要采用“OEM”贴牌加工生产方式,企业规模“散、小、弱”,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研发、设计、品牌、信息等高端环节相对缺乏。 3.2人才及技术瓶颈典型的家族式企业的弊端,使得石狮服装企业人才匮乏。中小微企业普遍缺乏从事国际外贸出口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和丰富经验,技术创新、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了石狮服装企业在外贸出口道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高端服装出口产品很少,大多数服装出口产品档次低,缺乏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平均利润率较低。 3.3出口成本上升、国际订单转移随着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升值,国内加工出口成本日益提高,低端加工型企业由于利润微薄难以维系,订单逐步向劳务更为便宜的越南、孟加拉、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转移。 3.4中小企业对产业信心不足大多数中小外贸企业是民营性质企业,资金不足,融资也较为困难。在融资困难与利润下降的压力下,部分外贸企业从实业退出,转而采用“内保外贷”来套利。而有些企业“小进则满”,急功近利,在主业根基尚未牢固的情况下盲目投资转行。 4、扩大石狮服装出口的对策 外经贸在石狮的经济发展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的风口浪尖,石狮外经贸发展依旧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立足自身特点,增强忧患意识,把“掐脖子”环节处理好解决好,才能找到石狮外经贸发展出路。 4.1抓产业升级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企业,要想笑起来,必须切实提高研发能力和专利保护意识着手,研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塑造品牌价值。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政府与行业协会应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产业链高端功能型企业。 4.2抓平台建设壮大会展业,发挥海博会与海西国际时装周的品牌效应。整合政府、企业与行业协会的作用,为企业与产业搭建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平台,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与品牌推广平台建设,构建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以信息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4.3抓人才引进通过税收杠杆、信贷杠杆、供地杠杆和舆论杠杆,引导企业重金揽才。营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生活环境与交流成长平台,出台有吸引力的服务人才政策。引导当地高校与国际知名学校对接合作,与企业进行产业对接。 4.4抓金融服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搭建银企对接平台。针对中小外贸企业的“短、平、快”的融资特点,出台相关的授信管理办法。拓宽可抵押权能,推动专利权、商标权等可抵押贷款,建立中小外贸企业融资体系,妥善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借助泉州金改区政策,积极引进或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完善提升担保机构功能。 4.5抓闽台产业对接用足用好海西经济区对台优惠政策,争取先行先试,着力突破对台经贸,加快两岸商品集散中心建设,进一步推动闽台行业协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大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与产业对接。 作者:施滨滨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外贸易论文:经济效益提高下的对外贸易论文 一、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概述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量持续增长。然而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却处在较低水平,21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呈下滑趋势,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就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下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生产率底下、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货币汇率的严重影响、出口贫困的负增长、西方欧美国家的贸易歧视,我国的体制改革等。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从而使得我国的对外经济效益呈现出粗放式增长,同时也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逆差,进而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建设,因此,对于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而言,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是当务之急。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在能够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努力的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田靓单位:渤海大学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发展下的电子商务论文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 (一)电子商务交易的诚信度缺失相比较于传统购物的亲身体验,电子商务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尤其是在进行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活动时,企业与客户之间很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对产品和服务没有一个具体的感受,这使得客户对产品和服务天生产生一种不信任感。由于电子商务的开放性,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进行电子商务,这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其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造成诚信度的缺失,比如说利用电子商务宣传一些虚假信息,出售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恶意骗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对客户实行诈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会深深伤害客户的感情,损害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使得人们对电子商务产生厌恶感,严重威胁着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诚信度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首要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一种可行的诚信机制来规范,约束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交易双方的诚信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电子商务属于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活动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在使用电子商务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威胁,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现行的许多贸易法律、法规是基于传统的有纸贸易二制定的,而电子商务的无纸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与现行的法律产生了矛盾,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引起的各种商业纠纷,已无法用传统的商业法律去解决,经济要发展,法律必先行。因此,我国的立法机关应该专门制定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客户的利益,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电子商务安全问题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使用电子商务进行交易。在享受电子商务带来的便利时,有关电子商务犯罪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互联网络设备、设施上存在的弱点和安全问题,给电子商务的正网络病毒的恶意攻击,轻则造成网站系统瘫痪,用户登录不上,重则造成网站数据的丢失,造成商业机密和个人信息的外泄,给公司和个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电子商务人才缺乏由于电子商务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活动相结合的产物,这就需要大量能够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商业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电子商务是否发达的应该重要依据就是该国家或地区是否拥有这样大批的复合型人才。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电子商务人才十分缺乏,电子商务从业者普遍综合素质不高,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只是凭借自己的一些认识来进行电子商务活动,这深深影响着电子商务的长久发展。 二、促进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对策 (一)电子商务诚信建设的措施首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努力解决客户遇到的任何问题,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客户感受到我们的浓浓的诚意,增加交易双方的诚信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诚信机制,为每位使用电子商务的用户搭建一个信用查询平台,构建一个包含公司、客户、交易安全、售后、评价等大量信息的数据库,用来约束每位成员。当我们进行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活动时,我们可以利用信用查询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来查询有关公司、客户、售后、评价等情况,获得有关诚信度的信息,以帮助客户正确选择合作公司达成交易活动,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另外,我们要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对出售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恶意骗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对客户实行诈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及时地举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加整体电子商务的诚信度。 (二)加强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中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基本上是针对传统的对外贸易方式来制定的,许多规定不适用于电子商务,对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起一套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要密切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围绕电子商务发展及相关的网络管理、信息安全、金融结算、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来建立和完善。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符合电子商务发展特点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国际接轨,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争取达到国际标准。此外,我国制定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必须要具体规范电子商务的交易程序和行为,明确使用时必需遵守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最大限度地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安全,能够给日常的电子商务贸易纠纷带来处理方法,给予一定的判定标准,以保证电子商务能在合法的范围内为国际贸易服务。 (三)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降低信用风险由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涉及银行、税务、海关、外汇等诸多部门,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给电子商务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互联网的技术水平,规范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做好行业自律,从自身做起维护电子商务的安全。在平时,我们要加强安全防范,给电脑安装安全软件,定期进行安全体检,增加其系统的稳定性。针对电脑黑客和网络病毒的恶意攻击,我们要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漏洞修复,第一时间安全补丁,实现资源共享,净化电子商务的环境,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人才培养制度由于电子商务是商务活动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对于人才的要求比较高,从事电子商务的人才必须是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经营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难度比较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培养和引进一批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经营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电子商务的建设中去,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建设步伐,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使我国成为电子商务强国。在平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鼓励各高等学校开设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使更多的学校增加电子商务专业,向学生普及网络知识,培养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以适应电子商务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作者:朱伟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商务英语论文 1、商务英语的特点 1.1专业且实用 前文我们曾提到,商务英语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由于其涵盖到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国际法律和当地法律等方面,由此,商务英语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到这些领域的专业性,通过运用该领域的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来表现。如“CIF”一词于我们大多数人是陌生的,但在商业领域却是十分常见的,它是“Cost,InsuranceandFreight”的缩写,作为一个价格术语,不仅有“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意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它还有其他特定的含义与规定“,CIF”对对外贸易中交易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有一个规定,包括交货地点、运输和保险及其相应费用、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进出口关税的缴等方面。由此我们知道,商业英语不能只做简单的字面翻译,还要考虑到其代表的专业领域的含义。为了保证商务英语在应用时体现出专业性,我们需要对商务基础知识、商务英语涉及的领域做出相应了解,才能在国际商务中实现有效交流的基础上避免自身利益被损害,进而促进交易的达成。商务英语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商务英语是一种职业英语,它必须在英语的基础上再突出商务的特性,在应用于洽谈、签约和信函等商务活动时必须注意对英语沟通技巧的发挥,这使得商务英语将英语与商务密切联系,从而展现出实用性的特点。 1.2文化差异显著 商务英语的本质仍是英语,其出生成长时被滋养与熏染的文化与我国并不相同,区别于根植我国文化土壤的汉语,因此,文化差异也会在其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中华民族自古崇尚“龙”,并以之为民族图腾,象征着民族的优秀精神,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西方文化却认为龙(dragon)是贬义的恶魔、邪恶的象征,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意义也表现于汉语和英语之中。如中国人以“亚洲四小龙”来称呼时,英语的表达并非“thefourAsiandragons”,而是“thefourAsiantigers”。因此,在商务活动中,业务人员需要了解到语言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各国文化差异需要被尊重亦需要被重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流误会。 1.3语言简洁且规范 商务英语惯用简洁的表达,较多使用缩略语。这一点符合发过言语学家A.Martinet的言语经济原则:人的惰性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采用熟悉的、省力的、多功能的表达形式。这一理论又符合当今商业领域的高效工作理念。由此,我们常能看到类似于“B/L”表示“海运提单”“、forex”表示“外汇”的现象,这种缩略短语的使用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效率,减少投放于沟通方面的而精力。规范且正式的语言要求在商务英语的书面用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性强,涉及到的领域往往又牵连到法律问题,所以,商务英语的使用又必须添加规范正式的特点,以防止误解或歧义的产生。如商务英语在表述购买的意思时通常选用“purchase”而非“buy”的原因便在于为了满足这一特点,商务英语多选用正式用语而非口语。在书写文件时,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加庄重,撰写人也往往使用古词汇或拉丁语。 1.4固定句型与套语使用 商务英语正式、专业,在撰写文件时会有一些特定表述,这是在长期的外贸业务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固定的句式和套语。例如,如果我们用“sir”作为外贸函电的称呼语,那么“Yoursfully”或“Respectfullyyours”则被作为结束语使用。当然,套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此,也有一些成文的套语和句式被使用在合同和外贸英语函电之中。 2、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 商务英语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交流工具,在多个方面都有运用,在此,我们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叙述。 2.1在国际谈判中的应用 在实现对外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双方会面,就一些事务进行磋商与交流,达成共识或签订合同。在谈判时,双方进行交流的语言是商务英语,签订合同等书面文件时依旧采用的是商务英语,由此可见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合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使用商务英语时必须达到准确标准的词汇运用,以促进合作双方谈判目的的达成。 2.2在商务贸易广告中的应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广告的运用。在对外贸易广告中的商务英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通过广告宣传向外界更好的展示自身和推介自身产品,并在这两个过程中注重对商务英语的策划。在产品广告中使用的是一种应用语言,文案人员要使用优美、标准、能够准确的表达自身的风格特征的语言以激发目标受众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这与普通语言风格并不相同。为了将商务英语的知识、欣赏和商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我们要勇于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推陈出新,以表达出广告的深层次含义。 2.3在商务函电中的应用 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未来国际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合作的推测,在这一演进中,商务函电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商务英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加明显。商务函电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双方进行有效交流,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它包括纸质函电、电子函件和商务电话三大类。通过使用商务英语,在函电中交换双方意见,表达己方合作意愿与自身特点,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最终达成双方意见,实现双赢。 2.4在对外贸易翻译中的应用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商务英语已经成为这一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由于其在翻译环节(包括书面翻译和口语翻译)的高要求,使得商务人员正不断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商务英语水平来完成对外贸易翻译。书面翻译要求达到标准化、用词准确、清晰,使函件中的信息能够被正确,完整的表达。口语翻译,一般说来,难度要大于书面翻译,因其是实时翻译,需要在考虑到交流双方当时的语境、了解对方用语风格与当地风俗习惯之后进行准确、及时的翻译。我们相信,在企业不断重视员工商业英语专业化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一系列活动一定可以发展的更加完善,企业在对外发展中会更加顺利。 3、影响商务英语应用于对外贸易的因素 3.1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 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对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占据一定影响,贸易背景的了解是使用商务英语的前提。在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过程中,从业人员如果对关系到贸易交流的相连环境知识(包括是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报以业务发展历程和未来贸易发展趋势等)有了一定的掌握,则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能够对商务英语的使用做到更好的运用。在针对不同文化、地理背景的人们交流时做到有的放矢,尤其注意不要触碰放低敏感话题。 3.2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 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之处虽主要都是语言运用方面的策略,但语言决策更注重于在商务活动过程中对于语言方式的决策。其中的语言方式包括语句、词汇应用、语音、语气和表达方式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选择商务英语语言,无疑可以促进双方更好的交流合作,推动贸易的完成。良好的商务英语的交际技巧在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商务英语灵活而艺术的使用避免或化解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局面,最终达成双方合作贸易。商务人员交际技巧的高低影响着双方交流与合作是否能顺利、圆满的进行,出于更好完成工作的考虑,我们要求商务人员能够做到依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交流技能、准确把握商务英语的使用尺度、增加交流经验。 4、结语 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外开放依旧是我国的发展趋势,国际商务活动正在频繁的进行且其规模可能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各国企业成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惯于接受本土滋养的语言习惯,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方在商务活动中难免会由于语言原因产生种种矛盾,如何进行有效解决的基本方法便在于商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准确的使用以减少各方在会谈中出现语言误会的现象,通过标准化及专业化合同或其他文件而减少双方纠纷。商务英语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据的重要的地位不言而喻。 作者:尚丹丹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对外贸易论文: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必要性论文 摘要:从世界经济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较多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势在必行。但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障碍,正确看待制度变革中的问题是我国建立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解析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其中媒体、政府以及对外贸易自身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时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品牌文化产品、观念滞后,缺乏创意思维、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等。因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优秀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优秀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民族要复兴,文化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对外贸易论文:中药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现状论文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优秀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优秀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优秀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优秀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优秀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优秀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优秀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四、结束语 随着西方社会保健观的转变,加上现代医药对疑难病症和慢性病的一筹莫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西药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药等传统医药的重要性,为中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机遇。2008年后国家财政加大了对中药的支持力度,国家发改委将中药确定为三大重点资助领域之一。政策的倾斜将加快中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药产品的国际贸易发展,最终使中药产品成为医药市场上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并占领国际市场。 对外贸易论文:金融危机下对外贸易发展探讨论文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应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是世界各经济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河北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努力改变进出口贸易格局。但是,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别从改变观念、用足政策、调整结构等几方面提出了河北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对外贸易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外贸易对策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渊源 金融危机爆发后,从2008年的9月开始到2009年,全球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路下跌。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2009年更是每况愈下,出口、进口大幅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直接导致河北省对外贸易由10年来保持的增长趋势转变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负增长。之后2009年度对外贸易更是一路下跌、萎靡不振,进口、出口均下降,且下降幅度在2009年度第三季度达到谷底。2009年第四季度之后,进口、出口减速放缓,初见经济回暖的端倪。 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进消费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对外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12月22日,由中国金融学会和金融时报社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由此,“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高度关注的具有历史范畴的关键词。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就是从现在危机低谷开始缓慢地回升,到下一个经济繁荣期的到来之前。 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还有很多特征表现出不确定的因素,这种经济复苏基础很不稳固。危机爆发后,通过衰退、破坏消化矛盾,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然后开始复苏。这一次危机从爆发开始,世界各经济主体就采取了大量的手段实施救援,致使经济开始复苏,但实际上危机本身的真正平衡还有待期望,基础不是很稳定。 其次,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河北省对外贸易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主要包括: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做法不仅阻碍了有关国家自身经济复苏的步伐,也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后经济危机时代贸易形式的一大特点。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河北省对外贸易策略 为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调整,谋求新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河北省对外贸易的总体目标,我们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1.继续发挥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的“扩大内需,保持增长”的应对措施 对外贸易对经济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对外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衰退,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必将抑制经济发展。因此我省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时,积极相应国家2009年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确保我省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稳步发展。 2.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我省出口已改变了传统的出口初级品为主,现在出口的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根据河北商务网最新数据我省出口商品比重较大的有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钢材。但是出口的制成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较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需优化。 3.积极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 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越来越多以安全和环保为名义的技术壁垒的同时,反补贴、反倾销等新型贸易摩擦呈现出更加频密的态势。反补贴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热点,中国遭遇反补贴调查数量已居全球第一。据从河北省商务厅公平贸易局,2010年1—6月份,我省企业与国外企业产生的贸易摩擦(国外贸易救济调查)20起,其中反倾销案8起、反倾销和反补贴案5起、保障措施调查案4起、特别保证措施调查案3起。涉案企业达到190家,涉案金额1.6亿美元。外贸企业应充分了解涉及本行业的本国国际贸易法律法规、WTO规则、出口对象国的法律、政策动向等,合理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企业要联合起来,同时政府也要给予政策支持和指导,才能提高胜诉的可能性。 4.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风险 美国、日本、欧盟是我国三大贸易伙伴。但也是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最多的国家。因此出口市场尽量多元化,积极开拓其他国家,降低遭受诉讼的风险。2006年,河北省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达到27个,不仅包括传统的美、日、韩、俄以及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还增加了以色列、伊朗、乌克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 5.充分利用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全省中环首都北京和天津市,东临渤海。河北拥有的海岸线和优质天然良港,为成本最低、最方便、运量最大的物流方式——海运创造了便利条件。 河北地处物产丰富,是农业大省,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在农业方面,拥有畜牧业、蔬菜业和果品业的优势;在水资源方面,河北省海岸带总面积9000km2,具有发展海洋石油、海洋化工、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产业的天然条件。在工业方面,已经形成化工、医药、冶金、建材、机械、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河北省在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优秀位置,区域战略地位突出。特别是随着唐山曹妃甸深水大港的建设,河北将主动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也必将成为区域综合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动力之一。 三、结束语 河北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近年来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个别年度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发展受阻。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背景,对外贸易已恢复生机。河北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等优势,也将带动对外贸易更好发展。 对外贸易论文:分析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关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其中媒体、政府以及对外贸易自身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时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品牌文化产品、观念滞后,缺乏创意思维、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等。因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优秀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优秀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民族要复兴,文化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对外贸易论文:浅析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论文 摘要:从世界经济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较多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势在必行。但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障碍,正确看待制度变革中的问题是我国建立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对外贸易论文:简析对外贸易法律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至今将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在两年前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法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对外贸易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因此,遵循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适时修改外贸法,这已经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优秀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优秀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对外贸易论文: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产品品牌竞争力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成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之不适应的就是我国品牌竞争力的不足。尤其在进入品牌竞争时代的今天,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优秀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国际市场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国际驰名品牌,拥有多少国际驰名品牌,已成为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竞争力就是品牌竞争力,一个品牌不仅是一种商品的标志,而且是产品质量、性能、满足消费者效用程度、文化内涵的综合表现,代表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实力、信誉、创新能力和服务特色。 一、品牌的概念 品牌一词的英文“brand”,原意为“烧灼、烙印”,最初人们用这种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区别私有财产。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手工艺人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上烙下印记,以便区别于其他产品和生产者,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商标。美国现代著名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谓品牌,就是指一种关于某种商品的名称、术语、标记、象征或设计,又或者是以上这些的混合运用,以区分于其他竞争者或卖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图形标志。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优秀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优秀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优秀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优秀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优秀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优秀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后续发展中的贸易保护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策略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也屡次遭受国外反倾销制裁,对我国国际贸易,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反倾销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分析了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顾名思义,反倾销就是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相同产业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进口国倾销其商品的行为,进口国针对出口商的倾销产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以贸易保护为目的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合法贸易保护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予以使用。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在对外贸易,连续遭遇国外进行大规模反倾销,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谐的外贸局面,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一、中国遭遇反倾销的现状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6项。中国出口产品受实际反倾销措施的冲击也是最为严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实施了71项反倾销措施,其中15项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从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来看,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发展,截至2007年底,国外对我国4000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 从反倾销涉案金额看,也日趋增大,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例中,没有一件金额超过1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过1亿美元的案例已达数十起。 二、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呈现的趋势 1、涉及的中国产品类别和数量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趋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只有46类,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艺简单的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 2、发达国家是主要发起国,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人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80年代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行列中来,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所占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件比例看,1997年达到76%,而1998年高达87%,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多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原因分析 1、国外因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目前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一些国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频频运用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产业容易出现全球性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极力保护国内市场。在WTO成立以后,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积极致力于寻求WTO框架内的保护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倾销大旗,动辄借反倾销之名,行保护之实,使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演变为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 (2)视中国外“非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根据与一些国家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仍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使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更加严重,我国企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在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因此,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一些国家并不是以中国商品的国内价格为准,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因素为参照,这也使我国应诉反倾销调查的国际法律和政策环境更为复杂。 2、国内因素 (1)中国出口贸易秩序混乱。我国出口虽增长迅速,但较多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缺乏竞争力,只能相互低价竞销,出口贸易秩序混乱,给国外反倾销带来可乘之机。企业的营销理念仍较落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给对方国家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一些企业未能把握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进口国对华反倾销概率。 (2)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缺乏自主优秀技术和自主品牌。据统计,2003年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低于10%。中国出口商品中相当数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应对反倾销措施,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争取市场经济待遇,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改变他国对我国“非市场经济”的看法,同时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早日取得他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及其价格市场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还有,在目前一些国家国内立法未作改变的情况下,要避免适用“替代国”的做法,我们企业和相关行业必须用具体事实证明自己是按市场化运作的,包括企业股权制度、生产投资决策、产品定价、财务会计制度等。尽管目前还有很大难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们不应放弃这一努力。 2、规范外贸经营秩序 在出口产品中,我国产品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很多企业产品雷同。随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健康的外贸秩序,价格战在所难免。为此,企业首先要规范自身的市场行为,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财务制度,努力使有关资料和账簿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力争让反倾销调查当局认定某些具体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同时要实行行业自律协会和统一的出口措施,尽可能实行国外总经销和总制度。外经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所有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指导和协调,合理地统盘调节外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布局,及时有效地指导出口产品价格水平。 3、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 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工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优质高价出口原则”,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要高出这一“价格门槛”,则“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 如果能有效地预防反倾销调查,不仅能够节省调查过程中的大量应诉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因为反倾销调查而给我国带来的大量间接损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成为必要措施。预警机制的建设包括对我国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冲击可能受到的损害的监测以及我国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监测。通过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状况以及我国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整理与分析,建立损害预警数学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预警信息,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以求达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目的。 对外贸易论文:防止垄断市场形成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反垄断法对外贸易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本文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分析反垄断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反垄断法的特点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实行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经济政策。反垄断法的特点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对国内市场起着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例如,2008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中国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反垄断法不仅是各国保护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武器,而且还与对外贸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国际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随之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十分活跃的经济组织,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中居于主要地位,对国别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跨国公司依靠技术创新,凭借全球生产和营销网络,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占据优势地位,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状况下,先进的技术和价格低廉的产品会给封闭的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竞争是跨国公司活力的源泉,竞争又会促使其通过内部积累和外部兼并走向集中和垄断。因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容易利用其经济优势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成为限制竞争的势力,进而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打击局外企业,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保证谋取垄断利润。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包括:横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联合起来控制产品生产、销售、价格以及在任何特定行业或商品中获取垄断地位;纵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作为上游生产厂商对销售商的经营地域、经营产品范围以合同的形式施加某种压力,其手段有维持转售价格、独家交易、选择性交易、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手段有不公平定价、超高定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为了增强竞争力,跨国公司通过采用资本、品牌、技术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使其限制竞争行为更具规模性、长期性、隐蔽性,表现出以下特征:通过并购方式达到限制竞争目的。以控股的方式并购国内企业,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在东道国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通过知识产权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目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跨国公司的申请占87.8%。 为了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保护本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我国反垄断法对于在本国活动的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国外产生的但对国内有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 (一)限制跨国公司的外部扩张 企业合并常常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集中度过高的合并则会引起经济高度集中,集中则会导致市场的垄断。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是通过购买当地企业或者通过与当地企业的联合来进入东道国的市场。从竞争的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不会受到东道国反垄断法的干预,因为它们一般不会提高东道国市场的集中度。然而,如果跨国公司在进入市场时或在进入市场后,以某种方式破坏了东道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即由此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那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按照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为期30天的初步审查阶段。如果在完成第一阶段审查以后,认为该并购案影响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审查。第二阶段审查为期90天,必要时第二阶段审查还可延长60天。 (二)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根据该法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要考虑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控制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得承担特殊的责任,即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该法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外国跨国公司。 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不容易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因为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经济或竞争政策进行限制。而且,一旦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东道国政府一般也会通过推动国内企业的联合来抗衡跨国公司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优势。例如,“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正式成立,充分印证了中国企业正在通过联合,迎接外国企业的挑战。该组织由TCL、联想、康佳、海信、长城计算机集团5家企业自发成立,是一个采用会员制的、开放式的非营利性组织。凡从事计算机、家电和通信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都可以申请参加。 基于反垄断法的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仅有利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在对外经济和贸易往来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一)建立有效的价格预警机制 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平台建设,及时发现市场的异动。限制竞争的秘密活动所导致的最终市场表现基本是一样的,即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一致地抬价,固定、僵硬的价格或多年不变的市场份额以及新进入者普遍生存困难等等。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市场上有不正常的操作,竞争机构则可采取措施进行调查或干预。 (二)加强科技自主创新且实施品牌战略 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名牌商品共约8.5万种,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据90%以上的名牌拥有权,处于垄断地位。而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光纤制造设备100%、集成电路85%、纺织制造设备70%、石化设备80%和高端医疗设备90%-100%都依靠进口。因此,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培育名牌,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当前,国际贸易竞争已从产品竞争进入标准竞争,把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就意味着拿到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因此,企业要注重长期效益,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加研发投入,建立技术标准体系,要在电子信息、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形成支撑高新产业的标准群;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及有中国特点的产业,建立起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 (四)建立行业协会或加强企业联盟 多年来,我国在DVD、电脑、汽车、数码相机等高科技含量的行业都存在优秀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而国外的高科技企业通常会至少将纯利润的50%再投入到新技术的开发研究上,并且,国外企业有强大的横跨全球的市场平台,如果国内企业不联合起来推广、保护自己的技术,该技术就会很快被国际大企业强大的市场力所吞并。 (五)加强国际合作以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 由于各国贸易法规不尽相同,在禁止国际卡特尔、控制企业合并、确定损害程度等方面,往往会涉及不同国家的企业,所以,应在互惠、公平合理和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在反垄断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共享,不断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技术学习的问题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技术引进;对外贸易;对策 论文摘要: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凸现。技术进步是产业成长的优秀,也是产业升级换代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发展加工贸易,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一、技术引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 1.技术引进的目的,方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随着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方式除了传统的购买设备与技术,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作股投资,补偿贸易等,还出现了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方式;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逐步被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的引进所替代。这说明我国企业对技术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技术引进目标更加明确,方式灵活多样。 2.引进技术的来源多元化 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转让技术政策出现变化。技术引进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瑞典,香港,意大利,法国,韩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部分发达国家注意到,只通过出口产品或设备方式而不转让技术将逐步失去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开始调整政策,加强对我国的技术转让,并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合作达到重新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 二、我国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技术引进总体水平偏低,优秀技术和关键装备偏少 受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我国引进的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跨国公司输出的绝大部分技术属于二流的,所谓“市场换技术”只是集中在中低水平上,尤其在一些特殊领域的优秀技术和关键装备方面,发达国家仍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封锁。产业技术的发展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2.整体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技术装备落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大中型企业反应迟钝、复苏缓慢,必然阻碍技术引进向结构优化、有序发展的方向转化。其次,多数行业的关键优秀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我国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缺乏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综合创新。引进技术固然重要,但建立一个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制更为重要。 3.企业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投资不足 引进技术只有与消化、吸收和创新相结合才能很快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因此,一些国家都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之比是1∶8左右,因而能做到第一台设备引进,第二台自主制造,第三台即能出口。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07.这就造成引进再引进,重复引进,长期不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三、推进我国技术引进的对策建议 1.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鼓励支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中心,形成比较健全的技术开发体系,在主导产品的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上尽快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效资源,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技术引进工作进行联合行动,开展消化吸收与创新工作。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办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以企业为主、政府扶持、大学与科研院所参加的方式,广泛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共同开展投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等工作,通过税收优惠和加大国家财政投入的手段,鼓励企业加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投入力度,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促进体系 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要求,重点支持企业引进电子通信、生物技术、民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清洁发电、新材料、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具有市场潜力且在未来竞争中将取得优势的或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 积极开展多双边技术合作。通过加强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高新技术的引进;采取联合研究,合作攻关和对往等多种形式,扩大合作范围;拓展技术引进来源国,适应企业的技术需求引进不同层次的技术;利用多双边合作机制,为双方企业和科研机构间进行研发和技术合作牵线搭桥。 3.政府要加强对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引导 由于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它具有一定外部性,政府应在技术引进与创新上加强引导与投入,这并不是忽视市场的作用,而是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和现阶段缺乏有效的风险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政府应利用产业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急需的引进技术与二次开发创新给予支持和引导,解决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资金瓶颈。建立公用科技信息平台消除国内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分离,使国内自主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可以有效地结合。 4.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技术引进与消化再创新 要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和自主创新工作结合起来,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技术引进与消化再创新工作。国家要提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提出有利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财税、人才等方面的鼓励政策,既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又要切实做到真正引进了“技术”,探索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对外贸易论文:自主专利权技术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技术性的贸易壁垒;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贸易条件恶化;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结束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技术和技术创新对当代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本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了分析。 关键词:贸易;竞争力;因素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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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 美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的《莫里尔法》和赠地学院的诞生[3]。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振兴急需注入新的动力,硅谷地区校企合作的创新经济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借鉴。当时的硅谷聚集了大量高校,其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设备资源在硅谷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1983年,社会学家亨利•埃兹科维茨发表了题为《美国学术界的创业科学家和创业型大学》的论文,首次提出创业型大学的概念。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很多学者对创业型大学的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创新创业等词汇也不断出现在联邦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的报告中。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2003年提出的国家创新创业计划到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竞争法》这4年时间里,每年都有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和相关报告出台,这些报告和法案为美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指明了方向。2009年,美国创新和创业咨询委员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了一份关于推动大学技术商业化的建议书,140多位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和各专业领域代表人员在上面联合签名。商务部高度重视,开展了为期2年的调研和谈话。2013年正式了《创新创业型大学:聚焦高等教育创新和创业》的报告。确立了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基本模式、内涵和发展方向。从此,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二、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 1998年,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深刻阐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国际社会已经把创新创业看作是提升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此后,中国也开始了创新创业教育。清华大学率先进行了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包括设立创新创业课程,举办全国第一届创业大赛等。随后,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也先后开展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并相继承办了全国的创业大赛[4]。创新创业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中被摆到了重要位置,各个高校都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和方法。2002年,教育部先后确立了9所高等院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试点运行单位。这些高校结合自身条件,以不同的模式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或注重课堂教学,或注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技能,或兼顾以上两种教育模式,为中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创新创业之中,国家教育部于2010年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5],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之后,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出台了创新创业的政策和人才培养的措施,极大地烘托了创新创业的气氛。 三、中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差异 明确中美两国在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差异,有助于借鉴美方先进的理念和发展方向,为今后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途径的差异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注定了创新创业的途径是自下而上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很多企业利润锐减,为改变这种困境,企业家们积极探索开拓市场和提高利润的方法,硅谷的成功为其找到了解决经济困境有效方法,从此开创了新的经济模式。校企联合使企业加快了产品及服务的研发和创新,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同时高校也获取了发展资金,促进了人才培养。来自企业和高校的发展成果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成立于2009年的美国国家创新创业咨询委员会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推动大学技术商业化的建议书,该建议书由全美140多位大学校长、企业家和各个协会的领导人联合署名,引起了联邦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联邦政府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学术成果转化的政策,极大促进了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完善和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是由上而下的发展途径。在改革开放中期,社会经济还处于模仿阶段时,中国政府就敏锐地察觉到美国创新经济发展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创业思路,并很快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明确了高校在创新创业中的重要地位。各高校在政策引领下,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项目研究模式,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创业型人才,建立起具有高校自身特点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促进了创新经济的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创新创业发展途径加快了自主创新阶段的到来。 (二)格局的差异 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以高等教育为主体,校企互动为实践,通过技术转移推动和发展区域经济,政府起连接纽带作用。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中,高校和校企之间的合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校和企业共同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路径,企业高度融合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引领下,美国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为手段,通过校企合作开展科技和服务的创新,为企业培养创新创业型综合素质人才。此外,政府也是高校和企业服务的对象。中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还并未完全由市场来主导,政府在其过程中起到决策和引领作用。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大部分仍由高校自行承担,校企合作的局面并未完全展开,企业很少参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6]。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企业的大量涌现,校企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可见,中国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是在政府主导和引领下,以学校为主、企业和社会为辅的格局。 (三)驱动力的差异 20世纪美国硅谷经济发展的成功为当时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硅谷模式使人们看到了科技创新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商机,美国政府、企业和高校开始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政府大力支持创新型小微企业的建立,培养创新创业型高素质人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方向,大批基金公司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成果提供资金支持[7]。可以讲,市场是美国创新创业教育的驱动力。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之路刚刚起步,整个社会需要在政府的驱动和引领下,才能逐步完成向市场驱动模式的转变。只有真正意识到创新创业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巨大商机,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之路才能走向成熟。 四、对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启示 医学院校专业性和实践性较强,其创新创业教育与其他综合类高校相比有特殊性,从中美两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差异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转变思想 从中国创新创业教育30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创新创业教育在一些综合类院校的成效,这在创新创业项目的数量和专利成果上已有充分体现[8]。但对于医学院校而言,其成果仅凸显在各项比赛中,为比赛而比赛的现象严重,没有实现由比赛到项目落地的转变。归根结底,一方面是因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效不会立竿见影,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显现;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和管理者的思想仍未完全转变,还停留在医学院校专业性较强和创新创业难度大的传统观念中,没有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各项成效对高校发展的促进。因此,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大环境下,重比赛,轻成效,存在急功近利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只有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规律,意识到创新创业教育对高校转变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端正思想。 (二)行业融合 高校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医学院校,医学院校要明确其人才市场定位,充分融合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之中[9],通过对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来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效。学校和企业、学校和医院、学校和政府的合作是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促使师生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既巩固了理论知识,又加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行业融合能使高校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促进学校发展。 (三)教师培训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创新创业教育强国,就必须对教育对象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学生身上,更体现在教师身上,因为教师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执行者。对于医学高等院校而言,其教师组成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和临床课程教师,后者大部分院校都由临床医生担任,由于医生的工作任务繁重,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的创新与探索,导致教学方式陈旧,教学效果欠佳,阻碍了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的实现。临床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充分发挥其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作用,这对实现与专业相结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大对临床课程教师的培训力度,是医学创新创业教育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四)政策保障 中国的国情有其独特性,政府的主导力度很大。因此,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医学院校参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创新发展,参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督和管理。可以政府出资,采取结对帮扶等有利措施,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共同解决企业和医院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让教师、学生和企事业工作人员广泛参与,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医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了解美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明确中美两国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有利于揭示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目前,中国医学院校正处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端正思想观念是创新创业教育执行者和管理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0]。在政策和资金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医学院校要审视自己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充分融入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注入永久动力,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婷.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分析及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基于美国商务部《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J].职业教育研究,2016(12):91-96. [2]于文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8(9):18-23. [3]包水梅,杨冬.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百森学院为例[J].高教探索,2016(11):62-70. [4]应永胜.美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解析及借鉴[J].昌吉学院学报,2015(6):87-92. 作者:宋松 单位:蚌埠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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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论文:内需变动趋势与经济结构论文 一、2001—2013年我国内需变动趋势 (一)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从结构上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内需结构主要是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占GDP的比重。我国内需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消费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资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这两个指标不仅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离幅度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内需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无明显改善趋势。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优秀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二)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经济形势和问题不同,适用的对策也就不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宏观调控手段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预防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政策重心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以有效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从现实国情来看,供给管理要做到三点。一是减税。需求管理主张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而供给管理则力主以减税促进企业投资。由于存在结构性矛盾,前者会挤压民间投资,刺激虚假需求,造成产能过剩;而后者是内生性投资需求,能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拉弗曲线”表明,降低税率能提升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能拓宽税基,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减税还有较大空间。减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企业减税,尤其要对中小企业、个体创业减税;其二是对居民工薪收入及消费减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稳定币值。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使价格变化不能准确传递市场信息。企业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引导,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就会付出极高的试错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而且,通货膨胀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抵消减税刺激投资的效果。因此,供给管理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要以稳定币值、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主要目标。三是精简行政审批,提高企业活力。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好地按市场规律行事,增加有效供给。新一届政府已表明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今后,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之精神,逐步实现“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三)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从根本上来说是自身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在短期刺激遏制经济下行风险后,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宏观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尽快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避免新的刺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来优化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失衡是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过去有人担心收入分配改革会因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事实上,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对市场而言,效率即是公平,平均主义才是剥削。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维护市场规则,消除人为因素、体制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等;鼓励企业探索提高劳动报酬的新途径,如尝试劳资合作,让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利润,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还利于民,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支持自住型商品房建设。二是加快税制改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在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形成了土地财政。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以在房地产调控中力不从心。为改变这一局面,要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重新设计税制,培育地方税源,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尤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大趋势下,要改变现行分税方法,避免地方税源急剧萎缩。在房地产市场上,2014年以来,我国房价逐步趋于平稳。地方政府要从长远考虑,尊重市场规律,不宜频繁“救市”;应以结构调整为目标,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三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要适时转型。近年来,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刺激,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刺激只能在短期内保增长,长期使用必然固化经济结构,产生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适时转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平稳增长。财政政策要平衡好短期扩张与长期风险之间的关系,制定中长期计划,更多地服务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首先要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尊重单一规则,保持币值稳定,避免中长期风险。总之,要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切勿再次进行总量刺激。 作者:康珂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经济结构论文:调整战略分析的经济结构论文 一、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及效果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010年之间出台的政策大多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其特征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和出口政策,政府虽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政策的优秀是通过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并未好转。这一时期的政策可以称之为危机中政策。2011年之后,前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愈加严重,经济政策开始明显转向,主要通过稳定的(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鼓励进口、控制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这一时期的政策本文称之为危机后政策。 1.危机中的经济政策及影响。首先,在对外经济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等。“从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中国政府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出口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目前,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上升至13.5%,”不仅是机电、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行业受益,一些已经取消退税的产品也恢复退税。在汇率方面,则基本停止了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举措,收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2~6.84的水平。其次,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等等。2009年和2010年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财政赤字规模猛然提高了近5.2倍,达到7781.63亿元,国内新增信贷总量创下历史最高,总额达9.59万亿元,M2供应量比2008年猛增27.6%,2010年即使央行连续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仍然保持了近20%的高速增长。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重复建设等问题再次凸显,很多以前被砍掉的项目重又获得审批。最后,实施了一些具体的调整产业、刺激需求等方面政策。包括2008年底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之后又密集出台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如,2008年11月10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11月19日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1月26日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2月3日,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12月10日,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等。2009年上半年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规划也将产业调整和发展作为重点等等。上述政策的优秀实际上仍然是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还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套措施,是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方案。方案的实施主体要么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么是国企。这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政府债台高筑和2011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只实现了暂时的经济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沦为了空谈。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在2008年和2009年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在2010年突然下降了6.7%,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占到87.6%和52.9%;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两年里分别为56.8%和51.9%,比金融危机前高出2%~7%,第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应的下降了2%~7%。所以,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举措,不仅打断了危机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而且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2.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及效果。首先,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开始调整进出口的比例,并重启汇改。2010年7月,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危机以来的首次反向调整,取消了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调整出口结构的同时,2011年中国总体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型,从过去的强调出口转变为出口、进口并重,总的政策指导改为“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具体措施包括推进自贸区战略,调整部分种类商品的关税及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等;在汇率方面2010年6月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重启汇改;2012年4月央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百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汇率虽然从单个交易日看具有双向波动的特征,但总体上保持了升值的态势,至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已上升到6.1932,比重启汇改前升值了近10%。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1年~2013年,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都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经济刺激,2010年下半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回暖,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中央货币政策明显转向,但保留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财政支出突破万亿大关,增速达到21.6%,2012年财政赤字达到近8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1.9%,2013年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回落,赤字增速也大幅下降,但赤字规模仍然超过了1万亿,比2012年增加了19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进一步收缩流动性,即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到2011年6月又连续6次上调,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三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到2012年则是两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基本上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M2供应量的增速稳步下滑,物价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GDP的贡献都有所增加。最后,自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不惜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有机构将总理的经济方略归纳为: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去杠杆化和推行结构改革。主席也多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这样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2013年即使在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台任何货币财政刺激计划。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重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等。纵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我们可以将新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总结为: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通过综合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逐步向结构调整转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从2011年开始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稳步上升,到2013年,三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3.8%、45.6%和46.8%;最终消费率也是同样的趋势,三年分别为49.1%、49.5%和49.8%;进出口增速逐渐趋缓,三年中出口增速分别为15.15%、4.96%和6.03%,进口增速为19.50%、1.45%和5.45%,经济对外依赖度明显降低,进出口占GDP比重三年间分别为49.97%、47.00%和45.39%。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但并未实现根本好转。距离完成转型和升级还有较大的差距,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构转型的停滞和倒退。具体地说,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结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经济对外依赖度等衡量经济结构指标虽然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如果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估计需要20年~30年才能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而且这种好转的趋势还很脆弱,一些指标有反弹的可能。例如,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近三年来呈现递减的趋势,分别为56.5%、55%和50%,出口的增速超过进口的增速,顺差规模又开始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等等。如何巩固已有的成果,促进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影响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还未根本扭转。1990年,我国政府即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直到今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依然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政府仍然掌控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或者可以直接干预资源分配的结果,即使改革了干部考核体系,只要这一事实得不到改变,政府直接投资、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动力就不会减弱,因为这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根本上说应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体制、科技创新和转化体制等也需要深化改革。 3.结构调整和转型所带来的阵痛需要谨慎处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淘汰一批企业,一部分工人要失业和再就业,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要受到影响,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不考虑技术开发所用的时间,仅是设备安装、培训工人、开发市场等至少也需要2年~3年才能见效,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阵痛期较长,在此期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利益受损的人或集团则可能联合起来对当局施加压力,从而使结构调整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要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1)改善投资结构。我国当前处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科学技术的创新也需要大量的投入。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当前采取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的政策并没有错,但在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之后,仍应注意投资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维持。首先是投资的主体,政府应该逐步减少直接投资企业或项目,民间投资应该逐渐成为投资的主体。从近年的情况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大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动;其次,投资的对象应该更多的向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倾斜,我国R D和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尽管已经达到2%的水平,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2)加快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包括行政审批制度、行政服务体制、投融资体制及教育和科研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前三项改革目的主要在于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后两项改革则是为了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两种改革缺一不可。房地产泡沫的快速膨胀,说明我国民间不缺投资资金,缺的是投资渠道和项目,所以一方面要降低投资的行政性限制,另一方面还要创新投融资体制,并辅以研发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强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扎实推进这些战略需要进一步研究。(3)完善社会保障。在改革阵痛期,依赖传统产业的就业人群会出现收入下降和失业的情况。虽然从统计数据看,近两年失业率并没有增加,但就业人口增速出现了下滑。考虑到近期经济增速的下降和社会稳定,需要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再就业能力,需要推进再就业工程和技术培训等。 作者:李智永景维民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经济结构论文:低碳经济与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5.合理调整出口结构出口量的增长必须建立我国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一般贸易出口比例。促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产品附加值与新生能源产业。 作者:吴佳奇单位:长春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经济结构论文:低碳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在压力与内在需求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3、产业结构水平低和调整进展缓慢,也助推了高碳发展模式。 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为10.1%∶45.3%∶44.6%。多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都与2012年情况相似,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占比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据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轻重工业资产总计比例,重工业占77.1%。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有色黑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电力、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行业的资产总计占全部资产总计的55%以上。有些高能耗行业发展过热,产能过剩,能源利用效率低,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比如美国就占77%。 4、国际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使我国成为碳排放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转移,发达国家不断将高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享受着占据研发、设计、全球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消费着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出来的实体产品。它们通过转移高碳经济产业减少其发展低碳经济的代价。而我国在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这一代价,我国经济的高排放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了责任”。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据估算,外贸出口的资源内涵净出口达到4.5亿吨标准煤;外贸出口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内涵净进口150万吨二氧化硫和10亿吨二氧化碳,我国碳排放总量中约有23%源于出口产品制造。 5、“锁定效应”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锁定效应”是指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是长期使用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5年至50年以上。如果短期更新这些设备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产生很强的“锁定效应”。我国工业制造成业数量规模庞大,但是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和过时技术被“锁定”,很难进行“低碳”的生产改造。以能源部门投资为例,根据IEA估算,在参考情景下,我国在2006—2030年期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其中很大比重属于火力发电投资。2012年我国固定投资总额达374694.7亿元,比2011年增长20%,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占40.1%。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低碳的标准大多仍没有建立和完善,可见,我国如何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6、缺乏科学有效的促进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我国采取低碳指标的行政发包制来引导地方经济向低碳转型,但这一政策机制由于缺乏各级政府间的协商,地方政府低碳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和辖区间竞争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弱化了产业调整与低碳转型的动力。目前我国在财政方面对低碳经济和技术发展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但是有的政策脱离实际,没有起来应用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补贴政策效果不明显。也有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及管理机构的变化,原有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已难以执行。“我国低碳技术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的示范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以及国际机构的捐款和贷款,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低碳发展既要政府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但社会投资进入低碳经济领域受制于体制和环境不健全,投资规模非常有限。金融系统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对低碳技术项目支持存在疑虑,多数银行对低碳技术项目融资过于谨慎,设置门槛高,融资条件苛刻,即使部分银行实施融资,其信贷放款数量不多,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力度有限,制约了低碳经济发展。 三、促进低碳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低碳化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各个环节,使低碳经济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明显的产出效应。在新形势下,我国应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改变高能耗低收益的经济模式,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发展低碳产业,推进传统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出发,结构减碳在我国低碳治理行动中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未来我国低碳发展绩效的20%—30%依靠技术和管理减碳,70%来自结构减碳。而我国“十一五”以来的情况正相反,说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低碳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火电减排、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资源回收、环保设备、新能源汽车、节能材料等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绿色行业。我国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来促进产业转型。二是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三是通过技术创新逐步改变我国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推进产业价链高端转型: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优秀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四是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园和循环经济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要特别重视对现有产业园区的低碳生态化改造,各地应在不同范围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循环发展模式,包括主副产业衍生模式、多种产业共生模式、外部效应内部化模式及动脉与静脉产业循环模式等,促进工业园区乃至全社会向循环低碳发展过度。五是建立节能型产业体系,要强化工业节能,推进建筑节能,加强交通运输节能,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走中国特色的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六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低碳化。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就是要尽可能降低高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我国目前最迫切的是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加快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开发低碳和零碳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合理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开发风能、太阳能、潮夕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我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实行分阶段的能源战略: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减排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持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渐减少其使用比例,要加快研究和利用新技术,对煤炭进行综合清洁利用,减少火电平均发电标准煤耗量。中期,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长期,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一亿吨标煤相当于7500千瓦时),其中商品化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组织建设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个绿色能源县、30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实施八大重点工程:分别是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海上风电建设、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生物质替代燃料、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 3、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制度。 首先,政府应超前规划和大力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和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技术支持。其次,建立科学的节能减碳、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引导机制,并逐步从传统控制导向型低碳规制政策逐步向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转变。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低碳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建立碳排放贸易机制和投资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向低碳经济转型。再次,加快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完善和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更多地吸引发达国家在我国进行碳排放交易权,这样有利于我国低碳技术的引进,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第一步是鼓励和规范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我国已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试点工作。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各试点省市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所的基础上,加快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从CDM项目发展到V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到区域试点建设最后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目前北京已成立了应对建设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北京市碳排放交易企业、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和绿色金融机构三大联盟,启动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广东成立的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设立碳交易服务中心,是广东碳排交易市场的建立前期行动,并要进一步开碳排放标准研究、碳中合服务等工作。 4、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推进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长期以来我国资源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物,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扭曲。这是导致我国资源加速耗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思路是:在可能的范围厘清资源环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确定环境资源产权交易的途径、方式和范围。在原有资源环境价值与自然资源价格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修正核算出的环境价值和扭曲的资源价格,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环境的相对价格。这是公共资源环境领域合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政府定价偏差的有效方法。 5、大力发展低碳金融。 低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对低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低碳减排涉及到创新、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了让碳减排与能源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的资金流,构建碳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我国对发展低碳金融的宣传不足,对低碳金融发展的前景认识不到位,对低碳金融发展的研究及投入不够,造成低碳金融运行机制及低碳金融产品单一,严重制约着低碳金融的发展,也影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因此,我国必须深入研究低碳金融的特点,切实将建立碳金融体系和低碳金融机制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推动低碳金融向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的方向转变。其中低碳金融体系应包括:低碳货币、低碳信贷、低碳证券、低碳保险、低碳基金、低碳衍生工具等。发展低碳金融体系重点:一是政府部门应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向低碳领域扩展,加大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或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提高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并给予一定的贴息优惠;对商业银行发放的“低碳信贷”给予减免利息的优惠;对银行用于发放低碳的贷款,增加授信额度等。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开发新的业务、产品和服务,创新运作模式和风险管理方式。要开发低碳资金融资产品和低碳金融工具,制定差别化的产品政策,开展碳期货、碳掉期交易、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低碳金融的风险控制,如在贷款的审批上,在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的基础上,可根据该企业节能项目预计实现的碳减排量进行授信,同时,将项目所实现的碳减排量可获益额作为还款来源,使企业承担相应环保责任的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也明显降低。三是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成立更多的低碳投资基金,新设低碳上市板块市场,引导担保机构对低碳企业的担保。社会上也要多方面、多渠道拓宽低碳资金来源,鼓励支持CDM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社会捐款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拓展私募基金等新的融资渠道,努力推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四是推动金融中介服务发展。“碳交易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向项目业主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购买或参与联合开发CDM项目等服务”[8]。最后,我们应当深入了解国际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的动态,帮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CDM项目和自愿减排交易,在逐步建立我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参与碳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定,争取更多的市场主动权,为低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创造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作者:戴燕艳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人力资源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职业技能训练 我国的第二产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于人力资源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为52.4%,其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为14.3%。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直接导致了就业能力不足,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力就业难的奇怪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职业素质不高,就业能力差。因此首先,在城市就业中竞争力不足,就业率较低。其次,整体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不高。最后,就业缺乏长期的稳定性。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地域和产业相对集中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占农村人力资源的68%,而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就业较少,人力资源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受我国东西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从业人数的57%。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劳动强度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特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上是15:1:1.发达国家的从事产业的比例基本上1:4: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就业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和就业的区域,而对于就业后的劳动强度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没有更多的考虑。 三、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 我国现有1.4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生存状态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如同候鸟一般迁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原因和政策原因。在经济上,首先,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于文化素质过低,竞争力不足,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增高,实际收入与城市生活支出存在差异,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其次是职业的稳定性不强,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支持。最后是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人口实际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定居城市的进程。在政策上,首先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阻碍。其次是教育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还存在这城乡差异,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形成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局面,外出务工人员无力携家带眷,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农民工“临时夫妻”、“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者:范学刚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经济结构论文:农民合作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从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工业化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都是一个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总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经过30多年的人口出生规模控制和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测算,1950-2010年间,我国0-14岁人口比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了16.15个百分点,其中0~4岁下降7.5677个百分点,5~9岁下降4.6976个百分点,10~14岁下降3.8865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1980年后愈加明显,2010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与1950年相比累计上升了3.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这种趋势也将直接改变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1950~2010年间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总的来看呈现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28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人口集中在40~64岁年龄段。与1950年相比,2010年40~44岁、45~49岁、50~54岁、55~69岁和60~64岁人口比重分别累计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15-39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态势则相对缓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计上升了2.2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劳动人口比重在过去的60年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增长缓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国15~2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并且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在劳动力总体规模变动的同时,二元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逐渐减少。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市场化改革加速的条件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我国跨乡镇劳动力流动人数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已经高达6200万,2000年为755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外出农民工数目就达到了8399万,2002年超过1亿,达到10470万人;2003年超过1.1亿,达到11390万人,2005年超过1.2亿,达到12578万人;2006年超过1.3亿,达到13212万人;2008年超过1.4亿,达到14041万人;2010年超过1.5亿,达到15335万人。几乎每两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增加一千万,2012年更是超过了1.6亿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若包含本地农民工数量的话,2008年就超过了2亿人,达到22542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更是高达26261万人。这其中不少农村家庭是举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2859万人,2009年增长至2966万人,2010年继续增加到3071万人,2011年达到3279万人,2012年达到3375万人,均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以上。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能够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的流动,无疑将导致农业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急速减小和过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必然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显然,当前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继续发展。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障碍 中国虽然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逐渐丧失,逐步开始向一元经济模式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确立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的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则由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来承担。改革初期,由于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多数集体经济无法充分发挥统一经营的作用。加之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户农地规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较高,致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据统计,当前我国户均仅0.55公顷耕地,且平均每个农户拥有9块土地。虽然从历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适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的,但是这种零碎化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将不利于技术扩散和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强化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公布的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计算出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虽然1980-2012年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势头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进入一个趋缓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造成农业投资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这种举家外出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农业的空心化和内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精壮劳动力大批外迁,老弱妇孺成为种粮主力将直接导致我国传统农业受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将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困境。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性选择: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理性选择。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家庭一直是作为首选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存在,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能够使得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能够在稳定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合作经济的形式弥补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农民脱离土地(将承包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进入城市非农产业短暂打工,仍然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在乡村的财产所有权,解除外出务工劳动力顾虑,最大限度地激发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农业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销售等,具有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面。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相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消除小农生产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按照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收益返还的合作制原则运行,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困难,结合各地农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创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虽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规模正在不断下降,然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并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二元经济转换提供条件。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受资金、技术等限制,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地衔接农户和市场。这种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从生产原料采购、资金筹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体化,为农民提供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其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会鼓励成员之间分工协作、智慧共享,为农户提供各个方面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创造条件。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理性选择。 四、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应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规范,促进各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的依据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就应当加快立法和出台相关指导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从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支持途径,积极稳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全面的资金服务,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除此之外,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农民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解决合作社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 3.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财务监督、审计、年检等,特别是对那些获得政府扶持资金的合作社,必须定期对其开展核查和评估,加强政府对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的宏观指导,防止合作社过度的股份化倾向和过度异化。 作者:陈慧女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结构论文:经济结构调整的保险业论文 一、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的保险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历史经验证明,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占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表明,我国遍布一二三产业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GDP50%以上,其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已占到全国的60%,所缴纳的税金为全国的50%,同时为城镇劳动力解决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全面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服务体系,尤其是要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各类保险业务,能够为他们提供“所急、所求、所用”的资金服务,从而使其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为其解“燃眉之急”,助“一臂之力”,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保险服务。要善于从事务的对立面、差异性、因果关系中及时发现各种矛盾与问题,主动加快知识更新,放开手脚大胆突破,通过购买小微企业专项债券、设立投资基金、开展保单贷款服务等新方法、新理念、新思路,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履约保证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为其尽可能提供资金支持。 二、进一步创新保险资金应用方式,以多种形式为民生建设与重点工程提供支持 进一步发挥保险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当今时代推进和深化保险业进一步改革并且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就像指出的:“播下良种,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我们要依据风险可控、先行先试、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法,为各种市政建设、安居工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金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进一步优化金融配置。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着力点,积极探索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等新型金融工具,在打造过程中认真掌控好风险,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的股权投资,“防患于未然”,审慎地化解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三、进一步积极推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发展,及时化解经济社会矛盾 首先,“民以食为天”。只有切实将“三农”问题放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之首,才能确保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要大力推进“三农”保险,对能够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关系到“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防灾、农产品质量以及天气预报指数等方面的新型险种,要积极引导,大胆探索,敢于失败,敢于冒风险。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其次,要科技先行,积极发展科技保险业务。要把握科技发展的大方向,为各类科技企业的创业、融资、创新乃至企业并购等方面提供丰富的业务内容,为他们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保险服务。积极支持科技型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敢于“跳起来摘桃子”,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从而推动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第三,要进一步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外经贸活动。因此,要推动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引进有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大力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能力与覆盖面。第四,要全力发展责任保险,及时发现与了解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帮助政府与企业降低风险,缩小危害,化解矛盾。 四、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全体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以改革直面逆境,用正气把握机遇”。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全面提升保险业全体员工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切实推动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首先,保险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履职上剖析群众观,从转型上剖析政绩观,从发展上剖析工作观,从为官上剖析地位观,从用权上剖析权力观,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将“四风”彻底摒除。一方面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深入学习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精神,确保这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要率领保险公司研究部门、相关科室以及与广大员工深入厂矿、车间、农村、地头,尤其是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和庄户人家。真正了解这些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庄户人家的所思所想所需,他们需要哪些保险,哪些险种对他们有用,哪些险种能够真正在他们“火烧眉毛”之时,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了解与掌握了自己服务对象的思想状况,才能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加快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其次,要增强保险业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结合一些保险公司少数工作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给工作造成失误的案例,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深入查找服务群众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着力解决“在位不在岗,在岗不在状态”,不思进取、不思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工作热情、工作劲头、工作力度,多鼓干劲,多积拼劲,做到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破解难题,放开手促发展,扑下身子谋转型,摈弃浮躁,注重业绩。要养成立说立行,雷厉风行的良好风气,坚持讲学习、讲品行、讲境界,真正做到有坚守,乐奉献。第三,各保险公司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真抓实干地搞好各项工作。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努力提高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让每一位员工懂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学习者强,学习者胜”,只有与时俱进,学在当下,最大限度地加长自己的“短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各项决策和政策措施部署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接好地气,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服务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大力推进“三农”保险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极大地提升了保险业的优秀竞争力,开创了保险工作的新局面。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确保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完成国务院与保监会对我们提出的任务,为进一步抓好安全稳定与民生,打牢基层,做好保障。 作者:吴永红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经济结构论文: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业经济论文 一、现实难题:农业经济发展遭遇“二元经济结构”制约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行政区域为地理空间,已发展该区域经济为目标,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县城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发展县城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可以考虑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建制镇作为建设的重点,以发挥其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县城和小城镇是城乡关系的结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就是要从这一结合点出发,逐步打破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局面,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作者:冯雪萍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与物流管理系 经济结构论文: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透析论文 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结构论文:探究北美经济结构变动的措施前景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结构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整的举措 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美国强调科技创新是解决诸多紧迫问题的关键,并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加大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政府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 推进绿色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气候变化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被看作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以发展绿色产业为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在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大约800亿美元投资于清洁能源方面,其中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用于智能电网、碳捕获和封存、电动汽车等先进技术研究的总金额达367亿美元。除了新能源外,生物、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也是政府支持的重点领域。 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除了绿色产业外,奥巴马政府也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作为促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优先领域,加大投入,予以扶持。首先,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2009年初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将改进基础设施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资,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其次,力推医疗改革。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医保改革,最终在2010年3月签署医疗保险改革法。 促进出口扩大。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美国出口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以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并恢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出口。一是推进“商务外交”,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包括进出口银行对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美驻外使领馆提供市场信息、咨询及联系等服务,商务部官员帮助企业克服商务谈判障碍等。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为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签署和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伐。三是实施美元弱势政策,以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刺激出口增长。 推进“再工业化”。在金融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并将实现“再工业化”作为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从再造美国汽车业入手,推动制造业重组。此举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也有着直接联系。 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和力度都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危机期间扩大存款保险、为银行债务担保、注入资本、购买有毒金融资产及对银行部分国有化等,对金融部门这些干预所动用的资金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0%以上;二是刺激经济的财政开支7870亿美元,远超过大萧条新政财政开支;三是美国政府在结构调整中首次实行产业政策,如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对绿色产业等中长期项目提供政策支持。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准备金比例,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人的保护,授权美联储负责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推动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2010年初,奥巴马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金、向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金融危机责任费、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和规模等。 调整的缘由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但从深层次看,是其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并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过度依赖消费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由消费主义的文化所界定。个人成功与否要看他消费了多少和消费了什么;经济是否健康要看消费了多少,而不是看生产了多少。个人消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到此次危机前已高达72%,个人债务迅速膨胀。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30%,而储蓄率则降至零甚至负值。金融危机显示,沉重的债务使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经济面临巨大危险。 贸易失衡特别是进口剧增局面难以为继。近10多年来,美国经贸失衡问题日益加剧,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创纪录的6.8%。由于大部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在美国国内已不生产,消费者大幅增加的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巨大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美国产业调整、转移的必然结果。 “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截至2008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2%。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迅速发展,其中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容易形成泡沫,扰乱金融秩序,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美国长期竞争力不仅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也受国内基础设施、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加重的拖累。近10年来,由于美财政拮据,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大量路桥、通讯等设施陈旧。美国医保体系运作效率低下,国内4700万人没有医保,近年来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是工资增长的3倍。美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他发达国家仅为9%),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本大增,这就制约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堪重负。 “市场原教旨主义”日趋失灵。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私有化、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治理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美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理念,对经济、金融等领域全面实施放松监管措施。由于监管的缺失,金融创新发展被扭曲,房地产业发展失控,从而最终酿成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调整的前景 目前,美国正在依靠其科技、资源、市场机制等有利条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也为其调整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激励创新措施可促进企业科技研发活动,增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就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而言,其经济社会长期效益将明显大于短期效益。这些新兴产业可能将是未来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可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亮点。加强金融监管改革也有助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调整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仅医保改革就需要940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已经给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遗症。2010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和国债将分别达1.56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据预测,未来10年年均赤字将为1万亿美元,累计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90%。 经济结构论文: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挑战与机遇把握论文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世界分工,新优势 论文摘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孕育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中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和中长期任务。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动向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 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减弱美元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最终要靠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硬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历史性起点。2010年12月,中央银行宣布,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版图”大幅度扩大后,试点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为67359家。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跨越式发展,并加快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有的还会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2010年12月,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宣布,其11月国家外汇储备新增60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货币互换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步骤。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此外,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高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重要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产品提出新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国际市场区位结构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重要性不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报告,2010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到10%,印度的增速为8%-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将达7.1%。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仅为2.7%。这不仅将加速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而且将促进我国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方式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我国保持贸易大国优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经济结构论文:浅谈变换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卜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经济结构论文:剖析地区加快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措施。 关键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大量要素投入,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优秀,造成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消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依赖性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某些重要原料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粗放式的矿藏开采极度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宝贵的土地资源。近几年我国基本上占用世界15%以上的资源在进行发展,能源和环境形势都相当严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和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2.对外贸易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差 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我国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和原材料,另一方面我国一大部分产品销售外国市场。我国货物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到55%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大约占到贸易总额的60%,而且这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等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出口加工,本身技术含量很低,但本土企业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产业价值链低,出口贸易产品的成本效率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产品附加值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这对我国的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广东、浙江等省许多企业纷纷停产、减员甚至倒闭,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3.国内消费长期不足,难以拉动内需 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2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虽然消费的金额在增加,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乃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比例仍然算比较低的,美国消费约为GDP的75%,其中居民消费为50%左右;印度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2%,其中居民消费占61%;而我国2007年总消费占GDP比重为51.4%,2006年为52.2%,但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7%左右。居民的消费能力未获得完全释放。再加上金融危机本身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支出,尤其是需求弹性大的高档耐用品的支出。这从2009年1月份银行存款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就可以看出,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010亿元,同比增长20.7%,较2008年12月上升3.3个百分点。 4.国内就业压力极为严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减产和破产的增多,国内就业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受影响的不仅有农民工,而且已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加,初步估计金融危机约造成2000多万的农民工失业。我国中小企业约吸纳75%的就业人口,由于订单急剧减少,加工贸易进口量从2008年7月起连续下降,中小企业裁员大增。据统计我国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增加0.2%,预计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6%,比2008年约要增加0.4个百分点,2009年就业目标将会比2008年有较大幅度减少。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当经济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现凸显,瞄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 1.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中国能否实现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的“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减排压力。钢铁、水泥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制约。当前,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今年我国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国正抓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 3.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一是在调整消费结构中,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最终消费。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为了扩大农村消费,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进一步实施,如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4.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有利于释放资源、土地方面的压力,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只有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不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经济结构调节的价值意义分析论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一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开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经济结构论文:我国经济结构打压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论文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建立超主权货币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从主权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权货币产生金融动荡、全球化下的主权货币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进行主要论述。其中,包括: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主权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主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国家失去对主权货币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必将为别人所控制。但是,货币主权也是造成许多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是背道而驰,因此,只有超主权货币的建立才能在根本上消除主权货币带来的种种弊端,世界经济也必将在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主权货币金融动荡全球化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以小说般的笔调,描述了自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三百多年以来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史,展现了国际金融集团和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翻云覆雨影响力,深入揭露统治世界的经济精英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进而产生金融动荡,最终迫使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金融精英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过程。 一、主权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进而巧妙调节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控制国内财富和国际财富的分配,因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因此,美元的发行权就成为各国金融人士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掠夺财富的主要武器,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甚至追溯到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都是国际金融集团为获得美元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而策划的阴谋。 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首先他们会通过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培养的利益代言人去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而提高货币的流动性甚至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低利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投资消费热情高涨,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在经济的泡沫被认为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发展速度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萧条境地,然后金融精英们会趁机以远远低于实际价格的成本大肆购买优质资产。 通过国际金融精英所惯用的手法,我们发现,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一个超级大国的货币的发行权一旦被一少部分人控制,则意味着世界财富资源的再分配,在该超级大国货币体系笼罩下的国家便必不可避免的沦为金融动荡的牺牲品。 二、主权货币产生金融动荡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主权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都会牢牢掌控着货币主权。但是,正是因为主权货币的大量存在,甚至处于泛滥的地步,造成国际金融动荡。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以泰国泰铢等为代表的货币大量贬值,造成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动荡。 当一国货币,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镑和法郎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元,成为世界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货币都会以该国的货币作为参考对象,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是很难通过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去加以平衡很完善的,因为其它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物的国家也会采取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降低该国财政货币政策影响力。 而对于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需要经常兼顾本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较大矛盾,而当货币发行国家在此过程中是很难对两者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货币政策: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仅仅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目标,也不能见过国内外的不同货币目标,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很少能够为本国货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而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时候,很多国家会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动荡,许多国家因此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公务员之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发生,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世界各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其国家财富增长速度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仍然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言权,因此,金融动荡虽然不是货币发行当局所期望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是主权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制度缺陷。 三、全球化下的主权货币的发展趋势 主权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部主任本•斯泰尔也在文中指出“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容”。 因此废除主权货币,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全球经济需要全球性的货币,只有在一个全球性货币的体系里,主权货币带来种种弊病才不会凸显,因为已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系统将不会受到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操作。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建立将使得银行的权利超出国家、种族和语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摆脱与主权国家货币的挂钩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更加顺利的发展经济。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论文 现在有一个命题,如果你是秦始皇或你统治这古代的埃及你能够用500万的人民在二十年内统一天下和建立最大的金字塔而让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吗?我想,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就算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让人民生活正常,国家经济发展正常的。因为在我的新经济学理论中来说这是可以变为现实的问题,而且历史也证明秦国的经济实力是当时最强,建金字塔的时候的埃及也是相对强盛的。 任何社会的生产力的利用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人民的生产劳动本身不是很多,而又一方面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能够民族他们基本的要求,这一矛盾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而要充分的发挥人民的劳动,就要充分的发挥生产力力的利用效率,用来达到国家战略目的,国家奇迹建设和人民的经济基地的建设,这是在经济学中的国家的的霸道,他有以下内容:第一有强大的国家强制性,第二有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生存的物质超量完成性,第三,有为了人民生活的生产关系以外的物质大量制造的劳动,第四人民的劳动被国家剥削而国家因为他要完成他自己非人民生活应用物质和社会生活和战争基本建设的劳动而交换给人民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法则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保证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完整生产,第二国家并不从人民那里剥削他们的必要生活和生产用品相反要额外让人民多生产产品用来进行政令赏罚,第三国家得到的是国家战争机器,国家经济发展机器,国家奇迹建设机器。我们来分析秦国经济体系。 2000年前的秦国如果他的土地没有荒芜,那么土地上面长的粮食就可以足够他们的人民食用,只要种的土地足够,那么无论怎么说也就不会有少粮食的可能,大秦帝国在战争之前用商鞅变法,开垦了大量土地,在战火连年的年代,修建了郑国渠等很多水利工程,如果耕地全部种上了,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有粮食(《史记》记载在楚汉关中庸富)。农田的耕种是有时间,耕种并没有占有人民生活的大多时间,如果用现在的手工农业水平来说种三十个人吃的粮食也最多是一个人的一年的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说人口劳动的安排如果十分合理,在封建农业社会农民劳动力在农业的利用效率只有三十分之一。而现在再加农业社会的其他经济产量也就是农业收入的两倍左右,那么农业社会人民的利用效率最多为十分之一,充其量五分只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农村的手工劳动水平来说应该是远远不足十分之一的,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他大多的时间没有事情可以做,而与之相应的是农民也没有收入,还有在农忙时节他们比较辛苦。而现在只要在不违背农时的前提下开发他们的劳动,也就是说让他们做其他劳动,用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强盛。譬如实施如此耕战政策,在解放奴隶的时代实行如下政策,第一国家容许人民自由开发土地。任何土地封建领主只能够收百分之十的土地收入所得,国家收百分之四十,保证人民在农业劳动的时候他的收入不能够让他维持生存,其他各种行业也同样如此。第二国家在非农时节发展弓箭、牧马、水利、占车、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和为国家开垦土地,保证农民的收入是他基本生存收入(粮食)的两倍,而且这一切用来交换他们需要的房子,布匹,家具,农用马车和马。而国家占有整个收入的十分之三,而生产这些东西也是要交税的,而这些收入全部用来进行非生产关系的国家建设,如建设军队和建金字塔,这些建设不是无偿也不是自愿的,他可以让人民得到他全部应德的生活资料或者更多,这在当时的人民应该是十分满意了,因为如果现在的我都是满意的,现在只要不进行被人鄙视的劳动我是愿意的,如果能够得到双倍生活收入就是汗水流到了我的袜子上我也愿意。如果这完成了这些国家战略,此刻国家是十分强大的,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他能够养活十分之三的人口进行其他劳动,他是一同种国家的全部国家力量的劳动和经济收入,他可以任意支配十分之三或者更多的人来进行他们想要的非国家生产关系需要的建设,也就是说一个500万人口的封建国家除了国家本身的正常生产关系的维持的劳动还可以有150万人口进行其建设,如此发50万人建立金字塔同时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进行长年的战争这自是不在话下。那么以上政策就如下特等所以当时候的秦国有世界最锋利的弓箭生产,有世界最浩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有世界最先进的马车(就是中国象棋里面“车”)的的建造和“车”行的直道建设,也有当时世界最多的马场,更加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因为秦国在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秦皇就占有不是秦国的世界很多希世珍宝,可见其国富民强。而秦和六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还能够继续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是精英战争(用最先进的武器和人民中最强悍的来进行战争)那么国家就可以在不动摇国家根本的情况下进行长年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消耗的是自己钱和敌国的人民,而如果战争胜利那么一切失去的钱又可以拿回来,当然赢政是没有了解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祖先和人民曾经做到这些了,做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足,而赢政他不是十分明白这一点,这从他失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如果人民知道我上面的战略思想那么他们就算是用手工劳动也至少已经可以制造400座金字塔,而如果是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其功绩是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他可以保证人民更加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更加让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朽之名。 而这还要保证国家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各个行业的生产是向前发展的,而我的新经济学理论是能够做到的。先讨论保证社会生活各层人民生活的安定。如果说人民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劳动的利用不足五分之一,那么封建社会人民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所谓的剥削的本质他是来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但是更加深入的一点就是内于人本身的罪恶,就好比一个封建主他要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他肯定不会让人民家里保留足够他十年的粮食,要不土地就不值钱了,因为如果农民的家里太富裕了的话他就可以不要帮封建地主做事情,现在我是封建地主,我要人民有求于我,如此我要保证人民不能够很容易的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而从农民那里得到权利,让人民为生活所以逼迫,让他们贡献出很多权利,如性、初夜权利,至于其他就不用说了,这就是人为紧缩生产关系状态,就是说社会本来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能够满足人民幸福生活,而生产关系控制者他控制生产力完成的量从而让生产关系中的弱势阶层变成非常危险和痛苦的阶层,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会出卖一些人人格和尊严来满足优胜阶层的欲望,这不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和不合理的问题,这是人是否有罪的问题,绝对的公平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必要存在,而孔子说“患均而不患寡”和所谓的绝对公平理想只是一些人得到天下的法宝,他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有实权的领导他完全可以很容易的不着痕迹的得到很多的东西,也就好比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大老板”只要他想,养几十个情妇绝对不是什么难问题。而我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生命和器官来换取我欠的人情债务而离开这个世界。和谐社会的根本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封建社会也是可以建立和谐社会,正如孔子说“患均而不患寡”,高下是相形的,公平和不公平的有阶梯的,我不努力也无能工作我比他人少的一些财富和荣耀我也不会有不平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感觉到不平了,而且我所以在意的不是帝王将相的荣耀和超过我需要的身价,我,作为一个人民,一个普通的人民需要很实在,安然的完成我应该完成中华传统文化赋予我的任务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需要,我就不会有太多的痛苦的感觉,我想我是有罪恶的,如果上天给我一个超过我需要的好处我也会接受,但没有他我不会痛苦。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满足一个公民的基本需要。一个公民的基本需要是安定,他不要汽车,只要能够让他能够完成龙之传承赋予的普通任务——无非就是建立自己的安乐而平凡的家。在手工的封建社会能够做到,在原始社会自然的做到了,而今天人民出卖自己的人格也很难做到,要不你问问街头的小姐“您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些事情呢。”,在我看来任何人都无非希望自己有一相对美好的明天,而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例外。和谐社会不是发展生产,是协调社会生产关系,让人民有充分的劳动,多余的劳动达成国家宏观战略意义,从而保证劳动人民在生产关系中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不是处于紧张状态,而达成的国家战略意义一旦成功他就可以,为国家服务,如果是战争,只要战胜,国家就会发展的非常快,如果是自己本身的经合理的经济基地的建设那么国家的经济就会短时内进入他本身有的生产力最佳饱和状态,也就是在那一生产力量水平的完成发展状态。这一战略在今天实行,就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如果是进行军国政策也就是说在我的经济学构造中只要把国家战略定义3/4的量为战争服务,30年以后我就可以消灭一个大自己30倍的中国经济状态国家。当然如果是全部用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上,拥有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用我的国家战略那么50年我至少可以完成30000座金塔的国家生活基地的工程量(如果现在的生产力是古代埃及的30倍)且所有的基地是自己的人民所有。那么社会就和谐,到后来国家战略全部完成的时候,国家就处于经济危机状态,就如秦帝国完成统一的时候,他们的人民有力量没有地方用了,而且那些贵族也把宰割其他国家变成宰割自己人民了,所以他们的战士没有站利品就没有收入了,人民劳动本来就足够,而现在多了很多战士回家种田,那么就要意味着生产关系紧缩,人民痛苦,那么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调解这一问题是周五制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尹伊对汤说:国家是不可以得到的,国家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么我将会比你先得到。秦皇想占有天下,如此,李斯和赵高就想得天下,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让秦帝国瓦解。)所以明白道理才知道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也才知道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 主要经济国家统一控制是我以上经济发展战略的要点,我想完全国家统一控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获得利益的关键不是劳动而是力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分量,是权力至上体系。所以人民崇尚的权力而不是实力,也不会发展新的生产力量。这一点从尹伊对汤说:‘国家是不可以得到的,国家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么我将会比你先得到’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权力再大也是有不到的地方,第一他不能改变人对世界好处的接受量,第而他会让新的东西不出现,因为人民明白创新这一切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华佗死了,毕升也是非常危险。这都是他们有非常之能而成非常之名。所以人民重视的名分和争夺。重新考虑权力之源就可以明白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主要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这里只提示一下。 有人说我有如此之能而何以混的如此差,而我觉得是大学赋予我贵族血统,而现实我是平民,而社会本身不给予我这人发展的机会,凡平民农村一般大学生(除超强无耻、超强社会适应能力、靠山除外和本身适应现在考试制度而进入名牌大学者)他们将和我有一样的命运。而我清楚我有很多弱点,因为我有灵魂而没有强大体面生活技能,这是我不可以跨越的界限,这是命运。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国家国有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扶持本国国有经济的发展,这对于维护其经济独立、推动其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官僚主义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战略措施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步提高,其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带动国家产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业对其他各行业的影响力度也越来越大。本文分析了金融业给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然后以此为依据,分析了相应的措施,为今后明确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加快金融业的发展速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金融业 国家产业经济发展 影响 措施 1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1.1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一类,金融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整体经济发展高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迈上了新台阶,我国的整体产业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资本市场也逐渐成熟,金融业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投资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激化了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金融业向着更高效和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证券公司的增多使得人们加快了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金融业管理体制和服务制度的变革。其次,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融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融资途径更加方便,带动了整体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1.2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改革 我国产业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第一,我国的第一二产业在我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过大,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占有份额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显得过小。目前,在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下,很多以金融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正快速成长起来,推进我国第一二产业的人口、资金、工艺、技术等朝着第三产业转移,提高了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所占比例。同时,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削弱了第一二产业中由于资金匮乏而产生的短视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第一二产业中设备更换、先进技术的使用等需要用到资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快了第一二产业的科学、高效发展。 2目前金融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2.1金融业的制度规范不合理 目前金融业在我国已经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目前人们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对金融业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到位、对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掌握不够全面等原因,导致了人们在进行金融业相关管理和工作中出现了阻碍,制定出来的金融业相关制度不够全面、执行度不高、执行困难等情况。 2.2金融业中民间投资方式较少 民间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民间资金的有效盘活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基础。但是,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民间投资规模普遍较小,数量也有限,大部分融资工作都是由银行完成的,这种情况,导致了民间投资行为越来越少,国民经济发展质量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 2.3金融机构和产业结合困难 目前,金融机构的制度化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各项资金业务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而面向各个产业的资金业务是金融机构业务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在产业向金融机构提出专项贷款时,产生贷款速度较慢、资金回收较难、金融机构和产业结合困难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严重阻K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也拖累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前进。 3提高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影响的战略措施 3.1制定健全的金融业发展制度 要使金融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必须制定健全的金融业发展制度,不断规划和完善制度体系,才能够保证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制定金融业发展制度时,要根据以下两项原则:第一,制定的制度标准要符合我国实际国情。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第三产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在制定金融业发展制度时,就要以实际国情为出发点,真正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发展制度。第二,金融业发展制度要清晰地明确规范的操作流程。金融业能够高效、快速的发展依赖于规范的操作流程,所以,在进行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制定时,一定要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性,进而保证金融业的发展效率。 3.2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间的投资 民间投资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利用民间的资本进行投资可以更好的带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民间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的行为。首先,成立民间资本可以转移到金融领域的相关机构,通过服务窗口使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同时给于适当的政策鼓励,减少不必要的相关流程,可以促进民间资本盘活,完成对民间资本的有效使用。其次,由政府带头,政府作为民间投资行为的担保人,实现对民间资本的利用。政府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资项目,政府作为投资人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纽带,对融资行为进行担保,保证投资项目的质量,加快民间投资的进程。 3.3对金融机构和产业提供更好的结合方式 在金融机构与产业进行合作时,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直接参与产业投资的方式实现资金的盘活,对投资产业进行选择时,要选择预期达标的产业,提升资金的有效利用,增加金融机构和产业之间的契合度。同时,金融机构和产业可以共同出资,创建一个新的公司,公司的制度根据两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从而完成提高投资效率与加快产业发展的效果。 4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金融业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体系也将会越来越完善,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效率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经过我们锲而不舍的钻研和努力,一定会为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业与我国产业经济的结合带来新的方向和曙光。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命题存在两种观点。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市场化、自由化,否定国家干预,认为政策无效,政府的功能是弥补市场失灵,并不需要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一部分受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影响比较深的经济学者也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法存有异议。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接近实践层面的经济专家和非主流经济学者都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也强调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其实,国家是否需要经济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对政府功能的认识,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由政府主导制定和实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国家表现不同。比如,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在正进行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其作用就不一样。正确的选择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寻求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和政府功能的复杂性相对应,集中体现政府意志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中国经济属于追赶型后发型,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早在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国领导集体制定并有力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中国要想实现自己下一步发展目标,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并调整自己的战略实现方式,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下面具体阐明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特殊作用。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作用不同而已。否认政府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其实,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及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作用。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国家意志从来是在经济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国家意志左右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奉行不干预无非也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对政府作用的争论没有停止过,但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仍然是大幅度的扩大了。在IMD(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和WEF(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政府作用和绩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政府的功能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对市场拾遗补缺,它还具有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职能。 当然,不同国家的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就比现在更为明显。虽然英国统治者在1776年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而欢呼,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按照斯密的说教去办事。英国人让自己多如牛毛的法律、制度,甚至带着血腥的政治指挥着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而对外却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力鼓吹“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政策,这显然是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表现。当代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号称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在以保持“全方位”的全球领先为目标,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纺织、钢铁业、汽车业、电子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等行业失去了全球统治地位。于是,它一方面借助关贸总协定机制和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保护和推动自己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创新战略全方位提升国家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举起振兴美国经济的旗帜,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将科技与市场相结合的项目,继续进行官、学、研合作创新研究项目,实现“小政府、大投资、强国家”等等。在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为显著。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各个国家的现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 因此,中国要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社会制度、内外环境、经济发展的任务等,并借鉴各种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 第二,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和许多经济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怎样从理论上论证市场化、自由化的合理性,怎样反对国家干预,各个国家的领导集团还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非常注意从战略上来考虑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西方许多非主流经济学者也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合理性提出非议。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J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瞻远瞩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他还认为应当“对积聚国家财富的问题采取战略规划的方法。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和使命感,他们应当努力通过所制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结构为全国每天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第三,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收敛,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符合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发国。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来发展经济才达到目前的水平。在一两百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制度安排因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变迁,由于时间较长,许多变革可以依靠自发的力量来完成。因为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3%左右。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英国从1780-1838年用了58年,美从1839-1886年用了47年,才使人均产出增加了1倍,而我国从1977-1987年只用了10年人均产出就增加了1倍。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时间走完的路程,我们希望在30年、50年里面走完。既然如此,那么物质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提升、生产活动的特性都会变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下就会有很多社会组织、金融安排等属于比较接近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需要随之发生变革,由于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种变革如果单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将会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必须进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政府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但在启动现代化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有效推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而不在于它是民主还是集权。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然,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民主是政治体制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其发展进程必须根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定。 第四,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强有力的政府推行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转型国家那种政治剧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改革是一个破与立结合的过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一场革命,其间要克服的难题很多。中国政治的品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制定和推行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五,经济发展战略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从当代中国经济的特点看,中国急需经济发展战略指导。 一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性、方向性、长期性的总体谋划,它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然而,它对大国的作用更大。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其国家经济活动相对简单,其战略规划层次比较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手段等都简单明了,因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简单。然而,大国却不一样,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地位特殊,更需要全盘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就要在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大国战略设计与小国战略设计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正如动物世界中大象的战略战术绝不同于小鼠的战略战术,拳击比赛中矮小选手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于高大选手的战略战术一样。从国内战略来看,大国的发展就存在如何协调地区发展的问题,如何实施正确的人口战略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大国的生存和发展要比小国复杂的多,也就更需要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就更需要完备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的观点,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国际国内形势看,21世纪初的前20年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的腾飞。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互动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相对小。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3.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0.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的十分封闭的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联系的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实际上,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当然,融入世界必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中国人看来,21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在世界看来,这是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做出及时调整的重要时期。从历史上看,大国的经济崛起无一例外地导致对外扩张和战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头雁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最大。在国际社会,各种对中国发展方式、发展影响、发展结果的猜测、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尽管其中有积极客观的认识,但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大国对中国却坚持以遏制为其战略基点。所谓“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改变内向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处理好中国发展与世界的互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处理好兴起与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要求中国领导人以理性的思维,以历史的眼光,站在全球的制高点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 四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有了一个科学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团结奋斗的基点和前进的方向,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同时,一个明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也为我们制定中短期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党中央在制定“六五”计划时,就是与20世纪末的小康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1985年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又考虑到下世纪的发展目标。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古德曼曾评论说,“七五”计划是中国第一个详细、具体和明确的计划,这显然与中国有了一个长期发展战略有关。“八五”计划、“九五”计划与“十年规划”,都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社会转型期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财富、能源消费模式、能源工业发展这几个方面全面探索了社会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了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情况。 【关键词】社会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挑战 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经济,能源使阿拉伯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结构。但是,阿拉伯国家的能源经济模式发展滞后,导致阿拉伯国家出现资源导向增长困难的现象。并且,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天然气和石油,工业结构单一,多元化济水平低下。石油财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阿拉伯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贫困、社会不公平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正体现出了以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在社会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继续改变落后的以能源为主的经济模式,以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但是,以能源为主的经济模式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导致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难度较大。研究社会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能够加强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从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而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1.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分布不均,多元化经济发展缓慢 长期以来,油气资源是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基础和资源投入,油气资源构成了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但是,油气资源在给阿拉伯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也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现阶段,有些阿拉伯国家依靠油气资源成就了社会繁荣和经济奇迹,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部分阿拉伯国家不能够直接从油气资源中获得经济收入。并且,油气资源所带来的经济财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反而严重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甚至导致阿拉伯国家出现了权威政治趋势、腐败、经济不稳定、暴力冲突等问题。另外,阿拉伯国家的财政赤字严重,发展成就十分有限,尽管其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其非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利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 油气产业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支柱产业,使得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发展对油气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只能依靠油气资源的经济收入来促进社会发展。而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较慢,对经济收入的贡献较小。只有摩洛哥、黎巴嫩、突尼斯和约旦这四个国家的多元化经济水平较高。这是因为,这四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对较少,不能依靠油气资源来维持经济发展。而且,这四个国家的领土资源较多,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优势较大。因此,从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的油气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发展缓慢,多元化经济水平不高。 2.阿拉伯国家主要依靠石油财富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投资程度不足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财富能够从出口收入和出口外汇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大量的油气资源出口能够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资保障,并带动油气资源相关产业的经济增强。而油气资源出口外汇能够有效调节阿拉伯国家的储蓄水平,改变阿拉伯国家国内投资不足的现象。但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缺乏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投入,没有使全社会共同分享油气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人们仍处于贫困状态,需要面对就业、医疗等问题。另外,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其他产业发展不发达,人们的就业岗位较少,失业率急剧上升,导致人们没有收入来源。据调查发现,阿拉伯国家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人们的失业率高达30%。 阿拉伯国家虽然拥有充足的石油财富,但是国家在包括教育、社会建设、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投入严重缺乏,导致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从教育方面来说,有一多半女孩没有注册入学。而且,阿拉伯国家农村地区孩子们的辍学率高达30%,甚至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孩子们没有学校可上。从人均寿命来说,阿拉伯国家的人均寿命与世界人均寿命相比低21%,并且,阿拉伯国家难以达到国际上减少营养不良的指标。从卫生方面来说,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卫生支出较高,但是,仍有大量人口无法支付卫生保健费用。从社会保障方面来说,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障资源主要包括燃料补贴和粮食补贴,而且,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险主要倾向与公共部门,导致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缺陷严重。 3.阿拉伯国家能源消费模式不合理 阿拉伯国家依靠油气资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区。据调查,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而且,阿拉伯国家的天然气消费已经成为次于亚太地区的第二大消费地区。但是,阿拉伯国家的再生能源较少,其油气资源作为唯一的国家财富,会随着能源消费而不断减少。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核能消费和煤炭消费极少,当油气资源大量消耗之后,阿拉伯国家将会面临能源问题。另外,阿拉伯国家的天然气短缺会影响到其他能源的价格,加剧了各国对石油、电力等资源的争夺。 虽然,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产品占有量较少,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产品。而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油气资源逐渐减少,而阿拉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较少,新能源利用率较低,不利于阿拉伯国家能源消费模式的改进。另外,阿拉伯国家为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依靠油气资源,大力发展电力产业、钢铁产业、化肥产业、石油化工产业等。但是,这些产业同样会会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增加了阿拉伯国家内部能源消耗的速度。另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能源的价格较低,使得阿拉伯国家在发展其他产业的过程中能够低成本大量使用油气资源,提高了当地能源消费的水平,导致能源消费模式越来越不合理。 4.阿拉伯国家能源工业面临投资挑战 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阿拉伯国家的油气工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油气生产能力的提升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重要。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来看,油气资源能够为政府创造源源不断的收入,加大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能源工业的投资。但是,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投资十分缓慢,国际石油需求不景气、油价大跌等降低了人们对能源工业投资对热情。而地区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投资计划,阻碍了阿拉伯国家产能的扩大。 而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的政府部门与国家石油公司之间利益协调不合理,两者关系实效,导致政府部门对能源产业对投资回报率较低。并且,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石油企业不能决定投资预算,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决定石油企业的投资预算,导致石油企业的资本支出紧张,限制了石油企业对新的投资项目、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企业运行需要依靠国外石油企业来技能石油的勘探和生产,对国际能源资本、国家能源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能源资本与国家能源资本的关系会影响到阿拉伯国家石油企业的发展。随着阿拉伯国家允许一定形式的国外投资,但是会对国外投资提出各种因素限制,严重影响阿拉伯国家石油企业的国外资本利用。 作者简介: 储梦昱(1995.2~),男,浙江嘉兴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本科,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一、“一带一路”的发展现状 (一)“一带一路”的含义 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不久之后,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至此“一带一路”概念基本形成,此概念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概念中涉及的沿线国家,由于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因此都积极准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是一个有利于全世界的工程,在共商、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给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交流,促进区域和平共处,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一带一路”的发展 “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铁路方面,我国先进的高铁技术已经成为我国一张靓丽的名片,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铁路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中缅原油管道已经开通,大量原油经由此管道直接进入我国,为我国的工业、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先期合作项目顺利展开并实现运营,为后续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者提供了可参照的对象,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欧班列则是“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结出的另一个硕果,其累计运行4000列次,连接了欧洲31个城市。截止目前,我国正和30多个国家在钢铁、化纤、基建、工程机械等领域进行合作,使我国的技术标准、技术装备以及技术人才不断输出,无形中提升了我国的世界地位。“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与我国各方面交流愈来愈频繁,贸易金额逐年增长,仅今年上半年,我国各大中小型企业向“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和区域总的资本输出接近70亿美元,同比大幅上升。同时,我国也特别重视文化输出,在国外积极设立中国文化推广中心,如孔子学院等,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汉语,随着“一带一路”的快速发展,其产生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汉语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但是现在学习汉语已在国外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 二、“一带一路”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资本的输出与盈利同行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是首次接近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这就说明,我国已经开始从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在这之前,是外国企业家携资本来我国获取利润,而从现在开始,角色将发生转换,我国企业将大量走出去,获取国外市场的利润。根据市场数据统计,我国70%的海外企业是盈利的,它们的盈利为后续走出去的企业增强了信心,同时它们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也值得国内将要走出的企业学习。 (二)电子商务会计迎来新业务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我国浙江乌镇顺利召开是对我国互联网地位的认可,代表着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崛起,在此背景下,电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跨境电商,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一带一路”与“互联网时代”相互促进,彼此互补,“一带一路”所提带来的庞大消费市场是跨境电商所需要的,“互联网时代”为商品流通提供信息基础。当前,由“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已惠及世界上多个地区,大约有40亿世界各地的人受其影响,提高了生活水平。电商规模也将随“一带一路”的快速发展水涨船高,庞大的跨境电商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世界经济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此大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所需的专业会计人才缺乏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复合型人才是国际跨境电商所需要的。然而,由于复合型人才培养难度大,人才缺口极大,这严重影响了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三)促进了会计职能范围的发展 随着各项有利于国外投资政策的出台,国内的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国外市场潜力,纷纷加大了对国外市场的投资,企业在国外瞬息万变的市场上运作的过程中,传统会计很难适应新的变化,新的需求推动着职业会计从传统会计转变成管理会计。管理会计并非新生事物,早于70年代已经提出了相关理论,其职能主要是在企业决策者为企业制定发展方向时提供有力的数据、材料以及基于统计学的建议。在2014年,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指导被正式提出,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正式开始与国际接轨,会计职能也从传统的财务管理、预算决算、成本控制以及现金管理等传统职能转向不仅为企业除了提供财务上的数据支持,还需要提供企业内部管理数据和外部战略发展所需要的数据。企业会计职能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管理会计发展的策略探析 (一)加深对管理会计构成要素的认识 管理会计是新时期应大力发展的职业,其构成要素有别于传统企业会计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要素,传统企业会计偏重于财务状况的监督,而管理会计更侧重于信息的支持,因此管理会计的要素主要由信息支持和管理控制两方面构成。管理会计的工作基础是信息的流通,有效的信息支持是管理会计开展工作的前提。在国际化的商业竞争中,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企业应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状态,加强预测风险、躲避风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管理会计恰恰是企业加强这些应变能力首要的选择,通过收集相关信息,统计出有用的资料,根据管理会计数据处理方法,对企业内部机制进行优化,以实现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 (二)加强管理会计指引体系的建设 管理会计的指引体系应包括财产、绩效、成本、信息等诸多方面,其建设不应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带一路”的大背景给企业中管理会计提供了全面的实践机会,在实践的基础上建设指引体系,把管理会计所需要的理念、技能和工具迅速推广,有助于提升管理会计职业走向成熟。 (三)扩大管理会计的职责范围 管理会计与传统财务会计都是基于会计基础理论发展而来的,传统财务会计职责明确清晰,而管理会计由于是最新发展出来的会计分支,因此其职能与传统财务会计既有重合也有区别,其重合之处在于:1.都是为企业服务的职业;2.都有监督企业运营状况的职责;3.其服务对象都是大中小型企业。其不同之处在于:1.管理会计更注重与企业内部的细节,财务会计更注重企业整体财务状况;2.传统财务会计统计的是企业在时间点以前的财务信息,而管理会计更着眼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决策;3.传统财务会计一般属于报告型会计,即有标准的工作流程,填写相应的工作报表,而管理会计工作形式不拘泥于单一方式,没有工作方式限制,可通过任何形式获取企业内外部信息,通过管理分析工具进行信息分析,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计划。在“一带一路”迅速发展的今天,管理会计职责范围也需重新定义,应符合当今企业的需求,扩大管理会计的职责范围,使管理会计师对企业事物拥有更高的参与度,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管理企业。 (四)做好跨学科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 随着“一带一路”蓝图的的稳步推进,在国外投资的企业对管理会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基于管理会计专业的跨学科人才更是企业所需要的紧缺人才,如何做好跨学科的会计人才培养,重点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教育机构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培养计划,在此基础上与企业联合培养,针对企业对人才所需求,建立其他可以拓展管理会计知识面宽度的课程,使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第二,设立管理会计资格认证机构,提高管理会计队伍人才能力等级,不符合资格要求的不通过认证,规范管理会计人才队伍,使人才质量得以保证;第三,向其他发达国家学习,派遣交流生,学习先进的管理会计经验和理念,快速与国际接轨。 (五)开发适宜的管理会计软件 现在很多的管理会计处理数据的方式方法都是十分复杂的,一套合适的管理会计软件有助于管理会计提高处理数据的效率。我国云计算计算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硬件方面无任何掣肘,以云计算为基础,开发出合适的软件即可快速应用。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其适宜的软件并无太多的参考先例,但好的管理软件应具备以下特点:与国际标准无缝接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良好的人机交互功能。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会计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会计的职能发生巨大的转变,企业会计会以全新的身份———管理会计参与到企业活动中,在激烈的国际商业舞台上,企业承受的巨大压力必然会带来决策机制的改变,管理会计必将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变化对于我国会计行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努力摸索出合适管理会计发展的道路,积极对外交流,快速积累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情况,培养出有能力、有担当、有视野、高质量的管理会计团队,为我国的“一带一路”的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