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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直面经济全球化中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摘要】文章就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进行了理性化分析,以期为中国入世的理论探索目标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业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趋势,特别是在发生美债、欧债危机的今天,这种全球竞争下的相互救援显得更加重要。由20世纪90 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内容广为人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经济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的大潮。直面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经济市场的进一步的洞悉和了解。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内涵 以信息技术为优秀的新兴产业革命形成的一种全球性市场、资本、贸易、技术、金融,信息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具体包括企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高新技术引起的产业革命和冷战后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是“全球化”的根源。市场理念的扩张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新产业革命,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市场理念的扩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推进了90年代后的“全球化”进程,新世纪的到来,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了新的发展峰巅。 (一)信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由于电脑、电话、电视、电传、电子网络技术等信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现代通信成本的持续下降,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基础。由于“全球化”以信息全球化为前提,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产业革命)的兴起地域,因此,其与21世纪新提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对有所区别。 (二)企业主体是全球化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企业把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利的成本结构结合起来,把生产基地建在距离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最近、劳动力成本最低、生产力水平最高、基础设施最好、税率最低的地区,使资本增值的产业链延伸空间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并使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以期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秀 资本全球化其本意并非指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90年代的发达国家“资本外逃”和资本跨国流动,到21世纪发达国家的资本智力化和资本运营。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化的本质驱动,为逃避原所在国日益上涨的成本与税负,资本转移和外流现象日益普遍。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征 (一)国际贸易的日趋紧密,将大大促进各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且进一步加速国际经济格局的分工。近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受美债,欧债的多米若骨牌效应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其表现在:一是科技知识迅猛增长;二是科学技术发展面向未来;三是科技发展综合化;四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世界贸易总额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同时,技术、技术密集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平台将逐步成为对外多边贸易的连接方式,从而引起世界贸易格局分布的重大变革。 (二)开展国际互动式直接投资也将有突破性的发展。将在几年内从目前数万亿美元的水平达到几十万亿美元。金砖五国已成为即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对外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例快速增加。 (三)跨国并购、重组已成为各国对外实施资源重组的重要平台。 (四)后金融时代的到来,为经济全球发展的联动性提供了契机。如从次贷危机引起了美国华尔街风暴,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过程发展似多美若骨牌,规模之大,影响至深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总的说,可以划成三个内容:第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资金融通活动产生疑虑,形成了波及全球的危机。总而言之,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失业、金融危机等都可能引发成为全球问题。由于中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已警钟长鸣,启示愈甚。这也更显示出国际金融在危机传染机制中的新特点。 (五)随着G20会议的召开,气候变暖,保护地球和环境,将更为成为各国关心和重视的重要内容。诸如公海海洋、太空、南北极等处的财富的开发和应用都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六)世界经济的大变局是发展中国家提高了自身话语权,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权威性和职能日益加强。维护全球经济的行为准则将在各国、各集团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中不断得到更正和确定。 三、金融全球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优秀内容 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又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巨额资金需求得到缓解。从资金供给来看,未来20年,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结果,随着金砖五国国际化日益增多的参与,宽松货币政策使资金的供给将相对富裕。1992年全球养老金总资产为 6万亿美元,到1997年已增加到97万亿元(仅共同基金新管理的资产就达4万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将达到137万亿美元,2012年后增速更快。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形成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影响,各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回报性的投向目标。资本的全球化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带来引资发展的重大契机,随之也将在创造有利宽松的外商投资的环境中,不断丧失本国、本地区的市场份额。 应该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WIN—WIN)战略,即在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转轨及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为凭借资本和高新技术优势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带来相应利益回报。但事实上,处于工业化转轨的中国,一方面要抓住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应为自身争取第二份“双赢”效应,随着美债、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能否使金砖五国与新兴经济体更多地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减少后危机时代的诟病,是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入世后,正在重树发展中的自身大国形象,在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中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唯一的办法是如何能适应它,按照其市场准入原则,加快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业的发展和业务拓展。同时将根据世贸组织公平、公正、无歧视性的经济秩序和公正、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在亚太经合组织及重视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组织的框架下,逐步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渡缓冲的机遇。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及策略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国际环境上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体系内外部传导途径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为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所应采取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进行设计,从而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 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金融市场的边界日趋模糊,世界经济贸易、资金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贸易顺逆差的出现和积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对于我国来说,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性的进一步增大,我国金融体系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欧债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分析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和应对机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经济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已经减小,但是金融体系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金融体系内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对垄断地位使得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为严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地位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容易诱发委托结构中经常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震荡和不稳定波动,从而增加金融系统内的风险。 鉴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效应并且我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较多,我国的金融市场的服务和产品价格往往会因为一些非理性的扰动而过度偏离商品应有的均衡价格,并且这种偏离存在自增强效应。例如证券市场的大幅下跌会导致股民恐慌性抛售手头股票,增加股市抛压,形成证券市场整体的非理性下行。这种非理性预期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性容易因为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的恶化趋势而变得更加趋于非理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给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营迅速地带来破坏性较大的金融危机。综上,在我国,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传导自国外的金融风险主要通过汇率机制进行作用。在国外的金融系统发生风险事件或危机时,其内在的风险因子通过汇率制度反映到我国对应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变量上,并由此阻碍和干扰我国金融体系的科学发展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有效管理。因而,为了制定针对商业银行中国金融风险的问题,本文认为具体分析来说,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我国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有: 心理预期传导机制。在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环境下,金融危机在一国产生之后,会首先通过信息的传递来影响他国,尤其是与之存在频繁经贸和金融交易关系的国家的经济预期,从而降低其对经济前景的期望,并引发市场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往往会反作用在本国的资本市场和相关金融交易市场上,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又会转变为另外一种悲观信号被传导至相关的国家,从而形成一种自加强的恶性循环,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深化。近期欧债危机使得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大量市场人员对外贸出口形势持悲观预期,而这种悲观预期又会因导致中国市场的经济指标普遍下滑而引起他国对经济复苏的悲观期望。 这种心理预期传导机制除了引发国际间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恶性循环以外,在国内市场上也会引发悲观预计的蔓延从而放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效果。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市场内部大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对于国际间经济悲观预期的感知能力较强,因而当金融风险和金融悲观预期从国外传导到国内时,这些机构和大型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活动会引起资本市场价格的悲观变化,而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市场对于这些悲观操作将会做出较为偏离平衡结果的反应,从而在金融风险从国际间传导到国内传导的过渡中放大这种风险预期,进而深化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金融风险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营状况的影响。 资本互动机制。他国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还通过资本的互动加以传导。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的成本和障碍较低,因而国际上的外汇交易十分频繁。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的部分开放性,加上金融体系监管机制的漏洞,大量的游资在各个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间游走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资本流动以及国际资本的逐利本质,国际游资可以迅速的从其他国家转移到我国内地,也可以由我国内地迅速流出,从而对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带来了一些难以控制的影响。 贸易收支机制。由于我国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的推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外贸易的发展,当国际上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较为密切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其需求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经贸的发展,从而冲击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扩大使得我国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变化,他国经济危机的出现会使人民币汇率因为国际贸易的萎缩而出现较大的波动,从而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状况,这种风险引致的波动将给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生产带来不必要的波动,从而引起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规划难题,引发库存积压、缺货赶工等生产问题,进而影响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活力,阻碍我国经济的提升和金融风险的应对。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对策设计 (一)推动全面金融市场改革,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机制 我国政府应当对金融市场进行深入的改革,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外汇市场上的汇率生成机制,扩大银行间市场的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的管理则合格内侧,并改革强制结汇机制。 考虑到市场对于汇率风险的准备过程,国家应当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首先允许汇率波动由几个基本点向100-200个基本点改进,从而向市场传递汇率形成机制变化的信息,使市场对汇率风险做好准备,而后视金融市场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其次监管部门可考虑将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下限降低至零头寸,但是禁止为负头寸,从而增加银行在汇市上的自主性。最后我国可考虑适当延长企业的结汇宽限时间,允许企业在经常项目收汇后的一定期限内可以不结汇,而选择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价格结汇,从而从机制上缓冲国际金融风险对实体企业的冲击。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看金融风暴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正在演进中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扩张,金融风暴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资本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 经济全球化;实质;金融风暴;根源 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涉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怎么看待当前的金融风暴呢?经济学家给出了许多的答案,我们从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这一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晰、更全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人类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时,在社会经济生活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只有当人类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才得以开始。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即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 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欧洲封建国家内部萌芽,在此后的200年间,资产阶级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作了长期殊死斗争后,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接着,资产阶级对内通过立法消灭小土地所有者和对外通过发行公债等方法,实施侵略和殖民,野蛮地掠夺殖民地人民财产,开始其资本原始积累,并逐步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资本的积聚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存在。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机器的使用很快就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制,机器分工代替了手工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宗主权强行将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进行国内的社会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向国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当时的模式就是宗主国是世界的工厂,负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世界工厂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这种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分工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以电磁理论、近代化学理论等科学理论的建立和电力技术、化学工业和内燃机的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有了飞速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在这一时期金融资本和带有垄断性质的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并经历了从早期仅仅是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和规定商品价格,但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的卡特尔到虽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保持独立性,但丧失商业上独立性的辛迪加直到丧失全部独立性的、仅仅成为合并企业的股东的托拉斯的垄断组织形式的发展,并出现了由金融巨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康采恩。这些垄断组织不仅在个别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特征就是开始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 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经济创世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迈入信息社会。全球信息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的建设,为生产和资本的全球集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手段。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认识和采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有利通道。科技力量和生产力的推动及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使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了跨国垄断,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已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边界,而跨越了国界,并力图超越国家的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重组,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或客观精神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融入到这个社会大潮中,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反复强调,融入世界大潮,抓住机遇。 二、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扩张 从历史长河看,当今正在演进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低层次的经济全球化,它是以资本扩张、无限度的追逐利润最大化为优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金融、产业跨国相互融合、相互兼并为形式的经济全球化。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大大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生产产品的迅速增长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大规模的货币市场的积累与国内有利于投资场所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就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后果,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国外转移,寻求世界市场,这就是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资本向乌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把全球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非常强大网络,各种经济要素、成分、各个国家经济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网节。但是,资本的本性没有变,资本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是永远的,一旦资本扯破了这张网络中的一个网节,全球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作出反应,一场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三、金融风暴究其根源仍是资本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 此次金融风暴追其源头,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在高负债,低储蓄中运行,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贷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刺激了美国人对房地产消费和投资欲望。美国政府更是推波助澜就此打开了货币闸门,从2001年开始连续十几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环境低廉的借贷成本,促使千百万美国民众拥入房地产领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银行千方百计向信誉度极低的借贷者推销住房贷款,并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不断把众多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中介投资机构更是变本加厉,利用先进金融手段,将其打包、分割、组合成形形色色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为了刺激经济、挽救颓势,小布什政府选择了美元贬值,这样以来大量的美钞就向全世界输送了通货膨胀,同时,美元贬值又引发了石油价值上涨。纽约、伦敦的石油期货价格被快速拉升到最高每桶150美元,石油是经济的血脉,由此引发了世界性的工业品价格的井喷效应。在全球金融,经济密切的依存的今天,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立即作出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企业倒闭,人民生活下降。 由此,我们可以得看到,时间过去了100多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也作了许多改良,但资本的本性没有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仍没有跳出马克思的视野。 金融经济全球化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影响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推动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暴露出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同时,它也开拓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秀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优秀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优秀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第五,金融全球化开辟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例如,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国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对国际经济法律的协调性要求也就相应提高,从而为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新的视角和空间。TRIPs、TRIMs、GATS和FSA等的通过,标志着WTO的管辖范围已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国际投资领域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从此,国际金融法的某些问题,既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贸易法问题、国际投资法问题相连通;也在WTO制度框架内得以形成、解决和发展。国际金融法与其他国际经济法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关系在法学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我国国际金融法学界知名学者刘丰名教授就据此提出独到的国际金融法之三分研究法,即将国际金融法解构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投资金融法三个部分,建立起了既能反映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又能解决当今国际资金融通中的复杂问题的新型国际金融法学体系。又如,金融全球化带来金融风险传导的全球化,进而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快速生成。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公法性质和形成机制上的即时性特点,有学者对传统的国际惯例理论(即惯例一般具有私法性和任意性、在形成上具有长期性等)提出质疑并进行突破。上述类似的学术创新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晚近国际经济环境之于国际金融法的实际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国际金融法之于晚近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向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此外,金融全球化下丰富的国际金融实践也为国际金融法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不断开拓着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领域,并促进国际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对国际金融实践提出的各种金融法问题的诠释、探索和解决,则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研究走向深入,有利于国际金融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例如,晚近不断上演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安全观、经济安全观深入人心,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深层次的国际金融法理论问题浮出水面,诸如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如何决定?全球化下国家金融主权的涵义和发展趋势如何?建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其原则、内容和步骤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急待学界论证和作答,以为国际金融法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国家金融开放及法治建设提供方向导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09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优秀,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贸易。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今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法规定的开支增加了80%。 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本国产品保护的力度,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优势,迫使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7月27日,美国众院通过一项提案,给予布什总统同别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更大授权。几乎同时,7月26日,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在五方农业会议上提出,要求将全球家农品关税从目前的62%降低到25%以下,并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五年内将农业补贴减少到该国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该提案还建议世贸组织成员增加所有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幅度为20%。提案一出,欧、日坚决反对,认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自己的降税幅度,因而严重脱离了平衡性原则。加拿大则表示,加“对提案的内容非常赞同,但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国如何使其新农业法和提案相一致。因为美国在新农业法中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做法说明,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不相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管理论文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在经济增长层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扩大。据估算,1999~200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1/3是由中国经济完成的。在众多国际机构对2004~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时都把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作为一项主要因素。 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多领域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中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此为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只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这是缺乏常识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一样,我们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加也会改变原有的供求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土资源经济成为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为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充分挖掘国土资源经济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研究很有必要。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对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旨在借助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土资源 经济活动 分析指标体系 懂得合理利用有限资源获取最大效益,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不会对长期利益造成损害,才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权宜之计。为实时了解国土资源相关动态,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先进、完善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指标体系。 一、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研究国土资源各项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了解经济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通过探讨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国土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秘国土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对常见的国土资源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国土资源稀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对国土资源的需求,探讨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二)国土资源与各类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 国土资源的各类经济活动,均涉及到劳动、资本、技术等多个领域。掌握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加工、输出情况,围绕资源型产品对国土资源的需求,对国土资源的稀缺,对生产发展的劳动、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造成的系列影响,研究国土资源与开发利用等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关系,能够有效提高国土资源有效利用率,实现提高资源产量,提升资源质量,从而增强各项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益。 二、分析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方法 资源的稀缺性是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经济学起源,长久以来,资源稀缺是资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与之相关的研究报道不计其数。目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主要分析方法,均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前提,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对国土资源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与价值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根据现有相关文献报道,笔者了解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法主要包括系统分析法、比较法、系统综合法以及定量分析法等。 (一)系统分析法 在国土资源经济系统中,土地、能源以及矿产等均为国土资源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法律政策、技术水平、资金条件,均会对国土资源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土资源经济活动均在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分析国土资源形势时,应采取系统分析法,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经济系统的情况,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展开全面的分析。 (二)系统综合法 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得结论进行有效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的方法即为系统综合法。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应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某一点或某一个层面。应对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量,统揽全局,综合所有因素的影响,最终得到对整体形势做出有效判断。 (三)比较法 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可通过同比与环比的方式,对处于各时期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对不同时期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不同表现与异常表现加以分析,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以此来掌握国土资源的最新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调整,全面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定量分析法 由于定性分析法不够客观公正,因此,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研究时,定量分析法的使用较为常见。定量分析法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全面,且具备可靠的科学依据,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在对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定量分析时,构建分析指标体系与计算数学模型不可或缺,为确保所得结果更加客观,还可借助结构功能、决策分析等模型加以补充。 三、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 经过本文研究可明显发现,国土资源经济对国民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国土资源经济本身在运行过程中,同样具备一定的显著特征与规律。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能直观地反映出当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分析指标体系中的各项参评指标,均具备一定的目的性与组织性,能够全面、客观地向人们展示国土资源信息,方便研究者掌握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发展动态。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需结合国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土资源管理情况、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对我国国土资源经济形势,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切实际的评价。 基础类指标与合成类指标为国土资源经济形式分析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大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出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情况。基础类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国土资源的经济形势与开发利用整体水平,该类指标是合成类指标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合成类指标,则是以挤出来指标为重要前提,根据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以满足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特性需求为目的,通过计算法的运用,结合数据模型分析,展示出足以说明国土资源现阶段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的指标。 四、结束语 构建一套科学、完善、切合实际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不但能够直观、全面地反应出现国土资源相关信息,还能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通过调整与改进,实现促进国土资源经济形势朝着有利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建设,需结合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内容,通过有效方法得以实现。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对于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水平有着深远影响,只有在科学、先进的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才能提高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国民经济朝着有利趋势,健康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思路及方法 摘要: 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思路方法 一、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 环境与经济是一个系统的两个因素,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后,面是协调发展,互为促进。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指标间也互相联系,并存在一定客观规律。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自接体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环保工作也只有根据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思路和措施,才能体现环保参与宏观决策、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就揭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对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随着环保部门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综合管理职能日益凸显,参与政府宏观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是在一定时期和区域范围内,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结合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以规划目标、统计数据和监测数据为依据,运用统计调查、综合分析等方法,分析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发展趋势预测提出相关对策和措施。 开展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对环保部门及时把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形势,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新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现阶段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已成为环保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的客观需要。 二、 基本思路 1、总体框架 形势分析应结合环境与经济两个方面,按照“透过经济看环保,透过环保看经济”的要求,全面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数据和环境保护基本情况,客观研究经济形势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准确把握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压力,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总体框架见图1。 2、重点分析的几个问题 1)注重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 主要是分析体现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工作绩效的关键指标,并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进行趋势预测,就经济形势对环保工作的影响加以分析。主要分析内容见表1 表1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处理好服务与监管的关系,切实发挥环境保护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 2)重点关注污染减排进展情况。 污染减排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环保焦点。准确把握污染减排形势,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形势分析要在分析减排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度基础上,深入剖析原因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对减排进度滞后地区实施预警机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 从经济发展全局判断污染减排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进展、落后产能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淘汰等方面; 重点减排工程落实情况,重点梳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火电企业脱硫脱硝、重污染行业整治等工作,按照年度减排计划和实施方案,对工程完成情况和减排效益进行分析,对没有按进度完成的工程和地区,可建议行督办、通报和约谈; 环保监管情况,包括减排核查和各类环保专项行动情况、管理减排各项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等。 3)客观判断引起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环境质量是检验环保工作的最终标准。形势分析应对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进行判断。重点关注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城市空气质量、县级以上城市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M2.5以及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主要指标等,可按十年或五年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客观判断本地区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对部分恶化趋势较为明显的指标,要从减排进展、环保工作力度、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气候因素、主要污染产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并给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案。对改善较为明显的指标,也可从上述几方面阐述是属于阶段性改善还是趋势性改善。同时加强对重点流域和重要湖泊的水环境质量分析,主要从总体水质、满足功能要求断面比例变化情况、水质下降断面分布主要区域、主要变差指标等方面查找原因。 4)着力体现阶段性环保工作重点领域。 环境保护阶段性重点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面有所变化。从宏观层面,环境保护已逐步进入环保优化发展的新阶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环境保护要作为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环保工作本身,环境保护已经从重点开展单领域的污染防治到全面防治污染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新阶段,新的污染防治重点领域不断出现,由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阶段性环保专项重点工作日益增加。形势分析应准确把握客观形势和宏观政策要求,科学把握工作节奏,理清轻重缓急,切实体现阶段性工作重点,提出具体措施和目标。 5)及时呼应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新诉求。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网络资讯、微博等信息快速传播手段的普及,环保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及新闻媒体频繁聚集的焦点。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核辐射影响,到PM2.5的问题,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迅速关注的热点,如果不能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形势分析要紧紧抓住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新诉求和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注重分析环境投诉举报和信访形势,广泛收集舆情,对群众关注较多的污染企业和污染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3、主要分析方法 1)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相结合 综合分析是建立在专题分析基础上的,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重点流域等环境质量指标和GDP、工业投资、用电量等经济指标的专题分析。对某些变化较大的指标和敏感性指标,如减排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集成,并与目标进行比较,对数值变化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与经济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行总体形势判断和预测,提出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重点行业、企业和区域的专题研究是提高形势分析深度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事物的性质和和发展趋势。定量分析是一种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的表征方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其实质是专家经验、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探索复杂性系统问题的途径。简单的说,“保持稳定、趋势向好”就是定性,结合环境统计、监测等数据信息实现目标内容的可视化就是定量分析。 3)定期分析与远期分析相结合 定期对环境与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如季度分析),可准确把握一定时期内重大宏观政策(包括环境和经济领域)的走向与调整,迅速做出分析与研判,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增强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时效性。远期分析可根据多年环境与经济数据的比对,探索两者之间的规律,有利于统筹谋划本地区环保工作的节奏和重点。 4)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 纵向分析是对各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环境基本情况各指标进行研究,获取其数据变化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为研判发展趋势提供支撑。横向分析是借鉴相似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或者借鉴现有环境经济分析模型,预判本地区环境指标走势。通过纵向和横向分析的有机结合,可以正视差距,正确把握阶段性特征,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 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开展了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但总体面言,该项工作尚未全面铺开,各地形势分析的深度也不尽相同。同时形势分析工作也由于缺少技术方法的有效支撑,容易使分析成果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要进一步做好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必须在全面掌握环境及经济形势数据的基础上,摸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更 多地运用科学工具实现定量预测与定性研判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撑。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摘要: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中国处在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状态。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者缺一不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等建议。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 一、中国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 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要比挑战大得多。世界经济确实复杂多变,但还是可以预测和期待的。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运行的表现往往时好时坏,但总体处于低迷态势。好消息多一些并不意味着全面复苏的时刻到了,困难多一点也不表明天就要塌下来,将会发生重大危机,而是处于时好时坏的总体低迷态势。 2014年美国因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一季度经济萎缩2.9%,世行和IMF在6月份都调低了对2014年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测,包括对美国等主要国家。但是总体上看,2014年世界经济出现了温和回暖的趋势。二季度美国经济有明显反弹,6月份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57.5%,4月份新房开工量同比增长26.4%,5月份新房、汽车销售量同比分别增长16.9%和8.3%,6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6.1%,失业人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欧元区一季度环比增长0.2%,基本走出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俄罗斯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9%,二季度同比增长1.2%。英国经济强劲复苏,一季度同比增长3%。日本一季度同比增长1.6%,受到消费税率调高的影响,二季度经济可能出现回落。 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将2014年国际贸易增长的预测数上调为4.7%,而2013年实际增长是1.7%,世贸组织认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趋于活跃,英国首相卡梅伦2013年12月份访华的时候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成长,人数超过了欧盟总人口,中国的消费需求潜力无穷,他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充分信心。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8日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5月份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经济合作的协议,7月10日举行了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达成90多项合作成果。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个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都在积极的和中国谈贸易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7月19日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当今世界最好的机会都集中在新型国家,近两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广泛合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签署了大量经济合作协议,落实好这些协议本身就是巨大的生机。所以,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同在,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概率要比过去增大了。也可以说,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的机遇会比一般国家多一些。 二、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2014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亮点,稳中有上升,稳中有风险。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平稳,就业平稳,物价平稳等几个方面。一、二季度的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增长水平在预期的范围之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同比增长7.5%,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实现了增速略有回升,总体运行平稳,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际上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是件好事,经济运行平稳的另外两个重要表现是就业形势稳定和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6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3.7%,上半年居民收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一季度持平。 稳中有亮点是指农业生产稳定,夏粮又获丰收,特别是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夏粮同比增长3.6%,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1.7%。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同比8.0%,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增长7.4%的速度,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略有回落,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增长和投资增幅回落拉下来的。上半年高耗能行业增幅回落的幅度大于其他行业,比重也下降了。高技术产业生产增长加快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5%,其中水利投资增长34.2%,信息传输增长24.7%,公共设施管理增长25.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增长20.2%,而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只增长11%,其中钢铁工业投资则下降8.4%,这正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稳中有上升,主要是指中央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2014年以来这些措施达到20多项,力度不小,含金量也很大。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和惠民生,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成效,表现在6月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例如,市场信心得到了提振,市场预期持续改善,6月份PMI回升到了51.0,连续4个月回升,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5月份加快了0.4个百分点,6月份新开工10亿元以上的项目高达483个,计划总投资13600多亿元,比5月份和去年同期都有较多的增长,6月当月的进出口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了。这些措施在下半年的效果还将继续显示和发挥出来,甚至对中长期发展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014年推出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2014年3月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5.8%,1至5月新增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达到880万人,同比增长3倍多。 稳中有风险,是指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地方增长投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这几个方面出现问题,一般都会以债务违约的形式暴露出来,加上金融系统自身也存在一些风险。所以当前需要防范的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但这些风险还在完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能力去防范。 三、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与中长期展望 中国目前正在处于格局变化的新常态中。即在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换为7%~8%的区间,这样保持相对稳定的时期就叫做新的常态,我们要适应这种状态。以前总是处于那么高的两位数增长状态中,突然降到7%―8%的范围,能否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从心理上,其他各方面的安排上都要适应。我们不要勉强一定要争10%,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哪些事情该怎么做,从工业、投资、生产各个方面供需关系,市场的基本规律去安排,基本上这样一个中高速的水平发展,是一个新的常态。不是说今年是这个水平就叫常态,而是要比较长时期的坚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再掉下去。因此,还是要下还大功夫,努力做工作,使它真正实现新的常态,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而且还可以稳步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端化,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实际上很多是在低端、中低端化的水平,要向中高端化的水平发展,不论产品质量、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包括诚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规则等,都是不健全的,中高端化的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 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稳步推进,服务业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力等基本面看,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完全有条件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且能够使经济社会发展稳步迈向中高端水平。但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都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实体经济部门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高起,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等因素。2014下半年,乃至近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些传统产业至少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高峰期,而新的、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有一个培养和增长的过程,这就是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镇痛期,这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更要看到国际和国内有许多积极因素和巨大的新机遇,只要全国坚定不移的按照中央的各项部署去做,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全年实现年初设定的各项预期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的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全面准确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缺一不可。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专题学习会上,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驾驭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行家里手。由此可见,两只手都要去驾驭,而且要驾驭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责任十分重大,要以高昂的精神面貌做好各项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做好防范风险的工作。建议央行尽快出台基准利率或者政策利率,用短期和中期的政策工具来引导市场利率的水平,使我国货币调控手段既有数量调控,又有价格调控。利率市场化的难点在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建立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优秀。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对金融风险要全面把握动态监控,做好预案,妥善处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地区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是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我国现代化大厦的框架经过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可以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在世界居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于2012年就超过了美国,且全部是新的。发电装机总容量4万亿多千瓦,也超过了美国,而且基本上是先进水平、新装备。钢的生产能力达到10亿吨左右,可以说比美国、日本、欧洲总和还要多,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超重级的状态。因此,不应该继续简单的扩大产能,盲目的增加供给能力,而是要着力扩大需求。当然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软件建设,例如,加强市场秩序、商业诚信、精神文明等等建设,做好这些建设,也能解放和发展出无穷无尽的生产了,使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特别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归根到底要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去驱动GDP的长期增长。在这方面要从教育、管理、科技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等多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四是创新对外开放的方式,在巩固和提高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继续努力,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直接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要积极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发挥我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电站、特高压输电工程、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方面有较先进的技术、建设成本低、施工效率高等优势,积极参与国外项目的投标建设,既可以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又能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这方面,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着普遍的需求,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五是坚持依法治国,抓紧建章立制,迎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也面临着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宝贵时机,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变为一种倒逼机制和新的强大动力,并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促进加快改革,加快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过努力奋斗,使我国真正走向科学发展的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内蒙古农牧业经济形势分析及发展展望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区总体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牧业经济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一系列惠农惠牧政策和决策部署,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成为2012年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亮点。今年农牧业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实现“九连丰”。全年粮食总产量505.7亿斤,较上年增长5.9%,首次突破500亿斤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2000斤大关,粮食总产量首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实现“三个首次突破”。畜牧养殖业实现“八连稳”。牧业年度全区牲畜存栏达到1.1亿头只,连续8年稳定在1亿头只以上。预计全年肉类、牛奶、绒毛、禽蛋产量分别达到253万吨、950万吨、13万吨和54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2.5%、2.1%、1.7%和2.3%。预计全区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3.2万吨,同比增长7.4%。主要畜产品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 二是主要农畜产品价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11月份,东、西部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29元和2.41元,同比分别增长6.5%和12.6%;小麦价格是每公斤2.1元和2.84元,同比分别上涨13.5%和9.2%。呼伦贝尔大豆收购价是4.42元,同比上涨10.5%。牛、羊肉价格上半年同比涨幅一直在15%左右,到12月中,分别达到每公斤49.4元和53.8元,同比分别上涨了36%和21%。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运行平稳。全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牧业产业化加工企业预计达到1780家,实现销售收入3000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增加值94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6%左右,规模企业总量效益同步提高。目前,我区有部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8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403家。农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已达39个。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预计带动212万户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占全区农牧户总数的59%以上。同时,农牧民还通过转移就业、土地、生产资料入股等形式,参与产业化经营的收益分配。据估算,今年全区农牧民人均从农牧业产业化渠道实现的纯收入3300元,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45 %左右。到今年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5679个,有38家部级示范社,有330家自治区级示范社,农牧民合作社的数量在增加,组织化程度和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种养大户、合作社、农牧业企业正在成为新型经营主体。 四是草原生态明显改善。今年由于全区总体水温条件较好,牧草长势普遍好于去年。据监测,33个牧业旗天然草原冷季可食牧草储量93.79亿公斤,冷季总适宜载畜量2434.42万羊单位,比上年提高了23.39%;草原平均植被盖度为40%,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 五是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过了3000元、4000元、5000元大关,2010年达到5530元,实现了连续五年农牧民收入在西部省区保持第一。今年上半年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出0.9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增长14.27%。 六是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较好水平。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呈现出“总体平衡,逐步向好”的良好势头。蔬菜等主要农畜产品抽检平均合格都在90%以上,没有发生重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实现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布病阳性率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2012年农牧业经济的好形势,不仅促进了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更重要的是为自治区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 一是为全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第一产业逆势上扬。粮食、肉类、牛奶、禽蛋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稳定增长,不仅提供了与人民生活水准相适应的农副产品,保证了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也为二、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2011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为1306.3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9%。2012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去年。 二是第一产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对全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和农牧民加大了第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49.86亿元,同比增长32.4%,比同期第二、三产业的增幅高3.2和22.4个百分点。其中,农牧民投资98.78亿元,同比增长17.4%。这些投资一方面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同时拉动了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全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今年在工业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农畜产品加工业继续保持了增长态势,预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左右,增加值同比增长16%左右,成为少数几个保持增长的产业之一。2011年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预计今年所占比例会提高,将成为自治区名副其实的支柱工业之一。 四是农牧民收入增加对扩大内需作用明显。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42元,增长20.1%。据统计,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占全部居民的48.21%,比2010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2011年农村牧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5507.7元,比2010年增长了1046.9元,2011年农村牧区总人口1309万人,共增长消费支出137亿元。今年预计农牧民收入比上年增收1000多元左右,为历年来最多。收入的增加必然推动农牧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并直接推动了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成功,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区农牧业处在由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牧业经济发展总体进入了农牧业生产高成本、高投入,农畜产品供应紧平衡、难均衡的阶段。总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间的传导性增强,农产品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彰显,农牧业发展的形势将更为复杂。我区农牧业面临的经济制约因素有: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增加。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并存,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水位下降严重。不仅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难以提高,而且会影响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态保护及城市生活。而保护生态的要求又制约着畜牧业发展。二是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对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强。现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吸收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差,不适应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农牧业生产要素严重缺失,社会资本投入困难,现代金融业没有惠及农牧业,尤其是信息缺乏、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受教育程度低问题更加严重,据统计,农牧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中老年超50%,妇女超50%以上,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超50%。三是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严重不足。目前我区粮食总播面积位居全国第八位,粮食总产量居第十位,而单产却排在全国第二十五位。特别是由于农牧业科技体系不健全,科技投入的总量和投入方式存在问题,致使科技研发和推广不衔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牧业科技成果不能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四是农牧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从我区农牧民收入结构上看,2011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4%,工资性收入占近20%,这两项就占到农牧民收入的84%以上,增收点单一。从农牧民经营的项目看,以玉米、小麦等大路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对增加农牧民收入非常不利,保粮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加剧。此外,由于投入成本趋高,部分农牧业经营领域被企业及其它主体占据,据统计,本世纪以来,农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一产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74%下降到2005年的54.5%,再到2011年的47.4%,这意味着农牧民从第一产业中获得收入的难度也在增加。 保持我区农牧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还拥有许多有利条件:政策环境将更加有利于农牧业发展。中央和自治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各种政策都在增量扩面,2013年我区仅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中央就下达了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亿元。农牧业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抗灾能力。多年的基础建设,使农牧业自身有了一定的防灾抗灾能力。目前我区年均打贮草总量350亿公斤,牧区每羊单位畜均越冬棚圈达到1.1平方米;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608万亩。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基本可以保证牲畜安全过冬度春,粮食主产区正常生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一方面由于政策因素,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单产提高,加之农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农牧民种地养畜的收益逐年提高,激发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四是今年入冬以来多次降雪,可能对缓减明年的春旱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农牧业生产。为此,明年农牧业再获丰收是有可能的。 2013年,我区农牧业的发展目标是: ――农作物总播和粮食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1亿亩和8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500亿斤以上。 ――牲畜总头数稳定在1亿头只左右,肉类总产量稳定在250万吨以上。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 ――草原植被盖度增长1-2个百分点。 根据现代农牧业“接二连三”,与二、三产业发生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的基本特征,按照十八大“四化同步”和“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明年农牧业工作在以下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一是必须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这对我区农牧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只有全力抓好农牧业生产,确保农牧业增产增效,才能实现翻番的目标。从自治区经济发展总体角度讲,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谈不上经济发展;从农牧业自身经济地位讲,2011年第一产业对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7.9%,占据着不可忽视地位;从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讲,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自治区支柱产业之一。从农牧民收入讲,目前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占我区农牧民收入的64%以上,是农牧民收入的基本面。只有保证这项收入不减少,才能保证农牧民收入增长。 二是必须加快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提升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能形成自治区经济发展新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我区是农牧业大区,全区101个旗县中有60多个旗县还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牧业,对于转变自治区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现在建设现代农牧业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体制机制不适应、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水平低。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把提高农牧业科技水平作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现代农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的突破口和增长点,提高农牧业的发展水平和比较效益,才能实现农牧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三是必须抓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十八大报告最振奋人心的一个目标,但对于我们农牧业工作者来说,却是沉甸甸的担子。我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我区的草原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区草原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牧业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3年内蒙古农牧业经济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一是强化耕地管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000万亩以上,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500亿斤以上。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以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推广以喷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种植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三是继续实施好“高产创建示范工程”等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的项目,建立粮油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田500万亩以上,带动推广五大作物五项优秀技术5000万亩,优质高产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72%。四是加大设施农业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步伐,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开展标准园创建活动,提高设施蔬菜的种植水平和效益。五是全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劳力工价5年内涨了2倍。农机需求旺盛,大拖拉机增速加快,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生力军。 第二,大力发展建设养畜,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按照“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肉、减畜不减收”的总体思路,兼顾草原生态保护和肉食品有效供给,加快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一是实施家庭生态牧场建设工程。按照牧区生态家庭牧场和农区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标准,继续安排下达500个生态家庭牧场和500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创建任务。配套建设暖棚、畜圈、节水饲草料基地、人畜饮水井、储草棚等基础设施,稳定解决留下了的牲畜“吃”和“住”问题。二是扎实推动畜牧业重点工程建设。在实施畜牧业“双百千万高产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家畜禽标准化建设、“菜篮子”畜产品生产和“振兴奶业苜蓿行动”等重点扶持项目的落实。 第三,继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保护好祖国北方生态屏障 一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草原基本保护制度。结合落实国家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在牧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草原权属和承包确权工作;在全面总结半农半牧业区试点旗县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基础上,推进半农半牧区的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全面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保持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二是继续落实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做好禁牧、草畜平衡、牧草良种补贴、牧民生产资料补贴的监督检查和落实工作,同时总结好前三年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落实经验,为建立长效机制打基础。三是做好草原生态工程建设。抓住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的有利时机,加大草原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按照“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在做好2012年苜蓿示范基地建设验收总结的基础上,着力抓好2013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的充实完善工作,加快现代草业发展步伐。四是强化草原执法监督检查。重点抓好乱开滥垦草原、非法征占用草原等执法工作,选择重点地区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强化对开垦草原的查处力度,依法规范征占用草原行为。 第四,创新农牧业经营体制机制,为现代农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按照现代农牧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要求,在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家庭经营向提高集约化水平转变,统一经营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一是推进土地草牧场规范流转。按照产权明晰、形式多样、管理严格、流转顺畅的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农牧业效益的土地草牧场流转办法,引导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开发农牧业。加快培育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流转信息,提供法规政策咨询,开展价格评估,指导合同签订,搭建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依法设立旗县级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仲裁委员会,培训和选聘仲裁员,健全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二是加快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积极组织开展部级示范社建设行动的同时,继续开展自治区级示范社建设工作,扩大范围,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开展合作社法律宣传和人才培训,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带领农民合作致富的合作社领头人和业务辅导员队伍。支持金融机构加入合作社,鼓励组建合作联社。三是提升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争取出台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实施意见和认定管理办法,力争用5年时间建设10个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区、5个部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大力扶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品牌、打市场,完善产业链,培育肉羊、马铃薯、羊绒等优势产业。四是深化农牧业投融资体系改革。利用政府性投资公司、担保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现代农牧业的主体是农牧民还是企业?规模经营的途径是“大园区、大业主”,还是“大基地、小业主”?财政投入是补业主还是补农牧或合作社?这些问题是经营体制创新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保护好农牧民的利益。 第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和推广机制,提高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 一是依托专业科技团队和科研基础,做好内蒙古优势品种的保种和改良工作,探索、研发适合草原生态的改良物种。二是突出抓好农牧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强化自治区、盟市农牧业推广机构工作职责,推动建立健全苏木乡镇公共服务机构。进一步理顺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协调有关部门按照基层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科学核定人员编制,合理安排各种专业人员比例,落实岗位责任制。深入推进落实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没有列入国家支持规划苏木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和畜牧业苏木乡镇机构给以覆盖,提高人员待遇,改善工作条件。三是创新农牧民培训方式。以阳光工程、农技推广示范县、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培养等为抓手,促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加强科技培训和实用人才培训工作,重点培养职业农牧民。四是继续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基层活动,跟进后期综合配套技术指导服务。进一步扩大12316“三农”服务热线坐席室坐席,完善扩充12316语音数据库信息内容,提高热线的服务能力。 第六,加强农畜产品质量监管和动物疫病防控,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逐步将专项整治活动变成常态化的监管工作;继续加大例行抽检、专项抽检和监督抽检工作。二是抓好各类检测机构和乡镇监管机构的的建设,深化监管示范县创建工作,在2012年5个盟市开展创建监管示范旗县的基础上,将监管示范旗县工作拓展到12个盟市,并逐步建立起产地准出、质量追溯的监管机制。三是认真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在切实落实畜间布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重点开展牛羊布病免疫工作。继续完成动物疫情监测、免疫效果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项工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 摘 要: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对标志和经济环境、分析后危机时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的标志和经济环境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3.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完成城市转换 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低下,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又有很大的差距。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劳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让乡村与城市融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将农村的土地集中起来,让土地能发挥更多的经济价值,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同时让农村的劳动力来到城镇,用城镇与国际发展接轨的优势让农村劳动力迅速适应城镇的发展,让城镇以更科学的方法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它是城镇经济发展的思路。如果我国能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要】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主要以培育大型企业、构建大基地和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发展导向,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目前,广西农垦正走向规模化、现代化道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促进广西经济往又好又快趋势发展,做好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具有重大作用。文章主要以广西农垦经济为研究对象,探究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提出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 分析 预测 一、前言 广西农垦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经有61年历史,经过60多年的发展,广西农垦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以蔗糖、剑麻、木薯生化、畜牧、水产、茶叶、亚热带果蔬、矿泉饮料为主导产业的八大特色农业产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工业规模化、企业集团化、园区特色化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分析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并给出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广西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一)工业替代传统农业,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目前,广西农垦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将结构调整作为发展主线,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垦经济结构单一的格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直接造福于农业现代技术的运用及农业的稳产高产,创造了职工收入净增部分的三分之二,吸收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广西农垦结构的调整实现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三次产业结构日臻合理。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发展后劲日益显现 自金融危机以来,广西农垦在银根紧缩、企业负担沉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技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并大力发展园区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园区建设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投资领域日益扩大,投资结构日趋优化,发展后劲日益明显。 (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职工收入日趋提高 随着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大,广西农垦建立了14个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农垦产业园区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国有农场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步伐,而且带动了垦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广西农垦非公有制经济在不断快速发展壮大,生产总值在不断增长,职工收入日趋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也在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广西农垦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的问题 土地作为最大资源,合理管理与使用应得到极大的重视,当然也是广西农垦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管理与利用国有农林场时,要将城镇周边符合规划建设条件的农、林、养殖场等国有土地优先规划作为城镇近、远期建设用地。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与修编后的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国有农林场土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将其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并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要求统一供应土地。凡涉及到农用地和林地调整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和林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的问题 充分展现广西农垦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特色农业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国务院根据广西农垦所处地位作用给出的肯定,更为广西农垦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带动示范农业发展、全区农村希望所在。发展广西农垦经济要考虑龙头产业示范带动作用,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突出产业优势,广西农垦因此构建了八大集团专业公司,并成为了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不仅发挥出了广西农垦规模、人才、组织、技术和资源优势,还打破了界限,促进了农垦发展。 (三)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的问题 大力发展广西农垦经济势必要考虑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问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脱贫致富作为改善垦区民生、加强社会管理、促进农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继续坚持脱贫致富的方针,以国家扶持为引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主导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推动贫困农场尽快走上增强积累、稳定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贫困农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四)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 在另一角度看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广西农垦的发展还需要思考资源工业换代升级问题。在大力发展工业产业时,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塑造在国内外具备很强竞争能力龙头企业;塑造和培育农垦名牌产品,使得广西农垦工业产业发展不断更新换代,走向现代、国际化发展到道路,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长效发展。 四、加快广西农垦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 广西农垦作为广西经济龙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名优产品,能有效促进农垦经济的发展,形成带动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是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是培养特色农业重要基地。广西农垦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发挥优势、合理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建设基地。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农垦和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了职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农垦发展在建设特色农业基础上,还需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工业要着力于蔗糖业、淀粉加工业、剑麻加工业、畜牧水产加工业、茶叶加工业、果蔬产品加工业等管区优势产业,力求提升它们科技含量与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做好现代物流业、农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方面服务工作,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三)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大力发展园区经济,要求充分整合管区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土地使用权,充分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建设和管区周边城市二三产业向农垦管区布局的战略性机遇,使农垦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园区经济建设要重点放在广西农垦明阳工业区、广西农垦柳州新兴机动车零配件产业园区、广西农垦北部湾产业园区、广西农垦西江产业园区等上面,力求壮大农垦经济总量。 (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为推动广西农垦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加快走出去步伐。首先,实施以东盟国家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对外招商,实施走出去战略,使管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走出去,扩大对外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其次,实施以珠三角区域经济圈为重点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升农垦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农垦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要综合考虑国有农林场土地管理与利用、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农垦产业职工脱贫致富、资源工业换代升级等问题,并建设特色农业,增加职工收入;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壮大农垦经济总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海外广西农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与前景展望 摘要: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基于此,在分析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煤炭行业;经济形势分析;前景展望;优化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于市场层面,有的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直接相关,有的受到不可控的罂粟的作用。比如,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对重点电煤价格与合同兑现率的检查力度在不断的加强;在市场层面上,小煤矿与贸易商的价格波动较大,贸易企业的供求心态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要发电企业的煤炭库存显著加大;在自然因素方面,在2012年的中期,我国中北部地区的供暖结束,使得煤炭的需求量骤降,而在年末,中、北、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雪,又使煤炭行业出现了一定的转机。可见,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煤炭的价格和交易数量。而与其他能源相比,全球的煤炭资源更加充足,在开发利用方面,技术也趋于成熟,而在石油生产峰期的作用下,煤炭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能源需求稳中求进,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的消费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状态,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然后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最后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时下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信息。 1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煤炭行业出现了长期的产能过剩 在2011年,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被动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消除,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供过于求和产能过剩的市场要求直接相关,同时也是煤炭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消除煤炭行业有效产能不足的行为将不再存在,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有效产能过剩以及煤炭产量过剩会成为行业发展的常态。 1.2 煤炭消费稳中求进,煤炭需求逐渐下行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煤炭的需求增幅在持续的回落。上半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不足20亿吨,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7.0%左右。而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的价格也在持续的下滑,2012年6月29日我国煤炭价格指数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降低,这一指数相对与去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有的直接受制于煤炭的需求。 1.3 对煤炭行业的需求正在下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全社会煤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位,形成的产能巨大,其中,一些主要的产煤大省在积极的推进资源整合和煤矿技术改造,并将改造后的煤矿投入到了生产领域,产能释放同时出现,这使得全国煤炭的产量出现了快速增加的趋势。而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的装填,市场对煤炭的需求放缓,价格下滑就成为必然,煤炭产能的过剩压力也随之显现。保守的估计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国煤炭新增产能会在20亿吨左右,仅在“十二五”期间就可能释出15亿吨的产能。 2 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预测 2.1 煤炭产业的暴利时代趋于结束 随着煤炭市场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日趋加剧,市场竞争日趋完善,在市场面前,那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会逐渐的成熟,煤炭行业的生产经营将逐渐的趋于市场化、正常化、利润平均化,以往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促使煤炭行业获取暴利的时代,将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成为历史。 2.2 2013年第一季度煤炭行业的发展会出现―个小幅的上扬 在对2012年第四季度的承接中,2013年的第一季度,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为了冬季取暖的需要,我国北方地在冬季储煤方面会有更多的需求,供热用煤的使用将进入关键期,而随着生活煤炭需求的增加,煤炭市场将走向相对平稳的运行层面,煤炭价格也会以相对平稳的状态为主,小幅上扬的概率较高。可是,煤炭市场的波动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幅度,上扬的空间有限幅度不会高,持续的时间也会相对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供过于求的局面,使煤炭价格区域趋于稳定,保护煤炭行业的利益,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将会被使用,而这将减少煤炭的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库存压力,使煤价持续下滑的严峻局面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释放。 3 优化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3.1 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煤炭资源的流通 为简化煤炭发运、结算中间环节,规范煤炭销售操作流程,应进一步巩固我公司与省外重点用户直接结算营销策略,实现与用户点对点销售,建立供需双方友好协作关系,与用户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惠互利,促成供需互保良性态势。作为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面对煤炭市场跌宕起伏的变化和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拥有自己稳定的销售市场。当市场疲软时,战略合作用户可在用量和接卸上给予我们支持;当煤炭市场紧俏时,我们也要优先保证战略合作用户的煤炭供应,形成双方互惠互利、供需互保的良性态势。 3.2 积极正确的进行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 要及时了解国家有关基础性能源政策调整;要关注主要煤炭消费行业的发展变化趋势;要掌握用户的需求以及销售市场变化情况。通过对市场信息收集分析,预测市场变化趋势,制定科学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自身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为此,需要树立危机意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面对诸多不利因素,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竞争意识,把困难估计的充分一些,解决的办法多想一些,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加大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加煤炭销量。 3.3 加强煤炭的质量管理,通过营销手段促进煤炭行业的发展 针对煤炭市场供需格局发生变化、劣质煤销售困难的实开出更多的新店;扩张“电”,即增加网络销售渠道;扩张“商”,即增加自营比例的尝试。但是在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资金究竟应该倾斜到占用资金大,高风险高回报的买手或自营式经营,还是应该将这部分资金应用到在广阔纵深的国内市场去布点卡位以规模换取利润?百货在国外是时尚先锋,在国内是解决百姓生活需求的经营卖场。这些矛盾与纠结还是一直困扰百货公司发展的难题。看似国内百货已经欣欣向荣地发展了数十年,实质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模式还未真正开始,同时试图在互联网中分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的努力刚起步,因此可以相信百货业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南通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本文在简要介绍南通市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利用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对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展望了南通市经济走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形势;环境分析;经济指标;展望建议 2013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南通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的各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稳增长、促转型,强开发、促开放,抓统筹、促协调,惠民生、促和谐,全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一、2013年南通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2013年度,南通全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38.89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5.41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623.50亿元,同比增长12.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69.98亿元,同比增长12.9%。 (一)农业生产态势良好 2013年南通市粮食产量持平略增,总产333.46万吨,比上年增长0.1% 。其中夏粮总产118.22万吨,比上年增长2.4 %;秋粮总产215.24万吨,比上年下降1.1%。畜牧业生产趋于稳定,渔业生产稳步发展。 (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583.9亿元,增速为12.6%,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1个百分点;增加值总量继续列全省第四位。2013年南通规模以上工业完成现价产值11351.5亿元,同比增长12.7%,工业产销率为98.7%,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工业运行质态保持稳定,“两新”占比稳步提高。重点行业及企业发展总体良好,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增幅来看,呈现“三快三稳”的态势。 (三)服务业发展加速 2013年,南通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069.98亿元,不变价增速为12.9%,高于全市GDP增速1.1个百分点,快于二产增速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5%,拉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平稳增长,重点服务业企业运行平稳。 (四)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2013年,南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98.7亿元,同比增长20.8%,增幅居江苏沿江八市第3位;总量居江苏沿江八市第4位。2013年,南通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9.3%,比上半年(26.7%)、前三季度(26.5%)分别提高了2.6和2.8个百分点。 (五)国内消费品市场增幅回落 2013年,南通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27.09亿元,同比增长12.8%。2013年南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与2012年相比,呈现“六涨二降”格局。 (六)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 2013年南通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全市外贸出口2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8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6%。下半年南通市进出口数据一路走高,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280亿美元的目标任务。与全省相比,南通市累计进出口增幅高出12.9%,出口增幅高13.2%,增幅在13个地级市中居第三位。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2013年南通市经济运行总体看尚平稳,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2013年南通经济仍未摆脱投资拉动为主格局,服务业投资仍偏重于房地产。受市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低。从外需看,南通出口市场回升缓慢,国际船运市场依然不景气,给南通市船舶制造业的复苏带来一定困难。欧盟6月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展开反调查,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通光伏产业复苏。 (二)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2013年以来,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象有所加剧。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南通市加工型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企业用工难,不少纺织、服装等行业缺少一线熟练操作工,本地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传统行业工作。2013年7月1日南通市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上调,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提高,加重了企业运营的成本。 (三)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 当前南通市消费结构面临转型压力,市场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一是消费刺激政策进入空档期,导致前期部分消费热点商品增长出现明显回落。二是集体消费紧缩,消费结构出现调整。三是网络购物日趋走热,分流了本地部分零售额,实体商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三、2014年经济增长环境分析 从国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和市场需求收缩等发展趋势对于促进我国扩大内需、大力发展内生型经济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元指数走强、美元回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存在较大增长动力。2013年出台的众多战略决策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两难”问题增多,财政金融潜在风险交织增加了风险防范的复杂性。 从南通区域环境方面看: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南通深度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省委、省政府明确支持南通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南通突破束缚发展的瓶颈,加速融入长三角第一方阵,提供了重大契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2013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预测 综合南通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分析,通过对南通市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拟合和实证研究,结合南通市季度工业经济景气调查,现对2014年南通市全年经济发展作如下预测:南通市经济2014年有望继续平稳增长,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经济增速一定程度放缓,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增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不低于20%;开放型经济方面,低迷状况难有实质改观;消费方面,南通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明显回落。利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2014年南通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见下表: 南通市2014年全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值预测 五、2013年南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1)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重点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工程;加快传统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加快集聚总部经济,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智慧产业,打造“智慧城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链;以项目农业为抓手,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营。(2)构建区域特色创新体系。推动科技、产业、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完善以高新区为龙头、“三创”优秀区为重点、科技园区为基础的创新载体体系。 (二)强化重大项目支撑,着力推进江海联动融合发展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沪通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加快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2)强化重大项目推进。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落实化解融资难题“十二招”等措施,加快项目推进速度。(3)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区中园”和平台经济,促进产城融合、功能提升。(4)努力强化招商选资。实施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本土企业新上大项目、增加有效投资。 (三)突出中心城市带动力,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争取国家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强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破解城镇化瓶颈。建设上海都市圈宜居宜业的副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2)优化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推动新城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提速、功能完善。加快轨道交通等城市建设,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通州湾新区开发建设,实现滨江城市见江、临海城市近海。(3)加快县域城镇发展。做特做强主导产业链,推进形态、功能开发,打造新一轮发展的新增长点。 (四)加快融合发展,着力推进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以创建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动力,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同步推进沿海“筑巢引凤”和沿江“腾笼换凤”,构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网络体系。加快优江拓海,推进沿江沿海港口资源整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修编完善沿江沿海规划体系,以重大项目、特色产业支撑江海联动发展。深化跨江联动,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加快建设苏通经济圈。发掘江海联运优势,加强与重庆、武汉等沿江重点城市的经济合作,建设长江流域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推进土地、海域管理改革,深入实施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煤矿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 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煤炭的使用量,有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开始更多的进行煤炭采挖。煤炭是不可再生的,需要企业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本文通过对我国煤炭经济的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煤矿;经济;成本 0 引言 在矿井寿命的延长方面,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煤炭的效益。在对煤炭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方面,我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对其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并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煤炭资源进行有效管理,这对企业的未来生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煤矿资源的有效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煤矿资源的回收率,同时也可以降低煤矿资源的成本。管理煤矿资源是当前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形势 在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在现在乃至以后的50年当中都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其他类似资源一样,它有被耗竭的时候,同时对于矿区的环境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破坏。一方面,煤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随着当前被人们的随意采挖,煤炭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污染,将对我国的煤炭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煤炭资源,其所有权是归属于国家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一些小煤矿在当前还是普遍存在。这些小煤矿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水平都比较低,设备简陋,缺乏安全保障,随意采挖现象很严重,对我国煤炭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由于这些小煤矿的存在,它们也将对我国的一些大型煤矿企业的经济和安全性造成较大影响,过剩煤炭资源的存在也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对于在煤炭业存在的这一问题,我国的相关部门也开始对其进行着手解决,对于小煤矿更加关注它们的环境和安全性,在生产成本方面提高,从而被迫退出行业。当前,对于小煤矿,山西的整治力度非常大,对于每年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强行关闭,对煤矿企业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大型的煤矿企业。对于当前小煤矿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我国的经贸和计划管理部门都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对这些产业进行强行关闭,从而对煤炭行业进行有效整顿。同时,国家应抓紧修改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应明确规定:“为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确保煤炭安全生产,维护煤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禁止个体开采挖掘煤炭资源。” 在煤炭产业政策方面,我国国家发改委也根据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从而将这种粗放式、低水平的煤炭产业进行有效管理,预计将在3到5年的时间将煤炭资源进行全面规范,对13个大型的煤炭基地进行快速建设,对煤炭企业进行整合,形成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集团。如我国的龙煤集团,应该紧随国家的这种政策形势,积极参股、并购等,对于省内的一些煤矿进行整合,或者是对于一些发电厂进行资源重组,从而形成煤电集团,降低成本。 2 我国煤矿经济的发展策略 2.1 进行合理有效的煤炭成本管理 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它的产量是不会逐渐增长的,因此对煤炭企业成本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通常,企业在对自身规模进行不断增长扩大的时候,一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具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是否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这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我国的诸多煤炭企业,大多数在对成本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在我国煤炭企业的管理当中,成本管理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成分,因此提高对成本管理是当前煤炭企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就需要煤矿企业摒弃传统的管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求,将成本预算和管理落实到每个部门上。从根本上来控制成本,实现煤矿与基层单位的有偿服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开展考核,奖惩分明,促使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认识到企业低投入、高产出的意义,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管理的时候,员工的薪酬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样才能让员工也有非常强烈的成本意识,才能有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我国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基础。 2.2 选用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于人才的需求就越激烈。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评价方面,人才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在如此激烈的煤炭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长久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选用非常优秀的生产经营人才来为企业增添光彩。具体操作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进行。首先,企业在思想观念上应该更新,将人才作为企业赢得效益的有效标准。对于煤炭企业,唯有优秀的人才才能为企业进行有效的计划,从而推动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赢得更多的效益。在煤矿企业的生产中,一些优秀的人才对企业的设计进行修改,对放工的措施进行改进,这样就能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效益。其次,在选择人才方面,要任人唯贤。作为煤炭企业的一项资产,人才对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企业应该重点对高素质人才进行培养,同时也要大量引进先进人才。再次,在人才结构方面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煤炭企业在选用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专业基础知识和高素质是必备的因素,同时也要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培养。在煤炭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人才结构的合理设置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在进行人才选用的时候,要严格避免不正之风的存在。公平、公正是用人的基本原则,不可违背。 2.3 提高煤炭企业相关硬件设备的管理效率 在煤炭企业的实际生产中,硬件设备对于资源成本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因此也对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煤炭企业应该对硬件设备的管理给与足够的重视。对于企业的硬件设备,企业应该进行定期维护和管理,将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与煤矿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生产成本,而且能够提高煤矿企业的生产水平。从而就要求煤矿企业生产设备的性能应该充分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要保证操作的便捷性,保证具备较高的精确度。对于设备投资方面,较低的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设备的长寿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提升企业的效益。长寿命的设备使用和企业日常的有效维护是分不开的,如此才能让企业更好的持续经营。在设备维护方面,相关维修人员、操作人员的技术、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 3 结论 在当前激烈的煤炭市场,煤矿企业唯有对自身进行不断改善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煤炭企业不仅需要对自身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改善,同时也需要对管理理念、硬件设备等方面进行更新,如此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才能让企业在市场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南非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一、本世纪初以来南非经济进入较快增长周期,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一)21世纪以来南非经济快速增长 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994―2000年经济平稳增长,2002―2007年则进入较快增长周期,GDP年均增速为4.78%。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是南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2―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1%和8.31%;金融、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南非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南非矿产资源丰富,在非洲地区范围内制造业水平较为发达,因此,南非的主要出口以煤炭、金矿、铁矿、钻石珠宝以及机械和车辆类产品(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地区)为主,此外,南非大量进口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类产品,与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高失业率、不平等和贫困是南非长期面临的问题。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率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23%;黑人的失业率高达28%;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另外,随着2002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于7%。 (二)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实现复苏,但2012年以来增长势头明显减弱 南非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短暂衰退后实现复苏。2008年第四季度南非经济增速下降,2009年南非经济下滑1.5%,2010和2011年经济开始复苏,增速分别为3.1%和3.6%。2012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受欧债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事件的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降为2.5%。 2013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一是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仅增长0.7%,为危机后经济复苏以来最低值,全年经济增长仅1.9%。二是通胀压力较大。全年CPI变动率为5.7%,仅略低于央行6%的警戒线。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矛盾激化,罢工事件频发,2013年南非失业率为24%。其中,15―24岁和25―35岁上的青年人失业率分别高达48.9%和28.3%。四是兰特急剧贬值。与年初相比,贬值幅度高达18%。五是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扩大。2013年贸易逆差较2012年增长98%。南非由于危机后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2009年年开始由盈余转为赤字,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六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2011和2012年外国对南非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净购买额分别为248和852亿兰特,2013年降为13.29亿兰特。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和脆弱性凸显,南非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成为公认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二、对当前南非经济面临风险的主要原因分析 南非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美国宣布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资本流向逆转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负增长,为促进经济复苏,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受到短暂冲击后,经济呈现出复苏迹象,金融市场也相比较发达国家较为稳定。国际资本在此情况下大量流入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前文已讲到,2009年以来国际资本对南非股票和债券的净购入额持续增加,导致南非对外债务急剧上升。 (二)信贷繁荣和经济较快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持续 在外需减少造成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南非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内银行机构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贷款大幅增加。 一是经济增长的同时风险资本价值上升过快。国内外充裕的资本进入市场,不同程度带来投资、消费和进口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出口减缓,矿业、制造业等部门的投资受到影响,容易造成风险资本价值的上升过快。2010年和2011年南非经济增长3%以上,同时股票市场价格涨幅较大,明显高于美国和除土耳其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二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局部领域矛盾激化。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不足造成的劳动力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收入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 三是出口结构单一和进口需求刚性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急剧扩大。南非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出口结构以铂族类金属和钻石为主,而进口以石油、石化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机械类为主,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带来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扩大,导致本币的贬值压力,本币的贬值在出口需求增加有限而石油和机械电子产品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又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 (三)国际资本流动环境的变化和资本流出迹象的出现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美联储2013年12月宣布保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减少证券的购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收紧的启动,以及美元升值的预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了投资者对包括南非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的投资兴趣降低,从而引发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国家。2013年第四季度南非已出现了资本流动逆转的迹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证券资本的净流入显著减缓,2014年以来出现净资本流出。 (四)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凸显背景下,经济面临负反馈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投资信心、产能利用率,还包括国内结构性问题,如家庭负债、政府负债、经常账户赤字。 第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南非的国内私人消费需求是GDP的主要构成,由于经济增长信心的变化,国内对家庭的信贷增速下降,加之,南非储蓄率较低,国内储蓄总值/GDP不足15%,家庭债务/可支配收入高达70%以上,另外,劳资矛盾激化情况下,生产性投资受到影响。这些都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二,通胀压力上升。资本流出使得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南非兰特本币急剧贬值,通胀压力加大。为控制通胀,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但这无疑加大了资金成本。 第三,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收益率趋于上升。2013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4%,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013年11月份以来呈现出上升态势。 第四,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和高失业率导致矛盾激化。2014年金属制造协会工人号召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资本家实际上从法案中受益更多,而就业市场没有好转。基于罢工形势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生产损失,部分外国资本计划撤出其在南非的矿产业投资,将会导致就业人数的减少,失业问题趋于严重。 总体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信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国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没有显现出矛盾,而是在发达国家资本流行性大幅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信贷繁荣的同时,延迟了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使得发达国家资金收紧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和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内经济面临较大风险。 三、南非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进入2014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较好,1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比上涨2.5%,其中,石油和化工业、钢铁、非有色金属产品和机械业增长较快,由于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1―2月份贸易逆差同比略有下降,尤其是2月份由于对非洲地区的顺差增加,而对其他地区的逆差减少,出现小额的顺差。但是,南非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首先,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再度加大。2月份1美元兑换的兰特达到2003年以来最高值,1月和2月CPI变动率分别为5.8%和5.9%,2月份环比上涨1.1%,从物价上涨的因素看,主要是食品、原油和健康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南非中央储蓄银行(简称南非央行)已于1月份改变从2012年以来基准利率5%的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至5.5%。 其次,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南非矿业与建筑工人协会于1月23日发起对全球三大铂族金属生产商的罢工,持续至4月份,而3月份金属制造工会又发起全国联合罢工,抗议《就业促进税收法案》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第三,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由于南非的汇率灵活,资本账户的开放,因此,资本市场的变动,会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13年出现非居民的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大幅下降的背景下,2014年1月份出现306亿兰特的资本净流出。 目前看,南非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不排除局部领域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可能,但总体上将保持低速增长。具体来看:一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来资本的流出,保持原先的资本融资规模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南非金融行业采纳了《巴塞尔协议3》,基于全球流动性在短期内迅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南非金融市场短期内出现崩溃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长减速的压力将持续。南非的进出口结构将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增加必然带来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在出口需求疲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动力较弱的情况下,经济预计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低速增长。但需求端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较小,CPI预计将基本保持在南非央行警戒线以下。三是不排除局部领域的矛盾激化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出现。由劳资矛盾激化或其他局部领域矛盾的激化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外流和货币贬值,并通过投资信心不足、信贷收紧和政府融资成本提高等,使得上述问题趋于恶化,形成“资金流出―汇率贬值―经济下滑―局部矛盾激化”的负反馈,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形势严重恶化。四是南非长期存在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初等教育普及率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成为南非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政策重点,另外,加强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增强南非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地位,将构成未来支撑南非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据南非央行估计,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为2.3%和2.7%,略高于2013年0.9%的增速。 (杜琼,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傅晓冬,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金砖四国”的经济形势分析 摘 要: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受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稳定预期为主,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 关键词:世界经济;金砖四国;通货膨胀;发展动向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7年以来,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元区、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受2007年以来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金砖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形成的外来压力以及“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 一、“金砖四国”经济发展迅速,实力与日俱增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金砖四国”的表现可谓让世界惊叹。 中国实现了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奇迹;印度经济近几年也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俄罗斯被称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近年也摆脱经济停滞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全球增长态势看,“金砖四国”经济实力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降低,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GDP所占世界份额则同步下降。 “金砖四国”中除中国速度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外, 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9.2%。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3个国家中的两个(另一个是美国)。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5.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金砖四国”外汇储备无一例外都有增长,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15282亿美元,俄罗斯4764亿美元,印度2932亿美元,巴西1875亿美元。相比之下,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的外汇储备仅为735亿美元。 二、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 作为最大的和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经济贸易依然占很大比例。2007年,欧盟、美国、日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贸易总量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6.4%、13.9%和10.9%, 合计高达41.2%。 但是,随着贸易多元化格局初具雏形,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辐射范围和力度逐年扩大, 除中国在美、 欧等传统贸易伙伴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递增外,中国对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的影响也在悄然上升, 这一点在各国对中国进出口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2)。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八大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量约占世界4.3%,而消费量却占世界8.8%。同时,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自2003年国外进口矿比例就超过了50%,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3.26亿吨, 中国铁矿石消耗量已占世界的47%,从进口来源来看,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以及“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进口铁矿石。俄罗斯石油在中国能源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能源部门有关专家表示,2015年前,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将占到15%的比重, 出口总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进口的铁矿石越来越多。 目前铁矿石的进口占中印贸易合作的65%, 而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已占进口总量的25%, 俄罗斯铁矿石也作为国内钢铁企业的新选择,2007年俄罗斯共出口铁矿石2550.17万吨,其中对华出口量居首,为572.3万吨,比上一年增长1.17倍。 2008年5月16日,“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会谈, 这是四国外长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首次会晤。四国外长还商定,他们除继续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会晤外, 还将在印度举行下次会议。会后,四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四国开展对话系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对解决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对话的前景广阔”。随着“金砖四国”在全球影响的增强, 四国已经注意到相互间加强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 三、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给“金砖四国”经济带来挑战 2007年以来,受能源、粮食和金融三重危机的困扰和冲击, 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弱态势,“金砖四国”经济也饱受困扰。2007年下半年以来四国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也给“金砖四国”经济金融形势带来冲击,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大。 2008年年初以来, 中国经济在紧缩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开始呈现放缓态势,第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了10.6%, 较上个季度低0.6个百分点。IMF最新预测显示,2008~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9.3%和9.5%。从印度的情况来看, 经济增长势头依然旺盛。 第一季度印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长了8.7%, 较上个季度高0.3个百分点, 但考虑到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IMF则预测印度2008~2009年经济增长可能分别放缓至7.9%和8.0%。但是,“金砖四国”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光景。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发展依然快速。第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达8%,较上个季度高0.2个百分点。巴西1~2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8.7%和9.7%,其中资本品同比分别增长了15.04%和24.96%,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1.8%和12.19%。 受全球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影响,“金砖四国”通胀形势较之发达国家则更为严峻。从2007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情况来看,“金砖四国”CPI均大幅上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CPI由2007年1月的2.2%一直上涨到2008年3月的8.3%,4月继续上扬, 达到8.5%,虽然5月下降到7.7%,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俄罗斯2008年CPI从1月的12.6%上扬到3月的13.3%,IMF在4月9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08年俄罗斯的CPI将达到11.4%。 印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8年3月CPI达到7.9%, 远高于2007年全年的6.4%。 同样的,巴西面临通胀的压力迅速加大,2008年5月CPI达到5.6%,高于4月的5.04%,是2006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IMF也预计2008年巴西的CPI会达到4.8%, 高于2007年3.6%的水平。 四、“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货币政策 2008年,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金砖四国” 经济增势将减缓。2008年4月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计从1月的4.1%下调至3.7%, 比去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预测美国经济增长为0.5%,大大低于2007年2.2%的水平。该报告预测中国增长9.3%,回落2.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7年中国实际增长11.9%来计算, 则回落2.6个百分点);印度增长7.9%,回落1个百分点;俄罗斯增长6.8%,回落1.3个百分点;巴西增长4.8%, 回落0.6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在CPI及通胀预期不同程度上升的压力下,“金砖四国”纷纷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屡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已达17.5%的历史高位;印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继6月11日加息后,24日印度央行再次大幅升息, 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至8.5%;俄罗斯也在近期陆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7月11日,俄罗斯再度加息,将再贷款利率从10.75%提高到11%, 这是俄罗斯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巴西为了抑制经济过热, 三年以来首次采取金融紧缩政策, 分别在4月和6月两次加息, 其基准利率已达12.25%。四国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最近几个月CPI持续上升有所担忧。从总体上看,“金砖四国”经济均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 五、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及影响 “金砖四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他国产生影响。 我国每年都要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的石油,从巴西、印度等国进口铁矿石,高涨的石油和铁矿石价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环境的变化将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影响我国: 1. 通过贸易途径影响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由前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 中国与印度、 俄罗斯、巴西三国的贸易近年来悄然上升。印度从中国进口占该国进口总额比从2000年的2.9%上升到2006年的9.2%, 俄罗斯从1.9%上升到7.1%, 巴西则从2.2%上升到8.7%。 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印度、 俄罗斯与巴西三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都面临不小的压力,加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影响,这三国内需的下降势必影响对我国的进口进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2008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了4.1%,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已累计升值15.1%,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也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 2. 通过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途径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2007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1453万吨, 占进口总量的8.9%, 从巴西进口石油232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4%,预计2008年进口量还将继续上升, 而一直上涨的石油价格给我国通货膨胀带来不小的压力。另外,2003~2007年,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涨幅分别为8.9%、18.62%、71.5%、19%和9.5%。今年2月以来,随着与巴西的淡水河谷(Vale)等矿业巨头的价格谈判落下帷幕, 国际铁矿石价格高涨65%, 印度等国近期加征出口关税更增加了我国钢铁企业的经营压力。 油价持续在高位上震荡以及猛涨的铁矿石价格, 不仅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提高了进口成本,价格上涨对国内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 3.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情绪已开始抬头,我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遭遇的摩擦和阻力不断增大。在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 鉴于贸易保护对舒解经济不振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压力或有一定帮助,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大国对我国企业在石油、 铁矿石等行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中石油对哈萨克斯坦图尔盖石油公司的收购遇到卢克公司的极力抵制, 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合资建钢铁厂以及参股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也屡屡受阻。 六、几点启示 针对当前全球通胀和能源及资源类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双重不确定性, 我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全球通胀带来的外来压力和“金砖四国” 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保持足够重视,密切防范,谨慎应对。 1. 密切关注国际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价格走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对能源和资源类原材料进口, 要实行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必须稳定海外资源的供给,建立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制度,改善进口管理的决策机制,克服世界市场高价时进口、低价时出口的怪圈。同时,要提高中国在关键产品上的定价权,加强和俄罗斯、巴西等能源出口国、资源类原材料出口国的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国外资源产业的投资,同时还应加强节能降耗工作,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 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外向型部门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或衰退的背景下, 应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依靠经济的自生增长能力抵御外部冲击。适时培育国内微观主体竞争力,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 逐步降低整体经济对出口和外向型部门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抓住外需增长放缓的契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因势利导,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稳步推进税收、资源价格改革等结构调整举措,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服务产业发展。 3. 以稳定预期为主,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 节奏和尺度。 由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是粮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 中央银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稳定市场信心来稳定通胀预期。在国内通胀压力依旧严峻、银行体系流动性仍然偏高的情况下, 考虑到全球通胀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复杂影响,在提防“滞胀”风险的同时, 还应密切关注前期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动向, 谨慎把握紧缩性政策的力度、节奏和尺度,保证货币政策适时、适度。 4. 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强“金砖四国”间的合作。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推进实施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 在努力提高与发达经济体贸易附加值和层次的同时,着力加大与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 开拓具有替代性的进出口市场, 拓展国内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渠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微观视角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和畸形的投资扩张延缓了约两年时间,由此加深了潜伏已久的衰退力量,而持续的紧缩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从整个企业成本收益的关系看,近两年内,成本的下降要慢于收入的减少,因而经济会在利润下降中继续衰退,但力度会逐渐减轻;两年后,成本的下降会快于收入的减少,甚至出现成本下降与收入增加的情况,故经济又会在利润回升中增长。此外,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滞后于欧美国家。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优秀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农垦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全国农垦系统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紧密围绕农业部重点工作,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以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为主线,大力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农垦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今年预计可实现生产总值3192.81亿元,比去年增加454.25亿元,增长1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62.24亿元,增长9.8%;第二产业增加值1307.10亿元,增长17.5%;第三产业增加值823.48亿元,增长11.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农垦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3%、40.9%、25.8%。预计人均生产总值23900元,人均收入7850元,分别增长12.8%、8.9%。 粮食连续七年增产 今年以来,农垦系统克服了极端天气的影响,全年粮食生产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连续七年创下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三超历史”的佳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农垦系统粮食总产预计突破2900万吨(580亿斤),达到2943万吨(589亿斤),增加170万吨(37亿斤),增长6.1%。粮食播种面积6815万亩,比去年增加238万亩,增长3.6%。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为全年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水稻面积达273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308万亩,占全系统谷物播种面积的49.8%,比去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单产持续平稳增长。粮食平均亩产可达432公斤,比去年增加10公斤,增幅为2.4%。粮食主产的黑龙江垦区粮豆总产预计达363.6亿斤,占全系统粮食产量的62%。 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态势各异 受市场、天气情况等因素影响,农垦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预计今年棉花总产量为138万吨,减产3.4万吨,减幅为2.4%。其中新疆兵团棉花产量预计109万吨,减产4万多吨,下降近4%。油料产量预计76万吨,减产近5万吨,下降6.1%。今年糖价上涨,推动了糖料生产,糖料产量预计可达816万吨,增产58万吨,增长7.6%。 养殖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 继续推进养殖业生产基地建设,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农垦畜牧业总体上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大牲畜存栏322.54万头,增长1.7%,其中奶牛131.82万头,增长3.8%;猪存栏1128.83万头,增长7.2%;羊存栏1319.90万只,增长4.0%。主要畜产品产量增加,肉类总产232.41万吨,增长4.0%;牛奶361.74万吨,增长5.0%;禽蛋产量33.46万吨,增长6.8%。 全年水产品产量114.23万吨,比去年增长6.0%。 工业快速增长 工业发展态势良好,增长速度较快。预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044.52亿元,增长18.2%;实现工业总产值4160.36亿元,增长23.9%。实现工业销售产值4059.19亿元,产销率为97.6%。主要工业产品增多降少,其中:原煤产量2489.63万吨,增长52.0%;饮料酒产量200.95万吨,增长8.7%;发电量为160.45亿千瓦小时,增长13.6%;砖产量100亿块,增长14.7%;机制纸及纸板产量80.97万吨,减少24.9%;乳制品产量197.13万吨,减少4.8%。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大 今年,全系统投资围绕农业、水利、生态环境、道路、教育卫生等公益性和基础性建设,加大投入,增强了垦区经济发展后劲。预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完成1640.83亿元,比去年增加282.93亿元,增长20.8%。 商品出口情况好于去年 今年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向好,农垦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摆脱了去年下滑局面,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出口供货商品总金额530.68亿元,比去年增加64.43亿元,增长13.8%。出口商品供货总额排名前10位的垦区是:新疆兵团341.48亿元、广东38.35亿元、黑龙江36.69亿元、浙江26.00亿元、湖北15.50亿元、江西12.00亿元、广西12.00亿元、辽宁11.80亿元、上海11.50亿元、河北7.39亿元,以上10个垦区出口商品总金额为512.71亿元,占全国农垦的96.6%。 注:农垦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指标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经贸论文:中韩经贸关系发展分析论文 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韩两国间贸易摩擦逐渐增多,许多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一)两国经贸活动涉及的数额大、范围广,易产生利益冲突。中韩两国的商品贸易涉及较多门类,服务贸易的领域也不断扩大,企业间、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在一些敏感部门尤其如此。2002年,韩国政府在本国蒜农和农业组织的压力下,单方面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关税,使我国几十万蒜农濒临破产。我国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和聚乙烯,对韩国相关企业形成巨大压力。2004年韩国又停止从中国进口泡菜,中方也采取了对应措施。在重化工领域,中韩两国竞争越来越激烈。韩国钢铁协会网上的消息称:2006年末中国的钢材产量达4.7亿吨,占全球产量的1/3。韩国的钢产量4800多万吨,居世界第5位。中国从2005年起成为钢材的净出口国,而且钢材质量不断提高。韩国造船用的厚钢板,过去大量从日本进口,如今主要采用物美价廉的中国钢板。中国在钢铁石化等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出口量的增长,对韩企业形成压力。 (二)中韩两国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激烈。2006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前6大类商品为机电音像设备及部件、光学医疗仪器、化工及工业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塑料橡胶及制品;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前6大类商品为机电音像设备及部件、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及工业产品、植物类产品。虽然韩国产品科技含量总体上高于中国,但中国已改变两国建交初期主要向韩国出口石油、煤炭的状况。1992年,韩国有学者分析,中国与韩国的技术差距在10年以上,而如今韩国一些学者指出中韩两国的技术差在迅速缩小,2004年为4.4年,2005年为3.8年,预计到2015年将减小到l至2年。在造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方面,中韩两国的技术差距仍较大。在移动通信、二次电池等新产业上,技术差距已很小。中国在钢铁、服装等制造业上进步尤快。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消息,在服装进出口方面,中国2000年向韩国出口9.76亿美元,从韩国进口2.92亿美元;2006年向韩国出口34.51亿美元,进口5.48亿美元;进出口之比从1:3增长到1:6。中国相当一批服装品牌打人韩国市场,对韩国服装业造成冲击。(三)中韩两国都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争夺原料、能源和市场而产生摩擦。韩国经济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2006年韩国出口额达3260亿美元,再创新高。2006年中国出口额9691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两国的出口额都占到GDP的37%以上。据韩国关税厅网上公布的数字,韩国出口的前10位商品,包括半导体、汽车、无线通讯器材、船舶、电脑等都是工业制成品。十大出口产品在整个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2年的53%上升到2005年的58.5%。如果加上十位以后的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制造业产品将占60%—70%。中国出口商品中制造业产品更高达80%以上,而且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机电产品已占出口总额的56.7%。中韩相互间的贸易,70%以上都是工业制成品。两国同世界各国的进出口商品也很雷同,两国都从巴西、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从中东进口石油,销售市场都主要在美、日、欧盟,也都在开拓东亚、南亚、非洲、拉美的市场,并从亚、非、拉寻找新的资源和能源。因此,中韩两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也很激烈。 (四)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外资倾向较重,加剧了两国间的经贸摩擦。韩国是世界上重要的进出口国家,其2006年的出口额列世界第11位,进口额也列前15位。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很突出,尤其在农产品的进口方面,历届政府都采取消极态度。韩国农产品国内售价过高,2006年无骨猪肉每公斤达14美元,无骨牛肉每公斤更高达56美元,是美国的5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居首位。为保护本国农民利益,韩国对进口农产品往往设置壁垒或课以重税。韩国与美国、欧盟经常发生农产品贸易磨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更滋生了对中国的警惕。韩国还有一种反外资情绪,对招商引资积极性不高,尤其怕造船、钢铁、汽车等产业被外资控制。大宇造船和船舶工程公司的债权人拟在2007年底之前出售其在大宇的50%股权,价值达87亿美元,韩国怕中国购买,早已内定由韩国企业收购。在这种心态下,韩国企业对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反应过激。 二、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 在中韩两国间的经贸活动中,尽管有些摩擦甚至冲突,但合作一直是主流。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较快,是有深刻原因的。 (一)中韩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1、中韩两国将长期互为重要贸易对象。中韩两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都较高、对GDP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长期不会改变。中国已跃居韩国第一位进出口对象国,这种状况至少维持10年以上。韩国目前是中国第3位的贸易对象国,这个位置也至少保持10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对外贸易都快速增长,在世界贸易排名中的位次都不断前移,这与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2、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达2000美元;韩国已进人后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发展,人均GDP已近2万美元,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在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方面与韩国还有较大差距,两国之间存在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加工业的过程中,为生产符合世界标准的产品,从韩、日等地大量进口设备、原材料、零配件,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韩、日商品提供了广阔市场。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的经济贸易呈高速发展之势。1992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4年的发展,2006年末,中韩两国的贸易额已达1340亿美元,增长约26倍;2007年将达1500亿美元,2012年前将突破2000亿美元,提前实现2005年******主席访问韩国时提出的目标。韩国在华设立的企业到2006年末已超过3万家,实际投资额累计超过35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的重要经贸伙伴,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第一大进口对象国、第一大投资对象国。因此,进一步发展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中韩两国和整个东亚地区都至关重要。 经贸论文:国际经贸人才培养分析论文 一、国际化人才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形成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格局,而且对人才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是国际化人才?虽然对国际化人才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和固定的标准,但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化人才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1.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国际视野包括对本行业、本领域国际上的整体格局、最近成果、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有着深入的了解;对国外主要的社会文化、民族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有相当认知;对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潮流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国际化人才还需要树立创新意识,提高灵活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是各种能力的优秀,也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2.通晓国际规则和管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办事成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这就迫切要求国际化人才能够熟悉国际法、国际条约等国际规则。缺乏这些知识,要想在国际交往中做到平等互利、捍卫民族利益,只能是一句空话。 3.熟悉并热爱本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能力。 国际化人才首先应该本土化。只有根植于本土文化并与之融合,认同本土文化的优秀信念,才会形成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增强自身使命感和服务意识。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还应对世界主要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差异,要拥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技巧和沟通能力,不仅需要掌握对方语言工具,还需要深入了解文化内涵。因此从这点上说,国际化人才不是简单的“语言化”也不是“洋化”,而在于其应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且能兼容并包,具备跨文化沟通合作能力。 4.具有较强的运用现代技术进行信息处理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当今,信息正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学习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且要有处理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只有终身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工作和社会变化的需要,因此终身学习的能力也是国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 二、我国对外经贸人才的现状 国际化人才在外经贸领域的具体表征是必须熟悉国情,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WTO及国际经贸活动的基本规则,了解国际经济法律的基本知识;掌握国际经贸基本技能,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具备一定的国际跨文化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同时,也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和实战练习,熟练掌握实际操作业务和流程。 中国加入WTO为进出口贸易带来绝好的机会,这已从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快速攀升和世界位次不断跃升得到了充分证明。但我国也凸显出很多问题,尤其是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发展的掣肘短板。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外贸专业人才的供需严重失衡,目前,中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人,其中中外商投资企业直接从业人员2300多万人,占1/3。数据显示,外贸专业人才缺口在2010年内将达百万。保守估计,即使仍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在2010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也将达到40万家,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名外贸专才计算,就需要80万人,此为需求方面的情况。再看供给方面,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人才主要还是由高等院校培养。现在全国高校经济类毕业生每年有13万人左右,即使他们全部从事外贸工作,2010年内也只有26万人左右。即使加上社会力量培养和其他行业人才转岗,估计外贸人才的缺口仍有100—200万人。更何况我国只有370多所高校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所培养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每年只有几万人,与百万的需求相去甚远。这类优秀的经贸高级专才在人才市场上往往是有市无价,需求缺口亟待弥合。这种供需失衡的状况为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高度挑战。 三、关于高等院校培养国际经贸人才的思考 高等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作为培养我国外经贸国际化人才的主力战线,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的迅猛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扩张的时期,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人才素质表现单一、实践应用能力较弱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专业高校毕业生的通病。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尽快适应市场对外经贸国际化人才的切实要求。 1.高等院校国际经贸人才培养的困境。 (1)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化。近些年来,国际贸易专业已成为我国大专院校的热门专业之一。2004年全国有370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国际贸易专业,并且是28个财经、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中招生学校和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但这370多所高校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趋同”现象,缺乏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层次性,严重缺乏针对新时期主流用人单位和主导进出口产品特点的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只有极个别高校有针对性地培养特定行业的国际贸易人才,如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在国际贸易专业开设了纺织商品学课程等,有针对性地培养纺织出口行业的国际贸易人才。 (2)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不力。我国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普遍存在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各高校虽然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毕业实习,但大多数高校无稳定的实习基地,无足够的实习经费安排,无严格规范的毕业实习考核办法,从而使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实习流于形式。部分高校虽然建立了国际贸易的模拟实训实验室,但因缺乏既精通国际贸易知识又熟悉进出口业务操作的教师,模拟实训的效果不佳,导致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不强,难以适应新时期主流用人单位对外贸人才的要求。 (3)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跨语言文化交流能力偏弱,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除了少数综合型重点高校的国际贸易专业外,许多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的外语交流能力还停留在简单阅读阶段,“聋子外语”、“哑巴外语”的情况仍十分普遍。 2.对策思考。 (1)丰富高等院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层次,着力解决“趋同化”问题。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新时期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变化,对不同层次高校(综合性重点高校、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综合型重点高校要侧重培养研究型、创新性和复合型高级人才,诸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法规,WTO规则等方面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维护公平贸易、实施贸易救济、跨国投资经营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主要培养针对不同进出口行业、不同工作岗位的应用型人才,适应新时期主流用人单位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 (2)强化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应以培养新时期合格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为重点,以基本知识传授为基础,以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中心,以满足社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为目标,切实改善重理论轻应用、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的状况。高校要把课堂的基本知识传授、实验室仿真实训和企业全真实训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仿真和全真实训的实践教学功能和效率。同时国家要在政策上引导、在财力上扶植高校和企业共建全真实训基地。 (3)积极开展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外语交流能力。国际贸易的专业课程教学应营造全外语授课环境或积极引入双语教学,帮助学生跨越听力关、开口关、交流关,培养学生的外语交流能力。与国外高校互派交流教师和聘请外籍专业课教师,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外文演讲、外文辩论、外文阅读与随笔等系列外语实践活动,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真正进入一个外语学习环境,真正提高外语交流能力。在专业外语提高方面,可以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进行,通过实验室模拟与企业实训,使学生在外语交流的环境下完成国际贸易的实际业务和操作流程,从而具备较高的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 论文关键词:国际化人才国际经贸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经贸领域作为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最前沿阵地,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则更为迫切。本文对我国当前国际经贸人才供求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如何加强高等院校国际经贸人才培养工作进行了思考。 经贸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统计;教学改革;实践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考。 经贸论文:对外经贸战略分析论文 1、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美、日、欧等国际市场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同样,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陷入衰退,汇率贬值,进口大幅度减少,也会给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压力,但中国同样也获得了机会。 从表面上看,随着东亚其他地区的出口下跌,中国的出口也在下跌。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下跌的时间更为滞后,二是下跌的幅度较小。从各国出口市场来看,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对日本增长13.7%,对亚洲整体增长8.3%,对欧洲增长11.5%,对北美洲增长6.1%,对美国增长6.0%,平均增幅为8.8%。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和东亚经济的衰退,中国出口要继续保持出口值的增加,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这次挑战,进一步增加自己在第三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这个过程,已经被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所证实了。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看,目前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东亚其他地区。在美国的进口市场,1996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是6.51%,中国台湾是3.78%,韩国是2.86%,新加坡是2.57%,中国香港是1.25%,四小龙之和是10.46%;到1998年中国大陆上升到7.79%,中国台湾是3.62%,韩国是2.62%,新加坡是2.01%,中国香港是1.15%,四小龙之和下降到9.40%。2001年前七个月,中国大陆的份额为8.10%,而中国台湾为2.95%,韩国为3.04%,新加坡为1.34%,中国香港为0.82%,四小龙之和进一步下降到8.15%,已经与中国大陆的份额相差不大。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国际市场份额呈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日本市场体现得最为明显。1996年,中国大陆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为11.58%,韩国是4.57%,台湾是4.28%,香港是0.74%,新加坡是2.10%,四小龙之和是11.69%;1998年中国大陆的份额为13.22%,韩国是4.30%,台湾是3.65%,香港是0.6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0.25%;2001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大陆为15.48%,韩国是5.12%,台湾是4.37%,香港是0.4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1.59%,中国大陆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早已超过四小龙之和。 "9.11"事件之后,中国产品,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要在呈现衰退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重复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低价优质策略,重演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成功渗透策略。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内部需求疲弱不堪,市民的需求转向质优价廉的商品,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返销商品和其他商品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每年以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到2001年前七个月已经达到15.48%,与日本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美国只差三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相当多的产品,尤其是价格需求弹性较高的电了信息产品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市场需求越弱,价格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低价位的中国商品的渗透,我们的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企业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实际上,石油危机后日本产品能够大举进入全球市场,也是依靠当时的全球经济低迷,选准了市场切入点,形成了优势地位。中国需要仔细研究借鉴日本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市场扩张的经验和教训。 2、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9.11"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9.11"事件缓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重新赢得了和平建设和迅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对外经贸方面实行战略性转变。 第一,增加出口鼓励力度,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出口(特别是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出口)肯定越来越难。但这种困难对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如上分析,中国完全可以采取低价策略,在总额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自己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进口市场的份额,目标是战胜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受到的财务压力远较中国为大),为未来中国企业全面进入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扫清障碍。在具体政策方面,可以增加退税的力度,对出口企业给予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等等,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出口型企业的帮助,可能更需要考虑政治目的,而不能仅算经济账和财务账。 第二、培养外贸企业的优秀竞争力。首先,树立新的管理理念。这是培育外贸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强化战略管理,围绕企业优秀竞争力培养这一主线展开多项管理工作,把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略性资源优化配置到有利于企业长期性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上。其次,掌握培育企业优秀竞争力两种基本方式:整合与创新。外贸企业既要注重从无到有的优秀竞争力的创造,又要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已有的部分优秀竞争力。第三,深化国有外贸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外贸企业是我国外贸企业的主体,而目前有不少国有外贸企业的资产产权关系不清,破坏了企业的自主权,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给培育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增加了难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第四,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等,其优秀是企业精神,它是企业发展的无形动力。外贸企业通过企业文化的创建,建立起勇于创新的企业精神,培育企业优秀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发展。 第三,以扩大进口为武器,建构行业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进口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都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且这种自由贸易协议以投资和电子商务等行业为主。(与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它们在构建自由贸易协议的过程中,往往将大中华地区排斥在外。未来数年,中国完全有可能以进口为诱因,与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可以选择在电子信息产品领域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中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市场来交换韩国的技术,同时对中国台湾产业形成新的压力,迫使它们进一步向大陆转移。在与其他地区建构自由贸易区方面,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已初步达成协议,计划用10年时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还可以借中美关系相对好转的机会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进口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设备,加速完善中国的装备工业。 第四,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中国加入WTO的背景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安全神话的破灭,将会推动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一方面,外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寻找新的金融工具,将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和热钱(特别是未来可能从美国撤出来的资金)转变为对中国的长期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看,1993年香港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和H股,1996年的红筹股都有此性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应该与香港积极合作,尽快推出新的、具有上述功能的金融工具,为中国进一步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加快对外投资和对外移民,提前为中国在全世界的崛起作经济方面的部署。大量资金进入中国,势必会对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也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泡沫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应该坚持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原则,因为中国尚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引导中国资金向外发展,提前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做出战略部署。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投资和中国移民持相当强的防范态度,而"9.11"事件以及此后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将给中国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操作得好,可以让大批中国人借此走出国门,到海外定居,从而为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强大和全面走向世界提供支持。因此,现阶段中国应当大力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留学(特别是要到知识水平较高的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地区),鼓励中国居民到全世界旅游,鼓励中国个体户到全世界推销(特别是要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外出投资,特别是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因此,全球经济下滑和"9.11"事件虽然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工作带来压力,但如果中国应对及时,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完成战略性部署。 经贸论文:外经贸企业信用证收汇风险分析论文 一、信用证惯例的发展变化 2006年10月25日在巴黎召开的ICC银行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代表一致通过《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6年修订本)》(简称UCP600),共39条,于2007年7月1日起生效实施。与500号出版物(UCP500)相比,UCP600做了以下规则变化,力图解决UCP500在13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顺应了国际商务的发展趋势。 首先,UCP600在单据审核上的规定更为宽松、合理。例如,运输单据可以由任何人出具;放宽受益人和申请人地址的要求;除商业发票外的货物描述不再要求与信用证严格一致,只要不与之矛盾;允许商业发票超出信用证金额,只是超额部分不予以支付;等等。其次,UCP600对转运的要求更加宽松,“即使运输单据可以表明货物将要或可能被转运,只要全程运输由同一运输单据涵盖。”“即使信用证禁止转运,注明将要或者可能发生转运的运输单据仍可接受。”第三,UCP600取消了信用证修改中关于“除非受益人在某一时间内拒绝修改,否则修改生效”的不合理规定,认为对该规定“应被不予理会”。第四,UCP600增加了拒付后单据处理的方式,顺应了业务实践的发展,有助于减少不符点事件的发生。第五,UCP600注重保护可转让信用证中无过错的第二受益人,即如果第一受益人提交的发票导致了第二受益人提示的单据中本不存在的不符点,而其未能在收到第一次要求时予以纠正,则转让行有权向开证行提示第二受益人,的单据,并不再对第一受益人负责。此外,原UCP500中银行处理单据“合理时间”期限在UCP600中明确为“五个工作日,提高了可操作性”。然而,另一方面,UCP600增加了一项“单据必须满足其功能”的要求,以及单据内容要有合理性的规定。 但是,新规则并不能消除信用证结算过程中的风险。 二、信用证的风险变化 信用证收汇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一)市场风险 出口企业出口收汇过程中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是市场国发生的政治风险,它是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或市场国的国家行为导致出口企业不能顺利履约以及顺利收汇的风险,这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例如,市场国的政治或经济动荡、外汇管制、联合国对市场国实施金融等制裁等导致出口商作为受益人无法获得贸易货款。(二)操作风险 出口企业信用证结算方式中的操作风险分为欺诈性风险和非欺诈性风险。 欺诈性风险是客户与(或)开证行、船方等的恶意欺诈行为,通过伪造信用证、有关单据、以及设立软条款等方式骗取货物,或通过不按合同开证或拖延开证,最终使得出口商货款两空。本文认为,这类欺诈性风险在新规则下仍然存在,UCP600的实施并未消除这种风险,因此,防范信用证欺诈始终是出口商需要长期注意的关键问题。 非欺诈性风险主要包括资信类风险与信用证操作风险。资信类风险主要指客户资信风险和开证银行资信风险。客户资信风险是指某些支付能力不足的客户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可能造成损失时或是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时,故意寻找单据上的不符点并指示银行拒付货款,乘机迫使出口商降价或延付等,这属于出口商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出口商所应做的就是做好风险评估和防范,必须通过加强事前调查予以避免。开证行的资信风险是指开证行是一些支付能力不足的小银行,在信用证开立后存在开证行倒闭或无力偿付已议付的单据的风险,造成出口商就必须向议付行还款,并且只能凭借买卖合同要求进口商付款,并承担商业信用的风险。UCP600也未就此对出口商的收汇风险予以特别说明,只是在免责中对银行责任做出了说明。 信用证操作风险主要指信用证的开立、修改、生效以及单据操作中的风险,虽然UCP600修订后,不要求单据元素内容在UCP500执行中的“镜像一致”,反而规定单据与信用证之间、不同单据之间只要不矛盾即可;在货物描述规定中,仅商业发票中的相应显示要与信用证完全一致;在出口商地址问题上,UCP600规定得十分宽松。这些新规定将大大方便出口商的制单,减少了开证行与申请人对单据内容进行无限无理挑剔以达到扣除不符点费、或拒付的目的。但是在单据操作中,UCP600依然不能规避一直存在的受益人操作过错风险,这类风险具体表现为:出口商不能按时装运、不能及时提交单据、单据本身的错误、商谈合同不慎规定了超出自身履约能力的条款(如过短的信用证装运期、有效期等);等等。这类风险始终存在,特别是外贸经历较短或经验不足的企业。 三、防范对策 首先,出口商应加强对市场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的风险评估,尽量避免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因政治环境或国内政策变动引起的收汇风险。 其次,始终将客户和开证银行的资信调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建立和定期维护客户资信档案,依托国内金融机构,加强对信用证开证行的资信审核和评估是企业必须重视的一个工作。 第三,通过签订完善、有效、严密的外贸合同减低信用证的议付风险。众所周知,信用证是一项不依附于贸易合同的独立文件,虽然信用证的开立是以贸易合同为依据的,但信用证一经开出,便成为独立于贸易合同和其他合同之外的另一种契约,不受贸易合同和其他合同的约束,这充分体现了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或称自治性原则。所以在贸易磋商阶段就应该本着信用证风险防范的目标准备合同,信用证的开证期限、单据要求、装运要求以及支付限制等条件都应在合同中体现,而不是等到信用证开立后再启动风险管理。 第四,出口商应该通过建立完善、严密的内部业务流程与制度安排来防范收汇风险,通过流程规范、防风险体系的建立以及进一步实施诸如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外经贸企业涉及客户、货物、时间、空间、货币与支付等多信息问题,通过ERP系统,可以使客户、业务、储运、财务、制单等部门的工作有效联系,实现业务部门、财务等职能管理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客户风险和业务操作风险。 总之,面对当前世界金融与经济动荡,已经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实体经济与货物贸易,我国外经贸企业应该意识到它所可能带来的需求下降、未执行完订单的货款支付困难、客户资金困难以及银行倒闭所带来的诸多收汇风险,以及此困难局面中可能出现的甚至可能增多的信用证欺诈,外经贸企业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的风险防范体系,保证出口收汇的及时与安全。 经贸论文:中韩经贸关系分析论文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优秀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经贸论文:我国与中亚经贸关系分析论文 一、体制和制度存在缺陷 中亚各国经济总体上还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其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法律法规多变且不健全,对外经济政策时有变动,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惯例。例如,中亚各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执法随意性较大,贸易方式不规范,贸易渠道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中资企业正常的贸易活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重东南轻西北的发展战略,使得西北地区,尤其是与中亚相接壤的新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目前虽有改善,但落后的局面一时还难以改变。在与中亚的经贸往来中,将新疆仅仅作为“东联西出,西进东去”的中转站,这对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没有根本的改善,限制了新疆与中亚的直接贸易。 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首先,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贸易的主体,和中亚各国一样,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欠佳,致使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不愿去投资。其次,虽然双方航空、铁路、公路的联系通道有10多条,但除航运及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都拉特等陆路口岸联系较为便捷外,其他口岸山势险峻、海拔偏高,加之路况差,常年通关受到限制,使运费高居不下。从边境口岸过货量看,阿拉山铁路口岸约占口岸过货量的80%以上,容易造成排队现象,不利于货物的快速流通。另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及运输车辆等的技术标准不同也给运输带来不便,如中亚国家的铁路轨距沿用1520毫米的宽轨铁路,而中国使用的是轨距1435毫米的标准轨,这严重限制了经中亚进入新疆的欧亚铁路的国际联运潜力。 三、缺乏相应政策的有力支持 中亚各国由于缺乏相应政策的有力支持,致使口岸管理不规范,灰色通关、运输摩擦等时常发生。比如,长期以来,哈萨克斯坦口岸及沿途国家管理部门,对中方出境的货物实行多收钱、少开票,滥罚款、乱收费的灰色通关办法,加大了中方出境货物成本。其次,中国的廉价产品对中亚本国的相关产业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而且有些产品质量低劣,对其消费者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再加上所谓“中国威胁论”,使得中亚有些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再次,近年来,中亚国家开始着重加强对轻工业等领域的投入,以此提高国产化比率,并通过提高关税和技术标准等手段,保护本国民族轻工业和日用品制造业,使中国大宗轻工产品向中亚出口的难度加大。在中国方面,政府对中国企业向中亚投资的宣传力度不够,缺少相应的鼓励政策,致使很多中资企业不愿去中亚投资。而且边界贸易限制比较严格,比如货物数量,贸易规模,出入境通道以及贸易时间都有诸多限制。这些体制和制度方面的缺陷已制约了中国与中亚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四、大国在中亚的角逐因素 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石油储量也极为丰富,有“第二波斯湾”之称,而且被各大国包围,客观上成为彼此间的缓冲地带。因此,各国利用各种机会、借口,极力在中亚扩张自己的势力。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驻军中亚,从关注安全到能源再到中亚各国的内部改革,企图将中亚各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今年3月份,美国开始使用乌兹别克斯坦的杰尔姆兹军事基地,对中俄也产生一定的战略影响。俄罗斯对中亚的政策经历三个阶段:在经济上“甩包袱”和在军事上谋求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91年12月—1995年9月)、重返中亚(1995年9月—2001年9月)和谋求恢复在中亚的传统影响(2001年9月至今),将中亚看成它的势力范围。土耳其鼓吹泛突厥主义思想,中亚各国领导人也声称“突厥斯坦——我们共同的家园”的精神。伊朗则在中亚大肆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发展新的波斯帝国的梦想。各国势力在中亚的消长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经贸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五、“三股势力”的影响 近些年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横行,形成了阿富汗、克什米尔、车臣和费尔干纳四个“火药桶”。中亚各国不仅被前三个“火药桶”所包围,而且在吉、乌、塔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三股势力”更加猖狂,三国联手也未能铲除。这“三股势力”对中亚各国局势以及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首先,“三股势力”的猖獗不仅导致中亚各国政局不稳,经济及对外交流受限,而且引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角逐中亚,增加了该地区的变数。其次,新疆和中亚边界地带的“三股势力”活动猖狂,影响到过往车辆、商品、人员的安全,使双方贸易交流成本增加,也使一些投资商觉得投资环境不安全而望而却步。再次,中亚“金新月”地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9•11”之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贸易已成为“三股势力”的主要财政来源。据新疆禁毒部门分析,从近期破获的走私入境案件不难看出,“金新月”走私入境数量增大,运毒次数频繁,手段不断翻新。 六、双边贸易差额巨大 从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每年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几乎全是顺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仅2007年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总额达196.608亿美元,中国出口126.939亿美元,进口69.667亿美元,顺差达57.273亿美元。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出口增长0.6%,乌兹别克斯坦增长-35.8%,塔吉克斯坦增长-42.9%。面对巨额逆差,负增长不断上升的贸易不平衡,中亚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不得不实施贸易壁垒,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本国,从而限制了中国与中亚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这些制约因素,双方要加强相互信任,应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利用“上合组织”、世贸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双方经贸的发展;协调与相关大国的关系,扩大中国在中亚对外经贸中的份额;加强国际合作,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创造良好的投资贸易环境;扩大能源贸易,缩小贸易差额。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经贸论文:美对华经贸政策分析论文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in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优秀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禁区”,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优秀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摘要: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始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需要的考虑。 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贸易保护主义美对华经贸政策中美经贸关系 经贸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关键词:统计;教学改革;实践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考。 1997年国家将统计学列为一级学科,这表明了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著名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登说过这样的话“统计对于追求人类科学的人来说,是披荆斩棘开拓路径的利器”。在实际中,不论是企业管理中的财务分析与预测、营销调研、生产控制,还是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定价、证券投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与控制,都离不开统计,统计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计划、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咨询和监督等服务。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越离不开统计知识的运用。这对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实际操作,重在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受课时,经费等多因素的制约,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尽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统计知识,学会统计思维,更多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经贸论文:美中经贸关系论文 随着中国作为外国企业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崛起,中国对美和对欧贸易出现盈余,同时对其他亚洲国家贸易却呈巨额赤字。然而,总体上,中国贸易保持适度盈余。从中国经常项目统计数据看,自1994年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后,中国贸易盈余平均为GDP的2%。但到今年,经常项目盈余将低于GDP的2%。 导致目前中国贸易结构—对美欧为盈余对亚洲邻国为赤字—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吸引FDI的政策,特别是制造业。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4800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流到了制造业部门。中国不仅很少限制外国制造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而且还通过关税和其他政策,允许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按照国际价格经营。外国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进口的机械设备全部获得了进口关税豁免的待遇。如果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为了再出口,那么用于加工最终产品的外国进口零部件也可以免除进口关税。而且,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那么这部分零件的国内增值税也可以获得退税。加上成本低、生产率较高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上得到了反映。90年代初中国(以前是韩国和台湾)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鞋类供应国。10年来,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玩具和运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去年,中国取代日本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类电器和信息技术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的最大供应国。 上面描述的贸易结构(中国对美国呈现盈余,对欧洲盈余稍小,对亚洲邻国呈现赤字)还源于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FDI。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美欧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亚洲企业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占到中国吸收的FDI的约70%。亚洲的企业倾向于在本地区采购高附加值零部件后提供给驻中国的分公司。例如,去年,中国与台湾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赤字额超过了250亿美元。去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有2/3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台湾驻大陆的企业负责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第二个因素是,与亚洲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平台不同,多数美欧企业是为了在中国销售最终产品,而不是为了出口。最好的例子是大众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控制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众在上海和长春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了销售。而且这类企业也更多地在中国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从本国进口零部件。 总之,美欧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亚洲企业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从本国采购大部分零部件再把产品直接销往北美和欧洲。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现有的贸易结构。 最后,我认为,中国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对美顺差并不表明中国采取了系统性的贸易保护的行为。中国的确对一些特殊部门和产品采取了保护措施,这违背了入世承诺。但中国的确也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开放的国家。 中国经济较高的开放程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今年,中国前九个月的进口增长了40%,是2002年同期增长率的两倍,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比去年增加1000亿美元。今年,中国进口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寻常的强劲增势,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二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进口与GDP的比率,即进口比率。中国进口比率从1990年的不足15%上升到去年的接近25%。今年,这一比率可能达到30%,几乎是日本8%进口比率的4倍,是美国今年预计14%进口比率的两倍。 第三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中国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中国在入世之前就已开始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降幅达3/4,从1982年的55%下调到2001年初的15%。目前,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是11.5%,制造产品平均关税仅为10.3%。当然,这依然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已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如果2005年乌拉圭回合承诺得到全面履行,阿根廷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为31%,巴西为27%,印度为32%,印尼为37%。而中国当前制造产品进口关税率为10.3%,到2005年将下降到9%,只是上述四个国家税率的1/4-1/3。 按上述三个指标衡量(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出口/GDP比率高且不断增加、关税下降快且幅度大),相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否认中国还需要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应继续敦促中国履行所有的贸易承诺。尽管中国全面履行承诺可能对美国部分出口商十分重要,但我们应看到,全面履行承诺并不能对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产生太大的影响。赤字问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低估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应做何调整?对美中双边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容质疑,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自1994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资本项目呈现巨额盈余,其占GDP的比重为1%。为了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8.28的水平,近来,中国当局不得不购进大量外汇,外汇储备也随之大幅增加。 中国的这一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承认人民币低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是对其汇率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其将下调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比率3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但是,与汇率改革产生的效果不同,这一措施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中国当局还表示要放宽FDI流出的审批手续、实现出境游自由化,以及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美元债券。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国内保险企业购买外币标价的金融资产、批准《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以允许中国居民投资国外证券,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将增加外汇需求、减少外汇供给,从而减轻官方外汇储备的压力。 美国应鼓励中国把实现更灵活的汇率体制作为其长期目标。过去几年,中国反复强调货币自由兑换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改革目标,中国的这一长期愿望是不需争论的。 然而,对中国来说,中短期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是不可行的。中国居民在银行系统中的储蓄额达10万亿人民币,中国储户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存款多样化投资。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导致大量储蓄流向外币金融资产,中国各银行的储蓄资金很可能会大量流出。鉴于中国主要大银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种储蓄资金的流出很容易导致中国银行业危机。因此,除非当局已经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否则,中国当局不会放松对居民储蓄的控制。 我和我的同事MorrisGoldstein姑且认为,人民币低估了约15%-25%。因此人民币应重新估价,同时中国当局也应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允许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应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仅盯住美元。 如果人民币升值20%,对中美双边贸易将产生什么影响?人民币升值20%将减少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约400亿美元(进口增加部分加出口减少部分)。由于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不足1/4,美中双边贸易赤字预计将减少100亿美元。鉴于汇率对市场价格会有滞后影响,100亿美元可能反映为双边贸易失衡速度放慢,而不是绝对赤字减少。 然而,人民币重新估价对美国总体经常项目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要使亚洲货币重新调整,中国是关键。由于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商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台湾和韩国不愿意让本地区货币升值,因此经常干预外汇市场,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止货币升值。人民币重估将促使新台币和韩圆也重新估价,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日元兑美元近来升值的势头。如果人民币升值20%,亚洲货币汇率重新调整,我们估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减少的数额将是美中贸易赤字减少量(100亿美元)的好几倍。 经贸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关键词:统计;教学改革;实践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考。 1997年国家将统计学列为一级学科,这表明了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著名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登说过这样的话“统计对于追求人类科学的人来说,是披荆斩棘开拓路径的利器”。在实际中,不论是企业管理中的财务分析与预测、营销调研、生产控制,还是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定价、证券投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与控制,都离不开统计,统计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计划、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咨询和监督等服务。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越离不开统计知识的运用。这对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实际操作,重在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受课时,经费等多因素的制约,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尽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统计知识,学会统计思维,更多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经贸论文:外经贸系统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概述了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然后着重对我国外经贸系统的电子商务环境进行了分析,最后,简要提出了建设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模式与策略。 关键词: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 电子商务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活动。199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商会的权威定义为:电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简言之就是网上做生意。目前,国际网络商业交易额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革命。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使世界市场变得进一步融合,促进了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发展,扩大了世界贸易。中国“入世”,可以从根本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入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经济发展又促使我们必须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加入WTO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子商务,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面临世界同行的挑战,但从世界领域来看,电子商务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加入WTO将打开国外直接在INTERNET方面投资的大门。根据中美双边WTO协议,国外服务提供者将能够涉及到INTERNET服务的所有方面。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外方可以在合资企业中保持30%的股份,一年以后可达49%二年后达50%。中国同意按照竞争管理原则承担WTO文件中规定的所有义务。其次WTO将会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要求政府出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迅速或至少按年度地将新法律法规或方针告知服务贸易理事会。第三,中国将与WTO成员国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能与全球贸易伙伴互相影响,以便对电子商务形成一种统一的方法。 从1993年起,欧共体的贸易方式已正式大量使用EDI方式;1999年,欧洲15国又开通了国际电子商务网。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国内贸易中,EDI电子数据交换已成为贸易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1997年3月亚太经合组织40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信息技术协议》。1997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1999年1月1日美国政府采购全部采用电子商务方式。 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在1999年初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指出:“2000年,世界电子商务方式交易额可达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实力较量的重头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大趋势,不能及时调整对策,我们将被开除国际贸易的球籍。” 外贸行业远领先于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企业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对国际贸易中电子商务趋势的感受和认同相对来说是靠前的。调查也显示出口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率、触网率都较高,对互联网的认识较有深度,对互联网的使用较为广泛,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很强烈。 从目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的现状来看,国内出口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途径有两种渠道:一是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因其有着良好的商誉,加之本身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使之能够较容易地把其原有的整个供应链移植到互联网上,并向其他公司包括中小企业开放它的这一渠道;二是新兴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选择。对中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企业,所以国际贸易方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更多是将是新创的电子商务网站。事实上,这些新兴网站在目前和今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方面已经和将要承担起十分重要的角色。经过有关媒体调查表明,42.6%的企业目前已是相关电子商务网站的会员,27.3%的企业正考虑在有关网站注册,另外有30.1%的企业目前还无此打算。在所注册的网站中,40.2%的企业是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注册,29.8%的企业是亚洲资源的会员,23.6%的企业在中国出口商品网注册,21.5%的企业选择美商网注册,15.4%的企业在阿里巴巴注册。 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要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有效结合起来。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模式、技术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学习和借鉴是不够的,盲目照搬就更会走入岐途。 2、在企业战略上要把市场运作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出口体制基本还是处于一种管制状态下,电子商务网站必须有效利用好传统体制资源,并且在市场运作上要不断创新。 3、在网站建设上把商务与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网站一定要在完善电子贸易功能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网站信息内容建设,这样才能增强网站的吸引力,从而拓展商机。 4、注意把技术与经营有效结合起来。电子商务企业不能忽略作为自己经营基础的技术研发与进步。真正成功的网站必须至少在初期阶段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向网络技术创新方面倾斜。 5、注意把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有效结合起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何有效地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决定了企业现实和长远的竞争能力。关键是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抓紧培养既懂外贸又了解网络的复合型人才。 机遇与挑战并存,外经贸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好处很多,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两增三减”,即“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客户服务,减少库存,减少产品周转时期,减少经营管理费用。”外经贸企业将是国内最先进的开展企业与企业方式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因为: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逐步普及电子商务,如不能利用电子商务,就可能失去贸易机会。具了解,上海、广州等地部分优秀的外经贸企业已迫切地需要利用电子商务增加贸易机会,减少成本,提高产品售后服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外经贸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基础条件好。外经贸企业员工授教育程度高,外语水平好,而且已普遍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企业管理。 3、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采用信用证方式,货物交付方式仍然会采用比较传统的运输方式。我国不发达的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系统并不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障碍。 由此看来,开展电子商务将是我国外经贸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贸论文:美中经贸关系研究论文 随着中国作为外国企业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崛起,中国对美和对欧贸易出现盈余,同时对其他亚洲国家贸易却呈巨额赤字。然而,总体上,中国贸易保持适度盈余。从中国经常项目统计数据看,自1994年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后,中国贸易盈余平均为GDP的2%。但到今年,经常项目盈余将低于GDP的2%。 导致目前中国贸易结构—对美欧为盈余对亚洲邻国为赤字—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吸引FDI的政策,特别是制造业。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4800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流到了制造业部门。中国不仅很少限制外国制造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而且还通过关税和其他政策,允许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按照国际价格经营。外国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进口的机械设备全部获得了进口关税豁免的待遇。如果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为了再出口,那么用于加工最终产品的外国进口零部件也可以免除进口关税。而且,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那么这部分零件的国内增值税也可以获得退税。加上成本低、生产率较高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上得到了反映。90年代初中国(以前是韩国和台湾)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鞋类供应国。10年来,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玩具和运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去年,中国取代日本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类电器和信息技术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的最大供应国。 上面描述的贸易结构(中国对美国呈现盈余,对欧洲盈余稍小,对亚洲邻国呈现赤字)还源于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FDI。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美欧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亚洲企业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占到中国吸收的FDI的约70%。亚洲的企业倾向于在本地区采购高附加值零部件后提供给驻中国的分公司。例如,去年,中国与台湾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赤字额超过了250亿美元。去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有2/3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台湾驻大陆的企业负责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第二个因素是,与亚洲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平台不同,多数美欧企业是为了在中国销售最终产品,而不是为了出口。最好的例子是大众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控制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众在上海和长春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了销售。而且这类企业也更多地在中国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从本国进口零部件。 总之,美欧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亚洲企业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从本国采购大部分零部件再把产品直接销往北美和欧洲。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现有的贸易结构。 最后,我认为,中国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对美顺差并不表明中国采取了系统性的贸易保护的行为。中国的确对一些特殊部门和产品采取了保护措施,这违背了入世承诺。但中国的确也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开放的国家。 中国经济较高的开放程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今年,中国前九个月的进口增长了40%,是2002年同期增长率的两倍,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比去年增加1000亿美元。今年,中国进口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寻常的强劲增势,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二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进口与GDP的比率,即进口比率。中国进口比率从1990年的不足15%上升到去年的接近25%。今年,这一比率可能达到30%,几乎是日本8%进口比率的4倍,是美国今年预计14%进口比率的两倍。 第三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中国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中国在入世之前就已开始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降幅达3/4,从1982年的55%下调到2001年初的15%。目前,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是11.5%,制造产品平均关税仅为10.3%。当然,这依然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已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如果2005年乌拉圭回合承诺得到全面履行,阿根廷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为31%,巴西为27%,印度为32%,印尼为37%。而中国当前制造产品进口关税率为10.3%,到2005年将下降到9%,只是上述四个国家税率的1/4-1/3。 按上述三个指标衡量(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出口/GDP比率高且不断增加、关税下降快且幅度大),相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否认中国还需要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应继续敦促中国履行所有的贸易承诺。尽管中国全面履行承诺可能对美国部分出口商十分重要,但我们应看到,全面履行承诺并不能对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产生太大的影响。赤字问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低估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应做何调整?对美中双边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容质疑,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自1994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资本项目呈现巨额盈余,其占GDP的比重为1%。为了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8.28的水平,近来,中国当局不得不购进大量外汇,外汇储备也随之大幅增加。 中国的这一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承认人民币低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是对其汇率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其将下调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比率3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但是,与汇率改革产生的效果不同,这一措施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中国当局还表示要放宽FDI流出的审批手续、实现出境游自由化,以及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美元债券。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国内保险企业购买外币标价的金融资产、批准《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以允许中国居民投资国外证券,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将增加外汇需求、减少外汇供给,从而减轻官方外汇储备的压力。 美国应鼓励中国把实现更灵活的汇率体制作为其长期目标。过去几年,中国反复强调货币自由兑换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改革目标,中国的这一长期愿望是不需争论的。 然而,对中国来说,中短期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是不可行的。中国居民在银行系统中的储蓄额达10万亿人民币,中国储户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存款多样化投资。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导致大量储蓄流向外币金融资产,中国各银行的储蓄资金很可能会大量流出。鉴于中国主要大银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种储蓄资金的流出很容易导致中国银行业危机。因此,除非当局已经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否则,中国当局不会放松对居民储蓄的控制。 我和我的同事MorrisGoldstein姑且认为,人民币低估了约15%-25%。因此人民币应重新估价,同时中国当局也应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允许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应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仅盯住美元。 如果人民币升值20%,对中美双边贸易将产生什么影响?人民币升值20%将减少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约400亿美元(进口增加部分加出口减少部分)。由于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不足1/4,美中双边贸易赤字预计将减少100亿美元。鉴于汇率对市场价格会有滞后影响,100亿美元可能反映为双边贸易失衡速度放慢,而不是绝对赤字减少。 然而,人民币重新估价对美国总体经常项目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要使亚洲货币重新调整,中国是关键。由于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商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台湾和韩国不愿意让本地区货币升值,因此经常干预外汇市场,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止货币升值。人民币重估将促使新台币和韩圆也重新估价,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日元兑美元近来升值的势头。如果人民币升值20%,亚洲货币汇率重新调整,我们估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减少的数额将是美中贸易赤字减少量(100亿美元)的好几倍。 经贸论文:中俄经贸关系发展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俄经贸关系;市场特性分析;经贸发展战略 论文摘要:中俄两国是世界公认的“成长最快的经济体”,2007年中国和俄罗斯经济仍继续保持增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巨大市场,为两国的商品、资源、技术和资本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了广阔前景,中俄经贸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当抓住时机,充分挖掘潜力,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把两国经贸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中俄经贸关系发展 (一)中俄贸易发展的几个阶段 1991年至今,中俄贸易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3年),苏联解体后,两国贸易方式以政府协定贸易和企业间易货贸易为主,1991年双边贸易额为39.0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减10.8%;199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8.6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增50.2%;1993年达到76.8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增31.0%。第二阶段(1994~1998年),贸易方式逐渐向现汇贸易过渡,双边贸易额下滑,1994年为50.76亿美元(-33.9%),1995年为54.63亿美元(+7.6%),1996年为68.46亿美元(+25.3%),1997年达到61.24亿美元(-11.2%),1998年降至54.81亿美元(-10.5%)。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双边贸易额止跌回升,连续8年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幅31.5%),1999年为57.20亿美元(+10.4),2000年为80.03亿美元(+39.9%),2001年为106.70亿美元(+33.3%),2002年为119.30亿美元(+11.8%),2003年为157.60亿美元(+32.1%),2004年为212.30亿美元(+34.7%),2005年为291.00亿美元(+37.1%),2006年为334亿美元,2007年前9个月就达349亿美元,增幅高达42%。 (二)中俄经济科技合作 在经济科技领域,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管道、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1、投资合作。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俄投资项目共657个,协议投资额约9.77亿美元。投资主要分布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林业、贸易、轻纺、家电、通信、建筑、服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俄罗斯在华投资项目1849个,合同投资额约14.05亿美元,实际投资额约5.41亿美元。俄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投资合作是发展中俄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只有扩大相互投资,才能拉动两国贸易大幅度增长,2003年,在俄罗斯境内有由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中国资本参与的企业482家,这些企业的双边投资总额为3.25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2.07亿美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微电子技术、通信、制衣、家电组装、公共饮食、木材加工、农业等领域。据中国方面统计,截至2003年1月1日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有俄罗斯资本参与的企业共1413家,俄罗斯在中国的累计投资额为3.032亿美元。2004年在中国境内新建有俄资参与的企业116家,增长8.9%。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核电、汽车和农机组装、化工、建筑等领域。俄资在这些项目上的合同金额为6.74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为3亿美元。近年来两国采取了包括建立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在内的多种合作方式,推进中俄投资合作。在第一、二届中俄投资促进会议上双方共签约19个项目,中方投资总计21.5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实施既为俄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进一步增强了双方深化投资合作的信心。在第三届中俄投资促进会议上,中俄双方又签约了10个项目,涉及矿业开采、森林工业、汽车装配与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方协议投资额达10亿美元。中国在俄罗斯的最大的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13.46亿美元的“波罗的海明珠”已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该项目由上海实业集团牵头、多家上海企业参与。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对俄累计投资额将达到120亿美元。 2、科技合作。两国政府鼓励国家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长期合作。多年来,双方在激光、超导、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首先,两国政府积极发挥指导和推动作用。在两国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下设立了科技合作分委会,在分委会框架下成立了创新合作工作组、重点院所合作工作组和军转民技术合作工作组。1997~2005年,共有300多项目列入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包括精密机械、机器人)、电子信息技术(包括光电子、网络技术、超级计算机研制)、新材料(包括纳米材料)、冶金、能源动力、高能物理(大功率激光器、核物理)、海洋(包括造船、渔业)、天文、地质、矿业、地震、遥感、水利、石油、化工、农业(农业栽培技术)、医药(SARS等病毒性传染病防治)、生态等诸多领域。其次,在两国有关部委间进行对口的合作,尤其是在核能、航空、航天、电信、船舶、电力、环保、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已呈稳步发展的势态。此外,联合建立科技园区以及民间科技合作,均取得较好的结果。联合建立科技园区是中俄科技合作形式的创新。双方在中国境内建立了“烟台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化合作示范基地”、“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园”和“黑龙江中俄科技及产业化合作中心”三个部级高科技合作基地。“烟台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先后从俄罗斯以及其它独联体国家引进高新技术项目80个,其中6个项目建成投产,9个项目开工建设,逐步形成了新材料、机电设备、生物制药和高效农业四个产业合作重点。“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园”同俄方合作生产聚四氟乙烯,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40%左右,并向欧、美、日出口。中俄在这一基地的合作已从氟化工向人工晶体、工程塑料、复合肥等领域拓展。“黑龙江中俄科技及产业化合作中心”合作的领域宽广,形式多样,成果显着。 3、工程项目合作。随着双方一系列经贸协议的签署,两国的大中型企业在经贸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显着增强,工程项目合作不断增多并且跨越了两国的许多重要领域。例如,中国石油总公司2002年1月份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气和输至上海工程的45%交给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承包,这是俄罗斯大型企业打入中国市场的重大举措;俄国防出口公司与中国签署了向中国出售两艘“现代”级驱逐舰总价值14亿美元的合同;中俄政府之间最大的经贸合作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建设进展顺利,核电站一号核岛安全壳已经封顶;关于铺设从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输油管道,俄联邦生态、技术及核监督局的专家委员会,于2006年3月3日批准了修建这一项目。这一输油管道第一期工程建设将于2008年11月完工。石油运送到太平洋沿岸后,将通过载重量30万吨的运油船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此外,在斯科沃罗基诺地区(离中国边界60公里),还将修建通往中国的支线输油管道,预计每年可向中国出口3000万吨原油。上述两国的这些合作举措预示着两国大中型企业将成为未来两国经贸关系的主角,并且牵动着两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对今后两国的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俄双方共签署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金额55.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约为27亿美元,在俄人数约2.2万人。中国对俄劳务合作集中在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建筑、森林采伐、木材加工、制衣、医疗及其它服务行业。 (三)能源合作 1、石油。石油领域的合作是中俄能源领域合作的重点。2004年,俄方通过陆路交通向中国出口石油1000万吨,根据协议,未来几年每年向中国输送石油不少于1500万吨。从东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沿岸的石油管道“泰纳线”已开始施工。这是中俄能源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泰纳线”全长4000多公里。一期工程将从泰舍特铺设到斯科沃罗季诺,全长2400公里,预计2008年11月完工,届时输油能力为3000万吨。根据协议,中国将出资4亿美元,铺设从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边境的支线。也就是说,一期工程完成后,俄罗斯每年通过这条管道向中国输送原油3000万吨。中俄能源合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即从单纯的能源贸易型转向生产加工型转变。根据2006年3月达成的《关于在中国、俄罗斯成立合资企业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则协议》,双方将于今年底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内各建立石油合资企业,在俄罗斯境内从事石油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在中国境内开展石油加工和销售业务。此外,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共同投资开发东西伯利亚的万科尔油气田和萨哈林大陆架的油气区。 2、天然气。1999年双方签订了管道建设技术经济论证总协议。当时计划铺设从伊尔库茨克州的科维克京斯克天然气凝析气田到中国山东,然后到韩国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年输气量为200亿立方米。2006年3月普京总统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天然气将通过新建的“阿尔泰”管道由西伯利亚输至中俄西段边界进入中国新疆,最终与中国的西气东输主管道连接。俄罗斯计划铺设东西两条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按照计划,东西两条管道,从2010年起向中国输送200~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到2020年向中国输送的天然气不少于400亿立方米。 3、核能。根据1992年的协议,俄罗斯援助建设兰州核能浓缩铀工厂,该厂利用俄罗斯设备和工艺对铀进行浓缩。中俄核能合作领域的最大项目是江苏田湾核电站。电站始建于1999年,总投资约265.27亿元人民币。2006年1月第一、二号机组已并网发电,两台机组发电能力为212万千瓦。这将使中国核电装机总容量提高30%。目前俄方正争取参加第三、第四号机组的建设。江苏田湾核电站第一期工程为中俄今后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中俄在核能合作方面亦有很大潜力。按中国发展核电站的计划,今后15年至少要修建30座核反应堆。俄罗斯准备积极参与,现在俄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正与美国西屋公司和法国海法公司竞标中国四座核反应堆工程。 4、电力。上世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用于8个热电站的16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610万千瓦,总价值为20亿美元。2005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并就输电方式、规模、定价原则、进度安排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达成一致。2006年3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面开展从俄罗斯向中国供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协议》。今后在电力方面的合作,设想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扩大边境输电规模,到2008年由俄远东向中国黑龙江省输电,钲输送36亿~43亿千瓦时;第二阶段,到2010年向中国辽宁省电网输电,年供电量为165亿千瓦时—180亿千瓦时;第三阶段,到2015年由俄远东向中国东北、华北输电,年输电量为300亿千瓦时。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输电中国的谈判已进行多年。为此,将架设长度约2600公里的6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输电线,年输电量将达200亿千瓦时。目前合作已进入实施阶段。 二、中俄经济科技合作面临的问题 (一)中俄双边贸易总额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总量不大 2006年俄中贸易再创新高,达360亿美元。照此发展,2010年双边贸易额600亿~800亿美元的目标是完全能实现。但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俄贸易的比重只占2%左右。2005年俄中贸易额达到290亿美元,而中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贸易额却达到2170亿美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也达到2110亿美元。虽然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8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是俄罗斯第4大贸易伙伴,中俄双边贸易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尽管如此,双边经贸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二)贸易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中俄两国的商品贸易结构与两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对俄出口主要以纺织和轻工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鞋类商品占中国对俄出口额的70%以上。中国自俄进口主要以原材料商品为主,其中燃料能源产品、钢材、化肥、原木及有色金属及其制品、机器制造及运输工具、化工产品、贵重金属及其制品、原木及纸浆制品占了自俄进口总额的近70%。由于两国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中俄两国商品贸易结构还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仍将是中方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俄方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商品的附加值均较低,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主要依靠数量的增加。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提高机电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已经成为我国对俄经贸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2006年中俄贸易额猛增37%,其中能源贸易的拉动作用最为显着。但是,能源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还受着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制约。如果中俄贸易结构不能实现多元化,一旦原材料商品价格下跌,或原油价格继续上升,中俄贸易额很难保障这一增长速度。 (三)贸易逆差问题 在两国贸易中,俄方一直处于大量顺差,中方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且随着贸易额的不断上升,逆差也会进一步的扩大。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及进口所造成的。我国自俄进口的商品是我方短缺、而又需求量较大的资源性商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性商品的需求量将会不断的扩大。这对于中国外贸来说,是无力长期承受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会影响到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四)中俄贸易秩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贸易秩序的混乱是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又一个障碍。中俄两国都处在经济转轨时期,都未形成有效的行业协调和管理机制,两国国内的恶性竞争、低价竞销的现象必然会延伸到对方市场,导致两国贸易条件恶化。包机包税及存在关税和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灰色清关问题等,影响了双边贸易的加深和规范化。尤其是俄灰色清关未得到有效遏止,中国商品不仅难以通过正规报关渠道进入俄市场,而且灰色清关也给俄方造成了关税和外汇流失、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国内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虽然目前中俄高层重视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也提出了许多措施,但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依赖市场经济制度的保证。通过制度安排消除两国贸易中的不正常现象,减少两国的贸易纠纷。 三、中俄经贸关系发展战略与决策 (一)以中俄国家年为契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中俄国家年是中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发展中俄友好的强烈愿望和巨大智能。中俄国家年活动对两国经贸关系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中俄经济工商界论坛、俄罗斯国家展、中俄投资促进周等大型经贸活动盛况空前。仅在中俄投资促进周期间,双方签约投资金额就达10亿美元之多。2006年前9个月,中俄经贸额达246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全年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俄在华举行了20多个地区的专项推介会,组成100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中国的吉洽会、哈洽会,双方举办了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俄联邦区在华推介活动等大量高水平、高质量、大规模的务实合作活动,为两国实业界、地方省州接触、洽谈意向提供了难得机会。掀起地方交往的热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显现出蓬勃生机。根据双方组委会制定的初步清单,2007年的“中国年”活动内容将十分丰富。双方将陆续举办10项部级活动,如中国国家展、中国文化节、中俄立法机构高级研讨会、第二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第四届中俄投资促进会等。发展中俄经贸合作优势明显,前景广阔,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具备市场容量大、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合作机制完善、法律基础坚实等优势。双方企业应把握机遇,推进合作,共谋发展,为巩固和深化双边经贸关系作出贡献。 (二)准确把握中俄市场的特殊性。从俄罗斯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过程看,俄罗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了,但它不是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是尚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虽然俄罗斯市场经济还没发育成熟,现代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设生成,但市场竞争机制、价值规律已经发挥作用,远比中国彻底。私有财产已经形成,但保障私有财产的严谨的法律体制和机制尚有待出台。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长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几个历史阶段,才形成了可以自我完善、实行宏观调控的发达资本主义。而俄罗斯,正处于资本积聚到资本集中阶段,要达到现达资本主义的程序尚待时日,至少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那种认为可以在俄全面展开正规化的信用证方式贸易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俄转轨初期,中俄双边贸易主要以易货贸易为主。后来,俄出于加快向现汇贸易转变的考虑,实行了限制易货贸易的政策。但在现汇贸易中,由于银行信用度低,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常用的信用证等支付手段,在俄罗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俄双边贸易中支付手段严重不足,不仅增大了出口成本,而且增加了出口商的金融风险;在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时,我国企业主要是与贸易商或规模较大的分销商做生意,不仅可以利用现有的分销渠道直接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而且收款风险较低。但在俄罗斯却难以像开拓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那样依靠现成的分销商。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到俄罗斯去成立自己的分销企业。由于分销系统不发达造成的这种营销模式,在初期使得中俄贸易的成本相对较高,但从长远看,却给中国的流通企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机遇,即中国的大型分销企业可能在俄罗斯这个大市场中建立自己的分销体系。 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政府管理的不规范性对国际贸易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出现了一批官商勾结的“清关公司”。通过正规途径办理入关手续,进口商不仅要付高额关税,而且还要遭受海关人员的种种刁难和勒索。因通关时间过长,造成进口的中国商品款式过时,被迫降价销售,食品则可能腐败变质而无法上市销售。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的通关公司为货主代办进目业务、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在将货物运抵俄罗斯后,以少报数量或假报品种的方式偷逃关税赚取利润。而中国企业虽可少交些关税,但因拿不到报关单而承担风险。清关公司的盛行,一方面使俄政府税收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在进口商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由于这些清关公司大多具有很强的高官背景,通过清关公司的灰色通关可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中国对俄出口政策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情况。同时,在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人员签证、贸易汇兑、结算等多个方面,俄罗斯政策均不稳定,使对俄出口企业面临很高的政策风险。另外,执法人员腐败贪婪,侵犯商家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总之,俄罗斯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其市场具有不规范、不稳定、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同时,其市场容量大、流通体系落后,也为中国扩大对俄出口,并且在俄建立有效的市场网络提供了机遇。 (三)开拓俄罗斯市场的战略。 1、扩大机电产品贸易,改善双边贸易结构。照我出口商品占俄同类进口商品的比例排序,我对俄的出口重点集中在轻纺日用品、初级加工食品及个别化工原料上。而俄的进口商品构成却在发生变化,总体趋势是机械设备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日用消费品的份额相应下降。进口品种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俄罗斯已从进口日用消费品为主的阶段转向了以进口机电产品为主的阶段,而我对俄的出口却长年停留在以轻纺产品为主的日用消费品和简单食品的水平上。这两项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出口利润远远比不上机电产品。而且,随着俄消费品市场的日渐饱和,向俄出口低级加工品将越来越困难,利润也将越降越低。因此,我们要扩大对俄罗斯出口,就必须针对俄市场调整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中俄机电制造业各有优长,互补性强,俄在航空航天、核能、动力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加工机床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中国在家电、电子、通讯、汽车等领域优势明显。双方可确定重点合作领域,推动实施若干个示范项目;同时,将机电产品贸易与技术转让和投资结合起来,带动联合生产加工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互利双赢。 2、规范双边贸易秩序,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要继续强化服务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完善法规,创造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所及的条件下,为两国重点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和税费等优惠政策,在审批、劳务配额、人员签证、货物通关等方面给予便利。应进一步完善业已建立的中俄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机制。加强“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的相关工作,使之成为两国政府、企业在投资领域相互交流与协调的主要平台,成为推动中俄投资合作的长效助力器。同时,还要加强双方沟通与协调,加强内部监管与整顿,积极引导企业逐步走上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促进双边贸易稳定发展。双方主管部门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落实签约项目,确保取得实效;要保持经常性的对话交流,及时沟通情况,促进双方地方政府和两国企业的往来,并切实解决双方投资合作中的问题。 3、结合两国地区发展战略,要加强和提升地区合作。近年来,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联邦规划,2005年俄罗斯出台了《经济特区法》,并全面展开经济特区筹建工作,这为中俄扩大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目前,中国正在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中俄双方应加快制定地区合作的战略,发展边境自由经济贸易区,将产业、贸易、技术组合起来,使边贸发展建立在强大的产业支撑基础上。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加紧具体项目的谈判和落实,把地区发展战略与开展合作结合起来,共同促进两国边境地区发展。在完善口岸基础设施,规范边贸秩序、提高通关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两国边境和地区间合作潜力。 4、以成熟的国际贸易规范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建设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俄入世的不断临近,给中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推动解决中俄双边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以正规的、现代化的国际贸易规范推进中俄经贸合作,是未来双方减少和化解摩擦的重要途径。双方可积极参与建设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推动更多投资项目实施。包括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在内的东北亚经济体形成,是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关键环节。加快解决俄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壁垒问题,解决对中国商品和企业的非关税壁垒问题,将极大推动整个东北亚经济区域的合作水平。 经贸论文: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欧经贸关系现状影响因素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大幅调整政策,中欧政治关系迅速发展,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受政治影响,双边贸易迅猛增加,中欧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出快速增长、稳步发展和日益加深和扩展等重要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目前同时处于上升趋势,相互间如何处理双边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研究课题。 一、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2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对华投资和经济合作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及其他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商品共55种,其中占有绝对比重而且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或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重化工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所占比重微小,而且这些重化工制成品的深加工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的产品大量出口定会遭遇贸易摩擦。此外,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依然不够。这点在反倾销案的调查中表现明显,常常是无人应诉,使对方不战而胜,从而更激发起了对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的积极性。3.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双层结构对中欧经贸交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欧盟一直致力于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其一体化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组织结构。这一事实为中欧经贸交往既带来了便利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随着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共同进口制度等的实施,特别是欧元启动后,其国际地位、可信度还是稳定性将有很大提高。现在我国的商品只要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分销到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出口手续简化,方便了贸易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以前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一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现在若欧盟裁定中国某项产品倾销从而处以高关税惩罚,则该产品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此项产品对某些成员国根本就不构成倾销。这种趋势的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将会是长期的。又如欧元的启动,减少了欧盟企业的兑换费用,消除了其内部贸易的货币风险,使其内部产品价格部分的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外部产品包括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内部统一用欧元结算,也使我国产品利用原先其各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货币不同而制定差别价格的策略难以实施。此外,欧元的推出也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欧盟内部双层的组织结构使中欧经贸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在双层结构下,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时常强调和利用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自己市场准入方面则抬出欧盟来和中国对抗,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样就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以限制这些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准入问题。4.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三、结语 近年来,虽然中欧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但是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政治与经济。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平衡主义者”,强调各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均势,因而欧盟在许多政治立场上与美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世界多元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不谋而合,因此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任何政治关系归根到底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方面的合作最终目标是促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全面携手。 当然,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分歧。中国与欧盟在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摩擦与障碍。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盟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设置技术和绿色壁垒的作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经贸论文: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翻译论文 在涉外经贸合作中,一般都需要涉外律师参与谈判、起草文件、提供咨询、进行见证等事宜。作为一名从事涉外工作的律师在进行上述工作时,不仅要有驾驭中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而且要有驾驭英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本文拟就涉外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有关事宜分述如下。 一、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前的准备工作 在国际贸易的交往中,双方通过谈判或函电达成协议后,大都需要另行签订正式的书面文件(合同),以作为某项行为成立的依据。在起草与翻译经贸法律文件前,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践中,时常会发生一些纠纷或索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合同签订或翻译的不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准备工作是起草和翻译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必经阶段。周密、充分的准备工作,将预示着一篇合格的经贸法律文件的诞生。既然准备工作如此重要,而不同种类的经贸法律文件又各具特色,很难作出总的概括,这里只能就一般性问题,略述一二。 着手起草与翻译之前,应首先确认准备起草和翻译的是一篇何种内容的经贸法律文件,以便事先熟悉以下有关的专业知识,因为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往往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如一份《专有技术合同》除包括许可证合同的计价方法、支付方式和合同格式等专业知识外,还设及到技术、经济、贸易、法律等学科。因此,在正式起草和翻译之前,熟悉一下有关部门的专业知识和需要准备的资料或工具书,对有关资料进行有目的的收集与选择是大有益处的。特别是经贸法律文件中词语的要求,是相当严谨和精确的,有时为了排斥歧义的产生,必须保持一种译文。在起草和翻译前,要勤查专业书籍,对每个词语和术语要进行精确地选择,绝不允许文字上有一点的随意性。拿“offer”和“acceptance”这两个词来讲,普通的英文词典中“offer”被解释为:“提供、提议、意图;“acceptance”被解释为“接受、领受、验收”等意思,但在一份商务合同中,“offer”只能译为“要约”,相应的“要约人”是“offerer”;“acceptance”只能译为“承诺”,相应的“承诺人”就是“acceptor”。例如在起草专有技术合同中的计价方法时,经常碰到两种价格,即:“统包价格”和“提成价格”,翻译这两种价格时,一定要弄清其实质含义,绝不可信手拈来。第一种价格,实际上是一种“一次总算”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把技术转让的一切费用在签约时协商谈妥,然后在合同中明确地列出合同的总价和若干分项价格,故译为“Lumpsumprice”;后一种价格,是一种滑动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在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合同产品的生产数量或净销售额提取一定的百分比费用,作为技术转让的酬金,这种百分比实际上是一种“提成率”,因此,“提成价格”被译为“Royaltyprice”. 在起草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前,律师还要认真慎重地研究规定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做到:准确、完整、清楚、具体。因为一个贸易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各方则必须全面履行,否则纠纷和索赔随之产生。 二、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原则 经贸法律文件不同于其他作品,有其独有的功能文体,笔者认为,在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用语正确 经贸法律文件必须写的正确、译的忠实,因为这类文件都牵涉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各方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依据。经贸法律文件的用语正确应表现在三个方面:(1)词语正式:经贸法律的词语根据其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词语主要用语正式的经贸法律文件中,而非正式词语一般用语报告、报纸、交谈等方面。请看下例条款:“本合同的取消或提前终止,均不影响履行合同10.5条和10.6条规定的义务。”译为:“TheobligationscontainedinArticles10.5and10.6shallneitherbeaffectedbytheliquidationofthecontractnorbyaprematureterminationofthesame”这个条款中的“取消”用了“Liquidation”;“终止”用了“termination”,都属于“正式词语”,相反,“cancel”(取消)和“end”(终止)就属于“非正式词语”。(2)叙述正确:经贸法律文件属于庄严性文件,叙述时一定要正确,做到内容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使语言具有真实可信的小规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总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标的物的样品,并同时询问,“所供货物是否与样品完全相同”,如果另一方答复“Thegoodssuppliedareexactlyequaltothesample”那就有点不符合实际了,因为凭样品样品成交货物,一般不可能绝对完全一样,答复的一方最好改写为“Thesamplerepresentsasnearlyaspossiblewhatwecansupply”这样一来就显得比较客观,也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数字、日期、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一定要正确;这类词语如有错误,将回产生严重后果。比如说,把$85,000写成了$95,000就要相差一万美元(注:在$前应加US写成US$….,因为使用$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看一段时间的表达,“从4月1日起到10月20日止这一期间”,英译成“duringtheperiodbeginningonApril,1andendingonOctober,20。”这段其间应包括4月1日和10月20日这两天,所以,应补“bothdatesinclusive”,再如,在国际贸易交易中,数量是执行合同的重要标志,卖方所交数量的多少,不仅涉及收汇的多少,而且依据其他贸易条件的规定,可能会因多交或少交货物而造成整批货物的拒付、拒收,使一方蒙受损失。因此,贸易合同中应明确规定计量单位和数量。即使合同中的数量不能准确地表示,也不能草草地写成:“abouttons”,因为这是一个含糊的概念,“about”的范围是多少,各国的习惯解释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采用“溢短装条款”的办法,如合同规定货物数量可以允许“溢短装3%”,“译成:“Quantity:3%moreorlessallowed”,目前,联合国建议的计量单位是:Number用于活动物、车辆、飞机、机器等;Dozen用于禽蛋、衬衫;Squaremetre用于纺织品类;Metre用于纤维类;Ton用于粮食、矿产品类;Carat用于钻石等。(3)术语准确:在涉外经贸法律文件中有很多专门的术语,按照《INCOTERMS1990》共有十三种,可分为四个组别:即“E”组(EXW);“F”组(FCA、FAS、FOB);“C”组(CFR、CIF、CPT、CIP);“D”组(DAF、DES、DEQ、DDU、DDP),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应特别谨慎,因为在这些术语中,增加一个字母或改变一个字母就会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双方所承担的责任也就完全不同了。如CIF是指CostInsuranceandFreight,意思是“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而CIP则是指CarriageandInsurancePaidto,意思是“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有时,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必须严加注意,以免发生纠纷,以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广的FOB这个术语为例,按照《INCOTERMS1990》FOB的含义是:“卖方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越过船舷后,卖方既履行了交货义务”,但是,在巴西对FOB的解释与FAS(FreealongsideShip)相同,意思是“卖方只负责将货物运到船边”,一般是在距离船身的300英尺内,不过FAS这三个字母,在集装箱运输中又有与上述完全不同的含义,它表示:“FreeArrivalStation”,意思是“集装箱到达站交货”,美国对FOB这个术语也有不同于一般的解释,如美国的《对外贸易定义》对6种FOB术语的解释中有的可以使用“内陆工厂交货”,有的可以使用与“火车交货”,所以对美国使用FOB这个术语时,后面必须加上“vessel”,写成“FOBvessel”(船上交货)以区别与其他运输工具,如果只写“FOB”,那么卖方就可以在装运地的任何地点交货,而不负责把货物交到装运地的港口船上。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术语虽然只有几个字母,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合同的全部交易条款,因此,准确地运用专用术语来明确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二)、完整规范 经贸法律文件要求用词规范、内容完整,符合约定俗成的含义,不能允许文字上的随意性,起草时应力求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要提出全部的问题或要求,例如,在报盘时,要向买方提出全部的交易条件,包括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期、支付条件等,尤其是在报“实盘”时,更应全面完整,因为这种报盘一经买方在有效期内无保留地接受,交易即告成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如果不完整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请看一份以电传形式达成的协议:“蝴蝶牌手提式缝纫机,200台,CIF港口名称,每台250元,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付款,立即装船,1月30日复到有效”,英译为:“COMMODITYBUTTERFLYBRANDPORTABLESEWINGMACHINES200PcsRMB250EACHCIFIRREVOCABLESIGHTLCPROMPTSHIPMENTVALIDSUBJECTREPLYHERE30/1”,电文中的sightLC=sightletterofcredit(即期信用证),“立即装船”译为:“promptshipment”一般指自开证行开证之日起30天内装运,“1月30日复到有效”写成“validsubjectreplyhere30/1”,这个短语中的“replyhere”中的“here”绝不能漏掉,如果写成“reply30/1”,那通常指1月30日发出,而用了一个“here”则指1月30日我方收到复电,也就是讲,用一个“here”,把实际复电提前了几天,以上这份电文的起草就很完整规范,向买方提出了完整的交易条件,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复到日期支付条件都包括在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电传定约这种形式。通过电传定约,往往十分简练,同时夹杂许多特有的缩写,很可能导致语意不清,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就更要求“规范完整”。不过,通过数据电文定约,对方当事人一般要求签订成交确认书(salesconfirmation),以签订确认书为合同成立。 (三)、清楚具体 由于经贸法律文件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有时汉英两种语言出入很大,译文容易艰涩难懂,所以,在忠实原文的情况下,尽量使英文清楚、具体、使人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楚具体”,首先要求起草文件是,使全文的条理清楚具体,不能有任何模糊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翻译时应尽量摆脱受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多注意两种语言的差异,绝对避免错译现象。(注:在有些情况下,对协议条款的解释有分歧时,是以英文为准的),现举几个不当例子分析如下: 例一:我们已收到你方支票,谢谢,该笔款项已汇入你帐户贷方。 三、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 审校工作是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这一步骤若完成不好,有可能影响到全局,笔者认为,审校工作最好采用个人负责与专家审校相结合的原则,作为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者,应该是有丰富实践经验,广泛专业知识和坚实英文基础的涉外经济律师或专家,一份经贸法律文件起草、翻译完毕后,主要任务就是做最后严格的审校工作,务求做到万无一失,有时在文件打印出以后,还会发现有印刷错误,因此,作为一名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者一定要有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下面以一份经贸合同为例,就其主要条款的审校讨论如下: A.品质条块的审校 在审校品质条款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审查各种表示品质的方法是否正确.例如,凡能用科学的指标说明其质量的商品,则适合“salesbyspecificationgradeorstandard”(凭规格等级或标准买卖),如成分、含量、色泽、比重、密度、光度、性能若干等级。(2)审查对品质的要求是否切合实际、品质条款的规定要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起草的条款要切合实际,对品质的要求既不偏高也不偏低。 B.数量条款的审校 数量条款审校的重点是数量、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具体应注意下列事项:(1)审校数量的规定是否明确具体。数量条款一定要明确具体,不要使用诸如“about”等笼统含糊的字眼,以免引起争议。(2)审校计量方法是否准确,目前,在国际经贸中,主要的计量方法有a.GrossWeight(毛重)Weight(净重)c.ConditionalWeight(公量)d.TheoreticalWeight(理论重量):其中,皮重的计算方法有4种:ActualTare(实际皮重)、AverageTare(平均皮重)、CustomaryTare(习惯皮重)和ComputedTare(约定皮重),具体运用那一种计量方法,一定要定性准确,(3)审校交货数量是否有机动幅度。在实践中,卖方实际交货的数量往往难以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数量,尤其在某些大宗商品的交易中,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最好规定一个机动幅度,如规定:“5%moreorlessatseller’s/buyer’soption”。(卖方/买方可以溢短装货5%) D.包装条款的审校 在审校包装条款时,应根据商品的性能、特点、运输方式以及各国的习惯进行全面地审查,尤其对包装的具体规定,一定要明确具体,不宜笼统含混地使用诸如:seaworthypacking,customarypacking,usualpacking等词语,应根据不同商品的性能,规定不同的包装条件,如:“seaworthypacking”(海运包装)一般要求牢固,具有防止挤压的功能,所以应具体规定为:“Tobepackedinseaworthywoodencasewithtinliningandironhoops”(以坚固、适于海运的木箱包装,内衬锡板,外加铁箍),此外,审校包装条款时,还应注意Mark(包装标志)的规定是否确切,特别是IndicativeMark(指示标志)和ShippingMark(运输标志)一定要易于识别,如果这两项标示写的不具体,很可能在装卸、搬运或运输过程中发生问题。“指示标志”一般是提醒装卸、搬运、储存人员在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所以一般要求用不腿色的漆(fadelesspaint)在外包装上用大写字母书写:“KEEPAWAYFROMMOISTURE”(防潮);“THISSIDEUP”(此面向上);“HANDLEWITHCARE”(小心轻放)等。“运输标志”的规定,要求更严格,因为运输标志是一种使货物和单据一致以及彼此联系的重要手段,这种标志,在国际上习惯称之为:“唛头”,根据联合国提出的国际货物标准唛头,其内容构成如下:(Taketheseaworthyforexample),ABC——收货人名称代码00412——合同号,ROTTERDAM——目的港,N0.1—100——包装编号。 E.交货条款的审校 交货条款在国际贸易合同中,也是重要条款之一,在审校时,应对装运港和目的港、装运期、交货方法以及不能交货的责任和处理方法作全面的审查。如在合同中,不应笼统规定“PromptShipment”(既其装运),在交货条款中,特别是对装卸港的规定,一定要具体明确,像“Portofdischarge”和“portofdestination”这两个短语,尽管前者是“卸货港”;后者是“目的港”,但两者有时是相同的,有时也有区别,因为实践中“portofdestination可能在“portofdischarge”之后。例如,我们向阿富汗出口货物,一般把货运到巴基斯坦港市Karachi,然后再陆运到阿富汗首都Kabul,因为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不能作为海运目的港,可写为“ToKabulViaKarachi”,但这种写法只能作为运输标记的一部分写在“装船唛头”,而不能作为独立的目的港名出现,在“目的港”的一项内,只能写卸货港口名“Karachi”(portofdischarge) F.支付条款的审校 在一笔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对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都倍加关心,为了保证货款的安全收付,双方必须对支付条款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审查支付条款时,应着重注意支付方式是否明确,一般讲,支付方式应根据当事人的经营意图、成交数量来确定,比如,成交标的不大的货款,可以采用“Transfer”支付方式;在大宗商品交易的情况下,可以采用“L/C”支付方式。另外,对支付时间也应仔细审查,如“买方应于1992年12月1日以前将全部货款用电汇方式预付给卖方。 四、结束语 根据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起草与翻译,涉及许多有关中外法律、国际经贸、专业英文等方面的内容。且包括许多技术性问题,固要求涉外经济律师在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时,力争作到严于律己,具有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深入理解经贸法律语言的准确性、规范性,严格按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原则行事。在定稿前,应对文件作最后的审校,对文件中的每个词句、数字、金额、日期、每项权利、义务做严格、细致的审校,务求作到天衣无缝,才能最后定稿。
经济结构论文:内需变动趋势与经济结构论文 一、2001—2013年我国内需变动趋势 (一)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从结构上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内需结构主要是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占GDP的比重。我国内需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消费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资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这两个指标不仅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离幅度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内需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无明显改善趋势。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优秀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二)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经济形势和问题不同,适用的对策也就不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宏观调控手段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预防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政策重心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以有效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从现实国情来看,供给管理要做到三点。一是减税。需求管理主张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而供给管理则力主以减税促进企业投资。由于存在结构性矛盾,前者会挤压民间投资,刺激虚假需求,造成产能过剩;而后者是内生性投资需求,能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拉弗曲线”表明,降低税率能提升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能拓宽税基,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减税还有较大空间。减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企业减税,尤其要对中小企业、个体创业减税;其二是对居民工薪收入及消费减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稳定币值。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使价格变化不能准确传递市场信息。企业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引导,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就会付出极高的试错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而且,通货膨胀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抵消减税刺激投资的效果。因此,供给管理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要以稳定币值、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主要目标。三是精简行政审批,提高企业活力。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好地按市场规律行事,增加有效供给。新一届政府已表明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今后,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之精神,逐步实现“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三)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从根本上来说是自身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在短期刺激遏制经济下行风险后,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宏观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尽快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避免新的刺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来优化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失衡是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过去有人担心收入分配改革会因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事实上,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对市场而言,效率即是公平,平均主义才是剥削。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维护市场规则,消除人为因素、体制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等;鼓励企业探索提高劳动报酬的新途径,如尝试劳资合作,让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利润,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还利于民,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支持自住型商品房建设。二是加快税制改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在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形成了土地财政。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以在房地产调控中力不从心。为改变这一局面,要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重新设计税制,培育地方税源,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尤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大趋势下,要改变现行分税方法,避免地方税源急剧萎缩。在房地产市场上,2014年以来,我国房价逐步趋于平稳。地方政府要从长远考虑,尊重市场规律,不宜频繁“救市”;应以结构调整为目标,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三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要适时转型。近年来,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刺激,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刺激只能在短期内保增长,长期使用必然固化经济结构,产生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适时转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平稳增长。财政政策要平衡好短期扩张与长期风险之间的关系,制定中长期计划,更多地服务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首先要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尊重单一规则,保持币值稳定,避免中长期风险。总之,要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切勿再次进行总量刺激。 作者:康珂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经济结构论文:调整战略分析的经济结构论文 一、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及效果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010年之间出台的政策大多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其特征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和出口政策,政府虽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政策的优秀是通过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并未好转。这一时期的政策可以称之为危机中政策。2011年之后,前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愈加严重,经济政策开始明显转向,主要通过稳定的(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鼓励进口、控制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这一时期的政策本文称之为危机后政策。 1.危机中的经济政策及影响。首先,在对外经济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等。“从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中国政府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出口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目前,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上升至13.5%,”不仅是机电、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行业受益,一些已经取消退税的产品也恢复退税。在汇率方面,则基本停止了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举措,收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2~6.84的水平。其次,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等等。2009年和2010年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财政赤字规模猛然提高了近5.2倍,达到7781.63亿元,国内新增信贷总量创下历史最高,总额达9.59万亿元,M2供应量比2008年猛增27.6%,2010年即使央行连续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仍然保持了近20%的高速增长。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重复建设等问题再次凸显,很多以前被砍掉的项目重又获得审批。最后,实施了一些具体的调整产业、刺激需求等方面政策。包括2008年底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之后又密集出台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如,2008年11月10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11月19日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1月26日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2月3日,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12月10日,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等。2009年上半年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规划也将产业调整和发展作为重点等等。上述政策的优秀实际上仍然是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还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套措施,是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方案。方案的实施主体要么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么是国企。这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政府债台高筑和2011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只实现了暂时的经济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沦为了空谈。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在2008年和2009年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在2010年突然下降了6.7%,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占到87.6%和52.9%;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两年里分别为56.8%和51.9%,比金融危机前高出2%~7%,第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应的下降了2%~7%。所以,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举措,不仅打断了危机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而且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2.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及效果。首先,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开始调整进出口的比例,并重启汇改。2010年7月,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危机以来的首次反向调整,取消了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调整出口结构的同时,2011年中国总体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型,从过去的强调出口转变为出口、进口并重,总的政策指导改为“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具体措施包括推进自贸区战略,调整部分种类商品的关税及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等;在汇率方面2010年6月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重启汇改;2012年4月央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百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汇率虽然从单个交易日看具有双向波动的特征,但总体上保持了升值的态势,至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已上升到6.1932,比重启汇改前升值了近10%。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1年~2013年,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都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经济刺激,2010年下半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回暖,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中央货币政策明显转向,但保留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财政支出突破万亿大关,增速达到21.6%,2012年财政赤字达到近8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1.9%,2013年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回落,赤字增速也大幅下降,但赤字规模仍然超过了1万亿,比2012年增加了19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进一步收缩流动性,即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到2011年6月又连续6次上调,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三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到2012年则是两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基本上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M2供应量的增速稳步下滑,物价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GDP的贡献都有所增加。最后,自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不惜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有机构将总理的经济方略归纳为: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去杠杆化和推行结构改革。主席也多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这样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2013年即使在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台任何货币财政刺激计划。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重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等。纵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我们可以将新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总结为: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通过综合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逐步向结构调整转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从2011年开始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稳步上升,到2013年,三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3.8%、45.6%和46.8%;最终消费率也是同样的趋势,三年分别为49.1%、49.5%和49.8%;进出口增速逐渐趋缓,三年中出口增速分别为15.15%、4.96%和6.03%,进口增速为19.50%、1.45%和5.45%,经济对外依赖度明显降低,进出口占GDP比重三年间分别为49.97%、47.00%和45.39%。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但并未实现根本好转。距离完成转型和升级还有较大的差距,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构转型的停滞和倒退。具体地说,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结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经济对外依赖度等衡量经济结构指标虽然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如果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估计需要20年~30年才能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而且这种好转的趋势还很脆弱,一些指标有反弹的可能。例如,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近三年来呈现递减的趋势,分别为56.5%、55%和50%,出口的增速超过进口的增速,顺差规模又开始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等等。如何巩固已有的成果,促进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影响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还未根本扭转。1990年,我国政府即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直到今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依然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政府仍然掌控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或者可以直接干预资源分配的结果,即使改革了干部考核体系,只要这一事实得不到改变,政府直接投资、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动力就不会减弱,因为这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根本上说应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体制、科技创新和转化体制等也需要深化改革。 3.结构调整和转型所带来的阵痛需要谨慎处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淘汰一批企业,一部分工人要失业和再就业,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要受到影响,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不考虑技术开发所用的时间,仅是设备安装、培训工人、开发市场等至少也需要2年~3年才能见效,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阵痛期较长,在此期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利益受损的人或集团则可能联合起来对当局施加压力,从而使结构调整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要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1)改善投资结构。我国当前处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科学技术的创新也需要大量的投入。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当前采取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的政策并没有错,但在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之后,仍应注意投资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维持。首先是投资的主体,政府应该逐步减少直接投资企业或项目,民间投资应该逐渐成为投资的主体。从近年的情况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大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动;其次,投资的对象应该更多的向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倾斜,我国R D和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尽管已经达到2%的水平,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2)加快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包括行政审批制度、行政服务体制、投融资体制及教育和科研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前三项改革目的主要在于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后两项改革则是为了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两种改革缺一不可。房地产泡沫的快速膨胀,说明我国民间不缺投资资金,缺的是投资渠道和项目,所以一方面要降低投资的行政性限制,另一方面还要创新投融资体制,并辅以研发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强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扎实推进这些战略需要进一步研究。(3)完善社会保障。在改革阵痛期,依赖传统产业的就业人群会出现收入下降和失业的情况。虽然从统计数据看,近两年失业率并没有增加,但就业人口增速出现了下滑。考虑到近期经济增速的下降和社会稳定,需要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再就业能力,需要推进再就业工程和技术培训等。 作者:李智永景维民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经济结构论文:低碳经济与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5.合理调整出口结构出口量的增长必须建立我国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一般贸易出口比例。促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产品附加值与新生能源产业。 作者:吴佳奇单位:长春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经济结构论文:低碳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在压力与内在需求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3、产业结构水平低和调整进展缓慢,也助推了高碳发展模式。 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为10.1%∶45.3%∶44.6%。多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都与2012年情况相似,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占比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据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轻重工业资产总计比例,重工业占77.1%。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有色黑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电力、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行业的资产总计占全部资产总计的55%以上。有些高能耗行业发展过热,产能过剩,能源利用效率低,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比如美国就占77%。 4、国际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使我国成为碳排放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转移,发达国家不断将高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享受着占据研发、设计、全球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消费着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出来的实体产品。它们通过转移高碳经济产业减少其发展低碳经济的代价。而我国在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这一代价,我国经济的高排放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了责任”。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据估算,外贸出口的资源内涵净出口达到4.5亿吨标准煤;外贸出口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内涵净进口150万吨二氧化硫和10亿吨二氧化碳,我国碳排放总量中约有23%源于出口产品制造。 5、“锁定效应”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锁定效应”是指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是长期使用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5年至50年以上。如果短期更新这些设备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产生很强的“锁定效应”。我国工业制造成业数量规模庞大,但是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和过时技术被“锁定”,很难进行“低碳”的生产改造。以能源部门投资为例,根据IEA估算,在参考情景下,我国在2006—2030年期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其中很大比重属于火力发电投资。2012年我国固定投资总额达374694.7亿元,比2011年增长20%,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占40.1%。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低碳的标准大多仍没有建立和完善,可见,我国如何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6、缺乏科学有效的促进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我国采取低碳指标的行政发包制来引导地方经济向低碳转型,但这一政策机制由于缺乏各级政府间的协商,地方政府低碳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和辖区间竞争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弱化了产业调整与低碳转型的动力。目前我国在财政方面对低碳经济和技术发展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但是有的政策脱离实际,没有起来应用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补贴政策效果不明显。也有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及管理机构的变化,原有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已难以执行。“我国低碳技术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的示范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以及国际机构的捐款和贷款,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低碳发展既要政府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但社会投资进入低碳经济领域受制于体制和环境不健全,投资规模非常有限。金融系统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对低碳技术项目支持存在疑虑,多数银行对低碳技术项目融资过于谨慎,设置门槛高,融资条件苛刻,即使部分银行实施融资,其信贷放款数量不多,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力度有限,制约了低碳经济发展。 三、促进低碳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低碳化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各个环节,使低碳经济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明显的产出效应。在新形势下,我国应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改变高能耗低收益的经济模式,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发展低碳产业,推进传统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出发,结构减碳在我国低碳治理行动中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未来我国低碳发展绩效的20%—30%依靠技术和管理减碳,70%来自结构减碳。而我国“十一五”以来的情况正相反,说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低碳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火电减排、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资源回收、环保设备、新能源汽车、节能材料等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绿色行业。我国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来促进产业转型。二是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三是通过技术创新逐步改变我国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推进产业价链高端转型: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优秀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四是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园和循环经济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要特别重视对现有产业园区的低碳生态化改造,各地应在不同范围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循环发展模式,包括主副产业衍生模式、多种产业共生模式、外部效应内部化模式及动脉与静脉产业循环模式等,促进工业园区乃至全社会向循环低碳发展过度。五是建立节能型产业体系,要强化工业节能,推进建筑节能,加强交通运输节能,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走中国特色的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六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低碳化。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就是要尽可能降低高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我国目前最迫切的是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加快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开发低碳和零碳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合理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开发风能、太阳能、潮夕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我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实行分阶段的能源战略: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减排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持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渐减少其使用比例,要加快研究和利用新技术,对煤炭进行综合清洁利用,减少火电平均发电标准煤耗量。中期,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长期,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一亿吨标煤相当于7500千瓦时),其中商品化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组织建设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个绿色能源县、30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实施八大重点工程:分别是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海上风电建设、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生物质替代燃料、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 3、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制度。 首先,政府应超前规划和大力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和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技术支持。其次,建立科学的节能减碳、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引导机制,并逐步从传统控制导向型低碳规制政策逐步向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转变。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低碳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建立碳排放贸易机制和投资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向低碳经济转型。再次,加快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完善和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更多地吸引发达国家在我国进行碳排放交易权,这样有利于我国低碳技术的引进,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第一步是鼓励和规范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我国已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试点工作。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各试点省市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所的基础上,加快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从CDM项目发展到V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到区域试点建设最后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目前北京已成立了应对建设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北京市碳排放交易企业、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和绿色金融机构三大联盟,启动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广东成立的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设立碳交易服务中心,是广东碳排交易市场的建立前期行动,并要进一步开碳排放标准研究、碳中合服务等工作。 4、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推进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长期以来我国资源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物,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扭曲。这是导致我国资源加速耗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思路是:在可能的范围厘清资源环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确定环境资源产权交易的途径、方式和范围。在原有资源环境价值与自然资源价格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修正核算出的环境价值和扭曲的资源价格,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环境的相对价格。这是公共资源环境领域合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政府定价偏差的有效方法。 5、大力发展低碳金融。 低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对低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低碳减排涉及到创新、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了让碳减排与能源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的资金流,构建碳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我国对发展低碳金融的宣传不足,对低碳金融发展的前景认识不到位,对低碳金融发展的研究及投入不够,造成低碳金融运行机制及低碳金融产品单一,严重制约着低碳金融的发展,也影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因此,我国必须深入研究低碳金融的特点,切实将建立碳金融体系和低碳金融机制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推动低碳金融向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的方向转变。其中低碳金融体系应包括:低碳货币、低碳信贷、低碳证券、低碳保险、低碳基金、低碳衍生工具等。发展低碳金融体系重点:一是政府部门应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向低碳领域扩展,加大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或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提高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并给予一定的贴息优惠;对商业银行发放的“低碳信贷”给予减免利息的优惠;对银行用于发放低碳的贷款,增加授信额度等。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开发新的业务、产品和服务,创新运作模式和风险管理方式。要开发低碳资金融资产品和低碳金融工具,制定差别化的产品政策,开展碳期货、碳掉期交易、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低碳金融的风险控制,如在贷款的审批上,在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的基础上,可根据该企业节能项目预计实现的碳减排量进行授信,同时,将项目所实现的碳减排量可获益额作为还款来源,使企业承担相应环保责任的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也明显降低。三是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成立更多的低碳投资基金,新设低碳上市板块市场,引导担保机构对低碳企业的担保。社会上也要多方面、多渠道拓宽低碳资金来源,鼓励支持CDM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社会捐款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拓展私募基金等新的融资渠道,努力推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四是推动金融中介服务发展。“碳交易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向项目业主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购买或参与联合开发CDM项目等服务”[8]。最后,我们应当深入了解国际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的动态,帮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CDM项目和自愿减排交易,在逐步建立我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参与碳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定,争取更多的市场主动权,为低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创造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作者:戴燕艳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人力资源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职业技能训练 我国的第二产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于人力资源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为52.4%,其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为14.3%。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直接导致了就业能力不足,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力就业难的奇怪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职业素质不高,就业能力差。因此首先,在城市就业中竞争力不足,就业率较低。其次,整体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不高。最后,就业缺乏长期的稳定性。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地域和产业相对集中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占农村人力资源的68%,而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就业较少,人力资源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受我国东西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从业人数的57%。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劳动强度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特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上是15:1:1.发达国家的从事产业的比例基本上1:4: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就业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和就业的区域,而对于就业后的劳动强度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没有更多的考虑。 三、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 我国现有1.4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生存状态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如同候鸟一般迁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原因和政策原因。在经济上,首先,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于文化素质过低,竞争力不足,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增高,实际收入与城市生活支出存在差异,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其次是职业的稳定性不强,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支持。最后是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人口实际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定居城市的进程。在政策上,首先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阻碍。其次是教育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还存在这城乡差异,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形成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局面,外出务工人员无力携家带眷,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农民工“临时夫妻”、“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者:范学刚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经济结构论文:农民合作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从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工业化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都是一个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总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经过30多年的人口出生规模控制和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测算,1950-2010年间,我国0-14岁人口比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了16.15个百分点,其中0~4岁下降7.5677个百分点,5~9岁下降4.6976个百分点,10~14岁下降3.8865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1980年后愈加明显,2010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与1950年相比累计上升了3.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这种趋势也将直接改变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1950~2010年间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总的来看呈现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28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人口集中在40~64岁年龄段。与1950年相比,2010年40~44岁、45~49岁、50~54岁、55~69岁和60~64岁人口比重分别累计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15-39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态势则相对缓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计上升了2.2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劳动人口比重在过去的60年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增长缓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国15~2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并且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在劳动力总体规模变动的同时,二元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逐渐减少。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市场化改革加速的条件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我国跨乡镇劳动力流动人数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已经高达6200万,2000年为755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外出农民工数目就达到了8399万,2002年超过1亿,达到10470万人;2003年超过1.1亿,达到11390万人,2005年超过1.2亿,达到12578万人;2006年超过1.3亿,达到13212万人;2008年超过1.4亿,达到14041万人;2010年超过1.5亿,达到15335万人。几乎每两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增加一千万,2012年更是超过了1.6亿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若包含本地农民工数量的话,2008年就超过了2亿人,达到22542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更是高达26261万人。这其中不少农村家庭是举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2859万人,2009年增长至2966万人,2010年继续增加到3071万人,2011年达到3279万人,2012年达到3375万人,均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以上。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能够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的流动,无疑将导致农业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急速减小和过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必然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显然,当前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继续发展。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障碍 中国虽然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逐渐丧失,逐步开始向一元经济模式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确立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的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则由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来承担。改革初期,由于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多数集体经济无法充分发挥统一经营的作用。加之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户农地规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较高,致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据统计,当前我国户均仅0.55公顷耕地,且平均每个农户拥有9块土地。虽然从历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适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的,但是这种零碎化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将不利于技术扩散和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强化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公布的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计算出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虽然1980-2012年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势头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进入一个趋缓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造成农业投资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这种举家外出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农业的空心化和内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精壮劳动力大批外迁,老弱妇孺成为种粮主力将直接导致我国传统农业受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将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困境。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性选择: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理性选择。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家庭一直是作为首选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存在,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能够使得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能够在稳定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合作经济的形式弥补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农民脱离土地(将承包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进入城市非农产业短暂打工,仍然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在乡村的财产所有权,解除外出务工劳动力顾虑,最大限度地激发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农业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销售等,具有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面。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相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消除小农生产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按照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收益返还的合作制原则运行,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困难,结合各地农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创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虽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规模正在不断下降,然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并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二元经济转换提供条件。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受资金、技术等限制,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地衔接农户和市场。这种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从生产原料采购、资金筹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体化,为农民提供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其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会鼓励成员之间分工协作、智慧共享,为农户提供各个方面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创造条件。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理性选择。 四、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应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规范,促进各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的依据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就应当加快立法和出台相关指导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从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支持途径,积极稳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全面的资金服务,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除此之外,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农民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解决合作社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 3.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财务监督、审计、年检等,特别是对那些获得政府扶持资金的合作社,必须定期对其开展核查和评估,加强政府对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的宏观指导,防止合作社过度的股份化倾向和过度异化。 作者:陈慧女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结构论文:经济结构调整的保险业论文 一、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的保险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历史经验证明,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占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表明,我国遍布一二三产业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GDP50%以上,其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已占到全国的60%,所缴纳的税金为全国的50%,同时为城镇劳动力解决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全面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服务体系,尤其是要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各类保险业务,能够为他们提供“所急、所求、所用”的资金服务,从而使其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为其解“燃眉之急”,助“一臂之力”,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保险服务。要善于从事务的对立面、差异性、因果关系中及时发现各种矛盾与问题,主动加快知识更新,放开手脚大胆突破,通过购买小微企业专项债券、设立投资基金、开展保单贷款服务等新方法、新理念、新思路,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履约保证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为其尽可能提供资金支持。 二、进一步创新保险资金应用方式,以多种形式为民生建设与重点工程提供支持 进一步发挥保险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当今时代推进和深化保险业进一步改革并且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就像指出的:“播下良种,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我们要依据风险可控、先行先试、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法,为各种市政建设、安居工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金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进一步优化金融配置。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着力点,积极探索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等新型金融工具,在打造过程中认真掌控好风险,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的股权投资,“防患于未然”,审慎地化解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三、进一步积极推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发展,及时化解经济社会矛盾 首先,“民以食为天”。只有切实将“三农”问题放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之首,才能确保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要大力推进“三农”保险,对能够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关系到“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防灾、农产品质量以及天气预报指数等方面的新型险种,要积极引导,大胆探索,敢于失败,敢于冒风险。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其次,要科技先行,积极发展科技保险业务。要把握科技发展的大方向,为各类科技企业的创业、融资、创新乃至企业并购等方面提供丰富的业务内容,为他们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保险服务。积极支持科技型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敢于“跳起来摘桃子”,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从而推动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第三,要进一步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外经贸活动。因此,要推动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引进有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大力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能力与覆盖面。第四,要全力发展责任保险,及时发现与了解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帮助政府与企业降低风险,缩小危害,化解矛盾。 四、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全体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以改革直面逆境,用正气把握机遇”。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全面提升保险业全体员工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切实推动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首先,保险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履职上剖析群众观,从转型上剖析政绩观,从发展上剖析工作观,从为官上剖析地位观,从用权上剖析权力观,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将“四风”彻底摒除。一方面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深入学习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精神,确保这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要率领保险公司研究部门、相关科室以及与广大员工深入厂矿、车间、农村、地头,尤其是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和庄户人家。真正了解这些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庄户人家的所思所想所需,他们需要哪些保险,哪些险种对他们有用,哪些险种能够真正在他们“火烧眉毛”之时,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了解与掌握了自己服务对象的思想状况,才能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加快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其次,要增强保险业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结合一些保险公司少数工作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给工作造成失误的案例,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深入查找服务群众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着力解决“在位不在岗,在岗不在状态”,不思进取、不思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工作热情、工作劲头、工作力度,多鼓干劲,多积拼劲,做到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破解难题,放开手促发展,扑下身子谋转型,摈弃浮躁,注重业绩。要养成立说立行,雷厉风行的良好风气,坚持讲学习、讲品行、讲境界,真正做到有坚守,乐奉献。第三,各保险公司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真抓实干地搞好各项工作。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努力提高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让每一位员工懂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学习者强,学习者胜”,只有与时俱进,学在当下,最大限度地加长自己的“短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各项决策和政策措施部署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接好地气,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服务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大力推进“三农”保险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极大地提升了保险业的优秀竞争力,开创了保险工作的新局面。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确保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完成国务院与保监会对我们提出的任务,为进一步抓好安全稳定与民生,打牢基层,做好保障。 作者:吴永红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经济结构论文: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业经济论文 一、现实难题:农业经济发展遭遇“二元经济结构”制约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行政区域为地理空间,已发展该区域经济为目标,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县城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发展县城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可以考虑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建制镇作为建设的重点,以发挥其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县城和小城镇是城乡关系的结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就是要从这一结合点出发,逐步打破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局面,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作者:冯雪萍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与物流管理系 经济结构论文: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透析论文 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结构论文:探究北美经济结构变动的措施前景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结构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整的举措 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美国强调科技创新是解决诸多紧迫问题的关键,并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加大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政府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 推进绿色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气候变化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被看作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以发展绿色产业为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在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大约800亿美元投资于清洁能源方面,其中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用于智能电网、碳捕获和封存、电动汽车等先进技术研究的总金额达367亿美元。除了新能源外,生物、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也是政府支持的重点领域。 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除了绿色产业外,奥巴马政府也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作为促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优先领域,加大投入,予以扶持。首先,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2009年初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将改进基础设施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资,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其次,力推医疗改革。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医保改革,最终在2010年3月签署医疗保险改革法。 促进出口扩大。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美国出口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以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并恢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出口。一是推进“商务外交”,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包括进出口银行对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美驻外使领馆提供市场信息、咨询及联系等服务,商务部官员帮助企业克服商务谈判障碍等。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为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签署和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伐。三是实施美元弱势政策,以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刺激出口增长。 推进“再工业化”。在金融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并将实现“再工业化”作为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从再造美国汽车业入手,推动制造业重组。此举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也有着直接联系。 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和力度都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危机期间扩大存款保险、为银行债务担保、注入资本、购买有毒金融资产及对银行部分国有化等,对金融部门这些干预所动用的资金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0%以上;二是刺激经济的财政开支7870亿美元,远超过大萧条新政财政开支;三是美国政府在结构调整中首次实行产业政策,如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对绿色产业等中长期项目提供政策支持。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准备金比例,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人的保护,授权美联储负责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推动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2010年初,奥巴马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金、向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金融危机责任费、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和规模等。 调整的缘由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但从深层次看,是其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并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过度依赖消费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由消费主义的文化所界定。个人成功与否要看他消费了多少和消费了什么;经济是否健康要看消费了多少,而不是看生产了多少。个人消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到此次危机前已高达72%,个人债务迅速膨胀。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30%,而储蓄率则降至零甚至负值。金融危机显示,沉重的债务使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经济面临巨大危险。 贸易失衡特别是进口剧增局面难以为继。近10多年来,美国经贸失衡问题日益加剧,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创纪录的6.8%。由于大部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在美国国内已不生产,消费者大幅增加的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巨大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美国产业调整、转移的必然结果。 “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截至2008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2%。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迅速发展,其中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容易形成泡沫,扰乱金融秩序,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美国长期竞争力不仅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也受国内基础设施、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加重的拖累。近10年来,由于美财政拮据,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大量路桥、通讯等设施陈旧。美国医保体系运作效率低下,国内4700万人没有医保,近年来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是工资增长的3倍。美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他发达国家仅为9%),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本大增,这就制约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堪重负。 “市场原教旨主义”日趋失灵。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私有化、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治理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美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理念,对经济、金融等领域全面实施放松监管措施。由于监管的缺失,金融创新发展被扭曲,房地产业发展失控,从而最终酿成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调整的前景 目前,美国正在依靠其科技、资源、市场机制等有利条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也为其调整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激励创新措施可促进企业科技研发活动,增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就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而言,其经济社会长期效益将明显大于短期效益。这些新兴产业可能将是未来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可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亮点。加强金融监管改革也有助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调整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仅医保改革就需要940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已经给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遗症。2010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和国债将分别达1.56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据预测,未来10年年均赤字将为1万亿美元,累计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90%。 经济结构论文: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挑战与机遇把握论文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世界分工,新优势 论文摘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孕育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中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和中长期任务。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动向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 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减弱美元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最终要靠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硬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历史性起点。2010年12月,中央银行宣布,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版图”大幅度扩大后,试点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为67359家。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跨越式发展,并加快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有的还会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2010年12月,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宣布,其11月国家外汇储备新增60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货币互换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步骤。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此外,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高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重要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产品提出新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国际市场区位结构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重要性不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报告,2010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到10%,印度的增速为8%-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将达7.1%。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仅为2.7%。这不仅将加速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而且将促进我国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方式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我国保持贸易大国优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经济结构论文:浅谈变换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卜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经济结构论文:剖析地区加快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措施。 关键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大量要素投入,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优秀,造成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消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依赖性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某些重要原料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粗放式的矿藏开采极度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宝贵的土地资源。近几年我国基本上占用世界15%以上的资源在进行发展,能源和环境形势都相当严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和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2.对外贸易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差 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我国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和原材料,另一方面我国一大部分产品销售外国市场。我国货物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到55%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大约占到贸易总额的60%,而且这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等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出口加工,本身技术含量很低,但本土企业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产业价值链低,出口贸易产品的成本效率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产品附加值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这对我国的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广东、浙江等省许多企业纷纷停产、减员甚至倒闭,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3.国内消费长期不足,难以拉动内需 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2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虽然消费的金额在增加,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乃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比例仍然算比较低的,美国消费约为GDP的75%,其中居民消费为50%左右;印度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2%,其中居民消费占61%;而我国2007年总消费占GDP比重为51.4%,2006年为52.2%,但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7%左右。居民的消费能力未获得完全释放。再加上金融危机本身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支出,尤其是需求弹性大的高档耐用品的支出。这从2009年1月份银行存款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就可以看出,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010亿元,同比增长20.7%,较2008年12月上升3.3个百分点。 4.国内就业压力极为严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减产和破产的增多,国内就业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受影响的不仅有农民工,而且已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加,初步估计金融危机约造成2000多万的农民工失业。我国中小企业约吸纳75%的就业人口,由于订单急剧减少,加工贸易进口量从2008年7月起连续下降,中小企业裁员大增。据统计我国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增加0.2%,预计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6%,比2008年约要增加0.4个百分点,2009年就业目标将会比2008年有较大幅度减少。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当经济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现凸显,瞄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 1.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中国能否实现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的“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减排压力。钢铁、水泥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制约。当前,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今年我国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国正抓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 3.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一是在调整消费结构中,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最终消费。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为了扩大农村消费,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进一步实施,如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4.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有利于释放资源、土地方面的压力,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只有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不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经济结构调节的价值意义分析论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一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开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经济结构论文:我国经济结构打压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论文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金融创新论文:看次贷危机创新中国金融创新论文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全面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让世界为之震撼。次贷危机的引发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创新”惹得祸。这也就让世界金融行业产生惧怕创新的念头。然而进步是永远离不开创新的。因此绝不能因为回避危机而拒绝创新。很大程度上,回避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中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出现也是相当正常的现象,因此只有敢于面对,积极应对以及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解决才是中国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良策。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市场金融改革中国崛起 一、次贷危机 (一)次贷定义 美国监管当局认为,次级债的含义就是贷款给那些不够银行发放贷款标准的人,让他们去买房,所以称为“次级”。据美国监管当局调查,这些次级贷款并不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而是不受监管的贷款公司发放的,他们是不需要注册的贷款公司。那么,为什么这些小公司能够发放那么多贷款呢?这是次级债危机的关键。这些小的贷款公司发放贷款之后,把卖给有特殊目的的投资机构,或者叫打包公司。 这些打包公司把款打包分成A、B、C、D四档,交给评级公司进行评级。假如有100个次级债客户,其中有很多人不能偿还贷款,但是肯定不会全部都不还。假设有20%的人能偿还,把这20个人选出来打包,这20个人还款概率是99%,按照穆迪和标普的评价标准评为3A;另外还有20%的人还款概率是80%,评为1A;30%的人可能还不上,评为3B;其他的人评为C或者垃圾级,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也就是说,打包变成一包资产以后,根据不同的风险级别再分类卖给不同的人。这样投资者也很放心。例如,社保基金追求安全和高回报,可以选择3A级的债券,风险投资者可以选择3B级,很明显,这是“创新”。[8]对于这些信用无法得到保障的债券,发行者自然希望卖到越远的地方越好。因此,到最后谁是“创新”的受害者?谁是损失的承担者?毋庸置疑,是那些购买者,是欧洲的投资者,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银行。 (二)次贷的传导机制 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是:住房者/借款人从贷款人这里借到钱,贷款人将贷款转给特殊目的公司(就是SPV),SPV找到承销人把贷款打包并证券化,经过评级公司评级,该证券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市场上的购买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等,也有一些个人投资者。 美国次贷确实分散了风险。美国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得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贷款打包、证券化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谁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最终的埋单者?现在看来,最终的埋单者中包括了欧洲国家的银行,当然美国自身也承担了部分损失。 我们需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种创新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创新的成功之处。另一方面是负面的影响也扩散到了全世界。美国仅仅1.5万亿美元的次贷就搅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次贷危机起源于利率的上升,房价由上升转为下降,形势发生了逆转。传导的导火索是评级的下调。信息不对称使次贷衍生产品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较高的依赖度。评级机构只能用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计量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房价、利率变化,模型原有的假设条件不复存在,评级机构需要对模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这次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首先是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和公司。次贷违约率13.33%,直接贷款损失约1730亿美元。美国按揭贷款市场的投资损失共计2820亿美元,其中投资次贷的损失2040亿美元,损失率10.8%。美国市场次贷规模只有1.5万亿美元,与此相关的证券化产品在市场上还是少数,但是其传染效应和由此造成的流动性的紧张与恐慌心理却蔓延到整个市场。另外一类损失者是购买了次贷衍生产品的各国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比如德国的银行就做次贷管道比较多。我们中国的银行在这个市场投资数量比较小,投资策略比较保守,所持产品的信用等级比较高,投资期限也比较长,所承担的次贷损失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次贷危机的冲击是一个过程。投资者如果持有到期则损失就会小一些。相比之下,如果投资期限比较短,不得不在高折价的情况下卖出,所受损失就比较大。第三类受害者是虽未购买次贷衍生产品,但依靠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融资的银行。比如被媒体报道最多的英国北岩银行。北岩银行存款很少,但是发放了很多住房抵押贷款,它的资金来源就是不断在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由于次贷问题的冲击,北岩银行即使愿意付出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发行出去,票据的承销商无法兑现承诺,造成北岩银行的现金流断裂,进而引发银行挤兑。 次贷危机正开始渗透到实体经济。渗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主要是房价。房价下跌使得整个形势雪上加霜。房价越跌,次贷借款人的房子就越难以销售出去,还款就出现困难。这时银行就可能把他们的房子拿来强制拍卖,这就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房价的下跌使得次贷借款人的负资产上升,进一步加深次贷危机。 二、金融创新 (一)金融创新是次贷危机出现的根源 次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金融创新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当一个新产品出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泡沫和危机。新产品在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面临定价的问题。例如,2000年美国科技泡沫的破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新经济的概念如何定价。有些公司只要说自己是“新经济”的概念,即使没有盈利,也可以上市,股价可以达到100、200甚至上千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后来的投资者发现新经济的概念不值那么多钱时,泡沫就破灭了。美国次贷危机有两个比较新的特点。首先,很多银行或者贷款机构发放了次级房地产贷款,转身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把次级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次级债的投资者。第二,次级债本身和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混在一起,使得次贷危机包机整个金融市场。很多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里混合了回报高、风险大的次级债。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大发展,使得整个市场对次级债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这次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新的金融产品、新的概念,都隐藏着一些危机。如果因为惧怕危机,不让新产品出台,这些产品就永远不会出现,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很难提高。所以,在新产品出现的时候,需要有特殊的监管政策。这个监管政策不能限制新产品的存在,而是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衡量新产品的风险在哪里,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 A.大局中的中国金融市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中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目前,一个初具规模、分工明确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建立了较完善的货币市场中国的货币市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自1996年6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上限,全面放开拆借利率。统一拆借市场的形成,结束了市场分割、多头拆借的局面,规范了各金融机构的拆借行为,提高了银行之间融通资金的效率,推进了利率市场化,并为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提供了条件。1997年6月,中国建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回购和现券买卖。到2001年底,债券回购累计交易量达6.1万亿元,现券交易累计交易量为1597.6亿元。第二,资本市场在规范中发展1990年10月和1991年4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经过12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债券和股票为主体的多种证券形式并存,包括证券交易所、市场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初步健全的全国性资本市场体系,有关交易规则和监管办法也正在日益完善。第三,保险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中国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保险业务品种日益丰富,保险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保费收入较快增长。商业保险已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市场的发展在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外汇市场的发展1994年4月,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将原来分散的外汇交易集中统一起来,为成功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体制奠定了重要的市场基础。8年多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效率不断提高,成交规模不断扩大。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了美元、日元、港币、欧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到2001年底,已累计成交各币种折合美元4397.7亿美无其中,2001年各币种外汇交易折合750亿美元。 B.次贷危机中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审视 第一,中国的债券市场。这里指的不是国债,而是公司债券市场,次级房地产贷款实际上是公司债。中国的公司债券市场现在怎么样?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可是,成熟国家的公司债市场规模往往是数倍、数十倍大于股票市场。公司债市场是发达国家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市场,但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有国债市场,但没有公司债市场,更不用说债券评级、打包等配套措施了。 第二,金融市场里一个很重要的价格是利率,目前利率自由化情况怎么样呢?虽然贷款利率有一些上浮的空间,但存款利率还是绑得很死。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我们连基本的存贷利率都还没有完全自由化。而利率自由化是金融最基本的特征,当然,利率不能够准确地确定,跟债券市场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公司债券的价格隐含了利率。利率尚未自由化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很大问题。 第三,汇率问题。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到今天,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了12%,这个速度是快还是慢?大陆官员认为这个速度已经算是挺快的了,而在台湾省,从1986年到1988年,三年时间内台币升值了30%,事后学界都在骂台湾当局,认为它的汇率升值太慢。 第四,对于资本进出的管制,国家现在管制非常紧,即使有黑市,还有私下管道,但从国家的态度看,资本的管制还是非常进。港股直通车也没有放开。总的所来,在过去30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于此同时,金融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好,金融发展尚不能配合实体经济。也许再过15年、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一样强大,但20年以后,我们的金融是能否会有进步,基本的公司债市场能否建立起来,真正发挥融资作用,都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三)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发展 然而对于中国国内的金融发展与创新,我们通常担心新产品的风险无法控制。人们往往会因为对新产品的风险不了解,而限制它的出台,不去进行尝试。最后虽然看上去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比较小,但另一方面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这个代价是,投资者和企业的金融需求满足不了,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当次贷危机过去以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会重新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工具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会出台一些新的监管政策来限制坏的一面,发展好的一面,这本身也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学习的过程。像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会更长。我们不能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而过分强调资产的安全,试图在试点推进过程中把所以风险都置于我们可控制的范围内。事实上,有些东西如果不实践,永远不知道风险有多大。这是次级房地产贷款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一点启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每天都有创新,想不出问题,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当出现问题或者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金融监管单位要有能力处理。入股我们打算事先计划好,把所有的风险都能控制住,再去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不会有长足有利发展的。 因此,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创新的启示,还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要充分的尽职调查,参与放宽的机构、打包的机构、评级的机构是否尽职?评级机构是否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对于各类参与创新的机构是否有足够的制约机制? 第二,要充分披露信息。实际上,即使有些贷款人是没有还款能力的,也有人愿意贷款给他们,有的贷款目的是捐赠性的,就是为了救助没有房子住的穷人。即使穷人没有还款能力,还是要贷的,只是需要披露信息,需要有人告诉他,哪些人是这种人。如果贷款人本来是还不起债的,就不能让本来不想捐赠的那些投资者买这些产品。这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方和发行方的交易是信息不对称的。只有在对信息完全和准确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风险的判断和定价。信息披露不充分,是引起风险的第二大问题。 第三,是监管。在金融市场上,绝不能认为走向市场化就不要监管。认为市场能自己监管,这是空话,就像足球场一定要有裁判一样,监管的能力、监管的到位程度、监管的覆盖面,是金融创新的三个条件。 第四,在创新复杂产品的过程中,徐呀考虑如何是原始的信息不损失、不遗漏。在中国搞金融创新,业务创新要做,这是目标,同时,监管和协调更要做好。还要强调的是,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有60%以上是靠进出口拉动,因此说中国是贸易大国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也稳固的确立。然而再看其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全跟不上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节奏。在中国,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比作高级小汽车,而金融的发展状况只能用拖拉机来形容,如果让轿车和拖拉机共同工作来实现经济的飞跃,显然拖拉机不仅起不到积极的作用,还会严重影响轿车的先进。因此我们必须敢于去搞金融创新,不去惧怕问题与风险,并且配合以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那么就会很有效的缓解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不对称的矛盾。 三、结束语 可以这样说,应对危机的具体方法可以有成千上万种,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一贯的自主做法最为关键。只有靠自己的思索和努力,才会获取成功,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中国面对次贷危机,面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保持冷静,认清事物,采取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不断改善和完善自身,才能保持有利地位,实现真正的崛起! 金融创新论文:双重理念促进中国金融创新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异化的原因;对金融监管的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足交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优秀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优秀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优秀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金融创新论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论文 1金融创新的含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金融创新是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讲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 2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市场和品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步认识到金融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自身业务发展状况,不断推出能够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才能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内在动因 (1)转移风险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引发了国际汇率、利率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商业银行运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产生了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 (2)提高资产流动性的需求。金融资产的一个重要性质是杠杆性,即资产能在流动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因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其盈利性和安全性也越高。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其资产的盈利性和安全性,创新出能够提高金融资产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3)银行收益率的下降,促使银行寻求新的盈利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直接投资的兴起,廉价资金来源减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上升,再加上竞争及利率政策的调整,引起银行的利息收入下降,服务成本支出增加,银行要保持较高的收益,必须另辟新径,寻求新的突破口,金融创新便由此产生。同时,因为创新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其价格没有可比性,不可能由人民银行统一定价,而只能由银企双方协商决定,其利润空间必然较大。商业银行作为经济实体,其经营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润,只要有利可图,商业银行就有创新金融产品的内在动力。 (4)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性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像其他产品样也有其生命周期,即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金融产品与其它产品的衰退期有所不同,一般工业品或消费品进入衰退期时,市场多表现为人们不购买或不使用该产品;但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时,则多表现为市场饱和与低利润。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商业银行需要在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之前研制开发出替代品,使商业银行不因金融产品衰退期的来临而出现产品断层。所以商业银行在想方设法延长金融产品生命周期的同时,要承认金融产品的周期性,积极开发和设计出新的金融产品,以形成金融产品创新链条。 2.2外在动因 (1)市场经济机制的日趋完善,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成熟和开放,不论是创新产品的垄断,还是优秀竞争力的保持,都有其阶段性,都会由强转弱成为相对的概念。惟有创新能力,才是市场机制里最为闪光的亮点。对商业银行而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决定其在竞争市场中的寿命,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这无疑会加速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因此说,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进程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这是金融创新的时代特征。 (2)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中央银行在确保金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一般都是鼓励金融创新的,这就减少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政策风险。 (3)银行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性的拉动,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设定了细分化的目标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得由单一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转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各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这一市场表现为金融供求关系的买方特征。近几年,尤其是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最为明显,这就迫使商业银行的产品与服务适应这一变化,这种“倒逼”也加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4)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二是国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更多的外资银行和金融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从而使得国际竞争国内化;三是其它产业公司或其它行业向金融业渗透,参与金融业的竞争。信息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丰富的交易品种使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金融非中介化趋势日益增强,“脱媒”现象出现,使得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对传统业务进行重新整合,并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5)新技术的运用,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 科技进步是实现金融创新的客观基础,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载体。新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使某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带来更大利润,从而推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综观当代金融创新,尤其是以银行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为代表的产品创新方面,其中每一项产品的创新或功能的完善都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科技发展引发的。如,以数据集中为表现的客户关系管理的变革使传统性商业银行的客户数据管理显得十分笨拙。就国内各家商业银行而言,招商银行就是以科技为恒定支撑力而获得金融创新优势的典型范例。因此,商业银行科技实力的强弱决定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经济效能的高低,这是金融创新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另外,由于之前一些金融机构过于强调风险防范,制订了一些过于严格的条款,手续复杂繁琐,使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譬如,在申办信用卡和处理信用卡申请资料时,手续过繁,容易导致客户抵触和银行办卡效率低下。 3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浪潮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在提高金融机构收益率的同时,也对金融系统和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业银行创新将是全方位。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问题,但较之以前毕竟有了很大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在客户、业务、区域、市场等方面有所侧重,将内外动力系统有效的相结合,才能实现在经营理念、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技术、金融机构和支付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发展先机,在金融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金融创新论文:人力资本证券化与金融创新论文 摘要: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与证券化理论提出人力资本证券化的概念,进一步揭示出人力资本证券化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问题。这一新型证券化品种的提出符合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时能够为劳动者个人一生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做最平滑的安排。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证券化;金融创新 1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顾名思义是通过对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通常认为,它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培训等手段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正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给出的定义:“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因此,人力资本是蕴涵于劳动者中的一种能力,而劳动者则是这种能力的载体。回顾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承认和重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是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思路展开的。宏观思路主要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另一种思路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研究思路,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收益率函数,对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及其职业选择等行为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有如下的三条线索:(1)TheodoreW.Schultz结合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2)JacobMincer在对有关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开创的人力资本方法;(3)GaryS.Becker从其关于人力行为的一切方面均可以诉诸经济学分析的一贯方法论出发,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2人力资本证券化:概念与特征 作为经济增长基本要素的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与货币、土地和厂房等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的特性。周其仁(1996)的研究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状况都是无法改变的,不仅在罗森(Rosen,1985)所说的“自由社会”里,而且在巴泽尔(Barzel,1971)所考证的奴隶社会里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从资本的一般意义上理解,根据fisher(1930)的观点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价值。资本作为资产动态的、价值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被出售、收购、兼并,并相应地增值或贬值。人力资本同样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能够以存在于人体之中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带来现在和未来的产出与收益。人力资本与其他实物形态或价值形态的非人力资本不同,是难以用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度量的。而且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类似学历证书、职业证书等人力资本价值显示信号信息是残缺的,难以直观量化。因此,人力资本不像非人力资本那样易于流动,存在承担风险的可能性。 证券化作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具潜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人力资本的证券化是基于把人力资本看作是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在未来带来一系列收入的知识和技能资产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对资产证券化从一般意义上做一个描述。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金融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组合从而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与发行其他金融产品(例如债券及股票)类似,资产证券化发行人在资本市场交易中是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不同之处在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还款来源是一系列未来可回收的现金流,产生这些现金流的资产可以作为基础抵押资产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起到支持作用。因此,资产证券化的优秀原理是以可预期的现金流进行融资。现在,几乎任何金融资产——只要具有可预测和可回收的未来现金流,都可被用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因此,作为可带来预期现金流的人力资产也可被用做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人力资本证券化的中心思想是以可预期的收入为当前的消费融资。人力资本证券化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问题,利用金融工具把个人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做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使得个人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有时间、精力去享受。而“人力资本”的价值就在于劳动力潜在薪水的价值。3人力资本报酬的证券化:金融产品创新需求 从个人主观需求角度考虑,正如家庭经常要进行工作、职业培训、退休计划等经济活动决策一样,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的个人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是要在储蓄与消费之间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抉择,而这一效用最大化的抉择主要集中体现于具体的理财决策上,即他关注的是持有怎样的金融资产。大多数有收入的个人对范围广泛的各种金融资产抱有潜在的兴趣,这些资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状况,即便从税收和风险偏好这一有限的角度考虑,也能导致对金融资产需求的很大变化。而正是对各种金融资产的这种需求在背后推动着金融创新。投资者的需求刺激了各种金融机构提供投资者需要的资产组合。另外,风险动机也导致投资者对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及规避风险方法的需求。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资产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类。实物资产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金融资产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呢?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说,金融资产的作用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两条。(1)金融资产可以很容易地传递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间隔。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有了金融资产,这两者之间就可以拉开一个横向的或纵向的距离。所谓横向距离,是指在同一时间周期内人们可以把属于自己的产品暂时“转让”给他人消费或用于再生产,这就是投资和信贷。所谓纵向距离,就是时间上的间隔。人们可以在年轻时多生产,以投资或储蓄的形式把一部分产品转化为金融资产,年老之后无力生产时,再把这部分金融资产转还回商品消费。同时人们还可以以借贷的形式消费自己目前尚未生产出来的东西,即把将来的生产提前到现在消费。如果没有金融资产,类似这样把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前后推移是无法进行的,至少是相当困难的。(2)金融资产的使用可以大大地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个人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正是双方的预期,为了使交易按照自利的预期达成,交易双方必然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交易的准确信息,这会带来支付成本的增加。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交易合约不完全,往往容易陷入“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的困境,这会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金融创新加强了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降低了融资成本,促进了交易主体通过金融市场融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金融创新论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论文 摘要:金融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银行竞争力的大小,决定着商业银行在市场中的兴衰成败。基于这样的背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针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动因 1金融创新的含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金融创新是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讲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 2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市场和品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步认识到金融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自身业务发展状况,不断推出能够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才能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内在动因 (1)转移风险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引发了国际汇率、利率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商业银行运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产生了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 (2)提高资产流动性的需求。金融资产的一个重要性质是杠杆性,即资产能在流动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因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其盈利性和安全性也越高。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其资产的盈利性和安全性,创新出能够提高金融资产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3)银行收益率的下降,促使银行寻求新的盈利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直接投资的兴起,廉价资金来源减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上升,再加上竞争及利率政策的调整,引起银行的利息收入下降,服务成本支出增加,银行要保持较高的收益,必须另辟新径,寻求新的突破口,金融创新便由此产生。同时,因为创新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其价格没有可比性,不可能由人民银行统一定价,而只能由银企双方协商决定,其利润空间必然较大。商业银行作为经济实体,其经营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润,只要有利可图,商业银行就有创新金融产品的内在动力。 (4)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性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像其他产品样也有其生命周期,即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金融产品与其它产品的衰退期有所不同,一般工业品或消费品进入衰退期时,市场多表现为人们不购买或不使用该产品;但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时,则多表现为市场饱和与低利润。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商业银行需要在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之前研制开发出替代品,使商业银行不因金融产品衰退期的来临而出现产品断层。所以商业银行在想方设法延长金融产品生命周期的同时,要承认金融产品的周期性,积极开发和设计出新的金融产品,以形成金融产品创新链条。 2.2外在动因 (1)市场经济机制的日趋完善,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成熟和开放,不论是创新产品的垄断,还是优秀竞争力的保持,都有其阶段性,都会由强转弱成为相对的概念。惟有创新能力,才是市场机制里最为闪光的亮点。对商业银行而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决定其在竞争市场中的寿命,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这无疑会加速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因此说,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进程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这是金融创新的时代特征。(2)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中央银行在确保金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一般都是鼓励金融创新的,这就减少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政策风险。 (3)银行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性的拉动,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设定了细分化的目标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得由单一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转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各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这一市场表现为金融供求关系的买方特征。近几年,尤其是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最为明显,这就迫使商业银行的产品与服务适应这一变化,这种“倒逼”也加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4)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二是国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更多的外资银行和金融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从而使得国际竞争国内化;三是其它产业公司或其它行业向金融业渗透,参与金融业的竞争。信息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丰富的交易品种使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金融非中介化趋势日益增强,“脱媒”现象出现,使得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对传统业务进行重新整合,并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5)新技术的运用,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 科技进步是实现金融创新的客观基础,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载体。新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使某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带来更大利润,从而推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综观当代金融创新,尤其是以银行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为代表的产品创新方面,其中每一项产品的创新或功能的完善都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科技发展引发的。如,以数据集中为表现的客户关系管理的变革使传统性商业银行的客户数据管理显得十分笨拙。就国内各家商业银行而言,招商银行就是以科技为恒定支撑力而获得金融创新优势的典型范例。因此,商业银行科技实力的强弱决定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经济效能的高低,这是金融创新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另外,由于之前一些金融机构过于强调风险防范,制订了一些过于严格的条款,手续复杂繁琐,使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譬如,在申办信用卡和处理信用卡申请资料时,手续过繁,容易导致客户抵触和银行办卡效率低下。 3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浪潮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在提高金融机构收益率的同时,也对金融系统和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业银行创新将是全方位。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问题,但较之以前毕竟有了很大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在客户、业务、区域、市场等方面有所侧重,将内外动力系统有效的相结合,才能实现在经营理念、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技术、金融机构和支付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发展先机,在金融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金融创新论文:人力资本证券化与金融创新论文 摘要: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与证券化理论提出人力资本证券化的概念,进一步揭示出人力资本证券化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问题。这一新型证券化品种的提出符合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时能够为劳动者个人一生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做最平滑的安排。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证券化;金融创新 1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顾名思义是通过对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通常认为,它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培训等手段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正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给出的定义:“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因此,人力资本是蕴涵于劳动者中的一种能力,而劳动者则是这种能力的载体。回顾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承认和重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是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思路展开的。宏观思路主要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另一种思路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研究思路,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收益率函数,对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及其职业选择等行为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有如下的三条线索:(1)TheodoreW.Schultz结合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2)JacobMincer在对有关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开创的人力资本方法;(3)GaryS.Becker从其关于人力行为的一切方面均可以诉诸经济学分析的一贯方法论出发,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2人力资本证券化:概念与特征 作为经济增长基本要素的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与货币、土地和厂房等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的特性。周其仁(1996)的研究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状况都是无法改变的,不仅在罗森(Rosen,1985)所说的“自由社会”里,而且在巴泽尔(Barzel,1971)所考证的奴隶社会里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从资本的一般意义上理解,根据fisher(1930)的观点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价值。资本作为资产动态的、价值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被出售、收购、兼并,并相应地增值或贬值。人力资本同样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能够以存在于人体之中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带来现在和未来的产出与收益。人力资本与其他实物形态或价值形态的非人力资本不同,是难以用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度量的。而且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类似学历证书、职业证书等人力资本价值显示信号信息是残缺的,难以直观量化。因此,人力资本不像非人力资本那样易于流动,存在承担风险的可能性。 证券化作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具潜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人力资本的证券化是基于把人力资本看作是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在未来带来一系列收入的知识和技能资产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对资产证券化从一般意义上做一个描述。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金融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组合从而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与发行其他金融产品(例如债券及股票)类似,资产证券化发行人在资本市场交易中是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不同之处在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还款来源是一系列未来可回收的现金流,产生这些现金流的资产可以作为基础抵押资产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起到支持作用。因此,资产证券化的优秀原理是以可预期的现金流进行融资。现在,几乎任何金融资产——只要具有可预测和可回收的未来现金流,都可被用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因此,作为可带来预期现金流的人力资产也可被用做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人力资本证券化的中心思想是以可预期的收入为当前的消费融资。人力资本证券化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终身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决策问题,利用金融工具把个人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做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使得个人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有时间、精力去享受。而“人力资本”的价值就在于劳动力潜在薪水的价值。3人力资本报酬的证券化:金融产品创新需求 从个人主观需求角度考虑,正如家庭经常要进行工作、职业培训、退休计划等经济活动决策一样,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的个人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是要在储蓄与消费之间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抉择,而这一效用最大化的抉择主要集中体现于具体的理财决策上,即他关注的是持有怎样的金融资产。大多数有收入的个人对范围广泛的各种金融资产抱有潜在的兴趣,这些资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状况,即便从税收和风险偏好这一有限的角度考虑,也能导致对金融资产需求的很大变化。而正是对各种金融资产的这种需求在背后推动着金融创新。投资者的需求刺激了各种金融机构提供投资者需要的资产组合。另外,风险动机也导致投资者对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及规避风险方法的需求。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资产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类。实物资产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金融资产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呢?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说,金融资产的作用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两条。(1)金融资产可以很容易地传递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间隔。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有了金融资产,这两者之间就可以拉开一个横向的或纵向的距离。所谓横向距离,是指在同一时间周期内人们可以把属于自己的产品暂时“转让”给他人消费或用于再生产,这就是投资和信贷。所谓纵向距离,就是时间上的间隔。人们可以在年轻时多生产,以投资或储蓄的形式把一部分产品转化为金融资产,年老之后无力生产时,再把这部分金融资产转还回商品消费。同时人们还可以以借贷的形式消费自己目前尚未生产出来的东西,即把将来的生产提前到现在消费。如果没有金融资产,类似这样把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前后推移是无法进行的,至少是相当困难的。(2)金融资产的使用可以大大地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个人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正是双方的预期,为了使交易按照自利的预期达成,交易双方必然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交易的准确信息,这会带来支付成本的增加。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交易合约不完全,往往容易陷入“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的困境,这会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金融创新加强了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降低了融资成本,促进了交易主体通过金融市场融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金融创新论文: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论文 内容摘要:金融创新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采取的对策是:加快制度创新;加快负债品种和资产品种的创新;加大中间业务的创新;加强科技应用创新;对金融监管进行创新。 关键词:金融创新国有商业银行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步骤地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很快携带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品种、新的营销理念和新的服务手段进入中国市场,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将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性 金融创新是金融领域中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的创建活动的概称。内容包括新理论的灌输,新技术的运用,新产品的开发,新方法的推广,新模式的替换等等。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朝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推动着各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同时也推进商业银行不断地继续进行新的金融创新,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史。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原动力。在加入WTO之后的银行竞争中,金融创新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金融创新可以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股份制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使国有商业银行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法人。通过金融创新使国有商业银行能够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拓展业务,追求利润,降低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具有特色的服务。只有创新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金融创新使国有商业银行能够适应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现阶段要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启动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服务,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技术、政策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管制严,金融创新缺乏内在动力。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的金融管制已大大放松,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严格的金融管制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还远远没有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自我约束,优胜劣汰的机制尚未形成,这使得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品种少、规模小。消费信贷、网上银行、租赁、个人理财业务等只是少量开办,仍处于探索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和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方面,还处在待发展阶段,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已开办的新业务的发展水平看,由于受到来自内外部的约束限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发展规模较小,在银行的整体业务中占的比例低,难以起到调整、优化总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也难以产生规模效应。 金融创新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质量较低。我国现有金融创新重点放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在形式的建设上,如金融机构的增设、金融业务的扩张等,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此外,由于金融创新主体素质不高,创新的内容比较肤浅,手段也比较落后。 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存款等负债业务一直是各家金融机构竞争相对激烈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退出的业务创新和工具创新也在这个领域最为丰富。如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大额存单等大部分业务和工具创新皆属于负债类业务创新。长期以来,贷款一直是金融机构垄断的资源,这个领域过去几乎不存在竞争,因而创新明显少于负债业务。 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目前,对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监管还不到位,不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的许多方面还不规范,自我约束性不强,经常出现违规行为。我国金融法规仍不健全,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仍很落后,还没有将金融创新活动纳入正常轨道,所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加强金融监管的创新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采取的对策 加入WTO对我国商业银行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适应银行业的国际化竞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体,其资产总量占银行体系全部资产的80%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创新的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是产权制度创新的关键。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增强创新的原动力,分离出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所有权和商业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经营权,以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作为出资人,行使所有者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收益权。同时,落实商业银行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使国有商业银行从原有机关式管理走向法人治理。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要求,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和监事会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有效地行使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从而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加快负债品种和资产业务的创新。在负债品种的创新方面要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使储蓄在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前提下具有多功能及灵活性。通过向社会推出系列化的综合性个人零售业务产品,逐渐形成有特色的产品开发战略,促进个人金融一体化发展。在资产业务的创新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要注重资产多元化、资产证券化、贷款证券化,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证券结构的有效设计,将银行信贷资产转变为可在市场上出售和流动的证券,以解决商业银行资产流动不足、资本充足率低以及利率风险等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可运用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等间接投资方式。大力推行个人住房贷款、住房维修贷款、汽车消费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助学贷款等消费信贷新品种,完善个人信贷体系。这将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资产业务提供广阔的空间。 加大中间业务的创新。开拓中间业务,可以增强商业银行积聚资金的能力,降低平均成本,增加信用供给,从而增强盈利水平。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业务,它对商业银行的服务功能、竞争能力以及占有市场的能力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国有商业银行要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服务体系,实现收益多元化和服务多样化。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以“三代”业务为主,即代收,代付,代办保险、租赁业务。充分利用联系面广和信息灵通的优势,为客户传递市场、产品、项目、技术等实用信息。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发展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的中间业务,通过中间业务的突破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增强竞争力。 加强科技应用上的创新。把电子计算机引入支付清算系统,是当代最成功的金融创新。各种现金支付、存款透支、自动查询、报表提供、信息传递、消费信贷等新的业务和新的服务都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进行识别和处理,这大大地提高了结算和支付的速度和效率,还可以节省流通费用的开支,满足经济发展和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快自动转账、信用卡、网上银行等高科技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以赶上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对金融监管进行创新。要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大胆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首先是更新监管理念,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促监管,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其次是要增强金融监管的创造性,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不断创新和完善监管手段和方式,及时地发现问题和处理风险苗头;再次是提高金融监管的科技含量,变低层次监管为现代化监管,不断完善监管信息系统,运用计算机等先进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归类和分析;最后是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变孤军奋战为多层次监管。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监管合力,共同做好监管工作。 金融创新论文:市场深化过程金融创新论文 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机构投资者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金融工具的创新不断加快。不仅发达证券市场竞相开设股指期货交易,新兴证券市场也紧随其后,股指期货交易的发展极为迅速。据统计,全球股指期货的未平仓名义余额从1991年的76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321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股指期货的交易金额也从1991年的78000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208000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此外,从整体上看,股指期货交易额远远超过了股票现货市场交易额,前者是后者的22倍(国际清算银行,1999)。 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一般是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府推动下,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模式,因而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差之甚远。出于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和本国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需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把股指期货作为开设金融衍生交易的首选品种。 我国1993年也曾出现过股指期货交易的试点,但当时市场条件不够成熟,使这一创新性的试验中途夭折。经过证券市场的多年快速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市场也对此提出了现实要求。因此,推出股指期货已是势在必行。 一、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股指期货功能凸显 1股指期货的基本功能 在任何市场上,股指期货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经济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功能。股指期货市场价格是由套期保值者、投机者根据供求信息和市场预期通过公开竞价达成的一种市场均衡价格,其变动也反映众多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股价预期的调整,因而成为股票现货市场未来价格走势的指标。二是平抑股市波动,防止暴涨暴跌。由于股市中存在着众多的套期保值者和套利者,当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偏离超过一定幅度时,市场套利行为使期货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三是增加市场流动性。股指期货具有交易成本低、杠杆性高以及现金交割等特点,满足各种投资者的需要,其流动性远远超过了股票现货市场,带动了股市的活跃。 微观上,对投资者而言,股指期货也具有多种功能:一是套期保值。通过股票组合与股指期货合约的配合使用,能够规避系统风险。正如默顿。米勒所说:“只要有自由市场,就会存在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只要存在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就需要期货市场”(刘也,1995)。如香港恒生指数期货交易中,以对冲风险为目的的交易约占到20%左右,充分反映了恒指期货对套期保值者的巨大存在价值。二是投机功能。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满足了投机者的需要,使投机者愿意承担套期保值者转移的风险,以获取高额利润。三是套利功能。根据各自的风险厌恶程度不同,套利者能够在不同的偏离程度上,对股指期货的波动进行套利交易,获取收益。 2股指期货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特殊功能 上述都是股指期货所具有的一般性功能,在不同市场经济国家都具备。但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历史原因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证券市场的特征。在此情况下,股指期货不仅具有上述各种基本功能,还能发挥其特有的功效: (1)促进市场深化,拓展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空间。在快速扩容过程中,我国股市出现了市场广度和市场深度不相匹配的状况,金融工具单一,投资工具选择有限,市场深度明显不足。随着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增加,我国证券市场上原有投资品种单一的局面已经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因此投资品种的创新也随之出现。如除了股票和国债之外,又增加了基金、可转换债券等新的投资工具。但金融工具单一、投资工具选择有限的局面尚未获得较大改观,成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券商业务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强力约束。从国际上大型投资银行的业务构成来看,衍生产品的交易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美林证券的股票和股票衍生工具交易收入分别从1996年的1245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1634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票和股票衍生工具交易收入分别从1996年的1181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2056亿美元。如果我国长期与金融衍生市场相隔离,国内大型券商将无缘进行衍生工具的交易,向跨国投资银行的转向将成为一句空话。 (2)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增强投资者风险控制能力。对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主要有两类,即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投资组合的分散化能够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却无法规避系统性风险。从相关实证分析的结果看,美国、英国和法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比例分别为268%、345%和327%,与此同时,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比例却高达657%.可见我国股市不仅波动幅度大、整体风险高,而且系统性风险在总体风险中的比重也较高(张人骥,1998)。投资者对系统性风险的规避有两种策略:一是随着股市波动,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二是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但我国目前既没有做空机制,又缺乏风险对冲工具,所以投资者要规避系统性风险只能从股市退出。而股指期货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既能满足投资者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货市场没有做空机制的缺陷。 (3)发挥政策的市场效应,增加政府调控能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民经济的需要,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国民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证券市场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去年下半年政府不断出台股市利好政策,但股市却没有作出预料中的反应。除了券商的融资政策外,对市场长期利好的政策当属三类企业及保险资金入市,但市场反应不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决定了这些潜在的股市上的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与此同时,股市却没有提供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因而即使政策放开,它们也并没有太大的入市动机。也就是说,股市的实质性利好没有得到三类企业实质性的回应,因此政策力度被股市制度缺损所削弱。经验表明,政府调控股市同样需要股市本身的完善和规范。而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制度缺损。即使在弱市中,投资者通过股指期货的方向操作,也能在现货市场低风险的大胆投资,从而有效增强政策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发挥政府调控功能。 (4)提高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困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加大资本市场的融资力度,使国有企业增加资金来源的同时,降低负债比率,优化资本结构。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有效率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市场上要有足够的投资者和资金来承接国企的股票发行。国家放开三类企业和保险资金入市,只是为增加股市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实际情况还要看三类企业和保险资金是否有入市的激励。若没有股指期货的推出作为前提,在缺乏避险工具的情况下,其入市动力将受到极大约束。在此意义上,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股票发行。 (5)提升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证券市场的开放,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带来两方面的利益:一是提高市场完备性,增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二是给我国机构投资者及时提供市场磨炼的机会,增强机构投资者将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下,各国和地区之间证券市场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交易品种的丰富性。为了提高本国或本地区证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新兴证券市场都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拓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其中股指期货因其与股票市场的天然关联性,成为首选的衍生交易工具。各国不仅以本国股票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还进一步采用别国指数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与香港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1986年推出了日经225股指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又在1997年1月9日同时推出了道。琼斯台湾股指期货和摩根。斯坦利台湾股指期货,并于1998年10月、11月相继开设泰国及马来西亚股指期货交易。与此同时,香港期货交易所也于1998年5月26日正式推出台湾指数期货与期权。因此,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国家和地区加快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如果将来亚太邻国或地区抢先推出以我国股票指数作为标的的股指期货,那么,国内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竞争力将大为削弱。随着我国加入WTO的迫近,证券市场的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应该未雨绸缪,积极探索衍生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监管,为未来挑战作好准备。此外,我国机构投资者没有经历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将来难以与国际上投资机构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在股票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积极进行金融衍生市场投资,不仅能使我国投资机构通过“干中学”提高本身驾御市场的能力,提高与国外机构的竞争能力,而且也能以较小代价及时发现问题,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水平。 二、现货市场日趋完善,期指交易条件基本具备 1市场快速扩容,市场容量不断增加。我国股票市场从90年代初的试点到现在,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架构。无论在市场容量、交易手段、清算体系,还是在监管规则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如此,股票市场的快速扩容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股票市场的长期支持。其次,目前占GDP比重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需要证券市场的有力支持。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股市扩容将是一项长期工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证券化比率的平均水平也在50%左右,远远高于我国目前30%左右的比例。若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那么即使证券化比率只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股票市场仍然还有相当大的扩容空间。 2机构投资者迅速增加,为股指期货的运行准备了合适的交易主体。股指期货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和各项规则的限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仅仅限于证券公司。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发展股市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允许三类企业入市和保险资金入市,为我国股市投资结构的优化创造了良好条件。首先,目前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已有20多家,规模都在20亿元以上,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500亿元左右,占流通市值比重约6%,成为证券市场投资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其次,券商增资扩股使券商作为投资者的力量大为增强。目前已有湘财证券、湖北证券等16家券商进行了增资扩股,资本金总额从增资扩股前的不足70亿元增加到增资扩股后的22232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资本金达到1235亿元,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资本金在10亿元以上的券商有18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第三,三类企业入市又为股市增加了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我国三类企业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实力强,三类企业的入市将极大改善我国股市投资者构成,优化投资者行为。第四,保险资金目前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股市,扩大了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促进了投资基金的发展。而且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以独立主体进入股市时,将成为股市重要的稳定力量。 3法律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有助于股指期货的风险控制,首先是《证券法》的实施,为股市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其次,与证券市场密切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会计准则》等的逐步完备,也有助于股市运行的规范发展。第三,伴随着股市的成长,经历了股市上各种风风雨雨,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手段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这些都为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监控体系和法制环境。 三、我国实施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 1股指期货的国际现状及其借鉴。 在亚洲地区,中国大陆金融市场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此外,美国是世界上金融衍生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我们选择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金融衍生市场作为比较与借鉴对象,以构造出符合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发展现状的比较完善的股指期货方案。从表1可知,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股指期货交易都集中在一个交易所内,而美国却分散于各个期货交易所,并且每个期交所拥有不同的标的指数,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采用标准。普尔指数,而纽约期货交易所采用纽交所综合指数等。从股指期货的合约看,包含内容都相一致,但具体量化指标有所差异。表1股指期货的国际比较国家(地区)股指期货开设时间交易所美国香港新加坡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S&P500)824日经225指数期货(Nikkei225)909主要市场指数期货(MMI)844价值线指数期货(VLF)822纽交所综合指数期货(NYSE)825欧洲顶尖指数期货(Eurotop)9210恒生指数期货(HIS)865台湾指数期货985日经225股指期货86道。琼斯台湾股指期货971摩根。斯坦利台湾股指期货971泰国股指期货9810马来西亚股指期货9811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注:上述美国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尚未包括目前正在交易的所有指数。 2我国实施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 股指期货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充分吸引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套利者的积极参与,达到“以流动性创造流动性”的目的。 (1)标的指数选择或重构。目前在考虑标的指数的选择时有两种选择:①直接以沪深两市的现有指数为标的指数,在两个市场分别推出以各自指数为标的的股指期货,即上交所推出上海综合指数期货或成分指数期货,同时在深交所推出深圳综合指数期货或成分指数期货。其优点主要在于:一是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股价指数,无需重新编制新的标的指数;二是每个市场都有最高关联度的股指期货,有利于市场投资者套期保值。②由于股价指数编制方法以及我国特有的股本结构上的原因,以现有股价指数作为标的指数有缺陷。首先,我国综合股价指数是以全部上市股票为样本,以各股票发行股数为权重,但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因而指数变动不能准确反映股价的实际变动情况。其次,两市的成分股指数虽然以样本股票的流通股数为权数,但包容股票样本过少,既缺乏市场代表性,又容易通过刻意打压和拉升高权重股操纵股市,影响市场平稳运行。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以流通股为权数的、统一的成分股指数,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标的指数。 (2)合约规模。股指期货的交易主体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资金规模较大的专业投资者,因此每张合约价值的设计也应满足机构投资者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可以设定为50×标的指数。 (3)最小报价单位。最小报价单位是指股指期货交易中每次报价变动的最小单位。为了增加市场流动性,可将最小报价单位定为05个指数点,即25元人民币。 (4)合约交割月份。可直接采用国际上通行作法,以3、6、9、12月作为股指期货合约交割月份。 (5)保证金水平。鉴于我国股市价格波动较大,在开办股指期货交易初期,其保证金比率可先设定为20%—30%.随着股指期货交易的逐步成熟,保证金率再逐步降低。为了增加股指期货交易的流动性,应允许用现金、国债等多种支付手段作为保证金。 (6)每日涨跌幅限制。由于推出股指期货初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把涨跌幅限制在10%以内,以后随着交易、监管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可以考虑适当放宽。 (7)交易所选择。目前国际上趋向于证券交易所和金融衍生交易所的合并,如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德国期货交易所、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和瑞典衍生产品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荷兰衍生金融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期交所的合并等。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交易所地理位置的优势不复存在,交易所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为投资者提供快捷、低成本的管理各种复杂的交易策略的能力,专业化和分割化的架构模式越来越失去效率。适应这种国际上的演变趋势,提高交易所运作效率,我国应把股指期货交易直接放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这既有利于投资者管理复杂的交易策略,也符合我国推出股指期货这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初衷。 四、股指期货的投资方式选择 股指期货市场上存在着三类交易者: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套利者。套期保值者主要是为了降低已经面临的风险,投机者通过预期资产价格的变动来获取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而套利者则通过瞬间进入两个市场的交易,锁定一个无风险的收益。与此相对应,存在着多种投资方式。 (1)指数套利。大量指数套利者的存在能够促使股票指数理性调整。即使在成熟市场上,股指期货价格仍会出现偏离,而出现市场套利机会。在我国股指期货开办之初,实际价格对理论价格的偏离机会将会较多,指数套利将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投资活动。无风险指数套利的关键在于判断两个市场的价格差异。对股指期货而言,就是要判断股指期货的实际价格与相对应的理论价格之间的差异。当期货实际价格大于理论价格时,卖出指数期货,买入指数中的成分股组合,以此可获得无风险套利收益。当期货实际价格低于理论价格时,买入指数期货,卖出指数中的成分股组合,以此获得无风险套利收益。 (2)套期保值。套期保值有两类:一是空头套期保值,持有股指期货合约的空头,对现有股票的投资组合进行保值;二是多头套期保值,即持有股指期货合约,卖空股票组合。由于我国还没有作空机制,投资者只能进行空头套期保值。套期保值中关键有两点:合约选择和套期比率。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后,一般只能获得无风险利率。合约选择主要是合约期限的选择,一般遵循交割日最近原则,即选择与套期保值到期日之后最接近的那个交割月份。 最优套期比率的决定如下:定义ΔP=P2-P1为套期保值期限内股票组合的价格变化,ΔF=F2-F1为套期保值期限内股指期货价格变化。ρ为ΔP和ΔF之间的相关系数,σP和σF分别为ΔP和ΔF的标准差,N为套期比率。在套期保值期内,投资资产的价值变化为:ΔP-NΔF. 令P是投资于股票组合的资金总量,F是单个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则ΔP/P、ΔF/F即投资者收益率的变化。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通过ΔP/P和ΔF/F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得出β系数。并且有:ΔP/P=a+βΔF/F.代入上式,ΔP-NΔF=aP+βΔF/FP-NΔF.只有当βΔF/FP-NΔF=0时,(ΔP-NΔF)的价格变化方差最小,保值效果最优。此时有:N=β(P/F)。 (3)不完全套期保值。投资者并非一定要在套期保值与指数套利之间选择,还可以通过改变买卖股指期货的份数,来改变整个组合与市场的相关性,即β值的大小。把β降低为β1时,卖出股指期货合约的数量为:(β-β1)P/F.把β增加到β2时,购买股指期货合约的数量为:(β2-β)P/F. (4)直接针对股指期货的投资。由于高杠杆比率的作用,此投资方式风险较高,但收益较大。事实上,目前在发达金融衍生市场上,股指期货的交易者中,此类投机者最多,它们承担了套期保值者转移的风险,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与股票组合的投资相比,股指期货的投资有如下优点:一是不需要花费精力于个股的选择;二是充分运用高杠杆比率,获得高额投资收益。 五、优化制度环境促进规范发展 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效率的提高,必须要有一整套“互补性制度安排”作出保证。股指期货交易与整个证券市场的外部环境关系密切,需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和技术问题,因此在推出股指期货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关制度。 1法律法规的完善 考虑到《证券法》制定时国际金融形势的背景,和对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担忧,我国《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同时,《证券法》总则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应用指南》中对该条款的解释是:“证券法是按照以下原则来确定所调整的证券种类的:一是证券法调整的证券应限于资本证券,其基本形式为股权凭证(如股票、投资基金券等)和债券凭证(如公司债券、金融债券、政府债券等),这两类证券是我国证券市场交易的基本品种,已有了一定的经验。而对于证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暂不列入本法的调整范围”。因此,由于历史原因和经验上的限制,我国股指期货这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没有包括在《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股指期货交易若由《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行规范,则又与现在设立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或初衷相违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目前设立股指期货主要在于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提高市场的运作效率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若放在期货交易所进行,不利于证券投资机构(包括三类企业)回避风险。我们认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冲突,但现阶段开设股指期货交易明显存在着法律上的缺陷。但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国际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宜在适当时机对相关法律条文作出修正。 2引入做空机制,完善市场运行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状况导致了市场不对称问题。因为股指期货交易具有作多和作空的双向性,与之对应的股票现货市场却只能作多,这样形成了单边套期保值,即只能进行买进股票、卖出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但当股指期货价格被低估时,却无法通过“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影响市场自动调整价格的功能。因此,应在条件成熟时引入股票卖空机制。为防止卖空交易出现的风险,可以通过高保证金比率进行有效控制。 3优化股权结构,促使股指平稳运行 为了使股指期货能够准确反映股票价格的变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投资者的套期保值,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选择应该选择流通股作为权重。但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构建选择流通股作为权重也存在着股权结构缺陷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固有的不足,存在着相当比重的非流通股,而这些非流通股正是要解决的对象。在将来逐步降低流通股比重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股价不变的情况下股指却随着流通股比重的增加而上升,股指期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这样无疑会降低投资者套期保值效果。于是,要在流通股作为权重的情况下,消除股权结构优化对标的指数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技术层面上,交易所采用“派式连锁”计算法,在非流通股转为新流通股的上市当日,其市值不计入指数。而在第二天开盘前自动计入指数,从而消除了非流通股上市对指数的冲击;二是制度层面上,现有上市公司要加快股权结构优化的步伐,新上市公司应在股权结构上提出规范要求,防止重蹈覆辙。 4加强监管,控制交易风险 (1)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负面影响 股指期货虽然能使单个投资者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个市场的风险却只能转移而无法消除,在一定情况下,市场整体风险反而可能增加。股指期货交易具有“双面刃”性质,其对现货市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指期货交易和由此而生的指数套利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市场的稳定。1987年10月美国股灾被认为是华尔街股指期货程序化交易所致;1987年香港联交所的股灾也认为是恒生指数期货引起。尽管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并非是因果关系,但股指期货交易确实可能加剧市场波动程度。二是作为标的的股票现货和期货市场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股指期货有可能因此成为投机者操纵市场的工具。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利用股指期货冲击证券市场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股指期货的高杠杆性对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恐慌性时期,市场具有“自增强机制”,往往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2)控制交易风险的措施 技术层面上的相应规定:一是在股指期货设立初期,采用较高的保证金制度,进行逐日清算,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再逐步降低保证金比率;二是借鉴股票现货市场经验,当某一投资者持有同类股指期货合约的仓位超过一定比例时(如20%),就要向监管机关及时报告,每超过一定比率(如5%),就需要重新报告一次;三是根据各结算会员的资金实力,分类设定单个结算会员的仓位上限,防止仓位过于集中,防止出现类似于国债期货“327”那样的投机风波①;四是在券商内部推行风险价值控制体系,加强风险管理;五是在交易所内引入实时风险分析系统,全面评估清算会员的流动性状况及财务风险。 制度层面上作出相应规定:一是建立政府设立的期指平抑基金,主要用于应对整个市场因突发性事件出现恐慌局面或巨额资金的恶意投机(如对冲基金利用期指市场冲击香港)。其资金来源可通过发行受益凭证,如股票或债券等方式筹集。二是设立共同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单个会员违约时,若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损失,不足部分就以其在风险基金里的份额进行弥补。其资金主要由会员交纳,每个会员所应缴纳资金与其分类时所处位置相联系。 金融创新论文:跨世纪宏伟金融创新论文 世纪之交,有着太多的问题让人“想不到”。两德统一、苏东剧变、伊拉克突袭科威特……,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旦夕之间,至今让人捉摸不透。在经济上,20个月以前,很多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太平洋世纪”笃信不疑,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又使这一憧憬终成梦幻,一些煞费苦心总结出来的“东亚经验”竟随之成为失败的教训!在98年初人们还在争论知识经济时代有无商业周期,而现在是否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衰退又成为经济学家的热门论题。在另一个大陆,就在几个月前,多数人还认为在政治分立的情形下将10多个发达国家的货币归于一统简直是“不可想象”,而现在欧元却已经成为现实。 一 倘若从大的时空着眼,欧元的诞生或可看成协调技术革命与制度空缺之间矛盾的结果。二十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引致生产突飞猛进,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在交往扩大的情况下却没有一套规则来约束各国的行为,于是各国自行其是,终于利益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引发了战争,在1914—1945短短的三十二年间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鉴于此,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有识之士便着手设计战后的国际秩序,希图通过一整套制度或规则来制衡各国的行为。联合国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而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冲击最大,经济政治又颇多相近之处,所以历史最终选择欧洲作为人类合作的试验田。 要进行经济合作,统一市场,达到真正的自由贸易,就必须保证交易媒介——货币以及汇率的稳定。不稳定的汇率,且不论增加交易成本,还往往成为商品倾销和某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理由。因为汇率不稳,进出口商对贸易的前景及收益难以判定,贸易成效的透明度欠缺;贬值国借贬值推动出口,进行外汇倾销,而升值国因收支恶化不得不以非关税壁垒阻止,诱发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要达到汇率稳定,也可以不通过单一货币来解决,比如通过国与国之间达成的汇率安排来达此目的。事实上,欧洲正是这样做了,1979年建成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便是出于这个想法。但EMS存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平价网需要不定期调整,也即双边汇率有可能变动。这样市场上的微观经济主体还得为可能的汇率变动支付保值等各种金融交易费用。二是EMS下汇率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人们对强币的偏好,使得调节汇率的义务只能落在弱币国肩上,其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只能跟随德国的货币政策。作为这一问题的预防机制的差异指标体系,最终由于人们对低通胀的喜爱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消除欧洲内部贸易自由流通的货币金融瓶颈,欧洲人才敢为天下先,走统一货币的道路。 二 欧元能否如期推出,曾经是全球争论的热门话题,现在欧元既出,这一问题便被欧元能否稳定所替代。根据流行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在不兑现的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能否稳定取决于货币管理当局——中央银行。所以对于欧元的未来,人们总是聚焦于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人自然明白这一点,为欧洲中央银行精心设计了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货币政策目标的唯一性和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马约》第105明确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第107条及附件第7条指出:“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经货联盟内的所有成员国中央银行及其决策机构的成员不得向任何欧盟机构、组织、成员国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寻求或接受指令”。由此看来,假若物价稳定目标与经济增长(失业率)目标相冲突时,欧洲中央银行必然“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而不论失业率有多高。 实践中的欧洲中央银行果真如此执拗吗?现代中央银行理论认为,信誉是一国中央银行成功的基石,对于老牌中央银行来说,有其“历史记录”来使人们相信自己,而新兴中央银行则只能靠“言语”来表达自己。欧洲中央银行刚刚创设,迫切需要确立其信誉,所以一再强调目标的唯一性。也即,实际运作中的中央银行将不会如《马约》规定的那样保持高度独立性和刻意维持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或失业率将常常左右其货币政策。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欧元区并不能消除通货膨胀,达到战后德国那样的物价高度稳定。 从即期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挥之不去,全球金融市场跌宕起伏,欧元前景是否因此而渺茫?不会的,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恰恰有利于欧元的催生:一是全球面临通货紧缩的情势,使得欧洲中央银行可以“自动”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物价稳定,因为多年来正如黄达先生所言“我们总是崩紧一根弦”;二是国际投机分子的力量遭到了削弱,其手法已为外界所熟悉,这使得欧元可以免遭投机势力的洗劫。 三 围绕着欧元问题的方方面面曾经引发了无数次争论,但对于欧元的引入将会创造一个统一而高效的欧洲金融市场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欧盟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市场,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目前并不很高,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仍然是以国内机构为主体的市场。欧元的启动从消除汇率风险和促进市场惯例趋同两个方面推动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统一。统一的金融市场将使投资者获益匪浅:一是买卖差价缩小;二是由于市场容量极大,一两笔大额交易不致冲击金融市场整体价格;三是金融工具极其丰富给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欧洲中央银行于98年12月22日确定99年欧元启动后短期利率在2.75%-3.25%内浮动,这一举措证实了此前大多数人的推测,即欧元利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这对于筹资者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目前,欧元区11国金融资产一半以上是银行借款,而在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金融资产中的银行借款比例还不到1/4。因此,欧洲金融市场债务证券化的潜力很大。同时,由于消除了汇率风险,投资者对信用风险具有更大的承受力,对信用等级AA以下的公司的需求将增加,这将改变目前欧洲债券市场由AA和AAA信用等级的发行者所主宰的局面。从实践上看,欧元已在1998成为世界范围内债务发行的第三大币种。在98年,世界债券中有11·5%按欧洲货币单位(ECU)标值,在普遍性方面仅次于美元与德国马克,而名列第三,领先于英镑与法郎。 即便是政府债券市场,尽管看上去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市政债券市场(各州根据自己的信用级别和税率给自己的债券定价),但现实欧洲各国债券的价格和评级却趋于一致,在德国、法国、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所以,用同样货币标价的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势必会形成同样的交易实践和市场惯例,也即欧元政府债券市场仍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与统一性。 1999年开始,欧元区已发行的股票将转换为欧元计价。股票的发行和交易主要受各国股票交易所的监管,在上市公司财务稽查、投资利润的课税等方面,各国也都有不同的规定。因此,欧元的实施,虽将消除股票地域上的许多限制和不便,但因涉及的范围太大,尤其是因为投资人的投资习惯不易改变,所以短期内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冲击,较债券市场和银行保险业为小。但长期来看,随着由欧元启动而促进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欧洲股票市场将急剧扩容,预计今后5年之内将有总额近1250亿美元的股票进入市场,各国对机构投资者管制的放松也将有力地推动这一趋势。股票市场联成一体之后,筹资者可在欧元区全境选择股票交易所上市,而投资者也可在一致的经济基础上对欧元区全境的公司进行比较,前者加剧了各股票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所以有了98年的伦敦与法兰克福两家股票交易所的联姻,后者则给上市公司增加了压力。 利率是一切衍生金融交易的产生之源,当只有欧元利率的时候,衍生金融契约将会减少,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货币衍生金融工具也将不复存在。这可能引起欧洲3个最大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德国期货交易所(DTB)和法国国际期货市场(MATIF)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小的交易所将力图建立技术联系和普遍适用的结算程序来抗衡。 欧元的出现将进一步加大金价下跌的压力曾被认为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欧元启动将造成黄金被大量抛售的威胁论只是危言耸听。首先,《马约》并未明确规定各成员国的黄金储备是否应该或在多大程度上转存于欧洲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就双双表示没有任何出售黄金的意图。其次,欧元区对于黄金储备有着传统偏好,其持有的黄金储备多于美国,亦是日本的10倍之多,法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外汇储备,在哪里黄金被认为是替代走势趋软的美元或者流动性差的日元的尚好选择,因而未来这些国家降低黄金储备地位的可能性不大。也许黄金价格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下降,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欧元启动会对黄金价格产生任何长期影响。毕竟欧元启动影响国际投资各个领域,而并非只对于黄金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家谈得多还是欧元与美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触发的国际金融格局的变迁。单一货币之后,欧洲11国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屹立于世界。1997年欧盟15国(英国、希腊、丹麦和瑞典在1998年5月2—3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没有搭上欧元头班车)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贸易份额分别为8.63万亿美元和21%,这两项指标均超过美国的7.3万亿美元和20%。经济实力决定一国货币的强弱,现在欧元出台,对美元的主流国际货币地位是否构成挑战?几乎很少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欧元能否抢占美元的地盘。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货币经济体之后,将欧元视为目标货币的国家货币是否会显著增多?首先是中欧、东欧国家的货币将与欧元持钩,匈亚利弗林特、捷克克朗、波兰兹罗提目前已有这种意愿,欧盟东扩加强了这一趋势。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虽然客观上有钉住欧元的需要,但黄金、石油美元定价的惯性将妨碍欧元成为卢布的目标货币。部分中东、北非的货币也将率先与欧元挂钩。现在以色列、土耳其和摩洛哥已经扩大了欧币在其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并且后两个国家还表达了加入欧盟的意愿。至于沙特,作为产油国,它不可能成为欧元区,而南非由于产金的缘故则会由现在的马克区转换成美元区。 亚洲一直是美元、日元相互争雄的地方,欧币难以插足。由于97亚洲货币危机的冲击,亚洲货币与美元的关系已明显弱化,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尽管理论上日元应成为这一地区的目标货币,而事实上日元将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所以,亚洲货币危机的结果,仅仅使这一地区汇率安排弹性化,却不能表明欧元将插足亚洲。 至于拉美,其美元区的角色不会改变。目前仅仅智利比索以篮子货币定值,美元比重在50%以下,而且最近其美元比重又有所回升。 也即,欧元作为目标货币有扩大的趋势,但会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浮动汇率制度的盛行,钉住汇率制将继续退缩;二是欧元区将为美元区所包围,后者涵盖南北美洲、亚洲、波斯湾以致澳州,这一固有美元领域很难为欧元所突破。同样,未来全球一半的外汇交易将涉及欧元,但几乎所有的外汇交易都会涉及美元;在国际贸易方面,欧元的核算手段职能也局限于欧元区内,而不可能象美元那样被广泛当作核算手段。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最近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伊森贝赫先生说了一句令很多人费解的话“欧元产生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跌反升”,道理不言自明:欧元出现后,欧洲内部的外汇交易、官方储备、国际贸易核算由于货币的统一而不存在了,也即以全球来计算,这些数字缩小了;而这时欧元并没有夺得美元固有的市场,从而在分母减小的情况下,美元的份额或称国际地位反得以提高。 五 欧元启动,自然是好处多多,这已被欧洲人不厌其烦地论说过。比如消除货币兑换和管理成本,这一成本现在每年约为131亿到192亿ECU,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4%左右;削减目前跨国界银行支付承担的费用和浪费的时间,这一费用估计每年约为13亿ECU,约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5%;消除外汇变动风险,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而1992年的欧洲汇市动荡,就使欧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0.25%-0.5%,使150万个就业机会丧失;促成欧盟单一市场的真正形成,只有在联盟内部实行统一的货币,才真正谈得上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同时,欧元的崛起,也为区外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国际投融资等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机会。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本身的开创性而导致欧元运行隐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欧元启动后欧盟区的经济政治演绎态势,对全球经济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一些国际知名人士诸如马丁·费尔德斯坦、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索罗斯、保罗·克鲁格曼以及撒切尔夫人等都曾对欧元作过措辞激烈的批评,尤其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甚至将欧元的负面效应上升到“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美好前程”的高度。 也许最大的负面影响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欧元有可能加剧国际汇市的波动性。由于种种不确定性的存在,特别是市场对欧洲中央银行的特性需要一个认知过程,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割,ERMⅡ的存在,外加当前国际上浮动汇率制的盛行,决定了欧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一种波动度较大的货币。再有如果恰如保罗·沃尔克所说美欧对欧元/美元汇率采取一种“忽视”态度,那么今天美元/日圆汇率大起大落的局面就会在欧元/美元汇率上重演。二是在美元的至尊地位受到挑战之后,美国不再愿意处于全球最大逆差国地位,由此而转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世界经济将是极为不利的。 六 对比20年前,欧洲货币体系建立时,国内几乎是闻所未闻,而今天的欧元则一直是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确实已走向世界。欧元之于中国经济,泛泛而论,若欧元果真如欧洲人所期待的那样,促进欧洲内部经济的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外部国家的中国亦可籍此得到好处;同时,欧洲内部的经济整合也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构成竞争。细言之,对于中欧贸易,欧元的出台,短期而言是挑战大于机遇,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欧盟扩大化所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以及中国外贸体制所固有的弊病;在中国引资方面,欧元未必会促使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但却有利于中国对欧进行证券融资;欧元强势,使中国多了一重选择,长期内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也便于降低中国的外债风险,促进中国储备结构的优化。至于中国的应对策略,还得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宏观方面要以欧元出台为契机,争取欧盟采取对华有利的贸易政策;微观方面要与中国的银行业一道,辅导中国的企业去适应欧元,最大限度地利用货币一体化所创造的机会。 人类史上并不乏货币统一的先例,但往往伴随的是主权的统一,欧元的光辉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主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了货币整合。八十年代是金融创新的年代,“把不同金融工具的特性加以分解,再各取所需重新组合”——这便是金融创新的本质含义,但这只能看作是微观金融创新。九十年代,金融全球化滚滚而来,“金融全球化乃指全球金融交易活动、风险发生机制日益联系紧密的一种状态”——这是我对金融全球化所下的定义,当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密不可分时,最基础的金融工具——货币的分割无疑是阻滞金融交易的最大障碍,也是金融风险的集中栖息地,所以统一货币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最近媒体已有报道世界不少地区如南美、白俄正就货币统一而跃跃欲试。从这个意义看,欧元的诞生是20年金融创新浪潮的最高成就,吹响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宏观金融整合的号角 金融创新论文:新型农村金融创新论文 一、账户对多种金融制度的优化整合 传统的养老保险基金成长为新型养老保险基金,是一个质的飞跃,其间要经过对多种金融制度投资功能和避险功能的优化整合。所涉及的金融制度包括: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银行储蓄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等。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制度作分析和比较: 其一,产权属性。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福利性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统包,个人不具有产权。①储蓄存款、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②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属于个人资产,国家有可能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其二,政策性质。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鼓励性个人储蓄款与现收现付制相结合的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皆属于“社会政策”;但前者属于“收入社会政策”,后者包含“资产社会政策”因素。纯粹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看不属于“社会政策”。这是因为,从国家允许市场进入养老保险行业的政策的许可性上来看,商业养老保险模式也成为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的渠道之一,但它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如果没有企业愿意进入,这一模式将不会发挥养老作用。纯粹储蓄存款尽管不排除用以养老的可能,但其目的的发散性太强。 其三,个人投资性。产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个人投资性”,所谓“个人投资性”是指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或投资委托权。很显然,纯粹储蓄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具有个人投资性;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的目的是为养老储备购买力或消费力,但有的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也进行了储蓄分红等制度安排,因而该模式也可以有个人投资性;投资基金具有典型的投资性;传统的社会养老模式和现行农村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则不具有“个人投资性”。 其四,个人投资收益的稳固性和风险性。不具有个人投资性的也谈不上个人受益问题。个人纯粹储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收益均依据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利率。有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则通过协议性存款安排锁定了收益。商业性养老保险模式可能有固定和浮动两种可能。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也可以投资于产业,是一种组合投资,收益高、风险较银行储蓄大,但可以通过组合消解非系统风险。 其五,共济程度。以往对于共济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本文此处特别予以分析。共济可以细分为“市场化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转移支付性共济”三种类型。为了分析方便,在共济“专业化”条件下,文章将“市场化共济”等同于“自愿性共济”。③“市场化共济”通过大数法则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并与专业机构共同分担“系统化风险”。“强制性共济”由国家(或行政机构)强制要求辖区内的合格对象加入共济组织。一般来说,“强制性共济”在风险消除方面与“合作互助式共济”有共性,“系统性风险”不能转移,但却节省了风险转移“对价”。“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是“强制性共济”的深化,当共济制度中存在“政府兜底机制”安排时,“强制性共济”就演化为“政府转移性共济”。显而易见,个人纯粹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不具有共济性;④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只具有“市场型共济性”;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和现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具有“强制型共济性”或“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性”。 其六,功能分析。只要能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国家应当都是支持的;但如果个人或市场不能有效加以解决,国家将亲自成立相关组织。纯粹储蓄存款模式、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⑤国家没有参与组织;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现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不但组织,而且从监管、管理到操作性过程,都由国家统揽,甚至有财政兜底机制。纯粹性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存在较强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企业参与了投资和消解风险过程,获得相应回报;现存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下,只在保费增值方面有微弱的专业化分工;⑥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不存在分工和企业盈利。在传统社会养老模式下,个人只获得避险或养老保障效应;而在储蓄存款、现存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等模式中,个人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获得避险、个人资产、投资收益等综合效应。 其七,避险原理。这可以从上文的论述中有所领悟。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养老风险;纯粹储蓄存款模式下,基本不具有避险功能;⑦现行农保制度在现收现付制下,存在代际风险共担机制,但在向个人累积账户过渡的条件下,未来给付压力最终将由政府兜底;⑧投资基金模式下,利用了集合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也利用专业化分工机制降低风险。 其八,公平效率评价。根据解决养老问题的程度和模式中基金的安全、管理、增值效率和功能复合程度,可以对这几种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及其效应程度加以客观评价。要说明的是,只有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才涉及公平性。若以“零”、“弱”、“中”、“强”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性化度量,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和现存农保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具有强公平性、低效率性;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只涉及效率,不涉及公平评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以上金融制度优点的优化整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坚持资产社会政策,吸取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存款、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资产所有权特点。除“调剂账户”外,“基本账户”和“机动账户”都归个人所有。其二,发挥市场性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兜底共济三重机制。共济的目的是消除、降低和转移风险,保障养老资源的安全和增值。“基本账户”和“调剂账户”同时具有三重机制。“机动账户”拥有“市场性共济”特征。其三,吸收投资基金中信托投资功能和收益权功能。⑨由个人账户享有投资收益,采用个人决策投资、政府决策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如,借鉴集合投资的大数法则原理,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利用“强制性共济”节约保险成本,拓展保险广度,实施代际之间资源的最佳配置;保留政府兜底机制防止投资风险、保证保险资源购买力。其四,监管、管理、操作职能细分,行政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以避免监管中的“合谋现象”,防止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强化基金安全和增值责任。通过对现存金融制度避险优势和投资优势的吸收整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可以收到“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有机结合。 二、账户所有者的“贷款权”权能 所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账户的贷款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了诱导参与“基本账户”者的积极性,收到“尽力参保”的效果,法律规定,凡是有资格在“机动账户”中存款者,政府允许其以该账户为抵押申请生产性贷款和应急性贷款,并按照一定比率配款,利率优惠。二是由于大数法则和养老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为了减轻政府在“基本账户”中的兜底负担,法律规定,投保者有权利按一定利率获得政府专用贷款,以充实“基本账户”个人额定余额。本文主要论述第一层含义。 设置第一层含义贷款权能的原因如下: 1.在现存条件下,所有者自行管理账户的时机还不大成熟。可以通过一定契约,将账户中的资产贷给个人灵活管理。一是制度运行初期,“政府一市场”双重管理模式尚无成熟经验,信息卡的运行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个人暂时不宜过早介入个人账户管理。二是个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农民要学会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尚待时日,若自我管理账户,可能会增大账户“充实度”下降的风险。 2.证券类投资对象还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一方面经济主体尚未有足够的信誉积累期,以充分展示期信誉级别;另一方面人们缺乏信誉资源意识,毁誉现象严重。加之人们对金融经济的虚拟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刻,造成股票市场的运行极其不规范;债券市场还比较薄弱;银行也处在深层体制变革时期,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在个人投资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以这些虚拟资产为投资对象,会隐藏巨大的风险隐患。 3.个人投资成本太高。首先,个人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小,无法进行有效种类或数量的投资组合,将失去集合投资下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其次,个人投资非专家理财,信息收集成本太高。 4.农民对贷款存在迫切需求。一方面,由于农民贷款额度小、风险大、缺乏担保等原因,农民存在贷款难问题,对于农民来说,贷款权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安排,农民收入水平长期较低,在住房、教育(子女)、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社会政策安排。加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具有紧迫性、频繁性、突发性,⑩贷款权能的配置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需求。 5.呼图壁模式的经验借鉴。呼图壁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在发展生产急需资金时,用个养老保险证办理质押短期贷款,利率与同期贷款利率相同。从1997年到2004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980多万元,年平均利息收益达百万元,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基金从1100万元增加到2100多万元,基金几乎翻了一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6.防止“机动账户”激励过度。以免增加配款压力和支付负担,可以通过配款额度和收益率随缴费金额逐渐下降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1]三、账户体系的“代际”融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一系列个人账户,有个人退休账户、个人训练账户、教育储蓄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新加坡的公积金账户兼住房、养老、医疗等多用途消费,具有综合效应。[2]资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启发中国建立“个人资产账户”。采用新加坡的综合模式,还是采用美国的分立模式?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暂时适宜于“分立模式”。这是因为:(1)根据“路径依赖原理”,中国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保障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在向新制度过渡过程中,也应采取“先分后合”的模式,以便先把握中国环境中各种账户的运行规律,然后再分组融合。(2)代际资产转换理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资产账户适度分立的必要性。有些账户单独存在,有利于代际之间的互助和资产转换,提高养老资源的效率。 “代际资产转换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契约“显性化”,有利于提高“抚养”、“赡养”的实施效用。根据人生融资需求规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次信用期”,分别对应“上接受期信用账户”、“给予期信用账户”和“下接受期信用账户”。中国的“教育储蓄”,相当于“上接受期账户”,养老保险的“个人累积账户”则相当于第二、三次信用账户。“三次信用账户”间的信用互助和资产转换,可以平滑代际之间的信用需求,有利于各代的成长或养老互助。 四、账户体系的“结构金融”功能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资产作为信用交易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账户”有稳定的现金流,“机动账户”和“调剂账户”在一定的信托契约下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可以此为支撑发行证券,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现金流,以加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减少制度建立的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1.“代际补偿理论”。上文提到的“资产转换理论”局限于家庭内部。代际互助产生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和以家庭为纽带的生活生产特征,代际信用互助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换行为货币化、违约普遍化等因素。而“代际补偿理论”则超出家庭范围,在区域、行业、群体等多层次间展开。这里着重强调,在制度转轨背景下,新型农保制度实行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相互补偿。在构建农保制度过程中,年龄较大者曾在旧制度运行中做出过贡献,经济体制转轨使得其既得福利遭到了损害,年龄较轻者则是新型农保制度的受益者。总体规律是年龄越轻者,农保制度越健全,受益越大。作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后期受益者应为前期受损者分担一部分制度转轨和制度建设成本。况且,随着经济发展,后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货币的边际成本较小,鼓励下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是一种福利上的帕累托改进。其实现方式则是将后代参保者的部分账户或账户中的部分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现金流为前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 2.“代内资产转换理论”。该理论的本质是“代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人的养老行为与养老前的建设和消费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理性的建设和消费行为应当遵循“代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一方面人从生到死是资产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过程。其中不乏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交织,但若能达到“临终时资源也刚好消费完”的状态,则是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资源运用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资源的流动性越强,就越容易达到以上境界。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资源的流动性具有非均衡性:“非耐用品”的流动性较强;而“耐用品”的流动性则较差。人的一生中,房屋是最典型的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出现临终时,存在“住房资源剩余”的难题。住房产权证券化,不但可以改善住房的流动性,解决“临终住房余额”难题,还可以利用其现金流充实养老账户,缓解住房建设时期对养老资源的“挤出效应”。 五、结论 优化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保制度优化任务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背景条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必须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拓宽思路才有可能有创新性政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如下特点: 1.将传统养老问题和个人资产建设进行整合。使消费和投资、政府和市场、一般养老和消除贫困在新型农保制度中融合。 2.对现存金融制度加以分析整合。构造“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农保制度。 3.通过“机动账户”的“贷款权”进行权能设置。诱导农民尽力充实“基本账户”,用激励机制放大农民尽力参保的积极性。 4.“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调剂和信用互助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养老效率和人类繁衍质量。 5.账户体系的证券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是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论文:开放银行业金融创新论文 摘要:在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金融创新乏力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金融创新是新世纪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开放趋势下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中,由于现实存在的监管滞后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本文提出了监管制度创新的构想,并就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原则与方向问题进行现实的探索。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历史,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分析,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法律,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优秀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高潮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网络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电子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内容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经济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5.渐次放松并逐步取消各类金融管制活动。一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尽快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二是逐步放松汇率管制。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资本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都要求我们尽快放松汇率管制。 6.尽快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为金融创新风险的有效处置建立公共安全设施。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决不容忽视,因此必须预先建立相应的公共安全设施,一方面有利于及早防范和和处置因金融创新失败引致的风险苗头和风险隐患;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处置,抵消和控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创新的信心。一是尽快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二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创新论文:论金融创新论文 摘要:金融创新是一项极具层次性和程序性的系统工程,金融创新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在一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内有序推进。监管当局必须制定出合理的监管对策,确保金融创新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全球金融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推动中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已成为中国金融业、特别是中央银行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已经发展成熟,基本功能都已齐备,“金融创新”往往是指金融衍生产品。但对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的国家或地区来说,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尚未建立或很不健全,基本的金融功能并未理顺及到位,“金融创新”并不全是指金融衍生产品,而是指金融市场的基本建设,指金融基本功能的建立和健全,理顺关系就是创新。因此,对我国金融业来说金融创新是一项极具层次性和程序性的系统工程,金融创新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在一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内有序推进。 毋庸置疑,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并将成为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势必也将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创新平台,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推出多样化的金融创新产品,为适应市场和自身发展采取一系列金融创新的行为组合,中国金融创新将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扩源型创新。金融业是专门经营货币资金的行业,负债经营是金融业的基本属性,能否获得充裕的资金来源是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既定的货币资金总量下,各金融机构一方面设计出各种新颖的资产及负债品种,尽可能多地吸引或争取客户,扩大自己所能支配的份额及增加营业收入;另一方面则创造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相对扩大可利用的金融资源。二是避险型创新。金融活动必须保持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不仅是金融机构生死存亡的关键,也是所有客户的第一需要。因此,转移风险、分散风险或尽可能地减轻风险便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由这个动因引发了旨在转移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增强资产流动性等各种创新活动。三是避管型创新。由于金融企业特有的高风险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国家对金融业实施了较一般产业更为全面和更为严格的管理。在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就会想方设法钻现有政策法规的空子,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推出某些业务,“合理”地规避监管。 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并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特别是对不熟悉多数创新工具的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而言,更难以鉴别或准确度量新推出的创新工具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入世后大量深层次的金融业务创新,既会促进我国金融业向现代成熟金融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也会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严峻挑战。 (一)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创新使建立在传统分业经营模式基础上的金融监管制度框架,已经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现实,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互相融合,国内金融机构大量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按照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审核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发现问题,而衍生交易等表外业务并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传统的监管方式无法施行。特别是由于对表外业务缺乏统一公认的会计标准,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种交易采用不同的会计技术处理方法,加之衍生交易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头寸的对冲实现的,即使定期检查金融机构头寸或采用其他监管方法,也难以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风险程度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 (二)金融创新打破了传统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全能银行越来越多,从而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打破了各种金融业务的分离状况,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使得各种业务越来越难以区分,金融机构向综合性和一体化发展,从而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在我国,由业务创新引致的混业经营趋势必然会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冲击,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以顺应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课题之一。 二、金融创新的监管对策选择 按照审慎性原则建立起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通过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可扩大资金来源,降低经营成本,这将对现有的资产负债及收支结构产生影响。 2.强化表外业务的风险管理。一是建立表外业务风险监测体系。既将商业银行的各项表外业务通过信用系数换算、风险加权计算后全部动态反映出来,监管部门可据此对不同银行各类表外业务的风险进行量化比较,又能将表外业务纳入金融宏观调控的范围予以监控。二是加大表外业务风险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的考核力度。将商业银行包括表外业务加权风险资产在内的全部风险权重资产纳入资产负债比例的考核,并要求金融机构在大额贷款比例管理中,将对单个企业的表内信用与表外信用之和作为授信总量来控制,以全面反映真实的风险水平。三是建立表外业务风险暴露制度,提高商业银行运行的透明度。由于表外业务的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应强制规定哪些信息必须向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披露,以便对各类风险及时发现、准确讦估、有效化解。 3.信息披露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在证券监管中,信息披露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在银行监管中,传统上并不注重信息披露问题,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快速、准确、及时、充分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对于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也日益变得重要,已成为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监管的一个基本前提,信息披露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也成为银行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金融创新论文:自贸区的金融创新问题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实施宽松的外汇管理政策,允许离岸账户内交易货币实行自由兑换,除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要求外,免存款准备金,降低对流动性比例和清偿力的要求,放宽利率波动的幅度,对金融机构不进行现场监管,只进行非现场监管,这些都有利于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国内有条件的保税港区促进相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就可创造出国内保税港区向自贸区转型中的金融自由环境,形成自贸区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环境。 1上海自贸区进行的利率 市场化试验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实施方案拥有利率市场化的内容,不仅有学界的学者,而且有经济界的个别官员在论坛上对此观点发表过否定的意见。但笔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最主要的是在岸市场已在贷款利率方面实施了利率市场化,而在存款方面尚未实施利率市场化,根本的原因在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相对较大,倘若上海自贸区顾虑其风险,不能实施存款利率市场化,那么上海自贸区实施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意义又在哪里呢?选择条件较好的金融机构进驻上海自贸区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其相对在岸的金融机构又高明在哪里呢?其实国内的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开办的海外分行(分公司),始终是在完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将其多年练就的本领运用到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如此,进驻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机构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不进行利率市场化显然不可行。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由入驻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先行一步,推进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以尽快为国内金融市场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此外,还应适当增加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进入,即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的内资金融机构,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外资金融机构,否则数量太少就会很难形成市场,利率市场化就更难于实现。 2上海自贸区的汇率自由汇兑及人民币国际化试验 笔者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汇率自由汇兑,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的重要途径仍然是通过离岸金融,具体来说主要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2010年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论坛,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夏斌先生作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主题发言,他的重要观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是离岸金融,离岸金融的重要途径是在香港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这主要是因为,在香港集聚的大量的离岸人民币资金,需要有一个回流渠道,否则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也将受到影响。然而大量的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回流内地市场会使国内市场受到冲击,需要有一道防火墙来缓冲这一冲击,而在上海和天津等国内的保税港区构建与香港大体接轨的自贸区,就可容纳大量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的回流,实现一举多得。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推动下,上海率先以开展离岸金融为抓手,来推动以汇率自由兑换为特点的人民币国际化试验。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上海自贸区的这种试验是有局限性的,即使完全成功,也会由于其空间有限而难以满足香港乃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离岸人民币资金的回流需要,还需要内地其他地方,诸如天津、深圳等自贸区建设与之相呼应,这样才能达到有序快速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 3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风险 防范不论是上海自贸区进行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自由汇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都主要以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为依托,而离岸金融相对于在岸金融风险要大得多,这就涉及不论是上海自贸区,还是内地其他地方的自贸区,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所共同面临的风险防范问题。笔者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应设立一道防火墙,即借鉴国际经验,在自贸区发展初期阶段,采取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发展模式,等到中国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采取在内外分离型基础上的渗透型发展模式。这不仅可以促进我国自贸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而且还能够带动国内一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创新论文:试论金融创新在我国的发展 试论金融创新在我国的发展 周卓阳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金融发展史实质上是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受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改革滞后的约束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充分和技术进步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金融创新速度相对落后,但入世后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为金融创新及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加快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必将推动我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制度创新;另一类是金融市场技术创新。 “创新”有三层涵义:(1)原创性创新,即思想的跃进,比如第一份期权合约的产生对于投融资行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创造;(2)整合性创新,即将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如期货合约的产生;(3)组合性创新,如蝶式期权的产生。第一种创新主要是专家型的金融家起作用,后两种创新则更需要实践型的金融家。 一、我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从20多年的创新历程可以发现,我国金融创新具有如下特征: 1、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金融创新主要是吸引、模仿和借鉴国外的管理模式和市场模式,主要表现为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基础金融产品的开发。这种创新惟一能够确定的好处是速度快,而且能够起到诱发新的创新的作用。吸收式创新的最大优点是创新成本低,主要是将国外的创新移植到中国市场。 2、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金融产品结构单一。我国负债类业务创新是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导向和主体,有较浓的计划特征,推出的产品主要以满足国有企业融资需求为主。资产类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出现以后,也主要停留在股票市场,没有形成多元化产品。 3、区域特征明显,特区和沿海城市金融管制相对宽松,市场比较发达,创新比较集中。金融组织机构高度集中,金融发展极不平衡,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金融业相对发达地区,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较为沉闷。这种格局同时加剧了国内经济的二元化特征。 4、金融创新靠外力推动,内部驱动不足。市场化的金融创新强调市场主体的内在激励,但在计划体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受到削弱,其结果是中国的金融创新以自上而下的强制式推动为主。这种创新只有在创新主体能够享受到大多数利益时才能出现,因而加剧了市场的垄断特征。在实践中的明显表现是,一方面由于监管过严,金融创新成本高昂,另一方面市场不规范,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作为金融主体的“暴利”造成了简单的数量扩张。 (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创新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快速发展金融市场,需要消除很多制约因素。 1、要消除的制约因素是薄弱的信用基础。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本身是信用高度发展的产物,离开了信用基础,金融创新根本不可能出现和存在。我国的信用机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来建立和推动的,在形式上基本属于国有信用,典型的表现是银行代表国家执行“出纳”的功能。在这种信用机制里,企业有借钱扩张、借债不还的内在动机。因而实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等)资金需求旺盛,银行“惜贷”,金融创新空间狭窄。 2、要削弱的制约因素是政府行为错位。政府行为的错位造成了金融创新成本增大,金融行为主体政策风险加大。一个成熟的驾驭市场经济的政府应该通过制度设置来健全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操作来调控市场。我们的政府往往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政府对金融创新的趋利动机等特性突出表现为,出现于市场流动性、靠强制推销的政府债券,以及不计成本的保值储蓄等。政府行为的错位还表现为金融市场立法不完善,立法缺乏前瞻性。 3、要消除的制约因素是金融创新主体风险意识薄弱、内在动因缺失。由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金融机构主体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没能有效形成,金融主体缺少风险防范意识,“避险性”创新难以展开,其他创新也是表面的和缺乏市场支撑的。 4、需要消除的制约因素是利率、汇率管制。利率是资金时间价值,是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基准。利率水平的国家管制,使货币市场创新直接受到抑制。由于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作为参照标准,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的机会成本很难计量,造成融资行为扭曲。虽然我们在20__年2月份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化利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没有市场价格,这就使得外汇套利保值创新受到制约。 5、需要消除的制约因素是金融人才短缺。人才是金融创新的主体,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增强创新的供给能力,以及促使创新成果的模仿和普及的基础。可是由于我们起步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政府推动性创新的格局一时难以改变,在巨大的政策风险之下,市场主体更偏好于投机,金融市场内部信用机制难以有效运转。 6、需要消除的制约因素是技术水平落后。新技术的运用成本一方面决定了金融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又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技术保障。受技术能力和水平的限制使得技术创新成为我国金融创新的薄弱环节。 二、我国金融创新的优势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由集中管制的计划金融运作向有管制的相对自由的市场化运作金融体制过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间有关金融的法制、法规环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这样的金融环境是创新展开的最有利时机。金融创新活动有了立法保障以后,创新活动的未来预期损失将会下降,信用价值会逐步得到体现,社会信用机制因而能够在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得到加强,信用机制和以信用机制为基础市场引导,使得金融创新可能进入快车道。 多元化金融主体的并存和壮大,会加剧竞争,导致金融创新向纵深发展。《信托法》、《银行间中间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出台,为多元金融机构的并存和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提供了指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还看到了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的趋势,银行、保险、证券、财务公司等各 种中介业务在激烈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行业间竞争的加剧在第一阶段会引导金融部门用技术壁垒谋求寡头垄断;在第二阶段,则很可能会直接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寻找技术上的先占优势,这都有利于金融创新。在金融行业内部,一些政策性、违规性盈利逐渐被堵塞,业务趋同、管理相似的粗放式经营已进入微利甚至亏损时代,依托金融创新实现业务分化与飞跃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进入WTO使中国在市场建设和管制取向上要与国际接轨;同时,外资机构的进入加剧了竞争,中国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来与之抗衡。 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金融市场的内涵式扩张和外延式扩张都会促使进一步的金融创新成为必要。中国金融市场存量巨大,但结构畸形,严重影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创新需求旺盛。目前,尽管银行8次降息,银行存款却仍高达6万多亿元,加上居民和机构1万多亿元的滞留现金,总共高达7万多亿元的资金没有合适的流向。一些金融产品如银行间市场产品、资产支持的抵押担保产品、银行中间业务等,以及股票指数期权、期货,可转换债券等创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市场环境逐步具备。市场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风险积聚使投资者避险要求增强,在缺乏卖空机制下开发套期保值工具,为投资者提供组合选择需求迫切。 投资者素质逐步提高为创新产品市场开发提供了客户基础。在间接融资市场,随着产权改革的逐步深入,盲目贷款、逃废债务的行为有所收敛,说明理性,尤其是信用理性在逐步建立;在直接融资市场,近年来投资者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由浓烈的投机气氛向注重基本面回归,投资者行为开始分化,金融产品的个性化要求出现。 三、我国金融创新的路径选择 我国金融创新总的发展路径应该是把市场主体的趋利冲动科学合理地引导到法制化的轨道上,既不压制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也不片面迁就,防止积累风险。 (一)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坚持以原创性为主 由于我国市场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异,吸纳型创新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走吸纳型创新的道路,在外资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前提下,一旦允许外资机构涌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一场灾难。中国金融创新必须从本国市场环境出发,必须坚持原创性。 赞同以吸纳型创新为主的人认为,过去在金融工具创新上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吸纳创新不规范,在操作中变动了其特性,使之丧失了所具备的特性和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CD(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基本特性是大额(如美国规定为10万美元)和流动性强,故能成为银行大宗定期负债来源和企业各类短期流动资金的依靠站,有人认为,CD引入后表现不佳,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吸纳时改变了它的两个特性—面额小和转让难,使之成了银行一种高成本吸收居民储蓄的工具。显然,引进CD的创新主体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基本特性,而是在引入时缺乏结合国情的“原创性”,在简单吸纳中忘记了中国社会的资金分布格局,造成失败。由此可见,在我国搞金融创新,如果有吸纳,一定是吸纳人家的创新思想,而不是照搬照抄。 (二)坚持走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中用权利交易代替实物交易,以便降低实物交易成本的一系列规则、方法和场所的总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是金融市场赖以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得以展开的保证。金融工具由于具有虚拟特征,很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脱离实体经济,出现我们常说的“泡沫”。因此,金融市场必须坚持走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健康道路。 (三)坚持法制化、市场化的信用制度创新 信用制度是金融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石,没有公信力的市场固然会抑制交易和投资人参与的积极性,没有公信力的市场事实上根本就不会存在下去。信用制度的建立需要这样几个渠道来完成:一是以市场化手段发展中介机构,市场竞争使中介机构在生产中介产品时投入足够的资源,同时市场秩序的维持成本(法律成本)也会较低。二是引进先进的科技支持系统,降低信息成本;三是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避免管的过多过死,要相信市场。即便是在金融创新容易引发问题的时候,也不能片面强调管制,因为没有理由认为行政力量比市场在防范风险方面更专业、更有激励。 (四)坚持以提高金融机构业务能力和运作效率为优秀的技术创新 业务趋同必然带来利润摊薄,只有坚持“精细化、特色化”的经营理念,才是业务发展的市场取向;也只有利用技术创新推动业务发展和运作效率提升,打造自身的优秀竞争力,确立市场优势,才能为金融业务整合和今后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在优化结构中防范金融创新可能诱发的风险 纵观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基本颠倒了“先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以债券为主;先初级市场后二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场外交易市场为主”的内在顺序,造成投机气氛浓烈,市场理性不足的局面。从深层次讲,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结构畸形,比如产品结构,当市场上只有少数几种可资交易的金融产品品种的时候,供需矛盾的突出,足以诱发泡沫风险。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债券市场,也就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水平,金融资本的机会成本缺乏参照,非理性的融资和非理性的投资是必然的。又比如市场结构,如果没有一个交易场所竞争的局面,期货市场、银行间市场、货币市场、汇率市场以及证券市场就无法通过交易规则的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交易,交易规则就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更重要的是,交易规则的漏洞经常使得人们在金融市场交易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发生扭曲,这会抑制创新,挫伤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四、我国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 (一)制度创新。国有商业银行要使自身的经营管理焕发全新的活力,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一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推动股份制改造,完善现代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向现代化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增强其经营活力和竞争力;二要在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我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的融合,与国际接轨,实行国际通行的全能银行制度;三是在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上进行创新,以经营效益为优秀,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现代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 (二)体制创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是银行低效经营和资产质量欠佳,产生大量冗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有商业银行要走出困境,就应当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在管理体制上改革创新,彻底解决机构臃肿、决策缓慢、管理技术落后等问题,使银行管理体制尽快与市场经济适应,做到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三)产品创新。国有商业银行要紧跟市场需求,研究客户需求变化,寻找金融产品的创新点,积极开发新产品。可联合其他商业银行对企业或项目进行集团贷款,并购贷款,可以以客户应收账款为抵押开展保险业务等,要积极开发个人银行业务新产品,使其更具适用性、灵活性,应当积极开发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探索存贷款、证券、支付清算、外汇、保险、租赁与咨询等全能银行业务的途径,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金融百货公司”。 (四)服务创新。在金融市场呈现全面竞争的今天,谁的经营理念转变的快,适应变化的市场和需要,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谁就能赢得市场、赢得客户、实现有效益、高质量的发展。要通过细分市场,建立分层次的客户服务系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咨询、投资顾问和理财咨询等服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通过认真听取客户意见,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的忠诚度;通过优质客户的增加和客户对银行依赖程度的加深,挖掘客户的贡献度。 金融创新论文: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1、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的现状 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农村信用社改革体制、改善管理、改进服务,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逐步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特别是从20__年以来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使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更为活跃,主要表现在: (1)农村信用社产品与服务创新取得了很大进展。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业务创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基础上积极创新,同时在中间业务领域相继推出了银行卡、信息咨询、理财业务等金融产品。这些新兴的金融产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而且拓展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空间,拓宽了农村信用社的盈利渠道。在服务方面,农村信用社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改善了信用社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传统的“银行至上”的服务形象发生了重大转变,服务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2)农村信用社管理素质与管理水平取得很大进展。20__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等8个省(市)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在管理体制、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一次全面改革。20__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在除海南和西藏以外的21个省(区、市)全面推开。在传统的“三性”原则基础上,引入全面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率管理等方法的基础上,20__年,中国银监会整体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改造现有金融机构,鼓励培育新的金融机构,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20__年初开始,全国农信社系统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贷款实行“五级”分类。农村信用社系统展开了从高管人员的大规模培训,大量的农村信用社的基层高管人员被轮流培训,到大型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进行工作实践,大银行抽调上百人分赴各省指导五级分类,农信社六十万员工的业务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通过实行五级分类,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与商业银行的标准达到了统一。 (3)农村信用社电子化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强。农村信用社在计算机方面的应用与工、农、中、建等商业银行相比起步较晚,起初主要应用在对外营业上。现在,农村信用社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金融电子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以网络为依托,先后开展了电子联行及各类代收、代付等业务。除联行外,对外营业的电子化水平基本能够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平。同时,管理信息化在业务工作中的应用进一步加强。通过管理信息的及时反馈,农村信用社增加了经营收益,降低了经营风险,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工作效率。 2、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农村信用社依然面临着资产质量较差、经营效益不好、资本充足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等诸多问题。相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起了步,上了路,水准低,不平衡”(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语)的现实状况,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的能力更为落后,主要表现在: (1)金融创新观念缺乏。目前,很多农村信用社还没有真正树立起金融服务的观念,依然存在安于现状、保守求稳的心态。这种观念的存在导致其经营核算意识不强,工作开拓性差,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寻找金融创新的切入点,而是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应付上级的考核,缺乏金融创新观念。 (2)高素质金融人才严重缺乏。金融创新对金融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高,需要从业人员具备现代金融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风险防范意识。没有思想观念新、竞争意识强、具有丰富金融知识和直接操作经验、精通业务的高素质人才,银行等金融机构很难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农村信用社地处广阔的农村,对计算机、国际金融、企业管理、投资、保险等高素质人才缺乏吸引力,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的开展。 (3)金融服务品种单一,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和特色性创新少。当前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品种单一,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 满足农户信贷资金需求的信贷品种较少,金融创新主要是模仿、借鉴国内商业银行的做法,以吸纳性创新为主,有特色和原创性创新很少,创新产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金融创新工具只是极少数,同时创新层次低,创新主要表现为简单的数量扩张。 (4)金融技术创新有限,金融工具创新能力不强。国有商业银行老牌资深、实力雄厚,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业务网络,电子化程度较高,资金调拨灵活,在“硬件”上比农村信用社先进的多。同时它们采用国际金融领域已有的金融创新成果,再加上服务意识强,在“软件”上也比农村信用社先进。农村信用社由于科技人才的缺乏,观念落后,不舍得在电子化建设上投入,导致农村信用社金融工具科技含量低,竞争力不强,金融创新处于初级阶段。 (5)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目前,监管部门对农村信用社在金融创新方面的监管还不到位,不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仍不健全,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仍很落后,还没有将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活动监管纳入正常轨道。 金融创新论文:金融创新风险与防范研究 [摘要]金融创新为微观金融主体提供规避风险和获利手段,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推进经济金融发展,同时金融创新也给金融系统带来的新的风险。本文将探讨如何从金融创新监管、金融创新主体、行业组织和监管国际协作角度对金融创新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风险;风险防范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风险 (一)金融创新的涵义 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名着《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对于金融创新,本文的界定为: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或金融机构为追求宏观效益或微观利益而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金融创新的具体内涵包括: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 (二)金融创新风险 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金融创新[文秘站:]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即由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二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即由于实施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使实施受到阻碍或实施效果严重偏离预期的可能性。这两种风险之和,即为金融创新总风险。] 1.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1)金融创新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商业银行的新型负债账户、可转让存单、证券化贷款等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货币供给。而现代金融业电子化的进程加快,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从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另外,金融创新通过电子化交易、创新的工具等扩大了货币乘数。以上都增加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控信贷规模的难度。(2)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创新,一方面,导致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对象增多。除了对于传统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需要对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新型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监管;另一方面,由于表外业务规模的扩大,表外风险随时都能转化为真实的风险,对于表外业务的监管难度也在增加。(3)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提供了诸多“冲击市场”的手段。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使局部的金融风险能够迅速转化为全局的金融风险。 2.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金融创新风险可以细分为以下各种风险。(1)设计风险。即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2)市场风险。即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3)信用风险。即衍生交易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4)流动性风险。即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市场上找不到适当的对手,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5)操作风险。指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6)法律风险。即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7)声誉风险。即由于操作失误,不按时履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原因,而给组织创新工具交易的机构或交易中的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声誉风险这种无形损失,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转化为有形损失。 金融创新风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市场风险占据主体地位,它与其他风险相互紧密联系。比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某种衍生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大,交易主体无法履约的可能性越高,因而信用风险也就越大。同时,市场风险越大,交易主体把衍生产品合约在理想的价位上脱手的可能性越小,流动性风险也就越大。同样,其他风险也会对市场风险产生影响。比如,操作风险的增大会提升衍生产品合约价格波动的幅度,从而增大市场风险。总之,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 二、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民族金融业面临激烈的挑战和竞争。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提高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是新的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性金融监管合作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风险监管办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金融风险监管规则,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风险的措施,以构造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机制,以金融风险监管来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有效的监管形式的安排。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被确定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我国银行开始涉足基金业务。2006年10月,保险机构获准可以投资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未上市银行的股权。为了满足跨领域金融创新的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可尝试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以取代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 2.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立法环境尚未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有关金融行业,先制定过渡性的暂行条例。 3.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和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4.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防范创新工具交易风险的第一道关口。监管当局对准备上市的创新工具,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批,交易所会员及经纪人资格的批准等都要严格审查,把 握交易风险和交易总规模,控制金融创新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5.监管的市场化,引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法。穆迪已为全球超过1000家银行发出评级,其中包括已开发市场和新兴市场银行。信用评级运用于金融监管之中,一方面,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评 级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资产质量,限制不慎投资经营活动。 6.建立高效的金融创新风险预警体系。借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如下图所示)。 (二)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创新风险防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1.表外业务的管理。金融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能力等确定表外业务占全部资产额的比例,并把握好表外头寸。同时,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要分开管理,加强表外业务的统计和核算,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 2.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总部要对海外分支机构规定业务范围及各类业务的规模和审批权限,加大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资金流动的管理力度。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从事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巨额亏损,最后不得不接受重组。中航油事件充分表明,总部对于其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构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创新。 3.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设计。实践中,几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监管的建议性文件都突出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在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中的优秀作用。建立和完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创新金融工具交易中董事会、管理当局以及具体操作人员的职权和责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在交易活动中有越权或违规行为的交易员及其主管,要有明确的惩处制度;第二,应建立足以监控、管理和报告创新产品交易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特别是明确不同层次韵报告制度;第三,应选用具有高素质的交易人员,并明确界定交易员权限,包括其职责范围和交易限额;第四,实施全面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创新业务风险管理规则和程序是内部控制总体框架的延伸,内部稽核人员对风险管理过程和内部控制系统进行定期检查,有效发挥内部监管职能。 (三)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我们在强调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要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监管的作用。衍生产品品种众多,交易过程复杂,交易规模庞大,监管部门很难对所有的交易进行全面的监管。因此,监管当局应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市场交易主体自律管理的积极性。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 Banking As sociati—on,CBA)成立。实践证明CBA在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提高银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协作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通过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各国监管机构与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合作与协调,能够有效的降低金融创新风险。金融创新监管的国际监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协作监管;二是国际性组织对其成员国所进行的风险监管。 1.国家之间的协作监管。全球金融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创新工具的交易、金融组织机构、金融创新业务和金融创新市场都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方面,其增加了一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一笔业务或经济纠纷也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监管法规能否共同协调的问题。由于金融创新的风险带有国际性质,其监管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它关系到本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因此,在此方面加强国际协作更加重要。 2.国际组织的监管协作。开放式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失灵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在银行监管方面,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即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先例。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各国证券与期货监管机构所组成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1994年成立的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通过为各会员国提供磋商平台,以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 金融创新论文: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金融创新探究 [摘要] 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面对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商业银行直面机遇和挑战。在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商业银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融服务创新。本文从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的途径以及对策两方面,探讨了改革问题。 [关键词] 商业银行改革 金融服务创新 一、开辟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当今时代,经济大发展,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外竞争对手虎视眈眈,市场份额屡遭侵蚀的网络经济,商业银行面临发展机遇更面临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增强竞争力,增强实力,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生命线。在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国内银行已无退路可言,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服务创新的突破点 商业银行有中间业务、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三大支柱业务。进行商业银行改革,负债业务改革是在传统存款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品种,积极开发多功能存款账户并使存款服务丰富多样。资产业务改革是增加新的贷款品种,大力发展票据贴现业务,把消费信贷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中间业务具有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的特点,为外资银行带来的利润占其年利润的80%以上,而我们只有10%左右,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商业银行改革的突破点。 金融全球化环境下,中间业务的冲击是外资银行对我国商业银行首当其冲的冲击,因此中间业务的竞争是商业银行更高层次的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抓住机遇,把握机会,不断创新,继续推广和创新中间业务新项目,逐步开放担保类业务和不断扩大租赁、委托、、理财、信息咨询等低风险或零风险中介业务的市场份额。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步形成,中远期逐步转向风险略大、技术要求高的投资银行、期权、金融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积极探索高科技风险投资中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参与方式,并逐渐向全球清算系统及其他知识密集型和高增长、高收益型、适应国际化要求的中间业务方向发展。 2.积极开发新的电子技术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手段 随着电子和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全球银行业已经进入“超级银行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第一,要加快金融电子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支付结算系统的现代化程度,抓紧建设国家金融网络主干网和同城、区域、全国一体化资金清算系统,努力推进票据清算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用卡授信系统、外汇业务系统等重点应用系统的开发,早日实现全国性金融业务处理电子化、信息处理电子化、交易活动电子化和资金汇划电子化,提高支付结算的效率。其次是逐步建成全国性的主干网和分区网相互配套、应用软件系统和卫星通讯系统有机结合的自动网络系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准确、快速、便利、周到的金融服务。 3.加快新产品开发是金融金融服务创新的载体 商业银行要想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打好金融产品品牌。在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时一定要适应客户需求,贴近百姓生活,方便客户使用,这样新产品进入市场后才容易被客户接受,才具有竞争力。开发的新产品无论在名称、操作方式,还是在功能、办理手续等方面,必须比以往产品更先进、更新颖,给客户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产品的创新要结合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使产品便于为客户区别和识别。新产品的问世后,随着被客户大量使用,将进一步增加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增加银行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增长点。 二、商业银行创新对策分析 金融全球化环境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适应银行业的国际化竞争,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创新观念 我们应以战略的眼光和金融生存发展的角度看待金融创新。提高对金融创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金融创新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虽然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在中国,支行网点依旧是最为重要的销售和服务渠道。 以欧洲银行为首的金融服务模式,在基本账户类别下,一般都有至少7种以上针对不同人群的账户类型。与支票、现金卡、服务卡联结,通过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或ATM机具进入账户,还根据开立账户类型的不同获得程度不同的额外收益。以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学生账户为例,开立账户后银行有学生顾问提供专门支持,能够免息透支,可获得无年度手续费的信用卡,并以特别优惠费率提供学生物品保险。对价值更高的账户所提供的额外收益更多。 全世界最好的零售银行在香港,其次才是瑞士;中国的电话银行服务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但网上银行的营销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63%的消费者更喜欢在支行网点开设现金账户,而富裕阶层客户则引领了网上银行消费的潮流。根据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新一期的研究报告《追求卓越——零售银行销售和服务渠道的行业典范》。该报告表明:全球大多数零售银行都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未能将渠道的经营业绩发挥到最大。 在中国,89%的顾客选择在支行网点办理现金和存款业务,而78%则会在支行网点申请按揭贷款。因此改进和完善支行网点是中国银行业的当务之急。不同支行网点的服务水平差异很大,为了提高支行网点的服务水平和销售业绩,同时为了改善支行网点的设计布局,保障客户的隐私权,银行就必须始终将培训和前瞻性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同时着力改善网站的设计、提供尽可能多的便捷功能和更为强大的安全性。目前,银行在建设渠道方面仍然将注意力放在单个渠道的开发上,加强跨渠道整合的力度。 2.面对客户和市场,创新经营策略 市场既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又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归宿点, 也是判别商业银行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面向市场、了解市场、融入市场、服务市场、开拓市场、占有市场”是推动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必由之路,抓住了市场就抓住了银行业务经营的关键。 以欧盟银行业为先导,国际银行业逐步过渡到全能银行制度,以不同形式的综合金融集团开展全面金融业务经营。全能银行制度复归在零售银行业务中的体现是,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向客户交叉销售全面的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产品与服务。 中国内地在电话银行方面则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银行目前的四大主要渠道为支行网点、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和流动性销售团队。中国内地银行在电话银行方面的优势,其服务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在支行网点、网上银行和多渠道整合方面还由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余地。中国电话银行全年、全天向客户提供服务;呼叫中心的专业服务人员可以解答客户的即时问询并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是,与全球其他银行一样,中国的银行还需要充分发挥网上银行对产品销售的推动力。 中国银行的网上银行着力改善网站的设计、提供能多的便捷功能和更为强大的安全性,在建设渠道方面仍然将注意力放在单个渠道的开发上,加强跨渠道整合的力度。现在中国银行的当务之急还是改进和完善支行网点服务,虽然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支行网点依旧是最为重要的销售和服务渠道。其中,89%的顾客选择在支行网点办理现金和存款业务,而78%则会在支行网点申请按揭贷款。另外,虽然外资银行的平均得分略高于众多国内银行,但差距并不明显。倒是不同支行网点的服务水平差异很大。以上表明,中国银行业必须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才能保持竞争力。在这方面可向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同行学习。 3.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业务创新 各金融机构应树立品牌观念,立足于自身优势,客户需求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借助先进手段,不断开发,研制出金融新业务、新工具、新品种。在新业务的开发上,坚持走引进、改造和研究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借鉴和引进应适合自身实际,符合市场需求;对传统业务的创新,要融入新内容,增加新功能,明确新特征,同时要注重创新业务的推销、宣传工作。业务创新上,还要遵循规范管理方略、客户定位方略、区域定位方略、优化品种方略和产品开发方略。业务开拓上,重点推进中间业务创新。 4.重视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银行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 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及其在银行领域的运用,电子化的水平将直接决定银行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水平还不是很高,面临竞争风险,因此中国商业银行要加大技术投入,大力发展网上银行,充分占有网上银行的市场份额,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还必须提高金融安全意识,把严密的技术设计和周全的预控措施纳入金融电子化工程中。 随着电子和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全球银行业已从传统银行时代逐步进入“超级银行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首先要加快金融电子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支付结算系统的现代化程度,抓紧建设国家金融网络主干网和同城、区域、全国一体化资金清算系统,努力推进票据清算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用卡授信系统、外汇业务系统等重点应用系统的开发,早日实现全国性金融业务处理电子化、信息处理电子化、交易活动电子化和资金汇划电子化,提高支付结算的效率。其次是逐步建成全国性的主干网和分区网相互配套、应用软件系统和卫星通讯系统有机结合的自动网络系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准确、快速、便利、周到的金融服务。 5.注重银行间的合作 在未来中外银行的竞争中,中资银行间的业务合作十分重要,如果对外业务处理基本达成同一口径,不仅可增强竞争性,还可以节约成本。 在统一口径对外方面,日本银行业表现非常突出,形成整体合力增强了影响力。另外,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银行公会”制度值得借鉴。可通过这一制度,在中资银行间以协议形式达成某些共同准则,沟通信息、防止不公平竞争,协调解决部分银行间的业务矛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注重与外资银行协作。通过协作,可以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和经营管理技术,逐步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要想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打好金融产品品牌。在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时一定要适应客户需求,贴近百姓生活,方便客户使用,这样新产品进入市场后才容易被客户接受,增强竞争力。开发的新产品无论在名称、操作方式,还是在功能、办理手续等方面,必须比以往产品更先进、更新颖,给客户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产品的创新要结合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使产品便于为客户区别和识别。新产品的问世后,随着被客户大量使用,将进一步增加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增加银行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增长点。 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面对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是银行业务发展的坚实基础,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当的方式和策略在适当的地方设立海外机构进行国际化经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亚太地区、欧共体、北美地区、拉美的巴哈马、开曼群岛,以及中东的巴林等国可作为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点区位:而对于尚处于经济调整阶段的俄罗斯和东欧市场中的大多数国家,虽说外汇管制较松,但风险较大,故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应持谨慎态度。同时商业银行应努力通过筹资业务多元化、资产多元化、资产的职能属性多元化、金融通讯、柜台服务、资金清算、内部管理、信息搜集处理等的现代化,实现经营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生态方面论文:商业银行金融生态环境论文 一、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成因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贷款资产作为银行的一项主要资产业务,其运动是一种以“两权分离、按期偿还”为本质特征的特殊价值运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银行的信贷活动,会受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银行贷款资金有遭受损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和贷款的贬值等,这样就产生了贷款风险。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现状看,形势较为严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除了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金融生态优劣。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一)政府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扩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应该是资金配置的主体,政府职能应只限于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情况是,政府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并未淡化,往往造成部份项目投资效益不高,形成贷款沉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激化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 据统计,去年某省国有、乡镇集体企业中困难企业面达到55%,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0.8%,其结果必然会相应地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也是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金融体系的滞后性制约了银行的信贷风险防控,扩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首先,市场融资机制发展缓慢。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缺乏。我国现阶段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束缚了银行业务分散化的能力,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第三,金融监管有待加强,银行同业间无序竞争,造成企业多头开户、多头贷款,银行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信贷风险不断提高。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是银行贷款风险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保障制度方面存在,企业破产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因而银行贷款风险无法直接分散和转移。企业与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企业把生产所需资金缺口留给银行贷款解决,形成贷款风险压力;企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使银行无法保全贷款资产的安全性,增加了损失的概率。 (五)法律制度约束不力,同样是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尚短,不论是公民或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是国家的立法、执法,都还不尽如人意,银行常常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受到挫折。此外,我国加入WTO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力度正在加大。 (六)社会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逃债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廉价的逃债成本成为企业逃债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诈、逃债、赖债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诚信资源遭到了非道德主义的侵袭,社会信用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金融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为有效防止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避免由此带来的金融震荡和经济风险,除了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外,必须加强举措对银行所处的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在内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大力整治。 (一)信用环境治理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信用环境日趋恶化,银行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加大了银行风险。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与其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 1.加强社会信用环境的综合治理,尽快建立社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部门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建设投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上来,支持和配合银行防范和制止企业逃废债,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运行。加大相关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工商、税务机构不得为列入“黑名单”的逃债、赖债者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树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经营理念。依法规范政府、企业、银行和个人的信用行为,为建立一个诚实、守法、可信的社会和个人的信用环境而努力。 2.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体系。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在新客户申请授信业务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及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全面性还存在较大差距,以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在实施剥离和不断的清收处置后,新生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根治。因此信用评估系统应该是建立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多部门提供的有关公司信用数据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公司的以前贷款记录、经济实力和还款意愿评估信用等级。因而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信用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全社会要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政府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规范,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带头守信;加大全民信用教育力度,提升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道德素质,树立讲诚信的公德意识;推行信用公示制度,以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公开曝光和实行银行同业联手制裁;建立种类经济失信和恶意逃废债事件的举报制度,加大对缺失社会信用行为的查处力度,让失信者付出惨重代价。 (二)金融体系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依赖治理 建立社会化市场融资制度,解决从“单一”到多元的融资渠道。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传统的国家垄断过度的金融制度将被放弃,新建立的将是一种政府调控的市场化融资制度。 1.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相当部分国企资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股占的比重很高,没有建立起企业治理结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银行风险。这种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应以存量调整为主,采用特殊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在存量调整基础上,辅以增量控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这样,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了银行的信贷关系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从而消除了由于国有企业负债软约束问题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 2.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企业改善融资结构,减轻银行贷款压力,并可以从根本上降低银行风险,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时能够促进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化解已形成的信贷风险。 目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核准一切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融资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债权融资能起到抵税作用,降低融资成本。近几年,市场虽有发展,企业债券总规模每年增长,但企业债券占融资比重仍然很低。这影响了企业融资效率,也不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消除企业对贷款融资依赖的重要条件。 3.推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改革,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全社会资金融通以企业为优秀进行。另外,企业也是金融市场上的最重要参与者,企业融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着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使外部融资发展速度加快,但历史形成的以银行为主的企业外部融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为此,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制度,使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二,强化股票债券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大力推进银行住房贷款证券化,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第四,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创新力度,实现发行企业债券品种多样化,活跃企业债券的流通市场。 (三)银行业监管和行业协会自律治理 随着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信用风险管理的不断强化,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机构职能也需要发生转变。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全社会共同创建金融安全区。 1.发挥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加强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监督工作。利用信息电子化管理手段,通过非现场监管手段,加大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监管力度,从宏观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恶性膨胀。 2.加强金融债权的管理,加大依法制裁力度。由人民银行牵头,将逃废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列入“黑名单”,并采取相应的信贷制裁措施。对严重的逃废债企业、行业和地区宣布为不守信用或无信誉企业、行业或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企业联合执行不开立新账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结算的“三不”金融制裁措施。 3.加强同业协作,建立不良贷款公示制度。同业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做到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源共享。各大商业银行应团结协作,通过银行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对无正当理由不偿还各家银行债务的企业及法人代表名单、金额等信息予以通报公示,使各家银行及时了解到逃债者有关信息,使逃债企业无法再次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避免银行间因信息错位而再次与逃债企业发生信用关系。 4.加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和信息沟通。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建设中的资信系统,尤其是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尽可能消减银行信贷市场中的非对称信息,做到贷款风险的事前防范,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四)法律环境治理 1.尽快充实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对银行信贷资产的保护 我国目前立法上虽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法律,但《破产法》《反垄断法》等修订、细则落实工作需要尽快出台。而且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制,如不能进入证券市场、不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不能收购企业股份等,直接影响了不良债权的流动和变现。因此,如何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将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任务。 2.要加大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 首先,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需要以法律的新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补充《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等相关法律中,补充增加对不讲信用、恶意逃债、赖帐等给国家或个人造成损失行为的定罪量刑条款,对逃废债、恶意拖欠贷款本息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增加企业的逃废债成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借鉴。立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 其次,加大对违反信用法规的执法力度。针对当前金融案件“胜诉容易执行难”的现状,要依法打击各种破坏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正常债权债务的经济属性、消除社会资金流动搬“梗塞”,创建良好外部司法环境。 再次,要确保司法独立,为银行依法办贷、依法管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建议各级人大采取措施强化司法独立,支持法院独立审判,切实提高金融诉讼案件的执行率,促使全社会信用观念的强化,为商业银行的合法经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 生态方面论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论文 内容提要: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三是商业银行应认真执行央行确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在振兴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动态,主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社会信用程度高、金融环境好的地区加大授信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贷款定价机制,以准确的贷款定价反映和覆盖不同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性质、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等提供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或服务。 再次,从企业角度看,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产权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要在经营中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做到以诚信为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以为用户奉献优质产品为本,在始终保持技术上领先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构筑守信这一生命线,使企业具备了打造名牌产品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培养与区域外强手在优秀技术、产品质量和品牌效益等方面全面抗衡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向金融机构借款时,要严格守信,按照贷款合同的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按照贷款合同的规定期限归还贷款,形成自己良好的信用记录,才能在再融资或急需资金时继续得到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支持。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省份之间的联动,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加快企业及个人信用数据库建设,使各金融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将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和个人记录在案,让他们将来难以获得再融资的便利。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完善的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必将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善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系统与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合作,由有关部门牵头,定期召开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议题的会议,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省份有关部门之间、有关单位之间应加强联系与沟通,就各省的相关经验与做法等进行实质性地交流与合作,以此促进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继而推动整个东北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生态方面论文:证券市场生态治理论文 摘要:运用生态学的概念,分析了证券市场生态现状,指出中国股市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有深刻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原因,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和谐的资本文化、有效的监管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提出股市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以及强化政府监管。 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失衡;治理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 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生态方面论文: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三个方面:证券市场与其系统外部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生态平衡;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所形成的证券市场内部结构平衡;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机制,并针对三个方面不平衡的表现及相应的平衡措施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平衡平衡措施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提出“生态学”一词。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指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系统。在我国,周小川(2004)最早把生态学的概念与金融学结合起来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徐诺金(2005)在考察了金融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似之处后,认为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谢太峰(2006)对金融生态做如下界定:所谓金融生态是指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生态强调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状态,即金融生态平衡。 证券市场金融生态是从金融生态环境衍生而来的,必须遵照生态学的观点加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保持证券市场生态平衡。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包括三个方面:证券市场与其系统外部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证券市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所形成的证券市场内部结构平衡,即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各市场之间以及市场内部诸要素之间既存在恰当的比例关系,同时又相互依存、协调发展;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机制。在证券市场复杂的系统中,当市场内部诸要素之间、市场与外部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融于一体时,证券市场整体功能达到最大,否则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将受到抑制。 我国证券市场的生态不平衡现状 (一)证券市场与外部环境资源之间的生态不平衡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产生的,难免受到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体制、经济条件、社会特性、文化传统等影响,形成了自身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特色与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存在了许多不协调的表现,阻碍了证券市场达到平衡的生态状况,这些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认识上存在较大误区。对证券市场功能的认识上,较重视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常把它作为“圈钱”的场所,从而导致:重募集资金的多少,而轻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重改制、轻转制,改制时,企业及政府部门较积极,而一旦有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好后,很少去真正按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运行;行政干预多、市场机制少,企业改制后,政府部门以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身份,仍从人事任免等方面干预企业的运转,企业经营自主权仍较少。 2.证券市场体系区域布局不合理。目前,我国仅有两家证券交易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和南部沿海发达的深圳特区。这种不合理的区域布局结构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分布结构严重失衡,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几乎垄断了两个股市,两地合计的上市公司,占了全国总数的70%;这种不合理的证券交易所布局,不利于资金的合理配置,全国数百亿的资金流入上海、深圳,不仅给急需资金的中西部地区带来了釜底抽薪的后果,而且也造成了沿海地区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证券市场中企业主体缺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脆弱,部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由于企业的主体地位残缺,企业很难保证其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能够被有效地用于生产经营领域创造社会价值。因此,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有限,即使融到的资金也很难被企业有效用于生产经营,使优化资本配置的作用大大降低。 (二)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生态失衡 证券市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结构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体系,其动态平衡的标准是结构应与一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应,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各主体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较存在着差距,造成了两种不平衡。 1.融资方式失调造成风险相对集中。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是1:9,且近几年两者比例还在继续扩大,这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证券化率,可以看出我国的直接融资份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发达国家经济证券化率(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比较高,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证券化率为70%,而在我国,2000年我国经济证券化率为53.7%。近年来,我国逐年下跌,到2004年己经滑至27.1%,但是发展极其缓慢。间接融资占比过大,使企业和个人过分依赖于银行,导致信贷资产风险相对集中,股票和债券市场严重萎缩,居民投资工具稀少,金融生态严重失衡。 2.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发展失衡。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完善证券市场的两大支柱,而债券市场始终以其流动性高、风险低和收益稳定的特点备受青睐,其规模和重要性远远超过股票市场。我国恰恰相反,企业债券融资额远不及股票融资额,债券市场不仅规模小,而且还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从基金市场可以看到,2000年底,美国基金资产总规模近7万亿美元,占整个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的50.2%,可供投资者选择的投资基金有7343只。而我国现有基金71只,总资产规模约1200多亿元,仅占深沪两市流通市值的8%左右,基金品种主要以股票基金为主,债券基金刚刚开始出现,投资基金中80%以上是封闭式基金。 3.股票市场内部结构失衡。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股票市场内部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市场分割,结构扭曲。人为地将普通股划分为可流通股和不可流通股,同时又将不可流通股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等,这部分股份比重较大,占到总股本的70%左右;在可流通股当中,又划分为A股、B股、H股,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结构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问题,妨碍了证券市场效率。 4.投资者构成比例失衡。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6月,我国有7273.9万左右的投资者(按开户数计算),而其中机构投资者还不到1%,所以说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散兵式的“游击战”。 (三)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和抗拒风险机制失衡 在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中,应该有一系列投资品种,但其中某些品种投资发生风险时,可以找到合适的对冲产品进行风险对冲,减小投资风险才能使投资者具有长久的投资能力,促进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一般来讲,证券市场的投资品种通常包括两方面,即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前者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后者是基于现有的基础产品进行的创新,如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投资品种仅有基础产品即股票、债券和基金。国债期货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但由于当时证券市场规模太小且不规范、市场投机过度而夭折。当前对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进行严格管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投机、防范金融风险,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衍生产品的缺乏使国内投资者因缺少风险对冲工具而加大了投资风险。我国股票市场因缺少股指期货、期权和做空机制,在股市进入阶段性熊市的时候无法对冲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注重安全性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社保基金入市的动机。另外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后,如果境外证券市场率先推出我国证券市场的期货或期权产品,并形成交易中心,将会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完善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的策略 (一)完善法律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通常认为,法律体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社会交易活动,并对成本结构产生影响。从证券市场来看,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证券市场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证券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如果法律制度存在漏洞,生态中的一些特殊主体就会利用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破坏证券市场生态系统的平衡。可见,法律制度是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优秀基础,在加强和改进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法制建设处于优秀地位。 (二)进行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任何国家政府都不会对股市坐视不管,政府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某一阶段,采取干预股市的措施,确保股市安全高效运行。政府更多的是要致力于为股票市场提供良好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而非直接介入。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成熟股票市场里,政府对股市干预的频率和程度都会逐渐降低,同时也会不断创造出更有效可行的适应市场规律的干预手段。政府的干预手段和方式会更成熟、更规范、更具法律化。 现阶段,可选择的干预手段主要有:法律、法规、制度、规则,通过法律化、规范化的手段促进股市的稳定发展;政策干预,通过有关政策的调整达到干预之目的,如QFII的推出,增发、配股条件的适时调整;政府引导,如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负责人发表谈话等等;舆论干预,就是通过舆论引导股市健康发展,如在重要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等;强制入市干预。在股市过度低迷或过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时,或出现突发事件等意外情况引起股市暴涨暴跌时,政府组织资金直接入市进行干预。 (三)促进自身演进 证券市场生态的演进也应和自然生态一样,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规律,当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证券市场生态的结构及相关功能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异(证券市场上表现为创新)以适应环境,只有在创新中推进市场化进程,证券市场生态才能保持生存、延续和可持续发展。证券市场生态的主要演进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上市公司改革与新政。股权分置是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问题,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表明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所导致的被扭曲的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公司治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等问题正在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从而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这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股改需要政府主导与推动。国有股不流通是早期的妥协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规则与机制多年来已左右人们的意识,主导人们的行为。要对此加以根本性的改革,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与对前景的担心。因此,股权分置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贯彻始终,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股改顺利、快速地推进。 提高对价的规范性。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各公司依据自身的情况出台各有特色的对价方案,缺乏基本原则与统一方法,目前,上市公司应采用合理市盈率法、合理市净率法、市值不变法以及超额市盈率倍数法等作为确定对价的依据才是合理的,能被市场接受的。 2.业务与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向纵深拓展的目标是建立证券市场更完整的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体系,包括期权、指数期货和个股期货等,建立卖空机制和信用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功能尤其是对冲风险的功能,拓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为一个有容量、有效率、有价值的投融资场所,促进证券市场生态系统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交易品种的创新应从以权证为优秀的衍生性商品业务、资产证券化方面着手。 以权证为优秀的衍生性商品业务。权证作为证券市场上最基础的衍生产品,在中国市场已久违多年。沪、深交易所借助股改的契机推出权证产品,利用权证这一创新的金融工具,企业在满足了控股要求的同时,给非流通股东提供了合理的对价,从而使股改顺利完成。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包括一级证券化和二级证券化。在证券化的初始阶段,借款者通过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如发行企业债券、股票和商业票据等,这种资产证券化属于一级证券化。如将已经存在的贷款和应收帐款等转化为可流通的转让工具,这类资产证券化属于二级证券化。目前,资产证券化在西方发达市场上已普及到企业的租金、版权专利费、信用卡、汽车贷款应收帐、住房抵押等领域,地方政府和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共同推动当地资产证券化进程。 3.发行制度创新。二板市场保荐人制度的推行。保荐人制度是二板市场运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二板提出上市申请,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行人必须委任至少一名保荐人。保荐人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主板在朝着保荐人制度的方向发展,但目前仍然实施主承销商制度和上市推荐人制度,中国证券市场的保荐人制度将始自于二板市场。 发行制度应逐渐向注册制方向演进。注册制能强化市场准入标准的权威性、强化中介机构的权利与责任、强化信息披露的公开性、真实性和及时性。这是发行体制摆脱非市场因素干扰,全面实现市场化的重要表现。 4.交易制度创新。以美国NASDAQ市场为代表的做市商制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我国由于采取自动报价系统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证券机构规模普遍较小,实力不强,融资融券受到较多的限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推行该制度尚存在困难。因此,应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借鉴国外经验,分步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做市商制度。首先,根据我国当前债券市场的现状和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债券柜台交易;在此基础上,在联网的各证券交易中心试点柜台做市商制度,进而发展全国联网的柜台市场,建立类似NASDAQ的交易体系,从而实施完备的做市商制度。 生态方面论文:自然和谐发展生态论文 内容摘要: 生态文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 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对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促使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杨多贵,2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2、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优秀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间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李景源等,2004]。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诸多弊端的存在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可以说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和恶果的积极反思以及在推崇绿色感召下的积极实践。它大大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含义和内容。这一大功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具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2)价值观的革命。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与幸福。但是,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价值观必然的选择。 (3)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伦理道理是以维护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状态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人类其他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以服从这一道德准则为前提。重新学习在地球上生活的艺术,生态先于一切,告别传统的“物质主义”,这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生态伦理道德的主题。 (4)生态文明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发展结构理论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起“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因为优美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文明必须把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教育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但是,新的生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对生态问题呼吁了多年,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日趋膨胀的欲望,仍然在许多方面以主人的态度“粗暴”地干预自然,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稳,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非理性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热爱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生态道德观为优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伦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以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正如《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一书导言中所说[P15]: 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数十亿年来都在无意识地、自然而然的“寻求”优秀和卓越,并确实通过它的无数尝试和进化,而终于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确实可以说,“人是万物之灵”,但正像罗尔斯顿所言,我们正要因此而感谢整个生态系统,就像花儿和果实感谢整棵树、感谢整个大地。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之主”。人今天恰恰是要运用自己的“灵性”来摆正自己在自然的位置,处理好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善待自然,善待非人类存在物,这样,他才真正配得上“万物之灵”的称号,而在人类的“灵性”和“知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构成中,也确实蕴藏着能够使人恰当地认识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丰富资源,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挖掘。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陈敏豪,2002,P132]。 三、确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文明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在这个基础上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必须总结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避免传统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有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实践已充分表明,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负责任的愚蠢行为,教训极其惨痛,代价极其昂贵。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在再走过去的老路,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搞好胜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2、全民动员,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那么,如何来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优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同时环境教育要求人们依据环境法则,逐步树立起“一个地球”的意识,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国际间和代际间公平的思想。因此,提高生态意识,进行环境教育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 其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生态道德既包括人对自然的道德,也包括人对人的道德。从“人是自然”的观念出发,人对人的道德亦是人对自然的道德的表现。合理调节与控制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全人类真正和平相处,这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其三,加强生态法制教育。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人类的道德自觉,同时更需要社会法制的保障。目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开始制订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公约。如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目前有8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制订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纲要和法规。目前环境法学已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视域。生态法制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让人们了解各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条例,从而能更加自觉地遵循自然生态法则。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谋发展 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改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消费之路;就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否则,就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民用工业道路。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需要我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这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在新世纪,我们要把这种理想作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飞跃。 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不仅引起人们自然观的新变化,也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许多人都意识到,生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甚至还存在于精神心理方面。许多人除了研究自然生态之外,还研究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而且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还有人提出,生态文明在当代,应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或政治)文明并列的四大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正在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迅速转化。 生态方面论文:区域经济生态发展论文 [摘要]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是一个由一系列经济链与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链环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构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判体系,应当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作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 [关键词]区域经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产经营活动,而生产经营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经济社会背景的环境下进行的。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而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既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更是一个急需深入探索的重要实践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是否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怎样?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性态如何?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生态环境的质量水平来进行单方面判断,既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不高。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就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涵义和特征 1.1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导致了目前全球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全球资源的严重锐减。当今人类,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忍受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态环境。自从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来,世界各国都迅速作出积极的反应,一致表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求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趋于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背离和谐,便不可持续发展。 1.2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经济与生态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通过经济链、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联动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 1.3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运动变化具有5个特性。 1.3.1综合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1.3.2整体性。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与其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诸多方面优劣程度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总体评价。 1.3.3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规模和效率水平,还包括区域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 1.3.4过程性。它贯穿于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全过程,即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都存在着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问题。 1.3.5运动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经济与生态发展运动时空的位移变化,与之相并行交替的经济与生态发展及其质量优劣水平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强,也有可能变弱。 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2.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可以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来表示。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报告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所结成的和衷共济、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良好状态关系的程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大,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小,则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不和谐。 2.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选取哪些指标,建立什么样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才能既有利于计量评价,又有助于严密监测和科学决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实课题。我以为,综合评价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6项原则: 2.2.1客观性。设置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动变化状况的现实特征。 2.2.2完备性。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行态势。 2.2.3科学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应该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应当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直观结论。 2.2.4系统性。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指标;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提升的动态指标。 2.2.5可比性。评价指标既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延续性、综合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2.2.6实用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正确、完整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2.3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综合评价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与生态两大领域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及其若干分支项目的和谐指数系统(见表1)。 4.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综合评判方法 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是指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量变状态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运动变化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那么,一个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和谐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还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认为,应该建立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数学模型,据此来进行定量评判。 公式的经济意义是: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程度没有变化;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差的(或较好的)向着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当P<1时,表明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好的(或较差的)向着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 本文研究所完成和揭示的是关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综合评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将基本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分析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刊物所允许容纳的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就本文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综合评判中国及其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中的具体应用以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生态方面论文:循环经济城市生态构建论文 【摘要】我国的城市,已经历了从“自然本体论”向“人类本体论”城市的转变。在“人类本体论”思想主宰下,人们只关注社会经济指标,而将生态指标排除在视野之外,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因素迷失在城市发展进程之外。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更是体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一、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一)城市的加速发展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8.5%提高到2004年的41%。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0%左右(国际经验30%至70%为加速城市化时期)。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促进了城市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城市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市功能逐步健全和优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城市文明不断渗透传播,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城市的加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消费全球75%的自然资源,并产生全球75%的垃圾。 传统城市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空气污染。城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烟尘,笼罩在城市上空,给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也是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42个城市中,只有132个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仅占38.6%;空气质量为三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而劣于三级的城市达69个,占20.2%。二是固体废弃物污染。我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约1.49亿吨,并且还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无害化处理却不到20%;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大约产生6亿吨,其中,危险废弃物占5~6%,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到46%,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圈之中。三是水环境污染。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大约为414×108m3/a,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达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由于大量工业和城市生活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江河造成90%左右城市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四是资源短缺加剧。我国约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能源供需每年都有缺口并呈扩大的趋势,以天津为例,2004年可供全市消费的能源量年末库存量为-348.03万吨标准煤,缺口比2000年增加了115.66万吨,年均增长10.63%。五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20个百分点。每辆汽车年油耗为2.3吨,比美国高27.8%,比欧盟高53.3%,比日本高109.1%。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也较低。在发达国家,废钢铁、废铜、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都达到了90%,而我国废钢铁回收利用率仅为45%、废铜回收利用率为30%,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为40%。 上述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二)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城市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自然本体论”城市。这种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形成的,在自然因素完全决定和支配人类定居区域演变的特定情况下的城市表现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在自然面前处于劣势时体现的顺应自然的城市发展思想。二是“人类本体论”城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因素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人类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兴盛一时,对城市的存在和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生态本体论”城市。即人、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和谐、均衡的城市生态系统,这才会带来城市的持续兴旺和繁荣,即所谓生态型城市。 人们不仅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作是人类任意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场所,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且还忽略了城市这个人工系统自身也应该具备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自我平衡机制。我们把城市发展中这种缺少对生态因素关注的现象,称为生态缺失。城市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生态缺失,导致了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使得城市成为经济上的明星,生态上的黑洞。城市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矛盾的加剧等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源自不适当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生态缺失成为我国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一个人工系统。它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最彻底的一种人居环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和意志的真实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对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瓶颈的逐渐认知,生态因素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社会因素,也要关注生态因素。只有三者的全面协调发展才会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机能能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城市和城市体系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因此,实现生态回归,实现“人类本体论”城市向“生态本体论”城市的转变,是逆转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的必然选择,也是传统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使城市系统能够具备生态调节机能,能够维护城市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实现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实质上是一场生态环境革命。它是以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彻底改变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生态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厚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 (二)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英文为ecopolis或ecocity或ecoville或ecologicalcity,这一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1987)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为创造力和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Register(1987)则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全的城市,是低污、节能、紧凑、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99)在《自然生态化: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中指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将规划本国城市放在长期协调发展的地位,而其大方向只能选择走生态化的道路。城市生态化也就是“生态城市”,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形式;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生态城市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从涉及领域来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和能源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体。从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来看,生态城市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环境容量,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合。从城市经济方面来看,生态城市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保证增长的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科技、教育、道德、法律等都将“生态化”。 要营造满足人们自身需求、文化气息浓郁、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居住地。二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以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三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短时的“繁荣”,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四是高效性。与传统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相比,生态城市的运行机制是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协调。五是区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的优秀是城市,但是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考虑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必须建立在城乡的区域平衡基础上,并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和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城市化、人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未来城市发展也必将体现生态文明这一时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最佳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将经济与社会、生态系统联结起来的全新的经济范畴。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回归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运动的本质属性,运用生态学规律改造传统经济系统的线型物质流动模式,以物质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循环利用为优秀,以“3R”即“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重新构造经济系统,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和能量梯次、闭环流动型经济。 1.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切入点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必须选准切入点。在自然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的平衡发展与良性循环这个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中,经济生态化是前提,没有经济的生态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生态化。因此,实现城市的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以经济生态化为切入点,从“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循环经济正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回归,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最大壁垒。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工业化运动以来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密切相关,与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非循环性密切相关,这种非循环性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而且目前末端控制和治理,没有从“生态—经济—社会”巨系统的整体着眼,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恶化危机。因此,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对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创新,而循环经济代表了这种创新方向,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善待地球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它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内部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加,由此造成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内部相互交流的物质流,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而前者则要求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系统内部以互联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使进入系统的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都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通常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循环经济可以为优化城市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为传统城市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循环经济能够体现城市生态回归的优秀思想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理论来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生态缺失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问题,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而循环经济正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主要目标是:第一,减少物质投入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强调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物质投入量最小化(低开发)为目标,达到既定社会经济目标。第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强调以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低排放),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要求通过发展减物质化和再资源化技术,提高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第四,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以物质循环利用率最大化为目标,强调构筑从废弃物到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企业)共生组合,建立“经济食物链”和循环链,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可以达到减少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人类生活、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等目的。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城市生态回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优秀思想。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空间、舞台、机遇和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为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找到了有效的实现途径、形式和抓手。 四、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基础 城市的循环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首先构建循环经济体系。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并且对旧体系的改造比新体系的建设更加复杂,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应该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结合新城市(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市(城区)的扩建和改造,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统工程思想,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和布局标准,以避免新建设的城市和城区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不符合循环经济系统的要求,刚刚建成就要改造、重建,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未来几十年,城市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 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循环利用问题。 我国目前的城市产业体系存在的共同缺陷:一是布局分散,缺少按照产业特色和同类产业要素集聚的原则构建的特色产业园区,现有的园区也多是综合性的产业园区,园区内多种产业并存,缺乏产业关联,各园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建立产业间和园区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二是缺少按生态学原理构造的产业物质流循环链,即上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原料……,现行产业链主要是按照产品流向构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关联的产品之间构成产业链和产品链。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要充分考虑城市产业循环链条和网络的建设内容,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业集聚原则,搞好新建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搞好老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规划。其次,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和各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结合新项目招商引资和老企业搬迁改造,集中打造两类产业园区。一类是特色产业园区,将同类产业项目集中摆放,这样,即有利于同类企业共享资源、联合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交流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经验,提高产业、园区内部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又有利于将同类企业产生的成份大体相同的废弃物集中起来,寻找并供给产业“食物链”、“循环链”的下端企业或园区,形成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另一类是生态产业园区,将具有废弃物代谢关系、属于产业“食物链”上、下游关系的企业集中到同一园区,形成纵向闭合的产业循环链,以达到零排放的目的。第三,对于城市建成区已有的、暂时无法向相关的特色园区、生态园区集中的企业,也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水平。并且还要在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基础上,由各城市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牵头组织对所辖企业进行废物代谢网络调研,按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相关分析,对具备输出、输入潜能而未形成输出、输入关系的企业,组织洽谈,促成其建立链接关系;对在本辖区范围内无法找到链接对象的企业,可跨产业和地区寻找链接伙伴。第四,对于找不到链接伙伴的企业、产业或园区,要积极地组织引进和研发相关的补链项目,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力争在本市、本部门不存在产业循环链的断点。第五,要大力发展静脉产业和环境产业。静脉产业是指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产业。它是传统的动脉产业(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反馈式流程,是构成完整的产业循环链条的不可缺少的半环。而环境产业本身即是城市产业循环链的必不可少的补链环节,又是为构建城市产业循环链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和手段支持的产业,还是形成整个城市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的重要环节。 总之,构建城市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网络,就是要把各个产业环节和子系统中的断点或缺损的半环接续起来,形成反馈流程;就是要使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特色工业园区之间发展横向耦合和纵向闭合关系,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以达到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 (二)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 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填埋,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垃圾都采用占地填埋的处理方式。其弊端是:费用高昂,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00吨,目前达到一定规模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仍以3—5%的速度增加;沼气泄露,污染空气;垃圾爆炸、垃圾场崩塌造成瞬间的悲剧;剧毒的垃圾液体泄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威胁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安全等。二是焚烧,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仅投资惊人,并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剧毒致癌物质二恶英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主要气体成分之一。而且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对资源无谓的浪费。第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发电,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将垃圾转化成了电能。但是它的投资更加惊人,对垃圾的质量(可燃性)要求较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垃圾液和二恶英污染。所以,这也不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最佳途径。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2500亿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并且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垃圾泛滥,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进行生产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例如,利用1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节约木材3立方米、烧碱300公斤、电300度,还可以少排大量造纸污水。因此,实现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根本途径。 垃圾分为有机类,无机类和弃土类垃圾,只有将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资源:有机类垃圾可以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无机类垃圾可以分为各种金属、纸、玻璃、塑料等大类,重新成为生产原料;而弃土类垃圾则可以用作道路垫土。那么,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其关键就是实现城市垃圾的分类,即从源头开始分类收集、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缓解城市资源瓶颈,就处理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应该是最佳选择。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垃圾循环利用体系。首先,应该制定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分步骤推进办法,明确城市新建住宅或住宅小区必须安装有机垃圾处理设施;明确垃圾的管理标准,明确城市环卫系统对城市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清运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以及每个居民在垃圾分类中应履行的义务,使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市民的思想和生活,并主动对垃圾分类给予支持配合,就像为能饮用到洁净自来水付费一样天经地义。第三,政府应增加相关方面的投入,保证垃圾分类的物质设施建设,为垃圾分类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如在街道两旁和居民区内设立分类垃圾桶等。第四,由政府与环保企业、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在新建住宅区安装有机垃圾(生物垃圾)处理机并建立处理生物垃圾的工作房,通过加热干燥和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将有机垃圾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也可以推广安装专供家庭使用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将厨余垃圾搅碎后,直接进入下水道。第五,结合文明社区建设,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由小区保洁员负责指导、监督居民将不同类垃圾正确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或相关的产业化公司将垃圾分别送往相关企业。第六,在试点基础上,向整个城市推广。第七,大力发展废旧物资回收产业。逐步形成废旧物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的可利用物资回收系统。第八,培育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把过去的分散回收集中到规范的市场中来,为资源调控和优化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三)构建城市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缺少雨水收集系统。由于地面硬化,又缺乏相应的雨水收集管线和设施,导致天然雨水直接流入污水管线,被排放掉了。二是缺乏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尤其是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这势必会造成重复建设和决策失误。三是城市污水管网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一般是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工厂企业生产废水、机关单位生活污水、公共服务设施污水混在一起,大部分通过城市综合污水排放管网直接排放河流,小部分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河流,二级生物处理率不到15%,污水回用率很低。绝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目标是达标排放,往往没有考虑污水的大规模再生利用等。四是城市人类排泄物从卫生间(厕所),经过下水管道,进入化粪池沉淀,一部分进入城市综合下水管网,被排放或处理;一部分长时间积淀于化粪池,最后被当作废物倒掉。这种排放、处理形式,一方面容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海洋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肥源流失。同时,由于厕所下水的直接排放,浪费了大量的淡水资源等。 生态方面论文:生态环境政治保护论文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优秀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生态方面论文: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论文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完全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生态方面论文:清代生态环境变迁史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是在系统搜集陕南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的相关成果,考察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体现。本文除了考察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外,还以水灾为统计指标,该时期陕南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与发生。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淫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高潮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高潮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高潮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生态方面论文: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 【摘要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颇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变迁则尤为巨大,海岸线也与现今多有不同。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6](P26)又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8],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又当时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修藏冰之礼。[9]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然则综合有关寒冷事件的各种记载,这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大约延续到了六世纪的二十年代。 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于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旱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黄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该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来源最多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中游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水土流失相对减轻,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减缓,决溢次数就必然减少了。其次,黄河下游两岸存在着许多分流和湖泊,洪水来时起着调节水沙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再次,十六国时期下游河道两岸土地荒弃颇多,灌木杂草丛生,对固堤有一定作用。还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较顺直,水流迅急,可将泥沙大量输送入海,有一段时间可能冲刷超过堆积。还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入海。依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与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胎以下,与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过今洪泽湖,东北至今淮阴市,沿废黄河流路至今涟水县东境入海。 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这与黄河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鸿沟水系,内岸则基本上已无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却相当密集。《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河水系,演变情况复杂。当西汉时,今海河的五大干流即北运河(汉时的沽水)、永定河(汉时的治水)、大清河(汉时的泒水及滱水)、子牙河(汉时的虖池水)、南运河(汉时的清水),从北、西、南三面分别由天津附近的洼淀分流入勃海,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水系。成书于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水经》沽河云:“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这是海河诸水同归于海的最早记录。东汉末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为了漕运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遏淇水东入白沟”[14],使东北进入清河,成为日后的卫河,后又凿利漕渠引漳水以增加白沟的水源,为以后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206),开凿了一条使虖池水改流向北入泒水的平虏渠,其故道大致相当于今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间的一段南运河,把现在的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三大海河干流沟通起来。同年,又凿泉州渠,从今宝坻县西的泃河口入潞河,与南来的清河会合,为以后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上平虏、泉州等渠的兴建,使得河北平原上几条大的支流相互连通起来;而这时的渤海西岸陆地又向海有所伸展,合流以后的河道,得以转而向东并流入海,即形成了自今天津市的三岔口向东入海的海河尾闾部分(当时称“泒河尾”,是泒河与其它各河汇流后的下游),至此,海河水系得以初步形成。 海河水系初步形成时,南部的淇水虽经曹操导入白沟与清河合,但在淇水以西今卫河上游的清河,仍由朝歌独流入黄河,到东晋十六国时,始导清合淇入白沟,并入海河水系。又北部的鲍丘水(潮河前身)因未与沽河会合,也不属海河水系。及北魏时,漯水(汉时的治水)、沽水在武清相汇,转而东流,与潮流一起循今蓟运河入海。雍丘县以下的潞河,虽有水道存在,但只是一个枯渎,海河水系被分割为南、北两系。据此,北魏时期海河南北两大水系,尚未正式进入合流局面。海河南北水系连成一体、海河水系各大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局面的固定,要晚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以后。 黄、淮、海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统一河床的塑造。 所谓江、沱易位,缘于荆江分汊河道的南为江、北为沱。先秦两汉时,江、沱约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东流至江陵,当时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东流至江陵城南,又东纳入阳水,即江陵县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魏晋时,江、沱的分流量逐渐趋于平衡,故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内江流量增大的结果,沮水下游东折流路被江水劫夺,江水以此紧逼江陵城南,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时开始沿江北岸创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时逼沮南下,形成《水经注》所记载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来江、沮之间的滩地则被水流冲断,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荆江统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阶段。魏晋时,今石首境内的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仍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的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提供人类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反映了当时监利境内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情况。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而这要晚到唐宋时期。 由以上黄、淮、海、江的简单叙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变迁概况,然而与河流比较起来,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反映湖泊状况最为全面的资料,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共记有湖泊500余个,其名称各有不同,据统计,有湖114,泽100,陂160,池117,淀12,薮11,海7,其它38。实际上,当时许多湖泊还未计入。还由当时比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况对照,则湖泊变迁之巨大可见一斑。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湖泊如:屠申泽(内蒙古磴口县)、芍陂(安徽寿县)、孟诸泽(河南虞城县)、圃田泽(河南中牟县)、黄泽(河南汤阴、内黄一带)、白洋陂(河南杞县)、九泽(山西祁县、介休一带)、王泽(山西新绛县 )、董泽(山西闻喜县)、大陆泽(河北隆尧、巨鹿、任县间)、林台泽(河北魏县、临漳一带)、鸡泽(河北永年县)、天井泽(河北安国市)、夏泽(河北大厂县)、雍奴泽(河北霸州市、天津静海间)、大野泽(山东巨野县)、菏泽(山东定陶县)、雷泽(山东菏泽县)、夷安潭(山东高密布)、都野泽(甘肃民勒县)、泑泽(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镜湖(浙江绍兴县)、巨淀(清水泊)、震泽(太湖)、参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薮(博斯腾湖)等,彭蠡(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四、海岸推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岩岸线变化不大,而一些沙质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动力作用的,岸线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有关辽东湾顶部海岸线的资料较少。根据今辽宁黑山以南、台安以西、北镇以东的近海地区汉魏时空无城邑的情况,以及晋末到唐初辽东辽西间往返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这一带还是沼泽化滩地。长期的沼泽化,延缓了三角洲的形成和海岸的伸展。辽东湾滨海平原的主要入水道为辽河及大、小凌河,其上源在汉魏时期居住着乌桓族和鲜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原始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良好,河流来沙很少,海岸线因此长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据,辽东湾顶部的古岸线,在今右屯卫、闾阳驿、杜家台、盘山、沙岭、牛庄、大石桥至盖平一线,这一岸线直到十一世纪,仍无多大变动。[15] 滦河三角洲平原海岸汉末三国时在今河北省昌黎北碣石山南附近,曹操曾登临碣石观海。由于滦河入海尾闾在三角洲上游荡不定,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海岸线已在今乐亭县治以南。 渤海湾西部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这缘于黄河入海口的南撤。公元11年以后,黄河在渤海湾南部的山东入海,渤海湾西部岩线接受黄河来沙显著减少。在供沙不足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贝壳堤,北起天津东郊白沙岭、军粮城,向南经泥沽、邓岭子、上沽村、马棚口、歧口、张百河、贾家铺、狼蛇子一线。该道贝壳堤的主体,代表着1500—2000年前的古岸线。[16](P208-21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尾闾长期稳定在今黄河口附近,今冀鲁交接处海岸线因此向前伸展较快。《水经注》载五世纪时黄河在今山东博兴、利津间以下分汊,一股东南出,是支津,与济水汇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东北径直入海。当时黄河口是一个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线与相近,三角洲北沿则远在今海岸以内。 苏北海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较为稳定的原因,仍是由于黄河安流于山东半岛北部,及在苏北入海的河流含沙量较少。南北朝时,苏北海岸线的大致走向为今赣榆、连云港市、板浦镇、响水西、云梯关、阜宁、建湖东、盐城、东台、富安、李堡、如东;当时云台山及其周围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为海岛。 长江口南岸沙嘴,从四世纪起,开始向东推进。自孙吴征服山越和晋室东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开发,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大了固体径流,泥沙逐渐在河水沉积。东晋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娄塘,经嘉定城、南翔、诸翟、莘庄、闵行、南桥、柘林,然后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则至海盐的澉浦。至于杭州湾的南沿今浙江宁绍地区的海岸,则在现代岸线以南。 五、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17](P13)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18](P15) 以上有关魏晋南北朝灾害次数的统计,是比较粗略的。以地震为例,据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有感地震震级等于或超过4又3/4级者,三国时期14次,西晋时期37次,东晋十六国时期50次,南北朝时期95次,合计196次,这远远超过了邓云特统计的93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此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19]要之,这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时期。而天灾与人祸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联系,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西晋末年,匈奴刘渊立国于今山西,开五胡十六国局面。刘渊的顺利立国,与山西民户的流失、并进而使当地胡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山西民户的大规模迁离本土,始自西晋末年,引发原因既有“人祸”,也有“天灾”。“天灾”如元康五年(295),新兴、雁门、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永宁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并引起大蝗。此后至于永嘉,疾疫兼以饥馑,灾害不断。永兴元年(304),刘渊遂反于山西,自号大单于。[20] 例二,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接受北魏降将王足堰淮水以灌寿阳之计,征发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县北淮河上)。天监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若无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致于如此猛烈。 其实不仅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述之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等,也都息息相关。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寒冷干燥的气候与五胡的长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类似的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如女真的南下与宋室的仓皇南渡、满洲的入关与明帝国的土崩瓦解,都分别对应着寒冷的气候;或者说,当时气候的日趋寒冷,是促使本来就地处高纬度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动因。 生态方面论文:西部城市化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现象的增多和南方地区泥雨现象的出现,不少人开始将山羊视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据说:山羊不仅吃草,而且还会用蹄子将草根从土中刨出来吃掉,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植被的破坏和草原沙化现象的产生,最终结局必然是形成沙尘暴和泥雨等环境恶化。因此,要想阻止草原沙漠化,就应该尽快将山羊“斩尽杀绝”!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的8个旗市,大多数旗市都制定了针对山羊的“禁牧令”,一些旗甚至下定决心,要在三年内把山羊消灭干净。而且据有关媒体报道,至2000年10月份为止,伊克昭盟至少有60万只山羊被消灭掉了。本文将证明我国西部地区草原沙化以及沙尘暴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受利益趋使而对草原这一“公共资源”实施了过度放牧与使用。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我国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减少或转移牧区人口,而非简单地减少山羊的放牧数量。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由西部草原沙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问题。目前,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地方将“开发重点”放在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上或放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上。实际上,西部地区恶劣的环境本身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投资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其效益也将比东部地区差得多。按投资的经济效益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等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绝不能简单地放在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上,而应该放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上。具体说,西部地区应该通过实施“一增一减”的政策措施来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增”是指要增加西部地区的各项制度变革和观念创新。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受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所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制度安排与观念意识方面的差异才是关键与根本。从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应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大开发的重点,政府应通过加大自身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来努力降低私营企业主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谓“减”是指要减少西部一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特别要减少牧区的人口数量。可以预料,在维持现有土地制度和不减少(或不转移)西部草原地区人口的情况下,基于生存、发展以及东西部地区竞争等方面的压力,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甚至粗放式利用必然难以彻底避免。而一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放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那么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生态方面论文: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全球性,生态环境与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便是一例。本文则欲从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生态环境问題的联系,以及生态经济学向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引入问題,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路径分析 一、我国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必然性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同时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特点。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的职能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发展,现今在我国的政府企业的职能是被分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是被分离的,在面临这种状况下,我国政府将国有企业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虽然不是直接插手到惯有企业的管理中,但是依然会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管理,而且对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国家还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干预。所以,综上所得,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 加强政府宏观创新管理是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好坏的重要依据,主要是指政府在进行对宏观经济管理时,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预定目的。一方面,要使得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有效的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展的状况的不同环境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经济过热时,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控制好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当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的步伐,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平衡经济的发展总量,并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使得经济结构得到相应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消费,我国也要加强宏观管理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的有所提高,自然就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会的消费行为也逐渐变得稳定。同时在进出口这方面,政府能把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放在进出口的比例上,使得产品的进出口环境不断地得到改善,最终给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基础。 2、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时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目标所采用的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传媒手段等手段都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的效能有赖于管理手段的作用。而现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第一点要做到的是运用好建立的法律制度来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我国的经济是处于法律的保护下运行的,依靠法律手段来保护和提高经济的运行状态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点要做到的是加强政府的电子管理的建设。 由于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快,为了能更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度,电子商务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政府必须要积极构建电子政府的机构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创新管理奠定一定的基础。 本文作者:严纪芹 单位: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宏观经济管理:国家审计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一、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通过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来予以实施。这些组织和机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这一重要的有机体。目前,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调控系统。第二,决策系统。第三,信息系统。第四,管理系统。第五,监督系统。 二、国家审计的本质和显著特征 (一)国家审计的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审计是一种具备独立性的经济监督和控制行为,是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经济权力、法律权力的监督。 (二)国家审计的特征 国家审计主要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独立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第二,专职人员或者专门的机构是审计的主体。第三,审计经济责任的履行者或者承担者是国家审计客体。第四,其客体的经济财务状况是审计的主要对象。第五,经济鉴证、经济监督和经济评价是国家审计得主要职能。经济监督是国家审计得基本职能。第六,审查、签证、评价企业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是国家审计的主要目标。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家审计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的价值 国家审计机关属于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行政的机构,它专门负责国家经济的监督,是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监督相对应其他经济监督部门层次更高、内容更为广泛、综合性更加强,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超脱的监督关系。国家审计监督是由审计人、立法机关或者政府组成的委托人、部门或者单位(被审计人)组成的三方关系。这种三方面关系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被审计人的经济活动中,不会涉及到利益关系,有利于审计人超脱地位的形成,显著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比如:税务部门是税务监督的监督者,单位或者企业是被监督方,税务部门通过制定、执行相关税务法律法规,征收纳税单位或者企业的税款,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当审计涉及到税收相关问题的时候,审计部门参照税务法对被审计人(企业或单位)进行纳税监督和检查。这一过程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征税纳税的具体活动中,并及时将审计意见报告给委托人或者授权人。 2.权威的监督效力。审计监督可以对经济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监督权力,其他监督部门不具备这种权力和职能。专业经济监督不能够监督与自身相关的经济活动。比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或执行市场管理条例、法规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税务部门、银行等其他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然而,审计部门既可以监督所有经济活动,也可以监督其他相关监督部门,从而有效确保其他监督部门正确使用监督权力,有效避免了监督权力的滥用。 3.法定的监督地位。国家审计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我国1995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审计法实施条例》均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监督权限和职责。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是受干部管理部门委托,有权对国有企业领导进行严格的经济责任相关审计,并把审计结果作为企业领导干部升职或者贬值的重要参考。 4.广泛的监督范围。专业的经济监督部门的审计监督范围和内容主要取决于委托人或者授权人的实际需要。因而,在国家宏观经济监督中,国家审计更能够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广泛范围,实施全面、系统、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预算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家审计是为了满足国家预算管理相关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本质意义上来看,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预算管理。认真了解和分析当前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审计是国家顺利开展预算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国家预算管理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国家预算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第一,预算编制。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预算。第三,预算执行环节。第四,决算草案的编制。第五,预算监督环节。第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决算等。我国现行《预算法》和《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审计在国家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预算工作进行监督和审计,是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不断深化间接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力武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具体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三种。我国财政、金融部门均拥有大量财政和信贷资金。这些财政和信贷资金是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家审计机关则负责审计和监督财政、金融等其他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资金,从而确保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实施。审计监督是目前层次最高的一种综合性经济监督,确保国家宏观调控相关政策认真贯彻并有效执行是其优秀任务。因此,审计监督为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审计主要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规范我国财政及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第二,建立并完善经济秩序。第三,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通过有效的审计和监督,一方面可以严查违反经济法规的不法行为,确保我国国家政令有效统一,另方面,还可以立足于审计结果为宏观经济管理提出可行的建议或意见,从而为政府相关经济决策可提供可靠依据,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3.国家权力制约体系的优秀内容。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监督。第二,国家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监督。第三,检查机关实施的党纪监督。第四,社会大众舆论监督。第五,检察机关实施的检察监督。第六,人民法院实施的审判监督。第七,行政检查机关实施的检查监督等。审计监督凭借其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成为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中最具代表的一种监督。众所周知,依法治权的优秀在于有效制约财政权力。因此,要想建立并完善国家相关权力制约体系,必须不断加强并完善国家财政权力相关机制。国家审计作为我国综合经济监督的最高层次,有效实现人民经济管理权力是其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监督与制约职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制约和监督财政审计的财力征收和分配,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第二,制约和监督固定资产投资与行政事业的审计工作,有效提升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第三,监督并制约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决策权,确保决策权力的有效使用,有利于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第四,监督并制约金融资金相关运作,从而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率。 4.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有经济单位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有经济单位主要采取企业自主经营的模式,但是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国家审计机关必须对大型的、亏损严重的、或者政府重点补贴的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的审计监督。与此同时,企业债权人和投资人也需要企业提供公正、客观的会计信息,作为信贷及投资决策的可靠依据。国家审计机关相关审计签证是相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国家审计能够及时发现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并提请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作者:饶敦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探索 一、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性的意义 虽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不断出现,市场环境收到冲击,市场秩序出现紊乱、新科技产品充斥市场但相关管理标准和准入制度缺乏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市场在调节经济时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进行创新行管理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强化管理力度以及舆论影响力。在传统的经济、法律以及政策手段上进行创新也会使宏观经济管理简便易行,为市场和社会所接受。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理念和对策 (一)创新性理念 1.目标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政府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理想目标,决定着管理的内容和工作方向,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也要随之变化。经济过热时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经济下滑时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观察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目标首先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然后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另外,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年上升,居民消费行为渐趋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成为保持平衡的关键。 2.主客体创 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本质是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主体创新就是对政府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创新。组织创新就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改革政府职能和工作效率。主要在监管市场运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保持政企分开、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权责一致,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能分配,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调整专业经济部门,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可适当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还要尽量降低工作成本,以最少的部门和人员完成既定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及对市场新变化的敏感度,提高服务质量。 3.管理手段创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手段,包括软件方法、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硬件方法有各种传媒和网络等。对管理手段的创新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发挥的水平和管理能否收到成效。 (二)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 1.经济管理规范和准绳 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离不开法律,法律是一种规范和准绳,任何创新性手段的使用都离不开法律的依据和约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强化法律地位是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也可以适当的借助其他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以适应新的需求。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2.管理手段创新 主要是利用网络和高科技产品,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加快政府管理的网络化,建立政府网站并进行专业化管理,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将政府工作透明化和人性化,对宏观经济管理实现智能化管理和高效管理。 3.创新性对策--平衡积分卡 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中存在着诸如机构庞大、冗员、运行成本过高、盲目投资公共项目等问题。这些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也不乏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管理是一种阻碍。引入平衡积分卡制度,能够有效的进行政绩评估。而且平衡积分卡涉及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多方面的转变,它对管理组织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三、结语 宏观经济管理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能力和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考验,是保证一国经济有效运行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下飞速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创新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借助媒体和网络,建立“电子化政府”,明确职能部门职责,将政企分开,并提高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工作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史雨晴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强化思路 一、宏观调控必须注重国内经济的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不可再生资源并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由于全球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侧重于绿色环保产业,限制甚至是取缔那些环境污染严重,能耗高而效率低的落后产业,坚决实施节能减排的国策。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绝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先破坏再治理环境,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国家的战略资源,努力提升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积极发展环保、节能的替代能源。保护好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环境。 二、宏观调控应尽量预防未知、潜在的危机 金融海啸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次贷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存在侥幸心理,无限透支未来而造成的。金融业的兴起、兴旺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一旦金融业的发展过分乐观、侥幸的话,在其繁荣昌盛的假象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危机。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绝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必须充分意识到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并在危机爆发之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始终警惕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繁荣与稳定。 三、宏观调控应以建立体制完善制度作为发展经济的保障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都存在比较大的不利因素。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与政治体制。加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力度,通过监督好执政党、各级政府以及部门的各项工作,好的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继续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改进与完善各项经济制度。使得政府的组织结构、职能能够更好的服务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并且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科学发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并进一步扩大战果。 四、宏观调控必须能够有效预防各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违规现象 尽管我国绝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各级官员都是正直清廉的。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部分党员干部、官员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利益的诱惑。不仅极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无限期望,也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损失;还有部分官员毫无作为,甚至是官商勾结。使得国家的税收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给党和国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罔顾国家利益,对国家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阳奉阴违,导致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执行。因此,必须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各级政府的执行水平,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 五、创新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指的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取的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各项措施,它包括各种软件措施,比如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措施,也包括一些硬件,比如传媒以及网络等。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对于管理效能有直接的影响,创新管理措施有利于政府真正发挥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如今我们国家早就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创新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就是有效运用法律手段来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的法制正在不断地健全之中,重要的经济、行政手段通常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和保障,以免主观随意性。创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还包括实现管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也就是建设电子化政府。为了尽早已国际接轨,必须尽快建设“电子政府”,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电子政府”的体系,促进早日实现网上“政府工程”的目标。 六、结束语 宏观调控必须着眼并统揽全局,因此难免会触犯道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应当进行必要的宣传与教育。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要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国富民强的目标。所以,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必须充分考虑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人们切实享受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伟大成果,让人民真正意识到只有坚决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社会发展才能更加和谐、稳定。 宏观经济管理: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研究综述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处理重大经济关系、解决部门之间利益冲突、保障国家计划的实现以及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等方面论证了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和立法原则等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法……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优秀。在贯彻宪法关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尚缺少一部统率各层次和各门类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因而无法从法律上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无法集中规定宏观经济的调控原则、调控主体、调控客体、调控程序、调控责任和宏观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等基本问题。为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系统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持续增长,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以下简称《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法 法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的有效手段。从各国的实践看,每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法律作后盾。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障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都制定了反映该国政策的金融法规。如美国1913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英国1979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法》;日本1942年制定《日本银行法》;德国1957年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新加坡1970年制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等。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国家通过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不同影响,作用于经济运行,起着某种自动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分扩张或收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财政法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制定有预算法、税法等,有的国家还制定了《财政法》法典。 此外,各国还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法和价格法等贯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我国,近年来国家制定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在贯彻和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仅靠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还不能处理和保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难以克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难以避免“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因此必须有统领各单项宏观经济法律的《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是处理重大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12项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都是涉及到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法》。这样,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就有了法律依据。 三、《宏观调控法》是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准绳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场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所以说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政府在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中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等,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这些单项法规的权威性比较低,各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亟待出台《宏观调控法》。 四、《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国家的计划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用计划调控手段,必须更新计划观念,健全计划机制。 健全计划机制,就必须重视计划决策、管理、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善于采用法律形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现。采用法律形式,主要在于使法定计划能够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在法的规范作用下结合起来。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就不能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在法的调整下,使计划关系成为一种计划法律关系,使计划活动成为一种计划法律行为。为此,就必须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原则,建立各项具体的计划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也是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例如,法国是采用计划指导经济较早的国家。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实施中期计划的法令。以法律形式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计划”。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也使用所谓的“法令性计划”指导市场经济活动。在计划调控的具体措施上,在如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政府计划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济,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协调计划调节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关系,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综合力量,制定一部统领包括《计划法》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调控单项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宏观调控法》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笔者认为,国家和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因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明确,这项任务必须由《宏观调控法》来承担。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在当前“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①我国制定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比较健全,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较为灵活有效。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②要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使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就必须通过制定《宏观调控法》,明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的法律地位,赋予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权,确定其可以采取的调控手段,以及所应遵循的程序,才能确保政府作为法定的调控主体依法调控,约束政府必需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防范和制止“政府失灵”、行政性垄断等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因此,《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实施合法有效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依据。 六、《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框架 (一)《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层次和名称。从宏观调控法的实质意义上看,它是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所构成的体系。但从立法体系上分析,宏观调控法体系又是由《宏观调控法》统帅下的《计划法》、《预算法》、《税收基本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外汇管理法》、《产业结构与规划法》、《对外经贸法》、《特别区域开发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立法层次上看,它是国家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基本法。法律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为好:一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学中有确切的定义;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已广泛运用;三是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使用;四是运用其他名词,如“国民经济管理”、“经济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等均不能确切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宏观调控法》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我国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调整对象范围主要包括:计划关系、财政关系、金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价格管理关系、产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区域经济协调关系、对外宏观经济关系等。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当确认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平衡优化原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的原则,从而调动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一切调整手段,发挥宏观调控法各项法律制度的功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2.有限干预原则。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国家干预已经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宏观经济调控法应确认的国家干预原则,即有限干预原则。所谓有限干预原则,其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的干预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相反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法进行干预;三是政府一般不得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 3.宏观效益原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涉及的经济利益是全局性的、总合单位的利益,如生产者全体或消费者全体的利益,或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消费者或某个独立的企业的直接利益。因此,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如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而不直接过问某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使宏观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行为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 4.统分结合原则。统分结合原则,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经济调控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实现集中统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结构体系框架:应设总则、宏观调控机构、宏观调控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效力、宏观调控基本制度、宏观经济监测预警基本指标体系、法律责任、争端解决机制、附则共八章。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研究探析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垒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和我国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由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手段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要科学有效地提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以应对人世的挑战,就必须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系统要素进行协调配套的创新。 一、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即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预定目的,它实际上决定着管理的内容重点和着力方向,同时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不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重点亦不同。当经济过热时,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了重点目标;经济不景气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重点目标。重点目标的实现,能够带动其他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相机抉择性的目标,只有进行不断地调整才有实际指导意义。人世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其次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是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都是源于经济总量平衡出现问题。在经济上升阶段,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欲望增强,合理把握总需求的增长尤为必要。目前,居民消费行为已趋于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比较稳定,除个别热点产品外,不会出现排浪式消费热潮。因此,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特别是支撑投资增长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就成为保持总量平衡的关键之举。在总量平衡中,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尤为关键。因为加入WTO短期内将会对我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造成一定冲击。一方面,加入WTO意味着我国要实施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货物关税减让表和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表所作的承诺。对我国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入世后限制进口的手段将大大减少,进口必然会增加。此外,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增加我国的进口。例如,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必增加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又如,人世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外投资的大量涌人,也会使进口大大增加。再如,我国持续采取的刺激内需的政策,也会刺激进口的需求。 另一方面,入世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的促进作用仍很有限,这是因为:(1)尽管入世后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但在我国目前的贸易品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一定的情况下,“人世”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2)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O%左右,从垒球贸易发展的整体水平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属于居中略高的状态,继续提高的空间不大-(3)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此消彼长的矛盾,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在保证逐步还清出口返税欠款的同时,决定出口返税税率平均下调3个百分点。 二宏观经济管理主体的创新 所谓宏观经济管理主体,是指依法成立、履行着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组织机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创新的内容是塑造现代政府主体.具体表现为组织创新和人员创新两个方面。其组织创新的实质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政府职能、确立政府规模与提高政府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是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程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掌好舵,而不是去划桨,鼓励和调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划桨的积极性,掌好舵,不划桨的政府才是明智的政府。要按照政企分开原则.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实现由微观直接的干预向宏观间接调控的转变,按权责一致原则,调整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防止职能交叉,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不负责的弊端,按照精简、统一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按照效能原则,确立最优政府规模,政府最优规模应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边际制度收益和边际制度成本分别相等的那一点上,按照效率原则,要以尽可能少的机构、人员去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以降低政府工作的成本,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关键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定位。 不仅要进行组织创新,而且要进行人员创新,即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高效运作。 三宏观经济管理客体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客体即宏观经济管理主体的管理对象。具体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效益,消费基金的规模,结构和水平.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和再分配,生产布局和地区协作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WTO的要求创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窖体,首先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权利范围与关系.特别是要明确政府应当具有的权力和不应当具有的权力的边界。对于政府应当具有的权力,必须优化配备力量确保其有效实施,而对于政府不应当具有的权力,则必须收回并完整地交还给市场和企业。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世贸组织原则以及中国国情来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应当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与成熟而及时从市场的主要角色中退出,从商业性竞争领域中退出.使企业作为具有充分权利与完整义务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成为市场的主体和主角。 四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干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它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法律方法、行政方法,也包括各种硬件,如各种传媒和网络等。管理手段是决定管理效能的关键因素,能否进行管理手段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发挥水平。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们进行管理手段的创新,就是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问题。人们一般的提法是:宏观经济管理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无论如何,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重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般都会采取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以相应的法律作保证。避免主观随意性。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刨新还包括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与网络化,即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为尽快适应加入WTO后与际接轨的需要,必须高度重视“电子政府”的建设,努力构建我国“电子政府”的完善体系,加快网上“政府工程”的实施步伐。具体包括:(1)必须加速构建覆盖全国的“政务网”体系;(2)强政府网站管理,探索政府上网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3)以办公自动化为突破口,推进政府管理手段信息化。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探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非凡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碰到的经济现象进行探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探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探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策略,更重视规范性探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非凡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和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探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向,就采取了提高预备金率的办法。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假如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向,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熟悉新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索的新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探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新问题的探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探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探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假如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探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有关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非凡性提示我们,在探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和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探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探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功能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和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靠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定。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探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非凡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仰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探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定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轻易使宏观经济探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猜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抛开这种数字游戏,作者认为,应该深入探究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他们的实际功能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以投资为例,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可能使功能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消费领域也是如此,消费的组成结构,消费的倾向,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其的功能,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和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熟悉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新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探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探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却不探究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 客观地讲,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和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不如集中精力探究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征,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唯书不唯上,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 宏观经济管理:经贸局宏观经济管理发言 一、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持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不动摇 企稳回升,逐月向好:从运行趋势看,全市经济在二月降至低点,三月起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财政收入、城乡就业等主要指标增幅回升态势逐步形成。一是投资增势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1163.7亿元,增长28.1%。二是市场消费转热。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5.5亿元,增长17.1%,以商品房、汽车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成交转旺,消费拉动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提升。三是经济结构改善。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比去年底提高1.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比去年底提升1.5个百分点。四是金融运行良好。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总量分别达到7559亿元和5098亿元,分别比年初增长37.8%和32.6%。五是就业形势趋稳。1-6月全市新增就业5.4万人,其中净增就业4万人,期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8%。 基础尚不牢固,困难依然较大:虽然全市经济正朝着趋好方向发生积极变化,但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一是工业增长尚不稳定。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增速低于全部工业增速,部分行业下滑幅度依然较大。二是企业和社会投资相对不足,不少企业关注的重点仍是压缩产能、防范风险。三是开放型经济形势严峻,外贸进出口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外资项目储备不足。四是企业效益明显下滑,利润总额下降,亏损面扩大,亏损总额增加。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内部需求较为旺盛,有利于我们化危为机,加快转型。但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产业链内传导有滞后效应,其对我市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和部门的损害可能呈现此起彼伏的特点,从而使经济运行出现反复;而且,我市经济所面临的内生性、结构性、积累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内生增长机制还不完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客观务实判断形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困难早谋划、早准备,立足长远,着力当前,决战决胜。要围绕年初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不打折扣,不拖后腿,全面完成各项任务,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突出经济转型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产业大发展大提升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市经济运行带来了深度冲击,但根子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问题。我市高新技术产业优秀技术不多、附加值不高,传统优势产业成长性不足、支撑作用弱化,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走出培育期,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爆发点不多,必须尽快提升城市经济优秀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产业是立市之基、竞争力之本。不管是走出目前金融危机的泥淖,还是赢得长远的发展优势,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要紧紧扭住产业转型这个龙头,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无锡经济新的制胜优势。 当前,在外需大幅萎缩、内需尤须扩大的条件下,产业转型的方向、结构不能仅局限于如何使经济走出目前困境的策略性选择,而应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抓手,正确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关系,全面落实十大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产业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干、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坚持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附加值发展战略。以“调高调优调强”为基本要求,以半导体集成电路、光伏、风电、液晶面板、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等为主攻方向,深耕优秀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时,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改善工艺流程,提升产品结构和质量,巩固以机械装备、纺织服装和冶金为代表的无锡传统优势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研发、设计、营销等“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突出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发展重点。大力扶持新材料、研发设计、动漫创意、软件外包等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信息中介、物流商贸、旅游会展等产业,拓展服务经济发展空间。着眼提升服务业能级,着力发展立足苏南、面向长三角的总部经济。要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化文化资源为文化资本,加快无锡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抓住上海世博会的机遇,着力在引进和开发旅游业重大项目上多下功夫,培育城市经济新的兴奋点和爆发点。 抢抓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发展机遇。要善于做减法,加快淘汰“五小”和“三高两低”等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又要做加法,增加对节能减排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加快发展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为重点的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既重视发展新能源装备产业,更重视推广应用,使低排放、低污染产业成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和重要方向。同时,高度关注低排放、低消耗、高就业的都市型产业发展,形成都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进一步放大内需拉动积极效应 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坚定不移地稳定和落实各项扩内需保增长政策措施,确保收到实效。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有效提升投资质量与效益。突出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及时协调解决融资、用地、审批等各类制约难题。抓住下半年施工的黄金时节,稳步推进城市重点道桥工程建设。认真做好轨道交通1号线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10月份第一批站点全面启动建设。加快建设大剧院、会展中心、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重点项目和恒隆广场、苏宁广场等大型城市综合体。引导和鼓励社会投资,抓紧制订各项政策,畅通社会资本投资渠道。 努力营造新的消费增长点,确保消费增速持续稳定。加大耐用消费品延伸领域的拓展和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休闲娱乐、社区服务等生活服务产业,扩大消费传导效应。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能,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着力解决商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推动商业设施服务功能的有效聚合。培育有市场竞争力服务品牌,优化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市场多元化。 四、积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千方百计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效益 上半年,我市开放型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如果这一态势延续,将直接影响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要苦练内功,辨证施策,全力扭转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的不利形势。 攻坚克难,不折不扣完成全年吸引外资任务。精心组织有针对性的产业招商和项目推介活动,全力加大对相关领域龙头企业的招商力度,进一步抢抓项目信息,发展潜在客户,拓宽投资领域。做好各类已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实工作,促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加大外资工作考核力度,务求招商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多措并举,力争早日实现对外贸易回暖反弹。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参加各种展会,加快开辟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引导和扶持外贸企业改善产品结构和质量,营造品牌效应。加快推进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等特殊功能区建设。强化外贸巡视督察和外贸企业走访制度,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 立足长远,高起点谋划和推进开发区建设。强化开发区利用外资主体地位,切实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水平。强化体制创新,重点完善开发区的管理体制、招商体制。要服从全市总体规划,有效衔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实现开发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五、继续强化财税金融工作,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财税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当前,我市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财税金融建设,完善其调控和服务职能,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就财税工作而言,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举。“开源”,就是要把壮大财税实力放在首要位置,切实服务好税源企业,为财税收入稳定持续增长夯实基础,并不断培育新的财税收入增长点。“节流”,就是要继续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增强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导向性,严控一般性支出和行政开支,千方百计挤资金,集中财力保重点。 就金融工作而言,要突出增强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落实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强调信贷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杠杆作用,有效引导资金配置,把更多的资源聚集到发展先进产业、支持节能减排、加快科技创新上来。 六、着力加强社会建设,切实改善群众生活 改善民生是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各部门要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好民生指标,尽最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就业。大力拓宽就业渠道,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失业农民、零就业家庭和大龄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工作。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加快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实训基地建设,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 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按照“城乡统筹、七区一体”的要求,逐步推进城乡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接轨统一,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力度,继续推进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各类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 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老新村综合整治和老住宅特修工作,大力推进城区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全面推进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性修复。全面完成26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当前,正值汛期,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工作责任制,正确协调好防汛工作与保护水源、治理太湖的关系,确保水环境安全。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继续做好防病防疫工作,杜绝重大事故发生。要提高对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监控能力和处置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 一、引言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上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为实施扩张性政策作了最好诠释。但从时间序列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第六个下降年头,1999年预测GDP增长7%,意味着下降之势将持续下去。纵观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迟滞;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滑无全面改善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出口严重下滑,外资增速下降。 1998年,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措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完全操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人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力的削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依然很软,经济的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先导。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与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2-1景气循环:国有投资拉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比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见表1)。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张杰,1997)。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左大培,1998)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剌激起经济景气,或者说,在制度上还没有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2-2,国有部门失衡:资金供给稳定和产出份额下降 如前所述,国有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出的份额快速下降,从1985年的69%下降到1997年的38%,但国有部门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下降有限,同期从66%下降到52%,1998年国家增大国有投资,其比重还会上升。与此相适应,在用银行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和62%。国有部门产出份额下降的同时,资金供给份额虽有下降,但与产出份额的下降不成比例。与此相对照,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已占2/3,而得到的资金供给,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改变自己的资金供给渠道。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一般只有大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融资,如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基本与此无缘。除内源资金外,大量中小企业的外源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即使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企业外源资金的供给也主要来自银行,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大规模利用贷款解决企业的外源资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信贷资金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银行无法将资金贷放给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国有企业。就使得产出与信贷相脱离。 表2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产出份额的变化(%) 注:(1)由于固定资产总投资基本上是用于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表中只列出了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的比例;(2)在第二产业中,国有部门所占比例是根据国有工业和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割的,这会低估国有部门,但趋势可信;(3)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1985年主要根据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分割,当时非国有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比重较小,我们作了估计修正。(4)从1991年开始,国家公布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本表列出1997年的估计值,分部门估算的依据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非国有占80%,个人服务100%,公路交通中客、货运为80%,金融服务为10%。可以说国有比重略微高估,因为在这一时期,很多领域已经开放,如通讯中的寻呼机市场等等。 2-3,制度性“软约束”和特殊“安全”准则:投资资金供求与效率脱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的保证就大,就易于获得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资金,其资金需求也较谨慎。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衰退,但资金需求依然旺盛,资金供给也相对容易,资金并没有从这个部门中撤出多少。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保护”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软预算”有两类:一类是体制性的,一类是非体制性的(平新乔,1998)。中国经济中的“软预算”基本上是体制性的,它来源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改革的推进改变了它的实现方式,从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变成银行渠道,同时逐渐硬化了银行的贷款约束。但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尚未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而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金融机构与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只是资金量供给量相应较小。只要银企之间存在着体制性“软预算”关系,企业就会表现出对资金旺盛的需求。在资金供给方面,银行必须考虑贷款的安全性,但在国有部门内部的循环中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安全”准则,由于银行是国有的,它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向国家要政策进行冲抵,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失败却难辞其究。这就是所谓“肉烂在锅里”的机制。这种体制性“软预算”和特殊的“安全”准则导致了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即使在高负债比例下,国有企业仍可不考虑负债成本,在能争到投资时,依然去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率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而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的。(张春霖,1997;张杰,1998)。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从供给效应看,主要体现为提高有效供给,现代宏观经济学强调投资供给对长期增长的贡献含义,认为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效应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无奇迹的判断,就是从供给效应的分析得出的。从需求效应看,投资本身就会产生需求,宏观分析中通常将投资的需求效应列为对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忽略投资的供给效应。从本质上说,投资的供给效应才是最为本质的,如果投资不能产生有效供给,其需求效应是不能持久的。最无效益的投资也会产生需求效应,但其结果只会导致需求虚增和投资坏账引起的负债。 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国有部门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账。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部门,而非国有部门又极缺资金,于是,自筹和外资就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1997年非国有部门自筹资金占其总融资的58.9%,外资占17%,而运用的银行资金不足1/4。可见,体制性束缚造成了投资供给和需求、产出和效率的严重失衡。 三、投资与“宏观负债” 国有部门吸收了大量银行贷款,在竞争力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引发了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又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和特殊的运营机制,再透过国有银行转化成政府的“宏观负债”。这是解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 改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按照成本补偿的方式,中国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是财政补贴的改革阶段,政府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发展很快,微观负债较低,宏观负债主要表现在财政赤字上。随着国家财力的相对下降以及财政补贴越来越大,最终不堪重负,遂让位于金融补贴的改革。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国有企业迅速崛起,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产出份额下降,负债比例越来越高,亏损增加,还债能力下降,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运行上来。 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吴晓灵、谢平1997)。据计算,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17%。不论那个数据,都表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不仅表现在产出份额的急剧下降上,更表现在其亏损与利润的反向变化上。1995年二者基本相等,1997年亏损比利润高出将近1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 国有部门丧失盈利能力后,通过破产程序,其高负债直接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坏账。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总受理数的63%;破产加速后,银行的损失率为85.1%。另据经贸委对东北80家破产企业的调查,平均债务清偿率仅为0.41%(工商银行企业破产调查课题组,1997)。国有企业破产直接引致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而破产又与国有企业丧失盈利能力高度相关。以此推断,1997、1998的情况将更为严重。为了弥补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同时又要承担国有企业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为潜在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是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的机制。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导致了不断扩大国债发行,国债比例日益提高;为了加快发展,国家鼓励利用外资,外债总额也不断提高;如果加上象广信之类的金融机构为地方发展进行的对外负债,90年代以后,国家在宏观上的广义负债直线上升。如果再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隐含合约(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所负债务包括在内,国家的广义负债已经非常高了(见表3)。 1998、1999年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增大国债发行,又因经济增长趋缓,企业还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可能加大,宏观负债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今年底,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达到5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丧失了通过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收入偿债的能力,基本上是借新还旧。 如果说国家正式的负债比例还不算高,国债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在安全线以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但其扩大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三个,一是借新还旧;二是变暗为明,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偿还城镇职工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福利欠帐;三是支持财政的正常与非正常支出。 由于无效投资的长期累积引致宏观上的广义负债,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情况下,只能发新债弥补。这将对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虽然1998年国家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又低于8%,而且随着增长放慢加剧了企业效益下降,坏账又要吞嗜现有的资本金。今年银行的收息率非常低,且随着经济下滑还会降低,国有银行的坏账必将从暗到明累及财政,由潜在负债变为公开负债。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 为了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改行扩张政策,启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回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宏观负债的增长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需要解决,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又采取了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宏观政策的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扩张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扭曲。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4-1,政策工具性扩张的效应 1998年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着力点放在拉动投资上。扩张的方式是,一、降低利率、压缩超额准备,扩大货币供给;二、发行国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等;三、财政货币相互配合,用银行信贷配套资金支持财政增加支出,用发行特别国债弥补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促进放款增加。此外,还有一些相互抵消的政策,共同构成政策扩张的综合效应。 4-1-1,财政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包括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从支出政策看,是一个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适当的财政赤字以增加财政支出。但从收入政策看,又具有明显的收缩性质,表现为税收增收1000亿,以弥补财政的亏空。 财政扩张支出,重点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一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二是为了通过投资需求拉动,直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也存在着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扩张支出时,项目准备不足,出现了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的项目和地方政府准备自筹修建的项目。这方面已有不少报道,但抵出效应的大小无法估计。另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链条较短,带动效应较小,加之这次多是一些大项目,劳动密集型工程很少,投资通过就业带动的乘数效应比较低。此外,现行投资体制无法保障投资效率,未来的投资回报很成问题,投资带来的新坏账仍是一大潜在威胁。 从收入效应看,1998年财政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15.9%,增收1003.36亿。从历史角度看,增长速度和增收数量并不太多,但与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则高了不少。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税收的增收,征税量的加大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它直接降低了财政支出扩张的政策效用。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较有活力的企业,这会降低这些企业的活力,而支出又用于基础设施等长期的低回报项目,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张曙光、张平,1999)。 应当指出,从一年期看,财政工具的扩张对需求的拉动是明显的。实施财政扩张后,国有投资明显回升,9月份高达33.8%,直接拉动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4-1-2,货币扩张性政策 货币政策扩张主要表现为降低利率和加大贷款力度。从理论上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有:降低利率,引致自主投资增长;利率降低导致汇率变动,引致出口增长;利率降低导致股票价格上升,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拉动需求,起到利率杠杆的作用,托宾的q理论描述了这一过程;信贷观点认为,贷款规模的扩张,可得信贷较多,小企业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消费者可扩张消费信贷;利率降低使消费者愿意多消费,少储蓄,可增加耐用消费品支出。 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看,上述效应是不足的。第一,降低利率没有引致民间投资的增加;第二,国家承诺汇率不贬值,出口效应没有;第三,降低利率未能刺激起股市,利率的杠杆效应不足;第四,由于贷款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尽管可贷资金充足,但中小企业得益不多,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虽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第五,降低利率,本应抑制储蓄,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但储蓄快速增长,抑制储蓄,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耐用消费品支出也较平稳。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仍采取传统的方式,配合国债向国有企业注入,而其灵活的各类杠杆作用收效不大,优秀的问题是体制。 4-2,体制性收缩效应 4-2-1,概念界定 在本文的讨论中,体制收缩和体制性收缩效应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与体制复归和体制后退同义,是就体制本身的变动而言;后者是指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体制变动既可向前推进,即市场化,也可向后复归,即逆市场化;而每一种变动既可能产生促进经济扩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拉动经济收缩的效应。于是,就形成四种情况:(1)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土地制度改革,从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2)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贷款约束的增强;(3)逆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软化预算约束,敝开贷款;(4)逆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关闭产权交易市场。与体制不变下的政策效应不同,这种效应来自体制,并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实现,故称体制性效应。因此,体制性收缩效应既包括体制推进的收缩效应,也包括体制后退的收缩效应。 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关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效应,我们已在《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1998)中作过分析,一方面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另一方面也指出,它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使之面临着需求制约,开始步入商业周期,从而产生体制性紧缩效应,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这就削弱了传统的政策扩张方式作用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追求和期待的,不看到这一点,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出现偏差。鉴于前文已有讨论,本文将考察体制性收缩效应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后退的紧缩效应。 4-2-2,体制收缩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和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连续数年的经济下滑,又使启动和扩张经济成为政策首选的目标;一方面,增长和就业的压力要求实施政策性扩张,另一方面,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二者之间虽有一致之处,但把握和处理好并非易事。 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基本上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组织体系,但在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采取的主要是传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金融发展出现了某些纵向一体化的倾向。贷款权的上收,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以及拟议中的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等,均是如此。这本身就不符合金融服务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要求,其结果不是分散和化解风险,而是使风险在金融系统聚集和积累。 当前的经济启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依靠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依靠增发国债扩张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规模,但由于体制上的收缩和限制,货币供应并未相应跟进,金融增长与投资扩张不能同步。主要是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在继续和强化。这集中反映在民间金融的发展上。改革使非国有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民间金融仍处于非法地位,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尽管央行提出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并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但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很高,这一政策无法实施。不仅如此,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存款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和集中,银行业的垄断有加强之势。特别是这次经济启动具有结构性扩张的性质,使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面临着更紧的金融环境。 改革以来,中国建立和发展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了资本市场,发展了直接融资。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启动中,财政面临税收收入制约,银行面临不良资产制约,扩张能力有限,正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好时机。但我们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的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经营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缺乏金融创新的动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连通的渠道。企业负债率高,债券融资受到制约;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不能上市,股权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多方受阻;再加上行政切块分配上市指标,包装上市,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很多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很大,更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1998年资本市场的规模虽有发展,但总筹资额、总交易额和股价指数均比上年下降。直接融资的规模是缩小的。储蓄压在银行,投资选择的风险集中在银行身上;政府举债投资,风险集中在官员的选择上。这就会增大国家的宏观负债。 在面临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十分重要。中国的金融监管在市场化改革中也确有进步。最近,一些金融机构的清盘和倒闭就是证明。这是消除银行和国有大公司坏帐和严重负债的重要一环。清盘方式也有改进,国家放弃了大包大揽的方式,不仅只对储户负责,分级清理,而且确定了“谁的孩子谁来抱”的原则。但有些做法也值得考虑。金融监管过程本身就是不同主体间的博弈,目前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其他主体间的博弈。如果不着眼于信用基础的建立,从制度上加以推进,而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操作,就会发生扭曲。行政操作往往难于分辩公司资产质量的好坏和等级,关掉或撤并的可能是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公司;中央政府下令关闭地方的金融机构,地方借机把风险推给中央。至于上市指标的行政切块分配和关闭产权交易中心等,都有悖于市场原则。是谁赋予了这样做的权利,是依据哪一部法律的哪条哪款。如果说,过去烧毁地契,取消定息,是撕毁契约和破坏信用,那么,今天的作法仍在用行政手段取代和否定契约和信用。加强监管固然重要,建立信用才是根本。 第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政府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和经济扩张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政府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场;由于被改革者自行设计,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进入,维持和重建垄断地位就是最有利的。然而,强化政府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弃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控制,但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却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现在仍基本上处在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之下。1993年改革之后,随着个别地方出现的抢购现象,国家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购销的管制,私商被禁绝和取缔,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了粮食和棉花的经营。本来,粮食丰收,价格下跌,粮食歉收,粮价上涨,亦属正常,我们却与市场对着干;本想用国家控制解决粮食经营中的亏损挂帐,化解部分政府负债,但结果是,垄断利润落在垄断经营者的手里,国家吃了亏,宏观负债增大,农民也没有得到实惠,粮商和农民的销售合作发展不起来,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陷在了泥坛里。近50年来我国因粮食问题引发的经济波动,与粮食生产无关,均由粮食流通问题造成(温铁军,1999)。 在国内市场方面,由于一些部门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出现了一些价格的竞争战。这也是一件很正常事情。虽然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残酷,但它会促进产业集中、技术进步、质量提高和服务改善,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产业的进步,事实上,冰箱、彩电等家电行业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刘世锦、江小涓,1996)。然而,一些部门不是促进和发展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是搞什么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消除竞争。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且直接阻碍着产业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此外,在要素市场方面,强制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也是一种逆市场化的选择。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实施的国家垄断还相当严重。教育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学基本上是官办的,民办大学廖廖;而官办大学的自主权也很小,就是招生数量、毕业证的发放,学校都不能作主,而由教育部直接控制和掌握。这样,大学教育怎么能发展,教育质量怎么提高?这不仅影响到当前经济扩张,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效应,而且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 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是进进退退、摇摇摆摆。通过市场化的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助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而我们却习惯于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永远解决不了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虚假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东西,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在党政部门,党管干部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把它推广到企业中去就有问题了,党的部门和人事部门既无能力,也无办法考核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永远摆脱不了行政控制,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最近,我们成立了很多工作委员会,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证券工委,并向一些大企业派出了督察特派员。如果这是为了在国有经济收缩时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那可能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是,作为加强行政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办法,则可能是弊大于利,有可能为企业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4-2-3,体制性收缩效应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与体制变革上的收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影响深远的矛盾现象。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一是使得政策工具上的扩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尽管政策力度不小,但扩张效应不大,经济启动依然乏力,能否持续尚未解决;二是体制上的收缩虽然抑制了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微观负债和金融风险,但却增大了宏观负债,加速了风险的聚集和集中;三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也就降低了清偿负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新的体制性扭曲,增大了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制度运作的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于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高,乘数就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政府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五、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和运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5-1,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如果说在宏观紧缩时,体制上某些方面的暂时退缩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实现,只要不是根本性和持久性倒退即可,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就是如此,那么,在宏观扩张时,体制上的推进就成为政策效应实现的保证,1992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时体制上的收缩就是致命性的,不仅会使政策的扩张效应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导致体制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扭曲。目前就存在这种情况。 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和扩大政府支出,实施经济扩张和促进增长回升,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目前这方面还有一些空间,但发债筹资总有一个限度。考虑到前述的宏观负债,这个空间并不很大,且国债的还本付息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增发一些长期国债,但国债发行主要是一个短期措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发债扩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简单地定位于扩张支出,启动经济,那么,其效应必然受到限制,也很难长期支撑,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如果在实施扩张的同时,着眼于盈得时间和空间,使资本市场得以发育成长,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持和资金保证。在这里,西方国家通过政府举债(包括战争借款)培育和改革金融体系的经验(保罗.肯尼迪,1988)值得借鉴。 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1998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除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和还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计划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至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则可有不同的选择。 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因而,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张曙光,1993)。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即在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同时进一步放宽其经营渠道和经营限制,既可进行债权投资,也可进行股权收购和股权投资,这样,股本盈利得到的现金流就可用来支付当期的利息。不仅如此,股权现金套现和抵押贷款再投资,就能放大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使国债还本有了保证。这不仅可以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真正推进一步,还可促进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严格监管是一个重要条件。 在金融领域,重建信用是最为重要的。国有银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一方面为非国有银行让出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可在收缩中加强自己的信用基础。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也要以信用为先,关键在于增大银行操作的透明度,如果没有相应的信用重建,非国有银行是不可能成长的。增加透明,增加信用,才是金融业发展之本。如让较好的股份化银行上市等。 5-2,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但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比较优势在减弱和丧失,比如,成衣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单位小时0.36元,泰国为0.14元。不仅如此,相对于劳动力来说,中国的资金比较紧缺,资金的相对价格应当较高,但由于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再加上信用基础缺乏,相对价格的扭曲相当严重。特别是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大多投入大的装备水平较高的项目,进而加剧了资金对劳动的替代。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当不利。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政府扶持、民间经营,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为了动员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固化二元结构,扩大城乡差距,阻滞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改革以来,城乡分离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而尚未完全打破,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速度相对缓慢。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政策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剪刀差已大大缩小,但是,一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经营的垄断尚未打破,经营者凭借垄断权力侵占农民利益的事情累见不鲜,压级压价、打白条、强制储蓄等都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的价格虽未上升,但价外加价却大幅增加,以至很多地方农村电价高于城市,农民有电而仍用煤油照明,有家用电器和农业机械而不愿和不能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剪刀差也许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国家的名义农业税虽不算高,但由于国家财力下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县都是赤字县,而政府在农村的机构以及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又很多,财政负担不了,就靠吃农民维持,于是各种税费有增无减。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大发展,亿万民工大流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但由于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资金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再投向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再加上城市政府基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实施了一些清退和限制农民工的措施,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民工流动的规模也在减小,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慢。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的扩大和细分,不能促进城乡交流和一体化的发展,相反是在缩小农村市场,阻碍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与经济的长期发展相悖的,需要按照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尽快作出调整。 城镇化的发展,会拉动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如教育、电信、金融服务、媒体等,医疗保健等,都是高垄断部门;根据世界市场发展的状况看,创造产值第一位的行业是医疗保健,第二位的是金融,第三位的是电信。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民间教育,将在今后20年内成为全球最大和发展最快的产业(王小强,1997)。现在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其供给是基本垄断的,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也没有拓展。中国启动消费的优秀在于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高供给的重点也在这里,出路在于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就拿教育来说,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的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经济扩张,而且有利经济的长期发展。 宏观经济管理:电子宏观经济管理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问题探究 摘要: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直依赖着外贸出口的渠道,然而国内的金融系统改革创新之路发展滞后,这也直接导致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的失衡现象。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中国只有坚持顺应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规律,积极探索和创新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措施,这样才能够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政府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遇见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难题,在经济高速进步的同时,也要积极地迎接这些挑战。所以,相关部门需要对宏观管理进行不断反思。第一,要牢牢把握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目前,纵观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现如今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发挥的职能,有效确保整个GDP的快速、稳定地发展,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第二,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目前的政策进行创新。一个宏观经济管理的成果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发展的表现,对百姓的生活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总而言之,就是要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进行创新,将有助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1宏观经济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1.1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 加速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最终目的,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仅有制约经济发展的,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管理将有效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经济发展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同时还能有效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大波动,既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也保障经济增长的高质量,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1.2改正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 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还处在初期建设阶段,在推进经济发展实施经济转型期间还存在诸多问题。同时,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一些弊端并未消除,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下,填补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就要全面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用,有效调节市场经济中所有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 1.3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不足将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为增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就需要借助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对有限资源进行科学配置,使这些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价值。 2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2.1保持经济平稳目标 (1)经济总量平衡这个目标主要指社会总提供与总需求之间,在总量和优秀结构上维持一定程度的均衡。那么,所谓的总量平衡则是指在某一个时间段,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外商品、劳动力进入和成本投放等的需求、消费需求与国外需求间的平衡。其中,结构均衡主要指投资产品与投资的需求之间,消费产品与消费的需求之间的整体均衡。在调控和管理宏观经济时,发展供给与总量均衡是一个关键矛盾。只有紧紧绕着这个关键矛盾,把总量控制在合理范畴,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经济出现大的变化,确保经济健康稳定运行。(2)物价稳定所谓的物价稳定,从三个方面的内涵去解读:第一指稳定的物价整体水平;第二指物价上涨的水平比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的增长速度要慢;第三主要指优秀产品尤其是那些极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的物价整体水平保持平稳。确保整体的物价水平平稳较少波动,其衡量的重要指标是物价总指数。物价总指数呈现出上涨趋势,将导致却不商品的比价在不断变坏中产生波动,即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更对价格体系的变革有利。总而言之,只有把物价的上涨幅度控制在社会经济水平的合理范围中,就被认为是物价稳定。(3)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全部的货币收入以及支出均衡或稍有顺差或逆差。能够以属性为出发点将国际经济交易划分,主要可分两种方式,即自主交易与调节交易。伴随我国经济对外联系持续加大,政策的不断深入执行,使对外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全新变化。从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看,国内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从始至终都存在依存、制约的相互关联。国内的宏观经济可以把已经不平衡的主要矛盾科学地转移到国际收支的流程钟来,这样一来对保持我国经济在某个阶段的稳定增长十分有利。 2.2宏观效益目标 (1)宏观经济效益指的是既能体现为一个国家在某个具个阶段GDP或国民总收入的上涨,还能体现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即便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优秀统一,但是在某些特殊现状下矛盾依然没有缓解。个别经济活动但从局部分析还是规范合理的,但从宏观上看就存在诸多问题,只是个体经济效益的被提高,但是对推动整体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并没有帮助。面对这个情形,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进行调整,从而使宏观经济与微观效益实现和谐统一。(2)社会效益,主要指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商品生产、利润上涨、技术使用等个别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的持续发展与整体进步将带来直接的效用与影响,其具体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对社会的全面和持续进步,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这些经济活动,被统称为“正社会效益”,相反的就是“负社会效益”。 2.3经济增长目标 (1)恰当的投资规模。所谓“恰当合理”就是指在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下,还需全面考虑到这个时期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可能。总而言之,投资规模便是其中一个影响经济上涨的直接原因。(2)合理科学的产业结构。科学健全的产业结构,能使得经济实现长期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有效提升经济效益;相反,如果经济的运行受到严重的制约,那么经济效益就会显著降低下降。想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可以利用调整投资结构和调整目前企业的生产方向来完成。(3)资源合理配置。主要指通过管理和调配当下已有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所有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化,最终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大环境中,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能够运用这两种主流方法,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中也存在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此需要政府能积极主动地加入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中,完成对财政的科学分配和调整。 3生活水平目标 3.1增强民族素质,合理管控人口 要想人民物质文化以及生活水平能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务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提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适度将人口增长控制在一定范围,增强国民综合素质。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于GDP和国民总收入的整体增长速度,这就代表减少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也意味着人民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有所降低。 3.2发动全面再就业 主要指只要能力过硬且主动想要工作的人员,都能在合理的条件下,随时找到满意且适合自己的岗位。通常失业率在5%以下被视为该社会的全面就业。市场经济下允许有失业或或者下岗,也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但让员工回家不是目的,政府相关部门借助于再就业的工程,对其进行知识和操作的专业培训,使这部分员工能再一次找到适合并喜欢的工作,使其在人才市场中能具备较强实力。目前,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务必要谨慎以待,它不仅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且还是实现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内容之一。 3.3公平分配 即便社会具有公平的属性,但是也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自动去实现,其只能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上使机会均等的平等精神得以实现。借助于市场机制的特点,把得失当做竞争的助推力,鼓舞其中一部分人要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过上富裕的生活,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快速进步;同时还需对当下收入水平还较低的人群给予高度关注,务必要大幅提升构成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这一点视为社会主义机制优势的体现。要借助于税收等相关政策方式将那些因为客观条件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进行调节,防止各地方、企业与个人的收入存在太大的距离,并利用社会保障机制去保证这部分人群的基本生活。 4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政策 4.1宏观经济管理主体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负责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运行与履行职能的有关政府机构。宏观经济管理主体的创新,就是对政府机构和该政府机构的组织与人员岗位的创新。对该政府机构进行组织创新,指的是对该政府机构的职能和权责的创新,其最终目标在于提升政府工作的效率。在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的一个优秀职责便是保持对市场的稳定性,创建一个和谐、有序的市场环境。 4.2宏观经济管理客体的创新 所谓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主要指被宏观经济主体所管理的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客体的改进优化,就需要对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对政府应当参与和不应当参与干预的经济活动进行边界的划分,政府要发挥出自身所具有的权力。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也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优化,日益退出市场环境。 5国内的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措施 指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时,所需使用的一系列对完成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有效措施,这其中涉及到一些软件方面的方法,例如经济、行政与法律等多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措施,还包含众多硬件方面,例如传播媒介、互联网以及电子信息等。管理的最终效能都与管理措施是否科学合理有直接的关系,对管理措施进行创新对政府切实发挥出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责十分有帮助。现如今,中国早已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措施进行创新,就是借助于这些科学先进的方式方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当下,我国的法制体系依然在持续建设和健全中,其中最为优秀的经济与行政措施大多数都将借助于法律这一形式得以呈现,将法律作为创新管理最基本的根据与基础保障,防止出现主观臆断的情况。创新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还涉及管理所使用的现代化互联网技术,也可以认为是创建电子信息化的有关管理部门。加速创建“电子信息化政府部门”,持续优化和完善我国的宏观管理体系,加速网上“政府工程”目标的最终实现。 6结语 综上所述,能够看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还有大量的问题依然没有消除,但是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同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具体分目标和最后的终极目标,不断完成制度等全方位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走向健康、稳定、快速且全方位的新局面。 作者:张艺 单位:常州市规划设计院 宏观经济管理:供给侧改革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分析 摘要:供需平衡是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特点主要呈现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和高出口率,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外贸,经济泡沫化和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威胁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从供需机制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疲软、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背景下,要平衡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要求,需要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做好供给侧改革,从而转变以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就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背景、未来国内国际经济走势及经济管理经验等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稳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宏观经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供给侧改革;调控 回顾我国近几十年来高增长的供给管理政策可以看出,前几十年我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行政力量、大量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为摆脱贫困近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所采用的管理政策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包括前几十年各地方政府政绩均以GDP来论高低。自2008年以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逐步将供给管理转为需求管理。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是,首先要实现要素供给增长和实际总需求的增长。在供给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刺激内需和扩大外贸是当前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中长期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引擎。供需关系不能分离,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矛盾不仅有需求矛盾(内需市场还未完全打开),也有供给问题(“高精尖”需求缺口巨大)。 1供给侧与需求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理论上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主要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需求管理手段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的调控手段。供给管理手段主要有: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人力政策、工资福利政策等,其调控措施耗时长,主要作用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管理中。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间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就使得我国地区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需要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特点做出供给侧或需求侧的管理来稳定经济增长。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市场价格水平短期内总水平保持不变,由于价格粘性,需求侧的总需求一旦不足,会导致供给侧产能过剩,这时通过刺激需求,则能有效带动供给侧总产出同步增长。在社会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和政府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财政倾斜力度能有效调整需求,最终实现总产出尽可能高,实现实际产出达到极限。供给管理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长期。经济的增幅主要受制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水平、社会技术、政策因素等。要想实现经济长期处于高增长状态,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供给侧调控政策主要随总需求的变动同比例正向变动,使其产出长期处于高水平不变,通过制定中长期的产业结构政策、技术扶持、资金扶持、人才扶持等来促进实际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不仅依赖传统的供给数量,还要在供给的质量上实现突破——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还要落实各阶段的短期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1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据凯恩斯理论可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作用,会导致需求不足。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控来有效刺激消费、出口和投资,能使经济产出尽可能增大,从而达到供给潜在水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调控手段主要为:(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买入债权,降低各类企业贷款成本等,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2)增加政府财政支持,提升企业产能,扩大攻击。(3)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增强各类企业活力,激励和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强投资信心。 1.2供给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供给管理主要通过改善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两大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 1.2.1降低供给要素成本 降低供给要素成本简言之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生产成本、赋税成本等。降低要素成本的主要手段主要有:深化赋税改革,通过合理减税,降低企业赋税负担;通过搭建平台或信息渠道,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信息帮扶,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招聘、人员培训等帮扶工作,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力培训成本和人力管理成本,不仅能有效提升就业率,还能为企业解决招工难等问题。 1.2.2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 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条例,并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政策体系,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从而有效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同时通过优化自主创新和市场环境,使市场留得住人和留的住人才,并最终有发展和成果。通过优化产能、优化技术全面提高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协调好各供给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经济朝更高水平发展。 2新形势下保持经济高增长质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通过我国前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需求管理职能扩大产能,提高经济总量和数量。新形势下,通过需求管理不仅能实现长期增长还能使传统经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消费不足时要想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不断扩大投资、扩大产能、提升效率。一旦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贸易壁垒抬头,我国的经济增长必将遭遇断头式下跌。因此,供给侧问题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含量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因此要想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必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加强自主创新扶持,从政策上和财政上加强扶持和倾斜,通过需求侧来刺激内需和外贸(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来确保经济高增长、包就业和保稳定。 2.1新形势下需求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投资与投资方式转变相结合。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投资管理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策略,要科学合理地引导资本进入朝阳行业,要让有限资本起到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市场。通过转变投资方式、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最终提升投资效率,实现资本良性发展。在各大领域,不断实现资本来源多元化,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转变为由政府、民间资本或外资多元化发展,由政府灵活引导社会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刺激需求和绣球结构不断优化想结合。进一步落实和改善城乡居民民生需求,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面,让社会居民不再为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就业难等犯愁,让人民学有所用、劳有所居、病有所医,使人民放心地消费。 2.2新形势下供给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供给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淘汰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从产业低端逐步走向产业高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步由“中国生产”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大力发展创新性经济,创新能力是企业、国家经济实力的优秀,只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攫取市场份额。不断完善供给结构,打破贸易壁垒思维,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市场来决定供需,将政府摆放到服务的角色和位置上来。 3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分析 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下,中国经济更加致力于长期增长因素的改善,并通过可持续性的生产能力改善,来达到一种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平衡。通过改善社会供给关系,将当前的短期增长任务纳入到长期的增长框架之中,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到达一种可持续性的状态。在整个供给侧改革思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兼顾短期的供给要素和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其主要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以“供给侧改革”为基本优秀 以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方向,希望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投入来扩大国内供给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但在目前产能过剩、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当下,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必须按照“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并通过降低垄断、赋税减免等措施,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管制,从而达到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的。整个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要求社会生产资料逐步从生产过剩的行业退出,并积极转向新的产业,用新的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而宏观经济管理策略方面,也需要在金融、政策以及税收等多个方面给予便利,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效率。 3.2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由传统产业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当下,供给侧改革必须走一条与以往所不同的、集约化的发展之路。政府要积极以“供给侧改革”主导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利用结构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并引导各种国内资源向着新型产业聚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资源的调控中,新型产业发展和分工体系,要注意摆脱以往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向集约化、高效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将原有的资源消耗性增长逐步转变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经济,另一方面要将原有的数量型经济扩展逐步转变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从而保证环境、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促进新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完善。 3.3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管理的协调性 经济的增长必须考虑到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协调性,只有当经济的短期波动于长期趋势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能保持长期且稳定的增长,也才能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和供给侧改革,都必须充分重视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趋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改善短期增长模式、优化长期增长效率,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影响长期经济因素、扩大生产边界和效率,达成以“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而促进国内经济体系、供给体系及产业分工体系的组织结构优化。 作者:倪国红 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党校 宏观经济管理:逆全球化中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 [摘要]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事件、美国退出TTP等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关键词。文章首先阐述逆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兴起、分析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以及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冲击,最后重点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探索逆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调控转型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逆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 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事件、美国退出TTP等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关键词。当下,全球经济形势呈现出弱复苏、低增长、通货紧缩、高失业等主要特征。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明显地不确定性。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亦面临着一些压力和难题,如何理性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现状探索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逆全球化”含义及其兴起 (一)逆全球化的含义 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相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特定水平之后市场再度表现出分割态势,其与全球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逆全球化既包括市场全面开放转变为有条件的限制性开放,也包括市场完全封闭。其表现是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一些隐性或显性的阻碍因素使得市场中的产品、劳动力或资本无法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折射出一个国家对于多边开放态度的转变或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度的转变[1]。通过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然而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GreatSatgnation),使得各国极为迫切的想要回到经济复苏的理想轨道,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对逆全球化问题加以重视,也正因此,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显得十分紧要。 (二)逆全球化的兴起 逆全球化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原因是在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发现经济全球化状态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对于自身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从国际利益分配角度出发,不少持“反全球化”论调的学者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获益的一方,而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是相对受损的一方。这些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使得各方利益参与者都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收益,但是最终的赢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受益的程度不尽人意,在全球化发展的二十多年中,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份额、市场贸易份额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资本份额都一直处于滑坡状态,在世界经济规则中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 二、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造成“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现实原因 归根结底,造成“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包括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世界各国贫富差距两极化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全球化中均存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情况,造成贫富间差距两极分化,全球化经济下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的利益往往被大型企业与行业精英瓜分殆尽,而成长中的中小型企业与弱势群体却获益甚微,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不满,后者希望通过逆全球化缩短贫富差距。第二,日益严峻的世界性劳工失业问题。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披露的数据,预计2017年世界范围内将会有340万人失业,全球失业者总量将冲破两亿大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受价值链、产业链以及生产与外包机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承揽了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造成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人员大量失业,这些失业者对于全球化心存不满,主张推行反全球化,限制国际市场中的商品、劳力、资本与服务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最为排斥[3]。第三,世界各国国家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的经济有着去国家化的趋势,对国家主权有着一定影响,容易造成国家政府的抵触。尤其是对于北方国家而言,当面对难民事件、恐袭事件、无力承担外债清偿压力等问题时,“民族国家”的意识变得尤为强烈,更严重的还会造成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回潮,在对外政治与对外经济方面转向封闭保守。第四,北方发达国家爆发逆全球化思潮且辐射到其他多个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未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还率先设置贸易壁垒,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中国是最大的利益受损国,世界范围的领导力赤字问题开始显现。 (二)“逆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冲击 逆全球化对一向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打击可谓十分沉重,对外贸易遭遇了冷酷的寒冬,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国。据统计,2016年我国商品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仅为33.1%,较之于2008年缩减了23.1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持续三年都没有达到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目标,两年呈现出负增长态势,按照海关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较之于2015年减少了0.9%,货物出口减少了2%,而进口有略微增长,为0.6%,所处的形势极为严峻。“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增速预期为10%,然而实际只有5.9%,201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目标为4.8万亿美元,然而实际只有3.96万亿美元,两者相差了17.5%。不仅如此,外需也呈现出大幅削减态势,造成“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率下滑7.8%,创历年来五年规划最低水平。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逆全球化,尤其是反全球化过程中都没有最终的赢家。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在本质上来讲是存在差异的,逆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而反全球化则是运用政治干预来影响全球化进程[4]。有些北方国家以规避内部矛盾为托词推行逆全球化,认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的存在致使世界贸易不均衡、劳工大批失业以及难民移民等问题出现,因此运用政治手段斩断了资金、产品、人员、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及合作。诚如所讲的,国家奉行保护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能够暂缓内部矛盾,然而站在长远的角度则是弊大于利,不但对本国经济无益,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认为全球化是造成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不但没有遵循客观事实,同时也不利于问题解决。逆全球化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同时也对自由贸易与世界投资体系的良性运作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更是对各国来之不易的合作共赢果实的侵蚀[5]。 三、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 目前,我国经济体系处于改革变化的重要时期,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状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发挥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一)统一货币政策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增大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建设力度 在我国统一货币政策下,坚持相机抉择的原则,应逐步构建起具体的区域货币政策,结合区域差异对统一货币政策予以补充,促进货币政策调控差异化目标的实现。为此,应当增大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建设力度,健全区域金融机构与市场机制。一是,结合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尝试确定差别化的金融组织市场进入门槛。应当在增强监督的前提下,考虑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恰当下调中部和西部省份金融组织的准入要求,来推动金融组织与金融单位的发展,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二是,让政策性银行增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的帮助与扶持。应当尝试在东北、中部、西部设立符合区域实际的政策性银行,力求能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政策性银行依据区域经济增长计划,将区域转型与经济目标达成视为其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出发点,给有助于区域经济架构转型的工程提供资金服务,以指引社会资本为促进政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三是,区域性小规模金融单位是构建差别化的区域性金融组织机制不可缺少的构成内容。为此,在经济落后区域积极建设小规模的金融组织,让这些地区逐渐构建和其现状相一致的金融组织机制,对于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会有重大实践价值。 (二)充分依据地区间的产业差别,利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 一是,将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谋划当作财政决策的依据。各个国家大多采用财政倾斜的方式把资本、技术、人才等引向经济欠发达区域。在宏观经济的干预方面,区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逐渐受到各个国家执政党的关注,且将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视为政策重心,将避免区域发展不均衡当作政策宗旨。在推行具体的财政政策时,必须要高度重视其引导功能的发挥,站在区域经济整体规划的角度,最终确定出符合区域实际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应当加大财政倾斜力度,比如增大落后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利用多种渠道增大对该区域的投资,另外下调税费标准,培养该区域的稳健发展能力等。二是,依据地区间的产业差别,改进地方财政支出架构。应当利用财政政策的改变尤其是财政支出架构的改进来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成效,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控好个别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期,将其实际经济发展时期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经济态势当作财政开支根据。首先,恰当地增大对中部和西部省份基础设施的倾斜与扶持力度,既能够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充足,也可以对社会资金发挥引导功能,指引其为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进而让基建和地区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其次,要提高中部和西部省份地方财政开支向科学技术研究、教育、知识与技能培训等方面倾斜的力度,推动中西部地区自主革新水平的提高,进而让财政支出政策改进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程度,来构建其经济发展的长期、高效体系。第三,东部省份的财政政策应当增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一般而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可以以信贷途径作为依托,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三是,增强财政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货币政策的协同水平。一定要建立财政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有效协同。因此,既要注重目前反周期的管理,也要注重长远架构的调整和改进。应当注重政策的区域一致性,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作体系,全面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落实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地区发展策略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来调控宏观经济。在操作层面,从区域产业情况出发,将实现区域产业的整体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推动重要产业的发展等作为参考依据,明确区域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时,应当在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人才培育、技术革新、经济架构调整、调节财富分配等方面起到调节功能。此外,还应当在政策倾向、实施程度、期限、实施工具的选取方面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水平。譬如在政策倾向方面,应当力争取得互补效果,积极防止矛盾效应。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时,既要采用紧缩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此种发展状况加以调节,又要保持或者恰当增大财政政策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建的资金投入,来提升经济长效、稳健发展的水平。 四、结语 “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扰乱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增大了全球经济机制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会由于个别国家的个别政策而产生彻底性的逆转,也不会由于某国管理者的某些言论而回到“关起门来发展经济”的状态。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必然趋势,我国要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链条应当提前做好准备,科学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可能造成的经济风险,要转变以前单一的粗放型出口发展形式,有效提高本土市场一体化水平来拉动内需,把对外开放建立在本土市场强大的基础上,对于将来增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联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于将来我国经济开放道路的抉择有重大实践价值。 作者:申田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分析 摘要:对目前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给出了部分建议,希望对国家经济调控和管理事业的快速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管理;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管理,唯有通过适当的调节,及时地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应对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调节时,务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注意和解决,从而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不良因素,科学的认识经济管理的本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实现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概述 宏观经济管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点部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宏观调控手段,从而最大可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适量的宏观经济调控可对市场有较好的引导作用,而缺乏宏观管理措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也会经常遇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市场有以下几点作用:减少垄断行为,使市场趋于公平;平衡宏观总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的公正;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调节经济发展;减少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唯有通过科学恰当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再加上严格的执行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重视,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在某个时期使经济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对目前的经济进行影响的活动,其主要包括了决策、预警、调控、组织以及监督等活动。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还可用三点来叙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目的;第二,宏观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本身,该种管理与政府管理有所差异,后者属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体形式上,国家管理还包括了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管理;第三,从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总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设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国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 2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出现之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力度比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统一的决策。该种体质虽然具有一定好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对经济的前行造成阻碍,例如对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趋向于采用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关于宏观经济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完善。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模糊。由于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时还对研究的最终目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合理的确定。而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各个版本中,大多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终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理论体系不够合理。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职能的方面的内容较少,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属于方法论的科学,务必要以管理方法论来进行体系的建设。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只能作为管理活动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其主体部分,若不能对其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将大大影响学习人员的学习效果。 2.2管理目标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所采用的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还对管理中的资源配置等造成影响,另外,管理内容的确定也是十分重要,这会对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对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目标和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有序进行。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较为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管理内容也不是十分正确,这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较大的混乱,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益,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部分相关的建议 3.1完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宏观经济管理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从而保证经济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对理论重点进行提炼和突出。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较为繁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使得相关人员在使用时极为不便,通过对理论重点进行有效提炼,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论体系的脉络更加清晰;第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框架。要对理论的框架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管理内容;第三,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优势,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建设和阐述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辅助,利用多种决策和调控模型来帮助分析具体理论。 3.2明确管理目标和内容。 通过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学习,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对国际收支进行平衡;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进行准确设定,便于进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理论,来对目前的管理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从而确保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证工作的效果。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影响,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力的显著增强,确保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视,设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完善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其概念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议,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定帮助。 作者:左静艳 单位:白城市行政学院 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研究 所谓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从总体上进行调控,已达到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的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我国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巩固宏观经济管理在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地位,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实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1.1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又有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宏观经济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调整,可以将经济发展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速度之上。防治经济泡沫的出现,同时也可对有效避免经济发展的大幅度波动,即保障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保障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2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有效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在推进经济发展实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任然存在很多问题。此外传统经济模式中的缺陷还没有清楚,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等缺陷。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必须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有效调节市场经济中各种资源,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但是市场调节并不是万能的,在某些领域内,市场调节也会出现失灵的现象。因此,依赖于市场调节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国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手段来加以调整和改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3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进行,然而市场经济自身的缺点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则需要采取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宏观经济管理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加以实现的,一种是对公私财产进行合理配置,并对公私财产所占的比例进行管理。另一种是对私人之间财产进行有效的调配和控制,以抑制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的出现。 2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创新的必要性 2.1是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需求,既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则加以肯定,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规则指导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实践,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在全球化基本规则的指导下,实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高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根本目标。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需求,我国政府部门作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要对管理体制加以创新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和丰富管理理论,用理论指导管理实践,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同时我国政府还要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宏观经济管理人才,保障各项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能有在管理人才的手中得到全面的贯彻与落实,确保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开展的效果,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整体实力。由上可见,我国应加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各项手段。首先,应保护我国弱小型企业的发展;其次利用全球经济发展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挖掘我国产业的潜在优势;再次,充分利用国际反垄断法,防止某些领域的外商投资过度集中而处于支配地位,以对我国经济主权造成威胁,并对国内的投资者与消费者带来损失,以此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可竞争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2.2转变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由法律规定、对宏观经济执行机构负责、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因此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创新及相关工作岗位与人员的创新。职能部门的创新主要是对政府机构的责权与职能加以强化,以提高政府宏观管理的工作效率。以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责任就是监督市场的平稳运行,确保市场秩序的安全,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应加强政府职能的战略目标创新,提出“服务型”概念,改良公共决策体系、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由全能型政府顺利过渡到服务型政府;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重新协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权限,每个部门、每个领导者与管理者都有统领全局的权力,对宏观经济管理全局负责,并通过责任制加强制约力度。另外,还要按照“精简、统一”的原则,调整政府各组织结构,做到机构的精简高效,适当设置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选聘时注重人才的综合能力,避免由于管理层多、机构臃肿而造成的信息传递慢,影响管理效率,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2.3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法律手段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主要是指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包括各种软件管理方法,如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也包括硬件管理方法,如通过网络或传媒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实现管理效能的重要因素,管理手段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实现状况。在当今我国加入WTO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所执行的管理手段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法治经济,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通过法律手段的宏观调控来规范经济行为。另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主要通过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再加以辅助行政手段,而在一个法制观念与制度健全的国家,任何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都会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以法律为重要保障和依据,避免管理的主观性。总结宏观经济管理作为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宏观经济管理要想充分的发挥其经济管理与调控价值,就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及时的做出调整,与我国经济全面开放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宏观经济管理: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地位 【摘要】主要研究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国家审计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内涵、组织体系、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以及作用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国家审计;宏观经济管理;地位;作用 宏观经济管理是确保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稳定,加快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经济手段,国家审计工作的开展则能够确保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研究国家审计工作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审计和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 1、经济管理。经济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种相对概念,其中宏观经济是指国家社会宏观范围上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是对国家社会经济总量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总体运动的全面反映,微观经济则是指某一经济单位活动以及经济变量,以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主。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不同层次和方面,二者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经济是市场、税收、支出、调节的混合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受市场机制内在调节动力和国家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两方面控制力量的制约,两种力量互相合作,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任何市场经济体系都涉及到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我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运行的重要保障,宏观经济管理则是指依据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采取有效的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有组织的对经济总体变化以及比例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是国家对过敏经济总体活动的全面与综合性管理。 2、组织体系。宏观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在严密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下有序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是各种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有宏观经济决策、宏观经济调控、监督管理以及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经济管理最高权力机关,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相关的战略、规划、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都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国务院作为国家政府最高首脑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利执行者,统筹管理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整体目标和重大方针决策,对国民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组织管理直接负责。宏观经济调控系统主要负责落实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调节控制工作,涉及到计划、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不同经济机构,高效率的调控系统是保证宏观决策正确性的前提基础。宏观经济调控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互相依赖关联复杂的部门以及行业,其间联系非常复杂。 (二)国家审计 1、本质。对客观事件的认识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加深,从现象到本质,从浅表到深刻。人们对于审计工作的认识与探索从未停止,迄今为止,审计工作主要经过了查账、方法过程以及经济监督三个阶段。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明确指出,本质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基本要素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具有高度概括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审计的本质也应该是高度概括审计工作实践活动总体的规定性根本概念,对审计工作的认识也要从审计活动总体以及审计实践活动要素两方面出发。本质上,审计工作是一种独立经济监督控制行为,国家审计则是国家法律确认,为纳税人负责的国家设立审计机关以及执业人员对国家财政资金使用安全性以及能效的监督和控制工作,国家审计是国家重要的上层建筑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基础的监督与控制,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为国家管理以及社会公众提供经济监督服务,因此根本上,国家审计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2、特征。国家审计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理论与实践表明,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了国家具体权利的确立与行使,国家审计权也是国家意志以及国家管理的客观需求,现代国家普遍设立国家审计权,不同只体现在审计权隶属于哪一种权力形式,现代国家审计模式把审计权力作为其他权利附庸,出现了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以及行政型审计以及独立型审计等几种不同模式,初步确立了国家权力监督中,审计权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审计是一种对人民权利的监督,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管理需要税收,国家管理并使用人民纳税,国家审计是一种对国家管理和使用税费行为的监督,代表人民,为人民负责,是人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体现。国家审计也是一种经济权力监督,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无论经济力量来自革命剥夺等暴力形式或者西方世界所谓人民协议,都是新国家占有资源、财物以及税收,并将部分资源和财产交由国家管理,国家管理需要成本,国家管理不计成本,就会导致经济崩溃政府灭亡,国家审计则把国家财政收支以及公共资金使用安全与能效作为审查对象,进而发挥经济监督与控制作用。 二、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地位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地位 主要指政治经济环境下,国家审计工作所处位置,国家审计工作需要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才能够真正发挥监督和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社会经济生活全部活动中,审计都是一种有力的经济监督行为,通过审查财务财政收支以及经济活动能效和安全性,来确认或解除资源财产经营人的受托经济职责,这一特殊工作性质决定了审计工作是独立于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之外的第三方监督、鉴证、评价地位。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有决策、调控、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以及信息系统等几部分结构,国家审计单位是独立的经济监督机构,专职负责国家经济监督,行使国家经济监督权,发挥国家经济监督职能,因此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国家审计工作属于国家宏观经济活动的监督控制系统。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监督体系包括监督审计、财务监管、税务监督、金融监督、工商行政、物价海关、统计会计等多方面内容,依据逻辑学原理,审计监督和其他经济监督工作都具有相同监督属性,但是审计监督和其他专业监督工作涉及到的范围、工作对象、工作目标、权力属性又有很大不同,和其他专业性经济监督工作相比,国家审计层次更高,工作更加广泛,综合性更强,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特殊。 1、法定监督地位。国家审计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其他监督专业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国家审计工作具有明显的法定性与强制性特点,1991年,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北京宣言》指出,“应该在宪法或者立法部门的法令中明确规定审计权力。”1982年,国家第五届全国热搭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1条也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国家财政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事业组织财务收支都需要接受审计监督,国务院总理领导审计署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干涉。《宪法》第109条进而补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都要设立审计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政府以及上一级审计部门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也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在干部管理部门委托下,负责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领导的任期经济责任审查,并将审计结果作为干部升降任免的重要依据。 2、超脱性。审计监督属于独立第三方,第一方为委托人和授权人,分别为政府和立法机关,第二方为被审计方,为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三方为审计人,也即审计机构。审计人不参与被审计人经济活动,和被审计人也没有知己经济利益,对于被审计人来说有一定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其他专业经济监督属于两房关系,分别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监督者直接参与到被监督者的经济活动中,和被监督者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其他专业监督没有超脱性和独立性,以税务监督为例,税务部门监督纳税单位,税务部门直接指定并执行税务法规,征收纳税同时进行纳税检查监督,而涉及税收问题的审计工作则是审计者在接受授权或委托,代表授权人或委托人基础上,根据税务法规对被审计人进行纳税审查,审计人本身不负责不参加征税纳税活动。 (二)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1、提高国家预算管理工作水平。通过对世界各国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律的总结,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审计是在国家预算管理需求基础上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根本上,国家审计主要为国家预算管理工作服务,现代国家审计机关都以政府财政收支为工作优秀开展国家审计工作,审计是国家预算管理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例如英联邦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家审计机关在审计财政资金使用效用和安全的同时,还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协议,审计政府部门年度财务报表,同时给出审计意见。审计机关的财政资金效益以及财务部门报表审计工作能够全面审查评价预算执行过程的合法性、能效以及执行结果的真实性,为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 2、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中,市场机制发挥着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作用,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主要通过经济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手段有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财政以及货币是宏观调控重要的手段途径,财政以及货币职能的发挥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长远发展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都掌握大量财政和信贷资金,将这部门资金作为宏观调控途径,国家审计机关就有职能对这一部分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从而确保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的正确行使。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国家财政收支,也可以督促政府财政部门以及其他预算执行部门依法履行自身职责,充分发挥财政职能,面向银行保险以及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证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则可以更真实客观的揭示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进而审查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和工具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一步增强国家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范以及国家金融安全保障力度。 三、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需要做好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工作,才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分析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对提高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作者:刘赛赛 单位:郑州科技学院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于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以及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查,是培育以及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二四]二一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以及教学效果的首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症结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1步,选题是不是恰当,抉择着论文的成败以及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常常不知如何着手,或者者因为选题不当致使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者质量低下,因而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10分必要。 1、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钻研课题,是确认钻研对于象以及筹备学位论文的条件性以及症结性步骤,不管进行任何1项钻研,都必需首先肯定所要钻研的问题。选题犹如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抉择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而咱们必需稳重对于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于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胜利1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1个首要缘由就是因为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思想上不够注重,选题随便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1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钻研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于本科论文的指点欠当真,指点次数少,与学生交换少,对于学生的选题不注重,常常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点以及建议,或者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经失去选择价值;另外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终日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而论文选题很随便,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讲演本应是学生初步肯定选题以及教师对于之提出建议的症结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讲演乃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讲演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情势。 (2)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致使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钻研的常常是1领域,1个方向性的问题,依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祥和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请求,本科生缺少钻研这样的选题所必须的专业基础以及钻研能力,不但搜集材料存在难题,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常常缺少深度。如“关于我国货泉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以及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泉政策目标包含终究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触及财政政策、利率、货泉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含信誉风险、活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风格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含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一个具体问题就是1篇文章,所以最佳就其中1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泉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仍是以货泉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3)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经由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重视钻研课题的实用价值以及理论价值,防止选择已经经完整患上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以及发展当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呈现,应当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1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以及金融改革立异的动向,对于新事物视若无睹,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腐,如二六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分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经过时的题目,这反应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4)选题过于清淡,缺少立异 学术论文讲求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固然,对于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1整篇文章都有立异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类选题没成心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少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于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誉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经钻研了多年,有关论文已经良多,固然这些选题其实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者使用新法子去探讨以及发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成心义。 (5)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1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同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出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甚至长时间不能实现,由于银行国际化的条件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世界五强,几近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三家,所之外资银行纷纭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范围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五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1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出产品的发展战稍不相符我国实际。 2、对于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以及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进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用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下列建议: (1)教师以及学生应注重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尽管属于学术论文,但 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进程的1个步骤,不但是为了传布学术信息,推动学科的发展,更首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应学生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而教师以及学生都应予以充沛的注重。 (2)注重论文开题环节,倡导集体指点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以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点,并就开题讲演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1讲授,扭转过去单个教师“1对于多”指点模式,履行集体指点、集中指点,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钻研本科论文的指点问题,防止因为教师个体的钻研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3)提高学生取得学术钻研信息的水平,指点学生多方位搜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见叠出,而金融学生选题陈腐反应出学生对于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而建议:1是教师应指点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搜集、收拾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钻研发展信息;2是激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钻研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3是时常性地请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开展讨论、思考。 (4)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一、注意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着,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利用经济学的1个分支,金融学钻研应讲究利用性,即拥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见叠出,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色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鉴戒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以及现实意义的课题钻研,揭露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谛。 二、注意实事求是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本身学识水祥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动身,选择熟识并感兴致、有获取资料的前提,并估量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一)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见面俱到,不着边际,甚么问题都谈到,甚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太小,施展的空间很小,获得突破性成果10分难题。金融学生要依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佳抛却,不要好高务远。 (二)所选题目要有必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钻研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伟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触及的内容、历史以及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而,具有大量翔实、丰厚的文献资料有益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三、注意选择自己熟识及兴致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以及兴致人手肯定选题。熟识的问题1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者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以及1贯的信息搜集使其筹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益于进行深刻钻研,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患上深刻、写出立异点。兴致是最佳的老师,感兴致才会深刻思考,才能深刻研究下去,才能构成自己必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1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编者按】: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开题报告范文参考,以及开题报告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开题报告写作中的难题。 关键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信用卡 调查 杭州论文 开题报告 毕 业 论 文(设 计) 论文题目 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指导教师 韩国红 姓 名 边 瑶 班 级 金融07(9)班 所在系(部) 金 融 系 2009年 6月 日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姓名 边瑶 班级 金融07(9)班 系部 金融系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一、选题理由: 近年来信用卡的使用在我国越来越普遍,但其用卡环境仍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制约到信用卡的使用。据业内人士不完全估计,现在整个银行业所发行的信用卡中,大约只有20%是“活”的,其余80%是“睡眠卡”。另据了解,截至2007年底,中国银行卡发行总量7.62亿,总交易金额35万亿元,但消费交易仅4亿元,只占全部消费额不到5%的份额,其余95%都是现金存取和转账,信用卡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今,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店口镇也不例外,持卡消费已日渐成为平常之举,但是据我了解,信用卡业务在店口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各银行利用免首年年费、降低发卡门槛等各种手段极力促销信用卡,可是人们的用卡积极性并不高。制约和阻碍使用率的因素成为了店口人们关注的焦点,究竟目前我国信用卡使用情况如何,信用卡的安全问题怎样解决,这都使信用卡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拟实现的目标: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综述?与本论文(设计)相关的已有研究(设计)成果的综述?: 近几年,信用卡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彭千在《银行信用卡业务使用率偏低》(2004)一书中提到银行对于信用卡现在的发展眼光应放在针对不同的客户发行带有不同增值功能的信用卡上,找寻优质客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在增加信用卡发行量的同时增加信用卡的使用率以减少“睡眠卡”。 虞月君在《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2004)一书中提到对于银行方面可以多开展一些刷卡奖励的活动或是增加特约商户数量以刺激消费者消费;还可以添加增值服务,让有此需要的消费者在出示卡时即可消费享用。这些都可以提高卡的使用率。李芳在如何防范信用卡被“盗刷” [n](2007)一书中提到信用卡如果被非法提现或盗用,银行不承担责任,这样将很难保证持卡人的资金安全。所以一方面,应该加强信用卡的立法建设,改善用卡环境,另一方面持卡人可以采取下面的一些措施,以防范信用卡被盗刷以及相关的损失。万晓东,何春雷在我国信用卡用卡环境尚须改善[n]2007,提到(1)利用免息期。先消费后还款,就相当于银行为你提供了一笔无须手续的短期信用贷款,只要在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偿清当期对账单上的本期应缴款,即可享受免息待遇。(2)利用循环信用,通过适当的负债来换取资金的周转,以降低理财成本。(3)巧用免息分期购物。 四、论文(设计)主体框架与进度安排: 论文主体框架: 一、 诸暨市信用卡使用问题的提出 二、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现状调查 (一)、诸暨市信用卡持有量情况调查 (1) 信用卡的持有年龄 (2) 信用卡的持有张数 (3) 不同银行的持有量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 (1)信用卡的增长情况 (2)信用卡的使用频率情况 (3)信用卡的功能使用情况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调查 (1)、信用卡的满意度 (2)、信用卡设密码调查 (3)、客户和银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三、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一)、信用卡持有量情况因素分析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因素分析 四、诸暨市信用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拓宽信用卡的持有量 (二)提高信用卡的使用率 (三)防范信用卡的安全 进度安排: 2008年11月,完成开题报告,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2008年12月~2009年1月,资料收集。 20009年1月,问卷调查的设计。 2009年1月中旬,分发调查问卷。 2009年2~3月,完成论文初稿交于指导老师修改。 2009年4~5月,完成论文。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六、教研室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08 届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姓 名 冯婷 专业 金融管理与实务 指导教师 朱维魏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诸暨市店口镇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我国信用卡持有率和使用情况,影响和制约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研究方法 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调查分析 主要任务及目标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 彭千. 银行信用卡业务使用率偏低[n]. 上海:国际金融报. 2006.8.28 [2] 虞月君. 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3] 李芳芳.如何防范信用卡被“盗刷”[n]. 广州:新快报.2007.(3) [4] 万晓东,何春雷. 我国信用卡用卡环境尚须改善[n]. 北京:中国消费者报. 2006.4.28 [5] 赵挺. 对国内信用卡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j]. 河南: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7.(1) 进度安排 2007年11月,完成开题报告,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2007年12月~2007年1月,资料收集。 20008年1月,问卷调查的设计。 2008年1月中旬,分发调查问卷。 2008年2~3月,完成论文初稿交于指导老师修改。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2008年4~5月,完成论文。 指导教师签字: 系(教研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重要性探讨 摘要:撰写毕业论文作为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学生完成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还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因此,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认真撰写毕业论文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重要性 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是高等院校依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对本科学生进行综合性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增强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过程。然而,由于金融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主要以课堂理论为主,实践动手锻炼相对较少,这给学生造成了毕业论文仅仅是形式、不是很重要的错觉;还有,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使得学校的教学工作也不得不以学生就业为主,而找工作与毕业论文写作在时间上重叠,考虑到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学校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考查就有所放松。因此,很多学生在思想上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致使毕业论文质量出现下滑的现象。 近年来,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对金融学专业人才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金融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对于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数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为了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不正确的态度,切实扭转毕业论文质量下滑的态势,使他们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需要、真正认识到金融学本科专业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撰写毕业论文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训练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环节。这个阶段,在金融学专业老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己选题、填写开题报告、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持学生对所研究金融问题的兴趣、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又要使专业指导教师利用自己渊博的专业学识和认识问题独特视角,对学生的研究给予正确的指导,使之在苦苦思索之后,有顿开茅塞之感。这样,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 首先,金融学专业指导教师应向学生说明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其次,以学生为主展开毕业论文写作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除了指导教师定期检查督导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展情况外,学生应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论文的情况,及时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映给指导老师,尽快得到正确的帮助建议。再次,指导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成果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最后,该成绩也是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毕业的必要成绩之一。在指导老师认为研究成果达到毕业论文的水平后,由学术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组成答辩专家小组,通过答辩形式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做出系统科学的评价。符合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要求的,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 二、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 本科毕业论文包括开题报告和论文正文两大部分。通过填写开题报告,每个学生可以选择确定各自适合的论文题目;了解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找出该论文研究的切入点;设计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明确研究方法等等。在这个阶段,学生运用所学金融知识判断和界定所关注的问题,将自己研究的内容划定在金融学领域,以符合所学专业的要求。通过分析和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掌握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进程,了解相关学者在研究本问题时的研究思路、切入的角度、采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研究结论等,从而保证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也确保使通过自己的研究,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一点。通过对论文基本内容的设计,学生运用金融学的理论,对所研究的金融问题形成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认识。 在论文正文写作阶段,学生要首次独立地思考如何围绕开题报告确立的研究题目和研究内容展开研究工作,比如,根据开题报告要求,运用自己已有知识,如何搜集相关资料?运用自己已掌握的金融学专业知识,如何对已获得的资料进行处理、提炼?根据金融学相关理论的要求,如何运用掌握的资料说明、支持文章的观点? 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金融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实际金融问题,并初步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三、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 获得一份适合所学专业、令人心仪的工作,是每一个即将毕业大学生的美好愿望,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时下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用人单位也希望招聘到的新人马上就能胜任相应的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职场上,同一个单位中,每个员工都想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因此职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应该属于文案性质,有的时候,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就被指定完成项目课题的申请、结项或其中某一环节的工作。而撰写毕业论文恰好就是系统地培养和锻炼学生这方面能力的过程。学生填写的开题报告就相当于课题的申请书;毕业论文正文就大致相当于课题的研究报告。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难和疑问,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从专业指导教师那里获得答案和指导,从而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反过来,如果学生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那么,其科研能力得不到锻炼;在职场中也很难得到同事的系统指导。这样,该学生就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就会影响到该单位对他(她)的评价。所以,为了能够胜任未来工作的要求,学生就必须认真对待毕业论文写作。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2004]21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本科学生金融相关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考核。论文选题是论文的基础步骤,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质量好坏。本文在详细分析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金融本科学生论文选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2004]21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混业经营研究毕业论文 提要: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在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在全球主要国家纷纷转向金融混业经营的大环境下,我国现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壮大的要求。在这种形式下,有必要对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探讨。 本文首先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对比开始,分析了这两种经营制度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强调了混业经营制度对金融业发展的好处。然后介绍了在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世界各国主要存在的三种经营模式,为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给出了参考范例。接下来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制度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模式。最后,就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强调的金融监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几年来,关于我国金融业应该实行分业还是混业经营的问题被广泛讨论。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壮大,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压力以及世界各国的大环境下,管理机构开始认真研究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可行性和步骤。实际上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中国金融业从政策上、管理上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在中央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篇中,就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更说明了我国稳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决心。 金融业主要是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行业组成,其经营模式一般分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其中,分业经营是指金融机构不同时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一个经营者只在一个行业内经营自身的金融产品。而混业经营则是经营者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产品,形成横跨多个行业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本文试图从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比较开始,探讨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及途径问题。 一、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比较。 从金融经营体制设计的角度分析,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各有利弊,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不同的经营监管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经营体制。没有一种体制能将金融业经营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完全统一,所以分业和混业并非绝对对错的关系,只是哪种更适合当前的条件需求。也正是这种情况,才导致了我国金融业经营体制从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演变。 分业经营体制的优点首先在于其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单一业务领域内集中资金、人力等资源专注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对行业的理解优势,努力在一个行业内做大做强,从而在行业内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其次,金融机构专注在一个行业内发展,可以避免其因为多行业综合经营而陷入风险过高的关联业务之中,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程度。最后,作为相关行业的监管部门,在分业经营体制下进行分业监管,也更容易实施和控制。 但分业经营体制也有其缺陷。首先,分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的业务单一,当相关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金融机构容易受到较大影响,即风险过于集中。如前几年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下跌,行业长时间处于不景气,就导致了证券行业的大面积亏损。其次,规模效应较差,由于各行业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分离,其资源或信息无法共享,导致资金流动性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混业经营体制首先是为了解决分业经营体制中“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问题。同分业经营相比,混业经营具有众多优势,包括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效应、资金流动性更高、提高盈利能力等。例如,在混业经营模式中,商业银行在贷款时和投资银行在办理证券承销时可以互相共享企业相关信息,更充分地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降低贷款和承销业务的风险;混业经营还可以使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共享,降低成本,而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也将更多样化,从而提高其赢利能力并增强其竞争力;混业经营还能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及更多的跨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提高了整个行业的运行效率和促进了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其次,混业经营还可以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从业务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可以从事不同领域的业务,当其中一个部门的业务因为行业周期或其它原因而陷入低谷时,由于还有其他部门或机构的收益冲抵,并且可以及时的在机构内部对业务重心进行调整和配置,所以将不至于使该机构本身产生重大的经营困难甚至生存危机。 混业经营相对分业经营而言有很多的好处,但也因此带来很一些缺陷和风险。在混业经营体制下,由于存在关联交易,不同行业之间可能存在风险传递的问题,某一项业务的失败可能会影响到其它部门的效益,导致连锁反应。另外,混业经营体制的管理难度明显加大,在机构内部需要同时管理和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同业务种类,这都取决于金融机构是否能够调用充分的资源、制定合适的规划和拥有高效的管理团队。最后,政府管理部门对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也加大了,混业经营体制下的监管模式,决不是对现有的分业监管部门进行简单的合并就可以解决的,为了避免金融机构在进行混业经营的时候出现高风险的关联交易及道德风险,需要监管部门制定适合混业制度的完整的监管体系,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合来看,分业与混业两种经营制度各有利弊,混业经营制度使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资源共享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增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接受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而分业经营制度专注于单个行业的发展,更为强调稳定而不是效率。在实际选择经营制度时,应该根据当前的金融业实际发展现状进行充分研究,决不能为了提高效率而忽视了金融稳定的问题。如果当前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自身的内控机制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健全,那么混业经营体制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二、世界各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 世界各国金融业的经营体制,也经历了从分业到混业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欧洲和日本开始逐步放松对于银行业经营模式的管制,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传统区分逐渐的模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逐渐由分业向混业转变。美国也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其优秀内容是废止了已有66年历史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准许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子公司对银行、证券、保险行业进行混业经营,证券和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经营银行业务。美国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标志着在20世纪作为全球金融业主流的分业经营体制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体制所替代。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混业经营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一)全能银行模式(UniversalBank)。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该模式强调商业银行的“全能化”或“综合化”,即商业银行没有业务范围的限制,通过在一个法人实体内下设不同的业务部门,分别从事不同行业的业务,使金融机构能提供最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资本市场服务,货币市场服务,外汇市场、不动产市场、保险市场及其他资产、衍生工具交易等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内部的各个部门可以共享资源,充分发挥混业经营的优势,使自身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但是也由于各部门之间联系紧密,一旦某一部门出现严重违规操作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安全。 (二)银行母公司模式(Bank-parentCompany)。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作为母公司存在,通过出资设立多个子公司涉足证券、保险等其它领域。这时银行与其它种类业务活动的一体化目标只能部分实现,其规模经济效应不能达到最大化效果,而如果子公司出现问题,同样会对母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FinancialHoldingCompany)。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该模式首先需要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拥有银行、证券等金融业务子公司,不同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每一个子公司都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管理队伍、会计标准等,在法律上相对独立。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控股公司可以通过资本的调度和不同期限综合发展计划的制定,调整集团在各个金融行业中的利益分配,形成最大的竞争力;子公司之间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客户网络、营销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进而降低整体经营成本,加快金融创新;各金融行业既自成专业化发展体系,彼此之间没有利益从属关系,又能互相协作、凝聚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有效统一。 三、我国金融经营现状、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及合适模式。 在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体制之前,实际上是有过混业经营的历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新设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较为广泛(如交通银行),涉及银行、证券、保险、投资、房地产、租赁、信托等多种业务,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更是集“金融、生产、贸易、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实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四大国有银行也都提出了“全方位、多功能发展”的口号,纷纷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事实上形成了金融业混业经营局面。 但由于当时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金融机构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监管机制也尚不完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弊端日益显现。在利益驱动下,大量信贷资金涌向外汇、房地产、股票证券、期货市场,严重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部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现象严重,金融风险问题突出,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质量较差并发生严重亏损。鉴于此,政府于1993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并与当年底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不得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方面要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国家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的格局基本确立。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重申了“分业经营”原则,使我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当时的金融环境下,金融机构本身的欠缺以及监管不完善的状况,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是合理并且合适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入WTO之后金融机构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导致的效率偏低、发展缓慢的弊端越发显现出来。面对这些挑战,我国金融机构要想生存和发展,要想做大做强,唯有积极创新,主动应对,不断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最终在混业经营体制下形成自身优势的竞争能力。混业经营将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壮大金融企业的规模,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要实行金融混业经营,首先就需要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模式。前文已经提到,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银行母公司”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学习和借鉴金融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是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必须途径。 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0月30日了《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发展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此外还全面阐述了中国金融业综合试点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下一步着重要做好的几项工作。《报告》表示,当前适合我国国情的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同时,将允许有实力的大金融机构探索跨行业投资其他金融机构的方式开展综合经营。 央行报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混业经营模式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既可以满足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内在需求,同时又能尽可能的使混业经营下的经营风险以及监管难度降低,既考虑了金融风险问题,又满足了金融效率的需求。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下属的各行业子公司相对独立,可以尽量避免风险在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传递。一个纯粹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主体下互相协作的混业经营的局面,也便于我国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分业监管体系继续执行对不同行业的监管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同时在管理实践中逐步探索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为综合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经验。 其次,近年来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金融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效率低、市场分割严重、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等现状都提醒我们,金融混业经营是发展方向,但在制定转变模式过程中必须考虑部分条件的不成熟,选择不激化矛盾并能在过渡进程中逐步解决矛盾的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产权关系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各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这可以推进金融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体制转变,建立完善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抑制金融机构的盲目扩张冲动,也使集团下的子公司具备了更高的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 最后,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已经存在一些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的金融混业经营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中信、光大、平安等。例如中信控股公司通过投资和接受中信集团委托等方式,控股或参股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中信信托有限公司、中信期货经纪公司、中信资产管理公司、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企业,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中信控股公司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在投资决策、风险控制、财务核算、产品创新、发展规划方面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类似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金融业转向混业经营,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业在向混业经营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应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四、混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监管问题。 金融混业经营体制在整合金融资源、扩展业务平台、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出效率的同时,也对当前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如何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监管模式,并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各金融监管机构为辅的职能清晰、协调配合、便捷高效的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风险监控和防范体系,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随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相继成立,不同的金融业务就由不同的监管部门来管理,形成了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这一监管体制在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时代是合适的。但是金融混业经营的逐步推进必然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对一个长期以“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为监管分工基本思路的国家而言,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能否加强协调与合作,推进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将会直接关系到在探索金融混业经营的道路上能否平稳前行。 在“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篇的第四节“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中就提到,“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金融监管体制的成熟做法,可以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优秀,由银监、证监、保监部门组成的伞状监管结构。在伞状监管结构中,人民银行作为总体监管者,负责对控股母公司和整个金融集团综合层面的监管;而银监、证监和保监作为功能监管者,分别负责对所属行业的子公司进行监管。在这种监管结构中,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建立完善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 整体来看,这种伞状监管结构要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监管目标。 首先,对控股集团设立和准入的监管。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框架的优秀监管者,主要负责对金融集团和母公司的监管,明确市场准入资格、控股范围、模式、比例等方面的要求,确保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是符合要求的。 其次,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认定和处理。关联交易的缺乏管理是混业经营模式下最容易出线问题和漏洞的方面之一。监管者要细化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分类,对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类型、交易方式、金额等做出限制性规定;密切关注集团内部大额的商品、资金等项目的往来,并要求被监管者对可疑交易项目进行解释。此外,还应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对公司高管进行严格考核。 第三,监管机构之间形成紧密合作。在伞状监管制度下,作为监管领导者的人民银行,要与各行业的分业监管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监管结果或发现的问题,监管者之间要建立规范的信息交流渠道。人民银行负责统筹协调各功能监管人的监管行为。分业监管者根据金融业务的分类,按业务性质实施功能性监管,并向人民银行报告监管结果,人民银行进行综合分析,并向功能监管人通报,以便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合适的制度对于金融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国逐步实现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但也应注意,混业经营制度运作要求金融机构本身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和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高效、法律框架健全。而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还很多,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资产质量不高、信贷风险高和运作效率低下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金融业应以加入WTO为动力,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步伐,加快有关法规的制定,探寻最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实施路径。只有在此基础上推行金融混业经营制度,才能为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金融学毕业论文:债券溢价金融学解释毕业论文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行为金融 巨灾风险债券是一种收益率与巨型灾害紧密联系的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它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自1997年成功发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内外学者对巨灾债券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做了一定的研究论证。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实溢价之谜的存在,但从传统理论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溢价之谜成因。 运用心理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本文发现投资者的某些行为迹象可以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问题的解释做较好补充。 一、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在债券成功面市之初就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据GuyCarpnter Company整理的1997-2006年巨灾风险债券相关交易数据显示,巨灾风险债券所附的风险收益率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所规定的同等级公司债券(BB级)高出近200个基点,且这一差距近年来还有加大的倾向。 单从理论角度看,在相同的价位上,巨灾风险债券应比同等级传统高收益债券更具吸引力。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具有不受金融市场内部波动影响的特点。它所附带的风险收益率仅与巨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挂钩,与金融市场并无很大的联系。因此巨灾风险债券带来的收益就要比传统债券的收益稳定得多。Froot(1995)证明了这一优势。Litzenberger,Beaglehole和Reynolds(1996)的研究也表明,巨灾风险债券应该成为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的有利工具。 面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如此高的溢价问题,Canabarro(1998)等人以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Mean-VarianceAnalysis)方法为基础,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二叉树模型,以便于在相同的框架下比较传统债券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值。即投资者在此时的收益总额均为本金(100)+本阶段无风险收益率(r)+承诺差额率(s)。 在得到巨灾风险债券及高收益公司债券相应收益的均值、方差的基础上,Canabarro等人用对应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度量了各债券的相关价值。结果显示,即使是预估保险公司违约率最高的MosaicClassB,其夏普比率(0.42)也要高于Ba2级债券的夏普比率(0.25)。这说明,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与其他传统债券的收益率是相当的,且就夏普比率而言,巨灾风险债券显得更有吸引力。到此,人们不禁有疑问,既然巨灾风险债券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且收益又要高出许多,为什么投资者还是更热衷于传统债券呢?现有的模型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厌恶风险,为什么他们宁愿投资于利息较少且市场风险大的传统债券?像围绕股权溢价之谜展开的讨论一样,巨灾风险债券的溢价难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二、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传统解释 有些研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谜存在,只是比较时选择参照物的问题。其他结构的金融工具(CBO、CLO、CMO等)及新兴市场债券可能比传统高收益债券更适合于与巨灾风险债券作比较。因为这些市场中有高于LIBOR的较大价差额,投资者们在巨灾债券市场也会要求得到类似的较大价差值。 但是,很显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损失的概率分布很难估算,所以,前面提及的那些市场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容易被推测出来。譬如,像新兴市场债券就没有可用于检验的违约统计概率分布。 Penalva-Zuasti(1997)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额溢价归因于巨灾风险债券的新奇保费(noveltypremium)及调整后的政策摩擦(regulatoryfrictions)。后来Briys(1999)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巨灾债券吸引力的观点。Briys在研究中指出巨灾债券存在“信用”价差是因为巨灾债券的复杂性及其的期望收益本身所附带的时间高度不固定造成的。他在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定价模型来反映这些考虑因素。的确,在实际金融市场交易中,接受刚刚的有关市场条件变化的新消息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一次大型飓风灾难的发生从预警到结束全过程可能总共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提前警示。不过,在把证券价格定义为一个时间函数时,发行商们已认识到了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价格中含有扩散部分(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则具有大幅突然跳跃的特点(跳跃过程,jumpprocess)。可以说,有关巨灾风险债券收益时间的高度不固定性问题已在定价时被考虑到。 由此看来,纯粹用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形成还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高溢价现象违背了传统定价理论与效率市场假说,学术界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及用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巨灾风险债券定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寻求其他领域的解释。 三、行为金融学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文献中,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居于优秀地位。可以认为,从人类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巨灾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解释溢价现象的主流观点。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r(2000)最先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他们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DavidRode,BaruchFischhoff和Fischbeck(2000)探讨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可能存在的阻碍,并集中研究了人们面对这种新金融工具时行为上的反映。总体来看,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于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投资者风险厌恶行为常被用于解释资产定价模型所无力解释的部分。在是否进行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时,投资者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避免损失问题,其次才是获取收益,这就是风险厌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虽然不受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巨灾风险债券的风险收益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统债券的收益率在发行时就已确定,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可以预见的。传统债券的收益率由发行人的资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等因素决定。一般情况下,只要到期后债券发行人能够履行义务,投资者不仅可以收回本金,还可以得到约定的利息。而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尽管巨灾风险债券发行时就约定了债券收益率的计算标准,但投资者的收益状况还是不确定。这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取决于特定巨灾发生与否、损失程序如何等。所以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要比传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的多。债券到期时,如果约定巨灾没有发生或没有达到触发条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投资于传统债券更高的收益;但一旦特定巨灾事件发生或损失达到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不仅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利息,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本金。 其二,在解释巨灾债券溢价之谜的尝试中,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的研究指出风险厌恶“会导致巨灾债券投资者过于看重损失的公认小概率因而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以往的相关研究就曾指出,投资者有过分夸大小概率事件的倾向,即人们对一些极小可能性的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他们估计中的任何错误。巨灾事件在统计上属于小概率事件,尽管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可投资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巨灾风险债券有排斥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损失全部本金的错觉会膨胀得很大,投资者会因顾忌到巨灾这种低概率事件潜在可怕后果而放弃获得潜在的高收益。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因素,保险公司为了增加新兴债券的吸引力,提供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高溢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二)固定教育成本(FixedCostofEducation)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指出,巨灾风险债券附带的风险收益之所以较传统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高,主要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对于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新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具备对于这种产品进行定价、评估以及风险分析所需技能和知识,所以大部分人对这种新工具还持观望态度。即使是投资于巨灾风险债券,也需花费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来理解新市场的法律和技术细小差异。而这笔初期的花费可能会超过刚开始投资时从巨灾风险债券中得到的收益。因此,人们也可能怕得不偿失而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优势,进而避开对巨灾风险债券的投资。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和促使投资者们对这种新型债券进行持续和连续的投资,就会给予初涉此市场的投资者较高的溢价。在此,完全可以将投资者认识和评估新证券的过程理解为发行商出资帮助投资者了解这类证券的过程。发行商给予的溢价部分就相当于是对早期投资者勇于尝试的奖励,或是帮助投资者熟悉新市场的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溢价部分称之为“新奇溢价”(Noveltypremiums)。 如果投资者只是以股票或传统债券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巨灾风险债券,那可能会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一些重要特征,或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存在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征。例如,某投资者将巨灾风险债券看做是传统的固定收入金融工具的一种。 对传统债券而言,在票据到期时如果投资者所得款低于票面价值,就表明票据发行者的金融状况很差,不能够完全返还本金。而对巨灾风险债券来说,低于票面价值返还本金则意味着发生了合同内注明的灾难事故,巨灾风险债券的持有人替发行商分摊了一部分赔付损失责任,此时发行公司的金融状况非但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由此可见,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投资者就不会明白这种债券的特性,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失误也算作是在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学习所支出的教育费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对巨灾风险债券的学习支出费用将会随日益增加的相关知识积累而递减。考虑到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新证券的日益普及,发行商给予投资者的这种教育成本补贴额也将会慢慢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所以,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巨灾债券与传统债券的溢价差距终会有慢慢缩小的趋势。 (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 Ellsberg(1961)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出现中的自发行为不仅仅依赖于问题事件可察觉的概率,也取决于它的模糊程度。人们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熟悉的事情而回避相对不熟悉的。 Kunreuther等人(1995)对保险及再保险行业的研究证实,在损失发生概率的不确定及损失大小不确定的情况下,投保人将被要求支付一笔更高的保费。这就表现了人们对模糊情况的厌恶情绪。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中。巨灾发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由于技术等原因,巨灾风险预测建模的可信度目前也尚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早期巨灾风险债券的损失依赖于发行公司自己估计的损失量,真实的具体损失情况投资者并不能弄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将所购债券与模糊风险、不对称信息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 Fox和Tversky(1995)的很多实验都表明,当人们比较两件熟悉度不同的事物时,对比会让较不熟悉的事物吸引力小一些或是让较熟悉的事物更易令人接受一些。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相对无知”假设。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特征。 即便市场上能够获得关于巨灾风险债券更多的有利信息,投资者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巨灾及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他们对于高收益债券的知识却是专家级的、经过检验的。这种认识可能称为“绝对有限认知”。 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通过各种途径能够获得甚至掌握了巨灾风险债券的有关信息,他们也可能认为,保险公司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和更好的掌控能力。这可以称为“相对有限认知”。不论是“绝对有限认知”还是“相对有限认知”,都会使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至于巨灾风险债券定价受人们的“绝对有限认知”和“相对有限认知”分别引起的溢价影响程度各是多少很难区分。 不过,“绝对有限认知”会随着保险、巨灾知识的普及和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成熟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而“相对有限认知”即使能够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所以,“相对有限认知”引起的溢价将会一直存在。 (四)羊群行为(HerdBehavior)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还指出,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群体信念下产生认知系统偏差,导致投资者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果。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新兴的巨灾债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还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使机构投资者(即经理人)掌握的交易信息处于残缺状态,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观察别人的投资行为并模仿,看大众的潮流而动,从而产生羊群行为。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机构内和机构间两个方面: 在投资机构内部,出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目的考虑,决策方面的相关人员有时会觉得人际关系的维持远比固执己见重要。当决策群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持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时,机构中就可能产生从众的倾向。经理人个体间的差异和不同的观点会被暂时性地掩盖,从而决策不能按照理性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因此,由于各经理人对巨灾风险债券的认识程度不同,通常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方案或还没有充分地评价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之前决策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致,这样便可能产生抵制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 在未来结果值得斟酌的时候,群体决策加大了管理者的行为偏差,从而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风险决策。Scharfstein和Stein(1990)认为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影响其名誉时,经理人会有从众的倾向。投资经理也惧怕因投资于一个“不可思议”资产赔钱而影响他们的名声。与投资于传统高收益债券不同,将资金投入巨灾债券可能会立即消失且预警很少。虽然,这种意外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大额损失的潜在性仍会让投资者担心不已。 所以,“聪明”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便会把自己机构的决策与其他机构的决定内容挂靠,而不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独立的理性决策。这样,机构跟着选择投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与其他机构的结果相同,经理人的名誉也就不会有所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众倾向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在信息的收集、加工、筛选方面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依照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现实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跟风买卖相同决策的羊群现象。 (五)其他行为因素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复杂性,投资者们对其定价内幕并不熟悉,故他们在面对此类投资工具时的心境也很复杂。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几种行为因素外,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形成可能还受到了投资者后悔厌恶、锚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后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除了损失以外还自认为必须要负责的感受,所以后悔带来的痛苦较由错误造成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还要大,即“后悔厌恶”。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优于其他决策方式的。 于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痛苦,投资者往往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比如,“随大流”,仿效多数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投资(如从众倾向),等等。损失和后悔厌恶表明,在面对不同情况时,人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而受认知过程的“锚定”心理影响,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和认识。特别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由于对证券市场有很深的研究,对巨灾债券的认识可能还“锚定”在对传统企业债券或股票的认识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预期判断而忽视充分调整,从而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识不到巨灾债券的新特点,这同样也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另外,投资机构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妨碍投资经理投资于巨灾债券的能力和欲望的决策。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就指出:“很多投资经理被限制购买(债券和股票)那两类以外的证券”。这些限制通过投资机构有限的关系虽然有助于减少市场低迷和流动,但也阻碍了投资资金进入巨灾债券市场。 四、结束语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让发行公司背负了沉重的交易负担,而投资者却依然不为所动。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债券的吸引力?弄清楚高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研究发现,行为金融学能对传统分析方法未解释清楚的部分做了较好补充。当然,心理因素对巨灾风险债券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相信,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有赖于对投资者的心理特别是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决策模式做进一步认识。而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溢价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重要依据,也将为我国科学地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可行思路。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理论应用毕业论文 摘要:行为金融学的兴起揭开了金融学前沿理论的主流---数理金融学正在发生新的飞跃,而实验经济学和金融物理学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变革。国外对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正日益蓬勃发展,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尚属初步阶段。可以预料:中国学者的金融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细化研究和综合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性行为;(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优秀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性行为;(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金融学毕业论文:数学金融学毕业论文 《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论文范文由一世教育毕业论文网收集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只可观摩不可抄袭,因抄袭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引起的版权纠纷本站概不负责,若本站对于该文的展示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通知我们删除。 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1998年美国又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LTCM)基金事件。两者均由突发事件所引起,造成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突发事件在金融领域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是数学金融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LTCM事件谈起 1997年亚洲爆发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仍余波荡漾。究其根本原因,可说虽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其直接原因却在于美国的量子基金对泰国外行市场突然袭击。1998年9月爆发的美国LTCM基金危机事件,震撼美国金融界,波及全世界,这一危机也是由于一个突发事件----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所触发的。 LTCM基金是于1993年建立的“对冲”(hedge)基金,资金额为35亿美元,从事各种债券衍生物交易,由华尔街债券投资高手梅里韦瑟(J.W.Meriwether)主持。其合伙人中包括著名的数学金融学家斯科尔斯(M.S.Scholes)和默顿(R.C.Merton),他们参与建立的“期权定价公式”(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为债券衍生物交易者广泛应用。两位因此获得者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LTCM基金的投资策略是根据数学金融学理论,建立模型,编制程序,运用计算机预测债券价格走向。具体做法是将各种债券历年的价格输入计算机,从中找出统计相关规律。投资者将债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国的联邦公券,由美国联邦政府保证,几乎没有风险;第二类是企业或发展中国家征服发行的债券,风险较大。LTCM基金通过统计发现,两类债券价格的波动基本同步,涨则齐涨,跌则齐跌,且通常两者间保持一定的平均差价。当通过计算机发现个别债券的市价偏离平均值时,若及时买进或卖出,就可在价格回到平均值时赚取利润。妙的是在一定范围内,不管如何价格上涨或下跌,按这种办法投资都可以获利。难怪LTCM基金在1994年3月至1997年12月的三年多中,资金增长高达300%。不仅其合伙人和投资者发了大财,各大银行为能从中分一杯羹,也争着借钱给他们??率筁TCM基金的运用资金与资本之比竟高达25:1。 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这一突发事件触发了群起抛售第二类债券的狂潮,其价格直线下跌,而且很难找到买主。与此同时,投资者为了保本,纷纷寻求最安全的避风港,将巨额资金转向购买美国政府担保的联邦公债。其价格一路飞升到历史新高。这种情况与LTCM计算机所依据的两类债券同步涨跌之统计规律刚好相反,原先的理论,模型和程序全都失灵。LTCM基金下错了注而损失惨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不但未随机应变及时撤出资金,而是对自己的理论模型过分自信,反而投入更多的资金以期反败为胜。就这样越陷越深。到9月下旬LTCM基金的亏损高达44%而濒临破产。其直接涉及金额为1000亿美元,而间接牵连的金额竟高达10000亿美元!如果任其倒闭,将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严重的信誉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LTCM基金亏损的金额过于庞大,而且涉及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德主,这对数学金融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华尔街有些人已在议论,开始怀疑数学金融学的运用性。有的甚至宣称:永远不向由数学金融学家主持的基金投资,数学金融学面临挑战。 LTCM基金事件爆发以后,美国各报刊之报道,评论,分析连篇累牍,焦点集中在为什么过去如此灵验的统计预测理论竟会突然失灵?多数人的共识是,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将之应用于不适当的条件下。本文作者之一在LTCM事件发生之前四个月著文分析基于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文中将随机过程分为平稳的,似稳的以及非稳的三类,明确指出:“第三类随机过程是具有快变的或突变达的概率分布,可称为‘非稳随机过程’。对于这种非稳过程,概率分布实际上已失去意义,前述的基于概率分布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另辟途径,这也可以从自然科学类似的情形中得到启发。突变现象也存在于自然界中,……”此次正是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LTCM基金的统计预测理论失灵,而且遭受损失的并非LTCM基金一家,其他基金以及华尔街的一些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也都损失不赀。 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可以认为是,一种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券市场中寻求无风险套利投资组合的理论。欧式期权定价的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基于由几个方程组成的一个市场模型。其中,about无风险债券价格的方程,只和利率r有关;而about原生股票价格的方程,则除了与平均回报率b有关以外,还含有一个系数为σ的标准布朗运动的“微分”。当r,b,σ均为常数时,欧式买入期权(Europeancalloption)的价格θ就可以用精确的公式写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由此可以获得相应的“套利”投资组合。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自1973年发表以来,被投资者广泛应用,由此而形成的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成了期权投资理论的经典,促进了债券衍生物时常的蓬勃发展。有人甚至说。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开辟了债券衍生物交易这个新行业。 笔者以为,上述投资组合理论可称为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它尽管在实践中极为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应用时如不加注意,就会出问题。 局限性之一: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基于平稳的完备的市场假设,即r,b,σ均为常数,且σ 0,但在实际的市场中它们都不一定是常数,而且很可能会有跳跃。 局限性之二: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假定所有投资者都是散户,而实际的市场中大户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不成熟的市场中,有时大户具有决定性的操纵作用。量子基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即为一例。在这种情况下,b和σ均依赖于投资者的行为,原生股票价格的微分方程变为非线性的。 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基于平稳市场的假定,属于“平稳随机过程”,在其适用条件下十分有效。事实上,期权投资者多年来一直在应用,LTCM基金也确实在过去三年多中赚了大钱。这次LTCM基金的失败并非由于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不对,而是因为突发事件袭来时,市场变得很不平稳,原来的“平稳随机过程"变成了“非稳随机过程”。条件变了,原来的统计规律不再适用了。由此可见,突发事件可以使原本有效的统计规律在新的条件下失效。 突发实件的机制 研究突发事件首先弄清其机制。只有弄清了机制才能分析其前兆,研究预警的办法及因此之道。突发事件并不限于金融领域,也存在于自然界及技术领域中。而且各个不同领域中的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机制可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 “能量”积累型地震是典型的例子。地震的发生,是地壳中应力所积累的能量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的释放。积累的能量越多,地震的威力越大。此外,如火山爆发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果将“能量”作广义解释,也可以推广到经济领域。泡沫经济的破灭就可以看作是“能量“积累型,这里的“能量”就是被人为抬高的产业之虚假价值。这种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其经济基础无法承担时,就会突然崩溃。积累的虚假价值越多,突发事件的威力就越大。日本泡沫经济在1990年初崩溃后,至今已九年尚未恢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所积累的虚假价值过分庞大之故。 “放大”型原子弹的爆发是典型的例子。在原子弹的裂变反应中,一个中子击中铀核使之分裂而释放核能,同时放出二至伞个中子,这是一级反应。放出的中子再击中铀核产生二级反应,释放更多的核能,放出更多的中子……。以此类推,释放的核能及中子数均按反应级级数以指数放大,很快因起核爆炸。这是一种多级相联的“级联放大”,此外,放大电路中由于正反馈而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非线性系统的“张弛”震荡等也属于“放大”型。这里正反馈的作用等效于级联。在、经济及金融等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企业间达的连锁债务就有可能导致“级联放大”,即由于一家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的相继倒闭,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市场的崩溃。这次LTCM基金的危机,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促使15家大银行注入35亿美元解困,就很可因LTCM基金倒闭而引起“级联放大”,造成整个金融界的信用危机。 金融界还有一种常用的术语,即所谓“杠杆作用”(leverage)。杠杆作用愿意为以小力产生大力,此处指以小钱控制大钱。这也属于“放大”类型。例如LTCM基金不仅大量利用银行贷款造成极高的“运用资金与资本之比”,而且还利用期货交易到交割时才需付款的规定,大做买空卖空的无本交易,使其利用“杠杆作用”投资所涉及的资金高达10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一旦出问题,这种突发事件的震撼力是惊人的。 金融突发事件之复杂性 金融突发事件要比自然界的或技术的突发事件复杂得多,其复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多因素性对金融突发事件而言,除了金融诸因素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心理等多种因素。LTCM事件的起因本为经济因素--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债券,而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分额甚少,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巨大风波,是因为心理因素的“放大”作用:投资者突然感受到第二类债券的高风险,竞相抛售,才造成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可见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将其计及。 非线性影响金融突发事件的不仅有多种因素,而且各个因素之间一般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即为非线性的关系。例如,大户的动作会影响到市场及散户的行为。用数学语言说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等于各个因素分别作用时结果的线性叠加。突发事件的理论模型包含非线性项,这种非线性理论处理起来要比线性理论复杂得多。 不确定性金融现象一般都带有不确定性,而突发事件尤甚。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是研究突发事件的关键之一。例如,1998年8月间俄罗斯经济已濒临破产边缘,几乎可以确定某种事件将会发生,但对于投资者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件?在何时发生?这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可知,金融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像自然界或技术领域中的那样界限分明,往往具有综合性。例如,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其机制固然是由于房地产等虚假价值的积累,但由此触发的金融危机却也包含着银行等金融机构连锁债务的级联放大效应。预警办法 对冲基金之“对冲”,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对冲”来避险(有人将hedgefund译为“避险基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原本设计为避险的基金,竟因突发事件而造成震撼金融界的高风险。华尔街的大型债券公司和银行都设有“风险管理部”,斯科尔斯和默顿都是LTCM基金“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对突发事件作出预警是他们的职责,但在这次他们竟都未能作出预警。 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基于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这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在高速公路公路上驾驶汽车,想对突然发生的机械故障做出预警以防止车祸,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统计可能给出的信息是:每一百万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可能有三辆发生机械故障。这种统计规律虽然对保险公司制定保险率有用,但对预警根本无用。因为不知道你的车是否属于这百万分之三,就算知道是属于这百万分之三,你也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故障。笔者认为,针对金融突发事件的上述特点,作预警应采用“多因素前兆法”。前面说过,在“能量”积累型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必定有一个事先“能量”积累的过程;对“放大”型的突发事件而言,事先必定存在某种放大机制。因此在金融突发事件爆发之前,总有蛛丝马迹的前兆。而且“能量”的积累越多,放大的倍数越高,前兆也就越明显。采用这种办法对汽车之机械故障作出预警,应实时监测其机械系统的运行状态,随时发现温度、噪音、振动,以及驾驶感觉等反常变化及时作出预警。当然,金融突发事件要比汽车机械故障复杂得多,影响的因素也多得多。为了作出预警,对多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测,特别应当“能量”的积累是否已接近其“临界点”,是否已存在“一触即发”的放大机制等危险前兆。如能做到这些,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应该是可能的。要实现预警,困难也很大。其一是计及多种因素的困难。计及的因素越多,模型就越复杂。而且由于非线性效应数学处理就更为困难。计及多种因素的突发事件之数学模型,很可能超越现有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但计算机的发展一日千里,今天不能的,明天就有可能。是否可以先简后繁、先易后难?不妨先计及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以后再根据计算机技术的进展逐步扩充。其二是定量化的困难。有些因素,比如心理因素,应如何定量化,就很值得研究。心理是大脑中的活动,直接定量极为困难,但间接定量还是可能的。可以考虑采用“分类效用函数”来量化民众的投资心理因素。为此,可以将投资者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如散户和大户,年轻的和年老的,保守型和冒险型等等,以便分别处理。然后,选用他们的一种典型投资行为作为代表其投资心理的“效用函数“,加以量化。这种办法如果运用得当,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地表示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此外,卢卡斯(R.E.Lucas)的“理性预期”也是一种处理心理因素的办法。 其三是报警灵敏度的困难。过分灵敏可能给出许多“狼来了”的虚警,欠灵敏则可能造成漏报。如何适当把握报警之“临界值”?是否可以采用预警分级制和概率表示? 有些人根本怀疑对金融突发事件做预警的可能性。对此不妨这样来讨论:你相信不相信金融事件具有因果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金融突发事件就不会凭空发生,就应该有前兆可寻,预警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那么金融学就不是一门科学,预警当然也就谈不上了。笔者相信因果律是普遍存在的,金融领域也不例外。 因应之道 研究金融突发事件的目的在于因应,因应可分为事先与事后两种,这里主要讨论事先的,因为事先防范可以减少损失。事先的因应之道应根据突发事件的机制:对于“能量”积累型的,可采用“可控释放法”,即在控制下多次释放小“能量”以避免突然一次释放大“能量”。就近国务院下决心对某些存在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逐个进行整顿,就起到了可释放“能量”的作用,这对防止金融突发事件是有益的。对于“放大”型的,可采用加入阻尼法,在核裂变反应中,常采用插入能吸收中子的镉棒等办法以减缓核反应。在由电感和电容所构成的振荡电路中,加入电阻就可以对振荡产生阻尼作用。在放大或控制电路中引入“负反馈”,也可起到阻尼作用。类似办法可用于因应金融突发事件。例如:全球金融机构的计算机联网固然有利于国际贸易但也使金融投资者易于兴风作浪,他们可跨越国界几乎瞬时地调拨几十亿美元进行投机,造成像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最近美国有人提议:可以仿照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那样,对这种跨国巨额资金调拨收税,这就是一种防止金融突发事件的阻尼作用。当然,阻尼不能过分否则就会阻碍资金正常流通,妨碍经济的发展。更好的办法是“选择性阻尼”,即只对那些应予抑制的加以阻尼。这在技术领域中是有先例的,在金融领域中是否可行?值得考虑。 研究突发事件对于数学金融而言,是一个新的领域。金融突发事件本身非常复杂,对之进行研究绝非易事。本文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起抛砖引玉,共同开展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还应该指出:这次LTCM基金事件引起的金融风暴表明,全世界的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未能对突发事件作出预警。可见面对这一难题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可以是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学金融学的契机。 金融学毕业论文:指导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几点体会 摘要: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 是大学生能力的综合考察。民族院校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学生选题大而空泛、写作过程中创新与分析问题能力不足以及论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有学生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一些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指导投入不够、学校对毕业论文答辩等管理流于形式等。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面促进毕业论文的质量提高入手。 关键词:金融学;毕业论文;综合能力 一、民族院校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选题大而空泛,与实践严重脱节 好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成功的一半。不少学生缺乏正确的选题方法,选题随意,选题范围重理论轻实践,或好高骛远、求大轻小。例如,金融专业的同学前几年喜欢选诸如“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研究”等,去年甚至有同学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些同学选题犹豫不决、随意换题,不少老师都抱怨学生选题不和导师商量,当导师不同意时甚至随意从网上直接下载论文,结果不但影响了选题的质量,又不利于导师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创新与分析问题能力不足 金融学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也应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思路,即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实践中,不少学生只为交差过关了事,不仅相关文献阅读十分有限,如有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是网上转载的各类文章甚至博客文章等,笔者甚至发现有个别同学的参考文献竟然是学院自己办的内部杂志上的文章,既不权威又不准确,有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是几年前出版的教材等,对于文献调查等基本收集资料的方法不会运用。同时,论文写作过程中又缺少相关的调查和实证分析,要达到深入分析,甚至要有所创新自然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三) 论文结构不合理、语言表述欠规范,极个别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表达能力有限 按照我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相关要求,笔者所在高校也制定了毕业论文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不少学生却达不到这些要求。例如,笔者所在学校在论文评阅环节要求:(1)内容:立论正确,方案设计、论证、计算正确;内容完整充实,论文结构合理;结论正确;工作量足、难度适当。(2)水平:有独特的见解与创新,或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对所学专业知识有较好地运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应用价值。(3)格式:全文格式、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完整且符合要求;语句通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数据、图表完整,图纸规范。而不少学生在论文写作中,或者出现头重脚轻,即前面的概念、发展历程、问题现状等罗列较多,而后面的原因分析和相应的对策部分十分简略;或者是另一极端,前面的分析介绍简短,而后面列出的建议对策动辄十几条,甚至有的问题分析和后面的建议几乎没有直接关系,论文质量堪忧。笔者还遇到过极个别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比较有限,完成规范的毕业论文有相当的难度。 二、影响民族院校金融学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民族院校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论文写作中投入精力十分有限 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又遇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直到毕业,除了考研的同学外,大部分学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上面。而一般毕业论文撰写正好是这段时间。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生都知道,毕业论文成绩对找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大部分学生对论文并不重视,投入的时间十分有限,甚至个别学生在答辩前两三周才与指导老师联系,论文写作的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与提高。笔者每年指导的学生中,总有个别同学忙于实习或各地找工作,要等到最后才与老师联系,考虑到就业的压力等老师往往无法严格要求学生。笔者所在学院的老师还发现,对毕业论文投入较多精力的学生,往往是那些工作落实得较早的学生,自然毕业论文也写得比较规范;那些工作一直没有落实或落实较晚的学生,很难把主要精力和时间花在毕业设论文撰写上,论文选题和质量自然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二本院校中应该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民族类高校。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指导投入不够 影响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指导教师投入精力的多少。毕业论文指导一般从学生选题、拟订论文提纲、收集资料到规范写作、反复修改等过程中都要给予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指导。而现在高校教师本身也存在攻读学位、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等压力,再加上论文指导的报酬通常都不太高,因而面临指导动辄10来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实际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指导论文的时间、精力必然相当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学院,老师平均指导的学生通常在10个左右,甚至有些学院的个别教研室老师指导学生有时多达15个以上,教师的指导任务相当繁重。尽管毕业论文早就布置下去,但学生往往集中在最后时间才联系导师,这时在正常的教学、生活之外,导师的指导工作量突然增加。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老师也是希望论文只要过得去就行,论文质量的提高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 (三)学校对毕业论文答辩等管理流于形式 与国外高校的“宽进严出”不同,国内高校多年来普遍实行“严进宽出”原则,只要学习成绩、学分修够了,很少有高校在学生临近毕业之际在毕业论文环节严格要求学生,学生对论文自然采取东拼西凑的态度,毕业论文答辩也就只能流于形式。尤其是现在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反过来使学校在论文质量把关和就业率压力之间偏重就业率的提高,自然就会更加放松论文答辩及其管理环节。因为高校每年都面临一次就业率的排名,甚至第二年招生指标、招生计划等的变化都与就业率直接相关,论文质量的提高也就被忽略了。如笔者所在的高校,毕业论文成绩=评阅成绩(60%)+答辩成绩(40%),且答辩成绩不能低于60分,但在答辩中,即便对极个别答辩学生想给低分,考虑到就业形势以及民族类学生的口语表达和文化基础等综合因素,最后往往也是手下留情。 三、完善民族院校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的一些建议 在面临持续的严峻就业形势下,民族类高校毕业生质量的提高需要各方的努力。 (一)学校要加强论文质量的全过程管理 民族类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培养模式和办学条件,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毕业论文质量管理途径,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提高。如保证一定的经费投入,适当提高导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报酬,努力提高教师积极指导论文的积极性;又如,近年各省(市)教育厅(局)对毕业论文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抽查和评优等,在职称评聘、教学工作量计算等方面向毕业论文工作有所倾斜;再如,进一步落实毕业设论文写作与实践的联系, 加强民族高校与民族地区生产部门、企业之间开展协调工作,为学生论文选题、写作等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另外,民族类高校有些汉语水平确实较差的学生,可否采取其民族语言写作和答辩,至少不要和其他高校一样搞一刀切,真正发挥论文写作环节对学生的能力考察和提升功能。 (二)毕业论文的指导与写作应早作准备 针对目前就业与论文写作的冲突,毕业论文的指导与写作也应宜早不宜迟。如果前面几年的学习中没有思想准备和材料积累,仅在几个月乃至最后一学期或一年的时间里,要完成从选题、研究到写作的全过程,确实很难指导或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如在专业课学习阶段,就应先学习一些指导论文写作的有关论著,提高文字修养;还要选读一些本专业的优秀论文,从中学习写作经验和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做简单的文献综述的方法和基本格式等;对本学科领域中自己感兴趣的某些专题或方面,有意识地积累资料,为论文写作进行各方面的准备,还可适当缓解导师集中指导的繁重任务。 (三)学生要正确认识论文写作与就业之间的冲突 客观地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生没有就业压力,可专心致志做毕业论文;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学生应聘时若已具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工作会落实得较早、较容易。而毕业论文的写作,正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基本要求。所以,学生应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对其就业、毕业论文完成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重要性探讨 摘要:撰写毕业论文作为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学生完成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还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因此,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认真撰写毕业论文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重要性 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是高等院校依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对本科学生进行综合性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增强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过程。然而,由于金融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主要以课堂理论为主,实践动手锻炼相对较少,这给学生造成了毕业论文仅仅是形式、不是很重要的错觉;还有,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使得学校的教学工作也不得不以学生就业为主,而找工作与毕业论文写作在时间上重叠,考虑到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学校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考查就有所放松。因此,很多学生在思想上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致使毕业论文质量出现下滑的现象。 近年来,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对金融学专业人才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金融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对于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数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为了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不正确的态度,切实扭转毕业论文质量下滑的态势,使他们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需要、真正认识到金融学本科专业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撰写毕业论文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训练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环节。这个阶段,在金融学专业老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己选题、填写开题报告、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持学生对所研究金融问题的兴趣、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又要使专业指导教师利用自己渊博的专业学识和认识问题独特视角,对学生的研究给予正确的指导,使之在苦苦思索之后,有顿开茅塞之感。这样,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 首先,金融学专业指导教师应向学生说明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其次,以学生为主展开毕业论文写作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除了指导教师定期检查督导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展情况外,学生应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论文的情况,及时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映给指导老师,尽快得到正确的帮助建议。再次,指导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成果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最后,该成绩也是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毕业的必要成绩之一。在指导老师认为研究成果达到毕业论文的水平后,由学术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组成答辩专家小组,通过答辩形式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做出系统科学的评价。符合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要求的,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 二、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 本科毕业论文包括开题报告和论文正文两大部分。通过填写开题报告,每个学生可以选择确定各自适合的论文题目;了解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找出该论文研究的切入点;设计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明确研究方法等等。在这个阶段,学生运用所学金融知识判断和界定所关注的问题,将自己研究的内容划定在金融学领域,以符合所学专业的要求。通过分析和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掌握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进程,了解相关学者在研究本问题时的研究思路、切入的角度、采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研究结论等,从而保证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也确保使通过自己的研究,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一点。通过对论文基本内容的设计,学生运用金融学的理论,对所研究的金融问题形成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认识。 在论文正文写作阶段,学生要首次独立地思考如何围绕开题报告确立的研究题目和研究内容展开研究工作,比如,根据开题报告要求,运用自己已有知识,如何搜集相关资料?运用自己已掌握的金融学专业知识,如何对已获得的资料进行处理、提炼?根据金融学相关理论的要求,如何运用掌握的资料说明、支持文章的观点? 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金融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实际金融问题,并初步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三、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 获得一份适合所学专业、令人心仪的工作,是每一个即将毕业大学生的美好愿望,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时下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用人单位也希望招聘到的新人马上就能胜任相应的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职场上,同一个单位中,每个员工都想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因此职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应该属于文案性质,有的时候,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就被指定完成项目课题的申请、结项或其中某一环节的工作。而撰写毕业论文恰好就是系统地培养和锻炼学生这方面能力的过程。学生填写的开题报告就相当于课题的申请书;毕业论文正文就大致相当于课题的研究报告。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难和疑问,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从专业指导教师那里获得答案和指导,从而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反过来,如果学生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那么,其科研能力得不到锻炼;在职场中也很难得到同事的系统指导。这样,该学生就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就会影响到该单位对他(她)的评价。所以,为了能够胜任未来工作的要求,学生就必须认真对待毕业论文写作。[责任编辑 陈鹤]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毕业行为论文 行为学(behavioralfinance,BF)作为新兴的金融学分支与占据金融学统治地位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对金融学的基础——套利,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达二十年之长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加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促进了金融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 一、介绍 在传统金融学的范式中,“理性”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用于预测未知变量未来实现的主观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实现的分布。其次,给定他们的信仰,在与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义上,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选择。 BF是一种金融市场崭新,至少部分地以对传统范例面临的困难做出反应的面貌出现的。广义上,BF认为通过使用某些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现象。在某些行为金融学模型中,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确,大都是因为不恰当的贝叶斯法则。在另一些模型中,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做出的选择通常是有疑问的,与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的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称之为“套利限制(limitsofarbitrage)”,这构成了BF的两大块之一。(见第二部分) 为了做出清晰的预测,行为模型常需要指定人的非理性形式。人们究竟怎样误用贝叶斯法则或偏离SEU呢?在此引导下,行为经济学家们典型地求助于认知心家汇编的大量实验证据,这些都是关于人们形成信仰时潜在的偏误,和人们的偏好或给定信仰后怎样做出决策的。因此心理学构成了BF的第二大块。(见第三部分) 我们考虑BF的特殊应用:理解整个股市,平均回报的横截面情况,封闭式基金定价;理解投资者特殊群体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和跨时交易;理解证券发行,资本结构和公司的股利政策。最后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套利限制 2.1市场有效性 EMH认为实际价格等于基本价值。在有效市场中,没有免费午餐:没有投资策略可以赚得风险调整的超额回报。BF认为资产价格的某些特征最有可能用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来解释,而且这些偏离是由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引起的。对此种观点持长期反对意见可追溯到Friedman(1953)。他认为,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套利者)会很迅速消除非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噪声交易者)引起的偏离现象。本质上,这种观点基于两个主张:首先,只要偏离基本价值——较简单地说,误价(mispricing)—一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将立即抓住机会,因此纠正了误价。BF对第二个主张很少有异议,但对第一个主张有争论。即使当一种资产被广泛的误价时,设计纠正这种误价的策略可能非常有风险(即下面将要提到的四种风险),使之失去了吸引力。因此,误价仍是存在。 2.2理论 在前一节中,我们强调了当误价发生时,设计纠正它的策略不担有风险而且成本昂贵,因此允许误价存在的思想。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些已确认的风险和成本。 2.2.1基本面风险 关于某只股票基本价值的一些坏消息,引起股票进一步下跌导致损失。而且替代性证券很少是完美的,经常是高度不完美的,使得消除所有基本面风险成为不可能。 2.2.2噪声交易者风险 指被套利者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恶化的风险。此思想由DeLonget.al(1990a)提出。即使某只股票拥有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套利者仍面临那些本来使这只股票低估的消极投资者更加消极促使估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一旦想当然认为估价不同于其基本价值是可能的,那么想当然认为未来价格运动将增加发散性也是可能的。当然,如果价格最终收敛于基本价值,那么有长远视野的套利者会对噪声交易者风险置之不理。 噪声交易者风险之所以重要是,现实世界中许多套利者是短视的而非有长远视野的。这是因为许多套利者——职业资产组合经理人——不是管理自有资金,而是代客理财。用ShleiferandVishny(1997)的话说,这是“大脑与资本的分离”。这种特征有重要的后果:缺乏专业知识去评价套利者策略的投资者,可能简单地基于套利者的回报来评价他。如果套利者正试图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变遭导致损失,投资者可能认为他不称职而撤资。套利者远远不能等到短期损失过去,此时恰是投资机会最吸引人之时,他可能被迫过早地变现。这种过早变现的恐惧使他行如短视者。这些仅会使债权人烦恼,在短期受损后,债权人看到附属抵押品贬值,会要求偿还贷款,又引起过早变现。 2.2.3执行成本 恰当地运用利用误价的策略经常是很困难的。许多困难与卖空证券有关,而这是套利者为了避免基本面风险所必须做的。对大部分货币管理人——特别是养老基金管理人和共同基金管理人——卖空是不允许的。一名允许卖空的货币管理人——例如对冲基金管理人——仍不能卖空,如果卖空供给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话。即使他能卖空,套利者不能确保他能继续足够长的时间借到证券直到误价自我纠正使他获利。假使证券的原先拥有者要收回,套利者将不得不在可能不利时,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称为“大宗买入”)以补进他的卖空头寸。 某些套利策略需要在外国市场上买卖证券,这经常有限制阻止美国投资者这样做。通过法律漏洞绕过这些限制是昂贵的。最后,“执行成本”也包括执行套利策略时面临的一般交易成本,例如佣金和买卖差价。 2.2.4模型风险 即使一旦误价发生,套利者经常仍然不能确信这是否真的存在。考虑这种情况的一种是设想在寻求吸引人的机会时,套利者依赖于一个可以告诉他基本价值的模型来判断是否误价。然而,套利者不能确信证券被误价:也可能是模型错了,股票事实上正确定价了。这种不确定性来源称之为模型风险,它也会限制头寸。 与教科书中的套利相比,现实世界中套利包括大量风险,在某些条件下将限制套利和允许基本价值的偏离一直存在。为了理解这些条件是什么,考虑两种情况: 首先,假设误价的证券没有相近的替代性证券,因此套利者将暴露于基本面风险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套利受到限制的充分条件是(1)套利者是风险规避者;和(2)基本面风险是系统性的,因此不能通过拥有许多头寸来分散。条件(1)确保了误价不会被单个套利者拥有误价的证券大额头寸而消除。条件(2)确保了误价不会被大量套利者每人都在误价的证券当前持有量上增加少量头寸所消除。噪声交易者风险、模型风险或执行成本的存在仅是进一步限制了套利。 其次,即使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存在,套利仍然受到限制。替代型证券的存在使套利者不受基本面风险和模型风险的:如果两种证券拥有未来状态下相同的现金流而卖不同的价格,那么他完全相信发生了误价。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不存在执行成本,因此仅有噪声交易者风险。DeLonget.al(1990a)表明了噪声交易者风险是强有力的,即使仅有这种形式的风险,套利有时也受到限制。充分条件与上面的相似。 捕捉其他现实世界情形的努力使得完备套利更加不可能。例如,大量不同个人不能干涉纠正误价的努力可能有其他原因。一个可能性是进行套利需要的资源和关系仅能被少数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士所获得。另外,可能是获悉套利机会有成本(Merton,1987),因此实际上仅有一小撮人随时能意识到套利机会。 到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像对冲基金这样的套利者利用市场无效性是不易的。然而,对冲基金不是试图利用噪声交易者的唯一市场参与者:经理人也玩这个游戏。如果经理人认为投资人正高估了其企业股票,他可以通过以吸引人的价格发行额外的企业股票而受益。这样产生的额外供给可能潜在地将价格拉回到基本价值。 不幸的是就像对冲基金一样,对经理人来说这种游戏也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模型风险可能特别重要。经理人很少能确信投资人正高估了其股票。如果他发行股票,认为股票高估而此时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将招致偏离其目标资本结构带来的成本而无任何回报受益。 2.3证据 从的角度看,有理由认为套利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因此限制了它的有效性。原则上,任何持续误价的例子立即证明套利限制:如果套利不受限制,误价会迅速消失。但是,当许多定价现象被理解为偏离基本价值时,仅在少数例子中,确定误价的存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这是因为Fama(1970)所称之为“联合假说问题(jointhypothesisproblem)”。为了证券价格不同于其恰当的贴现未来现金流,需要一个“恰当的”贴现模型。因此,误价的任何检验不可能避免地是误价和贴现率模型的联合检验,这使给无效性提供确定性的证据变得困难起来。 尽管有这种困难,市场仍有大量的现象可以几乎确定地证明是误价并持久存在。 2.3.1孪生股权(twinshares) 1907年皇家荷兰(在美国和纽芬兰交易)和壳牌运输(在英国交易)按60:40的基率同意合并他们的股权,但仍保留为分离的实体。如果价格等于基本价值,皇家荷兰的股权价值应总是壳牌股权价值的1.5倍。FrootandDabora(1999)发现两者的股权价值之比严重偏离1.5,而且,皇家荷兰按平价有时35%被低估,有时15%被高估。 2.3.2ADR’s ADR’s是以信托形式被美国金融机构持有的外国证券股份,这些股份的收益在美国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公司的ADR在纽约的交易价格与标的股份在母国的交易价格非常不同。 2.3.3编入指数(indexinclusions) S P500中的一个公司离开指数通常是因为被兼并或破产而换入另外一家公司。HarrisandGurel(1986)和Shleifer(1986)发现一个显著的事实:当一只股票被编入指数时,它的价格平均暴涨3.5%,而且这种暴涨是持久的。这种现象的引人注目的实例之一是,当Yahoo(雅虎)!,被编入指数时其股票单天暴涨24%。 2.3.4互联网出让(internetcarve-outs) 2000年3月,3Com在其全资子公司PalmInc.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中,卖掉了5%的股份,保留了余下的95%所有权。在IPO之后,3Com的股东间接拥有1.5倍的Palm股票。3Com也宣布在9个月之内剥离Palm其余股份的意向,同时将给3Com股东1.5倍的Palm股份。在IPO之后首次交易收盘时,Palm的估价在$95,按1.5倍估价3Com的价格下限是$142。事实上,3Com的实际价格是$81,这暗含着3Com除Palm之外的子公司的市场估价为每股-%60! 三、心 在这一节里,我们了可能是金融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心理学。 3.1信仰 3.1.1过度自信 人们对他们的判断过度自信。一是人们估计概率时很少校准;二是人们设计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太窄。 3.1.2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wishfulthinking) 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能力和前途抱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 3.1.3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当人们试图确定模型B产生数据集A的概率时,他们用A反映B重要特征的程度来评估该概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性是有益的启发,但也产生某些严重偏误。一是基率忽视(baserateneglect),过分高估B对A的代表性。二是样本大小忽视(samplesizeneglect),当推断特定模型产生数据集的似然性,人们不考虑样本的大小。 3.1.4保守主义 相对于代表性会导致低估基率,保守主义是指过多重视基率的情形。 3.1.5确认偏误(confirmaionbias) 一旦人们已形成一个假说,有时误认为另外的不利证据实际上也支持该假说。 3.1.6定位(anchoring) 人们形成估计时,经常先始于某值(可能是任意的),然而相对于此值做出调整。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定位”的初值太多。 3.1.7记忆偏误 人们推断事件的概率时,经常搜索记忆中相关信息。 有时学家们对这些实验证据的主要部分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认为(1)通过重复,人们将学会去除偏误的;(2)领域中的专家,例如投行中的交易者,很少犯错误;和(3)用更有效的激励,这些效应会消失。 3.2偏好 3.2.1展望(prospecttheory,PT) 任何试图理解资产价格或交易行为的模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是关于投资者偏好或投资者怎样评估风险性赌博的假设。绝大数模型假设投资者根据期望效用(EU)框架评估赌博。不幸地是,当人们在风险性赌博间选择时系统地违背EU理论。因此有大量地的非EU理论试图更好与实验证据相匹配。其中之一展望理论(KahhemanandTversky,1979)可能是最有希望解释市场出现的基本事实。PT有许多关键特征。首先,效用定义在损益(gainsandlosses)而非最终财富头基础上,这是Markowitz(1952)首先提出的思想。其次,价值函数凹于收益凸于损失,这表明对损益的灵敏性大于对收益的。这一特征称为损失规避(lossaversion)。最后是非线性概率转换。对小概率加权太重(overweight),而且人们在较高概率水平上对概率差异较敏感。 展望理论解释人们在相同的最终财富水平情形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源于该理论的重要特征——架构(framing)或描述效应。在很多实际选择情况下,决策者在怎样考虑问题上也有灵活性。价值函数的非线性特征使心理(mentalaccounting)至关重要,它使个人赌博与财富其他部分具有相分离倾向。 3.2.2模糊规避(ambiguityaversion) 到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理解赌博结果已知时人们怎样按客观概率行动。现实中概率客观上很少已知。为了处理这种情况,Savage(1964)了主观期望效用(SEU)框架。Ellsberg(1961)的著名实验指出了人们厌恶主观或模糊不确定性甚于厌恶客观不确定性,这已发现称为“模糊规避”。 三、(略) 四、结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个新兴领域,正式始于1980年代。我们讨论过的很多是过去五年里完成的。我们处于什么状况呢?在众多前沿问题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5.1对于显著的异常事实的研究 当DeBondtandThaler(1985)的时,许多学者认为对他们发现的最好解释是这是一个程序错误。自此以后,他们的结论已被不但同情他们观点的而且持另外观点的学者们重复了很多次。此时,我们认为大部分经验事实已被大部分同行所接受。尽管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仍在争论中。这是进步。如果我们都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运行,我们可以集中理解为什么这样了。 5.2套利限制 二十年前,许多金融经济学家们认为有效市场假说必须正确,因为套利的力量。现在我们懂得这是一种天真的观点,而且套利限制容许大量的误价。现在也大都懂得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策略,因为有风险和成本,不仅仅是指缺乏误价。价格可以是非常错误的而不产生获利机会。 5.3理解有限理性 主要感谢认知心家如DanielKahneman和AmosTversky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一长串稳健的实证发现将人类实际形成预期和决策的方式进行分类。在记下这些过程的正式模型中,展望理论最有名,也取得了进展。经济学家们从前认为行为或是理性的或是不可能形式化。现在我们知道有限理性模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比纯理性模型更精确地描述了行为。 5.4行为学的构建 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市场中人不完全理性的理论建模工作有所突破,这些论文或通过信仰形成过程或通过决策过程放松了完全理性假设。像上面讨论过的心家工作,这些论文是重要的存在性证明,表明体现人类行为的显著方面,同时紧凑地考虑资产定价是可能的。 5.5投资者行为 现在我们已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试图提供证明和理解投资者,不但业余的投资者而且职业投资者,怎样做出他们的资产组合选择。直到最近,这项明显缺少全体金融家们的参与,或许因为构建资产定价的错误信仰不需知道经济体中人的行为情况。 这是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更靠近研究议事日程的开始而非结束。我们知道要冒足够的预测风险才能了解到该领域的未来进展大部分是不可预测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忍不住冒险对下一步的可能进展提出少量意见。 首先,我们已过的大部分工作范围很窄。模型明显捕捉了投资者信仰,或他们的偏好,或套利限制的一些特征,而不是捕捉了三者全部。这一评论可以运用于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而且暗含研究者也是有限理性的事实,然而,随着不断进步,我们希望理论家们开始将它们更多体现并运用进他们的模型中。 一个例子或许可以理解这一点。实证反复发现资产定价异常现象在小型和中型股票上比大型股票上表现更显著。这好像可能是这一发现反映了套利限制:交易较小股票的成本较高而且低流动性使许多潜在套利者失去兴趣。这一观察是明显的,但仍没有构建为正式的模型。我们希望在套利限制与认知偏误之间的研究成为今后几年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其次,对某些经验事实明显有竞争性的行为解释。某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该领域的一个弱点。已总结的一长串认知偏差,有时确实为行为建模者解释时提供了许多自由度。我们承认有众多自由度,但注意理性建模者从中也有许多选择权。像Arrow(1986)具有说服力的讨论,理性本身不产生许多预测。预测来自于从属的假设。 比较另外的理论,行为的或理性的,真正仅有一种:用经验检验。简言之一是寻找理论取得新奇预测,例如,Lee,Shleifer,andThaler(1991)检验了他们模型预测:小公司回报与封闭式基金贴现相关,而Hong,LimandStein(2000)检验了HongandStein(1999)模型的含义:赶大势(momentum)在交易不频繁交易者之间的股票表现较强。.另一种检验是,寻找人按模型要求的方式实际行动的证据。Odean(1998)和GenesoveandMayer(2000)用实际市场行为研究出售效应(dispositioneffect)可归入这一类。Bloomfieldet.al(2000)对Bar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的行为理论给出了实证检验。当然,这样的检验从未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们应怀疑建立在无实证地事实证明行为之上的理论。因为行为理论要求建立在行为的真实假设之上,我们希望行为金融学研究者继续对他们的假设给出仔细的实证检验,我们相同的希冀理性理论研究者。 我们对经济模型假设的直接检验的练习结果有两个预测。首先,我们发现我们理论大部分,不但理性的而且行为的,都错了。其次,我们产生更好的理论。 金融学毕业论文:浅谈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摘要]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本科学生金融相关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考核。论文选题是论文的基础步骤,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质量好坏。本文在详细分析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金融本科学生论文选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学毕业论文: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特征分析 摘 要:以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金融学专业为例,通过对该学院的金融学专业2011――2014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试图通过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岗位、就业流向和就业与专业设置相互影响等方面对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特征做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特征 我国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重庆市独立学院有7所,在校生约9.67万人,占普通高校约17% 。金融学专业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学科,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熟悉金融业务的应用型人才需求明显。但近年,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明显低于某些工程学类的毕业生,引人深思。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以下简称派斯学院)是依托重庆工商大学组建的独立学院,现在校生9千余人,其中金融学专业本科生1253人。本文以派斯学院金融学专业为例,通过对该学院金融学专业2011――2014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体现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特征。 一、就业率相对较高 该学院金融专业以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为目标,要求学生具备金融基础知识,并精通和熟练各大金融机构一线岗位技能,由学生转变为职业人。根据重庆市市教委当年5月底公布的数据,派斯学院金融专业的一次性就业率高于重庆市平均就业率,2011年――2014年,分别高出6.9%、-0.81%、22.63%、2.5%。 较高的就业率与派斯学院培养理念和课程体系分不开。该学院注重基础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培养。例如,在大一学生刚进入校园时,校方就有意识的灌输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多方面扩大就业途径,所以学生在大二时就能通过各种途径拓展自己的能力素质,如利用寒暑假到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实习,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并努力考取各种相关证书,如银行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保险从业资格证等金融专业相关证书。 二、就业岗位以中小企业应用型岗位为主 从就业岗位流向来看,派斯学院2011――2013届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流向中小型企业和技术岗位的分别为111人、108人、112人,分别占当年毕业生的85.3%、67.5%和73.6%。而这三届毕业生流向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毕业生人数仅占当年毕业生的1.53%、5.55%和5.26%。明显,该学院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第一次就业的去向以中小型企业应用型岗位为主,而去往机关、大型企业、事业单位比例小。据调查,这三届的毕业生中,去往中小型企业和技术岗位的同学从事财会、证券与银行柜员等技术性的一线岗位工作。可见,形成“先择业,后就业”的观念,积极寻找就业机会。 三、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从就业集中区域来看,派斯学院2011――2013届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例达到64.6%、 53.7、67.76%。从就业城市比较,重庆市成为毕业生首选就业地,2011――2013届毕业生在重庆就业比例达到了33%、30.24%、36.84%,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东部发达地区,该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主要集中去往浙江、江苏、上海等地。 形成上述区域特征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学院所在地寻找工作机会,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更便利,降低了寻找工作的成本;第二,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对金融学专业毕业生而言有着较多发展空间与机遇。同时,相对于北上广而言,重庆市的外来毕业生相对较少,就业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更适合于带着“非名校、非高学历”标签的独立院校毕业生就业;第三、与生源地有关。选择去东部发达地区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就业的毕业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其生源地在该省市。 四、就业形势日趋复杂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派斯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日趋复杂。表现为,在该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总体平稳的形势下,金融学专业的就业率正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整体就业形势复杂而严峻。二,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构成变化和用人单位的观念固化冲击独立学院该专业的就业率。三,独立学院自身原因。因此,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就业工作需要因应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科学规划,未雨绸缪,切实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013年底派斯学院提出了新的金融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是针对毕业生以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为主要就业目的地来设置的。结合重庆市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建设以结算为主体的“中国内陆金融中心”的大背景,派斯学院提出实行“三轨合一”的特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为了适应当前就业市场的需要而为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学生量身订造的,使得他们能够相对灵活的应对职业发展要求,增加就业途径。 虽然在就业市场上有非常多的因素影响着独立学院学生的求职成功,但是派斯学院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定位,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较为顺利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融学毕业论文:论金融学毕业实习与大学生创业竞赛的融合 摘要:我国金融学本科院校毕业实习这一教学环节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文章从当前我国部分金融学专业已开设的金融学毕业实习的现状出发,分析当前普遍存有的问题,建议学校可以将毕业实习同大学生创业竞赛相结合,积极促进学生与真实工作环境的融合。 关键词:金融学;毕业实习;创业;竞赛 中图分类号:G642;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150-02 当前金融学本科院校在安排学生的毕业实习时普遍有一种感受:安排学生在校内实习就像是聚会,而安排到校外则像是出去旅游;集中实习成本较高,而分散实习则收效一般,且不便于控制管理。导致该类问题出现的原因来自于各个层面,比如学校、实习单位以及毕业实习指导教师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学生没有真正认识到实习对于自身素质完善的重要性,也没有体会到学校在安排实习时所付出的人财物等巨大成本,他们更没有真正参与到实习活动中的兴趣和动力。所以,如何让金融类准毕业生的毕业实习环节高质量完成,还要从学生这一内因出发,文章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我国金融学毕业实习现状分析 1.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国内大部分金融学专业本科院校,都设置有毕业实习这一环节,其目的就在于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得学生验证、巩固在校所学的银行、证券或保险理论知识,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此同时,还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对本专业的需求,增强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南京审计学院的金融专业规定,毕业实习在原则上由学生联系实习单位,完成银行、证券或者保险某一金融领域的实习;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为让金融学专业学生尽早明确自己的毕业论文调研方向,而设置的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等等。通过毕业实习这一环节,学生们可以了解到实际的、具体的银行、证券或保险业务,感受金融业氛围,为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做好业务上和心理上的准备;还可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业务结合起来,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最后,通过毕业实习还可以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其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存有的问题。这些毕业实习的目的都是为了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尽早熟悉工作岗位对人才的要求标准,帮助学生尽快实现角色转变。但是在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实习单位不正规。由于当前就业形势所迫,部分分散实习学生自己联系的实习单位,往往是一些不太正规的中小企业,大学生们往往容易忽视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对自我权益的维护,导致很多企业在用人后不按照先前口头商议的约定来支付实习生应得的报酬,侵害学生的权益。 第二,实习内容不对口。当前,金融学实习生往往较难找到与自己所学专业完全一致的实习岗位,再加上我国金融机构数量有限,并且大多数金融机构比如银行等,由于本身行业特性的限制,一般不会安排实习生进入优秀部门实习。在这种情况下,实习生就无法接触到金融机构中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优秀业务,毕业实习也就往往流于形式,无益于促进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 第三,目前国内院校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一般都安排为4周至6周左右,较短的实习时间会导致实习单位不会或很少安排实习生的上岗技能辅导或培训。这样,就会出现学生刚刚接触实际业务不久而实习就要结束的尴尬局面,从而也就导致了学生较难从实习中真正获得对日后工作生涯有帮助这一结果的出现。由此看出,开设金融学专业的院校亟待寻找一种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 二、我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现状分析 创业计划,是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就某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者服务向风险投资家游说以取得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商业报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比赛,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的、集中在某一个专业的学生竞赛,而是一种以实际技术为背景,跨学科的优势互补的团队之间的综合较量。创业计划竞赛的发展源于美国高校,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为典型代表,在这些商业计划竞赛的运作下,诞生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例如雅虎(Yahoo)、网景(Netscape)等公司。在国外高校商业竞赛发展的浪潮下,我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也蓬勃发展。现开展的大学生创业竞赛有“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杭州市“赛伯乐杯”创业大赛、“赛扶”国际大学生企业家联盟比赛等。这些创业计划竞赛大多是在政府或相关部门支持下将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吸纳到当地创建公司,在公司初创期提供许多优惠政策进行扶持,帮助公司实现正常运营,同时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三、金融学毕业实习与大学生创业竞赛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金融学毕业实习可以同大学生创业竞赛相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刀切”,并非要完全抛弃原本的集中或分散的实习方式,这种融合是一种实习方式多元化的尝试,是体现实习灵活性并使得这一教学环节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的改革。以某大学一名金融学专业学生为例来说明融合后的毕业实习模式的安排:在大一阶段的专业导论课上,老师向学生介绍了他们将要在以后四年中参加的认知实习、专业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习的性质和形式,同时也告知学生,由于毕业实习的特殊性,学生可以自愿选择以参加创业计划竞赛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毕业实习学分。这名金融学专业学生在大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参加了“挑战杯”创业大赛,那么他可将其参赛证明等文件递交学校,证明已参加社会实践这一教学环节,从而该学生可以在原本设置的毕业实习期间内筹划找工作、准备毕业论文或者创业的相关事宜。而如果这名学生没有参加比赛,那还可以按照先前的规定,在大四阶段完成分散或集中毕业实习。这种融合后的新模式对学生、院校以及社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①学生的专业知识将重新熔炼;②学生的综合素质会得到提升;③院校更易于控制和管理毕业实习。 尽管将毕业实习同大学生创业竞赛结合后还会存有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区分和筛选出哪些是适合学生参加并能发挥毕业实习功效的竞赛;创业竞赛虽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商业运营,但是学生还是处于一种竞赛氛围下,与真实的创业环境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学生从什么时间参加创业竞赛以及参与多长时间都还有待商讨。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等成功模式,借鉴“赛扶”的运作模式等来逐步引导金融学毕业实习同大学生创业竞赛的逐步结合。 作者简介:刘晓静,(1985-),汉,河北邢台人,助教,硕士,现任职于防灾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主要从事金融学相关教学工作。 金融学毕业论文: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毕业实习是高校实践教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湖北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为例进行研究,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存在学生缺乏实习积极性、实习单位接受热情不高、毕业实习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做好毕业实习前的准备和动员工作、加强毕业实习基地的建设、完善毕业实习管理体制。 关键词:金融学 毕业实习 实习模式 实习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国际化,行业竞争日益加据。为了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各金融机构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从业人员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实践和创新能力。作为金融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必须顺应这种需求,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对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毕业实习是整个大学期间教学工作中最系统的一次实践,是大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的一次预演,是他们参与实际工作、提高业务技能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其效果直接影响到学生素质。本文以湖北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为例,分析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提高毕业实习质量的有效途径,以期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业务素质。 一、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存在的主要问题 湖北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自1994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以来,一直在探索提高毕业实习效果的实习模式,目前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主要采取校外集中实习、“委托承包”实习、“就业”实习、分散自主实习四种模式。在学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实习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实习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使每一届的金融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实习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1.学生缺乏实习积极性 通过对历年毕业生访谈记录看,基本上30%的学生缺乏毕业实习的积极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就业形势影响学生实习的积极性。根据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学生都放弃了毕业实习,把时间投入到找工作中去;另一方面,由于受就业难的影响,金融学学生择业由以前的“专业对口” 演变为多元化,有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可能不从事本专业工作。这一部分学生认为既然不从事该专业的工作,就不必去耗费时间实习,这样势必影响一部分学生实习的积极性。 (2)对毕业实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多数学生对自己本专业的实习能够认真对待,但仍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充分认识到毕业实习的重要性,认为实习环节可有可无,把实习当成是最后一次长假,没有进行真正的实习,利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来应付教师的检查,例如,做假的实习鉴定、拼凑实习报告、抄袭实习周记。 2.实习接收单位热情不高 毕业实习已经成为每一位学生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现有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在数量上都很难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更不要说在类型与实习生的专业和就业取向对口了。很多金融机构如银行不愿意接收大学生实习。其主要原因有:(1)接纳实习单位要抽出骨干力量来指导,给单位增加了任务,带来了麻烦;(2)有的实习可能要影响实习单位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增加工作的成本;(3)学校对实习单位不可能有很多的支援和帮助,单位和职工只是尽了义务,而无任何实惠可得。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对106家用人单位的调查,愿意接受大学生实习的占48%,不太愿意的占52%。 虽然湖北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在武汉、荆州、洪湖等地有实习基地,但每个基地由于规模的限制一般只能接受8名学生实习,导致许多学生不能在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技能方面的实习,而转向其他单位,。一些金融单位虽然接收了毕业生进行实习,但实习的金融单位主要依靠单个教师的个人关系进行联系和维持,学校没有进行资金和荣誉的投入,造成实习单位员工指导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金融业务(特别是银行业务) 对安全性、精准性方面要求很高,所以业务人员不会对实习生进行实际操作的培训,更不会放手让实习生独立去操作一项业务,实习生更多的是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引导客户填写表格或单据。这些实习内容与平常所学知识关联度不强,不能体现金融专业的特色,与学生的心理预期相差甚远,学生产生失望的情绪,难以达到理想的实习效果。 3.毕业实习管理体制不完善 毕业实习应该是一种对用人单位和实习生都有收益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它不是基于人际关系的经验性、个体随机行为,不是学校和企业之间一种简单的“对口实习”任务,而是涉及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大学生的一种规范、系统的常规化制度行为。但就目前湖北工业大学金融学学生毕业实习管理体制而言,存在不少问题,不能满足大学生素质提高和技能培养的需求,影响了毕业实习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1)实习时间选择不当,实习期间过短 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一般都在大四第二学期开学后的第四周开始,这个时期学生面临毕业论文撰写、找工作或研究生考试面试的压力,虽然有的学生认识到毕业实习的重要性,但没有心思参加;有的学生选择参加实习,但在实习期间精力不集中,在实习期间频繁请假,学生奔波于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既不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又给实习单位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一般学校统一毕业实习期间为四周,时间过短。实习单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生是无法全面、熟练地掌握业务的,认为学生实习仅仅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所以不重视学生实习,对学生不会严格要求,尽心指导。 (2)缺乏完善的毕业实习考核机制,成绩不能体现实际实习情况 虽然在毕业实习管理办法中对师生在实习期间应履行的职责都做了规定,如要求“学生不得无故不参加实习,凡无故不参加实习的时间超过规定实习时间的三分之一者,不予评定实习成绩”,这些规定流于形式、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对学生没有约束力。目前对毕业实习的考核首要标准是实习鉴定表是否有实习单位的公章和学生所提交的实习报告,对学生形成综合成绩,而对学生的日常实习表现没有体现在实习成绩中,这样给一些根本没有参加实习的学生提供了造假的可能。有的学生随便找个单位盖上公章、拼凑实习报告,最后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造假学生比那些踏踏实实实习的学生的成绩高。 二、提高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质量的措施 毕业实习在高等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是促使知识向能力、素质转化的有效途径。要提高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质量需采取以下措施。 1.做好毕业实习前的准备和动员工作 毕业实习前的准备和动员工作是毕业实习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各教学系应充分向学生介绍实习单位的性质及实习岗位对学生的要求,以便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缩短学生对工作岗位的距离感,降低学生对实习的恐惧感;签订协议书,实习前学校要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书,明确实习单位、学校、学生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发放实纲、实习计划和日程安排;对学生进行分组,并选出或指定负责人,负责人要切实负起管理与协调、沟通的责任,定期与不定期地向负责实习的教师汇报实习情况。召开由院(系)主要领导参加的实习动员会,对学生进行动员,向学生宣布实习纪律、要求以及成绩的考核标准和办法,条件允许时,也可请实习单位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动员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业务上保证实习的顺利进行。 2.加强毕业实习基地的建设加大对毕业实习基地经费的投入 由于毕业实习基地一般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因此学校要加大经费投入,减轻实习单位的负担,提高实习单位接受学生实习的积极性。目前实习单位的指导人员都是无偿提供业务指导,可以由学校设立优秀实习指导奖金,对实习单位出色的指导人员进行奖励,提高他们指导业务的热情。 三、重视与毕业实习基地的联系 目前,学院和毕业实习基地的联系基本处于平时不闻不问,临时突击公关的现状,每年等到学生实习之前才和实习单位联络,这样学院和实习基地之间缺乏交流,关系很疏远。学院应和实习基地建立一定的联系机制,并与实习基地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加强交流合作。如学校可以考虑定期召开实习基地联谊会,组织实习基地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对实习基地建设的意见。学校还可以和实习基地进行密切的双向合作,利用学校拥有的科研、技术优势为实习单位提供相应服务,为实习单位培训干部和业务骨干,促进实习基地的发展。学院可以考虑聘请实习单位的专家担任学校的兼职教授,为学生做学术报告,参加学生论文答辩,不断巩固双方的合作基础。 3.完善毕业实习管理体制 (1)调整毕业实习时间 以往金融学毕业实习一般都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后第四周进行,时间约1个月。考虑到学生这一阶段面临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研究生面试等问题,学校应考虑适当调整毕业实习时间。学校可以将毕业实习安排在第三学年结束后的暑期进行,原因有三:其一,根据和学生的交流,每年暑假不少学生想找单位实习,但很少有学生如愿,如果学校安排学生在暑假进行集中实习,可以满足学生的愿望;其二,在实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在专业知识、动手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学生还有一年的时间进行充实和提高,学生在大四学年的学习目的会非常明确,学习的主动性会大大增强;其三,可较好地解决与找工作、毕业论文设计间冲突的问题,保证充足的实习时间和较高的实习效果。 (2)建立健全毕业实习考核机制 目前学生毕业实习考核主要由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意见两部分构成。对集中实习的学生来说有考核的依据,但是缺乏量化的指标,考核的随意性、主观性强,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应建立毕业实习考核的量化指标,保证考核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对自主实习的学生来说,应加强对过程的考核,要求其提供实习单位的地址、联系人等情况,随时对他们的实习情况进行抽查;和实习单位进行座谈,了解学生的实习表现;要求学生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每天向指导教师汇报实习情况等。 基金项目:湖北工业大学教务处教研项目“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毕业实习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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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建立超主权货币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从主权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权货币产生金融动荡、全球化下的主权货币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进行主要论述。其中,包括: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主权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主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国家失去对主权货币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必将为别人所控制。但是,货币主权也是造成许多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是背道而驰,因此,只有超主权货币的建立才能在根本上消除主权货币带来的种种弊端,世界经济也必将在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主权货币金融动荡全球化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以小说般的笔调,描述了自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三百多年以来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史,展现了国际金融集团和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翻云覆雨影响力,深入揭露统治世界的经济精英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进而产生金融动荡,最终迫使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金融精英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过程。 一、主权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进而巧妙调节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控制国内财富和国际财富的分配,因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因此,美元的发行权就成为各国金融人士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掠夺财富的主要武器,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甚至追溯到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都是国际金融集团为获得美元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而策划的阴谋。 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首先他们会通过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培养的利益代言人去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而提高货币的流动性甚至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低利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投资消费热情高涨,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在经济的泡沫被认为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发展速度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萧条境地,然后金融精英们会趁机以远远低于实际价格的成本大肆购买优质资产。 通过国际金融精英所惯用的手法,我们发现,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一个超级大国的货币的发行权一旦被一少部分人控制,则意味着世界财富资源的再分配,在该超级大国货币体系笼罩下的国家便必不可避免的沦为金融动荡的牺牲品。 二、主权货币产生金融动荡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主权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都会牢牢掌控着货币主权。但是,正是因为主权货币的大量存在,甚至处于泛滥的地步,造成国际金融动荡。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以泰国泰铢等为代表的货币大量贬值,造成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动荡。 当一国货币,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镑和法郎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元,成为世界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货币都会以该国的货币作为参考对象,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是很难通过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去加以平衡很完善的,因为其它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物的国家也会采取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降低该国财政货币政策影响力。 而对于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需要经常兼顾本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较大矛盾,而当货币发行国家在此过程中是很难对两者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货币政策: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仅仅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目标,也不能见过国内外的不同货币目标,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很少能够为本国货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而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时候,很多国家会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动荡,许多国家因此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公务员之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发生,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世界各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其国家财富增长速度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仍然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言权,因此,金融动荡虽然不是货币发行当局所期望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是主权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制度缺陷。 三、全球化下的主权货币的发展趋势 主权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部主任本•斯泰尔也在文中指出“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容”。 因此废除主权货币,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全球经济需要全球性的货币,只有在一个全球性货币的体系里,主权货币带来种种弊病才不会凸显,因为已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系统将不会受到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操作。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建立将使得银行的权利超出国家、种族和语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摆脱与主权国家货币的挂钩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更加顺利的发展经济。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论文 现在有一个命题,如果你是秦始皇或你统治这古代的埃及你能够用500万的人民在二十年内统一天下和建立最大的金字塔而让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吗?我想,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就算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让人民生活正常,国家经济发展正常的。因为在我的新经济学理论中来说这是可以变为现实的问题,而且历史也证明秦国的经济实力是当时最强,建金字塔的时候的埃及也是相对强盛的。 任何社会的生产力的利用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人民的生产劳动本身不是很多,而又一方面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能够民族他们基本的要求,这一矛盾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而要充分的发挥人民的劳动,就要充分的发挥生产力力的利用效率,用来达到国家战略目的,国家奇迹建设和人民的经济基地的建设,这是在经济学中的国家的的霸道,他有以下内容:第一有强大的国家强制性,第二有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生存的物质超量完成性,第三,有为了人民生活的生产关系以外的物质大量制造的劳动,第四人民的劳动被国家剥削而国家因为他要完成他自己非人民生活应用物质和社会生活和战争基本建设的劳动而交换给人民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法则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保证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完整生产,第二国家并不从人民那里剥削他们的必要生活和生产用品相反要额外让人民多生产产品用来进行政令赏罚,第三国家得到的是国家战争机器,国家经济发展机器,国家奇迹建设机器。我们来分析秦国经济体系。 2000年前的秦国如果他的土地没有荒芜,那么土地上面长的粮食就可以足够他们的人民食用,只要种的土地足够,那么无论怎么说也就不会有少粮食的可能,大秦帝国在战争之前用商鞅变法,开垦了大量土地,在战火连年的年代,修建了郑国渠等很多水利工程,如果耕地全部种上了,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有粮食(《史记》记载在楚汉关中庸富)。农田的耕种是有时间,耕种并没有占有人民生活的大多时间,如果用现在的手工农业水平来说种三十个人吃的粮食也最多是一个人的一年的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说人口劳动的安排如果十分合理,在封建农业社会农民劳动力在农业的利用效率只有三十分之一。而现在再加农业社会的其他经济产量也就是农业收入的两倍左右,那么农业社会人民的利用效率最多为十分之一,充其量五分只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农村的手工劳动水平来说应该是远远不足十分之一的,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他大多的时间没有事情可以做,而与之相应的是农民也没有收入,还有在农忙时节他们比较辛苦。而现在只要在不违背农时的前提下开发他们的劳动,也就是说让他们做其他劳动,用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强盛。譬如实施如此耕战政策,在解放奴隶的时代实行如下政策,第一国家容许人民自由开发土地。任何土地封建领主只能够收百分之十的土地收入所得,国家收百分之四十,保证人民在农业劳动的时候他的收入不能够让他维持生存,其他各种行业也同样如此。第二国家在非农时节发展弓箭、牧马、水利、占车、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和为国家开垦土地,保证农民的收入是他基本生存收入(粮食)的两倍,而且这一切用来交换他们需要的房子,布匹,家具,农用马车和马。而国家占有整个收入的十分之三,而生产这些东西也是要交税的,而这些收入全部用来进行非生产关系的国家建设,如建设军队和建金字塔,这些建设不是无偿也不是自愿的,他可以让人民得到他全部应德的生活资料或者更多,这在当时的人民应该是十分满意了,因为如果现在的我都是满意的,现在只要不进行被人鄙视的劳动我是愿意的,如果能够得到双倍生活收入就是汗水流到了我的袜子上我也愿意。如果这完成了这些国家战略,此刻国家是十分强大的,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他能够养活十分之三的人口进行其他劳动,他是一同种国家的全部国家力量的劳动和经济收入,他可以任意支配十分之三或者更多的人来进行他们想要的非国家生产关系需要的建设,也就是说一个500万人口的封建国家除了国家本身的正常生产关系的维持的劳动还可以有150万人口进行其建设,如此发50万人建立金字塔同时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进行长年的战争这自是不在话下。那么以上政策就如下特等所以当时候的秦国有世界最锋利的弓箭生产,有世界最浩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有世界最先进的马车(就是中国象棋里面“车”)的的建造和“车”行的直道建设,也有当时世界最多的马场,更加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因为秦国在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秦皇就占有不是秦国的世界很多希世珍宝,可见其国富民强。而秦和六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还能够继续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是精英战争(用最先进的武器和人民中最强悍的来进行战争)那么国家就可以在不动摇国家根本的情况下进行长年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消耗的是自己钱和敌国的人民,而如果战争胜利那么一切失去的钱又可以拿回来,当然赢政是没有了解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祖先和人民曾经做到这些了,做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足,而赢政他不是十分明白这一点,这从他失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如果人民知道我上面的战略思想那么他们就算是用手工劳动也至少已经可以制造400座金字塔,而如果是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其功绩是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他可以保证人民更加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更加让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朽之名。 而这还要保证国家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各个行业的生产是向前发展的,而我的新经济学理论是能够做到的。先讨论保证社会生活各层人民生活的安定。如果说人民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劳动的利用不足五分之一,那么封建社会人民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所谓的剥削的本质他是来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但是更加深入的一点就是内于人本身的罪恶,就好比一个封建主他要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他肯定不会让人民家里保留足够他十年的粮食,要不土地就不值钱了,因为如果农民的家里太富裕了的话他就可以不要帮封建地主做事情,现在我是封建地主,我要人民有求于我,如此我要保证人民不能够很容易的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而从农民那里得到权利,让人民为生活所以逼迫,让他们贡献出很多权利,如性、初夜权利,至于其他就不用说了,这就是人为紧缩生产关系状态,就是说社会本来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能够满足人民幸福生活,而生产关系控制者他控制生产力完成的量从而让生产关系中的弱势阶层变成非常危险和痛苦的阶层,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会出卖一些人人格和尊严来满足优胜阶层的欲望,这不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和不合理的问题,这是人是否有罪的问题,绝对的公平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必要存在,而孔子说“患均而不患寡”和所谓的绝对公平理想只是一些人得到天下的法宝,他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有实权的领导他完全可以很容易的不着痕迹的得到很多的东西,也就好比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大老板”只要他想,养几十个情妇绝对不是什么难问题。而我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生命和器官来换取我欠的人情债务而离开这个世界。和谐社会的根本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封建社会也是可以建立和谐社会,正如孔子说“患均而不患寡”,高下是相形的,公平和不公平的有阶梯的,我不努力也无能工作我比他人少的一些财富和荣耀我也不会有不平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感觉到不平了,而且我所以在意的不是帝王将相的荣耀和超过我需要的身价,我,作为一个人民,一个普通的人民需要很实在,安然的完成我应该完成中华传统文化赋予我的任务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需要,我就不会有太多的痛苦的感觉,我想我是有罪恶的,如果上天给我一个超过我需要的好处我也会接受,但没有他我不会痛苦。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满足一个公民的基本需要。一个公民的基本需要是安定,他不要汽车,只要能够让他能够完成龙之传承赋予的普通任务——无非就是建立自己的安乐而平凡的家。在手工的封建社会能够做到,在原始社会自然的做到了,而今天人民出卖自己的人格也很难做到,要不你问问街头的小姐“您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些事情呢。”,在我看来任何人都无非希望自己有一相对美好的明天,而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例外。和谐社会不是发展生产,是协调社会生产关系,让人民有充分的劳动,多余的劳动达成国家宏观战略意义,从而保证劳动人民在生产关系中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不是处于紧张状态,而达成的国家战略意义一旦成功他就可以,为国家服务,如果是战争,只要战胜,国家就会发展的非常快,如果是自己本身的经合理的经济基地的建设那么国家的经济就会短时内进入他本身有的生产力最佳饱和状态,也就是在那一生产力量水平的完成发展状态。这一战略在今天实行,就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如果是进行军国政策也就是说在我的经济学构造中只要把国家战略定义3/4的量为战争服务,30年以后我就可以消灭一个大自己30倍的中国经济状态国家。当然如果是全部用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上,拥有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用我的国家战略那么50年我至少可以完成30000座金塔的国家生活基地的工程量(如果现在的生产力是古代埃及的30倍)且所有的基地是自己的人民所有。那么社会就和谐,到后来国家战略全部完成的时候,国家就处于经济危机状态,就如秦帝国完成统一的时候,他们的人民有力量没有地方用了,而且那些贵族也把宰割其他国家变成宰割自己人民了,所以他们的战士没有站利品就没有收入了,人民劳动本来就足够,而现在多了很多战士回家种田,那么就要意味着生产关系紧缩,人民痛苦,那么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调解这一问题是周五制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尹伊对汤说:国家是不可以得到的,国家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么我将会比你先得到。秦皇想占有天下,如此,李斯和赵高就想得天下,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让秦帝国瓦解。)所以明白道理才知道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也才知道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 主要经济国家统一控制是我以上经济发展战略的要点,我想完全国家统一控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获得利益的关键不是劳动而是力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分量,是权力至上体系。所以人民崇尚的权力而不是实力,也不会发展新的生产力量。这一点从尹伊对汤说:‘国家是不可以得到的,国家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么我将会比你先得到’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权力再大也是有不到的地方,第一他不能改变人对世界好处的接受量,第而他会让新的东西不出现,因为人民明白创新这一切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华佗死了,毕升也是非常危险。这都是他们有非常之能而成非常之名。所以人民重视的名分和争夺。重新考虑权力之源就可以明白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主要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这里只提示一下。 有人说我有如此之能而何以混的如此差,而我觉得是大学赋予我贵族血统,而现实我是平民,而社会本身不给予我这人发展的机会,凡平民农村一般大学生(除超强无耻、超强社会适应能力、靠山除外和本身适应现在考试制度而进入名牌大学者)他们将和我有一样的命运。而我清楚我有很多弱点,因为我有灵魂而没有强大体面生活技能,这是我不可以跨越的界限,这是命运。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国家国有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扶持本国国有经济的发展,这对于维护其经济独立、推动其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官僚主义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外围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战略措施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步提高,其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带动国家产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业对其他各行业的影响力度也越来越大。本文分析了金融业给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然后以此为依据,分析了相应的措施,为今后明确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加快金融业的发展速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金融业 国家产业经济发展 影响 措施 1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1.1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一类,金融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整体经济发展高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迈上了新台阶,我国的整体产业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资本市场也逐渐成熟,金融业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投资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激化了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金融业向着更高效和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证券公司的增多使得人们加快了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金融业管理体制和服务制度的变革。其次,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融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融资途径更加方便,带动了整体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1.2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改革 我国产业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第一,我国的第一二产业在我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过大,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占有份额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显得过小。目前,在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下,很多以金融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正快速成长起来,推进我国第一二产业的人口、资金、工艺、技术等朝着第三产业转移,提高了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所占比例。同时,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削弱了第一二产业中由于资金匮乏而产生的短视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第一二产业中设备更换、先进技术的使用等需要用到资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快了第一二产业的科学、高效发展。 2目前金融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2.1金融业的制度规范不合理 目前金融业在我国已经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目前人们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对金融业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到位、对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掌握不够全面等原因,导致了人们在进行金融业相关管理和工作中出现了阻碍,制定出来的金融业相关制度不够全面、执行度不高、执行困难等情况。 2.2金融业中民间投资方式较少 民间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民间资金的有效盘活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基础。但是,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民间投资规模普遍较小,数量也有限,大部分融资工作都是由银行完成的,这种情况,导致了民间投资行为越来越少,国民经济发展质量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 2.3金融机构和产业结合困难 目前,金融机构的制度化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各项资金业务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而面向各个产业的资金业务是金融机构业务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在产业向金融机构提出专项贷款时,产生贷款速度较慢、资金回收较难、金融机构和产业结合困难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严重阻K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也拖累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前进。 3提高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影响的战略措施 3.1制定健全的金融业发展制度 要使金融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必须制定健全的金融业发展制度,不断规划和完善制度体系,才能够保证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制定金融业发展制度时,要根据以下两项原则:第一,制定的制度标准要符合我国实际国情。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第三产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在制定金融业发展制度时,就要以实际国情为出发点,真正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发展制度。第二,金融业发展制度要清晰地明确规范的操作流程。金融业能够高效、快速的发展依赖于规范的操作流程,所以,在进行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制定时,一定要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性,进而保证金融业的发展效率。 3.2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间的投资 民间投资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利用民间的资本进行投资可以更好的带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民间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的行为。首先,成立民间资本可以转移到金融领域的相关机构,通过服务窗口使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同时给于适当的政策鼓励,减少不必要的相关流程,可以促进民间资本盘活,完成对民间资本的有效使用。其次,由政府带头,政府作为民间投资行为的担保人,实现对民间资本的利用。政府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资项目,政府作为投资人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纽带,对融资行为进行担保,保证投资项目的质量,加快民间投资的进程。 3.3对金融机构和产业提供更好的结合方式 在金融机构与产业进行合作时,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直接参与产业投资的方式实现资金的盘活,对投资产业进行选择时,要选择预期达标的产业,提升资金的有效利用,增加金融机构和产业之间的契合度。同时,金融机构和产业可以共同出资,创建一个新的公司,公司的制度根据两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从而完成提高投资效率与加快产业发展的效果。 4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金融业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体系也将会越来越完善,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效率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经过我们锲而不舍的钻研和努力,一定会为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业与我国产业经济的结合带来新的方向和曙光。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命题存在两种观点。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市场化、自由化,否定国家干预,认为政策无效,政府的功能是弥补市场失灵,并不需要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一部分受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影响比较深的经济学者也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法存有异议。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接近实践层面的经济专家和非主流经济学者都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也强调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其实,国家是否需要经济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对政府功能的认识,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由政府主导制定和实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国家表现不同。比如,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在正进行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其作用就不一样。正确的选择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寻求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和政府功能的复杂性相对应,集中体现政府意志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中国经济属于追赶型后发型,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早在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国领导集体制定并有力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中国要想实现自己下一步发展目标,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并调整自己的战略实现方式,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下面具体阐明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特殊作用。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作用不同而已。否认政府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其实,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及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作用。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国家意志从来是在经济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国家意志左右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奉行不干预无非也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对政府作用的争论没有停止过,但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仍然是大幅度的扩大了。在IMD(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和WEF(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政府作用和绩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政府的功能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对市场拾遗补缺,它还具有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职能。 当然,不同国家的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就比现在更为明显。虽然英国统治者在1776年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而欢呼,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按照斯密的说教去办事。英国人让自己多如牛毛的法律、制度,甚至带着血腥的政治指挥着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而对外却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力鼓吹“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政策,这显然是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表现。当代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号称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在以保持“全方位”的全球领先为目标,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纺织、钢铁业、汽车业、电子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等行业失去了全球统治地位。于是,它一方面借助关贸总协定机制和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保护和推动自己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创新战略全方位提升国家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举起振兴美国经济的旗帜,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将科技与市场相结合的项目,继续进行官、学、研合作创新研究项目,实现“小政府、大投资、强国家”等等。在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为显著。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各个国家的现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 因此,中国要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社会制度、内外环境、经济发展的任务等,并借鉴各种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 第二,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和许多经济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怎样从理论上论证市场化、自由化的合理性,怎样反对国家干预,各个国家的领导集团还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非常注意从战略上来考虑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西方许多非主流经济学者也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合理性提出非议。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J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瞻远瞩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他还认为应当“对积聚国家财富的问题采取战略规划的方法。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和使命感,他们应当努力通过所制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结构为全国每天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第三,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收敛,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符合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发国。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来发展经济才达到目前的水平。在一两百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制度安排因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变迁,由于时间较长,许多变革可以依靠自发的力量来完成。因为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3%左右。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英国从1780-1838年用了58年,美从1839-1886年用了47年,才使人均产出增加了1倍,而我国从1977-1987年只用了10年人均产出就增加了1倍。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时间走完的路程,我们希望在30年、50年里面走完。既然如此,那么物质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提升、生产活动的特性都会变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下就会有很多社会组织、金融安排等属于比较接近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需要随之发生变革,由于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种变革如果单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将会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必须进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政府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但在启动现代化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有效推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而不在于它是民主还是集权。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然,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民主是政治体制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其发展进程必须根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定。 第四,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强有力的政府推行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转型国家那种政治剧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改革是一个破与立结合的过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一场革命,其间要克服的难题很多。中国政治的品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制定和推行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五,经济发展战略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从当代中国经济的特点看,中国急需经济发展战略指导。 一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性、方向性、长期性的总体谋划,它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然而,它对大国的作用更大。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其国家经济活动相对简单,其战略规划层次比较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手段等都简单明了,因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简单。然而,大国却不一样,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地位特殊,更需要全盘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就要在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大国战略设计与小国战略设计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正如动物世界中大象的战略战术绝不同于小鼠的战略战术,拳击比赛中矮小选手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于高大选手的战略战术一样。从国内战略来看,大国的发展就存在如何协调地区发展的问题,如何实施正确的人口战略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大国的生存和发展要比小国复杂的多,也就更需要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就更需要完备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的观点,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国际国内形势看,21世纪初的前20年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的腾飞。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互动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相对小。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3.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0.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的十分封闭的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联系的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实际上,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当然,融入世界必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中国人看来,21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在世界看来,这是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做出及时调整的重要时期。从历史上看,大国的经济崛起无一例外地导致对外扩张和战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头雁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最大。在国际社会,各种对中国发展方式、发展影响、发展结果的猜测、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尽管其中有积极客观的认识,但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大国对中国却坚持以遏制为其战略基点。所谓“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改变内向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处理好中国发展与世界的互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处理好兴起与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要求中国领导人以理性的思维,以历史的眼光,站在全球的制高点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 四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有了一个科学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团结奋斗的基点和前进的方向,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同时,一个明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也为我们制定中短期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党中央在制定“六五”计划时,就是与20世纪末的小康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1985年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又考虑到下世纪的发展目标。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古德曼曾评论说,“七五”计划是中国第一个详细、具体和明确的计划,这显然与中国有了一个长期发展战略有关。“八五”计划、“九五”计划与“十年规划”,都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 国家经济发展论文:社会转型期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财富、能源消费模式、能源工业发展这几个方面全面探索了社会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了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情况。 【关键词】社会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挑战 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经济,能源使阿拉伯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结构。但是,阿拉伯国家的能源经济模式发展滞后,导致阿拉伯国家出现资源导向增长困难的现象。并且,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天然气和石油,工业结构单一,多元化济水平低下。石油财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阿拉伯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贫困、社会不公平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正体现出了以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在社会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继续改变落后的以能源为主的经济模式,以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但是,以能源为主的经济模式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导致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难度较大。研究社会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能够加强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从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而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1.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分布不均,多元化经济发展缓慢 长期以来,油气资源是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基础和资源投入,油气资源构成了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但是,油气资源在给阿拉伯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也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现阶段,有些阿拉伯国家依靠油气资源成就了社会繁荣和经济奇迹,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部分阿拉伯国家不能够直接从油气资源中获得经济收入。并且,油气资源所带来的经济财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反而严重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甚至导致阿拉伯国家出现了权威政治趋势、腐败、经济不稳定、暴力冲突等问题。另外,阿拉伯国家的财政赤字严重,发展成就十分有限,尽管其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其非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利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 油气产业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支柱产业,使得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发展对油气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只能依靠油气资源的经济收入来促进社会发展。而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较慢,对经济收入的贡献较小。只有摩洛哥、黎巴嫩、突尼斯和约旦这四个国家的多元化经济水平较高。这是因为,这四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对较少,不能依靠油气资源来维持经济发展。而且,这四个国家的领土资源较多,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优势较大。因此,从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的油气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发展缓慢,多元化经济水平不高。 2.阿拉伯国家主要依靠石油财富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投资程度不足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财富能够从出口收入和出口外汇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大量的油气资源出口能够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资保障,并带动油气资源相关产业的经济增强。而油气资源出口外汇能够有效调节阿拉伯国家的储蓄水平,改变阿拉伯国家国内投资不足的现象。但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缺乏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投入,没有使全社会共同分享油气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人们仍处于贫困状态,需要面对就业、医疗等问题。另外,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其他产业发展不发达,人们的就业岗位较少,失业率急剧上升,导致人们没有收入来源。据调查发现,阿拉伯国家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人们的失业率高达30%。 阿拉伯国家虽然拥有充足的石油财富,但是国家在包括教育、社会建设、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投入严重缺乏,导致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从教育方面来说,有一多半女孩没有注册入学。而且,阿拉伯国家农村地区孩子们的辍学率高达30%,甚至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孩子们没有学校可上。从人均寿命来说,阿拉伯国家的人均寿命与世界人均寿命相比低21%,并且,阿拉伯国家难以达到国际上减少营养不良的指标。从卫生方面来说,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卫生支出较高,但是,仍有大量人口无法支付卫生保健费用。从社会保障方面来说,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障资源主要包括燃料补贴和粮食补贴,而且,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险主要倾向与公共部门,导致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缺陷严重。 3.阿拉伯国家能源消费模式不合理 阿拉伯国家依靠油气资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区。据调查,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而且,阿拉伯国家的天然气消费已经成为次于亚太地区的第二大消费地区。但是,阿拉伯国家的再生能源较少,其油气资源作为唯一的国家财富,会随着能源消费而不断减少。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核能消费和煤炭消费极少,当油气资源大量消耗之后,阿拉伯国家将会面临能源问题。另外,阿拉伯国家的天然气短缺会影响到其他能源的价格,加剧了各国对石油、电力等资源的争夺。 虽然,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产品占有量较少,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产品。而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油气资源逐渐减少,而阿拉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较少,新能源利用率较低,不利于阿拉伯国家能源消费模式的改进。另外,阿拉伯国家为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依靠油气资源,大力发展电力产业、钢铁产业、化肥产业、石油化工产业等。但是,这些产业同样会会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增加了阿拉伯国家内部能源消耗的速度。另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能源的价格较低,使得阿拉伯国家在发展其他产业的过程中能够低成本大量使用油气资源,提高了当地能源消费的水平,导致能源消费模式越来越不合理。 4.阿拉伯国家能源工业面临投资挑战 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阿拉伯国家的油气工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油气生产能力的提升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重要。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来看,油气资源能够为政府创造源源不断的收入,加大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能源工业的投资。但是,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投资十分缓慢,国际石油需求不景气、油价大跌等降低了人们对能源工业投资对热情。而地区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投资计划,阻碍了阿拉伯国家产能的扩大。 而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的政府部门与国家石油公司之间利益协调不合理,两者关系实效,导致政府部门对能源产业对投资回报率较低。并且,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石油企业不能决定投资预算,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决定石油企业的投资预算,导致石油企业的资本支出紧张,限制了石油企业对新的投资项目、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企业运行需要依靠国外石油企业来技能石油的勘探和生产,对国际能源资本、国家能源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能源资本与国家能源资本的关系会影响到阿拉伯国家石油企业的发展。随着阿拉伯国家允许一定形式的国外投资,但是会对国外投资提出各种因素限制,严重影响阿拉伯国家石油企业的国外资本利用。 作者简介: 储梦昱(1995.2~),男,浙江嘉兴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本科,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探讨: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 教育是为经济服务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培养应用型的创新人才,这对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高校经济管理类的重要课程之一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型极强的课程,因此应改革教学方法、改进考核方法,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关键词】 地方高校 国际金融 教学改革 一、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地方高校的特性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学改革 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比较,地方高校具有其独特性,并由此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不断增加,大学教育由以前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我们培养的人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是研究型的,更多应该是应用型人才。从生源的质量上来说,地方高校总体上次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地方高校更多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企业服务。由此,地方高校一般定位为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随着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地方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这一重担需要地方高校承担。目前很多地方高校在为地方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才培养模式落后,培养的人才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及地方产业结构脱节,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这对地方高校、企业和学生三方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校培养的学生“无销路”,影响下一届的招生;企业招不到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影响生产;学生得不到就业,影响生存,从而造成一些列社会问题。因此,转变人才培养方式、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型人才关系到地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地方经济的转型和协调发展,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要求教学改革 国际金融作为研究国际支付、国际汇兑、国际融资等国际金融活动和国际金融业务的学科,其应用性很强。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走进了每一个人的生产与生活中。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改革影响深远,与此相应的国际金融领域各种理论迅速发展,并日益与实践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国际金融知识分析解决此类问题。国际金融知识涉及经常项目赤字和可持续性、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管制、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及其传染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汇率模型、汇率制度选择等。国际金融课程必须及时总结现实情况,在剖析国内外金融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国际金融课程的应用型特点决定在其教学中,要求利用相关理论,紧跟时事,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 3、社会的需求要求教学改革 笔者在对毕业生调研时发现,毕业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太差,很多学生就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们只会说,不能做。学生与用人单位对学校都感到不满。学生反映虽然主修了某些课程,老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也记住了一些原理,但几乎不能运用,还得重新学习。用人单位抱怨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一个本科生还不如一个中等职业学生好用。这对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国际金融作为应用型很强的学科,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改进考核方式,真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地方高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其直接目标是为地方企业输送人才;国际金融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要能让学生学到的知识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因此,在国际金融教学中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实践应用能力。 1、运用案例教学法 纵观世界经济,其实质是一个逐渐被虚拟化的一体化经济,资金流动频繁,与实体经济相关的资金流动日趋减少,与实体经济无关的资金流动不断增加。国际金融业务虽日显重要,但问题也层出不穷,如世界性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由此可见,国际金融课程案例非常多,且日新月异。而我们学习国际金融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因此,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诸多的实例为我们进行案例教学提供了方便。案例教学法应该贯穿始终,从上课开始就导入案例,让学生带着案例进行学习,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学生思考、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应根据教学的目标与重点,选择适当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这是案例教学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我们应选择紧贴时事、关系最密切的案例进行分析,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前提条件。案例设计应针对某项具体业务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突出外汇、股票等知识的综合运用,规范操作、规避风险,使学生更加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的实际要求,能在实际业务中熟练的进行操作,让培养的人才能派上用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2、运用情景教学法 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和课外活动中创设生动有趣的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受到感染,从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使他们思维活跃,积极思考和理解书本中的知识。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来实施情景教学:利用网络,采用多媒体播放纽约、伦敦、香港等外汇交易场景;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以带领学生到外汇交易所进行实地考察等等。通过情景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对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3、运用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是以实践为导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从职业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项目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共同实施某一完整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国际金融课程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采用项目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学生具备外汇、外汇交易、汇率、国际资金流动等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可共同确定具体的项目及项目方案,学生根据拟定的项目方案,分组集体完成国际金融项目,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对学生的项目进行评价,并给予一定的成绩。通过“一条龙”的训练,学生可对外汇或其他国际金融圈有所了解或掌握。 4、运用实训教学法 实训教学法是指学生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分析、解决问题,以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开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方法,并由此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通过实训,学生可以受到良好的技能训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地方高校培养的目标是应用型和操作型的脑力劳动者,是为地方企业服务的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和学术型的人才,它偏重于应用性、技术性、职业性,而非学术性和研究性。由此可以看出,实训教学非常重要。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实训教学的效果:首先,思想上要重视实训教学,不能将其视为走过场,应将其落到实处;其次,搞好硬件和软件建设,具备实训的基本条件,如建好国际金融机房、购入操作软件或者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再次,应不断增加实训教学的学时,可以把国际金融的实训课时提高到占总课时的40%以上;最后,采取多元化的实践方法,如运用国际金融模拟软件进行外汇交易模拟、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模拟操作,或者通过校外实训基地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 三、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与考试方式的改进 1、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选择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无论是在生源质量,还是在教学条件方面都不如综合性的高校,其培养学生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培养为地方经济服务、能在地方企业就业的应用型人才。所以,理论知识不需要掌握太深、太多,以够用即可,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上。具体来说,需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选择能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同时应选择实用的教材。就国际金融课程而言,应选择外汇及其外汇市场交易、汇率及其汇率政策、国际收支账户及其记账方法、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国际金融组织等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讲授,而对汇率决定理论这部分只须讲授比较简单的章节(如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并选择与此内容相匹配的教材,以达到让学生能动手、懂政策、会操作的目的。 2、国际金融课程考核方式的改进 考核方式是一种导向,决定着学生学习的内容与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以一张试卷决定胜负,学生为了得到较高的成绩不惜代价背课本,更有甚者,为了顺利毕业,不惜铤而走险,进行抄袭作弊。这达不到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目的。为此,我们应该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这对国际金融这一应用型课程尤其重要。我们应该改变目前主要以期末考试决定成绩高低、获得优秀或评选奖学金的途径,增加平时的考核,平时考核至少应占到总成绩的50%以上。平时考核方式较多,如组织案例分析、共同完成某一国际金融项目、上机进行模拟操作、撰写小论文等等。期末的卷面考试应该减少记忆性的内容,增加判断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等测试学生能力的试题。通过这些改革方式,可促使学生思考,迫使学生动手,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 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探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 【摘要】《国际金融》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改革教学方法、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及形式,才能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因此其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 【关键词】国际金融 课程 教学方法 改革 《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综合性、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许多经济、金融部门需要大量既通晓国际金融理论、又熟悉国际金融实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都十分重视《国际金融》课程的建设。在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环节。本文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探索本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当前《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内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 一直以来,国内外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开设此课程,但商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课程等同于“国际财务管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即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讨论相关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许多内容都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在国内,传统的国际金融课程都较多地研究诸如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金融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国内“国际金融”课程开始融汇西方国际金融课程的两个层次,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教研组提出的“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了集微观与宏观于一体的国际金融课程。因此,这里所讲的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相当广泛,里面既有理论的分析(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还有实务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 2、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国际金融》广泛的课程内容和应用环境决定了本课程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上。 (1)掌握国际金融理论知识。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些内容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奠定了基础。 (2)培养学生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应用国际金融理论观察和分析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3)锻炼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即期、远期、掉期、套汇与套利、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互换交易等)、外汇风险管理(进出口商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等)、贸易融资业务(福费廷业务、保理业务、出口信贷业务的运用等)。通过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3、较强的时代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华尔街投行的“绝迹”,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被政府接管;伴随着全球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与信贷紧缩,欧美掀起金融机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的浪潮,金融系统出现空前规模的去杠杆化,还有法国兴业银行事件,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等等。 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10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国际金融》课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教学不能采用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而必须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及形式,才能很好地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应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所以教学方法的改革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二、《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1、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不少课程的教学中,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层次仅仅停留在教师课堂教学的一种演示工具,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优势。其实,多媒体教学可以以文字、表格、图形图片、动画、音频、视频、录像等形式讲述课程,从而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要讲好本课程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1)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在上课过程中,可随时利用网络,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与上课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如在讲外汇与汇率这部分内容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和汇市评论。在讲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可带领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一些专题讲座视频,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了解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讲购买力平价理论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网站查看“巨无霸指数”公布的情况。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的合同交易数据。在讲国际收支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查看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讲欧元时,可带领学生浏览欧洲货币联盟中央银行网站了解欧元的实施情况。在讲外汇储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界等网站查看我国最新的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许多图形、表格等。在讲汇率制度时,可带领学生浏览香港金管局网站了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等等。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图片等信息,也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2)利用专题音像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如在讲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时,可以让学生观看“世界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的光盘;在讲金融危机时,可让学生观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光盘等。通过观看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比较强的形象认识和直观体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3)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PPT演示工具。《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理论的逻辑性较强,为了讲清楚、讲透彻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在制作PPT时,一定要简单明了,多用示意图、纲要图和简单的动画,避免将word文件中的大量文字直接贴在课件中而将PPT变成了教材的翻版。如用示意图给学生介绍汇率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示意图将汇率理论中资产市场说的模型分类展示给学生,用纲要示意图给学生讲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用简单的动画来描述套汇或套利的过程等等。这些示意图虽然简单,但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丰富的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课程中有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国际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在国际金融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时,可引入二战后日元汇率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案例;在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可引入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案例;在讲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时,可引入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中航油石油衍生产品亏损事件、法国兴业银行事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案例;在讲离岸金融市场时,可引入人民币NDF交易的案例;在讲最适货币区的理论及实践时,可引入欧元诞生的案例等等。这些案例有的可以由教师讲解、分析,有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成立案例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并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和讨论。 国际金融领域经常出现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在讲国际资本流动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年来热钱流入我国的数量及途径等问题;在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在讲外汇风险管理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在讲国际收支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等等。 3、灵活的双语教学 实施双语教学,是《国际金融》课程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该课程冠以“国际”一词,学生学习的都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通过学习,学生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用英语对专业术语、基本原理进行规范表达,能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是英文网站)获取国际金融的最新信息和动态,能用英语在有关国际金融的实际工作中与外国人沟通和协作等。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课程必须利用双语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熟练应用英语从事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 但需注意的是双语教学可能带来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过分注重英语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深入理解;二是教师由于用英文授课存在着降低课程难度的倾向,结果造成学生对双语课程内容的掌握过于浅显,不利于后续专业课的跟进。要克服这些问题,《国际金融》课程的双语教学必须灵活,双语教学中中英文授课的比重要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而定,要根据课程内容的难度而定,如在讲授汇率含义、外汇行情、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相对简单的内容时,英语的比重可以大一些;而在讲授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外汇风险管理等较复杂的理论和实务内容时,中文的比重要加大。 三、《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实践教学是本课程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的操作业务、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等实务性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一般来说,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可通过“模拟实践”和“社会实践”来实现。 1、多渠道的模拟实践教学 模拟实践教学就是通过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 目前,许多财经类网站提供免费的模拟交易账户,学生在这些专业网站注册后,就能够运用真实的市场交易环境和行情,以模拟账户体验各种金融交易。如在讲授外汇交易这部分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利用像美国嘉盛集团提供的 模拟外汇交易平台、www.省略嘉瑞基外汇之星网站模拟交易平台、FX Solutions(fxsol)-GTS模拟外汇交易帐户等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这些外汇模拟交易平台提供的货币种类和市场报价,与真实市场同步,还有24小时外汇新闻、简洁易用的外汇图表、汇市评论、外汇讲座等。 条件较好的学校可通过建立金融实验室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所谓金融实验室,其实就是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信息手段,将原本必须在金融市场或别的场所实现的工作,在实验室里模拟再现,用高度仿真的场景,预先历练学生的实战能力。装备较好的金融实验室(如国内较著名的世华财讯金融实验室系统和国泰安金融实验室系统)一般都有“金融教学”和“模拟交易”两大系统。“金融教学系统”是一个资讯平台,它主要提供即时的囊括了证券、外汇、期货、黄金、债券等多个投资领域的财经资讯、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和历史数据以及权威专家的专业评论和深度分析。“模拟交易系统”是采用与现实环境同步的实时行情数据,进行证券、期货、外汇投资等金融领域的模拟交易。《国际金融》课程中有关外汇交易的教学可以借助“金融教学系统”这个资讯平台了解外汇市场的即时行情、最新的外汇市场新闻资讯和汇市评论等,也可以借助“模拟交易系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以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的理解,熟悉外汇交易流程,学习外汇投资技术分析方法和体会外汇投资的风险。 另外,还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参加模拟金融交易大赛进行实践教学,如现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世华财讯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该大赛以“智慧理财”为主题,为全国金融高等院校搭建了一个金融基础知识教育与实战交易操作相结合的平台,比赛包括股票、期货、外汇、股指期货四个领域的模拟交易。结合《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可带领和指导学生参加外汇模拟投资交易,在实战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 2、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教学 除了模拟实践教学外,参加社会实践也是加强学生对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理解、训练学生实际应用和具体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学校相关院系可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建立相对固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际工作内容和环境,为学生毕业后尽快进入角色奠定基础。从《国际金融》课程来看,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可带领学生去证券公司了解外汇交易业务的流程,可带领学生去银行了解贸易融资业务的基本技能,可带领学生去期货交易所了解外汇期货交易的具体操作过程,可深入外贸企业了解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基本技能和操作方法等等。 另外,可以聘请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从业人员来校进行讲座或操作性指导,使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资讯、行业背景以及实际业务操作经验等。 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探讨: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思考 【摘 要】非金融专业与金融专业在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上的差异,决定了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我校国际金融课程在两类专业所处地位的不同,指出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与金融专业不同。 【关键词】国际金融;非金融专业;教学内容 《国际金融》作为研究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流通与运动规律的一门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的课程,其内容丰富而深刻,既要沿袭传统的理论,又要根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然而,目前人们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研究的重点仍放在金融专业方面,对非金融专业的探讨关注不够,这不适应当前所倡导的学科交叉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本文通过比较我校国际金融课程在两类专业所处地位的不同,指出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应讲授的教学内容的重点。 一、国际金融课程在金融专业和非金融专业所处地位的比较 金融专业与非金融专业由于在学科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二者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为此,通过对我校金融专业和非金融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实际教学状况,对国际金融课程在这两类专业所处地位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课程所处的专业地位不同 在我校,《国际金融》在金融专业中属于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学时设置54学时。在非金融专业中,《国际金融》一般作为专业必修或选修课,学时多为32学时。显然,国际金融课程在非金融专业中所处的地位相对靠后,学时设置相对较少,因此教学内容的选择必然将有所不同。 (二)专业特色和培养目标不同 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来看,金融专业的特色相对偏重于理论方面,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而且要对专业课程内在联系有较好的把握,专业性较强,就业导向更趋向于金融领域,而非金融专业相对偏重基础知识和实务应用,就业面较宽,就业导向更趋向于广大企业。因此,金融专业和非金融专业各自的专业特色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上必须有所侧重,不能照搬照套。 (三)前开课程和后续课程不同 在金融专业中,国际金融的前开课程一般有西方经济学、货币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金融学概论、计量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市场学、金融工程学、财务报表分析、商业银行经营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等,金融课程体系完整,学时充足。而在非金融专业中,金融相关课程设置较少,主要有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等,而且课时有限,不具备金融专业完整的金融课程体系。 通过上述比较来看,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都不能简单照搬金融专业的模式,应能体现非金融专业特点。 二、非金融专业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 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汇率相关概念、理论、管制及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从一门课程的研究体系和内容来看,对任何专业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授课内容应有所侧重。对于非金融专业来讲,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如下: (一)国际金融基础知识 对非金融专业来说,由于开设的金融相关课程较少,对金融知识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金融课程内容的理解往往存在不足,因此,教学课时的1/3多应放在基础知识的讲授中。包括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外汇汇率、外汇交易、国际金融市场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这是整个国际金融课程的基础,在这部分教学中要注意把握基本概念的内涵。特别是对于国际收支的定义与汇率的基本概念要讲解清楚,对于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下买入与卖出汇率的表示要通过例题来分析,学会正确判断和运用。 (二)国际金融理论 国际金融理论包括国际收支的调节理论、汇率决定理论、开放经济的均衡和调控理论、国际储备理论、国际货币合作理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理论。由于课时的有限性,国际金融理论的重点放在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和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的学习上,并结合我国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来理解。对于其他国际金融理论学习,通过现实中发生事件如欧盟货币领域的合作、英镑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把握。 (三)国际金融制度与政策 包括外汇管制和货币自由兑换、汇率制度的选择、外汇市场干预、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区域国际货币一体化、国际金融组织等内容。在这部分教学过程中,重点放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等内容的学习,对于其他的内容,一是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的金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利于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二是为学生提供阅读资料,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四)国际金融市场 包括外汇市场、国际货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等。由于本部分中的外汇市场、国际货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基础知识在货币银行学课程中已经学习,所以重点放在欧洲货币市场的学习上。再者如今金融市场的交易量伴随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而急剧扩大,同时也加大了交易的风险,从而导致了金融资产的极大损失。因此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产品也是学习的重点,让学生了解金融衍生品的“双刃”作用。 (五)国际金融实务 包括外汇交易、外汇风险管理等。由于非金融专业与金融专业在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非金融专业更偏重于实务应用,因此,国际金融实务是国际金融课程内容的重点。学习内容应突出各种外汇交易方式和各种外汇风险管理手段的应用,有条件的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将使学生真正感受外汇市场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和收益,并形成风险控制理念。 在上述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教学内容体系应与时俱进。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应将国际金融的教学置身于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的国际化教学之中,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断充实最新资讯,力争最大限度地使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其次,加强国际金融课程的实用性,这对于非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尤其重要。 作者简介:刘康华(1965-),女,石河子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财政金融。 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探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理念与方法思考 摘要: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其教学理念与方法的改革,要注重引入“启发式”、“案例式”、“辩论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 国际金融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财经类专业的优秀主干课程之一,目前在全国各个财经类和非财经类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也是考研的热门专业之一。由于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熟练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而且也与现实的前沿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要学好该课程有一定的难度。究其原因,一方面,学生本身没有掌握好西方经济学原理、数学等基础课程;另一方面,还存在着教学理念、方法等滞后的问题。 1 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内容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1)知识综合性、关联性强。 从《国际金融》的内容看,该课程同许多课程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金融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等等。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2)内容体系庞大、复杂。 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3)内容更新速度快。 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优秀问题。 上述《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必然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2 转变传统教学理念 传统的教学重视教师把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由于《国际金融》课程理论性、专业性、时代性较强,因此,往往出现学生自以为很认真听课了,但真正学到的知识还是很贫乏或理论与现实无法衔接,最终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成绩均下降等困境。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 (1)培养学生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认识兴趣,兴趣是由学习过程本身和知识内容的特点引起的,对自己希望看到或喜欢看的就有兴趣并能较好地理解和记忆。为了培养21世纪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才,适应金融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需要提高学生整体综合素质方面的创新,而且还需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学手段,增加知识的传授量,增强教学的直观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具体教学活动中主要重视开发和引导学生对“国际金融”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 (2)教学内容体现时代性。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的经济交流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密切,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以及模式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不仅体现金融发展与运作的基本规律,更能及时吸收并充分反映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成果,而且要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特征,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及时将前沿问题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使学内容得到优化,培养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 (3)突出实践教学。 国际金融业务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教育的实践性品格。然而,从目前国内《国际金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普遍存在着教学与实践环节的脱钩现象。为了使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适应时展的需要,《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改革还需重视实践教学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国际金融基本理论、金融应用科学与金融业务技术相结合,重视开发性应用理论和实务技能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保证实践教学时数,不仅校内建立实验室,而且还需要建设如银行、证券交易所等校外实验、实训基地,提高学生对本专业课程的感性认识,同时,在能力培养方面,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培养学生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为将来就业奠定良好的实践基础。 3 向“启发式”教学方法转变 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多年来教学实践证明,大学教育必须改革“灌输式”以及在教学中过分偏重讲授的教学方法,积极实践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即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要向启发式教学迅速转变。 (1)增加互动教学环节。 《国际金融》是一门结构完善、逻辑严密、研究方法独特的课程,任课教师可以将讨论、对答、辩论、写论文等方式引入课堂教学中,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使学生在相互争辩和交流中,增添知识,锻炼能力。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然后分组讨论,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近几年来,国内大学生的就业率持续走低,其中固然有很多供求方面的因素,但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很多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内容安排等不符合企业的要求所致。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和市场需要之间的脱钩已成为阻碍大学生就业的瓶颈问题。鉴于国际金融中的很多理论与现实中问题的紧密联系,在具体教学中教师不能空洞地说教或者照本宣科,而要善于向学生提问,刺激学生思考,有意识地在课前准备生动的案例,在课堂上组织课堂讨论,并对学生的课堂表现给予正面的评价,多多鼓励学生。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增加,口头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学习效果也得到检验,而且还锻炼了随时应变不同问题和环境的能力。 (3)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国际金融》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开展实践教学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具体可包括: ①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是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通过对案例的介绍、讨论、分析、讲评、总结,使学生身临其位、身临其境地分析并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国际金融课程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具有来源广泛、题材多样和时效性强等特征,如在讲解“外汇和汇率”一章时,便可加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案例,谈谈金融危机引起的亚洲各国汇率变动及汇率变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在讲解“衍生金融工具”一章时,可加入巴林银行事件的案例等等。 由于案例教学本身的特点,选择案例应有遵循具体的原则:首先,案例选题一般是以往的事件。因为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从以往的事件中获得启示,避免重蹈覆辙。所选事件早已尘埃落定,选题的结论也已经确定,所以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件的再展示,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次,所选案例要具有代表性。案例教学是通过具体事件启发学生思考相关问题,案例本身应具有可探讨的价值。最后,案例教学应保持其生动性。采用案例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以生动活泼的事例启发和教育学生,变教条为鲜活。 ②课堂讨论。这是掌握课程重点难点问题,加深对社会热点问题认识的有效方法。通过讨论,师生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教师也从中及时得到反馈信息,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情况,以便今后实行针对性地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同时,讨论教学使封闭型的课堂教学变为开放型的课堂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开展国际金融课程讨论教学前,教师应认真做好动员工作,拟定讨论题目时应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尽量选择一些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并且在事前做好讨论的组织工作,指导学生广泛查阅相关资料,在讨论中及时给予引导,最后,在讨论完毕后,做好讲评与总结工作。 ③操作性实践活动的组织。操作性实践活动是课程实践活动的重点,包括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实践。如讲到外汇和汇率时,可以安排学生在校内的金融模拟实训室进行外汇模拟交易,学习外汇投资技术分析方法,亲身体会外汇投资的风险。课余时间可安排学生到银行、证券公司或保险公司等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参观、实习、作实践调查等,使学生能接触社会,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课程作为一门优秀的专业课程,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所以作为一名授课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该课程的特点,把具有新意的教学思想应用于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国际金融课程的积极性,把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既懂理论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人才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目标。 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探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既掌握本国金融运行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业务运作和政策法规,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素质金融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因此,精通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运用教学技巧,教授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的理论体系和精髓是国际金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分析了该课程的课程特色以及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并提出国际金融教学方法与教学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金融;实践性教学;多媒体教学 1 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各行各业都会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大到如何分析国际金融变化的规律,防范金融危机,维护本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小到如何防范汇率波动的风险,参与国际证券市场投资等等,知识都是我们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必须掌握的内容。 国际金融学正是研究国际金融诸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通过《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对开放经济的认识,系统而扎实地掌握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外汇与汇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掌握国际投融资、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基本技能以及防范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的技巧,并在实际业务中进行一定的运用;了解我国涉外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学会在实际工作和个人理财中贯彻执行。通过对国际金融的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为我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目标。 2 在《国际金融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几个现象 (1)与其他经济类的课程相比较,学生本身对国际金融这门课程的兴趣较为浓厚。 由于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内的一些媒体、财经类杂志都会报道一些与国际金融有关的信息。据调查,近几年来,国际金融发展中出现一些新的事件都是同学们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比如:1997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国突然爆发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很快波及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连一向被称为是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给东亚各国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做出力保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 (2)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自汇改实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升值幅度逐渐加快。2008年4月10日,在全球关注的目光中,人民币汇率开启了“6时代”的大门。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积极有序地推进。目前为鼓励资本的合理流动,政府推出了QDII、QFII的政策,媒体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很多。 由于上述的一些热点话题学生们接触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很想通过对《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对上述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这样为教师授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4)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成就、新观点、新问题和新动向层出不穷,仅一本教材难以满足教学的要求。 随着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金融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本国际金融的教材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内容。教师在授课的时候,不仅要对教材里面的一些理论和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也要不断地吸收和了解国际金融里面的一些新的发展动态,并在课程上把这些新的信息传达给学生。 (5)学生渴望在《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学习中增添进行一些实践性的操作。 教授《国际金融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如果教师就有关国际金融实务问题的讲授过程中,仅仅给学生介绍实务的操作技巧以及注意事项,那么学生对上述问题的只能形成一个抽象的认识。究竟在具体实务中如何进行操作,需要重点注意什么, 这些只能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3 国际金融教学教改的相关建议 3.1 在教学内容上必须注重针对性、实用性、超前性和通识性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于专业教师的敏感与责任,我们必须力求以前沿的理论视野和较高的学术要求,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改进;力求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反映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状况的内容。具体可以是通过加强教材和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同时注重资料搜集和运用互联网,积极吸纳最新的教研成果,了解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成就、新观点、新问题和新动向,并及时纳入课程教学。 3.2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结合《国际全金融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国际金融课程学习中必须引入实践性的教学模式。 (1)在教学过程中开设外汇交易模拟,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模拟以及黄金买卖交易模拟等金融交易环境。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相关的软件,教师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这些软件,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可以模拟操作的平台。 比如,随着银行利率的逐步降低,银行客户的理财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外汇买卖作为一种风险较小的投资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在期货市场中进行投机以牟取利润的方法,也是一种新兴的投资途径,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采用。正是在这种市场需求下,市场上存在很多完全涵盖了实际运行的期货、外汇交易系统功能的软件,如智盛系统等 如果学校有条件买回这样的软件,那么学生就可以通过对这些软件的操作,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实践能力、业务技能,以培养适应社会竞争的综合素质。 (2)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设置中,《国际金融》课程是该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国贸专业的学生讲授《国际金融》课程的过程中,除了让他们熟悉上述所讲外汇交易模拟,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模拟以及黄金买卖交易模拟等相关的操作软件之外,还可以通过与他们之前所学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相配合,在学生的国贸实习和模拟操作中加入有关国际金融内容,如对外报价、汇率换算、出口收汇、结汇、外汇风险防范等,以便让学生领会本学科在实践中的应用,有针对性的加强有关国际金融操作的训练,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进出口贸易融资、出口信贷等相关知识点,激发学习兴趣。 3.3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授课内容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媒体课件可以以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的形式讲述课程信息。此外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大量文字内容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非常适宜于给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因此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可以很好的完成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标。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学会充分利用多媒体,丰富授课的内容。在制作多媒体课件的时候,除了要以文字的形式介绍有关的内容之外,还可以插入图片、播放视频文件。这些图片、播放视频文件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达到进一步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效果。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期货市场股指期货分析论文 摘要:股指期货属于金融期货市场中的一个交易品种,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金融期货合约。股指期货的推出,给证券市场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机遇也有风险,在监管严格、市场风险运行较为规范的情况下,可以较好地发挥股指期货的积极作用,减少投机行为,降低市场风险。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07年6月27日正式股指期货《交易规则》及其配套实施细则,标志着中国金融期货市场法规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同时也意味着股指期货推出前的规则准备工作基本完毕,为股指期货的最终成功推出迈出坚实的一步。 股指期货将给投资者带来什么?证券投资的盈利模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股指期货的推出将给证券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所谓期货,一般指期货合约,就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和约。这个标的物,又叫基础资产,对期货合约所对应的现货,可以是某种商品,如铜或原油,也可以是某个金融工具,如外汇、债券,还可以是某个金融指标,如三个月同业拆借利率或股票指数。期货合约的买方,如果将合约持有到期,那么他有义务买入期货合约对应的标的物;而期货合约的卖方,如果将合约持有到期,那么,他有义务卖出期货合约对应的标的物(有些期货合约在到期时不是进行实物交割而是解算差价,例如股指期货到期就是按照现货指数的某个平均来对在手的期货合约进行最后结算)。当然期货合约的交易者还可以选择在和约到期前进行反向买卖来冲销这种义务。股指期货是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 简言之,是一种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合约。我国股指期货合约标的是沪深300指数。2005年4月8日,沪深两交易所正式向市场沪深300指数,它以2004年12月31日为基期,基点为1000点。同年8月25日由沪深两交易所共同出资的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成立,沪深300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管理。股指期货是在和约到期后,通过现金结算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割。 股指期货具有以下特点: (1)跨期性。股指期货标的物为相应的股票指数。股票价格指数不是一个具体商品,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代表的是一蓝子股票的价格。股指期货的投资者,根据自己对股市走势的预期,报出不同的价格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交易双方通过对股票指数变动趋势的预测,约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按照一定条件进行交易的合约。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是建立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上,预期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投资者的盈亏。 (2)杠杆性。股指期货交易不需要支付合约价值的全额资金,只需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签订较大价值的合约。例如,假设股指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为10%,投资者只需支付合约价值的10%的资金就可以进行交易。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控制10倍于所投资金额的合约资产。当然,在收益可能成倍放大的同时,投资者可能承担的损失也是成倍放大的。 (3)联运性。股指期货的价格与其标的资产——股票指数的变动联系极为紧密。股票指数是指股指期货的基础资产,对股指期货价格的变动具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股指期货是对未来的价格的预期,因而对股票指数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4)高风险性和风险的多样性。股指期货的杠杆性决定了它具有比股票市场更高的风险性。此外,股指期货还存在着特定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现金流动风险等。 股指期货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三点: (1)风险规避功能。股指期货的风险规避是通过套期保值来实现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反向操作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股指期货的引入,为市场提供对冲风险的工具,担心股票市场下跌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指期货合约对冲股票市场整体下跌的系统性风险,有利于减轻集体性抛售对股票市场造成的影响。 (2)价格发现功能。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通过公开、高效的期货市场中众多投资者的竞价,有利于形成更能反映股票真实价值的股票价格。期货市场之所以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一方面在于股指期货交易的参与者众多,价格形成当中包含了来自各方面的对价格预期的信息。另一方面在于,股指期货具有交易成本低、杠杆倍数高、指令执行快等优点,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收到市场新信息后,由现在期市调整持仓,也使得股指期货价格对信息的反应更快。 (3)资产配置功能。股指期货交易由于采用保证金制度,交易成本很低,因此被机构投资者广泛用来作为资产配置的手段。例如一个以债券为主要投资对的机构投资者,认为近期股市可能出现大幅上涨,打算抓住这次投资机会,但由于投资于债券以外的品种有严格的比例限制,不可能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股市,此时该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很少的资金买入股指期货,就可以获得股市上涨的平均收益,提高资金总体的配置效率。1982年2月24日,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率先推出价值线指数期货合约,广受市场欢迎,自此各种类型的股指期货品种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上迅速涌现。当前,股指期货品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经过20多年不断的完善和探索,股指期货市场发展日新月异,交易量逐年递增,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具体体现如下: (1)股指期货作为基础性风险管理工具,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的功能,它的推出填补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缺乏卖空和融券功能,市场缺乏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手段这一空白,将改变证券市场缺乏规避系统性风险工具的现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全新选择;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则丰富了投资手段,使价值投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股指期货推出的直接意义就是丰富了期货市场的交易品种,给投资者增加了新的投资品种和风险管理工具。对券商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既可以增加自营品种,也可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对基金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既增加了投资品种,也能提高其资产配置的效率。对保险公司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更为其资金管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风险管理工具。总之,股指期货的推出,促进了不同投资者投资模式的多元化。 (3)股指期货的推出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连接在一起,改变了两个市场割裂的状态。同时股指期货的做空机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只能做多的股市运作模式,给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价格发现、资产配置以及套期保值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短期内,期货和证券双方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可以优势互补,而从长远来说,基本市场 1我国推出股指期货的意义 1.1股指期货的含义 1.2股指期货的特点 交易制度的完善,使国内资本市场向本源意义上的国际发达的资本市场回归。 (4)股指期货的推出为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规避与分散风险的工具。投资者可以通过期货和现货的组合投资来规避系统性风险,改变了过去只能以卖出现货股票的方式来规避风险的方式。投资者既可以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进行放大投资以获取高额利润;也可以通过买入看好的股票同时买空股指期货来回避系统风险并获取套期保值的收益。总之,通过股指期货,投资者既可以在牛市中持有股票获利,也可以在股市处于大幅波动时锁定风险而获取稳定收益。 (5)股指期货的推出提高了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价格发现是股指期货一大功能,因而股指期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现货价格,从而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充分、有效的发挥 (6)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促进股价的合理波动,充分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股指期货的交易能够凝聚各种信息,有利于提高股市的透明度。如果股市价格与股指期货市场间价差增大,将会引来两个市场间的大量套利行为,从而抑制股票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通过集合竞价可产生反映国民经济的未来变化不同到期日的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价格。同时,由于股指期货价格一般领先于股票现货市场的价格,也有利于提高股票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 (7)股指期货的推出,增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在证券全球化的今天,股指期货的推出成为一个国家增强本地资本市场竞争力的突破口,并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而,这对促进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对股市资金规模的影响。由于股指期货具有交易成本低、保证金比例低、杠杆倍数高等特点,股指期货的推出在短期内将会降低部分偏爱高风险的投资者由股票市场转向期指市场,产生一定的资金挤出效应,股市的资金会流向期市,造成股市暂时失血。股指期货还有另一个效应,即可吸引场外资金。由于股指期货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工具,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空间,因此它会吸引大量场外观望资金实质性的介入股票市场。此外,它还可以减少一级市场的资金囤积。 (2)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境外股指期货发展的经验表明,股指期货和股票市场交易具有相辅相承相互促进的关系。股指期货会因套利、套期保值及其他投资策略的大量需求而增加对股票交易的需求,从而增加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3)对股市结构的影响。股指期货的推出将加大股市的两极分化,改变以前单边市的格局,投资主体和投资模式多元化,市场的博弈规则将更为合理。股票市场的资金配置将大量向指标股倾斜,蓝筹股的资金聚集度进一步加大。 (4)对股价波动率的影响。股指期货在短期有“助涨助跌”的作用,但是股指期货本身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基本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的价格走势,所以长期来看可以稳定股价,使股市估值趋于合理。同时将促进股市更为完善和成熟,使投资者更趋理性,减少股价不正常的暴涨暴跌现象。 在看到我国开设股指期货的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应对开设股指期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是开展股指期货可能会对证券市场造成冲击,导致股市资金的分流与价格的剧烈波动。由于股指期货保证金低,交易较为灵活,可能会分流股票市场的资金;股指期货价格波动大,会增加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特别在合约到期日可能会形成指数异常波动。二是可能产生不公平交易、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机构投资者可能联手进行市场操纵,影响指数的变动,人为造成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的偏离,或进行不公平交易、内幕交易等以获取暴利。三是现货市场没有借空机制会造成股指期货功能难以发挥。没有借空机制,导致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间套利交易不对称,可能导致股指期货价格的单边上涨,与现货指数脱离。四是股指期货交易风险大,我国缺乏相应的风险监控能力,会不会发生“327”国债等类似风险事件,出现股灾等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3股指期货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金融分析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下法律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暴露出国际问以及许多国家(地区)在金融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金融危机范畴中必然牵扯出金融法律危机。从挖掘金融危机爆发的国内外诱因人手,进而探讨相关法律问题、反思制度缺陷、提出合理性制度设计框架。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主权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第五,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严重制约了落后地区经济社会的稳步、快速、健康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政府、银行和企业长期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金融生态;社会信用;区域经济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金融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作为现代经济的优秀,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才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金融业掌握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 一、完善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调节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一样,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一国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交易违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的状况,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的《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规范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会计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规真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最后的“杀手锏”作用,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科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努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序运行的前提,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信用环境正在优化,但尚未彻底好转,主要表现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改制时将有效资产剥离,“金蝉脱壳”情况在一定范围比较普遍;司法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银行维权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广泛收集信息,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贷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发放贷款和科学定价,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的发生。征信体系大量的信息还可以成为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础。金融机构通过对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发现最有市场价值的客户群体以及不同客户群的增长变化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银行继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也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防范信贷风险。要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使中介机构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 三、地方政府要发挥优秀领导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这就决定了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需要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 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积极氛围。通过有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争取社会各方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其次,政府应当着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风,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打造“诚信政府”,结合地方金融生态建设实际,清理、废除过去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形成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应成立有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委员会,统筹吸纳银行、企业、社会各界意见及建议,制定金融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任务、程序,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要充分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向金融机构通报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规定。 四、人民银行要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发挥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其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关部门的沟通,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开展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挥作用。再次,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正确引导信贷投向。基层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央行“窗口”指导力度,对新出台的重要金融政策都应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落实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搭建合作信息平台,真正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协调沟通机制;最后,加大对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五、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锐:关于西部地区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在金融生态链中,商业银行居于中心地位。实践证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共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目标。 金融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首先,金融企业要树立金融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改善金融生态。其次,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促进同业信息共享,主动向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摈弃陈旧落后的观念,努力增强金融服务意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动地去营销贷款。既要积极地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长和发展,还要继续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业,把金融生态建设落到实处,为经济金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模式分析互联网金融论文 一、大数据金融 大数据金融就是通过对众多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分析,互联网金融机构依据分析结果全面、系统的了解客户的信息、资料,目的在于降低投资风险,顺应市场规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说,大数据金融的最大优势在于庞大的数据库,数据越具体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就越准确,投资风险就越低,更有利于保障三方利益。如阿里金融微贷。阿里巴巴通过使用微贷技术对大数据进行运算、整理、分析,结合小微企业在阿里平台的交易行为、商业信用等,评估该企业的经营效益、还款能力等,最后做出贷款决定。阿里金融不仅降低了贷款风险,而且也为信誉度较好的企业提供融资的便利;换句话说提高了资金在互联网金融中的运作速度与使用效率。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特点 (一)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的改革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中最突出的特点。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物、网上贷款、查询等,原因有两点:一是方便,客户可以在互联网络上选择自己的商品、理财产品等,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只需动动手指就可完成,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有很大的便捷性;二是省时,传统的金融模式要求客户必须在金融机构亲自排队办理业务,而互联网金融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然而这种便捷性是由于支付手段的变化所导致的,支付方式由过去固定支付变为移动支付,人们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可以进行交易、支付,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是互联网金融的优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云的使用,海量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更详细的信息,克服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实现信息资源的对等。传统的客户信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部门,信息的分离不利于对客户信息的综合审核。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信息处理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运算、分析;此外,运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方式拓宽数据信息来源的渠道,将客户个人的社会关系考虑在内,使得分析结果更科学、更可靠,降低了交易风险。 (三)资源配置 在金融业中,资金就是资源,资源配置就是如何实现资金的流动。互联网金融模式的资源配置主要强调资金在互联网环境中未经过银行等中介机构直接由资金供应者流向借款人,期间只需要双方在互联网上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筛选、配对即可实现。如P2P网贷平台为借贷双方提供桥梁,在没有中介机构的介入中,双方自行联系、自行交易,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借款人的资金需求,提高了自己的使用效率。 三、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的措施 (一)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作为最新兴起的金融模式,现有的监管体系不足以规范互联网金融法人交易行为。因此,必须要加快互联网金融监督机构的设置,强化互联网监督,以增强网络平台的安全性,保护交易双方、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首先要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各类业务范围,规范各个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部门的监督工作。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交易对象的复杂化,因此必须要加强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规范,运用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等手段来加强网络平台的安全性。其次,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通过行业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管制的手段,规范行业行为,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最后,加强国际合作,汲取国外优秀的监管手段。考虑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复杂性,一旦有非法分子应用互联网金融进行违法行为,将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要建立应对突发情况的预防机制,并做好应急处理措施。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建设 目前,鉴于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金融领域,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度不够,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完善的、有针对性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也面临着安全系数低、信息失真、信贷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和挑战,如果不及时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的进程,可能会使更多的用户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加速互联网金融的法制建设迫在眉睫。首要方面从互联网金融的最基础方面开始制定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范畴、经营业务和市场交易行为作出法律约束。其次,加强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建设即征信法律建设,由专门的金融机构负责用户信息的收集、更新、保护等,在建立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上保障用户信息,禁止用户信息的倒卖行为。此外,还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部门的法律约束,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准则,为互联网金融的正常运行提供规范引导。 (三)加强征信体系建设 加强征信体系建设有助于增强对企业和个人、法人风险监控力度,有助于帮助金融企业防范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助于金融行业及其他行业乃至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因此,加强征信体系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增强人们的征信意识。尽管诚信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于征信、征信体系等的认识还比较浅薄,通过媒体宣传手段,强化人们对征信体系的认识。其次,完善信息系统。加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与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起关于个人、企业完善的信用信息系统,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最后,加强对征信体系的监督。通过监督来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证信息的安全性与保密性,维护信息安全。此外,加强征信法律建设、加强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措施,对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征信体系建设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小结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只有加快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建设步伐,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与世界接轨。首先介绍了四种主要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其次分析了新形势下互联网金融模式在支付方式、信息处理、资源配置三方面的特点;最后提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措施,使互联网金融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作者:刘颖 单位: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分析论文:项目数据分析与金融投资论文 一、项目数据分析工作对投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形势,任何政府、企业、个人,面对未来进行投融资等项目决策,不经过数据分析论证就简单的决定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已经渐渐的被人们认同。所以,只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进行投融资,期望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就必须加强数据分析工作,对投融资意向进行评估,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项目数据分析 1、什么是项目数据分析工作 项目数据分析就是研究将经济学理论用数学模型表示,并应用于项目投资分析的方法论。项目数据分析过程是:提出项目(研究机会)、初步可行性研究(市场、技术、资源、环境研究、效益、风险分析评价)、测算经济效益、评估和决策、可行性研究(市场、技术、资源、环境研究、效益、风险分析评价)、评估和决策、项目实施。 2、项目数据分析工作的内容、特点 (1)项目分析工作的内容 一般来说,项目数据分析的内容包括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项目的风险分析和项目的比较选择。 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主要是在假设项目没有风险情况下的经济效益,主要针对非贴现指标(会计收益率和投资回收期)和贴现指标(净现值、内部收益率、获利指数和动态投资回收期)。 项目的风险分析,主要是进行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 项目的比较选择,主要是独立方案、互斥方案和不完全互斥方案的设计、评估等选择。 (2)项目分析工作的特点 项目数据分析工作是一门边缘科学,其特点是以定量分析为主要分析手段,通过分析翔实的数据进行项目的论证得出定性结论,并以定量数据进行说明。显然,项目数据分析,必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涉及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预测学。 (二)什么是投融资 1、项目投融资的概念。 投资是指 “为了在获得预期的收益而作出的确定的垫支或牺牲的各种经济行为” 。因此,投资并不局限于与基础建设相关的经济活动,还包括证劵投资、信贷投资和信托投资。 2、项目投资的特点 项目投资的特点是现在投入资金进行经济效益的博弈,通过对该项目的管理进行长期或者未来的收益,不仅具有时间性,而且具有较强的风险性,其本质就是获得预期的收益。 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通常都由一家专业的财务顾问公司担任其项目的财务顾问,财务顾问公司做为资本市场中介于筹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凭借其对市场的了解以及专门的财务分析人才优势,为项目制定严格的,科学的,技术的财务计划以及形成最小的资本结构,并在资产的规划和投入过程中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三)项目数据分析工作对投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 1、数据分析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管理的科学性。无论是国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数据分析工作都是进行决策和做出工作决定之前的重要环节,数据分析工作的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决策的成败和效果的好坏。 2、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选择拥有中国项目数据分析师资质的专业人士为他们的项目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以便正确决策项目;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把中国项目数据分析师所出具的项目数据分析报告作为其判断项目是否可行及是否值得投资的重要依据;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中国项目数据分析师课程作为其中高管理层及决策层培训计划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把中国项目数据分析师培训内容作为其职业生涯发展中必备的知识体系。 二、从事项目数据分析工作的感受 (一)从数据分析师的角度,项目数据工作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才可以为被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有价值的投融资报告。 1、真诚服务 所谓真诚服务,主要是因为投融资报告的价值来自于数据分析师精湛的业务能力,细致的数据搜集能力、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无论是竞争性项目、还是基础性项目,由于数据分析工作时一门边缘科学,需要对真实和翔实的数据进行定量或者是定性分析,需要对国家或者国际政策进行审读,需要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需要对项目所属的行业进行科学的宏观把握,因此,项目数据分析师在搜集相关数据,在分析相关数据时,在阅读国家或者国及政策时,在斟酌行业趋势时,都需要真诚的付出,否则,闭门造车或者移花接木式的投融资报告,只能是危害客户,只能给客户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不是丰厚的收益。 2、真心服务 所谓真心服务,主要是指项目数据分析师在服务客户时,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由于项目数据分析师,是从属于某公司,因此从公司利益出发,需要为公司赚取一定的利润,这部分利润就来自于数据分析师所服务的客户。从客户角度思考,实际上客户委托数据分析师针对企业的项目意向而进行的数据分析,实际是希望数据分析师提供的项目方案,不仅是可行的,能够为公司获得预期利益,而且是风险较小的,可以操作实施的投融资报告。 3、真实服务 所谓真实服务,就是指数据分析师在进行项目数据分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科学性的、前瞻性的、科学性的、可操作性的投融资项目预测报告时,需要是真实服务。一般来说,客户在提出项目设想时,是充满了憧憬,也具有天真的幻想,那么数据分析师提出的可行性报告如果是刻意逢迎客户的主张,那么对客户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4、真情服务 所谓真情服务,主要侧重于项目付诸于实践中,项目数据分析师跟踪调查项目实施的禁毒,以及修正项目风险分析和比较选择。 (二)从数据分析师所服务的客户角度来看,客户也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信赖数据分析师的服务 对数据分析师服务的企业来说,信赖数据分析师是必要的。一方面,投融资项目报告,制定严格,具有科学性,是理性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 2、忠诚数据分析师的服务 3、诚挚和数据分析师的合作 数据分析师在进行投融资项目分析时,一方面,客户的意项是否描述清晰、完整、完全,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投融资项目报告的起点和方向;另一方面,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也对项目报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企业需要同数据分析师进行诚挚的、真诚的合作,否则,项目数据报告就存在不可预知的、本可避免的巨大风险。 三、为项目方和投资方案例分析 支持创新 不忘避险—“倍爱康”生物科技项目作为股东类项目,“中投信保”为“倍爱康”提供4笔贷款担保,累计担保余额1900万元,实现保费收入28.5万元。 “倍爱康”是由冶金自动化研究院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磁分离酶联免疫检测系统等医疗器械和试剂的购销与制造。企业贷款用途为引进加拿大的磁酶免系统。但贷款后对该产品的市场推广未见成效,研发费用又较高,在销售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使得公司的净利水平偏低。同时,下游各地方医院压款情况严重。虽引入的国外先进技术不如预期般成功,企业仍按时还贷,该项目顺利完结。 四、结束语 本文在对项目数据分析与投融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分析了数据分析对投融资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简要说明了数据分析与企业之间的服务关系。本文认为,从项目数据分析与企业投融资决策之间,要相互真诚合作,以避免数据分析失真,避免投融资出现过大的风险。 金融分析论文:企业效益分析金融经济论文 一、企业金融以及它所呈现的特点 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企业金融正在进行着各种改革,也推动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企业的不断壮大与发展。我国企业金融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点:1、企业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控制股份公司股权还有企业之间的兼并互补等方法来参与到金融经济之中,它的范围牵扯到银行、信托、证券、股票等,根据企业设立的调查机构的汇总。2、我们能够准确得出一个结论:已经有许多的企业加入到金融经济的发展中,然而对于金融企业的上市公司数目却是少的可怜。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企业的改革发展,使得企业与金融业紧密想通。 二、企业金融的主要意义——经济效益 国家制定的微观经济政策、规定的制度加上市场的宏观调控决定着企业金融的范围是否广泛,是否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从侧面降低了企业金融的风险。那么企业金融的经济效益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讨论:1、企业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地推进了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紧锣密鼓的相融合,企业的生产范围大规模地呈现上升趋势,这就大大地提升了企业经济的竞争能力,给中国提供了强大的企业发展的资本,间接地降低了企业金融的风险。2、企业金融业的发展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从而为提高企业金融的经济效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说企业金融的生存概率有了一定的前提与保障。企业金融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些,还能够逐步地对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进行优化与升级,进而促使金融机构稳步前行。3、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经济效益,企业与金融业快速地实现彼此的交融与互利互助。企业与金融业的有利结合在一起,互帮互助,它们之间实现了共同协作发展,自然就降低了风险与资源的流失,提高了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市场调节力度的不断完善,为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各种各样的市场形式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益,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企业金融的风险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不断地摸索前进,与之紧密联系的企业金融和政策方针以及一些制度还不够好,所以,我国企业金融的危机(风险)自然不可避免。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金融的风险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1、企业金融使得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由于一些不法交易的进行,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而减少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金融的发展在企业与金融机构先协作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变化,关系到各种不同的企业经济和金融业的范畴,规模大了,不正当交易伺机而动,这都使得风险的大幅度提升,必然会一起金融市场的混乱。2、企业金融促使一些企业盲目的追求前进的步伐,不能够做到稳中求胜。在企业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企业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盲目地扩大企业的规模,使得企业的资源分散开来,那么企业的主要业务就会受到冲击,也无法真正的做大做好,这样就得不偿失。在企业金融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金融机构与各行业的分工没有做到各尽其职,增加了企业金融的风险,无疑达不到企业发展的要求。 四、企业金融的防范策略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企业金融的风险与潜在的危机,我国需要针对此做出几点解决的措施,从而提高企业金融的经济效益。 1、企业金融需要加快发展的脚步,不断地改善经济体制与制度的规定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加快加大内部监管的力度并且逐步地完善社会制度,才能对企业金融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我国应加大对不正当交易的打击力度,做到严格执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企业金融市场发展的规范化,对金融机构与企业实行分工明确,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合二为一,共同为促进企业金融的发展而努力。 五、总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金融也随之产生,它的出现将对我国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也有好坏之分,那么,对于不利于企业金融的风险,我国需要及时地采取措施予以矫正并规范企业金融,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健康的发展。 作者:袁辉单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分析论文:聚类分析的金融投资论文 一、聚类分析的指标的提取 对于股票投资来说,一定要关注股票上市公司的基本盈利状况以及该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在投资时,这两大因素必须进行思考衡量,因为这两大因素是衡量一个上市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最基本的条件。因此,要在投资前计算出该股票每股的收益、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主营收入增长率。 1.盈利能力指标。总资产利润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这体现出公司整体的获利能力。净资产利润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这个关系可以直接体现出股东投资的回报。主营业务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是上市公司利润的来源,主营业务的收益越大,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就越明显。每股收益=净利润/期末总股本,每股的收益越高,反应出每股获利的能力越强。 2.成长能力指标。主营业务收益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1,这体现出上市公司重点项目的成长力。净资产利润率=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1,上市公司给员工的薪酬都是根据净利润决定的。 二、聚类分析的投资方法应用实例 聚类分析方法隶属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之中,与多元统计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并称为三大应用方法。聚类分析法一定要建立在某个优化意义基础之上,如果将聚类分析方和常规的分析法相比较的话,会发现聚类分析法有很大的优势,第一是使用聚类分析法可以对数据中的多个变量进行样本分析,然后将其分类整理;第二是通过使用聚类分析法所得出的数据非常直观明了,通过观察聚类谱系图投资者就能够清楚地分析出数据显示的结果;第三是如果将聚类统计法所得出来的数据结果与普通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聚类分析法的对比结果更加细致、科学、全面,接下来通过两个应用的实例进行说明。 1.原始数据标准化。为了解决原始数据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带来的影响,更好的对聚类分析和判别进行分析,可以采用指标标准化的处理方法。 2.逆指标正向化处理。流通股本是逆指标,对其绝对值取倒数可以得出。 三、将聚类分析法应用到金融投资上的意义 将聚类分析法应用于金融投资上,不但可以显示出有效、科学、全面的数据更能帮助弥补金融投资投资时所出现的不足。 第一,聚类分析法建立在基础分析之上,对投资股票从一些基本层面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对股票价格影响因素定性进行补充并完善了原有的基础分析。聚类分析法作为长期的理性投资参考依据,是为了发掘股票投资的真实价值,避免由于市场过热导致资产估值不公允。 第二,在建立投资评价模型的时候,可以运用聚类分析法对公司和股票投资价值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公司的成长是一个在哥登模型中,在一个变化的趋势内进行。不变的股息增长率对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在采用多阶增长模型的时候,想要得到不同阶段的股息增长率是很困难的。所以,对股票的成长进行分析得时候,可以选取净利润率等客观的数据做参考,这样可以估算出股票的发展潜力。 第三,通过对聚类分析法和现资组合理论的比较可以得出,聚类分析法比现资组合理论更具有直观性和实用性,并且在实际生活中的局限小。该方法主要着眼于实际数据的相似性和其延生的规律性,较投资学中一些以预测和假定前提较多的模型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加贴近当前市场情况的现实。另外,聚类分析法的操作性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一定的优越性,更加适合投资者使用。 第四,聚类分析法作为长期投资的理念,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逐渐被更多的投资人采用。理性的运用聚类分析法这种投资方法,不但可以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还可以规范其他投行的投资行为,促使发行股票的企业可以本着经营业绩和长期的成长模式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保护散户和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进而繁荣整个股票、证劵市场,使我国的经济更繁荣。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所介绍的聚类分析法就是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收益走势、未来发展、行业间的综合素质以及公司自身条件等一些基本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衡量,取得相关样本和图谱,并通过量化的方法衡量数据的有效性。通过观察样本和图谱中的指标的相似度以及差异就可以判断出投资的发展前景和收益。上文所提及有关聚类分析法的优势和特点,更加能够证明聚类分析法远比其它基本分析法更加实用、有效,所以近来这种分析方法得到广泛的关注。使用聚类分析法的原理对各种指标进行科学而又全面的分析,一方面可以较为可观的描述市场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投资者对市场走势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避免过度热情和盲目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给金融投资者带来自信心和安全感。 作者:孙悦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论文 一、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 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很多,分析方法都是从不同维度进行筛选。现对常用的几种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金融风险方差度量的分析方法及其改进此方法是最早采用的分析方法,它主要采用方差的方法对金融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得到方差,通过方差的大小进行评价。此方法容易让人理解,也好操作,由于其的适用性广,简便性强,在各个金融机构都是很常用的方法。但由于其计算的复杂,人们正在对其计算进行摸索研究,后来对方差方法进行了改进,发现了下侧风险的分析方法,通过计算下半方差来对风险进行评价,但因为计算设计的不合理的问题,也会对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带来不便,此方法也需要进行改进。 (二)金融风险度量的灵敏度分析方法灵敏度分析方法是对金融风险度量的线性度量,它测定的是市场因子的变化与证券组合价值变化的关系。常在固定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中使用,“凸性”代表了衡量利率变动时长期的变动,“伽玛”是在反应衡量标的资产变动的情况下“德尔塔”的变动。“凸性”和“伽玛”两个指标都是只度量一个金融变量中二阶金融风险的大小。此分析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局部的分析变化、对产品类型太过依赖,不能在所有产品中使用、分析出的数据不稳定大,也会出现风险等对此分析方法的推广使用上不可靠,也限制它的广泛使用。 (三)金融风险度量的VaR分析方法及其改进VaR的分析方法是现在一种新发现的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方法,相比以前的分析方法,具有更广泛的用途,可在不同金融市场中进行评价;容易让人接受,可以短时间内进行操作,但此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不足,此分析方法适合在没发生危险的市场中,当极端危机出现时就不能正确评估,对数据的分析不能全局分析等,这些分析的缺陷促使对其进行改进,出现了极值分析方法、半参数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利用观察到的尾部分布的指数特性来估计。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摸索研究而得到的,但每种分析方法都不是最先进,随着金融问题的越来越复杂,也会有更新的方法出现。 二、多维度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实例分析 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改进,每种金融风险评价模型都是通过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的,采用VaR的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中2004-2012年间5个维度金融风险度量进行分析。对金融风险度量进行5个维度进行评价,如宏观经济维度、银行与货币维度、泡沫维度、外部冲击维度和债务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后进行VaR方法的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宏观经济维度的金融风险的VaR值在[0,2]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相对于其他几个维度的变化是最小的;银行与货币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5]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泡沫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6]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也是较大的;外部冲击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8]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是最大的;债务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3]之间,说明其波动性也是比较小的。 三、结语 金融的发展也是和风险相伴,在风险度量面前我们在研究改进现存的分析方法,风险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进,没有挑战就不会有胜利,现在我国的金融变化莫测,我们也需要寻找更合理的方法进行多维度对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分析,从而得到更好的结果。 作者:蔡友兰单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金融分析论文:货币金融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论文 社会融资总量与信贷情况 从结构上看,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在1月份仅为42%,2月份大幅上升至58%。新增银行承兑汇票1月份为5812亿,2月份迅速回落至-1838亿。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外币贷款比上年同期多2564亿元。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比上年同期也都有所增加,但2月份环比略微下降。企业债券融资和企业股票融资在2月份有所下降。根据今年以来贷款投放等情况,再结合社会融资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大体测算,今年社会融资总量为18-19万亿元左右,高于2012年的15.8万亿元。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69.28万亿元,同比增长16.1%。人民币贷款余额64.70万亿元,同比增长15.0%,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4个和0.2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200亿元,同比少增907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121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83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499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81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826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81亿元。1-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9万亿元,同比多增2433亿元。经测算,如按照往年“3、3、2、2”的规律,今年全年新增信贷可能接近9万亿;若按照“4、3、2、1”的规律,新增信贷将略为超过8.5万亿。存款增长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但仍低于贷款增长。2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96.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1%。人民币存款余额93.7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比上月末低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7737亿元,同比少增827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9391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245亿元。1-2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08万亿元。 人民币及主要货币汇率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压力较大,双向浮动特征明显。1月份到2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近0.23%,但2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升值趋势,升值近0.46%。美元方面,今年以来美元持续走强,主要原因是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出现加速复苏,实体经济的好转吸引资金从新兴市场和欧洲流出转而流向美国,支撑美元升值。欧元方面,今年以来欧元先小幅升值后持续贬值,主要原因一是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欧债危机迟迟未得到解决,二是受到美国经济好转美元进入强周期的影响。日元方面,去年9月19日以来日本央行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采取了遏制日元大幅升值的措施,导致日元持续贬值,从年初到现在日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已下跌7.85%。3月以来,全球资金持续流入日本,一定程度减缓了日元贬值速度。今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快速升值。201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10.16,2013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13.72,升值3.2%;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今年以来也保持升值趋势,但速度较为缓慢,2013年2月较2012年末升值1.4%;欧元实际有效汇率也轻微升值,2013年2月较2012年末升值1%;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则一直快速下跌,2013年2月较2012年末贬值幅度高达10.8%。(三)NDF(12个月)升值今年1、2月,NDF(12个月)保持升值趋势,3月以来有轻微贬值;NDF与人民币即期汇率走势保持一致,但波动更为频繁。今年以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与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都面临升值压力,香港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升值压力更大,偏离人民币中间价的趋势更为明显。 全年政策基调、工具操作及相关政策建议 从国际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宽松货币政策基调将贯穿全年,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再度降息,这背后既有对短中期经济复苏前景尚未稳固的考虑,又包含各国新政治周期开局的因素。从国内看,1-2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温和复苏态势,外贸出乎意料的好转抵补了消费的下滑,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应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丰富稳健政策内涵。通过社会融资总量的适度增长“促增长”;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平稳增长“稳物价”;通过维系资金链,守住金融风险底线;通过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防范外部流动性泛滥风险,逐步实现货币条件由“稳中偏松”向“中性”过渡。为此,我们建议:2013年,货币供应增速保持在13%-14%区间,新增信贷8.5-9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规模18-19万亿元左右。适时适度灵活选择政策操作工具,配合监管措施调整,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平稳的货币政策环境。准确研判地方债务风险,加快优质地方债发行;有选择地通过重组问题债务等手段维系资金链条,守住不发生局部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推进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透明化的同时,保持表内外资产总规模稳定,减缓市场冲击。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单日浮动区间,防范外部流动性泛滥风险。加强违规短期资本流入监管,多渠道扩大本外币对外投资。密切关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和金融稳定。保持“稳健定位”与“积极操作”的组合。密切跟踪去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生的变化,继续根据外汇占款、到期央票及回购规模,开展相关公开市场操作及短期流动性操作(SLO),保持货币供应源头的适度平稳增长。调整监管细则,有序放松银行日均存贷比考核,扩大银行可贷资金规模。上半年利率、准备金率调整不是必需选项。下半年根据经济形势、尤其是通胀走势变化,适时调整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如果下半年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仍低于3%,可考虑择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回升速度超过8%、通胀水平不超过3.5%,仍维持利率、准备金率稳定。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日浮动幅度扩大至2%或3%,非美元浮动幅度扩大至5%。减少央行外汇市场的外汇买入操作,进一步释放升值压力。一是着力优化信贷及社会融资内部结构。关注潜在金融风险管理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负面影响,在收缩银行表外业务的同时,适当扩大表内资产规模,避免市场资金面松紧程度出现大的波动。实施更为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满足在建项目、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小微企业,以及居民消费、尤其是居民首套房等的信贷需求。二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快优质地方平台债发行。我国各级政府加总后的债务负担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进一步扩大政府融资平台资产负债规模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应完善现有平台债券发行流程,有保有压。建议实行严格的项目分级:对于地方财政稳健、符合产业政策、发展政策的项目,走特殊绿色通道,加快项目资金到位;对于存在问题的项目,不能彻底堵塞进一步融资渠道,应有选择地允许并指导地方通过资产重组方式满足发债条件。目前市场化评级体系尚不健全,应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体系建设的早期成果应用于债券发行审批,通过降低风险溢价降低发债主体融资成本。三是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进程。发达经济体央行独立性有所下降,通胀容忍度有所提高,对我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进一步显现。今年应优先考虑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美元单日浮动幅度,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的重要细节,通过汇率中间价进一步反映市场预期应对外部流动性泛滥风险。关注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的影响。推进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直接交易,降低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对美元中间地位的依赖。密切监控短期资本流入,避免储备虚增。进一步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多渠道扩大企业和民间对外本外币投资,减少政府集中管理储备的潜在损失。此外,需密切关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动向,以及流动性泛滥对香港金融稳定和联系汇率制的冲击。 本文作者:张岸元李世刚曹玉瑾工作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金融分析论文:综述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的分析论文 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优秀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优秀,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优秀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优秀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优秀,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优秀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 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金融分析论文:区域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从宁波农村经济特点出发,在分析宁波农村经济与金融关系的基础上对金融支持发展的几个方面做了制度上的分析,提出宁波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对不同的产业重点发展不同的金融支持:传统农业应该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农业保险,而对于农村的制造产业应该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优先序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存在问题及战略分析论文 2001年底由财政部颁发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了国际会计准则协会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和“充分审慎性”的会计原则,对金融企业的资产和负债重新进行了定义,同时给予企业会计人员较多的职业判断权,更加注重会计核算的全面谨慎性和会计信息的高质量性,对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企业会计披露的透明度,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大部分规定和内容是同国际惯例相吻合的,它的颁布和实施,也标志着我国银行业会计标准在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财务报告体系等重大方面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一致和协调,并对实现金融企业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提高我国银行业的会计信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认可程度迈出了一大步,为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的横向对比奠定了坚实的会计基础。但是,由于金融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银行自身职业判断权的放大,导致了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现行会计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 1、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分类的差异性 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贷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作非应计贷款核算,其已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应计利息予以冲销。但由于该制度未对计息期间做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同样的贷款由于计息期间的不同,银行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两银行同时在1月1日向丙企业发放贷款,甲银行采用月度计息,乙银行采用季度计息,倘若丙企业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该笔贷款在甲银行业已归入非应计贷款核算,但该笔贷款在乙银行仍然处于正常的应计贷款科目核算,虽然该笔贷款在两行状况并无差异: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连续状态。从而导致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差异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 2、措辞不严谨导致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可见短期债券投资利息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同时该制度又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这样,减值准备的计提确认的权责发生制与短期债券投资利息确认的现金收付实现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确认标准导致了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例如银行在3月投资A债券30万元,4月A企业宣布支付利息3万元,并于5月收到,此时A债券的账面价值为27万元,倘若6月末A债券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8万元,那么此时银行对A债券价值的核算则陷入两难局面:会计报表列示27万元则不合会计制度的规定;若列示28万元则不合谨慎性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将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改为“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账面价值和市价孰低计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短期债券的期末计价问题。 3、债券收入的归类问题 按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债券投资同发放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从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看,不外是发放贷款和投资两种,因此,银行业债券投资收益采用同一般企业的列示方法(投资收益归属于营业外收入)则有不妥:一则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一般为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占收入多为20%以上,将其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容易让人误解为我国银行业主业不突出;二则银行业的利息支出为最重要的营业成本,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债券资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将债券收益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则容易导致收入与成本不配比,不利于进行损益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会计报表的格式来解决债券收入的问题:在利润表中将投资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时将营业利润的公式修改为: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其它业务收入-营业成本-营业费用-其它业务支出。 4、资产减值导致的利润调节问题 由于现行金融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当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高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照其差额补提减值准备;如果低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其差额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同时,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则退市处理,由此导致了不少上市银行利用资产减值作为利润的调节杠杆,通过“计提”和“转回”的账面游戏,误导投资者的选择。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通过明确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得转回”来避免企业利用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但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规定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则不符合资产自身的定义,其实我们通过严格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条件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条件则可以使利用减值准备来调整利润的情况得以改观。 5、短期债券投资收益的入账时间问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由于短期投资一般金额较小,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于实际收到时确认无可厚非。但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其拥有的短期债券投资较多,如果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投资收益则不太符合实际:一来银行业持有的短期债券多为国债或金融债券,违约风险较小,且利率多为固定,适宜按期计提收益;二来短期债券投资所承担的存款利息支出多为按期计提,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则明显收入成本不配比;三来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期间波动起伏太大,不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因此,我们根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原则和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可以对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按期计提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予以确认。 6、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条件不明确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改变投资目的,将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应按短期的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并按此确定的价值作为长期投资新的投资成本。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时按处置长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资的划转的条件在于“改变投资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标准,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把握。而在现实中,由于短期投资在期末必须按照成本和市价孰低提取减值准备,相对来说长期投资计提准备的要件严格得多,因此,银行的财务部门会在短期投资市价持续下跌时完成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来规避短期跌价准备的计提,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7、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关注程度不够 金融衍生工具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产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会计处理难度较大,同时具有收益不确定性、高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已经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规避工具。但在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只是简单在第一百四十条提及“对于外汇交易合约、利率期货、远期汇率合约、货币和利率套期、货币和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应说明其计价方法”,并未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价和披露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内银行一般将其作为会计报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难以客观的确认银行业的风险。 8、与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 2001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规范了银行业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现行的税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贷款的1%差额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在计算所得税中扣除,对实际计提超过1%的部分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导致不少金融企业出于利润考核的考虑对金融会计制度执行不严。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税务部门对税前的“呆账准备金”抵扣额进行调整。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金融会计制度中明确:对由于会计政策与税务规定不一致产生的所得税差异允许单列科目“递延所得税”处理,同时将该科目归属于利润分配项下做增项理,以此来激励银行采用金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对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时关于银行业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便显示了出来:外资银行的加入带来的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问题;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在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与时俱进适合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1、减少金融企业的选择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末,在美国的会计理论界就展开过“会计艺术论”和“会计制度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应当给予会计人员更多的会计判断权和选择权以促进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后者认为应当减少会计人员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以维护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2001年的“安然会计造假”事件让这次争论划上了句号: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现行的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以减少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来强化了当局的监管。而我国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出现的会计差错也从侧面映射出会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权过多会削弱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会计学界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2、注重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如实反映金融企业的财务情况 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金融企业的行业有着自身的特性,如果单纯地按照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套用在银行上,则容易令人误解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主营业务上。例如对投资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属于非主营业务,归属于营业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资收益原本就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业的归属方式则会影响外界对银行的公允评价。同样,在对短期投资收益的确认上也有必要考虑银行的特殊情况。 3、完善会计制度、准则建设,适应银行业发展状况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后更加带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和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实际的交易事项可能尚未发生,从而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不符,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内不能够具体量化,企业多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提及,进而掩饰了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对会计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通过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进行新准则的制定来予以补充。 4、明确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职业判断水平 职业判断能力的强弱是一个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反映。《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许多方面必须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更是如此: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金融工具列报》和国外关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都是以市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而公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倘若能够在《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凡是与会计职业判断的运用有关的、使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均应在财务报告中做出全面陈述”,则可以督促会计从业人员加强职业判断能力的学习和提高,从而为如实、客观的反映银行业财务状况提供必要的保障。 结束语:总体来说,2001年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作为规范金融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以及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法规,为实现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以及投资者客观评价银行业的状况提供了基础,基本适应了银行业的发展需要,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则对我们的会计准则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加强新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以便更好的确认、计量以及披露银行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危机及我国应对对策分析论文 摘要: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原因;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是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那么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呢?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发展转变。 宏观调控力度不当、房地产市场失衡、金融机构推波助澜等问题也是造成全球性金融风波的重要原因。 我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还没有衰退,只是下调,这次下调绝不是短期就可以过去的这对我们的出口影响就很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中国的第二个影响是相关银行的损失。从媒体公布的有关资料和金融上市公司的有关年报可以看出,工行、建行、招行和其它不少银行购买了美国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公司)和雷曼公司的债券;第三个影响则是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持有的国际外汇储备对外公布的数字是18000多亿,其中美国国债大概5、6千亿的样子,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们持有的美国债券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资银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158年的历史。而全美500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117家面临破产。 二、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应采取的策略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保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资本市场,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形势看,次贷危机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稳定。但受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央行对此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2007年3月起连续6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以期降低通货膨胀率。2008年中国应该继续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平衡。 要正确分析和认识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副院长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重大的金融活动。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我们只有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才是正确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金融分析论文:金融危机下证券监管模式分析探索论文 摘要:证券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要求市场监管模式也要与之相适应,趋向国际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深刻地说明了证券市场是高风险市场,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已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监管制度问题出发,研究我国证券市场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机制、证券监管法律现状和时策,对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关健词:集中监管模式中间混合监管模式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证券监管国际合作 一、证券监管的必要性 与一般商品不同证券产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证券产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这类产品具有价值上的预期性即产品的价值与未来状况有关(2)这类产品具有价值上的不确定性即产品的价值可能与人们的预期价值不一样(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证券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某种特性其成本的决定和效用的实现都具有一定得社会性(4)证券产品基本上是一种信息产品消费者完全是按照产品所发出的各种信息来判断其价值,产品的物理状态与产品价值直接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证券产品可能只以概念的形式存在不存在物理状态. 金融自由化‘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放松了外汇管制,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和国内金融业实行自由化改革使金融发展的地域限制越来越少:技术进步使金融跨国交易和金融服务跨国提供的成本大大减少,促使了全球性金融市场和国际化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创新使得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创造了新的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量急剧增加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大.技术创新和自由化所导致的全球化使得金融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增长和统一也向监管者发出了挑战. 二、我国证券业的监管模式 1.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经历了一个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证券管理机构的角色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各地分行担当。到1991年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国家体改委、财政部担当证券市场管理职责外,还专门成立了“全国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由人民银行、体改委、计委、经贸委、财政部等部委派员参加负责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1998年5月18日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正式挂牌,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证券委的职能并人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证券监管的职能移交中国证监会地方证券监管部门也改为以中国证监会为主领导。这样就消除了以前多头管理的弊端,强化了监管职能和监管力度。 2.中国证监会主要职能部门。发行监管部、市场监管部、机构监管部、上市公司监管部、基金监管部、期货监管部、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法律部(首席律师办公室)、会计部(首席会计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国际合作部、人事教育部和办公厅。中国证监会对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总部设在北京,全国范围内设有36个证监局。 3.中国的集中型监管体制模式。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和历史传统习惯不同随着证券市场监管实际的发展各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樟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集中型证券市场监管自律性证券市场监管和中间型证券市场监管。 中国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属于集中型监管体制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中国在长期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可以发挥我们已经具有的集中管理经验的优势,提高市场监管的效率。(2)中国的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建设和各项监管尚不完善。证券介意活动中经常出现投机过度信息披露是真机构操纵内幕交易,欺诈等违规现象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权威性证券见过机构.就难以有效地监管证券市场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平稳,高效运行。(3)中国证券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强.自律意识比较单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比较短证券业缺乏行业自律监管经验。 4.中国模式的弊端。(1)容易产生对证券市场过多的行政干预(2)在监管证券市场的过程中自律组织与政府主管机构的配合有时难以完全协调(3)当市场行为发生变化时有时不能作出迅速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 三、中国证券监管调整的思路 为了应对证券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结合中国证券监管实践中国的证券监管体系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调整: 1.分业监管对综合金融的适应与调整。总和金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可先设立一个松散型的合作监管机构待时机成熟了,再向统一监管的模式变革.同时要积极推动现在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2.监管的法律框架的调整和完善。首先要对 证券法 进行调整和完善.尤其是要建立证券诉讼的辩方举证制度和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还要对其他的相关法律进行调整和完善按照W下0的要求对一些法律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充实。 3.国际合作监管。可以实行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便利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确定信息保密标准,建立在涉及跨国欺诈行为时的调查协助机制国际监管组织之间签订谅解备忘书的对跨国监管形成共识,减少监管摩擦。 4加强网上证券业务监管。网上业务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监管的首要位置.必须加强对网上欺诈行为的监管.加强网上信息披露对网上业务的开展实行认可制,同时监管部门将有关信息及时公告于众,提供在线查询。 5.对监管者的监管。这一问题在中国基本上是空白.为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市场化减少行政性监管.从而减少监管者寻租的可能性.建立有效地权利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力量。 金融分析论文:全球金融危机98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摘要: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影响范围之广、破坏之严重百年一遇。回想10年前,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源于亚洲,但同时也波及到日本、欧羡。而这两次金融危机又同时证明了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适用的理论。运用马克恩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研究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不仅使马克思理论更具活力,而且为我国制定抵御金融风暴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 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我国在整顿金融秩序、强化宏观金融调控、实行汇率并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作出的调整和回应,不应是补救性、缓解性的,而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更高的程度上作出战略性的选择与规划。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1)加强金融监管,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金融预警机制;(2)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在美元汇率面临较大压力情况下,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也面对着巨大风险。中国外汇储备应考虑币种多元化,并适当增加黄金储备。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从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来说,是存在共性的。因此,这次发轫于美国而后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为我们在把握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抚平经济周期波动带来了重要启示。
1引言 随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电子档案已成为档案最重要的载体。如何确保电子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在电子档案的存储、利用的过程中,防止档案数据被非法访问、篡改和盗取已成为电子档案管理的最大隐忧与挑战。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解决这一难题成为可能。区块链是随着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的日益普及而逐渐兴起的一种全新技术,已经在金融行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教育领域受到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事实上,除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外,区块链技术在多种领域中皆有“用武之地”。在2017年、2018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选题指南中,均把区块链技术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列为选题;2017年5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始利用区块链进行学生档案管理,准备通过一套全新的数字系统查看学生档案,即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为企业提供真实的人才信息;清华大学也于2017年7月成立区块链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可见区块链技术作为一项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引入区块链技术已成为解决和提高档案管理能力的主要技术方向之一。 2区块链的发展与技术特点 区块链技术起源于2008年。区块链技术优秀是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维护且不可被篡改的数据库来记录过去的所有交易记录和历史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分布式存储且公开透明的。在这种技术下,任何互不相识的网络用户都可以通过合约、点对点记账、数字加密等方式达成信用共识,而不需要任何的中央信任机构。作为底层技术,区块链的早期应用的领域主要为加密数字货币领域,尽管由于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2017年几乎一夜之间火爆全球,各种代币的疯狂炒作催生的泡沫甚至引起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严厉监管和封堵,但实际上区块链技术真正取得突破和受到重视时间并不长。具体从发展历史来讲,2016年是区块链技术流行元年,这一年开始有更多的个人、技术公司和政府开始关注和研究区块链;到了2017年则是其破冰之年,有更多的行业将区块链技术投入到应用层级,区块链技术才逐渐开始真正开花结果,开始了号称颠覆传统的伟大技术革命的征程。区块链技术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信息真实性不容篡改。区块链强调内容真实,一旦信息被记入区块链,这个信息就具有不可篡改性和可验证性。第二,采用分布式系统。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系统具有避免系统崩溃的优点,由于没有统一的中枢,所以无需担心系统因地震、断电、黑客攻击等导致数据丢失[1]。 3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电子档案形成过程的可靠性无法保障。电子档案的物质架构不像传统档案那样容易区别和辨识。电子档案没有明确的物理形态,电子档案的形成过程无法由实物来确定,既无法进行追踪溯源,也无法进行过程控制。电子档案还无法拥有旧式痕迹,改动的痕迹在传统纸质档案里可轻松保存下来且清晰能见,可在电子档案要想保存这些过程记录却很困难。电子档案还容易受信息系统环境影响。电子档案属于档案的一种,要遵循档案格式固定内容固定的管理要求,而电子档案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又要适应信息技术的升级带来的变化。一旦电子档案依赖的信息技术出现较大的改动,就有可能与电子档案在兼容性上出现冲突,甚至造成内容失真等极端现象。 3.2电子档案数据存储安全存在隐患。传统档案的安全管理,因为传统档案的实体性,只需要提防有不法分子偷偷进入档案馆窃取档案信息资料,档案管理人员严格档案管理规定便可消除隐患。而电子档案必须运行在网络上,网络的安全性一直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传输和储存都离不开网络,由于网络存在很多安全漏洞,因此一些电脑黑客和不法分子,会利用系统漏洞的入侵获取档案资源和各种信息数据,甚至篡改档案内容,给档案资料库带来严重的损失,导致档案数据被破坏。在数据存储方面,电子档案主要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磁盘阵列等介质,全部数据集中存储在一台或几台设备上。集中式存储虽然给信息的储存带来方便,提高了档案的便携性,但是对储存的环境要求也相当的高,有时候一杯水,或者一次断电都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数据损失,一旦出现存储设备故障,就可能导致很多电子档案的信息变成乱码、破损甚至丢失[2]。 4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档案信任体系 电子档案存在的内容可靠性和数据安全性等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物理世界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没法凭空产生消失或随意修改。但是数字世界是虚拟的,数据可以人为或程序化删掉、改掉或复制,而且很难留下任何痕迹,这是两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区块链技术能让数字世界可以像物理世界一样真实可信,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电子档案的信任体系建设,实际上就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存储、数据流转、记录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电子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高度一致,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3]。 4.1实现电子档案的形成过程可控。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性与数据可完整追溯的特性,可以实现电子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而不用担心在任意环节遭到篡改或破坏。与现有电子档案的管理模式相比,通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档案管理平台,其管理阶段将向前延伸到生成阶段,区块链上的任意电子档案的内容变动及其传递过程,都得到了整个平台中其他节点的确认,每个节点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管者。同时,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不可篡改性,故对数据进行非法修改的行为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可以依靠区块链技术得到良好的保障。区块链属于去中心式管理,无论是档案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都无法控制整个平台。参与的每个节点数据库中保存的是所有节点的完整数据,并且由于时间戳与哈希指针的存在,可以实现对所有数据的生成周期的追溯。也就是说,每一份电子档案的生成、状态变动等过程,都将公开透明地展现在所有节点面前,完整的数据都将保存在整个区块链节点中,从而实现电子档案真实可靠、可追溯。 4.2实现电子档案的数据安全存储。区块链技术也能够解决电子档案数据存储风险。区块链支持分布式存储。分布式存储是一种数据存储技术,就是将数据分布到多个网络节点,节点之间通过加密协议进行通讯,各节点物理上分布不受空间地域限制,逻辑上又能构成一个整体,相互验证与互为备份,能够有效阻止来自网络的攻击、硬件断电、内部人员擅自更改等风险。与电子档案传统的集中存储相比,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更能确保电子档案的数据安全。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电子档案数据不再集中存放,而是被加密存储于一个分布式、虚拟和分散的网络中,更加安全可靠。当存储数据的任一单点受到网络攻击或出现硬件故障,也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其他的节点会继续发挥作用。由于存储的数据都不在中心化的服务器,不会出现服务器崩溃导致数据丢失,服务中断情况。另外,由于不存在中心化的服务器,黑客无从攻击,也不会出现档案数据被盗取的情况,可以完全实现电子档案的数据安全存储。 5结语 区块链技术被称为互联网的新技术革命,它必将颠覆和重塑包括档案管理在内的许多行业。区块链技术为电子档案信任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可以实现电子档案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充分保障数据的存储安全,从而构建新型的电子档案管理的信任体系。我们下一步的任务,一是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实践,以获得有益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二是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理论,以便为电子档案管理提供智力支持,二者的互动将会极大地促进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骆慧勇.区块链技术原理与应用价值[J].金融纵横,2016(7):33-37,76. [2]刘国华,刘卫华.电子档案安全管理模式研究[J].兰台世界,2010(11):1-3. [3]长铗,韩锋等.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7. 作者:白茹花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不长。本文探讨了数量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及展望。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优秀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性行为、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却已成为掌握经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方法。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发展数量经济学,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我国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优秀;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优秀,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优秀,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优秀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优秀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关系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文章结合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分析得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国民经济总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能源消耗 一、引言 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7.9%,我国占比达93.8%。由于其本身的不可再生和有限性,以及人类对它的巨大开采量,化石能源的枯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和废气威胁全球生态,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负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相互影响的能力越来越强,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分别就我国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现状分析 我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约7500亿吨标准煤,总量虽大,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建国初期,煤炭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 90%以上,之后虽有下降趋势,但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70.7%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66.0%。然而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4%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9.8%。我国目前形成了“煤炭消耗为主,多元化能源共同消耗”的能源消耗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数量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按2010年价格计算)来反应,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95003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0.85779万亿元,增加了约26倍,平均增长率约110.1%。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和品质属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采用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重)、环境约束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物资消耗,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放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面,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在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依据我国1978~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ECT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看出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了约6.6倍,年均增长率5.52%。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近些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合理,经济增长质量有望继续提高。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利用1999-2013共1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X1(单位:亿吨标准煤)与国内生产总值X2(单位:万亿元)数据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联性。经济增长质量(QGDP)各维度的细分类指标由于正负向不同,且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数量级,因此在进行指数合成前,需要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适当合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合成并取为X3。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价单整,且不适用于多变量。所以在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对序列lnECT 、lnGDP 、QGDP的平稳性用ADF方法进行检验(序列取对数后不影响其稳定性)。 检验结果表明: lnGDP、lnECT、QGDP序列及其1、2阶差分的ADF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四、总结 如今能源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主要因为它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动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提供了可能。经济的不断增长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由此可知: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需要以经济增长作保障。同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又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的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数量经济论文: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及应用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有力理论武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其预测和总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两者的融合和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 【关键词】统计方法 数量经济学 融合 应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作为强有力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延伸到经济学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合理的融合和利用,对我国国民增长的每一个环节的分析和评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对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证明,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配合,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先了解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白,在经济学领域中,任何的经济项目都是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然而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客观了反应了经济项目的变化,对其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收集和的分析。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了解当前的经济情况,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并分析它的发展方向。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动态经济和静态经济。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动静集合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在根据以往的数据和信息等形式,进行客观的反应,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综合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方向,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数量经济方法也是经济研究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计量,对经济的投入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利用数量经济方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中。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投入的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预测,利用其规律,回归到原本的公式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融合和应用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 在传统经济GDP的分析模型中,可以对其中的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统计,相关人员对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一定程上的融合与应用。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GDP的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对其经济指标也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影响传统经济GDP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与应用,就是众多因素的一种。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中的系数,对其经济的变化和增长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相关人员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样两种形式对相关的经济数据和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处理。但是,在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人员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初始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在建立的过程中,消除一些外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与我国进出口的税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也给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差。由于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因此在经济信息和数据统计的过程中,相关而对人员应当将其范围,进行不断的扩大,并且将各种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应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也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我国经济发展预测的过程中,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搜集和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描述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等。充分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手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本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的融合和应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分析,寻找经济变化的规律,并客观的反应出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分析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国内生产总之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本文最后还对维持两者的平稳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机构数量及管理政策探究和分析 【摘要】在分析普通金融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的和规模化,对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了,在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一般都是无效的,社会管理部门要对市场金融机构进行调控,控制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社会管理部门在对金融机构作出调整,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 管理政策 一、引言 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作出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控制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致癌物规模和存款规模。学术界也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大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关于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机构规模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一)家庭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在家庭部门的模型构建中,选取2H个连续的家庭来作为主体,每一期都会有H个新的家庭来取代H个旧的家庭。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标准的世代叠加结构。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年轻阶段和年老阶段。在年轻阶段中,每一各家庭没有任何的资产,但是拥有相应的劳动力。在家庭在年老阶段的时候,依靠年轻阶段的储蓄来消费。在这2H各连续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相应的消费偏好。在家庭的储蓄资产中,会用一部分来购买金融资产。由此可知,在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根据相关的计算得出,家庭的最优储蓄率是有折现因子来决定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最优储蓄率是不变的。 (二)生产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将生产部门视为企业组成,生产部门是由G个连续的企业构成的,G足够大,但是小于H,其生产是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的,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在研究中,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完全折旧的。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也是不一致的。各个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金融市场筹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者,完成企业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三)金融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涉及的进入部门是由Nt家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进入机构是有市场量内生决定的,其主要作用是集中所有家庭部门的储蓄金,将家庭的储蓄金提供给企业部门进行生产。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金融市场。根据相关专业的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存在异同,因此,各个企业的金融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和树立越多,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边际报酬也就会越少。由此得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低,金融机构的生产边际就越高。 三、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有效性分析 关于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的问题,是业界一直以来讨论的重点。社会管理部门能否通过对市场中金融机构数量的调整,通过有效的优化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实现金融部门总产出的增加。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竞争市场来分析该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局部垄断 在研究中,根据相关的假设和预算可以推理出,但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在金融机构逐渐增加时,增加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减少家庭部门中每个家庭投资资金的比数,不会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的经济。但是金融市场新增了一定的金融机构以后,必然会增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的消耗。同理可以推算出,如果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成本。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增加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就会节约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 根据资金平衡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在家庭部门总储蓄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消耗的总成本越好,必然就会使得生产部门融得的总资金减少。因此,当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过量的;社会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数量过多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数量,通过有效的调整,可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总成本。 (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相互竞争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把Q作为金融部门为企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固定资金和分析金融机构需要消耗的总成本来判断。在分析中,如果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以减少金融部门所消耗的总成本,使其达到最小,那么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就是有效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新增一家金融机构,就会分去原有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比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专业化的生产,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也会减小。其关系主要如下图所示: 图2-1 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变动趋势及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关系图 在图2-1中MTFC指的是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nt指的是有效金融机构的数量。根据上图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新增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够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消耗的资金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大于金融市场中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的数量,通过对金融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的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小于有效金融机构数量的。当当-MTFC=MTFC时,不管社会管理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减少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都是有效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数量是否有效的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管理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是否有效,都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优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优秀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优秀,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数量经济论文:当前经济的“质量与数量” 透视GDP 我国经济约10年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平均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即10.4%、10.3%。2013年为7.6%,今年一季度是7.4%、三季度7.3%,整体看来经济呈下行趋势。 如果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做好经济转型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在这个10年里保持中高速发展,即7%-8%。但是,必须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定要消除对GDP的崇拜,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消除GDP的水分。 多年来,GDP就代表政绩,而投资最容易拉动GDP,但这种拉动长期下来是有问题的。2009年,政府给出4万亿刺激,实际上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当年达到了9.2%的增长,却带来一大堆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的积压、环境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然后是通货膨胀。到2011年,通胀最高达5.4%,最后是资产泡沫。当年住房销售增加、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都是由过度投资带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抑制追求GDP、用过度投资追求GDP的冲动。过度投资造成GDP有水分,一是豆腐渣工程。二是一些项目建的时候有GDP,投产了却不能再产生GDP。三是一些项目投的时候有GDP,运行以后政府要贴钱,拿财政贴GDP。比如:几十个城市都建地铁,有些建成后不仅不起便民作用,反而成了财政包袱。 透视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发行周转存在一些问题。正常情况下,货币存量和GDP最高也就是1∶1,我们为什么这么高?有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4万亿美元要拿24-25万亿人民币收集来,多放出去24-25万亿人民币。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还不起,国务院有规定,要放债券等。实际上还不起怎么办?向银行借新贷还老债,这个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很多企业和个人手里拿着现金。 因此,看起来钱挺多,但是在很多地方钱不够。所以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影子银行的利息比正常银行高,其规模之大,据最近社科院报告为27万亿。钱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 透视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银行贷款的50%-60%。如果这两部分出问题,那么影响就很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出了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这几个角度讲,逐步采取主要发债,借新债还老债的办法慢慢消除,不是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 对房地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得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北京、上海,实际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对于这类地区,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另一类就是像鄂尔多斯等地区,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要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数据,消化存量大约需要20个月,现在房地产已进入了调整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它关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这种现象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30%,它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有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老百姓财富就缩水。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均价的年增长率是8.6%,通过两年调整期,我认为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供求关系比较平衡。 第二,逐步使房价不再过快增长,就是比CPI可能高一点儿。因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长远来看会涨,比CPI高点儿不会高太多。 第三,在这个过程里,将会出现对开发商的淘汰。有一部分实力差的开发商将被淘汰,这样房地产业会更健康。 从银行来说,也要注意风险。我问过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占30%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5%到26%、开发商贷款5%。个人贷款是优质贷款,一般情况下,除非他失业了或者企业破产了才会断。开发商贷款占银行房地产贷款1/4左右,工行1/5。开发商资金来源大概是这样,39%是自有资金,包括买地;31%是预交款,客户购房预付款;真正向银行贷就30%。这个数字对大开发商来说,即使房价下行,也不会有伤害,对小开发商有影响。 透视新变量 中国经济最终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靠什么?不能靠房地产、靠一些传统产业,要搞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必然要经历变革,金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不管是不是搞信息技术的,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要找机会,现在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汽车制造业也都在讲怎么转型成为信息技术引导的公司。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你的产业生产线,另外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来联结你的有关产业。互联网最大好处是连通,能够连接与你有关的产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你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让你有更多和别人合作的机会。这种企业困难的是资金,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微企业如果有定单,或者有一定应收账款,现在有了互联金融,应收账款和定单都可以抵押贷款,这样就可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周转,这些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优秀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优秀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优秀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优秀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优秀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优秀,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论文: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效用对比,对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这一课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控制流乞数量的有效办法不在于救助制度,而在于提升底层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劳动效用;乞讨效用;数量均衡;贫富差距 一、正文 城市的经济发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乞讨“契机”,然而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却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第一,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者涌入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交通甚至社会安定;第二,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超出个人劳动收入”而进行乞讨的居民的机会成本为其所占有的劳动要素的收入,即流浪乞讨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居民的“随手施舍”其实质是对社会收入的不合理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滋生了其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因此有效地控制流乞数量是解决流乞问题的新方向。已有的学者把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焦点定在救助制度上,并通过一定的调研,提出了对救助制度的看法,然而效果甚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流浪乞讨现象进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学角度的不足。 二、结论 正是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与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相对大小的关系,使得某一地区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均衡之中。由此看来,控制流乞数量在于对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的相对大小的控制,而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所以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即提高底层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中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稳定,最终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当有多个农村A区和城市B区时,结论依然成立。即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不在于如何救助流乞,而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低保的完善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救助站的建立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 三、政策建议 无论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中国梦的实现,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福利问题都是社会道路上应该解决的难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救助制度,完善救助体系,即根据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流浪乞讨现象无法消除,但是需要控制,同时是可控的。政府应该充分通过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使得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在可控的均衡数量内波动。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中国如何创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渊源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等15家新闻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优秀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优秀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优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优秀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亮点,在于用“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主题。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5年多了,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弱复苏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情况下,如何找寻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常关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创新是真正的强大动力。 “回顾中国近年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要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造成环境负面影响,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张晓强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既是当今世界聚焦的方向,也是中国实现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发展动力。“此外,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总理亲自出席达沃斯,与企业家互动,并出席开幕式,做主旨演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高度重视。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张晓强说。 数量经济论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数量经济论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摘 要]本文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各地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且,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这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转型;粗放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而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经济转型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主要在于,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了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并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1.短期任务:调结构促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5%,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53.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8%、39.5%、38.7%、40.4%、39.6%、44.1%、49.8%、43.1%和50.8%。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只有小幅上升。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了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这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2.中长期任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同时,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上升为1。47%,2012年为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优秀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和环境,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过量投放的货币加重了粗放扩张和通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力度稍显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二十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9.2%、2010年10.4%和2011年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著文提出,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评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的7.5%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更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整个春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和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总理在2013年3月2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比重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根据他们对两千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影响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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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分析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论国内金融经济压力指数勘测 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本文提出的金融经济压力指数是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因素结合起来构建而成的反映整体经济情况的指数,并且侧重于反映整体经济环境的压力监测方面。对于反映金融压力方面,早有学者提出了金融压力指数,其概念为由金融市场的因素导致的预期损失变化或不确定性带给投资者的压力。本文也借用这个概念并加入实体经济因素,形成金融经济压力指数(FinancialEconomicPressureIndex)。FEPI是“金融经济压力指数”的简称,是北京物资学院投资风险量化分析科研创新团队,在2011年底研制并建立的一套针对中国金融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的综合量化反映的指数工具,该指数工具是由若干个指数成份合成运算出来的综合指数。 中国金融经济压力指数分类的说明。按用途分类,FEPI分为FEPI长期月度跟踪监测值、近期月度跟踪监测值、月度预测预警值三个种类。FEPI指数具有理论综合性、因素集成性、统计显着性、实践检验有效性、应用图形分析简明性等特点。FEPI指数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定量地跟踪监测中国金融经济整体势,二是预警中国金融经济整体风险。借助于FEPI这个指数化工具,有助于境内外投资者把握其变化周期性、趋势方向性与拐点,有助于对基本面风险进行综合判断,提高抗风险能力。 中国近期FEPI月度跟踪监测值报表 近期FEPI指数的跟踪监测与预警分析 (一)中国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分析 从中国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分析角度看,可以得出如下分析评价结论。一是FEPI指数的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金融经济正在面临方向性选择。从FEPI指数近期走势来看,FEPI观察发现,9月份的FEPI指数为0.005735(见附表),FEPI指数逼近0点(见附图),表明当前处于方向变化的临界状态。保守估计其未来可能上行,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拐点需要等待进一步FEPI信号确认。二是2012年1月以来的FEPI指数走势表明,FEPI指数整体趋势下行,虽然下降幅度逐渐减小,但目前尚未出现筑底企稳的征兆。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建议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提出以下投资建议。一是金融投资可能有短期机会。FEPI指数趋势显示,有短期横向波动可能,投资者当前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短期投资,控制仓位,作少量操作。二是目前不宜布局中期投资。考虑到FEPI指数走势,当前金融经济并未企稳上行,未来中国金融经济走势不明朗,如果冒然出手进行中期投资做多或做空,将面临较大风险。如果选择做空,则可能会由于政策面加大调控或新的数据变得比预期好而使做空者将面临较大损失;如果做多,无法避免经济继续下行而带来的风险。因此,中期投资仍须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可持观望态度。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展望 不久前,总理指出:“今年还剩一季度(指2012年第四季度)面临困难还不小。”“国际金融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仍十分严峻,扩大外需难度仍很大,弥补外需萎缩的难度不小。当前,企业效益下降和政府收入增速减缓比较明显。经济趋于稳定的基础不牢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未雨绸缪,沉着应对。” 总理的讲话使我们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理解,对正确判断当前的形势有重要指导意义。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我们必须有长期打硬仗的准备。”通过总理讲话、专家的分析,使本文上述的FEPI分析得到了一些验证和补充。FEPI指数的研究对当前实际情况的风险分析与监测,对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及时发出“黄色”风险预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对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作用探讨论文 摘要: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多边经贸规则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使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论文联盟-WWW.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总的观点和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途径和必要阶段。 4、区域经济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走向联合,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创新论文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管理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存在角色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在观念、组织及文化等多方面不断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地区间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集“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等角色于一身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不断创新。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作用 1、制定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规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制定者必须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同时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充当“战略家”的地方政府必须深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楠神,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分配各种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使其效用最大化。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尽力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地方政府要以服务行政为理念,倍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营造一个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向区域内的各类群体和组织提供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须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4、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质 地方政府应坚持科学发展与五个统筹思想,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加强区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利益磨擦与冲突。另外,地方政府还须在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二、地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及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管理行为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自身承担的经济职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却做得不够。 2、地方政府存在着信用危机 作为投资软件,信用环境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因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安全和风险系数。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无疑居于关键的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失信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济操作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地方政府的失信不仅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会使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没有安全感,进而导致大量投资的外逃。 3、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 依法行政不规范现象普谊存在。一是执法主体过多过滥,造成多头执法,交叉执法,一事异罚,一事多罚;二是行政执法目的不明确,把执法作为创收手段,以罚款代替执法;三是执法行为不文明,态度粗暴; 四是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出示证件,罚款不提供依据,不出示处罚通知书,不开收据等;五是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标准把握不准,罚不罚,罚多少,全凭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让民众怨声载道,恶化了干群关系。 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观念创新 只有从观念上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指导具体行动上的创新。第一,责任理念。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执法犯法等状况,正急切地呼唤着必须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并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信用政府。第二,效能理念。由于资源的短缺性,政府必须尽力使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除了要杜绝可以避免的浪费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各种资源进行台理配置。第三,廉洁意识。要求政府员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自己的职权寻求额外的“租金”。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败坏公共道德、损害社会公正。 2、组织创新 地方政府组织的创新,可以大量地借鉴企业组织好的经,例如扁平化。尽量减少政府组织的层次,可以使政府决策部门尽量接近企业和居民,直接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由市管县到省管县的转变就是减少行政层次的例子。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四个直辖市在内的22个省份进行了省管县体制改革,效果良好。另外,我国的政府事业单位也开始分类改革,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妥,提高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改革的经验总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的。不少地方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深圳市盐田区围绕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以增强政府管理水平和社区自治功能两条主线,通过制度创新,实行城市基层管理全面改革,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并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以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对于好的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 3、文化创新 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能力,仅靠物质激励是不够的,精神激励同样需要重视。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造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鼓励所有社会成员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及积极性。关于创新政府文化,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一书中建议采取4C战略:明确政府组织的目标;为绩效创设后果;使组织更加对顾客负责;改变控制的位置和形式。不过他们也承认,除非4C战略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否则通过4C战略所进行的变革难以持久。一线雇员与基层工作人员是创新的源泉,这是很多美国企业提供给政府的成功秘诀之一。政府应运用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和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文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研究论文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优秀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浅论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优秀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优秀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优秀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由资产证券化、疏忽的监管与盲目的全球投资者共同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允许混业经营后,新型衍生工具频频催生,信用消费门槛大幅调低以扩大市场,而巨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9·11”以后的2002年至2004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大鼓励了商业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前,信贷市场已经普遍采用将同质按揭贷款集中打包成新的债券(即次级债),在二级市场出售,这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对冲信用市场日益高涨的风险。 二、欧盟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欧洲各国联手救市。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的首脑峰会成为欧洲由各自为政到联手行动的转折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出席了会议。各国一改前此前各自为政的形象,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优秀内容是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优先股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的融资困境,稳定金融市场。会后第二天,各国便纷纷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拿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德、法、英三大国分别公布了5000亿欧元、3600亿欧元和5000亿英镑的庞大救市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当日也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案。在随后15日、16日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援案,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外,还着眼未来,力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防止危机重演。欧洲领导人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却波及世界,欧洲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已“病入膏肓”,须推倒重建。在10月15-16日举行的峰会上,欧洲领导人一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18日,萨科齐和巴罗佐还特意到美国说服布什召开全球金融峰会,以推动改革。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更深刻发展,单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更加脆弱,从这个角度讲,区域协调与合作在将来会更多而不是更少。欧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组织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在面临风险的时候能够更快地协调一致行动,避免因各自行动伤害区域组织权威,以及造成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困难。而欧盟内部应抓住合作机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加快成员国经济整合的步伐,促进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政策阻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在剧烈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声音仍比较微弱,作用尚不足道。相比之下,区域合作力度上升,地区大国协调和主导作用进一步突出。欧盟作为当前世界发展较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各自应对和联合行动两个阶段,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挑战更是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来推动国际分工来推动经济微观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运用行政手段,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挥相互比较优势来推动宏观一体化,微、宏观两种动力在发展中既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提升了区内比较优势、统一了区内游戏规则、深化了区内的市场,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投资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并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在本区直接投资以绕开各种壁垒。在论证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又论证了两者的互动和进一步融合,认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推动世界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内部经济活动障碍逐步消除,跨国公司将可能淡化其国家属性而强化其作为区域公司的属性,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各区域经济组织对区际商品、资本、要素和服务的流动具有一定保护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和资本在区际的流动,跨国(区域)公司拥有本区市场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大对其他区域的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分享各区域组织内的大市场,目前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浪潮只是这个趋势的前奏。跨国(区域)公司之间的相互投资形成一条条联系区际经济的纽带,将再会产生微观一体化对宏观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而使区际一体化成为可能。欧盟――地中海经济圈、大西洋共同体、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以及澳――新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对区际联合和一体化的新构想。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微观一体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类似的三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不断强化各国(区)的经济比较优势,使世界各国经济间的分工由民族国家向产业间分工转移,这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二是跨国公司不断趋同和深化全球的经济活动规则(当然,WTO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对全球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但这些规则绝大部分是跨国经营活动的事后认可),从制度层面上促使全球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趋同;三是跨国公司深化了世界市场。而遍布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以及区域的扩张和联合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区际投资促使区际进一步融合,区际融合导致更大区域范围内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的推动作用,随着两者互动频率和互动力量的增强,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便会增强。目前这个趋势已初露端倪,世界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因素增强,各种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以及世界银行、IMF和WTO等国际机构调节作用和调节能力的提高,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在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基础上迈出了宏观一体化的步伐。作为一体化的初始阶段目标――自由贸易随着WTO的成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零关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有关投资自由化以及其他各种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等,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提供直接的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和补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后,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近来也呼声高涨,但是东亚各国之间所特有的一些状况依然对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优秀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优秀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但作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主渠道的“10+3”仍在进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部分已经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在进行,通过建立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关系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逐步转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如果各方能摈弃嫌隙,拿出合作的诚心共同协商解决困难以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那么共赢局面的到来将指日可待。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二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跨国公司对某一区域所进行的国际化生产、直接投资、贸易等活动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对于行政区域区隔化而提出来的,它在国际间、国内各城市间都得以广泛运用,加以剖析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再发展 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歧视,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中的状态或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做到相互之间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或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间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此来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期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等经济实体相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又一选择。时下,国际间、区域间频繁交往,其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发展。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扩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欧洲空间局便是欧洲各国航天的一个协作体,协作的是技术经济。近十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很快,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时,除日本、香港以外,几乎所有WTO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目的,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中国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我国对参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持积极态度。 1.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给我们提供了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2.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改善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通过近五十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国、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国和法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了历史恩怨,促进了经济关系发展,同理,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这样做。 3.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加强中国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财政政策。今天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应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等,从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实施了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为启动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宣布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的合作计划。主席在去年访问拉美时,还正式启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在主席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还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议,都是向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来积极地加以推进。近几年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中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世界各国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每年我们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无数次双边会议,像与美国就召开了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欧盟扩大补偿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日本、俄罗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亦日趋密切。 二、中国沿海三大区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我国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经济联合体,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并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联合,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能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的,但毕竟在推进中。随着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力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 三大经济圈人均GDP依序分别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4246.8、4652.7和1304.4万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数据来源:三大经济圈有关省市发改委地区司规划处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发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跨地区大整合正在粤港澳、闽、赣、湘、桂、琼、云、贵、川及更广泛地区展开,甚至连鄂、豫、陕、甘、宁都参与了进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签订,对香港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推进“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我们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早先,广东省政府就决定拿内部离心力最大的佛山市开刀,撤销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个县级市的建制,将它们同时并入佛山,成为佛山的四个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经过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过去那种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为此,新的佛山市从大佛山出发,对自己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新作了规划,明确提出了“倚重广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体地说,必须冲破“以己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起大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经济圈和广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广佛都市圈,与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格局接轨,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分流广州城市功能,构建优秀城市边缘聚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实力优势和所有特有的区域优势,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增强向珠三角边缘区域及广东周边地区辐射。接着,广东的惠州市、汕头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区划大调整,是新中国49年以来广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广东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在广东,这样大力度的调整不会只此一次”。 2.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区域经常召开15个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会议,正在形成一个区域内多方沟通共同发展的渠道与机制,正着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世界博览会为吸引力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经把其属下的海宁、萧山进行了整合,从而把杭州从“西湖时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钱塘江时代”。 江苏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优秀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本世纪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苏南地区就有吴县并入苏州、锡山并入无锡、武进并入常州。从形势的发展看,苏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纵连横的整合已成大势。 从大的方向上,长三角沪苏浙三地已经达成了相对一致,今后,三地的发展会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城市之间会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调,共同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圈。 3.环渤海经济圈 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真正拉开架势是近两年的事。虽然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由于环渤海它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变成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亿人。环渤海地区共有城市157个,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3个。 国家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发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其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是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海陆空交通发达便捷。环渤海地区拥有40多个港口,构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络的枢纽地带,交通、通讯联片成网,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陆海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项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渤海五省(区)二市国民经济连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态的区域经济,象沿铁路干线、沿国家公路线、大运河流域、少数名族区域、多省市交界区域等等。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及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但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引着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着不少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合作;金融信贷短缺;经济衰退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的总结,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从金融资本和经济实体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对称发展,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纷纷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盟资源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以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和全球要素资源的加快流动为特着经济全球化的的升级,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1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1.1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相互之间自由浮动且大幅波动;(2)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建立的国际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由于目前对美元发行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往往从本国经济的需要出发决定货币政策,引起国际流动性大幅波动,最终引发各种金融危机。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是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调节者,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影响国际流动性的松与紧。从历史上看,在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后,当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形。 1.2货币错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化的趋势下,放大了金融风险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的大型危机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机),都存在显著的货币错配情形。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础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提供解决货币错配的有效机制。 1.3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金融监管的不对称,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从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是采取盯住汇率制的,在危机中均被迫贬值并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且除了1982~1983年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中采取了广泛、间接的外汇管制外,其他危机中各国在汇率自由浮动前,基本上都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在从资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向资本账户开放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由于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很多小型开放经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但在拥有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都很顺畅。 2区域合作的进程 2.1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特征明显 2007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进展,是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议题成了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峰会、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这表明,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东亚地区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是东盟,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宪章》,决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提前在巧年实现。《东亚宪章》试图借鉴欧盟的经验,使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能够步入机制化的轨道。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到现在已历时10余年。总体来看,东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逐渐扩大了范围和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关税、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经济合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目前还处于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阶段。 2.2美洲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贸易、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及涉及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在自由化的时间表上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灵活做法。贸易商品将在15年内分4个阶段实现关税项目和税率减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关税税目、税种达3000多项,免税商品总计4000类。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的贸易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运行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尤其在促进美、加、墨3国的贸易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美加墨3国贸易增长,尤其墨西哥成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与美加的经贸差距。 2.3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经过5轮扩大,到2004年成员国从创始时的6个增加到25个,名称也变为欧洲联盟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欧盟承认的候选国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欧盟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世界的25%。从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强中的欧洲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00强中欧洲跨国公司份量的变化来看,现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有着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因此现在看起来,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逐渐赶超美国。 2.4非洲联盟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商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足世界投资总额的2%和仅占世界贸易总量2%的严酷现实,一些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非洲各国并没有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相比之下区域化经济才是非洲经济的最佳选择。但多年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并未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预想的积极成果,机构重叠、体系复杂、缺乏运作资金等妨碍了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如何整合这一资源,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JP2]作为非洲大陆新的地区性组织,非盟成立以来为消除地区贫困、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合作的非洲,力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经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1金融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信贷的急剧下降,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短缺。由资本短缺造成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本国贸易保护,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降低。 区域金融监管的全球协作缺失的加剧。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要实现对表外实体的有效监管,跨部门、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监管职能的差异,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区域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严格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各国政府纷纷开展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很少顾及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乱、运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同时注意将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划分开。 3.2经济衰退 成员国处在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承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贷资本和经济实体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国难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拯救活动。而其他成员国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论上的纳什均衡点,导致处在经济周期最脆弱的环节的国家的经济恶化加剧。 投资的减少,减缓区域合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更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由于国内资本的脆弱,外国投资也是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来源。随着金融巨头的崩溃和投资者的战战兢兢,世界信贷量正在迅速缩减,贷方倾向于放弃充满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把钱放到安全的投资中。虽然在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通过国际效应蔓延到整个经济合作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冲击,造成群体性的经济萎缩。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优秀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优秀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国外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国外经济发展落后的因素分析 一、背景简介 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拉丁美洲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被打破,在后来的300多年里,拉美各民族长期处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791年,海地人民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尔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经过30多年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826年,西班牙最后一个殖民据点卡亚俄港的守军投降,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南美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二、资源概况 拉丁美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非常有利于各种作物生长。世界上绝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在这里生长,其中的咖啡、可可、香蕉、蔗糖等作物的产量之高,更是名闻全球。此外,拉丁美洲还盛产橡胶、奎宁和棉花等。拉丁美洲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天然牧场面积大约4亿5千4百万公顷,占拉美总面积的20%。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所输出的肉类罐头,在世界各国出口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的森林覆盖率为44%,共9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森林面积的30%左右;可利用的水利资源达4千9百亿千瓦,约占全世界可利用水力资源的10%。这里的河流、湖泊以及大西洋、太平洋沿岸还盛产鱼类,秘鲁、巴西沿海和加勒比海是闻名于世的三大渔场。拉丁美洲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现代工业最重要的矿物原料几乎全都具备,不少矿藏的储量还很丰富,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巴西的铁矿石、牙买加和苏里南的铝土、古巴的镍、智利的铜、硝石、秘鲁的钒、玻利维亚的锡、锑、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三、原因分析 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按条件和资源应该高度发展。可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一百多年里,其经济的发展反而远远落后于同处一个区域的近邻美国。为什么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在经济上没有象美国那样来个大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考迪罗主义”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保留并发展了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政治上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这种政权的表现形式就是“考迪罗主义”,即军事独裁统治制度。(“考迪罗”一词为西班牙语,原意是指首领或领袖,后来泛指拉美地区的军事独裁者。)“考迪罗”主义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造成政治局势的经常性动乱拉丁美洲在独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始终处于剧烈的动乱中。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的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各地区的“考迪罗”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国家政权,不断进行无休止的血腥战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考迪罗”都会利用一切机会,随时发动政变,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国家权力的频繁更迭。例如:墨西哥独立后至19世纪末,更换了72个政府;委内瑞拉在19世纪共发生过50次“起义”;玻利维亚在74年中,爆发了60次“革命”;哥伦比亚在1830年至1900年间发生了27次内战;秘鲁1829年至1845年间更换了12个总统。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2.促进大地产制的膨胀性发展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们是依靠地主集团提供的强大经济支持夺取政权、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因此,在他们上台后,竭力维护和巩固大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例如:阿根廷独裁者罗斯在他统治期间,先后将50万公顷的土地,无偿地分别割送给支持他的大地主。1880年到1884的间,墨西哥政府通过一次丈量土地,把占全国1/4的土地全部赠予本国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因此,这一时期成百次的起义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因为它们并未促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没有消灭殖民地时代盛行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革命之后,大地主仍然存在,甚至依靠这些“革命”繁荣起来,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拉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3.打开帝国主义入侵的方便之门拉丁美洲各国的“考迪罗”为了巩固政权和地位,都极力寻求国外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引狼入室。例如:阿根廷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民族革命力量分裂为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都借助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从而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内战。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29年预算赤字为1500万比索,英国乘此机会,采用种种手段,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在阿根廷的地位。在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权利的斗争,导致了1961年至1967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干涉。后来,美国又在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夺取政权后进入墨西哥,控制了全国主要的经济部门。拉美各国军事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动摇,经济上的倒退,民族独立的丧失,使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延缓了经济的发展1791~1826年资产阶级性质的拉美独立战争,并没有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克列奥(即土生白人)地主阶级在独立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取得胜利后又把持了国家政权,因此,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没有被废除,反而更为发展。克列奥地主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廉价收购、强迫迁移、非法没收等卑劣手段,最大限度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已有,使土地高度集中。他们在19世纪一个世纪中併入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併入大地产的土地总和。例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1830年,每个地主平均占有土地1万6千公顷,到1840年则增加了84%,达2万9千公顷,到19世纪末,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120万英亩。又如在墨西哥,独立战争前大庄园的数目有4944个,到1854年则达6093个,到20世纪初,拥有2万5千英亩以上土地的庄园有300个,拥有6万3千5百英亩以上的有116个,拥有7万5千英亩以上的有51个;拥有25万英亩以上的有11个,最小的庄园也不少于2千5百英亩。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它最根本的失败。结果,大地产制像一个重负似的套在拉美各族人民的脖子上,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大地产制”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造成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整个拉丁美洲的自耕农数量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占绝大多数的是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中的债农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每年在地主的庄园中劳动180~265天,不仅农民本人,就连其儿孙也得继续偿还债务,沦落为半农奴性质的债务奴隶。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带来的必然是十分低下的生产效率。更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关心的只是保持大地产和满足于在庄园内对农民无限制的封建剥削,根本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结果使近90%以上的可耕地完全荒芜。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1920年巴西有6个州,每个州所有的犁竟然不到100部,平均每214个农庄才有一部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得不到提高,反而逐年下降。据统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至少下降50%以上,迟滞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2.阻碍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拉美各国的大地产者满足于庄园内自给自足的经济,缺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热望。巴西的大地主曾声称:“我们家里所需要买进来的只是盐、铁、铅和火药,其它一切东西都是在地产内自己制造的。”这样,既限制了工农业生产,也限制了随着生产发展而形成的贸易交往。这种闭关自守的农业,是适应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的。为了摆脱困境,大地产者不是从发展本国农业、工业的奋斗中求生存,而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屈从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种植一种或者几种可供出口的作物,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香蕉,古巴、多米尼加的甘蔗和蔗糖,厄瓜多尔的可可等。这种适应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牟取暴利而发展起来的单一性的农业,根本不能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地主们宁愿在欧洲的赌场上倾家荡产,也不肯购买农业机械和现代化设备。例如:阿根廷的牛羊饲养业大王们,对于修筑急需的铁路一事实行怠工,反对建立肉类包装工业,反对培养纯种马、短角牛、螺角羊以替代劣等牲畜,反对开垦极肥沃的大草原来种植谷物,尽管这些技术的改良,几乎可以使他们一夜间变成巨富。大地主的愚昧无知,延缓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使拉美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帝国主义。 (三)军事上的频繁战争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拉丁美洲各国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扩充地盘,往往利用殖民时代各种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战争连年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25~1828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第一次乌拉圭战争;1836~1838年,智利、秘鲁、玻利维亚战争;1834~185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第二次乌拉圭战争;1864~1870年,巴拉圭与阿根廷,巴西与乌拉圭战争,即巴拉圭战争;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战争,称太平洋战争。战争带来了两败俱伤、家破人亡的恶果。如1864~1870的巴拉圭战争,进行了5年之久,战争结束后,巴拉圭作为一个国家惨遭破坏、彻底崩溃:土地荒芜,男人绝迹,城市变成废墟,整个国家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垮了。战争开始时,全国人口总计133万7千多人,到战争结束和平实现时,全国只有22万人,其中男子为数不过28746人。经过这次空前浩劫之后,巴拉圭始终没有恢复,直到今天,人口比1864年战争爆发之前还是少些。交战国巴西损失5万余人,耗费6千3百万英磅,外债却高达1230万英磅。1879-1883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秘鲁的太平洋战争,持续了4年多,结果,玻利维亚、秘鲁两国损失惨重,前者丧失了15万8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后者则丧失了塔拉帕卡省,失去了对阿里卡和塔克纳两省的控制。沿海的肥沃谷地,完全变成荒野,作为秘鲁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硝石大部分被夺走,财政收入锐减到600万美元,仅及15年前的1/3,而外债却高达1亿5千万美元,社会经济倒退了若干年。 (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了经济的发展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拉美各国独立后,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法、德等国的竞相角逐、巧取豪夺,使这个地区成为半殖民地似的附庸,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最早侵入拉丁美洲的是英国。它通过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手段,进行超限度的剥削。被称做“不列颠帝国的第五自治领”的阿根廷,其经济所有部门差不多都被以英国为主体的外国资本所控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除阿根廷外,英国资本还控制了智利的硝石,巴塔哥尼亚的咖啡和羊毛,巴西的棉花,亚马逊的橡胶,委内瑞拉的石油,墨西哥的银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已拥有118条铁路,45家港口服务公司,112家公用事业公司,25家硝石公司和23家石油公司,并且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电话、电力和水力事业。拥有200万英磅资本的圣保罗铁路公司,1888年的利润率为10%,1890年为14%。英智硝石公司从1902年成立起,年利润率从不曾低于16%,1913年更高达30%。莱维普硝石公司1885年的利润率高达50.7%,1913年竟达150%。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材料,1923年,英国资本从拉丁美洲获得的利润高达4700万英磅之巨。据统计,英国对拉丁美洲输出的商品价值,1807~1814年间,平均每年为400万英磅,1825~1827年则激增到每年平均为6600万英磅。到1913年,贸易额占拉美输入总额的24%,占输出总额的21.2%。投资额1827年为2500万英磅,1870为年8700万英磅,到1913年达到10亿英磅。美国资本主要集中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12年,美国资本在墨西哥控制了采矿业的78%,冶金业的72%,橡胶生产的68%,石油开采的58%。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强迫其承认得克萨斯为美国所有,并且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内华达、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各州以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转让给美国。从此,墨西哥丧失了整个领土的一半以上,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这次战争使墨西哥一直到现在仍然还能感受到它在经济上的破坏影响。从1856年起到1903年止,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了50多次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经济势力也随之得到迅速扩张。据统计,美国在拉美的投资,1899年为3亿美元,1913年增加到15亿美元。尽管这个数目大大落后于英国,然而美国对拉美贸易方面却超过了英国,占拉美输入比重的25%,占输出比重的30.8%。此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挑起战争、索取赔款,掠夺拉美人民的大量财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经营采矿,剥削拉美人民,使拉美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大量外流,极大地影响了拉美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拉美地区的发展。 结论综上所述,拉丁美洲各国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虽然也有过一定程度的进展,工业、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增强,但是,这种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比同一时期、相邻地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缓慢的发展还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只发展了少数农作物、矿业原料和加工工业,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经过独立战争,拉丁美洲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却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实际上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属国。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原因的合力,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严重局面。 国外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国外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印度的发展在长期停滞后又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急速增长,这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为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印度正在崛起,这不得不归功于印度独特的发展模式。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印度的发展模式:第一部分阐述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第三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印度;发展模式 1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中叶,印度摆脱了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发展模式也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曲折道路。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为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实行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机制,现代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经济模式,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外资源与自力更生结合的发展方针等。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印度经济模式虽然存在着问题,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开始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再一次证明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促进了印度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1947年,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开始执政,他强调国家计划,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国有化,限制私营企业,保护民族产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偏向于苏联模式的“尼赫鲁模式”。此模式下,印度实行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同时并存,而以公营企业为主;实行计划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自力更生、进口替展模式。尼赫鲁模式获得了成功,并使印度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使得满足不了人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以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最终由于农业衰退、财政危机等原因导致了印度经济状况的恶化。印度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革。 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执政期间都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加大出口的力度,减少贸易壁垒,看重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拉•甘地还提出“用信息化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最后引发了印度社会的信息产业革命。经过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的调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年增长率超过了5%,从此摆脱了发展缓慢停滞的阶段,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1年以后,拉奥政府刚上台就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口号的改革。拉奥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工业、贸易、投资、外汇和金融等领域的政策。他继续实行自由进口政策,放松进口限制;他还在更多的领域增加公营部门,扩大公营企业的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干预。拉奥政府的模式再一次取得了成功,使得印度90年代的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并由此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1998年以后,瓦杰帕伊联合政府上台以后,把扶持的重点放在了以IT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大力推进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2004年辛格上台后,调整了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力度,他强调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差异,减小贫富差距,并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国内上产总值中的比例。再此时期内,印度经济仍然以很高的平均增长率继续增长,大大增强了印度的整体实力,为印度的崛起做好了准备。 2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 (1)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印度自1991年以来印度加快了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取消许可证制度,旨在使限制过多的经济体制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1991年,拉奥上台后,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印度经济向国际化转轨。 (2)以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为发展的重点。印度依靠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其龙头产业——软件业的发展更是另世界其它国家刮目相看,很多学者称印度为“世界办公室”。印度的软件业在世界上是最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近几年来,它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印度在世界软件开发和特种软件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了20%。除了软件外,印度在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会计服务、技术服务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发展。印度的服务业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增长速度,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3)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努力地完善私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为了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私营企业能够参与重要的经济活动,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了更多的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现在又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电力、钢铁等部门的发展。印度的私营经济在独立以前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91年以前,印度就已经是一个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4)实行对外开放。印度对外开放长期封闭的国门,强调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1991年以来,印度开始积极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1991年六月,拉奥政府认识到限制性贸易政策的缺陷,开始着手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经济改革,放宽外贸政策。一是修改进口政策,减少办理进口许可证的程序,放宽进口许可证的范围;二是政府帮助出口商向世界各国出口印度商品,取消出口津贴,以确保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三是采用由市场决定的兑换率,扩大低息出口贷款,降低并调整进口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印度还放宽了对资本市场的限制,政府向私人共同基金、国家基金、印度侨民和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了股票和证券市场。 (5)完善的印度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印度之所以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这与印度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受英国立法方面的影响,其法律体系非常完善,并且与一些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着很好的兼容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更是以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等方面为重点完善立法。印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印度的金融体系也沿袭了英国的金融制度,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都有条不紊的向前发展。 3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之道 独立后的印度根据自身的国情,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另我们称道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它并没有过多的依靠外国投资,依靠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出口廉价商品,只是单纯的依靠扩大内需来增加本国国民收入,所以使得印度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增强本国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第二,印度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与印度政府在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的同时,充分重视将印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作法有关。印度政府一直既坚持自由化与市场化,又实施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合作。自由化与全球化相兼容的发展模式,使得印度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第三,印度坚持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印度在实行全球化的同时,还极力维护传统的一些保持民族本性的东西。通过财税方式集中资金,并利用银行融资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防止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生产的首位,减少人民生活对外国的依赖;印度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建立起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自主制造各种机器设备,减轻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赖。 第四,印度还实行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同步发展的增长模式。印度在经济发展中不偏袒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部门,有效地防止收入两极分化,同时也避免某些集团为谋取私利的一些不当作法。 最后,印度规范严谨的教育模式为印度高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印度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扩充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加大科技研究的力度。没有成功的高等教育,印度的软件业、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服务业只能是无源之水。并且印度实行精英教育制度,为高新技术产业做足了人才储备。由于历史原因,印度把英语作为官方语音。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度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这种有别于其它东亚国家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它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它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它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印度发展模式,劳动力被排除在了现代经济之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闲置,制造业发展不足等等。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多样化的,所以无论一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只要是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并为本国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模式,我们就认为它是成功的模式。 国外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国外经济发展中政策金融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优秀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政变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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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发展中政策金融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优秀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政变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现状 关键字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大为改善,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金融状况有所好转,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投资踊跃,已基本走出基础差、积累少的困境。虽然越南经济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但其基础已经稳固,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也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越南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越南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经过短时间的恢复,近几年越南经济出现新一轮高增长势头,与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波动形成鲜明对照。本文试图对越南在21世纪初的经济表现及高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并探讨其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世纪初越南取得的经济成绩 1.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跨入21世纪以来,越南国民经济已连续四年出现递增性增长态势(见表1)。从越南经济各项指标来看,一是出口市场扩大,出口额激增,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提高;二是国内投资、消费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同时,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2.经济结构继续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工业化进程加快,外资和国内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农业所占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产量的绝对值仍在增加,且增长平稳(见表2和表3)。农业的稳定发展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越南经济的稳定发展。 3.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01年以来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还债能力不断提高(见表4)。2001年财政收入100万亿盾,超过计划13%;2002年财政收入完成年计划的106.5%,约为73.9亿美元,同比增长7.8%;2003年财政收入不仅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连续第六年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比增长11.3%。财政收入状况的改善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投资力度加大,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财政支出增长率从2001年的9.2%上升到2003年的14.1%,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越南财政收支持续好转,是经济稳定发展的结果。它将在今后几年内,在保障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完成、鼓励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饥减贫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4.社会投资踊跃。越南经济增长稳定,使得投资者对投资利润预期乐观,投资踊跃。投资呈递增趋势。2000年越南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0.8%;2001年这一比例继续上升,达21.9%。2002年社会总投资额达1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3%。投资增长主要是受国内私人投资大增的推动。2002年,非国营企业投资额达32.4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私人投资约2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3%。2003年社会总投资217.6万亿越盾(约合1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国内资金占83.2%(国有56.5%,非国有26.7%),外资占16.8%。同期,外国投资也大幅度增加(见表5)。从投资和发展的关联性看,越南已形成国内积累—投资—发展的良性循环,摆脱了对外资的过度依靠。 5.对外贸易持续增长。2001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衰退和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对外贸易等各项指标增长幅度减小;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越南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大关,总额达448亿美元(见表6)。一些主要出口商品像原油、纺织品的价格明显上涨,出口量大幅增加,使得越南的出口增长加快。总的来看,越南的出口贸易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进口方面,贸易逆差大幅增加,进口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原材料、燃料及零配件等,而对消费品进口的限制仍十分严格。 经济持续增长原因分析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随着革新的不断深入,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年的发展使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作为市场要素的价格、利率、汇率、竞争和分配机制已全面市场化,劳动力、金融、证券、技术和信息等市场体系正在积极培育和发展之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并与市场机制逐步适应和匹配。在微观基础领域,越南已由单一的公有制体系发展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一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还以各种方式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刺激,使经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2.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个推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第一,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越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积极引进机械设备、原料等发展本国工业,减少国外工业晶的进口;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大引资力度,加强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集中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这种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使越南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口方面,基本形成了原油、大米、水产品、咖啡、煤炭等五大类创汇拳头产品,同时食品、服装、电器、鞋类的出口也有较大增长,成为出口创汇的“第二梯队”。进口方面,贸.易逆差大幅增加,但进口产品主要为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燃料及零配件等,对消费品进口的控制仍十分严格。 第二,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并重,不单纯依靠国外资本。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越南经济仍有所增长,这与越南实施的两种资本并重、不单纯依靠外资的战略是密不可分的。2003年社会总投资额达217.6万亿盾,其中国内资金占83.2%。2004年社会投资总额计划255-万亿盾,其中国内资金占68%,国外资金占32%。由此可见,越南经济发展显然是以国内资金为主。这样就减少了国际资本市场对越南经济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三,两种市场相结合为经济发展拓宽了道路。国内国外两种市场的结合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越南出口额大幅增长,出口总额近200亿美元,创历年新高。世界经济的恢复刺激了越南的出口,一些主要出口商品像原油、纺织品等的价格明显上涨,出口量大幅增加,使得越南的出口增长加快。 第四,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越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投资的变化。越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更新设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此企业不断加大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市场竞争力。2003年越南将80%的投资用于工业领域,大力更新设备,引进先进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在2004年的越南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计划投资部长武洪福指出,今后的主要投资领域是电子、油气开采、水泥、机械制造、冶金、石化、交通设施、水利工程。他还表示要加大对教育培训、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医疗卫生和扶贫方面的投资,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通过引进外资,建立起一批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形成竞争,迫使国有企业逐步走上技术改造的道路。大量外资的引进也带来了技术和治理的引进,因而提高了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再次是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开放,产品必须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必须通过改进设备、创新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实现,即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 3.私人投资踊跃,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在新世纪初世界经济不景气、外资投资缩减的情况下,越南的投资仍以超过30%的贡献率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国内私人投资。2003年社会发展投资总额中,私人投资58万亿盾,投资额最高,增长幅度最大(为24.7%,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5.8%)。目前越南已有12万家私人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2003年工业总产值为302.99万亿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比上年增长16%,其中私营企业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8.7%。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一个正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国家,越南也面临一些难题与挑战。 第一,越南企业的竞争力还很薄弱。私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分散,缺乏规模。国营企业机制转变迟缓,治理水平低;缺少高质名牌产品,设备老化,不少原材料需要进口,生产成本高。越南产品质量较差,创汇能力和竞争力低。据统计,越南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价格(大部分按照进口价计算)比较:水泥高出115%,印刷纸和书写纸高出127%,氮肥高出131%,苏打高出163%,钢坯高出125%,蔗糖高出140%。外资企业使用的电费、海运费、国际电话费用均高于本地区其他国家,平均高出2—3倍。越南与泰国比较:越南用电量相当于泰国的1/5,移动电话为1/20,因特网为1/300。因此,在打开国际市场和在国内市场上应对外来产品抢占市场方面,越南企业的竞争能力亟待提高。 第二,越南在转变经济机制、融入世界经济方面明显滞后。越南在转变经济机制的同时,也碰到世界市场的各种挤压,迫使越南在提高竞争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越南的出口过度 依靠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市场,上述市场一旦对越南产品实施各种限制,越南的整个出口就会陷入困境。由于受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市场的各种限制以及本国重要出口产品数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2003年下半年越南的出口增长势头趋缓,前景不容乐观。为此,越南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生产和鼓励出口的措施,以确保完成当年规定的190亿美元的出口指标,并为2004年的出口奠定基础。2003年上半年,越南出口总额达9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6%。对此,当局提出了下半年完成95亿美元出口额的目标。然而从2003年7月份开始,越南出口的总体势头放缓,当月出口额比上月下降3.3%,8月份又下降了3.5%。在美国市场方面,越美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但由于美国的市场准入条件繁杂苛刻,加上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非凡是美国不顾越方强烈反对,对越南鲶鱼征收38%—68%的反倾销关税,导致2003年越南鲶鱼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64%,由上年的5500万美元下降到2000万美元。 第三,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仍然面对不少挑战,尤其是在基础服务设施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瓶颈制约。目前,越南服务业总体还处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硬件差、服务质量不高。硬件方面远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越南公路中,砂石和土路路面占了总里程的73.31%;电力供给不足,从全国范围来讲,高峰期电力缺少100-450MW,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供水系统落后,且价格较高。软件方面,政策法规还存在透明度低、随意性强、申请手续繁琐等弊端,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投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 第四,越南也存在着牺牲环境资源换发展的弊端。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程中都曾发生的现象,也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越南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享有“世界动植物研究博物馆”的美誉。然而,世界银行的《2002年越南生态环境监测报告》却向越南的生态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说,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国内许多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灾难性破坏。据统计,目前越南全国28%的哺乳动物、10%的鸟类和21%的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濒临灭绝。另外,在维系生物物种多样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红树林被成片地砍伐,面积比10年前减少了约80%。报告还说,10年前越南农民还经常在山里见到白颊猿等十分珍贵的动物,但现在再也难觅这些动物的踪影了。报告分析了造成越南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指出近几年越南采取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许多地方大力发展小染料、小电镀、小农药以及炼焦等工业项目,而从事这些工业项目的工厂大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破坏性开发。报告还说,越南一些地方开始毁林开荒,结果植被受到极大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水源短缺等问题。因此,越南最终不仅没有增加高质量的耕地,反而使当地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五,经济体制转换中产生的官员贪污腐化现象恶化了越南的投资环境。如在办理投资手续过程中,各部门在收取除了按规定应交纳的费用外,还自行增加不正当费用,工作人员也收受贿赂。官员腐败风假如不刹住,必将影响革新开放大局。正如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所说:“一些干部生活方式不受约束,腐化堕落,且不能保持他们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准则,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六,缺乏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到2002年底,越南人口已将近8000万。按现在的增长速度计算,10年后,越南人口将达到9000万。在20世纪的100年里,越南的人口增长了五倍多。目前越南的人口密度已增至每平方公里235人,居世界第15位。人口增长过快给越南经济带来严重的分母效应,加重了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人口增长过快也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目前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如何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趋势 随着越南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越南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全新时期。 目前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日益完善,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体制保证。从近年的投资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越南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资一积累一发展一投资的良性循环,已基本走出基础差、积累少的困境,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也大为改善。可见就国内环境来看,越南经济已具备进入一个持续高增长的条件。 从国际环境看,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与国际合作的进展为越南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积极的因素和机遇。 2003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尤其重要的是越南所处的东亚地区受中国经济高增长、高进口的拉动,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为越南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越南一直在寻求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支持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长远目标。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强力支持越南融入世界贸易体系,非凡是支持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也使越南得到了较大的经济利益。2002年越南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贸易额达68亿美元,占越南外贸总额的21%,远高于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时的35亿美元。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越南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同时也将为越南吸引外资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越南被认为是东盟地区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国家,而且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相关的投资法规也在日趋完善,这也使越南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2004年越南尽管碰到生产活动所需的原料、燃料和材料价格骤涨,长期干旱以及禽流感造成的巨大损失等困难,但一季度经济取得跳跃式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高于2003年同期。总之,越南未来经济的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暖和增长 摘要:200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日本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投资下降,但由于占经济总量60%的消费有增强趋势,会弥补一部分投资放缓留下的需求缺口,所以整体经济运行依然稳定。预计200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9%,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大体相当。2008年,日本央行将维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较高,从而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都较为稳定,有利于经济的暖和增长,预计200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在1.8%左右。 日本经济暖和增长消费不足 一2007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2007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可持续的低速增长。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7%,经济形势较为平稳。第二季度,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幅同时回落,GDP出现了负增长,不过整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总的看来,日本经济依然在“一进一退”的徘徊前进。 (一)投资增速放缓 2007年第一季度,日本的投资虽然小幅下降,但尚能维持稳定。可到了第二季度,住宅投资环比下降了3.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了1.2%,降幅较大。企业设备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大幅下降,其中房地产和服务业的降幅最大;住宅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租金较低,出租性房屋的建设热情降低。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策略,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加之企业负债沉重无力筹措资金,所以设备投资不足。近年来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利润率上升,在这样的条件下加速了设备更新,投资大幅增长,拉动了经济复苏。2007年的投资增速下降有可能反映出日本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不过,日本企业国内机械设备订单数在经历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后,在7、8两个月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表明设备投资有恢复增长的可能。从日本银行的短期经济景气调查的结果来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恶化,所以目前还不能认定日本企业投资会继续下降。 本轮经济景气中,对日本经济贡献最大的不是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重新焕发活力的造船和机械等“重厚长大”产业。这些行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日元贬值和海外需求增长等原因,更是因为日本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精雕细刻的质量意识。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相关行业的设备投资大幅下滑。 (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增大 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分别增长了0.8%和0.3%,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60%的消费迟迟不见起色,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步伐。但从2006年下半年起,日本私人消费出现了上升趋势,家庭支出逐步增长。进入2007年后月度家庭消费支出基本保持了正增长,到2007年8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增幅较大。 在2007年日本投资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增长能够弥补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家庭消费支出的恢复性增长对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意义。当前日本消费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就业形势良好。由于企业用人需求旺盛、雇佣条件改善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在2007年6、7月间,日本的失业率已经降到3.6%,是9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预计居民消费支出将会继续小幅增长。 (三)进出口同步快速增长 由于外部需求旺盛,日本的出口在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3.4%和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内需增长,也拉动进口不断增加。 由于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依靠较高,轻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年里美国经济放缓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从现有数据分析,日本出口所受的影响较小。之所以2007年日本的出口能够抵御美国经济降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消费的影响尚不强烈。虽然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损失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而且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信贷成本上升也抑制了美国的消费融资,但目前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工人工资继续提高,表明美国经济虽然减速,但没有出现“硬着陆”,防止了消费大幅下滑。其次,“新兴国特需”弥补了发达国家需求下降的缺口。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和需求市场分散化,“新兴国特需”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以日本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为例(见图2),可以看出“新兴国特需”对日本的重要性。近年来,日本对图2日本出口额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出口迅猛增长,且对中国出口的变动与总出口的变动高度相关;日本对美国出口增长缓慢,且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总出口和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非凡是从2006年11月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增速逐步下降,而总出口和对中国出口却在继续加速增长。在2007年7、8两个月里,日本总出口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8%和16.4%,对中国出口增长了20.6%和23.7%,对美国出口则仅增长了1.3%和4.7%。 (四)通缩有所缓解 2007年,日本的通缩问题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彻底解决,但由于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偏紧,迫使物价水平小幅攀升,通缩已经接近尾声。 2007年,日本CPI指数变化幅度极小,假如仅仅参照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得出通缩问题没有改善的结论。但假如以企业物价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见图4)作为参照,则可以看出日本的整体物价水平在持续上涨。9月份日本的企业物价指数为103.6,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这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43个月同比上升。从商品类别看,9月份,钢铁和化工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上升10.2%和3.3%,纸和纸浆价格同比上升3.3%,纺织品价格同比上升3.4%,废铁价格同比上升27.4%。在日本银行公布的905种产品价格中,有51.9%的产品价格上升。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它与消费物价指数CPI一样都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参照 一指标,可以看出日本的价格水平变化基本和经济增长率相当。而参照出口价格指数,则会发现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已经快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之所以日本出口商品价格可以较快上涨,是因为目前全球通胀率较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商品有较大的涨价空间,日本企业可以根据成本的变化而调价。企业物价指数的上涨也主要反映了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CPI上涨乏力是因为消费市场不活跃,上游企业成本上升不能有效的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今后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会形成持续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压力,推动CPI走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家庭支出不断上升,消费市场有更加活跃的可能,也有助于CPI走高。所以预计2008年日本通缩现象可能会逐步消除。 (五)维持超低利率 2007年2月,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从0.25%提高到0.50%,这是日本2006年7月后唯一的一次加息。经济长期增长以及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利差过大是日本银行决定加息的主要原因。从加息的效果看,由于加息后的日本利率水平依然超低,所以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明显。 2月份后,由于担心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危及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加上日本CPI指数仍然萎靡不振,所以日本银行维持0.50%的利率水平不变。预计在2007年里这一利率不会发生变化。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日本CPI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的走势都将影响日本利率变化的时间表。 低利率客观上有利于企业融资,到2007年9月,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连续20个月保持增长。但是,日本超低的利率却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日本的利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元和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存在巨大利差,给投机者留下了可乘之机。投机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然后再将日元兑换成美元或其他拥有更高收益率的货币,可以从中获利。这种套利交易提高了全球的资产需求量,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剧了市场动荡。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仅仅2007年3月外资银行就通过其在日本设立的分行输出21.9万亿日元(约合1800亿美元)到海外,该数据比上年同期上升31%。日本投信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一年里,日本共同基金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增长了47%,达到32.2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43%。除了银行和基金之外,日本许多家庭投资者也开始将投资注重力转移到海外,借贷日元用以追求海外高风险投资。 (六)日元先贬后升 在2007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欧元及亚洲其他主要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在日本经济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日元疲软的主要诱因是巨大的利差。2007年初,日本的基准利率为0.25%,而美国的基准利率为5.25%,相差了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投资者持续抛出日元,换取美元等高收益货币,对日元汇率形成压力。2007年初,在德国召开的西方七国(G7)部长级会议上,就日元汇率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欧洲认为日元疲软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日本却认为本国经济仍无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冲击,因此不应当干预日元的低汇率。G7会议最终没有就日元问题达成共识,受此影响,投资者预期日元将维持疲软的态势。因此即使在日本银行上调利率后,日元也没有走强,反而兑欧元触及历史新低,兑美元不断贬值。可以看出,2007年上半年日元走弱是日本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有意放纵造成的。 但进入下半年后,非凡是8月份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日元迅速走强。日元汇率的这种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密切关系。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金融市场震荡,高收益地区的金融资产失去了吸引力,投资者纷纷抛售公司债等信用型高收益债券和欧美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股票,大量结清日元利差交易头寸,使得日元在持续买盘的推动下大幅走强,突破了对美元1∶115的心理关口。 日元这种先降后升的走势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先扬后抑的影响。2007年上半年,日元贬值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另外,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把收益换算成日元时由于汇率低于预期会出现业绩增长。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多数日本出口企业都将本财年的汇率预期定在1美元兑换115日元、1欧元兑换150日元左右,但上半年日元已贬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以上和1欧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这使得日本跨国公司的利润高于预期。但到了2007年下半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15水平线上,不仅不利于出口,而且也不利于跨国公司账面上的业绩增长,影响日本股市。但总的看来,升值后的日元汇率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实际比价,加之升值幅度不大,所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二2008年日本经济展望 次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率,不能不引起了人们的非凡关注。目前猜测日本经济走势的关键在于:第二季度的负增长是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否预示着日本经济将随同美国经济一同走软?依照目前情况看,虽然2007年日本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2008年里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将和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大体持平,因此日本经济形势能够得以稳定,预计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8%。 (一)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负面因素 1.全球贸易增长放缓降低外部需求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加大。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一旦陷入衰退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有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放缓。虽然目前次级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是一旦蔓延到发达国家的家庭,居民消费就可能放缓,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WTO猜测2007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由2006年的8%减速到6%左右,预计2008年世界贸易增速不会显著恢复。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日本对外贸易将受到影响。 2.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抑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以钢铁为首的传统产业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逐步复苏是日本经济景气的重要支柱,但是本应支撑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电子产业却显得疲软,而附加价值高的软件行业更是弱小。这种产业之间的不均衡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传统产业将来难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虽然预计钢铁及造船等行业在2008年里依然 需求旺盛,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较激烈,即使在2008年供求发生稍微的变化,那么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负担就变得难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是以企业盈利增长为优秀的,假如企业盈利状况趋坏,则投资和消费也会恶化。 3.消费增长困难 日本经济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期拉动经济复苏的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而消费增长缓慢,不足以马上弥补投资减少留下的缺口,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支撑。 日本私人消费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日本社会的分配结构与政策导向有关。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带动设备投资增长,拉动了内需恢复,从而在投资和出口两个火车头的牵引下,日本经济走出了困境。但是,经济的欣欣向荣没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费领域扩散,主要表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从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这说明经济复苏的果实主要被企业所占有,没有流入工薪阶层的手中,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消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极为不利。 日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也不利于私人消费增长。经济萧条后,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造成国库日渐空虚,债务日益沉重。为了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1996年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加消费税的措施不仅没有扭转日本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颓势,反而遏制了私人消费,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活力,限于停滞和通缩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历届政府都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债务。但是日本老龄化问题突出,就业人口不断递减,政府无法靠增加所得税收入来充实国库。而提高企业税负的话,又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以及企业利润下降。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仍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减少债务。因为自民党在2007年众议院选举中失利,造成反对党占有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尴尬局面,使日本政府短期内无法推进上调消费税的进程,不过据媒体报道,上调消费税已被列入将于12月公布的2008财年税收改革指导方针之中。假如在2008年推出提高消费税的政策,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有利因素 1.美国次级债危机没有对日本金融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不同于欧美,日本的金融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冲击,实体经济也没有出现流动性匮乏的情况。 美国次级债危机后,投资者抛售股票和债券,套现后从市场上抽走资金,加之银行“惜贷”,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一夜间变成了流动性不足。对美国而言,流动性不足限制了企业和消费者融资,还会造成信贷资金不足和房价下跌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降温。但是,由于经营相对保守,日本的银行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太大影响。据日本银行统计,日本各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中,组合债和国际投机基金等高风险产品所占比例只有3%到4%。虽然一些银行在美国次级债的相关产品上有投资,但投资规模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由于日本银行系统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较小,加之自有资金比率较高,使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得以保证,房价也仍在上涨。 2.新兴市场国家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 不同于以往几次金融动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次级债危机中没有受到明显波及,经济运行较为稳定,预计在2008年里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有利于日本出口的稳定。 据IMF统计,2005年和2006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和3.1%,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7.9%。这显示出“南北关系”当中较弱一方的经济实力正在逐步提升。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长。以日本建筑机械行业为例,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下滑,但中东、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建设热使日本建筑机械在这些地方热销,抵消了来自美国市场的负面冲击。 在截至2007年3月的日本2006财政年度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贸易额大幅增长,其中出口增长21%,几乎是对美出口增幅的两倍。创纪录的对华贸易数据,反映出中国对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预计2008年里,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增长,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3.货币政策偏松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以及劳动力需求旺盛等原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资产泡沫有所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了加息进程,通过17次调息把利率从1%升到5.25%。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也随之进入了加息周期。虽然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总体上看来这段时间是一个全球货币政策收缩期。 但在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防止经济萧条成为美联储优先关注的问题,加之通胀压力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缓解,美联储获得一定的降息空间。在向市场连续注入流动性的同时,美联储先后将贴现率和基准利率都调低了半个百分点,标志着其货币政策从适度偏紧变为中性偏松。由于美联储的政策倾向是各国中心银行的风向标,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再次朝偏松的方向发展。预计2008年里日本银行不大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有望继续维持,从而有利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4.日元难以走强 预计2008年日元仍然难以走强,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首先,即使美联储在2008年继续降息,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仍将非常巨大。而欧洲央行一贯将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关注点,2008年存在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再次调高利率的可能,这会进一步打压日元汇率。 其次,日本居民的资产需求也会影响日元走势。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基金的获利压力不断增加,但是日本国内利率很低,所以日本机构投资者不得不购买高收益国家的金融资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海外,使得日元在中期内面临抛压。此外,日本退休潮的来临可能还会加快资金外流的速度。在日本第一批“婴儿潮”中所诞生的人已经接近60岁的退休年龄,这将产生总额约50万亿日元的一次性退休补偿金,其中会有很大部分流入高资产收益国家,加 剧资金流出。 再次,套利交易将继续盛行。虽然次级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但没有撼动其根基。全球金融制度不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进行重新安排,这就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预计2008年里次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虽然股市、债市很难继续近年来的火热局面,却也不会大幅恶化。在国际金融市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日元套利交易作为一种盈利模式将会长期存在,投资者依然会不断地把借入的日元换成其他货币,造成日元长期供大于需的格局。 最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疲软,希望借此来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也会成为2008年日元难以走强的重要原因。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增长方式 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粗放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强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治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假如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优秀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猜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猜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治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非凡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把握在能有权治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治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治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治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全面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非凡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心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最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心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联邦宪法,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联邦中心和联邦主体共同管辖,加之俄联邦主体中民族分离倾向的加强,使得联邦各主体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和使用权比苏联时期扩大。 各联邦主体竞相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亚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载能体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产品从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的组织》2000年第3期。)。地方事权的扩大使得各地从自身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不断扩大对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明年复苏 摘要: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非凡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假如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非凡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假如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非凡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答应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心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假如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非凡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非凡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非凡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定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定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假如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假如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当然假如2008年次贷风险出现新的变数,带来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更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就进一步增大了,恢复时间就要重新预期了。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融资财务管理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资本和技术水平较低,自身实力有限,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是我国中小企业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 (一)融资更加困难,资金严重不足,影响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普遍性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我国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资金供给的增加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为中小企业筹资、投资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这将对中小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国内外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我国金融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也将进一步规范。因此,企业在金融市场将处于公平竞争地位,只能凭借其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与持续高速的增长获得资金,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小企业的弱势。 (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现有的财务管理观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我国及世界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中小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而且不同行业所受到的冲击不同,面临的机遇也不同。资产素质较差的中小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而有实力的中小企业为了强化其竞争优势,将会对企业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或产业转型,甚至采取并购、重组等方式实施外部扩张。原来的一些陈旧的财务管理观念已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要求,这将迫使中小企业更新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三)企业的财务控制与监督形同虚设。财务控制是现代控制论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是财务管理的优秀,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和人员素质较低,导致中小企业财务控制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二、解决中小企业存在问题的建议 第一,借鉴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方式,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家族集资,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有限,使得经营者无法获得稳定的追加资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国外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其次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另外,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是国外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方式,一般占小企业外来资金的10%左右,主要有税收优惠、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但我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与国外不同,应结合我国国情对其先进的经济政策和管理理念进行借鉴。其一,企业要改变自己的状况,要充分了解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整个行业发展、公司行业地位进行详细分析,了解行业融资环境和国家融资政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争取国家的政策扶持。同时改变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逐步实现科学化管理,建立健全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重视资金周转,加速资金积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其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如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尽快出台有差别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和贷款操作程序,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次,简化贷款手续,积极探索通过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联保贷款等方式增加信贷投入;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降低和分散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如降低税率,为创业的中小企业或吸收下岗工人、农民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减免所得税等,使中小企业真正得到支持,增加内部积累资金。同时应设立一些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资助和法律援助。 第二,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管理意识,更新企业财务管理观念。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往往同时兼任经理之职,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控制权和经营权集中于一人。而且,许多中小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远未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因此,企业法定代表人应树立内部控制的风险意识,更新观念,强化管理。 第三,针对自身特点,强化财务控制制度。具体而言:一要提高认识,把强化财务控制制度作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二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资金运用产生最佳的效果。如固定资产投资时应考虑投资完成后流动资金的需求,以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再如应收账款什么时候可以收回,什么时候可进货等,都要心中有数,否则,极易造成现金收支失衡,资金困难。三要加强财产的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在物资采购、领用、销售及产品管理上建立规范的操作程序,并定期检查盘点,堵塞漏洞,保护资产的安全。四要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及时清理库存物资,避免不合理的资金占用,并以科学的方法确保存货资金的最佳结构;要对赊销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评定,并定期核对应收账款,制定完善的收款管理办法,避免死账、呆账发生。 国外经济论文:地震对国外经济的影响及重构 地震给日本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2011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是战后60余年以来日本最大的自然灾害。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日本东部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20亿-2350亿美金,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5%-4%。此次灾害波及范围广,东日本长达1000公里的海岸线、约400多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遭到海啸的袭击,死亡与失踪人数近2.8万人,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具体产业方面,截止到2011年8月的统计,日本全国水产业受灾总额超过1万2千亿日元。共有2.5万只渔船受损,其中岩手县和宫城县的情况最严重,两县受损渔船总数超过2.1万只。7个道县共有319个渔港遭到破坏,损失额超过8200亿日元。旅游业方面。据日本官方统计,大地震发生当月赴日旅游的观光客比2010年减少70%;4月入境日本的外国人人数较2010年同期减少了62.5%;5月则减少50%,日本旅游业基本处于中断状态。中小企业经营方面,日本国际信息服务公司针对制造业、销售业、咨询服务业等中小企业是否受到大地震影响所做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实态”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2%的中小企业受到地震不同程度的影响。 震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情况及反思 震灾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经济,各个企业也根据自身特点展开生产恢复活动。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例,日本水产厅依据2011年6月制定并公布的《水产复兴总体规划》及7月制定出台的《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方针》,全面推进受灾地区水产业的复兴。为确保灾后重建和复兴的财政资金,日本自2011年5月先后4次制定了总额达8000亿日元的财政补贴预算,并实施了四个由国家财政提供支持的重大项目。经过灾后重建与复兴,日本受灾地区陆续恢复渔业生产。截止到2012年3月,岩手县55%、宫城县42%的渔业经营体恢复正常生产,其中岩手县39%的养殖设施、宫城县23%的养殖设施恢复生产,两个县59%和45%养殖业经营体恢复了正常生产。其他5个县的渔业经营体则完全恢复了正常生产。此外,日本政府还进一步实施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元的升值压力,一些企业借助日元高企的有力时机,加快了海外扩张的脚步。不过,震后日本不同行业的复苏速度相差很大,而且,经济形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次地震的破坏程度确实太大,完全恢复需要假以时日。二是就世界经济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仍未完全过去,特别是美国经济未根本好转,欧洲经济复苏乏力,这给日本经济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压力。三是两年来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特别是安倍晋三政府的现行外交政策,令日中、日、韩之间产生深刻矛盾,从而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由此看来,震后日本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回顾两年来日本震后经济的缓慢回升历程,有很多值得中国学术界思考的问题:例如,震后,许多中国学者热衷于讨论承接日本产业向中国的转移,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转移,但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这种转移并不明显甚至还未发生。同时,学术界当初也没有预料到政府更迭会给震后日本的经济恢复工作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影响一个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切不可纸上谈兵,一厢情愿。 作者:王天白 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地理学演化范式综述 作者:马海涛 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优秀。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优秀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优秀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优秀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优秀、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优秀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优秀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优秀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优秀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性行为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优秀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优秀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优秀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优秀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优秀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结论与启示 (1)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优秀目的就是要描述、解释和调控经济行为的空间,而随着国际社会对创新的重视和技术能力的快速更替,经济行为的组织方式将会持续发生变化,且出现多样化趋势。在学科要求和经济现实的互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学也会出现多种新的解释理论。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开放性特征,在多学科理论不断推进的情境下,其多元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各理论范式之间以及各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辩,近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对关系经济地理所提出的部分理论提出了批评[36,46];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经济地理理论的进展。(2)西方经济地理的多元范式之间的交叉会更为广泛。西方经济地理理论的多元转向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各种关联。西方经济地理的关系转向与前期出现的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具有紧密的联系;演化转向源自于对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借鉴吸收;制度、关系、文化和演化转向都是基于对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批判。近来,关系和演化范式在理论建构中的相互渗透也表明了这一点。加强多种范式之间富有成果的交换,将利于经济地理理论的整体发展。(3)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必需对西方理论流派有深入地了解。目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讨论是以英语为主要工具,经济地理的前沿理论大都刊登在高级别的英文刊物上。国内经济地理学研究正以积极的态势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的论争,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案例并上升到理论层面以英文形式在重要刊物上参与经济地理学论争的并不多。事实上全面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最新进展的中文文献也相当少,当务之急还应该积极学习西方前沿理论,在深入了解的基础才会有对话。(4)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现实问题可以整合西方经济地理多个理论范式的内容。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发展实践,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既有地域特色又存在互通之处,西方理论也可以给解决国内经济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就西方经济地理自身的发展看,各理论范式尽管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但之间并非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存在共性、相互批判和整合。例如近来热衷的网络研究,既是关系范式也是演化范式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时,不必拘泥于单个理论范式,只要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分析有利,可以整合不同范式的思想。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学学生职业能力培育 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职业越来越多样化,对大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此形势下,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成为高校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职业能力是指个体通过专业学习所逐渐获得的、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倾向[1]。然而这仅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职业”概念,其内涵近乎与“专业”的含义等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将上述职业能力概念拓展为: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的、以专业知识为优秀、以社会多元化需要为根本的综合能力。其内容具体包括专业实践、职业转换、社会交往、综合运用四个方面。作为财经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课程着眼于经济生活的最浅显处,由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到复杂,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不仅为学生专业学习提供知识和实践的先导,也为学生参与生产生活准备了理论基础。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融合起来,对教学活动加以合理规划和选择,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一专多能”的人才。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学生职业能力培养问题 对高校来说,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应贯穿于日常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对照拓展后的职业能力概念,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上存在下列问题: (一)课堂实验内容不足,束缚着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一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纲的制订过分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环节,使得学生容易形成偏重理论思维的学习习惯,继而导致专业课学习形成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二是理论学时挤占实验学时,学生缺乏课堂实践机会。根据笔者对江苏省172个高校(包括本科高校、专科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财经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将“西方经济学”课程总学时数等同于理论学时数,这意味着课堂实践学时数为零,只有少部分高校对该课程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作了明确划分。三是缺乏针对专业的基础实践。对于“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专业基础课,任课教师常常取通识教学模式,未能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基础性的实践指导,割裂了经济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的联系。 (二)教学活动的创新性不强,制约着职业转换能力的培养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就业竞争的不断加剧,社会对各类岗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显著。然而,新职业没人爱,跨专业没人要,学生就业面临摩擦和被排斥,其原因与教学活动的创新性有关。一是教材案例更新慢,学生无法在教材中看到身边熟悉的现象,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始终存在一层“面纱”,不能完全洞悉其中的涵义,从而不能学有所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脱节。二是课堂教学手段缺乏新颖性。一直以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在教室内完成的,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现代手段仍然没有在课堂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学生接受新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没能被调动起来。三是缺乏合作教学的创新机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采取的是个人承包教学模式,教学活动实施的范围狭小,学生课堂学习活动往往只与一位老师有关系,造成学生视野不宽,接受的信息偏少,制约了学生职业转换能力的培养。(三)教学主体参与的单一性,导致学生社会交往能力难以提高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每一笔交易的最终成功,都离不开市场主体在商品信息搜寻、价格谈判和成本节约等方面所体现的交往能力。然而,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与学生没能一起融进教学活动中,原因在于:第一,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导致学生缺乏参与意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纯理论化教学带来的后果是,社会阅历较少的学生对现实交往的重要性缺乏认知。第二,课程教学的软硬件环境不理想。主要是不能为理论课程提供仿真实训设备和实践基地,学生动手能力和体验教学活动的机会没能得到重视,学生不能亲身体验到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各种游戏交往规则。第三,教师缺乏情境教学的动力。从教学情境的创设要求来看,政策支持的不足、资金的约束以及风险的存在都使得教师难以付出更多的精力。第四,学习任务的繁重和课程学时的紧凑,使得学生没有足够时间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导致社会交往能力难以提高。 (四)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技能缺乏归纳和整合,导致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受限高校从事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灵活地掌握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各种方法并形成一定技巧,面对职场变化,以不变应万变,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时使用的方法比较复杂,涉及的技能点又比较多。然而,课堂教学活动中,这些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技能点由于缺乏在本学科内的归纳和整理,学生对分析方法的掌握往往是零碎和分散的。同时因西方经济学原理、范畴和体系在不同专业有着不同的应用范围,加上缺乏教师的专业指导,使得学生在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上不能将经济学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衔接,从而造成各种方法的分隔和综合运用能力培养的欠缺。 二、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面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的设计应以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优秀,克服其中的不足之处,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实现学生的专业实践、职业转换、社会交往和综合运用等能力的培养。 (一)合理增加实训内容,引导学生做好专业实践“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内容上应体现其与专业课之间的密切联系,即经济学为专业课提供指导,而专业课则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并利用相应的工具和方法培养学生专业技能。首先,在教学大纲中增加实践环节。教学大纲是关于教学内容的基本纲要,规定了教材建设、课堂内容体系、范围和教学要求。教学大纲在制订时既要增加课内实验,又要进行集中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校外见习等,以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专业训练和实践打好基础。其次,增加实践学时数或比重。可以在保证总学时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实践学时的比重,或者在原有学时的基础上新增实践或实验学时,保证学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实质。再次,强调“西方经济学”课程对专业课的指导作用。除了理论引导,在实践环节应有重点地进行相关练习和见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强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以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去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 (二)实现创新性教学,促进学生职业转换能力的提高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引起劳动分工从单一工种向复合工种转变,促使终身职业向多样化职业逐步过渡,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挑战。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产生于并指导和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2]。所以,随着现实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也应不断创新,促使学生改变职业选择中唯专业定位的思想,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和职业转换能力。首先,教材案例要不断更新,增加通俗易懂的、职业特征比较显著的社会案例或企业实例。比如,当前消费者行为与市场营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在消费者理论部分增加相关实例;同样生产成本理论部分可以添加企业会计成本管理和核算的案例。其次,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将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仿真演练融入教学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体验到具体的工作内容,学到先进实用的工作技能,提高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再次,加强校企合作,吸引多种资源,用于学生能力培养。高校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各类人才,企业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和锻炼的平台,以提升和检验教学效果,两者合作具有必然性。比如,讲授厂商、生产、成本以至于要素理论时,我们可以将课堂搬进企业,或者请企业专业人员参与教学,从而激励学生尽快掌握各种职业技能。 (三)实施参与性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大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机会去培养人际沟通、谈判交涉、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善于与人交往的人会获得比他人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不应是传统被动的“灌输—接受”、“听讲—练习—再现”,而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团队合作和交流。一是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既要建立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关系,又要激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与社会上不同人群打交道,体验并理解社会交往规则。二是可以增加社会交往的情境训练。比如,在讲到各类市场时,可以让学生扮演各类主体,增加教学内容的灵活性和生动性,同时,也为学生从单纯的师生与同学关系过渡到复杂的社会关系搭建了桥梁[3]。三是要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利用资源配置有效性理论,将教学内容在学期和假期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促使学生将经济学知识带出校园的同时增加对社会各类人群的接触机会,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交往能力。 (四)进行分析方法的归纳和整合,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如果能将经济学分析方法非常熟练地掌握,并达到触类旁通,则对其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影响比较深远。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积极引导,让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对每一知识点,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及时联系现实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形成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习惯,为各门学科和未来的工作实践打好基础。关于利用经济学方法对专业知识点的解释,教师应在课堂上给予重点讲授。比如,讲授成本理论一章,由于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应用范围,因此,在会计专业领域,可运用于以成本性态为基础的相关分析;而在国贸专业领域,生产成本理论则可以是运输费用计算的前提。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勤于动手的习惯。比如,“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多处分别用文、理、表、图四种形式来介绍其基本内容。其中“文”指用文字表达经济概念和理论的基本内容;“理”就是用数学的形式严格地表述经济学理论;“表”指用能够表达经济理论现实含义的数据表式来说明经济学理论的概貌和轮廓;“图”是用图示方式表现经济理论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这些文、理、表、图本身就是对学生多种方法的训练[4]。如果将学生动脑和动手的习惯都调动起来,能够做到使同一问题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解决,而同一方法可以解释多种现象和解决多种问题,则学生的综合能力必将得到提高。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拓展策略 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的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进程,还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层次上。要把理论转变为行为的实施,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推行国民经济绿色核算制度,推广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发绿色工艺和技术,进行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实行产品的双绿色认证。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法律、经济、教育、技术及市场等方面。 1.法律措施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出相关法律的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垃圾的大量排放,使垃圾的处理问题日益突出.1972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废物管理法》,将各种废物的收集和处置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免费论文网提供该项法律的颁布改变了西德人的生活习惯,一般生活垃圾,塑料容器以及纸类等开始被分门别类地回收。随着西德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1986年联邦政府制定了“避免产生废物、废物再利用及安全处理原则”,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废物的认识从“怎样处理”上升到了“怎样避免产生”的高度。德国循环经济理念的导人体现在1991年颁布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中,该条例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明确了商品生产和流通业对包装废物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义务。 1992年德国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4年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物清除法》,后经过数次修改,于1996年10月以((循环经济?废物管理法》正式生效。该法使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提出“本法律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确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即任何生产过程首先要尽量避免或减少废物的产生,对于无法避免而产生的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废纸、旧电池、旧汽车等,要求尽量采取循环利用的措施,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规定了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的责任,对于某些特定的产品,只有明确了回收的可能性后,才允许投放市场。 日本是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所有的相关法律文件,集中体现为“三个要素、一个目标”,即减少废物,旧物品再使用,资源再利用,最终实现资源循环型社会的目标。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废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这两部综合性法律;第三层面是(《容器包装再利用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五部专业性法规。1991年制订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完善了汽车及家电循环利用的判定标准以及事先评估、信息交流等体系。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中增加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等内容,并将此作为国民的义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994年政府又根据该基本法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决定将建设循环型社会作为环境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来实施,并把实现低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体系作为目标。日本把2000年定义为“循环型社会元年”,不仅新制订了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绿色采购法》,还修订了《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并更名为《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i修订了1970年制定的(《废物处理法》,加强了控制废物产生和不正当处理的措施.?,002年制定了《汽车循环利用法》,在此基础上,又于2003年3月制定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长期指导方针《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2.}济指施 税收创度。日本的“再循环利用设备特别补偿办法”规定:对废纸和废饮料瓶类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生态水泥制造设备、废家电再生处理设备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25%进行特别退税。对废塑料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建筑废物再生处理装置、废木材破碎及再生处理装置,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美国亚利桑纳州规定,企业分期付款购买再生资源及环保设施可减税(销售税)10%;在美国康奈狄克州,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获得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荷兰政府的目标是在10年内把全国废物产生量减少90%,其措施除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外,对产生废物的人和企业都要征税,采用清洁生产或建立污染控制设备的企业,其投资可按1年折旧(通常折旧期限为10年).丹麦率先实行了“绿色税”制度,对生产原材料征收材料税以促进少用原生材料、多利用再生资源。德国已经开始征收生态税,对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外的能源都要征收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例如1升汽油的价格为1.7马克,再加6芬尼的生态税。 共瓜侧度。美国于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对那些把绿色化学原理与化学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相结合的突出化学技术进行奖励,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环境保护方面创新性工业研究成果的重视。日本的许多城市实行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对社区、学校集体回收旧报纸、旧包装箱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奖励,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回收可再利用的资源。近年来,欧洲不少城市采取了付费交投包装废物的办法,这是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办事,受环境意识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使,许多消费者乐于这样做。 绿色采劝翻度。日本的《绿色采购法》规定,国家机关必须率先采购环境负荷小的产品。其目的是通过不断扩大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来提高资源再生产品企业的知名度,以促进企业扩大生产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终形成资源再生产品的良性循环。现在日本各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绿色采购方针,有166种物品被定为政府优先选择购买物品,其中以100%废纸为原料、白色度不足70%的复印纸被定为最优先购买物品,到2001年,政府特定购买物品的采购比例已达到了92.6%。美国各州也陆续制定了再生资源产品政府优先购买的有关政策法规,通过行政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政府优先采购再生资源产品,同时规定审计机关有权对政府各部门购买再生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 收费侧度。日本颁布的《家用电器再利用法》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对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再商品化的义务,并规定了4种废旧家电的处理费,其中每台电冰箱为4600日元,每台空调器为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为2400日元。生活垃圾收费是减少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对每袋生活垃圾的收费增加1.5美元,城市垃圾总量可减少18%.现在,日本的3250个市、区、村中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为2535个,收取工业废物处理费的为2833个,有效改善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德国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从1991年到1995年,制造商们为了减少处理包装废物所付的费用,纷纷将包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国包装废物的总产生量减少了12%01991年,德国成立了进行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的dsd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1997年的包装废物回收率为89%,循环利用率高达86%。相当于从每一个德国公民手中回收废物73.7公斤。循环经济使德国在gdp增长两倍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了近75%0 3.教育措施 教育措施主要包括理念的确立、研究人员的培养、各类人群的教育等。生态环境理念的确立和带有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培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积极开展对基础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促成各学术团体和研究型机构业务的开展,并从科学技术研究基金中拨出专项基金鼓励科研机构进行废物处理及3r化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 各类人群的宣传教育重点是充分发挥社团法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广泛的宜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生态环境意识,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推动绿色消费的进行。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到21世纪的循环经济,世界上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已经经历了三个历祖第一是以政府命令为主导,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来实现污染控制;第二是基于市场手段的经济刺激作用,注重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创造力来实现废物的处惫第三是在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实行信息公开,其实质是实现了公众监督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日本特别注重公众的参与。1998年笔者曾在大宫市参加过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发起,东京大学小林教授做的市民环境家计薄讲座。讲座强调了家庭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禽要做到的几个方面:有计划的购买食品,在食品有效期内用完,适量烹饪,不剩饭。自备购物袋,利用简易包装,购买简易包装产品;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和商店、回收团体进行资源性废物的分类回收,争取每人每天从家庭排放的垃圾且比上一年度减少15%。名古屋市的非政府组织还发动市民开展义务收集公共垃圾活动,并发放介绍垃圾分类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废旧资源回收和垃圾减量工作。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特别注重将正确处理垃圾的知识纳人各级学校教育中,从学生抓起,让每个人从小就充分意识到正确处理垃圾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蒙特利尔市特别注意制作多国文字并适应不同阶层人员的宣传材料。所制作的宣传品既有趣味性,又有持久性,宣传品的载体形式多样,使人每天看得见记得住。 4.技术措施 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采用高新技术引导各行业推广3r技术、清洁生产和废物资源化。日本北九州市的生态型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效果得益于3r化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通过高新技术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清洁生产运动,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利润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四年后不仅减少了84%的污染物排放,还取得了2125亿日元的经济效益。现在北九州市不仅摘掉了闻名于世的重污染工业区的帽子,而且城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 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千叶县都市公社联合在千叶县的幕张新都心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约69亿日元,建成了地表水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并于1990年4月开始投人使用。该技术利用污水处理厂排水水温夏季约为250c、冬季约为17℃且比较稳定的特点,将污水处理厂排水中蓄积的热能通过蓄热式热泵系统为49万平方米的区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调源。在每年提供1290亿大卡热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减排了6800吨二氧化碳、2.9吨氮氧化物。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符合循环经济3r原则并能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热泵空调技术在建设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环境产业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绿色高新技术支持。 5.市场措施 市场措施主要是通过健全可循环利用资源的交换、收集及回收利用市场来完成。日本的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非常发达。在日本既有社团法人机构的“循环经济研究会”每周定期发表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信息,同时各地的有关部门也相继建立起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日本的各市区村几乎都有专门发行二手货信息的报纸及时向市民信息并组织旧货调剂交易,以利于市民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这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可以使市民、企业、政府形成一体,通过沟通信息、调剂余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德国的dsd公司是由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的。政府除规定回收利用任务指标并对其进行法律监控外,其它方面均按市场机制进行。其本身不是一个垃圾处理企业而是一个组织机构,它把有委托回收包装废物意愿的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贴上绿色标签,然后进行回收处理。 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立法.根据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我国必须按照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的原则,加快制定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发展循环经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国家尚未制订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前,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工作进程,走有自己特色的循环经济之路。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学教学效果提高 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及学科特点出发,分析了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较差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改革思路和基本做法。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教学改革 1.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原国家教委统一规定的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1l门优秀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原理、定律和理论,是财经类专业大多数课程(如管理学、营销学、国际贸易等)的基础或相关科目。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大量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的创新型人才,该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学的教学过程来看,经济学所分析问题接近实际,学生学爿兴趣浓厚,但经济问题过于复杂、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足,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类人才培养,也不利于未来我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分析原因,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2.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从多年的经济学教学实践以及j其他高校的进修、访问的比较来看,导致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目的的理解偏差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要if:学生掌据经济的基本原理,并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释frJ-场经济FI】常的一些基本现象,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述f{的来看,掌握基本原理仪是浅层次婴求,深层次要求则是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Ij的是为社会培养经济管理类创新人。由于删解的偏謦,导敛部分教老师在教学过程巾过于沣m基本沦、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枯燥,学生习带仃雄情绪。 (2)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抽象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下。稀缺资源置0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础f:的方经济学娌沦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论体系}j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存在较多的数学模,学,普遍感到不易理解,加大课程的难度。 (3)教学方式问题 现在高校教学存在两个极端,一部分高校教师If1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帅只能使圳他统的“黑板+粉笔”这一教学手段,进行“填鸭”灌输,教学F段落后,限制了讲授的信息量,降低了课程的l贩引力。一部分高校老师则过度依赖多媒体技术,一套课什从头讲到尾,所有的数90理论研究学及模型推导均在多媒体上进行,导致上课进度较快,内容过于丰富,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最终,两种教学方式都导致教学效果较差。 (4)教学组织问题 由于评估体系及考核体系客观存在,各个高校在进行教学管弹时多是从便于考核评估的角度加以管理,对于不同学科、不Ii=l专业实行标准化管理,但经济学本身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一门复杂学科,应用性较强,标准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组织中的灵活性。如课堂教学组织中讲授时间过多,课堂讨论时间较少,而在教材选用方面过于相信权威,教学内容选择局限于教材内容,限制了教师在时间组织及内容组织}:发挥的空问,也限制了教师钻研经济问题的积极性,最终限制_r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培养。 (5)考核方式一 山于西方经济学是专业荩础课程,其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闭卷考试,而由于各类评估及检查的存在以及方便批阅等方面的冈素。导致试卷I1】钾论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类试题较少出现,考核学生仍以考查识记能力为主,忽视了学生实际运J{J经济学知识的能,不利于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另外,在考卡发过程『11过f强调考试结果的重要件。忽视平时学习过程管理。学平时学习积极性不高,考试时突击复习现象客规存,导致学生平时缺少锻炼思维能力勘. (6)班级规模问题 课常讨论是激发学卜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用经济思维分析、斛决实际题,提高学生动脑能力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高校火规模扩招,学生数垃小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也不断扩火,使得课堂讨论无法组织进行,即使可以组织效果也较差,影响了学牛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效果。 (7)学习环境问题 下j内高校由于经费及方便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学校的寝室尢法上网,校阅内也缺少学自由讨论、学习的窄问,减少了学牛学习交流的机会。课后均是以自主复习课本内容为主,学生缺少观察经济问题、分析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仃效途径,影响学习效果。 3.提高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1)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 加强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利用网络、经济学组织等资源增加教师交流机会,辅导教师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在教学中减少单纯理论、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增加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多媒体设备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对教学的促进作用,采用多媒体设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但不能对这些设备过度依赖,忽略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在增加信息量的同时,对于复杂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方面应以采用传统讲授方式为主,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果。 (3)改进教学组织管理 高校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因而其出发点不是便于管理,而是要便于人才培养,一切要以人为本,即以教师教好和学生学好为本。应当给予教师更多的课堂组织的灵活性,如课堂时间分配、教材选择、课堂内容组织等。 (4)改革考核方式 为增进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改革考核方式必不可少。在实际中,应当增加平时考核的力度,增加考核方式,如可以学习香港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考试、作业、课堂讨论综合考核的模式,减少考试在考核中的作用,提高平时作业及课堂讨论在考核中的地位,培养学生在平时学习理论及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性。 (5)减小班级规模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加大教师引进力度,实行小班教学,方便课堂组织,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增加学生与教师、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机会。 (6)改善学习环境 积极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学校软、硬件设施,增加学生对外交流的空问。可以借鉴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做法,设立开放阅览室、增加学校食堂开放时间,建立校园无线网络,方便学生在线交流及平时交流,这对于提高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帮助。新晨 4.结束语 经济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经济理论及提升运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经济题的能力,这有利于未来我国继续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诸如教学手段单’ 一、教学目的不明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非常不利于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真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优秀内容,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正确认识教学目的、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改进教学组织管理等就成为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 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秀,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结构改革 【关键字】经济结构改革 【摘要】在泰国,随着外国经营管理(M A)投资的大规模流入泰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救助贷款的附带规定导致了迅速放宽关于防止外国在泰国注册公司中占有多数股权的规定。然而,现有的迹象表明,外国控制的总体水平仍然是有限的,这反映了泰国所有权的格局和企业经营惯例,而在法律与公司管理方面的改革不足以及官员和政治家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则增进了这些情况。在像泰国这样仍然严重依赖国际筹资的国家,公司部门和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与国家社会对改革的抵制也许是代价高昂的。序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 在泰国,随着外国经营管理(M A)投资的大规模流入泰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救助贷款的附带规定导致了迅速放宽关于防止外国在泰国注册公司中占有多数股权的规定。然而,现有的迹象表明,外国控制的总体水平仍然是有限的,这反映了泰国所有权的格局和企业经营惯例,而在法律与公司管理方面的改革不足以及官员和政治家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则增进了这些情况。在像泰国这样仍然严重依赖国际筹资的国家,公司部门和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与国家社会对改革的抵制也许是代价高昂的。 序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与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达成一致的救助贷款附带规定,包含了立即大幅度放宽特别是对外国所有权的管制、公司管理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营化。这显然改变了早先的状况,即把上述放宽管制和改革视为长期发展的一个部分。许多评论家认为,对这种迅速放宽管制的要求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已经超越了它的职权范围,而且还迎合了西方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那些遇到麻烦的经济中占有市场和所有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国内企业界和政府都没有能力进行的“清理”和结构改革需要有外资的参与。在原先实际上是国内垄断企业的外国投资,可望给泰国带来现代企业经营惯例、改善公司管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以及促进竞争。世界银行特别强调了公司改革对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性。总的说来,人们认为外国市场渗透和外国所有权的增多,将会加速那些受到(危机)损害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复苏和公司管理改革。 人们普遍期望,自由化措施以及公司部门的困难处境将导致(泰国)所有权的迅速整合和外国所有权的扩大。实际上,许多评论家都预言将出现大规模的“(受损资产)减价出售”,以及外国公司将以最低价买到大量资产。然而,本文认为,尽管泰国已经大幅度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但尚未伴随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对公司部门的有效改革。此外,尽管外国大大增加了对泰国注册公司的参与以及外国控股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后者仅占了泰国公司部门的一小部分。上述领域的有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泰国经济复苏和改革进程的缓慢和不确定性,但正如本文所概述的那样,泰国的公司部门,特别是那些负债最多的公司,明显地抵制了经济结构的改革。所有权的既定格局和令人讨厌的破产与合并过程一直促使了公司的抵制,而民众抗议和政府持续支持大企业利益(这在2001年1月他信政府上台之后变得更加公开化),则又导致了上述所有情况的加剧。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对外国所有权的放宽管制、银行业的外国所有权、公司结构改革与非金融部门改革、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衰。 对外国所有权的放宽管制 泰国政府在1997年8月中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72亿美元一揽子筹资计划达成协议之后,便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1997年10月,泰国政府宣布,将允许(外国公司)在陷入困境的金融业部门占有多数股权达10年之久,10年之后,任何超过49%的股权都必须出售给本国投资者。在10月的晚些时候,泰国的投资委员会(B01)利用了其免税的权力,只要本国的业主同意,就允许出售大多数在其“曼谷首都地区及其近郊促进计划”下经营的泰国公司。这项计划在1998年2月扩展到了泰国的其余地区。在1997年11月,第二份“意向书”阐明了主要的条件限制,包括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而在1998年3月,第三份“意向书”提出了一项议定法规相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泰国政府在当年年底批准了新的外国投资法规。接着,泰国政府修改了这项法规,该法最终确定为《外国企业法》(ForeignBusinessAct)并在2000年3月4日生效。这取代了限制性的1972年《外国企业法》(AlienBusinessLaw),该项法规要求泰国的每一家注册企业都必须拥有过半数的泰国所有权,而且在某些行业中连少数的外国所有权也是不允许的。唯一的例外是,根据1966年的《泰美友好合作条约》,少数美国公司获准拥有100%的外国所有权。 在1998年年底至2002年3月期间,泰国经济逐渐向外国投资开放,而且在大多数行业中也允许外国拥有多数所有权。然而,在大约57个指定的领域中,外国的参与仍继续受到限制,理由是考虑到国家安全、文化因素、环境问题、“泰国国民尚未准备好与外国人竞争”,以及其它“特殊原因”。尽管许多受到限制的领域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有些领域却很重要,特别是会计、法律和某些经纪业。改革的阶段性反映在土地所有权改革上。泰国直到1999年10月才允许外国资方在房地产业拥有49%的所有权,而此前泰国一直明确地拒绝接受外国所有权。这个百分比在2000年3月升至100%,这是泰国对有关法规作进一步修正的一部分,这些修正案允许外商在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与制造业拥有所有权的政策。在保险业方面,1998年的改革把外国所有权和外国董事所占的百分比限定为25%,并预定在2004年将其提高到50%。 外国投资所有权的放宽管制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金融)危机伴随有外国投资浪潮的惊人高涨,这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下半年。在1997-2001年期间,外资的净流入总额达246亿美元——年平均数为49亿美元。这与1990-1996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泰国被视为该地区的投资“热点”,因其经济的高增长率与外资的流入密切相关,但这个时期的外资流入总额却仅为141亿美元——年平均数为20亿美元。鉴于泰国经济处于不景气和不确定的状态,以及泰国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一直较低,1998-2001年的投资流入规模乍一看确实令人吃惊。然而,1998—2001年的投资流入很少属于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其中的多数属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有时还涉及到“债务资本化”(debt-equityswaps)。 在1990-1996年期间,只有9.6%的外国投资涉及到收购泰国公司10%以上的产权。而相比之下,在1997-2001年则有61.0%的投资涉及到这个水平的收购。尽管合并与收购(mergersandacquisitions[M A])活动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但却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已导致了外国控制权的大大增强。布林布尔(Brimble)和谢尔曼(Sherman)的研究认为,在1997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有138个外国收购泰国公司产权的事例,其中只有80例涉及到过半数控制权。然而,后来穆迪(Moody)和根岸(Negishi)的一项研究却表明,在1997-1999年期间只有大约63例对多数控制权的收购。布林布尔(Brimble)和谢尔曼(Sherman)的研究中所提及的一些事例可能并没有完成,或者最终导致了仅收购不足以控股的产权。然而,追踪合并与收购(M A)活动决非易事,而且其中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来源和定义。实际上,布林布尔在其后来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缺乏关于在泰国的外国所有权增加的确凿数据。关于外国参与水平增加的某些数据,可以从泰国证券交易所(SET)的上市股票登记中获得。然而,这仅仅使人看到部分的情况,因为很多参与合并与收购(M A)活动的公司都没有股票上市。1998年年底,泰国證券交易所(SET)的数据表明,在418家股票上市公司中,有23家公司的外国持股显著增加,其中的7家公司持有控股产权。尽管在1999-2000年期间有涉及合并与收购(M A)的高水平资本流入,但到2002年年底,在381家股票上市公司中却只有20家公司的外国股权占多数,而且只有20.3%的实缴股本归外国人所有。 尽管到2002年,外国人只在少数股票上市公司中控制了多数股权,但在一些部门中已出现了高水平的外国股权。在电力部门的7家上市公司中,有3家公司和该部门69.5%的股权受到外国人控制。同样地,外国人在电子部门控制了10家上市公司中的3家公司以及53.6%的股份。然而,尽管这些部门对泰国经济很重要,但上市公司仅占有2.1%的实收资本和7.1%的外国股权。很显然,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外国股权扩展都发生在银行业。就此而言,到2002年年底,有38.0%的股份归外国人所有,而银行部门则占有了资本总额的27.3%和上市公司中50.6%的外国股权。在1997-2002年期间,银行部门的合并与收购(M A)活动占了总数的37.5%以及外国直接投资(FDI)净额的22.8%。然而,如下所述,这仅导致了泰国银行系统中的很小部分受到外国的正式控制。 外国人对泰国经济的实际控制程度,很可能比涉及合并与收购(M A)活动的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大得多。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是危机之前对外国所有权放宽管制的情况。在危机之前,少数股权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自1997年以来,情况有可能更是如此,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司部门总体上比较虚弱、缺乏流动资本和那些具有大量外国投资和外国关系的公司经受危机打击的能力比那些没有这些投资和关系的公司强得多。此外,自1998年以来,外国参与银行业和保险业导致了与(外国)所有权增长水平不成比例的革新和发展。然而在非金融部门,企业持续受到那些为数不多且往往互相密切联系的股东的控制,可能会严重破坏少数股权持有者的地位。 在2001年期间,外国投资明显地急剧增多,而合并与收购(M A)活动则大幅较少。这表明投资正在流向新的冒险企业以及用于扩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然而,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后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值的增长便急剧地减缓,而且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投资流入也大幅减少了。尽管出口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恢复了增长,但外国直接投资和合并与收购(H A)活动仍继续处于较低水平。在2001-2002年期间的变化表明资本结构调整和外国增加参与的浪潮结束了,而泰国作为未开发地区投资场所的地位却并未得到恢复。到2001年下半年,外国投资者也许获得了那种他们视为最可变但却易于获得的资产。如下所述,尽管法规允许外国人持有股权,但很多公司却继续抵制(向外国人)出售(上述资产)。此外,泰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和不稳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经营困难,使投资者对进一步承诺投资持谨慎态度。从2001年1月开始,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日益经济民族主义言论也许就加重了投资者的不情愿态度。实际上,在2002-2003年期间,有些投资显著地较少了,特别是在电子部门,而且有些重大的计划投资项目不是被取消就是另寻目标,而诸如福特(Ford)、马自达(Mazda)、东芝(Toshiba)、Digital和Mirabea等公司的活动扩展也未能使这种情况得以弥补。 银行部门的外国所有权 尽管泰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步放宽了对银行部门的管制,以及饶伟讯(Hewison)所称的“在主要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爱恨交加的关系”,银行部门总的说来仍然受到宠爱、支持和保护。银行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关系、与财政部密切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而且深深扎根于泰国公司结构的其余部分。这种状况体现为:在1983-1996年期间,大约有32次之多,连续各届政府都一直乐意介入并支持和援救各家银行。自1985年以来,“金融机构发展基金”(FinancialInstitutionDevelopmentFund)一直负责援救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这些反复出现的危机表明了中央管制的软弱以及政府无法或不愿意对银行业的做法进行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银行一直是泰国公司部门筹措资金的唯一重要来源,而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一些企业组成了以特定银行为中心的集团。这种情况经常涉及到家族关系和长期政治联盟,有时还反映了银行和企业部门在20世纪40-50年代期间的形成方式。然而,尽管这些关系直到1997年危机时仍然显得很重要,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公司部门对国内银行业的依赖性就大大减低了,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更是如此。这反映了从1987年起和20世纪90年代期间泰国证券交易所资本总额的增加、放宽对外汇制度的管制,这导致了容易获得大量的低息外国资本。这使那些在诸如媒体、通讯、电子、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新出现的比较积极进取的企业集团得到了增强。这些发展情况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一定程度控制力,并显著地挑战了国内银行资本的地位。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国内银行对79%的中小型企业和77%的大型企业来说,一直它们进行贷款的主要来源。 在1997年危机以前,泰国的银行系统一直受到国内少数家族的控制和支配。外国银行虽然也获准开办,但在数量上却受到了严厉的控制,而且只能开办三家分行,其中一家分行必须设在首都和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这有效地把14家在1996年年底开办的外国银行的活动限定为批发业务和向对外贸易提供资金。尽管外国投资者获准在泰国银行取得股权,但这个股权被限定为25%。有四家银行有这个水平的外国参与——盘谷银行、泰华农民银行、暹罗商业银行和大城银行(BankofAyudhaya)。低于12%的较小外国股权是在其它一些银行中,特别是泰国军人银行、泰国Dhanu银行、泰京银行(KrungThaiBank)、亚洲银行、那空通银行(NakornthonBank)和曼谷京都银行(BongkokMetropolitanBank)。外国所有权总共只占了银行部门股权的9-10%。然而,外国获准在其中拥有最多股权的四家银行却占了分行总数的46.3%和资产总额的48.5%。此外,除了大城银行以外,这些银行都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业务,盘谷银行和泰华农民银行还与美国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国外经济论文:管理方格理论在国外经济学教学的使用探索 摘要:通过将管理学中的管理方格理论引入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构建教师方格和学生方格,总结出教师和学生的五种典型心态,将其结合起来,使教师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同时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心态,以寻求有效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途径。 关键词:管理方格;教师方格;学生方格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以掌握。而且由于教学时间的紧迫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采取传统的着重纯理论讲授的教学方法,缺乏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做到因材施教。管理方格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领导理论,可以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管理方格简介 管理方格是研究企业的领导方式及其有效性的理论,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行为科学家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在1964年出版的《管理方格》一书中提出的。他们使用一张纵轴和横轴各9等分的方格图,总共81个小方格,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企业领导者对人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第1格表示关心程度最小,第9格表示关心程度最大。如图1所示。 布莱克和莫顿在管理方格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方式: 1.l定向表示贫乏的管理,对生产和人的关心程度都很小;9.l定向表示任务管理,重点抓生产任务,不注意人的因素;1.9定向表示所谓俱乐部式管理,重点在于关心人,企业充满轻松友好气氛,不大关心生产任务;5.5定向表示中间式或不上不下式管理,既不偏重于关心生产,也不偏重于关心人,完成任务不突出;9.9定向表示理想型管理,对生产和对人都很关心,能使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需要最理想最有效地结合起来。 他们认为9.9定向方式最有利于企业的绩效。所以,企业领导者应该客观地分析企业内外的各种情况,把自己的领导方式改造成为9.9理想型管理方式,以达到最高的效率。 布莱克和莫顿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推销方格理论。即分别构建推销人员方格和顾客方格以帮助推销员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推销心态,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有助于推销员更深入地了解顾客,掌握顾客的心理特征,便于推销员进一步加强推销能力的培养,更好地完成推销工作。同样,教学工作可以看做是教师借助一系列手段将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是推销员,学生就是目标顾客。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构建教师方格和学生方格,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寻求一种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整体效果的途径。 二、构建教师方格 如果我们以纵坐标表示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以横坐标表示对教学任务的关心程度,坐标值越大,表示关心程度越高。就可以得到图2所示的教师方格。其中图中标出的五种心态最具代表性。 (一)得过且过型 如图2中1.1所示,这类教师既不关心学生,也不关心教学任务,对本职工作无热情。这种教师的教学效果往往是最差的。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原因,一是教师主观缺乏进取心;二是所在学校没有适当的奖惩措施。 (二)学生导向型 如图2中9.1所示,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心态,持这种心态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总是单纯强调与学生搞好关系,过分迁就学生,可能会成为学生的亲密朋友,但课堂控制力较差,难以完成教学计划。这种心态也不利于教师的成长。 (三)任务导向型 如图2中9.1所示,持这种心态的教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完全忽略了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与个体差异。这正好与学生导向型教师相反,走向重视教学计划的完成、忽略师生互动的另一个极端。这种心态也是不可取的。 (四)讲求技巧型 如图2中5.5所示,这是一种折中的心态,教师既重视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又不严格遵照教学进度安排,既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又不十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而是寻求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的充分结合。 (五)因材施教型 如图2中9.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既能全力研究并实践多种教学方法,又能最大限度地注意学生接受程度的差异,注重因材施教。他们在履行教师职责的同时,能够兼顾学生的需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是最理想的。 三、构建学生方格 如果以纵坐标表示对教师的关心程度,以横坐标表示对课程的关心程度,坐标值越大,表示关心程度越高。就可以得到图3所示的学生方格。同样,我们从图中也可以找到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心态。 (一)漠不关心型 如图3中1.1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既不关心教师,也不关心课程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生本身对上大学毫无兴趣,甚至对能否取得毕业证都不在乎;第二,学生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学习产生了不良刺激。如果是第二种原因,教师应该多付出一些耐心,注意学生的情绪变化,尽可能帮助其提高课堂上的注意力。 (二)纪律约束型 如图3中1.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非常重视与教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给教师留下良好的印象,而对课程本身不够重视。此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完全取决于教师,如果本次课教师状态很好,他们的接受程度就高,如果教师情绪低落,他们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听课效果极差。 (三)专心学习型 如图3中9.1所示,这种心态与纪律约束型恰恰相反。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极端重视本课程,愿意多花时间去学习,而对教师并不重视,甚至上课时排斥与教师的互动。面对这类学生,教师首先应该推销自己,取得学生的信任与好感。 (四)少年老成型 如图3中5.5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既重视课程本身,又不求甚解,既重视与教师的互动,又不十分活跃。这种类型的学生只求期末考试能够取得及格分,而对深层次的学习缺乏兴趣。 (五)积极进取型 如图3中9.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一方面十分重视本课程,愿意花时间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另一方面,又能与教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课程上积极配合教师。这类学生是最值得称赞的学生,对待他们,教师应真心实意地为其服务,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其答疑、解惑。 四、教师方格与学生方格的关系 我们可以借鉴布莱克和莫顿教授设计的有效组合表,来揭示教师和学生两种心态的组合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如表1所示,“+”表示通常能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表示教学效果较差;“0”表示不确定状态,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由上表可以看出,9.9型的教师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学生都能够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1.1型的教师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学生教学效果都很糟糕。 笔者就教师类型和学生类型分别设计了相应的问卷并开展了直接调查。本次调查共选取了5所高职院校的10名教师、60名同学作为调查对象,收回教师有效问卷10份,学生57份。统计结果如下: 1.在教师问卷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1.1型的有0人;1.9型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0%;选9.1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30%;选5.5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50%;选9.9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0%。 2.在学生问卷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1.1型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75%;1.9型的有18人,占总人数的31.58%;选9.1的有16人,占总人数的28.07%;选5.5的有19人,占总人数的33.33%;选9.9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5.26%。 调查结果显示,有50%的教师都属于5.5型,由表1可知,只有遇到1.9、5.5型的学生,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才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选9.9型的教师只占10%,说明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想通过教学工作做到自我实现的是极少数。 在学生当中,同样也是选5.5型的所占比例最多(33.33%),说明有1/3的学生认为学习本门课程主要是为了通过期末考试。选9.9型的学生占5.26%。 对一名教师来说,培养良好的工作心态是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教师的工作心态越趋向教师方格中的9.9型,就越有把握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每位教师都应当立志成为教育行家,学会把关心教学任务与关心学生两者完美结合起来。当然,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接触的学生也是形形色色的,即使是教育专家也不能保证每位学生都很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只有某种心态的教师正好遇上心态与之相匹配的学生,才会取得完美的教学效果。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对我国农业不利因素论文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全面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第一,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第一,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承诺,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最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优秀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优秀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优秀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应用的探讨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农业机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其在世界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机械性能上更为优越,并且在操控上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高效。本文中具体分析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的应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应用;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度,世界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的促进下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降低人工输出,文章简要阐述了现阶世界农业机械应用电子信息化的实际效能,并阐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EGU与CAN技术联用 从目前情况分析,拖拉机是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广的农机设备,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之一,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以手扶式为主,而随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现阶段主要是以自动行走式为主,由此可以看到农业机械设备的巨大变革。而针对自动行走式设备来说,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比如ECU,即电子控制单元,CAN总线等等,1台大型拖拉机,一般来说安设多个标准ECU,这个装置本身具有良好的性能,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还同时兼具控制功能,属于智能化终端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为农业机械量身定做,根据他们作业环境而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设备帮助农业机械实现新的跨越,在该装置上面,不仅具有统一标准接口,而且还兼具CAN总线技术,还有相应的通信协议。例如:以德国某农业机械而言,他们自主研发的拖拉机配备比较先进的技术信息,分别是ECU、CAN,而上述技术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正在日益完善,并且这类农业机械已经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响较好。该设备大部分部件上面,均已经设置ECU设备,而且是自带标准的I/O接口,将之和CAN总线进行有效的连接,就能够实现通信与控制。 二、 机群调度管理的实际应用 针对欧洲发_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农场管理已经进行信息化时代,办公室里面存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是借助移动作业机械,构建无线通信,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加快农业机械信息化进程,快速传递信息内容。针对DIN9684-5而言,不仅对无线通信协议施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在接口标准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农场计算机装备具有自身的优势性能,不仅可以自由调配作业数据,而且还能存储作业数据,这其中离不开智能终端的作用性,与此同时,还为农场管理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能够依据作业安排,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农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不仅具有专家知识库,而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系统,能够对作业机械信息予以有效的存储,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拟定科学有效农田作业方案,实施有效导航作业计划,而这些决策内容则可以依据无线通信快递,传送至机械智能化终端,实施作业方案。一旦农业机械出现故障,故障信息就会通过相应的设备,即无线通信,到达农场计算机设备,而系统之中存储很多故障的类型,这主要是依托故障数据库,从中汲取丰富的资源,由此就能够对故障进行有效的诊断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提供合理的解决故障方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设备已经日渐成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化的发展上更为纯熟,针对农业机械化作业,基本上可以实现远程管理,从而提升机械化的实用效能,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从整体角度分析,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已经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未来必将取代传统农业机械作业,实现良好的远程管理效果,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而必须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设备,取得优异的成绩。 结语: 总体来说,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已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能够引起农业上的革命,达到事半功倍的运用效果,提升农业产量与效率,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改善机械自动化管理效能。文章中具体阐述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具体应用情况,并提出优化的改进措施。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规则下国家农业政策的选择 [摘要]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在WTO《农业协定》签署之后,美欧等国在不断加强国内“绿箱政策”支持的同时,并未真实降低“黄箱政策”对国(区域)内的农业保护,相反他们试图利用现行WF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给一些“黄箱政策”扣上“绿箱政策”的帽子继续规避其削减贸易扭曲的成员义务,维持并扩大其农业支持总水平,从而巩固和提高其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试图从PSE和AMS两个指标角度来分析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程度和做法,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要分析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政策改革取向。 [关键词]扭曲贸易农业 国内支持 改革 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优秀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通过推动农产品公平贸易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尽管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致使新一轮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但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所展现的谈判技巧和对WTO规则的熟练运用仍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但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产业,多数发达国家每年都以大量的预算支出对农业给予特别支持。各国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一方面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农业支持进行衡量,一个是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eer sup-port estimate,简称PSE),另一个指标是WTO的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PSE衡量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每年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转移总量,它由市场价格支持与对生产者的预算支付组成,因此,PSE是衡量“黄箱政策”加“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AMS是从PSE演化而来,是衡量WTO《农业协定》规定的需要各国作削减的“黄箱政策”包含的农业支持总量,AMS包括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 一、从PSE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2004年,OECD国家PSE达到2795亿美元。其中,欧盟PSE总额为1334亿美元,占欧盟农业收入33%的比重;日本PSE总额487亿美元,占农业收入56%的比重;美国PSE总额465亿美元,占农业收入18%的比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PSE相对较少。从所有OECD国家来看,大约3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的支持,而非市场。从产品分布看,受保护的范围更加集中于大米、食糖和牛奶等部门,使得相关产品的扭曲贸易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美、欧、中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2004年,美欧农业收入得到政府较大支持,特别是欧盟,1/3左右的农业收入来自于政府。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甚微,个别年份甚至对农业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 总支持水平估计值(TSE)指纳税人和消费者每年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所有转移支付的总值。根据表2可知:欧盟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最高,达到464亿美元,占欧盟TSE的40.5%,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59.5%;其次是美国218亿美元,占美国TSE的22.9%,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28.12%;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贸易扭曲政府支付总额很低。从NAC指标来看,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产品政策影响力很大。此外,所有贸易扭曲的政策支持中,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较高,美国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按照以PSE衡量的某一国家(地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美欧都对农业生产者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其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受保护的范围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二、从AMS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一)美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美国是农业大国,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农业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补贴的分配依据农作物的类型,超过90%的农业补贴分配给大约20种农作物。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出口激励、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加强农业科研以及农业保险和救灾、环境保护等方面。 2001年,美国特定产品农业AMS为146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奶制品,占所有特定产品AMS的31%,其次是大豆和棉花,分别占25%和19%,上述三项总和占“黄箱政策”支出的75%。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产品农业AMS的总量和集中度都非常高。美国非特定产品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损失保险、灾害补偿和信用贷款等方面。如图1所示:1986-2001年,美国非特定产品AMS总体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7-1999年,增速十分迅猛,大约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预算。1999年后,非特定产品的AMS略有回落。 根据WTO的农业协议,在过渡期内,美国的黄箱支持不能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并每年向WTO报告其农业国内支持水平。针对这一规定,美国新农业法对国内支持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2001年及之前的报告书中所包含的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 Flexible Contract,简称PFC)列作“绿箱政策”。而在2002年之后,美国用直接支付替代生产灵活性合同,并将直接支付仍作为“绿箱政策”。此项标准的确立对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否超过191亿美元黄箱支持的上限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图2,如果不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则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AMS均不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水平;而如果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2000年、2001年、2006年。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都将超过WTO上限标准。尽管目前业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对是否应该将直接支付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绿箱政策”多存置疑,但现行WTO文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美国显然利用了WT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规避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维持甚至扩大扭曲性农业补贴,为其农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欧盟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欧盟是世界农产品第一大进口集团和第二大出口集团,欧盟的农业法律与政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多边规则谈判举足轻重。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自1962年制定至今,不断地调整、改革,以适应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它的优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政策和市场管理机制等来保护和促进欧盟区域内农业的发展。 欧盟农业支持偏重于针对特定农产品。2001年,欧盟总的AMS是392.813亿欧元。从表3可知,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牛肉,达到97亿欧元,其次是白糖和黄油。而非特定产品AMS主要包括保险补贴和利息返还,金额仅为5.74亿欧元,远小于美国非特定产品AMS。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农业支持的方式,通过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限制得到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量等手段进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费用负担也逐步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2003年欧盟设计了新共同农业政策方案,此次改革方案是围绕适应WTO的《农业协定》展开的,其优秀是改变了欧盟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完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由初期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对农民收入补贴为主的演变进程,被认为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根本变革。 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和贸易强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方针,采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政策,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滚滚潮流,尤其是新一轮多哈回合中对成员国缩减农业扭曲贸易的呼声渐高,美欧一方面顶住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维持甚至扩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在一个较高的总量水平上;另一方面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强化“绿箱政策”,调整“黄箱政策”,坚持在WTO现有文件框架内积极调整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方式和结构,为推动其农业发展和保持贸易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应该说,美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走向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更隐蔽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国际间经济博弈的演进,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熟悉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在WTO现行框架内平等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改革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首要考虑。尽管如此,农业所获得的补贴从总体看还是非常有限。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进一步显化,“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得到了重视和采纳。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坚持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国家设立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发放自然灾害救济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天保工程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在农业的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较晚,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经验还是在财力上都仍显得十分不足,尤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安排上无论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与WTO现行规则仍存在着一定的“背离”。一方面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基数相比,与农业基础状况相比,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仍相当薄弱,总量亟待提高;同时现有的财政、金融补贴方式亦难以使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特别是战略性农产品生产的人口真正从中受益。仍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根据表4,中国对本国特定农产品进行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上更加出现负保护。如1999-2001年,我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直接支持均为负数,这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需要对农业支持方式和结构进行大力的调整。另一方面,按照WTO衡量成员国对农业总支持水平估算方法计算。2001-2003年,中国的TSE占GDP比重为3.5%,明显高于欧盟的1.2%、美国的0.9%、墨西哥的1.3%和巴西的0.6%,据此反映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的水平较高,需要进行大幅削减。根据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即约为480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仅为60亿美元。显然,这又使得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连续多年快速发展、财政税收逐年增加、国力日盛之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陔坚持首先从我国的农业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调整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结构,要把重点放到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补贴来真正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同时,还要兼顾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文本所要求的削减扭曲贸易义务,尊重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积极经验,使我国国内支持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国内农业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WTO规则框架内提高对农业支持的总水平。当前我国对农业支持补贴力度虽有所增加,但在总量上仍与解决农业生产与贸易问题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全局来看,只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方向,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才能支撑起我国农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的差距。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世界贸易的后来者和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在WTO内还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尽快熟悉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的经验和做法,在WTO文本框架内采取有效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其他成员的摩擦。今后我们也应积极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成员身份,联合其他在WTO中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通过发起和组织多边和双边农业磋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充分表达我们对农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更大话语权,使WTO农业政策制定朝着更有利于消除国际贫困、实现公平贸易的目标发展。 (二)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灵活使用“发展箱政策”。尽管与WTO的有关政策相悖,美欧等国都在尽力保持对农业的黄箱支持,目前中国农业黄箱支持尚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在支持结构和补贴目标上作深化调整,使有限的黄箱支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将WTO规则允许的黄箱额度用在刀刃上,起到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农业的作用。此外,《农业协定》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微量允许标准”,这意味着补贴空间灵活性的增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应该有效使用这一条款来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业“绿箱政策”支持。1996-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的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平均水平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82亿美元,并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绿箱政策”补贴中,中国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中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在“政府一般服务”中,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而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农业培训服务、农业科研支持、病虫害控制支持、检验服务支持等的比重很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绿箱支持总体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干预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价格支持,对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和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投入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 (四)改革“黄箱政策”,将价格保护政策逐步转化为直接补贴。《农业协定》生效以来,许多成员国调整了农业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由过去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市场干预,转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建立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体系来减少对黄箱支持占用,改善农产品市场扭曲状况。我国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体系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实际上都是价格支持政策,这是一种需要逐步取消的“黄箱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的国家宏观政策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非常有限,甚至会带来农民利益的损害。而且,保护价收购体系是给流通领域补贴,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的补贴数额很少。按WTO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这为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保护价收购体系改为直接补贴农民,政府价格支持应该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非流通部门。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效率,使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好保护。 (五)加强补贴的集中性和针对性。美欧的农业补贴都有很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各国在农业改革过程中虽然对黄箱支持进行了大幅削减,但对部分重点产品却加强了保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具体类别上所获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能,因此补贴的效果也较差。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集中精力打优势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在进行农业支持结构调整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粮、棉、油、糖等战略性农产品的支持。 世界农业论文:美国农业部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预测 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GDP增速预计将达4.6%左右,但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将略低于2010年,经济复苏放缓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美国的预测基于以下假定。在宏观经济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各地主要央行采取积极行动,以面对从衰退中徘徊而遇到的持续的财政问题。即使采取这些行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仍然将影响经济复苏及为经济预测带来不确定性。第二、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预计2011---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第三、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贸易预测假设各国遵守现有的影响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和贸易改革将继续进行。 小 麦 1.收获面积:预计2010年相对2009年减少480.9万公顷,达到2.209亿公顷,但在预测期内全球小麦收获面积将平稳增加。其中美国小麦收获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至1824.9万公顷;加拿大小麦收获面积也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有857.6万公顷;澳大利亚小麦收获面积实现平稳增长,到2019年小麦收获面积达到1391万公顷;中国小麦收获面积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预计从2009年的2400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245万公顷;欧盟小麦收获面积在预测期内将小幅上升,至2019年达2695.3万公顷。 2.总产量:预计2010年全球小麦总产量为6.57亿吨,预计小麦总产量将逐年增加,到2019年将达到7.19亿吨。其中美国小麦总产量2009年为6031.4吨,预计2010年小麦产量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有5729.7万吨;加拿大也呈同样趋势,预计2018年产量为2524.4万吨;预计2019年产量为2521.9万吨;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到2019年达2663.3万吨;中国小麦产量在2010年预计减产696.3万吨后产量增减幅度不大,2019年预计达1.08亿吨;欧盟小麦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到预测期结束达到1.57亿吨。 3.进口:美国小麦进口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达到350万吨;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在100万吨左右徘徊;欧盟的小麦进口量逐年增加,预计从2010年的550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700万吨。 4.出口:欧盟的小麦出口量2011年预计比2010年减少8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2080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增长较为平稳,在预测期内保持在1720万吨左右;澳大利亚2011年小麦出口量预计达165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1820万吨;中国的小麦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逐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380万吨;美国小麦出口量2010年比2009年陡增1000万吨,预计此后出口量缓慢下降,到2020年将达2380万吨。 5.出口价格:美国离岸价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每吨222.72美元;加拿大小麦出口价格也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高达每吨206.37美元;欧盟出口价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主要国家中出口价最低,到2019年仅为每吨201.02美元。 水 稻 1.收获面积:全球水稻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增加,2009年全球水稻收获面积1.53亿公顷,预计到2019年增加到1.57亿公顷,其中中国水稻收获面积也逐年减少,2009年水稻收获面积为2968万公顷,预计2019年仅为2760.9万公顷;美国水稻收获面积2010年预计减少6.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收获面积为113.1万公顷;澳大利亚水稻收获面积则逐年增加且趋势明显,预计2019年将达到5.3万公顷;欧盟水稻收获面积将稳定保持在45万吨左右。 2.总产量:全球水稻总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2009年总产量为4.35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4.77亿吨。其中中国水稻总产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总产量为1.37亿吨,预计2019年减少到1.34亿吨;美国水稻产量将逐年增加,预计2019年将达到691.9万吨;澳大利亚水稻产量走势与其收获面积一致,预计2019年将达34.8万吨;欧盟水稻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预计2010年为192.4万吨,到2019年将达199.7万吨; 3.进口:加拿大水稻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加,2010年为34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39万吨;中国水稻进口量将平稳增加,预计2020年达62万吨;美国水稻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到80万吨;欧盟水稻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149万吨。 4.出口:中国水稻出口量预计将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减少为107万吨;美国水稻出口量2010年达到364万吨,之后开始逐年增加,预计2020年出口量达421万吨。 5.出口价格: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将缓慢上升,预计2019年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为每吨429美元。 大 豆 1.收获面积:全球大豆收获面积预计会不断增加,2010年为1.02亿公顷,到2019年预计将达到1.11亿公顷;其中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保持稳定,预计2019年将达3135.8万公顷;加拿大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变化不大,保持在14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减少,2010年为868.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达864.5万公顷;欧盟的大豆收获面积保持在37万公顷左右。 2.总产量:全球大豆总产量将不断增加且增幅较大,2010年全球大豆产量为2.52亿吨,预计到2019年将高达2.95亿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为8739.5万吨,预计2019年将达9688.3万吨;加拿大大豆产量预计将缓慢增加,2010年为344.4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378万吨;中国大豆产量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预计2019年将达1579.6万吨;欧盟大豆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2019年达到104.4万吨。 3.进口: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5700万吨,并将持续增加,到2020年将高达8830万吨;欧盟的大豆进口量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1150万吨左右。 4.出口: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将逐年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4800万吨,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例下降较为明显,到2020年仅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36.5%;中国的大豆出口在预测期内稳定在50万吨。 玉 米 1.收获面积:2010全球玉米收获面积1.56亿公顷,预计收获面积将会逐年增加,2019年达1.62亿公顷,其中美国玉米收获面积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收获面积仅3222.5万公顷,预计2019年达到3381.6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8.05亿吨,预计2019年将高达9.19亿吨,增幅达14.16%。其中美国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3.34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3.80亿吨。 3.进口:美国的玉米进口量稳定保持在30万吨;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在预测期内稳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达800万吨;加拿大的玉米进口量保持在180-190万吨之间;欧盟2011年玉米进口量预计为340万吨并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260万吨。 4.出口:欧盟玉米出口量也是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00万吨预计增加到2020年的310万吨;中国的玉米出口量稳定保持在20万吨左右,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5080万吨,到2020年将达5970万吨,增幅达17.52%。 高 粱 1.收获面积:全球高粱收获面积预计将保持不变,2019年将达4400.5万公顷。其中美国高粱收获面积将逐年下降,到2019年仅224.8万公顷;澳大利亚的高粱收获面积保持稳定略有增加,2019年预计达76.8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高粱总产量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预计为6856.6万吨,到2018年将高达6963.1万吨,增幅为1.55%。其中美国高粱总产量略有减少,预计2019年达921.1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总产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225.5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256.5万吨。 3.进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粱出口保持在50万吨左右;美国的高粱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420万吨,到2020年将达530万吨,且占世界高粱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占世界高粱贸易的72.9%。 4.出口价格:高粱的海湾FOB价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83美元。 大 麦 1.收获面积:全球大麦收获面积比较稳定,在预测期内保持在5450万公顷左右,预计2019年大麦收获面积为5462.3万公顷;其中美国的大麦收获面积将逐年减少,2011年预计为120.3万公顷,到2019年将减少到108.9万公顷;澳大利亚的大麦收获面积将略有增加,2019年将达到448万公顷;加拿大的大麦收获面积保持稳定,大概在35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麦收获面积也是略有增加,到2019年预计将达86.4万公顷;欧盟的大麦收获面积相对稳定,预测期内将保持在1300万公顷左右。 2.进口:中国的大麦进口量将稳定增加,2020年将达300万吨;欧盟的大麦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均保持20万吨;美国则保持在40万吨。 3.出口:欧盟大麦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390万吨,到2020年将增加到520万吨;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也将不断增加,在预测期的后半段将稳定保持在450万吨;加拿大的大麦出口将略有减少,2020年大麦出口量将达到110万吨;在预测期内美国的大麦出口将稳定保持在20万吨。 4.出口价格:加拿大的大麦出口价格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48美元。 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的重要性。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大部分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和学者做出的关于某些品种的生产及贸易的预测,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国外的有关农业机构和学者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完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报告。这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加快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全球经济的形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所以对于我国农业整体优势并不明显的状况而言,农产品生产应向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发展,单纯的数量增长已不能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只有走优质、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道路,才可能在白热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需求的变化较大--以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以加工品和食品形式的贸易比重上升。改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式是未来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选择。 (三)建立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体系。农业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学者成立农产品预测中心,将大家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和预测,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及贸易预测报告,为国家的中长期农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世界农业论文: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回落。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将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且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农产品供需矛盾出现,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因此,我国要千方百计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以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农业;有效供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7月中旬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将风险不断扩散,并进而蔓延到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还在深化,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对于刚刚经历粮食危机的全球而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发展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由于金融危机造成流动性紧缺,加之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各国投机性资金纷纷撤离农产品期货市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国际大宗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也出现高位回落。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下跌幅度大。2008年6-10月,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从最高点179.8跌到130.7,跌幅约达49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下跌速度快。2008年10月份国际产品价格与2007年8月份价格差不多。从2007年8月份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共花了10个月,而从最高点跌到2008年10月份价格,只花了4个月。三是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2008年进入7月份,谷物和油脂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分别达到19和30个百分点;进入8月份,奶类价格开始加速下跌,月跌幅达23个百分点,比1-8月份快了20个百分点;进入9月份,糖料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到11个百分点;进入10月份,肉类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7.5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1月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作出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2009年将降至2.2%。全球经济的持续下滑将给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农产品需求下降已显现,今后压缩的空间不大 农产品的需求主要包括食物需求、饲料需求和工业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食物和饲料需求刚性明显,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增减情况;工业需求弹性大。增加和减少的速度快,波动比较剧烈。以谷物为例,口粮和饲料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2008/09年度仅分别比2007/08年度增长1.3%和2.O%,而工业消费增长了11.8%(见表1)。在农产品的各种需求中,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工业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许多深加工企业(如淀粉、味精、生物燃料)效益普遍大幅下滑,企业亏损严重,停产、限产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金融危机波及原油市场,从2008年8月份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价格指数从248,43跌到10月份的136.25,3个月下跌了45.16%(见图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挤压”生物能源“泡沫”,导致大批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还将面临破产。如2008年12月份,美国第二大乙醇生产商Verasun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商Campa GmbH公司第二次宣布破产(该公司年产能在15万吨)。生物燃料行业遭受重创,将大大减小对农产品的工业需求。但是,由于工业弹性大,需求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估计后期工业需求再次压缩的可能性不大。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二)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减少,农产品供给将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土地来看,土地投入将减少。2007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紧张的局面,主要农业生产国如美国、欧盟都减少或放弃休耕计划。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农业法案,将休耕保护计划的土地面积上限由3920万英亩下调至3200万英亩;欧盟委员会决定在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期间将欧盟境内土地的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民极有可能再次加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从资本来看,农业投资将减少。一方面,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一般在资金转移时,投资者首先会从农产品市场不断撤资:另一方面,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会减少。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等出现了信贷紧缩,银行普遍惜贷,农业生产者更难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贷款,这会影响下一年度农作物的种植,给农业生产前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劳动力来看,劳动投入将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将会减少。 (三)农产品贸易额将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世界各国均在收缩消费,加之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必然导致农产品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以谷物为例,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1月份的《全球农产品供求预测》,2008/09年谷物的总出口为2.64亿吨,比上年减少500万吨。这一数据还是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预计今后农产品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出口总额还将下降。在2008年农产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减少,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将异常激烈。由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将贬值,这将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了减少或缓解危机对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家可能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对抗由于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所增加的竞争力,波兰提高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并引入了关税配额限制。1999年2月,配额按季度确定。以防止季节初期进口洪流的冲击。 (四)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综合判断 目前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上。其深层原因是在农产品供给基本确定的前提下,需求大幅度萎缩。从短期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消费者是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切断国际低价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可 能不大;另一方面,供需矛盾可能再次出现。从需求来看,农产品的工业需求在2008年已经大幅下跌,总需求再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很小。从供给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农业投资)将减少。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很难出现“V”型翻转,更可能会呈现出“U”型翻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较长时间保持衰退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是3-5年。金融危机较长时期的冲击下,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在需求基本不变,供给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上升。 三、我国应对世界农业形势变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我国要积极做好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加大支农投入,确保主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是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关键领域、重要产品、优秀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二是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支持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技推广一线工作。三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委托、招标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活动中来。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产品损失。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是农业最重要的抗风险工具。因此,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部署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第三,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离不开农民,需要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办法,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业生产。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主要农产品均衡供应 政府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证主要农产品均衡供求。一方面,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确保国内主要农产品均衡平衡。一是要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要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二是要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国内主要农产品区域间的均衡供应。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农产品经纪人等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主要物流通道和节点项目建设,推广应用散粮运输装卸新技术新设备,改善农产品物流条件。通过各类流通组织的积极参与,采用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平衡区域间农产品供求矛盾。 (三)加强储备管理,确保主要农产品应急供应 首先,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机制,增强国家储备体系。一是要完善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储备机制,储好、管好、用好各级主要农产品储备。二是要提高企业、农户等主体农产品储备意识,鼓励其积极开展储备,使民间储备成为国有储备的重要补充,增强国家储备体系。其次。加强储备督监察,建立健全储备监督长效机制。要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搞好各项专项检查,并且检查结果要严格把关,及时报送,加大对违规动用储备或虚报储备数量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库存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第三,加强行情监测和统计分析,推动储备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要加强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轮换机制,适时吞吐,控制风险,推动储备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世界农业论文: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隶属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垂直层级结构,即称为垂直体系。该体系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包括: 机构重叠,力量分散 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全国是农业科技推广总站。这个主系统依次层层下来,一直到乡,从经费和人员来看,是个“倒三角”,即在与农民越接近的地方,越没有钱,越没有人去干活,而上面的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体系,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现状。 经费不足,人浮于事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官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网破,线断、人散。特别是基层的农业科按推广人员,为了能养活自己,都去做生意(如卖化肥等)。 从“百万美元农业GDP拥有农业科技人数”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说明“人多不干活”,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对农业的贡献在全世界属于最底层。 观念落后,机制僵硬 主要表现在:(1)推广理念――完成政府推广任务,忽视农民意愿;(2)推广方式――多采用行政手段,忽视市场机制:(3)推广目的――注重产量提高,忽视产业整体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两所大学、五所科研院所合并而来,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特色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位于农村的大学,学校地处杨凌,位于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以前是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就必须为农村、农民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所以学校的服务方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向,不是以创收为目标,很大的一部分是公益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学校为“三农”服务的能力7学校通过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垂直体系层面的科技推广体系,决定来探索新的模式,即“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的新模式“。 在提出新模式的同时,又要求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农民满意,即农民的腰包要鼓起来:二是政府满意;三是农业主管部门满意。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一:产业化 就是要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目标,把人、专家和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的载体。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二:永久基地 要选择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中心地带来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只有永久的基地,才能真正显示高科技农业,使“顶天”和“立地”有机结合。通过永久性的基地,实现四个对接(1)大学农业专家和地方推广人员对接;(2)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生产问题对接:(3)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生产需求对接;(4)校内课堂教学和农村生产实践对接。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三:全程质量控制 农业产业化最终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出现食品安全和各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做法 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最佳产区建立永久性试验示范基地 针对陕西的苹果、猕猴桃、甜瓜,茶叶、红枣、核桃、板栗和水产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建立了一批永久性的、专业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推广站。如,白水苹果示范基地、阎良甜瓜示范基地,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西乡茶叶试验示范基地、长武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关中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陕南中药材示范基地、陇县奶牛养殖示范基地等。此外,还与宁夏贺兰清真肉羊集团公司合作建立了肉羊推广基地,与甘肃泾川县合作建立了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酿酒葡萄示范基地等。每个示范基地拥有一支稳定的科技团队,这个团队由学校确定的首席专家挂帅,相关学科人员长期驻点服务,教师与学生流动参与。基地拥有四大功能:(1)示范的平台、培训的讲台;(2)教学、科研的“露天”实验室;(3)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4)逐步成为专业协会的组织枢纽。按产业链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以葡萄酒为例,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酒窖和餐桌,这整个的过程,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这些技术服务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优秀,同时将相应的技术武装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按照产销一体化的思路,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其中培训有三个层面的措施:(1)长期培训,即推广措施和工程措施;f2)中长期培训1,把农民请到学校中,提供食宿进行培训,再把技术带回去;(3)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最后,建立便捷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实时的咨询。 主要成效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出作用。如全国各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示范基地,累计获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亿元,间接效益400多亿元白水苹果基地通过实施“苹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2008年优果率较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果农人均收入3000元,较上年净增300多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80%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探索了“专家+基地+示范村+示范户”科技入户新模式,建立了10个示范村,100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全区发展5万多亩,该产业将阎良区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建立的560亩核桃高接示范园,嫁接成活率达95%以上:陇县奶牛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1000户,带动全县发展奶牛4.3万头,奶牛良种率由45%提高到65%,全县畜牧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世界农业论文:试析世界粮食危机下我国农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三大产业的一体化,目前我国农业的一体化进程不论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还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之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国际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农业国际化 路径选择 一、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概况 最近3年,由于国际市场粮价过高,已经导致多国发生了“粮食骚乱”。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极端异常气候的影响,全球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产量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剧减了30%,导致国际粮食总产量预期下降,国际粮价不断攀升。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受全球流动性依然宽松和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在2月份强势上冲,随后宽幅震荡,维持在2010年尾段较高位的运行区间。 二、世界粮食危机对我国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1.世界粮食价格上升,导致我国粮食进口成本增加 据统计局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截至12月15日,全国粮食价格指数报205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个点,涨幅9%,上涨速度虽较前两年小幅回落约2个点,对比其他年份,仍属于高速增长,延续了近几年的上涨势头。 2.发达国家粮食出口国借口世界粮食危机继续加大农业国内支持力度,提高贸易壁垒 自2010年以来,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主要产粮国均发生了罕见的气候灾害,导致各发达国家政府更加不顾WTO《农业协定》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规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绿箱和蓝箱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就公开允许提高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努力扩大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不断完善国内农业保护体系,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组成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体系。 3.国际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我国在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粮商和四十家中型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食物链,而拥有世界大量粮食储备的“ABCD”四大粮商就已经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近80%,这些企业靠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资金运作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实现价格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 4.粮食金融属性的增强考验我国国内粮食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和与世界接轨的适应能力 当前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其商品属性,粮食贸易金融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与世界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还不密切,国外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对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并间接影响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进程。 三、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加快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推进农业国际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国际农业技术的合作,利用自身在农业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输出我国的优势农业技术和装备;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进口我国短缺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对外投资,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 2.积极参与新一轮《农业协定》谈判,创造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当前的《农业协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承诺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配额,将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特别是进口配额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非国营贸易企业,将会影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进一步改革《农业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才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中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3.培育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打破国际农业企业的行业垄断 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跨国企业依仗对相关农产品资源在生产、流通、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垄断,赚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应该加快国有农业公司的改革,走开放之路;引入新的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权改革,让农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鼓励其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奋斗。 4.完善国内粮食金融市场,促进国内外粮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为防止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带动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粮食金融市场,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市场。除了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风险的自我规避外,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际经验,重视期货品种的开发,服务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需要,在适度开放期货市场的条件之下,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完善我国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前提之下,实现国际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争取实现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彭昌发(1988— ),男,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节水的世界经验 科罗拉多河流域较早应用立法开发和管理水资源 作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实行水权较早的国家,水资源分配是通过州政府管理的水权系统实现的。水权是由法律确认或授予的水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水权可以继承,可以有偿出售转让,有的地方还可以存入“水银行”,这对用水者具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作用。 以科罗拉多河为例,20世纪30年代,内务部垦务局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库容达422亿立方米的胡佛大坝。同时在下游地区修建了几个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如考契拉水利区、伊姆皮里灌区等。当时,由联邦政府协调,有关各州达成了分水协议,并得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伊姆皮里灌区分到约84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洛杉矶的人口和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大,所分得的水量较少。近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需水量剧增,原分得的水量已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洛杉矶大都市与伊姆皮里灌区于1985年签订了为期35年的协议,灌区将采取包括渠道防渗、把含盐较多的灌溉回归水与淡水掺混后重新灌溉利用等措施节约下来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洛杉矶大都市。作为补偿,洛杉矶大都市负担相应的工程建设投资和部分增加的运行费(其中灌溉回归水掺淡水再利用的工程投资为700万美元,另加一定的运行费用等)。 为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亚利桑那州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城市要使用或购买农村地下用水,必须交纳“地下水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受损失的经济活动。 在科罗拉多州,存在一种在干旱时期暂时转让灌溉水权的选择性合同(Option contracts)。城市部门与农村通过充分协商、谈判,来决定转让的水量和方法以及输水时间和价格等。合同中的条款很重要,它要明晰买卖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应具有灵活性,最终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 日本《河川法》明确规定,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农业稻田灌溉用水属“惯例水权”,占有优先,禁止水权交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用水需求增加,争水矛盾突出,法律规定在高效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同时,可通过拥有水权的用户相互协商,对用水进行控制和调整用水量。近年来,日本出现了由城市部门提供部分灌溉设施改造费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则由提供投资的城市部门使用,这是激励农民进行设备更新的一种方法,这种间接的改变用途的水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 明晰农业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公平有效的配水,限制农民无节制的用水,同时又激励了农民们的节水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健全农业节水投入机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节水都有一定的扶持,如政府无偿投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府扶持与农民投入相结合,加大了农业节水投入力度,有力推动了农业节水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干旱缺水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灌溉用水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首先,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仅1902~1991年的8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垦务局完成了10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补助性投资,其中20亿美元为灌溉设施投资。 其次,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是联邦政府扶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效方法。对于一些农民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50年,年利息为3%。农民在还清全部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兴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又促使农民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建立起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为了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联邦政府通常采取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 第四,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也采取优惠措施,水利工程免缴任何税赋,并可获得所征收的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水利贷款,使工程做到按董事会决策的水价征收水费,达到收支平衡,良性运行。 此外,政府还根据需要,通过发行建设债券或从某些受益行业中提取建设基金等,支持灌溉工程建设。以色列国家供水工程投资全部由国家负担,对供水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用水者负担主要部分(70%),政府负担小部分(30%)。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把灌溉水送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庄组织)或莫沙夫(由个体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地边上。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经费有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国家水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不够运行开支时,每年作出预算经审核批准后由政府给予补贴。 澳大利亚灌溉工程斗渠以上的部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农场内部设施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管理单位所收水费只够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民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可向政府专门机构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另外,州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用水更新用水技术和设备,如政府承担的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税补贴更多地向农民转移,以提高农业投资节水灌溉设备的能力,使其灌溉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 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修建诸如水库、引水坝、干渠这类灌溉设施,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向农田供水的支渠,用水户协会负责毛渠的修建。各级政府对灌溉工程设施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灌溉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干渠,由国家兴办,总投资的2/3由中央承担,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23.4%,市、町、村及受益农户只承担余下的10%。如果市、町、村和农民无力支付,通常先由政府垫付,工程建成收益后,再分年归还。县兴办的灌溉工程,总投资的一半由中央政府负担,县政府负担25%,市、町、村及农户负担25%。农户联合兴办的小型灌溉工程中央补助45%。 合理的水价政策体系 从全球范围看,灌溉用水的水价远低于生活、城市和工业用水。即使是在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灌溉系统能够达到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其灌溉用水的价格仍然远低于其他用水的水价。但是,为了鼓励农业节水,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水价政策。 以色列实行全国统一水价,通过建立补偿基金(通过对用户用水配额实行征税筹措)对不同地区进行水费补贴。不同部门的供水实行不同的价格,用较高的水价和严格的奖罚措施促进节水灌溉。 为鼓励农业节水,用水单位所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实际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超额用水,加倍付款,利用经济法则,强化农业用水管理;对配额水的前50%的用水按正常价收费(0.1美元每立方米),其余的50%将提高水价收费(约0.14美元每立方米);对于超过配额用水的前10%,定价为0.26美元每立方米;再多的超额用水为0.5美元每立方米。此外,为了节约用水,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左右,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水价政策,不仅保证了农业用水需求,而且鼓励或迫使农业有效节水,使其成为国际上农业节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美国水价制定的总原则是:供水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偿还供水部分的工程投资和承担供水部分的工程维护管理、更新改造所需开支。同时采用不同级别的水价政策,包括联邦供水工程水价、州政府工程水价以及供水机构的水价等,各类用水实行不同的水价。联邦工程灌溉用水水价,只要求偿还工程建设费用,不支付利息;州政府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用水,必须支付全部的运行费、所分摊的投资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灌区水管部门从水利工程处购水再卖给灌溉用水户,灌溉用水费除水利工程购水费外,还包括灌区水管部门的配水系统成本、运行维护费、行政管理费。 美国所采用的水价结构随水资源条件不同各地有较大差异,但近年来都逐渐采用有利于节水的水价结构,累进水价。另外,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水供水价格的1/3左右,也比抽取地下水便宜。 澳大利亚的供水分为政府控股、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兼有经营、私营等三种,不管哪种模式,对于各用水户都按全成本核算水价,包括年运行管理费、财务费用、资产成本、投资回报、税收、资产机会成本等项构成。灌溉水价主要根据用户的用水量、作物种类及水质等因素确定,一般实行基本费用加计量费用的两费制。全澳要求在2001年实现农业用水的水价完全包含成本。灌溉供水不取利润,供水单位是不赢利的;政府管理的灌区所收水费,只能用于工程维护和运行开支,水费要收支平衡;开支后的结余可接转下年用于工程维护,而不能用于发奖金等,以保持事业性水利管理单位的廉洁、高效。 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完全采取市场制的水价政策,农业用水水价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求完全收回成本。 重视农业节水科研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良好的推广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农业研究组织两大体系紧密合作。以色列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结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科技课题直接来自于生产实际,并由生产部门提供科研经费及试验基地,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组织承担。成果通过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站以培训班、示范点等方式推广,所创利润由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双方分成。这种以生产引导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色列每年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达8000多万美元,占农业GDP的2.6%,居世界第4位。尤其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面科研投入十分巨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已成为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美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是教学、研究、延伸服务一体化。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即原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是负责美国全国田间灌溉和用水的机构,它在全美各地有十多个从事农田灌溉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通过观测试验改进各种灌溉技术、灌溉方法,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服务,并无偿对周围农民进行培训。农业部有一笔专项资金,补助各中心建立自己的示范区,通过这些手段,引导农民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美国的灌溉用水推广机制是一种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型管理运行机制,辅以少量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型管理。在这种机制中,各级董事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负责水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决定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聘任与否,而不是由政府任命。各灌区参与管理的代表,则更是由用水户直接选举,别人不能干预。董事长、经理及工作人员除对国家法律负责外,还要对广大用户负责。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政府管理的灌溉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设施老化严重失修,灌区水利用率下降。而用水户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额的灌溉供水,因此对工程的运行管理漠不关心。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地方性非盈利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灌溉工程受益区用水户组成,或者用水户在该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灌区运行和维护责任的转移,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推广变革启发 一、世界农业推广体制的现状及趋势 (一)政府兴办农业推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证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即食物安全,世界各国都以政府办的农业推广组织作为主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1]。 (二)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也保证了推广经费的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约为60亿美元,平均每个推广员经费为1.1万美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为0.5%。如美国的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20%-25%,州政府承担50%,县政府承担20%-25%,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1]。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农业推广组织重视自我积累,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20%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三)农业推广私人化悄悄兴起,农业推广商业化势头加强 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推广模式中由政府农业推广机构通过教育与培训和咨询服务来传递和扩散农业科技成果的方式正发生改变,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纷纷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出现聘用专门技术顾问,并提供报酬的农业推广私人化形式。同时,世界上许多农资生产公司派出推销人员,在农村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传授农业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技术,成为农业推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推广工作既有国家推广人员,也有商业公司的推销人员,从而调动了广大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和效益。 (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 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面向市场,通过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上下结合,双向互动,使推广工作更具针对性。特别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工作,以提高教育为先导,建立庞大的成人教育工程,尤其重视普通大众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1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其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三者都结合得很密切。此外,在政府推广机构与生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民协会”,重视农民组织在技术推广和农村开发中的作用;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各组织间的紧密联合,成为农业推广面向农场(农户)的主要渠道和十分有效的途径。 (五)农业推广正向形式多样化、服务有偿化转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农业推广形式越来越多,通过计算机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知识越来越普遍,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无倾向性的实用知识,由农场主自主决定采用与否。如加拿大农业推广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并且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连接起来,在已入网的农户中可以随时获得10分钟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在不同地区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传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此外,农业推广服务方式也有所改变。如英国农渔部设立的农业咨询所(ADAS)、新西兰的“新西兰农业”的推广技术服务公司,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以及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方式,以弥补农业推广经费的不足。 (六)狭义的农业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业推广所取代 传统的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农业推广正转向广义农业推广,农业推广不仅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它是以农村社会为范围,以农民为对象,以农场及农户为中心,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内容,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农村社会教育,它不仅使农民获得实用知识和技能,而且特别强调注意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德国政府通过官方推广咨询机构,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根据农家及企业的需要,面向全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二、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当前农业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在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管理权受限制,其业务上的指导和建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未形成有合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现有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之间协调困难,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此外,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科研行为与市场需求、农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农业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工作难以开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进行研究开发,农业企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使得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0.25%[2-3]。很多地方农业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大幅削减推广事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基层推广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使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线断、网破、人散”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新的综合配套技术无法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农业推广局限于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目前的农业推广注重农业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承担把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等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等工作,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农民在商品经济竞争中对科技、市场、金融、文化等方面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五)农业推广人员队伍残缺,综合素质不高 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以下的就占60%,平均万公顷土地仅有12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4]。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人才断层问题普通存在。在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中,接受高层教育人员比例少,人员素质偏低,大部分是属于种植业产中服务型人才,而养殖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人员比重偏小,农业推广人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知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是通过行政指令来搞项目推广,农民在推广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程度低,农民不能成为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用户。农业推广形式还未从过去推广什么农民就接受什么转变为农民需要什么农业推广部门就推广什么,尚未形成“市场—项目—成果—推广”的农业市场反馈机制。在推广手段方面,多集中于技术讲座、技术示范等传统方式,农业信息技术,如信息网络、远程教育、互联网等新的推广技术手段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七)农村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而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到2000年,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仅达到54%左右[5]。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 三、发展面向世界的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 为了保护农业,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持农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保证食物安全,在我国经济不发达、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国家兴办农业推广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发挥,有利于把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现有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借鉴美国、日本、泰国等农业推广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经验,打破目前的条块分割的状况,加强农业推广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和组织协调。随着农业推广由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建议建立起一个高层次的部级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职能,使多元化农业推广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在竞争中合作和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推广资金融资投入机制 在国家财政作为农业推广经费主要来源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融资投入机制。通过立法手段,争取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5%以上。要借鉴美国多渠道多元化筹资经验,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农业推广基金,广泛在社会上筹资作为农业推广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鼓励民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有偿服务,或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如示范农场、植物医院等,有条件的可尝试实行股份制,通过多种形式壮大农业推广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三)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 农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结合是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以州立大学为基础,将州级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内,在农学院直接领导下,农业推广、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堪称典范。日本的农业普及事业协作组织机构,将农业科研单位、学校和改良普及所等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实现了科研、教育与推广的有机结合[6]。我国的农业推广应充分调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推广机构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创造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同时,增强农业推广工作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农业产前引导、产中指导、产后促销方面多下功夫,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开发科研成果、开展推广服务工作。此外,我国有近70所农业高校,要重视农业高校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四)扩大农业推广内涵,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业推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农业推广的内涵更为丰富。借鉴美、日、法、德等国的农业推广经验,农业推广应在保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重点和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家政服务,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外,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维护生态环境、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知识技术更新加快,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里,迫切要求农业推广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上信息,实施网络进村入户工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广大农民普及推广科学知识、先进技术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协会、企业、农民等多方面积极性,通过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村致富奔小康。 (六)鼓励建立多形式的农业推广组织,实行推广队伍多元化 农业推广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一种很受农民欢迎的民间合作经济技术组织形式。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重要作用,尽快制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大力发展农民、企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组织,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专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并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使之在推进农业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以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推广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推广队伍的人才结构和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加强现有推广人员的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知识培训,以在岗学习为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农业推广的服务水平。此外,农民是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推广效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工作要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技术讲座、专业培训、职业高中、信息网络、远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技术员队伍,把科学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传授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思路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刺激研究论文 摘要: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仍然没见底,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助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的冲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学理论管理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内经济论文:民政局加强国内经济管理总结 20*年,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不寻常之年。一年来,在中共*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集中精力抓重点,全力以赴破难题,改善民生促和谐,经济社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68.16亿元,比上年增长7.8%;财政总收入46.3亿元,增长15.7%;地方财政收入23.97亿元,增长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79亿元,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13亿元,增长1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332元,分别增长10.5%和9.5%;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11.42%,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7.4%。 (一)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生产势头良好。实现农业总产值20.8亿元,增长9.4%。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早稻最高亩产624.9公斤,创全省新高,获得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称号。开展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深化年活动,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建成特色农产品基地1.18万亩、钢管大棚1000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17家、农业龙头企业20家,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7只,“温郁金”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组织开展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促进产销对接。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培训农民2万人。设立低收入农户“创业银行”,帮助635户低收入农户无息贷款1646万元。植树造林6975亩,新建生物防火林带60公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主要河段加深加宽,彭坑、水坑、直坑水库除险加固,整治小流域7.35公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序推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组织开展工业双月服务、“千名干部进千企、共渡难关促升级”等活动,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力促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789.12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552.88亿元,分别增长5.19%和5.9%,三大主导行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6.7%,年销售产值超亿元企业由90家增加到101家。深化建设环境专项整治,加大工业项目攻坚力度,32个项目开工建设,78个项目竣工投产,开工建设标准厂房20.2万平方米,建成34.1万平方米,完成工业性投资36.88亿元。编制完成沿海产业带实施方案,*二期、*围涂工程加快推进,8677亩建设用海项目通过审查。推进科技创新,落实科技孵化器用房1.3万平方米,建成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行业创新平台3个,13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新标准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3%。加强品牌培育,新增中国驰名商标9个、浙江省名牌产品7个。支持企业整合提升,新增无区域集团7家。狠抓工业节能,对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网络直报、动态监测,引导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发展清洁生产,新增清洁生产企业28家,规模工业产值能耗下降14.8%。推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新潮集团与美国李尔公司合作,实现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零的突破。坚持科学招商,实际利用外资1735万美元、实际到位内资8.6亿元。外贸保持平稳发展,实现进出口总额20.22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1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和23.4%,14家企业被海关总署评为A级管理企业。完善政银企合作平台,开展“金融超市”活动,237个项目获得授信贷款104亿元;引进银行分支机构3家,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营业。建筑业实现产值25.6亿元。现代服务业稳健发展。旅游经济不断壮大,实现旅游总收入18.27亿元。餐饮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中国瓯菜名城”称号。物流、商贸、保险等行业加快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160.8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3.3:54.1:42.6调整为3.3:53:43.7。 (二)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城市框架逐步拉开。编制完成市域总体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城市组团建设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玉海文化游览区项目进入挂牌阶段,邮电南路改造工程拆迁协议签订率达45%,瑞祥新区5条主干道建成通车;*中心区、*中心区、火车站站前区、经济开发区南拓展区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组织开展政策处理双月攻坚、项目建设双月冲刺等活动,形成“比力度、比进度、比成效”的良好氛围,重点工程实现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加大交通道路建设力度,温福铁路*段完成铺轨,*大桥及接线工程建成通车,*江大桥改建项目开工建设,汽车中心客运站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加快供水工程建设,*水厂、*水厂净水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片二级管网完成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开工建设电镀园区一期项目,实施*、环城河综合整治,*片污水收集管网二期完成主体工程,旧城区、安阳新区污水收集管网一期和经济开发区污水收集管网竣工投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由2.4万吨提高到4.2万吨。狠抓防灾减灾设施建设,滨江防洪三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超过前三年总和,其中一标段基本建成、二标段完成桩基工程、三标段开工建设,*江南岸堤防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下埠水闸完成主体工程。加强电网建设,220千伏东南变等5个项目开工建设,220千伏西山变等9个项目竣工投运,供电能力提高15%。强化土地供给,报批农转用指标2213亩,完成多年遗留的9196亩转而未供土地供地工作,启动老工业点改造,修订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城市管理不断加强。有效遏制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查处违法占地1500亩,拆除违法建筑100万平方米。巩固小熔炼、电镀、废塑料洗涤加工业整治成果,深化印染业污染整治,取缔小制革加工点105处,行业性污染得到有效整治。深化非法小广告、建筑垃圾、占道经营等专项治理,市容市貌进一步改善,通过省卫生城市复评。切实加强出大殡整治和管理,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三)农村环境继续改善。积极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99个村通过整治验收,新增温州市级示范村6个。完成农村危旧房现状调查,对250户农村困难群众实施住房救助,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参保率达100%。加强农村道路建设,57省道改建和老56省道改造工程开工建设,瑞枫公路改建工程桐浦至湖岭段实现通车,建成农村联网公路33.5公里,新增农村道路安全防护墩350公里。深入实施农民饮用水工程,改善102个村5.8万人的饮用水条件。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新增电气化乡镇2个、电气化村83个。加快生态村镇建设,新增温州市级生态乡镇4个、生态村47个。制订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计划,6个建制镇垃圾实现统一转运和处理。狠抓非法采砂、地质灾害点和青山白化整治,取缔非法采砂场(点)13处,治理地质灾害点8处,青山白化治理率达86%。 (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05万人、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14.6万人次,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分别达99.7%和100%。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开展“彩虹行动”,向3036户农村低保家庭赠送电视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扩充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新增省级标准化学校18所、温州市级示范学校6所,荆谷乡通过省教育强乡验收。提高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实行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制度,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作业本费。积极化解学校建设债务1.02亿元,债务总额已化解77%。通过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市公共卫生中心投入使用,中医院迁建工程进入装修阶段,4家乡镇卫生院完成改造,建成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家、服务站4家。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工作,参保人数达76.56万人,参合率达96%。手足口病、急性肠道传染病及时得到有效防控,四川震区伤员救治和医疗援川工作圆满完成。深入实施“玉海文化”推进计划,组织开展迎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系列活动,加大文化阵地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5个乡镇(街道)通过“金海岸文化明珠”工程验收,全面完成有线电视联网建设任务,中西部235个行政村广播收听难问题得到解决。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木活字印刷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首批向联合国申遗名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新增城乡健身路径83条,鹿木乡通过省体育强乡验收。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双月攻坚、双月突击活动,强化过程管理,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统计基础建设扎实推进,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展开。老干部、人才、市志、档案、国防教育、征兵、人防工作得到加强,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事业迈出新步伐,慈善、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步,特别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市上下情系灾区、踊跃捐助,共捐赠款物7500多万元。对口支援青川县桥楼乡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管理全面加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三三”达标工程,开展“创平安、创满意”百日决胜战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治安乱点和“黄、赌、毒”等突出治安问题,保持对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的严打态势,成功破获一批大案要案,刑事发案总量下降4.6%。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年”活动,突出抓好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落实“拆、整、建、管”四项措施,拆除简易棚屋59.6万平方米,按照标准整改出租房3.4万户,24个民工公寓和厂区宿舍项目启动建设。狠抓危化行业、“三合一”企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全隐患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主要指标继续保持“零增长”。开展“十小”行业专项整治,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妥善处置“问题奶粉”事件。开展“信访矛盾化解年”活动,推行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做法,稳妥处理信访问题,实现奥运会期间“零”进京上访,全年信访总量明显下降。切实做好民间划龙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五)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及时向市政协通报情况,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广泛听取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建议意见,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420件、政协提案251件。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工作。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扎实开展“五五”普法教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项目交易588宗。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市行政审批中心受理各类审批事项2.12万件,办结2.1万件。以“作风建设深化年”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阳光投诉”、“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等行动,集中受理解决各类问题700多个。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和审计监督,认真抓好纠风治乱和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中共*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更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在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全市人民和外来建设者,向给予政府工作支持帮助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向驻瑞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较多,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年度计划目标4.2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很繁重,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要求、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还不少,刑事发案总量仍高位运行,安全生产形势还比较严峻,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政府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动服务意识仍需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采取更扎实、更有效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国内经济论文:币升值影响国内经济 [摘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紧密相关。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升值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强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及浮动弹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要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进行必要的限制,阻止部分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于去年下半年出台了规定,强化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尚不足十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应该是个消费品市场,按照自用和实需原则进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开放,政府监测和限制热钱炒作房市也就名正言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行为就得通过各种政策严厉制止。 但是,调控房地产市场并非一味打压价格。由于国内住房需求旺盛,而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决定了房价的上涨,关键是上涨的合理性。也就是房价的上涨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人上涨而言,要使他们的住房消费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且,根据2006年12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季度报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达2270亿美元,规模居亚洲之首。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实现抑制房价与防范风险的双赢,将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和制度设计的艺术,也就是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是否有的放矢和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内经济论文:费用资本化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费用资本化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对国际反倾销应诉、加大我国技术创新的力度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关键词:费用资本化有利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借款费用、职工薪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费用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当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或上市融资。这样我国企业必须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编制两份财务报告,如果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过大,无形之中增加了准则转换成本,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新准则中有关费用资本化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有关内容,使得我国新准则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规定趋同,有关借款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规定趋同,有关职工薪酬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规定趋同。新准则减少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美国、欧盟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二、职工薪酬、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欧盟和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近几年呈增长趋势,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败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得不到国际认可。如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之一是“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薄”,由于我国原有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性,造成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会计核算所依据的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从而造成生产成本计算上的差别。而新准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更贴近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使得我国企业根据新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倾销调查时对我国企业采用替代国标准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固定资产和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职工薪酬准则将以前计入当期损益的五险一金、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和劳务的成本。如果在反倾销应诉中,即使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产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会有多大提升,产品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进而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甚微,这无疑对我国外贸是有利的。虽然新准则最终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产品成本挤压的空间是有限的,过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可能遭到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低价出口来争夺国际市场的营销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既允许企业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又允许开发阶段支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资本化。开发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资本化,《反倾销守则》也有同样的要求,其第2条第2款规定:“除非根据本项已在成本分摊得以反映,否则应对那些有利于当前或将来生产的非经常性支出或在调查期间支出受投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要求调整的情况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果没有列入资本项目计提折旧,需将其资本化;应在几年中分摊,却一次全部计入损益的支出,需进行调整;使当前生产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摊完毕的支出,需将其分摊到当期甚至更长时间;在当期分摊完毕却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则同样需要将其调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法的有关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虑前期支出在当期的分摊,则当期支出资本化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减少正常价值这样会降低倾销成立的可能性。 三、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加大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当前,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从而改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单一竞争模式,企业技术创新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9日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国家将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必然要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之所以一直处于世界低水平,企业会计旧准则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研究开发费用费用化必然降低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而利润指标是一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考核其领导层经营业绩、与领导层自身收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他们必然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性增加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开发投入见效的时间一般很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一般任职时间不长,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栽树后人乘凉,忽视企业长期利益而经营目标短期化就不足为怪了。新准则允许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改变了原准则的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的规定。这一政策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 国内经济论文:内涵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摘要国际经济法是一项能够协调世界经济交流以及各国关系的国际法律,其不仅能有效推动国际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时还对国家经济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从而能够有效抑制部分国家垄断经营的念头,进一步推动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内经济法;相关性 有关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概念最早是英国学者所提出来的。而国际经济法提出的背景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各类型经济组织先后成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复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战后世界各国的之间贸易和经济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热情不断高涨,一系列以国际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问题变得越加严重,而为保障国际贸易的繁荣,必须要有一套系统性、规范性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来为国际经济保驾护航,国际经济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国际经济法的内涵 针对国际经济法内涵的理解,世界各国学者对其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学者认为有效协调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优秀,因此其在经济管理层面上并没有过于深入的涉及;而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从一定角度来讲,在社会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交流的过程中,各国因自身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其在进行国际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国际经济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为此,其可在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经济状况、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其制定渠道,从而促进国际国际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为更多国家的发展和经济交流带来帮助。一方面,国际形式间的经济交流需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之下规范进行;另一方面,各国家内部的经济管理也无法脱离国际经济法而独立进行,其必须借助国际经济法来对有效规范自身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持续升温,世界上部分国家为了自身一国的利益,不惜采取壁垒贸易的经济交流模式,从而造成国际间,各国关系不断发生变质。因此,为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平衡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稳定,需通过更加合理、科学的经济协调以及管理措施,来改良国际间各国的关系,在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回温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之间能够有效构建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割裂理论 有效协调国家经济管理是国际经济法优秀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的经济法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其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目前,社会上针对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学说较多,其中以割裂理论最为知名。而割裂理论的内容具体包含有“一元论”以及“二元论”两种理论,“一元论”的主要代表任务是美国的凯尔森教授。凯尔森教授认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别,并且其两者都应在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管理。因此,对于国际以及国内经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体制能够被应用到国内经济法之中,那么就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体制,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各国所遵循的经济秩序其实都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参考模板,两者之间有着极强的因果关系。这种一元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是该学说忽略了一项关键因素,那就是国家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国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区别于“一元论”学说,二元论则将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认作是两个毫不相干、相互独立,且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一元论”中所认为的效力差别。与“一元论”完全不同的是,“二元论”学说认定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两者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二元论”学说中,国际经济法不再是各国国内经济法参考的蓝本,并不仅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同时也无法对缔约国形成法律效力。除此以外,国际经济法应用的过程中,在很多层面都有着较大的限制,已经无法再满足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二元论”学说的片面之处,就是人为刻意强调国内经济法的地位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这与“一元论”学说中,刻意凸显国际经济法优势和地位的做法恰恰相反。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一)基于研究视角层面的关联 从国际法层面能够轻易发觉个人与国家两者之间的不同结构,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类似,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两个视角。国际经济法是在经过世界上多个国家的不断交流和协商的背景下,制定而成的产物,因此国际经济法内的相关管理规定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有着一定关联。但是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优秀的法律制定,并无法在国际上得到有效认可,国际上更加注重能够在国际经济法中经济理念的作用。因此,如果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只将经济利益作为优秀目标,那么其国内经济法将很难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并获取一定的国际地位。基于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研究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利益局限,在充分提高对经济理念重视度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我国相应的经济法理念和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相应理念是否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国法学者不仅能够全面把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立场,更要求其能够对我国所执行的战略目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合理协调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基于研究对象层面的关联 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国际经济法管理的重要目标,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国家对外界的法治进程管理,同时与世界上各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变化趋势有着紧密关联。对此,法学研究者在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时,不仅要立足于国际层面,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并避免脱离本国实际问题而进行国际法则的探讨。因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分析时,应在充分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国策的特色基础上,适度参考国际经济环境,从而提出更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法。除此以外,研究者还应站在国际层面,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审视,进一步确保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规范性、合理性。 (三)基于研究成果层面的关联 有效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化进行,并确保其能够对世界多个国家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研究目的和成果。而为有效提高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国内的法学研究者除了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变化形势之外,还应不断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研究人员应及时发表自身的见解和建议,从而有效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人员的尊重和认可。而想要进一步协调我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联,就要确保我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以及法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社会上部分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以及学习意义。不过,在我国经济、法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想促进我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实现更深入的协调,研究人员还应充分意识到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有待改进的地方,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终推动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的构建。 四、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的构建 (一)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的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而与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内容相比,我国法制文化提升的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对于法制文化的发展越加重视,我国文化输出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针对法制文化的发展以及体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为有效提升我国法制文化建设力度,并完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法制形象,需要法治研究人员在系统梳理我国法制文化建设过程具有哪些不足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制文化的推广和实践工作,并通过进一步结合我国法制文化与国际法制文化,以此来有效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二)建立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国际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中,虽然各国之间的持续竞争存在有一定弊端,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来,各国在不断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交流与合作,并有效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要想确保国际经济法能够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就要重点把握好国际经济法的制定环节。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通过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其所提出的议题转变为国际规则。要想扭转这种垄断局面,并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需要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准确判断当前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力、影响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从而有效赢得国际成员对具备我国特色的经济规则的任何。 (三)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除上述措施以外,研究人员还可通过充分借鉴和吸纳社会上较为先进的科研成果,构建独具我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同时,通过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结合,不仅能获取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同时还能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的研究进展。除此以外,相关学者在研究社会上较为先进,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理论成果时,可着重从其中归纳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并合理结合国际经济法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法内的先进研究成果,以此来有效构建我国特色国际经济规则。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为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法能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多积极作用,就需加强我国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经济法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从而有效推动国际经济法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 作者:多琳娜 国内经济论文:绿色金融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将“绿色”和“金融”有机结合起来能缓解因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同时通过绿色金融的兴起可以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升级,改善绿色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架。本文基于目前绿色金融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析制约绿色金融在国内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的措施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气候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加强节能减排、发展碳经济、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绿色经济创新正成为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由此引发了对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开创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模式,在推动生态环境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上,都具有较强研究意义。 一、我国绿色金融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45亿元,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676708亿元,37年间增长了190倍,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恶化严重,工业废水、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在发展经济时忽略环境治理,近五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如图所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截止2014年政府已投入960019亿元进行环境治理。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便由此引发了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编修“高风险、高环境风险名录”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推动环保行业公司快速发展。通过对环保板块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其股市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节能环保板块规模呈增长趋势较好。根据公司市盈率,具体选取了5家排名靠前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我国环保行业发展势头较好,主营业务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从表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前五家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正常水平相比偏低,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强,但经营者在经营投资时比较谨慎,可能是对环保行业发展保持保守态度。从企业盈利能力上看,环保企业大多从事高新技术创新,虽然营业收入在增加,但营业成本也在提高,所以会出现营业利润率较低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政府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缺少对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指引。企业内部缺少高端的优秀技术,高科技环保人才不足,公司研发能力不强。社会公众对该板块的关注不高,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较高,这些问题导致环保企业自行摸索中发展,遇到较多挫折,发展速度缓慢。表1:2016年主要环保板块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自各公司年终财务报表) 二、制约其发展原因探析 1.政府缺少绿色金融发展配套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对绿色文化的缺失,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并未真正意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性。政府应加快相关配套政策的推出,对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2.金融机构缺少环境评估。发展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中央银行、财政部、税务部、环保局等都有职责,各部门在合作上需要加强。因缺乏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破坏的信息掌握不足,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获取,在绿色信贷上的额度就很难把握,环境风险评估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来自环境主管部门的支持,金融机构难以完成。3.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绿色转型方面兴业银行发展较好,而大型国有银行排名靠后。国有银行由于规模较大,经营成本较低,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意识不强。国有银行应在政府引导下逐渐向绿色转型,形成与中小银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措施 1.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首先,建立推行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各部门间合作制度,由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绿色金融规划和实施制度,实现推行绿色金融的部门间合作。其次,出台政策与法规,引导金融资源向环境保护领域集中。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绿色引导资金,以先行投资、合资、担保、技术援助等方式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投资。2.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减少政府监督的缺陷。另外,加强新闻媒体的金融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绿色金融监督,以形成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3.加强行业管理,参与国际合作。绿色金融行业应从内部制定行业管理,接受国际制定赤道原则及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等国际准则,能够更好的与国际接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满足国际经营需要。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宣传培育绿色文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营造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政府通过建立金融业绿色转型组织体系,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并进一步有效改变对社会资源的指引。同时,加强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加大绿色金融概念的宣传,在各企业内部培育浓厚的绿色文化。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完善国内管理体制并加强创新意识,构建符合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制,让投资者的资金流向节约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最后,在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下,发挥社会公众力量,以金融业促进节能减排,利用金融市场自身可持续发展,带动生态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强华 戴欣幸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作者:林辉 单位: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模式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往往就会使得自身在环境保护上的意识有所忽略。当将环境保护,低碳行动提上日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我们的经济发展发展会有所局限。此时,低碳发展将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发展。为此,逐渐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故此,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发展低碳经济,这不仅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加速经济转型发展之必须。低能耗、低碳强度”模式是最理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乐观。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仍以中低端为主,低碳上的能源替代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融资机制匮乏。资金的有限度限制了产业的发展速度及相应的科技创新。产业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产业竞争的无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技术产业的应用推广力不够等等因素,都限制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级的入门阶段,国家和企业开始接受低碳的理论,并且打算应用于实践中,只是在实施的问题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实行过程受阻。而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国低碳经济现状就是不断摸索、试着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资金制度等方面开始变革,为低碳经济模式的真正实行做铺垫,低碳经济发展在此条件下将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现有能源结构所带来的资源能源问题与低碳经济不符合的现象等都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和企业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手段,才能推进我国的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全局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等,促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利用,减少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同时制定战略规划,开拓低碳经济发展新格局。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低碳经济发展平台。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转变消费观念,推广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我国低碳发展体系。 三、结语 传统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才能缓慢前行。需要积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从各方面着手,为低碳发展的可能提供可行性的基础。即使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国所要面临的情况比较严肃,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的持续进行低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任务。低碳下的经济模式适合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各行各业共同的努力下,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也能十分完善,并且能达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作者:李轶 单位: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经济论文:国外次贷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启示 一、对我国房屋抵押贷款发展的启示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结束,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中国也不例外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国家支持的十大产业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负面效应所采取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结合国情来调整经济的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为导向经济政策,引导居民利用信贷杠杆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能够规避全球经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而研究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对国际金融风险有更深切的认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高流动性和创新性,金融风险引发的危机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建立相应的金融屏障保护本国金融经济不受其害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朱 木 单位: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边支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平稳上涨的关键 一、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经济的制约 相对于出口和投资来说,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关键。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目的。”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目前买方市场格局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消费需求。因为,国内市场广阔,立足国内消费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大,从而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总的来说是消费率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在:一是相对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偏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而居民消费增速只有2010年(18.4%)和2011年(14.7%)高于GDP的增速,其余年份均低于GDP增速;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远高于农村居民,在1998-2008年10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在3.5∶1-3.8∶1之间;三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据权威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1.1%,到2008年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下降到35%左右,这个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美国的消费率为70%,印度为54.7%)[3];四是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更为明显。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一)制度不健全 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各经济主体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并通过公平的价格获得利益。二是对垄断性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约束及打击体系。当前,有部分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及国家政策的倾斜,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变为本行业的高收入,致使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显示,2008年,二者的年平均收入差距为4.7倍。另外,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是通过合法经营,而是通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等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成为财富金字塔中的顶层人物。这种现象严重侵害了本应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经济权利,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部分,拉大了收入差距。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等各种原因,政府对上述现象的打击力度尚有待加强。三是税收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一些应收未收现象的发生,客观上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四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的惠及面狭窄、保障功能水平低,群众在医疗、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能消除,加上其他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从而对未来的预期不佳,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以应对未来生活的风险。 (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1.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偏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0年为43%,27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4]。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过小,2000-2007年都在1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差距巨大[5]。2.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收入差距过大。据新华社2011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从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若再辅之以近年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6];同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人力资源价格远未得到合理体现。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4,之后,呈继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消费市场被收入差距扭曲[7]。3.收入分配结构呈不合理的金字塔式分布,中产阶层的人数过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作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这样的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这也必然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规模无法真正达到稳定消费市场、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以上这些,都可能使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无法真正提高,从而使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阻力加大。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需从源头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职能中掠夺性的一面,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避免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过分限制而引起的地方政府把损失强加于民众头上的行为发生;增加民生服务范围,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保证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通过发展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培训等社会事业,把政策的主攻方向集中到为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服务上。 (二)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让各市场主体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第二,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限制,同时降低对进入垄断性行业的管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利润的产生;第三,制定相关的法规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第四,完善税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五,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惠及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实际的收入差距;第六,在全面加强对消费环境行政监管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手段帮助消费者维护合法利益,惩治不良的消费环境。 (三)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即由于生理和心理需求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消费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若他们的收入增加,则社会消费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现实中,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第一,提高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方面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维权意识及维权能力,强化工会及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功能,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纠正“劳动力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同时通过税收改革,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保证个人收入,也保证企业的收入,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得以真正体现。第二,鼓励和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成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技工,这不仅能提高劳动者自己的工资水平,同时也能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技工荒”。第三,完善社会救济和求助体系,通过扩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四)增加农民收入 除要继续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必须做到:第一,继续完善最低粮食保护价制度,继续开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产品“绿色通道”,保证农民最基本的利益;第二,重点解决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期权的法律制度,使农民出让土地的承包权合法化,并从土地流转中获得合法收益,再以其收益来投资或交纳社会保险费等,或者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从每年的土地收益中分红,以此获得稳定的收入。 (五)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数的比例只有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证明,“中产阶层”各方面的素质较高,在引领社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因此,要“使更多的低收入者、社会底层群众,通过公平的教育机制、用人机制以及良性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而成为‘中产阶层’的新成员”[8]。第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者在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提升生活质量的机会;第二,建立公平的教育制度,让低收入者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第三,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使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在城市有通过就业和创业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 作者:徐燕兰 单位:肇庆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的动力和发展综述 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 经济改革前,中国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所有部门基本都为国有,没有一点自主权,国家或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各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相差不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因工作努力程度而有所变化。工人终生会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退休时,还可以拿到自己普通工资的70%左右的退休金。职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子女还可以顶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业上班。因此,工人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管理者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善,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处于一个状态。社会生产效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非常低,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除了重工业、能源、通信、交通及其它决定中国经济命脉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外,都允许产权私有化。从此,各行各业私营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个体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活力。国有部门不思进取臃肿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开始自觉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双轨制经济开始形成。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建厂。1979-1984年,五年间外商投资总额仅有111.48亿美元(剔除了对外借款的情况),到2006年,一年的时间来华投资总额就达1982.16亿美元。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私人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10年,全国企业单位数有651.77万个,私营企业达468.39万个,占全国企业个数的72%。非国有部门有1978年占工业总值的20%,上升到2010年的60%,其中,2010年非国营部门中仅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1%。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9.5%上升到2010年的90%。从就业水平来看,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量由1978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91.4%。非国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提高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生产技术的自我更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使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和要素的利用率提高。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削弱了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担当起配置资源的重任。企业必须从市场购进原材料,并将商品交给市场出售转化成资本。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超过90%的产出以市场价格成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的背景下,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非国有部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的市场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大都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换得的。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中国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吗?在我看来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没有对中国经济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多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家一直实行美国式金融模式,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标志美式金融模式已行不通。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1989年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也将衰退,其实不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且处于经济过热状态。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期,2008、2009、2010年3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8.7%、10.3%。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可开发的空间还很大。中共十七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近几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如关停小火电2100万KW、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t、水泥产能8700万t。2010年,全国环保投入达6654.2亿元,占同期GDP的1.66%。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2007年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4.66%。从中国为发展低碳经济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对完成经济发展向可持续性转型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激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陆续投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投资,自主创新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我国度过危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还斥巨资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尤其农民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方面一旦得到开发,对我国内需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相关部门已重视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先后通过政府资助、科技贷款、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发放债券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规范整顿下,以融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熟,不断探索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成功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和其他担保业务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过程中抵押物不足和无抵押的难题。同时,作为银行融资合法合规的良性补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满足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户额度较低的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更不可忽视。这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依赖于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内陆开发不完全,甚至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并且,像上海等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已接近饱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这些城市,收入的增加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阶层,这里有大量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忽略其他项目的开发,仅西部县城间的高等级道路设施的完善,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内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各类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资源、风能、水能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也相当丰富,如内蒙古盛产牛羊肉和动物皮毛,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开始注意内陆投资,新一轮的“东资西移”使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为内陆城市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虽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市场萎靡不振,但是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良好势头,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出口总额达15777.5亿美元。这一数字表明,不仅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开始离不开中国。 结论 1.由上文我们知道非国有部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融资,非国有部门中最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融资比较困难。这次危机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倒闭就是很好的案例。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政策,推进融资担保产品与服务创新,努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均大有可为,融资担保机构除了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外,顺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胆探索担保新领域,立足企业,不断推进担保品种、合作模式创新,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以创新发展融资担保品种为手段,有效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担保需求。根据市场的要求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大担保品种的开发和实施,努力实现担保品种的多元化,来适应企业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的竞争力。2.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造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矛盾,但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且制定更多有利于内陆开发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及沿海企业在内陆发展,同时鼓励内陆自我积极开发。3.理论上讲,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靠投资拉动,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非常大。但是仅仅依靠消费和出口,在实物资产不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实现高速增长,消费具有饱和效应。因此,不仅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包括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民生等领域,必须保证资金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经济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4.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而缺乏相应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尽管许多东西方的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停滞状态,甚至衰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区别。中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开发空间还非常大。 作者:董翔宇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释解 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与弊分析,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急迫性 从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资方面,我国主要还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容易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等问题;二是出口方面,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为了保住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高企的债务规模,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都可能会去消减自身的赤字,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会是一个减少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能将严重过剩。假如我国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导致更大的产能,导致更大的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威胁我国的金融系统,形成经济滞胀,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②从释放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形成了国内产业的规模化,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回收资本,以此为下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此种经济增长循环中,我们国家得到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计价的债务凭证,失去的是国内的土地、劳动力与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鉴于宇宙观的理解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以下几点思考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能量集结过程和能量释放过程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作一点思考:①能量集结过程,即通过资本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集结成产品的过程,其中优秀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资本配置资源的效率则成为此过程的重点。在此,主要从技术创新培育和组织结构升级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科技集约化程度。第一,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从“要素租金”增长转变为“创新租金”增长。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加大企业的科研资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坚持技术与发展并进的方针,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要发展面向市场的适用技术。第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虑国内先进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的基础,制定行业技术进步和改造规划,提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标准和实践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还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动技术改造。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备优质劳动力与科技人才。我国既要加大国民教育发展步伐,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年限,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企业培训、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加快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首先,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价格,发展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是产业结构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最后,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调节与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推进产业立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第二,培育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主导产业主要从以下三点加以培育:一是支持与振兴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二是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空间技术为技术支持的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培育为我国的新兴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②能量的释放过程,即提高消费产品的动力,为下一轮资本的集结和投入更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准备。那如何提高社会的资本集结能力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资本为国内服务是能量释放过程的重点。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居民收入过低是制约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适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二是降低政府税收,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作水平;加强区别化征收征管力度,通过开征利息税、遗产税等方式,改善分配结构。第三,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还使我国居民直接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我国的消费规模却很小,影响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引起此种高储蓄与低消费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出现各种预防性储蓄。而这种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滑时还会强化。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支付标准。二是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尽快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的社会保障。 作者:韦林 苏宁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进步意义和举措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住房保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住房保障政策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足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2)我们应该注意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障性住房融资,这样既可以分担财政资金压力,又可以分散聚集在银行体系中的金融风险。 作者:曹勇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国内经济论文:对外出口与国内经济的关联探究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进步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而这样也能够为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依据。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也有过很多相关的文献进行过分析。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要迅速提升贸易结构。而下文将要重点探讨的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 1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一切已经说明,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准确统计: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88%,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为8.9%,位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及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也让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例如,国际间贸易相互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凸显等。出现的这些现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安全,这甚至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转轨能够顺利的完成。下面就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 1.1按企业的性质将出口贸易进行分类 现如今,只要谈到某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会关注这个国家的贸易出口额。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迅猛增高的贸易出口额,成为了评价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迅猛增长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示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了。近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均在不断地引进外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外资主要分布在利润比较高的行业。先不谈外资的总数,将注意力转向不同性质企业的贸易出口情况,就会得到不尽人意的印象。在2001~2005年贸易出口的总额中,外资企业牢牢占据着我国贸易市场的半壁江山,已经占50%以上,而2005年更是上升到了5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却不断的在萎缩,直接从2001年的42.6%降到了2005年的22.4%。另外,私营企业逐渐在出口贸易行业苏醒过来,所占的份额达到了14.7%。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固然出口贸易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主体,而这种出口贸易实际上就是外国资本、技术、品牌、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贸易实际上体现的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我国资本在国际竞争力的退步。 1.2按产品类别和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分类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哪些产品出口额高,就集中出口这些产品。我国在2001~2005年间,占出口总额比重非常大的产品主要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如果按照传统的出口贸易理论来判断,中国的优势产业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就是说,我国的贸易优势就是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很显然,传统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下面,就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分类。在2001~2005年间我国的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的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非常小,在这种程度上,还有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经由2001年的42.1%逐渐降到了2005年的41.6%。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却是十分稳定的。与一般的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我国加工出口的很多产品,我国企业实际上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的租金和加工缴费,其余大量的费用都是外商在出口中的收入。这样其实不难看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假象。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同时,我国的劳动者是外商的低成本,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却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关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明显,出口贸易促进经济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从4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进口、出口、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外资、政府消费支出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综合贡献作用。据调查显示,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另外,在经济开放这个角度来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大。而人口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第二,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据相关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导向作用,但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依赖于汇率波动、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所以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平衡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虽然目前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但是从人民币汇率和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要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第三,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具有很大的效应。主要就是表现在:出口部门的技术示范和技术外溢效应、出口的干中学效应等。出口部门只有促进市场竞争才能够带动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协调出口贸易结构。第四,出口贸易的综合增长效应。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质量、价格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以及国内投资的影响。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国内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还加速了国内资本积累,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提高宏观政策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留给我们的启示,下面也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经历了很多非常曲折的过程,人们对加工贸易的认识也还不全面。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有过几次很大的调整,例如加工贸易企业设置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我国出口贸易里面的加工贸易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国出口贸易的收益很少,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获取。其次,我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利于整体产品结构的综合调整。再次,出口贸易中也会出现一些走私的现象。加工贸易企业一般会承接外商加工合同,或者会有外资的成分。因此,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 第二,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资金,外资其实还包含很多其它的内容,例如,资金、经营管理、技术、品牌、产品、海外市场、就业创造等都是外资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外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而言,所起的作用是变化的。在以前,我国会吸收外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国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扩大出口创造收益。但是,现在外资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这样的功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体现的比较多。 我国出口贸易资本中具有很大的趋利性,而这就使得企业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收益。但是,外资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收益并不理想,实际上也并不有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收益。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 第三,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拉动的,我国的很多廉价劳动力被外需带来的经济活动所吸引。这些企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就很容易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工贸易的缺点。我国将加工贸易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 3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首先,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出口贸易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商品决定的,只有实施出口商品多样化的战略方针,才能降低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困境。实施优秀技术自主研发战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贸易要素结构和提升出口贸易要素质量,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优化出口地区结构的思路。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最后,促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面,构建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降低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依赖,而且要加大对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降低我国出口贸易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在外贸发展战略方面。必须要可持续的进行出口,这样才能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面,基础资源寻求型和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另外,应该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加强我国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为了我国出口贸易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现状,然后更加持续的找到发展的方法。现如今,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所以,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只有这样,我国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贸易公司指从事货物与劳务交易的公司,中国目前已成为全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金融全球化对贸易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金融全球化使企业在进行筹资等活动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隐藏极大的风险,国际财务管理理财环境日益复杂,大多因素具有易变性与不确定性。使得贸易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勉励更大的风险,提高贸易公司内部财务管理能力,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合理规避风险成为贸易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1内部财务管理的研究 1.1内部财务管理概念 内部财务管理是内控的重要部分,18世纪国外财务控制思想产生于产业革命后,财务管理了发展迅速,国外许多专家学者对企业财务内控作出了大量理论研究探索。19世纪末,社会生产程度大幅提高,经营者开始意识到企业生产成本控制管理的重要性,我国财务内控方面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90年代,美国COSO委员会提出报告《内控整体框架》,为营运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目标的达成提供合理的保证。企业内控分为会计内控与管理内控两方面。财务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财务内控是对各项资金收支活动的控制,内部财务控制是企业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相关法律制度贯彻执行等制定实施的控制方法。是实现企业管理高效化,规范化的基本条件[1]。建立企业内控机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消除资金管理中的弊端,保证资金运作顺畅合法,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益。内部财务控制是实现企业财务计划的保证,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环节内容。企业控制目标与经营管理目标一致,财务内控制度体系为企业经营目标服务,应建立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企业财务内控制度体系。企业管理目标即获得最大经营效益,财务内部控制建立在内控环境基础上,被管理人员素质,企业文化等因素影响,由企业所有制,管理结构所决定。不同的内控环境导致财务内控模式效果不同。 1.2内部财务管理的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贸易公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扩大,其内部管理中遇到诸多困难。内部财务管理是困扰贸易公司管理经营中的一大难题,寻求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有效运作途径,成为贸易公司稳定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2008年金融海啸波及世界,严重冲击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资本运营风险控制体系的完备性,内部财务管理的完善性对企业应对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必须科学合理的进行财务管理,才能保证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创建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系统,认真研究现代企业制度下有效的财务控制方法十分重要。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可保证会计信息的采集,汇总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加强财务管理内控制度,有利于防止企业腐败现象的产生。廉政风险会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健全完善内控制度能有效的监督财务资产管理各环节。加强财务人员与管理人员间的相互制约,避免产生纠纷与损失浪费问题。建立财务内控制度可及时发现问题,减少企业经济损失。部分贸易公司对财务管理重视不足,忽略了财务管理的重要作用,导致资金流失频繁发生。会计人员不能及时将来往款项情况分类记录分析,可能造成资金损失或回收期延长等情况。健全的内控制度能促使财务人员核算企业存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降低企业成本,压缩资金的占用量。 2贸易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当前部分贸易公司管理忽视财务管理的优秀地位,使公司管理限于销售型经营中,忽略了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公司出现会计账目不清,违法乱纪现象,造成公司资金流失。 2.1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当前一些贸易公司在内部财务管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财务经理未限定收款单位,用途金额等情况。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大额支票进行资金支付应由财务经理与总经理双方共同审批方可使用,实际操作中其中某一方签字即办理了支付手续,公司个人借款为及时结清,无人对账催办。导致制度未得到有效落实,增大了公司财务管理风险。 2.2成本计划控制管理中的问题 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必须强化预算约束力,预算编制环节要动员全体员工参与,制定科学合理的指标。经集体决策程序审批。财务预算指标经批准分解下达,变为公司在年度经营中必须遵循的控制目标,除外部环境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会按照程序适当调整,不进行变更。但一些公司在进行财务预算编制环节中决策环节缺乏科学合理的规范性程序,导致财务预算指标约束力软化,为财务管理控制带来较大风险。 2.3财务机构人员管理制度中的问题 很多公司财务部人员多由总经理聘亲友,其大多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与基本的业务素质。财务部门人员整体素质水平较低,完善的财务制度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落实。有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如财务清查制度不够细化,盘点结果账实不符未及时查明原因与处理,实际工作中未完全认真贯彻执行,财务内控操作中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如公司总经理掌握开支公关费用缺乏应有的监控,未严格执行财务预算管理规定。导致相关费用经常出现超范围,超预算的情况。究其原因,公司领导对建立财务内控制度重视不足,财务控制制度不完善,未渗透到公司各业务部门与各工作环节。会计工作秩序混乱,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其次,财务内控制度执行不力[3]。已建立财务内控管理制度未得到严格执行落实,执行中常遇到阻力矛盾,使得财务内控制度约束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最后,财务控制执行反馈迟滞,业务中暴露的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导致资金使用缺乏科学合理性。 2.4基本财务会计制度中的问题 公司未设专门的财务分析部门,不能及时分析公司的财务活动信息,导致难以从整体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财务控制。财务信息质量不高其原因为未正确划分财务与会计边界。会计部门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会计核算,财务部门与会计部门应分设,但现实中,一些贸易公司未设立财务部门,财务管控无专门的部门机构与人员操作,会计从事财务部门工作影响了会计核算质量。内审环节是确保公司财务内控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不少贸易公司未设立专门的内审机构,在内审管理体制及制度执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内审效力打折。内审管理体制由总经理主管内审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内审应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负责财务,不合理的人员配置导致审计失去其权威与独立性。组织上未设立专职的内审部门,管理体制缺乏独立性,审计处理决定不能有效执行,导致不能有效发挥内审在财务内控方面的保障职能作用。 3改善内控财务管理策略 3.1优化财务流程 有效实施控制财务内控的关键因素是财务内控环境。其影响因素包括管理层对财务内控的认识与重视度,分工控制,人员素质控制等。管理层的思想意识对建立有效的财务内控环境具有关键作用。高层决策者应重视加强财务内控管理,提高领导对内控的认识,才能保证贸易公司内控的合理设置与有效执行。管理者的认识问题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财务内控管理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必须完善公司财务内控体系,有效行使财务内控管理者的权义。会计人员素质在控制链条中扮演重要角色,会计核算系统是内部财务控制的重要方面,权限与管理价格挂钩,减少职工短期管理行为。要及时发现制止各种不合法规的情况出现,加强内控制度执行人员的选用管理,提高其专业能力与职业道德。保证企业各级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具有其负责工作相适应的素质。公司要营造积极的财务内控环境,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建立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财务内控环境。 3.2构筑严密的检察内控体系 在贸易公司各财务后勤相关部门建立财务相互牵制制约的制度,财务内控制度保证流程步骤清晰流畅操作简单,由相关部门管理者轮流担任财务管理稽核专干职位。稽核检查销售各项业务,日常周期性报表,另设审计员职位,建立有效的以核查为主的监督防线[2]。配合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防范化解企业经营风险。公司要按经营价值链要求建立符合企业特点的完备的财务内控制度体系,形成有机整体。一些公司各部门考核与利润挂钩,割裂了相互间的协作关系,直接影响了总利润。要根据财务控制要求,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有效发挥财务控制的作用。授权批准控制保证单位既定方针的执行,要明确一般授权与特定授权的界限责任,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编制预算体现单位的经营管理目标,允许经授权批准对预算进行调整,及时定期反馈预算执行情况。限制接近控制是控制对实物资产及其相关文件的接触,除出纳人员及仓管人员,其他人员限制接触,保证实物资产数量与账目记载相符。确保资金安全。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必须尽力规避此风险。审计控制对会计控制再监督,内审内容广泛,包括内部财务与经营管理审计,是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重要措施。要改进严重影响效率效益的流程制度,与管理及财务人员共同探讨内部财务控制方法,使管理人员充分意识到内控财务制度的重要性,使管理人员掌握财务内控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4结语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企业管理的优秀。内部财务控制为财务工作提供质量保证,健全内控财务体系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促进企业更好发展。当前我国贸易公司内控普遍存在结构不规范,财务控制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应加强财务预算控制,实施财务信息管理,制定正确的财务控制目标,使贸易公司不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岚.贸易公司财务内控体系构建研究[J].财会学习,2017(5). [2]张艳.贸易公司内部控制问题探析[J].中国市场,2016(20). [3]侯增.企业建立内部控制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作者:常雯婷 单位: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浅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 摘要: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2013 年,欧债危机影响持续渗透,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在此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累积了诸多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优秀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优秀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优秀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培育的“换档期”,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和挣扎。这一时期尽显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的压力,迫切需要政府调整思路,在经济下行之际,从长期着手调控经济变量,消解资产泡沫中隐含的经济风险。 作者简介:沙咏梅,女,1978年5月生,硕士,讲师,长期从事农牧业经济、产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优秀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同时,本文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研究程式进行观察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对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做了点滴探讨和归纳。本文认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前提假设 逻辑推理 宏观经济运行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化的历史时期,在该时期内,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即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对此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证分析的缺憾,极有可能导致规范判断的随意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是对既往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怎样做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呢?可称得上方法的方法有若干种。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逻辑方面是严谨的,在应用方面是可操作的。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体会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前提假设——逻辑推理——检验结论。如同数学史和化学史必须用数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研究,音乐史和美术史必须用音乐理论和美术理论研究一样。我们觉得,只有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过程之中,才可能对既往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一些经济史家排斥使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种种理由都是不合逻辑的。 任何一种对某一特定时空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只接受两种支持或批判——逻辑的和经验的。本文将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初步分析,希冀得出与经济发展历程贴近的解释。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较短的时段,是因为受到已知经验(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所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实属大词小用,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时段,推广开来恐有问题。 一、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前提假设,也就是对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种抽象。换言之,就是要首先分析清楚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受到何种经济条件的制约或何种经济条件可资利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时应该首先考察的。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假设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史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在分析特定时空的经济问题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贴近事实,我们必须先来考察其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例如。微观经济学一开篇就先做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两项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如果稀缺性假设不成立,即各种有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即公众对自己的利益、效用均漠不关心,那么,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几乎都消失了。 又如,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教授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建立于这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麦金农博士的欠发达国家货币需求理论无疑是一个楷模。麦金农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做了不同凡响的抽象:1.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差异较大、要素价格不一、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使之趋于一致;2.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齐一的市场利率;3.货币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投资以内源融资为主;4.在一个时段内,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我们将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一下便可知,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几乎处处相反。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麦金农博士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1)式中,I/Y为投资率,d-I&*为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且实际货币需求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大于0。 麦金农博士详细阐述了前提假设与理论函数各变量之间的经济学逻辑。① 从对凯恩斯和麦金农的思路比较中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前提,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前提不存在,结论自然就消失了。这和数学理论中某一定理与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说明的是,“假设”是我们抽象出的是主要情况,排除了次要的和极端的社会现象,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框定了区域。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指绝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排除了类似于传教士的经济学非理性人。前提假设对于一项经济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对近代中国商品巾场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无非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过程的描述。我们首先做下列假定:1.近代中国经济属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总需求。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供给方面问题不大。在正常范围内,有多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呼唤出多大产量。2.近代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3.对于全国经济来说,投资的内源融资方式占主要地位。由于中国金融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投资者必须首先是储蓄者。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利率对投资的意义不大。 在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做几个假定:1.货币供给是不可控外生变量。直至1935年11月,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同时又不是产银国。因此,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银价决定的白银净流入量,在此基础上形成派生货币。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供给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局控制。2.社会公众的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需求(包括企业的营业需求)和贮藏需求(包括企业的投资需求),前者用狭义货币M1代表,后者用准货币(Mq=M2-M1)代表。3.就全国而言,有价证券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尚不占主要地位,有价证券收益率对货币需求无显著影响①。因此,不考虑有价证券与货币需求的替代及相应的市场利率问题。 二、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过程更像一个数学过程,即用数学语言表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在逻辑推理环节上犯错误——这显然是经济学的低级错误。因为,逻辑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建立理论函数的分析过程,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诚然,经济分析工具不全是数学的,数学也不等同于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是数量问题或与数量有关的问题,因此,数学无疑是制造经济学分析工具最好的原料之一。以数学逻辑进行的推导比语言的描述要来得清楚、准确。 如果某种现象、因素与经济数量无关,那么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徒耗精力的。例如,对某一种新产品该不该征税?这个问题的起因便是它影响了分配或再分配的数量,接下来似乎是规范的,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旦确定了应当征税,最后的问题就是税率是多少这种数量概念的确定。研究数量问题最好的工具显然应该是数学。应当说明的是,经济分析过程中,有许多人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因素在其中干扰,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绝非是对数学方法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人提出了掌握更高深的数学知识的要求。聪明的数学家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析出了一整套数学规律,需要聪明的经济学家把属于经济领域的规律还原回去,从而描述出与现实极为贴近的经济运行过程。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分析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假设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对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做一简略的经济学描述。显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总投资应等于国内储蓄加外国净投资,即 I=S+FI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拙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2)式中,I表示总投资,S表示国内储蓄,FI表示外国投资。我们所言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学的大储蓄概念,即除消费以外的国民收入:S=Y-C。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应该是收入的增函数,即 在近代中国,投资的融资方式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攒。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储蓄者。同时,在总投资额中,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银钱业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微弱的。那么,近代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哪个经济因素关系较大呢?我们认为,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应该是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供给曲线效应”,即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厂商的投人品价格与产出品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各自的变动幅度是怎样的。由于近代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我们只好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年代所作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替代全国指数做一点分析。我们用批发价格指数代表厂商的投入成本变动情况,用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产出品价格指数。从表1所列数据来看,除1931年外,两套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物价上升时,零售价格的升幅大于批发价格的升幅;物价下降时,零售价格的降幅大于批发价格的降幅。对于厂商来说,赢利是最主要的生产目的,于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便是他们扩大或缩减生产规模的最佳参照系。 既然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于是,投资也是价格的增函数。对于以外源融资方式为主的企业而言(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不大),在利率一定时,价格上升则降低了融资的实际利率,降低了成本,同样刺激投资积极性。另外,投资具有连续性,当年的投资发生额应与上年投资有关。最后,在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下,外资流入虽与银汇价有关,但由于银汇价直接影响价格,二者是函数关系,所以舍弃汇率变量。综上,中国总投资的理论函数应为: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我们用解析几何图形对中国商品市场做一描述: 在图1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总投资,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储蓄加外国投资,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二象限为总投资函数,曲线在横轴上的截距为上年投资的某种比例βIt-1。当βIt-1一定时,总投资是价格的增函数。但是,投资并非永远随价格的升高而增长。当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价格升至某一点时(如a点),投资额不再上升。第四象限为储蓄函数与外国投资之和,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外国投资FI。当 FI一定时,S+FI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上是一条自原点射出的45°线,曲线上的各点都满足I=S+FI。 当给定价格P1时,过P1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1;当给定价格P2时,过P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2;当给定价格时P3,过P3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3。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Y点。但是,由于总投资不能随价格无限增长,于是,国民收入到达与P3对应的水平时,也将不再增长。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为简单起见,将所有曲线均划成了直线,实际上不然),就得到了IS曲线。应该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IS曲线的斜率相反,这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IS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I=S+FI,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商品市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IS曲线到达b点时,将竖直向上,即国民收入将不再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IS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即 (二)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分析 在分析商品市场时,我们把价格暂定为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价格,就有一个对应的国民收入。那么,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现在,我们将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将被动地去适应货币供给,最后,在价格和国民收入的纠正下,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达到事后相等。对此问题,我们做逐个层次的剥离分析。如果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国民收入,每个社会公众便有了一个可支配收入。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近代中国,人们普遍有一种节俭习惯。从节俭的习惯出发,人们将货币化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贮藏(包括企业准备扩大投资),另部分做日常交易(包括企业的营业周转)。人们只要有货币收入,则首先安排可能的储蓄,甚至节衣缩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安排日常消费。 在图2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交易货币需求,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贮藏货币需求,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四象限的曲线为贮藏货币需求函数Mq=f(Y),显然,贮藏货币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的曲线表示交易货币需求与贮藏货币需求之和,即Ms=Md=M1+Mq。当贮藏货币需求为0时,全部货币需求均为交易货币需求;当交易货币需求为0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货币需求均为贮藏货币需求。显然,该曲线具有等腰三角形底边的性质。在任何时点上,货币供给量都是一定的,全部货币供给必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事后是恒等的。因此,该曲线也表示货币供给量。第二象限上的是价格曲线,当国民收入外生给定时,贮藏货币需求量一定,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购买力则被决定了。于是,总供给一定时,价格是交易货币需求的函数,且二者正相关。 当给定国民收入Y1时,过Y1点沿虚线经四、三、二象限,可得价格P1;当给定价格Y2时,过Y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价格P2。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P点。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就得到了LM曲线。与IS曲线一样,近代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LM曲线的斜率相反,也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LM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Ms=Md,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市场均衡。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IS-LM曲线分析 商品市场运行的结构说明,在一定幅度内,价格决定收入;货币市场运行的结构又说明,交易货币量一定时,收入决定价格。当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决定了,即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收入被决定。要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须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的方程求解:同置于一个几何平面内。IS信与LMo相交于Eo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o、Yo。如果由于国际市场银价、贸易差额或货币制度的因素变动,导致货币量增加,则LMo移动到LM1,受价格上升的影响和国外投资等因素的变动,导致总投资增加,则ISo移动到IS1。于是,LM1与IS1相交于E1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1、Y1。由于IS曲线比LM曲线移动的幅度小,所以,价格上升、经济增长。我们以货币量和投资同时增长为例,如果IS曲线比 LM曲线移动的幅度大,则价格下降、经济增长。如果两条曲线移动的幅度相等,则应是价格不变、经济增长。从1927—193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基本上是IS曲线小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价格上升、经济增长,即货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抑制作用占主要地位。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分析 论文摘要:“美国消费”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带来“中国制造”外需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中国目前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各个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据媒体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汇总,投资总额超过了18万亿元。在外需萎缩、消费难起的情况下,数万亿投资将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政府主导的救市,未能如愿启动经济,而是使经济步入了“流动性陷阱”?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 如果单纯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庞大的投资就是“强心剂”,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保持短期经济增长不垮,市场信心不失,社会不要因经济危机而失控。然而,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通过多印美元、多发美债让全世界来为其救市买单。中央和地方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其资金成本最终都会由全体国民承担。有学者认为,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和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替市场,挤占经济资源,所以政府“托市”只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效率,最终令市场畸形发展,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也许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但在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并得以实施之后,宏观经济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救市计划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一、加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剩下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地方财政、社会资金或其他方式融资。可以肯定的是,商业银行信贷将是融资“大户”。随着“保增长”成为政治任务,在中央、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全力推动下,商业银行信贷在2008年11月、12月出现普遍高速增长,并在今年1月份得到延续。有研究机构估计,今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高达1.4万亿—1.6万亿元,这一增速十分惊人。 面对如此快速、巨额的新增贷款额度,有市场人士质疑: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怎样来审核信贷资金质量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增加信贷也成为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对于国内银行而言,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亏损的背景下,兼顾贷款增长和减少坏账是一个极难做到的平衡。现在银行唯一能祈祷的是:这些项目都是有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好项目”,千万不要出现坏账风险。总体而言,银监会是在暗示通过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新政策的优秀。因此政策上的松口子,很可能为今后的中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坏账风险。 二、传统产业环保问题恶化 作为保增长、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振兴计划所涉及产业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建筑业等。这些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较大,但同时也都是典型的非环保产业。从已出台的钢铁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挽救钢材市场,避免钢企遭受更大损失,因此产业规模拉动国内钢材市场消费的特色十分明显。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目标也是要扩大市场的总体消费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典型的传统行业进入振兴发展时,对生态和环保的威胁也将会随之扩张。在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之中,对于传统行业产业的升级和环保要求,在强调节能降耗的总目标之下,应该说都有一些进步。但现在对钢铁和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大规模刺激,可能会在环保问题上走回头路。当然,在已出台的两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也都有一些环保的内容,如钢铁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汽车产业未来3年将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来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等。但这些涉及环保的规定都显得过于原则、过于象征性、过于表面化,是对传统产业刺激计划的一种“装饰性”的内容。因此,随着产业振兴计划的推进,企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融资环境的两极分化将助推“国进民退”现象 2009年中国企业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拥有资源、现金和政策优势的企业将会是经济风暴过后的“幸存者”和“赢家”。在股市低迷、债市发展滞后、地方财力捉襟见肘、民间投资限制重重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抛出的庞大投资计划将更加依赖银行贷款满足其融资需要。而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抢占优质项目资源,信贷重点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基建和政府引导项目上。以建行为例,其2009年新增信贷规模将达到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13%-15%左右,其中一半左右将投向基建领域。此外建行还与铁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政策规定的最优惠的方式为铁道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2008-2010年期间铁道部重点铁路项目意向性提供3580亿元的综合授信服务。可见,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地方抛出的动辄以万亿计的投资大单,所涉及的领域均以政府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主。在这一轮投资之后,民营企业因无法分享投资“盛宴”的主要部分,地位会更加边缘化。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一部分民间资本的参与,但整体来看,民营资本参与大型基建投资的并不多。发改委资料显示,从项目涉及的行业和企业来看,民营企业只占有大约10%的份额。因此对于一直受信贷歧视的民营经济来讲,2009年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更加恶化。 四、经济运行进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加大 在全球央行一致大幅降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的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全球的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如“金砖四国”),就存在着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一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有以下三点表现:一是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二是利率已达最低水平,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摆脱经济的萧条。三是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长时间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如果中国经济在强大政府支出的刺激之下未能实现预期效果,而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危机之火并不会像乐观预测的那样会在09年下半年趋向缓和,而是可能延烧更长的时间,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药方”并不一定适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也许可以利用庞大基建来刺激内需,由庞大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外需市场,但国际市场的疲软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逆转的。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经济结构和政策长期以来“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等等,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结构是继续扭曲得更为严重,还是得以在疲软过程中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完善?恐怕还是未知数。在诸多强心剂的刺激下,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目前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去年我国经济经受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内突发多起严重自然灾害等困难局势下,通过灵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但也面临着外部需求大幅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等严峻挑战。 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 一、经济运行进入调整期 2008年,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灵活准确的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从“两个防止”调控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取得了良好成效,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 (一)GDP增幅逐季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12.7%后,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08年二季度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回落到10.1%,接近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2008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我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迅速恶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困难明显增加。 中央迅速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做出调整,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去年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仅增长6.8%,逐季回落趋势明显。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增长9.5%。 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总产和单产双双创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受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我国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生产增长放缓,出口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随着中央及时采取了扩内需、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2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小幅回升,经济运行显现出一些回暖迹象。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增速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2%,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四季度增长6.4%。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9.9%。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速回落慢于重工业,全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3%和13.2%,增速比上年回落4个和6.4个百分点。产销衔接基本正常,工业产品销售率97.7%,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全国27个省份生产增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回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1.6%、15.8%和15%,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6.2个、5个和4.6个百分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汽车、化工、钢铁、电力等为代表的部分重工业行业产量出现负增长。 (二)价格增速波动较大 2008年,价格走势总体特征表现为前高后低、大起大落,各月价格水平同比涨幅波动幅度为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年。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经济过热的苗头,物价上涨较快。2008年2月CPI最高增长达到8.7%(十年最高值)。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供给、调控需求、搞活流通、对中低收入者增加补贴的措施。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调控政策效果显现、翘尾因素回落、国内需求收缩,CPI 逐月回调,去年9~12月分别为4.6%、4%、2.4%、1.2%。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5.6%,农村上涨6.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4.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82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 受国际石油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1~8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上涨,去年7、8月份达到最高水平10%左右,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紧张。此后PPI急剧回落,去年12月转为下降1.2,四个月内骤然下降10百分点。PPI的快速下跌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收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市场供给,使产品生产缩减,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无疑雪上加霜。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9%,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5%,涨幅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在住房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加快、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在2004~2007年出现大幅度提升。自2008年8月份开始,住房价格开始高位回落。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5%, 涨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11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500 万人的10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4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万的14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初步显现。2008年第三季度末,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第四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去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比去年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与前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0%相比,四季度末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四)外汇储备5年来首度下降 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汇储备增速终于出现放缓迹象。其中,去年10月份外储减少近259亿美元,出现5年来首度下降的局面。外资流入平稳增长、国际收支顺差由快速增长转为趋于平稳是外储变化主要原因。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呈前快后缓之势,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5%,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市场运行态势显著改善,双边市场特征不断显现,对美元汇率升值仅为0.34%,全年升值6.87%;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10.35%;对日元汇率贬值15.32%。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21.11%,对欧元汇率升值3.39%,对日元汇率贬值3.33%。 二、三大需求有所放缓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三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降温。一是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严峻;二是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后劲不足;三是消费热点降温,短期内很难有其他消费热点可以替代。 (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投资与消费渐趋协调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随着消费的提速,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7年的9个百分点下降到2008年的4.5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投资与消费的运行渐趋协调,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迈出重要步伐。但必须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消费热点降温、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200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呈现负增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降幅比年初扩大15.5个百分点;全国累计生产汽车932.36 万辆,销售汽车936.33万辆,产销增长率分别为5.05%、6.56%,增幅同比回落了16.87个百分点和15.21个百分点,成为自1999年后首次跌破10%的年份。 (二)投资增长有所趋缓,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投资信心,导致2008年9月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去年12月降至22.3%,较年内高点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政府在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亿元,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增长26.1%,加快0.3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4124亿元,增长21.5%。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8.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12.9个百分点, 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三)进出口规模出现萎缩,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2008年前9个月,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5.2%。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国内经济增长减速,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去年第4季度外贸进出口增长明显萎缩,尽管国家几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外贸形势仍相当严峻,去年11、12月份进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单月量价齐跌。去年11月进出口总额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份跌幅则进一步加深到11.1%,其中出口下降2.8%,进口下降21.3%。2008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上年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11330.8亿美元,增长18.5%,比上年回落2.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目前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达69%, 出口急剧下降直接影响外向型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三、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幅回落 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前高后低、逐月快速下降。全年财政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低于2007年32.4%的增速水平。其中去年10、11个月财政收入出现多年少见的负增长。去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了1.224 万亿元的盈余,并且2007年也有财政盈余。但为了刺激经济,2008年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去年12月当月全国财政支出16601.69亿元,同比增长30.8%,全年全国财政支出62427.03亿元,同比增长25.4%,导致全年出现1110.13亿元的财政赤字。 企业效益水平下滑,亏损面扩大。去年前11个月,全国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同比下降31.8个百分点。分月度看,去年1~2月增长16.5%,去年3~5月增长23.1%,去年6~8月增长17.3%,去年9~11月下降26.2%。在39个工业大类中,31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4879亿元,同比增长1.8倍;企业亏损面达到18%,同比扩大3.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放缓。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 四、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 与经济运行态势相对应,去年上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持续从紧,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平稳,M2增速持续低于M1增速;下半年金融调控适度放松,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降息,公开市场操作缩短央票发行期限,减小发行力度,信贷总量控制松动。 去年12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幅在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强劲反弹,比上年11月份增幅高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终止了连续七个月的回落态势,12月末增长速度比上年11 月末增长速度加快2.3个百分点;去年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开始显现积极的效果。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 万亿元,增长9.1%,回落12.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 2008年,股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2008年末,上证指数收于1820.81点,比2007年底下跌3440.75点,跌幅达65.39%。股票市场总值、流通市值均较2007年缩水50%以上。股票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以上证A股市场为例,全年累计成交18.03万亿元,日均交易量732.94亿元,较2007年分别下降41.48%和42.43%。为了保持股市平稳健康发展,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股票市场短暂反弹后仍然呈现下跌走势。23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下跌的态势,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汽车汽配三个行业跌幅均在65%以上,电气设备、医药保健、农林牧渔业跌幅相对较小。(本刊资料组提供)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经由三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延续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晋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展。中国尽管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获得了使人瞩目的成绩,但想要成为真实的强国还缺乏无比首要的1项——金融实力。不管是历史表明仍是在理论分析,强国之所以“强”,不但表现在军事强、经济强、政治强、外交强、文化强,更首要的表现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强。具体地讲,就是必需要让这个国家的币“强”。目前中国就这1点仍是有所欠缺的。“强币”既是1个“强国”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表现,同时也反过来巩固了“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的利益。以美国为例,一九四四年七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中心肠位。这不但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收,而且美国凭仗美元的国际货泉地位,向他国无前提的借钱,而美国政府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够还清债务。在这类“中心—附属”瓜葛中,具有强势货泉的1方几近不用承当任何风险而取得收益;而处于弱势的1方或者者承当汇率波动的冲击,或者者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去保持汇率不乱。因而,只要币“弱”,无论履行哪一种汇率轨制,除了非本身经济结构极为健全,否则难逃危机频发的宿命。如拉丁美洲屡次遭受的金融危机以及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都是由货泉危机所引发的。1系列的事实证明:“强国”有“强币”。 1、货泉国际化的含意 货泉国际化是指能够逾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贮备货泉的进程。对于于货泉的国际化概念的界定,按货泉功能划分可以提供1个相对于完美的框架。依据Kenen的定义,货泉国际化是指1种货泉的使用超越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者非本国居民使用以及持有。咱们下面通过1张ChinnandFrankel编制的国际化货泉的功能清单(见表一)来直观的阐释。 依据这份清单咱们可以看出,1种国际化货泉能为居民或者非居民提供价值蕴藏、交易媒介以及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说,它可用于私人用处的货泉替换、投资计价和贸易以及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贮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泉和钉住汇率的锚货泉。 2、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由区域化到国际化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中国1直踊跃介入树立区域金融架构。中国已经经成为清迈倡议框架下最大的双边互换协定的资金供给者之1,同时也踊跃介入区域多边政策对于话以及经济监控机制。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中,人民币在必定规模内可以用于双边互换协定的支付货泉。截至二00七年七月,在清迈倡议(见表二)框架之下,中国已经经分别同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签署了双边互换协定,总额达二三五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签署的互换协定使用本币支付,其他协定也可以使用美元支付。 二00八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给东亚各国经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亚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货泉金融会 作提高各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力,才能有效抵抗以及化解金融海啸的消极影响。可以说,国际金融风暴生客观上推进了包含货泉互换在内的东亚货泉合作的深化。二00八年以来,东亚货泉互换再次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前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和区域外的白俄罗斯、阿根廷签署货泉互换协定,总额达六五00亿人民币。另外,货泉互换的多边化版本区域外汇贮备基金的筹集也获得了重大突破,基金范围从原定的八00亿美元扩展至一二00亿美元。 货泉互换的拓展客观上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人民币的区域化是实现国际化的必要环节。我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签署货泉互换协定,增进周边国家在贸易流动中采取人民币作为结算货泉,可以晋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部份实现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以及贮备功能,加快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泉的过程。目前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选择以东亚地区为基础以及平台,坚持从区域货泉到国际货泉的发展路径是1种现实的选择。 于广东以及长江3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以及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此举1方面必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业的风险,减少企业经营本钱有益于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更将有益于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的推动。时隔三个半月,二00九年四月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抉择在上海以及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展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货泉互换到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1步。 但整体上看,人民币依然处于国际化的低级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境外使用还局限于跨境流通,取决于人口的活动。真实的国际货泉应当融入物流以及资金流中去。此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还只是1种交易符号,如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不能用于结算,基本上与资金流隔绝。因而,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依照由区域到国际的战略思想不断前进。 3、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 咱们可以将货泉国际化利益按不同的情势分为两个部份:1是通过相干数据的核算可以计量出来的经济利益,2是难以量化的经济利益和超越经济规模的利益,货泉国际化总利益即为2者之以及。 一.可以计量的货泉国际化收益 (一)国际铸币税收入 国际铸币税(internationalseigniorage)是指当1国货泉国际化后,货泉当局凭仗其发行特权,从外国居民那里所取得的可量化的发行收益与发行本钱之间的差额。货泉发行收益巨大但发行本钱却微乎其微,国际铸币税收入至关可观。美国是国际铸币税的最大受益国,据专业人士计算计算,截至二00二年年底美国取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高达九五三0亿美元。目前我国具有数额巨大的外汇贮备,这实际至关于对于发行国政府提供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当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这是1种巨大的财富损失。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我国不但可以减少因大量使用外汇而酿成的财富流失,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发行人民币筹集资金,取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依据国内学者钟伟的测算,如果人民币的购买力在长时间维持不乱,并且逐渐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那末人民币的铸币税收入可维持年均二五亿美元摆布。 (二)从境外贮备资产的出产本钱到金融运作的净收益 对于铸币税的钻研表明,货泉当局可获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它令人们持有货泉或者者其他资产的能力。这象征着当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贮备资产主要以银行存款或者国债等情势存在的时候,国际货泉发行国必需为之提供1个正利息补偿,这类非零的出产本钱减少了发行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进1步来说,如果存在足够多种类的国际货泉可供选择,或者是持有贮备资产的情势足够多样化,则国际铸币税收益可能由于竞争而消失殆尽。 事实上,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贮备资产,不管是以存款情势仍是以国债情势存在,都象征着为国际货泉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及其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体系的资金引用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机制,这部份资金势必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带来收益。而且,国际货泉所执行的交易媒介等职能必然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所提供的结算以及支付服务来完成,这也为相干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 二.其它类型的货泉国际化收益 货泉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不只是国际铸币税收益以及运用境外贮备资产投资的金融业收益,更多的是为国际货泉发行国及其居民带来许多灾以计量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例如,当本币成为国际货泉之后,对于外贸易流动受汇率风险的影响将大大减少,国际资本活动也会因交易本钱降低而更为顺畅,从而使患上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运作效力有所提高。 (一)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对于外投资 绝大多数跨国货泉收支,如国际贸易中的货款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借贷以及本息偿还,都是由国际货泉来介入的。因而国际货泉成了1种紧缺的资源。而要患上到这类资源,其他国家就必需与国际货泉发行国进行贸易来往,展开经济合作。在对于外经济来往中直接用本币计价、结算,10分快捷,有益于其对于外经济来往的扩展。1国货泉的国际化还给本国进出口商、投资者及消费者带来良多的便利,使其在从事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以大规模的使用本币而免受外汇风险的困扰。对于进出口商来讲,汇率风险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1,规避它的最佳办法是用本币计价、结算。这样做,1方面能使该国进出口商免去了对于外汇收支进行套期保值的本钱支出;另1方面便于对于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从而进1步晋升出口竞争力,扩展对于外贸易以及经济来往,货泉国际化势必给发行国居民以及企业的对于外贸易创造便利前提,提高经济效益。 人民币国际化后,大部份国际贸易结算可以采用人民币进行交易,防止频繁的货泉兑换所带来的交易本钱。依据欧盟委员会估量,欧洲货泉统1每一年节省的货泉兑换本钱在四00亿美元摆布。由此可患上,美国历年所节省的货泉兑换费用是可观的。固然,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居民出境游览将更为便捷经济。我国政府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赞助时,也能够提供人民币信贷。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对于外投资最大的障碍——外汇资金的供给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国内投资商可以直接应用手中的人民币对于外投资,投资能力将大大增强,同时也降低了因为汇率变动而致使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有了进1步的保证。有益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增进我国对于外经贸流动以及国家交换的发展,特别是推进我国对于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经济贸易以及境外投资,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晋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政治威望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因为不存在世界政府以及世界中央银行,1些国家的货泉同时担负着国际货泉的角色。树立在1国或者几国“国内货泉国际化”基础上的国际货泉本位轨制,内在地规定了国际汇率轨制的不同等性。当前的国际货泉体系主要由美元、日元、欧元组成,是1种不对于称的货泉体系,发达国家因为掌握了货泉话语权,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发展中国家,因为具体历史的缘由,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处于被安排的地位。 人民币的国际化减少国际货泉体制的不完美对于我国的影响,1旦人民币完整国际化后,中国就具有了1种世界货泉的发行以及调理权,对于全世界经济流动的影响以及发言权也将随之增添;1旦成为国际货泉体系的首要组成部份,其对于全世界经济的不乱以及增长也会做出首要的贡献。 货泉的国际化常常象征着该货泉发行国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地位的提高及在国际货泉及金融政策调和中作用的加强,有益于增强1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就掌握了1种国际货泉的发行权以及调理权,将使那些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在必定程度上构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必定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经济政策变化也将对于那些国家发生影响,从而加强中国的经济中心肠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延续增长以及综合竞争力的晋升。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优化世界货泉结构,支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后,成为 国际结算的货泉之1,可减少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来往中对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泉的过分依赖,从而增强中国防范外部金融冲击以及抵抗“货泉入侵”的能力。 九.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浅谈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货泉国际化其实不只带来了经济利益。人们对于货泉的追赶,表面上是对于货泉所代表的经济价值的确定,实际上则是对于暗藏在货泉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轨制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的某种自自愿的服从。因而货泉国际化对于于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给货泉发行国所带来的益处自然也是多层次的。 (三)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国际融资 因为发展中国家“原罪”的存在,发展中国家没法以本币从国外市场乃至是国内市场上错款以及取得长时间借款。(Eichengreen以及Hausmann,一九九九年)。具体来讲,就是没法以本币从国外市场上借款是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泉错配以及期限错配的主要缘由。对于那些持有外币债务的国家来讲,他们没法从总水平上降低货泉敞口风险,因此大多数国内贷款者将不能不面对于资产负债表上的货泉不匹配问题,从而面临更大的外汇风险。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泉后,时常项目呈现赤字可以通过境外流入的资本进行融资,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时常项目赤字的相干度将降落,美国在多年呈现财政以及时常项目“双赤字”的情况下经济依然维持高速增长,1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元的国际中心货泉地位。固然,对于于时常项目赤字,还可以通过本币发行便利的进行融资,然而这类国际货泉的特权不能滥用。同时,因为时常项目赤字的融资渠道更加宽泛,我国可以降低外汇贮备水平,分流部份外汇贮备资源以进行钻研以及开发投资。 (四)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减缓高额外汇贮备压力 中国外汇贮备延续增长,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三万亿美元。外汇贮备的增添致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会对于我国贸易及加工业发生不利影响,而汇率不乱则贸易顺差更大,进而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国际利益冲突也将加重。解决这1两难窘境的有效法子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说高额的外汇贮备有益于保护国家的对于外信用,但本国货泉在国际货泉体系中的地位其实不会由于外汇贮备的增添而有相同比例的提高,反倒是持有本钱增添不少。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的了债力将可以用人民币来实现,这样将大大减少对于外汇贮备的需求,也有益于减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4、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本钱 人民币国际化是1把“双刃剑”。从上面的阐述中咱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给中国带来丰富收益,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计功效。然而中国在取得上述利益的同时,也需付出必定的代价以及本钱。 (一)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面临货泉逆转的风险 铸币税的区域延伸表现为货泉职能延伸到发行国规模以外取得货泉发行收益。在国际货泉市场与资本市场高速活动的前提下,货泉国际化在理论上存在可逆转性。这象征着货泉国际化在带给发行国利益的同时,也使发行国承当者着巨大的风险。信誉货泉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对于该货泉的信念与预期,终究取决于这类货泉的运行效能。信念与预期拥有“双向强化”特征。对于货泉国际交易媒介能力的乐观预期使强币更强,进而使国际铸币税收益扩展;对于货泉国际交易信念的不足致使对于该货泉国际地位的悲观预期,从而影响其国际地位。在国际货泉多元化格局中,在国际货泉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活动效力足量,能够支撑货泉迅速转换的前提下,当1种国际货泉的国际竞争力预期悲观时,货泉持有者会通过资本市场或者者货泉市场在不同患上贮备货泉之间迅速转换。这类国家货泉在国际资本市场或者货泉市场上的可选择性抉择了货泉国际化的可逆转性——经济体可以选择1种货泉,也能够抛却它而转向另外一种预期乐观的货泉作为国际了债手腕。国际货泉市场上的风险溢价及其引发的货泉与资本套利行动是国际货泉可逆转性的最好诠释。 此外,国际货泉的选择,会因为货泉替换问题,带来货泉政策施行效果的不对于称乃至货泉政策的作用方向完整相反。这1点在美元化国家表现的淋漓尽致。美元化至关于美元化国家抛却了货泉主权而达成为了暂时的货泉统1,但因为经济实体政治的独立性及其经济周期的差别性,抉择了货泉1体化国家之间的利益不1致。货泉发行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难以全面照应美元化国家的利益,乃至所制订的货泉政策带来美元化国家的利益损失,只要货泉接受国与货泉发行国处于经济运行的非1体化状况,这类情况就必然存在。 当货泉区域内呈现极度的利益不均与本钱分配不公时,货泉合作收益就难以填补为合作而支付的本钱,原来的利益均衡就会被打破,1种新的合作情势(不合作)就成为新的选择,具有政治独立的国家政府则会从新选择货泉,货泉国际化的逆转就不可防止了。国际货泉的逆转必然给不管货泉发行国仍是货泉接受国都会带来巨大损失,对于于货泉发行国而言,货泉国际化逆转是百害而无1例的,而对于于接受国而言,抛却1种货泉作为了债货泉或者媒介货泉,理性选择的结果多是取得更大的收益。 (二)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政府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在封锁经济前提下,1国经济政策只受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货泉政策所调控的也只是国内经济;而开放经济下,外部经济变量也将对于国内经济发生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患上资本国际间活动变患上更为容易,流通本钱更低,这就为投资资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资本活动将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利率发生影响,资本流入会增添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在维持货泉政策不乱的情况下,市场利率面临上升压力。一样,资本的活动也会引发外汇贮备的变动,进而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在这样1种情况下,政府的货泉政策将遭到影响,国内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例如,为了应答国内产生的通货膨胀而施行压缩性的货泉政策、提高市场利率时,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利便地从境外借入大量的人民币资金以知足客户的借款需求,其他逐利资本也将迅速流入;相反,当实施宽松的货泉政策、降低利率时,又会引发大量资本外逃,极大地抵消货泉政策的效果,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面临更大的货泉需乞降汇率波动 1国货泉成为国际货泉后,其货泉将被许多国家贮存以及使用。1旦国外货泉需求的偏好产生变化,将会致使国内货泉供需产生波动。另外,因为1国货泉国际化后,将允许外国居民取得本币资产,外国居民如果大量购买本国资产,资本的大量内流就可能致使本国货泉升值,这将影响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影响贸易收支的平衡。人民币在境外大范围流通可能在必定前提下对于人民币汇率发生压力,增大人民币汇率不乱的难度。当人民币离岸市场构成后,将对于国内的人民币汇率构成首要的参照,人民币汇率的构成机制将更加繁杂,准确地评估人民币均衡汇率水祥和影响人民币汇率长时间因素的难度更大,干预人民币汇率也就较为难题。 (四)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货泉政策的效果减弱乃至失效 1国货泉的国际化会影响发行国中央银行执行货泉政策的效果,降低本国货泉当局节制基础货泉、调控国内经济的能力。国际货泉作为本国的货泉以及作为国际货泉的职能有时候会产生冲突。货泉国际化以后,本国货泉与国际金融之间的1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泉政策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货泉政策的调剂与施行将遭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货泉政策的制定,不能仅斟酌国内经济发展状态,还要顾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有关国家为不乱本国货泉将人民币视作为锚货泉,货泉政策的传导机制会产生相应变化,货泉政策操作的难度将大大增添,中央银行很难肯定货泉政策调剂的适量时机。 贮备货泉发行国不时发现在施行国内货泉政策时会遭到国外本币持有额的钳制。对于于1个国家来讲,国际上持有其货泉的数量越大,国内金融政策执行的难度就越大。同时,因为取缔了货泉壁垒,经济危机、通货膨胀 可随时传递到国内。 总而言之,1国货泉国际化像1把双刃剑,既给该国带来各种本钱,同时也给该国带来诸多利益,然而国际化带来的利益远弘远于本钱。更加首要的是,国际货泉发行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类话语权象征着制订或者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对于此,国际货泉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团体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而那些国际政治热门问题的违后屡屡显现的美元货泉交易的影子,则再3提示咱们:“美元这类轨制工具,实实在在有着对于于其他国家轨制以及文化‘侵入’的味道”。恰是在这层意义上,货泉国际化最近几年来1直被视为国家竞争战略的首要组成部份。当咱们揭开国际货泉面纱,从新审视其违后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轨制乃至文化冲突时,或者许不能不承认,谋求货泉国际化的动力已经不单单源自于对于经济利益的追赶,从某种程度上讲,欧元的突起和新兴国家对于本国货泉国际化战略的执着,也能够理解为保卫本身利益、抵制国际货泉“前驱者”的1种努力,认识到这1点对于于咱们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或者许可以有所启迪。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于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以及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查,是培育以及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二四]二一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以及教学效果的首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症结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1步,选题是不是恰当,抉择着论文的成败以及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常常不知如何着手,或者者因为选题不当致使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者质量低下,因而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10分必要。 1、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钻研课题,是确认钻研对于象以及筹备学位论文的条件性以及症结性步骤,不管进行任何1项钻研,都必需首先肯定所要钻研的问题。选题犹如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抉择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而咱们必需稳重对于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于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胜利1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1个首要缘由就是因为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思想上不够注重,选题随便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1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钻研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于本科论文的指点欠当真,指点次数少,与学生交换少,对于学生的选题不注重,常常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点以及建议,或者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经失去选择价值;另外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终日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而论文选题很随便,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讲演本应是学生初步肯定选题以及教师对于之提出建议的症结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讲演乃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讲演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情势。 (2)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致使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钻研的常常是1领域,1个方向性的问题,依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祥和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请求,本科生缺少钻研这样的选题所必须的专业基础以及钻研能力,不但搜集材料存在难题,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常常缺少深度。如“关于我国货泉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以及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泉政策目标包含终究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触及财政政策、利率、货泉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含信誉风险、活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风格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含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一个具体问题就是1篇文章,所以最佳就其中1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泉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仍是以货泉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3)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经由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重视钻研课题的实用价值以及理论价值,防止选择已经经完整患上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以及发展当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呈现,应当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1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以及金融改革立异的动向,对于新事物视若无睹,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腐,如二六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分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经过时的题目,这反应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4)选题过于清淡,缺少立异 学术论文讲求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固然,对于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1整篇文章都有立异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类选题没成心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少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于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誉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经钻研了多年,有关论文已经良多,固然这些选题其实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者使用新法子去探讨以及发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成心义。 (5)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1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同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出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甚至长时间不能实现,由于银行国际化的条件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世界五强,几近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三家,所之外资银行纷纭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范围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五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1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出产品的发展战稍不相符我国实际。 2、对于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以及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进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用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下列建议: (1)教师以及学生应注重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尽管属于学术论文,但 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进程的1个步骤,不但是为了传布学术信息,推动学科的发展,更首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应学生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而教师以及学生都应予以充沛的注重。 (2)注重论文开题环节,倡导集体指点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以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点,并就开题讲演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1讲授,扭转过去单个教师“1对于多”指点模式,履行集体指点、集中指点,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钻研本科论文的指点问题,防止因为教师个体的钻研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3)提高学生取得学术钻研信息的水平,指点学生多方位搜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见叠出,而金融学生选题陈腐反应出学生对于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而建议:1是教师应指点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搜集、收拾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钻研发展信息;2是激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钻研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3是时常性地请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开展讨论、思考。 (4)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一、注意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着,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利用经济学的1个分支,金融学钻研应讲究利用性,即拥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见叠出,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色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鉴戒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以及现实意义的课题钻研,揭露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谛。 二、注意实事求是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本身学识水祥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动身,选择熟识并感兴致、有获取资料的前提,并估量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一)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见面俱到,不着边际,甚么问题都谈到,甚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太小,施展的空间很小,获得突破性成果10分难题。金融学生要依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佳抛却,不要好高务远。 (二)所选题目要有必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钻研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伟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触及的内容、历史以及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而,具有大量翔实、丰厚的文献资料有益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三、注意选择自己熟识及兴致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以及兴致人手肯定选题。熟识的问题1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者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以及1贯的信息搜集使其筹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益于进行深刻钻研,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患上深刻、写出立异点。兴致是最佳的老师,感兴致才会深刻思考,才能深刻研究下去,才能构成自己必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1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范文 强势经济会造就强势货币,中国经济通过近30年的超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国际收支规模和对外支付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出口和外汇储备均为世界前列。如今我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期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的改革措施,人民币走向储备货币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如何正确认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这一重大国际金融战略,如何全面的了解这一战略的利与弊,如何利用当前的国际局势使这一战略更顺利的开展,扬利除弊,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话题。本文首先简单的阐述了货币国际化的含义,随后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与弊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想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项——金融实力。无论是历史表明还是在理论分析,强国之所以“强”,不仅表现在军事强、经济强、政治强、外交强、文化强,更重要的表现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强。具体地讲,就是必须要让这个国家的币“强”。目前中国就这一点还是有所欠缺的。“强币”既是一个“强国”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表现,同时也反过来巩固了“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的利益。以美国为例,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收,而且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他国无条件的借钱,而美国政府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还清债务。在这种“中心—附属”关系中,拥有强势货币的一方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获得收益;而处于弱势的一方或者承担汇率波动的冲击,或者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去维持汇率稳定。因此,只要币“弱”,不管实行哪种汇率制度,除非自身经济结构极其健全,否则难逃危机频发的宿命。如拉丁美洲多次遭遇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都是由货币危机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强国”有“强币”。 一、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货币国际化是指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对于货币的国际化概念的界定,按货币功能划分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框架。根据kenen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超出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非本国居民使用和持有。我们下面通过一张chinnandfrankel编制的国际化货币的功能清单(见表1)来直观的阐释。 国际化货币功能 货币功能官方用途私人用途 价值储藏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私人美元化)和投资 交易媒介外汇干预载体货币贸易和金融交易结算 记账单位钉住的锚货币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 根据这份清单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国际化货币能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讲,它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由区域化到国际化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建立区域金融架构。中国已经成为清迈倡议框架下最大的双边互换协议的资金供给者之一,同时也积极参与区域多边政策对话和经济监控机制。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中,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于双边互换协议的支付货币。截至__年7月,在清迈倡议(见表2)框架之下,中国已经分别同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签署了双边互换协议,总额达235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签署的互换协议使用本币支付,其他协议也能够使用美元支付。 __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给东亚各国经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亚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提高各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有效抵御和化解金融海啸的消极影响。可以说,国际金融风暴生客观上推动了包括货币互换在内的东亚货币合作的深化。__年以来,东亚货币互换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以及区域外的白俄罗斯、阿根廷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6500亿人民币。此外,货币互换的多边化版本区域外汇储备基金的筹集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基金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 货币互换的拓展客观上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的区域化是实现国际化的必要环节。我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促进周边国家在贸易活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和储备功能,加快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进程。目前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选择以东亚地区为基础和平台,坚持从区域货币到国际货币的发展路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__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此举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业的风险,减少企业经营成本有利于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将有利于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的推进。时隔3个半月,__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和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货币互换到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但总体上看,人民币仍然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境外使用还局限于跨境流通,取决于人口的流动。真正的国际货币应该融入物流和资金流中去。另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还只是一种交易符号,如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不能用于结算,基本上与资金流隔绝。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按照由区域到国际的战略思想不断前进。 三、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 我们可以将货币国际化利益按不同的形式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相关数据的核算可以计量出来的经济利益,二是难以量化的经济利益以及超出经济范围的利益,货币国际化总利益即为二者之和。 1.可以计量的货币国际化收益 (1)国际铸币税收入 国际铸币税是指当一国货币国际化后,货币当局凭借其发行特权,从外国居民那里所获得的 可量化的发行收益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货币发行收益巨大但发行成本却微不足道,国际铸币税收入相当可观。美国是国际铸币税的最大受益国,据专业人士计算计算,截至__年底美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高达9530亿美元。目前我国拥有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这实际相当于对发行国政府提供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巨大的财富损失。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我国不仅可以减少因大量使用外汇而造成的财富流失,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发行人民币筹集资金,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根据国内学者钟伟的测算,如果人民币的购买力在长期保持稳定,并且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那么人民币的铸币税收入可保持年均25亿美元左右。 (2)从境外储备资产的生产成本到金融运作的净收益 对铸币税的研究表明,货币当局可获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它使人们持有货币或者其他资产的能力。这意味着当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储备资产主要以银行存款或国债等形式存在的时候,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为之提供一个正利息补偿,这种非零的生产成本减少了发行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进一步来讲,如果存在足够多种类的国际货币可供选择,或是持有储备资产的形式足够多样化,则国际铸币税收益可能因为竞争而消失殆尽。 事实上,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储备资产,无论是以存款形式还是以国债形式存在,都意味着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及其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体系的资金引用和政府财政支出机制,这部分资金必将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带来收益。而且,国际货币所执行的交易媒介等职能必然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所提供的结算和支付服务来完成,这也为相关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 2.其它类型的货币国际化收益 货币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不只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和运用境外储备资产投资的金融业收益,更多的是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及其居民带来许多难以计量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例如,当本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对外贸易活动受汇率风险的影响将大大减少,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因交易成本降低而更加顺畅,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有所提高。 (1)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 绝大多数跨国货币收支,如国际贸易中的货款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借贷和本息偿还,都是由国际货币来参与的。因此国际货币成为了一种紧缺的资源。而要得到这种资源,其他国家就必须与国际货币发行国进行贸易往来,开展经济合作。在对外经济往来中直接用本币计价、结算,十分快捷,有利于其对外经济往来的扩大。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给本国进出口商、投资者及消费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使其在从事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以大范围的使用本币而免受外汇风险的困扰。对进出口商来说,汇率风险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规避它的最好办法是用本币计价、结算。这样做,一方面能使该国进出口商免去了对外汇收支进行套期保值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便于对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从而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货币国际化必将给发行国居民和企业的对外贸易创造便利条件,提高经济效益。 人民币国际化后,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可以采取人民币进行交易,避免频繁的货币兑换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根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洲货币统一每年节省的货币兑换成本在400亿美元左右。由此可得,美国历年所节省的货币兑换费用是可观的。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将更加便捷经济。我国政府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也可以提供人民币信贷。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对外投资最大的障碍——外汇资金的供给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国内投资商可以直接利用手中的人民币对外投资,投资能力将大大增强,同时也降低了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有了进一步的保证。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促进我国对外经贸活动和国家交流的发展,尤其是推动我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和境外投资,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2)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声望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和世界中央银行,一些国家的货币同时担当着国际货币的角色。建立在一国或几国“国内货币国际化”基础上的国际货币本位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国际汇率制度的不平等性。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由美元、日元、欧元组成,是一种不对称的货币体系,发达国家由于掌握了货币话语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具体历史的原因,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历史悠久,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尤其对非国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文章主要在对民间金融的内涵、传统及新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简述的基础上,论述了民间金融的理论基础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且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两个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探讨了农村民间金融利率概况及其发展现状,进而提出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 民间金融 高利贷 1前言 1.1研究目的及意义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优秀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民间金融作为金融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正规金融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经济的发展,尤其对非国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近几年以来,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农村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民间金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农民以及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在服务于农村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历史悠久,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间金融获得很大发展。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进步,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民间金融起着积极作用。虽然近年以来,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获得长足发展,但农村民间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着很多非市场化运行的现象,对金融体系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为使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金融体系更加规范,金融秩序更加稳健,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研究农村民间金融显得很有意义。 1.2文章研究路线及内容 文章主要在对民间金融的内涵、传统及新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简述的基础上,论述了民间金融的理论基础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且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两个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探讨了农村民间金融利率概况及其发展现状,进而提出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最后综述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前景。 1.3文章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本文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多角度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进行系统分析,并试图把民间金融作为经济现象来进行深入探讨,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金融现象作为理论基础,把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表现形式及意义等相关内容作系统介绍,进而提出民间金融一些现实问题,并提出作者认为的可行性建议。文章在论证时尽量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进行常规介绍时,注重总结民间金融历史现象,善于把民间金融作为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与国内民间金融现实状况相联系,并将其进行深入比较,让民间金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论证。 相关内容所用研究方法:理性分析研究法,文章在对整个农村民间金融进行简述以及分析其形成原因时,用理性分析研究法进行叙述;规范分析研究法,文章在提出民间金融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可行性建议时,所用方法为规范分析研究法。 1.4研究的结构框架 第一章前言主要介绍文章的主要目的及意义、文章研究内容、所用研究方法以及结构框架。 第二章主要简述民间金融概念及相关理论,对民间金融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介绍了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以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民间金融的社会意义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两个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 第四章阐述了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问题,并根据其概况结合文献资料内容论述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因素以及其经济特征。 第五章主要介绍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这部分依据现实情况对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第六章主要针对第五章节提出的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第七章主要综述文章研究得出的结论。 第八章是致谢。 1.5研究不足 鉴于农村民间金融极具隐蔽性,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缺乏相关的官方调研资料和数据统计结果,加之金融理论水平有限,实地调查研究不足,没能从实证分析方面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等相关内容深入分析 2本文研究结论 中国要发展,就要发展中国农村,中国农村发展,就要发展中国农村金融。然而,我国因为金融抑制的原因,国家监管正规金融系统严格,银行系统服务不能满足乡镇民营企业货币需求,正规银行系统的严格管制。由于金融抑制下的政府信贷配给以及国营体制金融机构的制度偏见,民营企业不得不依赖于民间金融缓解资金需求。当然,农村民间金融的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但政府能够将其纳入国家法律管制范围内和正规金融体系中进行规化: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完善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引导其多样化投向和建立社会监管体系,才能让农村民间金融发挥其积极作用,才能更好的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服务。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下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 摘要:我国如何走出当下的金融“寒冬”,农业的基础作用显然不可忽视。而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产业价值,还是“三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成都涉农文化产业发展较具规模,现已摸索出“古镇文化”和. c型威客的代表淘智网摘要:我国如何走出当下的金融“寒冬”,农业的基础作用显然不可忽视。而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产业价值,还是“三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成都涉农文化产业发展较具规模,现已摸索出“古镇文化”和“农家乐”两种模式,本文结合成都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和当下实际情况,旨在为农业 “过冬”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涉农文化产业 成都亮点 产业价值 未来建议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之际,稳定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国内消费,成为决策层维稳中国经济寄予厚望的政策取向之一。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第11次将目光聚焦在“三农”领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除了传统的粮食生产以外,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重大途径。 成都市是西部大省四川的省会城市,20xx年人口总数即已超过1249万,位居全国第四,其在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可谓成果显著。据市统计局公布,成都20xx年在遭受地震和金融危机双重冲击之下,前三季度生产总值仍达到了2821亿元,同比增长12.2%。(1)20xx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成都举办,成都市签约项目31个,总金额126.3亿元,占签约总额的57%,充分显示了成都文化产业的辐射力和规模效益,所以成都在文化产业上的实践探索对其他城市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带动作用。 综合来看,成都在发展涉农文化产业方面具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创意产业,涉农文化产业市场潜力大。 成都有“天府之国”的雅誉,古蜀文明还给她留下了许多传奇人物和故事,而浓郁的川西民俗和客家文化更是为其增添了许多人文沉淀,资源相当丰富。 另一方面,成都的总体消费实力常年位居全国前三甲。而在20xx年,成都市城市居民人均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968元,占整个消费性支出的14.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其城市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国创意产业,预计到2020年,成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64%,庞大的城市人群是涉农文化产业的潜在市场。 二、主题鲜明,涉农文化产业特色较为突出。 成都涉农文化产业围绕“休闲”二字展开,讲究“付费休闲”、“休闲体验”,其特色可归纳为“古镇文化”和“农家乐模式”。 “古镇文化”:早在20xx年多媒体创意产业,成都市规划局等部门就完成了《成都市域古镇形态研究及利用》等规划,提出将对大邑悦来古镇、邛崃平乐古镇等10个文化古镇进行保护上海创意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成都周边最具特色的古镇旅游文化风景带。如今“古镇旅游文化”规模已成,十个文化古镇分别寻求自己的营销诉求。如黄龙溪的“千年水码头,古镇黄龙溪”、洛带的“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平乐的“茶马古道第一镇”等。古镇的盈利能力不容小觑,如洛带古镇仅在20xx年1至6月份,就接待海内外游客160万人次,直接经济收入超过8000万元。 “农家乐”模式:成都是农家乐的诞生之地,最初只是一些农民利用自家庭院和责任田从事旅游接待活动,以此作为增收手段,大多单打独斗,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经营。在政府的引导下,锦江区农村纳入了统一规划,打出了“五朵金花”的品牌——“花乡农居”、“东篱菊园”、“幸福梅林”、“江家菜地”和“荷塘月色”。“五朵金花”特色各异,但又相互支撑,形成整体联动的文化产业模式。而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农科村,利用自家川派盆景、苗圃的优势,丰富了农家乐的休闲方式和赢利亮点。在20xx年,农科村旅游收入达到18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2) 三、政府引领到位,企业主体保证产业运作规范。 成都市委、市政府于20xx年就提出和制定了“文化强市”发展战略。先后采取了改革文化体制、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健全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净化文化市场发展环境和提高产业服务水平等举措。同时,成都市还打造了一批文化阵地健全、文化生活丰富,农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健康素质有新提高的文化建设示范乡镇和村,以点带面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涉农文化产业市场的发育。(3)如20xx年,全市各区(市)县建立了群众文化辅导员制度,先后对全市1000余名农村业余文艺骨干进行了各类艺术培训,培育了农村文化队伍杨浦创意产业,也为涉农文化产业发展开启了新思路:农民组织了腰鼓队、舞龙队等,活跃于广大乡村。仅20xx年,双流县农村文化队伍就创造产值200多万元,利税超过40万元。(4) 成都市涉农文化产业的开发注重产业运作机制的长效性和职能化。基层政府成立文化产业公司,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如洛带古镇,镇政府于20xx年5月1日成立了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成都洛带客家文化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一是通过“修旧如旧”,恢复了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客家民居;二是积极选择大公司、大集团合作创意产业发展,推动古镇景区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三是推动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加工、展示、销售、交流与体验;四是抓大项目建设,先后引进新西南艺术陶瓷厂、洛带——女红坊、中国文博公园、“创库”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5)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知名度,积极进行资本扩张、扩大企业规模。 四、注重对涉农文化产业的创新探索。 从最初单打独斗、内涵粗糙的早期农家乐到后来“五朵金花”的集群效应;从对10个文化古镇的初步保护到筹划打造“天府30大文化古镇”品牌。成都涉农文化产业的创新精神始终强烈,越来越多的涉农文化产业开始着力摆脱产业模式单一的束缚,着眼于深度化、立体化的产业发展,注重尝试新的产业管理模式、开拓新的涉农文化产业市场。 如洛带镇除客家特色外上海创意产业,还规划4500亩,投资1.86亿元人民币,开发培育自然风光游、农家健身娱乐游等六大系列农业旅游产品; 又如成都首创企业出资编制涉农社区发展规划——“成华区龙潭和成涉农社区新农村建设概念(项目)规划”。此规划由工商企业共同发起杨浦创意产业,聘请专家编制,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重点,以社区生态旅游为方向,建设大型餐饮娱乐休闲中心,同时发展蜀绣等旅游工艺产品生产。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早在20xx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就已为此指明方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建设提出了更加细致合理的规划方案,而且4万亿刺激内需的投资计划更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了战略性的政策倾斜。当前财满街创意产业,涉农文化产业应敏锐地把握住这个信号,思考如何变危机为契机。 以成都为例创意产业园,笔者认为西部创意产业文化节,涉农文化产业要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两块动起来。在产业发展初期可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做好评估规划工作。政府需清楚认识到涉农文化的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明确责任,积极鼓励社会办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学,安排专项部门落实对其的资金、政策等支持。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可忽略的,它是发展农村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重要组成,也有利于涉农文化产业“反哺”农村,形成与农村基建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例如成都打造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的完善的交通体系,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关村创意产业网,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农村的生活环境和致富能力。而宏观来看,政府则要调整好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多在东部。而西部蕴藏着丰富的涉农文化资源,却因经济等因素,面临着融资难、消费难的两重难题。所以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给予政策倾斜,在西部建立文化改革试验区,对于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适当放宽资本进入的门槛,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涉农文化产业,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 而从市场来看,目前整个文化产业都欠缺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对于涉农文化产业而言更为突出。很多掌握涉农文化资源的个人或组织未能充分意识到其产业价值,导致“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局面。所以要发展涉农文化产业西部创意产业文化节,还需注意启蒙教育工作,一方面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注重涉农文化产业的培育。此举不仅可以给教育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更有利于涉农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涉农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产业的重要不同在于其“三农背景”西部创意产业文化节,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市场轮廓尚不够清晰。所以笔者认为,在涉农文化产业发展中,对于一些背景和市场都不够明朗的业务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涉及企业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一则有“投石问路”的功效,二来“船小好调头”,中小型企业在实验阶段的灵活性与恢复性是大型企业无法比拟的。并且,中小企业还拥有中央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今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财满街创意产业,其强大的优势不言而喻。同时,在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宜跟风建设、盲目上马。需注重对本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多媒体创意产业,与城乡统筹实践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特色品牌。在区位的选择上要科学、相对集中化,不宜远离城市进行布局,而应围绕城市郊区而建。 总之,发展涉农文化产业要服务好三方主体:一是文化,任何形式的开发必须是基于对原有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开拓,不能与文化原有内涵背道而驰,致使所开发的文化丧失原有特色;二为产业,文化产业具备产业追求利润的本质特征。所以在思考文化产业如何发展的同时,除了注重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外上海创意产业园,还需提高产业的盈利能力,在产业发展中注重开发特色、深化发展;三乃农村,涉农文化产业的本质还是开发农村、致富农村、丰富农村。所以在涉农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关村创意产业网,当地的农民的权力利益和带动作用不可忽视,农民理应成为涉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具体解决途径多样,可参考洛带客家文化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加以改进,以当地基层政府牵头,当地农民采取参股或是经营等方式加入到产业发展中来 金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金融专业毕业论文 【编者按】: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开题报告范文参考,以及开题报告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开题报告写作中的难题。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姓名边瑶班级金融07(9)班系部金融系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一、选题理由: 近年来信用卡的使用在我国越来越普遍,但其用卡环境仍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制约到信用卡的使用。据业内人士不完全估计,现在整个银行业所发行的信用卡中,大约只有20%是“活”的,其余80%是“睡眠卡”。另据了解,截至2007年底,中国银行卡发行总量7.62亿,总交易金额35万亿元,但消费交易仅4亿元,只占全部消费额不到5%的份额,其余95%都是现金存取和转账,信用卡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今,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店口镇也不例外,持卡消费已日渐成为平常之举,但是据我了解,信用卡业务在店口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各银行利用免首年年费、降低发卡门槛等各种手段极力促销信用卡,可是人们的用卡积极性并不高。制约和阻碍使用率的因素成为了店口人们关注的焦点,究竟目前我国信用卡使用情况如何,信用卡的安全问题怎样解决,这都使信用卡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拟实现的目标: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综述?与本论文(设计)相关的已有研究(设计)成果的综述?: 近几年,信用卡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彭千在《银行信用卡业务使用率偏低》(2004)一书中提到银行对于信用卡现在的发展眼光应放在针对不同的客户发行带有不同增值功能的信用卡上,找寻优质客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在增加信用卡发行量的同时增加信用卡的使用率以减少“睡眠卡”。虞月君在《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2004)一书中提到对于银行方面可以多开展一些刷卡奖励的活动或是增加特约商户数量以刺激消费者消费;还可以添加增值服务,让有此需要的消费者在出示卡时即可消费享用。这些都可以提高卡的使用率。李芳在如何防范信用卡被“盗刷”[n](2007)一书中提到信用卡如果被非法提现或盗用,银行不承担责任,这样将很难保证持卡人的资金安全。所以一方面,应该加强信用卡的立法建设,改善用卡环境,另一方面持卡人可以采取下面的一些措施,以防范信用卡被盗刷以及相关的损失。万晓东,何春雷在我国信用卡用卡环境尚须改善[n]2007,提到(1)利用免息期。先消费后还款,就相当于银行为你提供了一笔无须手续的短期信用贷款,只要在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偿清当期对账单上的本期应缴款,即可享受免息待遇。(2)利用循环信用,通过适当的负债来换取资金的周转,以降低理财成本。(3)巧用免息分期购物。 四、论文(设计)主体框架与进度安排: 论文主体框架: 一、诸暨市信用卡使用问题的提出 二、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现状调查 (一)、诸暨市信用卡持有量情况调查 (1)信用卡的持有年龄 (2)信用卡的持有张数 (3)不同银行的持有量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 (1)信用卡的增长情况 (2)信用卡的使用频率情况 (3)信用卡的功能使用情况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调查 (1)、信用卡的满意度 (2)、信用卡设密码调查 (3)、客户和银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三、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一)、信用卡持有量情况因素分析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因素分析 四、诸暨市信用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拓宽信用卡的持有量 (二)提高信用卡的使用率 (三)防范信用卡的安全 进度安排: 2008年11月,完成开题报告,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2008年12月~2009年1月,资料收集。 20009年1月,问卷调查的设计。 2009年1月中旬,分发调查问卷。 2009年2~3月,完成论文初稿交于指导老师修改。 2009年4~5月,完成论文。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章: 年月日 六、教研室意见: 签章: 年月日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08届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姓名冯婷专业金融管理与实务指导教师朱维魏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诸暨市店口镇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主要研究内容目前我国信用卡持有率和使用情况,影响和制约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调查分析 主要任务及目标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重要性探讨 摘要:撰写毕业论文作为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学生完成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还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因此,金融学本科专业学生认真撰写毕业论文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重要性 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是高等院校依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对本科学生进行综合性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增强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过程。然而,由于金融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主要以课堂理论为主,实践动手锻炼相对较少,这给学生造成了毕业论文仅仅是形式、不是很重要的错觉;还有,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使得学校的教学工作也不得不以学生就业为主,而找工作与毕业论文写作在时间上重叠,考虑到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学校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考查就有所放松。因此,很多学生在思想上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致使毕业论文质量出现下滑的现象。 近年来,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对金融学专业人才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金融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对于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数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为了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不正确的态度,切实扭转毕业论文质量下滑的态势,使他们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需要、真正认识到金融学本科专业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撰写毕业论文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训练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环节。这个阶段,在金融学专业老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己选题、填写开题报告、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持学生对所研究金融问题的兴趣、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又要使专业指导教师利用自己渊博的专业学识和认识问题独特视角,对学生的研究给予正确的指导,使之在苦苦思索之后,有顿开茅塞之感。这样,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 首先,金融学专业指导教师应向学生说明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其次,以学生为主展开毕业论文写作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除了指导教师定期检查督导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展情况外,学生应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论文的情况,及时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映给指导老师,尽快得到正确的帮助建议。再次,指导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成果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最后,该成绩也是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毕业的必要成绩之一。在指导老师认为研究成果达到毕业论文的水平后,由学术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组成答辩专家小组,通过答辩形式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做出系统科学的评价。符合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要求的,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 二、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金融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重要过程 本科毕业论文包括开题报告和论文正文两大部分。通过填写开题报告,每个学生可以选择确定各自适合的论文题目;了解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找出该论文研究的切入点;设计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明确研究方法等等。在这个阶段,学生运用所学金融知识判断和界定所关注的问题,将自己研究的内容划定在金融学领域,以符合所学专业的要求。通过分析和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掌握关于该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进程,了解相关学者在研究本问题时的研究思路、切入的角度、采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研究结论等,从而保证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也确保使通过自己的研究,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一点。通过对论文基本内容的设计,学生运用金融学的理论,对所研究的金融问题形成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认识。 在论文正文写作阶段,学生要首次独立地思考如何围绕开题报告确立的研究题目和研究内容展开研究工作,比如,根据开题报告要求,运用自己已有知识,如何搜集相关资料?运用自己已掌握的金融学专业知识,如何对已获得的资料进行处理、提炼?根据金融学相关理论的要求,如何运用掌握的资料说明、支持文章的观点? 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金融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实际金融问题,并初步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三、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演练 获得一份适合所学专业、令人心仪的工作,是每一个即将毕业大学生的美好愿望,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时下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用人单位也希望招聘到的新人马上就能胜任相应的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职场上,同一个单位中,每个员工都想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因此职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应该属于文案性质,有的时候,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就被指定完成项目课题的申请、结项或其中某一环节的工作。而撰写毕业论文恰好就是系统地培养和锻炼学生这方面能力的过程。学生填写的开题报告就相当于课题的申请书;毕业论文正文就大致相当于课题的研究报告。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难和疑问,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从专业指导教师那里获得答案和指导,从而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反过来,如果学生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那么,其科研能力得不到锻炼;在职场中也很难得到同事的系统指导。这样,该学生就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就会影响到该单位对他(她)的评价。所以,为了能够胜任未来工作的要求,学生就必须认真对待毕业论文写作。 金融毕业论文:高职学生金融保险毕业论文 一、“关键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972年德国的梅腾斯Mertens首先提出“关键能力”概念,并于1974年进一步将“关键能力(Schlucssclkompe-tenz)”定义为:关键能力是那些与一定的专业实际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它更是在各种不同场合和职责情况下作出判断选择的能力,胜任人生生涯中不可预见各种变化的能力。[1]目前一般认为,关键能力包括社会能力与方法能力,二者与专业能力共同构成综合职业能力。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院长李德威在哈尔滨举办的国际职业教育论坛上提出:“面向全球的职业教育,要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职业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表现在掌握企业所要求的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关键能力’”。教育部在2006年16号文件指出,要“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并在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要求测评学生的“自我学习、信息处理、语言文字表达和合作协调能力”。同时,在教育部与其他部委的相关文件中也一再强调学生及职业人士的职业优秀能力,即关键能力的重要性。加强关键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当代国际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流趋势,还是国家倡导的能力本位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二、提高“关键能力”的途径 1.巩固专业思想,坚定信念。前些年,保险行业虽然人才需求量大,但需求短视,需要的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外勤员工。人才缺口巨大而员工供应不足,造成保险业进入门槛过低,外勤员工整体素质不高且缺乏专业知识,导致人们对商业保险的评价不好,行业社会形象大打折扣。高职金融保险专业招收的是“四批二”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郊县和农村,对保险行业缺乏认识。保险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保险教育工作非常重视,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如今,《保险伴我一生》知识读本已出现在中学课堂上,为造就具有较强保险意识的公民奠定了基础。而以房养老政策、银行倒闭政策、国家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学历要求提高至大专等举措,均为金融保险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保险市场的迅猛扩张为保险公司对大专及大专以上人才的需求注入了活力。因此,新生入校要做好以下两件事:第一,必须对学生进行金融保险专业思想教育,使之初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的意义和功用;第二,帮助学生制定职业规划,使之明确奋斗目标。学生除了明确学习知识的目标,还要明确“与人交流、沟通、分析与解决问题”等综合素质方面的目标,即在校期间努力培养关键能力,以提高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2.构建“关键能力”培养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学科体系讲授基本知识、方法和原理,帮助学生弄懂重点与难点。但在高职教学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必须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选择、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过程的组织等方面加强专门技能与职业优秀能力的整体设计,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及专门技能的同时得到关键能力的训练。因此,专业教学团队首先应依据岗位任职要求与行业企业共同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及优秀能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专业课程,做到专业与产业(岗位)对接。教师应根据保险实务优选教学内容,融入保险从业资格证考核的内容,做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以学生为主体,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以行动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为主,以实际保险工作任务为驱动,围绕保险工作岗位有针对性地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角色体验等教学方法,做到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强化对学生关键能力的训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笔者承担的是金融保险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结合实践将教学内容分为3个模块:第一块是理论知识,第二块是素质培养,第三块是保险实务。在教学中,笔者采用分组教学法,学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小组探究互助、合作与交流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同时,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渗透素质培养,按6个模块“与人交流、与人合作、信息处理、数字应用、解决问题、自我提高”实施,分别是职业优秀能力全国统一测评大纲八项职业优秀能力的前6个。[2]针对高职保险专业生源的实际情况,从学生开口说话开始进行关键能力训练。例如,安排学生根据案例表演小品,以培养合作意识;给学生布置收集保险公司招聘信息的任务,以了解保险业、保险公司的状况;要求学生会运用PPT宣讲、会从网上选择每周经济新闻、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等。在开放式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既能发挥创造力,又可提升思维,经常有创新带给大家欢乐和启迪。在保险实务的教学过程中,笔者经常采用案例教学,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互动。特别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教学章节,如《人寿与健康保险》中讲到具体的险种,可邀请保险公司的兼职教师参与教学,介绍最新的险种;也可邀请保险公司的专家来校开展讲座或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还可安排学生在大一下学期参与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试,并在业余时间跟岗,为逐步实现毕业与就业零距离对接做好准备。 3.课外“关键能力”培养。关键能力可分为基础优秀能力(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拓展优秀能力(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延伸优秀能力(领导力、执行力、个人与团队管理、礼仪训练、五常管理、心理平衡……)三部分。[3](1)结合保险工作的特点。保险业的大部分岗位,如保险营销、金融机构客服专员、理财经理等都属于服务产业,工作对象是动态、有思维和行为的人,而且每个顾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这项工作的特点是具有服务性、双赢性,还充满了竞争性。工作技能通过知识素质的应用灵活程度、客户的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等来衡量。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应从入校之初着手,派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担任新生的班主任,专门负责专业指导,并与辅导员一起负责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2)开展职业规划讲座。通过讲座,让学生明确专业思想和培养目标,了解将来工作的职业范围,以及需要具备的职业能力、毕业要求等。在校时间短暂,刚入校就应考虑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并做出职业规划。(3)军训是培养新生关键能力的途径之一。关键能力中的五常管理(常清理、常整顿、常清洁、常维持、常自律)、团队合作、执行力,可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4)每个学生轮流负责一个岗位,鼓励学生参加学院(或学校)学生会、团委、社团的干部竞选。通过这一途径,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力、领导力等,让学生认识到孤掌难鸣的道理,学会与人合作,发挥团队力量。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形成阳光开朗、积极向上、不怕挫折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5)积极参与课堂以外的实践活动,培养职业优秀能力。例如,到社区宣传保险知识、勤工俭学等,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增加了社会经验,还能够培养自律、自控能力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通过参与学校社团(如足协,书法协会、摄影协会、戏曲协会、舞蹈班)、“青协”、各种职业技能大赛(如商务礼仪大赛、创业规划大赛、保险知识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假期社会实践等途径,培养交流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等关键能力。 4.校企合作,培养“关键能力”。与行业共同构建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其中关键能力培养贯穿于保险专业课程体系的素质与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行业定向拓展课程,也贯穿于以实验、校内外实习实训、课程设计、课程论文、专业综合能力实践(含毕业设计、顶岗实习报告)等为主导的实践教学体系。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金融保险专业采用“岗、证、课相融通,通过与保险公司建立职业教育集团共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工学结合的特点。为了实现高职保险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有机对接,该专业不仅和企业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专业优秀课程和实训课程,而且让企业介入学生的职业规划、见习、社会实践、校内外实习实训、跟岗、顶岗等教学全过程,初步实现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校企合作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关键能力”,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高职金融保险专业的人才培养逐渐形成特色。该专业将对高职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为保险界输送高素质人才,因为为行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者:皇甫红琴工作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2004]21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本科学生金融相关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考核。论文选题是论文的基础步骤,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质量好坏。本文在详细分析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金融本科学生论文选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厅[2004]21号)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产业发展毕业论文 摘要本文基于北京市的情况,从产业带动的角度研究了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阶段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加大了城乡产业整体收益的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 一、引言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从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论,麦金农(1973)和肖(1973)的金融抑制论,以及后来的金融功能论,研究都集中在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将金融与收入差距联系了起来,论述了所谓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即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其后的研究有的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有的则认为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例如,Galor和Zeira(1993)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而ImranMatin,DavidHulme和StuartRutherford(1999)的研究则认为金融服务创新有助于穷人克服不完全金融市场带来的信贷约束,帮助他们摆脱自身初始财富的门槛限制,使收入差距缩小。国内的学者如章奇(2004)、姚耀军(2005)和温涛(2005)等,均得出了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金融发展覆盖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多个方面。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金融产业不论规模上还是发展水平上都处于全国前列,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北京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即从金融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金融对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作用机制 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一方面,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了城乡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其对它们的带动作用不同,因此对二者结构调整的贡献也不同,由此先是导致了二者整体收益增幅的差异,进而对劳动者报酬产生影响,造成劳动者收入增幅的差异,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由于城乡产业构成不同,金融产业对城市产业的带动往往大于农村,因此常常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极端的情况,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使得农村原有的金融资源被抽调到城市,造成农村资金存量减少,产业受到损害,不仅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使得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减少。另一方面,金融产业发展使农民可以享受到由此带来的征地补偿和租金收入等收益,同时产业整体收益的提高也通过对税收的贡献增加了财政对于农村的资金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收益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又起到了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三、北京市情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扩大的趋势,只在1978年至1984年之间有过略微的降低,1984年以后迅速扩大,1996之后扩大的趋势则有所放缓,如图1所示。 由于征地补偿和房屋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在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大1,本文主要考察金融产业通过带动产业发展从而影响城乡工资收入的效果,在具体分析时则根据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在的地理位置将北京市划分为城区、近郊、远郊和县四个区域,对金融产业与各区域产业整体收益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 表1是北京市金融产业对各产业(包括其自身)的影响系数和影响系数比率2。表2是北京市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和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比率3。可以看到,在各产业中金融产业影响最小的四个产业为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业和农业。除农业和建筑业以外,其它三个产业都属于公共事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付,金融的影响不大;而对农业的影响较小则跟目前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农民家庭经营和涉农企业贷款难有关。工资最高的产业主要是一些高人力资本的产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关;农业的工资则是最低的。 表3的二至七列是各区域内增加值最高的六个产业所占的比重及其工资比率以及金融对每个产业的影响系数比率,最后一列没有加括号的数字表示各产业增加值占各区域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之和。由于各区域增加值最高的六个产业占整个区域增加值的比重总和都在6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产业吸纳了区域内大部分就业人口,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括号里的数字表示以各产业增加值比重为权数计算的人均年工资比率或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这两个加权平均数分别代表了各区域内主要产业的整体工资收入水平(或收益水平)以及金融影响力的大小。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城区增加值最高的八个产业人均年工资比率和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在四个区域中基本上都是最高的,其次为近郊和远郊,县区最低;远郊的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高于城区和近郊。因此,总体上看,城区各产业平均工资最高,金融产业对其的整体影响力也最大;县区平均工资最低,金融影响力也最小;近郊和远郊介于二者之间。这表明金融对整体收益越高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越大,而对整体收益越低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也越小,这样,金融产业的发展势必造成城乡产业整体收益差距的扩大,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远郊金融产业的整体影响力高于其它区域,则有可能促进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从而使其未来与城区和近郊的收入差距缩小。 四、结论及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了各区域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对各区域产业的整体带动作用不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城乡之间金融资源分布不均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同时,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使得原本金融资源就已经很匮乏的农村区域的资金被进一步抽调到城市。因此,有必要通过政策性金融加大对落后区域和农业产业的投入,通过实行差别利率等措施引导资金向落后区域流动;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帮助落后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利用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吸进资金进入。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一个较短时点的静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从较长的时间看,金融产业的发展则有可能通过改变农村发展进程、带动落后地区的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资金的流向。一些产业,天生就具有弱质性,要改变这种弱质性就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帮助其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此外,其它各产业之间也有相互的推动和拉动作用,应当充分发展在落后区域起主导作用的优势产业,引导资金向这些产业流动,充分发挥其对其它产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内产业整体收益和劳动者报酬的提高。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混业经营研究毕业论文 提要: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在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在全球主要国家纷纷转向金融混业经营的大环境下,我国现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壮大的要求。在这种形式下,有必要对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探讨。 本文首先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对比开始,分析了这两种经营制度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强调了混业经营制度对金融业发展的好处。然后介绍了在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世界各国主要存在的三种经营模式,为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给出了参考范例。接下来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制度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模式。最后,就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强调的金融监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几年来,关于我国金融业应该实行分业还是混业经营的问题被广泛讨论。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壮大,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压力以及世界各国的大环境下,管理机构开始认真研究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可行性和步骤。实际上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中国金融业从政策上、管理上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在中央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篇中,就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更说明了我国稳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决心。 金融业主要是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行业组成,其经营模式一般分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其中,分业经营是指金融机构不同时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一个经营者只在一个行业内经营自身的金融产品。而混业经营则是经营者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产品,形成横跨多个行业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本文试图从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比较开始,探讨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及途径问题。 一、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比较。 从金融经营体制设计的角度分析,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各有利弊,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不同的经营监管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经营体制。没有一种体制能将金融业经营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完全统一,所以分业和混业并非绝对对错的关系,只是哪种更适合当前的条件需求。也正是这种情况,才导致了我国金融业经营体制从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演变。 分业经营体制的优点首先在于其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单一业务领域内集中资金、人力等资源专注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对行业的理解优势,努力在一个行业内做大做强,从而在行业内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其次,金融机构专注在一个行业内发展,可以避免其因为多行业综合经营而陷入风险过高的关联业务之中,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程度。最后,作为相关行业的监管部门,在分业经营体制下进行分业监管,也更容易实施和控制。 但分业经营体制也有其缺陷。首先,分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的业务单一,当相关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金融机构容易受到较大影响,即风险过于集中。如前几年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下跌,行业长时间处于不景气,就导致了证券行业的大面积亏损。其次,规模效应较差,由于各行业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分离,其资源或信息无法共享,导致资金流动性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混业经营体制首先是为了解决分业经营体制中“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问题。同分业经营相比,混业经营具有众多优势,包括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效应、资金流动性更高、提高盈利能力等。例如,在混业经营模式中,商业银行在贷款时和投资银行在办理证券承销时可以互相共享企业相关信息,更充分地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降低贷款和承销业务的风险;混业经营还可以使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共享,降低成本,而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也将更多样化,从而提高其赢利能力并增强其竞争力;混业经营还能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及更多的跨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提高了整个行业的运行效率和促进了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其次,混业经营还可以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从业务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可以从事不同领域的业务,当其中一个部门的业务因为行业周期或其它原因而陷入低谷时,由于还有其他部门或机构的收益冲抵,并且可以及时的在机构内部对业务重心进行调整和配置,所以将不至于使该机构本身产生重大的经营困难甚至生存危机。 混业经营相对分业经营而言有很多的好处,但也因此带来很一些缺陷和风险。在混业经营体制下,由于存在关联交易,不同行业之间可能存在风险传递的问题,某一项业务的失败可能会影响到其它部门的效益,导致连锁反应。另外,混业经营体制的管理难度明显加大,在机构内部需要同时管理和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同业务种类,这都取决于金融机构是否能够调用充分的资源、制定合适的规划和拥有高效的管理团队。最后,政府管理部门对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也加大了,混业经营体制下的监管模式,决不是对现有的分业监管部门进行简单的合并就可以解决的,为了避免金融机构在进行混业经营的时候出现高风险的关联交易及道德风险,需要监管部门制定适合混业制度的完整的监管体系,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合来看,分业与混业两种经营制度各有利弊,混业经营制度使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资源共享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增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接受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而分业经营制度专注于单个行业的发展,更为强调稳定而不是效率。在实际选择经营制度时,应该根据当前的金融业实际发展现状进行充分研究,决不能为了提高效率而忽视了金融稳定的问题。如果当前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自身的内控机制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健全,那么混业经营体制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二、世界各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 世界各国金融业的经营体制,也经历了从分业到混业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欧洲和日本开始逐步放松对于银行业经营模式的管制,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传统区分逐渐的模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逐渐由分业向混业转变。美国也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其优秀内容是废止了已有66年历史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准许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子公司对银行、证券、保险行业进行混业经营,证券和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经营银行业务。美国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标志着在20世纪作为全球金融业主流的分业经营体制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体制所替代。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混业经营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一)全能银行模式(UniversalBank)。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该模式强调商业银行的“全能化”或“综合化”,即商业银行没有业务范围的限制,通过在一个法人实体内下设不同的业务部门,分别从事不同行业的业务,使金融机构能提供最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资本市场服务,货币市场服务,外汇市场、不动产市场、保险市场及其他资产、衍生工具交易等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内部的各个部门可以共享资源,充分发挥混业经营的优势,使自身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但是也由于各部门之间联系紧密,一旦某一部门出现严重违规操作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安全。 (二)银行母公司模式(Bank-parentCompany)。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作为母公司存在,通过出资设立多个子公司涉足证券、保险等其它领域。这时银行与其它种类业务活动的一体化目标只能部分实现,其规模经济效应不能达到最大化效果,而如果子公司出现问题,同样会对母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FinancialHoldingCompany)。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该模式首先需要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拥有银行、证券等金融业务子公司,不同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每一个子公司都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管理队伍、会计标准等,在法律上相对独立。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控股公司可以通过资本的调度和不同期限综合发展计划的制定,调整集团在各个金融行业中的利益分配,形成最大的竞争力;子公司之间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客户网络、营销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进而降低整体经营成本,加快金融创新;各金融行业既自成专业化发展体系,彼此之间没有利益从属关系,又能互相协作、凝聚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有效统一。 三、我国金融经营现状、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及合适模式。 在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体制之前,实际上是有过混业经营的历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新设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较为广泛(如交通银行),涉及银行、证券、保险、投资、房地产、租赁、信托等多种业务,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更是集“金融、生产、贸易、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实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四大国有银行也都提出了“全方位、多功能发展”的口号,纷纷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事实上形成了金融业混业经营局面。 但由于当时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金融机构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监管机制也尚不完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弊端日益显现。在利益驱动下,大量信贷资金涌向外汇、房地产、股票证券、期货市场,严重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部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现象严重,金融风险问题突出,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质量较差并发生严重亏损。鉴于此,政府于1993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并与当年底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不得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方面要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国家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的格局基本确立。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重申了“分业经营”原则,使我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当时的金融环境下,金融机构本身的欠缺以及监管不完善的状况,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是合理并且合适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入WTO之后金融机构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导致的效率偏低、发展缓慢的弊端越发显现出来。面对这些挑战,我国金融机构要想生存和发展,要想做大做强,唯有积极创新,主动应对,不断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最终在混业经营体制下形成自身优势的竞争能力。混业经营将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壮大金融企业的规模,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要实行金融混业经营,首先就需要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模式。前文已经提到,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银行母公司”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学习和借鉴金融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是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必须途径。 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0月30日了《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发展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此外还全面阐述了中国金融业综合试点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下一步着重要做好的几项工作。《报告》表示,当前适合我国国情的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同时,将允许有实力的大金融机构探索跨行业投资其他金融机构的方式开展综合经营。 央行报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混业经营模式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既可以满足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内在需求,同时又能尽可能的使混业经营下的经营风险以及监管难度降低,既考虑了金融风险问题,又满足了金融效率的需求。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下属的各行业子公司相对独立,可以尽量避免风险在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传递。一个纯粹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主体下互相协作的混业经营的局面,也便于我国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分业监管体系继续执行对不同行业的监管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同时在管理实践中逐步探索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为综合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经验。 其次,近年来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金融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效率低、市场分割严重、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等现状都提醒我们,金融混业经营是发展方向,但在制定转变模式过程中必须考虑部分条件的不成熟,选择不激化矛盾并能在过渡进程中逐步解决矛盾的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产权关系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各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这可以推进金融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体制转变,建立完善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抑制金融机构的盲目扩张冲动,也使集团下的子公司具备了更高的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 最后,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已经存在一些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的金融混业经营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中信、光大、平安等。例如中信控股公司通过投资和接受中信集团委托等方式,控股或参股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中信信托有限公司、中信期货经纪公司、中信资产管理公司、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企业,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中信控股公司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在投资决策、风险控制、财务核算、产品创新、发展规划方面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类似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金融业转向混业经营,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业在向混业经营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应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四、混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监管问题。 金融混业经营体制在整合金融资源、扩展业务平台、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出效率的同时,也对当前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如何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监管模式,并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各金融监管机构为辅的职能清晰、协调配合、便捷高效的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风险监控和防范体系,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随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相继成立,不同的金融业务就由不同的监管部门来管理,形成了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这一监管体制在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时代是合适的。但是金融混业经营的逐步推进必然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对一个长期以“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为监管分工基本思路的国家而言,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能否加强协调与合作,推进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将会直接关系到在探索金融混业经营的道路上能否平稳前行。 在“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篇的第四节“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中就提到,“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金融监管体制的成熟做法,可以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优秀,由银监、证监、保监部门组成的伞状监管结构。在伞状监管结构中,人民银行作为总体监管者,负责对控股母公司和整个金融集团综合层面的监管;而银监、证监和保监作为功能监管者,分别负责对所属行业的子公司进行监管。在这种监管结构中,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建立完善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 整体来看,这种伞状监管结构要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监管目标。 首先,对控股集团设立和准入的监管。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框架的优秀监管者,主要负责对金融集团和母公司的监管,明确市场准入资格、控股范围、模式、比例等方面的要求,确保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是符合要求的。 其次,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认定和处理。关联交易的缺乏管理是混业经营模式下最容易出线问题和漏洞的方面之一。监管者要细化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分类,对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类型、交易方式、金额等做出限制性规定;密切关注集团内部大额的商品、资金等项目的往来,并要求被监管者对可疑交易项目进行解释。此外,还应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对公司高管进行严格考核。 第三,监管机构之间形成紧密合作。在伞状监管制度下,作为监管领导者的人民银行,要与各行业的分业监管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监管结果或发现的问题,监管者之间要建立规范的信息交流渠道。人民银行负责统筹协调各功能监管人的监管行为。分业监管者根据金融业务的分类,按业务性质实施功能性监管,并向人民银行报告监管结果,人民银行进行综合分析,并向功能监管人通报,以便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合适的制度对于金融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国逐步实现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但也应注意,混业经营制度运作要求金融机构本身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和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高效、法律框架健全。而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还很多,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资产质量不高、信贷风险高和运作效率低下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金融业应以加入WTO为动力,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步伐,加快有关法规的制定,探寻最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混业经营实施路径。只有在此基础上推行金融混业经营制度,才能为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金融毕业论文:债券溢价金融学解释毕业论文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行为金融 巨灾风险债券是一种收益率与巨型灾害紧密联系的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它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自1997年成功发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内外学者对巨灾债券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做了一定的研究论证。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实溢价之谜的存在,但从传统理论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溢价之谜成因。 运用心理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本文发现投资者的某些行为迹象可以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问题的解释做较好补充。 一、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在债券成功面市之初就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据GuyCarpnter Company整理的1997-2006年巨灾风险债券相关交易数据显示,巨灾风险债券所附的风险收益率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所规定的同等级公司债券(BB级)高出近200个基点,且这一差距近年来还有加大的倾向。 单从理论角度看,在相同的价位上,巨灾风险债券应比同等级传统高收益债券更具吸引力。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具有不受金融市场内部波动影响的特点。它所附带的风险收益率仅与巨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挂钩,与金融市场并无很大的联系。因此巨灾风险债券带来的收益就要比传统债券的收益稳定得多。Froot(1995)证明了这一优势。Litzenberger,Beaglehole和Reynolds(1996)的研究也表明,巨灾风险债券应该成为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的有利工具。 面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如此高的溢价问题,Canabarro(1998)等人以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Mean-VarianceAnalysis)方法为基础,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二叉树模型,以便于在相同的框架下比较传统债券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值。即投资者在此时的收益总额均为本金(100)+本阶段无风险收益率(r)+承诺差额率(s)。率的期望值定义为E[R],相应的方差值则为var[R], 在得到巨灾风险债券及高收益公司债券相应收益的均值、方差的基础上,Canabarro等人用对应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度量了各债券的相关价值。结果显示,即使是预估保险公司违约率最高的MosaicClassB,其夏普比率(0.42)也要高于Ba2级债券的夏普比率(0.25)。这说明,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与其他传统债券的收益率是相当的,且就夏普比率而言,巨灾风险债券显得更有吸引力。到此,人们不禁有疑问,既然巨灾风险债券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且收益又要高出许多,为什么投资者还是更热衷于传统债券呢?现有的模型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厌恶风险,为什么他们宁愿投资于利息较少且市场风险大的传统债券?像围绕股权溢价之谜展开的讨论一样,巨灾风险债券的溢价难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二、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传统解释 有些研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谜存在,只是比较时选择参照物的问题。其他结构的金融工具(CBO、CLO、CMO等)及新兴市场债券可能比传统高收益债券更适合于与巨灾风险债券作比较。因为这些市场中有高于LIBOR的较大价差额,投资者们在巨灾债券市场也会要求得到类似的较大价差值。 但是,很显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损失的概率分布很难估算,所以,前面提及的那些市场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容易被推测出来。譬如,像新兴市场债券就没有可用于检验的违约统计概率分布。 Penalva-Zuasti(1997)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额溢价归因于巨灾风险债券的新奇保费(noveltypremium)及调整后的政策摩擦(regulatoryfrictions)。后来Briys(1999)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巨灾债券吸引力的观点。Briys在研究中指出巨灾债券存在“信用”价差是因为巨灾债券的复杂性及其的期望收益本身所附带的时间高度不固定造成的。他在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定价模型来反映这些考虑因素。的确,在实际金融市场交易中,接受刚刚的有关市场条件变化的新消息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一次大型飓风灾难的发生从预警到结束全过程可能总共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提前警示。不过,在把证券价格定义为一个时间函数时,发行商们已认识到了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价格中含有扩散部分(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则具有大幅突然跳跃的特点(跳跃过程,jumpprocess)。可以说,有关巨灾风险债券收益时间的高度不固定性问题已在定价时被考虑到。 由此看来,纯粹用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形成还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高溢价现象违背了传统定价理论与效率市场假说,学术界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及用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巨灾风险债券定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寻求其他领域的解释。 三、行为金融学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文献中,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居于优秀地位。可以认为,从人类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巨灾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解释溢价现象的主流观点。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r(2000)最先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他们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DavidRode,BaruchFischhoff和Fischbeck(2000)探讨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可能存在的阻碍,并集中研究了人们面对这种新金融工具时行为上的反映。总体来看,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于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投资者风险厌恶行为常被用于解释资产定价模型所无力解释的部分。在是否进行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时,投资者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避免损失问题,其次才是获取收益,这就是风险厌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虽然不受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巨灾风险债券的风险收益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统债券的收益率在发行时就已确定,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可以预见的。传统债券的收益率由发行人的资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等因素决定。一般情况下,只要到期后债券发行人能够履行义务,投资者不仅可以收回本金,还可以得到约定的利息。而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尽管巨灾风险债券发行时就约定了债券收益率的计算标准,但投资者的收益状况还是不确定。这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取决于特定巨灾发生与否、损失程序如何等。所以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要比传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的多。债券到期时,如果约定巨灾没有发生或没有达到触发条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投资于传统债券更高的收益;但一旦特定巨灾事件发生或损失达到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不仅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利息,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本金。 其二,在解释巨灾债券溢价之谜的尝试中,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的研究指出风险厌恶“会导致巨灾债券投资者过于看重损失的公认小概率因而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以往的相关研究就曾指出,投资者有过分夸大小概率事件的倾向,即人们对一些极小可能性的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他们估计中的任何错误。巨灾事件在统计上属于小概率事件,尽管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可投资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巨灾风险债券有排斥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损失全部本金的错觉会膨胀得很大,投资者会因顾忌到巨灾这种低概率事件潜在可怕后果而放弃获得潜在的高收益。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因素,保险公司为了增加新兴债券的吸引力,提供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高溢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二)固定教育成本(FixedCostofEducation)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指出,巨灾风险债券附带的风险收益之所以较传统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高,主要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对于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新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具备对于这种产品进行定价、评估以及风险分析所需技能和知识,所以大部分人对这种新工具还持观望态度。即使是投资于巨灾风险债券,也需花费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来理解新市场的法律和技术细小差异。而这笔初期的花费可能会超过刚开始投资时从巨灾风险债券中得到的收益。因此,人们也可能怕得不偿失而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优势,进而避开对巨灾风险债券的投资。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和促使投资者们对这种新型债券进行持续和连续的投资,就会给予初涉此市场的投资者较高的溢价。在此,完全可以将投资者认识和评估新证券的过程理解为发行商出资帮助投资者了解这类证券的过程。发行商给予的溢价部分就相当于是对早期投资者勇于尝试的奖励,或是帮助投资者熟悉新市场的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溢价部分称之为“新奇溢价”(Noveltypremiums)。 如果投资者只是以股票或传统债券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巨灾风险债券,那可能会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一些重要特征,或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存在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征。例如,某投资者将巨灾风险债券看做是传统的固定收入金融工具的一种。 对传统债券而言,在票据到期时如果投资者所得款低于票面价值,就表明票据发行者的金融状况很差,不能够完全返还本金。而对巨灾风险债券来说,低于票面价值返还本金则意味着发生了合同内注明的灾难事故,巨灾风险债券的持有人替发行商分摊了一部分赔付损失责任,此时发行公司的金融状况非但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由此可见,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投资者就不会明白这种债券的特性,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失误也算作是在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学习所支出的教育费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对巨灾风险债券的学习支出费用将会随日益增加的相关知识积累而递减。考虑到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新证券的日益普及,发行商给予投资者的这种教育成本补贴额也将会慢慢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所以,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巨灾债券与传统债券的溢价差距终会有慢慢缩小的趋势。 (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 Ellsberg(1961)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出现中的自发行为不仅仅依赖于问题事件可察觉的概率,也取决于它的模糊程度。人们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熟悉的事情而回避相对不熟悉的。 Kunreuther等人(1995)对保险及再保险行业的研究证实,在损失发生概率的不确定及损失大小不确定的情况下,投保人将被要求支付一笔更高的保费。这就表现了人们对模糊情况的厌恶情绪。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中。巨灾发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由于技术等原因,巨灾风险预测建模的可信度目前也尚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早期巨灾风险债券的损失依赖于发行公司自己估计的损失量,真实的具体损失情况投资者并不能弄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将所购债券与模糊风险、不对称信息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 Fox和Tversky(1995)的很多实验都表明,当人们比较两件熟悉度不同的事物时,对比会让较不熟悉的事物吸引力小一些或是让较熟悉的事物更易令人接受一些。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相对无知”假设。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特征。 即便市场上能够获得关于巨灾风险债券更多的有利信息,投资者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巨灾及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他们对于高收益债券的知识却是专家级的、经过检验的。这种认识可能称为“绝对有限认知”。 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通过各种途径能够获得甚至掌握了巨灾风险债券的有关信息,他们也可能认为,保险公司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和更好的掌控能力。这可以称为“相对有限认知”。不论是“绝对有限认知”还是“相对有限认知”,都会使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至于巨灾风险债券定价受人们的“绝对有限认知”和“相对有限认知”分别引起的溢价影响程度各是多少很难区分。 不过,“绝对有限认知”会随着保险、巨灾知识的普及和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成熟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而“相对有限认知”即使能够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所以,“相对有限认知”引起的溢价将会一直存在。 (四)羊群行为(HerdBehavior)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还指出,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群体信念下产生认知系统偏差,导致投资者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果。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新兴的巨灾债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还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使机构投资者(即经理人)掌握的交易信息处于残缺状态,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观察别人的投资行为并模仿,看大众的潮流而动,从而产生羊群行为。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机构内和机构间两个方面: 在投资机构内部,出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目的考虑,决策方面的相关人员有时会觉得人际关系的维持远比固执己见重要。当决策群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持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时,机构中就可能产生从众的倾向。经理人个体间的差异和不同的观点会被暂时性地掩盖,从而决策不能按照理性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因此,由于各经理人对巨灾风险债券的认识程度不同,通常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方案或还没有充分地评价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之前决策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致,这样便可能产生抵制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 在未来结果值得斟酌的时候,群体决策加大了管理者的行为偏差,从而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风险决策。Scharfstein和Stein(1990)认为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影响其名誉时,经理人会有从众的倾向。投资经理也惧怕因投资于一个“不可思议”资产赔钱而影响他们的名声。与投资于传统高收益债券不同,将资金投入巨灾债券可能会立即消失且预警很少。虽然,这种意外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大额损失的潜在性仍会让投资者担心不已。 所以,“聪明”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便会把自己机构的决策与其他机构的决定内容挂靠,而不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独立的理性决策。这样,机构跟着选择投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与其他机构的结果相同,经理人的名誉也就不会有所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众倾向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在信息的收集、加工、筛选方面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依照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现实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跟风买卖相同决策的羊群现象。 (五)其他行为因素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复杂性,投资者们对其定价内幕并不熟悉,故他们在面对此类投资工具时的心境也很复杂。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几种行为因素外,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形成可能还受到了投资者后悔厌恶、锚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后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除了损失以外还自认为必须要负责的感受,所以后悔带来的痛苦较由错误造成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还要大,即“后悔厌恶”。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优于其他决策方式的。 于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痛苦,投资者往往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比如,“随大流”,仿效多数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投资(如从众倾向),等等。损失和后悔厌恶表明,在面对不同情况时,人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而受认知过程的“锚定”心理影响,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和认识。特别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由于对证券市场有很深的研究,对巨灾债券的认识可能还“锚定”在对传统企业债券或股票的认识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预期判断而忽视充分调整,从而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识不到巨灾债券的新特点,这同样也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另外,投资机构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妨碍投资经理投资于巨灾债券的能力和欲望的决策。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就指出:“很多投资经理被限制购买(债券和股票)那两类以外的证券”。这些限制通过投资机构有限的关系虽然有助于减少市场低迷和流动,但也阻碍了投资资金进入巨灾债券市场。 四、结束语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让发行公司背负了沉重的交易负担,而投资者却依然不为所动。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债券的吸引力?弄清楚高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研究发现,行为金融学能对传统分析方法未解释清楚的部分做了较好补充。当然,心理因素对巨灾风险债券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相信,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有赖于对投资者的心理特别是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决策模式做进一步认识。而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溢价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重要依据,也将为我国科学地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可行思路。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理论应用毕业论文 摘要:行为金融学的兴起揭开了金融学前沿理论的主流---数理金融学正在发生新的飞跃,而实验经济学和金融物理学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变革。国外对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正日益蓬勃发展,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尚属初步阶段。可以预料:中国学者的金融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细化研究和综合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性行为;(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优秀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性行为;(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对外贸易论文: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论文 1、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1.1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石狮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首批命名的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从80年代初就形成全国性的服装市场,是中国纺织服装最早的发源地和集散地之一;经过30多年的推动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服装板块(海派江浙集群、闽派福建集群和南派广东集群)闽派板块的中心城市;全市有纺织服装企业3600多家,市场经营户超过2000户,2012年全行业工业产值达到600亿元,占我市的工业产值达到60%,市场经营额超过500亿元,行业对城市GDP的贡献率超过65%,已形成涵盖纺织原料、纺纱织布、漂染整理、成衣加工、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国内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2012年,石狮荣获“全国纺织产业模范集群”和“中国服装示范产业集群”称号,成为中国首批纺织产业先进集群。2013年被评为“中国休闲面料商贸名城”。当前,石狮服装城已成为国际性服装物流配送中心、产品展示中心、品牌孵化中心、商品交易中心、购物休闲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及信息中心,并成为国际性的纺织服装物流配送中心,年交易超过200亿元。石狮服装企业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逐步形成了批发、零售、专卖、商场四位一体的产品营销体系,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在国内外设立品牌连锁店超过30000间。 1.2石狮进出口贸易分析石狮外向型经济活跃,1988年建市以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走出了特有的以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子。建市以来累计批准外商项目2151个,合同外资总额约44亿美元。外向型经济从“三来一补”起步,三资企业上路,逐渐发展为成片开发。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增长贡献水平也不断上升。石狮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以及鞋业、食品、五金电子、塑料制品、印刷包装等第二产业。从出口的产品结构分析,石狮的服装产品种类众多、门类齐全。运动装、休闲装、茄克、童装、西裤、内衣是石狮服装的主导产品。外资来源主要有香港、台湾、澳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匈奴、泰国等,其中港澳台、菲律宾所占比重最多。近年来福建省服装出口大幅增长,石狮服装起了关键作用。石狮40%以上外资企业产品直接销往国外,目前已有30多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企业年自营出口值超500万美元以上的有24家。全市驰名商标35个,外资企业占26个。野豹集团、富贵鸟等企业获商务部出口品牌产品称号,9家企业获省级出口品牌称号。福林鞋业、威兰西、木林森等三个中国名牌均为外资企业。据估算,以石狮为中心的泉州纺织服装区域所生产的休闲装、茄克装约占全国市场份额1/4强,运动装、童装、内衣出口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 2、发展优势 2.1完整的产业集群与产业配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提升,石狮已经形成一条以服装加工生产为优秀的完善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涵盖原料、纺织、漂染、成衣加工生产、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领域。石狮及周边泉州、晋江等区域组成的泛石狮服装板块,拥有纺织服装及配套行业企业1万多家,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形成纺织服装产业品牌孵化中心、服装生产、服装物流基地和世界性的服装加工贸易中心。现有服装注册商标20000多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37个,中国名牌3个,中国出口名牌2个,石狮板块孕育的主流品牌有:七匹狼、爱登堡、卡宾、富贵鸟、威兰西、帝牌、彬伊如、柒牌、劲霸、九牧王、斯得雅、拼牌、皇宝、哈德利、健健、斯舒郎、野豹等,形成品牌聚集的产业集群。石狮纺织行业公共平台建设比较完善,目前有中国纺织工业(福建)检测创新中心、石狮服装城电子商务平台、石狮服装辅料检测创新中心、海峡两岸科技孵化基地、博士后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及中国T恤面料研究中心、中国休闲面料开发基地等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石狮现有纺织服装学院、闽南理工学院等一批以纺织服装为办学特色的大专院校,与国内百所产业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 2.2发达的市场营销体系石狮服装市场繁荣兴旺.以石狮为中心的闽派服饰板块,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服装产销基地、中国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地、中国五大服装跨国采购基地之一。石狮服装城年交易超过200亿元,已成为国际性服装物流配送中心、产品展示中心、品牌孵化中心、商品交易中心、购物休闲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及信息中心以及国际性的纺织服装物流配送中心。石狮纺织面料市场是全国四大纺织面料市场之一,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长期引导中国休闲面料流行潮流,石狮还是全国重要缝制机械市场、辅料交易中心,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石狮服装企业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逐步形成了批发、零售、专卖、商场四位一体的产品营销体系,在国内外设立品牌连锁店超过30000间。 2.3独特的对台交流合作优势石狮是著名的侨乡,重要的台胞祖籍地,两岸业界良性互动。全国唯一以两岸命名的纺织服装展会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每年于4月18日-21日在石狮举行,连续举办16届以来,已成为两岸产业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2010年开始举办的石狮国际时装周,搭建了两岸与海内外设计师的对接平台,是石狮乃至闽南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的孵化器。 2.4活跃发展的行业协会石狮行业组织发展迅速,已经成立了纺织服装商会、染整协会、缝制机械协会、设计师协会、面料协会、辅料协会、童装协会、休闲裤协会、服装城商会、电商协会等完善的行业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对外交流活动,加强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其专业协会和兄弟省市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加强与国内外纺织服装板块集聚地的的交流合作,促进专业分工与协作,促进信息、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共享,推动区域联盟和企业联盟。 3、存在问题 3.1对外经贸增长方式粗放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开发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较低。大部分出口生产型企业都为中小微企业,大部分出口品牌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主要采用“OEM”贴牌加工生产方式,企业规模“散、小、弱”,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研发、设计、品牌、信息等高端环节相对缺乏。 3.2人才及技术瓶颈典型的家族式企业的弊端,使得石狮服装企业人才匮乏。中小微企业普遍缺乏从事国际外贸出口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和丰富经验,技术创新、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了石狮服装企业在外贸出口道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高端服装出口产品很少,大多数服装出口产品档次低,缺乏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平均利润率较低。 3.3出口成本上升、国际订单转移随着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升值,国内加工出口成本日益提高,低端加工型企业由于利润微薄难以维系,订单逐步向劳务更为便宜的越南、孟加拉、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转移。 3.4中小企业对产业信心不足大多数中小外贸企业是民营性质企业,资金不足,融资也较为困难。在融资困难与利润下降的压力下,部分外贸企业从实业退出,转而采用“内保外贷”来套利。而有些企业“小进则满”,急功近利,在主业根基尚未牢固的情况下盲目投资转行。 4、扩大石狮服装出口的对策 外经贸在石狮的经济发展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的风口浪尖,石狮外经贸发展依旧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立足自身特点,增强忧患意识,把“掐脖子”环节处理好解决好,才能找到石狮外经贸发展出路。 4.1抓产业升级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企业,要想笑起来,必须切实提高研发能力和专利保护意识着手,研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塑造品牌价值。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政府与行业协会应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产业链高端功能型企业。 4.2抓平台建设壮大会展业,发挥海博会与海西国际时装周的品牌效应。整合政府、企业与行业协会的作用,为企业与产业搭建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平台,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与品牌推广平台建设,构建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以信息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4.3抓人才引进通过税收杠杆、信贷杠杆、供地杠杆和舆论杠杆,引导企业重金揽才。营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生活环境与交流成长平台,出台有吸引力的服务人才政策。引导当地高校与国际知名学校对接合作,与企业进行产业对接。 4.4抓金融服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搭建银企对接平台。针对中小外贸企业的“短、平、快”的融资特点,出台相关的授信管理办法。拓宽可抵押权能,推动专利权、商标权等可抵押贷款,建立中小外贸企业融资体系,妥善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借助泉州金改区政策,积极引进或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完善提升担保机构功能。 4.5抓闽台产业对接用足用好海西经济区对台优惠政策,争取先行先试,着力突破对台经贸,加快两岸商品集散中心建设,进一步推动闽台行业协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大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与产业对接。 作者:施滨滨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外贸易论文:经济效益提高下的对外贸易论文 一、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概述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量持续增长。然而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却处在较低水平,21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呈下滑趋势,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就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下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生产率底下、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货币汇率的严重影响、出口贫困的负增长、西方欧美国家的贸易歧视,我国的体制改革等。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从而使得我国的对外经济效益呈现出粗放式增长,同时也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逆差,进而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建设,因此,对于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而言,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是当务之急。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在能够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努力的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田靓单位:渤海大学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发展下的电子商务论文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 (一)电子商务交易的诚信度缺失相比较于传统购物的亲身体验,电子商务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尤其是在进行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活动时,企业与客户之间很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对产品和服务没有一个具体的感受,这使得客户对产品和服务天生产生一种不信任感。由于电子商务的开放性,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进行电子商务,这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其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造成诚信度的缺失,比如说利用电子商务宣传一些虚假信息,出售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恶意骗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对客户实行诈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会深深伤害客户的感情,损害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使得人们对电子商务产生厌恶感,严重威胁着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诚信度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首要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一种可行的诚信机制来规范,约束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交易双方的诚信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电子商务属于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活动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在使用电子商务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威胁,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现行的许多贸易法律、法规是基于传统的有纸贸易二制定的,而电子商务的无纸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与现行的法律产生了矛盾,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引起的各种商业纠纷,已无法用传统的商业法律去解决,经济要发展,法律必先行。因此,我国的立法机关应该专门制定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客户的利益,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电子商务安全问题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使用电子商务进行交易。在享受电子商务带来的便利时,有关电子商务犯罪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互联网络设备、设施上存在的弱点和安全问题,给电子商务的正网络病毒的恶意攻击,轻则造成网站系统瘫痪,用户登录不上,重则造成网站数据的丢失,造成商业机密和个人信息的外泄,给公司和个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电子商务人才缺乏由于电子商务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活动相结合的产物,这就需要大量能够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商业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电子商务是否发达的应该重要依据就是该国家或地区是否拥有这样大批的复合型人才。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电子商务人才十分缺乏,电子商务从业者普遍综合素质不高,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只是凭借自己的一些认识来进行电子商务活动,这深深影响着电子商务的长久发展。 二、促进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对策 (一)电子商务诚信建设的措施首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努力解决客户遇到的任何问题,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客户感受到我们的浓浓的诚意,增加交易双方的诚信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诚信机制,为每位使用电子商务的用户搭建一个信用查询平台,构建一个包含公司、客户、交易安全、售后、评价等大量信息的数据库,用来约束每位成员。当我们进行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活动时,我们可以利用信用查询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来查询有关公司、客户、售后、评价等情况,获得有关诚信度的信息,以帮助客户正确选择合作公司达成交易活动,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另外,我们要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对出售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恶意骗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对客户实行诈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及时地举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加整体电子商务的诚信度。 (二)加强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中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基本上是针对传统的对外贸易方式来制定的,许多规定不适用于电子商务,对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起一套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要密切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围绕电子商务发展及相关的网络管理、信息安全、金融结算、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来建立和完善。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符合电子商务发展特点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国际接轨,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争取达到国际标准。此外,我国制定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必须要具体规范电子商务的交易程序和行为,明确使用时必需遵守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最大限度地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安全,能够给日常的电子商务贸易纠纷带来处理方法,给予一定的判定标准,以保证电子商务能在合法的范围内为国际贸易服务。 (三)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降低信用风险由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涉及银行、税务、海关、外汇等诸多部门,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给电子商务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互联网的技术水平,规范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做好行业自律,从自身做起维护电子商务的安全。在平时,我们要加强安全防范,给电脑安装安全软件,定期进行安全体检,增加其系统的稳定性。针对电脑黑客和网络病毒的恶意攻击,我们要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漏洞修复,第一时间安全补丁,实现资源共享,净化电子商务的环境,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人才培养制度由于电子商务是商务活动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对于人才的要求比较高,从事电子商务的人才必须是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经营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难度比较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培养和引进一批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经营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电子商务的建设中去,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建设步伐,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使我国成为电子商务强国。在平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鼓励各高等学校开设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使更多的学校增加电子商务专业,向学生普及网络知识,培养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以适应电子商务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作者:朱伟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商务英语论文 1、商务英语的特点 1.1专业且实用 前文我们曾提到,商务英语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由于其涵盖到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国际法律和当地法律等方面,由此,商务英语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到这些领域的专业性,通过运用该领域的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来表现。如“CIF”一词于我们大多数人是陌生的,但在商业领域却是十分常见的,它是“Cost,InsuranceandFreight”的缩写,作为一个价格术语,不仅有“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意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它还有其他特定的含义与规定“,CIF”对对外贸易中交易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有一个规定,包括交货地点、运输和保险及其相应费用、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进出口关税的缴等方面。由此我们知道,商业英语不能只做简单的字面翻译,还要考虑到其代表的专业领域的含义。为了保证商务英语在应用时体现出专业性,我们需要对商务基础知识、商务英语涉及的领域做出相应了解,才能在国际商务中实现有效交流的基础上避免自身利益被损害,进而促进交易的达成。商务英语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商务英语是一种职业英语,它必须在英语的基础上再突出商务的特性,在应用于洽谈、签约和信函等商务活动时必须注意对英语沟通技巧的发挥,这使得商务英语将英语与商务密切联系,从而展现出实用性的特点。 1.2文化差异显著 商务英语的本质仍是英语,其出生成长时被滋养与熏染的文化与我国并不相同,区别于根植我国文化土壤的汉语,因此,文化差异也会在其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中华民族自古崇尚“龙”,并以之为民族图腾,象征着民族的优秀精神,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西方文化却认为龙(dragon)是贬义的恶魔、邪恶的象征,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意义也表现于汉语和英语之中。如中国人以“亚洲四小龙”来称呼时,英语的表达并非“thefourAsiandragons”,而是“thefourAsiantigers”。因此,在商务活动中,业务人员需要了解到语言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各国文化差异需要被尊重亦需要被重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流误会。 1.3语言简洁且规范 商务英语惯用简洁的表达,较多使用缩略语。这一点符合发过言语学家A.Martinet的言语经济原则:人的惰性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采用熟悉的、省力的、多功能的表达形式。这一理论又符合当今商业领域的高效工作理念。由此,我们常能看到类似于“B/L”表示“海运提单”“、forex”表示“外汇”的现象,这种缩略短语的使用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效率,减少投放于沟通方面的而精力。规范且正式的语言要求在商务英语的书面用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性强,涉及到的领域往往又牵连到法律问题,所以,商务英语的使用又必须添加规范正式的特点,以防止误解或歧义的产生。如商务英语在表述购买的意思时通常选用“purchase”而非“buy”的原因便在于为了满足这一特点,商务英语多选用正式用语而非口语。在书写文件时,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加庄重,撰写人也往往使用古词汇或拉丁语。 1.4固定句型与套语使用 商务英语正式、专业,在撰写文件时会有一些特定表述,这是在长期的外贸业务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固定的句式和套语。例如,如果我们用“sir”作为外贸函电的称呼语,那么“Yoursfully”或“Respectfullyyours”则被作为结束语使用。当然,套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此,也有一些成文的套语和句式被使用在合同和外贸英语函电之中。 2、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 商务英语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交流工具,在多个方面都有运用,在此,我们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叙述。 2.1在国际谈判中的应用 在实现对外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双方会面,就一些事务进行磋商与交流,达成共识或签订合同。在谈判时,双方进行交流的语言是商务英语,签订合同等书面文件时依旧采用的是商务英语,由此可见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合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使用商务英语时必须达到准确标准的词汇运用,以促进合作双方谈判目的的达成。 2.2在商务贸易广告中的应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广告的运用。在对外贸易广告中的商务英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通过广告宣传向外界更好的展示自身和推介自身产品,并在这两个过程中注重对商务英语的策划。在产品广告中使用的是一种应用语言,文案人员要使用优美、标准、能够准确的表达自身的风格特征的语言以激发目标受众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这与普通语言风格并不相同。为了将商务英语的知识、欣赏和商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我们要勇于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推陈出新,以表达出广告的深层次含义。 2.3在商务函电中的应用 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未来国际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合作的推测,在这一演进中,商务函电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商务英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加明显。商务函电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双方进行有效交流,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它包括纸质函电、电子函件和商务电话三大类。通过使用商务英语,在函电中交换双方意见,表达己方合作意愿与自身特点,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最终达成双方意见,实现双赢。 2.4在对外贸易翻译中的应用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商务英语已经成为这一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由于其在翻译环节(包括书面翻译和口语翻译)的高要求,使得商务人员正不断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商务英语水平来完成对外贸易翻译。书面翻译要求达到标准化、用词准确、清晰,使函件中的信息能够被正确,完整的表达。口语翻译,一般说来,难度要大于书面翻译,因其是实时翻译,需要在考虑到交流双方当时的语境、了解对方用语风格与当地风俗习惯之后进行准确、及时的翻译。我们相信,在企业不断重视员工商业英语专业化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一系列活动一定可以发展的更加完善,企业在对外发展中会更加顺利。 3、影响商务英语应用于对外贸易的因素 3.1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 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对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占据一定影响,贸易背景的了解是使用商务英语的前提。在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过程中,从业人员如果对关系到贸易交流的相连环境知识(包括是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报以业务发展历程和未来贸易发展趋势等)有了一定的掌握,则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能够对商务英语的使用做到更好的运用。在针对不同文化、地理背景的人们交流时做到有的放矢,尤其注意不要触碰放低敏感话题。 3.2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 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之处虽主要都是语言运用方面的策略,但语言决策更注重于在商务活动过程中对于语言方式的决策。其中的语言方式包括语句、词汇应用、语音、语气和表达方式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选择商务英语语言,无疑可以促进双方更好的交流合作,推动贸易的完成。良好的商务英语的交际技巧在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商务英语灵活而艺术的使用避免或化解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局面,最终达成双方合作贸易。商务人员交际技巧的高低影响着双方交流与合作是否能顺利、圆满的进行,出于更好完成工作的考虑,我们要求商务人员能够做到依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交流技能、准确把握商务英语的使用尺度、增加交流经验。 4、结语 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外开放依旧是我国的发展趋势,国际商务活动正在频繁的进行且其规模可能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各国企业成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惯于接受本土滋养的语言习惯,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方在商务活动中难免会由于语言原因产生种种矛盾,如何进行有效解决的基本方法便在于商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准确的使用以减少各方在会谈中出现语言误会的现象,通过标准化及专业化合同或其他文件而减少双方纠纷。商务英语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据的重要的地位不言而喻。 作者:尚丹丹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对外贸易论文: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必要性论文 摘要:从世界经济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较多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势在必行。但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障碍,正确看待制度变革中的问题是我国建立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解析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其中媒体、政府以及对外贸易自身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时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品牌文化产品、观念滞后,缺乏创意思维、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等。因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优秀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优秀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民族要复兴,文化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对外贸易论文:中药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现状论文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优秀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优秀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优秀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优秀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优秀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优秀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优秀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四、结束语 随着西方社会保健观的转变,加上现代医药对疑难病症和慢性病的一筹莫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西药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药等传统医药的重要性,为中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机遇。2008年后国家财政加大了对中药的支持力度,国家发改委将中药确定为三大重点资助领域之一。政策的倾斜将加快中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药产品的国际贸易发展,最终使中药产品成为医药市场上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并占领国际市场。 对外贸易论文:金融危机下对外贸易发展探讨论文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应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是世界各经济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河北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努力改变进出口贸易格局。但是,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别从改变观念、用足政策、调整结构等几方面提出了河北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对外贸易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外贸易对策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渊源 金融危机爆发后,从2008年的9月开始到2009年,全球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路下跌。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2009年更是每况愈下,出口、进口大幅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直接导致河北省对外贸易由10年来保持的增长趋势转变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负增长。之后2009年度对外贸易更是一路下跌、萎靡不振,进口、出口均下降,且下降幅度在2009年度第三季度达到谷底。2009年第四季度之后,进口、出口减速放缓,初见经济回暖的端倪。 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进消费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对外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12月22日,由中国金融学会和金融时报社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由此,“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高度关注的具有历史范畴的关键词。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就是从现在危机低谷开始缓慢地回升,到下一个经济繁荣期的到来之前。 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还有很多特征表现出不确定的因素,这种经济复苏基础很不稳固。危机爆发后,通过衰退、破坏消化矛盾,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然后开始复苏。这一次危机从爆发开始,世界各经济主体就采取了大量的手段实施救援,致使经济开始复苏,但实际上危机本身的真正平衡还有待期望,基础不是很稳定。 其次,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河北省对外贸易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主要包括: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做法不仅阻碍了有关国家自身经济复苏的步伐,也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后经济危机时代贸易形式的一大特点。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河北省对外贸易策略 为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调整,谋求新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河北省对外贸易的总体目标,我们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1.继续发挥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的“扩大内需,保持增长”的应对措施 对外贸易对经济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对外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衰退,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必将抑制经济发展。因此我省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时,积极相应国家2009年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确保我省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稳步发展。 2.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我省出口已改变了传统的出口初级品为主,现在出口的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根据河北商务网最新数据我省出口商品比重较大的有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钢材。但是出口的制成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较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需优化。 3.积极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 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越来越多以安全和环保为名义的技术壁垒的同时,反补贴、反倾销等新型贸易摩擦呈现出更加频密的态势。反补贴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热点,中国遭遇反补贴调查数量已居全球第一。据从河北省商务厅公平贸易局,2010年1—6月份,我省企业与国外企业产生的贸易摩擦(国外贸易救济调查)20起,其中反倾销案8起、反倾销和反补贴案5起、保障措施调查案4起、特别保证措施调查案3起。涉案企业达到190家,涉案金额1.6亿美元。外贸企业应充分了解涉及本行业的本国国际贸易法律法规、WTO规则、出口对象国的法律、政策动向等,合理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企业要联合起来,同时政府也要给予政策支持和指导,才能提高胜诉的可能性。 4.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风险 美国、日本、欧盟是我国三大贸易伙伴。但也是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最多的国家。因此出口市场尽量多元化,积极开拓其他国家,降低遭受诉讼的风险。2006年,河北省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达到27个,不仅包括传统的美、日、韩、俄以及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还增加了以色列、伊朗、乌克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 5.充分利用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全省中环首都北京和天津市,东临渤海。河北拥有的海岸线和优质天然良港,为成本最低、最方便、运量最大的物流方式——海运创造了便利条件。 河北地处物产丰富,是农业大省,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在农业方面,拥有畜牧业、蔬菜业和果品业的优势;在水资源方面,河北省海岸带总面积9000km2,具有发展海洋石油、海洋化工、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产业的天然条件。在工业方面,已经形成化工、医药、冶金、建材、机械、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河北省在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优秀位置,区域战略地位突出。特别是随着唐山曹妃甸深水大港的建设,河北将主动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也必将成为区域综合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动力之一。 三、结束语 河北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近年来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个别年度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发展受阻。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背景,对外贸易已恢复生机。河北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等优势,也将带动对外贸易更好发展。 对外贸易论文:分析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关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其中媒体、政府以及对外贸易自身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时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品牌文化产品、观念滞后,缺乏创意思维、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等。因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优秀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优秀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民族要复兴,文化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对外贸易论文:浅析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论文 摘要:从世界经济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较多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势在必行。但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障碍,正确看待制度变革中的问题是我国建立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对外贸易论文:简析对外贸易法律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至今将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在两年前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法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对外贸易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因此,遵循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适时修改外贸法,这已经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优秀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优秀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对外贸易论文: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产品品牌竞争力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成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之不适应的就是我国品牌竞争力的不足。尤其在进入品牌竞争时代的今天,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优秀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国际市场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国际驰名品牌,拥有多少国际驰名品牌,已成为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竞争力就是品牌竞争力,一个品牌不仅是一种商品的标志,而且是产品质量、性能、满足消费者效用程度、文化内涵的综合表现,代表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实力、信誉、创新能力和服务特色。 一、品牌的概念 品牌一词的英文“brand”,原意为“烧灼、烙印”,最初人们用这种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区别私有财产。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手工艺人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上烙下印记,以便区别于其他产品和生产者,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商标。美国现代著名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谓品牌,就是指一种关于某种商品的名称、术语、标记、象征或设计,又或者是以上这些的混合运用,以区分于其他竞争者或卖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图形标志。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优秀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优秀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优秀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优秀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优秀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优秀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后续发展中的贸易保护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策略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也屡次遭受国外反倾销制裁,对我国国际贸易,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反倾销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分析了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顾名思义,反倾销就是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相同产业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进口国倾销其商品的行为,进口国针对出口商的倾销产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以贸易保护为目的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合法贸易保护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予以使用。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在对外贸易,连续遭遇国外进行大规模反倾销,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谐的外贸局面,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一、中国遭遇反倾销的现状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6项。中国出口产品受实际反倾销措施的冲击也是最为严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实施了71项反倾销措施,其中15项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从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来看,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发展,截至2007年底,国外对我国4000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 从反倾销涉案金额看,也日趋增大,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例中,没有一件金额超过1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过1亿美元的案例已达数十起。 二、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呈现的趋势 1、涉及的中国产品类别和数量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趋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只有46类,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艺简单的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 2、发达国家是主要发起国,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人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80年代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行列中来,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所占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件比例看,1997年达到76%,而1998年高达87%,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多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原因分析 1、国外因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目前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一些国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频频运用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产业容易出现全球性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极力保护国内市场。在WTO成立以后,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积极致力于寻求WTO框架内的保护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倾销大旗,动辄借反倾销之名,行保护之实,使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演变为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 (2)视中国外“非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根据与一些国家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仍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使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更加严重,我国企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在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因此,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一些国家并不是以中国商品的国内价格为准,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因素为参照,这也使我国应诉反倾销调查的国际法律和政策环境更为复杂。 2、国内因素 (1)中国出口贸易秩序混乱。我国出口虽增长迅速,但较多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缺乏竞争力,只能相互低价竞销,出口贸易秩序混乱,给国外反倾销带来可乘之机。企业的营销理念仍较落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给对方国家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一些企业未能把握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进口国对华反倾销概率。 (2)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缺乏自主优秀技术和自主品牌。据统计,2003年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低于10%。中国出口商品中相当数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应对反倾销措施,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争取市场经济待遇,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改变他国对我国“非市场经济”的看法,同时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早日取得他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及其价格市场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还有,在目前一些国家国内立法未作改变的情况下,要避免适用“替代国”的做法,我们企业和相关行业必须用具体事实证明自己是按市场化运作的,包括企业股权制度、生产投资决策、产品定价、财务会计制度等。尽管目前还有很大难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们不应放弃这一努力。 2、规范外贸经营秩序 在出口产品中,我国产品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很多企业产品雷同。随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健康的外贸秩序,价格战在所难免。为此,企业首先要规范自身的市场行为,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财务制度,努力使有关资料和账簿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力争让反倾销调查当局认定某些具体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同时要实行行业自律协会和统一的出口措施,尽可能实行国外总经销和总制度。外经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所有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指导和协调,合理地统盘调节外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布局,及时有效地指导出口产品价格水平。 3、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 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工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优质高价出口原则”,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要高出这一“价格门槛”,则“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 如果能有效地预防反倾销调查,不仅能够节省调查过程中的大量应诉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因为反倾销调查而给我国带来的大量间接损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成为必要措施。预警机制的建设包括对我国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冲击可能受到的损害的监测以及我国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监测。通过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状况以及我国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整理与分析,建立损害预警数学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预警信息,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以求达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目的。 对外贸易论文:防止垄断市场形成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反垄断法对外贸易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本文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分析反垄断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反垄断法的特点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实行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经济政策。反垄断法的特点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对国内市场起着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例如,2008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中国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反垄断法不仅是各国保护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武器,而且还与对外贸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国际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随之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十分活跃的经济组织,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中居于主要地位,对国别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跨国公司依靠技术创新,凭借全球生产和营销网络,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占据优势地位,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状况下,先进的技术和价格低廉的产品会给封闭的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竞争是跨国公司活力的源泉,竞争又会促使其通过内部积累和外部兼并走向集中和垄断。因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容易利用其经济优势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成为限制竞争的势力,进而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打击局外企业,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保证谋取垄断利润。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包括:横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联合起来控制产品生产、销售、价格以及在任何特定行业或商品中获取垄断地位;纵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作为上游生产厂商对销售商的经营地域、经营产品范围以合同的形式施加某种压力,其手段有维持转售价格、独家交易、选择性交易、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手段有不公平定价、超高定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为了增强竞争力,跨国公司通过采用资本、品牌、技术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使其限制竞争行为更具规模性、长期性、隐蔽性,表现出以下特征:通过并购方式达到限制竞争目的。以控股的方式并购国内企业,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在东道国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通过知识产权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目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跨国公司的申请占87.8%。 为了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保护本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我国反垄断法对于在本国活动的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国外产生的但对国内有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 (一)限制跨国公司的外部扩张 企业合并常常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集中度过高的合并则会引起经济高度集中,集中则会导致市场的垄断。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是通过购买当地企业或者通过与当地企业的联合来进入东道国的市场。从竞争的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不会受到东道国反垄断法的干预,因为它们一般不会提高东道国市场的集中度。然而,如果跨国公司在进入市场时或在进入市场后,以某种方式破坏了东道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即由此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那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按照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为期30天的初步审查阶段。如果在完成第一阶段审查以后,认为该并购案影响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审查。第二阶段审查为期90天,必要时第二阶段审查还可延长60天。 (二)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根据该法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要考虑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控制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得承担特殊的责任,即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该法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外国跨国公司。 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不容易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因为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经济或竞争政策进行限制。而且,一旦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东道国政府一般也会通过推动国内企业的联合来抗衡跨国公司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优势。例如,“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正式成立,充分印证了中国企业正在通过联合,迎接外国企业的挑战。该组织由TCL、联想、康佳、海信、长城计算机集团5家企业自发成立,是一个采用会员制的、开放式的非营利性组织。凡从事计算机、家电和通信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都可以申请参加。 基于反垄断法的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仅有利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在对外经济和贸易往来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一)建立有效的价格预警机制 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平台建设,及时发现市场的异动。限制竞争的秘密活动所导致的最终市场表现基本是一样的,即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一致地抬价,固定、僵硬的价格或多年不变的市场份额以及新进入者普遍生存困难等等。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市场上有不正常的操作,竞争机构则可采取措施进行调查或干预。 (二)加强科技自主创新且实施品牌战略 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名牌商品共约8.5万种,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据90%以上的名牌拥有权,处于垄断地位。而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光纤制造设备100%、集成电路85%、纺织制造设备70%、石化设备80%和高端医疗设备90%-100%都依靠进口。因此,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培育名牌,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当前,国际贸易竞争已从产品竞争进入标准竞争,把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就意味着拿到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因此,企业要注重长期效益,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加研发投入,建立技术标准体系,要在电子信息、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形成支撑高新产业的标准群;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及有中国特点的产业,建立起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 (四)建立行业协会或加强企业联盟 多年来,我国在DVD、电脑、汽车、数码相机等高科技含量的行业都存在优秀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而国外的高科技企业通常会至少将纯利润的50%再投入到新技术的开发研究上,并且,国外企业有强大的横跨全球的市场平台,如果国内企业不联合起来推广、保护自己的技术,该技术就会很快被国际大企业强大的市场力所吞并。 (五)加强国际合作以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 由于各国贸易法规不尽相同,在禁止国际卡特尔、控制企业合并、确定损害程度等方面,往往会涉及不同国家的企业,所以,应在互惠、公平合理和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在反垄断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共享,不断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 对外贸易论文:对外贸易中技术学习的问题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技术引进;对外贸易;对策 论文摘要: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凸现。技术进步是产业成长的优秀,也是产业升级换代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发展加工贸易,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一、技术引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 1.技术引进的目的,方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随着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方式除了传统的购买设备与技术,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作股投资,补偿贸易等,还出现了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方式;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逐步被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的引进所替代。这说明我国企业对技术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技术引进目标更加明确,方式灵活多样。 2.引进技术的来源多元化 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转让技术政策出现变化。技术引进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瑞典,香港,意大利,法国,韩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部分发达国家注意到,只通过出口产品或设备方式而不转让技术将逐步失去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开始调整政策,加强对我国的技术转让,并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合作达到重新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 二、我国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技术引进总体水平偏低,优秀技术和关键装备偏少 受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我国引进的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跨国公司输出的绝大部分技术属于二流的,所谓“市场换技术”只是集中在中低水平上,尤其在一些特殊领域的优秀技术和关键装备方面,发达国家仍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封锁。产业技术的发展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2.整体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技术装备落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大中型企业反应迟钝、复苏缓慢,必然阻碍技术引进向结构优化、有序发展的方向转化。其次,多数行业的关键优秀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我国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缺乏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综合创新。引进技术固然重要,但建立一个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制更为重要。 3.企业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投资不足 引进技术只有与消化、吸收和创新相结合才能很快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因此,一些国家都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之比是1∶8左右,因而能做到第一台设备引进,第二台自主制造,第三台即能出口。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07.这就造成引进再引进,重复引进,长期不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三、推进我国技术引进的对策建议 1.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鼓励支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中心,形成比较健全的技术开发体系,在主导产品的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上尽快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效资源,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技术引进工作进行联合行动,开展消化吸收与创新工作。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办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以企业为主、政府扶持、大学与科研院所参加的方式,广泛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共同开展投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等工作,通过税收优惠和加大国家财政投入的手段,鼓励企业加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投入力度,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促进体系 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要求,重点支持企业引进电子通信、生物技术、民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清洁发电、新材料、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具有市场潜力且在未来竞争中将取得优势的或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 积极开展多双边技术合作。通过加强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高新技术的引进;采取联合研究,合作攻关和对往等多种形式,扩大合作范围;拓展技术引进来源国,适应企业的技术需求引进不同层次的技术;利用多双边合作机制,为双方企业和科研机构间进行研发和技术合作牵线搭桥。 3.政府要加强对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引导 由于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它具有一定外部性,政府应在技术引进与创新上加强引导与投入,这并不是忽视市场的作用,而是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和现阶段缺乏有效的风险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政府应利用产业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急需的引进技术与二次开发创新给予支持和引导,解决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资金瓶颈。建立公用科技信息平台消除国内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分离,使国内自主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可以有效地结合。 4.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技术引进与消化再创新 要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和自主创新工作结合起来,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技术引进与消化再创新工作。国家要提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提出有利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财税、人才等方面的鼓励政策,既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又要切实做到真正引进了“技术”,探索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对外贸易论文:自主专利权技术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技术性的贸易壁垒;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贸易条件恶化;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结束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技术和技术创新对当代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本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了分析。 关键词:贸易;竞争力;因素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市场论文: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回顾 (一)选择完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承诺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承诺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环境文化 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证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 以及履约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 良好的低碳理念和碳金融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低碳理念是内在表现,碳金融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碳金融市场的制度反映了制度制定者的理念。因此,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将为碳金融市场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节能减排”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依靠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兴媒体进行低碳理念宣传,鼓励支持民间低碳环保组织,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内化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打造一个“低碳”型社会。正式制度尚且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在短时间内施行,但是低碳理念的构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构建。但是,一旦这一理念深入人心,碳金融市场的运行将更加变得容易。 作者:易巍单位: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市场论文:我国碳金融市场论文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回顾 (一)选择完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承诺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承诺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证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履约 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 打造“低碳社会”良好的低碳理念和碳金融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低碳理念是内在表现,碳金融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碳金融市场的制度反映了制度制定者的理念。因此,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将为碳金融市场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节能减排”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依靠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兴媒体进行低碳理念宣传,鼓励支持民间低碳环保组织,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内化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打造一个“低碳”型社会。正式制度尚且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在短时间内施行,但是低碳理念的构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构建。但是,一旦这一理念深入人心,碳金融市场的运行将更加变得容易。 作者:易巍单位: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市场论文:论沪港金融市场论文 一沪港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意义及作用 1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201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始终低迷状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都同比持续下滑。我国上半年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一般,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排名榜上,深证成指位居倒数第一,上证综指位居倒数第三,在此期间,上证综指还创下了半年度有史以来震幅最窄的纪录。在经济低迷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宽松政策进行调控,这其实就是中国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的预防。我国早就在2007年颁布过“港股直通车”概念,这使得当日恒指收盘暴涨逾1200点,创历史第三大单日涨幅,国企指数更是飙升8.74%。至此之后,恒生指数仅用9周时间就到达港股历史上的第3个10000点。而前两个万点则分别用了30年、10年。政策刺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经济萎靡之时,我国政府推行沪港通政策,准备再一次刺激经济。沪港通的开通使得A股市场向香港市场开放,也就是向全球一切境外资本开放,这使得我国在股票的制度、管理理念、交易机制和监管等领域逐步的与国际接轨,使得内地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逐步提高;同时也为香港投资者向内地投资提供便利。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由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交易的规则,沪港业务属于双向流通,货币以人民币为主,这就扩大了人民币流向香港市场的数量,这不仅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香港注入新的资金来源。既然“沪港通”是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如果该试点成功了,国家就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用“深港通”继续刺激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短期抹平两地股票差价 在试点消息前,中国A股的位置在低点,香港的股市的位置在高点,两地股票差价较大,而在消息后,A股与港股巨大的价差使得海外资金进入,同时依靠最近的东风———银行业与证劵业的大幅度上涨,使得A股不断上扬,缩小两地股票的差价。如果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是两个相等的水池,要是从池子底部联通一根管子,就会缓解两个水池的水平面的落差,但是沪港通并不是底部的管子,而是在水上面的一座小桥,真正意义上的套利无法进行,池子上的水平面也会逐渐的缩小落差。 二沪港通可能存在的风险 1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股市后期的崛起更大的是盲目跟风与市场上一些空头的来回炒作,泸港通真的开通后才是中国股市真正刺刀见红的地方。往中长期看股市的增幅主要是靠宏观经济资金链的推动,可现在看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这样的宏观市场。毕竟相对于A股市值,30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构成威胁;但相对于港股市值而言,25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比较大,足以产生影响。陈秉强曾指出,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必要时“沪港通”的机制可以暂停。沪港通开通第一天,A股市场高开低走,外资机构投资者买入A股的资金远大于国内机构投资者买入港股资金。沪股通每日额度更是在港股通额度还有大部分剩余时早就销售一空。沪港通开通后使得我国与国际接轨,从此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越大,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使我国股市遭遇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某一个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会使得我国股市也遭受严重的冲击。 2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 在交易方式上,内地市场股票买卖采取的是T+1的交易方式,而港股市场股票买卖则采取的是T+0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品种上,内地市场仅包括股票和基金,港股市场则包括股票、恒生期货、期权和对冲基金,纷繁复杂的交易品种也需要内地投资者仔细学习;在报价显示上,内地市场股票红涨绿跌,而港股市场为绿涨红跌;在涨跌幅限制上,相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港股市场并没有涨跌停牌制度,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特殊情况时,一天跌80%,涨400%也不无可能。 3汇率浮动风险 香港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倘若购买内地的股票就必须要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会产生巨大的人民币波动,从而扩大了汇率浮动的风险。 三风险对抗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宏观经济的发展 股市是短期增幅还是长期利好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判断的。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以金融为中心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股市的长期利好;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2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完善交易细则 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26日颁布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负责人对相关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其中包括要求香港投资者需要通过上海人民币普通股证券账户进行港股通交易。面对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为此新设立一个“沪港交易规则”机构,其职能是为两地股民提供交易规则和股市的即时信息,普及两地交易规则的具体要求,使股民尽快了解和掌握规则。 4调节汇率 面对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转换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适当的干预汇率波动,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平复市场的剧烈波动;建立健全我国的汇率波动对冲市场,允许投资者运用远期期权来进行汇率避险,拓展更多新的避险工具和市场,加强金融创新。 5进一步提供政策 支持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是导致A股市场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这种波动往往只是短期的,如果此时出现进一步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股市稳定增长,则市场预期将逐步被扭转。如果不是短期因素导致的剧烈波动,就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股票市场运行制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逐步发展壮大企业投资者的队伍,为市场开拓长期投资的渠道。中央政府在资金大量流出的时候,必须在短时间内注入新鲜的资金来确保市场的流动性,中央政府可以让央行建立一个平准基金,适时进入市场,来缓解市场的波动。 作者:崔竹轩杨亮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市场论文:融资融券股票市场论文 一、研究假设投资者 对于某一投资资产的收益率或看好或不看好,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异质信念(HeterogeneousBelief),投资者的这种分歧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们的投资行为上,进而反映到该资产的价格当中。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出之前,投资者看好一只股票,可以进行买入,但是当投资者对某只股票持悲观情绪时,拥有:该只股票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卖出,而不持有该只股票的投资者却无法在市场上表达自己的“投资情绪”。在融资融券推出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利用融券业务对股票进行卖空。因此,在融资融券推出之后,股票的价格对市场上信息的反映应该会更好、更快。故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对于加入融资融券标的样本股票而言,与加入之前,其盈余公告后漂移的程度会减少。假设2:对于盈余公告含有“坏消息”的股票而言,融资融券对其盈余公告后漂移的影响程度会大于盈余公告含有“好消息”的股票。提出这一假设的主要原因是,在投资者尚未持有该股票的情况下,对于有利好消息,投资者可以通过使用自有资金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并不一定需要使用融资业务,但是对于利空消息,投资者只能通过融券业务进行卖空。 二、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前文提到考虑到第一批融资融券标的股票交易不活跃的问题,本文选取之后分别在2011年12月5日、2013年1月31日和2013年9月16日所进行的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标的扩容股票为研究样本。实际上在2014年9月22日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标的扩容,但是由于文章需要用到公司年报数据,而2014年的年报在2015年才会,故不将此次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本文还按照以下标准对融资融券标的中的股票实行了进一步的筛选:(1)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或st股票,因其不具备与其他样本相同的特点;(2)剔除在样本区间内已累计停牌超过30个交易日或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因其在事件窗口区间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牌状态,市场反应可能已经不单单只针对盈余公告这个因素;(3)原先加入过标的但是后来被剔除的股票;(4)因文章的相关数据处理需要用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所以没有此类数据的股票只能予以剔除;(5)为确保预测数据的可信度,且对样本股票进行了盈余预测的机构数平均为10家,剔除对该只股票进行盈余预测的机构数不够10家的股票。最后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样本股票数为278只。此外,本文的年报EPS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EPS预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笔者通过手动收集这些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相应地处理,处理方式主要是通过MicrosoftOfficeExcel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程序。 (二)研究设计 首先,按照公式1计算出每只股票的未预期盈余(UnexpectedEarnings)。UE是一个衡量未预期盈余大小绝对值的指标,其中,EPSactual是上市公司股票年报所公布的实际每股收益,EPSpredicted是在WIND数据中获取的分析师在事前对该只股票每股收益所作出的预测。UE=EPSactual-EPSpredicted(公式1)由于UE的绝对值不足以说明其未预期盈余的程度,因此根据公式2对个股的UE进行标准化。其中,SUE是标准化未预期盈余(StandardizedUnexpectedEarnings),分母为每股收益预测值的标准差。计算出样本股票的SUE的目的在于测量股票的未预期盈余程度,正的SUE意味着利好消息,而负的SUE则意味着利空消息。对于两种不同的消息,市场对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所以必须以SUE为标准将样本股票分为SUE+与SUE-两组,以验证融资融券分别对他们的影响。 三、结论 本文将2011年12月5日、2013年1月31日和2013年9月16日这三次融资融券标的扩容股票看成一个整体对样本股票总体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卖空机制的引入确实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在SUE为正和SUE为负的两组股票中都可以看出在加入到融资融券标的之后,与加入之前相比,卖空机制的存在使得股票的盈余公告后漂移从开始向盈余消息相应的方向移动至进入平稳调整期这个过程有了显著的缩短。两组股票具体的不同在于,SUE为正的股票在加入融资融券标的之前,市场对其“好消息”的反应时间大概需要30个交易日,加入到标的之后,这个过程缩短至20个交易日左右。而对于SUE为负的股票,市场对“坏消息”的反应时间从至少需要40个交易日缩短至10个交易日左右。卖空机制对于有“坏消息”的股票的影响更为明显。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即融资融券会改善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以及其对“坏消息”股票组的影响大于“好消息”股票组。加入之前市场对盈余信息的反应时间需要40个交易日左右,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相符,同时,可以中看出融资融券降低了股票的波动性,但是证实这一结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王玉函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论文: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论文 一、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中,AIC是信息秩统计量,用以确定检验模型采用的滞后阶数k,AIC值越小则采用的滞后阶数越理想。通过检验,可知LGDP、LCAP、LVAL、LTURN几个变量水平序列不稳定,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不同显著水平下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为典型的I(1)时间序列。 (二)协整检验 Engle和Granger指出,协整关系是指属于同阶非零单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尽管是非平稳序列,但如果它们的某个线形组合可能构成零阶单整序列,则认为两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协整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经济意义所在,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如果它们是协整的,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从已认知的经济理论出发选取变量,回归残差往往是非平稳的,不能排除伪回归的现象,而协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模型变量选取是否合适的方法。协整检验的方法较多,本文采用EG检验。 二、我国股票市场不稳定性分解与经济增长在流动性 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显现出了从潜在的不确定性向现实的不稳定性逐渐转化的趋势。而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加快和强度增加,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与探讨得到了包括学术界、业界等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股票市场密切相关,所以对于股票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研究也备受关注。总体分析,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票市场自身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值、成交金额、上市公司盈利和分红等;二是来自于宏观经济变量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出、投资、消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学术界对于股票市场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关联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首先,由于股票市场具有经济“晴雨表”之称,所以对于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其次,货币政策逐渐成为熨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宏观政策,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与其之间的直接以及间接关联研究也同样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发展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经济增长是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能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提升股票市场收益率,同时能提升股票市场的交易率。这些研究结论也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正是股票市场筹资功能的体现。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资本增值的渠道,这为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的交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股票市场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在本文的实证检验中,交易率、筹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明显的作用,加大股票市场的容量,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筹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关系着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以及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此外,股票市场发展的其他选取指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干扰作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发展股票市场,培育股票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万正晓等,2008)。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多数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缺乏且股票市场不完善。这样,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不能提供合适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同时,股票市场不能降低投资者的流动性风险及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也不能通过股价表现市场信息和配置资源,更不要谈对企业的监控职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弱。 四、结语 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本文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仅作初步探讨。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值得研究的方向是利用最新的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建模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数量模型;同时,还可以结合模型探讨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探讨股票市场的微观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探讨股票市场的伦理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战颖,2008)等问题。 作者:孙璐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论文:市场价格期货市场论文 一、中美大豆期货市场概述 (一)中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于大豆的消费总量很高,然而受农业生产能力不足的制约,国内大豆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居民的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大豆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20年来,我国大豆进口的总额逐年上升,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我国大豆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美国,因为美国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保障了美国大豆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成为我国进口大豆的首选国家。在近年期货市场逐渐兴起之后,中美两国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豆期货市场,然而中美两国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剧烈,中国的大豆进口总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种价格波动对于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极为不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我国大豆进口和大豆期货市场,还会波及整个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以2012年为例,受到国际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我国大豆期货市场表现非常不稳定,许多大豆经销商因为进价过高,销售利润严重下滑,最后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造成这种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中美之间大豆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各种问题,或多或少与中美大豆期货市场有关,只有解决好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问题,才能进一步优化和发展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二)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差异及相互影响 从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来看,美国的大豆期货市场起步较早,发展更为成熟,拥有大豆市场国际贸易主要定价权。同时,美国大豆的出口量稳居世界领先地位,每年生产的大豆占据了世界大豆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农业生产基础为美国大豆的出口奠定了基础,保障了美国大豆期货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相比而言,我国在大豆生产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大豆生产总量稳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总量非常低,每年都不得不从美国等农业强国进口大量的大豆来供国内居民的消费。除了生产总额不足以保障国民消费外,我国在大豆期货市场的运作方面也缺乏经验,进入期货市场竞争的时间太短,导致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二、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 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大豆生产水平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国内生产大豆的主要出口到中国,我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超过了进口大豆总量的一半以上,如此大的进口总量为美国大豆的生产开辟了市场,促进了美国大豆生产能力的提升,当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得到提升之后,又会反过来成为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从客观角度来看,美国大豆生产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价格,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规律。然而,由于受到美国商家对大豆价格的控制,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就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定价,这时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就会对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负面影响。 (二)中国的大豆消费能力 在我国农产品市场中,大豆一直是大米之外最主要的农业消费品,主要用于压榨食用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大众对于食用油的消费水平有了一定提升。据粗略估算,当前平均每个家庭一个月消费食用油10千克以上,导致我国整体上每年要消费大豆5000万吨以上,而如此庞大的数量主要依靠从美国进口。此外,作为一种居民日常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不管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如何波动,居民对大豆的消费也不会大幅减少,反而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就开始受制于国外市场,中国的大豆消费能力成为引起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世界大豆市场波动不断加剧以及国际资本不断渗透到我国大豆产业,大豆产业链上的各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国大豆市场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国际资本手里,国家大豆产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三)两国的相互影响 中美两国之间的期货市场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紧密合作的状态,不管美国多么强大,大豆的生产总量有多高,如果失去了我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它的大豆销量就会成为一个难题。随着我国国民对食用油消费量的增加,需要的大豆总量逐年上升。两国在国际大豆市场的地位成为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事实证明,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合作越紧密,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两国之间因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出现分歧,那么价格就会相应地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国大豆期货的市场价格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我国大豆市场的供求变化会影响到美国大豆期货市场。 三、促进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管控机制 在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竞争中,价格的不规则波动是威胁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为了规避这个方面的风险,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完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管控机制。首先要培养一批懂得期货市场运作原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组成管理团队,然后建立一套完整的应对价格波动的方案,随时解决因价格波动对国内期货市场带来的干扰和影响,最后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一定的管控机制。通过上述这些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价格波动对大豆期货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严重的决策失误。 (二)积极争取大豆期货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针对当前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存在缺乏定价权,没有话语权的问题,在未来的竞争环境中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自觉投身全球范围内大豆期货贸易定价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发挥消费大国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提升大豆生产能力,弥补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鉴于大豆对国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大豆期货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三)进一步开放国内大豆期货市场 健全大豆期货市场法律制度面对国际大豆市场的激烈竞争,不能瞻前顾后、止步不前,应该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做好国内期货市场必要保护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大豆期货市场,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努力寻求发展和突破。加强大豆期货市场的法制建设,为国内大豆进口境外套期保值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法制保障。 四、结语 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竞争力不强,而美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得益于国内较强的大豆生产能力和完善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因此,要想在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方面寻求突破,就要加强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提升国内大豆市场抵御国外竞争冲击的能力,通过积极整合国内大豆产业,为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壁垒,引入国际竞争,争夺定价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好大豆期货市场,主导大豆市场定价,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作者:林晓梅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论文:煤炭期货市场论文 一、建立期货市场能够解决我国的煤炭困境 (一)期货市场的功能 1、对政府而言,这一功能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对企业而言可以根据预期的价格变化,安排采购、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 2、套期保值它是规避风险的常用手段。是指同时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买进数量相同交易方向相反的两种合约,从而有效避免因为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二)我国建立煤炭期货市场的作用 1、从微观角度来说,我国建立煤炭期货交易市场对参与煤炭期货交易的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对煤炭生产企业来说,可以充分利用价格发现功能,对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指导。通过煤炭期货市场上多方的叫价,可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煤炭价格,并对未来的煤炭价格进行科学的预期,从而确保生产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对煤炭的消费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利用价格发现功能,在煤炭价格较低的时候,大量买进煤炭,从而节省成本。其次通过套期保值功能可以帮助其控制生产成本,有效避免因为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2、从宏观角度来说,首先期货市场有利于国内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减少因为国际价格的波动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影响比如新加坡建立国内燃料油期货市场后,在国际原油价格有较大波动的情况下,新加坡国内油价却相对较为稳定,其涨幅远远低于国际原油价格的涨幅。这充分说明期货市场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减少国际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影响方面有着巨大作用。其次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由于国内没有期货市场,所以企业只能参与国际期货交易,但是这种交易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比如2005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在进行石油衍生品的期货交易中就不慎亏损5.5亿美元,给企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建立国内期货交易市场后就可以有效减少我国参与国际期货交易的风险。 二、结束语 煤炭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煤炭价格的稳定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煤炭资源总量非常丰富,但是由于我国的煤炭行业较为粗放,煤价波动大,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我国要尽快建立健全煤炭期货市场,因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不但可以帮助煤炭买卖企业节省生产成本,提高利润,还可以帮助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减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此外还可以有效防止资产的流失。所以建立煤炭期货市场于国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 作者:吕才勇单位: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市场论文:ARCH模型期货市场论文 一、平稳性 检验在进行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用非平稳的数据来建模,会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因此,对非平稳数据需要做数据的预处理,转化为平稳序列后再建模。本文利用Eviews对序列做ADF的单位根检验。我国期货市场日成交额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t=-3.989489 -3.415536,且伴随概率P=0.0094 0.05,远远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二、均值方程的估计及ARCH效应的检验 1.均值方程的估计。由ACF的拖尾性及PACF的截尾性,建立AR,基本形式为:yt=c+ryt-3+ut(1)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为:yt=7803283+0.894144yt-3+μt拟合的程度R2=0.802888,拟合程度较。 2.ARCH效应的检验 根据均值模型的残差序列的时序图呈现的聚类性,能初步判断是否存在ARCH效应。小波动集群部分中,开始的小波动后面紧跟的是较小的波动,显示出残差方差序列波动较小;而大波动集群部分中,残差序列一个大的波动后面就是一个大的波动,显示出残差序列波动加大。因此,日成交总额序列很可能存在ARCH效应。下面对估计出来的AR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的Lagrange乘子检验(LM检验)。检验统计量LM为n*R2=115.8395 3.8415,且伴随概率P=0.0000 0.05,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说明估计出来的模型中存在ARCH效应。当先取更高阶滞后期时,发现LM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显著小于0.001,从而说明存在高阶的ARCH效应,进而可以判断这里存在GARCH效应。变换不同的滞后阶数得到的LM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值。我国期货市场日成交量的回归模型残差存在高阶的ARCH效应,由于低阶的GARCH模型就可以很好地解释高阶的ARCH效,本文选择最高阶数为3的GARCH模型做模型的估计,在对ARCH类模型进行最优模型选择时,根据AIC信息准则做判定,其中取qmax为3,且当AIC值越小越好。 三、ARCH模型的选择及估计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Eviews中估计不同阶数的GARCH和EGARCH模型,得到的AIC数据。AIC值最小的是EGARCH模型,因此本文选取该模型分析我国期货市场的日成交额的波动性。 四、结语 本节对2009年1月5日至2012年2月6日我国期货市场的日成交额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对数据的正态性检验,发现2009年1月5日至2012年2月6日我国期货市场的日成交额不服从正态分布,呈现尖峰厚尾的特性。 2.通过ARCH-LM检验显示数据具有波动的聚类特征,存在ARCH效应。 3.通过对所建立的EGARCH模型的分析,说明外界的干扰对我国期货市场日成交额的波动性呈现出非对称效应,并且正的干扰比负的干扰对条件方差的影响大。 4.建立的EGARCH模型对我国期货市场日成交额具有较好地估计和预测作用。 作者:李华吕敏红张蒙单位:西安航空学院理学院 市场论文: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最后,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全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优秀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最后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权威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权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优秀。当前,虽然发达能源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上构建了如银行、基金、债券、期货等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值得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借鉴,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摸索前进,在交易场所、交易制度设计和交易平台管理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源金融市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扩大交易规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时,金融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场借助金融市场的力量,在能源金融产品研发、交易规则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将取得快速发展。 3.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重点。当前,中国能源企业在主要能源进口国如中东、非洲、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区开展了对外投资、并购、能源基地建设等工作,维护了中国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中国走出去的能源企业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少,因此,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能源布局进一步从源头上确保了自身的垄断地位,导致国内能源市场格局难以撼动。同时,能源市场的海外开拓既面临来自开采地的局势安全的危险,也有来自全球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虽然能源企业国际合作存在诸多风险,但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化解能源风险的有效途径。这是因为,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一方面,中国能源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需要以标准化的公司运营来参与,企业的法律和风险控制意识将增强,企业内部市场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内能源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参与程度的提高,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对国际能源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信息接受能力增强,市场反应速度加快,从而可以有效化解市场风险。总之,能源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和风险控制需要由政府、企业、市场共同参与,以维护中国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利益。 作者:李丽红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市场论文:农村经济金融市场论文 一、农村金融市场:一个非均衡的现实 (一)农村金融业务供求的非均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手中的余款也多了。由于当前农村的投资渠道有限,人们期望得到更多的理财服务,以使其存款得到合理的投资,比如投资凭证式国债,国库券,收益型基金等。同时,农民还希望有相应的金融机构能够为其提供农业生产、家禽养殖、农产品销售、花草果树种植等信息服务,期望他们能在增加收入的前提下获得比较多的金融服务。但从显示情况来看,农村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业务种类比较少。从当前为农村发展提供大力支持的农村信用社来看,其经营的业务仍以存贷为主,其他业务方面还较为匮乏。同时,一些在大城市才有的新兴金融业务,在进入农村市场的过程中,也举步维艰。 (二)金融工具供求的非均衡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需求主体结构及其对金融服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不仅需要现金,还需要长期的资本,不仅需要信贷服务,还需要汇兑、转账等服务。因此,金融机构要适应这些变化,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真正做到支持新农村建设。为了应对当前金融市场广阔的前景,满足大家的各项金融需求,从而相应地需要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实现农村经济快速有效的增长。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在金融工具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比较少。现有的金融工具只有银行存单、股票、企业债券等金融工具,而国债尤其是记帐式国债在农村很少发行。诸如汽车、房屋等非生活必需消费品的贷款业务在农村市场十分稀缺,以至于保险、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等业务几乎就为零。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农业保险的全部收入为144.6亿元,占保险业总收入的1.18%,投保的农民只有将近1.45亿户,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通过这些现实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保险市场还处在原地踏步的阶段。 二、农村金融非均衡的体制和机制分析 就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产生的原因而言,可以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金融机制的内在特点等方面窥见一斑。 (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虽然近年来,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的状况进行了不少改革,大体上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相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完善的,其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几乎已经摆脱了小农自然经济状况,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金融需求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主体不仅对筹资提出不同的的要求,而且在金融服务,金融工具等业务上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与我国农村经济形式的改革相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慢了很多,农村金融体系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创新 (二)政府宏观调控滞后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从建国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历经多次调整,但每一次的调整都只是局部的微调,并为对农村金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至于农村金融体系供给相对单一。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农村经济的形式和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不了解,政府在农村和城市实行了同样的金融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主观上以为国有金融机构能为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大力发展提供帮助,但客观上并非如此,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利益旳驱使大幅减小了农业贷款的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随着商业化转型的完成,农行要么是撤走了在乡镇的不少机构网点,要么是收回了贷款权限。从而导致在广大农村地区只剩下像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业务简单的金融机构,有的贫困地区,甚至没有金融机构。然而,农村信用社在多次改革后,也逐渐失去了其支农惠农的功能,为了摆脱其长时间亏损的窘境,他们也实行了规模效益化的经营方针,大量撤走基层机构和网点。到2000年底,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数量比1990年减少将近40%左右,农村信用社的大范围撤销,使得农村信用社更加远离农村金融市场。这样不仅减少了其自身吸收农村存款的量,还减少了与农民交流。另外,农村信用社为了实现其高收益,也将信贷资金投向与农业不相关等领域。由于农信社等金融机构远离“三农”领域,造成了农村地区严重的金融匮乏现象,使农民及其他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金融需求无法得以实现。同时,农村信用社在个人存款业务上服务比较单一;在放贷模式上,仍以质押、担保为条件,而且信贷额度也十分有限;支农惠农的信贷资金没有被真正投入到需要的领域去。 (三)金融管制落后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由于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于是在金融领域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我国的金融管制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农村的金融管制比城市更加苛刻严格。这种严格的金融管制制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主体在资金需求上遇到困难时,若得不到正规金融组织的帮助,它们就只能依靠高利贷来解决问题。早在2012年,中央政府部门就对我国民间金融有了一个明晰的表态。同志曾经说过要用法律武器来保障民间借贷的公平性,可以让民间资金投入到农村金融市场,同时维护其正常有序的运营,鼓励他们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督与管理。鉴于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相关教训,中央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做出了对民间金融改革的相关方案,并付诸实施。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应机构应大力支持和监督民间金融,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四)资本流动机制的稀缺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在金融机构对支农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想法设法为百姓谋福利。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让社会资本有效的注入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活力,以此来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不足的困境。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对金融机构的一个有效互补,然而由于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忽略了它在发展农村经济上的支撑作用,使得相关的配套优惠政策措施十分短缺,严重堵塞了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渠道,没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补充农村资金短缺的需要。 (五)农村保险市场的不成熟与农村金融非均衡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险对农民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不但可以帮助农民消除很多后顾之忧,如农业保险、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等;还可以分散和降低农村金融风险,如农业保险。但到目前为止,关于农业保险只在《保险法》中有所提及,而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虽然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的关连性很大,但是农业生产中各种风险相比于其他商业保险而言更,于是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村保险市场都望而却步。目前只有中国人民保险还在办理农业保险等业务,但其业务范围也相当狭窄,并不能满足当前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业保险的迫切需求。 三、农村金融非均衡的调整路径 由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不能完全有效地适应农村各种各样的金融需求,加之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相对较慢,因此,有必要在健全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上下功夫,以增加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缓解农村金融的迫切需求。 (一)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机构 1.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监管的限制,让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建成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发展各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民营金融机构,以此来满足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力开发与拓展农村资本市场,推动农村金融市场良性竞争,满足形式各异的农村金融的需要,通过增加金融供给来支持“三农”经济的发展。 2.建立健全农村保险体系。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不仅需要农业保险、财产保险,还需要人身保险、医疗健康保险等各种各样的保险,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市场,使农村保险机构得到有效的完善,增加保险业务迫在眉睫。主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无后顾之忧。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设立应由国家集资建成,在相应的乡镇有营业网点。第二,实行再保险,中央和地方应该相应地从各自的财政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在农村地区的各大保险公司一定的补贴,并赋予其某些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其挑起我国农业保险的重担。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1.要明确支农的政策性银行主体,使其真正落实支农政策任务。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要重新定位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并且相应地扩大其目前的业务范围与职能;加强对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督查。同时可以让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相应的支农惠农业务,在某些方面给予农信社一定的优惠,以此来弥补其支农业务的亏损。 2.应大力改造农村信用社,加快对其产权制度的改革。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经济实力,确定其可能的发展模式,使之真正成为支农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根据农业的生产时间段的不同,相应延长对农信社的支农再贷款时间,使农业生产时间与贷款的期限相匹配,农村经济得到真正的改善。 3.要尽快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的相关政策。让一些盈利性的金融机构的分支点遍布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同时保证支农资金被切实的投向农业产业经济的发展中去,改变现在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 4.加快农业银行农村网点的建设步伐。农业银行作为四大国有商业性银行之一,拥有资金优势、网点优势、队伍优势和技术优势,同时它也是我国重要的支农银行,理应挥其在农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为此,农业银行应加强县以下机构和网点建设,扩大其业务范围和种类。 (三)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1.政府部门应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节,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规范各金融机构设在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取消对农村经济发展不利的业务,在支农惠农贷款方面的利息收入给予金融机构税收优惠。 2.整顿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使其为农村以及农业的发展服务,同时建立健全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让邮政储蓄银行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以支农贷款的形式为农村经济建设所用。降低农业贷款的利率,大力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避免农村资金分流。 3.要解决农村资金市场的短缺现象,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股份制银行等参与农村城镇化建设,支持乡镇企业加快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结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作者:胡静汤大益单位: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论文: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论文 一、分析框架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最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最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33家农村信用社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如下: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有关。垄断程度较高的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升幅最大,竞争性较强的苏南地区贷款价格升幅最小。考察期内,三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利率的上浮比例持续低于政府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因此,完全放开农村贷款利率管制并不会引起高利贷。第二,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密切相关。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会造成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增加;在垄断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会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第三,提高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和营运能力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越高,风险溢价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小;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金融创新能力及贷款管理能力的增强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开放农村金融市场作为建立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两个重要制度安排,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实现农村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增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此外,适度的外部竞争和利率市场化为农村金融机构定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正向的外部激励。农村金融机构应增强自身贷款定价能力,加强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提高自身经营效率,进而促进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作者:黄惠春李静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市场论文:大豆期货市场论文 一、中美大豆期货市场概述 (一)中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及现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于大豆的消费总量很高,然而受农业生产能力不足的制约,国内大豆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居民的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大豆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20年来,我国大豆进口的总额逐年上升,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我国大豆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美国,因为美国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保障了美国大豆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成为我国进口大豆的首选国家。在近年期货市场逐渐兴起之后,中美两国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豆期货市场,然而中美两国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剧烈,中国的大豆进口总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种价格波动对于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极为不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我国大豆进口和大豆期货市场,还会波及整个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以2012年为例,受到国际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我国大豆期货市场表现非常不稳定,许多大豆经销商因为进价过高,销售利润严重下滑,最后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造成这种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中美之间大豆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各种问题,或多或少与中美大豆期货市场有关,只有解决好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问题,才能进一步优化和发展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二)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差异及相互影响从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来看,美国的大豆期货市场起步较早,发展更为成熟,拥有大豆市场国际贸易主要定价权。同时,美国大豆的出口量稳居世界领先地位,每年生产的大豆占据了世界大豆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农业生产基础为美国大豆的出口奠定了基础,保障了美国大豆期货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相比而言,我国在大豆生产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大豆生产总量稳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总量非常低,每年都不得不从美国等农业强国进口大量的大豆来供国内居民的消费。除了生产总额不足以保障国民消费外,我国在大豆期货市场的运作方面也缺乏经验,进入期货市场竞争的时间太短,导致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二、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大豆生产水平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国内生产大豆的主要出口到中国,我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超过了进口大豆总量的一半以上,如此大的进口总量为美国大豆的生产开辟了市场,促进了美国大豆生产能力的提升,当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得到提升之后,又会反过来成为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从客观角度来看,美国大豆生产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价格,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规律。然而,由于受到美国商家对大豆价格的控制,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就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定价,这时美国的大豆生产水平就会对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负面影响。 (二)中国的大豆消费能力在我国农产品市场中,大豆一直是大米之外最主要的农业消费品,主要用于压榨食用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大众对于食用油的消费水平有了一定提升。据粗略估算,当前平均每个家庭一个月消费食用油10千克以上,导致我国整体上每年要消费大豆5000万吨以上,而如此庞大的数量主要依靠从美国进口。此外,作为一种居民日常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不管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如何波动,居民对大豆的消费也不会大幅减少,反而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就开始受制于国外市场,中国的大豆消费能力成为引起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世界大豆市场波动不断加剧以及国际资本不断渗透到我国大豆产业,大豆产业链上的各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国大豆市场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国际资本手里,国家大豆产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三)两国的相互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期货市场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紧密合作的状态,不管美国多么强大,大豆的生产总量有多高,如果失去了我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它的大豆销量就会成为一个难题。随着我国国民对食用油消费量的增加,需要的大豆总量逐年上升。两国在国际大豆市场的地位成为影响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事实证明,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合作越紧密,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两国之间因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出现分歧,那么价格就会相应地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国大豆期货的市场价格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我国大豆市场的供求变化会影响到美国大豆期货市场。 三、促进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管控机制在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竞争中,价格的不规则波动是威胁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为了规避这个方面的风险,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完善大豆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管控机制。首先要培养一批懂得期货市场运作原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组成管理团队,然后建立一套完整的应对价格波动的方案,随时解决因价格波动对国内期货市场带来的干扰和影响,最后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一定的管控机制。通过上述这些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价格波动对大豆期货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严重的决策失误。 (二)积极争取大豆期货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针对当前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存在缺乏定价权,没有话语权的问题,在未来的竞争环境中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自觉投身全球范围内大豆期货贸易定价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发挥消费大国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提升大豆生产能力,弥补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鉴于大豆对国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大豆期货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三)进一步开放国内大豆期货市场,健全大豆期货市场法律制度面对国际大豆市场的激烈竞争,不能瞻前顾后、止步不前,应该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做好国内期货市场必要保护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大豆期货市场,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努力寻求发展和突破。加强大豆期货市场的法制建设,为国内大豆进口境外套期保值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法制保障。五、结语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竞争力不强,而美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得益于国内较强的大豆生产能力和完善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因此,要想在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方面寻求突破,就要加强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提升国内大豆市场抵御国外竞争冲击的能力,通过积极整合国内大豆产业,为大豆期货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壁垒,引入国际竞争,争夺定价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好大豆期货市场,主导大豆市场定价,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作者:林晓梅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论文:我国货币政策下的股票市场论文 1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1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最终结果的影响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加容易获取金融市场中与股票相关的信息,致使政策制定部门与企业两者间的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都会极为敏感,政策的制定出台还会作用到投资上,进而在信贷企业加入后对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作用。为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出台政策的部门就要对股票价格及其相关的资产价格进行监控,以此为基础制定与之对应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股票市场的调控。在当下的经济体系中,股票市场在我国的金融体制中有着较重的地位。通过经济学家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非预期的货币政策变化时,股票市场的价格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影响股票购买者对股票的购买与抛售。因此,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价格间的相依性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精准性,最大限度地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1.2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开放,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发行量更加难以管控。金融体制继续转型,货币政策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对货币发行量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随着股票市场价格变化,货币的发行量也随之变化。比如,美国在20世纪末,货币的发行量与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经济学者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可以知道股票市场价格变化对货币的发行量产生作用,即使现阶段这一影响还不够强烈。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价格变化时货币政策随之快速响应,进而加快了资金在市场中的流通速度。因此,股票市场价格变化对货币的运行情况呈现出负向的作用。随着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银行等金融企业以及货币总供应量也随之变化,增加了货币政策部门的掌控负担。 2货币政策在股票市场的作用分析 2.1投资作用经济学家托宾在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著名的Q理论,表明了股票市场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其中Q指的就是企业的实际价值与重置成本相比得到的结果。当Q值较大时,则显示出该公司相对其重置成本,实际价值比较高,新投资引进的成本较低。此时公司就可以增加股票的发行量以继续新的投资,进而增加了社会的投资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利率不高,导致人们更喜欢投资股票市场。购买股票的人增多,股票的价格也就升高。反过来,当股票的价格升高之后,Q值也就更大,又开始新一轮的投资,最终使得社会的总需求增加。 2.2资产负债表作用在金融的信贷市场中常常会有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也就是资产负债表作用,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在股票市场中充当价格变化的传递途径。当一个企业的净产值较低时,被贷款方遇到的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较低的净产值意味着贷款的企业还款的能力降低,企业通过高风险投资行为来弥补漏洞的几率就会增加,而这样就使得公司成功再借款的可能性降低,公司的新投资就会减少。此时,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使得股票价格升高,公司净产值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3流动性作用家庭单位的耐用生活用品以及住房消费属于流动性作用,此类资产负债表作用仅仅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产生作用,而对债权人的借款却不产生作用。由于现代市场中诚信的缺失,致使产品实际质量与标示质量不符,当消费者的收入降低时,耐用生活用品以及住房等不流动性资产会导致降低价格来进行促销的可能性。当消费者拥有金融资产时,由于其较大的流动性,会使得这些资产以等价或者高价来快速的变现。要想有效从容地应对财务危机,可以调整流动性资产的比例,增加一定程度的金融资产,可以降低发生家庭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提升股票的价格,增加消费者的股票资产,在降低家庭财务风险后,提高了购买耐用生活用品以及住房的可能性。 3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的良性互动 近几年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市场规模以及交易额等都有较大的变化。股票作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其市场价格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依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货币政策。良性的股票市场价格变化有助于国家积极进行新的投资,发展经济。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中,由于股票市场价格变化涉及到了利率、货币供给量等关于产出等金融信息,并通过调节资产的价格来对货币的发行量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我国货币政策在股票市场中传递不顺畅,因此要加强对股票市场的行为规范。股票市场的控制调节能力直接地体现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递效率。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实时监控,预防股票市场出现异常以及在发生异常之后能够及时地制定出有效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的联系,积极创新股票市场的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 4结语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处于发展的稚嫩期。在金融体制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部门要熟悉掌握货币政策与股票的关系,积极转型,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管理水平。结合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合理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资产价格,积极引导企业和家庭个人进行有效的投资,最大限度地避免在股票市场中的圈钱行为。在加强完善股票市场监管体制的同时还要大力进行诚信的宣传教育。 作者:包扬单位:河北信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论文: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论文 一、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就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互联网金融所改变的是传统金融的方式而不是金融本身,无论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如何虚拟化和技术化,优秀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同样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也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传统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防范。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问题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缺失、交易过程失控、风控手段缺乏和互联网应对方案缺位四个方面。 (一)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缺失 1、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特点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我国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是基于传统金融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求,如为控制传统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设定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规定,对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性较弱;对于P2P贷款、众筹融资等新的融资类业务无相关法律文件可循;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网上支付业务的管理体系,但在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支付等新兴领域,很多政策仍处于空白阶段。互联网金融市场一旦发生经济案件,投资者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权益。 2、监管主体处于多头和部分监管真空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第三方支付由央行监管,互联网基金理财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市场处于分业监管状态,并且没有形成互动协调机制;现在互联网企业多为跨界经营,涵盖支付、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理财等多个领域,各业务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和交易,由于各监管部门只负责相应职责,因此对于业务之间的关联和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同时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货币等新业态尚未明确监管主体,监管信用风险更无从谈起。 (二)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监控手段薄弱 1、对参与主体的合规性没有设定有效验证,加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都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进行,使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很大。加之对于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违约记录、交易目的核查等信用风险评价要素并未设立系统的验证方案,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办理大额资金汇划时无需使用必要的安全校验工具;P2P网贷平台风险准备金不足的违规性问题无系统核查、也没有资本约束设置,目前已发生过多起卷款潜逃事件。 2、对互联网滞留资金没有实现有效跟踪,导致信用风险积聚。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时,首先必须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账户,之后资金才能在互联网上流转。虽然在资金的调拨过程中,依旧离不开银行的底层服务,但从业务性质上,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实上从事了与银行结算类似的业务。沉淀资金往往会在第三方处滞留一两天甚至一两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大量的资金沉淀会导致其信用风险积聚;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各银行系统账户轧差结算时,每笔客户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复杂,又相当于屏蔽了外部对资金流向的识别,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的任意主体,都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如网络洗钱)。 (三)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控制的手段缺乏互联网金融市场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网络节点交互联动,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网络。由于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隐蔽性强,关联度高,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分析手段。 1、未与央行征信系统关联,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除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公司尚无法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互之间也没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互联网公司信用风险审核主要依托其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完全凭借各自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多边信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技术风险以及平台的脆弱性对整个金融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 2、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传统信用风险分析方法难以运用。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具有无限性、广泛性、无序性等特点,海量的信用交易数据储存在网络后端的Access、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中,在提取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无用信息所困扰,造成工作量大、分析效率低下,难以作出有效分析和判断。 (四)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非预期事件没有系统化应对方案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市场面对的是开放的网络通讯系统、不健全的网络监管、各种非预期的电脑黑客以及不成熟的电子身份识别技术和机密技术,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若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将可能导致各类金融资料泄露和交易记录损失。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基础架构所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系统均是国外研发,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互联网金融设备较为匮乏,使得我国整体互联网金融安全面临一定威胁。而对于上述因素对金融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系统化应对方案。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因为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而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体制相对健全,体系内各类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机制较为完善,能大体涵盖接纳互联网金融新形式,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通过分析总结他们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美国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的发源国,一直致力于改造和完善风险管控体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加重视对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对于互联网金融市场这一新渠道业务,美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1、根据互联网金融特点迅速补充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风险控制方面,从网络信息安全、电子签名、电子交易等方面补充出台了《网络信息安全稳健操作指南》、《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安全与稳健程序》等系列规则。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前向消费者充分说明其享有的权利及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 2、构建严密的监管体系并建立互相协作机制。以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例,出台了《爱国者法》、《电子资金转移法》、《诚实借贷法》等法案,并要求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核查手段重点对交易过程进行严密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如《爱国者法》中规定,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位为货币服务企业,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并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 3、设立专门信息平台,对接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各类需求。随着大量金融业务迁至互联网上交易,各类高科技网络诈骗花样百出,对此,美国政府设立专栏网站,实时更新互联网诈骗、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案例,开展广泛的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旨在降低互联网金融消费损失;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白领犯罪中心联合组建了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消费者一旦发现权益受到侵害,可通过电话、电邮和上门等多渠道进行投诉。 4、微观审慎的监管。根据互联网金融市场变化,对新推出的各类产品制定详细完善的监管规则。比如对于市场新推出的众筹业务,主要是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人的角度进行规定:首先是对项目融资总规模限制,每个项目在12个月内的融资规模不超过100万美元;其次是投资人投资规模限制,根据每个投资人的财务情况对融资规模有一定限制,比如投资人年收入或净值低于10万美元,总投资额不能超过2000美元或其总收入的5%。 (二)英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英国除了像美国一样,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内、补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进行了一些有特点的尝试。 1、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监管职能。英国英格兰银行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当然也包括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但因该部门制定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规流程较长,在具体法规流程未出台前,允许自律性较强的行业协会承担相关监管职能。如英国成立了全球第一家P2P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已发展成为良好的行业自律组织,协会章程对借款人设立了最低标准要求,对整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及消费者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充分结合现有征信体系,促进信用信息双向沟通。英国利用市场化的征信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征信体系,可提供准确的信用记录,实现机构与客户间对称、双向的信息获取;同时与多家银行实现征信数据共享,将客户信用等级与系统中的信用评分挂钩,为互联网金融交易提供事前资料分享、事中信息数据交互、事后信用约束服务,降低互联网交易不透明风险。 三、管理体系构建的建议 综合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现状,参考国际管理经验,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丰富风控手段和建立互联网安全标准三方面构建管理体系。 (一)在现有框架下,补充完善互联网金融法规及监管体系 1、加快互联网金融的立法速度,逐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互联网参与主体进行约束,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制定风险准备金制度,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特征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对金融交易过程加大风险控制,建立交易过程监控法规,通过现场和非现场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互联网滞留资金实行有效跟踪,对于电子交易合法性、安全性加快立法速度,出台数字签名以及电子凭证有效性的条件和标准;针对网络金融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以降低网络金融犯罪案的发生几率。 2、根据参与主体特征,建立分工明确的监管框架。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传统业务向互联网的延伸,对其监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其风险主要来自网络建设和运营等方面,因此,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可监管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金融运营业务;互联网企业利用成熟的互联网运营手段和技术将金融业务嫁接于互联网,其风险主要来自金融业务相关方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要对其强化金融关联业务的监管,并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地带。 3、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功能。2013年12月3日,央行下属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与75家机构共同成立了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这被认为是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最高水准的行业自律机构,被视为互联网金融迈向行业监管的过渡性举措。行业协会可根据创新业务特点,在相关法律法规未出台前,先行设定行业标准,规范相关业务发展,在促进新业务发展的同时也防止和缓冲风险影响。 (二)建立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 1、丰富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数据库,加快配套征信系统建设。一方面,创建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全面采集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互联网征信体系数据库,同时关联央行征信系统,对比完善互联网金融数据;另一方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传递给央行征信系统,实时更新征信信息,全面共享数据库信息,为客观评价企业和个人信用提供良好的数据保障。 2、设立互联网金融投诉平台,掌握一手信用违约数据。可以参照美国政府的做法,由央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互联网金融犯罪投诉中心,接受消费者多渠道投诉,掌握市场真实信用风险状况。同时设立专门网站,实时更新诈骗案例,进行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建立面向互联网市场的信用风险识别和分析方法。一方面,以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平台为基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甄选价值信息,并与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结合,开发综合型信用分析方法,通过对数据库信息的整合、深入分析和加工,建立互联网金融市场评分机制和信用审核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参与主体多为非专业金融机构和人士,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可在数据库平台上增加信用风险自评模块,方便互联网企业通过平台数据监测自身风险能力、改进业务营运环境,完善金融网络多边信用环境。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安全标准,从根本上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安全我国应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现状,建立互联网金融技术标准体系,尽快与国际上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标准和规范接轨,使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业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逐步实现整个金融系统的协调发展,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此外,我国要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发的支持,力求在数据加密、防火墙等网络安全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金融网络防护体系,脱离在硬件设备方面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技术上的独立。 四、结束语 互联网是新兴、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业态,拥有不可限量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当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与整个金融业总量相比,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法规监管规范较少,对风险防范考虑不全,一旦发生风险处理不当,极易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冲击金融体系。因此必须在发展初期构建起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并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让互联网金融在约束的框架下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陈秀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市场论文:异象角度下的中西方股票市场论文 股票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金融学者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探索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原因。从早期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到后来的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金融学者们在不断探索着个中成因。CAPM提到的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因素很多,我们无法明确所有的风险系数。根据fama和french两人的研究,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原因可归结到上市公司的市值、账面市值比、市盈率三方面。但是,三因素模型并不代表资本定价模型的完结,近年来,学者们发现,三因素模型中还有很多未被解释的部分,如短期反转、中期动量、波动、偏度、赌博等,这些现象无法用现有的模型来解释,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市场异象。正是由于市场异象的存在,使得学者们不断完善原有模型,这也为股票市场理论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中,笔者尝试对近年来较热门的动量效应和低波动率效应作出相关分析。 一、动量效应 动量效应(Momentumeffect)也叫惯性效应,股票市场有延续其原来变动方式继续运动的特征,即在一定时间内原本上涨的股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上涨,而原本下跌的股票在一段时间之内也会维持其原有的变动方式继续下跌。而基于动量效应的影响,投资者可以做出购买过去收益率高的股票并卖出过去收益率低的股票的组合投资,从而进行套利。 (一)动量效应产生的原因动量效应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上,跟风行为对股票市场会产生持续影响,这种行为在金融学中广泛存在。比如MarkkuKaustia和SamuliKnupfer提到的同行行为和市场进入率。他们将动量效应用行为金融的方式进行解释,动量效应不仅影响市场收益率,还影响股票市场进入率。但这只能部分解释动量效应的存在,当股票持有者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他们一般不会愿意对外宣扬自己投资失败,因此,同行不会跟风卖出,这能证明股票市场不会再涨,但不能证明会持续走跌的负方向的动量效应。 (二)中国股票市场对动量效应的反应中国股票市场和西方股票市场有所不同,套用西方的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不合适。在中国股票市场里存在较明显的“追涨杀跌”和“寻庄跟庄”等技术分析的趋势特征,市场波动也表现出明显的“齐涨齐跌”“板块轮动”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等动量特征。但中国股票市场和西方股票市场存在周期不同的差异。 (三)动量效应发展现状自1993年Jegadeesh和Titman发表相关文章开始,动量效益被人们所关注,成为对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一大挑战。在动量效应刚被引入中国时,学者们主要对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动量效应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普遍照搬Jegadeesh和Titman的方法,存在较大缺陷。正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股票市场结构和西方股票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研究动量效应时,需要一个新的模型。Chen-Zhang三因素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已经有学者证明Chen-Zhang三因素模型能够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动量效应、盈利效应、价值比率效应和净股本发行效应。当然,模型并不完善,它只对异常变量进行了单独分析,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联系,这是有待提高的。 二、波动率效应 我们原本认为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而低风险的收益率则会相对较低。但现在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即较低的风险资产,却带来了更多的超额收益,这用传统的风险定价模型是无法解释的,这种效应被称作低波动率效应。 (一)波动率效应产生的原因在考虑波动率效应出现的原因时,我们就必须了解为什么个体波动和偏度较大的股票会获得较高的当期收益?因为异质信念的存在,不同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有所不同,投资者在存在卖空约束的条件下,会把股票卖给更喜好风险的投资者。虽然面对风险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决策,但不论是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喜好者,其期望收益是不变的。虽然其投机总体或平均收益为负,但是当股票市场存在大量的投机者愿意持有风险较大、偏度较大的彩票型股票,希望以小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巨大财富时,投资者偏好个体波动和偏度大的彩票型股票,并给予这些股票过高的价格,从而导致这些股票随后取得较低的收益。 (二)中国股票市场对波动率效应的反应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国外不同,因此用国外的反转效应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是不严谨的。中国学者发现,相对于反转效应,换手率更能解释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的中国特质波动率。这是因为,如果投资者之间对于风险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股票市场则会有较多由风险厌恶者出售给风险喜好者的交易量出现,这就造成了高换手率现象。此外,高换手率会加剧较股价波动,从而导致较高的特质波动率,由此,我们通过换手率的因素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和收益率联系到一起,并加以解释。 (三)波动率效应发展现状在我国现有研究中,中国股票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存在以下研究不足: (1)仅考虑特质波动率与收益的关系,是对收益异象的讨论,没有考虑股票的总体风险,即没有分析波动率异象。 (2)没有考虑是否存在最小方差组合会带来超额收益; (3)没有考虑西方的低波动率策略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未能寻找一个新的模型对中国市场加以解释。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波动率效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中西方股票市场特质异同分析 动量效应和波动率效应有一个共同特点,市场异象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变化。除了动量效应和波动率效应这种普遍存在的市场异象外,中国股票市场还有许多只有自身存在的特殊市场异象。比如,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存在着“高价股不高,低价股不低”的市场异象,这也是由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决定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股票市场存在以下差异。首先,西方市场存在较为完善的监管机制,中国股票上市虽然存在较多限制,但监管存在较大漏洞,借壳上市现象普遍,大股东通过资产重组进行置换,使股票实际价值低于其表现。其次,西方市场对于增发和转发股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公司盈利情况与发行股票的时间间隔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公司有较好的盈利能力,需要扩充或者兼并其他公司时,才可以使用增发和转发这种融资手段,这种情况是被股票市场所允许的。而中国的上市公司更偏好于高送股和高转股,这使得股本的实际价值偏低。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股票市场异象时,不仅要完善现有金融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投资者日渐理性,股票市场日趋市场化、规范化,才能使中国股票市场朝着理性化投资的方向发展。 作者:吴风博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石油经济论文: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中国经济论文 1、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传导机制的影响 1.1总量传导机制 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 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极具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全面加强 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2.3对能源金融体系要不断健全并完善 首先要改革国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使其更趋于合理化。发展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其关键是要放开市场。加强石油金融工具创新,建立石油银行、石油外汇储备、设立石油基金。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2.4大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推进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加强与重要能源输出国的双边、多边合作,要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寻求稳定的支点,在援助与合作的非洲地区实现双赢,进一步深化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关系,抓住加拿大、拉美地区的战略合作机遇。 作者:王胜奇 单位:伊通满族自治县石油开发建设服务局 石油经济论文:国际石油管理下中国经济论文 1、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传导机制的影响 1.1总量传导机制 1.1.1对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石油作为基础能源,是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所有以石油或石油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产业都会因其价格波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而受到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国内石油的价格,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到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已经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实行联动,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升了国内石油价格。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上涨的石油价格使炼油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非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交通运输、物流、纺织服装等的生产成本会全面提升。 1.1.2对国内总产出水平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供给冲击降低了真实工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被改变了,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使市场需求低迷,并增加了企业原材料、劳动投入等生产成本,导致产业效益下降;石油价格上涨使新的消费需求热点受到阻碍,使产业结构和市场消费需求结构都发生变化,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经济增长。 1.1.3对国际收支水平的传导。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极具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全面加强。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2.3对能源金融体系要不断健全并完善。首先要改革国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使其更趋于合理化。发展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其关键是要放开市场。加强石油金融工具创新,建立石油银行、石油外汇储备、设立石油基金。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2.4大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推进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加强与重要能源输出国的双边、多边合作,要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寻求稳定的支点,在援助与合作的非洲地区实现双赢,进一步深化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关系,抓住加拿大、拉美地区的战略合作机遇。 作者:王胜奇 单位:伊通满族自治县石油开发建设服务局 石油经济论文:高硫石油焦气化研究和技术经济论文 1高硫石油焦的用途及存在的问题 高硫石油焦中硫含量较高,一般只能用作工业燃料,如水泥窑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等。但高硫石油焦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SOx、NOx等污染性气体,进而大幅度增加企业的环保成本。将高硫石油焦用作烧制水泥的燃料时,当石油焦中硫的含量超过一定值时,生产出水泥的强度会受到影响,缩短水泥的使用寿命。且此种方法只能用于立式窑,技术性能差,规模小。目前解决高硫石油焦出路的主要方案是将其应用于循环流化床(CFB)燃烧发电等,通过添加大量的石灰石来处理高硫石油焦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性气体,产生了大量CaSO4废渣,增大了占地面积,提高了投资成本。因此,寻找一种更为高效、清洁的高硫石油焦利用方式迫在眉睫。 2高硫石油焦气化的研究和应用进展 由于高硫石油焦在利用过程中面临着增加环保成本、影响产品质量等问题。同时高硫石油焦又具有碳含量高、热值高和价格低等特点。鉴于此,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在积极探索高硫石油焦更高价值的利用方式,研究表明:高硫石油焦作为气化原料制取合成气是解决高硫石油焦利用的一条有效途径。高硫石油焦气化是将其在气化炉中以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与气化剂反应生产合成气(主要成分CO和H2),通过高温气化可充分有效地利用其中的C、H元素,高硫石油焦中所含的硫元素可通过克劳斯工艺进行硫磺回收,得到高纯度的硫磺,其中的重金属则可以以渣的形式排出气化炉,几乎对环境无任何影响。因此,高硫石油焦气化技术是一项清洁、高效的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随着我国高硫石油焦产量的增多,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和石化企业开始重视高硫石油焦的应用。但是高硫石油焦气化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石油焦的气化反应性较差。大量的研究表明石油焦的气化反应活性远远低于一般煤或煤焦,甚至低于石墨。对于石油焦自身而言,影响其气化反应活性的主要因素包括碳的微晶结构、比表面积、气化剂、气化温度等,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针对石油焦气化反应活性较差的问题,为了有效地提高石油焦的反应活性,许多专家学者开展了在石油焦中添加一定量的催化剂来提高其反应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催化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碱金属盐、碱(土)金属盐、过渡金属盐和可弃催化剂等对石油焦气化反应性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5。大量的研究表明:添加碱金属盐、碱(土)金属盐、过渡金属盐和可弃催化剂均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石油焦的气化反应活性。但是考虑到经济和环境因素,采用碱金属盐、碱(土)金属盐或过渡金属盐等作为石油焦气化的催化剂是难以实施的,且催化剂很难回收利用。而可弃催化剂的利用则存在着催化活性不高且不同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差异较大等问题。因此,石油焦的催化气化还处在研究阶段。鉴于石油焦的催化气化难以实施,大量研究转向了高硫石油焦与生物质或煤的共气化。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研究表明生物质对石油焦气化反应性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但目前我国生物质气化还处于研究之中,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而我国又是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发展煤气化技术是煤炭综合利用的必然选择,因此,随着我国高硫石油焦产量的逐年增多,通过在煤中掺配高硫石油焦气化制取合成气将是实现其清洁、高效利用的较佳方案之一。 在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企业开展了石油焦气化的工业试验与应用。其中主要有以湿法进料的GE、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以及干煤粉进料的Shell气化技术。1996年,Texaco公司在其ElDoradoKan炼油厂建立了一个气化单元,用来气化石油焦和其他炼油废料。2003年美国Wabash电厂和Tampa电力公司利用联合循环发电(IGCC)设施将煤炭气化更换成为石油焦气化。我国在2005年建立了以石油焦为原料生产合成气的装置,其中中国石化金陵分公司煤化工运行部水煤浆气化装置采用GE公司水煤浆气化技术,以煤和石油焦为原料,用于制取氢气,其中石油焦的掺配量达到30%~50%,但由于GE水煤浆气化技术的温度相对较低,加上石油焦的反应活性差导致运行结果并不理想[40]。中国石化安庆分公司(简称安庆石化)、中国石化湖北化肥分公司以及贵州瓮福集团天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Shell粉煤气化装置分别于2011—2013年期间进行了气化原料煤掺烧高硫石油焦的工业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对于Shell粉煤气化技术而言,原料煤中掺烧一定比例的高硫石油焦是可行的,能够有效改善入炉煤的质量,降低入炉煤灰分。与掺烧高硫焦前气化相比,掺烧高硫石油焦后比氧耗、比煤耗均有所降低,有效合成气产量有一定增加。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如气化炉渣中碳含量增大、滤饼的产量增加等。 3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与干粉煤气化制取合成 气的模拟计算与技术经济比较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证明,将高硫焦配煤用于气化制取合成气技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为了更加直观的分析比较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与干煤粉气化的技术经济性,利用Aspenplus软件对高硫焦配煤气化与干煤粉气化方案进行模拟计算,并与安庆石化Shell气化装置原料煤掺烧高硫焦气化的实际运行结果作了比较。 3.1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与干粉煤气化模拟计算以安庆石化Shell气化装置制取合成气工艺为例,该单位采用的干煤粉气化方案为:A(煤):B(煤)=1:1+4%石灰石(即两种煤按照质量比为1:1并添加4%的石灰石助熔剂),记为方案1;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方案为A(煤):C(高硫石油焦)=3:1+6%石灰石,记为方案2。利用Aspenplus软件对方案1和方案2分别进行模拟计算,并对比分析了高硫石油焦和煤价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两种方案的经济性。样品的基础分析数据及气化工艺条件分别如表7和表8所示。结合元素质量守恒和能量平衡两个基本原理建立数学模型,两种方案的气化模拟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中气化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与方案1相比,方案2粗合成气中CO、H2较高,比煤耗和比氧耗降低,有效气流量增加了4.38%。总体来看,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方案要明显优于干煤粉气化方案。由于煤炭和高硫石油焦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而原料价格波动对生产的合成气成本具有重要的影响,表10计算了煤炭和高硫石油焦价格变化对生产合成气成本的影响。其中氧气的成本按0.50元/m3进行计算。由表10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当煤炭价格在600元/t、高硫石油焦价格不超过1000元/t时,当煤炭价格在700元/t、高硫石油焦价格低于1100元/t时,以及当煤炭价格大于或等于800元/t、高硫石油焦价格在700~1200元/t波动时,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方案的经济性全都优于干煤粉气化。且随着高硫石油焦价格的降低,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方案的经济性越明显。 3.2Shell气化装置原料煤掺烧高硫石油焦气化运行结果分析气化模拟计算结果表明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的技术经济性明显优于干煤粉气化。表11为安庆石化Shell气化装置原料煤掺烧高硫石油焦工业试验前后主要气化指标对比。与掺烧高硫石油焦前相比,掺烧高硫石油焦后,每生产1000m3的有效气体的氧耗和煤耗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有效气流量增加2.66%。由于模拟计算是偏向于理想情况,与工业试验的运行结果略有出入,但总体趋势一致。即Shell气化装置掺烧高硫石油焦不仅技术上可行,且具有良好的效益,为高硫石油焦在气化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4结论与建议 1)随着我国原油消耗量的急剧增加及世界原油的劣质化。石油焦尤其是高硫石油焦的产量逐年增加,我国将面临着高硫石油焦生产过剩且难以高效利用的局面。大量的研究表明,制约石油焦在气化工业上应用的主要原因是其气化反应活性较差,通过添加气化催化剂、与生物质或煤共气化的方式都可有效地改善其气化反应活性,但添加催化剂或与生物质共气化存在许多问题。而工业试验证明,将高硫石油焦配煤用于气化制取合成气不仅技术上可行,而且能够实现高硫石油焦清洁、高效的利用,拓宽气化装置的原料范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不同焦化工艺条件下高硫石油焦的性质差异较大,建议加大高硫石油焦基础性质的研究,包括碳的微晶结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可磨性指数、粒度分布、粉体综合特性以及不同气化介质下的反应性等基础性质,对不同性质的高硫石油焦进行总结分类,建立高硫石油焦气化性能评价体系,为高硫石油焦在气化中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3)建议深入开展不同气化原料煤掺配高硫石油焦气化适应性研究,研究煤中掺配不同比例高硫石油焦可磨性、粒度分布特性、粉体综合特性、气化反应性及气化动力学的变化规律,找出不同种类气化原料煤掺配高硫石油焦气化最佳方案。4)在高硫石油焦基础性质及气化原料煤掺配高硫石油焦气化特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煤气化装置的用煤指标,建立适用于煤气化装置的高硫石油焦气化指标。5)针对不同煤种和高硫石油焦开展全面的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适宜的掺烧高硫石油焦气化工艺操作条件,为工业上大规模掺烧高硫石油焦应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6)由于气化装置掺烧高硫石油焦制取合成气技术并未广泛的应用,且煤炭和高硫石油焦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因此,应对气化装置掺烧高硫石油焦制取合成气的技术所涉及的磨煤输送单元、气化单元以及净化单元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评价,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优化气化装置掺烧高硫石油焦气化的操作条件,使高硫石油焦配煤气化具有经济性。 作者:赵锦波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论文 一、净现值(NPV) 1)它没能直接反应出投资的规模,只是用资金的形式予以体现。而资金有是企业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对企业的投资是否能取得应有的效用并不能直接反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般都采用增量投资分析或者净现值指数的方式解决实际中的优先问题。 2)在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时,如果采用NPV,由于折现因子的存在,使得油田越早投产NPV值就越大,就会在一些类型的油气开采中,由于想获得较好或者较高的收益而加快开发的现象。进而导致了破坏性开采的情况增多,而使得油田的最终收益降低。因而,政府需要运用科学完善的石油开采制度,如稳产期的增加税收,在开采中后期减免税收的办法,以促使石油开采企业合理高效利用地下资源,最大限度地保证油田的开发。 二、内部收益率(IRR) 内部收益率也是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中的重要指标,在评价中也最为常用。它主要是针对NPV=0的情况。内部收益率能直接反应出投资者的效益,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盈利率或者回报收益率。这种评价方式被用于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中的缺陷主要有两个: 1)只有一个解的情况,针对净现金流量来说,为序列正负号只变化一次的项目。即使序列正负号多次改变,也是只有一个解的情况,如果出现两个以上解的情况,就不是内部收益率计算范畴。之所以会出现正负号的改变,是由于投资过程的不连续,而石油的勘探开采涉及的投资量很大,如果只对一次投资进行考虑,就不能客观地反应被评价区域的经济效益。如果对多次的投资都予以考虑则内部收益率的结果可能很多,但就真实的内部收益率来说,其结果都不是正确的。 2)在对内部收益率进行计算的过程中,含着一个假定情况,即由此项目获得的纯收益可以用来继续投资,继续投资的收益率和项目的内部收益率相等。在油田寿命枯竭,项目停止开发时,按照内部收益率来计算,就是投资未来值的累加等于收益未来值的累加,由于条件的制约,收回来的投资不可能在进行同样地理条件的含油气项目的投资中,因此,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的经济评价指标中,内部收益率评价方式并不适合,只能作为辅助性指标来参与评价。 三、基准折现率 基准折现率,是投资者对于投资所获得的最低回报率。由于在企业间存在的风险以及目标不同,折现率也会多种多样。由于项目的不同,在风险上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对不同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需要采用的基准折现率也会不同。 四、指标计算问题 各种经济评价的指标,都是在项目寿命时间内对现金流进行计算得到的。因此,对现金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决定了经济评价的正确与客观。因为是种预测,因此,就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特别在对现金流的描述中。因此,更应该尽最大可能减少预测中的偏差,尽可能与实际相符。 五、结语 在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中,对经济评价指标进行科学的确定和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石油勘探开发投资决策水平,也关系到投资成本以及收益情况。因此,做好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是优化投资,提升投资效益的必经之路。 作者:刘东旭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美元视野下的沙特阿拉伯与全球经济治理 石油美元视野下的沙特阿拉伯与全球经济治理 在全球治理日益勃兴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近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二十国集团(g20)推向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沙特阿拉伯作为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g20成员,凭借自身在资源、资金、外交等方面的诸多独特优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凸显的石油美元身影 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实质上是国际社会的权力与结构格局及其变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映,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针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失衡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通过治理实现全球贸易、金融、货币、区域经济、国际经济机制的稳定与平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密切相连,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发展与紧密联系中获益,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也总是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影响,即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很难长期保持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平衡,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由此累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带来严重的全球经济问题甚至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一直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平衡(失衡)存在着直接关联,当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与当前的全球经济特点和结构、与这一平衡(失衡)状态密切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与责任义务也显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落在了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面,面对失衡不断加剧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议事日程。 21世纪以来,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长,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日益庞大的石油美元规模已经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会国家成为全球资本输出的重要来源地,巨额石油美元长期投资西方金融市场,为海湾国家带来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财富,改变了以石油作为唯一财富来源的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金融市场投资大幅度减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由于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趁机进军西方金融市场,像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老牌的西方国际金融机构,都要向海湾国家“讨钱”度日。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美欧金融业深陷危机之时,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凭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资本积极“抄底”参股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期间频频亮相,向西方金融机构注资,积极调整自身运作模式,努力实现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非常引人注目。当前“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最关心的词汇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石油美元冲击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的声音。随着新一轮的石油价格高涨,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经使产油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与资本权力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球金融、投资与贸易结构与格局。石油出口国在2006年第一次超过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全球资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资者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在3.4万亿美元至3.8万亿美元,位列四大权力经纪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影响不容小觑。石油美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重要的关注对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解读石油美元:规模、流向及其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义,石油美元的规模取决于石油价格、出口数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国国内吸收能力三个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投机活动盛行是石油美元规模剧增的外部因素。常军红、郑联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响及政策建议》,载《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1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石油美元开始进入国际经济的视野,曾经出现过一波石油美元的高潮。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全球油价上涨再次让石油出口国获得了巨额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5年全球21个石油出口大国的石油出口收入高达7 428亿美元,较2002年的3 300亿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远远高于1980年的历史纪录。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远远超过中国等东亚新兴国家。imf估计,中国2005年的盈余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而同年沙特这一比例高达32%,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25%,俄罗斯约为13%,挪威为18%。曹张伟:《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载《经济》2006年第10期,第28页。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由于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成为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国。据欧佩克的统计,2011年opec国家石油收入总额达到10 783亿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积出口收入超过6.2万亿美元。(见图1)近年来在国际高油价背景下,不论何种统计与预测,石油美元的规模都日益庞大,高达数万亿美元规模的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变动的重大因素。 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拥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资者,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计,2010年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4.1万亿美元,近60%属于油气资源型,大多数位于中东地区,其中90%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会国家,其资产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会成员国均根据自身石油美元和经济发展程度设立了不同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都属于油气资源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收入带来的石油美元是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提升和主动出击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加以面对和重视的对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而关键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全球特别是海湾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新一轮油价上涨使沙特阿拉伯积累了丰富的石油美元,进一步扩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实力与对外投资热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7 950亿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近13 0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见图2、图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与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美国通过沙特阿拉伯说服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石油输出国接受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从那时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国际石油贸易几乎全部使用美元计价交易,石油输出国通过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了巨额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当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和石油危机冲击下解体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石油与美元的巧妙结合有力地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经济霸权。正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不可动摇”的协议奠定了石油美元机制的基础,美元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稳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几十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与海湾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为主体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成为全球石油美元机制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为优秀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流动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 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在石油美元机制与安全领域的特殊关系更进一步凸显了其权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过自身在海湾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以及石油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稳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都曾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撤出了部分投资并带动海湾国家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流出,引起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震动,并造成美元汇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认有力地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与美元汇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使海湾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面临缩水与损失。2007年科威特放弃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他产油国也日益动摇,但沙特阿拉伯则坚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不变,基本维持了海湾地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中居于领导优秀地位,其经济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响力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海合会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特别是依托巨额的石油美元积累了强大的资金实力与金融实力,是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产油国群体,海湾国家历来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兰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额石油美元与庞大主权财富基金基础上的雄厚资金实力与投资能力使海合会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与投资动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国家的巨额投资与金融资产成为影响当地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不断多元化的投资也影响着全球投资与金融的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协调海合会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断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也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在作为海合会国家经济与财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会六国石油收入总额的52%以上,如2011年为53%。相应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美元规模中也占据较大份额,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与流动影响着海合会国家的整体流向情况。(见图4) 更为关键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础上的对外投资、海外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等方面几乎均占有优势与优秀地位,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政策与行为中具有引领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等更大范围的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与集体影响力。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占到了阿拉伯国家之间投资总额的40%。据海合会统计,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为1 472亿美元,占到gcc总额的53%;同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为403亿美元,在gcc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大约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欧美国家是海湾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资产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导向影响到海湾国家甚至整个中东国家的对外投资与资产政策,也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以及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沙特阿拉伯虽然拥有海湾国家中最大规模的石油美元规模,但其对外投资策略比较保守,在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方面也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金融政策依然主导着海合会的区域经济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能否在海合会内部和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发展前景也基本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对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与投资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威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强了其全球资本大国地位。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又危机频发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雄厚资金实力帮助自己渡过当前的难关。随着g20在金融危机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之一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庞大规模日益影响到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治理,也进一步突显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贸易治理来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贸易带来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对外发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通过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积累起了巨额石油美元财富,是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和盈余国之一,也使其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连续多年实现大额贸易顺差,从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积实现贸易顺差就高达12 571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达到了5 46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为全球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东亚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汇储备水平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脆弱性,经常项目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其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但如何对巨额贸易盈余进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贸易盈余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一问题在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治理特别需要g20框架内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共同努力,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e11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失衡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互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顺差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国家的长期协调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维持长期贸易平衡与可持续增长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标,也是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实力与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及其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石油与美元的结合让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巨额财富,依托石油美元财富的资金与金融实力获得了飞跃式增长,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现行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场有力地维系了全球金融市场平衡。沙特阿拉伯凭借较强的资金实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资国。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央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在境外资产结构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随着近年来石油收入剧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广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为花旗、美银等西方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受到全球瞩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9·11”事件后英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对美投资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闻沙特阿拉伯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都使美元汇率显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认后美元价格得以恢复,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经济与欧美国家联系密切,十分关注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形势,海湾国家为了维护目前其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不得不将石油美元再投入购买美元资产,以维护自身经济稳定。但近来对这一政策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因为沙特阿拉伯贸易盈余和美元储备的增加会加大本币升值的需要,而本币与美元同步贬值会极大增加本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国内通胀压力一直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调整其外汇储备构成、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长远需要,在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2012年美国财政危机显现时,沙特阿拉伯国内都出现了国外金融资产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争论。当然,沙特阿拉伯认为对美元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其执行的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本国经济与全球最大经济体挂钩,保护国内金融机构免受外部危机过度冲击,限制外界对本国货币里亚尔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西方金融资产的巨大规模以及牵涉到与此关系密切的美元汇率问题,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沙特阿拉伯作为海湾金融大国,其金融政策动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了更大话语权。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沙特阿拉伯可以发挥自身在世界实体石油经济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努力将自身的石油实力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石油金融市场的巨额投机行为与剧烈波动现象。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较强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实力在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成为国际资本和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走向和由此带动的海湾地区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资动向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投资市场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资主要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两个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作为沙特政府主管对外投资的官方机构,其对外投资可以从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中窥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货币局海外资产总额达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对外投资规模将更大。(见图5)沙特阿拉伯民间资本丰富,据预测私人资本总量为10 000—20 000亿美元,这些资金除小部分投资在国内外,大部分投资于海外的不动产、股市、证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其货币局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最高,这与它一贯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坚决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主要投向美国市场的做法也与沙美特殊关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调整其全球投资方向,而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投资渠道、对象增多,投资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有沙特阿拉伯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财政悬崖和经济衰退将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等国在美投资,并严重影响海湾国家的经济,蕴含着经济风险,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及外汇储备的90%都与美元相关,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债务出现政策调整,沙特阿拉伯经济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日益活跃以及被察觉到的非经济意图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治理是必然的趋势,也成为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关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制度、规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目前虽然并不是最大,但从前景来看必然日益扩大,地位不断上升。无论按照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还是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ifsl)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占全球的11%,占本国gdp比例的86%。从单只基金来看,沙特阿拉伯外汇控股(即沙特货币局)占全球第三位,约有4 391亿美元资产。由于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 sama) 同时承担外汇管理和主权投资的职责,因而研究者对于该机构是否属于主权财富基金范畴以及基金规模测算等问题有不同观点。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资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内设立一支独立从事主权投资的基金,规模为53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拥有国之一,加之对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引领性的影响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认为海湾国家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或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牵涉到全球经济金融、投资体系及其变革,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而沙特阿拉伯在这一治理进程中可以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员国的身份进一步凸显了石油美元大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随着金融危机之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与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机制在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g20在诸多重要领域中的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和作用发挥,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与治理效力。鉴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g20议题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大小与沙特在应对该议题中发挥作用的高低为主要标准进行统计,2008—2012年g20共举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31项,与沙特阿拉伯高度相关的大约有16项。 石油美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资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与较强的影响力,依托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g20各国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协调行动。依托多年累积的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提出了高达4 000亿美元的财政开支计划,为本国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与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同时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为挽救世界经济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积极参与了历次有关联合声明与经济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与其他g20成员国一道履行了峰会达成的有关承诺,不奉行投资保护主义,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由unctad、oecd联合的8期《g20国家贸易与投资措施报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种类的贸易或投资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特别是没有一些国家采取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相关限制措施。 结语 当今石油美元的大规模流动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石油美元作为新兴的资本力量在维系全球经济平衡中关系重大,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运行风险,巨额石油美元的投入可能造成资金流动的泛滥,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即石油美元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出现泡沫与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未来对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国的影响也将日趋增强。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超级石油大国,石油一直以来都是其最为重要的国家资源优势和竞争力来源,石油资源权力是其在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权力资源,也是其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和拥有较高国际地位的基础,因此石油美元在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重要角色。随着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崛起,作为g20成员的沙特阿拉伯因拥有巨额石油美元和石油美元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伴随着石油美元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日益离不开沙特阿拉伯的参与。 石油美元机制既为沙特阿拉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较高的国际地位,也给其带来了难以摆脱的政策与地位困境。几十年来,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石油美元为主体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极大地影响着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为优秀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流动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获得了较高的全球经济地位。石油美元机制下的石油金融化趋势凸显了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地位困境,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与石油收入也为国际石油金融市场所左右,为保障全球石油市场稳定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机制也增强了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经济霸权的依附性,其石油美元长期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事实上为美元的世界中心地位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做了部分“背书”。与美国的利益捆绑使沙特阿拉伯受到石油美元机制的深刻束缚,经济表现深受美元地位波动的影响,政策选择余地有限,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更凸显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困境。 石油经济论文: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我国政府对石油公司的补贴和征收暴利税的问题 论文关键字:垄断 帕累托最优 特别收益金 暴利税 税收归宿 无谓损失 企业的社会责任 论文摘要: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动力燃料与化工原料。石油及其产品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石油就是这台机器的燃料。没有石油,国家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历史上因为石油而发生战争也不计其数。可见,石油对于一国的生存和本国的居民是多么的重要! 中国,这个占世界总人口约1?5的国家,现在正在以每年gdp10%的惊人增长率向前迅猛发展。2007年全年我国的石油进口量已经达到1.968亿吨,占我国石油消费量的约45%。这个数字已经引起了党中央以及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还会继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进口量会相应提高,这已是必然的趋势。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购买汽车,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石油。进口依存度很快突破50%,已基本成为定局。可见我们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1-1 今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澎湃发展发展,石油作为稀缺资源,国际油价也随之大幅上涨(如图1-1)。全世界已经告别了每桶2、3美元的低油价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每桶90、100甚至更高。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国际接轨油价机制。也就是原油的进口依照国际价格,而成品油的价格不上涨,这就出现了炼厂销售的成品油价格反而比购进的的原油价格便宜的“倒挂现象”。这就造成了石油公司在炼油与销售板块出现了亏损。2006年3月,国家开始向三大垄断石油巨头征收石油暴利税,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国家对其因为垄断造成的超额利润所征收的费用,用来补贴弱势群体和公益性事业。 此时,一方面,石油巨头以炼油和销售板块亏损为由,向国家要补贴100亿,这钱完全来自我们纳税人;另一方面,又以承受暴利税为由,不断要求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来弥补他的暴利税损失,使我们百姓生活在高生活成本的环境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向三大石油公司征收的暴利税只占其利润的10%--20%,再加上炼油和销售亏损也并没有撼动他们的佳绩,中石油一举超过日本丰田公司成为亚洲赚钱的公司,公司人员的福利照样稳步提高,达到了外界眼红的地步。看到这,我们或许会产生疑问,到底国家应不应该给补贴?成品油价钱一定要上调吗?中石油作为垄断的国企,是不是应该承担一些亏损?等等问题。下面,我就针对几个具体的问题,用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很阐述。 一. 应不应该给政府补贴 在我国,石油的开采石油由垄断地位的三家机构共同完成的,他们是国有他们分别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完成的。他们的开采量如图(1-2)。 如图1-3,图中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价格。曲线d和mr分别为该厂商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此外,为简单起见,假定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相等且固定不变,他们有图中水平直线ac=mc表示。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因此,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为qm ,在该产量水平上,垄断价格为pm。显然这个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显而易见,上述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利润最大化状况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利润最大化产量qm上,价格pm高于边际成本mc,这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增加额外一单位产量所支付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该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因此,存在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例如,假设消费者按照既定的垄断价格pm购买了垄断产品qm。现在进一步考虑,是否可以有某种方式是垄断厂商和消费者的状况都变好?如果让垄断厂商再多生产一单位产量,让消费者在低于垄断价格但大于边际成本的某种价格某买该单位产量,则垄断厂商和消费者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垄断厂商的利润进一步提高,因为最后以单位产量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之处的成本;消费者的福利进一步提高,因为他实际上对最后一单位的产量的支付低于他本来愿意的支付。 垄断产量和垄断价格不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帕累托最优条件在什么时候达到呢?在q*的产量水平上达到。在q*的产出水平上,需求虚线与边际成本线相交,即消费者额外一单位产量的愿意支付等于生产该额外产量的成本。此时,不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因此,q*是帕累托意义上的最优产出。如果能设法使产量从垄断水平qm增加到最优水平q*,则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垄断厂商同意生产产量q*,并且在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p*出售该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垄断厂商的利润下降了(pm- p*)×qm。为了弥补其损失,政府给予至少等于该损失的一揽子支付。在给于这一揽子支付以后,消费者的福利与垄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仍然有所改善,因为垄断厂商将价格从pm下降到p*给消费者带来的全部好处是叫做消费者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区域pmba qm。这个部分超过了垄断厂商的利润损失的部分(pm- p*)×qm。超过的部分为区域abc的面积。区域abc就是当产量从垄断的qm曾加到最优的q*时所产生的全部收益。这个收益可以在垄断厂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从而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补贴中石油的原因。 那么,到底应不应该给补贴呢? 在2006年,国家一次性给中石油补贴100亿元人民币。形成了一边倒的反对声浪。究其原因: 首先,与中国石油一向示人的超级赢利水平背道而驰,使人们对其诚信产生极大怀疑。联想到今年1月5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这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一边依靠国家赋予的政策性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一边却将该自身承担的亏损向国家哭穷,由纳税人买单,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其次,相对中国石油企业高额的利润,它们的部分亏损完全可以自身承担或消化。 按国际惯例,当公司可能出现亏损时,该公司可以通过降低员工待遇、裁员等渡过难关,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相反的信息。今年上半年,中石油雇员酬金成本增长32%,从去年同期的170亿元增加到224亿元。他们的解释是调整了员工工资,另外因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用工人数增加,导致员工费用增加。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应该给于中石油等石油公司的补贴。石油巨头把局部亏损放大、把行业利润淡化,再凭借垄断权威和强势资本向国家要挟,只是它们的策略罢了。而它们的意图屡屡得逞,除了有关部门屈服于大公司压力、公共财政支出随意性太大、行政管理不能够按规范操作之外,根本原因是《预算法》被虚置。动辄动用几十亿上百亿元国家资金去补贴富得流油的企业,肯定涉及预算的调整。而预算的调整,必须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而在2005年、2006年的“补贴”中,都是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至于为什么正好是100亿元而不是99亿元、正好是50亿元而不是51亿元,以及补贴的原因、用途和说明,作为公共财产的主人——全国公民,并不知情。 二:征收暴利税,是“福”还是“祸”? 根据国务院及财政部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决定》、《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自2006年3月26日起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将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 石油特别收益金的俗称就是暴利税。按照财政部的设计,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比率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起征点为40美元/桶,征收比率从20%~40%。业内人士预计,以2006年三大石油公司原油产量增长1%~2%计算,向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征收的特别收益金将分别达50.5亿元、202.5亿元和30.8亿元,总计约283.8亿元。 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但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的吗?难道中石油会就样坐以待毙吗?他有没有可能性把税负转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 如果石油巨头不仅可以通过要求涨价的方式转嫁“政策性亏损”,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向政府要补贴,那么社会公众呢?他们不仅是石油资源的名义所有者,而且还是石油企业的名义股东,但他们所享受到的待遇只是一次次不可转嫁的涨价,然后被动接受“油荒”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和生活不便——公众所遭受的“政策性亏损”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而且是毫无过错的,这样的“政策性亏损”才最需要政府来补贴。 三.暴利税应该如何使用 显然,这些银子是要中国人一起来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它是属于公共利益的。但中国人如此之多,一人两个脚印,这些银子的落脚点若太类似于“天女散花”,平均到每人头上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啥问题。说白了,这些银子得用到刀口上。 一位经济界从业人员问得好:美国参议院征“暴利税”的提案指出,要将所收的“暴利税”返还给汽油用户。那么,中国的石油大佬们缴的“暴利税”是直接进入财政收入的大本营还是要专款专用,比如也退还给汽油用户? 他的逻辑并不“傻冒”。他反对将“暴利税”退还给用户,因为退还的税金会让人消费更多的汽油,而需求的增加最终会导致价格上涨。一个更好的做法是将“暴利税”转给那些愿意买低油耗汽车的车主,这样最终会减少汽油用量、并节省能源。 其实,不管是归入财政大本营,还是专款专用,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就行了。中国需要银子的地方很多,譬如教育,譬如扶贫。另外,石油公司也并不是非要被“搜刮”得分文不剩,它们也需要钱,因为有一些适当利润的积累也是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的供应和安全的。 四:总结 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石油垄断巨头不能忘了其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国有垄断企业身份,不能忘了它们应当承担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责任。不能忘记他们的垄断巨头对内几乎拥有全部油气资源,对外则垄断着石油进口权,享有其他企业根本无法想像的垄断性权力。当国际石油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垄断巨头应当责无旁贷地起到稳定国内市场的作用,为国分忧。石油的溢价部分应该归国家财政所有而不应都归企业所有。这是因为埋藏在地下的原油属于国有资产,应该让全民得益。 石油经济论文:低碳经济下看我国石油企业的发展 摘要:北极冰川还在不断融化,气候异变让人类认识到温室效应的可怕,也认识到高碳经济的可怕。因此,低碳经济不得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大高碳行业都在面临着转型。作为高碳经济代表的石油企业,在低碳经济下如何发展很值得探讨。低碳意味着对石油企业传统业务的颠覆,要求石油企业高碳行业向低碳行业转型,这对于石油企业来说是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文章在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石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做出了swot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石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 关键词:低碳经济;石油企业;发展策略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等形式,尽可能地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耗,以缓解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将环境与经济放在同等位置上的经济模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一)化石能源紧缩 就全球趋势来看,化石能源的经济成本在逐年看涨。从世界能源结构上来看,化石能源的使用成为温室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煤炭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但是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已经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机。因此,就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有限能源,并加速开发新能这一方面,人类已经达成共识。 (二)发达国家的经济过渡与发展我国家的经济转型 “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众多发达国家一跃成为国际经济水平层面的佼佼者。然而享尽自然给予的各种“恩宠”后,这些“先进者”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从工业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转型,即发达国家已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高碳经济阶段,在转型结束后开始降低能源消耗量,并在全世界都提倡低碳经济的时代,成功完成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过渡。而发展我国家高碳经济阶段的起步就比发达国家晚,此时的发展我国家的经济正处于高碳经济的高潮阶段。也正是此时我国的能源储量和环境状况也亮起了警示灯,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向低碳经济转型。 (三)温室效应向人类提出的挑战 全球变暖使得气候异常,暖冬、酷暑等极端的恶劣天气频繁出现。冰川融化使得大量北极熊失去栖身之地,甚至会因为捕不到食物而溺死海中。水平面上升,大陆板块随时都可能被大海吞噬。由于气候异常,大量的物种濒临灭绝,严重地影响了生态平衡。如果这种气候持续下去,食物链断裂,灭绝的厄运迟早会降临到人类的头上。这是自然对人类的“回礼”,面对自然的愤怒,人类不得不为自己所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所以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保护环境,也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保护环境。 作为发展总国家,面对低碳经济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发展?作为我国能源支柱的石油企业又该如何发展,下文将分析低碳经济给我国石油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石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swot分析 石油企业是我国化石能源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石油企业应为先驱。 (一)优势 就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而言,石油企业要发展低碳能源,仍应将重点放在石油和天然气上。而发展这两种资源,石油企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源于能源开采、运输方面经验的积累;其次,在能源技术方面我国大多数的石油企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再次,为了鼓励石油企业大力发展海内外的资源开发,国家在财税政策上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最后,天然气已经成为我国石油企业能源发展的亮点,近几年来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同时,国内的大型石油企业已筹备着向煤层气和海上天然气进军。 (二)劣势 石油、天然气虽然相对比较环保,但是不可再生能源只能维持现状,未来的能源结构还是要以可再生的新能源为主。但是石油企业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基本集中于常规能源的产业链上,对于可再生新能源的研发,技术层面上还是稍显落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只能通过节水、节地以及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装置等技术性较低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发展绿色经济的渠道去谋求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所以在新能源的竞争中,不具备竞争优势。 (三)机遇 从长远利益来看,低碳经济有利于推动石油企业的发展。首先从我国化石能源的特点分析,煤多、油气少一直都是我国化石能源的特点。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石油产量远远无法与消耗量持平,这使得我国对石油进口产生了过分的依赖。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还是无动于衷,石油公司的保供压力会持续增加。但是在低碳经济模下,原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就会转向排放量较小的天然气为主的能源结构,有了新的消费增长点,石油企业就可以转变生产结构,推动可持续发展。在提倡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均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其共同点就是实现油气企业向能源企业的转型,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新能源的开发。在产业和业务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据国家出台的新政策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企业的转型将带动起经济增长新高潮。 (四)威胁 石化能源总量在持续减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日后必然会主宰我国能源市场,新能源种类繁多,所以我国能源市场在未来将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即石油企业由传统化石能源创造出来的市场份额必然会被瓜分,很难重复往日的市场主体地位。此外,国家大力推行低碳经济发展,必然会以税收等政策形式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加以限制,总体看来经营前景不是很乐观。此外,由于石油产量低,为了满足社会生产需要我们仍需依赖石油进口。但是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会以低碳为借口加大贸易壁垒,加大了资源进口的成本就意味着加大了石油企业的生产成本,缺少了成本优势,国际竞争力会明显下降。 三、我国石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 石油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能源,石油企业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石油企业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发展低碳能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石油企业来说意义非凡。 (一)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 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与日俱增,而短时期内,新能源还无法完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我国石油能源储备量虽然不大,但是天然气能源的储备量却是相当的丰富。这种形势下石油企业应立足于自身实际,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加快天然气业务的开发,作为清洁型能源,天然气可以充当化石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所以走绿色发展之路,石油企业首先要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 (二)有序发展新能源业务 化石能源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新能源的开发将成为石油企业未来经营战略的重点。目前国际上很多大型石油企业都将战略主场转向了生物资源的开发,如道达尔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开创了生物燃料开发的先河。又如壳牌石油,早在1997年就建立了独立的生物能源部,其生物能源业务在世界石油行业范围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2000年以后,该企业又加大了对生物能源方面的投资。再如巴西石油,企业预计2007-2011年在开发生物能源领域投资3亿美元。我国石油企业要在新能源的开发与实践中起到先锋作用。近年来我国石油企业在开发非常规油气能源领域表现突出,加大了煤层气、页岩气和致密气的开发力度,同时加大可燃冰开发技术的研发,在生物资源领域重点加强非粮乙醇和生物质柴油的开发与生产,不断提我国清洁型油气资源的保有量。 (三)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主体意识 石油企业虽然是我国能源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就生产而言,它也是我国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企业。所以,积极探索低碳能源开发,保质保量地为社会提供清洁型能源是低碳经济下石油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树立节能减排的主体意识,大力推广余热回收等资源再利用技术,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 (四)发展二氧化碳处理技术 二氧化碳是导致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低碳不等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为零,因此,推行低碳能源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二氧化碳处理技术的发展。目前已有的二氧化碳处理技术有回收在利用和永久封存两种,已经投入到广泛的应用之中。现在很多石油企业都在石油开采领域加入了二氧化碳强化技术,这种技术对于挤压地下油气资源十分有效。此外在化工领域,将二氧化碳回收并加工成可降解的环保塑料或是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甲醇、碳纤维、沥青、建筑材料等等。可以将回收来的二氧化碳充分再利用,在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也提供了新型的物资原料。此外,石油企业还可以凭借现有的地质技术,在已经枯竭的油田寻求有利于永久封存二氧化碳的地质构造。无论是回收还是封存,都可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各石油企业要积极合作,从源头上实现低碳减排。 四、结论 为了发展经济,我们不惜破坏环境。现在环境破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反作用力使得我们不得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低碳经济就是协调二者关系的结果。低碳经济决定了各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决定了清洁型能源的主导地位,也决定了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结构的主体。作为石油企业,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方面我们有绝对的优势,而且低碳经济否定了煤炭的能源主体地位,这就给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相对清洁的能源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是我国的石油储量还是有限的,天然气能源却极为丰富。这就意味着低碳经济时代,我们要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并以此作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过渡。与此同时,我国石油企业要做到未雨绸缪,加速低碳技术的研发、加速新能源的开发,随时做好转型的准备。目前我国石油企业在非常规能源开发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生物能源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面对新能源之间的竞争,传统能源优势已经发挥不出作用,因此,只有加速开发出优秀产品,才能增强在未来新能源市场中的优秀竞争力,保住石油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石油经济论文:浅谈大庆石油化工优势对黑龙江省配套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大庆石油化工优势 配套经济 省域经济 论文摘要:在黑龙江的发展中发挥了经济、财政、科技支柱作用的大庆市正在进一步发展中,而其石油化工的传统优势及新型石油化工道路都对黑龙江省配套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 近年来,拥有着石油化工优势的大庆市抢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启动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契机,提出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在省内外、国内外,抢占未来对全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制高点,努力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发展构想,使大庆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发展方向异常明确,龙江产业高地正在一步一步地崛起。身为哈大齐工业走廊脊梁的大庆,其自身的石油化工优势对发展黑龙江省配套经济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 一、大庆石油化工经济的优势 1.传统优势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闻名于世,是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和石油化工基地。40年来,累计生产原油16.24亿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494.8亿美元。大庆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已经27年,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大庆油田是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也是集勘探开发、工程技术、装备制造、化工生产、生产保障、矿区服务等业务于一身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具有雄厚的发展实力和技术、人才、品牌优势。钻探完成工作量居中石油五大钻探公司之首,大庆建设连续三年入选“enr中国承包商60强”,油田装备和化工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打造了力神、庆矛、铁人等国际知名品牌。 2.哈大齐工业走廊中的经济优势 大庆位居哈尔滨、齐齐哈尔之间,理应成为哈大齐工业走廊的脊梁,做到一条扁担挑两头。 哈大齐工业走廊大庆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新体制、高科技、民营化、外向型的方向,充分利用重度盐碱地开发的契机,依托现有基础,着眼未来发展,稳石油、强石化、兴替代,走出一条非油工业规模化、主导产业集群化、经济结构合理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的大庆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大庆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产业基础更加雄厚,正逐渐步入加速发展轨道,大庆经济面临更大的增长空间。 二、大庆石油化工优势对发展黑龙江省配套经济的带动作用 1.发展壮大了非油工业 在稳步发展油气开采业的同时,加快壮大石化接续产业,培育发展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新材料、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替代产业,构筑非油工业“1+5”的产业格局,成为新时期大庆推动本市及黑龙江省配套经济的重要构建。主要把石化做成超千亿元产业,建成石化产业高地;发展六个超百亿元、若干个数十亿元的其他产业,壮大地方工业,形成石油、石化、地方工业三大支柱,建立大庆新的工业体系。一是调整工艺路线、适当争取新的原油加工量,做强石油化工;搞好天然气开发利用,做大气化工;延伸产业链,做好深加工。开工建设好60万吨乙烯、45万吨聚丙烯、52万吨乙二醇以及40万吨醋酸、100万吨复合肥扩建等一批大型石化项目。到2010年力争石化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300亿元,建成以百万吨级乙烯、聚丙烯、甲醇、复合肥和大型芳烃装置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二是加快培育其他产业集群。努力做强一批优势企业、专业园区,做优一批全省、全国名牌产品,把乳业、农产品加工、纺织和皮革、机械制造和电子信息、新材料和橡胶、新能源等做到超百亿元的规模。力争到2010年,地方工业产值超千亿元、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三是进一步提升园区建设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培育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群体,使之成为大庆接续产业的龙头、科技创新的高地、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谐发展的新区。非油工业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了黑龙江省配套经济的发展。 2.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全面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把大庆建成黑龙江西部商贸、物流、信息中心。到2010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4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l7%,成为大庆市经济的又一支柱。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着力打造东、西两大商业中心区,开辟提升一批特色商业街,引进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服务企业集团。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规划建设石油装备、石化产品物流园和港桥物流园,培育建材、汽配、农副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形成汇集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现代物流体系。做大特色旅游业,瞄准国际水平,加快建设“北国之春”温泉城、连环湖旅游度假村、油田科技博物馆等旅游项目,打造石油文化、地热温泉、湿地景观、民俗风情等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形成旅游业强劲发展势头,叫响“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中国温泉之乡”品牌。稳步发展房地产业,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和信息咨询业,大力发展会计、法律、专利、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组织,提高社区服务产业化水平。 3. 带动了省域配套经济的发展 大庆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家和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几年每年上缴国家利税都超过1000亿元,gdp占全省的1/4,全省的财政收入有2/3来自大庆。大庆在带动区域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些年来,大庆石油管理局对齐齐哈尔经济社会的影响和拉动效应明显,从开发油田到支持新农村建设,再到带动齐市的一些企业生产油田配套产品,处处体现了大庆石油对齐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从1991年开始,大庆油田外围气田开始向齐市输气,使齐齐哈尔市成为当时东北地区首个供应天然气的城市。而目前管线全长约78公里的设计天然气输送量为每年50亿立方米的大庆至哈尔滨天然气管道的构建在缓解了哈市天然气供应的同时也将成为实现中国“北气南下”战略的基础性工程。 三、总结 大庆是黑龙江经济、财政、科技稳定的支柱。黑龙江要依托大庆,大力发展油气和石油石化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支持大庆油田,解决好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其更快更好地发展,使其在带动整个黑龙江配套经济的发展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石油经济论文: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主要是研究2002年至2008年的国际石油价格的走势,分析近年来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其目的是更好的了_解石油价格ice对我们的影响和探讨我国面对石油价格上涨应该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图表法来研究的,分析原因,对我国的影响来找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通货膨胀;替代能源 1 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 1.1 全球经济复苏不断拉动石油需求增加是基本诱因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对原油的需求超出国际权威机构事先的预计,尤其是世界前两大原油消费国美国、中国经济增势强劲,第三大原油消费国日本的经济形势也明显好转。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预计,2004年全球每日原油需求增量为每日260万桶,增长3.3%,而今年上半年的全球需求增幅更高达3.9%;全年全球市场每日需求总量为8220万桶(见图2)。而2002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仅为0.78%,2003年则上涨至2.2%。因此,近两年全球经济持续转好,导致石油需求量大增逼近其最大供给能力,使供需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是引发此波油价持续走高的基本因素。 1.2 从供给方面看,石油出口国家增产能力有限 全球石油资源的压力一直在持续,储采比的指标持续下降,增产空间有限。石油资源的储备量在逐年减少,必然影响石油价格的走势。 1.3 欧佩克寡头垄断 欧佩克有11个成员国,其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78%,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0%,出口量占世界总交易量的55%,因此,长期以来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一直发挥着巨大影响作用。近几年来,虽然俄罗斯和一些非洲国家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大幅增长,但这些国家石油出口量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体系来与欧佩克抗衡。欧佩克在饱尝1998年国际市场油价暴跌之苦后,面对当前全球石油市场的大好形势,必然要加强对石油供应的控制权以获取最大利益。 1.4 世界经济增长对石油依赖性过大。使石油需求弹性减小 目前全球经济加速发展,促使对石油的需求加大,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量迅速增加,使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性加大。全球石油需求的大幅增长使需求弹性减弱,因此当油价大幅上涨时,石油需求量并没有明显回落。 2 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1 增加外汇开支,加大外汇平衡压力 初步预计,今年平均每桶原油价格估计为每桶38美元左右,与去年28美元的均价相比,每桶上涨达10美元。预计我国全年将进口原油达到1.2亿吨,折合约8.8亿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每桶上涨达10美元将直接导致中国全年购买石油多支出外汇88亿美元。而且,今年我国仅原油这一种产品的进口就将造成超过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给我国贸易平衡带来较大压力。 2.2 给整条石油产业链带来沉重压力 对于以石油为原料的石化企业和化工企业来说,石油价格的上涨往往会带动下游石化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有助于石化行业走出产品价格长期低迷的态势。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时滞的问题,对企业的手艺提高会有影响,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空间。一次在短期内,国内石化行业依然会面对原材料的价格大幅攀升带来的成本压力。而对于在现有的化纤,塑料行业来说,其产品的价格往往由激烈的市场竞争来确定,又要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影响会更大,因此,面对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整条石油产链越是末端压力越重。这样各行各业的盈利水平就会因此下降甚至导致严重亏损,企业可能收缩生产规模,全社会的经济活力会因此下降。 2.3 油价上涨带来了成本增加,物价上涨 根据2002年我国投入产出表,从理论上测算,原油价格上涨10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炼化行业的成本将上升6.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上升1个百分点,化学工业上涨0.8个百分点,建筑业上升0.5个百分点,农业上升0.2个百分点,设备制造业上升0.4个百分点,纺织业上升0.3个百分点,国内贸易业上升0.2个百分点。 2.4 增加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我国国内对原油进口需求量持续上升,高油价直接导致支付原油采购成本上升,这最终需中国国内各行各业承担,从而降低行业利润,延迟国内投资额,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我国始于2006年底的物价上涨有2个源头,一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另一个就是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不断大幅上升的压力,我国一级3次上天成品油的价格,在一定成都上加剧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根据2004年5月国际能源所,oecd经济部和imf经研部合作研究的报告,如果油价每桶上升10美元并持续一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上升0.8个百分点。 3 关于应对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措施 3.1 加大国内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确保石油基本供给 所谓石油基本供给,是指依靠本国石油供给,保障国家在经济、军事以及国民生活方面对石油的基本需求。目前,我国东部的许多老油田已出现石油产量快速递减的趋势,如果没有后续石油资源接替,要维持目前的石油年产量也是非常艰难的。我国应加强西部和海域石油勘探开发,增加石油储量,扩大石油生产能力。 3.2 积极投资国外石油勘探开发业务,保障海外石油进口 目前,俄罗斯、里海地区国家、中东地区国家,竟相发展自己的石油行业,需要资金,需要技术,更需要市场,因此,这是中国石油企业大步走出去的好时机。中国石油企业应将海外投资的重点放在沙特、伊朗、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西北利亚,筹措资金收购其油气资产,组织技术力量直接从事油气勘探、开采、输送和销售,努力保障我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 3.3 建立和完善石油储备体系,避免石油供应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风险,应建立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提高石油储备水平。利用石油储备,一是可以低价买进石油,高价卖出石油;二是在战乱发生或国际石油价格狂涨时,运用石油储备可以平抑国内或国际油价,保持本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石油储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9天和127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40%,但石油储备天数仅为35天。因此我国应尽早建立完备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和商业库存体系。 3.4 开展国际石油期货交易。规避国际石油价格风险 我国石油公司应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积极参与国际石油衍生品交易,进行“风险采购”,“高抛低吸”,从事期货“套期保值”等,一方面从市场价格波动中博取更多的国际收益,另一方面保证对国内石油需求的均衡供给。目前我国应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地区的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获得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决定的话语权,充分发挥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近远期交易均衡功能和公平交易功能,保障本地区和本国经济。 3.5 大力节约能源,开发新能源。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从应付石油涨价风险考虑,应加快天然气、电力、太阳能、地热、氢、核能、煤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这些能源能够在更多领域替代石油。同时,注重能源节约,建立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和政策,合理引导能源消费,改进能源消费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6 加强石油价格体系改革,建立适应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市场机制 目前,我国成品油定价主要由三大石油公司提出定价报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决定,这种方法与我国目前的石油市场机制是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应对本次国际石油涨价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应加强我国石油价格体系改革,建立适应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市场机制,真正使三大石油公司进人国际石油市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使高能耗企业改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国内原油、成品油市场体系更加规范,增强应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 石油经济论文:制约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轨迹logistic曲线的微分方程表明,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石油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等,是制约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于依靠县域科技创新,优化石油产业结构,做强接续替代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县域经济的功能转型。 关键词: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石油型县域是指主要依靠石油资源作为建城的基础或发展的依托,15%以上的劳动人口以直接或间接从事石油资源的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1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依靠石油资源获得的行政区域。 我国典型的石油型县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通常在一些大型石油型县域经济周边,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所辖的肇州县、山东的东营市所辖县市、陕西吴旗、志丹等县市、新疆的库车县等,数量为460多个,占我国县级行政单位总数的21%。县域经济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 从石油资源储量以及开采加工的程度来划分,石油型县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准备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目前中国约2/3的石油型县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因此,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目前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客观要求。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主要由两部分协调发展的结果,主要包括系统要素本身固有的“内禀自然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要素的反馈制约作用。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理论轨迹可用s型logistic曲线来表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主要受到石油型县域经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石油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禀增长率(科技进步率)和人口、资源、环境限制容量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主要的限制因素是逐渐枯竭的石油资源、县域环境容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直接制约着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 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产业长期以来是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而这种典型的资源型工业结构过于单一、布局分散、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很弱。石油资源的储量、品质和环境条件决定着县域主导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命周期。因此,石油产量的递减首先就影响到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形势日趋严峻。例如,胜利油田近10年来原油产量以每年60万吨的速度递减,大庆油田每年减产幅度为150万至200万吨,仅2003年石油产量的下降就导致工业增加值减少79.8亿元,县域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受到威胁。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单一产业结构严重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发展趋向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由于石油产业“一柱擎天”,长期忽视对关联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多元化发展严重滞后,地方经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很小,城市化水平不高。例如盘锦市,其油气采掘业的gdp一直占全市总量的50%以上。对油气采掘业的高依赖程度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工业门类狭窄、加工深度低、产业链短,尽管油田以外的地方经济每年都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全市经济增速也只能达到7%至8%左右,在全省14个市排名中已跌落至最后一位。 石油资源的粗放式经营造成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到2020年,我国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届时石油供需缺口约2.5亿吨。同时,年均9%左右的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促使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约12%。而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面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必须加强油气勘探开发与加工的力度与广度。在目前粗放式经营和低效增长方式下,对石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加工,会更加恶化石油型县域生态环境。主要表现是草原植被大量破坏,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日益扩大,城市地下水下降和水体污染等。例如大庆,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破坏了大量的油田植被,油田开采区草原荒漠化面积已达95%,地下水的漏斗区高达5500平方公里。 石油资源的特性越来越制约县域和谐社会的建设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区位偏离和分散布局直接导致了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分散管理,社会化管理程度低。随着石油减产和企业减员增效,居民收入下降、城镇失业率增加,每年有数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直接影响了这些县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例如大庆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为5.6:1。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logistic曲线的微分方程可以看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扩大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容量。因此,本文提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依靠科技创新,优化石油产业结构、做强接续替代产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城镇功能转型。其中,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是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以大庆肇州县为例,第一阶段应健全县域科技创新体系,将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第二阶段应完成资源型县域向综合型县域、自我服务型县城向区域中心型城市、矿区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型,全面建设小康县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式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优秀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改变县域对石油资源的过高依存度,实现单体石油资源优势向多元整体经济优势的转变。其思路是立足石化产业、延伸和拓展产业链,加大高新技术对石化产业的改造,同时发展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产业。 加强石油资源勘探的广度和深度,增加可采储量三轮资源评价最终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北部石油资源储量为90.26亿吨,而目前只探明了57亿吨;预测天然气资源储量为1.17万亿立方米,而目前探明率不足5%。因此,油气勘探开发潜力很大,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开发石油资源,能够为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赢取充裕时间和资金支持。 依靠科技创新延长和拓展石化产业链遵循相关性原则和高级化原则,通过对单一石油资源开发产业进行产业纵向发展和技术改造,优化工艺路线、调整产品结构,延伸和拓展油气产业链,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石油资源加工的附加值,实现现有资源效益最大化,增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实力,从而带动本地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接续替代产业遵循潜力性原则和主导性原则,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整合现有科技资源,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石油产业为手段,培育农牧产品深加工、机械制造、纺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接续产业新的增长点和产业整体竞争能力,提高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层次。 稳步发展生产服务业,为油气及炼油化工业等提供保障从技术和装备上看,工程技术服务、生产服务长期形成的技术、装备等优势,为油田自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依托自身优势,努力提高钻探技术服务水平,同时积极进入城市建设和民用建筑市场,开拓国内外供电、供热及电、热工程建设服务市场,能够形成若干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强化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的服务功能石油型县域的城镇功能都是为石油开采企业服务的,对周边地区没有辐射力、吸引力和带动力。通过加快发展交通、流通、通信、文化、体育、医疗、旅游、教育等新兴、高水平的第三产业,推进油区城市化和油区服务产业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使社会功能进一步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的优秀在于对石油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综合防治。其思路是首先将生产经营方式由原来的资源—产品—排弃物—污染物的线性经济,逐步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循环经济,同时进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改善城市大气质量和水环境、美化人居环境;其模式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加强污染综合防治。 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建设规模一流、生态一流、效益一流的石化工业基地。按照一体化理念,统筹区内的产品项目、公用辅助、物流传输和环境保护,实现上、中、下游企业间物质与能量逐级传递,资源循环使用,建立起完整的生态工业链。聚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骨干企业。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的示范引导作用,带动县域各类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全面贯彻推广hse和iso9002体系,加快形成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综合防治力度。通过改造、整合现有基础设施,努力在城区范围内构建完整的中水回用和废物再利用系统,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良好基础。开展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和重点防治,改善和美化人居环境,增大城市绿化面积,努力建成部级生态县。 县域科技创新模式 县域科技创新的优秀在于根据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完善而健全的县域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支持。其思路是依托现有石油科研的优势,以石油型县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重点行业、重大问题和关键技术为优先突破领域,形成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紧密结合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系统。 石油型县域经济科技需求主要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科技需求主要包括增强石油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综合效益等方面的需求,例如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新型替代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间接科技需求主要包括培育城市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例如提供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等。因此,要加大对石油资源二次开发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其发挥出资源与环保的双重效益。推动石油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生产,提高其综合利用效率,尽力延长石油产业的寿命,为培育和发展新型产业提供时间、空间和资金支持。要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其他潜在方向,部署相应的科技力量,因地制宜,及时及早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要通过大力研发和普及环保技术,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减少石油资源开采对土地破坏与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和现代高效农业。 石油经济论文:基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和解决办法,它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1]。当前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作为高碳行业的石油企业,应当顺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内涵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是实现人、自然、经济三方面协调、平衡、持续状态的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人与经济社会关系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自身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2]。而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自然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过程,很好地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三个特征,首先,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低能耗特征体现人、自然、经济三方面和谐发展的思想;其次,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低排放要求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损害资源的恢复再生能力,正确处理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界环境保护的关系,体现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三,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不仅能够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引导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思想。 总之,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所体现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征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兼顾了“低碳”和“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3],所以石油企业要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品结构,重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 二、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建立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主要产业结构、政策措施、传统观念、技术水平四个因素制约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1.产业结构单一。未来的能源结构是以可再生的新能源为主,虽说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对比较环保,但也是不可再生能源,只能维持现状。作为石油企业,要对可再生新能源进行研发,不能紧紧停留在常规能源的产业链上,并且这方面石油企业也投入相对较为落后。面对当前国际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步伐加快,石油企业要能够加快结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走向规模化、一体化、产业集群化的集约化发展之路,转变生产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清洁燃料的生产,提高单位石油的产品效益[4]。 2.政策措施不健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解决能源利用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废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保驾护航。作为高碳产业的石油企业来说,低碳经济发展应首当其冲,应当由一些列的政策法规来进行制约,但当前中国这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不健全,缺乏专门的针对低碳经济的专项法律法规,没有较好地执行体系,没有法律化、制度化,监督监管不严,造成了一些企业碳排放量招标、废弃废物乱排乱放的现象,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生产生活环境。 3.传统观念滞后。同国际公司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管理理念还处于粗放型阶段,管理理念和水平还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节能排放方面,主要是通过减少资源利用、关闭高耗能装置等比较直接性的生产管理方式获得的,对于利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4.总体技术水平落后。中国低碳技术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刚刚起步。中国低碳技术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耗的技术系统落后,造成能源利用率低,碳排放量大,经济效益低下;二是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落后,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程度不高,造成化石能源利用量大,能耗资源消费高。所以,石油企业在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同时,要对总体技术进行改进创新,为建立高效节能低排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打下良好基础。 三、建立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 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针对制约中国石油企业建立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因素,为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相应的对策,引导中国石油企业向绿色、低碳、高效的经济发展方向发展。 1.积极参与低碳政策法规制定。借鉴国际大石油公司的经验,中国石油企业可以从推动行业健康、低碳发展的角度积极与政策制定者沟通,倡导低碳生产和消费模式。一是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联系,发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二是积极开展相关战略研究,本着对国家、企业、消费者都有利的原则,积极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三是加强落实,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5]。并且作为高碳行业的石油企业,要通过有效地政策法律法规坚定坚定不移地围绕强化生态系统的主体、节能减排和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6],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2.积极进行碳管理,履行责任。中国石油企业应当顺应低碳发展趋势,重视碳管理,建立负责人的能源公司形象。对于石油企业来说,首先要摸清家底,做好能源审计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计量的政治责任;其次要提出明确的碳管理战略,宣传相关低碳理念的社会责任;第三要确立低碳技术及业务发展重点,做好相关技术储备及应用工作的经济责任。 3.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转向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由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高科技产业和低排放的产品服务。 4.积极合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能源。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积极合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能源。合理开发利用新能源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从政策上看,要对新建项目和产品严格审查,严格执行并提高能效标准;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利用低碳能源。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碳处理、生物固碳等技术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加强消化吸收和利用创新,共同构筑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合作平台,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开发和新能源的全面利用。 5.加强科技创新,发展低碳产业。作为石油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发展低碳产业,主要从创新新能源研发技术、创新低排放技术、创新二氧化碳处理技术出发,创新新能源研发技术,加快能源有效利用或是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创新低排放技术,降低碳排放标准;创新二氧化碳处理技术,有效对碳排放进行回收利用或净化空气质量。 6.牢固低碳意识。石油企业要将企业发展与技能减排相结合,牢固低碳意识,倡导低碳消费。首先,石油企业要制定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与长期规划,从总体战略上体现低碳意识;其次,要建立相应的节能减排制度,从管理制度角度上强化企业人员的低碳意识;第三,制定有效地低碳评价体系和激励措施,不仅对碳进行有效地管理,也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量,提高经济效益,让碳管理与经济效益与日常生活挂钩。 四、结论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也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构建高效节能低排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参与低碳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有效进行碳管理,树立负责任形象;技术创新,发展低碳产业,合理开发新能源,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企业效益;通过树立低碳意识,使企业进行日常低碳管理,建立健全低碳管理机制。总之,实施绿色低碳经济战略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价格冲击 金融危机与国民经济均衡 [摘 要]石油对经济和国际政治有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油价的大幅震荡加上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中国数据出发,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对进出口负面影响较大,但滞后性较强,对cpi的影响不断累积。随后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油价与中国经济特有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石油价格冲击;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1 引 言 近年来,石油价格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先是从2002年的26.18美元/桶开始发力攀升至2006年的66.05美元/桶;随后至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上涨势头更为猛烈,一直飙升到2008年年中133.88美元/桶的高位;随后,伴随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油价同世界个各国股市一样急转直下,一直到2009年年初才有所起色,进入了上涨通道,至2011年1月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9.17美元/桶。 石油有“工业的血液”之美誉,多数国家把石油储备作为战略能源。石油作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派生许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金融市场占一席之地,油价的剧烈波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推波助澜。震荡的油价不仅对各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也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油价的长期高升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都进入了萧条阶段,即使中国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难以摆脱二者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石油的需求不断攀升,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4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石油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2010年达51.29%,国际能源机构(iea)曾预测,中国2020年的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7%。石油供给的短缺无疑已成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余震及相互影响的石油价格与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因此,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影响和金融危机前后不同的特点,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显得相当必要。 2 石油价格冲击影响经济的理论分析 关于石油价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始地比较早,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19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滞胀”,而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经济衰退幅度与石油价格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幅度不同(finn,2000)。石油作为一种原料投入,油价的外部冲击(主要指油价上涨的情况)会导致能源投入减少,从而使得产出下降,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并可能带来投资减少、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finn,2000;keith sill,2007)。油价冲击还增加了高能耗行业(如化工业)的投入成本而使得这类行业减少了投入,并在配置渠道方面降低了对低能耗行业产品的需求,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导致经济衰退(lee and ni,2002)。石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均衡失业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carruth等,1998;davis等,2001)。 以上理论多以美国经济为研究基础,部分理论也得到了中国经验数据的佐证。首先,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油价上升会滞后地阻碍经济增长,而油价下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于伟、尹敬东,2005)。其次,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恶化和产业结构变动(史丹,2000;何念如、朱闰龙,2006)。最后,石油价格上涨对cpi的冲击是正向递增的(郭凯,2008)。 然而,现存文献缺乏对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综合分析,并且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油价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正是从这两方面寻找理论突破口。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除国际石油价格(oil price)外,其余变量是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的情况的指标,本文选取了gdp增长指数、消费价格指数(cpi)、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4个宏观经济指标。本文并未考虑消费这一指标,原因是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主,美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约2/3,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等影响并且不改变原始数据的性质,对oil、gdp、cpi、ex、im分别取自然对数得时间序列lnoil、lngdp、lncpi、lnex和lnim。 数据考察范围为1990—2010年,主要是考虑到1994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1991年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界点(数据回归时滞后一期)。利用的宏观数据的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gdp增长指数是用实际gdp求得,与消费价格指数都以1989年为基准年。国际石油价格采用的是wti原油现货价格的年平均值,来自美国能源部(eia)网站。 3.2 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惯性,以及石油合同的分批性和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借鉴keith sill(2007)的做法,把变量都滞后一期,回归方程如下: lnyi,t=αi+β1,ilnyi,t-1+β2,ilnoilt+β3,ilnoilt-1+μi 其中i=gdp,cpi,ex,im;对应lny分别为lngdp,lncpi,lnex,lnim。α为常数项,μ为回归残差。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总体来说,回归结果较好,部分结论与现存研究结果一致。首先,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26%的gdp增长率损失。其次,油价对进出口的负面冲击滞后性较大,但是影响程度最深,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3%的进出口增长损失。最后,石油价格冲击对cpi影响较大,油价每上升1%,cpi将上升0.06%。 3.3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的特点 通过观察2006年至今的季度或月度数据,不难得知:①金融危机前的油价大幅上涨,并未对gdp的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且危机爆发前夕gdp增长率先于油价下降;2009年1季度二者同时出现向上的拐点,可见中国需求对油价有一定的影响。②金融危机前油价的持续高升对cpi的影响不断累积,在投机最狂热的时候达到顶点,随后随着油价一路下滑;然而油价翻转后,cpi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下滑并处于负值,说明油价影响的滞后性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的持久性。③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并未随着油价的下降而上升,反而不断下降,这主要是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财务危机和恐慌性预期造成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油价又随着进出口的复苏而攀升,需求的上升带动着油价。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期石油价格冲击对进出口的正向影响。 4 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易知: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对进出口负面影响最大,但滞后性较强,且进出口的增长会带动油价的上涨;cpi受油价的冲击是不断累积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做到未雨绸缪。其一,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受影响较小,实质上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而粗放型、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不改变,中国经济将难以摆脱油价冲击的后续影响,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另外,目前持续上升的进出口的部分得益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油价不断的下降,而近期不断上涨的油价将对未来进出口贸易造成滞后性的冲击。其二,中国市场的巨大和石油的进口高度依存度,对油价上涨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将反过来削弱经济的平稳性,因此,要积极寻求长期稳定的石油来源,以减轻这种影响。其三,油价冲击对近期的cpi不断超出预期影响很大,而油价随着中东北非的恶化局势不断拉高,这将成为我国抗通胀工作的极大挑战。 石油经济论文:国有经济在石油和化工行业该何进何退 继国家统计局提出国有经济应退出146个行业的政策建议后,日前,石油和化工界的一批专家学者率先对我国石化行业内国有经济的调整方向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并对9个主要领域内国有经济何处该进何处该退进行了系统的圈定。他们认为,像国防化工、石油开采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国有经济应该垄断,石油化工、化肥、化学矿山等重要领域应控股,精细化工、加工工业等的大部分应该放开。 根据这些专家的意见,石化行业主要领域中的国有经济应进行如下调整: 国防化工和为国防化工配套的化工原材料工业,属国家安全性领域,应由国有经济垄断。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是涉及国家安全而且是战略资源领域,要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但同时应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合作勘探开发局部油气资源,以分散国有经济在该领域的投资风险。 石油加工和石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投资大,技术来源复杂多样。该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国有控股吸引外资来实现调整,其中炼油厂和乙烯装置国家必须进行绝对控股;另一方面,其下游产品装置可由国家参股,甚至根据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基础原材料化工领域需要规模经济、大型化,并且该领域对整个石化工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相当部分产品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其中生产某些重要产品的大型骨干企业应由国家控股。 化肥领域长期以来都是由国家进行大量投入,一直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调整,该领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领域国有经济的调整方向应是国家对大型企业进行控股,形成若干个特大型化肥企业集团,或组成大型化肥企业为上游资源部门控股的子公司,其他中小化肥企业可适当放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控制全国总产量的60%~70%以上。 化学矿山领域在石化行业中虽然产值比重很低,但该领域是化肥等行业的重要原料,因此其中的主要大型骨干企业应由国有经济控股,其他企业可放开发展。 精细化工领域既有传统精细化工(农药、涂料、染料等),也有新型精细化工(表面活性剂、饲料和食品添加剂、造纸和皮革化学品等),该领域技术新、科技含量高、品种多,一般建设投资不大,建设周期短,产品的更新换代较快,而且是石化行业中非国有经济进入较早的领域。因此,应加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力引进外资,并允许其控股或独资。 化工加工工业涉及的门类较多,像塑料加工、化纤和橡胶加工以及化工设备的机械加工等,其中凡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性的领域,如橡胶加工业,国有经济要控制,甚至垄断。一般或绝大部分的加工业可以完全放开。 高新技术及专用化学品领域是一个国家石化工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标志,但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应用耗资巨大,具有高风险性。因此,该领域可以采取积极吸引非国有经济,包括有效地吸收国外资本进入,允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发展,国有经济只要控股其中重要骨干企业即可。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工程成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探讨 摘要: 在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终生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理念融入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因此,最为能提高社会成员职业职业能力和专业知识技术等的成人教育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石油工程专业作为培养石油行业高级专业技术型人才的专业,其成人教育的设置为区域石油行业人员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将以延安大学为例,针对其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策略进行相应的探讨分析。 关键词: 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延安大学成立于1943年,是我党所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这三所大学合并而来后迁入西安,1958年陕西政府重建延安大学,1998年“延安医学院”、“延安市人民医院”与“延安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延安大学,至2005年陕西政府及教育部门共建延安大学。石油工程是延安大学“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其人才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在石油工程方面从使设计、管理、研究等方面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做为该专业的成人教育其主要作用就是对区域石油行业人员能力、技术、水平等进行提高,以切实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的重要作用 1、实现对行业人才的针对性培养 现阶段高等教育做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才的培养,而成人教育则是在人才培养的技术上,以实际的行业性质和职能特色为基础,以人才知识、技能、水平等方面行业能力的提高为目标所实施的更加具有针对性培养。因此,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其专业课程的设置往往与人才的行业及岗位性质和技能需求等更加适应,能对受教育者实施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培养,以提高受教育者在石油工程方面的技能和水平,让其能更好的为其所属职业和岗位做出贡献,并为行业的发展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2、能有效促进石油工程教育的发展 石油工程专业的成人教育从本质上来看其实也是以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就受教育者而言,其通过成人教育能在自己已有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对自身的专业知识等进行丰富,并以此来对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水平等进行提高,进而提高自身在实际中的工作能力;就教育者而言,其在成人教育的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之外,其自身也能利用这一机会对自身的知识经验等进行丰富,这主要是因为成人教育的受教育者大多是已经参与工作的社会人士,而这些人往往自身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3、能有效为推动石油产业的发展 成人教育自开设以来就与社会行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这也为社会各类行业的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就是由工程专业来看,其成人教育的开设为是由行业人才的培养拓宽了渠道,一方面,能强化对石油行业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并通过有针对性的科研来为石油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职称;另一方面,在成人教育中院校也可聘请该行业的专家向受教育者进行经验的传授,并讲解相关的政策内容,进而在帮助受教育者不断累积经验的同时,对其自身在工作中的能力进行提高,以切实推动是由产业的发展。 二、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策略 1、强化成人教育中服务区域经济的认识 受社会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我国的成人教育往往有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受教育者接受成人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升学历,而不是要对自身的能力和技术等进行提升,也正因如此,大部分学校都认为成人教育与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多大的关联。然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利用成人教育能有效在受教育原有经验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丰富并强化其自身的专业技能,能有效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就石油工程专业的成人教育来看,其要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就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转变自身的观念,强化成人教育中服务区域经济的认识,以石油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目标,对传统的成人教育方式进行转变。 2、强化成人教育中人才的培养力度 以延安大学的高等教育为依托,针对延安市的石油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强化成人教育中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方面,石油工程专业的成人教育也应当要与延安市政府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以为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条件,并为成人教育中受教育者能力水平的提高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以受教育者实际岗位职能需求为依据,从专业知识、技能等方面出发强化对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受教育者的专业性培养,使其自身的专业等得到更加有效的发展。除此之外,学校也应当正视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师的安排与设置方面按照高等教育等要求,来对成人教育的教学质量实现改善,进而使受教育者的能力得以提高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大帮助。 3、采用更加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在信息互联网络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我国的市场形式和学校的教学模式都在不断发生这转变,而为了使成人教育发挥其对人才知识能力等提高的有效作用,使其更好的咋服务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的效用,我国的成人教育也应当通过更加多样化教学形式的采用来体现成人教育的市场适应性。就石油产业来看,可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自身已经认识到了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成人教育的平台来对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丰富,并对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技能等加以提高,以使自己能在对区域经济的服务中做出更多贡献,但由于日常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往往很少有时间去进行成人教育。因此,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石油工程专业的成人教育就可以采用网络、社区等多样化的教育形式来实现教育的普及。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经济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不断变革的当今社会,成人教育已然成为了推动行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石油作为至关重要的能源之一,该行业的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石油工程专业的成人教育也更应当以服务与区域的经济发展为目标,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对教学的完善。 作者:白加栋 雷志强 单位:延安大学石油学院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2016年继续教育研究专项(青年项目)《石油工程专业成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策略探讨(YDJQ2015-03)》的阶段性成果。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企业低碳经济管理创新 摘要: 随着我国的不断进步现在的国家政策要求企业是在环保低碳的环境下生产发展的,石油企业的管理也不例外,石油企业要想得到一直持续的发展状态,就是要以低碳环保的观念理论作为引导,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要使自身的发展能够适应当代的低碳环保的发展目标,创新企业的管理理念,积极的履行石油企业在社会中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石油企业的永续发展。 关键词: 低碳环保;石油;创新 在当代低碳环保经济的视角之下,企业要想得到持续又稳定的发展,就要积极的相应国家低碳环保的号召,在创新的基础之上又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使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对于石油企业来讲,低碳环保的经济倡导为企业在以后的发展提出了非常有力的挑战,石油企业要想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的到生存,就必须实行在管理方面的创新,改变原来的那种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使改变之后的管理是符合低碳经济的基本要求的,只要这样才能实现石油企业的持续可发展的状态。 一、在低碳环保的环境下石油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在低碳环保的这个大环境之下,石油企业将管理模式的创新是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必要措施,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来越要求企业是在低碳环保的情况下生产,所以低碳环保已经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运用在实践中并且被社会的各个领域范畴的人士所接纳,同时低碳环保的这种理念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生活方式中的低碳化环保化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以生产开发化石能源的石油企业,在全社会都在追求低碳环保的这个环境之下,也必须顺着这个趋势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做出相应的改变,是现在模式上创新,以积极的相应低碳环保的口号,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状态。石油企业在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是在其企业的发展结构之上积极的寻找企业发展的特点和顺从现在社会发展的环境制定有利于企业整体发展的科学的创新改革,从而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石油企业的管理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石油企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国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由于实现了管理模式的创新,对于之前不合适企业发展的模式进行改革或者完全剔除,这样才可以实现企业资源上的合理分配。第二,有利于石油企业管理摸式的完善,进而可以推动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管理的创新是一个企业能够永远保持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现在低碳环保的经济视角之下,不少企业都开始经营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改革,以使自身的结构特点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我们的石油企业来说,管理创新这个步骤是不能忽视的,人才创新的基础上才可以紧跟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有利提高石油企业中的竞争力。在当代石油企业竞争力非常激烈的环境之下,跨过的石油企业和一些国际的石油企业对我国的石油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的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只有不断的创新,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增强我国石油企业的竞争力,能够在石油企业中占领到优先的地位,因此石油管理模式的创新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战略。 二、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措施 1.变更传统的生产模式 在低碳环保的经济视角之下,石油企业必须要改革以往的传统模式,积极的适应现在的经济。只有这样,石油企业的竞争的优势才可以长存,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采用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是石油企业要想实现永久发展的必然要求。石油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必须要摆脱传统的“高能耗低能效”的生产模式,实行企业在结构方面的全面调整,淘汰落后的产能,优化企业的配置资源,同时降低资源的能源消耗问题,改变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传统模式,咱们要积极的研发新的技术产业,绿色能源产业,开发可再生的能源,通过技术创新的对传统的产业改造,建立一套健全的科学的适合企业的管理制度。并且对其不适应低碳环保发展要求的地方进行全面的改革改组,为企业实现永续发展提供动力,使管理的创新符合企业原有的特色和低碳环保经济的发展,大力的培育石油企业的竞争力。在转变传统模式的生产方式中要努力的拓展企业管理的新领域:一是要把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作为管理创新的重点,为石油企业的持续了发展提供高效的管理模式。二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模式。石油企业是消耗资源的大产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要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必须在炼油企业中,应该构建减量替代,资源化和再利用等技术的支撑体系,加强对成本上的管理以及控制,全面的降低要消耗的资源。三是,在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石油企业是属于技术和资源密集的行业,所以不仅要注重系统化,更注重精细化,所以要在精细化的管理上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2,实现技术上的变革 石油工业是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行业,因此要在技术上才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作为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和,石油的勘探和开发难度也越来越大以及新能源的不断开发,所以石油企业的生产技术也处于劣势地位,要想在竞争中不被巨大的竞争浪潮中所击退,世界各地的石油企业也纷纷的加入到了对新技术的研究队伍中,如负压的钻井技术,水平钻井技术等等。所以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石油企业应在节能减排的技术上进行探索和创新。比如,在原有的管理模式上融入节能减排的观念,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石油企业也可以运用节能降耗的技术来提高煤油气等能源的使用。 小结 管理模式的创新不仅仅可以转变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石油企业是不可再生资源,这就要求石油企业必须要进行管理方式的创新。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企业管理的创意要在合适的环境和内容之下合适的切入才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进而才能实现石油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宋航 单位:中石油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企业深化经济管理对策探讨 一.强化成本运行管理 低成本战略是每个企业应该注重和加强的工作。作为石油企业,点多、线长、面广,要切实控制成本,提高效益,就十分必要实行四级核算,强化精细管理,降低成本压力。一是细化成本费用要素,严格按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项目划分,严格执行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统一标准,统一核算口径。二是加大成本控制力度,抓住重点环节,加强单井作业成本分析,确定工作量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及时分析产量和成本的变化关系,实行成本动态管理,同时全面推行全员工效挂钩管理,加大考核力度,努力降低成本。三是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及时交流好的做法,推广成本管理的先进经验,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四是切实建立四级核算体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队站、班组和个人,实行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五是加强物资采购管理,在比价招标的基础上,力争将采购成本再降低。六是根据税务政策的变动,切实做好钻井费、折旧年限变更及运输费用等对成本影响的测算工作。 二.强化基建投资管理 各单位要以项目投资计划为依据,以合同管理为手段,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保证各项基建投资项目顺利进行。一是认真执行项目设计概算、预算、结算规定,从源头上控制投资。加强建设过程管理,在节点控制、单元控制上下功夫,从各个环节上控制投资。二是严格计划管理,严禁违反制度和程序,擅自修改方案、变更设计,切实维护计划的严肃性,杜绝超标准、超规模、超计划现象。三是规范资金管理,认真执行计划,合理调配使用,确保建设资金使用安全和效益最大化。四是切实从科研、初设、造价、定价、施工、结算等各个方面提高建设质量,把住投资关口。 三.强化财务监督管理 需要不断健全完善“模拟法人”财务管理体制,坚持财务收支两条线,增强对各单位的财务监控能力。一是建立内部牵制机制,实现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职责权限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二是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加强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大额资金往来、物资采购等重大财务事项的管理与控制,增强财务监督管理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三是严格落实集体决策、预算制约、财务公开、监督检查、目标考核等管理制度,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四是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完善财务监督机制,搞好财务收支和工程审计。 四.强化增收节支工作 要将增收节支活动作为勤俭办企业的一项长期工作坚持常抓不懈。一是各级领导要做好增收节支的表率,带头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倡导节约的工作方式。二是严格落实增收节支责任制,层层分解落实,严格量化考核,奖惩兑现,确保效果。三是建立增收节支长效机制,倡导全员参与增收节支活动,切实把增收节支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五.强化财务队伍建设 为了使财务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石油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财务队伍建设。一是实行总会计师委派管理,确保管控有效。二是重视和引导财务人员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财税制度,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财务人员要加强调查研究,熟悉生产,善于管理,积极针对当前财务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症结,研究办法。四是根据会计集中统一核算的要求,组织财务人员指导各单位规范会计核算工作。 作者:田宁 单位: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 石油经济论文:关于循环经济的石油企业发展路径探讨 石油企业引入循环经济的便利条件分析 循环经济的优秀,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领先的管理模式,通过大力提升能源的重复利用率,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污染的最小化,我国的大部分国有石油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与先进的技术管理,因此已经具有了一些引入循环经济的便利条件,分析如下。 (1)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便利条件:当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期,循环经济所需的新技术适逢经济全球化的需求,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从而使国际化的分工更加明确。我国拥有能源企业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得到了众多国际能源巨头的投资圈地,因此能够在循环经济的引入路径中获得很好的外部支持和内在发展潜力。我国工业发展的新趋势是由粗放式发展转而向精细化发展演变,发展路线的优化与发展结构的调整必将促使资源能源型行业中发生战略性重组,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外部的便利条件。 (2)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支持循环经济:我国已经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其写入愿景规划目标。随着对环境的日益重视,我国也已经建立和规范了各类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管理污染严重的企业实体。可以说,当前我国已经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众所周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循环经济所占有的比重是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循环开发,并支持废弃物的再利用,因此循环经济非常适合我国的宏观战略。 (3)我国的经济社会支持循环经济模式:我国的经济正处于难得的高速发展周期,能源行业的发展有目共睹,综合实力连年攀升。尤其是石油产业属于能源行业的领头羊,是不能忽视的支柱产业,因此石油行业的循环经济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4)循环经济的技术研发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我国对于循环经济的重视由来已久,不少有条件的省市地区已经将能源行业的循环经济置于重要的位置,并成立了能源研发的科研院所,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这些科研机构已经有了不少有益于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果,对推动石油企业的循环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经济积极作用。 石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困境分析 当前,在我国的不少石油企业,引入循环经济模式还存在若干必须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思想方面的障碍。我国能源充足,因此不少企业并未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难以体会到循环经济模式的紧迫性;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识不清,并未意识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双重责任;对怎样引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也缺乏系统性的把握。其次是相关法律的缺失或者不完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较迟。在立法方面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思路,而一些传统的规定则没能很好地适应形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三是激励体制的缺失。我国虽然早有规定,要求企业对自身所造成的污染或者环境隐患进行负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由于环境治理需要的技术投入与资金比较多,因此不少企业并不具备投资的积极性,而我国的宏观调控与政策激励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第四是产权制度未曾理顺。我国石油资源属于一种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之间并未形成一种基于法律形式的关系,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资源往往是绝对的公有制,导致资源与环境评估的难度曾大。第五是循环经济的关键技术未能出现突破进展。在我国,能源行业的循环经济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是并未能及时满足污染治理的需求只有结合循环经济的规律和石油企业的生产实际,开发出满足其需求、符合其特点的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第六是管理体制亟待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工作,因此属于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所有相关单位和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在这方面,我国的整体方向是积极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则由于资金问题和管理体制而没能给予足够的支持。 基于循环经济的石油企业发展路径 1.树立循环经济的管理思想:应该正视的是:在我国,能源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只有经过管理部门和石油企业的联合分析与努力,实现两者的互相支持,才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出循环经济的发展路径。我国的石油企业为了真正引入循环经济的模式,应该抛弃传统管理方法和发展思维的桎梏,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理念,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真正指导。 2.引入清洁生产模式:在石油行业推行清洁生产模式,是为了从源头杜绝环境污染,实现循环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石油企业应该以企业或者集团为单位,在企业内部实施全方位的清洁生产模式,尽可能减少生产系统的原料消耗与能源使用,同时通过技术研发和资金支持,大力改进当前的生产的清洁化水平,通过引入无废生产技术,实现清洁生产。 3.加大生态环境管理力度:石油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生态环境管理力度,首先,应积极拓展石油企业环保部门的工作与权限范畴,通过直接参与企业环保来协助企业提升环保力度;由传统的事后控制模式转换为预防性控制模式和预警模式;具体可以采用的做法包括:石油企业的负责人同时管理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使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协调统一工作,保证业循环目标的实现;在企业内部设立环保和循环经济的负责人,通过分级管理实现层层负责、层层落实,构建一整套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4.严格循环经济检控体系:企业应定期接受环保的评估与抽查,对企业日常生产中所涉及到的物料、用水等资源按照企业生产实际作出明确的规定,实时监控企业环保设备的运行以及企业环境指数,考察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是否达到了环保要求,并结合考察结果作出整改措施和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5.重视循环经济的研发:领先的研发水平是保证石油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先决条件。石油企业应以循环经济的要求为准绳,大力发展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相关研发,使企业通过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的攻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环保。结合石油企业自己的研发实践与生产经验,构建出一系列适合我国能源行业特点和需求的循环经济模式。应在充分认清自身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树立企业的环境目标。在企业发展方向的确定上,应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当前的经济大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研发路径。 结束语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我国的不少石油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这些企业对资源的消耗度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对环境的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就应该审时度势,走上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从而增加资源的利用率、提升污染物管理水平,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我国的大部分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壮大,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境保护经验,所以基本具备了引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决条件,然而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循环经济仍然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石油企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克服困难,使循环经济在企业系统之内得到顺利的推进。促进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效益与民生福祉的兼顾。 本文作者:张亮 胡朋 单位:河南濮阳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一公司 石油经济论文:石油业低碳经济生态理念研究 本文作者:陈芳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 石油天然气企业是资源的调动、生产和提供的主体,同时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油气开采、石油炼化过程中产生的泄露石油、天然气、废水、废泥浆等污染物,是造成石油产区生态环境恶劣、油地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气候的日益恶化,气候变化所引起的世界经济重新分流将成为主要趋势,而依存于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将无一例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掌握国家经济和安全命脉的重要企业,气候和环境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法律法规、经济环境的变化,使石油天然气企业面临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以及合规性、市场竞争力、社会声誉、消费者认同度等问题。因此,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呼声中,低碳经济适时而出,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也被顺理成章地推到了舞台的正中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碳经济模式必将逐渐成为石油天然气企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生态伦理是伴随着环保运动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理论,它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扩展到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强调要尊重和保护环境,要给予自然环境道德关怀,实现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低碳经济就要求石油天然气企业树立绿色能源、绿色生产以及绿色产品的理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有效减少治污成本,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不仅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也是促使石油天然气企业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获得长远发展的一剂良方。 1生态伦理的含义 只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副作用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以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引起的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不断涌现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再这样继续发展。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推动着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而现代生态伦理学就是人们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伦理学最早兴起于19世纪早期,最初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随后,西方学者们又相继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等思想。1949年,在莱奥波尔德(Al-doLeopold)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由此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1]。把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关系纳入到道德调节的范围,超越了以往狭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1]。生态伦理就是把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扩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包括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行科学决策、在人们心中树立环境保护的道德观念等[2]。其侧重点不仅考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荣的关系[3]。因此,生态伦理是以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为主体,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它主要是人与自然交互活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传递了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的伦理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 2生态伦理与发展低碳经济 生态伦理观念的提出,为突破发展瓶颈、转变发展模式指明了新的方向,而低碳经济是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基础的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生产方式。它的出现必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的普及和发展。 2.1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提出来,他在《生态经济革命》一书中谈到,由于“温室效应”的威胁,人类应使经济从以石化燃料(石油、煤炭)为优秀转变成为以太阳、氢能源为优秀的经济[4]。“低碳经济”一词最早由饱尝高碳经济发展苦果的英国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4]。其概念至今仍没有定论,从本质上来看,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推动低碳技术的推广使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转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模式,大范围减少高碳能源消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2.2低碳企业 低碳经济主要着力于改变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高效配置和利用,以及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现阶段企业若在低碳发展模式上作大文章,不仅有利于弥补国内能源供需缺口,也有利于改善国内能源结构,降低国民经济运行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对于我国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将起到建设性作用。而企业碳足迹(CarbonFootprint)的大小就是用来衡量企业对气候变化影响大小的直观指标。碳足迹,指的是由于进行了某项活动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指某种产品在其从制造到使用,再到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针对石油天然气企业而言,碳排放(亦称碳足迹)主要来自三大方面:即油气企业日常运营排放、购买的能源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以及产品供应商等产生的排放。因此,要使石油天然气企业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第一,提高装备使用效率,提高装备能效,改善生产过程,提高整体能效,使用低碳能源等。第二,提高整体能效,减少用电;购买低碳电力,发展自有低碳电力等。第三,减少不必要的商务旅行,多乘火车,少乘飞机,鼓励员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实施供应链管理,选择低碳供应商及低碳原材料;开发低碳产品,提供低碳服务等。 2.3低碳技术 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低碳经济模式,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企业,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使用显得尤为重要。其中,以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代表的低碳技术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已得到麦肯锡、世界银行(WB)、国际能源署(IEA)、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等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共同认可,也是世界各大油气公司的普遍选择。根据调查研究,许多减排技术已经存在,并在许多油气企业的推广和带动下得以使用,包括:(1)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2)风电、太阳能、生物质、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3)在油气领域重点形成采油工程优化五大集成配套技术,以及地面工程系统优化八大集成配套技术;(4)在炼油化工业务,以系统优化为优秀,积极推广节能新技术,开展多项技术的重点推广应用;(5)完善节能减排的组织管理体系、统计监测体系和指标考核体系;(6)智能电网;(7)低碳照明技术,如荧光节能灯、LED灯、自调节灯等;(8)低碳的建筑和区域规划技术;(9)低碳交通,包括电动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10)低碳高效的供热、制冷和通风技术;(11)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减少碳排放及提高效率,如用于智能电网、智能物流、智能建筑和智能电动机等;(12)其他工业节能技术;(13)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CarbonCaptureandStorage)。作为社会经济创造者和消费者,油气企业还可以从低碳技术开发和应用两个角度实现减碳,即:(1)广泛研究、开发和推广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促进低碳技术在其他行业和企业的应用;(2)大力采用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降低企业碳足迹,并将这些技术产品和服务用于自身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低碳化。#p#分页标题#e# 3石油天然气企业成为低碳经济主体的评价指标 在生态伦理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大时代中,发展低碳经济已是势在必行,石油天然气企业如何在这股潮流中积极参与和应对已经不得不去思考了。在竞争激烈的今天,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将决定着未来发展的高度和广度,新的发展模式和潮流必然给整个石油天然气企业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石油天然气企业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如何构建低碳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如何建立行业低碳标准和低碳文化都直接关系到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能够被称之为低碳经济主体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应同时具备低碳企业和领袖企业的特质,且企业运营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主体油气企业的具体评价标准与企业所在具体行业相关,但原则上应具备盈利、影响、创新和长期发展四大能力。简言之,作为低碳经济主体,要求油气企业将“低碳”纳入企业的战略构建、品牌塑造、经营决策、生产运营、员工发展、社会影响等各方面,企业发展从单纯的利益推动转向低碳推动,因此可以初步得到低碳经济主体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1)盈利能力(占评价指标的22%) 在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刺激以及低碳技术的发展的前提下,盈利能力仍然是石油天然气企业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不能持续盈利,则油气企业无法生存,因此油气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成就主体地位的必要保证,在低碳经济日趋主流的大背景下,顺应潮流也是保障油气企业长期稳定盈利的必要条件。 (2)影响力(占评价指标的20%) 影响力包括由低碳产业集群带动、低碳供应链、低碳消费者形成的社会影响和企业内部员工形成的企业内部影响力两个方面。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主体的能力和魅力在于其思想和行为的带动作用。在全球化世界里,带动作用体现在行业内部的研究、开发、生产、推广、应用低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利用油气企业的影响力,带动产品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消费者,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减排,应是低碳经济时代油气企业的价值体现。在内部影响力方面,“公司最重要的资本是人,是员工”。越来越多主体型企业将员工项目的优秀放在调动员工的创造力,开发低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员工发展和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人走灯灭、双面打印、电脑待机等低碳生活方式的企业文化已是惯常做法。 (3)创新力(占评价指标的37%) 创新力是发展低碳经济模式的源源不竭的动力,它为低碳模式在石油天然气企业的运用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因此,创新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的创新,一个是制度的创新。在技术创新方面,尽管低碳技术的优势明显,但不可否认现实中低碳技术还面临着价格偏高的弱势。因此技术持续创新,实现工艺、产品变革,推出低碳的行业标准,促进规模化等对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彰显和保障企业领导力的所在。而在制度方面,石油天然气企业应该带头推出可行的商业模式对业界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和打消顾虑,有利于带动更多的公司加入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的行业中来,有利于低碳市场的规模化和规范化,最终实现减排目标。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油气企业战略和商业计划成功的保证。相关的尝试和成功经验的推广,有赖于本身公司治理良好、具备开发新的低碳治理体系能力的主体企业的带动。 (4)长期发展能力(占评价指标的21%) 石油天然气企业按照低碳经济模式是否能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否具备良好的发展后劲,主要取决于企业是否有长期发展的能力。低碳战略的制定、低碳计划的执行、低碳企业文化的建立以及低碳企业品牌的塑造,就构成了石油天然气企业长期的发展能力。首先,油气企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正确性和可行性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低碳战略将决定着油气企业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竞争优势等关乎长远利益的多项优秀议题。油气企业高管对气候变化问题和低碳经济的态度对低碳战略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次,“一流的计划,二流的执行力,三流的结果”,如果没有好的执行,无论是好的战略、好的制度,还是好的技术和好的盈利模式,都将流于空谈。低碳计划的执行,可通过完成企业碳足迹计算和审核、碳信息公开披露、开展供应链管理项目、推出面向消费者的项目等分级实现。第三,油气企业文化是精神力量,若能建立起低碳的企业文化,其作用将甚于制度条款。最后,在石油天然气企业多次成为社会公众矛头指向的今天,品牌的价值和力量已勿需多言,在一个以低碳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里,低碳的品牌才是值得信赖的品牌,才能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4石油天然气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首先,借鉴国外专家和企业的研究和实践成果,逐步提出和完善我国石油天然气企业低碳发展的行业指标,形成行业发展的统一评价体系。此外,还应从立法角度对发展石油天然气行业低碳经济给予制度的推动和保障。我国在2008年出台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就是很好的借鉴,该法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循环经济思想,着重引导人们参与节能减排和践行环保,实现与现行环保法案的有效衔接[5]。作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它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应根据行业的特征制定出石油天然气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并利用这些行业规范、法律规范的约束,实现石油天然气企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变革。 其次,石油天然气企业要立足现实国情和行业情况,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和跨国石油公司的成功经验,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立石油天然气企业低碳产业集群和低碳供应链,带动行业内部的研究、开发、生产、推广。利用油气企业的影响力,带动产品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消费者,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减排。同时,要加快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人才培养。因为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都依赖于人才,只有加快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才能有技术的持续创新,实现工艺、产品变革以及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石油天然气企业还要促进科研团队的培养,形成产学研联合攻关,并通过低碳方面的对外合作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在全行业推广,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此外,还要稳步推进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提高勘探开发的水平,以发展的眼光来制定石油天然气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和规划[6]。#p#分页标题#e# 最后,注重培养全行业员工的低碳发展意识。可以通过企业集体活动、内部媒体宣传、专业培训等方式向员工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和优势。同时通过建设提倡低碳、环保的企业文化,普及日常低碳生活的知识,增强员工的低碳生活意识和环保意识,提高员工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模式的认同度、参与度和支持度,让发展低碳经济模式的观念深入人心,使石油天然气企业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应用统计学论文: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解析 摘 要:统计学方法应用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医学科研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在研究设计时的错误应用会否决整个科研研究方案,基于错误统计学方法上产生的结果会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编审人员应该高度重视医学论文的统计学方法应用,提高单篇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关键词:统计学方法;医学论文;解析 一、引 言 医学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常需要应用严谨的统计学方法,由于有些作者对医学科研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缺乏深刻了解,在医学论文中错误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直接导致统计结果的错误。例如统计学图表、统计学指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等。因此,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并将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正确的描述有助于单篇论著的质量提高,现将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应用及其常见结果的错误解析如下。 二、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概况 医学论文的摘要是全文的高度浓缩[1],主要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组成。一般要求要写明主要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学研究结果和p值。一篇医学论文的质量往往通过摘要的统计学结果部分就能判断。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和结果的表达直接影响单篇论著的科研水平。 (一)材料与方法部分 正文中,材料与方法部分必须对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应用、统计学显著性的设定进行明确说明。通过对统计学方法的描述,读者应该清楚论著的统计学设计思路。材料部分要清楚说明样本或病例的来源、入组和排除标准、样本量大小、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设定条件、回顾性或者前瞻性研究、调查或者实验性研究、其他与研究有关的一般资料情况,其目的是表明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他人作相关研究时具备可重复性。方法部分应详细叙述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同处理过程、观察的具体指标、采用的测量技术,要具备可比较性和科学性, 方法部分还要专门介绍统计分析方法及其采用的统计软件。不同的数据处理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必须清楚的说明计数或者计量资料、两组或者多组比较、不同处理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常用的有两组间计量资料的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的f检验,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些遗传学研究方法还有专门的统计学方法,要在这里简要说明并给出参考文献,还要简单叙述统计方法的原理。统计学软件要清楚的说明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如基于家系资料研究的fbat1.7.3版本。 (二)论文结果部分 论文结果部分要显示应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统计量[2],所采用的统计学指标较多时,往往分开叙述。分组比较多时还要借助统计图表来准确表达统计结果。对于数据的精确度,除了与测量仪器的精密程度有关外,还与样本本身的均数有关,所得值的单位一般采用紧邻均数除以三为原则。均数和标准差的有效位数要和原始数据一致。标准差或标准误差有时需要增加一个位数,百分比一般保留一个小数。在统计软件中,分析结果往往精确度比较高,一般要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使其靠近实验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会降低论文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结果部分的统计表采用统一的“三线”表,表题中要注明均数、标准差等数据类型。表格中的数值要按照行和列进行顺序放置,要求整齐美观,不能出现错行现象。要明确标注观察的例数,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统计图可以直观的表达研究结果,如回归和相关分析的散点图可以显示个体值的散布情况。曲线图表达个体均值在不同组别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或者不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的结果。误差条图由均数加减标准误绘出,描述的是67%的置信区间,不是95%,提倡在误差条图采用95%的置信区间。 关于统计量,一般采用均数与标准差两个指标,均数不宜单独使用。使用均数的时候要明确变异指标标准差或者精确性指标标准误。关于百分比,分母的确定必须要符合逻辑,过小的样本会导致分母过小而出现百分比过大的情况。百分率的比较要写清两者中不同的变化,可以采用卡方检验。 1.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常见只写p值的情况,有时候会误导读者,也会隐藏计算失误的情况,因此写出具体的统计值,如f值、t值,可以增强可信度。对于率、相关系数、均数这类描述统计量,要清楚写明进行过统计学检验并将结果列出。p值一般取0.05与0.01作为检验显著性,对于结果的计算要求具体的p值,如p=0.23或p=0.02。 2.在对论文进行讨论时,作为统计学方法产生的结果往往要作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支持其科学假设,对统计结果的正确解释至关重要。p值很大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属于大概率事件,p值很小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的概率很小。当p 0.05,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与观察的样本量的大小有关联,当样本量小的时候,数据之间的差别即使很大,p值也可能很大;当样本量大时,数据之间的差别即使很小,p值也可能显示有显著性差异。相关系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也与相关系数的大小没有绝对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的样本相关系数可能很小。因此,有统计学差异的描述并不一定意味着两组间差别很大,错判的危险性很大,显著性的检验为定性的结果,结合统计量大小方可判断是否具有专业意义。 变量间虚假的相关关系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相关,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并不表示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确定要根据专业知识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来考量。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当两变量间具有显著性关系,但是从自变量推测因变量仍然不会很精确。相关或回归系数不能预测推测结果的精确程度,而只是预测一个可信区间。诊断性检验应用于人群发病率很低的疾病,灵敏度、特异度的高低对于明确疾病诊断并不能很肯定。“假阳性率”与“假阴性率”根据实际的需要不同要求并不一致,在疾病患病率很低时,出现假阳性也是正常的,要确诊疾病必须要与临床症状体征相结合。因此,这两个率的计算方法必须交待清楚。 三、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分析 (一)“材料与方法”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材料与方法”中统计学方法常见的问题主要为:对样本的选择或者研究对象的来源和分组描述很少或者过于简单。例如,临床入组病例分组只采用简单的随机分组,未描述随机分组的方法,未描述是否双盲双模拟,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分组后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描述未进行统计学检验,对于特殊的统计学方法没有详细交代;动物实验分组的随机化原则描述过于简单,没有具体说清完全随机、配对或分层随机分组等;统计分析方法没有任何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有的只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而不交代在软件中采用的统计方法;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出现样本量过于小等情况。 (二)“结果”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1.应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出现的结果表达并不一定正确。例如前文所述数据的精确度要求。医学论文常见错误中包括均数、标准差、标准误等统计学指标与原始数据应保留的小数位数不同;对于率、例数、比值、比值比、相对危险度等统计学指标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过多;罕见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现患率等指标没有选择好基数,导致结果没有整数位;相关系数、回归系数等指标保留的小数位数过多或者过少;常用的一些检验统计量,如f值、t值保留的位数不符合要求。 2.对统计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计算时,一般采用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区分。计量资料常用三线表,在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说明,如果不符合正态分布时,可以采用加对数或其他的处理方式使其近似正态分布,否则只能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等指标进行描述。医学论文中常见未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的计算,影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率、构成比等常用的计数资料指标,常见样本量过小的问题,采用率进行描述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绝对数进行说明会显得客观一些。还有一些文献将构成比误用为率,也是不可取的。 3.在判断临床疗效之一指标时,两组平均疗效有差别并不意味着两组的每一个个体都有效或无效,必须通过计算有效率进行计算。如比较某药物治疗糖尿病的疗效,服药一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对血糖降低值分别为6.7 ±2.4 和1.2 ±0.6 ( p = 0.000 1) 。按空腹血糖值低于7.7mmol/l的疗效判定有效率,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75.6%和12.4% ,尽管平均疗效相差较多,但也要注意到该药物对部分患者无效(24.4%)。对假设检验结果的统计学分析结果,p 值的表达提倡报告精确p值,如p = 0.015或p = 0.321等。目前的统计学分析软件均可自动计算精确的p 值。例如常用的sas,spss等,只要提供原始数据,就可以计算出t值、f值和相应的自由度,并可获得精确的p值。 四、小 结 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质量是编辑部值得重视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3],医学论文中统计方法应用和统计结果的表达正确与否,不仅体现了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对于提高期刊整体的学术质量,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4]。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应用于市场营销论文 如今,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加快,各种网络工具和现代化技术也日益增多,使得市场营销,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潮流趋势。市场营销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程序,即选择目标市场、分析市场营销机会、对市场营销活动的控制和管理、运用市场营销组合。市场营销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市场销售之前,市场策划是不是科学有效。但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策划又以准确的信息收集与整理为基础,信息收集与整理为企业市场营销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这里就涉及到统计学概念。统计学,是收集并处理信息的一门科学,它的关键性作用在市场营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都可以得到发挥,是企业市场营销中不可小觑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统计学理论在市场营销中应用的基础和需求 运用统计学科学地了解市场的信息、掌握企业自身的产品信息和竞争产品的信息,在现代市场营销管理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它有助于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来制定和完善企业的营销策略。在对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时,企业可以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实现对市场进行科学的调研和分析。首先,明确市场营销管理中所需要的对象,清楚了解市场调研所要达到的目的,然后,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现代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为企业市场营销提供详实准确的市场信息,为企业进行顺利开展营销工作奠定基础,使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2统计学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在进行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时,为了更好的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一般需要进行市场分析。实际的市场分析一般包括统计分析和统计整理。统计整理,是企业对调查统计搜集出来的资料加以汇总和分类,使这些原始的资料具有条理性和系统化,从这些枯燥乏味的数据背后感知其内在的联系以及事物发展的规律。统计分析,就是企业对统计整理和统计调查的各种数据加以对比和分析,再运用指数指标和动态的数列等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以致外在的、形象性的事物体现出来的他们内在变化规律,并以质的角度剖析出来,为市场营销的策划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源。所以,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广泛的收集各种信息,并进行科学地处理,使统计学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统计学分析方法在市场调查过程中,无论是最初的信息收集阶段,还是信息处理阶段的分析过程和数据辨别,都发挥着无可辩驳的关键作用。在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要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大力地强调定性向定量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会涉及到统计学方法。国家在进行经济调控时,也往往会应用到统计表格来表示一系列经济收支的情况,以便在宏观上对未来的经济投入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统计学分析有利于经济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在经济管理中运用统计学进行渗透,可以更加直观和清晰的表达这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状况。 3市场营销中的统计学分析方法 3.1统计分析的特征及管理步骤 统计分析的特征是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以统计数据作为依据,利用统计出来数据说话;分析的对象具有综合性;分析方法具有特殊性;分析的范围具有广泛性。我们只有牢牢抓住这些特点,同时,充分把握好企业市场营销这一行业的特殊性,才能真正做好市场营销统计学分析的工作。一般来说,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步骤可分为:分析市场所具备的机会、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确立正确的营销组合策略、市场营销的决策和决策的实施与控制。这四个步骤与相应的统计学分析方法相配合,才能更好的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机遇,同时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3.2市场营销中的统计学分析方法 3.2.1客户忠诚度和满意度的视角下的统计学分析 在现代社会里,企业如果要获得长远的竞争优势,一定离不开目标群体的满意度和支持度。目标群体,一般就是指顾客,当他们的需求被满足之后会产生心理的愉悦感。从统计学来分析,这个满意度就是指顾客的期望值与实际感知效果之间的差异函数,如果顾客实际感知的效果小于期望值,顾客就不会感到满意,反之,就会表现出满足。通常,顾客过去的购买经历,竞争者与销售者对自身产品的宣传与承诺,身边朋友的评论等,都会影响到顾客的期望值。因此,企业非常有必要通过统计学,对顾客满意度进行分析、测量,给企业的营销和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从顾客满意度引申出顾客忠诚度,使顾客从心理上对企业的产品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信赖感,行为上不自觉地维护该品牌,并重复购买的一种心理状态。实质上来说,顾客忠诚度就是其满意度的一种持续性行为。但是,要从实质上区分顾客忠诚度与满意度,前者是一种行为,后者是一种态度。我们要从统计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使顾客的忠诚度与满意度实现统一和转化,达到企业长期盈利的目标。企业人员要根据这些统计学的分析结果,建立顾客满意度指标体系和指数的模型,从中找出不足,并在营销过程中从顾客的角度对产品或服务的效能进行说明。 3.2.2市场细分视角下的统计学分析 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很多企业已经察觉到品牌或产品不能走单一的路线,而要寻求多元化发展,从小处着手,重新审视市场的特征和顾客的需求。这就是要求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细化市场中的消费者群,并在每个细分的消费群内部要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又要与其他消费群体有一定的差异,以便企业能辨认和确定不同的目标市场和顾客群体;然后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给产品进行产品定位并制定具体化的市场营销策略,为企业争取到最大化的利润空间。 3.2.3市场定价视角下的统计学分析 通常来说,企业的市场定价会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生产要素供给者、顾客、国家政策法规及其执行机构、市场中的竞争者等。成本导向、需求导向、竞争导向是企业市场定价的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都是对于企业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言,是企业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的定位,来赢得更多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制定出的价格策略。这种定价策略要分析人为订立的利润与企业成本之间的比例,要充分研究竞争对手等各方面的定价因素,并认真分析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以寻求各个价格变量之间存在的近似的线性关系,从而准确进行营销策划。因子分析方法是市场定价中的统计学分析较多采用一种方法,根据几个不同因子的比较而获得多个值,并对这些值进行平均值的计算,从而确定产品的基准价格。本质上看,就是把统计模型的运算和决策问题运用到市场定价问题中,不同利润下的标准差和期望值制定出不同的市场定价方案。所以,在市场定价中准确的统计决策模型,不仅有利于提高资金周转速度,节约企业成本,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结束语 总之,统计学在现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必须加快调整企业的营销管理战略,广泛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使企业的产品更适应市场的变化,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更大的机遇。 作者:赵宏建 王振亚 单位: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应用的营销策划论文 消费者即市场,市场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企业的存在不取决于企业自身,而是取决于消费者,所以企业是因需求而存在的,当企业不被需求,企业就将被淘汰。现代市场瞬息万变,企业更加应该努力顺应市场,迎合消费需求,做到有的放矢。经市场调研后初步得到的信息须通过统计方法进行加工整理,会涉及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所谓定性分析,是对分类变量的“质”的研究,定性分析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分析研究过程。定性分析有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研究的结果本身就是定性的描述材料,没有数量化或者数量化水平较低;另一种是建立在严格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从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研究或分析一般都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的基础上,再做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分析;所谓定量分析,是一种利用数据来分析事物的本质的分析方法。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偏好,掌握整个市场的需求动态,做出具有合理性的营销策划。 对于产品来说,有了市场的需求作为指导,就应对产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市场需求,包括产品的包装、更新换代、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统计学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方面也有重要的应用。 例如,早年Ina瓷砖公司生产的瓷砖大小不一,尺寸波动大,公司采取事后检验,将不合格产品丢弃,成本很高,经过分析发现原因是砖窑内部的温度差异,在没有放入瓷砖的情况下,砖窑内部设计的加热后温度相同,但放入瓷砖后就不同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方法是重新设计建造一个砖窑,这将花费一大笔费用,质量小组使用稳健性设计方法(实验设计中提高产品稳健性的设计方法),从瓷砖的内部结构入手,调整了灰石的比例,不但降低了瓷砖尺寸的波动,而且对瓷砖的质量没有不良影响。所以产品的调整可以多方面入手,不仅着眼于外在因素,也可从内在因素入手,其中提高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统计学在这一方面也有重要应用,应该受到重视。 另外,对竞争对手的调查包括七大方面:第一,产品策略分析,分析竞争对手的产品技术含量、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与部件、产品质量、产品工艺水平、产品主要性能参数、产品的主要功能、产品主要卖点和优势、产品换代周期;第二,价格策略分析,研究竞争对手的总体价格水平,各细分产品的不同价格标准、价格定位、价格调整频率,进货价、零售价与结算价、返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第三,渠道策略分析,竞争对手的渠道政策及其调整的频率和力度、竞争对手新建渠道与维护渠道的举措;第四,促销策略分析,促销的频率、力度、形式、内容和成效,促销对品牌提升的程度,促销对企业员工和商家信心的提高程度等;第五,品牌传播分析,竞争对手在广告宣传中的投入,在终端卖场的陈列与展示,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品牌形象;第六,服务策略分析,竞争对手的服务政策、服务质量等;第七,人力资源分析,竞争对手的培训和教育是否到位、规章制度是否完善、企业员工信心是否十足、厂商关系是否融洽等。全面深入地了解有助于企业取长补短,做出更有利的营销策划方案,更大限度地抢占市场。 例如,早年旭东集团下属的之雅服装厂经营业绩下滑,为找出原因,集团派出调查组协同该厂就其内部管理及外部市场情况进行摸底,通过了解发现市场出现八家服装厂,其中两家生产规模与之雅服装厂相当,且都生产同类型的服装,调查组初步认为竞争对手的冲击是主要原因,为进一步弄清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及竞争实力,调查组从产品质量、价格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随机对3000名消费者进行了市场调查,对每一家服装厂均选择10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初步显示之雅服装厂的产品质量有优势,但在价格方面处于劣势,因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获得信息带有随机性和偶然性,进一步通过假设检验进行验证,采用了百分数检验法得到结果:在产品质量方面,至少有95%的把握认为之雅服装厂的产品质量高于其对手;在服务质量方面,三家平分秋色;在产品价格方面,之雅服装厂价位偏高,是营业额下降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调查结果,之雅服装厂协同调查组做出决定,在抓好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突出质量优势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价格。考虑到降价措施可能引起竞争对手的连锁反应,因此推出了以下几项措施:(1)在广告宣传中,重点做好产品质量推介,巩固消费者对本品质量的忠诚度;(2)加大技术投入,尽量降低产品成本,做好长期竞争的物质准备;(3)利用现有技术力量,适当开发差异性产品,采用新款面料,开发新款时装,以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在营销策划方案设计上,不是靠异想天开、鬼点子就能完成任务的,要增强企业营销活动的计划性,避免主观随意性,必须切合实际、顺应趋势,做出适当的预测,拿出前瞻性的举措,跟上时代的步伐,引领消费,统计学恰好可以为更好地设计营销策划方案做好铺垫,使方案更“接地气”,更令人信服。 作者:陈建峰单位: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应用统计学论文:应用统计学课程案例教学法论文 1“应用统计学”课程建设及采用案例教学法概述 1.1“应用统计学”课程建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使学生系统掌握应用统计方法,并理解其中的统计思想,培养学生应用统计方法去发现问题进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除引入案例教学、加强练习思考外,也尝试在统计资料的整理、统计综合指标、时间序列分析、抽样推断、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引入Excel完成统计计算操作,以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采取案例研究、课程作业、小组讨论等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以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该课程经过近10年的建设,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形成鲜明的定位,为经济类的本科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主要包括: (1)稳定、专业化的教学队伍。教学团队中有5名教师,其中4人具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2人具有高级职称。从团队成员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学历、专业化的特点。 (2)先进的教学理念。勤于研究、寓教于乐,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综合竞争能力为教学特色。团队成员热爱教学和专业工作,勤业敬业。近年来在经济学、管理学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上具有较高的专业造诣。 (3)完善的教学大纲、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具体包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课程的基本要求、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教学方法与手段、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学时分配、课程考核方式、教材及参考书等。 (4)内容丰富的教学课件和教学资料。经过多名老师不断地修改补充,“应用统计学”教学课件已经较为完善,另附有大量的实用性强的教学案例和课后习题。 (5)教研论文和教学成果获奖。发表教研论文6篇,主持院级教改立项项目2项。研究成果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4次,其中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2“应用统计学”课程实施案例教学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100年前,美国哈佛商学院首先倡导并大量实施案例教学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并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用统计学”中的案例教学,要求教师自行编制或者选择有代表性的、易于理解和解释的案例,学生根据所需知识对案例内容进行思考和分析,在教师引导下得出有益的结论并对所学知识深入理解。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地位,不再是教师单一的满堂灌、学生傻傻的当听众,而是师生之间的共同参与、归纳、整理、交流、分析和讨论。现有的案例教学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很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确实讲过很多“案例”,但授课过程却不是真正的案例教学;②教师把例子内容简单介绍,不对案例背景进行阐释,互动讨论环节直接没有或者形同虚设,成了教师的自问自答,缺乏与学生的交流,学生被动旁听,无讨论、无分析,只是在听听新鲜之后被灌输相关理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根本无法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③大部分学生从高中步入大学,对案例教学并不太熟悉,即便教师通过各种手段敦促学生参与案例讨论,但仍有大量学生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讨论和发言。上述原因,共同导致案例教学陷入两难困境。 2经济类专业“应用统计学”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笔者所在学院的3个经济类本科专业,均开设了“应用统计学”课程,相关专任教师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系统的案例教学法实施步骤和内容。在具体实施案例教学法之前,教师们需要进行如下准备工作:①案例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和总结;②案例有关行业背景、经济环境背景、制度背景等介绍;③案例内容的阶段划分,每一阶段重点介绍内容、涉及知识点、讨论重点等;④开展案例讨论的时间、内容、过程安排等;⑤案例思考题和作业准备;⑥案例总结和提升。具体实例如下: 2.1相关与回归分析 讲授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的描述和测度、相关系数的计算、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联系与区别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引入某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储蓄关系案例。储蓄可理解为居民收入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分,一般认为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储蓄是同方向变动的关系,个人可支配收入高了储蓄会增加,反之亦然。以某市2000-2013年的数据为例:①请学生直观地了解基础数据,然后3~5分钟的时间讨论、分析数据的关系,自行在练习本上绘制相关数据的条形图、折线图和散点图;②教师利用PPT动态演示相应图形,并分析可支配收入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需要计算相关系数来确定,请学生计算相关系数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大小、方向和程度;③请学生根据自己周围的事例来解释相关关系,很多同学会想到父辈身高和子女身高的关系、学习时间和考试成绩的关系、文化程度和平均收入的关系、温度湿度和农作物产量的关系等;④在热烈讨论之后,教师总结知识点并布置作业,比如建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的回归方程并解释其含义。 2.2数据分布特征的统计描述 讲授数据分布特征的测度值,包括描述统计数据分布集中趋势的测度值,即众数、中位数、均值等,描述统计数据分布离散趋势的测度值,即方差、标准差、四分位差、极差、离散系数等。在此基础上,引入运动员发挥稳定与成绩案例。在奥运会气手枪比赛中,预赛成绩和决赛成绩共同决定最后的排名。以北京奥运会女子气手枪决赛为例,中国运动员郭文珺因其发挥稳定取得了比赛的冠军。但是,怎样评价一名运动员的发挥是否稳定呢?通过数据分布特征值的测度可以验证这一点:①根据所学的知识结合比赛的具体数据,请学生分析不同选手的稳定性差别在哪儿,比如有的运动员有几枪发挥极好,但关键时刻发挥失常的一枪却导致功亏一篑,原因是什么;②请学生分组讨论3~5分钟,并结合自己期末考试分数的例子分析一下,成绩的稳定性怎样保证、如何测度;③教师根据本章的知识来总结,计算选手们比赛结果的平均值和方差、标准差,并解释标准差对于稳定性测度的意义;④总结知识点并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就某一问题收集数据并计算方差、标准差。 3教学实践及效果 笔者所在学院,近年来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跟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加强与国内外应用统计学教育同行的交流,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以研究为导向的实践教学等方面,加强本课程的建设,加强师资培养,使本课程成为特色明显、具有一流教学水平的通识教学示范课程。在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学生从一开始的盲目跟从到后来的主动参与案例讨论,课后根据案例内容撰写总结报告并完成习题作业。实践证明,该方法的教学效果良好,绝大多数学生对该课程和这种教学方法是满意的。所有学生该门课程的平均分数也稳步提升,达到了预期教学目的。 作者:姜彤彤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应用统计学论文:应用现代统计学进行课堂发展性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多值估量法”适用于多元评价、“程度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质性评定与量化评定相结合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包括:传统的评价观的重心在于获得结果;多元评价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思想、多值估量法属于程度进行评判的方法、多值估量则有了较好的改进,同样是判定“很好”,却可以表达出属于程度;统的课堂教学评价以鉴别和选拔为主要功能;统计学上可利用多值估量法计算出的结果,再使用综合模糊评价矩阵,获得各因素的程度分析;分析问题原因和制定改进方案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区别于传统评价的关键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教学评价统计学 传统的评价观的重心在于获得结果。在进行课堂教学评价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做法:确定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一套评价用表,由特定的人或群体对某堂课进行打分,然后综合统计,计算出总分,取得一个评价结果,以量化分数定质量。在新的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评价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目标,更强调解释评定分数的内涵,寻找和分析评价对象的发展优势及阻碍其发展的问题所在,要求开展多元评价,以质性评价整合量化评定,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性评价。但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一直是校长最关心的问题。领到了新的任务而又一时找不到完成任务的方法,的确是使人焦虑的事。尽管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笔者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探索贡献给校长们。笔者认为,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应引入现代统计学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一、“多值估量法”适用于多元评价 多元评价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思想,评价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被评价的任课教师本人都可以参与评价。多值估量法是对多元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较好的统计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评价者对同一评价对象的各个因素在各个等级上的属于程度进行评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评价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给评价带来的误差。已往进行课堂教学评价多采用二值判断,如就学生课堂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判,我们设定几个等级——很好、较好、一般、不好,评价者就某一个等级的判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属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属于(自信度是0)。而事实上,当该评价者认为其属于“很好”的等级时,可能并不认为完全“很好”(感觉不够完美),但又不属于“较好”的等级,所以只有划在“很好”的等级里。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断易导致某些判断结果不十分准确。多值估量则有了较好的改进,同样是判定“很好”,却可以表达出属于程度,如从0到10,这样就可以使评价更准确。试举一例,说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为了计算简便,我们选取两类评价者(实际评价中可能会有多类)。这两类评价者是5位教师和7位专家。他们对某教师的3种因素进行评价。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处理数据。上表是评价时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由上表可知,该评价者认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10,故评为“较好”;“Ⅱ”因素处于差的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5,其认为比差还要低一点或高一点,故评为“差”;“Ⅲ”因素处于很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9,故评为“很好”。计算时,分这样几步走:1.计算某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Ci表示,计算的结果是这个人的评价结果。之后,将每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表示出来。2.同类评价者的自信度矩阵求和,以获取同类评判者综合的模糊评价矩阵。3.将多类评判者求模糊矩阵,求得各类人员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运算过程可以由计算机统计软件完成,将每个评价者的评判数据输入,编制程序,输入表达式,则可获得结果。 二、“程度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公务员之家 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以鉴别和选拔为主要功能,所以不论通过何种方法,只要按照预先制定的评价标准,由评价者按评价因素打分,最后取得一个最终结果,能使被评课堂区分出优劣就可以了。发展性的课堂教学评价强调改进和发展的功能,需要发现被评价者存在的问题,以便提出改进意见;也需要了解被评价者的优势,以便发扬光大。这样就需要采取程度分析的方法,了解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对此,统计学上可利用多值估量法计算出的结果,再使用综合模糊评价矩阵,获得各因素的程度分析。这一过程同样也可以通过输入表达式由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再以这位教师的教学评价结果为例说明:通过运算我们可以求得评价后各因素的程度系数,对照等级赋值表,获取的评价结果信息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的程度,“Ⅱ”因素属于一般,甚至偏差,“Ⅲ”因素很好。“Ⅱ”因素存在问题,也可以说这就是该教师课堂教学的薄弱点,也是我们找寻的关键因素。发现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在“Ⅱ”因素上,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按照学科特点及学生情况等将“Ⅱ”因素进行分解,再发现更具体的问题。 三、质性评定与量化评定相结合 分析问题原因和制定改进方案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区别于传统评价的关键点,这一过程也是发展性评价以质性评价整合量化评定的重要体现。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应较多地运用定量处理方法;在分析问题和制定改进方案时,则需要更多地采取质性方法,如观察、面谈、头脑风暴等。综上所述,在评价中引入统计学概念,是教育评价的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引入多值估量法,贯彻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多元评价思想;进行程度分析,找出被评价对象的问题及优势所在;继而更深入地探讨导致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方案,确定发展目标。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过程,使发展性的课堂教学评价具有可操作性。当然,由于评判因素的确定及评判过程需要经验判断,因素确定的合理性、评判的准确性都将影响到评价质量,所以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应用论文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总之,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重大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读者从本专题所讲的内容也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面我们将结合我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实际,介绍统计方法在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些基础应用(包括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交易的统计指标体系;证券指数;投资组合;上市公司财物报表的统计分析与选股;证券期货价格走势预测(主要是技术分析)等。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应用论文 (一)股票价格指数的一般概念 1.股价平均数:它是用来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股票价格平均数由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公司、银行或新闻机构编制的,用以反映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行市变动的一种价格平均数。 由于股票市场上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不可能一致,为了衡量由各种股票共同组成的大市整体价格水平和整个市场总体变动方向,一些组织开始编制了股票价格平均数。1981年6月,“道.琼斯公司”的共同创立者之一——查尔斯.亨利.道在《客户午后通讯》上首先发表了一组后来被称为“道.琼斯工业股股票价格平均数”,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价格平均数,一般计算步骤是:先选定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公司,再通过简单算术平均法,以这些公司股票收盘价之和除以样本公司数得出。计算公式为: P=(ΣPi)/N 其中,P代表股票价格平均数,N代表样本公司个数,Pi代表第i家公司股票计算期的收盘价。 2.基期:指在编制股票价格指数时,被确定作为对比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是某一日,也可以是某一年或若干年。例如,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基期是一年,即以某一年全年股票价格平均数作为对比的基础;标准.普尔500种和400种工业股股价指数则以1941—1943年为基期。通常较多采用以某一日作为计算基期。由于股票价格指数是由现期水平同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因此,基期的选择对指数绝对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水平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数。 3.基数:指股票价格指数在基期的数值。在大多数国家中,基数都定为100,也有定为10(如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50(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还有的定为500(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普通股股价指数)、1000(如香港远东指数,加拿大多伦多300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等。基数有大小,对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数大小有重要影响。 4.点:是股票价格指数的计算单位,在采用股票价格平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衡量股市行情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计算单位的“点”具有不同含义。在前一情况下,“点”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的价格单位,是一个金额概念,同货币单位(如元)在类似的含义上运用,如平均价格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平均水平为150元。在后一情况下,“点”反映的是计算期价格水平相对于基期价格水平变动的幅度,是指“百分点”(或“千分点”等)的意思,一般不能直接同金额概念等同起来,如基期指数定为100点,计算期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计算期股票价格水平是基期水平的150%。但无论在任何场合,“点”总是衡量股票价格行情起落变动的尺度。由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都编制有若干不同的股票价格指数,其选定的基期、确定的基数不同,尤其是计算方法的差异,针对不同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与同一股票市场的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在绝对数上并没有可比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运性”,这一点尤其是在1987年10月的世界股市崩溃时得到了印证。 5.股价指数编制的一般步骤: 其编制步骤如下:(1)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经济实力、资信等级等因素,选择适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股票,作为编制指数的样本股票,样本股票可随时变换或作数量上的增减,以保持良好的代表性。(2)按期到股票市场上采集样本股票的价格,简称采样。采样的时间隔取决于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以往的股价指数较多为按天编制,采样价格即为每一交易日结束时的收盘价。近年来,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日益缩短,由“天”到“时”直至“分”,采样频率由一天一次变为全天随时连续采样。采样价格也从单一的收盘价发展为每时每刻的最新成交价或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平均价。一般来说,编制周期越短,股价指数的灵敏性越强,越能及时地体现股介的涨落变化。(3)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手段计算出指数值,股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总和法,简单平均法、综合法等,计算手段已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了增强股价指数的准确性灵敏性,必须寻求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的支持。(4)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为保持股价指数的连续性,使各个时期计算出来的股价指数相互可比,有时还需要对指数作相应的调整。股价指数是一种定基指数,它是以某个特定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为基期(基期的股价水平为100),将报告期的股价?接牖诘墓杉鬯较啾燃扑愠隼吹陌俜直嚷剩冒俜质虬俜值惚硎荆吮苊獗ǜ嫫谟牖谥渌缡逼谔抖醇扑闵系穆榉常O冉ǜ嫫诘墓杉鬯接肷弦黄诘墓杉鬯较啾惹蟮没繁戎甘缓罄没繁戎甘攵ɑ甘涞墓叵邓愠霰ǜ嫫诘墓杉壑甘矗罕ǜ嫫诠杉壑甘?定基指数)=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报告期股价指数(环比指数),这种求股价指数的方法,叫做连环法。当变更样本或基期后需要对报告的指数进行调整时,也可按此法从新基期往回溯源至旧基期,以保持股价指数的可比性。 (二)股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1.加权综合平均法 因为发行量、流通量、成交量不同的股票其价格变动相同幅度,对股市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因此计算股价指数时,通常要考虑到股票的发行量、流通量或成交量等因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否则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股市价格的变动情况,故需要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法来计算股价指数。根据计算公式所选择时期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依同度量因素的选择不同划分): 选择不同时期的权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各种指数计算公式都会产生偏误,而就指数偏误实质来看,它是指数计算值与指数真实值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以基期同度量因素为权数的L氏公式未能反映同度量在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同时,L氏公式实质上是一个变化了的算术平均数的算法;而P氏公式经过变形后,实质上是一个调和平均数的算法。由于算术平均数在同一资料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并且受数列极大值的影响大于受极小值的影响,(调和平均数正与之相反);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与指数真实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称为“型偏误”,即由于使用的平均方法不同所致。指数偏误产生的另一种原因称为:“权偏误”,即由于计算权数选择不同所致。 为了准确地反映指数化因素总变动情况,美国经济专家I.Fisher在1992年的《指数编制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指数公式,即上面的公式(3);他认为该公式同时满足他本人设想的因子互换测试,时间互换测试和循环测试三种指数测算方法中的前两个。因为公式(3)实质上是一个几何平均算法,而在众多的个体指数中,几何平均法计算的指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三种指数测试,并且几何平均数的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又小于算术平均数,所以还可以消除指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指数偏误是影响指数准确度的重要原因,能够消除这种偏误的指数公式,无疑是科学的,但由于Fisher理想公式计算复杂,在实际计算中缺乏具体经济含义,在结果上得到的准确性的改进要远小于它在计算中所带来的繁琐,并且当应用在股价指数的计算上时,还存在增资、除权及基期修正上的困难。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国外计算的各种指数多采用以报告期时点权数的P氏公式进行计算,在后面的股指计算中也将采用P氏指数加权综合平均计算公式。 2.股价指数计算中权数的确定 在计算股价指数的P氏加权综合平均公式中,首先必须确定权数是选择报告期的成交量、流通股本还是总股本。 由于国外股票市场上所发行的股票均要上市流通,因此国外股价指数大都以发行量作权数,如S P500指数,恒生指数等,此外我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在这方面也参照了这一国际惯例。众所周知,目前我国股市的最大特点是“三股并立”,对国家股、法人股是否上市流通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三股并重的局面会一直存在,甚至国家股、法人股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在计算股价指数时,必须对选择不同权数下计算的指数序列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问题进行分析。 3.基期修正的方法 (1)基期修正方法的使用 在发生非股票价格因素的变化时,如:有偿增资,新股上市,股票合并,停/复牌,更换采样股票,改变样本容量等情况下,股票的股本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变化,引起市价总额发生变动。这时要对基期市价总额进行修正;目的是使报告期与基期统计口径基本一致,确保股指的连续性和真实性,避免由此带来的股价指数序列出现断裂现象。道.琼斯指数是最早采用基期修正方法的股票价格指数。然而在发生“股票分割”及“无偿配股”等情况下,尽管上市股票数量改变了,但是并未改变股本的市价总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对基期作修正。 (2)基期修正法的基本原理 当股票市价总值由于上市股票数量的变动而改变时,就应当对原有基期市价总值进行修正,剔除上市股票数量变动所引起的股指变动,单纯保留由于股价变动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指数变动。即:如果仅仅是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或数量发生了变化,而股票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则股价指数就不应该改变。因为按照前面的定义,股价指数是单纯反映股票价格变化程度的,应当只由价格一种因素来决定股指变动,而剔除掉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每次基期市值修正以后,就应以该修正后的基期市值来计算股票价格指数,直到再次修正时止。并以最新一次修正的市值作为基期市值来计算股价指数。 (3)基期修正的三种情况及其修正公式: (三)国内外主要股价指数简介 1.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由美国道.琼斯公司编制并在该公司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的股票价格指数。简称道.琼斯指数。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股价指数,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的前身,是1884年公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种铁路股票简单平均价。1897年,铁路股的采样股种发展为20种;并开始计算12种工业股简单平均股价。1928年,工业股发展为30种。同年,道.琼斯公司发明了调整简单平均股价的除数调整法,并正式用于铁路股和工业股的计算。1929年,18种公共事业股股价平均数发表。1938年,公共事业股减为15种。随后,包括20种铁路股,30种工业股和15种公共事业股的65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问世。1970年,20种铁路股改为20种运输股,其成份含铁路股,轮船股和航空股。 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现有四种,即:30种工业股平均股价指数、20种运输股平均价数,15种公共事业股平均股价指数及全部65种股票平均价格综合指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种指数和第四种指数,它们均以1928年10月1日为基期,基斯指数为100。 道.琼斯指数以其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亨有盛名,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股价指数。该指数通过电子计算机连续采样,每分钟计算一次,每小时一次,计算迅速,及时,所选用65种代表股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大公司股票,其行情深受世界股市及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道.琼斯指数系按简单平均股价计算,易受少数股价大幅度起伏的影响,而采取调整除整数的方法,又导致各种股票的相对权数发生人为的变动,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道.琼斯指数的样本股票的代表性已大不如前,若不予调整,将越来越难于充分反映股市的全貌。 2.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的证券咨询研究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是美国仅次于道.琼指数的又一重要股价指数,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从1923年开始编制,采样股票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3种普通股股票。1957年,样本股票扩增为500种,其中工业股425种,铁路股15种,公共事业股60种,1976年7月,该公司对500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作了重新调整,将工业股减为400种,铁路股改成运输股并增至20种,公共事业股减少40种,另新增金融股40种,这种样本构成一直延续至今。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式为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P氏公式,故从计算方法上看,标准—普尔股价指数属于综合股价指数,它是以报告期的市价总额为分子,以基期的市价总额为分母计算的百分数,用百分点或“点”表示,其基期为1941—1943年。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按随机原则抽选样本。方法是:先将各种产业部门的股票分成上中下三类,然后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股票,所确定的500种样本股票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全部普通股票的90%。标准.普尔股价指数虽然在显示每日内的短期变化方面不如道.琼斯指数灵敏,但由于它是按发行量加权计算,既考虑了不同股票的数量对股价的影响,又无须对折股股票进行调整,而且样本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较全面地反映股市动态的指数。美国商务部出版的《商情摘要》一直把它用为观测经济周期变化的12个先行指标之一。 3.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纽约证券所编制并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数起编较晚,1966年开始公布。其样本股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570种普通股,其中工业1093种、运输股65种、公共事业股189种、金融股223种。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包括工业股、运输股、公共事业股和金融股四个分类指数,计算方法为综合法或加权平均法,采用派氏公式,即以样本股票报告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交易量为权数。基期为1965年12月31日。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虽然问世时间不长,但采样股种最多、速度最快、且按交易量加权计算,能比其它股价指数更好地显示纽约股市的变化,是投资者经常观察股价行情变动的指示器。 4.标准.普尔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是由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反映其选定的所有代表性公司股价行情变动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它是在分类指数的基础上编制的。 5.《金融时报》股价指数 由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编制并公布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既是反映伦敦证券交易所股价变动的最权威指数,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重要股价指数。《金融时报》股价指数主要有以下三种: 1)《金融时报》普通股股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交易的30种工业普通股票计算。样本股票均为英国工业中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发行,发行量多,在整个股市中所占份额大,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上市公司实力的升降,30种样本股票的成份股也在不断调整。该指数1935年7月1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是《金融时报》最早公布的一种股价指数。通常所说的《金融时报》指数多指这种。它是伦敦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指示器,可以及时为投资者提供股价变化的一般情况和趋势。 2)《金融时报》综合精算股价指数。根据伦敦股票市场上700多种精选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该指数从1929年开始编制。1962年4月10日由《金融时报》接手计算和对外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该指数采样范围广、统计面宽,可为职业投资者提供整个股市的基本变动情况。 3)《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00家有代表性的大公司股票计算,由《金融时报》于1984年1月3日开始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数定为1000(为方便期货和期权交易)。该指数是为了解决30种普通股股价指数代表性不够强、统计面又过窄,而700种综合精算股价指数统计面又过宽、难以快速计算的矛盾而编制的。它通过伦敦股票市场自动报价系统随时采样,三分钟计算一次,能迅速灵敏地显示股市行情的即时变动。 6.联邦德国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联邦德国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联邦德国股市行情的股票价格指数。每日公布一次,在联邦德国最具代表性。以1953年12月1日为基期,选定总市场价格额占联邦德国所有上市股票市场总额的75%、主要经济部门的60种热门股票作为代表性公司股票(60bluechpcompanies),用加权平均数法(权数由该类股票当日成交额决定)算出;以基期数字记为100点,指数通过与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1975年对60家代表性公司进行了调整。到1984年末,60家公司的行业构成情况是:化学工业9家,机构制造业7家,钢铁、建筑业6家,电子技术6家,公用事业6家,银行业5家,保险公司5家,汽车制造业4家,其他12家。 7.巴黎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 巴黎证券交易所编制的反映法国私有工商业公司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以1961年末为基期,记作100点,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编制,权数大小依该公司市场资本价值总额确定。从1982年起,改为1981年末股价指数为基础,编制新指数。 巴黎证交所股价指数有两个明显特征:(1)代表性公司有257家,其股票市场价格总额占上市公司股价总额的85%,代表性公司限于私有工商业公司,故该指数变动仅反映私有工商业公司股价变动;(2)在新指数中,服务业公司所占比例最多,反映了现代经济中服务性行业正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新特征。据1984年末情况,275家公司中服务业有61家,建筑业24家,消费品制造公司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金融业44家,原材料工业24家,食品公司21家,海外公司11家。 8.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意大利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米兰证券交易所股市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意大利商业银行是意大利十大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米兰;米兰证券交易所是意大利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该指数以米兰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为样本,通过加权平均法求出,每一种股票的权重由其市场价格总额决定;然后再以1972年所有股票市场价格的平部上市有143家,其行业构成是:银行、金融公司27家,不动产公司16家,化学、制药公司15家,保险公司13家,工程公司13家,纺织公司12家,冶金公司10家,通讯行业公司9家,食品公司6家,建筑材料公司4家,汽车、橡胶公司2家,其他16家。 9.多伦多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 此交易所是加拿大五个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的证交所,按成交量计算该交易所成交的股票价格总额占全加拿大的75—80%。早在1934年以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就成为全国最著名股价指数;1977年1月以后开始编制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该指数以1975年为基期,基期股票平均价格记为1000点,以300种成交量最大的股票为代表性公司股票,将300种股票的每一种股票价格与其上市数目相乘,将这一乘积与基期相比较得出。该指数交易期间每15分钟计算一次。 根据1984年12月的情况,300种代表性公司股票行业构成是:石油、天然气公司60家,金属,采矿公司52家,工业公司39家,金融服务公司27家,商业公司26家,消费品制造公司21家,公用事业公司15家,运输业公司13家,混合联合公司13家,其他34家。由于加拿大经济发展同其自然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故300家代表性公司中同资料利用相联系的公司数量占有相当比重。 10.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全部普通股股票价格指数 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编制的反映该交易所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始编于1980年1月,由于编制时间较晚,在代表性公司的选择上,首先,按公司规模大小选定规模较大的10%的公司;其次再根据公司股票交易是否频繁选定热门股票。这样,代表性公司投票既不是有一定的固定数量,也不把全部上市公司列入,而是在270家左右。代表性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一般占交易所上市股票市场价格总额的90%,能够反映整修股市的行情变动。在计算方法上,以1979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场价格平均数为基期数,记为500点。现时数由代表性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总额除以前一交易日市场价格总额的值表述为一个指数,股价指数由这一指数与基期数相比较得出。据1984年底的情况,代表性公司共有281家,其行业桅成情况为:银行、金融、保险业17家,食品、饮料、烟草工业23家,建筑材料业20家,零售业14家,医药业12家,运输业12家,工程、电力业27家,财产信托业8家,其他工业64家,资源开采业84家。 11.日经道.琼股票价格平均数 日本经济新闻社按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从1950年9月7日开始计算,样本股票为在东京交易所内上市的225家公司的股票,并以当日为基期,当日的平均股价176.2日元为基数。1975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向道.琼斯公司买进商标使用权,该指数因此而正式得名。 日经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采样股票分别来自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电力和煤气业、仓储业、水产业、矿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等行业,覆盖面极广;而各行业中又是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作为样本股票。同时不仅样本股票的代表公司和组成成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样本股票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已从225种扩增为500种。因此,该指数被看作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股价指数,通过它可以了解日本的股市行情变化和经济景气变动状。 12.恒生指数 由香港恒生银行编制的票价格指数。1969年11月24日起开始公布,它是香港股市上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以1964年7月31日为基期,基数为100,按综合法(也称加权平均法)计算。原先只编制综合指数一种,它是用样本股票每日的收市价计算的报告期市价总额与基期市价总额相比的百分数,每日发表一次。从1985年1月2日起,恒生银行开始编制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及公共事业四类股价指数,每隔15分钟公布一次,香港各大报刊均有登载。 恒生指数的样本股票定为33种,分别代表着香港各主要行业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这样样本股票按以下四条标准来选择和更新调整:在整个股市交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行量足以应付旺市需求;成交额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公司业务以香港为基地。自创设以来,该指数已对样本成份股进行过10次调整。目前使用的33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为:工商业14种、地产业9种、公共事业6种、金融业4种。通过这33种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即可把握整个香港股市的行情动态与发展趋势。 13.上证指数 由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和的股价指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其前身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于1987年11月2日开始编制的“静安指数”。该指数主要参考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以简单平均法计算平均股价,并利用除数调整法剔除了红利发放、增资减资及股种增减等非市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但它以全部上市股票为计算对象,而且采样价格取平均成交价格,而不是开市价,收市价或最新成交价。“静安指数”于1990年3月19日首次在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编发的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年报》上发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以后,该指数改称现名,编制方法不变。上证指数以1990年3月19日为基期,以当日平均股价为基数,最初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9种股票计算,它们是:延中、电真空、小飞乐、爱使、申华、大飞乐、豫园、风凰、兴业。随着股种不增加,上证指数是上海股市行情变化的“晴雨表”,投资者应善于用它来分析股价动态和趋势。上证指数分为上证综合指数和上证分类指数。两者均以上市股票的发行量为权数。分类指数含有:工业、商业、地产、公用事业、综合等类。另外还有上证30指数,它是以上证所上市股票中选择30只为样本股,主要?虾1镜厣鲜泄善保辔ㄓ殴伞R虼松现?0指数实质上是一个近似的上海板块指数。 14.深圳指数 由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和公布的股票价指数。其前身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3日开始的深圳股价指数,即A股指数。1992年2月28日第一只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报上市后,改称现名。目前,深证指数包括一个综合指数和A股、B股两个分类指数。其中,深证综合指数和A股指数以1991年4月3日为基期,B股指数以1992年2月28日为基期,基期指数值均为100。 深证指数的采样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当遇到新股上市时,以其第一天的开盘价作为基数纳入指数计算,深证指数的计算方法综合法(或称加权平均法)采用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派氏公式,即用报告期的市价总额除以基期的市价总额,再乘以100。实际计算时按连环法进行,公式为: 报告期指数=上期指数.(报告期市价总额÷上期市价总额) 当采样股的股本结构因旧股增资、新股上市等发生变动时,则按基数调整法加以调整。深证综合指数及A股、B股分类指数按编制和的时间周期不同,又分为现时指数和收市指数两种,现时指数每5分钟计算和一次,其采样股的价格以现时最新成交价为准,若现时无成交,则用最近成交价。收市指数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日收市价为采样价格计算,自1992年10月B股开始交易的第一日起,每日经由深圳市内的报刊系统公布。深证指数又分为综合指数和成分指数。前者以总股本为权数,后者采用流通股市值较大、交投活跃、有行业代表性的股票作为成分股,用可流通股数为权数。成分指数又分:工、商、地产、公用、综合等六类。 摘要:李从珠等.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二.股票价格指数(上) 本文介绍了股票价格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因和方法后,重点讲述新华财务股指的编制。 关键词:股票价格指数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应用论文 一、我国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证券期货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仅拿股市来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境内公司已达900家,沪深市场的A,B股股数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沪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沪深A股股数874只,B股股数107只。这与1991年沪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市价总值2108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开办证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现有43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近50亿美元;股民已达4000多万。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喷式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达800多亿(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为790亿港元),创下空前的天量。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总之,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重大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读者从本专题所讲的内容也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面我们将结合我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实际,介绍统计方法在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些基础应用(包括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交易的统计指标体系;证券指数;投资组合;上市公司财物报表的统计分析与选股;证券期货价格走势预测(主要是技术分析)等。摘要:李从珠,丁绍芳,王灵华,孙大宁.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制场中的应用.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其中包括作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市场指标体系的研究;新华财经指数的编制;证券投资组合的研究与应用等。 关键词:统计学证券市场期货市场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应用研究论文 摘要:李从珠,丁绍芳,王灵华,孙大宁.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制场中的应用.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其中包括作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市场指标体系的研究;新华财经指数的编制;证券投资组合的研究与应用等。 关键词:统计学证券市场期货市场 一、序言 我国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证券期货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仅拿股市来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境内公司已达900家,沪深市场的A,B股股数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沪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沪深A股股数874只,B股股数107只。这与1991年沪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市价总值2108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开办证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现有43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近50亿美元;股民已达4000多万。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喷式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达800多亿(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为790亿港元),创下空前的天量。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总之,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重大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读者从本专题所讲的内容也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面我们将结合我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实际,介绍统计方法在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些基础应用(包括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交易的统计指标体系;证券指数;投资组合;上市公司财物报表的统计分析与选股;证券期货价格走势预测(主要是技术分析)等。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应用论文 摘要:李从珠,丁绍芳,王灵华,孙大宁.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制场中的应用.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其中包括作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市场指标体系的研究;新华财经指数的编制;证券投资组合的研究与应用等。 关键词:统计学证券市场期货市场 一、序言 我国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证券期货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仅拿股市来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境内公司已达900家,沪深市场的A,B股股数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沪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沪深A股股数874只,B股股数107只。这与1991年沪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市价总值2108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开办证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现有43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近50亿美元;股民已达4000多万。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喷式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达800多亿(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为790亿港元),创下空前的天量。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总之,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重大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读者从本专题所讲的内容也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面我们将结合我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实际,介绍统计方法在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些基础应用(包括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交易的统计指标体系;证券指数;投资组合;上市公司财物报表的统计分析与选股;证券期货价格走势预测(主要是技术分析)等。 应用统计学论文:证券期货市场中统计学的应用论文 摘要:李从珠等.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二.股票价格指数(上) 本文介绍了股票价格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因和方法后,重点讲述新华财务股指的编制。 关键词:股票价格指数 中央电台午间新闻30分指导沪深股票行情时,首先报导上证综合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深证成份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等。综合指数,成份指数是什么,它有何意义,本文就来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们先从股票价格指数的基础知识谈起。 股票价格指数(以下有时简称股价指数)是我们统计学里指数中的一种。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方向和程度的动态相对数。由于政治经济,市场及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种股票的价格均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股票在进行交易。为了从众多个别股票纷繁复杂的价格变动中判断和把握整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水平与变动趋势,美国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亨利.道第一个提出了平均股票价格指数作为衡量尺度,这就是久负盛名的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如今,世界各国的股价市场几乎都编有股票价格指数,较有影响的除道.琼斯指数以外,还有美国的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有时记为S P500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票价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股价指数、日本的经济新闻社道氏平均股价指数以及香港的恒生指数等。股价指数可以为投资者和分析家研究,判断股市动态提供信息。它不仅反映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观测经济形势和周期状况参考指标,被视为股市行情的“指示器”和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在我国大陆,主要有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 编制股票价格指数的意义在于 (1)综合反映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2)据此进行因素分析,分析各种股价对股票市场股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3)分析股价长期内的变动趋势。(4)在宏观上,股指可以预测国民经济景气情况和企业经营业绩。 (一)股票价格指数的一般概念 1.股价平均数:它是用来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股票价格平均数由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公司、银行或新闻机构编制的,用以反映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行市变动的一种价格平均数。 由于股票市场上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不可能一致,为了衡量由各种股票共同组成的大市整体价格水平和整个市场总体变动方向,一些组织开始编制了股票价格平均数。1981年6月,“道.琼斯公司”的共同创立者之一――查尔斯.亨利.道在《客户午后通讯》上首先发表了一组后来被称为“道.琼斯工业股股票价格平均数”,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价格平均数,一般计算步骤是:先选定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公司,再通过简单算术平均法,以这些公司股票收盘价之和除以样本公司数得出。计算公式为: P=(ΣPi)/N 其中,P代表股票价格平均数,N代表样本公司个数,Pi代表第i家公司股票计算期的收盘价。 2.基期:指在编制股票价格指数时,被确定作为对比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是某一日,也可以是某一年或若干年。例如,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基期是一年,即以某一年全年股票价格平均数作为对比的基础;标准.普尔500种和400种工业股股价指数则以1941―1943年为基期。通常较多采用以某一日作为计算基期。由于股票价格指数是由现期水平同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因此,基期的选择对指数绝对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水平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数。 3.基数:指股票价格指数在基期的数值。在大多数国家中,基数都定为100,也有定为10(如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50(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还有的定为500(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普通股股价指数)、1000(如香港远东指数,加拿大多伦多300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等。基数有大小,对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数大小有重要影响。 4.点:是股票价格指数的计算单位,在采用股票价格平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衡量股市行情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计算单位的“点”具有不同含义。在前一情况下,“点”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的价格单位,是一个金额概念,同货币单位(如元)在类似的含义上运用,如平均价格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平均水平为150元。在后一情况下,“点”反映的是计算期价格水平相对于基期价格水平变动的幅度,是指“百分点”(或“千分点”等)的意思,一般不能直接同金额概念等同起来,如基期指数定为100点,计算期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计算期股票价格水平是基期水平的150%。但无论在任何场合,“点”总是衡量股票价格行情起落变动的尺度。由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都编制有若干不同的股票价格指数,其选定的基期、确定的基数不同,尤其是计算方法的差异,针对不同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与同一股票市场的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在绝对数上并没有可比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运性”,这一点尤其是在1987年10月的世界股市崩溃时得到了印证。 5.股价指数编制的一般步骤: 其编制步骤如下:(1)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经济实力、资信等级等因素,选择适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股票,作为编制指数的样本股票,样本股票可随时变换或作数量上的增减,以保持良好的代表性。(2)按期到股票市场上采集样本股票的价格,简称采样。采样的时间隔取决于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以往的股价指数较多为按天编制,采样价格即为每一交易日结束时的收盘价。近年来,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日益缩短,由“天”到“时”直至“分”,采样频率由一天一次变为全天随时连续采样。采样价格也从单一的收盘价发展为每时每刻的最新成交价或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平均价。一般来说,编制周期越短,股价指数的灵敏性越强,越能及时地体现股介的涨落变化。(3)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手段计算出指数值,股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总和法,简单平均法、综合法等,计算手段已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了增强股价指数的准确性灵敏性,必须寻求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的支持。(4)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为保持股价指数的连续性,使各个时期计算出来的股价指数相互可比, 有时还需要对指数作相应的调整。股价指数是一种定基指数,它是以某个特定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为基期(基期的股价水平为100),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基期的股价水平相比计算出来的百分比率,用百分数或百分点表示,为了避免报告期与基期之间所跨时期太远而带来计算上的麻烦,常先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上一期的股价水平相比求得环比指数,,然后利用环比指数与定基指数之间的关系算出报告期的股价指数,即:报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报告期股价指数(环比指数),这种求股价指数的方法,叫做连环法。当变更样本或基期后需要对报告的指数进行调整时,也可按此法从新基期往回溯源至旧基期,以保持股价指数的可比性。 (二)股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1.加权综合平均法 因为发行量、流通量、成交量不同的股票其价格变动相同幅度,对股市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因此计算股价指数时,通常要考虑到股票的发行量、流通量或成交量等因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否则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股市价格的变动情况,故需要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法来计算股价指数。 选择不同时期的权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各种指数计算公式都会产生偏误,而就指数偏误实质来看,它是指数计算值与指数真实值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以基期同度量因素为权数的L氏公式未能反映同度量在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同时,L氏公式实质上是一个变化了的算术平均数的算法;而P氏公式经过变形后,实质上是一个调和平均数的算法。由于算术平均数在同一资料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并且受数列极大值的影响大于受极小值的影响,(调和平均数正与之相反);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与指数真实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称为“型偏误”,即由于使用的平均方法不同所致。指数偏误产生的另一种原因称为:“权偏误”,即由于计算权数选择不同所致。 为了准确地反映指数化因素总变动情况,美国经济专家I.Fisher在1992年的《指数编制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指数公式,即上面的公式(3);他认为该公式同时满足他本人设想的因子互换测试,时间互换测试和循环测试三种指数测算方法中的前两个。因为公式(3)实质上是一个几何平均算法,而在众多的个体指数中,几何平均法计算的指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三种指数测试,并且几何平均数的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又小于算术平均数,所以还可以消除指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指数偏误是影响指数准确度的重要原因,能够消除这种偏误的指数公式,无疑是科学的,但由于Fisher理想公式计算复杂,在实际计算中缺乏具体经济含义,在结果上得到的准确性的改进要远小于它在计算中所带来的繁琐,并且当应用在股价指数的计算上时,还存在增资、除权及基期修正上的困难。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国外计算的各种指数多采用以报告期时点权数的P氏公式进行计算,在后面的股指计算中也将采用P氏指数加权综合平均计算公式。 2.股价指数计算中权数的确定 在计算股价指数的P氏加权综合平均公式中,首先必须确定权数是选择报告期的成交量、流通股本还是总股本。 由于国外股票市场上所发行的股票均要上市流通,因此国外股价指数大都以发行量作权数,如S P500指数,恒生指数等,此外我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在这方面也参照了这一国际惯例。众所周知,目前我国股市的最大特点是“三股并立”,对国家股、法人股是否上市流通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三股并重的局面会一直存在,甚至国家股、法人股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在计算股价指数时,必须对选择不同权数下计算的指数序列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问题进行分析。 3.基期修正的方法 (1)基期修正方法的使用 在发生非股票价格因素的变化时,如:有偿增资,新股上市,股票合并,停/复牌,更换采样股票,改变样本容量等情况下,股票的股本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变化,引起市价总额发生变动。这时要对基期市价总额进行修正;目的是使报告期与基期统计口径基本一致,确保股指的连续性和真实性,避免由此带来的股价指数序列出现断裂现象。道.琼斯指数是最早采用基期修正方法的股票价格指数。然而在发生“股票分割”及“无偿配股”等情况下,尽管上市股票数量改变了,但是并未改变股本的市价总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对基期作修正。 (2)基期修正法的基本原理 当股票市价总值由于上市股票数量的变动而改变时,就应当对原有基期市价总值进行修正,剔除上市股票数量变动所引起的股指变动,单纯保留由于股价变动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指数变动。即:如果仅仅是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或数量发生了变化,而股票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则股价指数就不应该改变。因为按照前面的定义,股价指数是单纯反映股票价格变化程度的,应当只由价格一种因素来决定股指变动,而剔除掉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每次基期市值修正以后,就应以该修正后的基期市值来计算股票价格指数,直到再次修正时止。并以最新一次修正的市值作为基期市值来计算股价指数。 (3)基期修正的三种情况及其修正公式: (三)国内外主要股价指数简介 1.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由美国道.琼斯公司编制并在该公司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的股票价格指数。简称道.琼斯指数。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股价指数,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的前身,是1884年公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种铁路股票简单平均价。1897年,铁路股的采样股种发展为20种;并开始计算12种工业股简单平均股价。1928年,工业股发展为30种。同年,道.琼斯公司发明了调整简单平均股价的除数调整法,并正式用于铁路股和工业股的计算。1929年,18种公共事业股股价平均数发表。1938年,公共事业股减为15种。随后,包括20种铁路股,30种工业股和15种公共事业股的65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问世。1970年,20种铁路股改为20种运输股,其成份含铁路股,轮船股和航空股。 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现有四种,即:30种工业股平均股价指数、20种运输股平均价数,15种公共事业股平均股价指数及全部65种股票平均价格综合指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种指数和第四种指数,它们均以1928年10月1日为基期,基斯指数为100。 道.琼斯指数以其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亨有盛名,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股价指数。该指数通过电子计算机连续采样,每分钟计算一次,每小时一次,计算迅速,及时,所选用65种代表股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大公司股票,其行情深受世界股市及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道.琼斯指数系按简单平均股价计算,易受少数股价大幅度起伏的影响,而采取调整除整数的方法,又导致各种股票的相对权数发生人为的变动,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道.琼斯指数的样本股票的代表性已大不如前,若不予调整,将越来越难于充分反映股市的全貌。 2.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的证券咨询研究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是美国仅次于道.琼指数的又一重要股价指数,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从1923年开始编制,采样股票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3种普通股股票。1957年,样本股票扩增为500种,其中工业股425种,铁路股15种,公共事业股60种,1976年7月,该公司对500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作了重新调整,将工业股减为400种,铁路股改成运输股并增至20种,公共事业股减少40种,另新增金融股40种,这种样本构成一直延续至今。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式为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P氏公式,故从计算方法上看,标准―普尔股价指数属于综合股价指数,它是以报告期的市价总额为分子,以基期的市价总额为分母计算的百分数,用百分点或“点”表示,其基期为1941―1943年。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按随机原则抽选样本。方法是:先将各种产业部门的股票分成上中下三类,然后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股票,所确定的500种样本股票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全部普通股票的90%。标准.普尔股价指数虽然在显示每日内的短期变化方面不如道.琼斯指数灵敏,但由于它是按发行量加权计算,既考虑了不同股票的数量对股价的影响,又无须对折股股票进行调整,而且样本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较全面地反映股市动态的指数。美国商务部出版的《商情摘要》一直把它用为观测经济周期变化的12个先行指标之一。 3.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纽约证券所编制并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数起编较晚,1966年开始公布。其样本股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570种普通股,其中工业1093种、运输股65种、公共事业股189种、金融股223种。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包括工业股、运输股、公共事业股和金融股四个分类指数,计算方法为综合法或加权平均法,采用派氏公式,即以样本股票报告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交易量为权数。基期为1965年12月31日。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虽然问世时间不长,但采样股种最多、速度最快、且按交易量加权计算,能比其它股价指数更好地显示纽约股市的变化,是投资者经常观察股价行情变动的指示器。 4.标准.普尔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是由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反映其选定的所有代表性公司股价行情变动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它是在分类指数的基础上编制的。 5.《金融时报》股价指数 由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编制并公布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既是反映伦敦证券交易所股价变动的最权威指数,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重要股价指数。《金融时报》股价指数主要有以下三种: 1)《金融时报》普通股股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交易的30种工业普通股票计算。样本股票均为英国工业中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发行,发行量多,在整个股市中所占份额大,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上市公司实力的升降,30种样本股票的成份股也在不断调整。该指数1935年7月1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是《金融时报》最早公布的一种股价指数。通常所说的《金融时报》指数多指这种。它是伦敦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指示器,可以及时为投资者提供股价变化的一般情况和趋势。 2)《金融时报》综合精算股价指数。根据伦敦股票市场上700多种精选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该指数从1929年开始编制。1962年4月10日由《金融时报》接手计算和对外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该指数采样范围广、统计面宽,可为职业投资者提供整个股市的基本变动情况。 3)《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00家有代表性的大公司股票计算,由《金融时报》于1984年1月3日开始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数定为1000(为方便期货和期权交易)。该指数是为了解决30种普通股股价指数代表性不够强、统计面又过窄,而700种综合精算股价指数统计面又过宽、难以快速计算的矛盾而编制的。它通过伦敦股票市场自动报价系统随时采样,三分钟计算一次,能迅速灵敏地显示股市行情的即时变动。 6.联邦德国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联邦德国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联邦德国股市行情的股票价格指数。每日公布一次,在联邦德国最具代表性。以1953年12月1日为基期,选定总市场价格额占联邦德国所有上市股票市场总额的75%、主要经济部门的60种热门股票作为代表性公司股票(60bluechpcompanies),用加权平均数法(权数由该类股票当日成交额决定)算出;以基期数字记为100点,指数通过与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1975年对60家代表性公司进行了调整。到1984年末,60家公司的行业构成情况是:化学工业9家,机构制造业7家,钢铁、建筑业6家,电子技术6家,公用事业6家,银行业5家,保险公司5家,汽车制造业4家,其他12家。 7.巴黎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 巴黎证券交易所编制的反映法国私有工商业公司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以1961年末为基期,记作100点,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编制,权数大小依该公司市场资本价值总额确定。从1982年起,改为1981年末股价指数为基础,编制新指数。 巴黎证交所股价指数有两个明显特征:(1)代表性公司有257家,其股票市场价格总额占上市公司股价总额的85%,代表性公司限于私有工商业公司,故该指数变动仅反映私有工商业公司股价变动;(2)在新指数中,服务业公司所占比例最多,反映了现代经济中服务性行业正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新特征。据1984年末情况,275家公司中服务业有61家,建筑业24家,消费品制造公司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金融业44家,原材料工业24家,食品公司21家,海外公司11家。 8.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意大利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米兰证券交易所股市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意大利商业银行是意大利十大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米兰;米兰证券交易所是意大利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该指数以米兰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为样本,通过加权平均法求出,每一种股票的权重由其市场价格总额决定;然后再以1972年所有股票市场价格的平部上市有143家,其行业构成是:银行、金融公司27家,不动产公司16家,化学、制药公司15家,保险公司13家,工程公司13家,纺织公司12家,冶金公司10家,通讯行业公司9家,食品公司6家,建筑材料公司4家,汽车、橡胶公司2家,其他16家。 9.多伦多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 此交易所是加拿大五个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的证交所,按成交量计算该交易所成交的股票价格总额占全加拿大的75―80%。早在1934年以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就成为全国最著名股价指数;1977年1月以后开始编制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该指数以1975年为基期,基期股票平均价格记为1000点,以300种成交量最大的股票为代表性公司股票,将300种股票的每一种股票价格与其上市数目相乘,将这一乘积与基期相比较得出。该指数交易期间每15分钟计算一次。 根据1984年12月的情况,300种代表性公司股票行业构成是:石油、天然气公司60家,金属,采矿公司52家,工业公司39家,金融服务公司27家,商业公司26家,消费品制造公司21家,公用事业公司15家,运输业公司13家,混合联合公司13家,其他34家。由于加拿大经济发展同其自然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故300家代表性公司中同资料利用相联系的公司数量占有相当比重。 10.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全部普通股股票价格指数 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编制的反映该交易所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始编于1980年1月,由于编制时间较晚,在代表性公司的选择上,首先,按公司规模大小选定规模较大的10%的公司;其次再根据公司股票交易是否频繁选定热门股票。这样,代表性公司投票既不是有一定的固定数量,也不把全部上市公司列入,而是在270家左右。代表性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一般占交易所上市股票市场价格总额的90%,能够反映整修股市的行情变动。在计算方法上,以1979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场价格平均数为基期数,记为500点。现时数由代表性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总额除以前一交易日市场价格总额的值表述为一个指数,股价指数由这一指数与基期数相比较得出。据1984年底的情况,代表性公司共有281家,其行业桅成情况为:银行、金融、保险业17家,食品、饮料、烟草工业23家,建筑材料业20家,零售业14家,医药业12家,运输业12家,工程、电力业27家,财产信托业8家,其他工业64家,资源开采业84家。 11.日经道.琼股票价格平均数 日本经济新闻社按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从1950年9月7日开始计算,样本股票为在东京交易所内上市的225家公司的股票,并以当日为基期,当日的平均股价176.2日元为基数。1975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向道.琼斯公司买进商标使用权,该指数因此而正式得名。 日经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采样股票分别来自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电力和煤气业、仓储业、水产业、矿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等行业,覆盖面极广;而各行业中又是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作为样本股票。同时不仅样本股票的代表公司和组成成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样本股票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已从225种扩增为500种。因此,该指数被看作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股价指数,通过它可以了解日本的股市行情变化和经济景气变动状。 12.恒生指数 由香港恒生银行编制的票价格指数。1969年11月24日起开始公布,它是香港股市上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以1964年7月31日为基期,基数为100,按综合法(也称加权平均法)计算。原先只编制综合指数一种,它是用样本股票每日的收市价计算的报告期市价总额与基期市价总额相比的百分数,每日发表一次。从1985年1月2日起,恒生银行开始编制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及公共事业四类股价指数,每隔15分钟公布一次,香港各大报刊均有登载。 恒生指数的样本股票定为33种,分别代表着香港各主要行业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这样样本股票按以下四条标准来选择和更新调整:在整个股市交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行量足以应付旺市需求;成交额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公司业务以香港为基地。自创设以来,该指数已对样本成份股进行过10次调整。目前使用的33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为:工商业14种、地产业9种、公共事业6种、金融业4种。通过这33种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即可把握整个香港股市的行情动态与发展趋势。 13.上证指数 由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和的股价指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其前身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于1987年11月2日开始编制的“静安指数”。该指数主要参考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以简单平均法计算平均股价,并利用除数调整法剔除了红利发放、增资减资及股种增减等非市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但它以全部上市股票为计算对象,而且采样价格取平均成交价格,而不是开市价,收市价或最新成交价。“静安指数”于1990年3月19日首次在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编发的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年报》上发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以后,该指数改称现名,编制方法不变。上证指数以1990年3月19日为基期,以当日平均股价为基数,最初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9种股票计算,它们是:延中、电真空、小飞乐、爱使、申华、大飞乐、豫园、风凰、兴业。随着股种不增加,上证指数是上海股市行情变化的“晴雨表”,投资者应善于用它来分析股价动态和趋势。上证指数分为上证综合指数和上证分类指数。两者均以上市股票的发行量为权数。分类指数含有:工业、商业、地产、公用事业、综合等类。另外还有上证30指数,它是以上证所上市股票中选择30只为样本股,主要为上海本地上市股票,多为绩优股。因此上证30指数实质上是一个近似的上海板块指数。 14.深圳指数 由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和公布的股票价指数。其前身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3日开始的深圳股价指数,即A股指数。1992年2月28日第一只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报上市后,改称现名。目前,深证指数包括一个综合指数和A股、B股两个分类指数。其中,深证综合指数和A股指数以1991年4月3日为基期,B股指数以1992年2月28日为基期,基期指数值均为100。 深证指数的采样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当遇到新股上市时,以其第一天的开盘价作为基数纳入指数计算,深证指数的计算方法综合法(或称加权平均法)采用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派氏公式,即用报告期的市价总额除以基期的市价总额,再乘以100。实际计算时按连环法进行,公式为:报告期指数=上期指数.(报告期市价总额÷上期市价总额) 当采样股的股本结构因旧股增资、新股上市等发生变动时,则按基数调整法加以调整。深证综合指数及A股、B股分类指数按编制和的时间周期不同,又分为现时指数和收市指数两种,现时指数每5分钟计算和一次,其采样股的价格以现时最新成交价为准,若现时无成交,则用最近成交价。收市指数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日收市价为采样价格计算,自1992年10月B股开始交易的第一日起,每日经由深圳市内的报刊系统公布。深证指数又分为综合指数和成分指数。前者以总股本为权数,后者采用流通股市值较大、交投活跃、有行业代表性的股票作为成分股,用可流通股数为权数。成分指数又分:工、商、地产、公用、综合等六类。 应用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应用于证券期货市场论文 一、序言 我国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证券期货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仅拿股市来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境内公司已达900家,沪深市场的A,B股股数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沪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沪深A股股数874只,B股股数107只。这与1991年沪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市价总值2108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开办证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现有43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近50亿美元;股民已达4000多万。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喷式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达800多亿(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为790亿港元),创下空前的天量。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 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总之,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重大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读者从本专题所讲的内容也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面我们将结合我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实际,介绍统计方法在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些基础应用(包括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交易的统计指标体系;证券指数;投资组合;上市公司财物报表的统计分析与选股;证券期货价格走势预测(主要是技术分析)等。 应用统计学论文:证券统计学应用论文 摘要:李从珠等.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二.股票价格指数(上)sO100 本文介绍了股票价格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因和方法后,重点讲述新华财务股指的编制。 关键词:股票价格指数 中央电台午间新闻30分指导沪深股票行情时,首先报导上证综合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深证成份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等。综合指数,成份指数是什么,它有何意义,本文就来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们先从股票价格指数的基础知识谈起。 股票价格指数(以下有时简称股价指数)是我们统计学里指数中的一种。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方向和程度的动态相对数。由于政治经济,市场及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种股票的价格均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股票在进行交易。为了从众多个别股票纷繁复杂的价格变动中判断和把握整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水平与变动趋势,美国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亨利.道第一个提出了平均股票价格指数作为衡量尺度,这就是久负盛名的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如今,世界各国的股价市场几乎都编有股票价格指数,较有影响的除道.琼斯指数以外,还有美国的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有时记为S P500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票价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股价指数、日本的经济新闻社道氏平均股价指数以及香港的恒生指数等。股价指数可以为投资者和分析家研究,判断股市动态提供信息。它不仅反映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观测经济形势和周期状况参考指标,被视为股市行情的“指示器”和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在我国大陆,主要有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 编制股票价格指数的意义在于 (1)综合反映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2)据此进行因素分析,分析各种股价对股票市场股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3)分析股价长期内的变动趋势。(4)在宏观上,股指可以预测国民经济景气情况和企业经营业绩。 (一)股票价格指数的一般概念 1.股价平均数:它是用来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股票价格平均数由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公司、银行或新闻机构编制的,用以反映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行市变动的一种价格平均数。 由于股票市场上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不可能一致,为了衡量由各种股票共同组成的大市整体价格水平和整个市场总体变动方向,一些组织开始编制了股票价格平均数。1981年6月,“道.琼斯公司”的共同创立者之一――查尔斯.亨利.道在《客户午后通讯》上首先发表了一组后来被称为“道.琼斯工业股股票价格平均数”,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价格平均数,一般计算步骤是:先选定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公司,再通过简单算术平均法,以这些公司股票收盘价之和除以样本公司数得出。计算公式为: P=(ΣPi)/N 其中,P代表股票价格平均数,N代表样本公司个数,Pi代表第i家公司股票计算期的收盘价。 2.基期:指在编制股票价格指数时,被确定作为对比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是某一日,也可以是某一年或若干年。例如,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基期是一年,即以某一年全年股票价格平均数作为对比的基础;标准.普尔500种和400种工业股股价指数则以1941―1943年为基期。通常较多采用以某一日作为计算基期。由于股票价格指数是由现期水平同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因此,基期的选择对指数绝对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水平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数。 3.基数:指股票价格指数在基期的数值。在大多数国家中,基数都定为100,也有定为10(如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50(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还有的定为500(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普通股股价指数)、1000(如香港远东指数,加拿大多伦多300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等。基数有大小,对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数大小有重要影响。 4.点:是股票价格指数的计算单位,在采用股票价格平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衡量股市行情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计算单位的“点”具有不同含义。在前一情况下,“点”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的价格单位,是一个金额概念,同货币单位(如元)在类似的含义上运用,如平均价格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平均水平为150元。在后一情况下,“点”反映的是计算期价格水平相对于基期价格水平变动的幅度,是指“百分点”(或“千分点”等)的意思,一般不能直接同金额概念等同起来,如基期指数定为100点,计算期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计算期股票价格水平是基期水平的150%。但无论在任何场合,“点”总是衡量股票价格行情起落变动的尺度。由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都编制有若干不同的股票价格指数,其选定的基期、确定的基数不同,尤其是计算方法的差异,针对不同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与同一股票市场的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在绝对数上并没有可比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运性”,这一点尤其是在1987年10月的世界股市崩溃时得到了印证。 5.股价指数编 制的一般步骤: 其编制步骤如下:(1)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经济实力、资信等级等因素,选择适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股票,作为编制指数的样本股票,样本股票可随时变换或作数量上的增减,以保持良好的代表性。(2)按期到股票市场上采集样本股票的价格,简称采样。采样的时间隔取决于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以往的股价指数较多为按天编制,采样价格即为每一交易日结束时的收盘价。近年来,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日益缩短,由“天”到“时”直至“分”,采样频率由一天一次变为全天随时连续采样。采样价格也从单一的收盘价发展为每时每刻的最新成交价或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平均价。一般来说,编制周期越短,股价指数的灵敏性越强,越能及时地体现股介的涨落变化。(3)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手段计算出指数值,股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总和法,简单平均法、综合法等,计算手段已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了增强股价指数的准确性灵敏性,必须寻求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的支持。(4)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为保持股价指数的连续性,使各个时期计算出来的股价指数相互可比,有时还需要对指数作相应的调整。股价指数是一种定基指数,它是以某个特定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为基期(基期的股价水平为100),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基期的股价水平相比计算出来的百分比率,用百分数或百分点表示,为了避免报告期与基期之间所跨时期太远而带来计算上的麻烦,常先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上一期的股价水平相比求得环比指数,,然后利用环比指数与定基指数之间的关系算出报告期的股价指数,即:报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报告期股价指数(环比指数),这种求股价指数的方法,叫做连环法。当变更样本或基期后需要对报告的指数进行调整时,也可按此法从新基期往回溯源至旧基期,以保持股价指数的可比性。 (二)股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1.加权综合平均法 因为发行量、流通量、成交量不同的股票其价格变动相同幅度,对股市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因此计算股价指数时,通常要考虑到股票的发行量、流通量或成交量等因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否则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股市价格的变动情况,故需要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法来计算股价指数。根据计算公式所选择时期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依同度量因素的选择不同划分): 选择不同时期的权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各种指数计算公式都会产生偏误,而就指数偏误实质来看,它是指数计算值与指数真实值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以基期同度量因素为权数的L氏公式未能反映同度量在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同时,L氏公式实质上是一个变化了的算术平均数的算法;而P氏公式经过变形后,实质上是一个调和平均数的算法。由于算术平均数在同一资料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并且受数列极大值的影响大于受极小值的影响,(调和平均数正与之相反);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与指数真实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称为“型偏误”,即由于使用的平均方法不同所致。指数偏误产生的另一种原因称为:“权偏误”,即由于计算权数选择不同所致。 为了准确地反映指数化因素总变动情况,美国经济专家I.Fisher在1992年的《指数编制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指数公式,即上面的公式(3);他认为该公式同时满足他本人设想的因子互换测试,时间互换测试和循环测试三种指数测算方法中的前两个。因为公式(3)实质上是一个几何平均算法,而在众多的个体指数中,几何平均法计算的指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三种指数测试,并且几何平均数的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又小于算术平均数,所以还可以消除指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指数偏误是影响指数准确度的重要原因,能够消除这种偏误的指数公式,无疑是科学的,但由于Fisher理想公式计算复杂,在实际计算中缺乏具体经济含义,在结果上得到的准确性的改进要远小于它在计算中所带来的繁琐,并且当应用在股价指数的计算上时,还存在增资、除权及基期修正上的困难。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国外计算的各种指数多采用以报告期时点权数的P氏公式进行计算,在后面的股指计算中也将采用P氏指数加权综合平均计算公式。 2.股价指数计算中权数的确定 在计算股价指数的P氏加权综合平均公式中,首先必须确定权数是选择报告期的成交量、流通股本还是总股本。 由于国外股票市场上所发行的股票均要上市流通,因此国外股价指数大都以发行量作权数,如S P500指数,恒生指数等,此外我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在这方面也参照了这一国际惯例。众所周知,目前我国股市的最大特点是“三股并立”,对国家股、法人股是否上市流通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三股并重的局面会一直存在,甚至国家股、法人股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在计算股价指数时,必须对选择不同权数下计算的指数序列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问题进行分析。 3.基期修正的方法 (1)基期修正方法的使用 在发生非股票价格因素的变化时,如:有偿增资,新股上市,股票合并,停/复牌,更换采样股票,改变样本容量等情况下,股票的股本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变化,引起市价总额发生变动。这时要对基期市价总额进行修正;目的是使报告期与基期统计口径基本一致,确保股指的连续性和真实性,避免由此带来的股价指数序列出现断裂现象。道.琼斯指数是最早采用基期修正方法的股票价格指数。然而在发生“股票分割”及“无偿配股”等情况下,尽 管上市股票数量改变了,但是并未改变股本的市价总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对基期作修正。 (2)基期修正法的基本原理 当股票市价总值由于上市股票数量的变动而改变时,就应当对原有基期市价总值进行修正,剔除上市股票数量变动所引起的股指变动,单纯保留由于股价变动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指数变动。即:如果仅仅是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或数量发生了变化,而股票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则股价指数就不应该改变。因为按照前面的定义,股价指数是单纯反映股票价格变化程度的,应当只由价格一种因素来决定股指变动,而剔除掉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每次基期市值修正以后,就应以该修正后的基期市值来计算股票价格指数,直到再次修正时止。并以最新一次修正的市值作为基期市值来计算股价指数。 (三)国内外主要股价指数简介 1.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由美国道.琼斯公司编制并在该公司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的股票价格指数。简称道.琼斯指数。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股价指数,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的前身,是1884年公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种铁路股票简单平均价。1897年,铁路股的采样股种发展为20种;并开始计算12种工业股简单平均股价。1928年,工业股发展为30种。同年,道.琼斯公司发明了调整简单平均股价的除数调整法,并正式用于铁路股和工业股的计算。1929年,18种公共事业股股价平均数发表。1938年,公共事业股减为15种。随后,包括20种铁路股,30种工业股和15种公共事业股的65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问世。1970年,20种铁路股改为20种运输股,其成份含铁路股,轮船股和航空股。 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现有四种,即:30种工业股平均股价指数、20种运输股平均价数,15种公共事业股平均股价指数及全部65种股票平均价格综合指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种指数和第四种指数,它们均以1928年10月1日为基期,基斯指数为100。 道.琼斯指数以其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亨有盛名,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股价指数。该指数通过电子计算机连续采样,每分钟计算一次,每小时一次,计算迅速,及时,所选用65种代表股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大公司股票,其行情深受世界股市及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道.琼斯指数系按简单平均股价计算,易受少数股价大幅度起伏的影响,而采取调整除整数的方法,又导致各种股票的相对权数发生人为的变动,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道.琼斯指数的样本股票的代表性已大不如前,若不予调整,将越来越难于充分反映股市的全貌。 2.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的证券咨询研究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是美国仅次于道.琼指数的又一重要股价指数,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从1923年开始编制,采样股票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3种普通股股票。1957年,样本股票扩增为500种,其中工业股425种,铁路股15种,公共事业股60种,1976年7月,该公司对500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作了重新调整,将工业股减为400种,铁路股改成运输股并增至20种,公共事业股减少40种,另新增金融股40种,这种样本构成一直延续至今。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式为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P氏公式,故从计算方法上看,标准―普尔股价指数属于综合股价指数,它是以报告期的市价总额为分子,以基期的市价总额为分母计算的百分数,用百分点或“点”表示,其基期为1941―1943年。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按随机原则抽选样本。方法是:先将各种产业部门的股票分成上中下三类,然后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股票,所确定的500种样本股票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全部普通股票的90%。标准.普尔股价指数虽然在显示每日内的短期变化方面不如道.琼斯指数灵敏,但由于它是按发行量加权计算,既考虑了不同股票的数量对股价的影响,又无须对折股股票进行调整,而且样本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较全面地反映股市动态的指数。美国商务部出版的《商情摘要》一直把它用为观测经济周期变化的12个先行指标之一。 3.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纽约证券所编制并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数起编较晚,1966年开始公布。其样本股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570种普通股,其中工业1093种、运输股65种、公共事业股189种、金融股223种。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包括工业股、运输股、公共事业股和金融股四个分类指数,计算方法为综合法或加权平均法,采用派氏公式,即以样本股票报告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交易量为权数。基期为1965年12月31日。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虽然问世时间不长,但采样股种最多、速度最快、且按交易量加权计算,能比其它股价指数更好地显示纽约股市的变化,是投资者经常观察股价行情变动的指示器。 4.标准.普尔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nbsp;是由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反映其选定的所有代表性公司股价行情变动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它是在分类指数的基础上编制的。 5.《金融时报》股价指数 由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编制并公布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既是反映伦敦证券交易所股价变动的最权威指数,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重要股价指数。《金融时报》股价指数主要有以下三种: 1)《金融时报》普通股股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交易的30种工业普通股票计算。样本股票均为英国工业中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发行,发行量多,在整个股市中所占份额大,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上市公司实力的升降,30种样本股票的成份股也在不断调整。该指数1935年7月1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是《金融时报》最早公布的一种股价指数。通常所说的《金融时报》指数多指这种。它是伦敦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指示器,可以及时为投资者提供股价变化的一般情况和趋势。 2)《金融时报》综合精算股价指数。根据伦敦股票市场上700多种精选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该指数从1929年开始编制。1962年4月10日由《金融时报》接手计算和对外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该指数采样范围广、统计面宽,可为职业投资者提供整个股市的基本变动情况。 3)《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00家有代表性的大公司股票计算,由《金融时报》于1984年1月3日开始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数定为1000(为方便期货和期权交易)。该指数是为了解决30种普通股股价指数代表性不够强、统计面又过窄,而700种综合精算股价指数统计面又过宽、难以快速计算的矛盾而编制的。它通过伦敦股票市场自动报价系统随时采样,三分钟计算一次,能迅速灵敏地显示股市行情的即时变动。 6.联邦德国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联邦德国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联邦德国股市行情的股票价格指数。每日公布一次,在联邦德国最具代表性。以1953年12月1日为基期,选定总市场价格额占联邦德国所有上市股票市场总额的75%、主要经济部门的60种热门股票作为代表性公司股票(60bluechpcompanies),用加权平均数法(权数由该类股票当日成交额决定)算出;以基期数字记为100点,指数通过与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1975年对60家代表性公司进行了调整。到1984年末,60家公司的行业构成情况是:化学工业9家,机构制造业7家,钢铁、建筑业6家,电子技术6家,公用事业6家,银行业5家,保险公司5家,汽车制造业4家,其他12家。 7.巴黎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 巴黎证券交易所编制的反映法国私有工商业公司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以1961年末为基期,记作100点,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编制,权数大小依该公司市场资本价值总额确定。从1982年起,改为1981年末股价指数为基础,编制新指数。 巴黎证交所股价指数有两个明显特征:(1)代表性公司有257家,其股票市场价格总额占上市公司股价总额的85%,代表性公司限于私有工商业公司,故该指数变动仅反映私有工商业公司股价变动;(2)在新指数中,服务业公司所占比例最多,反映了现代经济中服务性行业正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新特征。据1984年末情况,275家公司中服务业有61家,建筑业24家,消费品制造公司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金融业44家,原材料工业24家,食品公司21家,海外公司11家。 8.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意大利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米兰证券交易所股市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意大利商业银行是意大利十大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米兰;米兰证券交易所是意大利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该指数以米兰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为样本,通过加权平均法求出,每一种股票的权重由其市场价格总额决定;然后再以1972年所有股票市场价格的平部上市有143家,其行业构成是:银行、金融公司27家,不动产公司16家,化学、制药公司15家,保险公司13家,工程公司13家,纺织公司12家,冶金公司10家,通讯行业公司9家,食品公司6家,建筑材料公司4家,汽车、橡胶公司2家,其他16家。 9.多伦多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 此交易所是加拿大五个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的证交所,按成交量计算该交易所成交的股票价格总额占全加拿大的75―80%。早在1934年以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就成为全国最著名股价指数;1977年1月以后开始编制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该指数以1975年为基期,基期股票平均价格记为1000点,以300种成交量最大的股票为代表性公司股票,将300种股票的每一种股票价格与其上市数目相乘,将这一乘积与基期相比较得出。该指数交易期间每15分钟计算一次。 根据1984年12月的情况,300种代表性公司股票行业构成是:石油、天然气公司60家,金属,采矿公司52家,工业公司39家,金融服务公司27家,商业公司26家,消费品制造公司21家,公用事业公司15家,运输业公司13家,混合联合公司13家,其他34家。由于加拿大经济发展同其自然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故300家代表性公司中同资料利用相联系的公司数量占有相当比重。 10.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全部普通股股票价格指数 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编制的反映该交易所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始编于1980年1月,由于编制时间较晚,在代表性公司的选择上,首先,按公司规模大小选定规模较大的10%的公司;其次再根据公司股票交易是否频繁选定热门股票。这样,代表性公司投票既不是有一定的固定数量,也不把全部上市公司列入,而是在270家左右。代表性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一般占交易所上市股票市场价格总额的90%,能够反映整修股市的行情变动。在计算方法上,以1979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场价格平均数为基期数,记为500点。现时数由代表性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总额除以前一交易日市场 价格总额的值表述为一个指数,股价指数由这一指数与基期数相比较得出。据1984年底的情况,代表性公司共有281家,其行业桅成情况为:银行、金融、保险业17家,食品、饮料、烟草工业23家,建筑材料业20家,零售业14家,医药业12家,运输业12家,工程、电力业27家,财产信托业8家,其他工业64家,资源开采业84家。 11.日经道.琼股票价格平均数 日本经济新闻社按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从1950年9月7日开始计算,样本股票为在东京交易所内上市的225家公司的股票,并以当日为基期,当日的平均股价176.2日元为基数。1975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向道.琼斯公司买进商标使用权,该指数因此而正式得名。 日经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采样股票分别来自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电力和煤气业、仓储业、水产业、矿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等行业,覆盖面极广;而各行业中又是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作为样本股票。同时不仅样本股票的代表公司和组成成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样本股票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已从225种扩增为500种。因此,该指数被看作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股价指数,通过它可以了解日本的股市行情变化和经济景气变动状。 12.恒生指数 由香港恒生银行编制的票价格指数。1969年11月24日起开始公布,它是香港股市上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以1964年7月31日为基期,基数为100,按综合法(也称加权平均法)计算。原先只编制综合指数一种,它是用样本股票每日的收市价计算的报告期市价总额与基期市价总额相比的百分数,每日发表一次。从1985年1月2日起,恒生银行开始编制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及公共事业四类股价指数,每隔15分钟公布一次,香港各大报刊均有登载。 恒生指数的样本股票定为33种,分别代表着香港各主要行业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这样样本股票按以下四条标准来选择和更新调整:在整个股市交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行量足以应付旺市需求;成交额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公司业务以香港为基地。自创设以来,该指数已对样本成份股进行过10次调整。目前使用的33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为:工商业14种、地产业9种、公共事业6种、金融业4种。通过这33种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即可把握整个香港股市的行情动态与发展趋势。 13.上证指数 由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和的股价指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其前身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于1987年11月2日开始编制的“静安指数”。该指数主要参考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以简单平均法计算平均股价,并利用除数调整法剔除了红利发放、增资减资及股种增减等非市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但它以全部上市股票为计算对象,而且采样价格取平均成交价格,而不是开市价,收市价或最新成交价。“静安指数”于1990年3月19日首次在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编发的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年报》上发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以后,该指数改称现名,编制方法不变。上证指数以1990年3月19日为基期,以当日平均股价为基数,最初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9种股票计算,它们是:延中、电真空、小飞乐、爱使、申华、大飞乐、豫园、风凰、兴业。随着股种不增加,上证指数是上海股市行情变化的“晴雨表”,投资者应善于用它来分析股价动态和趋势。上证指数分为上证综合指数和上证分类指数。两者均以上市股票的发行量为权数。分类指数含有:工业、商业、地产、公用事业、综合等类。另外还有上证30指数,它是以上证所上市股票中选择30只为样本股,主要为上海本地上市股票,多为绩优股。因此上证30指数实质上是一个近似的上海板块指数。 14.深圳指数 由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和公布的股票价指数。其前身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3日开始的深圳股价指数,即A股指数。1992年2月28日第一只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报上市后,改称现名。目前,深证指数包括一个综合指数和A股、B股两个分类指数。其中,深证综合指数和A股指数以1991年4月3日为基期,B股指数以1992年2月28日为基期,基期指数值均为100。 深证指数的采样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当遇到新股上市时,以其第一天的开盘价作为基数纳入指数计算,深证指数的计算方法综合法(或称加权平均法)采用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派氏公式,即用报告期的市价总额除以基期的市价总额,再乘以100。实际计算时按连环法进行,公式为: 报告期指数=上期指数.(报告期市价总额÷上期市价总额) 当采样股的股本结构因旧股增资、新股上市等发生变动时,则按基数调整法加以调整。深证综合指数及A股、B股分类指数按编制和的时间周期不同,又分为现时指数和收市指数两种,现时指数每5分钟计算和一次,其采样股的价格以现时最新成交价为准,若现时无成交,则用最近成交价。收市指数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日收市价为采样价格计算,自1992年10月B股开始交易的第一日起,每日经由深圳市内的报刊系统公布。深证指数又分为综合指数和成分指数。前者以总股本为权数,后者采用流通股市值较大、交投活跃、有行业代表性的股票作为成分股,用可流通股数为权数。成分指数又分:工、商、地产、公用、综合等六类。 应用统计学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中运动医学论文的统计学应用错误案例分析 摘要:就近年来体育类优秀期刊运动医学科研论文撰写中常见的统计学应用误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实验分组不合理,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②统计方法不合理,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代替,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多因素方差分析;③误判资料类型,从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两样本率的检验错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关键词:统计学;运动医学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 统计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研究结果科学性、可靠性的有力保障。而论文是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通过论文可展示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便于查阅者的了解、评价和引用。因此,在论文中要完整、准确地进行统计学内容的表述,以展示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但运动医学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错误仍相当严重,其中实验设计和统计资料的应用上最为突出。本文介绍论文中出现错误的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正确的统计学内容表述,以便供广大运动医学科研工作者参考。 1实验设计方面的问题 1)实验分组不合理。 例1:《有氧健身操结合饮食控制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胰岛素抵抗、血脂、血糖的实验研究》[1]一文中研究对象为:西安市碑林区某社区代谢综合征患者77人年龄40~65(55.35±7.26)岁。按照接诊顺序将入选MS患者随机分为以下2组,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 该文作者所选取代谢综合征患者年龄跨度较大(40~65岁),因为年龄的不同机能的代谢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认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总体。把他们随机分入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参加试验,两组之间的可比性可能很差,其结论的可信度很低;如果,按年龄段分层随机化,组间的均衡性要高得多。 2)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 例2:《不同类型休闲活动对老年女性身体机能影响的差异性研究》[2]一文中对成都市老年大学、锦江区老年活动中心,随机选取离退休5年以上,年龄65~75岁之间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并依据她们的年龄段将活动类型分为:为棋牌队、曲艺队、门球队、舞蹈队;测量指标为: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 从一般的常识可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有利于其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原作者所选取的活动类型为:棋牌、曲艺队、门球队、舞蹈。其中棋牌是一种智力游戏和身体运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曲艺,门球,舞蹈主要以身体运动为主(曲艺有利于人体的肺活量的提高)。所以原作者在试验设计时违背同质性原则[3]。 在实验设计时一定要遵守3大原则:对照、随机、重复。对照原则:要确定处理因素对实验指标的影响,如无对照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分组时有处理组和对照组。对照原则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除处理因素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的因素应力求一致(即齐同比较或有可比性)。随机原则:是使每个实验对象在接受分组处理时具有相等的机会,以减少偏性,使各种因素对各组的影响保持一致(均衡性好),通过随机化可减少分组人为误差。这是对资料分析时进行统计推断的前提。重复原则:是指可靠的实验应能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出来(重现性),这就要求实验要有一定的例数(重复数)。因此,重复的含义是重现性与重复数。重现性可用统计学中显著性检验的值来衡量其是否满意[4]。 2定量资料统计分析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2.1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 例3:《有氧运动对大鼠血糖、血脂和血液凝固功能的影响》[5]一文中,将30只大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小运动训练组和大运动训练组。对照组大鼠进行自由饮食和自由饮水;运动训练组动物在此基础上给予为期6周的游泳训练。有氧运动(游泳)、运动后2周和运动后4周从眼眶后静脉丛取血,以及实验结束时(运动后6周)断头取血,分别做血糖、血脂和有关凝血指标的测定。用SPSS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常规数理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显著性检验用t检验,P 这类错误是定量资料分析中最常见的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会增加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6]。案例(原)表1资料为对照组、小运动组、大运动组不同有氧运动时间对大鼠血清LDL水平的影响,原作者用t检验分别对各组均数逐一进行比较。对照组大鼠在实验期间血清LDL水平没有明显变化P 0.05。与对照组相比,小运动组大鼠随着有氧运动时间的延长,血清LDL浓度逐渐降低,至第6周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同期(第4周和第6周)小运动组大鼠血清LDL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在应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时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区别。t检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对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当对两个以上的总体(样本)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检验时,如果用t检验,4个总体(样本)均数则需做c24=6次可能组合的检验。若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则将降低统计结论效度。所以,两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t检验,两个以上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方差分析。 2.2处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误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 例4:《不同营养干预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7]一文中,实验目的为:观察补充复方阿胶中药与补充铁剂营养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方法:以32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为研究对象,每只体重约300 g,随机分为4组,C组为安静对照组(n=8),E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组(n=8),ENⅠ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阿胶营养补充组(n=8),ENⅡ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铁剂营养补充组(n=8)。然后ENⅠ组和ENⅡ组营养补充4周。实验结束后24h内处死。结论:9周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导致大鼠红细胞相关指标的显著性下降,引起运动性贫血,但血液铁代谢无显著变化;补充4周复方阿胶中药制剂或铁制剂,提高红细胞相关指标,改善大鼠运动性贫血状况。数据统计方法实验数据用SPSS13.0软件中one-wayANOVA处理,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 原文采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不合适,仔细考察各处理组之间的关系有:是否递增负荷跑台运动,是否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两者都能促进RBC生成,增加Hb含量的物质,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因素),原文在固定一个因素于某个水平下观测另一个因素的作用,这种做法割裂了实验设计的整体性。正确的做法是,先从专业角度上分析二个实验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是否存在二个因素有主次之分、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或交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等情况。也就说对事物的影响只考虑施加了一个条件(因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施加了2个以上的条件(因素)为多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是多因素方差分析还要考虑施加的条件(因素)之间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主次之分。具体看(原)表2资料,施加了两个条例(因素)即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和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然后考虑两条件(因素)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2个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应采用交互作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处理此定量资料为宜。 2.3统计方法不合理,每一种统计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 例5:《高脂饮食对大鼠脂肪组织脂解调节因素的影响》[8],原文中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对(原)表3各组FFA浓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 多个总体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要求方差齐性。方差齐性实际上是指要比较的各组数据分布是否一致,通俗的说就是各组是否适合比较,一般的经验是如果在比较的各组中,如有一组的标准差是另一组的一倍时方差不齐性的概率较大。在做方差分析时,做方差齐性检验主要是确认数据的合理性(不具相关性)。对(原)表3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可发现C组与OR组及OB组FFA浓度指标不能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故不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可以先进行对数、倒数或函数的转换,选择适当的转换形式,直到齐性检验变为不显著(不相关)。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用非参数的单因素分析。 3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3.1误判资料类型,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 例6:题目:《传统体育对老年知识分子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影响的观察研究》[9]原作者对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评定标准是:头痛、眩晕、心悸、耳鸣、失眠、烦躁。各症状按症状轻重不同采用“半定量”计分法,按程度进行分级和计分,共分为4级:(“无”0分、“轻”1分、“中”2分、“重”3分),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经6个月的传统体育锻炼实验,症状计分情况。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除A组心悸、耳鸣、失眠症状外,3组均能改善老年知识分子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P 统计资料常常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两大类,所谓定量资料是指对每个观察单位用计量方法测量某项指标所获得的数值;如身高(cm)、血压(mmHg)、脉搏(次/min)、红细胞(104/mm-3)转氨酶(酶活性)等,都属于计量资料。而定性资料是指记录每个观察单位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和性质[10]:如血型(A、B、O、AB)、职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性别(男、女),等等。本资料观察的是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这里的0、1、2、3、4代表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症状的轻重程度,属于定性资料中有序资料,(如:无、轻、中、重;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死亡),但原作者却错误地将其判断为定量资料,表的标题后括号内写 ±s的形式,表中给出也是平均数和标准差的数据。一般来说,t检验仅适于分析来自“单组设计、配对设计和成组设计”的定量资料,用分析定量资料的方法分析定性资料,显然是错误的。正确判定统计资料的类型是选用统计分析方法的首要前提[11]。本资料属定性资料,应根据分析目的,合理选用适合此类资料统计分析方法(如Riditi分析或者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 3.2两样本率的检验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例7:《健身跑运动对中年人血脂异常者血脂、身体成分的影响》[12]一文中将所有受试者随机分成低强度组(L组)、中等强度组(M组)和对照组(C组)。数据统计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形式表示。相关指标数据用t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P 运动医学研究离不开统计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如果选择错误导致结果有偏倚或结果原则性的错误,对运动医学的危害性较大。正确的统计分析是获得正确的科研结论的要素之一。只有明确资料的性质、试验设计类型、分析目的,掌握相关统计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才能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 应用统计学论文: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解析 摘 要:统计学方法应用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医学科研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在研究设计时的错误应用会否决整个科研研究方案,基于错误统计学方法上产生的结果会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编审人员应该高度重视医学论文的统计学方法应用,提高单篇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关键词:统计学方法;医学论文;解析 一、引 言 医学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常需要应用严谨的统计学方法,由于有些作者对医学科研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缺乏深刻了解,在医学论文中错误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直接导致统计结果的错误。例如统计学图表、统计学指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等。因此,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并将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正确的描述有助于单篇论著的质量提高,现将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应用及其常见结果的错误解析如下。 二、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概况 医学论文的摘要是全文的高度浓缩[1],主要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组成。一般要求要写明主要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学研究结果和P值。一篇医学论文的质量往往通过摘要的统计学结果部分就能判断。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和结果的表达直接影响单篇论著的科研水平。 (一)材料与方法部分 正文中,材料与方法部分必须对统计学方法的选择、应用、统计学显著性的设定进行明确说明。通过对统计学方法的描述,读者应该清楚论著的统计学设计思路。材料部分要清楚说明样本或病例的来源、入组和排除标准、样本量大小、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设定条件、回顾性或者前瞻性研究、调查或者实验性研究、其他与研究有关的一般资料情况,其目的是表明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他人作相关研究时具备可重复性。方法部分应详细叙述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同处理过程、观察的具体指标、采用的测量技术,要具备可比较性和科学性, 方法部分还要专门介绍统计分析方法及其采用的统计软件。不同的数据处理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必须清楚的说明计数或者计量资料、两组或者多组比较、不同处理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常用的有两组间计量资料的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的F检验,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些遗传学研究方法还有专门的统计学方法,要在这里简要说明并给出参考文献,还要简单叙述统计方法的原理。统计学软件要清楚的说明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如基于家系资料研究的FBAT1.7.3版本。 (二)论文结果部分 论文结果部分要显示应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统计量[2],所采用的统计学指标较多时,往往分开叙述。分组比较多时还要借助统计图表来准确表达统计结果。对于数据的精确度,除了与测量仪器的精密程度有关外,还与样本本身的均数有关,所得值的单位一般采用紧邻均数除以三为原则。均数和标准差的有效位数要和原始数据一致。标准差或标准误差有时需要增加一个位数,百分比一般保留一个小数。在统计软件中,分析结果往往精确度比较高,一般要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使其靠近实验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会降低论文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结果部分的统计表采用统一的“三线”表,表题中要注明均数、标准差等数据类型。表格中的数值要按照行和列进行顺序放置,要求整齐美观,不能出现错行现象。要明确标注观察的例数,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统计图可以直观的表达研究结果,如回归和相关分析的散点图可以显示个体值的散布情况。曲线图表达个体均值在不同组别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或者不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的结果。误差条图由均数加减标准误绘出,描述的是67%的置信区间,不是95%,提倡在误差条图采用95%的置信区间。 关于统计量,一般采用均数与标准差两个指标,均数不宜单独使用。使用均数的时候要明确变异指标标准差或者精确性指标标准误。关于百分比,分母的确定必须要符合逻辑,过小的样本会导致分母过小而出现百分比过大的情况。百分率的比较要写清两者中不同的变化,可以采用卡方检验。 1.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常见只写P值的情况,有时候会误导读者,也会隐藏计算失误的情况,因此写出具体的统计值,如F值、t值,可以增强可信度。对于率、相关系数、均数这类描述统计量,要清楚写明进行过统计学检验并将结果列出。P值一般取0.05与0.01作为检验显著性,对于结果的计算要求具体的P值,如P=0.23或P=0.02。 2.在对论文进行讨论时,作为统计学方法产生的结果往往要作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支持其科学假设,对统计结果的正确解释至关重要。P值很大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属于大概率事件,P值很小表明两组间没有差别的概率很小。当P 变量间虚假的相关关系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相关,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并不表示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确定要根据专业知识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来考量。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当两变量间具有显著性关系,但是从自变量推测因变量仍然不会很精确。相关或回归系数不能预测推测结果的精确程度,而只是预测一个可信区间。诊断性检验应用于人群发病率很低的疾病,灵敏度、特异度的高低对于明确疾病诊断并不能很肯定。“假阳性率”与“假阴性率”根据实际的需要不同要求并不一致,在疾病患病率很低时,出现假阳性也是正常的,要确诊疾病必须要与临床症状体征相结合。因此,这两个率的计算方法必须交待清楚。 三、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分析 (一)“材料与方法”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材料与方法”中统计学方法常见的问题主要为:对样本的选择或者研究对象的来源和分组描述很少或者过于简单。例如,临床入组病例分组只采用简单的随机分组,未描述随机分组的方法,未描述是否双盲双模拟,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分组后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描述未进行统计学检验,对于特殊的统计学方法没有详细交代;动物实验分组的随机化原则描述过于简单,没有具体说清完全随机、配对或分层随机分组等;统计分析方法没有任何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有的只说明采用的分析软件而不交代在软件中采用的统计方法;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出现样本量过于小等情况。 (二)“结果”统计学方法应用的常见错误 1.应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出现的结果表达并不一定正确。例如前文所述数据的精确度要求。医学论文常见错误中包括均数、标准差、标准误等统计学指标与原始数据应保留的小数位数不同;对于率、例数、比值、比值比、相对危险度等统计学指标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过多;罕见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现患率等指标没有选择好基数,导致结果没有整数位;相关系数、回归系数等指标保留的小数位数过多或者过少;常用的一些检验统计量,如F值、t值保留的位数不符合要求。 2.对统计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计算时,一般采用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区分。计量资料常用三线表,在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说明,如果不符合正态分布时,可以采用加对数或其他的处理方式使其近似正态分布,否则只能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等指标进行描述。医学论文中常见未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的计算,影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率、构成比等常用的计数资料指标,常见样本量过小的问题,采用率进行描述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绝对数进行说明会显得客观一些。还有一些文献将构成比误用为率,也是不可取的。 3.在判断临床疗效之一指标时,两组平均疗效有差别并不意味着两组的每一个个体都有效或无效,必须通过计算有效率进行计算。如比较某药物治疗糖尿病的疗效,服药一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对血糖降低值分别为6.7 ±2.4 和1.2 ±0.6 ( P = 0.000 1) 。按空腹血糖值低于7.7mmol/L的疗效判定有效率,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75.6%和12.4% ,尽管平均疗效相差较多,但也要注意到该药物对部分患者无效(24.4%)。对假设检验结果的统计学分析结果,P 值的表达提倡报告精确P值,如P = 0.015或P = 0.321等。目前的统计学分析软件均可自动计算精确的P 值。例如常用的SAS,SPSS等,只要提供原始数据,就可以计算出t值、F值和相应的自由度,并可获得精确的P值。 四、小 结 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质量是编辑部值得重视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3],医学论文中统计方法应用和统计结果的表达正确与否,不仅体现了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对于提高期刊整体的学术质量,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4]。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龙市支行持续深入开展系列金融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加强公众教育服务,充分发挥农发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龙市支行以“助小微 强服务 防风险 惠民生”、“打击非法集资 维护金融稳定 共创和谐社会”、“珍爱信用记录 享受幸福人生”为主线,分别开展了服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月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及《征信业管理条例》专项宣传活动。 一、齐抓共管,推进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为了开展好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和龙市支行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办公室、客户业务部、会计结算部“两部一室”为成员的宣传小组,召开活动筹备会议,制定了《农发行和龙市支行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方案》,将各部门的具体责任落到实处,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好局面,确保了宣传活动的顺利展开。 二、创新思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改进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促进了宣传活动的有效开展。一是在宣传内容上力争做到通俗易懂,在宣传形式上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生动形象。二是加强动态宣传。我行通过悬挂条幅、张贴宣传标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分发宣传单、配置讲解员等方式,向公众进行宣传,增强公众对农发行业务的了解。三是开展银企对话宣传活动。和龙市支行深入企业,讲解农发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并同时向企业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与遵守征信业条例的重要性,引导客户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切实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三、常抓不懈,建立金融服务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 和龙市支行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建立开展金融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一是落实常设办公部门,负责全行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全面落实各成员部门的工作职责。二是按照“部门配合、明确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要求,建立金融宣传工作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和操作办法。三是做到宣传活动常态化,宣传工作实质化,不间断地利用条幅、电子显示屏等媒介,面向企业、面向公众进行金融宣传活动。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十二五”期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严重制约与挑战 “十一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经受住了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将是中国农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机遇,也存在着若干严重制约与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农产品成本在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在周期性波动中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多数农产品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上升,到1998年前后开始下降,到2001年前后又重新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多数农产品成本在新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往往明显高于上一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并且只是略低于上一周期成本上升阶段的最高点(详见图1)。剖析农产品成本增加的来源可以发现,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种子费,特别是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和农药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往往是推动种植业产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的每亩总成本增加了110.66元,其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农药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了33.53元、30.66元、30.61元、29.50元、9.47元和7.25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30.3%、27.7%、27.7%、26.7%、8.6%和6.6%。在畜产品生产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和人工成本是推动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规模养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460.66元,其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19.99元、198.96元和28.77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47.8%、43.2%和6.3%。在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农业效益的改善,从而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从历史经验来看,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之间,往往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尽管不同种类农产品成本开始上升或下降的起点往往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成本波动的轨迹也可能有一定差异,但就总体而言,经济繁荣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经济萧条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变化平缓甚至下降的时期;只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可能会略微超前或滞后于特定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鉴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影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键期,但可以预料未来经济的复苏过程很可能不是一路坦途,在2009、2010年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会比2002到2008年明显放慢。因此,在未来一两年,尽管我们不排除部分农产品出现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就多数农产品而言,其成本变化很可能比较平稳,甚至会略有下降或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不必太多地担心农产品成本的快速上升及由此形成的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 但如将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拉长到“十二五”后半期乃至更长时间,对于中长期农产品成本的上升及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则不可掉以轻心。主要原因是: (1)根据历史经验,尽管农产品成本可能会出现连续几年的下跌,但成本下跌阶段的低谷仍然很可能高于此前开始成本上升阶段的起点。农产品成本的短期下跌,难改其长期走高的趋势。 (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产品生产的土地成本将呈加快上涨的趋势,由此会形成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持续推力。最近几年来,不仅农业的地租水平在逐年提高,由于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工商业用地紧张和地价上涨的问题也在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农业用地机会成本的上升。2009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房地产用地的价格仍在迅速上涨,甚至频繁出现“地王”现象。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比较极端而又间接地说明,土地价格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具有较强的刚性。 (3)至少从中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种植业产品的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仍将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影响能源价格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明显增多,但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的中长期趋势仍将是逐步走高,从而会推动农产品生产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农药费、排灌费、农膜费、燃料动力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的上升。尽管目前国内外油价仍然没有接轨,但在对外开放迅速扩大、互联网传播功能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会成为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带动力。这种情况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产品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等与能源相关的要素价格在总体上仍会呈现上涨趋势。尤其是随着农机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进,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短缺的问题将会不断加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增加,也会推动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中国农业机械化将会继续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可望加速。由此将会导致农机作业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成本中的机械作业费相应增加。 (4)今后,随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资源竞争的加剧,农产品生产的用水成本必然呈现不断走高的趋势。 (5)中国畜产品成本提高的推力同样不可轻视。以养猪业为例,首先,精饲料费是近年来导致养猪业成本提高的主要因素,精饲料价格既受养猪业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受玉米等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作用。当前国际粮价已经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国际粮价的波动及由此引发的部分国家粮食供应的紧张,很容易引起相关国家的过激反应,从而加剧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尽管不排除今后部分年份出现国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但中长期内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比较严重,由此会推动中长期国际粮价的上涨。由于国内粮价和国内外能源价格的上涨,今后精饲料费很有可能继续成为养猪业成本上升的主要推手。其次,随着社会用工、用地机会成本的提高、畜牧业健康养殖方式的推广,以及畜牧业由分散饲养向集中饲养、小规模饲养向规模化饲养、副业化饲养向规模化饲养的转变,养猪业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6)随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消费示范影响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美化生态环境的功能,将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农业发展中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将呈现迅速提高的趋势。由此会导致农业发展对环境和节能减排的要求迅速提高,强化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以畜牧业为例,近年来,一方面,畜禽疫病频繁发生且有长期加重的趋势,控制畜禽疫病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对畜产品安全和畜牧业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的需求却在不断升级,并对加快畜牧业养殖方式的转变提出迫切的要求。由此会导致养殖业中医疗防疫费、死亡损失费、保险费,甚至小区建设费、环境治理费呈现总量加大的趋势,推动畜产品成本的上升。 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严重障碍 最近几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开始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明显加快,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不断推进,表现为各类农业专业户、重点户和种植场、养殖场迅速崛起,有些农业专业户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的雏形。二是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撑作用迅速凸显。三是在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现象迅速推进,重大项目带动、农业项目区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等,越来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乃至组织成员的竞争或合作关系,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有些种养小区实行统一规划,要求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供应农资、统一销售,甚至奶牛养殖小区要求统一挤奶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仍然较为滞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及其对农民增收贡献能力的增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准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活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如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往往有钱养兵、无钱打仗,人才少,素质低,设备老化,为农服务的机制不到位,其农技服务也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技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至于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及其推广应用往往无人问津,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也很少有人重视,对农民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更是相对贫乏。近年来,许多地方畜禽疫病大面积传播,增加了农民的养殖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疫病防治在资金和技术上都存在严重问题,防疫人员不到位。又如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第一,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不足,其运行效率和服务功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第二,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拓不足,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许多地方的地方性资本市场甚至农业保险业务几近空白,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面临启动资金不足、运营资金短缺和农业经营风险集中化的困扰。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青冈县调查时,有些农民说,他们养猪是“前面挣个够,去年赔个够,今年死临头”。因此,“不是农民不想富,而是他不敢迈大步”。第三,中小银行和微型金融发展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由于养殖业风险大,有些地方的农户养殖贷款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第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机制尚待形成,导致农村发展中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 (二)对农业分工协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由此导致农业分工协作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导致营利性、非营利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支撑,不利于形成网络化、集群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不利于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还导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得到有效引导,妨碍农业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影响农民增收和就业渠道的拓展。此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还不利于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形成对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改革的激励效应。农业分工协作发展缓慢,还导致农户之间难以通过联合和协作,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好处,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统购分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降低农产品成本;相反,却可能在农资(机)购置、病虫害防治、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提高农业的经营成本。 (三)在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方面,尚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人力资本支撑。当前,中国农村乃至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正在显著加快,这不仅表现为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表现为农户、农民的分化和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还表现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导致农业发展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导致按行政体系配置资源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思路面临严峻挑战;围绕农业产业区、产业带,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户与农民的分化,往往伴随着农户的专业化和农户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导致农业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对加快农业组织创新的要求日趋迫切,容易衍生出大量个性化、定制化、特惠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导致传统的公益性和普惠式的农业服务体系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改革传统的农业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技推广体系的要求迅速增强。 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尤其需要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民培训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以便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雄厚的人力资本支撑。但是,近年来,中国农民培训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仍严重滞后于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甚至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农村精英阶层的流失,农村特别是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出现了不断弱化,形成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二五”部队。2007年,我们在内蒙调查时,有的基层干部反映,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大多是老头、老太、光棍、灰汉(智能差的人)。农业劳动力素质弱化,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也给农业技术培训提出了新的难题: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在此背景下,就难以提高农业培训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农民培训发展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及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由于创业培训发展不足,在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民往往面临不知“从何下手”、“如何下手”的问题。有的农民说,“我们农民也想挣钱,关键是到哪挣钱?”鉴于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种啥啥多”、“养啥啥不赚钱”的难题,有些农民发出感叹:“谁能告诉我,来年种什么?”许多乡镇干部发出感言:“农村懂营销、会创市场的人太少”,“面对市场农民容易犯迷惑”,“农民培训问题越来越大”,“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人才问题”! 三、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严重滞后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包括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土地、资金、农资、企业家和劳动力等要素结构的调整,甚至产权结构的调整。农业结构升级更要通过农业要素结构的升级来支撑。因此,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快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发育,拓展涉农要素的市场领域,为促进涉农要素和产权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重组创造条件。不仅如此,还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有效对接,为发挥城市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对农村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带动作用,促进涉农要素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加快涉农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还可以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权流动,通过城乡之间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更好地激活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带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体地说,又分三类情况: (一)通过涉农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带动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以土地市场为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之间对土地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土地的资产属性也会不断增强。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维持农村社会和谐的同时,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在加强农地用途管制的同时,通过深化农地制度的改革、培育多层次的农村土地市场或土地产权市场,促进农用地和宅基地的有序流转。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地的节约利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利用土地的资产属性,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周边地区土地、道路、房产和旅游景点等资产价值的提高,为借此带动农民增收、扩大农产品的市场空间,甚至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可能。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挖掘利用土地资产属性的潜力仍待破题,借此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又如农村人力资本市场不发达、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加剧了农业发展中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中低水平过度竞争和粗放经营现象的盛行,也严重影响农业结构升级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二)按照统筹城乡的视角完善涉农要素市场规制,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优质资源的抽吸,为建设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三)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完善农村产权市场,盘活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资源、农业企业的优化重组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上述方面,特别是后两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许多地方充其量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长期存在并可能局部恶化 近年来中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2009年很可能继续增产。由于国内粮食库存充足,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要让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库存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会达到56500万吨上下,较2007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增加约13%。尽管从资源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对2020年前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可以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但要将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面临诸多严重障碍和约束。如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粮食生产面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从中短期来看,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在不断蓄积。2009年的重大天气灾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粮价的稳定甚至上涨。自2008年9月份到2009年6月底,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连续6次扩大粮食临时收储,对稳定国内粮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粮食储备有一定的保质期,按照粮食最低收购价收储的粮食也好,扩大临时收储的粮食也罢,这些粮食迟早是要进入市场的。2009年通过扩大临时收储稳定粮价,实际上增大了2010年、2011年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何况,随着时间的延续,通过扩大临时收储来稳定粮价,还有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鉴于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推动粮价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日益增强。可以预见,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促进农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潜力,有可能呈现加快释放的趋势。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取决于实际政策的调整情况。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在总量上中国粮食生产及库存可以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但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能在部分时期、部分地区、甚至部分品种上表现得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先前的研究[1]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量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减弱;结构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增强;甚至结构问题已经超越总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粮食的结构平衡主要包括品种结构平衡、区域结构平衡、用途结构平衡和品质结构平衡等方面。但是,结构问题往往以局部总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某一品种或某一地区的供给短缺或过剩,这些结构问题或局部总量问题经传播或放大后,容易被误解为全国性的总量问题。 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是确保粮食的供求平衡,它不仅要求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还要求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即使国内粮食生产和库存能够满足粮食需求,只要粮食流通体系特别是粮食物流体系出问题,导致主产区或仓储库点的粮食不能按时足额地运到主销区,粮食供求平衡同样会出现大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市场粮价的骤然上涨和政府乃至社会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恐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大的粮食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往往都与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粮食流通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主要瓶颈,至少是与粮食生产安全并重的问题。可见,即使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粮食流通不畅仍然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起波澜”。黑龙江省是中国粮食生产最具潜力的省份之一。2009年7月我们到该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同志反映,黑龙江粮食最大的问题是运不出去。当然,就全国而言,作为粮食主产省,黑龙江省的粮食安全状况远远好于全国。但它与主销区的粮食安全是相对的。主产区粮食的最大问题是运不出去,主销区粮食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运不进来。 此外,在中国,粮食安全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问题还容易形成放大效应。第一,当粮食运输遭遇煤、油、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紧张的冲击,导致市场粮价迅速上涨时,粮食流通环节的问题很容易被误解为粮食生产环节的问题。第二,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孰因孰果,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每当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双碰头”时,政策研究部门乃至决策层很容易把通货膨胀的发生归“罪”于粮价上涨;受“重生产轻流通”思维惯性的影响,又很容易把通货膨胀和粮价上涨的发生,进一步归“罪”于粮食生产不足。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同样可以发现,在“十二五”时期内,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粮食供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部分时期、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市场粮价的迅速上涨,很可能会不期而遇。因为国内外市场粮价的影响因素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将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特征[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相互影响显著增强,考虑粮食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从国际上看,随着粮食能源用途等新用途的开发,中长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甚至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性增强,在“十二五”时期,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很难出现稳定性的根本缓解,很可能每过一段时间粮食安全又会重新成为世界范围的“焦点话题”。况且,国际粮食市场的“风吹草动”特别是投资炒作,很可能引起主要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过激反应,加剧世界性的粮食安全恐慌,并将这种恐慌传播到中国。 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很可能长期保持高度关注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一旦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特别是面临程度不同的粮食恐慌时,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中,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倾向:为确保粮食安全甚至粮食增产,放松对增加其他农产品供给的关注;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甚至确保其他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因此很容易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由此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的反复和农业结构多元化的“退化”,从而进一步导致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被迫收缩;或农业结构调整时而受到抑制时而受到鼓励,出现“摇摆不定的状况”。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只是粮、棉、油、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极端化而已。这些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严重化,都可能产生类似于粮食安全问题严重化的后果,影响农业产业领域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导致农业增收的潜力挖掘不够或出现反复。当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时,为确保粮食安全,往往要以牺牲棉花、油料和肉、蛋、奶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进一步导致农业增收空间的收缩。 五、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突出的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农业主产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欠账多,许多水库不能关水。每遇严重灾害,单产和总产都要下降。改革开放后,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基本上是在吃改革开放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老本。农村税费改革前,农闲季节经常有千军万马挑大埂、修水渠的场景。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地方类似现象已经荡然无存,甚至小塘小坝的维修和养护也无人问津。因此,农村水利工程不配套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渠道淤塞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农业生产条件长期较差。有些地方农业春旱秋涝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小流域治理长期得不到重视。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的同志反映,该省自然灾害频繁,今年旱灾、涝灾、低温、寡照都很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如跑冒滴漏的水库太多,导致旱地灌不上,涝地排不出。该省青冈县乡镇干部反映,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该地玉米种植经常出现前旱后涝,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因此,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配套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近年来,国家陆续有些项目支持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但往往缺乏配套,导致农民用不起。如有的项目支持农民打机井,但机井打好后无钱拉国电,只给农民配台柴油发电机。农民因使用成本太高用不起,导致机井处于闲置状态,难以发挥作用。至于农田长期只用不养、土地瘠薄、有机质含量下降的问题,在许多农业主产区早已不是新鲜事。 在许多地方,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对于农业的节能减排、节本增效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据我们对黑龙江省的调查,虽然最近几年在农机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当地大型拖拉机增加很快,但仍有不少地方由于缺乏大型拖拉机耕作,深耕深翻面积小,导致犁底层变浅、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因此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都有所下降,加剧肥料和土壤流失的问题,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些地方大型农机具发展不足,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障碍。我们在吉林德惠县调查时,农民反映他们最盼望的是加强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畜禽疫病防治。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深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的问题,已经由农业生产环节转向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如许多地方的电网改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生活用电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生产用电的需求迅速增长,甚至远远超出生活用电的需求,导致农村电网的不适应性日趋突出,变压器容量不够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一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农产品加工保鲜等环节的发展都难有大的突破,要借此拓展农产品市场或通过延迟销售提高农产品价格,都会面临很大限制。农业产前、产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还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拓展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导致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容易出现较大波动。如有些畜牧业较为密集的地区,由于缺乏深加工和冷藏设施,要延迟畜禽销售以规避畜禽价格的低谷,就必须延长畜禽的饲养时间,从而提高畜禽料肉比,降低养殖效益。有些地方由于储藏、加工和销售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行对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力不强。最近几年来,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频遭国外绿色壁垒的困扰,许多地方缺乏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设施,导致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困难明显加大。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增加很快,但许多农民坦言仍远远不够。公路不修,要为农业产业化开拓市场就会困难重重。 六、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明显增加 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也日益走向复杂化和多样化。而且,越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农产品,越是政府干预市场少的农产品,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特征越显著。[3]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往往导致农民实现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容易出现部分年份明显加快、部分年份明显放慢的情形,甚至不排除部分地区、部分年份出现农民农业收入绝对减少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妨碍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那些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也包括那些影响农业发展的传统因素。为适应形势的变化,部分传统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采取了新的变化形式,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如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由此很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出现模仿化和从众化倾向,导致农产品供给上的同步放大或收缩效应。当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波动不甚强烈时,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还不至于那么大。但当其遭遇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时,由此形成的波动放大效应就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农产品能源用途的开发和跨国公司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操纵因素的增强,正好为中国小规模、分散化农业经营方式的波动放大效应提供了作用的土壤。又比如,以往虽然有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但是最近几年来,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的发展,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其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这些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防控难度高的特点。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频繁发生,很容易成为引发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 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包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产品出口绿色壁垒的显著强化,农业多功能性的迅速凸显,农产品消费结构的迅速升级,跨国公司对农业产业链的控操作用迅速增强,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显著强化,农产品市场投机抄作因素的显著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区域分割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一方面,农业发展的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提高;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对现代生产要素的依赖逐步增强,这些现代生产要素对应的成本大多具有能源价格主导型特征,容易因国内外能源价格的波动和国内外农资市场的垄断,导致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的剧烈波动,进而通过影响农产品供给,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七、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可能继续深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日趋活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经济技术研究会等层出不穷,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解决了单个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办不了、办不好或办了不合算的许多问题。到200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1.09万个,实有成员2500多万人。[4]但就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正在加快形成。这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摄取垄断利润,往往以将农民推向农业价值链分配的边缘地位为代价。 农业产业链运作中“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贪大求洋”,过度重视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带动,轻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政绩,提高了区域农业产业化的显示度;但也在客观上拉大了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型龙头企业与中小龙头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谈判地位甚至市场定价能力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居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龙头企业以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为由,要求农户“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固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但如超过一定限度,形成“新品种”对“土品种”的全面替代、企业行为对农户行为的“全面覆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作用。如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多样性的下降,不利于农产品品种资源的保护,甚至会强化龙头企业对农业种质资源的控制;从近中期来看,容易淡化农业发展的区域特色,强化农户作为生产者对龙头企业的市场依赖,并将农户引向对市场粮价被动接受的地位。 在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中“贪大求洋”的倾向,还可能为大型龙头企业对中小型龙头企业的挤压、排斥和控制提供便利,不利于增强区域农业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和本土根植性,甚至影响农业产前、产后企业带动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果。有些大型龙头企业为谋求自身利益,甚至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推波助澜,或人为制造波动。长此下去,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效果和对农业的调控能力,都可能面临严重侵蚀。当前,在那些市场集中度高、专用性强的农业产业链中,更容易出现类似现象。[5]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近年来,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往往更容易出现在市场集中度高、利润空间大、发展潜力好的领域。第二,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呈现加快趋势,并日益体现其战略意图。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正在日益向纵深发展,其控制方式正在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控制中国涉农企业。有的跨国公司甚至扬言,在中国农业中要先清理市场,拿80%的钱消灭对手,拿20%的钱进行投资。第三,目前在中国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但已经开始呈现由加工企业转向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的趋势。如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对中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控制,尽管比重仍然不大,但正在出现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些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可能通过设置超市进场费、要求通过各种食品安全认证等,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成本和门槛,并将大多数小规模、低技术、低素质的农民排斥在农业产业化的大门之外;甚至通过扩大国外农产品销售等方式,挤占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空间。[6]第四,尽管按照通常的理解,延长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但“企业控制产业”的存在及其由加工领域向流通领域的转移,很可能加剧农民在农业产业链增值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剧农产品价值链分配的下列不公平现象:农民“承担成本多、获得利润少”,控制农业产业链的加工企业特别是零售商“承担成本少、获得利润多”。因此,在农产品价值链或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割中,农民往往居于低端,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容易受到价格、成本波动的冲击”,从而影响农民增收,进而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基于前文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应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与挑战,必须超前谋划,增强决策的前瞻性。作出具体谋划与决策固然不是本文主旨所在,然而若能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则本文目标已达到。 (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王一凡(1989年),男,汉族,湖北赤壁,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刘隐(1991年),男,汉族,湖北天门,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摘要: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关系到贫困问题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最大量的人口,不发达的现状和经济困境也往往伴随着这些国家和人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在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国内外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均处于转型期,农业发展也不例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其所面临的挑战,讨论如何采取措施推动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转型;农业;发展 一、 农业在转型期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一) 农业在经济中的贡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异质性,本文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分类是用于考察农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业国中,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这类国家中农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2%;在转型中国家,农业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5%-7%;可见,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并且往往是国家越落后,工业化水平越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的转型,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逐渐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结束以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会减少至很小的比例,甚至为负,这时的农业成为净补贴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已不再重要,而是表示农业不再对发展构成大的阻碍。在中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分为市场贡献、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 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在农业的各种投入不仅仅来自于本部门内部供给,其它部门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而且农民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消费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非农部门,这样就给经济中的其它部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由此扩大了非农产业的销售,促进了其它部门的发展和增长。 农业的产品贡献是指农业部门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的产品贡献,即在农业总产品中扣除农业部门消费后所得到的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作为主要原料,我国的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农副产品加工部门作为主导,工业生产原料有近30%来自农业,轻纺工业这一比例占80%以上,虽然还有一些工业部门不直接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但它们依赖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部门的增长。所以农业品的生产规模及其增长决定了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增长。粮食“十连增”保障了粮食安全,稳定了工业部门的发展环境,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 农业的要素贡献可以分为劳动力贡献和资本贡献。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以各种形式为非农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继而奠定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优势的基础,据统计,在中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为57.6%,在第三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约为52%。;而资本贡献是指在农业剩余中扣除农业部门购买的工业品部分后的净剩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我国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汲取大量资金发展工业。截止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原始积累据推算约为8000亿元以上。中国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做出了巨大的资本贡献。 农业的外汇贡献指的是通过农产品贸易出口创汇,利用外汇进口急需的物资和技术以促进发展。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紧缺原材料和高科技生产技术,急需大量外汇。在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创汇。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0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持持续顺差,直至2004年才出现逆差。同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纺织品的大量出口,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途径。 (二) 农业可以减少贫困、保障粮食安全进而稳定发展环境 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4个贫困人口中就有3个生活在农村,约21亿人每天每人消费不足2美元,8.8亿人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处于极度贫困,贫困形势十分严峻。农业为无数农业经营者和生产者提供了就业,在城市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农业还起到了相当于社会保障的作用。虽然农业的发展不能够让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但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却是举世公认的。据多项评估显示,由于农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的作用至少是非农产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作用的2倍,在中国,这一数值达到3.5倍,据统计,以每日1.25美元的生活费用衡量,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脱贫人口达到6.6亿,贫困率从84%降至13.1%。减少大量贫困人口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农业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也尤为重要,一旦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后果将十分严重,由于粮食无法自给,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支出,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创汇能力不强,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粮食必然会收缩技术的进口,从而影响到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三) 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首先是高耗水产业,直接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其次,农业对化肥和农药的乱用滥用直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并形成污染;此外,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以及温室效应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但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实施和促进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 如何促进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 (一) 提高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可得性 在中国,由于劳动力相对富足,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包括土地、金融资本、水利、科教等方面,而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公共物品分配不均等现实往往限制了农民自由或者公平地获得这些要素和资源,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获得这些生计所需的资源。 在土地方面,放开土地流转市场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退出农业生产的机制,在产权的保护下却又不致于失去生计保障。这有利于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但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缺少实施细则等原因限制了土地市场功能的发挥,使土地配置缺乏效率。对土地进行确权,开放土地市场,对土地市场实行有效监管,形成规范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可以帮助解决土地资源的可得性问题。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缺乏像城市一样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由于风险大、利润低,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业领域,致使农业和农村普遍存在着融资成本高、机会不均等等问题。而农民除了土地,缺少其它可以作为抵押的资产,而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也导致所有权无法进行抵押,而如果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会导致一旦失败将失去生计的风险。这些现状致使小农在市场上无法与其它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建立农村金融体系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金融服务,并以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和融资成本为目标,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在部分地区试点推广无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可以有效减少农户风险,进而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投身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之中,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福利。 在水利方面,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中国的防灾减灾压力也越来越大,节约水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兴建农田水利和灌溉设施成为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水利是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集公共性和战略性于一身。发展水利建设,不仅可以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关系到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 在科教方面,由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于城市水平较为低下,并且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慢于城市,使农村积贫积弱,加大对农村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有助于帮助一部分农民掌握技能实现脱贫并发展生产,投身到现代农业的经营之中。将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相结合,使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供农民自主选择,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农民摆脱贫困的内生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良性发展。 (二) 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加健全 由于农业市场各种强有力的市场主体的参与,为了保证小农的地位不受冲击,应当完善市场机制并加强监管,实现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有效配置,使农民享受农业发展的利益。 在产品市场上,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波动来进一步健全市场体制,依靠完善商品交换、市场信息体系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来惠及农民,利用期货工具来控制大宗农作物的价格;运用粮食储备来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通过降低关税、减少进出口贸易限制、规范市场公平交易来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在生产资料市场,同样面临着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规模不经济等问题,在利用市场自我调节农资市场的同时更要谨慎地使用农资补贴,并对补贴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反馈。 (三) 提高公共投资的数量和质量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国家投入向工业倾斜,这种投资政策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一直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落后开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才使得人们重新重视农业,对农业加大投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路桥、通信、电力等方面。这类公共投资的增加将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由于这类投资往往具有数量大、利润小、周期长等特点,私人和组织无力承担,因此只能由政府和集体提供。通过国家负责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集体负责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闲置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公共投资的效率。 (四)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位生产者和政府的角色。由于农民个体往往是富有效率的生产者,如果能得到组织的支持将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获得规模经济。对小农而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以农户为基础,合作组织为依托,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有助于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克服小规模经营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由于农民组织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其自身常常面临管理能力低下等问题。因此只有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来发展和壮大农民组织,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五) 实现发展的可持续 随着资源的日益稀缺、气候变化加剧以及环境成本的加大,农业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加限制地滥用自然资源了。生产的外部性导致农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于如农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的关切,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首先,要通过法律来明晰产权,明确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公共的悲剧”;其次,采用科学技术,进行保护性耕作,如轮种休耕等,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进行集约化的管理,运用物理、化学、生物和电子信息等手段获取农业环境的即时信息,以此为以依据提出防治污染的对策;最后,发展生物清洁能源并降低成本,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市场并延缓资源耗竭的速度。 三、 结论和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处在转型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近年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降到5%以下,非农部门迅速发展,但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却相当滞后,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需要对农村进行大量补贴,而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使得公共财政捉襟见肘,公共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如果依靠补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将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消费成本,致使公共决策陷入僵局。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当前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前进,必须采取包括促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农民组织化、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等在内的综合措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根据速水和拉坦的研究,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进步道路,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在土地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由于土地相对于劳动越来越稀缺,导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取消土地流转制度的严格限制可以使土地的再配置效率提升,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进而提高效率。而有效率并且公平的市场将成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极佳工具,企业将农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高竞争力,使更多的农民和企业参与发展,并帮助它们“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实力。 农业对于发展的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挥,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新的机遇正在显现出来,而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中国充分发挥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农业的极大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其次探究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最后探讨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及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发展迅速,但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也是越来越突出。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我国的农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20世纪末,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强有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形势一直保持旺盛势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自1999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稳定在5亿吨以上,成为世界最大产粮国,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财政收入的1/4、创汇的1/3、工业增加值的1/2、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农民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农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委会选举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正在逐步普及。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业国际合作与交往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种苗以及大批农业科技成果来发展我国的农业。同时,中国农业科技的国际交往也发展迅速,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有了农业交往,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国还同13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开展了双边合作。 三、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1、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 近年来,由于工矿企业排放的“三废”,以及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农膜,导致我国部分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大中城市郊区的农产品产地、工矿企业区周边的农产品产地、污水灌溉区的环境污染严重。 (1)农田土壤污染 目前,我国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较为严峻。据不完全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万公顷,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2)农用灌溉水污染 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5.59×107公顷,即只有约43% 的耕地依靠灌溉水,而57%的耕地仍主要依靠降水。灌溉水质量对产地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从产地环境角度分析,目前真正受水污染影响的区域估计在20%左右, 其中影响较严重的区域约占5%,受污染威胁面积约为6.50×106公顷。 (3)农区大气污染 由于部分地区大量燃煤,以及焚烧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导致农区大气污染。据估算,我国大气污染农田面积约533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6%,仅淮河流域因农田大气污染累计损失就超过1.7亿元。 2、耕地资源减少 耕地是农作物生长的基地,是农业生产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有效的保护耕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水土流失的加剧,我国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2008 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8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18.2574亿亩,较2007年净减少29万亩,减幅0.016%。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87.4万亩;生态退耕11.40万亩;灾毁耕地37.2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7.40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373.35万亩。同期,全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 3、农业水资源短缺 水是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当前,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形势日趋严峻。首先,人均占有量少。我国水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年缺水量近400亿立方米,约有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达标饮用水;农田受旱面积年均达200万公顷。其次,用水浪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年供水量大约为5500亿吨,而农业用水量约占总量的 70%,其中农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的90%左右。据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用水灌溉定额普遍偏高,实际达到平均每亩灌水450 立方米~500立方米,超出实际需水量的1倍左右,有的地方甚至超出2倍以上。据统计,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50%,1立方米水只能生产0.85公斤粮食,远低于2公斤以上的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 1、具有刚性约束特点的农业自然资源:耕地资源与水资源。 从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看,无论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水平较低,大多数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地资源与水资源也不例外。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从水资源拥有量看,中国平均每年可更新的淡水资源量为2.81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约42.75万亿立方米可更新淡水资源的6.6%,可以说,中国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存在同样的不利条件。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可通过灌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来体现,因为中国75%的粮食作物生长在灌溉土地。对中国而言,相对较少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其农业发展固有的不利条件。除自然资源在国家间不均等分配的固有资源禀赋约束外,国内的城市和工业扩张都需要地理空间和水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约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镇在耕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低于非农产业,在与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耕地和水资源争夺战中,农业和农村的弱势地位逐渐凸显,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2、具有逐利性和软约束的农业社会资源:资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 与耕地和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不同,资金和劳动力属于农业社会资源,而且流动性相对较强,其流动性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由于受到的是流动性软约束,资金和劳动力就有激励通过流动去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总体而言,我国当前仍然是农业部门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农村资金方面。2010年,农村投资的增幅仍低于城镇投资增幅4.8个百分点,农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3.2%。1995年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4.43倍(按现价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出约1倍。近年来,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农业补贴规模继续扩大,农村金融服务有所改善。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0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等农村贷款余额9.8万亿元,同比增长31.5%,高出同期各项贷款增速11.9个百分点;农户贷款余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29.4%;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但不可否认是农村民间资本仍向着投资回报率高的二、三产业转移,且各类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抽水机”角色,农村农业资本依然缺乏,农民贷款仍困难。农村劳动力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结构性矛盾显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于乡村人口基数大,目前乡村劳动力总量依然过剩,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还较大,但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乡村从业人员总数和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3、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约束的农业现入要素:化肥和农药 现入要素的使用对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作物增产的作用巨大,但仍然逃不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效果已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从不同农业生产资料来看,产品畜价格、机械化农具价格和农药价格相对比较稳定,饲料(2010年价格上涨8.3%)、农用机油(2010年价格上涨10.3%)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2010年价格上涨10.3%)上涨明显,但是化肥价格持续下降。2010年,化肥价格在2009年下降6.3%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4%,化肥使用可能已经到了极限。以农业生产中的氮肥使用效果为例。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1.6倍,单位农田的氮肥施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用量。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氮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氮肥的大量使用,氮肥的肥效快速下降,其直接表现为氮肥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下降。有研究指出,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肥料成本增加引发净收入减少。有专家分析认为长期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是氮肥肥效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化肥施用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农民维持单位土地产出量就需要施用更多化肥,似乎陷入了“施用化肥—土地贫化—施用更多化肥—土地更加贫化”的恶性循环。农药的使用也没能避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多年来,我国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就是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投入水平已经相当高。过量使用化肥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样,过量使用农药也有类似的结果。有学者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以1996~2008年省际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的农业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农药使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在-10.664到0.978之间,变化不大,说明粮食产量几乎不受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张立超、翟印礼,2010)。贾卫国(2010)在江苏省12个城市的农化用品投入效率进行分析后,得出1/3的城市已处于农化用品投入规模过大、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结果。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减少农药使用量并不影响农作物产量。按经济学的理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而实践也表明,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使用也是遵这一规律。 4、能够突破资源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业科技方面,据农业部测算,2010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2%,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种子统供率达到66%,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率达12%,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52%。即便如此,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却是当前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总体来说,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40个百分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推广能力不足,技术到户率不高,现实科技的潜力发挥不足,例如每年大约有6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诞生,但只有不到1/3被利用。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降低了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农业用水约占社会用水的2/3,但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五、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1、农业政策的优秀目标应当从实现食品的自供给安全,转变为改善农户的生计状况许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证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因此,在粮食总产品连续3年保持增产(总产超过4.9亿t,2007年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 5亿t)的今天,如何在政府层面上保证农产品供给数量上的安全,同时实现农民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难点。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正视国际农产品市场应有的作用,应当是使农产品供给安全得以有效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2、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与农户生计目标相脱离,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应当集中力量发掘传统农业的精华和乡土智慧,发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就像舒尔茨说过的一样:“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怎样的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事实上,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往往产生于最好的现有技术的扩散,而不是某一实验室新技术的发明,英国的农业革命、美国的土壤保持运动亦如是。 3、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应能促进农民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业已不堪重负,而长期以来中国推广的农业技术却是以资本、土地密集型为导向的,不仅没有利用好最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而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为求得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必须把生态学原则结合到以农村充分就业为中心的战略之中,开发“生态技术”使农民能够就地“自我雇佣”,旨在促进农村的充分就业,并开创一系列的增值增收活动。 六、结束语 农业的发展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得到更好发展的保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在农业的发展中资源环境的约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关系到中国农业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与期权理论实践 摘 要: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虽然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制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多漏洞,农民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可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期权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和流通,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市场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由于农产品和化肥、种子、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展开分析,引入期权理论利用套期保值将农民的价格风险转移给市场,进而分散农业生产中风险,使农民的利益通过市场化得到保护。 关键词:农业生产;套期保值;风险转移 1.前言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支持政策是指由政府机构介入市场,利用行政手段对农产品以保护价形式收购、政府储备或直接对农民进行低收入补贴,以保护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水平。将期权理论引入农业生产和经营,可以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补充和促进,通过市场形式承担和分散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风险,以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2.期权理论运用农业市场概述 2.1期权理论 期权(Option)是指在某一限定时期内按某一履约价格买进或卖出某一特定商品或合约的权利。是一种投资者支付一定费用获得不必强制执行的选择权。 期权的优秀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1)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 投资者获得期权后拥有的选择权,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行使权利,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选择放弃权利。因此,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 (2)期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投资者付出一定成本获取期权,条件不利时放弃该期权,损失是购买期权的成本;条件有利时行使权利,获得差价收益。也就是说,期权所有者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而获得的收益有多种可能,可能是零也可能很大。因此,投资获得期权的成本与其持有期权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3)管理“不确定”以提高期权价值 投资者通过期权锁定了不确定的下界风险,这意味着不确定程度越高,标的资产的波动越大,投资者获得上界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期权价值越高。 (4)运用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 期权可通过标的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动态复制而得,期权定价是通过标的资产动态反应的。决策者可以通过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性,这使得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不对期权定价产生影响。 2.2期权理论与农业发展 利用期权市场保护农业,相对于利用行政措施支持农业,有如下优势:(1)期权交易中的价格,是通过市场竞价过程形成,是期权交易双方对未来供需状况的预期,它的形成基本反映了供求的实际关系。为农民生产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2)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其部分价格风险被期权市场中其他投资者承担,有效的降低了风险; 3.农业生产中期权套期保值应用分析 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构成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为农民在前一年粮种的选种和当年的销售收入都带来的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谷贱伤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在农民生产过程中,由于种子、化肥及生产工具的价格变动,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存在不确定性。 3.1在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 进行这项操作的目的是要规避农业生产者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但是在这里运用的是看跌期权合约而不是期货合约。看跌期权合约是指这一合约的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出售标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可见,看跌期权合约的买方是期望未来标的资产下跌而购买的这个合约。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说明: 7月份,当小麦的现价为1580元/吨时,一位农业生产者正期望从他的一个客户手中获得200吨小麦的大订单。预期客户会要求在8月底交货(合约约定以交货时间价格成交)。农业生产者关注的是小麦价格会从目前水平下跌,从而对他的边际利润产生压力。 很明显,为保持现在的价格和盈利水平,需要对小麦价格进行套期保值。这位农业生产者决定运用多头期权来控制农产品的风险。 查询网站所得到的小麦期货合约的成交价格如下: 7月份:每吨1620元,8月份:每吨1680元,9月份:每吨1720元 上述数据表明市场处于期货溢价状态,当然溢价程度不是很强。于是农业生产者以20元的期权价格买入交易所9月小麦的1720看跌期权。 (1)价格上涨 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价格上涨显然是一种让他们满意的变动。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运用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是否可以让农业生产者在价格发生有利变动时能够获利。 考虑进期权购买成本的话,农业生产者的实际销售价格是1730元,(实际收到的价格1750元-在期货市场上的损失20元)。这比农业生产者要套期保值的价格有150元的改进。 以上表明,利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在市场价格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时,农业生产者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仍能得到价格有利变动所带来的收益。 (2)价格下跌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主要研究在标的商品价格下跌时,利用期权的卖方套期保值的情况。为此,我们假设农业生产者平仓时,小麦的现货价格已跌至1490元/吨。此时农业生产者持有的看跌期权处于实值状态,他会下指令让期货经纪人执行这项期权。同时,他会再买进同等数量的小麦期货合约,来抵消由于执行期权所带来的空头期货头寸。此时买进期货的交易价是1485元/吨。 3.2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涨期权的买方套期保值。 在农业生产者进行生产时,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农业生产者免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考虑看涨期权。看涨期权是指该合约的购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购买标的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 当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在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之下时,期权将不被执行,由此引起的成本仅是全部期权费用。在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上涨,不利于农业生产者时它通过执行期权,将会大大减少损失。因此,在买方套期保值中,主要是针对价格向上的不利变化,由运用看涨期权的保护策略则可为此承担损失。 4.建议 农产品期权市场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关于市场机制和规则的建立还很不完善,各参与主体还处于观望态势。此处针对我国农业期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 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支持为辅 我国农业市场发展滞后,加快农业市场改革,转变政府管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成为当前解决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于是,利用期权这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避免由于价格的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抵御市场风险,对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在农业期权市场建立初期,政府是主要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它可以通过代替农民支付权利金、交易中的手续费及其他相关交易费用,也可以直接向参与农业期权交易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来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使农民真正成为农业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 (二) 培育农民成为规范的期权市场参与主体 由于中国大多数农民受到传统农业经营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期权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生工具,能否被农民大众接受并灵活运用,成为农业期权市场能否在我国成功建立的关键所在。于是,要培育农民真正成为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帮助和引导广大农民进入期权市场,首先必须帮助农民转换观念,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通过农业期权市场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优化粮食种值结构,使其农业生产经营向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 (三) 开展农业期权交易试点,逐步完善市场管理体系 美国于1993年开始鼓励农场主参与政府农业期权交易试点。这种措施使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贴通过期权市场使农场主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目前可以借鉴此经验,在我国实行农业期权交易试点。对优先进入该试点的粮食生产企业和农民,给予粮食期权支持。对于交易对象的选择,可以首先选定某一优质粮食品种为对象,在该品种主产省的某一地区试点。通过交易试点的推行,不断完善农业期权市场体系。确定合理的交割税率,制定符合各个参与主体利益要求的市场管理体制。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吉县支行以十八大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永吉县农发行党支部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在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农发行工作实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和农发行价值体系建设。该行为使全体员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组织全行员工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结合本行实际,制定了《开展爱岗敬业履职尽责主题教育活动方案》,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条红线,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员工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员工再次受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树立和倡导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爱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以实际行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该行党支部在组织员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同时,还按上级行要求,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农发总行的价值体系。即农发行愿景: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使命(宣传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农发行优秀理念: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农发行精神:尽职、务实、创新、自强。党支部号召全行员工认真抓好落实,积极发挥价值体系的优秀引领作用,不断适应新形势要求,拓展理念内涵,丰富实践内容,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使之转化为全行员工统一的价值导向,神圣的使命感召,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将其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用“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愿景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召示全行员工为之而奋斗。 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县行党支部以支持“三农”为切入点,践行经营理念,完善管理机制,向全行员工发出了“转变观念,创新管理,真抓实干,不辱使命,创建一流员工队伍,为支持‘三农’做贡献”的号召。开展了以“我爱农发行,奉献在岗位”为主题的艰苦创业、廉洁从业、建功立业的创建活动,使全行员工进一步增强了大局意识,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推动了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活动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省级分行: 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收购掌握粮源和实施粮食宏观调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维护粮食市场与价格基本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和得力抓手,承担着重要的公益性、基础性和社会性职能。近些年来,各地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部署,大力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企业“三老”问题基本解决,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国有粮食企业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粮食购销,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开始走向振兴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在多元市场主体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受历史遗留问题及当前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国有粮食企业融资难、竞争力弱、经营模式单一、缺乏自我积累等问题比较突出,“小、散、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地位和功能受到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支持作用,促进国有粮食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动战略重组,做大做强国有粮食企业 (一)重点推进县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兼并重组,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保留1家地方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以优势骨干粮库为主体,基层购销网络为基础,通过兼并重组,组建公司制、股份制粮食企业,主要承担粮食储备、政府调控和市场化收购任务。逐步实现“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模式,促进资产、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把国有粮食企业做大做强。 (二)积极适应区域粮食宏观调控需要,着力培育区域性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地方大型粮食企业,并以具备规模优势、资产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的区域性大中型粮食企业为依托,打造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区域性粮食集团,不断提高国有粮食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按照有利于保护售粮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原则,在深入分析本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状况、经营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粮食购销数量、企业辐射半径和应急保障需要,制定本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重组规划方案。省、市、县三级规划方案要上下对应、统一协调,并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及有关部门的支持,确保规划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转变企业经营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着力改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买原粮、卖原粮”的单一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有条件的国有粮食企业向收购、仓储、物流、加工、销售等一体化发展,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竞争力。鼓励地方国有粮食企业通过积极参与“主食产业化”、“放心粮油工程”等,拓展经营空间,实现经营多元化发展。 (五)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创新机制,规范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统一发展战略、统一资产管理、统一财务核算、统一制度管控、统一人力配置的统分结合的公司制发展模式,切实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三、积极协调和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六)在改制重组过程中,要通过采取免征、先征后返或减征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将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的国有划拨土地改变为出让用地。结合“退城进郊”、创办“粮食产业园”等,盘活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资产,扩大资产规模,改善资产质量。 (七)加强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在人员分流、社会保障、经营性亏损处置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争取重组、改制后的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继续享受原有国有粮食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 (八)采取政府注资、企业入股等方式,多渠道充实国有粮食企业资本金,提高企业资信状况,增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偿贷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九)以省、市两级粮食储备为重点,加大对地方储备信贷支持力度,确保省、市级储备粮增储、轮换资金需要,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区域粮食市场调控能力。对省、市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直属库,地方储备先购后销所需的轮换贷款,应给予信用贷款支持。对军粮供应企业保障军粮供应所需资金足额贷款。 (十)对县级粮食储备实行有区别的信贷政策。对制度健全、财政补偿政策落实、符合贷款集中管理要求的,增储贷款要优先支持;对财政补贴不落实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对承担县级储备的企业,地方财政补贴能够弥补价差亏损,或企业足额建立轮换风险准备金的,所需轮换贷款可采取信用贷款方式。 (十一)对经营管理状况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自主经营的市场化粮食收购资金需求,要按照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经营能力,在企业有效资产应抵尽抵,落实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或缴存风险准备金后,可发放信用贷款。不得将自有资金和风险准备金两种风险保障措施同时使用。 (十二)对从事粮食储运、调销、加工的国有粮食企业符合流动资金贷款条件和要求的,要积极给予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促进其扩大经营。 (十三)在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可以发放重组贷款,支持企业资产整合,提高竞争优势。对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战略重组过程中关闭、注销和破产的,农发行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快处置所形成的呆坏账。 (十四)充分利用现有的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积极支持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粮食收储、科技创新、技术升级改造、质量体系建设、军粮供应保障能力提升以及生产基地建设,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布局,尽快做大做强。 (十五)对改革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暂时达不到粮食收购贷款条件的,给予1~2年过渡期限。在粮食主产区和有粮食收购任务地区,一个县(市、区)域内没有具备粮食收购贷款资格企业的,应由当地政府指定,落实必要风险防控措施,选择1~2家条件较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发放粮食收购贷款,确保不留收购空白点,地方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负责对指定企业进行监管,确保农发行收购资金安全。 (十六)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要求,确保粮食收购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申请粮食收购资金贷款须在农发行开立粮食收购资金存款账户,积极配合农发行对收购资金的信贷监管,销售货款要全额回笼至农发行存款账户,并及时归还占用的粮食收购贷款。 五、改进信贷服务,提高办贷效率 (十七)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发展贷款担保机构。通过粮食企业的联合筹资、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向现有担保机构注资、争取财政资金补助等方式组建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定向提供担保,提高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融资能力。 (十八)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共同出资,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财政部门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进行担保。 (十九)不断创新信贷产品,满足地方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对产业链比较完善的粮食企业,农发行要创新信贷产品,以优秀业务为依托,满足企业上下游整个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二十)创新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贷款担保方式,增大对企业融资额度。实行粮食库存浮动抵押、仓单质押等安全、便捷的担保方式,切实改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二十一)对于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使用粮食收购贷款,每年在收购旺季前要及早开展收购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工作,将粮食收购贷款额度核批到企业,并及时通知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二十二)严格执行中国银监会和农发行有关金融服务收费相关规定,严禁违规向企业收费。对于符合收费减免政策规定的,要减免相关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六、密切加强合作,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二十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资信共同考评机制,把企业发展潜力、经营管理能力、履约还贷能力等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共同把发展前景良好、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国有粮食企业纳入“信誉良好企业”名单,在贷款条件和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和支持。 (二十四)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风险共同监管机制,科学区分市场经营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和恶意挤占挪用等非系统性风险,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农发行适当提高对因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市场风险承受度和容忍度。粮食部门要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努力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非系统性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对企业发生的恶意挤占挪用农发行贷款的行为,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十五)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定期联系共同会商制度,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掌握粮食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改革动态等,共同参与当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方案的制定,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及时沟通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经营管理和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协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神,并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和农发行(客户一部)报告。 当前,正值秋粮收购的关键时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要通力合作,认真分析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及早安排和落实收购资金,加强对收购资金监管,确保不出现“打白条”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 摘 要: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的特点,包括命名方式的演变、术语形式的演变和语义的演变等,旨在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与发展研究 【摘要】 综合考虑三农经济的特点、目前的发展形势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的业务范围、经营背景等因素,本文认为,无论是外部经济体制环境还是内部经营管理,农发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金运用效率低、潜在风险大等,导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支农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因此农发行的改革和职能调整势在必行。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金融 改革 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必要性 1、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发展银行的支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随着工业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需要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性金融手段。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通过财政贴息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供应,进行农业发展的硬件建设和生产能力建设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兼有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其宗旨就是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及意图,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它通过对农业项目的先期介入,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引导和鼓励包括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外商以及农民个人在内的社会投资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肩负着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重任。因此,应促进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使它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而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是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除了与当前“三农”形式有关,也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一方面使原有的国有专业银行可以摆脱政策性业务的束缚,真正逐步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为构筑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正着力建立多层次、多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不同领域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弥补其他商业性金融不愿或不能涉足的农业领域的缺口,更好地解决农村金融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与资金加速外流形成的尖锐矛盾。 二、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职能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 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最大的特点在于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政策性金融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实行保本微利经营,不与商业性金融竞争,严格规范地执行国家政策,体现政府意图。政策性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分别承担着商业性支农职能和政策性支农职能。从实际情况看,三者间的职能分工存在错位的现象。农业银行于1995年被界定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但仍肩负一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却成为“专司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机构,业务单一。而且原来归属于农业发展银行其后又重新划转到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有些被选择性地执行,如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可图的就去做;有些被长期冻结,如专项贷款;有些业务成为转移呆坏账的工具。这些现状维持至今仍未打破,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市场定位问题。在全社会呼吁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对农业政策性资金投入的今天,国家并没有尽快明确这个问题,这既影响对“三农”的政策性资金投入,同时还制约农发行的可持续发展。 2、筹资机制不健全,制约业务经营拓展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渠道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的借款、筹资,使得资金运用大受制约。这种基本上依赖中央银行借款的筹资方式,偏离了通过组建政策性银行,以切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联系的改革初衷。根据现行政策规定,政策性银行不得与商业银行竞争汲取社会存款,特别是居民储蓄,此种做法极大限制了其自身的信用创造能力。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负债业务主体主要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吸收开户企事业单位存款等,均属于被动形成的负债。而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经办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很容易导致不良信贷资产增加和财务状况恶化,而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3、业务范围过于狭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 4、内控机制比较薄弱 随着农发行职能的不断完善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信贷风险出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粮油的流通环节风险转变为对农业整体产业的风险;二是由单一客户风险转变为多元化、集团化、产业化的客户风险;三是由政策性贷款风险为主转向由商业性贷款风险为主。但是风险防控机制还不适应需要,信贷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一些规章制度存在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矛盾,亟需进一步整合。适应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业务特点的风险预警体系尚不健全;贷后管理相对薄弱,同时缺乏适合不同类型企业需要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业务多元化发展的需要。风险管理手段不足,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文化欠缺;不良资产化解手段比较单一,清收难度加大。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内部审计和监察力量薄弱,管理粗放,甚至有些政策性银行由于内部管理混乱、违法违规经营,导致不良贷款率高,从而面临很大的信贷风险。 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途径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基层机构甚至与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并与重组,此举并不能完成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制度的创新。因为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国家开发银行等的功能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目标群体,即使完成了组织制度上的变迁,也不能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型。进一步来讲,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并”、“撤”、“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定位或职能调整的问题,而应将其放到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一种符合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情况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制度,使目标定位更加明确,管理手段更加先进,运营机制更加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落实到位,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今后改革和发展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将农业发展银行各层次分支机构进行合理调整 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地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城乡一体化、外向型农业、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等。分支结构按照经济区域设置,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银行各机构运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克服体制性障碍,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形成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中部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受较差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往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发展相对较为封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等。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划设置,有利于贯彻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政府调控农业主产区粮食市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业务范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要在国家支农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内统筹考虑,围绕以农为本的“务农”指导思想,从事综合性农业开发信贷业务和建设综合性农业政策金融服务体系。合理有效地运用资金,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挥职能和作用的主要手段,也是其业务运作的关键所在。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亟待重构、重组与重建的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其特有的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1)坚定不移地做好粮棉油收购和储备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和储备不出问题。首先,为粮食流通企业提供收购资金,支持企业开展粮棉油收购,对继续实行保护价收购的粮食品种要保证资金的供应,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积极支持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手中粮食变现。促进农产品价值的实现,是维护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安全、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手段。其次,支持国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支持提高粮食储备率,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支持农业主产区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建立一批高产、优质、高效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长基地。其次,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基础上,着力调整主厂区农业生产格局和优化品种结构。最后,完善贷款准入制,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支持农业主产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眼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把它们作为贷款对象,并视情况逐步延伸,支持贷款对象逐步打破所有制限制,这样将众多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纳入市场体系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和增强农户市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支持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技术产品,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等,引导西部贫困地区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3)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农发行要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粮棉主产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能力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转化率。 3、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筹资管理机制 (1)允许农发行同步发展资产与负债业务,稳定低成本资金来源。一是增加财政预算支农资金、国家农业投资,并由农发行统一拨付、管理和使用;改部分财政无偿投资为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二是吸收存款,允许农发行扩大吸收企业存款的范围,向非贷款客户或其他金融机构开办协议存款等业务。三是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并利用政府担保从国外借款或发行债券。通过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从国内外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逐步改变对财政资金和中央银行再贷款过度的状况,并随着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提高金融债券的数额和比重,不断增强自主融资能力,这是农发行融资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支持农发行加强与邮储银行、社保及农业专项基金等的合作。 (2)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农发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特定的农业领域或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其在资金来源、资金投放、贷款利率等方面都是确定的,根据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对其进行经济利益补偿也是应该的,所以应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一是国家相关部门应确保资本金尽快足额到位和逐步补充,制定安排相应的利差拨补计划,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政策性贷款的发放季提前划拨资金。二是给予政策性银行与业务收益、风险相关联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呆账核销等优惠政策,允许农发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根据业务风险大小和资产质量状况适当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并按审慎会计原则及时足额提取准备金。 4、增强内部控制能力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改革成为发展空间合理、机制体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切合其实际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1)加快内部改革,提高整体效率和活力。一是建立控制有力、调节灵活、多级负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系统调控体系。强化总行权威,进行资金计划、发展规划、业务战略和管理模式的宏观设计、配置和指导;同时按业务流程科学配置分支机构业务、资金、财务和人事等权限。二是建立健全业务流程经营体系。梳理业务流程,合理分配部门职责,规范工作运行程序。三是完善内控机制和信贷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信贷资产质量监测机制,规范贷款业务操作规程,加强系统内业务审计稽核、行政监察和纪律检查。四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 (2)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农发行职工队伍建设。一是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通过横向调配、优化组合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充实信贷力量。二是按照“能进能出”的原则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公开招聘制等吸引商业银行等人员。三是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干部交流和岗位轮换。四是按照“绩效挂钩、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五是加强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3)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发挥更全面金融服务的作用。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分散。农发行受经营网点和人员结构的限制,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对广大农户和小企业进行有效的支持,从而无法完成全方位服务农民和农业经济的目标。在这方面,可借鉴美国等国外政策性金融的经验,切实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商业性金融的互补合作。利用商业金融、农信社已有网络和信息更为对称的特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扩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对象的贷款规模。 5、加强政策性金融法律支持体系 农业政策性银行能否持续发展,加强农业金融政策立法是关键。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印发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食购销企业与加工企业联营信贷监管试行办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纳制度》。但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法》或《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来明确界定农发行与政府、财政、中央银行以及银行业监管机构等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其经营目标、经营原则、业务范围、管理体制、运作机制、资金来源及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农发行必须吸取以往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经验教训,将改革定位在以扶持为主、效益为辅,建立政策引导、法律保障的农村政策性金融市场。坚持以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为主的政策性功能,争取国家从信贷政策、存款政策、利率政策、财政贴息、政府亏损补贴政策、债券市场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等方面进行立法保护。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特点以及开发性金融基本理论的监管和考核评价办法,严格规范农发行的经营行为。促进对农发行的依法运营与监管,要营造良好的农业金融生态环境,制定《粮食法》,修订《企业破产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条款,明确对挤占挪用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悬空逃废农发行债务行为的法律责任,保护农发行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农业发展 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那么,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扩大 农业对外开放积累了哪些经验,具有怎样的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今后中国农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应该实施怎样的开放战略?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10年来,中国农业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着力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严格履行加入承诺,农业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严格履行承诺,逐步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已经降至15%,不到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62%的1/4,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 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对粮棉等重点农产品以及化肥等农资产品,按照关税配额管理承诺,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及国内市场措施;严守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 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与此同时,积极鼓励农业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科技研发等,对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挥积极作用;加大农业对外合作工作力度,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双边农业合作框架。探 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家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经营,正在建立形成持续、 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 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进一步改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根据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特征,促进与东盟、新西兰等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世贸 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10年的开放历程,使中国农业基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农业全 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贸易摩擦频发多发,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战胜了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比 较利益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种困难的挑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如2002~201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1.8%,比加入前 1998~2001年的10.8%高出一个百分点。特别是10年来,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不动摇,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粮食产量从 2001年的9052亿斤增加到了2010年的10930亿斤,增长了20.7%,年均增速达2.1%。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连续8年丰 收,近几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水平,打破了延续多年的粮食三年一减的不稳定周期,粮食安全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他主要农产品,如油料、棉花、食 糖、肉禽蛋奶和水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等产量也实现新的突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为中国克服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困难,应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了基础支撑。 第三,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贡献明显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增加3552元,年均增长 10.7%。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收入实际增速仍保持8%以上,2010年增幅达到10.9%,不仅高 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之一。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市场日益 扩大。2010年中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20875亿元,比2001年的10424.9亿元,增长100.3%,年均增长8%。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对中 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第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 一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201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489亿美元,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203.6%, 年均增长13.1%。由此促进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了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特色、优质、安全、高 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同时,适度增加资源性农产 品进口。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71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2.2%。农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 了中国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农业贸易依存度由2001年的15%,增加到2010年的20.2%。其中,虽然目前中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依存度只有8%,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由2001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11.8%。其中,油籽、棉花等资源性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如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植物油以及饲料需求,大豆进口从2001年的1038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均增 长20.3%,占国内大豆消费量的84%,相当于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1.4%,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 大国,目前已成为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5大农产品出口国,除欧盟、美国、日本之外的第4大农产品进口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二、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的经验与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由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农业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人对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发展充满疑虑和担 心。为什么10年来,中国农业打破种种悲观预言,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启示?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根据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的新要求,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三农”工作的战略理念和大政方针,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 国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从明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的重要目标,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应对农业国际化竞争挑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连续发出八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施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 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农业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全面实现 从农业“负保护”向“正保护”的政策转型,按照国际通行的测算方法,中国农业补贴率从2001年的5.9%提高到2010年的16.1%。不仅有效保护和 提高了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创新农产品贸易战略。 10年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一方面,优化和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建立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优 势农产品出口体系。10年来,中国园艺、水产、畜禽等优势产品出口在全部农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60%,增加到2010年的70%;粮食等土 地密集型资源性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下降至2010年不足10%。另一方面,适度进口资源性农产品,探索建立统筹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2010年,中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共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 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与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因此,适度进 口国外资源性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对中国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水平。 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采取关税配额管理等进口管理措施,有效把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口的时间、节奏与规模,防范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和市场 形成冲击;积极应用世贸组织规则,应对化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为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农业稳定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特别是 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加快,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中国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进出口管理,着力提高驾驭复 杂国际市场环境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国内农产品调控体系,通过实施最低价收购、临时收储、竞价销售,把握储备吞吐、进出口节奏与时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 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成功化解国际粮食危机的严峻挑战,为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但10年来,对农业开放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有人认为大豆等个别农产品进口过度,对国内生产冲击严重,导致大豆行业集体“沦陷”;也有人认为国内种 业、大豆压榨加工行业面临外资垄断,农业产业安全存在严重隐患。客观看,在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中,存在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对农业开放的不同认识,有的来自对中国农业的强烈隐患意识,担心中国农业在不利的国际竞争中受到严重影响;有的来自局部、地区和行业的利益博弈,担心本国 产品、本土企业缺乏比较优势,难以承受外来冲击;有的则强调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应该由本国农业、农民来分享,因此对农产品进口心存 疑虑,抵制情绪还相当普遍。究其本质,根源在于我们没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把握,对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与利用国际农业资源的依存关系认识不足。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一般而言,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产品进口将 快速增长、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将逐步上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1952~1969年农产品出口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占外汇收入的50%以上,为台湾 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作出重要贡献。但从1970年经济起飞开始,台湾第一次出现6.6万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随着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再也没有 出现过顺差。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双重压力将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战略缺失,目前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但还没有建立有效利用国 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战略机制;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但仍然没有掌握必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与价格话语权,国内市场和企业不 得不依然为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付出巨大代价。 缺乏对农业国际化战略的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 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已经从加入之初的过渡期管理,进入全面参与农业国际化竞争阶段。但是,目前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农业国际化战略,尚缺乏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特别是,还没有制定符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和重点。与此相反的是,部门分割、管理多头、职能错位、层级复杂等问题还 比较严重,没有建立对农业国际化战略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体制机制。在某些领域,部门利益影响全局决策,行业利益左右社会舆论,地区利益挑战中央政策等现象 越来越严重。需要重视的是,目前我们较多地注重于农产品进口限制、贸易保护,没有统筹管理农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相关产业开放的可能风险,农业对外开放政策 体系还不完善,利用外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农业产业安全管理存在一定隐患。例如,各方面都关注的外资在油脂加工行业大举扩张问题,既有部分外资企业违规直 接或变相扩大对油脂加工投资的问题,如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名义申报项目,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可用于压榨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也有个别外 资企业利用某些地方政府“GDP崇拜”心理,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国家油脂加工产业政策。如根据总投资不超过5000万美元项目直接由地方政府审批的规定,一 些外资企业将油脂加工项目投资设在限额以下,或将总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与此同时,少数外国粮商利 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等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在形成快速扩张之势。这在缺乏对农产品贸易、外商投资统筹管理的 形势下,将危及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全局。 农产品国际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亟待加强。 开放条件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不断加快、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影响越来越复杂,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与 此不相适应的是,一方面,国内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国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市场风险管理工具也不健全,市场发育也不够成 熟,尚未形成有效防范和控制国际市场风险的机制。比如,近几年社会普遍关注的大豆问题,表象是近10年来大豆进口激增,因此质疑大豆市场开放过大、是加入 世贸组织后受到冲击最大的产品。但理性分析,其实质是,由于2004年、2008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两次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部分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压榨 企业亏损严重、甚至停产关闭,引发两次行业兼并重组浪潮,而部分跨国粮商在两次危机中都幸免于难,趁机扩张,到目前已经掌握国内70%~80%的压榨产 能。这或许是农产品市场开放10年来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 三、农业国际化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同过去10年相比,今后随着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国际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从国内看,今后主要农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就需要适度进口大豆、植物油、棉花、橡胶等资源性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弥补国内农业资源的不 足。如何进一步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建立持续、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农业比较利 益呈持续下降趋势,提高农业竞争力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日益严重。近年来,由于土地等农业资源成本、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等大幅上涨,中国农业成本 已进入快速上升通道。特别是,由于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趋势日趋显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须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亟待 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与国际市场也未完全接轨。因此,今后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将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对加快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的要求更加紧迫。 从国际看,首先,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保持国内市场稳定的挑战越来越大。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将继续深化,进一步加剧全球农产品供给 波动。二是农业“能源化”趋势有可能更加凸显。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将进一步推动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大幅增加对玉米、糖料、油菜籽及大豆等原料的需 求,全球粮食供求格局将更趋不稳定。三是农产品“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投机资本炒作的影响更加突出,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将更趋剧烈。 其次,农业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继续对农业实行高补贴、高保护政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仍然甚嚣尘上。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几近无果而终,建立国际农产品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步履维艰,不公平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 第三,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利用资金、品牌、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快垂直整合与联盟,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已经控制全球80%的 粮食贸易、70%的油籽贸易,对全球农业竞争制高点的争夺将更趋激烈,今后中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难度会越来越大。 四、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 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10年,农业对外开放的基本取向是,以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大局为优秀,以推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全球资 源性农产品供应链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为支撑,以强化农业开放风险与安全管理为关键,全面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 力,深入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为促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良好条件。 需要采取的关键措施包括: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认识,坚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不动摇,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意义;抓紧制定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规划,建立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 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的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维护农业产业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建立完善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建立 符合农业开放战略利益的农产品进出口支持政策与对外投资保障措施;把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作为新一轮农业开放的重点,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措 施,鼓励各类企业在境外投资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建立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支持中国企业通过参股、 并购等方式,参与农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建设;建立健全外资准入和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报告和安全审查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灵活、有效 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 补贴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农业标准制定,以及动植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等 涉农国际谈判与协作,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促进形成公平、稳定、可预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96 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 自2001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长雷纳托·鲁杰罗,第二任总干事是新西兰前总理麦克·穆尔,第三任总干事是泰国前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现任总干事是欧盟前贸易谈判代表帕斯卡尔·拉米。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摘要:本文从农业经济、农产品生产、畜产品生产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发展格局的特征,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由 以往的“急进式”转变为“温和式”,2020年前后中国农业在产值上将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 段,“以牧为主”的生产格局将最先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中间地带”出现;粮食生产呈现向 主产区集中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之粮仓”的地位将日渐 巩固,黄淮海地区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长江中下游地区由目前的 “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供不足需”;畜产品总体呈现北强南弱态势,肉类、禽蛋生产将进 一步向黄淮海、东北地区集中,西南地区的奶业发展有较大的空间;农业的盲目垦殖与化学 品的大量投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尽快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 偿制度是提升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农业发展格局;演变特征;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产品 产量不断增加,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大力 支撑。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在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过去的60年中,受经济因素、地域因 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在南北方、东西方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现象,主要农产品生产格 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地认识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趋势,对于新时期我国 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大量历史资料,从农业经济格局、农 产品生产格局、畜产品生产格局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格 局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以期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 农业经济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1.1 过去60年来农业经济格局演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源泉,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到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降为30 %左右,农业的经济创收功能已明显落后于工业。至2008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 11.3%。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前30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40%左右,与 工 业基本相当;后30年为22%左右,约为工业的50%左右。从省域来看,我国农业占GDP的比 重存在较大差距,波动在0.8%-30%之间。在经济发达的北京和上海,农业占GDP的比重已 经下降到1%左右,与当今世界的美国、日本较为接近;在四川、海南和广西,农业占GDP的 比重仍高达18%以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印度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稳步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不断上 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的种植业为主向农牧并重、林渔同步发展的现 代农业转变。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2008年农业所占比重为48.4%,比1952年下降了37.5 个百分点,农业内部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瓜果、蔬菜、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 ,2008年蔬菜水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2%,高效经济作物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亮点 ;2008年林业产值所占比重为3.7%,比1952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林业的发展由木材生产 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2008年畜牧业所占比重为35.5%,比1952年提高了24.3个百分点 ,畜产品中牛羊肉、禽肉比重明显上升,结构更趋合理;2008年渔业产值所占比重为10%, 比1952年提高7.7个百分点,渔业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业迅速成长为繁荣农业经济的重 要产业。 从省域来看,牧业与农业的比值波动在0.3-1.5之间(见表1)。牧业产值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 的省市 有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湖南、四川和青海;牧业/农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有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海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畜牧业比 重明显偏低表明我国的农牧结构调整并不与区域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而作为全国6大主要牧 区的新疆和甘肃畜牧业比重也明显偏低又表明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也不完全决定于区域自然资 源赋存。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农业在地域结构调整中有着自身的规律。 1.2 对未来农业经济格局的基本判断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一般在3%以内,农业占国民经济的 比重下降也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的60年,中国农业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 50.5%迅速下降到了11.3%,下降幅度达77.6%,是一种“急进式”的下降。但是,在多重 因素影响下,今后一定时期内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可能转变为“温和式”下降,到2 020年仍保持6%以上。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展望未 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以往10%以上的高增长将极为困难,危机面前,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所受的影响较小;第二,2006年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标志着正式将“以农补工”的国家发展 战略调整为“以工补农”,随着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有可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获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第三,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使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发展方式转变将不再是停留在口头而必须 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节能减排面前农业有着一定的优势。孙新章: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在农牧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以牧为主”论和“以农为主”论 。“以牧为主”论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进入以畜牧业为主的时代,不以畜牧 业为主我国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到20世纪末期中国畜牧业的比重就应该超过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的40%。“以农为主”论认为,在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耕地有限,又有 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以粮食为主,辅之以肉、蛋、奶、菜等 副食。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农业既没有大踏步进入“以牧为主”时代,也没有长期坚持“以 粮为纲”。从发展趋势看,在产值上畜牧业必将替代种植业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产业 。在2020年前后,中国畜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种植业所占比重 下降到45%以下,中国农业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段。在经济发达、较发达、较落后和落后四 大类区域中,首先实现以牧为主的区域即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更不是经济落后地区,而是经 济较发达和较落后地区,即农牧关系转变首先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上。 2 主要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2.1 过去60年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口粮消费量无论在总 量还是比重上都呈下降趋势,而对主要作为饲料用粮的玉米消费量增加显著。粮食消费结构 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1949年以来,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比重缓慢下 降;小麦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幅度较大,之后有小幅下降;玉米所占比重上升 幅度较大,2008年达到总产量的1/3;其他种类粮食作物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显著 下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缓慢下降。 1978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南方和东部,这种传统南重北轻的粮食生产地域格局从20 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变化日益剧烈,粮食生产重心呈“北上”、“西进 ”的趋势[1,2]。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小麦等向东北、华北等北方粮食产区集中, 南方地区仍然是稻谷的主产区,但其生产规模相对萎缩。从流域的角度探讨我国粮食生产格 局的变化,可以发现,松辽河区、淮河区、西南诸河区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增加明显, 而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下降显著。全国主要的粮食调出区已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松 辽河区、长江区、珠江区和东南诸河区转移到21世纪初的松辽河区和淮河区。 2.2 对未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回顾过去的6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起起落落,但增产的总体趋势未变。从发展趋势看,我国 的粮食生产仍有潜力可挖。一是我国具有依靠政策调整刺激生产的潜力。实践经验证明,抓 好粮食生产首要是保护农民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使广大农民重新 燃起依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希望。二是我国具有依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的潜力。多年来,受农 业低效益和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等因素影响,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弃农从工,农业沦为“三八 六一”产业,科技与物质投入严重不足,潜力远未发挥。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保 障的压力也将继续加大。这主要是由于从长期看,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种植 面积继续扩大的空间有限,气候变化对农业将带来不利影响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是向北方和中部集中。从发展趋 势看,我 国粮食生产将进一步延续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东北地 区和蒙新区在国家商品粮生产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尤其是东北地区无可争辩地成为 “国之粮仓”。黄淮海地区在短期内仍扮演商品粮基地角色,但受京津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影 响,从长期看将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将由目 前的“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为“供不足需”,曾经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南粮北运”格局形成 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难以再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亏缺地区。 3 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趋势 3.1 过去60年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稳步快速发展,无论是畜禽饲养量,还是畜牧 业产品产量及人均占有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畜产品生产结构深 度变革。改革开放前,我国比较偏重于发展肉类和禽蛋生产,奶类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肉、蛋、奶全面发展,尤其是奶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在1985年,我国奶类 总产量为289.4万t,仅为肉类总产量的15%;2008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3 781.5万t, 比1985年增长了12倍,为肉类总产量的52%。我国人均奶类占有量达30 kg,由世界奶业生 产中的“侏儒”跃升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 从肉类生产来看,在历史上,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是我国肉类生产的优秀区域, 与“南粮北运”相似,肉类生产也呈现“南肉北运”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 “北上”,肉类生产也开始向北方转移。在1985年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肉类产量分别占30.6 %和69.4%,2008年分别占43.4%和56.6%。从三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 中部 转移的趋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 向黄淮海、东北和蒙新地区转移,华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比重基本稳定。 从奶类生产来看,北方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奶类生产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奶类生产又进 一步由南向北大规模转移。在1985年,北方、南方地区奶类产量分别占67.9%和32.1% ,20 08年分别占91.1%和8.9%。南方地区在奶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从三大区域来看 ,奶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中部大规模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牛 奶生产由高度分散向高度集中转变,正在呈现以蒙新为雁头,以东北和黄淮海为双翼的发展 模式。 从禽蛋生产来看,在南北地域格局上,总体上由南方向北方转移。1985年北方、南方产量分 别占52.1%和47.9%,2008年分别占67.3%和32.7%。从三大区域看,禽蛋生产呈现由 西部 向中部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禽蛋生产由长江中下游地区 向黄淮海和东北转移。禽蛋生产呈现河北、山东、河南“三足鼎立”局面,2008年三省合计 生产量高达1 147.7万t,占全国的42%。 3.2 对未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从肉、蛋、奶三大类畜产品发展趋势看,奶业生产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根据FA O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肉类生产量占全球的31.7%,蛋类生产量占全球的44.9%,为全球 最大的肉类和禽蛋生产国,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奶类生产量仅为 全球的5.5%,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对主要农产品的 消费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较1990年增加了0.6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2 倍;蛋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1.3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5倍;奶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 2.1倍,城镇居民增加了2.3倍。奶类的消费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对肉、蛋的消费增速。 从地域发展趋势看,肉类、蛋类生产将进一步向东北、黄淮海集中,蒙新、东北和黄淮海地 区在奶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将长期保持。从区域供需均衡的角度看,尽管三大类畜产品均存 在北强南弱的现象,但奶类生产的区域不平衡性最大,几乎可以认为是区域失衡。目前中国 80%的牛奶产在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和河北等地,而60%的消费市场在南方。造成奶业发 展南北失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南方高温、高湿,缺少广袤草原,主 观原因是多年来国家在奶业发展方向上向北方地区给予政策倾斜。从今后的发展看,以西南 低山丘陵为重点的南方地区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完全具备 奶牛饲养所需的土地、水、气候和青草饲料四大要素,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草坡、南方中部地 区的秸秆类饲料资源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南方地区奶牛多以圈养为主,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比北方要高;南方地区城市密布,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在与北方 奶竞争中尤其是鲜奶消费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可以认为,只要解决相应的技术难题 ,政策措施得当,奶业生产南北失衡的局面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缓解。 4 农业多功能性演变及趋势 4.1 过去60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 农业多功能性可分为四类,生产功能、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 3]。生产功能与经济功能在上文已经做了阐述,本部分将重点对农业的社会功能、生态 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予以讨论。 农业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承担就业和社会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 重高达90%,至改革开放初期降到70%左右,目前又进一步降到40%左右。虽然60年来农业 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绝对数量直至1991年达到3.9亿人的历史最高点后才开始 缓慢下降,目前仍达3亿人左右。不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如此庞大并非真实需求,在二元 社会制度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无门,不得不以隐蔽性失业方式赋闲于农业。这些剩 余劳动力虽然在家乡无法充分就业,但由于农业能够给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不会 像城市失业那样直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震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农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据测算,我国目前由农业担负的社会保障 人数高达1.3亿人,保障价值为733.1亿元/年[4]。 纵观60年来我国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负面效应要远大于正面效应。从新中国成 立直至20 世纪80年代,在“以粮为纲”口号下,全国上下围着粮食转,倾全社会之力去抓粮食生产, 毁林(草)开荒、填海造田,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农业开垦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大 大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储量,尤其在东北、华北等农业主产区最为严重[5]。除大规 模垦殖外,中国农业在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加上农 机、农用塑料薄膜等的不断推广普及,农业土壤也遭到较为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在部分集约 化农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据统计,1952年我国化肥施用量(折 纯量,下同)仅为7.8万t,单位面积施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化肥施用量已经超 过5 000万t,平均施用量达400 kg/hm2以上,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左右。 文化休闲功能方面,传统农业中的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间套复种、轮作制、淤地 坝、农林复合、猪-沼-果、“四位一体”等生产方式,在世界农业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6]。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农业的 追捧,中国的传统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盛行于粤桂南部的稻田养鱼已难以为继,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从南至北各种以作物和绿肥为主体 的轮作、混作、间套作等优良传统耕作方式已经消失,林粮间作、果粮间作不再提倡,这引 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 4.2 对中国可持续农业未来的基本判断 解决农业的环境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 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根据中国农业环境现状和 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应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节水农业补偿 、保护性耕作补偿、牲畜饲养方式转变补偿、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补偿、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补偿等。 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衰落是中国农业市场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尽管FAO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但在经济全球化面前, 该行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难以改变农业文化传承功能衰落的总体趋势。保护农业文化 传承功能,需要采用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事实证明,农业休闲旅游功能的日渐加强不仅有 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由于历史的积淀,许多传统农耕 方式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对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农耕方式采用旅游开发的模式进行保护, 是一种双赢(既保护了农业文化又实现了经济创收)的措施。 作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机农业在全球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中国面临着 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有机农业又以否定化肥、农药等现代品投入、 以牺牲产量为代价,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流。中国农业必须走集约持续 型道路[7],即以环境无公害、经济高效、能充分吸纳就业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 展模式,是中国可持续农业的未来。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决定了公共财政是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公共财政也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但还面临支出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规模相比偏小等问题。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财政 杠杆效应 财政支农资金效益 在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以及公共财政功能所决定的。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和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一、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财政支农资金规模仍然偏小 从静态指标来看,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相对较低。2002—2011年10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从1905.43亿元增加到9890亿元,增加了近5.19倍,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始终没有超过10%,最高比例是2008年和2009年,达到了9.51%。平均来算只有7.95%。在我国农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双重任务的情况下,如此规模的财政资金支持仍显薄弱。 从动态指标来看,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和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趋势相比,只在少数年份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速度。而从国家经常性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的增长速度和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的衡量来看,仍然以2002—2011年的数据为依据,10年间只有2002、2004、2008、2009年4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方面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余6年都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以上分析可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二)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农户及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四部分构成,设法提升财政资金对其它来源资金的牵引力成为提高农业开发财政投入效率的关键。 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为例,从1998—2007年10年间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自筹资金四部分结构比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就是银行信贷资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投入相对较弱。四种资金投入中,农村自筹资金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占到了34%,其次是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占比为29%,银行贷款占比最低,平均为13%。 进一步进行结构占比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发现: 1、中央财政投入占比与地方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11.48%,基本呈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农业综合开发中地方财政须按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资金配套投入。然而,中央财政投入通常大于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这表明中央财政资金对地方财政支农投入的牵引力有限,未能有效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其实,这种中央财政投入的到位需以地方财政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为前提的农业综合开发融资模式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它可减轻中央财政的支农负担,发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杠杆效应,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动地方财政投资农业开发项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存在农村发展上的明显“马太效应”,即发达省份可以轻松配套,农业综合开发进展比较顺利,农业生产基础得以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升,而财政困难省份配套乏力,导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难以顺利实施,进一步影响其农业发展后劲。还有些地方为了获得中央开发资金而实行紧缩性配套,从而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甚至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2、银行贷款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72.35%,在总体上呈负相关。说明 国家财政投入占比呈波动上升之势,而银行贷款资金占比却最低并呈波动下降趋势,这种财政与金融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上的两极分化格局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财政未能有效地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从项目建设单位讲,由于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在偿还性、利息高低、抵押与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财政投入增加时,自然会减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而在财政投入下降、开发项目资金短缺时,才会被迫增加银行借款需求。就金融机构而言,在银行商业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金融机构通常把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视为放贷的基本准绳,而农业开发项目一般来说周期长、效益低、行政干预比较多、效率也比较低下。 3、自筹资金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相关系数为-60.97%,基本上呈负相关。若将财政投入看作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上层,把自筹资金视为农业开发资金的下层,则金融信贷投入就应是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中间层;在缺乏中间层作为缓冲体的情况下,上层财政投入与下层自筹投入势必直接面对。在政府财力紧张时期,要么依靠加重农民经济负担使农业综合开发继续下去,但这样可能激化干群矛盾,也为现行农民减负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要么搁置开发项目,从而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可见,设法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业综合开发是解决农业开发资金短缺问题的主攻方向。 综上可知,在过去20年农业综合开发实践中,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三)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 从宏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业GDP增长指数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业GDP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宏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微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与支农支出的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从微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也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对策 (一)鉴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偏小现状的建议 尽管于1993年通过、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第六章第38条明确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财政支持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对于农业总投入和财政经常性收入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边界划分,而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指标,导致在执行时灵活性较强,法律约束的刚性较差。 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财政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但是应明确界定“农业总投入”、“财政经常性收入”等关键性概念的明确内涵,规范统计的口径,以便真实地反映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水平;改变模糊的增幅指标,规定当年财政农业投入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得低于上年,始终保持财政农业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稳定增长的份额。 (二)鉴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现状的建议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仅仅依靠公共财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多元投资模式,扩大支农资金渠道。对于金融机构资金,可以通过加大贴息补助、加大税收优惠、为农业贷款建立风险准备基金等方式,减少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其效益上的损失,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继续培育和完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创新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产品设计,突出其涉农性;对于社会资金,应完善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在税收、贴息、担保、补贴等方面给予农业投资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提高农业投资的平均获利水平,同时精简农业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为其提供更为优质的管理、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吸引闲散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项目之中。 (三)鉴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现状的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的原因主要有涉农管理部门多,很难进行协调,各自为政的情况突出;同时由于政府层级比较多,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改革没有并行,事权、财权的权责划分模糊,导致支农政策执行成本高昂;另外农业投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导致支农资金可以被随意分割、截留和挪用,而又未能得到及时遏制,监管效果有限。 因此可以构建“以县为主,上下协调”的支农资金整合路径,因为多数农业项目上的资金是发生在县域范围内的,以县级为主可以就近监管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和发生的问题并快速做出反应;同时以“项目”为基础进行资金的整合,按照项目管理的原则对项目资金进行统筹管理和控制,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业发展银行”)向现代银行运作模式转型的时机,通过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提供指导。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转型 一、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发展历程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至1996年为内部审计逐步建立阶段,1997年至2004年是内部审计逐步完善阶段,2005年至今为内部审计深层改革和进一步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银行1994年成立后至1996年,只有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分行两级行,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审计模式、审计手段同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审计一样,没有自己的内部审计制度。这个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采用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内部审计目标是查错防弊。 1997年至2004年,各级行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逐渐受到重视,农业发展银行开始注重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价作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初见端倪。这一时期内部审计仍然沿用传统的手工审查计算方法,基本上是事后监督,审计成果转化率较低。 2005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建立起了“垂直为主、分级为辅”的内部审计体制,实施内审特派办垂直管理制度,由特派办代表总行在片区内履行审计监督职能。2006年初农业发展银行着手引进和开发审计软件,初步建成了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特点和审计需求的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系统),标志着内部审计方式开始进入非现场审计与现场审计相结合的新阶段。 商业化业务和中间业务的不断发展给农业发展银行带来了更大的信贷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这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要求,要使业务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重视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统一,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的关系。这就要求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控屏障,不断提高全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对进一步发挥内审部门的监督作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只有改变原有内部审计存在的诸如内审机构独立性差、审计职能过于分散、上下信息沟通不畅、内审力量薄弱等问题,打造理念先进、体制健全、运作规范、完善高效的内部审计,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内外部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二、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功能过于分散,审计范围狭窄 由于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起步较晚,目前内部审计只注重发挥其监督检查功能和鉴证评价功能,没有体现出内部审计对组织的增值作用。随着农业发展银行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打造现代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向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查问题,更主要的是针对查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内部审计要突破现有的“查错”模式,置于经营管理的更高层次,从过去以真实性审计为主逐渐转移到为农业发展银行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服务。 现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财务审计和合规审计,缺乏对经营效益情况以及各岗位业务规范状况,尤其是高级管理层的审计,也没有对一些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如管理制度、监督体系等方面的审计服务。 (二)审计模式、手段相对落后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实施与我国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以现场审计为主,主要采用详细审计或依赖审计者个人经验判断的抽样审计方法来实现,这就使得内部审计缺乏科学性,造成有限的审计人力资源难于得到最佳整合利用,不能充分发挥高效的职能作用,而且实施现场审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了审计期限长、审计成本高、审计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审计职能的发挥。 (三)审计人员素质偏低,与现代政策银行要求不适应 内审人员缺乏较高的金融理论水平和多年内审工作经验,部分内审人员,虽长期从事内审工作,但对新开办的业务了解不多,对新业务审计时,标准难以把握,审计效果不理想,存在较大的审计风险。审计整体力量不足,面对农业发展银行众多的分支机构、大量数据和资料,存在未能发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可能,使农业发展银行内审工作面临较大风险。 三、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延伸内部审计功能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应扩展内部审计范围,不能仅仅把审计范围锁定在经营行为,应加强对管理层决策行为、决策结果的审计,围绕主要风险环节开展审计。此外,农业发展银行还需更新内部审计理念,延伸内部审计职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监督检查职能和鉴证评价职能上,而应该起到服务和促进作用,通过对企业各项管理技能的审查,帮助业务执行部门挖掘提高效益的潜力;提出改进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从监督检查职能,逐步拓展到为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提供咨询和服务上来,树立内部审计就是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管理控制职能、鉴证评价职能、咨询服务职能。 (二)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 以前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现场审计,内部审计人员往往使用原始的审计手段,造成审计人员负担重、审计效率低、发现问题滞后等问题,影响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金融工具的日益现代化,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在经营中实现了电子化,为实施计算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的开发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但CAA系统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尚需对系统构架和运用其开展审计的特性作进一步改进。 首先,建立科学的审计信息搜集系统,并实现审计系统与业务操作系统的无缝衔接,实现审计信息传输网络化。对日常经营中的财务数据,内部审计系统及时从业务系统中提取,建立审计信息数据库,使各项业务数据直接为内部审计所用;通过影像微缩技术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扫描、压缩,实现审计资料的远程传输和按权限调阅查看,并将电子影像压缩转存为审计证据,实现高效率的无纸化审计与自动化稽核。 其次,建立数据分析系统。加强内部审计风险识别和量化技术研究,针对每个业务部门、每个业务环节,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优秀审计人员的审计经验转化为数学模型植入计算机系统中,作为内部审计评价标准,尤其是针对业务风险高发环节积极开发业务数据分析系统、风险评估系统、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实现内部审计控制的完整高效。 最后,建立审计结果反馈系统和后续审计系统。内部审计系统根据每一笔业务资料和审计评价标准,自动、定期对各审计对象进行审计,并将分析结果通过审计反馈系统及时传输给管理层和被审单位,由管理层责成被审单位限期整改并上传整改结果。后续审计系统则对整改情况及时跟踪分析,并与审计标准进行比对,实现审计结果的有效利用。 (三)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内审部门应开展“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工作,坚持审计人员进入标准,优化审计队伍结构。在金融行业信息化和金融风险日益增加的形势下,农业发展银行应从以下方面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一,建立内部审计培训方案,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第二,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其他专业知识如财务、金融甚至工程等专业的培训,使内部审计人员成为既精通审计专业知识,又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还对国家产业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具备综合调查、研究、判断、协调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第三,扩充内部审计人员,注重引进学历层次高、专业技术熟练的人才,尤其是引入相关专业如经济、法律、机械、建筑等行业专家,促进内部审计队伍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多元化。 第四,培养内部审计人员运用计算机查询、筛选、排序、统计计算等功能进行搜集,使用回归分析法、统计抽样法等专业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数量化、定性的方法对风险进行监测评估。 此外,还要训练内部审计人员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其高度重视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保持合理的职业谨慎性。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还不能适应农业发展银行由传统政策性银行向现代银行转型的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应树立重视内部审计的新理念,创建以“啄木鸟”精神为优秀理念,即“忠诚、勤奋、敏锐、坚韧、正直、无私”的内审文化,保证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功能;通过扩展内部审计范围、延伸内部审计职能、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提高内部审计人员整体素质等手段,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运行机制,促进内部审计作用的实现。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趋势分析 从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业务范围便因农业的弱质性特点以及国家的宏观支农政策定位而具有相对的垄断性。但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兴资本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的冲击和蚕食。如何调整农发行的信贷政策范围及其管理方式,积极参与这场意义深远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动因 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需要。 2004年国务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17号文件及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对农发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业务对象扩大到以粮棉油为主要原料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转化等企业。2005年中央1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这一系列政策的连续出台,显示出中央政府有意将农发行现有单纯支持粮食流通的职能转变为向农业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的方向上来,以进一步促进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需要。 长期以来,农发行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央行提供的再贷款以及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长期金融债券等两种渠道,具体如图1所示。 \ 当前,央行以再贷款形式供给农发行使用的资金利率为3.24%,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形式的再贷款与基础货币紧密联系,形成了央行货币投放的硬性缺口,不利于当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央行对货币投放的调控。央行目前正试图改变这种因农发行信贷资金需求而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倒逼机制,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并已逐步将农发行的央行再贷款由1997年高峰时的8167.79亿元调减为当前的5699亿元,其余资金缺口改由农发行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来弥补,从而进一步达到了使金融机构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目的。 农发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我国目前惟一的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1998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其贷款规模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自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信贷业务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5―1997年,这段时期是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期,其信贷规模在3年内从1995年的4687.92亿元急速扩张至1997年的8637.33亿元,增长幅度达84.25%; 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今,农发行的信贷业务规模从1997年的高峰降至1998年的7094.66亿元,并长期徘徊在这一信贷规模附近。众所周知,1998年至今我国的GDP的年均增速一直保持在9%左右,长期的经济繁荣促进了众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稳步扩张。而在此期间,农发行的信贷规模一直徘徊不前,再加上自1998年国务院发起的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等政策后,农发行业务发展的能力被严格限制于粮食流通领域,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年农发行信贷规模不增反而降的局面。也正因为此,农发行内部潜藏着强烈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目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5―2007年内部综合改革纲要》,从组织体系、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科技支撑体系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对农发行综合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力争经过3年的努力,初步构建现代银行的基本框架,逐步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 具体到农发行信贷领域,政策调整的目标可以归纳为:“以执行国家政策为前提,以防控贷款风险为重点,以客户为中心,切实加强粮油贷款营销和管理,努力创新信贷服务,构建实现粮油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信贷运行机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 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政策性与商业性分开管理的粮油贷款营销与管理体系。区分贷款的政策性和商业性,目的就是在信贷资金资源的配置和贷款风险的防控上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对政策性贷款在资金配置上依然给予优先保证,对准政策性贷款则在采取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给予积极支持,对商业性贷款在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内依据效益优先原则发放贷款。在信贷管理方面,对政策性贷款业务在继续坚持封闭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以使其更符合基层行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商业性贷款业务则要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在审慎积极开办的同时,探索完善各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办法。 实行前后台制约的部门审贷分离制度,按贷款审批权限和操作流程进行贷款操作,不断完善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实行前后台审贷分离后,信贷管理部门的职能可以归纳为“四个负责”,即:对客户负责、对经营行负责、对前台客户部门负责和对行长负责。此外,为加大省级分行和二级分行的管理责任,农发行决定对贷款审批权限进行调整,上收县支行的审批权限,对总行。省行以及二级分行的审批权限进行重新界定,并进一步改进贷款调查,审查流程,减少贷款环节,缩短办贷时间、建立应急机制,尽可能缩短调查、审查,审批时间。 改革客户信用评级管理,在参考原有信用等级评定办法的基础上,由信贷管理部门制定农发行统一的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为此,农发行组织启动了新的客户信用评级工作,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等级管理,逐步开展行业和区域信用评级,根据评级结果实行不同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政策,及时调整区域和行业信贷结构,按照先授信后用信,严授信宽用信的原则,对经营效益好、信用等级高的优良客户率先推行公开统一授信管理方式。 建立健全贷款监测评价体系,加强贷款监督。一是建立各级分支行合理分工、有效制衡.精简效能的内设信贷部门组织架构:二是调整完善分支机构布局,将二级分行建设成为经营管理的基础平台,强化支行信贷业务经营前台职能;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分支行信贷管理体制,加强贷款监督;四是由农发行总行负责研究设计贷款营运与管理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贷监测评价制度,及时有效地监测全行信贷运营情况,客观分析评价各分支行的信贷管理状况,并对贷款的凋查、审查、审批各环节,贷后管理的情况以及信贷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总结和评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 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按照农发行信贷政策调整目标,农发行信贷组织体系实现了按照业务发展、综合管理、支持保障三个条线设置,强化了业务发展部门在客户营销、拓展市场,服务与管理客户等方面的职能,加强了综合管理部门在综合协调、资金计划、信贷管理、风险控制、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完善了支持保障部门在科技支撑、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等方面的监督、服务职能,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 完善了信贷风险防控措施。对政策性业务,农发行依然按照封闭管理的要求,把好贷款投放关,确保贷款的物资保证;对准政策性业务则实行单独记账,单独管理,并且借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办法,完善授权、授信管理;对商业性贷款,2004年8月以来,以农发行制定的“现阶段商业性贷款管理应急方案”为主要标志,所确定的以粮棉油加工企业贷款为主的商业性贷款,按商业性贷款管理原则,强调贷款运营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严格按照企业效益、风险承受能力发放贷款,不断推行企业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有效资产的抵押担保、企业自筹资金参与粮食经营等风险防控办法。 改进了客户服务方式,努力创新金融产品。首先,建立了客户经理制度,由客户经理负责与客户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信贷需求的变动情况,并通过不断密切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向客户营销农发行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对农发行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综合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农发行通过开展保险业务,国家开发银行结算业务、政府信用协议贷款以及农业应急资金贷款等中间业务,开始了进一步探索金融产品创新的尝试。 当前信贷体系依然存在的问题 2004年以来,农发行按照粮食市场化改革要求重构了信贷管理体系并建立了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优秀的一系列制度办法,为推动粮食流通改革,强化支农作用和防范信贷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化改革和企业改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粮改过渡时期,新体制和新办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信贷管理体制建立的出发点上,没有充分认识粮食改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导致信贷管理体制与粮食企业改革不同步。在粮食市场机制和企业改制尚未到位前,完全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优秀的信贷管理体制及其制度办法,在实践中发生了矛盾,难以实施。 第二,在信贷管理体制确立的基本原则上,没有充分体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各省情况不一,东西部之间、发达不发达地区之间、粮食产销地区之间,情况干差万别,任何统一的贷款办法都不可能实现既指导全国,又管理所有贷款科目的目的。 第三,信贷制度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不够。目前,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过于繁杂,制度办法本身和制度办法之间一方面互补性不够,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重复,容易发生矛盾,造成基层支行难以实施。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够,缺乏整体宏观思路,往往是应急出台、短期效应。 第四,商业性贷款审批过度集中,程序繁琐,办贷效率低。目前农发行的商业性贷款相关制度规定,商业性短期贷款审批权集中到总行和省分行,二级分行以下只有建议权,而所有的固定资产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则全部集中到总行审批,在目前企业授信管理尚未落实的情况下,这种信贷管理体制依然不适应客户营销和提高办贷效率的要求。因此,农发行各个基层支行和企业普遍反映申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时间过长,与企业流动资金运动规律,尤其是农产品的季节性收购资金需求极不适应。这不但影响了农发行的业务拓展和信贷效益,而且也影响优质客户对农发行的选择。 第五,贷款门槛偏高,影响支农作用的发挥。一是贷款对象相对狭窄,不适应粮棉产业发展的实际。现行管理办法仅将直接从事粮棉油加工、粮食过腹转化企业纳入贷款支持对象,而把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畜产品的饲养,收购、加工等间接转化粮食的企业的资金需要排斥在外,不利于农发行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情况过多,对历史财务数据要求时限过长,如近3年经过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且无亏损等。三是在政策性贷款与经营性贷款的划分上,以财政是否承诺还款为标准划分,既不科学,也脱离客观实际。事实上,财政不承诺还款的流转贷款很大程度上是农发行为支持收购、服务“三农”而发放的贷款,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对无财政承诺的商业性贷款,原则上要求足额担保抵押,这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未到位的情况下难以实施。 几点建议 尽快出台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实施立法管理。一是要积极争取全国人大制定政策性银行法,或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使农业发展银行同其他银行一样有法可依:二是要争取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农业政策性贷款管理违法处罚办法,确保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不被挤占和安全;三是要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将政策性支农资金管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落实管理责任制,为农业政策性资金使用、管理营造良好环境:四是大力开展政府信用协议贷款,运用经济办法加强政策性资金管理和防范风险;五是落实各级政府粮改责任目标,明确各级政府统筹改革成本资金责任制,其不足部分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财力不足的可向农发行申请贷款解决。 再造科学严谨、系统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体系。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应在坚持贷款基本制度、原则、条件和管理方式的前提下,整合现行各类贷款管理办法,再造科学严谨、严格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具体分为短期、中长期贷款管理办法两大类。第一大类短期贷款包括:储备贷款管理办法(各类中央、地方储备)、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第二大类中长期贷款包括:一年期以上流动资金贷款、仓储设施贷款和市场建设物流贷款以及今后新开办的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技术改造贷款等。 完善信贷管理操作流程,建立快速高效的贷款运行机制。再造高效的科学严密的贷款流程,必须坚持执行基本制度,保证内部监控到位;坚持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保证权责利相统一;坚持以合理授权(转授权)和集中统一授信为基础,健全各项制度办法。再造快速高效的贷款流程模式:原则上实行一级调查负责、多级审查把关的“平行一垂直”的运行模式,即调查行客户部门负责调查,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后,直接报上级行直至有权审批行的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有权审批人审批决策的运行模式。这样既有利于形成调查、审查、审批决策责任明确,减少多次平行运行和重复调查的问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银企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同时也不失形成有效的前后台制约和上下级调控监督机 制。 建立分级授权和统一授信权责统一的信贷决策机制。一是建立等级行管理,分类授权的信贷管理制度。适当下放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审批权限。二是建立以企业信用等级为基础的授信限额方式的贷款营销制度。统一对贷款企业核定限额,在每年信用等级评定的同时,逐企业按诚信和风险承受能力核定授信限额(多行贷款的要包括他行授信)。在限额内按照分级负责,分类管理要求,落实授权和转授权,合理划分审批权限。授信限额实行动态管理,一年一定,年内需要变动的由省分行,总行审批。三是建立一级调查责任制,减少多级重复调查。除非上级行贷审委或审批人认为有必要再次组织调查的外,一般应以二级分行调查报告为主、省分行前台复查为依据进行审查和审批。四是建立“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分区域信贷管理制度。分别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制定不同的信贷支持重点和信贷管理策略。 建立适合农发行政策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和风险贷款管理制度体系。一是要结合农发行贷款政策性、特殊性的特点,依据贷款政策支持力和企业偿债能力制定适合农发行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办法,完善农发行贷款风险预警、监测、考核体系。二是完善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处置方案和应急措施。在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制定中,应体现适时管理,依法处置,权责利统一,奖惩对称的原则。三是落实风险贷款管理责任制。在农发行内部应明确客户营销、信贷管理、风险管理、稽核审计、财务会计等部门风险贷款管理职责,并按照职责落实管理和清收责任制。 加大客户营销管理和金融产品开发力度。为适应市场化改革,实施优质客户战略。一是通过对客户营销工作和客户关系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树立客户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益意识,促进农发行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按照拓展信贷业务范围和完善支持“三农”功能的要求,突破粮棉油加工局限,开发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产业化龙头企业链所需贷款,以及结算等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满足服务“三农”和业务发展需要。三是要从硬件建设和软环境上,根据客户需要,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功能,尽快开办快速汇兑、贴现、承兑汇票、银联卡等业务,适应客户需要,巩固和优化客户群体。对特殊的客户和客户群体的服务项目应量身定制,专门开发,使之更贴近客户需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高效的信贷管理监控体系。要应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整合农发行现有业务综合系统、Notes系统,以及卫星教育系统等网络信息资源,大力研究开发适合农发行机构、业务、人员与管理要求、特点的信贷操作、决策、管理、监控、服务体系,提高农发行信贷科学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针与政策。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在“三农”领域加大了投入,服务“三农”能力有所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支持“三农”的中坚力量,国家也赋予了其重要使命。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据此农发行加大了信贷业务拓展的力度。然而,发展中必然出现相关问题,关于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思考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信贷业务的简单比较 根据上述趋势图分析,从余额的情况看,2008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长速度低于农信社和农发行,但2009年和2010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速却显著加快,明显高于上述图中统计的三类机构。这有可能是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需要完成“保增长”任务,而在基础设施等固定投资领域信贷大量投放的结果。在完成保增长后,国家又加大了“三农”领域的投入,围绕这一政策导向,相对于上述三类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加快拓展其涉农信贷业务的步伐。这个政策倾向也可以从农信社涉农贷款占其全部贷款比重看出,农信社2008年涉农贷款所占比重下降至65.79%,至2010年又回升至68.42%。 从涉农贷款发展的具体情况看,如果仅以量而言,目前仍以农信社为主,其涉农贷款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以上,基本占了1/3强。农发行的比重从2008年的17.68%下降至14.19%,农业银行的比重从13.48%下降至12.57%。三年来三类金融机构合计仍然超过60%,显示了三类机构信贷支农的优秀作用。 三类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各自重点有所不同,如农发行主要支持粮棉油的收购及大宗农产品的各级储备等政策性业务,同时还注重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等。因此,信贷的期限结构不一样,而不同期限结构的信贷资产增长速度必然会产生差异。然而,如果从趋势的角度看,农发行的比重下降快于农信社和农业银行。在这个角度,因为并未有研究对涉农信贷支持领域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那么在这里假设上述三类机构的信贷支农领域都同等重要,只不过政策性银行首先还要满足国家规定的那些政策性业务,而在满足了这些业务后,如果按照农发行建设新农村银行的目标要求,目前的情况也许就说明了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某种困境。 从基层行业务开始的探讨 县域经济是同“三农”问题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域经济板块,因此农发行信贷业务应该侧重于县域方面。所以对于农发行信贷业务情况的探讨,从县支行即基层行的微观角度入手是合适的。本文选取了河北省南部某县支行作为标本行,该县正是以农业为主,县域内规模较大企业不多,县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该县支行的贷款中,以粮食挂账贷款为主,正常类贷款只占了少部分。 至少从河北省南部的县域金融情况来看,与宏观数据揭示的相一致,占主导地位的是当地的农信社。以样本县为例,该县的农信社贷款余额超过1亿元,而该县的建行、农行贷款余额基本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和农发行县支行正常贷款规模差异不大。而在工业发达的邻县,贷款规模第一的仍属于当地农信社。对于国有四大银行,其业务重心并未放在县域金融上,而仅是通过储蓄业务将县域当作资金来源的重要补充。而农信社则是其他原因导致了信贷业务规模超越农发行和农业银行。 从内部审贷流程和贷后监管来看,农发行和农业银行等大型银行一样,相较农信社并无优势。审贷流程较长、二级分行授权程度相对较低、基层行信贷监管人力有限是农发行和其他大行共同面临的因素。此外,由于业绩考核方面的主观影响因素(主要是风险防控)、特定贷款品种的较高准入门槛和用途严格规范、资金规模在不同类型贷款上的优先权等因素的存在,以致农信社利率更高――相对于基准利率5.31%(本轮加息前)的8%的年率,却能够在县域金融上更胜农发行及其他大行。对某些产品审贷流程再设计以及更完善授权方式的实施,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客户,不过一方面农信社本身的组织结构就很扁平化,农发行和大型银行少量贷款产品的便捷审贷流程并不能改变总的格局,另外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优先性和特定用途必然不同于商业银行,也不可能为了吸引客户而放弃对资金使用的要求。 从历史角度看,农发行基层行广泛分布是有必要的,它们的努力保证了收购无空白点,有效解决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损,切实履行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义务。但农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传统业务,不少基层行业务像样本行那样陷入了萎缩困境。随着农发行“一体两翼”战略的实施,其支农范围不断拓宽,基层行的经营选择方向多元化了,基层行有条件更有生机和活力。 然而,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就基层行信贷业务来说,一是能够继续发放风险和收益都有保障的政策性贷款,这种业务既是必须完成的,同时也因这种业务风险最小,基层行也愿意做,不过该业务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市场条件,例如粮食价格持续上升就使最低保护价收购预案难以执行。二是能够在县域内的中长期贷款上有所突破,这种“扬长避短”的倾向由于其风险考核及规模原因在基层行很流行,但由于地方债务存在隐忧,国家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开发贷款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的快速拓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三是在维持好既有客户基础上营销其他规模较大企业。而实际上,除了粮棉油收购客户外,县域内规模较大的涉农企业农发行大多也有所覆盖,这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情况基本一致。并且,前两年流动性宽松的局面,降低了农发行资金价格优势以及对这些客户的吸引力,同时农发行对信贷资金使用优先顺序的安排也限制了此类业务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如果进一步归纳,宏观数据趋势、基层行业务困局也许是政策性银行恢复自身银行本质,尤其是向类似工农中建这种组织结构类似的大型银行方向靠拢的内在要求所致。这里需要突出大型银行性质和政策行性质。 对于大型银行性质,如前文所述,具体的说就是大型银行的组织架构,容易让这些银行表现出“抓大放小”、“扬长避短”的倾向。额度较小贷款审批也需要履行同样申贷流程,成本上并不合算,而且同等贷款规模下,更多客户数量意味着贷后管理难度会加大,风险责任会加大,各级行相关责任部门以及基层行都不乐见此情况出现。按照打造现代银行的理念,农发行在申贷流程、风险控制、绩效考核等制度方面都朝着四大银行的方向靠拢,因此在信贷业务模式上与这些大行基本一致。所以和大型银行的表现一样,农发行同样偏好于大的、长期的项目。例如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农发行利用农业基础设施贷款等长中期贷款工具,使贷款总体期限结构向长期化转变。 对于政策行性质,专司传统粮棉油收购业务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拓展业务范围既是顺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完善自身走向真正银行的客观需要。但由于仍然是政策行,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涉农领域,开办一项贷款业务需要相关监管机构予以批准并附带不少限制条件。在开展业务方面,还时时受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比例这种无明文规定指标的限制。此外,在对政策性信贷资金的使用方面,必须要按照特定用途使用,并须执行农发行的信贷监管要求。由于政策行性质的限制,因此许多需要银行信贷支持但不在范围之内的涉农环节,如果商业上可行只能由农信社和商业银行来满足。 综上,可以认为目前的农发行业务境况是由其自身属性以及金融机构演变趋势所致,拿存在即为合理来解释应是恰当的。也因此,如果要想发挥更大强农惠农作用,也必须要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扩大支农骨干作用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农”金融需求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 一方面,许多地区农村、农民的一些金融需求较为细小琐碎,如用于个人生产生活的小额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城镇化、产业化,也出现了组织化大规模的金融需求。这里既包括属于公益性质的农村地区各类科教文卫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也包括有着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金融需求,比如大额组织化农业贷款需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需求以及新技术推广和维护贷款需求等。此外,“三农”金融需求包括信贷、存款、支付结算、农业保险、担保等多方面。很多情况下,这些方面是互相依赖、互为支持的,如担保体系的完善就有助于中小额度信贷业务的有效拓展。面对“三农”领域如此众多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金融需求,人为限定某类机构适合的业务并不妥当,需要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力量。 政策性导向的内涵正随着时代而变化 当前,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仅仅完成国家规定的政策性信贷支农业务,比如粮棉油收购业务,就像在2004年前的封闭管理时期那样,是否就意味着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换言之,农发行的信贷政策性导向是否只限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储备和收购业务?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三农”金融领域,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资金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替代竞争关系,对繁荣“三农”金融市场有无益处?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需要突破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传统观念。如果从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显然国家对于农发行的期待是比较广泛的。 农发行同大型商业银行基层组织存在差异 农发行并无私人储蓄业务,需要通过发行金融债这种方式来融资,因此农发行基层行并不具备大型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吸收存款的功能,仅是作为历史的留存。虽然粮棉油业务不再是全部,但同大型银行相比,县域仍然应该是农发行业务的主战场。不过,基层行难以绕开拓展业务收益同风险和成本之间关系的优秀问题,从事县域中小额、短期信贷业务相比区域性涉农金融机构的确是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基层行的社会和经济贡献度。如果基层行的贡献度低,又有什么途径很好发挥出农发行支农骨干作用,同时体现出大型银行的资金批发优势? 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可能方向 建设更加现代化、高效率、有针对性的信贷组织架构和制度,可以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有助于业务的拓展,应是农发行持续努力的方向。但更为关键的,需要考虑“三农”金融需求、国家农业政策的完善以及农发行组织结构情况对业务的影响。 加大金融支农作用应突破传统思维。凡涉及到涉农领域信贷需求的满足,都应该是农业发展银行支持的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支持,一方面是增加了资金回流“三农”领域的途径,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还具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换言之,在涉农领域,众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只不过,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业务有所侧重。现阶段,在做好传统政策性业务的同时,有选择地在能发挥政策性信贷资金导向作用的领域加大投入,比如近期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持续增加的投入。此外,对于传统政策性业务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许多政策性业务而言,实际上属于优良资产。出现问题较多的地方是准政策性的粮棉油收购贷款。这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也是政治上的基本要求,不可能因为拓展其他业务而忽视对该领域的有效支持。鉴于上述事由,以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比例来确立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发展显得极不必要,新思维对于改革和发展很重要。 可以探索农发行信贷资金的批发途径。在县域金融机构中,以往,农信社“一枝独大”,许多农信社由于网络广布,吸储能力较强,因此并不缺乏资金。而随着城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域的兴起,这些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因此资金成为他们中小额信贷业务拓展的挚肘因素。这种情况就为大型银行资金回流“三农”领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农发行应秉持政策性金融的理念,在权衡业务由区域中小涉农金融机构开展的成本收益后,可以探索有效途径来发挥自身资金批发者的作用,培育中小机构的行功能。在同业合作中,这并不是鲜事。但面对众多信贷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中小涉农金融机构,要想借此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在管理体制、授信制度、业务培训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应是必要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以色列资源节约型农业模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以色列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主要是水和耕地资源极其短缺。然而以色列却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在中东沙漠上创造的农业奇迹已经成了世界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典范。先进的理念、管理和技术,使这个国家利用占全国2.2%的农业人口在养活720万国民的同时,还成了欧洲主要的冬季蔬菜进口基地。以色列的农业模式,对于人均水和耕地资源同样短缺的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以色列农业的先进之处 1.1市场化的节约理念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总理到普通农民都具有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早在建国初,第一任总理就提出要系统改造南部沙漠的设想。在以色列,无论是农场主,还是集体农庄的普通农民,他们的产品或品种的标准全部盯着世界市场,符合市场要求是所有农产品的惟一指标。所有的国民生产都是以耗水量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1.2集约化的生产组织方式 以色列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体农庄,另一种是私有农场。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所有制,内部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管理规则,每个社员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私有农场的主人一般是懂技术的科学家或专家,由雇佣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负责生产管理。这两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让土地形成规模,便于集约化经营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以色列农业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点:农业科技适度规模化;生产水平高度专业化;资源达到精细化利用,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发挥市场的调控作用,信息技术充分介入管理。在以色列,农业生产中的品种、规模、花色、种类等各个环节的关键因素均由市场需求决定。政府在全国建立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各地都设有市场信息分析与培训机构,由首席专家和下属团队专门负责市场信息的采集、分析、反馈与农民培训。 1.3领先全球的生产技术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先进,关键在于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首先是滴灌技术,以Netafim 公司为代表的滴灌设备制造企业已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压滴灌和山地补偿式滴灌等技术,实现了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飞跃,滴灌技术对于世界上的沙漠和盐碱地治理意义非凡。其次是光热网膜技术,该技术的研发成功让夏季炎热干旱的地中海气候不再成为以色列农业的障碍,使农业生产在夏季也能正常进行。光热网膜主要有铝箔网膜和彩色网膜,铝箔网膜在夏季可以反射太阳光而起到遮阴降温作用,冬季在地表可以反射和漫射太阳光而增加温室温度和作物光合作用;彩色网膜的不同颜色可以吸收部分太阳可见光而满足不同作物对不同光谱的需求。第三是高产种养技术,包括动植物育种技术、高产栽培和养殖技术、基质利用技术等。第四是精准农业技术,主要是各种光合传感器,利用它们可以对作物生长实现全程监控,随时获得植物生长的相关数据,从宏观生长情况到微观的物质交换都可以达到精准掌握,能为农场的田间微观控制系统和全国作物生长信息系统数据库提供最准确的数据。 2.以色列农业的可借鉴之处 以色列和中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和资源分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色列人均淡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3,中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以色列人均耕地面积0.7 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以色列耕地淡水和资源分布不平衡,只有中北部约20%的土地适宜耕种,南部约60%国土面积是沙漠;最大的淡水源是北部的加利利湖,中南部极度缺水。而中国的耕地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北部和西部广袤的土地生态十分脆弱,不适宜过度开发;水资源分布集中在西南部,人口和耕地密集的中东部水资源缺乏。因此以色列农业的成功模式中,一定有许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2.1节约理念,高效农业 以色列议会于1959 年颁布了《水法》,对全国的水资源开发和管理进行统一管理,并设立专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水政策、发展规划、用水计划、供水配额、水土保护、污染防治、废水净化、海水淡化等工作,力求使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淡水资源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各种节水技术不断被研发出来,农业水的利用率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达到90%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从以色列建国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灌溉用水从每公顷8000吨下降到5000吨,在耕地面积增加了15 万公顷的情况下,农业用水量跟60年前基本持平。 以色列的土地利用效率也很高,由于只有20%的国土面积属于宜耕地,所以他们一方面研发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提高单产和效益;另一方面利用水利设施、滴灌、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改造沙漠,积极地扩展耕地面积,用智慧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瓜果之乡。从20 世纪中后期实施“沙漠绿洲”计划以来,以色列在沙漠地区开发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5 万公顷,随着技术的进步,沙漠绿洲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很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者都是著名科学家或资深专家。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高度发达的农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从源头保障了农业技术人才的高效利用。在以色列,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他们不仅懂技术、会操作各种机械,懂电脑和网络,甚至可能担任着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也有的农民从事作物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改良等科研工作,往往身兼数职,使人力资源和人才得到了充分利用。 2.2高效的研发机制,务实的科研精神 以色列很多农业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教育、积极求实的治学精神、优越的科研条件,使得以色列农业科学家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另外有好多教授担任行业协会的理事、政府决策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或著名企业的决策领导,在这样参与性很强的科研环境下,科学家对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熟悉,科研方向明确而实用性很强。以色列大部分农业科研项目是由生产一线的经营者、企业和协会出资或建议政府出资立项,有很少一部分基础性很强的研究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垂直立项。因此,项目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其目的就是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以色列的农业科研单位不仅开展自我研发,同时注重多方位的合作研发,以色列科学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团体开展合作研究,他们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生物技术、水资源利用、沙漠化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 2.3科学开发农业资源,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以色列在20 世纪50~80 年代之间开发戈兰高地的时候,由于一味开垦而没有注意环境保护,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首先是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大量泥沙进入约旦河和加利利湖,对惟一的生命水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其次是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土壤结构退化,农产品产量品质下降。第三是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严重,耕地不增加反而减少,同时降水减少,水资源短缺问题加重。以色列政府在问题出现后及时调整思路,迅速改变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推行免耕制度,发展节水灌溉,采用了土壤覆盖保护,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很快恢复,生态条件得到迅速改善,目前已经成了以色列最主要的高品质水果出口基地。从戈兰高地的开发过程中,以色列人充分认识到了资源科学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对他们之后的南部沙漠科学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3.对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启示 3.1充分发挥科技的创造力 以色列利用50年时间,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农业,他们所依靠的除了科学而先进的理念外,主要是充分发挥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色列人没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就创造了喷灌和滴灌技术;没有优良的土壤,就创造了无土栽培技术;没有适宜作物生长的夏季,就研发出了光热网膜技术等。科技让以色列实现了农业技术的飞跃,但他们还在不断地更新着技术,以堪称完美的技术不断地延续着神话。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就必须重视科技的力量,注重培养现代化的农业科研人才,让科技切实服务生产。 3.2扬长避短,变劣为优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这一点和以色列很相似。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发展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有时候人类的智慧是可以改变自然的,以色列人利用滴灌节水、利用光热网膜调节温度、用基质改变土壤,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广袤的西部和高寒地区利用充足的太阳能、风能、无污染的环境和现代化的栽培设施来实现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我们也可以利用节水灌溉和高效水肥利用技术让西部沙漠变成绿洲。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一定可以用自然给予我们的优势来弥补限制发展的不足,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农业的腾飞。 摘自《世界农业》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要:本文提出对农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实行适度规模经济,使得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向垄断竞争市场逐步过渡,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同时,通过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策略来提高农民的消费欲望,以促进内需增加,促进经济发展,有力推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适度规模 农民收入 国内需求 城镇化 一、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到目前。这一体制转变对农业发展的推功作用已基本上没了潜力,尽管农业有少许发展。那也是靠科技进步来拉动的。目前,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而把老弱幼小放在家里,在外地挣了钱,在老家农村盖上一个大院子,说是为了小孩子结婚用的,而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在新房里住不到一个月也出去打工了,留下一个用全家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心血挣钱盖的一个大院子没人住,不仅浪费了新房,而且占用了很多土地。老的小的在家少人照顾,家里人思念打工在外的人,在外打工的人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付出了感情上的巨大代价。这与以人为本明显违背,到头来农民还是收入最低,而农民收入低又不能促进消费,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及提高生产总值也有阻碍作用。当然,国家也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等。 二、农业发展落后。农民依靠种地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农产品一般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在我国,农产品基本上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以几亿计算,而购买者也是几亿或十几亿计。产品无差别,对价格没有控制能力。处于这样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即农民所生产的产量都微不足道,单个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责任制后。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处于市场竞争中。产量低不行,产量高却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这个怪现象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及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二)厂商利润与所生产产品的市场垄断力(或者竞争力)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厂商超额利润与垄断力和销售规模成正比关系。农产品由于垄断力为零,所以没有超额利润可讲,原因是生产者、销售者太多。怎样既能使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又能使农民增收,关系重大,不仅仅关系到农业的问题,也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和农业对其他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提高国民消费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的重大意义。 (三)农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在我国不仅农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而且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其他产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民不富裕,不利于为其他行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也不利于其他产业产品的销售,从而难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生产总值。所以,进一步发展农业,使农民增加收入意义重大,需要找出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农业发展途径。 (四)农民增收与扩大内需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由公式Y=C+I+G+(X-M)可知,要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消费C的拉动,而C=a+βy,这个公式中,城市居民的β比农民的β要小一些,就是说,给农民增加收入比给城市居民增加同样收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而且。一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倾向不仅比城市居民大,也比没进城之前也要大一些。另外,健全、加大社会保障体制,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也会使变大,这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也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加大社会保障服务的一个理论依据。要增加农民的需求,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来自于土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其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购买欲望,比如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生活等。 (五)让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定居利于增加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 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后,其消费意愿会加强;另外,解决好农民到城市的户口及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等,都会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欲望,从而大大增加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当今产品的更新换代。 三、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目前科学技术在农业里的大量应用,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原来一家几亩地到了收割时候,基本上全靠人力、畜力,要干上一个月。而现在主要靠机械,全村的土地靠二、三十人耕种即可,为少数人的大面积耕种提供了现实保证。 (二)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要实现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适度规模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讲到,要发展好工业需要先发展好农业。 (三)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已尽,逐步过渡到适度规模经济阶段的时机和必要性已日趋明显,这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所要求的。 (四)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而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气氛并不强烈,在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方面,农业的收益并不充分。 (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农业人口数量是其他任何一国所不能比的,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不能离开,至少是最近几十年内不能离开土地。 综上所述。应按如下方法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国家可以倡导、鼓励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后可按分成制直接向租地的农民那里获得租金,使农业向适度规模经济方向发展。这样既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少数人为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历史,又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绝大多数农民不仅可以不劳动而获得来自农业的收入,还可以安心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其中,国家应为进城的农民提供户籍、小孩上学等一系列有关制度、体制的帮助,使其渐渐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样,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农产品市场发生质的变化,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大量减少,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转变成垄断竞争市场,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弱点,农业生产也有了超额利润。并且随着农业人口的继续减少,农产品的垄断力越强,农产品的超额利润也越多。这样,农民既有了购买的能力又有了购买的欲望,消费会被大幅度地拉动,即C变大了,从而带动了其他行业产品的销售,推动了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见。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由于的变大。乘数也变大,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其次,在非市场领域通过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众所周知:富人和穷人干同样的工作所要求的工资要高一些,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会使得农民的体力价格变得更高一些。从而促使农民进城打工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再次,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等问题,从而提高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为新时期的研究重点,而系统科学作为一门新新的学科又恰好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式。本文就依据叶澜教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中关于系统科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一部分为基础,对系统科学给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加以阐述。 [关键字]系统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晶,它是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充实、丰富、提高的,每当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会伴随着产生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系统科学于20世纪40年代末崛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在60~70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许多学科分支构成了学科群体。不仅如此,“系统及系统科学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有综合行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础概念和科学。”讨论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的必然结果,很少涉及到方法论的范畴。本文就尝试以叶澜教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关于“系统科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一部分为基础,进一步探讨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 1 提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观的新视角 系统科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它以复杂的开放系统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揭示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 内部运作机制,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原理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征,系统的演变与发展等一系列以往未被重视和深入研究过的重要问题,为人类的认识开辟了新的领域。对于复杂事物,系统科学在方法论上对“原子论”和“还原论”突破,使其冲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架,形成了以“整体”为研究对象与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一突破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影响,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的互动,把一定社会的政治准则、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心理要求,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素质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作为整个教育工作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并行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又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功能,而且贯穿在其他系统之中,从而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关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不同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系统。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知道系统是一个整体功能和属性大于局部功能和属性之和的有机动作集合体,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它本身的研究,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子系统的母系统,全面的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相关性,最终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就如同系统科学的新思路一样,使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临着重新确定和拓展研究域的新问题,对于新的问题域,我们应该在整体的关联中重新认识它。 2 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 系统科学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现成的新结论,但确实提供了从整体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新思维原则。“整体性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它为人们从整体上研究客观事物提供了有效方法。他们始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过程不是孤立的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因此,以“三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所提供的方法突破了以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要求人们如实地把对象作为有机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系统内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传统科学思维的局限性。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对整体性原则的把握上。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曾经过于强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把大学生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我们在道理上是能够接受整体性原则的,但是已成为潜意识的习惯思维方法,依然会不自然的遵循“还原论”的方法。 3 提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复杂开放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必须与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交流,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并发挥功能。系统科学中“结构――功能”的关系就成为一组新的范畴进入到人类的思维空间,成为人们研究、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有关“黑箱”与“白箱”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间接研究教育影响在学生内部发生变化过程和机制的手段,也提供了同一教育影响可能产生不同效果的模拟研究手段,这对在微观层次上研究教育活动承担者双方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人为系统的发展中,新的目的和功能要求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行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样一个人为的系统,从社会和学生的角度看,都以未来作为时间维度,以发展作为目标,任何一个既成的教育事实都不可避免地与价值追求和选择相关。我们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四有新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经济主体多元化、主体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环境,能够坚持自己应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应该根据目标的实现状况对于施教方法进行修正,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更关注整体的协调性,以保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展。此外,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通过系统对社会提供的物质、能量、信息做出合目的的选择,再内化为自身的结构,及通过结构的改变,进而实现。 4 提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变革过程的新思维 系统科学把系统存在状态分为“平衡态”――“非平衡态”――“远离平衡态”三大类。分类的标准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现有结构的稳定性。普里戈金关于远离平衡态系统发生、演变的耗散理论具有突出的方法论价值。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复杂系统,非平衡态是常态,演化是绝对的,稳定却是相对的,要全面认识教育系统及其发展,就一定要研究它的非平衡态与远离平衡态。 平衡状态打破、熵的持续增加,使原有系统的一体化能力逐渐削弱,个体呈现越来越大的自由态,进入非平衡态,再向前发 展,就达到远离平衡态。对于原系统而言,系统不再存在回复到原有状态的可能,那么这一阶段研究的要点就是新系统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演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非平衡态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种方法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一种无序的,把这样一种无序当作一种常态,在动态中把握对它的研究,从有序到无序然后再到更高一级的有序,呈现螺旋上升这样一种形式,在大系统中使它能够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新时期的,充斥着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观等等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在这样一个时期,更要坚决避免使思想政治教育僵化,灵活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外部因素的变化,及时控制干扰因素,促进新的、积极的因素的发展,最终使得新系统形成。5提供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范式 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仅决定了要有思维方式、理论工具的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工具,此外,还决定了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这些研究方法在服从于对象特征和研究任务的需要中实现综合。 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是系统科学研究体系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系统科学方法论处于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应该属于第二层次的地位、具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的桥梁,它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可以从具体科学中提炼出一般科学方法,又可以为丰富、发展哲学方法提供素材,但它本身并不是哲学方法。我们既不能用系统科学方法论代替哲学方法论,也不能用哲学方法论代替系统科学方法论,从而抹杀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中应有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系统理论的出现为实现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精确化创造了条件。系统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阶级性,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定要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之下进行,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系统科学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系统科学还提供了用系统的观点认识教育的一系列新观念。 6 结束语 美国学者米尔指出,“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于是方法论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的步骤。”在运用系统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系统科学首要的价值是方法论的启示,而没有具体结论。与此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运用新的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做更全面的研究。由于笔者力争要阐述系统科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此关于系统科学本身的一些不足便不再赘述。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域下的高校志愿者管理工作 【摘要】高校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组织管理已经成为惯例。本文以大型体育赛事志愿者管理为例,通过志愿者管理系统的特点,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提出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传输信息的明确性、建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优化系统结构,提升志愿者服务功能等建议。 【关键词】系统科学;志愿者管理;信息反馈;信息传输;系统结构 大学生志愿者是大型体育赛事的重要人力资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的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高校的参与为赛会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总结实际操作和具体运行过程的经验,研究如何有效做好志愿者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系统的定义及系统科学的介绍 所谓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称为整体或总体;要素又称为元素、部分、局部或零部件,在一定的意义上,又称为子系统。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要素和特点分为: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实体系统和概念系统,动态系统和静态系统,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控制系统与行为系统。系统科学是一门从总体上研究(复杂)系统共同运动规律的科学。系统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60年代形成了体系。从1944年,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到《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协同学》等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系统哲学、系统方法、系统技术和系统实践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系统思想已经广泛应用于传统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管理的一切领域。 二、志愿者管理系统的特点 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一般包含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这个系统的组成要素包含志愿者、高校管理人员、竞赛、赛事组委会、运动员、观众等。这个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特性。如:目的性;志愿者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型赛事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各个要素或子系统的功能都是指向这个目的。整体性;志愿者的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都属于志愿者管理的范畴,它们作为系统的要素围绕系统目标,相互联系,相互协作,其中的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志愿者工作的失败。层次性;志愿者工作系统是大型体育赛事中是赛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志愿者工作系统又包含了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上层系统和下层系统之间,以及同一层次各组成要素之间存在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三、系统科学对于志愿者管理的借鉴 1.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传输信息的明确性。控制论认为,管理即控制。一个控制系统一般由控制对象、控制器、执行机构、反馈装置四个要素组成。其中控制器是控制系统的优秀部分,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接收作用,它接收外界输入的各种信息和反馈回来的信息,并对这些接收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即分析、比较、论证。二是发出作用,它根据加工后的信息,向执行机构发出必要的指令。在志愿者管理系统中,控制器是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因此要对志愿者工作进行有效控制,就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在信息指令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会造成管理信息的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要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系统要素的作用发挥,影响系统目标的达成。因此,有必要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明确性,减少因信息衰减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志愿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信息传送途径的选择,尽量选择会议传达、书面文件的信息沟通形式,不要选择QQ群信息等易变的途径。 2.建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反馈在控制系统中非常重要,控制器正是根据反馈信息的量才能比较、纠正和调整它发出的控制信息的量,从而实现控制。一个良好运作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具有完善反馈功能的系统,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主要靠反馈来实现。反馈有两种:一种是线性反馈,如物理系统、生物机体系统中的刺激――反应模式;另一种是非线性反馈,大部分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是非线性反馈,志愿者管理系统也是如此。志愿者管理者发出的管理信息,经信息通道由被志愿者接收。接收者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会加入自身的因素,同时受到噪音的干扰,反馈结果可能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要建立信息反馈纠偏机制,形成有效地反馈回路,使系统朝着减少偏差的方向发展,即朝着人们预期的目标发展。志愿者管理者如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志愿者第一线情况,就得不到反馈信息,于是对偏差心中无数,其决策或指挥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可以设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由志愿者经理与志愿者骨干、志愿者党员作为信息处理的专门人员,建立投诉邮箱、留言板,收集志愿者的反馈信息,第一时间对反馈信息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意见提出者,这样一方面可以纠正志愿者管理乃至整个竞赛系统的偏差,以做出尽量正确的决策,及时解决涉及志愿者切身利益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发作为系统的要素的每个志愿者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志愿者服务。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的设立还提高志愿者的士气,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 3.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开放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互动,将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吸收、利用转化成自身有序化的动力和物质条件,从而增值和有序化,实现有效发展,否则就是无序化的系统。耗散结构理论也认为,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志愿者管理系统是大型赛事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涉及高校、场馆、学生素质、社会风尚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要依赖与外部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就决定了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宣传和报道志愿服务,用正确的思想、健康的舆论引导志愿者,形成有利于志愿者管理工作的良好环境。二是注重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消除信息障碍,做到畅通无阻。广州亚运会共面向高等院校及社会招募了赛事志愿者6万人,城市志愿者60万人。除此之外,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代表性群体志愿者,招收了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穗外人士、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性群体志愿者的加入,有助于加强跨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国际志愿者管理经验,进一步展示广州形象,扩大亚运会的影响。 4.优化系统结构,提升志愿者服务功能。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当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单独存在是,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性质。而一旦将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组合成整体,其性质和功能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好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科学的安排,一种优化的排列组合,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堆砌。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每个单元只有通过系统的有序结构才能表现自己的性能,而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提升系统结构的方法:一是提升各要素的质量;二是系统要素结构的优化重组。要做好志愿者工作,除了要选拔素质优秀的志愿者人才,做好志愿者培训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也尤为重要。要实现志愿者工作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必须要进行系统结构创新,从调整要素结构,协调要素关系,提升要素质量等方面着手,才能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益。如根据志愿者的需要,可以通过建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提升志愿者的士气,修正志愿者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设立志愿者心理驿站,为志愿者提供压力释放、心理健康的加油站。也可以结合党员创先争优活动,激发志愿者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工作的进行。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与城市规划管理的关系 摘要:本文在对系统、系统科学的定义阐述及城市系统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了系统科学在城市管理与规划中的应用。以期对我国的城市管理者与规划者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城市建设得以完善与提升。 关键词:系统科学 城市管理与规划 系统分析 系统规划 功能模拟 1 引言 步入20世纪,中国的经济转型极大的刺激和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全面发展,预计到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一方面,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中国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城市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空间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系统的复杂化程度以及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增强。因此,传统的城市管理与规划的理念、办法和手段已经难以适应市场机制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事城市管理与规划的政府管理人员与学者们要更新观念、改良方法,用系统科学去发现、思考、研究和解决城市管理与规划中出现的新问题。 2 城市管理的系统性研究 2.1 系统和系统科学 目前,国内外对系统的定义很多,其中相对简洁且认可度高的定义是,“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整体。”系统具有的主要特点有:(1)由若干要素组成;(2)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特定关系;(3)其结构决定了整体的特定功能;(4)功能是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 系统科学是探索系统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变化规律的学问,是对系统本质的正确反映和真理性认识。从分析综合的统一性出发,研究影响和改变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一般途径。 2.2 城市的系统性研究与其特征 城市的系统性是研究城市管理与规划的系统性的基础。从浩瀚无际的宇宙,到分子、原子,均可称之为系统。城市当然也是一个由复杂交错的各种成分组成的系统,其具有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功能性和环境适应性等基本特征。 通过对城市定义的理解,可以发现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城市是一个灰色系统,具有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复合,硬系统与软系统相复合的特点;其次,城市是一个开放性系统,既系统本身与系统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再次,城市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众多元素的社会复杂巨系统。最后,城市是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至大,从简入繁,从单一到综合。这些特点,显示出城市系统既存在空间层面的转移,有包含时间轴的演化,贯穿于城市系统的始终。 3 系统科学在城市管理与规划中的应用 对城市系统性分析,也就是将系统科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城市系统的管理与规划中。主要的城市系统分析的方法有三种:系统分析方法、系统规划方法、功能模拟方法。 3.1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方法是为确定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效用,而对系统各种要素过程和关系进行考察的方法。在城市研究中。系统分析方法是作为城市总体研究方法出现的,它的主要功能特点是:(1)始终把城市看作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要把城市整体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2)为城市在“协调、合理”的原则下,寻求最优的发展道路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可能性。唯有从城市整体出发的系统分析方法有可能把握那些最能反映城市问题特征的变量或参数,从而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前提下找出一条最佳发展道路。 在目前条件下,系统方法在城市研究中还主要用来进行一些宏观领域的分析和宏观政策的评价,定量化的水平还有待大力提高。系统方法在城市研究中的有效使用程度,仍然是摆在城市问题专家和系统方法专家面前的一大问题。 3.2 系统规划方法 系统规划方法主要有PER方法、PDCA方法。PER方法是指科学研究计划的选择修定方法。PER是计划(Plan)、选择(Elect)、修定(Revise)三个英文的简称。运用PER方法时,按以下步骤进行:(1)按照系统方法的原则,通过系统分析,了解全部工程要素和关系的逻辑顺序,制定初步方案和计划,计划可有几套以供选择;(2)根据工程顺序列出明细表,通过计算分析。画出工作计划的网络图,找出“关键线路”;(3)进行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根据网络图的“关键线路”筛选方案,确定最佳方案;(4)执行计划或方案。在使用PER方法的执行方案过程中,为不断完善和提高,通常用“PDCA计划循环法”(PDCA是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ek)、总结处理(Action))。 3.3 功能模拟方法 所谓功能模拟法,是指在暂不考虑系统内部组成要素及结构的条件下,运用模型来再现原型功能的方法。城市系统模拟的基本特征是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把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加以模仿、简化与抽象。 常用的模拟分析方法是“列昂节夫”的投人―产出模型,及其扩充模型-SAM(社会核算矩阵)。在系统动力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德国科学家维斯特(Vester))和赫斯勒(Hester))博士70年代末提出了“灵敏度模型”,它适用于城市生态系统关系的模拟与调控。 4 结语 从我国规划理论的建设来看,目前正处于理性规划的阶段,也与系统规划的基本原理相符合。并以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城市规划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城市管理者与研究学者由来以久的使命感,从而才能使规划更好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个人简介:吴培培(1987―),女,江苏南通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发展与管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系统科学论文:从系统科学原理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摘 要] 构建和谐农村金融生态,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农村金融生 态的现状,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农村金融生态问题。构建和谐农村金融,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促使“和谐农村金融”系 统运行的各种农村金融机制。 [关键词] 农村金融生态;农村金融体系;反馈系统 [作者简介] 张伟成,广东省河源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系统科学与经济学;(广东 河源 517000) 肖连斌,农行江西省分行经济师,律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律与合规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引言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的统一整体。金融生态是一个综合、整体的概念,它不仅包括金融生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还包括影响金融生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农村金融生态是农村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与农村金融业产生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农村经济环境、农村法制环境、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文化环境、农村市场环境和农村制度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指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服务的过程,各类金融组织的内部结构、互相关系及与农村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因此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需要系统地推进,政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村委会、乡村合作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等相互配合,包括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建立农村存款保险机制,采取法律、制度创新、政策扶持和综合治理等各项措施,促进农村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现状 由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与城市区域相比,农村金融生态状况较差,问题较多。因此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农村金融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这个瓶颈和短板使农村金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从资金的供给主体看,供给主体数量减少,农村金融供给渠道狭窄、金融服务品种匮乏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主要为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确立“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市场定位,其服务“三农”和县域的力度逐步加大。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在农村的业务范围主要为粮棉油收购等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在改革中艰难前行,但长期以来功能定位不明、产权不清、机构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等因素制约了其支农信贷功能的发挥。刚刚组建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目前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小额贷款处于试办阶段。从资金的需求主体看,主要是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信贷需求主体是多层次的,例如农户可以分为贫困农户、普通农户、产业化经营农户;农村企业有小型企业、规模企业和龙头企业。大多数信贷需求主体不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很难获得抵押贷款,金融生态主体信贷功能弱化。主体各层次需求的方式和特征都有很大的差异,农户是农村金融最基本的需求主体,但由于其提供担保抵押物的局限性,很难从正规金融中获得信贷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金融需求,对融资的需求具有总量大、时间跨度长和明显的政策性金融及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的特征,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的支持。 农村金融生态链中适用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缺位,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市场经济渗透程度差别很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性和多层性。同时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高风险、市场竞争不足,在大部分乡村只有邮政储蓄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因此在乡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减弱,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单一化,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马”难拉“三农大车”。生产性贷款多,消费性贷款少,短期贷款较多,中长期贷款基本没有;市场不完整、金融品种单一,基本只有农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极少。长期以来,偏向城市的金融政策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金融”结构,这在客观上制约着金融机构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对农业投入规模较低,在许多需要金融配套的环节比较薄弱,限制了金融配套资金的投入。此外,由于农民受教育机会较少,文化素质不高,一定程度影响农村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文化缺失,农村企业和农户的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比较薄弱,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远未形成。农村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和征信业发展缓慢,缺乏一个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企业难以获取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并作出准确的信贷决策。在部分农村地区,逃债、躲债和赖债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但失信惩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缺乏对债务人违约的制约,致使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比较突出。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由于农村产业风险的特殊性,对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发展具有适应性的农村银行是弥补“三农“资金匮乏的途径之一。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在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强大而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时,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供给单一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 近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从理论到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将取得新的进展,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鼓励、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从金融政策看,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鼓励银行加快金融创新,逐步放松多年来的制度抑制,其中一些政策惠及到农村金融领域。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上限;放松监管限制,允许成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商业信贷组织和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放开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国家制定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局出台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鼓励试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作为商业保险机构的补充;全国个人征信系统的联网运行,使社会信用环境日趋优化。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利于农村金融生态的改善。 三、系统科学的系统论 系统科学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由一系列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有序的和有目标的。系统依其不同的结构实现其一定的功能,而系统的特定功能的实现要具备一定的结构。因此,若要调整系统的结构,就有可能会改变系统的功能;而要改变系统的功能,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系统论的优秀思想就是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是一门综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技术,一般公认以Von Berta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GST( generalsystem theory)概念为标志,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系统论(systematology)、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论(informatics)等早期的系统科学理论;同期出现的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则是系统科学的工程应用,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系统科学组织理论的建立,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论(chaos)、分形学(fractal);80年代以后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大大地推动了系统科学的前进步伐,包括复杂适应系统C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在结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处于不断向前推行的浪潮中,系统科学自身也得到了充实,其应用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从不同学科领域表现出同构性和同型性的事实出发,Bertalanffy得到结论:“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们的子类的模型、原理及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别、组成元素的性质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关于或多或少特殊类型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GST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它从有关生物和人的问题出发,不能沿用讨论无机界问题常用的机械论分析方法。因为现实是一个有组织的由实体构成的递阶秩序,在许多层次的叠加中从物理、化学系统引向生物、社会系统,因此不能把分割的部分的行为拼加成整体,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各部分的行为和整体。 若干要素按照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系统,就会产生出它的组分和组分的总合所没有的新性质,叫做系统质或整体质。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要素的系统质或新功能,这就是系统的整体突现原理。整体突现性是系统思想的优秀和灵魂,是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石。所谓用系统的思想分析问题,中心之点就是考察系统的整体突现性。系统的整体突现性可用公式来表示如下:W≠∑PI(这里又分为两种。) (1)整体大于部分之和。W ∑PI俗话“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就是这种情况。 (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W 一般系统论则试图给一个能描示各种系统共同特征的一般的系统定义,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 四、系统科学理论与农村金融生态结合 系统科学的中心概念是系统,福瑞斯特在《系统原理》一书中说:“系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一起运行的各部分的组合”。从系统的一般定义出发,引出描述有组织整体(即系统)特有概念,如总体、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开放性、方向性、目的性、等终极性(果决性)、演化、渐进机构化、中心化、渐进分异化、主导部分、生长、竞争等等。从结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及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共同构成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主体子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遵循金融生态环境的一般规律,则由法律、制度、文化、道德以及监管体系和征信、担保体系构成的。从功能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该系统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农村金融体系有极具稳定的特点,其结果导致金融生态缺乏应有的活力。以后,随着国内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变迁,保持农村金融系统稳定且持续的发展,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我们在两个领域同时推进。一个是金融监管的改进,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另外一个领域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因为完全稳定的系统会失去变化、发展、创新的可能,而现实系统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自身、外部环境、甚至其他各种因素的扰动,象农村金融系统内部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人、财、物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有效空间的合理分配,人与农村金融的道德、规范、价值的沟通均会影响包括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农村金融创新问题、农村金融监管问题、农村金融政策问题等农村金融问题。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和谐农村金融的稳定机制应是适度的稳定,既不会使整个农村金融进入失控,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又要能在矛盾、冲突发生时,通过相关的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协调、沟通后保持良性状态。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必须遵循反馈原理的,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也存在一个反馈现象,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目的,因此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必须注意前馈信息的收集以及使用后反馈评价信息的收集,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风险防范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农村金融体系组织结构的三大体系包括执行系统、决策系统和监督反馈系统是保障农村金融风险控制有效实施手段。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督反馈系统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结构要求。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能走向有序,所谓有序是信息量走向增加,即熵走向减少,组织化程度走向增加,即混乱走向减少。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由政府主导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大量的信息,建立信用信息库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平台,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档案制度,实行信用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降低金融机构征信成本。 同时,系统只有通过互相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建立有序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多主体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无疑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交换信息、物质和能量,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显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开放性包括内源开放和外延开放,内源开放是指农村金融与所在社会环境不断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不与环境交换物质、信息以及能量,此系统就不会长大,否则该系统就会崩溃。外延的开放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边界逐步扩大向区域外开放。随着交通、运输、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以前孤立的农村金融生态子系统,越来越联结到一起,形成更大范围的有机整体。同样,农村金融生态是金融生态的一个子系统,当前失衡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严重阻碍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五、利用系统功能原理构建和谐农村金融 功能(function)是刻划系统行为、特别是系统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概念,系统的任何行为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系统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的作用,称为系统的功能。被作用的外部事物,称为系统的功能对象。功能是系统行为对其功能对象生存发展所作的贡献。凡系统都具有功能。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和谐农村金融系统的重构,可以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从宏观方面上讲,就必须对农村正规金融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再造,对农村非正规(民间)金融进行政策引导和行为规范,给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带来适应性、效率性、稳定性和政策性方面的系统功能特征。 和谐社会的构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作为经济优秀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组织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发挥人们互助性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和谐农村金融生态体系。 如何实现和谐农村金融,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促使“和谐农村金融”系统运行的各种农村金融机制。这些农村金融机制综合作用,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农村金融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治的作用。整合农村金融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使农村金融结构获得相对平衡,促进农村金融在良性的状态下正常运行,共同通过协同效应产生秩序。“和谐农村金融”的组织过程将通过各种农村金融协调管理机制来达成,包括开放的农村金融机制、有效的调控机制、统一的整合机制、完善的稳定机制、发展的创新机制等内容。各种农村金融机制的协调、合作,使农村金融系统自发形成自我约束、调节功能。从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来看,它内生于农业分工和农村金融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农产品交易、生产要素交易和农村金融市场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要求及相应的交易制度变革中看出金融功能的演进过程。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金融业务出发,从制度层面和培育市场主体、培育金融机构的“自身能力”角度解析不足。比如我们现在的管理,仍带有一种父爱主义、保护主义的特征,没有真正把它推向市场,不是从培育他的自身的市场能力角度出发的,要靠自身的两条腿在市场上去登的;农村金融体系构成要素中过多强调银行金融机构体系;非正规金融,忽视其存在合理性、无明确的非正规金融政策。 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重构,需要理顺中央、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健全管理制度,基本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需要与农户的融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村金融的整体风险。 六、展望 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没有一种单一的机构能满足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政府各种形式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组织系统,这一生态系统是农村金融组织通过内在的多维联系构成的复杂有机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视,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构建多样化金融机构。在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业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在可能的范围内允许和扶持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金融机构始终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建设者和支持者。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过程中,改革创新是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强化金融支农能力的必然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形成,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对农村金融产生强烈的需求,要求打破原有农村金融生态均衡状态,寻求新的利益均衡机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变革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逐步解决农村金融缺口问题,改变当前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使得新的制度促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共同发展。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构建一个理想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圈,必然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各子系统联系紧密、和谐共存、协作整合、良性互动、高效运作的系统,为此,必须共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探索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原理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初探 【摘要】全文将经过分析、初步探讨系统科学基本原理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 系统科学 原理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过程[1]。这一认识在系统科学里就看成一个完整系统。牛顿力学以三个运动定律作为基本原理,逻辑地演绎出牛顿力学体系;热力学以热学的三个基本定律为基本原理,逻辑的演绎出经典热力学体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为基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及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为基础[2]。同理,如果我们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论作为一门科学,称系统科学。从系统科学业中所涉及的概念、规律中可以抽象出三个基本原理。既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将系统科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了突出重点,论述简明,先将系统科学原理表述如下: 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可能实理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有序原理: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可能走向有序,才可能得到发展。 整体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科学的相互联系而开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大与各部分功能之和的功能。 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系统,将上述系统科学三个基本原理应用于教学过程来研究,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只要应用恰当,将会提高教学效率,同时有助师生的信息交流。为了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效率,下面对系统科学原理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初步探讨。 1反馈原理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任何一门具体学科的教学和具体技能的训练,任何一章一节的教学,任何一项实验的进行等,都有具体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要随时通过反馈信息掌握现状与目的的差距,从而去解决难点,去调整教学的速率,去改进教学业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这表明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已注意到应用反馈原理。在教学中应用反馈原理十分重要,作用很大,对学生来说。反馈信息可使学生强化正确,改正错误,找出差距,促进努力。对教师来说,反馈信息可使教师掌握情况,改进教法,找出差距,提高质量。试举一个例子 例如:判断是否正确,加速度与向心加速度是等价的。 可能有“正确”、“错误”两种回答,回答“正确”的学生显然没弄懂加速度、向心加速度各自物理意义;回答“错误”的学生可能有一部分是主观判断的,也有一部分是真正弄懂了。教师得到这一及时反馈,就知道学生究竟弄懂这两个物理量没有,然后引导学生对加速度物理意义(描述速度改变快慢的物理量),向心加速度物理意义(描述速度方向改变快慢的物理量)正确理解,通过有针对性的及时反馈,使学生对该问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使学生头脑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得到解决,从而使学生达到以后不会再犯类似错误的目的。改正错误,就会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表述能力和合作能力。以上例子按下原理图分析的 2有序原理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有序原理告诉我们,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是:系统必须开放,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与外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人的大脑是一个热力学系统。如不开放,与外界无信息交流,形成封闭,则大脑的熵将自发地趋于增加,走向无序。因此,教学系统必须开放,不仅是师生之间的相互沟通,也包括同学之间互相沟通,学生与书本间的沟通,学生与环境等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沟通。 有序原理告诉我们,整个教学过程中要遵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周期跃迁,勇于创新,这样才能使教师、学生和谐的共同发展。举个例子: 例1.批改作业传统的做法是由教师完成,从有序原理看,批改作业应放到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完成。学生之间相互批改学生的作业,不同班级相同学科的教师互相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样将作业批改放到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运作,充分利用了“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交换,从而使得学生、教师的解题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和发展。 3整体原理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没有结构的孤立部分,要求发挥整体功能是不可能的。对于教学过程这一系统,仅仅有教师、学生、自然科学世界这些因素,不可能显示出一个教学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如人体有各种器官,这些器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有机的整体。在教任何一门学科时,不能仅仅教授一条条孤立的知识,而要即分解一份份学生可接受的知识,又不断注意各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使学生对这门科学形成一个整体结构。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整体原理可用下式表示: E整=E部+E联 当E联 0 时,E整 E部,即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表明整体的结构产生了整体的新功能。这一理念启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注意教学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更要重视教学过程整体。鲁纳等人曾做过实验,受试为两组大学生,一组采取整体法的策略。即从整体出发注意各部分的关系以解决问题;另一组采取部分法的策略,即从部分出发总和起来以解决问题。他们的任务是从一系列的卡片中,根据内容的特性抽出概念,拟定假设,解决问题,研究表明,不论问题的难易或特征的多少,问题的解决皆以整体法优于部分法[3]。举个例子: 例1.如下图所示,生重量为G的重物被轻绳AO、OB、OC拉着处于静止状态,绳OB与竖直方向夹角为,求绳AO、BO中的张力? 通过分析可以选取O处于平衡状态。应用当F =0求张力,应用此思路求张力时可以采用正交分解法,也可以应用平行四边形定则或通过几何的方法求出张力。换个角度,应用力的分解知识同样可以求出张力,通过分析总结出解决此类问题有两条思路、三种方法。这样通过对一道题采用多种不同的解法,(下转第141页) (上接第19页)将不同解法进行科学分析。揭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结构,进而发挥方法群的整体功能。 系统科学基本原理的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反馈原理揭示了变化中的稳定性;有序原理揭示了多样中的统一性;整体原理揭示了联系中的完整性。事实上三个原理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抓住内在联系应用于教学过程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这三个原理的应用,对提高教学效率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培养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系统科学论文:供应链管理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摘 要:供应链是一个由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等组成的经济系统。系统科学理论是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思想方法。供应链系统具有整体涌现性、稳定性、动态性、开放性、自适应性等,结合已有的供应链管理理论可以解释供应链的这些特点。而供应链的动态性包括有序变动和结构变动。在企业运营活动中,需要针对供应链系统的这些属性,分别采取相应的管理策略,如:供应链整合、供应链结构、供应链中的信息传递和共享以及供应链机制设计。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系统理论;整体涌现性;动态性;自适应性;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77-06 一、供应链是一个系统 供应链(Supply Chain)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先由咨询公司的管理顾问提出,并在90年代被广泛使用。在此之前,商业上使用“物流”和“运营管理”来表达相应的一些内容。Stevens(1989)较早的给出了供应链的定义,他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系统,包括通过前向物流和反向信息流连接在一起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工厂、配送服务和顾客。” 随着供应链管理的深入人心,又有不同的学者提出对供应链的定义。Lee、Billington(1992)认为,供应链是一个企业获取原材料、生产半成品或最终产品,通过销售渠道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网络。Kopczak(1997)则认为,供应链是通过原材料流、产品流、信息流连接成的包括供应商、物流服务提供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实体。森尼尔・乔普瑞、彼得・梅因德尔(2003)给出一个比较新的定义,“供应链由所有的满足客户需求时相关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流程组成,包括制造商、供应商,还包括运输服务商、仓库服务商、零售商甚至客户。”他们同时指出,供应链是一个动态系统,包括不同环节之间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产品流和资金流。 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供应链的定义,但是主要是视角不同,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异。无论是何种观点,他们都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系统,包含有具体的元素(制造商、供应商、零售商等,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有着特定的目标(满足客户需求,或者实现供应链的价值最大化等等)。Stevens(1989)在最早的定义中,明确提出,“供应链是一个系统。”其他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供应链是一个系统的论断,但都间接表达了这样的论断。如Kopczak(1997)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经济实体,其组成元素有供应商、物流服务、提供商、制造商等。 二、供应链的系统属性 供应链是一个系统,更重要的是,供应链具有一个系统所具备的很多典型特点,如整体涌现性、稳定性、动态性、开放性、自适应性等(王许斌、李文立、戴伟辉,2003)。下面结合系统科学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以及企业案例管理实践,分别对这些特点进行论述。 (一)供应链的整体涌现性 “1+1 2”是系统整体涌现性的形象表达,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具有的性质在各个部分中不一定具有。西蒙认为,已知部件的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规律,也很难把整体的性质推断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整体性质等价于部分性质之和,但是多数情况并非如此。整体涌现性是非还原性和非加和性,即整体具有但还原为部分便不存在的性质;整体涌现性是由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产生的,一般情况下,是结构效应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许国志,2000)。 供应链作为一个系统,也具有整体涌现性,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以及物流服务提供商,多数是分属不同产权所有者的实体,都有着自己的存在目标。各个实体可以采取措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没有合作和协调,也仅仅是在其他实体采取特定策略下的纳什均衡,不一定是最优结果。“囚徒困境”正是供应链成员非合作情况(一种混乱状态)的一种理论,即个体最优不一定是整体最优(Whang,1995),有时个体最优策略甚至会导致总体最差结果。但供应链作为一个系统存在时,若得到有序的协调,将会实现混乱状态下各个子实体不能实现的结果,如供应链整体成本最小、反应速度最快,每个子实体获得最优结果等。这些特征正是整体涌现性的表现,需要供应链成员之间有效合作才能获得他们期望的结果。 (二)供应链的稳定性 为了实现供应链系统的存在目的,即追求价值最大化,供应链中的各个企业必须紧密合作,增加信息共享并互相提供支持。这时候,供应链的稳定性就非常重要。厂商只有在保持稳定的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和各个成员之间的合作,才能通过供应链的整合实现供应链的目的和企业发展目标。 企业在采购原材料或者产品与供应商合作的时候,存在两种成本,一是原材料成本,一是交易成本。供应商数量越大,相当于引入的竞争者越多,越有可能降低原材料成本,另外,供应商数量越大,竞争性越强,企业越看重原材料价格,那么供应商变动就越剧烈,从而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这种交易成本包括寻找供应商、鉴定供应商资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监督供应商交付原材料以及原材料质量鉴定等活动的成本,这些都是不菲的成本。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企业的出现,交易成本降低的潜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与少量优秀的供应商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从优质的供应服务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大,即降低交易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这时,精简并稳定供应商就成为了很多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和企业之间通过建立对口的信息系统,通过投入专用资产,建立稳固的长期关系并以关系合约代替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 (三)供应链的动态性 供应链是稳定和运动的对立统一。其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结构不变情况下的有序运动,另一个是供应链系统结构的动态变化(见图1)。 在典型的供应链体系中,一般有三种“流”,即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是最基本的流动,主要是原材料和产品从初级供应商、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到客户的有序流动过程,称之为正向物流。也有部分物流是反向运动的,如部分不合格商品从客户经由零售和批发商返回制造商,还有部分废弃商品返回原材料厂商二次利用,当然返回路线和正向物流会有所不同,称之为反向物流。正向物流和反向物流构成闭环供应链。信息流主要是传达需求信息和资源存量信息,是供应链上各个节点之间的互动。如消费者需求信息经由零售商和批发商传达至制造商,制造商在计算出需要的原材料向供应商定购原材料。另一方面,原材料厂商会向制造厂商传达自己的原材料供应种类和供应能力等信息,制造商也会向批发和零售商传达产品的库存和制造能力信息等。资金流则和物流相对应,是一种逆向对等流动,是交换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变化是供应链结构的变化。现在的企业越来越追求稳定的合作伙伴,制造商正在精简供应商,保持少而精的供应商有利于双方的协作和管理,从而降低成本。优秀的制造商对供应商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筛选程序,一旦供应商不符合制造商的要求,将会被淘汰,进而更换为一批更优秀的供应商。制造商对经销商也有同样的要求,并采取动态更新策略,表现为动态性,这是供应链成员的变动,或者说是系统要素的变动。然而更剧烈的变动是供应链系统整体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动往往会引起该供应链系统呈现质的变化,比如供应链中的某些要素被精简,或者增加了新的供应链组成要素。最典型的例子是DELL公司的直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处于中间环节的零售商不再存在,新的供应链系统因为环节的减少从而成为快速反应型供应链。消费者网上定购DELL的计算机,一周之内即可送到,这一周包括了消费者网上定购,DELL公司向供应商定购零部件,组装,然后通过物流系统配送到消费者手中。DELL公司迅速成为全球计算机公司的市场领导者,对计算机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结构变化的另一种形式是供应链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供应链成员种类没有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沟通速度和沟通效率也发生了质的飞跃。最初的供应链形态是链状结构,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厂商对利润的追逐,一种网状结构形成了,即以优秀企业为中心,供应商、制造商、物流服务商和消费者围绕零售商形成了环状结构(假设零售商是优秀企业),零售商成了信息的中心,所有成员同时共享信息,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同时被零售商、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以及物流厂商获得,改变了过去那种“消费者零售商制造商供应商”逐级传递的模式,既加速了信息流动,又减少了信息扭曲,既减少了所谓的“牛鞭效应”,又使供应链变成了供应网,成为了快速反应型组织。 最近零售商的崛起正是供应链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最近几年,沃尔玛连续多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1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表明零售企业正在壮大和崛起。一部分大型零售企业已经在产业链条上成为领导型企业,他们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具有了无可比拟的谈判筹码。国际上的沃尔玛、家乐福,国内的国美电器、大中电器等就是代表。事实上,零售企业的崛起并没有改变供应链的形态和相互关系,但是,产业链中的领导企业发生了迁移,在很多产业中,领导企业不再是制造商而变成了零售商,这是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当然,制造商为主导的产业以及大型原材料供应商为主导的产业仍然大量存在,零售商占主导地位是日用商品产业的最新态势。 (四)供应链的目的性 系统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但并非所有的系统都有存在的目的性。供应链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具有目的性。供应链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经济实体,具有经济人属性,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局部性质最终决定了供应链的目的性,即追求供应链整体的价值最大化,然后再在内部各个实体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供应链组织越成熟,供应链中组织的联系越紧密,这种目的性越强。相反,供应链中的组织越松散,作为一个系统,其存在的边界就越模糊,其目的性就越弱。 系统具有相对性,一般的系统都是作为更大系统的子系统而存在,供应链系统也不例外。当系统的边界非常模糊时,人们就不再把该系统看作一个“系统”。这时候,所谓的目的性也消失了。在早期的社会经济时期,各个经济实体间的关系非常不固定,相互之间的交易甚至只有一次,那么这时候供应链实体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但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实体之间具有固定关系的供应链系统越来越多,内部实体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目的性也越来越强。 供应链管理追求价值最大化,或者说是利润最大化,一般来说,其会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成本节约型供应链,供应链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成本,从降低成本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另一种是提高供应链的服务价值,这样可以向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从而增加整个供应链上的增值数量。有一种特殊的供应链――敏捷供应链,追求反应速度,我们可以把这种供应链看作是一种策略,用来实现成本的降低或者供应链价值的提高。因为反应速度的提高可以减少库存时间、降低库存成本,从供应链整体来看,就是提高了资本的运转速度,使单位资本回报率更高。另外,由于较快的反应速度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消除了部分需求和供应时滞,从而给客户带来了更大的价值。 (五)供应链的自适应性和开放性 供应链是一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是生存在更大的环境里的,是更高层级系统的子系统。因此,供应链系统不能独立于环境而存在,是开放的系统,受到环境的影响。供应链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着物质以及信息的交换。外界环境的变换必然会引起系统的变化,因为供应链系统是一个有着其生存目的的经济实体,为了生存,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它必然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自己。这种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就是自适应性。比如,当变化成为主旋律,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时,供应链系统就必须适应这种形式,变成灵活性的组织,变成快速反应型组织。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此时供应链系统的自适应性增强了。供应链在自我调整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利用结构改变产生质变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应付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还通过与外界的物质交换来增强自己的适应性。如吸引优秀人才,加强战略联盟,使用信息技术,加强供应链整合等举措就可以增加供应链的自适应性。 三、利用系统科学思想管理供应链 (一)供应链整合协调 供应链管理是对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和控制,从而增强竞争实力,提高供应链中各成员的效率和效益。它是确保顾客满意的一个主要环节,即保证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产品或服务送到正确的地方。Ellram、Cooper(1993)提出,供应链管理即用集成化的方式来管理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所有环节的整个业务流程。 供应链管理的本质是供应链整合。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资源,通过供应链链条上各个环节上企业的信息合作与共享,使整个链条上的企业达到多赢的效果,实现整个供应链的更大的价值链增值和更快速的客户服务。扩大系统边界,从供应链整体层面应对挑战。 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整合”,目的是让供应链中的成员建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行动如一,协调一致,摆脱“囚徒困境”。因此,要打破本位主义思想,从供应链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努力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强供应链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合作,整合供应链资源,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取得“1+1 2”的效果。 (二)调整供应链结构,进行供应链动态管理 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供应联系统应该采取不同的供应链结构模式。因此,当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不能固守传统,不做改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大量涌现,DELL公司创造了直销模式,对产品进行大规模定制,并从信息技术、供应商选择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与传统制造和销售模式相比),从而在计算机产业成了一匹“黑马”,脱颖而出,并迅速成长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联想最初选择的是传统的分销模式,并由此构成自己的优秀竞争力。随着竞争形式的发展,联想公司也在进行自身的调整,引入了双渠道模式,逐渐改变完全的传统分销渠道模式。 目前在调整供应链结构方面典型的做法有如下几种:(1)简化供应链环节,减少成本,增加反应速度。DELL的直销模式即采取了这种方式。DELL公司简化了中间销售商,直接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中,节约了大量的中间利润截留,并降低了库存,提高了资金流转速度。(2)采用固定供应商的合作方式。减少供应商数目,与选中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固的联系,这样可以大量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更高的服务水平,反应速度也得以提高。(3)部分企业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增强自己在供应链中的谈判力量,成为供应链中的主导厂商。国美电器即是一例。国美电器因为拥有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具有很大的谈判筹码,就可以直接和供应商合作,消除了中间的批发分销环节。而且,供应链中的主导厂商由制造商转变成为零售商,零售商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三)加强供应链内部信息的共享和有效流动 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信息技术的企业内应用。其主要是在个别部门的应用,最初是财务部门,随后生产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也开始应用信息技术。但是,各个部门信息技术的应用是独立进行的,互相之间没有数据交换。(2)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阶段。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始打破了过去部门割据状态,信息孤岛问题得以解决,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沟通更加及时充分,合作更加紧密。(3)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整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由此出现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电子商务应运而生,随后出现了电子供应链的概念,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整合被提上议事日程(见图2)。 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处于信息技术应用的第三个阶段,即企业之间的信息整合阶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电子供应链阶段。电子化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应用有电子销售、电子采购、电子协作(Lee、Whang,2002),其分别代表了企业和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内部的协作情况。通过这些信息技术的应用,供应链管理有了更好的条件进行一体化运作,供应链中的资源得以整合,一个企业拥有的信息也可以及时为其他企业所用,加快了供应链中决策效率,提高了决策效果,使供应链系统的竞争力增强。 联泰公司是一家以制衣为主的企业,它们采取供应连整合策略,提出了“从设计到商铺”的理念,并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把供应商以及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供应链系统。IT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管理,生产控制,仓库管理和企业资源计划管理。联泰公司已经跨越了部门信息化阶段,通过信息技术把各个部门连接起来,形成真正的一体化。同时,联泰已经开始了信息化的第三个阶段:跨企业信息整合。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使联泰、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信息沟通更加畅通、准确、及时,实现了信息共享,促使供应链系统提高效率,使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展现。 (四)设计合理机制,让系统内成员自发协调 尽管供应链是一个整体,但是其中的各个成员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他们的利益并不完全和供应链系统的目标一致,这时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人问题,甚至“囚徒困境”等等。供应链系统是一个自适应性系统(贵春、李从东、李龙洙,2005),但这并不代表供应联系统天生就是自适应性系统,自适应是有一定条件的,可能有一些供应链系统或供应链成员因为不具备这些条件而又不能及时调整自己而被淘汰。设计合理的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策略。 外界需求在变化,市场竞争环境在变化,政府的政策也在变化,那么,在一个供应链中,各个实体拥有的资源不一样,掌握的信息也不一样,如何让各个成员共享对其他成员有利的真实信息,如何让各个成员自动地选择有利于整个供应链利益的决策就非常重要。每个供应链里包含着多个经济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追求,他们的追求目标是不一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事实上,局部最优的行为可能并不是全局最优(Whang,1995),即很容易出现“个体理性,集体非理性”的情况。供应链合约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个问题,合理的供应链合约能够诱使成员说真话,能够诱使供应链成员选择有利于整个供应链的行动。其中利益分配和风险分配是合约的关键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约方式有很多种,典型的有收入共享合约(Giannoccaro、Pontrandolfo,2004;Cachon、Lariviere,2005),批量折扣合约(Taylor,2002)和返货协议(Eppen、Iyer,1997)等。 总之,供应链是一个系统,进行供应链管理要从整个供应链系统来考虑,同时考虑供应链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理解供应链系统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增加供应链的价值增值,增加供应链的竞争力,反过来增强各个成员的利润和竞争能力。 四、总结与展望 笔者把系统科学思想和供应链管理理念结合在一起,总结了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更系统地提出了供应链作为一个系统所具有的特点,尤其是根据这些特点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具体地论述了供应链系统的动态特征,提出了供应链动态变化分类框架,这个分类框架是论述供应链动态特征的基础,是根据供应链系统动态特征分析管理策略的基础。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供应链管理有很多研究机会,尤其在两个方向上有很大的研究潜力。一是挖掘系统科学深层次理论,如复杂系统、自适应系统等理论来研究供应链管理;二是针对具体的系统科学方法,如系统的动态性等,结合供应链管理理论进行研究。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与系统经济学 摘要: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和应用对象的一门科学,其发展脉络包括: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埃根的超循理论、米勒的一般生命系统理论、槌田敦的资源物理学、运筹学、非线性分析、经济学领域中的系统科学(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兰格的经济控制论)、社会学领域中的系统科学等。系统经济学是在系统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属于经济学与系统科学、数理科学、生态环境科学等的交叉科学研究。系统经济学的创建为系统科学研究提供崭新的理论平台,并以其特有的前沿性、前瞻性、交叉性、综合性和整体性,成为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系统科学;系统经济学;学科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08-02 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和应用对象的一门科学。深入研究系统科学,不仅能广泛了解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而且其成果也为社会工作者从事科研和管理提供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人类社会已进入系统时代。系统经济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跨学科新研究。系统经济学的创建为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平台,是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创新。 一、系统科学的发展脉络 1.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 该理论力图分析各种系统的一般方面、一致性和同型性,阐明或导出适用于一般化系统或其子系统的模型、原理和规律,包括机体系统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动态系统理论。 2.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该理论利用局域平衡假设、连续介质力学描述、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分叉数学理论、涨落理论等研究耗散结构形成的特征与条件,指出结构、功能、涨落、开放系统、远离平衡之间的联系,并推广于生物、社会、经济等其他非物理系统。 3.哈肯的协同学 协同学原意是研究一般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过程,而实际研究的是由一种特殊的泛导方程――主方程(表示系统的几率分布随时间变化的方程)所能表征的系统的协同过程或自组织过程。 普利高津与哈肯的理论较之贝塔朗菲更具数理化,同时导出许多凭直观思辨无法得到且形式具体的新规律,这对一门新学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4.埃根的超循理论 该理论研究生物大分子的自组织机理,重点探索由非生命分子到生命个体进化中超循环的作用。埃根的工作有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可看作分子生物学与分子生物物理学领域中的进化论,是一种特化的系统理论。 5.米勒的一般生命系统理论 该理论研究一切实存的具体系统的异同性,由小到大包括八个层次:细胞、器官、生物体、群体、组织、社区、社会、超国家系统。除了处理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流通与输出外,其共性还体现在具备多功能的子系统:复制器、排放器、驱动器、支持器、输入转换器、内部转换器、输出转换器、定时器等。 6.槌田敦的资源物理学 该理论研究物流与能流,认为流的基础是扩散能力,熵是物与能扩散程度的指标,后又将流与熵定性类比引申于非物理系统。 7.运筹学 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运筹学是系统工程的重要数理基础,通常包括规划论、对策论、排队论、搜索论、库存论、决策论等。作为系统科学的分支,运筹学比其他分支在数学理论与数理技术方面有更多发展,其具体成果之丰富堪称楷模。 8.非线性分析 该理论侧重研究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分叉、突变、浑沌等,其数理成果同运筹学一样极有成效和价值,通常是许多系统科学分支(例如耗散结构理论与协同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9.经济学领域中的系统科学 (1)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 该方法将一地区、一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作为一个输入、输出的网络系统,并探索和解释系统的结构和运行,从而为经济系统计划和管理提供依据。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投入系数,即各部门每单位产出所需由其他部门投入的产品数量,可建立线性方程组并通过矩阵代数求逆,计算最终需求变动对各部门生产的影响。 (2)兰格的经济控制论 兰格将控制论用于经济学形成经济控制论。该理论发现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凯恩斯乘数与里昂惕夫矩阵在数学形式上的共性,并强调经济管理科学水平的意义。其具体研究很多,涉及可控性、可观性、稳定性、最优控制、微分博弈等。 10.社会学领域中的系统科学 巴克莱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了系统、边界、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并强调这些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发展了一种有宏微多层次的适应性系统模型,认为系统的各层次互动影响系统内的其他层次,一个由互动组元组成的系统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交易,从而导致外部环境中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进入该系统。 邦格的系统主义论述了对社会本质认识的三种基本观点:个体主义、整体主义与系统主义,并认为系统主义抛弃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二、系统经济学是系统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系统经济学(昝廷全,1995)是在系统时代背景的感召下应运而生的新的经济学分支,严格来说属于经济学与系统科学、数理科学、生态环境科学等的交叉科学研究。系统经济学的创建为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平台,是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创新。 系统经济学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中国古典哲理的精华研究经济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规律,除了具有许多交叉学科共有的综合性、整体性、开放性等特点之外,还具有前沿性、前瞻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等应用学科独有的特征,是融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于一体的一门创新学科。 1.系统经济学与系统科学的关系 系统经济学在理论上涉及哲学、数理与技理等层次,是多学科交织而成的一个广义交互网,它也与许多学科或专题有区块性非网络性的交缘,特别是与系统科学的某些专题交缘,这部分自然是系统科学中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 从方法学看,一般认为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包括结构方法、功能方法、历史方法,而基本原则包括整体性、相关性、综合性、目的性、层次性、历史性等。反观系统经济学,这些方法与原则都可从广义系统模型的内外广义系统性或软件硬兼设性以及其他泛系原理派生出来。因此,系统经济学是系统科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此外,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一般生命系统理论、资源物理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不同类型的集散关系、扩散过程(扩散方程)、主方程、泛化的熵等,它们都不外乎描述集关系或其泛导关系。运筹学则不外是显生的特化数理技术性研究,投入产出法则是一种技术化的运用泛权场网表征因果关系的泛导法应用,而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则是泛导法对经济系统的一种准转化、准模拟过程。从这些角度看,系统经济学做了一些有益的补充、推广与探索。 2.系统经济学是系统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1)前沿性――立足科学前沿 系统经济学紧扣科学前沿,挑战未知领域,并促进知识和高技术的综合集成。近20年来,系统经济学探讨了一系列科学前沿问题: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系统经济学的哲理框架、数学模型和应用举例、产业经济系统研究、制度的拓扑模型、资源位理论、特征尺度理论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国内和国际相关学术领域中的全新探索和思考。 系统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体现了整体性、新思维方式,显示了科学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的选择,优先考虑到影响面广、带动性大、极富挑战性的方向和前沿领域,并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为取向,同时关注到学术疑难问题。因此,系统经济学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前沿性。 (2)前瞻性――面向科学未来 系统经济学展望未来、预测未来,并促进对未来的把握和创造,创新是唯一性的。创新取决于正确确定研究的新方向,提出研究的科学问题。系统经济学不断突破最新科学进展,揭示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展望与预测未来发展的走向和变化,探寻未来发展的机遇,促使及时不断的调整研究方向,开拓新方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 客观世界是一个开放系统并在不断进行演化。客观世界既有法则也有偶然,既有决定性也有随机性,既有秩序也有混沌,而且它们相互影响。系统经济学当中关于复杂性和开放复杂经济系统的研究体现了系统科学新的研究方向,反映了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 (3)交叉性、综合性和整体性――促进学科整合和整体性研究 当代科学的突出特点是学科统一化进程的加速。几百年来形成的越分越细的学科划分和单个学科孤立、分割的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当代和未来科学本身的发展,难以适应新的技术革命以及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国际化趋势,难以适应日益困扰人类的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等问题以及不断加剧的人类与自然的不协调性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学科交叉极富创造性,也是整体性认识和实现学科整合、一体化的必然过程。 系统经济学遵循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和整体性原则,并以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断发展着。正如预想的那样,系统经济学的成长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跨学科研讨体系并没有因学科障碍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影响。我们深信,系统经济学将进一步打破严格的学科界线,促进学科整合和整体性研究,激励不同领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学科的互动和融合必定会产生绚丽多彩的新的科学思想火花。 系统科学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与系统科学的运用 〔摘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系统科学的观点和基本原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是一个大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是其体系中的重要要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这个大系统的运行有了科学的轨迹。从建国之初到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科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系统科学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4-0113-0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探索,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建立过程中的艰苦探索。同时,这一过程也反映了系统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建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刚刚建国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可是怎样搞建设对一个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先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在举行开国大典前半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决策者,中共既要借鉴苏联的已有经验,又要不断摸索自己的新路子。所以这种认识在建国初期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深化,但还不可能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了要在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并且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是中共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它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不仅仅局限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此后,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中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鉴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更趋于现实。 到了1956年,党召开了作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作了非常明确的决定。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明确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已经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系统中工业、农业以及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其中的重要要素,各要素不会孤立地存在,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一个最为重要的位置,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已经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一个初步的体系。但是,这个初步的体系与后来的“四个现代化”有内容上的差异,这是体系在实践中不断被修订的结果。 党的八大后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进行了新的探索。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两次讲话中都提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现代科学文化”已经作为系统中的要素被关注到,而且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并提,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然而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只是一个雏形。直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至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如果与后来较为完整的目标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时确立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但是,即使是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后来也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而偏离了方向,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十年“”期间,“四个现代化”目标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法实现。 二、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新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 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偏重于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完成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同时,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原则和立场,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9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而整体性和关联性是系统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开始后,系统科学知识已经在我国被普遍接受,并且受到重视,学术界也热衷于研究它在我国的运用。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明确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正式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目标体系的认识加深了,对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各要素的认识更全面了。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的总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过程的三个阶段。系统论认为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也是所有系统的共同基本特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分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体现出系统论中关于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基本原则。 三、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在新的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道路又遇到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适应当今国际形势和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了不懈探索,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大创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要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强调建设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更趋成熟和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作了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最终形成。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形成过程体现出系统科学的积极作用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里,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分别对应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构成了一个大系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这个大系统的运行有了科学的轨迹。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系统阐述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也体现出系统科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第一要义是发展”反映出系统科学对一个系统总是在不断运转变化的观点;“优秀是以人为本”是强调了系统内最优秀的要素;“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体现了系统关于整体性、关联性和等级结构性等观点;“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更是表明了要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里,系统中各要素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系统科学知识的运用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系统科学知识普及、提高和运用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共有的知识和财富不再狭隘地分为姓社姓资。系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发展表明了系统科学强大的生命力,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还大有用武之地。 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也体现出我们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理性。同时,这个演变过程也表明系统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 系统科学论文:从系统科学角度来审视工程文化的内涵 摘要:从系统科学角度审视工程文化内涵,确定了工程文化与系统的关联性,厘清了工程文化的构建和形成,认为工程文化的形成遵循自上而下的他组织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的混合路径,而工程文化的构建是构建主体主观能动的过程。工程文化的形成是由外部环境、构建主体、目标群体、工程等要素有机集成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得出工程文化系统要素在工程文化构建中的作用路径和相互关系,建立工程文化的构建机制。 关键词:工程文化 系统 构建主体 目标群体 构建 中图分类号:TU-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87-02 1、引言 我国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数量众多,呈现出综合环境复杂、工程规模大、技术难度高、资源整合难度大等特点,对工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实践证明标准化的项目管理无法解决大型工程的复杂性问题,管理理论向着更加灵活创新的趋势发展,“文化管理”成为普遍认可之道;另一方面,大型工程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其文化是工程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的必然要求。因此,工程实践者逐渐重视大型工程的工程文化建设,对工程文化理论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内理论研究集中在工程文化的内涵或价值:肖锋(2006)从魁北克大桥垮塌的文化成因揭示了工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李世新(2007)分析了工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价值冲突及解决冲突的对策。李伯聪等(2007)认为工程文化是文化背景、工程活动、器物文化的交集。洪巍、洪峰(2007)从“过程主义”看工程文化,认为工程可分为计划、实施以及消费三阶段。俞春生等(2009)以实践为基础,认为工程文化是工程内容与文化形式有机统一的综合体。盛昭瀚等(2009)以综合集成的方法论为基础,阐明了工程文化的影响因素、参与群体、外在环境及其相互问的关系。 本文从系统科学角度,审视工程文化内涵,探索工程文化的构建。 2、工程与工程文化的界定 本文将工程界定为有一定建设周期的大型建筑,工程既是过程,又是结果。工程文化界定为工程过程中形成的被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反映这些价值观的制度和物质载体,以及工程结果反映的物质文化的总和。 3、工程文化与系统的关联性分析 3.1 工程文化的内容与系统 根据形态差异,工程文化内容分为精神、制度、物质层面。工程文化的优秀是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体系,引导着工程文化的性质及方向。制度文化包括各种规章制度及其理念。制度文化反映精神文化,约束、引导工程建设者行为,有利于精神文化的渗透与贯彻。物质文化是工程文化物质形态化的结果,如工程标志、口号标语、宣传栏等,工程作为建筑成果也体现了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载体。工程文化内容是有机的整体,抛开任何一层都不能称为完整的工程文化。 3.2 工程文化的形成与系统 工程文化的形成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外部环境、参与群体、工程目标以及工程实践多方面力量集成的结果(盛昭瀚等,2009)。本文在此结论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深化,认为工程文化的形成是由外部环境、构建主体、目标群体、工程等要素有机集成的。 工程建设于特定时代,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工程建设于特定地区,受到地域文化影响,如民俗传统、历史文化等。这些外部环境,通过影响工程建设者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间接影响工程文化的形成。工程属于特定行业产业,受到行业环境影响,如市场化程度、法治程度、技术水平及人员素质等。任何工程活动都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约束下,在工程行业及相关产业的资源、技术、人力等投入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成熟程度及员工整体水平影响着整体市场的法治意识和按程序办事的意识,从而影响工程文化的形成。 工程是主体发挥能动性的造物活动,主体作用不容忽视。我们把由特定主体构架建设工程文化的主观能动过程称为工程文化的构建,即构思创建工程文化内容,并引导、推广,使之在工程建设群体中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工程建设群体,根据其在构建工程文化中的主次地位和作用,分为构建主体和目标群体,构建主体是构建工程文化的主体,通常是工程管理者。目标群体是工程文化的实践范围,工程文化最终在目标群体中形成。工程文化构建是构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有导向的过程,因而构建主体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工程文化的形成。工程文化构建的针对对象是目标群体,因而目标群体的特征与工程文化的形成有重要联系。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轨迹。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有需要、动机和欲望,有有限理性,有自发的偏好,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构建主体可以通过推行“官方文化”来影响个体,这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个体对于“官方文化”具有反作用:一方面,个体特征不同,对文化的认同和适应程度有所差异,因而反馈不同:另一方面,因为价值观、偏好和行为习惯等,可自发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交性群体,自发形成群体文化。因而,文化的形成还存在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 工程文化归根结底是依托于工程活动、服务于工程目标的,工程是实践工程文化的场所。因此,工程特征,如战略目标、功能、规模、技术等等,决定了工程文化的方向。 综上所述,工程文化的形成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外部环境、构建主体、目标群体、工程等多方面要素有机集成的。工程文化与系统又有了进一步关联。从系统观点看,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总体遵行两条混合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他组织过程,一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 3.3 工程文化的功能与系统 工程文化的功能可分为两类:文化管理和建筑文化。前者有导向、凝聚、约束等功能,后者有审美、辐射、传承等功能。这些功能是动态演化的。工程文化首先具有文化一般性特征,文化不是拿来就用,而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因此文化发挥功能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作用过程;其次,工程作为过程来讲,具有全寿命周期和一次性特点,作为结果来讲,又具有传承文化的长远意义,因此工程文化发挥功能必定也是动态过程。这一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也是遵循特定的路径,工程文化的形成路径其实也是工程文化的作用路径。因为,正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工程实践中,工程文化内容要素集成起来,被特定群体学习、吸收、变化、稳定,这一动态演变过程实现了工程文化对人的影响,从而达到对工程、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工程文化的功能是各要素的整体效果。各要素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在两条路径上有机结合,体现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 4、工程文化系统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盛昭瀚等,2009)。根据第3节论述,工程文化相关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具有整体功能和行为的工程文化系统。 要素根据性质,可分为内容要素、关系要素、成因要素。内 容要素有精神文化要素、制度文化要素、物质文化要素;关系要素分为构建主体和目标群体:成因要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构建主体的价值观和特质、工程特征,以及目标群体特征;外因是外部环境,有时代文化、地域文化和行业环境等。 工程文化系统受环境影响很大,系统各个要素都与环境之间具有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换,是开放的系统。 工程文化的形成遵循混合路径:自上而下是他组织过程,以构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主,以各要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的反馈为辅:自下而上是自组织过程,是各要素以各自轨迹发生、消亡、发展、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从而在整体层面上显示出一致性的驱动与合力。结构要素并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在两条路径上有机地组织起来,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相渗透、互为一体,从而在整l体上表现出系统涌现性。 部分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可构成子系统,形成亚文化,亚文化是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的区别于主文化的某种特定文化。工程项目组织中,通常有多个参建单位,工程建设主体与参建单位之间有主从关系。各方目标、工作性质和职能不同,亚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工程文化系统具有层次性特征。 工程文化系统还具有动态性特征。首先,工程具有全寿命周期,工程文化因此具有阶段性,建设期、运营期,甚至运营期以后,每阶段各有重点,在客观需求上,工程文化系统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其次,工程文化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阶段的长期过程,每阶段会有调整,构建还包括评估、维护,这种他组织路径上的驱动也是动态发展的;最后,在自组织过程中,涌现不断产生,也是动态的。 5、工程文化的构建 以系统的视角看来,工程文化构建是工程文化形成的路径之一:自上而下的他组织过程。要构建工程文化,首先必须要摸清作用路径上的要素及其行为和联系。 尽管工程文化构建是依赖于他组织的,但是,内容要素能否被目标群体认同和适应、是否符合预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通常,工程文化实际与期望之间是有距离的。这时候需要进行工程文化的诊断与改进,再重新回到工程文化构建上,会发生系统内耗。如果能够同时掌握自组织的规律,将减少内耗。 因此,本文研究工程文化构建,依旧是建立在两条路径上的构建,路径上要素有构建主体、目标群体、工程、外部环境、内容要素、内因、外因等。首先,构建主体认识工程文化成因。内因决定工程文化的本质和方向,外因通过影响构建主体、目标群体而起作用。其次,构建主体创建工程文化内容要素。然后,工程文化内容要素被广泛推广于目标群体中。精神文化对目标群体起导向作用,制度文化约束目标群体,物质文化辐射沉浸其中的目标群体,三层要素互相渗透,促进与深化工程文化的落实。这一阶段是长期动态的过程,同时涌现自组织。最后,构建主体对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进行比对,评估工程文化的效果,再进行维系或者改进。 6、结论 当前,大多数工程项目的工程文化仅仅停留在口号上,都很难深入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如何为大型工程构建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工程文化,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工程文化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适合生长的土壤。这就是工程的外部环境、工程实践、构建主体和目标群体。因此,从系统科学角度来审视工程文化的内涵,能够全面系统把握工程文化的形成规律,把握系统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理解系统特征和行为,从而探索出工程文化构建规律。 系统科学论文: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与社会主义建设 [摘要]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科学体系,尤其是在创建系统学过程中,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并由此开创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与技术这一新的科学领域,标志着他的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方法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综合集成思想与综合集成方法的形成与提出,是一场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革命,其不仅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钱学森;系统科学;综合集成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一百周年,也是钱老离开我们两周年。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在长达70多年丰富多彩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建立了许多科学丰碑。钱老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创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称他为“中国航天之父”。但从钱老全部科学成就和贡献来看,这只是其中一部分。钱老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来看,这些方面的科学成就与贡献,其意义和影响可能更大,也更深远。钱老的系统科学思想以及系统科学成就与贡献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系统科学思想贯穿于钱老的整个科学历程中。钱老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1935年-1955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特别是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以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还创建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成为国际著名科学家。需要指出的是,工程控制论已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而属于钱老后来所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自然科学是从物质在时空中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但工程控制论要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运动本身,而是研究代表物质运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系统性质以及如何控制系统使其具有我们期望的功能。因此,系统和系统控制是工程控制论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钱老创建工程控制论这个事实表明,在这个时期钱老已开始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工程控制论》一书的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工程控制论所体现的系统科学思想、理论方法与应用,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系统科学、控制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 1955年,钱老回到了祖国,从那时起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上。以导弹、卫星等航天科技为代表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如何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并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高可靠的型号产品来,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钱老在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过程中,同时也开创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学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当时,在研制体制上是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一体化;在组织管理上是总体设计部和两条指挥线的系统工程管理方式。实践已证明了这套组织管理方法是十分有效的。在今天来看,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从而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自主创新道路。我国航天事业一直在持续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主创新。 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系统工程技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不仅适用于自然工程,其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工程,从而开创了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的系统管理范例,也为钱老后来建立系统科学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系统工程的应用也是钱老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钱老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花费心血最多,也最有代表性的是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和创建系统学。在创建系统学过程中,他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并由此开创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与技术这一新的科学领域。这些成就标志着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方法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钱学森综合集成思想与综合集成方法,已贯穿于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形成了一套综合集成体系。综合集成思想与综合集成方法的形成与提出,是一场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革命,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就现实而言,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系统科学,钱老曾明确提出,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局部与全局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能反映事物这个特征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系统。所谓系统是指由一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组织部分构成并具有某些功能的整体。系统是系统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基本对象。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但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系统科学能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为系统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科学具有交叉性、综合性、整体性与横断性的原因,也是系统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一个重要特点。 系统科学如同自然科学等一样,也有四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在钱老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中,处在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层次上的是系统工程,这是直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但和其他工程技术不同,它是组织管理技术;处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直接为系统工程提供理论方法的有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而处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属于系统理论的便是系统学。系统学是揭示客观世界中系统普遍规律的基础科学。这样三个层次结构的系统科学经过系统论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属于哲学层次,是连接系统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通过系统论去指导系统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系统科学的发展经系统论的提炼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系统论,钱老曾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钱老关于系统论的这个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综合集成思想,充分显示出钱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智慧。根据这个思想,钱老又提出了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系统论方法。 系统科学体系是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在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不同层次上的体现。系统科学思想是系统思想的重要发展。系统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系统科学体系的建立就使系统思想从一种哲学思维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这也是钱老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思想的重要发展。 在系统科学体系中,系统工程已应用到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就;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也有了各自的理论方法并处在发展之中。但系统学却是需要建立的新兴学科,这也是钱老最早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钱老以“系统学讨论班”的方式开始了创建系统学的工作。从1986年到1992年的七年时间里,钱老参加了讨论班的全部学术活动。在讨论班上,钱老首先提出了新的系统分类,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生物体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都是复杂巨系统。其中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系统了,又称作特殊复杂巨系统。这些系统又都是开放的,与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又称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在讨论班的基础上,钱老明确界定系统学是研究系统结构与功能(系统演化、协同与控制)一般规律的科学。形成了以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为主线的系统学基本框架,构成了系统学的主要内容,奠定了系统学的科学基础,指明了系统学的研究方向。 对于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已有了相应的方法论和方法,但对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却不是已有方法论和方法所能处理的,需要有新的方法论和方法。所以,关于复杂巨系统的理论研究,钱老又称作复杂巨系统学。 钱老不仅提出了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同时还提出了处理这类系统的方法论和方法。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这两种方法论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还原论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国内外都很关注的复杂性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所谓复杂性问题,就是还原论方法处理不了的问题。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钱老提出把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的系统论方法,这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发展。系统论方法吸收了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各自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各自的局限性,既超越了还原论方法,又发展了整体论方法。这是钱学森在科学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它不仅大大促进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必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部门产生深刻影响。 钱老不仅提出了系统论方法,同时还提出了实现系统论方法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建立了一套方法论体系。基于思维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钱老又先后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以及它的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两者简称为综合集成方法。按照我国传统文化有集大成的说法,集大成得智慧,所以钱老又把这套方法称作大成智慧工程。将运用这套方法的集体称为总体设计部。这就将系统论方法具体化了,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从方法和技术层次上看,它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技术。从应用和运用层次上看,是以总体设计部为实体进行的综合集成工程。将大成智慧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已有成功的案例说明了这套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思维科学,方法基础是系统科学和数学科学,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和认识论。 从方法论和方法特点来看,综合集成方法本质上是用来处理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它必将对系统科学体系的不同层次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推动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钱老提出开创复杂巨系统的科学与技术。由于有了综合集成方法,可以在科学层次上建立复杂巨系统理论,这就是综合集成的系统理论,它属于复杂巨系统学的内容。虽然这个理论目前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了研究这类系统的方法论与方法,就可以逐步发展起这个理论来。 应用综合集成方法在技术层次上可以发展复杂巨系统技术,也就是综合集成的系统技术,特别是复杂巨系统的组织管理技术,大大地推动了系统工程的发展。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它的应用首先是从工程系统开始的,如航天系统工程。但当我们用工程系统工程来处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时,处理工程系统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它难以用来处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组织管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工程也要发展。由于有了综合集成方法,系统工程可以用来组织管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了。这样,系统工程也就从工程系统工程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阶段。 钱老开创复杂巨系统的科学与技术,实际上是由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理论、综合集成技术和综合集成工程所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科学技术体系,在哲学层次上就是大成智慧学。这就把系统科学体系大大向前发展了,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体系。 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已有学科与领域不断分化,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融合,向综合性整体化方向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系统科学、复杂巨系统科学,就是后一发展趋势中最具有基础性和代表性的学问,它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特别对现代科学技术向综合性整体化方向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是钱学森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知识财富和思想财富。 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客观世界这个体系,形成了人类的精神财富。钱老提出要运用系统论来建立精神财富的体系。正是从系统科学思想出发,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结构,钱学森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人类知识体系,这是钱老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贡献。 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从纵向上看有11个科学技术部门,从横向看有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见图1)。这11个科学技术部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是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目前水平所作的划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部门,所以这个体系是动态发展系统。 在上述每个科学技术部门里,都包含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这就是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方法的技术科学;再往上一个层次就是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实际上是从基础理论到工程技术的过渡桥梁,如应用力学、电子学等。这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对其他科学技术部门也是适用的,如社会科学的应用技术就是社会技术。唯一例外的是文艺,文艺只有理论层次,实践层次上的文艺创作,就不是科学问题,而属于艺术范畴了。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从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远比现代科学技术所包含的科学知识丰富得多。人类从实践中直接获得了大量和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以至不成文的实践感受。这部分知识的特点是知道是什么,但还回答不了为什么。所以这部分知识还进入不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钱老把这部分知识称作前科学。尽管如此,这部分知识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很有用的和宝贵的,我们也要同样珍惜。 前科学中的感性知识、经验知识,经过研究、提炼可以上升为科学知识,从而可以进入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这就发展和深化了科学技术本身。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又会继续积累新的经验知识、感性知识,这又丰富了前科学。人类社会实践是永恒的,上述这个过程也就不会完结。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个动态发展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系统。 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它不仅是知识,还是智慧,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对科学技术的高度概括,它通过11座桥梁与11个科学技术部门相联系。相应于前面11个科学技术部门,这11座桥梁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建筑哲学、美学。这些都属于哲学范畴,是部门哲学。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既可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 综合以上所述,从前科学到科学(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再到哲学,这样5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就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 从钱老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人类知识体系可以看出,钱老作为一位大科学家,他的知识结构不仅有学科和领域的深度,又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还有跨层次的高度。如果把深度、广度和高度看做三维结构的话,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 二、科教兴国,创新立国,人才强国 钱老运用系统科学思想、系统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社会问题时,提出任一社会或国家是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即社会系统。这样来认识社会,一方面是对社会实际的一种科学概括;另一方面也为应用系统科学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和方法。 钱老将社会形态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和国家的组织管理问题。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提出来的,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把社会形态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尽管社会系统很复杂,“但从宏观角度看,这样复杂的社会系统,其形态,即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侧面有三个,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三个侧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形成了社会系统结构。从社会发展和进步来看,社会形态三个侧面都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而飞跃性变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文化革命。社会形态的变化,飞跃就是社会革命,但社会革命可由不同侧面引起,而且具有不同性质。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社会革命”。 结合中国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钱老指出,现代中国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社会革命是: 第一次社会革命是从政治革命入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 第二次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 第三次社会革命是将以新兴产业革命为先导,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都是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来说的,但必然影响到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三种社会形成要协调发展。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那么产业革命又是怎样引起的呢?钱老指出,是技术革命引起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但改造客观世界又必须先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不仅有如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引起的科学革命,也有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社会科学革命。系统科学的出现也是科学革命等等。同样,技术革命除了历史上已出现过的蒸汽机、电力、核能技术、航天技术等技术革命外,还有特别是当前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优秀的信息技术革命。如果说以前历次技术革命都是发生在物质和能量领域的话,那么信息技术革命则发生在信息领域。这次技术革命的影响,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比历次技术革命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钱老指出,在这次技术革命中,出现了“人・机结合”、“人・网结合”的新人类和新社会,新人类更加聪明,新社会更加复杂,这个趋势方兴未艾还在继续发展。 钱老预见21世纪还将出现两次新的产业革命,即以现代生物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和以医学与生命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 此外,还要看到“系统工程在组织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并预见21世纪由于系统科学的发展将引起组织管理的革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证明了马克思说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91年钱老发表了《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这里的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技术,而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钱老的科教兴国、创新立国、人才强国的战略思想。 无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科教兴国战略,这里的“科”都不应单纯理解成自然科学技术,而应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如果单纯理解成自然科学技术的话,大家知道,前苏联的自然科学技术并不比美国差,有些方面还要超过美国,但前苏联不但没有兴国反而解体了。 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大作用,特别是把各个科学技术部门综合集成起来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正如钱老所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么大的学问,可以相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再艰巨也能完成。” 我国正在进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角度来看,国家创新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创新,也应包括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科学技术创新。既有科学层次上的科学创新,也有技术层次上的技术创新,还有实践层次上的应用创新,特别是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综合集成创新,更能提高我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进行这类知识创新的创新主体就是钱老提出的运用综合集成方法的总体设计部。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同科学技术部门、不同层次和知识的综合集成,既可以进行科学创新,也可以进行技术创新,还可以进行应用创新,我国正在实施的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以及重大科技专项需要的就是综合集成创新。这也是钱老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贡献。 无论哪类创新,归根到底都是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所以人才是关键。晚年的钱学森非常关心我国人才的培养。温总理多次看望钱老,钱老说的都是人才问题,特别是科技帅才的培养。关于科技帅才,钱老指出“所谓科技帅才,就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专家,他要全面指挥,就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要能敏锐地看到未来的发展”。关于如何培养帅才,钱老曾提出过具体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条就是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态。 钱老关于人才培养的思想对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钱老本人是大家公认的帅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 三、系统科学,治国之方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科学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法国科学家安培在1845年发表的《论科学的哲学》一篇长文中,曾给关于国务管理的科学取了一个名字――控制论,企图建立一门政治科学,但并没有实现。 钱老说:“20世纪50年代,我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时候,发现了这篇东西,我和我在学校工作的同事笑话他。他说,政府管理的学问,恐怕不能建立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科学。我那时想,像你们美国政府,那些政客们、官僚们,都是不说真话的,讲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你们那些政客都是骗人的。骗人的东西,怎能建立科学呢?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骗人的科学是没有的。所以,当时我笑他。安培的设想是很高尚的,可惜是空的。但安培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我们是讲科学的,是不搞鬼的。”这段话也表明了钱老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的一些原始创新思想。 从实践论观点来看,任何社会实践,特别是复杂的社会实践,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并有高度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社会实践通常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实践对象,它体现了实践的目的性;第二个是实践主体,它体现了实践的组织性;第三个是决策主体,它最终要决定干不干和如何干的问题。从系统科学观点来看,任何一项社会实践,都是一个具体的实际系统,实践对象是个系统,实践主体也是系统且人在其中,把两者结合起来还是个系统。因此,社会实践是系统的实践,也是系统的工程。这样一来,有关实践或工程的组织管理与决策问题,也就成为系统的组织管理和决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科学思想、系统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到社会实践或工程的组织管理与决策之中,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以及系统科学思想具有指导作用。 1978年,钱老等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并大力推动系统工程的应用,特别是致力于把社会系统工程应用到国家宏观层次上的组织管理,以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组织管理现代化。 1991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钱老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钱老这里所说的科学体系,就是前述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国家管理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我们应充分运用和挖掘这些知识和智慧,以达到集大成得智慧。而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方法或大成智慧工程又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有力的技术手段,以实现综合集成,大成智慧。这就是钱学森把系统科学和社会系统工程运用到国家宏观层次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基础。 如前文所述,钱老在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形成了社会系统结构的基础上,又从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角度进一步提出,相应于社会形态三个侧面也有三种文明建设,这就是相应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相应于政治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建设,即政治文明建设;相应于意识的社会形态的思想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钱老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1.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技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4.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上共四大领域九个方面。在九个方面中,科技经济建设是基础,也是中心。 由于社会形态三个侧面相互关联,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系统外部环境即地理系统,它和社会系统也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系统科学角度来看,只有当社会系统内部之间及其外部环境相互协调时,才能获得最好的整体功能。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以及与地理建设之间,必须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效益更好。 四大领域建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规模工程。既然是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不仅需要科学理论,还需要工程技术。钱老指出,“我们可以把完成上述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叫做社会工程,它是系统工程范围的技术,但范围和复杂程度是一般系统工程所没有的,这不只是大系统而是巨系统,是包括整个社会的系统。”这里所说的社会工程就是社会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社会系统,使四大领域协调发展,以获得长期和最好整体效益的组织管理技术。 要把系统工程应用到实践中,必须有个运用它的实体部门。如航天系统中每种型号都有一个总体设计部。应用社会系统工程也需要有个实体部门,这个部门就是钱老提出来的运用综合集成方法的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与航天型号总体设计部比较起来已有很大不同,有了实质性发展,但从整体上研究与解决问题的系统科学思想还是一致的(见图2)。 为了把社会系统工程应用到国家层次上的组织管理,钱老曾多次提出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的建议。1991年3月8日,钱老向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汇报了关于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综上所述,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系统科学体系特别是复杂巨系统科学体系为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套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实践方式。朱基同志曾说,管理科学,兴国之道。那么从以上所述也可以说,系统科学,治国之方。 钱老的系统科学成就与贡献,不仅充分反映出他的科学创新精神,同时也深刻体现出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集大成,得智慧。综合集成,大成智慧。从科学视野来看,钱学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大师、科学帅才、科学泰斗和科学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钱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功绩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怀念他、纪念他,最重要的是把他所开创的科学事业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域下的课堂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 在分析整体原理、有序原理、反馈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教学中应该合理运用到系统科学三大原理,重视教学过程的整体性,让课堂成为开放系统,并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让新的课堂教学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焕发生命活力。 关键词:系统科学课堂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宋燕(1975-),重庆师范大学讲师,西南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基本理论。 系统科学有三大原理,整体原理指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二是有序原理,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可能走向有序。三是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可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整体性原理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它为人们整体上研究客观事物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整体水平上。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既要有微观的解剖,更应有整体性的研究,这是现代科学发展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一般忽视教学过程的整体性,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都缺乏整体感,在上课的过程中,仅仅重视讲授这一环节,却对知识的引出、知识之间的联系不重视,导致课堂只在一个环节突出,教师和学生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徘徊。 教师应该注重把握知识的整体结构,即对事物或因素或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由这种联系形成的一种有抽象形态的构架的准确把握。同时还包括在教学中促使学生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包括旧有知识,其它学科知识以及社会实践知识等)与新知识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大脑中各子系统所储备的信息联系起来 ,这对于学生学习进步与成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序性原理认为任何系统只有开放,与外界有信息交换才能有序,反之则为无序。 以教学为例,讲清、学会的过程为有序,说理不清、迷惑不解的过程为无序;思维条理化,灵活变通的过程为有序,而思维混乱,呆滞僵化的过程为无序。 在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中,教师单纯地灌输地理概念、定义条文、例题解法等,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很少有信息的交换,学生的见解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学生的意见得不到别人的评价,学生的疑难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学生的学习系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这些是不符合有序性原理的。 教师应当根据有序性原理改革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成为开放系统。在教学中,教师应采取启发性谈话、自学、提问、师生讨论等互动式教学方式以及巡视课堂作业、个别指导等形式,保证学生与教师、同学之间信息交换的畅通。要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使大脑成为开放系统 。正如孔子所论述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应启发学生思维,尽可能让学生的思维处于非平衡状态,使之与外界交换信息。同时,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分析各要素关系,找出规律,调动和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创造性和好奇心等,使他们能在生动、主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去摄取教材中的知识,并使他们的主体精神得到必不可少的补充。 反馈的重要性就在于只有通过反馈信息,才能达到对系统的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反馈信息的存在,是系统能达到最佳调整的内部基础,没有反馈信息,系统的发展只可能是混乱的和低效率的。一个系统的总输出y,由系统结构所决定的传输系数S以及输入x和反馈输入x共同决定,表示为:y=S(x+x)。所以,要实现教学效果优化,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及时获得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并及时对教学进行合理的调节。 传统教学陈腐的一面,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及时而准确地获取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实行调节控制。教师只一味地讲,学生理解如何,难在那里,教师都不甚清楚,也就无法实现对教学的控制。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成效往往间接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师应该是教学的主导,应从教学对象――学生的身上了解各种信息,以调整教学方法。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障碍、在学习认知水平上达到什么程度、对学习有哪些期望等等。所以,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在课堂上及时处理学生的信息反馈, 在教学和训练中,要随时通过反馈信息掌握现状和目的的差距,从而去解决难点和关键、去调整教学的速率、去改进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突出针对性,并使教学过程得以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课堂教学的优化。学生也应通过反馈强化正确,改正错误,减少差距。 在系统科学三原理视域下对课堂教学作出革新,注重结构进程要体现学科的特性、知识类型的特性、教学的规律性,以教学原则为准绳,以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中进行认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让新的课堂教学具有可行性、有效性,焕发生命力。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域下的课堂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 在分析整体原理、有序原理、反馈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教学中应该合理运用到系统科学三大原理,重视教学过程的整体性,让课堂成为开放系统,并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让新的课堂教学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焕发生命活力。 关键词:系统科学 课堂教学 改革 作者简介:宋燕(1975-),重庆师范大学讲师,西南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基本理论。 系统科学有三大原理,整体原理指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二是有序原理,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可能走向有序。三是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可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整体性原理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它为人们整体上研究客观事物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整体水平上。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既要有微观的解剖,更应有整体性的研究,这是现代科学发展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一般忽视教学过程的整体性,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都缺乏整体感,在上课的过程中,仅仅重视讲授这一环节,却对知识的引出、知识之间的联系不重视,导致课堂只在一个环节突出,教师和学生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徘徊。 教师应该注重把握知识的整体结构,即对事物或因素或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由这种联系形成的一种有抽象形态的构架的准确把握。同时还包括在教学中促使学生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包括旧有知识,其它学科知识以及社会实践知识等)与新知识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大脑中各子系统所储备的信息联系起来 ,这对于学生学习进步与成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序性原理认为任何系统只有开放,与外界有信息交换才能有序,反之则为无序。 以教学为例,讲清、学会的过程为有序,说理不清、迷惑不解的过程为无序;思维条理化,灵活变通的过程为有序,而思维混乱,呆滞僵化的过程为无序。 在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中,教师单纯地灌输地理概念、定义条文、例题解法等,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很少有信息的交换,学生的见解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学生的意见得不到别人的评价,学生的疑难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学生的学习系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这些是不符合有序性原理的。 教师应当根据有序性原理改革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成为开放系统。在教学中,教师应采取启发性谈话、自学、提问、师生讨论等互动式教学方式以及巡视课堂作业、个别指导等形式,保证学生与教师、同学之间信息交换的畅通。要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使大脑成为开放系统 。正如孔子所论述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应启发学生思维,尽可能让学生的思维处于非平衡状态,使之与外界交换信息。同时,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分析各要素关系,找出规律,调动和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创造性和好奇心等,使他们能在生动、主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去摄取教材中的知识,并使他们的主体精神得到必不可少的补充。 反馈的重要性就在于只有通过反馈信息,才能达到对系统的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反馈信息的存在,是系统能达到最佳调整的内部基础,没有反馈信息,系统的发展只可能是混乱的和低效率的。一个系统的总输出y,由系统结构所决定的传输系数S以及输入x和反馈输入x共同决定,表示为:y=S(x+x)。所以,要实现教学效果优化,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及时获得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并及时对教学进行合理的调节。 传统教学陈腐的一面,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及时而准确地获取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实行调节控制。教师只一味地讲,学生理解如何,难在那里,教师都不甚清楚,也就无法实现对教学的控制。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成效往往间接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师应该是教学的主导,应从教学对象――学生的身上了解各种信息,以调整教学方法。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障碍、在学习认知水平上达到什么程度、对学习有哪些期望等等。所以,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在课堂上及时处理学生的信息反馈, 在教学和训练中,要随时通过反馈信息掌握现状和目的的差距,从而去解决难点和关键、去调整教学的速率、去改进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突出针对性,并使教学过程得以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课堂教学的优化。学生也应通过反馈强化正确,改正错误,减少差距。 在系统科学三原理视域下对课堂教学作出革新,注重结构进程要体现学科的特性、知识类型的特性、教学的规律性,以教学原则为准绳,以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中进行认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让新的课堂教学具有可行性、有效性,焕发生命力。 系统科学视角下的乔布斯 [摘 要]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系统科学视角下的美国最富代表性的创新人物史蒂夫・乔布斯的成长过程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和协同性等系统特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重个人价值的系统环境以及创新教育、快速发展的风险投资业和不断交汇的人文与科技等系统要素是史蒂夫・乔布斯成长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推广通识教育、鼓励风险投资业发展等措施,改善创新环境,这对于我们成功实现“十二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史蒂夫・乔布斯;系统科学;创新型人才 一、引 言 美国最富代表性的创新人物史蒂夫・乔布斯的去世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悼念活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讨论。乔布斯身上体现的创新力,也是美国创新力的展现,他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惠普创始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等典型美国创新人物一样,实际上都是美国创新系统环境协同作用的产物,其发展壮大过程都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和协同性的特征,都对美国创新环境有着敏感的依赖性。相比之下,当前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问题还长期存在,对转方式、调结构形成瓶颈制约。为此,我国在“十二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都明确提出了“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人才培养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因此,研究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代表的创新型人才成长过程,分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成长环境,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素,对于实现“十二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及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乔布斯身上展现的非凡创造力,促使人们探寻这种创造力产生的源泉。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乔布斯的创新之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形成乔布斯创造力的外在影响因素及其个人品质。国外学者注重从心理学、成功学的角度对乔布斯的创新之路进行研究,如Simon Sinek(2011)、Alan Deutschman(2011)认为乔布斯一直坚持用“挑战现状、标新立异”的理念定位苹果公司,并以这种理念取得了成功。[1][2] Carmine Gallo(2010)认为乔布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说大师,是乔布斯的]说和人格魅力为“苹果”的胜出打响了最响的一枪[3]。Walter Isaacson(2011)认为乔布斯的激情、精力、欲望、完美主义、艺术修养、残暴还有对掌控权的迷恋塑造出了他的成功。[4] 国内学者则进行了更为概括和细致的分析,主要是从乔布斯内在品质,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等角度加以研究,如张立(2007)认为乔布斯能够成为苹果技术创新的灵魂,根源在于其天赋和意志力的完美结合,乔布斯的完美主义,给他的团队和合作伙伴树立了很高的标准[5];豆瑞星(2011)认为,乔布斯通过“禅”找到了本心,找到了归宿,并借助心灵的力量顽强地改变了世界[6];胡晓荷(2011)认为乔布斯成功的秘诀在于:对细节的不懈追求与敬畏;对操作简单的执着追求;对创造创新 IT 产品充满热情和激情;用对人,选好搭档;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洞察能力;善于为员工创造惬意的工作环境[7];李开复(2011)认为乔布斯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做到了准确预测业界趋势、大胆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打造崭新的商业模式、凝聚一流人才、憧憬用户尚不自觉的需求、永不停息的自我超越、设计每个细节都近乎完美的产品、口若悬河地说服用户情不自禁地爱他的产品等[8]。 现阶段对乔布斯的研究表明,乔布斯非凡的创造力,来源于其身上具有的特质,如:脱离教条、独立思考、自由创造、完美主义精神、简洁而美的设计品味等,这些品质构成了乔布斯成功的要素,使其走上成功的创新之路。然而这些精神品质并不是天生具备的,是乔布斯与系统要素、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乔布斯的创新之路也体现了耗散性、混沌性和协同性等系统科学的特点。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当前仍然缺少以系统科学的角度对乔布斯创新过程背后的系统要素、系统环境等深层次因素的探究。以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乔布斯,可以更为系统地研究以乔布斯为代表的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路径,更深刻地揭示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系统科学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因此,以系统科学的视角来解读乔布斯的创新之路,能够更深层次地揭示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路径,为我们发现、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借鉴,为社会创新进步提出有益的建议。 二、 系统科学视角下的乔布斯系统 系统科学是1937年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类系统的共同特性,探索其生成、]化和涌现等规律的科学,广泛应用于工业、计算机、航空航天以及经济领域。耗散结构论、混沌学、协同学等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一切事物都以系统的方式存在,都可以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9]。以系统科学的视角审视乔布斯的创新经历,将乔布斯及其创新要素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可以发现其成长之路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和协同性等系统特性。 (一)乔布斯系统耗散性研究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是由比利时自由大学化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是在无序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耗散结构理论是研究开放系统的自组织现象,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不论是力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交换,当外界条件或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到一定的临界值时,通过涨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10]。因此,耗散结构论强调系统的开放性,注重研究系统环境与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耗散过程。 耗散结构理论中,“耗”即是耗用,是系统对物质、能量、信息等熵流的吸收;“散”即是散发,是系统向周围环境输出物质、能量、信息等。将乔布斯及其创新要素作为一个耗散结构系统,称之为乔布斯系统,可以发现,乔布斯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流的过程,乔布斯所有的精神特质,都是耗用周围人和环境的能量、信息而形成的;一旦形成某种品质,他又会对周围环境施加了影响。 1. 敏感、傲慢、偏执、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的耗散 (1)亲生父母的遗弃,养父母的宠爱给乔布斯系统输入了“被遗弃、被选择、很特别”的信息,即“耗”的效应,以致形成了他偏执、傲慢的性格 一方面,亲生父母遗弃的事实,给乔布斯系统输入了“被遗弃”的信息。乔布斯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遗弃”的现实,“被遗弃、被选择、很特别”这些概念信息成了乔布斯系统的一部分。因为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开始不断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与众不同,逐渐形成了敏感、孤僻的性格。另一方面,养父母的宠爱,使他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在乔布斯的回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因为他在学校犯错而惩罚过他,导致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2)敏感、偏执、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又影响到乔布斯系统周围的人,形成“散”的效应 敏感、偏执、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对乔布斯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乔布斯更显早熟,有点不合群,看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以致他中学时代跳级,大学时代退学、独自前往印度灵修等。在雅达利公司实习期间,由于他傲慢,不洗澡,不穿袜,爱骂人等个性难以与员工相处,只能被安排到晚上工作。 傲慢、自我为中心的耗散还体现在他的控制欲:小到工牌的编号、渴望登上杂志封面、设计理念、色彩、图形等,大到股权的控制、领导权的争取,控制欲无不贯穿其工作中。在苹果公司成立后,乔布斯在公司里以自我为中心,一意孤行而偏执、傲慢,招致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导致了他在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斗争中曾一度失败。 2. 完美主义精神的耗散 (1)乔布斯养父、大学时代修习的美学课给乔布斯系统输入了完美主义的精神,形成“耗”的效应 乔布斯养父是个追求完美和注重细节的人,受到养父的教导,乔布斯也追求完美;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后,他旁听学校的书法课,更是对美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我学到了衬线字体,这其中所蕴含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捉摸的。”[11] 因此,乔布斯对身边完美精神的吸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完美主义追求。 (2)完美主义精神使乔布斯追求完美,对产品和人要求苛刻,是其不断进行创新的主要动因之一,形成“散”的效应 乔布斯的完美主义追求,形成了他看待事物的二分法,即事物要么是完美的,要么是垃圾。对于人,他认为一个人不是英雄,就是傻瓜;而对产品,他认为产品不是棒极了,就是垃圾。因此,乔布斯对完美有着执着的追求,这一点体现在乔布斯几乎所有的产品设计中。在最初设计AppleⅡ时,乔布斯仅仅因为AppleⅡ电路板的线路不够直而要求重新布局,同样在设计NeXT计算机时,乔布斯甚至坚持把立方体的内部也涂成亚光黑色,而这也只有维修人员才能看得到[12]。 3. 简洁而美的设计理念的耗散 (1)包豪斯美学理念、禅宗信仰给乔布斯系统输入了简洁而美设计理念,形成“耗”的效应 乔布斯一家生活在埃奇勒建造的房屋里,它“面向大众的简洁现代主义设计”的概念对乔布斯的设计理念形成一定影响。乔布斯曾经说,他对埃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赏,激发了他为大众制造设计精良的产品的热情。 在学校期间,他大量阅读宗教与哲学类书籍,之后下定决心钻研、并亲自体验与研究唯心论与存在主义,此后又前往印度灵修,吸收了禅宗强调的“无为、极简”的思想。 在1981年,乔布斯参加了阿斯彭举办的国际设计大会,在会上乔布斯接触到了包豪斯运动干净、实用的设计理念。包豪斯主张设计应该追求简约,同时具有表现精神,这一理念被乔布斯吸收,并融合到他的设计理念中。 (2)简洁而美的设计理念被应用到他所设计的产品中,形成“散”的效应 苹果建立之初就遵循这一理念,其简单而多彩的标志以及AppleⅡ使用的雅致时尚的箱子,都是这一设计理念的体现。“我喜欢把很棒的设计和简便的功能融入到产品中,而且不会太贵,这是苹果公司最初的设想,我们在制造第一台Mac电脑时就尝试这么做,并在iPod上实现了这个设想。” 4. 商业谈判和说服力的耗散 (1)养父二手汽车买卖业务以及与罗伯特・弗里德兰的交往,使他具有较强的商业谈判和说服能力,形成“耗”的效应 乔布斯小时候经常和父亲去废品站淘宝,看着父亲如何与别人讨价还价,从而学习到了商业谈判的技巧。大学阶段,乔布斯认识了罗伯特・弗里德兰,从他身上学到了“现实扭曲力场”的技巧。如他的好友科特基说,“我第一次见到史蒂夫的时候,他羞涩又谦逊,非常内敛。我想是罗伯特教会了他怎样销售产品,怎样与别人交往,怎样展现自我,怎样控制局面。”[13] (2)商业谈判和说服力使他具有“现实扭曲力场”,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形成“散”的效应 这种特性在乔布斯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了。如在一次“夏威夷日”拍合照时,乔布斯没有按要求穿夏威夷衫,但是他成功说服另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他极富魅力,也会骗人,可以让事态屈从于他的超强意志,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独断专行的性格。他后来被称为的“现实扭曲力场”,实际上是乔布斯耗散特性的表现:它开放的吸收、夺取对自己有用的,然后力图控制周围的一切环境,施加影响,使事态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将自己的死亡也当做一种实现控制欲的工具,以掌控死后的世界:他与iPhone 4并没有多大改进的iPhone 4S(4S=ForSteve!),借助自己的死为苹果做了一次营销;早在2004年,乔布斯就选定了善于写伟人传记的沃尔特・艾萨克森为他写传记,并为此开展长达 5年的游说,最终说服了沃尔特。他死后传记畅销全球,为苹果做了又一次营销。这些无不透视出他控制欲,而产品仅仅是一个延伸。 5. 孤僻、叛逆性格的耗散 (1)养父母不是权贵,自己不善于交流等性格,形成了乔布斯叛逆的性格,形成“耗”的效应 乔布斯养父母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乔布斯经常受欺负,因生活贫困、身份特殊而自卑,因而乔布斯自私、孤僻、不善于交流。在一次课堂上,乔布斯曾说:“我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家一下子就变得穷了。”他经常在课堂上顶撞老师,从来不向学校里任何“权势”屈服。 (2)孤僻、叛逆性格使得乔布斯勇于突破传统,打破权威,形成“散”的效应 由于孤僻性格,他专注于电子学知识,并以此为傲,喜欢钻研新东西并炫耀,从发明创造中体验挑战权威的快乐;乔布斯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抗击黑暗势力的反叛者,并从中获取能量。如乔布斯推出的“1984”广告,描写女主角穿着印有麦金塔电脑的白色背心,当权威老大哥正在大屏幕上进行控制人心的讲话时,她将大锤砸向屏幕;他在麦金托什的研发大楼楼顶挂起“海盗旗”,鼓吹“海盗”精神;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微软做的都是“三流产品”,批评IBM公司的官僚主义作风。体现出通过产品改变世界的信念。 6. 乔布斯系统耗散活动小结 乔布斯从一出生就深刻地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不断地进行耗散活动,同时依赖于乔布斯所处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美国及全球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时代大环境。如图1所示,乔布斯不断地耗用着系统环境中的物质、能量、信息,其中既有正熵流(养父完美主义追求、创新教育体系等),也有负熵流(被遗弃等),共同构成了乔布斯的耗散活动,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和创新活动。这启示我们,应当注重改善人才培养环境,保证创新型人才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正确地吸收到有利于创新素质形成的正熵流,减少环境中的负熵流。 (二)乔布斯系统的混沌性研究 创新型人才与系统环境不断进行耗散活动,各种熵流交互作用,其产生是确定性的、必然的。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个创新型人才,则又各有特色,如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是创新型人才,但性格和创新方法都不同,这些不同敏感的依赖于某几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混沌性。 混沌(chaos)一词是由李天岩(T.Y.Li)和约克(J.A.Yorke)在1975年提出的。混沌学(scientifical chaos)是研究确定性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貌似随机、无规则性复杂行为混沌运动的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现象的本质特征是系统的长期行为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它最早是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发现的,即著名的“蝴蝶效应”。乔布斯的创新品质也敏感地依赖于几个关键要素。 1. 被遗弃铸就其创新改造世界的初始条件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青年男女恋爱观、堕胎违法的法律制度、不同宗教信仰对乔布斯亲生父母的束缚,使得乔布斯被遗弃。被亲生父母遗弃这件事给乔布斯造成了深刻影响,成为乔布斯此后行为的敏感性依赖因素之一。在乔布斯的生活中永远有“被遗弃”这样一个主题,使他永远存在一种不安全感:一方面他遭受遗弃,另一方面他抛弃别人。他不断地吸引、耗用着一切有利于实现目标的人员、物资、技术,而一旦这些失去了价值,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它。如乔布斯一开始不承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将其遗弃;当沃兹尼亚克不再是他的技术依靠而转化为竞争对手时,乔布斯会毫不心软地打击和阻挠他的发展,迫使青蛙设计公司放弃与沃兹尼亚克遥控装置项目的合作;当他亲自请来的斯卡利开始与自己产生矛盾时,他又率先谋划,企图趁斯卡利外出时夺取他的职权等等。而正因为此,他也不断地遭受着“遗弃”:创立苹果公司开始,合伙人维恩就“背叛”了他,此后又与好友沃兹尼亚克分道扬镳,被自己视为父亲一般的斯卡利、马库拉和亚瑟・洛克等赶出苹果公司。 同时,被遗弃也是乔布斯自身不完美却要求周围环境完美、并狂热地追求完美事物的动因。正如格雷格・卡尔霍恩所说:“他想控制外界环境,而且他把产品看做自己的一种延伸。”因此,乔布斯向往创造完美的事物,并希望完全掌控自己以及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他的朋友、产品、公司。此后乔布斯去印度灵修,追逐非主流文化,尝试原始尖叫疗法,争夺苹果产品及公司控制权等行为都可以在这一点上找到根源。 2. 人文与科技的交融成为乔布斯和苹果的DNA 人文(创业文化)和科技(电子科技)的交汇使得硅谷迅速发展,并涌现了如宝丽来(1937)、惠普(1954)、仙童(1957)等著名公司,而这些公司的成功又诞生了一批创业明星,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乔布斯一直都站在人文和科技的交叉点上,他热爱音乐、图片和视频,也热爱计算机。这种对人文和科技的追求,敏感地依赖于当时乔布斯所接触到的创业偶像。正如乔布斯所说:“我小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适合人文学科的人,但我很喜欢电子设备,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偶像之一,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由此,不难理解乔布斯为什么致力于追求艺术和科技的交汇点。正是乔布斯对其创业偶像的深刻理解,才使得他不断地去有意识的吸收人文、科技知识,如他在高中时代既沉浸在极客的电子世界中,又喜欢文学和创造性的尝试,吸收了大量人文和科技知识。 这种人文与科技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也构成了乔布斯及苹果公司的DNA:诗意与工程紧密相连,艺术、创意和科技完美结合,设计风格既醒目又简洁,整合端到端一体化的系统。[14] 3. 小结 乔布斯独特的精神品质,是美国文化、科技、法律等环境要素混沌性]化的结果,乔布斯大部分矛盾的品质以及难以理解的行为,都可以追溯到以上两个敏感性要素。可见,乔布斯之所以成为乔布斯是确定性随机的,导致他具有多种矛盾的品质,多疑善变,充满了混沌性:他本人具有很多不完美的性格和行为,如服用迷幻药、不修边幅、不洗澡、光脚、骂人为“一坨屎、垃圾”,却狂热地追求完美,要求周围的事物完美;他的思想复杂多变,一会儿称赞一个事物,一会儿又把它贬得一无是处。但是所有这些矛盾的品质以及难以理解的行为,都可以追溯到以上两个敏感性条件,体现了混沌中的有序性。 乔布斯混沌性]化的过程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汇聚各种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要素,这样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才成长的多样性,允许创新型人才的多样性存在、多途径实现。 (三)乔布斯系统的协同性研究 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各种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要素汇聚在一起,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就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然而,要想使创新型人才顺利涌现,还需要各种要素的有效协同运作。因此,需要运用协同学理论对乔布斯加以研究。 协同学(Synergetics)源于希腊文,意为“协调合作之学”,是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家哈肯于1969年提出的理论。协同学研究由大量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支配系统协同作用的一般原理,注重研究系统中起支配作用的序参量的作用。乔布斯系统的发展是系统内各种要素非线性相干作用的结果,这种非线性作用使乔布斯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素质,成为周围资源要素的支配性参量――序参量。乔布斯创新活动的成功,得益于其能够与其身边的 其他要素产生协同效应,是各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了解乔布斯系统创新的过程,就必须研究乔布斯系统的创新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1. 乔布斯系统的创新要素协同 乔布斯系统所包含的创新要素主要有:科技要素、人文要素、教育制度要素、经济要素、法律政策要素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提供了乔布斯进行协同运作的对象(见图2)。 从上图分析来看,开展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要素都已具备,因此,在各种要素的非线性相干作用下,一旦某个序参量产生,散乱的系统资源就有可能重新聚集、组合,形成一个个创新点。正因为如此,如苹果、微软、谷歌等企业才在这一阶段产生,引领了一轮全球资讯科技和电子产品的潮流。 2. 乔布斯系统协同作用――以苹果公司的创立为例 在苹果公司成立之前,所有的技术、资金、人员条件都早已具备,但他们都是处于一种散乱的状态。如电子极客们虽然有先进的技术理念,但是大部分都满足于用它来搞恶作剧;风险投资业渐渐兴起,正在四处寻找投资项目;当年的“电子小孩”一代都已成年,开始寻找工作等等。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他的协同作用,才使得人员、技术、资金聚集到一起,促成了苹果公司。正如乔布斯坚信:“苹果公司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各类资源的整合,从设计、硬件、软件到内容,也意味着生产过程是整合和协同完成的。” 首先,乔布斯说服了“电子极客”沃兹尼亚克,引入了公司必需的技术资源,是对科技要素的协同。沃兹尼亚克起初并没有赚钱的想法,甚至害怕收不回成本。然而,乔布斯巧妙地使沃兹认识到,这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即使我们赔了钱,我们也能拥有一家公司”,受到这句话的诱惑,沃兹尼亚克入伙了。 其次,乔布斯为苹果公司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是与经济要素的协同。乔布斯成功引入了风险投资,与风险投资家马库拉合作,不仅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资金实力,也引入风险投资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乔布斯的产品提供了市场。 再次,乔布斯给苹果公司注入了企业文化,是与人文要素、科技要素、教育要素的协同。乔布斯设计“简单而多彩”的苹果公司标志以及AppleⅡ雅致时尚的箱子都是后来苹果公司“艺术、创意和科技完美结合”优秀文化的运用,同时也源自乔布斯早期受到的校园文化教育。 最后,苹果公司能够在车库创立,乔布斯、沃兹尼亚克的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是与法律政策要素的协同。价值数亿美元的苹果公司是建立在严格受专利执法机构保护的发明之上的(这样一来也就避免了竞争,使得利润上涨),这是其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3. 小结 乔布斯的成长是其与各种系统要素相互协同的结果,科技要素、人文要素、教育制度要素、经济要素、法律政策要素等在乔布斯的创新之路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这些要素与“乔布斯们”的相互协同,才产生了如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展现了美国巨大的创新力。 三、乔布斯对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启示 综上所述,以乔布斯为代表的创新型人才成长需要与系统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耗散,对文化、科技、法律制度等要素具有敏感性依赖,是科技要素、人文要素、教育制度要素、经济要素、法律政策要素等各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和协同性,系统环境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创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环境。 (一)积极改善创新系统耗散结构的组分、促进创新系统初始条件的优化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创新系统耗散组分,并对创新系统的未来发展有着初始条件的作用,为使创新系统朝着更高有序态]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优化: 1. 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积极开展创新教育 创新型人才一出生就与系统环境进行创新要素的耗散活动,其创新成长路径敏感的依赖于初始条件,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因此,创新教育应当更着重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努力激发小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培养创新性思维,创新课堂教育形式,采取更加灵活的教育方式,允许创新型人才的多样性存在、多途径实现。乔布斯很多优秀的品质都源于他童年时候所受到的创新教育环境。 2. 积极推广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素养 乔布斯作为一个耗散系统,“耗”用了美国的人文和科技文化知识,敏感性的依赖于其早期对人文和科技要素的兴趣,同时人文与科技要素的协同成为他创造力的源泉,在乔布斯创新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启示我们,具备人文与科技综合素养,更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因此,应当积极开展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可以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拓展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有利于激发人才创造力。 (二)丰富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涌现性、增强创新系统的混沌吸引子 系统的多样性、多层次性、非线性构成了系统的涌现性和混沌性,结构决定功能,因此,对于创新系统来说,通过增强混沌吸引子,使得创新系统发挥其应有作用。 1. 丰富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乔布斯混沌性]化的过程启示我们,在良好的创新环境下,创新型人才的涌现是一种确定性随机现象。创新型人才的产生虽具有确定性,但其成长过程并不恪守固定的程序和步骤,而是具有多样性、混沌有序性。因此要充分尊重人才成长的多样性,允许创新型人才的多样性存在、多途径实现。 2. 改善创新系统的混沌吸引子 对系统运动轨迹具有吸引作用的相空间几何就是吸引子,为确保创新系统的活力和正常运行,应加强创新管理意识,如要根据创新能力来评定职称,在提拔时不再靠年限、论资排辈等;要发展包容性创新,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更加关注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创新能力提升,均等创新机会,不拘一格降人才,使社会健康、可持续地共同发展。 (三)增强系统整体性,自组织性,提高创新系统的内在动力 协同反映的是系统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具有整体性和自组织性,因此要增强创新系统内外部的结合,提高创新系统的内在动力。 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制度规范等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提高创新力 乔布斯的成长是其与各种系统要素相互协同的结果,其中,乔布斯与法律政策要素的协同在乔布斯的创新之路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苹果公司是建立在严格受专利执法机构保护的发明之上的(这样一来也就避免了竞争,使得利润上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美国企业持续创新的坚强后盾,是产生创新力的重要协同要素,因此,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制度规范等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提高协同创新能力。 2. 重视风险投资的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创新型人才与经济要素的协同是创新型人才成功的重要动力。创新型人才运用自己的才能进行创业,而创业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离不开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投资的帮助。乔布斯的成功,正是得益于美国完善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他可以迅速地获得资金,获得发展机会。因此,鼓励、引导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要条件。 3. 降低创新门槛,从制度和政策上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 创新型人才与周围要素的协同运作也是有成本的,必须降低创新门槛,努力促进创新型人才与各要素的协同运作。美国很多创新创业者的典型代表,都是从车库创业开始的,被称为“车库创业文化”,创业者创业的成本低廉,手续简便,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创业门槛。在我国,应该针对创业提供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大学生创业,更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些创业物质和制度要素。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野中的体育教学模式探析 摘要:文章从系统论观点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从体育教学模式辨析入手,讨论了体育教学模式结构。认为体育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指导下的教学系统中,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整个教学系统在教学活动进程中的动态性、整体性和综合特性。不同的体育教学模式适应不同层次的认知水平、体能水平和技能水平。体育教学模式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体现“教学是为了发展”的教育规律。 关键词:系统科学;体育教学;教学模式 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或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要改变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进行体育教学模式改革,多年来已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在体育教学领域,就改革体育教学,提高体育教学水平,人们从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试运用系统科学的有关思想对体育教学的模式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1 体育教学模式辨析 1.1 模式的含义 辞海称“模式亦称“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模板、模本。作为术语时,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涵义”。该词的一个主要运用是在科学研究中,是指信息加工的过程,或有组织的事物样式。“结构”的解释:“构造、房屋,屋宇构造的样式,文学作品的组织方式和内部构造,同“功能”相对。物质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物质系统组织化、有序化的重要标志。物质系统的结构可分为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1] 由以上可见,“模式”一词通常是指事物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有一定的特征和格局,可发展为一种标准形式。用数学中复杂的复合函数描述的对象、系统论和信息论中包含很多子系统的、与外界进行复杂信息交换的系统都可以用它来概括。这些事物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因此“模式”一词的概括能力很强,内涵十分丰富,层次要高一些。它使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结构”一词通常也是指的是事物的一种稳定的构成状态,但它指的事物一般要具象一些,组成这种稳定状态的因素也要具体一些,多与建筑、机械以及由此引伸的事物有关。因此“结构”一词的概括能力要差一些,内涵要窄一些,层次要低一些,使用面要小一些。 1.2 体育教学模式 所谓体育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也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理论来组织你的教学活动进程,它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集中体现。[2] 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教学理论认为,教学系统有教师、学生、教材三要素,教学设计理论要求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做出系统性的安排,通过创造学与教的优化整合,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具体地讲,教学设计的任务就是,将这三个要素在数量上、强度上、时间上、内容上、方式上加以科学的配合安排,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教学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教学模式”。[3]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很多专家认为要多增加一个要素,这就是教学媒体。虽然教学要素由三个增加到四个,但教学设计理论的要求没有变化,仍然是要求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做出系统性的安排,通过创造学与教的优化整合,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具体地讲,教学设计的任务仍然是,将这四个要素在数量上、强度上、时间上、内容上、方式上加以科学的配合安排,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教学状态。 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必然要求体育教育思想、体育教学观念等有根本改变,所以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是比较深层次的改革,而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改革则不一定要求体育教育思想、体育教学观念的剧烈改革。所以体育教学模式改革困难很多。 1.3 体育教学模式与教学策略、方法的系统分析 建构比较合理的体育教学模式需要明确体育教学模式的结构及影响因素。传统的教学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材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下还要加上教学媒体。根据系统论的思想,一个教学系统的几个要素不是简单地、孤立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所谓体育教学模式是这4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教学活动过程的稳定结构形式,是4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我们以“教师为中心”的体育教学模式为例,它的特点就是由教师通过讲授、示范及教学媒体的辅助,把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或灌输给学生。老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宰,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知识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模式下老师是主动施教者,学生是被动的外部刺激接受者即灌输对象,媒体是辅助老师向学生灌输的工具,教材则是灌输的内容。只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体育教学模式,其中的4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就必定具有这种稳定的结构形式。凯洛夫的五段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体育教学模式的典型代表,它是解放初期从苏联传来的。它的优点是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控制;但是它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能把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很好地体现出来。不难想象,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如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肯定难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更不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这就是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最大弊病。 美国的乔以斯和威尔在1972年出版的“Models of Teaching”(教学模式)一书中定义了教学模式。他们把教学模式定义为“一种可以用来设置课程、设计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或其它场合教学的计划或范型”。[4]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思考体育教学模式,体育教学模式只是指导课堂教学的一种计划或范型(即有一定代表性、能起示范作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程序)。这样,就把体育教学模式实际上划入教学方法或教学策略的范畴。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策略”是指行动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的方式、方法。而“方法”则是解决问题的计划、窍门与程序。[5]如前所述,若从系统论观点出发,体育教学模式应当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指导下的教学系统中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体育教学模式反映的是整个教学系统在教学活动进程中的动态性和整体、综合特性,而非其中某一个或某两个要素的特性,而教学方法与策略反映的则是教学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例如教师或教材)所具有的特性,而且往往是静态特性(例如教材的组织策略就是一种静态特性)。所以我们认为体育教学模式与教学策略、方法是有原则区别的,它们不是同一层次(体育教学模式属更深层次)更非同一范畴的概念。 2 课堂教学过程优化 教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有规可循,但是教学作为一门艺术,不应当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种体育教学模式来实现它的全部功能.重要的是针对具体情况,选择、设计最能体现教学规律,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过程。 为了发挥教学过程的整体功能,保持教学系统的最大活力,在教学中综合应用多种体育教学模式,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整体结构。体育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认知活动,为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体育教学模式的综合应用,要从教学目的、教材要求、课型内容、学生水平、教师能力、教学条件等多方面考虑。例如,从学生的实际水平考虑,对于基础较好的班级可以更多的采用自主学习模式;对于基础较差的班级,经常采用示范、引导模式,通过及时反馈,查漏补缺,使学生树立学习信心,这对于大面积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是有益的。 体育教学模式的综合应用是创新和发展,灵活地运用体育教学模式,要在对比各种体育教学模式的理论、优点和局限性的情况下,针对教学实际,吸收几种体育教学模式的特点,重新进行组合,使教学过程得到优化.比如,在一节课的教学中,技术学习的初期阶段采用启发模式,纠正错误教学时采用讲授和示范模式。不同教学模式的选择与运用对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和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生的认知水平、体能与技能水平是不断发展的,一般来说,不同的体育教学模式适应不同层次的认知水平、体能水平和技能水平。比如自主学习模式比示范引导模式在认知水平上要求更高.我们的体育教学模式要结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相应地不断变化,促进学生认知、体能和技能水平向高层次发展。另外,从引导学生参与程度,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来看,采用的体育教学模式也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体现“教学是为了发展”这一规律,从教学的过程来看,发展体育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途径。 3 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3.1 营造开放的课堂 提倡启发式是开放式教学过程中的优秀问题。体育教学是体育思维过程、身体发展过程和兴趣、情感过程的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尤其是在兴趣和情感上深层次的参与,是促进学生形成深厚体育兴趣、良好体育习惯,培养能力,全面提高体育素质的关键.为了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就要由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交流,变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使教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3.2 实现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 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整体、有序、反馈三个基本原理指导组织教学过程。一方面要从整体效益和结构考虑优化教学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反馈和矫正环节在教学中的作用,并立足于教学系统的开放与发展,把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到体育教学模式的学习与发展上来。 3.3 注重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注重学法指导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目的、兴趣、意志、态度、习惯等非智力因素是教学的动力系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起着发动、维持、调节的作用。吸收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体育教学模式中进一步发挥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由“爱学”到“学会”,再到“会学”,注重学法指导,突出从“学”的视角进行体育教学模式改革,无疑是一个需要加强的问题。 3.4 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引入课堂,改进体育教学模式 电视电影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的开发,对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效益,使教学过程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怎样有效地发挥它们在教学中的作用,构建新的体育教学模式是当前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闾下提升高职顶岗实习教学质量的对策 摘要:顶岗实习作为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一门重要的综合性实践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环节。顶岗实习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教学设计和组织管理是高职教学改革的难点。系统科学视阈下提升高职顶岗实习教学质量,要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整体设计,推进高职顶岗实习教学体系建设,创新高职顶岗实习管理机制,完善高职顶岗实习监控机制,开展校园文化与工业文化体系对接建设。 关键词:系统科学;高职;顶岗实习;质量 一、高职顶岗实习的特点 高职顶岗实习是学生在完成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和主要的专业优秀课程模块,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之后,以企业员工的身份,在具体的职业岗位上,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一门综合性实践课程。由于顶岗实习使学生在校期间就具备了职业综合能力,因此具有“缩短岗位适应期、与预就业一体化”等功能,在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占有重要地位,是落实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教学环节。与“理实一体化”课程、校内实践课程不同,它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1.高职顶岗实习课程的开放性 在课程开发环节上,顶岗实习的课程目标与就业岗位目标吻合、课程内容与岗位任务紧密对接、以弹性化的教学计划满足企业生产过程所需;在课程实施环节上,学生主要通过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完成教学任务与工作任务,教师肩负指导者、评价者和管理者的职责;在课程管理与评价上,企业是参与性主体,高职院校的教学运行管理、质量监控和学生管理都已经延伸到企业,企业、社会参与到顶岗实习教学质量的评价过程中;在课程资源上,工作岗位成为主要的教学场地,岗位一线的骨干人员与学校专任教师共同完成指导任务。 2.高职顶岗实习课程的系统性 首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遵循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将包括顶岗实习在内的各环节有机整合,使学生顶岗实习教学前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资格证书,保证顶岗实习的顺利实施。其次,顶岗实习课程具有系统性。包括相关文件(课程标准、教学任务书和进程表以及考核方案)、教学组织与实施、考核与评价、师资队伍和校内外实习基地等诸多要素。 3.高职顶岗实习课程的复杂性 基于课程的开放性和整体性,高职顶岗实习课程还具有复杂性。一是高职顶岗实习时间长(通常是半年时间或以三个月为一个阶段)。二是参与主体包括学校、企业、学生三方。三是既要实现教学功能,又要完成生产任务。四是实习地点和学生都比较分散,管理难度大。五是实习评价主体多元化、实习行为过程化,学生成绩考核和教学质量评价的信度和效度要求较高。 二、高职顶岗实习现状 对国内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的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显示,当前,顶岗实习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政府、职业理论界和实践层面的高度重视。各高职院就顶岗实习的教学实施与管理机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的组织管理和监控机制缺失、落实不利;教学设计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教学计划无法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实习资源不足,实习岗位无法满足教学需求,与就业岗位吻合程度差,缺少专业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部分学生缺乏职业素养、岗位认同感低、适应期长,存在跟高手低、片面追求实习报酬等问题。另外,企业参与顶岗实习的积极性不高,忽视学生管理。因此,提升顶岗实习的教学质量成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三、系统科学视阈下提升高职顶岗实习质量的对策研究 系统是由各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特征。处理任何一个组分,都应将其放在整体中研究;系统具备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能,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高职顶岗实习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理论以其从整体上分析问题的范式,对提升高职顶岗实习质量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1.优化高职课程结构 首先,应为顶岗实习奠定能力基础。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基于本职业的典型工作过程,合理安排课程,实施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教学。其次,把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纳入教学活动中,为实习提供平台和切人点。通过将职业资格证书标准所要求的知识、技能、素质与教学内容对接,使学生在顶岗实习前就能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最后,科学制订弹性的教学计划。确保专业能够根据组建订单班、实习期调整等需求,灵活调整教学计划,科学、合理地安排好顶岗实习。 2.推进顶岗实习教学体系建设 系统结构与功能既相互关联又相互转换,要实现系统功能的优化,就必须实现系统结构的优化。要提高高职顶岗实习教学质量,既要优化各子系统间的结构,又要保证子系统内各要素间具有合理的结构。 一是科学制定顶岗实习文件,选择合理的教学模式,明确各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相关人员的责、权、利。二是做好岗前培训与动员,落实实习岗位,确保岗位、考核方案与教学目标相吻合。三是协调好教学与工作。校企可以选派教师在周末集中授课,或者利用网络开展教学;还可以定期安排不同岗位的学生、企业指导教师座谈,使学生尽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相关岗位群和企业生产流程。四是科学评价学生的顶岗实习。采用学校、企业、学生互评与自评相结合、过程考核与实习报告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五是整合企业、学校优质资源。通过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减少专业指导教师课时,保证师资满足学生顶岗阶段的教学、指导与管理所需。通过校企共建生产性校内实习基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校企合作建立岗位信息平台,以及利用校友会构建校企关系网等途径,保证实习岗位满足顶岗所需。 3.创新高职顶岗实习管理机制 层次性是系统的主要特性之一。在分析层次关系时,既要考虑纵向层次间的支配作用,又要考虑同一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依据层次性原则,高职顶岗实习管理必须构建起层级化的管理机制,从而实施有效管理。 (1)应构建“双元三级”组织管理体系。第一级是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和企业管理部门组成校级顶岗实习管理小组,负责全校顶岗实习的宏观调控与管理。由教务处负责该项工作的具体运行、评估,学生处与教学部门密切配合,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第二级是由各系部成立主任、专业负责人、实习单位专家组成实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顶岗实习课程标准、签订顶岗实习协议书等,实施实习过程管理。第三级是专业教研室,负责制订和落实计划,具体与实习单位沟通以及协调专兼职教师合作。 (2)建立三级制度体系。明确教学部门、校内外指导教师、学生的职责和义务。校级层面的制度包括《顶岗实习管理办法》、《顶岗实习实施计划》、《校企定期沟通制度》、《企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等,以规范顶岗实习的实施程序与教学组织;二级制度体系包括《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学生顶岗实习安全管理细则》、《辅导员顶岗实习跟踪表》、《实习指导教师登记表》等,以规范教学部门顶岗实习的组织与实施;教学文件体系包括《毕业顶岗实习报告题目登记表》、《毕业顶岗实习成绩评定手册》、《顶岗实习开题报告》、《实习报告模板》等,以保证顶岗实习教学质量。 (3)建立“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校级层面,教务处、学生处、校企合作办等职能部门在校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协同合作。在实习过程中,企业兼职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和学生组长“四员”联动,责任到人,各负其责。 4.完善高职顶岗实习监控机制 反馈控制规律的内容是,把反映对象行为特性的输出信息反馈到控制器的输入端,与目标信息进行比较,形成误差,然后根据误差的性质和程度,制定控制指令,改变对象的行为状态,从而尽可能地消除误差。依据反馈控制规律,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信息反馈、评价等途径,完善高职顶岗实习的监控机制。 畅通顶岗实习信息反馈系统。高职院校应建立以教务处和督导部门为优秀机构的顶岗实习教学运行信息反馈系统和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反馈系统,通过构建管理和质量监控双线并行的信息反馈系统,确保信息收集工作及时、全面和准确。其中教学运行信息主要是实习基地、计划进程表等相关静态数据,由教务处从具体的教学部门获得。而顶岗实习过程中的动态信息反馈主要依靠院系两级教学督导和学生、教师信息员等通过实地检查、信息反馈表、学校网络平台等途径获得。院级督导部门负责将所得信息进行分类、分析处理、具体评估和分级反馈。根据需要,将相关信息反馈至教学决策机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教学部门,以调整目标、改进计划、解决实际问题。 建立开放、动态和全过程的顶岗实习评价系统。顶岗实习评价是对顶岗实习教学实施控制,保证其顺利运行及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其评价对象主要是教学部门和相关专业指导教师。为保证评价结果科学合理,并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在构建评价体系时,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必须要有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评价。评价内容应全面化,评价过程应动态化。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其中,评价内容包括准备过程、实施过程和教学效果。前两个阶段主要是采用诊断性评价,准备阶段的评价内容包括教学文件的规范性和可行性、实习动员与培训、顶岗实习单位的落实情况等;实施阶段的评价内容包括顶岗实习教学过程的组织管理、进度和计划执行情况,以及校内外教师指导与管理情况等。教学效果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学”的效果的评价,包括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任务完成情况和学生的毕业设计(实习报告)等。 5.开展校园文化与工业文化体系对接建设 环境是和系统相关联的事物的总和。系统处于一定环境中,具有开放性。环境和系统不停地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环境通过给系统提供资源、能量,向系统提供支持或施加压力,使系统的有机关联性不断发生变化,产生环境效应。顶岗实习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与企业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因此,高职院校应发挥环境效应,通过开展校园文化与工业文化体系对接建设,为提高顶岗实习质量提供环境支持与保障。 一是校企管理层面有机整合。鼓励校企合作建立厂中校、校中厂;依托产学研,校企共建职教集团和产学研工作室等。二是学校管理制度与企业管理制度对接。比如,制定工学交替管理制度,使企业参与到顶岗实习教学管理中;借鉴1309000质量认证体系,建立高职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三是将工业文化融入高职人才培养过程。比如,校企合作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开发多样化的项目教学方式,将企业的岗位职责、管理规范、技术要求等纳入学生课程考核的体系。四是校企资源对接。比如,建立校企优秀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制度,将校内实训基地按企业生产场景布置,张贴生产操作流程、安全操作规程等。五是校企合作构建职业道德教育体系。比如,充分利用主课堂阵地,渗透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校企合作,将职业道德教育融人思想政治理论、形势与政策、就业与创业指导等德育教育的课程内容中,加大对学生职业志趣的引领力度;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包括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拓展训练、职业指导和社会实践与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体系建设中,以及注重提升专业教师和兼职教师的职业素养等。 “十一五”期间,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国家示范专业群,完成了工学结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开发与建设。探索了订单培养等多形式的顶岗实习模式,构建了柔性化的“校企双元、三级式”顶岗实习教学管理机制和“四位一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现了对不同专业顶岗实习实施个性化和全程化管理,保证顶岗实习“做足、做实”,学生半年以上顶岗实习人数比例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