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室内设计论文 一、视觉心理学的特点 (一)自身固有的优越性 人们对美的事物的享受大多是经过眼睛对外界事物的捕捉而实现的。一般来说,人的视觉神经系统在捕捉外界事物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1.对于相对静止的事物,视觉系统会优先接收那些正在运动的事物或场景; 2.颜色艳丽的事物同那些颜色略显暗淡的事物相比,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注意。视觉心理学本身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它可以将事物的第一印象牢牢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二)存在空间局限性 从本质上来说,人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范围并不是无限大的,如人眼在水平方向上的视觉范围角度大约为120°,也就是以眼睛中线为基准,左右各一半,而在垂直方向上,视觉范围角度为上50°,下70°,相应的,有效色彩所获得的视觉空间范围则是在此基础上减掉10°,在这样一个视觉范围内,人们所获得视觉效果是最好的。 (三)可实现视觉效果的完整获取 一般来说,人们可对自身脑海中的某些深刻印象进行更深入的图形构建,即现代人常说的“脑补”,以此来获得更为完整的视觉效果。从自身视觉接收来说,视觉效果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一场景或事物的显现,更多的是在当前视觉效果的基础上对缺失场景或事物展开自助构建,进而达到视觉效果整体性的目的。 (四)存在视错觉 人在用眼睛接收外界事物时,容易受到光影、眼膜及自身相关因素的影响,故有时对所获取的事物或场景会产生一种视错觉影像。另外,在观看有序水平图像时,人们往往会获得一种更为广阔的空间感,故在室内设计中可利用镜子,使房间产生一种“变大了”的视错觉效果,实际上,房子大小并未改变,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设计,不仅可获得视觉上的享受,还能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二、住宅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分析 (一)自身固有的优越性与图形构建性的应用 结合视觉心理学原理,那些运动着的物体是最吸引人眼球的,而且在住宅中人们往往都会将目光先转向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如游戏房,进入这个房间后,人们很容易被色彩明亮的柜子吸引住目光,而后目光转移,将视线转向窗边的灯具,舍不得移开眼球。另外,在室内设计中,图形的构建也有着较广泛的应用。如乔治•卡内考于罗森菲尔德住宅设计中,就在墙壁上设计了一个残缺的圆形,人们看到它时会自觉根据自我经验来推出那应该是一个圆形,设计者就是通过应用这样一个残缺的圆作为墙壁装饰物,来引起人的遐想,不禁令人浮想联翩,而且人们在看到图像的时候,其视觉也会沿着缺口的方向去寻求,进而发挥一定的导向效果。 (二)空间局限性的应用 人们在视觉上存在空间局限性,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中,会先环顾四周,大致了解情况,后将目光聚集在某一点上,故设计师在进行室内设计时,一般都需留一个或是几个能吸引人目光的视觉中心,以此来使住户或来访者获得更好的视觉享受。一般来说,室内视觉中心概括为三种。一是设计中心。要求设计师必须分清矛盾主次,对重点部分重点设计,次要部分次要设计。比如对于会客厅的两个界面,需重点关注沙发前面墙壁的设计,因为它是人们在坐上沙发之后眼睛注视点最多的一个地方,故设计时可通过不同造型、材质与色彩等装饰物来表现,使之成为人们视觉的焦点,但是假如这面墙壁上有电视等设备,其设计就不可太炫目,避免喧宾夺主。二是,功能中心。室内的各个角落都有着不同的功能。比如卧室内,同起坐、储藏等功能相比,睡眠、休息才是其主要的功能,故设计时需重点突出该功能特点。三是,兴趣中心。不同年龄段、性别与民族的人都有着不同的兴趣中心,故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学龄前儿童的“游戏区域”、学龄儿童的“学习区域”、白领的“工作区域”、女主人的“化妆区域”,就成为了设计者需要重点设计的“兴趣中心”。那么,如何创设住宅室内的“视觉中心”呢?方式有很多。比如,对于地面,可使用地毯、拼花等多种材料,来实现地面突出的效果;对于墙面,可选用壁画、浮雕与工艺品等来创造一个“视觉中心”,且在整个室内空间中也可应用一些植物或是奇特家具等来进一步突出墙面。 (三)视错觉的应用 设计者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尤其是对于低矮且窄小的住宅的设计,需全面理解并辩证处理各种各样的视错觉情况,并在设计中加以利用。 1.通过降低家具高度来获得空间变大的视错觉。人们所居住的房间,高度多为3m,面积多在15m2,故总是希望让其显得更大一些,以此来获得更广泛的视角空间,缓解因住宅太小而带来的压抑感。对此,设计者可尽量选择一些矮小家具,避免遮挡四周墙壁,从而给人以“屋顶其实挺高的”的感觉。 2.选择重叠形式组合家具,获得更大空间。如小房间给人拥挤感,就可选择上下重叠形式的组合家具,并贴墙放置,以实现室内边角面积的最大化利用,使人们获得更大的视觉空间感。 3.利用装饰画与色彩让空间变大。在室内设计中,通过布置一些色彩淡雅但层次丰富且透视感极强的风景照片或风景画,不仅可使室内景色变得更加好看,还能使室内空间“变大”,尤其是将正面墙布置成风景画,更是会给人一种望不到尽头的空间感。另外,不同色彩的选用也会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如红色、黄色与橙色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蓝色、绿色与青色给人以清新、寒冷之感,且低明亮度色彩让人感觉空间变小,反之,高明亮度色彩则感觉空间变大,加之冷色调给人退后感,暖色调给人凸出感,故在住宅室内设计中,设计师需要把握各种色彩所独有的性质,从而加以设计,给人以视错觉感。比如,室内窗帘、家具与墙壁最好选用高亮度的淡色作为主要的装饰色,从而让居住者有种“房屋更亮”的感觉。 4.利用灯光、材质感与镜子来合理调节空间。运用灯光或灯具可让人在视觉上产生错觉感,如嵌入型灯具与吸顶灯可给人以房屋顶棚“往上提”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形体比较大的枝形灯具能够让人感觉顶棚在“往下降”,故在住宅室内设计中,设计者必须充分利用好灯光这个元素。直接照明会使空间变得更“紧凑”,间接照明则会使小空间变得“更大”,设计者要合理利用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同时,还可利用材质感来改善空间感。比如质地光滑的界面给人以比较远的感觉,表面光滑的界面则给人的感觉为在往前靠,设计者要合理选用这两种材质的家具,来调节居住空间。此外,还可利用镜子来合理调节空间。比如在狭长室内,就可在一侧墙面上镶上一面大镜子,使之反射出室内景致,让房间变得更加宽阔,而对于景深较浅的房间,则可通过镜映来使房间变得更加气派。 总而言之,室内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为此,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很有必要。在实际设计中,设计师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原则,准确把握室内装饰、环境同居住者生活、工作的内在关系,进而设计出适合居住者居住的住宅环境。 作者:李晓飞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幼师美术教育中视觉心理学论文 一、在幼师美术教育中运用视觉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要想将视觉心理学更加有效的运用到幼师美术教育教学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培养幼师的综合能力;注重教学中师生关系的培养;课程设计上多融合心理学范畴。 1.培养幼师的综合能力 视觉心理学运用到幼师美术教育教学中,毕竟是较为新的尝试,融合了心理学范畴,这就要求我们的幼师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接受新的教学方法。为此,我们的学校要重视起来,制定方案计划,分步实施,以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基本功训练为重点,开展幼儿美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使教师的业务素质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理解美术行为的整体教育价值,明确美术教育是思维与知觉发展最有利的媒介形势之一。 2.注重教学中师生关系的培养 视觉心理学本身就较为抽象,另外美术教育也较为枯燥,如果课堂中一味的只是知识的传输,我们的幼师就会失去兴趣,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重课堂氛围,培养师生的良好关系。在讲解好视觉心理学的基础上,多采用具体的实例对幼师进行教学,让他们感受到该教学方法的乐趣,同时要多鼓励幼师专业的学生表达自己对于美术方面的看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只有这样,融洽的课堂气氛,才能将知识有效地传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课程设计上多融合心理学范畴 视觉心理学侧重于从心理方面进行传输。所以课程设计上要多融合心理学范畴。在美术教育学科基础课中增加视觉心理学的学习,将美术教育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艺术或只是审美,因为它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是感知与思维发展的重要媒介课程,是儿童心智全面发展的重要学科。只有这样,在课程设计上融合了心理学范畴,才能更加的将视觉心理学运用到幼师美术教育中。 二、总结 总之,幼师专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行业,而美术教育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发展幼师美术教育意义重大。本文重点讲解了视觉心理学在幼师美术教育中的运用。通过运用视觉心理学,可以有效的提升幼师美术教育教学质量。在以后的幼师美术教育教学中,要更加突出视觉心理学的作用,以此来有效的提升教学质量。 作者:孙响占 单位:南阳幼儿师范学校 视觉心理学论文:浅析视觉心理学在幼师美术教育中的运用 幼师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和基础美术教育是不相同的:专业美术教育一般都是以美术学科本位为主,通过美术专业的训练来培养各类美术专业人才;基础美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掌握基本的美术知识,使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根据个人不同成长阶段的课程设置,基础教育旨在以中小学为主,从培养目标来看,旨在提高公民的美术文化素养、促进全面发展;而对于幼儿美术教育来说,美术教育虽然也是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总目标对幼儿进行美术教育,但是,幼儿师范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其教学侧重点是要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幼儿的成长发展。在幼师的美术教育中学习到的教学方法要有助于儿童的心智成长和提高视觉思维应对能力。对幼儿来说,美术、绘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本能,这一年龄段的幼儿,美术、绘画对他们来说如同是第二语言,是他们表达对物质世界给他们反映的一种途径或载体。因而可以说幼儿美术活动培养幼儿运用感官和思维感受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这符合视觉心理学的构成要素。通过视觉心理学深入分析及在幼师美术教育中的运用,把美术专业实践与幼儿视觉心理学有效的结合,可以进一步地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诉求。 一、视觉心理学的简单界定 视觉心理学主要是指外界影像通过视觉器官引起的心理机理反应,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这一过程比较复杂,因为外界影像丰富,内心心理机能复杂,两者在相互联接并发生转化时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同的人不同的影像,相同的人相同的影像以及不同的人相同的影像和相同的人不同的影像产生的心理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同样看到鱼缸里的小鱼,心情好的小朋友会觉得小鱼自由自在,非常幸福;而闹情绪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小鱼太可怜了,总是呆在鱼缸里转来转去,空间狭窄,心情抑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便是视觉心理学的典型。视觉心理学原理对于美学的研究意义重大,我们可以把视觉心理学方法运用到幼师美术教育中去。 二、视觉心理学的原理分析及在幼师美术教育中的运用 按照传统概念,知觉和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知觉并不具有思维的功能,而知觉之所以高于感觉,就在于它是在思维的参与下已经形成了关于事物的整体形象,而其中所包含的理解力,正是思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说,知觉与思维的统一就是阿恩海姆所说的意象。意象就是思维活动的结果,更是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知觉与思维错综交织,结为一体,然而知觉与思维的这种结合并不单单是艺术活动所特有的。视知觉学习是一种本能的强化,尤其是美术教学对其产生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表明大脑是可塑性的,而这种大脑皮层的可塑性可被视知觉所影响。在医疗治愈的研究中证明,通过视知觉的训练,利用大脑神经系统的可塑性,通过特定的视觉学习和视觉刺激,激活视觉通路,改善大脑的神经系统的信号加工处理能力。在视觉表达上,不同的弱视患者表现出不同的三维信息摄取及加工行为缺陷,这些视功能障碍造成了儿童的阅读障碍、记忆力障碍等智力发育问题,严重制约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在美术活动中,视觉经验与记忆都会扩展他们的认知范围,使思维得到发展。在视觉与行动的协调中,提高身体机能的各种能力。儿童将各种元素和谐的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幼师教育培养的对象是儿童,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对幼儿美术教育教学有了新的要求,对幼师的培养目标也提出了新的标准。幼师的美术专业教学目标也由原来的注重技法,开始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发展幼师院校师范生的美育培养、完善人格,重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随着素质改革的推进,幼儿师范美术教育的目的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教育能力上来,使得幼儿师范教育能够培养出具有儿童艺术心智方面发展和审美能力的美术教育者。罗恩菲尔德认为,儿童会把外来图形融入他们自己本身,儿童用他们创造性的方式和独到的思维组织关系来表达他们的意象思维,儿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这称为“综合”,是人内部的整合同化。罗恩菲尔德始终没有把美术与教育割裂开来,他提醒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是不同的,教师应该处理好这些差异特点,就儿童而言,每方面的能力的发展程度不同,我们应该始终关注儿童成长的各方面,要把儿童的视觉和知觉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我们在幼师的美术教学过程中,应积极运用视觉直觉法,尽量减少教育价值理解上的偏差和误区。 三、幼师美术教育运用视觉知觉法的建议 对于幼师美术教育,要真正认识到视觉知觉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儿童情商和动手能力方面的引导价值。幼师美术教育要用儿童心理基本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在视觉信息充斥的现代环境下,扩大视觉获取信息量,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视觉思维能力。 1. 探索不同的教育方法。 幼师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模式,美术课是幼师的必修课之一。2001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实行)》,将美术放在了大艺术领域中。这是美术教育的综合价值体现。但对于幼儿师范教材中,教学大纲依然强调的是美术学科体系,内容繁杂,在培养幼师的过程中,课程安排和教学的方法的运用还是比较单一。从事幼儿美术教育的老师应该不断地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去丰富教学成果。 2. 美术课程设置应联系心理学。 幼师美术教育是介于美术和教育之间的教育,其课程的设置有专业的课程,也有教育学、教学法的课程,怎样将教学与专业,职业与技能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教材和课程的安排上要有美术性和教育性的综合特点,现阶段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是独立的分科教学。由于教师在各学科上的专业性,即心理学老师只了解心理学,对于美术专业不清楚。美术专业的教师也对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知识有欠缺,只能让幼儿师范生自己去融会贯通。应该在美术教育学科基础课中增加视觉心理学的学习,将美术教育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艺术或只是审美,因为他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是感知与思维发展的重要媒介课程,是儿童心智全面发展的重要学科。 3.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 幼儿美术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更新美术教育教学观念。学校领导要重视起来,制定方案计划,分步实施,以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基本功训练为重点,开展幼儿美术教师的教学观念的转变,使教师的业务素质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理解美术行为的整体教育价值,明确美术教育是思维与知觉发展最有利的媒介形势之一。每学期要制定检查制度,包括教学教案、教研教改、美术活动的开展等;开展听课、评课制度、教师基本功竞赛等活动,提高美术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 视觉心理学论文:关于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室内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住宅室内设计的发展,其设计的理念与模式也在不断更新,视觉心理学被广泛应用在住宅室内设计中,有效提高了设计的质量与效果。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视觉心理学,不仅能通过直观生动的形式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还能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营造幸福舒适的住宅环境。本文就关于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住宅室内空间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住宅室内空间品质良好,才能具备合理的室内功能,确保视觉效果的良好。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视觉,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住宅室内设计时,必须要准确把握视觉效果,科学应用视觉心理学。一般而言,住宅室内空间需要借助一定的视觉,将精神性、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的文化理念加以表达,而视觉心理学是对视觉与形式之间的特殊关系加以解决,因此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有效融合视觉心理学,保证住宅室内设计能够与视觉心理学进行紧密联系,实现住宅室内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视觉心里学概述 视觉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是在普通心理学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能够对形式与视觉之间的关系加以解决,并具有视错觉特性、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特性。 1.视错觉特性 视错觉特性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较为广泛,能够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该特性主要是指人们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受视觉结构、光学以及网膜等因素影响,形成错误的视觉感应。视错觉的类型分为泽鲁纳错视和走廊错觉,其中泽鲁纳错视是人们视觉角度上产生的错觉,如在对新装修住宅中地砖进行观赏时,远处地砖边线会呈现一定的角度或曲线现象,但是实际上各边线相互平行且呈直线。走廊错觉的原理与Ponzo错视相似,是一种透视视错觉现象,如行走在长走廊时,近距离柱子看起来较小,而实质上其大小相同。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视错觉特性,能够带给人不一样的心理体验与视觉享受,营造舒适的家居环境。 2.空间局限性 由于人的眼睛结构影响,视觉会出现垂直空间和水平空间的局限性。对于垂直空间而言,其视觉向下和向上感应的最大角度为50°,并且物体应在人的视觉角度上下30°时才能辨别其颜色。从水平空间来说,人的视觉范围能达到36°,并且视觉角度为30°~36°时才能辨别物体的颜色。此外,人的专注度与姿势也会影响视觉角度的范围,人们专注于某种事物时能够捕捉更大范围内的事物,同时站立姿势能够获得更大的视觉空间。 3.固有优越特性 视觉在选择各种刺激时具备一定的优越性,其能够对具有特点的感官刺激进行自主优先选择。一般视觉刺激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颜色、外观、大小和亮度改变时的刺激感应;二是动态的刺激感应,其具有很快的感应速率,能捕捉到物体运动的瞬间。这说明视觉对新鲜、颜色鲜明以及动态变化的事物具有更强的选择性,并且人们更易接受节奏感强、具有吸引力以及差异性大的事物。 住宅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具体应用分析 1.视错觉特性的应用 将视错觉特性应用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其主要是借助视觉心里学的相关原理,促使人们产生视觉错觉,增强视觉效果,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设计人员在对住宅室内空间进行设计时,可以利用视错觉特性,如可将垂直线条的墙纸张贴在低楼层住宅的墙面上,并延伸到天花板的高度上,营造楼层增高的视错觉;若住宅宽度较窄,则可在其墙面上张贴水平线条的墙纸,形成房间变宽的视错觉。此外,在设计住宅的地面和墙面时,可以利用颜色和色彩深浅加以组合,营造室内空间改变的错觉。如在选择墙纸颜色时,可选择浅色墙纸,并搭配深色地板,从而带给人室内空间拓展的错觉。此外,可将镜子镶嵌在卧室和卫生间等房间中,这样不仅能促使房间亮度增强,还能给人房间变宽的错觉。 2.空间局限性的应用 人的视觉具有一定的角度范围,因此在设计住宅室内时,应对视觉空间局限性加以重视。我国对楼层高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限制,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在坐姿或站立情况下对室内空间形成视觉感应。对于垂直空间而言,向上的视觉角度范围稍小于向下的范围,因此人们对室内地面和墙面部位更为关注。一般在对墙面和地面区域进行设计时,两者之间的协调搭配将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舒适度以及视觉效果。如在设计电视机尺寸的过程中,由于电视中心位置与人水平视线保持一致,因此可以将其尺寸长宽设计为1:1.66,从而确保人们能够舒适观看。同时在摆放电视机时,由于人们多坐在沙发上进行观看,因此电视高度应高于人的水平视线。 3.固有优越特性的应用 固有优越特性作为视觉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其是人们视觉能优先感应和选择光线强、差异对比明显以及动态运动的事物。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固有优越特性时,能够有效促进设计效果的提升。如在对饭厅加以设计时,为了突出其生机的特点,可以将不断运动的艺术品摆放在饭桌旁边,其具有韵律和节奏的运动,能够吸引注意力,给人以视觉的美感,保证住宅环境更具活力与生机。此外,在住宅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光线和色彩等元素,营造舒适的室内气氛。如在对室内进行装修时,可以从设计方案出发,对材料和色彩进行合理搭配,并有效组合不同区域的光线强度,从而隔断室内空间,避免主附空间的混杂,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强室内设计的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视觉心理学时,可以利用视错觉特性、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特性,营造出舒适的视觉空间,增强设计效果,带给人良好的心理体验。因此设计人员在利用视觉心理学进行住宅室内设计时,应加强人的生活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联系,以人为中心,从而营造舒适健康的住宅室内居住环境。 (作者单位:鄂州职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刍议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随着现代室内设计水平的提高,对设计中设计方法的应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大多室内设计工作中,仍处于理论指导缺失状态,极大程度制约室内设计水平的提高,室内空间品质无法得到保障。在此背景下,便提出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其为室内设计注入新鲜的活力。本文主要对视觉心理学的相关特征、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进行探析。 前言 作为现代住宅室内空间设计的重要理论,视觉心理学能够依托视觉表象向居住者传递一定的文化观念,甚至使室内人员产生一定的心理共鸣。尽管视觉心理学应用优势较为明显,但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究其原因在于未正确认识视觉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更无从谈及利用其指导室内设计。因此,本文对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视觉心理学主要特征分析 从视觉心理学特征看,其具体表现在视错觉、图形构建、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性等方面。以其中固有优越性为例,通常无论在任何环境中,视觉第一选取的内容以最突出物体为主,该物体会在运动中出现较多变化,如亮度、色彩或形状等,其容易吸引人的眼球。从视觉心理学角度出发,一般陌生新奇事物、色彩明亮事物、运动中的事物以及韵律感较强的事物,都会被人们所关注。由此可见,视觉本身如同无形手指一般,当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都会体会到视觉中的多彩世界。再从空间局限性角度看,有以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般水平区域中,正常人视区保持在60°左右情况下,可识别区域中颜色。而垂直平面区域中,若以0°表示标准视线,那么人在该区可辨别颜色时,应保证超出视平线30°。此外,不同身体姿势下视觉空间也极为不同,如处于坐卧状态、站立状态,其在最佳视区上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视错觉,可将其理解为在信息被视知觉感受器接受情况下,出现的视知觉带有一定的歪曲性特点。以走廊的设计为例,一般人们在远处看走廊中的柱体时,发现两个柱体大小不一,但实际上柱体大小相同,这种Ponzo错视便为视错觉的一种表现。另外,视觉心理学在特征上也表现为图形构建性方面,其作为重叠现象的产物,一般两个物体重合后,由于视觉难以获取被挡住物体信息,所以更急于对全貌进行把握。如折线、曲线二者舒展变化、水平线与垂直线不同方向伸展等,这些都可作为图形构建性的体现。 室内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运用研究 1.室内设计中固有优越性的体现 室内设计中,对于固有优越性的运用,首先可考虑在室内引入动态艺术品,这样进入人视线的主要以韵律感、流动性为主,空间能够为人创造活龙活现的视觉效果。其次,室内空间设计中应考虑明亮物体的的应用。以室内设计中的吊灯为例,其通常会成为人的第一视觉。但需注意的是这一观察过程一般较为短暂,室内窗户附近很可能将人的视觉转移,原因在于窗户附近自然光纤较强,所以室内设计中应认识到向光性部分往往为吸引人的重要部分。此外,固有优越性运用下也表现在材质与色彩方面,室内设计中可考虑对主空间、附属空间采取不同的色彩设计方式,或考虑在主空间中设置相应的隔断,目的在于使人能够对隔断后的空间产生遐想。 2.室内设计中空间局限性的运用 视觉心理学特征下,空间局限性也可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视野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求设计中以垂直面视野范围为依据,确保下面视角能够大于上面视角。整个室内空间中,人的视觉多会集中在天花板以下,尤其地面与墙板最为明显。墙面一般可与地面家具维持一定的呼应关系,所以设计中可从该方面着手,有利于视觉效果的整体提升。再以宽银屏电影设计为例,设计过程中也需将空间局限性特点表现出来,如将屏幕高宽比控制在1:1.13,其可使人处于视觉舒服状态。 3.室内设计中的视错觉与图形构建 室内设计过程中,一般竖线若以有序重复状态存在,其将会人带来增高空间之感,其便是视错觉的具体体现。以低矮住宅为例,可考虑在墙纸上进行设计,将细碎图案、垂直线条设置于墙纸中,并保证其在高度上控制到天花顶出,这样带来的视错觉将以空间高度增加为主。而墙纸若以横向线条为主,其带来的视错觉将表现为加宽居室空间。假若室内空间以狭长形式为主,可考虑将镜面设置于侧面墙中,其目的在于使室内景物都可反映出来,能够为人带来鲜明生动、空间宽敞的感觉。另外,在图形构建性利用方面,其在室内设计中表现极为明显,主要可利用相应的图形构建,为人带来较多的遐想。通常利用图形构建性过程中,以图形重复、图形叠加方式最为常见,如在卫生间设计中,以洗漱用具特征为依据进行不同装饰图形的构建,如方块形,在此基础上使该装饰图形以叠加、错落的形式呈现,既满足使用功能要求,也可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结论 视觉心理学的运用是提高室内空间设计效果的重要途径。实际应用中,应正确认识视觉心理学表现特征,包括视错觉、图形构建性、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性等,在此基础上将这几种特征具体运用在空间设计中,其能够为人带来良好的视觉效果。需注意的是实际设计中需注意,无论采用哪种设计方式,其创造的视觉效果都应以乐观、阳光特性为主,避免使人产生消极阴沉之感,这样才可达到视觉心理学应用的目标。 (作者单位: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秦慧涓(1994-),女 ,辽宁锦州人, 本科 ,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视觉心理学论文:试论建构主义理论对视觉心理学教学的启示 摘要:建构主义认为在教学活动中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视觉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当充分利用多种资源,采用多视角、多维度的学习方式,创设相应的环境,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高知识构建的自我意识。本文结合课程设计,探讨了如何利用建构主义指导视觉心理学的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 关键词:建构主义 视觉心理学 教学 视觉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从人类视觉基本生理机制和视觉的基本规律出发,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的视觉生理系统知识、人类知觉系统以及基本视觉规律、影像与完形研究等方面。目前国内不少艺术类院校的专业开设了视觉心理学课程,如摄影、广播电视、设计等专业。由于视觉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生专业背景的多样性,应运用建构主义来指导视觉心理学的教学,鼓励学生通过自己发现概念和原理来学习。 1 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国际教育改革的探索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建构主义最早提出者可追溯到瑞士心理学家的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的优秀是“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和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学习者所拥有的经验促进了对现有知识的反思,同化和顺应。 建构主义对教师与学生的作用有了重新的定位:学生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获取与构建者。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来获取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法,优化完善认知结构,获得自身发展。这就要求学生应充分发挥其认知主体在学习中的能动作用,在教师的启发、引导和帮助下,积极思维,努力探索,使自己能顺利完成对主题知识的意义建构,从而逐步提高自控能力,学会自主学习,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建构主义教学观下,学生的角色可以定义为:教学主体者和学习活动的主动参与者、知识的主动建构者、信息的采集者和共享者、自我测试者、自我监控者和诊断者。 教师由课堂上的主角变成了幕后导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到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建构主义的教学目标包括问题解决、推理、批判性思维以及对知识的主动以及反思性的应用,完成这些目标的学习条件包括:复杂的、相关的学习环境,其中“情景创设”、“协商会话”和“信息提供”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基本要素;社会协商;多维视角与多种学习方式;学习的主体性;知识建构的自我意识。建构主义认为,只有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才是成功的学习者,从例中学和从做中学能使学习者达到深层次的理解,学习环境的社会结构非常重要。 2 视觉心理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在教学实践中,仍有不少教师使用“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心理把握不够,结果就是学生虽然被灌输了诸多的理论和观点,但很大程度上并未产生真正的学习,在实践当中,也无法较好应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真实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提高其知识建构的自我意识,积极主动地学习,这样才能真正以学生为中心。 视觉心理学涉及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如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物理学和美学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在教学中应当使用多维视角与多种学习方式,鼓励学生通过自己发现概念和原理来学习。 视觉心理学课程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他们来到课堂之前已经接受了不同领域的专业训练,有不同的认知结构,对于视觉心理将要研究的主题有自己的观点,未来将会把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不同的专业领域。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考虑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批判性思维的技巧,促使他们在未来有效地应用视觉心理学理论解决其本专业的问题。正如心理学者布鲁纳曾说过的:“我们讲授某门课并不是为了形成有关该课程的小型百科全书,而是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建构主义教学强调学习的社会特性,强调合作学习的重要性,这不只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有益,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社会性的发展,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 3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觉心理学教学实践 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有以下几种:①微型世界与超媒体设计;②合作学习和问题支架;③以网络为基础的合作技术;④基于目标的方案和基于问题的学习。 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生,视觉心理学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譬如视觉作品的创作和鉴赏的能力。因此,课堂教学应当在分析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前提下,设计相关的任务帮助学生在接近真实的情境中构建意义,提高能力。以下是具体的教学设计: 第一,设立学习网站,微博、QQ群和微信群,调动网络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自主选择任务及个性化学习内容。学生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互动,在课程网站中定时定量进行网络环境互动学习。比如对视知觉一章的讲授中,在学习网站中设定多个主题,学生可以在课前通过学习网站了解学习内容,并通过网络资源与同学互动,提炼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 第二,课堂教学中组织小组活动。在布置小组任务时,应当给出多于小组数量的选项。通过对任务的选择,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小组讨论可以帮助学生激发构建新知识的动机。在此阶段,小组成员自主选择讨论重点,比如在视觉心理学的课堂中,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同样的内容,因为其专业背景、知识结构、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历不同,可能对同一问题持不同观点。通过协作性的小组活动,学生可以看到他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更丰富的认识。在小组活动结束时,学生通过协商和讨论,构建出对所讨论问题的基本认识。 第三,教师布置相关的课外阅读任务,教师仅要求数量,具体阅读内容由学生自主决定。具体做法是,请学生根据在课堂讨论中的结论,在课后搜索相关的文献进行阅读,对支持和反对自己观点的文献进行整理并完成报告,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要点的理解,并拓展背景知识。 4 结语 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主动对知识探索,发现和构建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创新教学的重要指导思想。总而言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课程设计,对教师备课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教师要备教材、备学生、备材料、备环境。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提供了支持,更有利于教与学的开展。 作者简介:赵坤,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在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基础教学部教师,江苏南京 211172 视觉心理学论文:基于视觉心理学基础对传统刺绣艺术的发展途径研究 摘要:中国的刺绣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从有史论对中华民族的记载出现后不久,便有了对刺绣艺术的记载。本文通过对中国刺绣艺术的历史描述、刺绣艺术的分类等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刺绣艺术的发展。从视觉心理学的角度对未来我国的刺绣艺术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提出了整体的建议。 关键词:视觉心理学;刺绣发展 一、前言 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人类对美的感受是与生俱来的,在生存条件极其简陋的原始社会,人们就懂得用纹身、纹面来进行装饰。在有了服装之后,人们便开始在服装上用针、线等物品进行装饰。绘制的图案大都以本族的图腾样式为主。中国传统刺绣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早期,在《尚书》中曾有记载说:衣画而裳绣。 二、各个朝代刺绣的特点 周代、战国:简单粗糙,都是用辫子股制作而成,不填充色彩,图案构成严谨,采用各种自然中存在的花纹、鸟纹、兽纹等纹样进行装饰。在图案的结构上非常严谨,有明确的几何布局,并且将动植物形象结合在一起,写实与抽象并用。 汉代:随着各行各业的兴盛,开始注重工艺,图案多样,做工精致。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它们虽已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但出土时仍然精美绝伦,配色、针工都运用得恰到好处。 唐代:开拓创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在原有的刺绣技法上又发明出了“平针绣”,这中技法一直为今天所使用。 宋代:是我国刺绣发展的高峰期,同时也有了地域特色。此时的刺绣图案也多种多样,并且有明显的归类:山水、花鸟、鱼虫、楼阁等,使得传统刺绣工艺发展到极致的境界。并且将书画带入手工刺绣当中。 元代:经过高潮的发展后,刺绣艺术逐渐回落。刺绣的审美和功用也逐渐趋于工艺化。同时,发明了贴绫的作法,采用加贴绸料并加以缀绣的做法,富有立体感。 明代:继承了宋代的优点,技巧更加的娴熟,除了使用传统的丝作为刺绣的材料,还尝试着采用其他素材。 清代:发展更加兴盛,诞生了各种地方性的刺绣派别,使得刺绣的地域特征更加显著。同时,吸收外国刺绣的长处,在刺绣中融入了西洋画的特点。使得我国的刺绣工艺更加的繁荣兴盛。 三、四大名绣简述 苏绣:起源于苏州吴县一带带。在事先设计好的花纹和色彩上运针,通过留下的绣迹进行勾勒来取得艺术效果。技巧特点可概括为“平、光、齐、匀、和、顺、细、密”。主要艺术特点:山水绣可以分辨出远近;楼阁能够体现出很强的空间感;人物面部表情较为生动;花鸟的亲昵之态。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其逼真的艺术效果是名满天下的。 湘绣:起源于湖南民间。与其它绣品不同,主要用真丝丝线在真丝织物上绣制图案早期湘绣以绣制日用装饰品为主,以后逐渐增加绘画性题材的作品。其构图严谨,色彩艳丽,使用多种针法进行表现。同时它还巧妙的将我国的传统绘画、书法的融为一体。充分的发挥了刺绣的表现力。 蜀绣:来源于四川成都一带,主要题材有题材内容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至少有100种以上精巧的针法绣技。品种有被面、枕套、屏风等。由于一定的地理及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且针脚细腻,形象生动富有立体感,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粤绣:在广东一带,历史悠久,相传于少数民族。用线多、色块明,多用金线。画面布局满少有空隙;图案繁多,显得热闹紧凑;场面热闹、用色富丽、对比强烈、大红大绿而著称。粤另一个独特现象,就是绣工多为男工。在材质上选择用孔雀毛绩或马尾缠绒作线。刺绣的题材常为当地的一些特产。 四、现今中国刺绣所面临的发展趋势 文化,作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不同文化的;但怎样才能在众多的文化中找出自己文化的特色呢。这就需要着多方面的努力。 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尤其重要。拥有自己的特点,才不会在众多鱼目混杂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所以现代艺术设计,也尤其要注重自身的发展特征。在视觉心理学中,这一点尤其重要,一件工艺品能不能在第一眼就进入人的眼球,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有很强的视觉识别性。 刺绣的发展亦是如此,从刺绣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种类来看,我国的刺绣图案可以看做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就如同上面叙述中的四大名绣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地域特点,使得大家一看到便能识别。 1.将具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引入其中。 刺绣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刺绣在装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特色。对于中国刺绣来说,它依托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所以,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更好的表现出中国传统刺绣民族性的特色。 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的刺绣,必需使其具有很深的民族文化的气息。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刺绣的图案选择上,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动物,花鸟等具象图案的。例如,可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建筑融入其中。也可以将传统的中国画引入其中。总之,提倡代表性,民族化,并不是说简单的将中国传统化的东西直接引入到刺绣工艺中来。而是要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刻的在刺绣作品中体现出来。 2.更加强调其地域性的特点。 设计上的地域性指的是在设计上吸收了本地的民俗文化等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地域性比民族性的概念更加狭窄,但如果使用的恰当的话则能更好的体现出该地域的地域特色。 地域性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地理位置、自然气候、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应该在刺绣图案及色彩的表现形式上很明显的体现出来。达到人们一看就可以清楚的判别它们是出于哪个产地。 在引入地域性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地域性不仅仅是对当地民俗特色、风土人情简单的引入与抄袭。在引入的同时要与现代人的审美标准结合起来。使得其既有民俗的体现同时还能不落俗套。 就如同四大名绣一样,目前,四大名绣的特点还不是十分的显著,仅仅是内行人才能看到它们的不同,应该做到外行人看到后就能很清楚的区分出它们的区别。 3.注意刺绣作品中“意境”的表现。 所谓“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一般概念上指文学与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绘所营造的境界与情调。我国自古以来,就将意境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在对于刺绣的展示上,要尽可能多的展示刺绣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使得作者、作品、参观者三者之间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或产生相关性、发散性的联想,从而形成特定的氛围和感受。 以往的“意境”大都体现在空间艺术设计上,尤其在园林设计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在现在看来,一种审美的体现,(上转第93页) 视觉心理学论文:基于建构主义学习论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视觉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本文首先总结了多年来在我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视觉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然后以建构主义学习论为导向,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教学改革探索,一一解决之前存在的问题,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建构主义学习论视觉心理学教学改革视觉心理学是研究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学科。该课程通过讲授视觉心理学理论及其在视觉艺术中的应用,使学生掌握视觉感知的生理物理基础,视觉系统及人脑对光影、色彩、空间、时间的感知规律,视觉感知与注意、记忆、情绪、动机等复杂心理活动的关系等理论知识。通过对学生进行视觉思维的培养和训练,使学生能够主动运用视觉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视觉现象并创造性地将心理学规律运用到视觉艺术的创作中。目前,在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的电视编导、摄影、平面设计等视觉艺术专业里都开设了视觉心理学课。我院的视觉心理学课程已经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开设了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我们一直在竭力修改和完善教学内容以及探索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对这门课兴趣不高,甚至存在抵触心理。众所周知,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学生不可能自觉、自主地参与课堂教学中去,当然就会出现出勤率不高、课堂气氛沉闷等现象,教学效果当然也得不到保证。通过对学生的采访调查,我们发现导致学生兴趣不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学生没有充分明确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开设《视觉心理学》课程的目的,很多学生认为视觉心理学课程对他们今后的创作没有太大帮助,也就是说,实际的教学远远偏离了之前预定的教学目标。(2)视觉心理学是心理学和视觉艺术的交叉学科,涉及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如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物理学和美学,内容太过庞杂,教师很难在有限的课时内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因此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程的知识晦涩难懂、枯燥无味,也就慢慢对它敬而远之了。 二、建构主义学习论的理论渊源和内涵 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传统教学模式把教学过程看成是一个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过程,毋庸置疑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掌控者和主导。不可否认,这样的教学方法对于快速地教授系统的知识是效果显著,但是如果长期单一地采用这种教学方法,课堂将成为教师自娱自乐的舞台,学生慢慢沦落为记忆知识的机器,学习的过程也就成了学生背知识的过程,当然学习兴趣被打磨得消失殆尽。随着课程的结束,这些强行被储存在大脑里的知识将一点一点地流失,另一方面学生的应用及创新能力也得不到任何提升,最终整个教学将徒劳无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强烈反对这种教学方式,他认为这种机械的教学用对知识的简单记忆取代了理解,大大限制了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他曾大声疾呼“Never memorize something that you can look up”(“绝不记忆任何可以查阅到的知识和信息”作者译) 信息化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举手可得,于是传统的教学方法的优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显现不出来了。这个时代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能够深度挖掘、吸收、剖析和利用知识去解决问题的人才,具备了上述能力不仅可以帮助一个人在学业和未来的工作中大有作为,对于他漫长的人生都是一劳永逸的。因此,传统的教学方法被一种能够培养出具备上述能力的新型的教学方法取代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新型的教学方法的理论根源就是让・皮亚杰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论。相对于基于行为主义学习论的传统的教学方法,新型的教学方法最大的突破是将学生转变成为教学环境中的中心角色,学生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者成为了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同时也要求教师的教学主体理念发生变化,亦即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帮助者。皮亚杰曾明确提出了认知并不是对外在世界被动的简单的反映,学习者是在认知、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是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的协调进行知识的社会建构。这种建立在人的认知规律基础之上的科学的学习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思想,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逐渐流行,成效显著,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也开始将建构主义学习论引进到教学当中。 三、基于建构主义学习论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视觉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目前国内外的《视觉心理学》专著或教材内容庞杂,在之前的教学中,我们专注于在有限的课时内将大量的知识快速地灌输给学生,最后,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无力消化这庞杂的知识,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一知半解,等考试结束之后,这门课提供给学生的“养料”几乎都流失了。与此同时,学生对这门课也逐渐敬而远之,形成了强烈的排斥心理。对学生的尊重是建构主义学习论的大前提,这种尊重首先体现在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重新调整教学内容。《视觉心理学》课在第六学期(大三下学期)开设,于是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前五个学期的专业课进行深入的调研,删减重复的内容,重新调整教学重点。比如,原来的教学内容里用六课时重点讲授光线,因为光线不仅仅是视觉产生的外部条件,而且对于视觉艺术来说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光线对视觉艺术的创作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早在大一、大二开设的《摄影技术与艺术》、《导演艺术基础》等专业基础课上就已经重点讲授过光线,另外大二下学期还开设了《照明基础》这样一门专门讲授光线的课程。因此,我们做了以下调整,第一,将课时从六课时减到两课时,删减掉重复的内容;第二,重点讲述光线在视觉艺术中起外部引导和内部引导作用的心理学依据,尤其是阴影对于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通过案例了解阴影在视觉艺术中的运用;第三,布置课后作业,通过学生阐述作业,教师讲评作业,教师学生之间的讨论复习巩固相关知识。重新调整教学内容之后,学生们能够接受到新鲜的信息,自然会对这门课产生兴趣,另外,在充裕的课时内,教师完全能够把过去的章节式通讲转变成专题式精讲,学生也有了充分的时间消化、思考,建构新的知识,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新型的案例教学模式 引入案例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晦涩难懂的理论,而且能通过介绍一些热门事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案例教学法备受广大教师的青睐。传统的案例教学模式是理论点―案例研究,即先介绍某个知识点,然后引入相关案例进一步说明该知识点。这样的教学方法只是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学生理解并记忆知识点,并不能刺激学生的积极性去主动建构新的知识,因此,学生获得的只是知识本身,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会得以提高。在多年的摸索中,我们把案例教学模式调整为案例――理论点――案例,即首先给学生抛出一个或多个案例,让他们利用已有的知识对其分析研究,教师只是给予一定的提示,最后分析出来的结论便是后面即将介绍给他们的新的知识点,有时候,以往的知识并不能将案例分析透彻,学生的思维即将进入一条死胡同,教师此时引入新的知识点便让学生豁然开朗。最后再补充多个相关案例进一步帮助学生巩固新的知识,并启发他们今后在创作中合理运用知识。比如在介绍韦伯定律之前,先给学生看了一个案例: 实验A:假设你所光顾的文具店计算器的价格是20元,而有人告诉你其他商店的价格是15元。 实验B:假设你所光顾的文具店计算器的价格是120元,而有人告诉你其他商店的价格是115元。 那么,在哪种情况下你会改变到其他商店去购买?在A实验中大约68%的人会换一家商店去购买,B实验中大约29%人会愿意换一家商店去购买。 然后让学生讨论可能是什么原因在同样便宜了5元的情况下,A实验中愿意换一家商店购买的人要远多于B实验中的人。同学们根据生活中的经验分析到可能是与计算器本身的价格有关,在A实验中,计算器只卖20元,如果便宜了5元,感觉便宜的很多,而B实验中,计算器卖120元,如果便宜了5元,也没觉得便宜太多,所以就懒得换一家商店去购买。于是自然而然地引出了韦伯定律,即对刺激物的差别感觉,不取决于一个刺激增加的绝对数量,而取决于刺激物的增量与原刺激量的比。最后再补充一些影视作品片段补充说明韦伯定律,学生们也明白了影视作用要在感官上震撼观众,就是要引起观众的视听感觉的差别感觉,不仅仅要增加刺激量,还要减低原刺激量。由此可见,关于韦伯定律的内容以及韦伯定律对影视作品创作的启示,不是教师传输给学生的,而是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并借助于教师的帮助主动建构的结果。这种能够刺激学生主动建构的案例教学模式不仅仅能够让知识的力量延续地更加长久,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主动建构中学会思考,并从中提升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三)PBL实践教学 PBL全称problem-base dlearning,它让学生们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在合作中解决问题,而教师只是给予一定的指导,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建构主义学习论。PBL已经在西方国家实践了四十多年,最近一些教育学家对其进行了包含了43项研究的考核。数据分析表明PBL虽然对于学习知识来说作用不大,但对于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方面收效显著。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EricMazur在他的课堂上尝试了以学生为中心的PBL教学方法,他给予了PBL高度的评价“Data obtained in my class and in classes of colleagues worldwide, i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settings and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show that learning gains nearly triple with an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the student and on interactive learning”(“在我的乃至全世界的大学课堂上,以及在各个学科领域中获得的数据,都表明以学生为中心的强调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收效是传统教学方法的近三倍。”作者译)。 鉴于PBL在国外课堂上效果显著,在这次教改中,我们也尝试着将它引进到视觉心理学的课堂上。在每堂课上我们设置了一些任务和问题,这些难题往往是同学们在之前都会碰到的。比如同学们在创作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不知道如何用具象的画面去表达人物抽象和捉摸不定的心理过程。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布置了以下任务:我们从一本小说中找出其中的几段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文字,让学生从中选择一段“翻译”成视听语言。在今后的每次课上我们会结合相应的内容给予一定的提示,比如在介绍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心理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心理就像个“黑箱子”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捉摸,但行为是外显的,很好把握。然后放映电影的片段,逐个分析演员的肢体动作。学生自然而然地就明白了在完成上面那个任务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设置好演员的肢体动作。此后每一次课他们都会获得新启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越来越多,最后在创作中提升运用视听语言表达的能力。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我们发现PBL在《视觉心理学》课程当中体现了以下几点优势:(1)学生们在短片的准备阶段会遇到各种难题,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就会回忆起课上的内容,慢慢尝试着利用它们去一一解决问题。当成效不错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这些方法对于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难题也有很大帮助时,自然就会明白这门课的意义了。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曾经在报告中指出“Ideas are best introduced when students see a need or reason for their use―this helps them see relevant uses of knowledge to make sense of what they are learning.”(“当学生明白学习的目的和原因时,他们就能更好地接受知识,也能够帮助他们使用知识进一步了解学习的内容。”作者译)于是,他们就会以更大地热情投入到后面的课程学习中并积极主动地建构所学的知识,这样学习效率和效果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2)建构主义学习论认为,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学习,可以使学生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顺应当前学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我们给学生布置的任何形式的任务,不论是拍摄照片和短片,还是以游戏的方式完成某个任务,其实都是在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甚至这些情境就是学生在生活和工作中某个真实情境的重现。逼真亲切的情境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动力和激情,而且通过亲身体验调动起他们全身信息通道的配合。我们学习是通过我们所看、我们所听、我们所尝、我们所触、我们所嗅、我们所做这六种主要通道,其中“我们会掌握阅读内容的10%,听到内容的15%,但亲身经历内容的80%”。由此可见实践才能出真知,这也是建构主义学习论的优秀内容,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PBL实践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亲身经历和体验的情境。(3)每个学生的天赋、兴趣爱好等各不相同,因此他们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并不擅长的地方。在准备阶段,学生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工。有的同学文字功底扎实,他们会带着其他同学一起去解读小说,仔细分析需要翻拍成短片的那句话,然后完成文学剧本。有的同学镜头感特别强,他们就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完成分镜头剧本。有的同学可能专业学的并不好,但是他们中有的平时喜欢收集一些小玩意,有的擅长手工,他们为片子提供和制作道具,有的擅长沟通,他们可以寻找拍摄场地,协调人员,等等。后来,学生们都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为任务的完成付出了智慧和劳动,从而在自我价值的体现和自足中获得了自信,这将成为他们今后在专业领域中不断奋进的推动力,这种力量是分数、奖学金等外在鼓励所无法匹敌的。另外,在与同学、老师的密切沟通、合作中,不仅原有的知识结构能够不断打破、不断完善,而且一些学生、老师的严谨、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也会影响到别人,从而形成一种互帮互助的良性的学习氛围。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个人到学校上学,不仅是为了取得一分知识的行囊,而主要是获得聪明,因此他的主要的智慧努力就不应当用在记忆上,而应当用在思考上去。真正的学校应当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要形成一个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有效的教学环境,首先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对人际交往来说,互相的尊重和欣赏尤为重要。在本次教改当中,我们做了深刻的反省,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教师往往处于一个比较自我的状态,没有充分顾及到学生的需求、想法与情绪,这是学生对这门课没有兴趣,甚至形成抵触心理的主要原因。建构主义学习论强调了学生在教学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建立和谐的教学当中的人际关系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只有当学生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才会认为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才能从中获得自信,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并建构新的知识。 视觉心理学论文: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研究 摘要:在室内设计中的充分应用视觉心理学,不但能够赋予人们创一个愉悦、舒适的生活起居环境,还可引领关联性产业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试从室内设计中充分应用视觉心理学来作为研究探讨。 关键词:视觉心理学;室内设计 视觉心理学具有着繁多的种类,按照细致化的分类,重点是指外部的影像以视觉来引致的心理层面的应激式反应,体现为从外部的反应向内心转化的过程。由于外部具有多样化的影像视图,而内心又具有繁复的心理活动机能,在两者关联并转进之时形成紧密性的联系,所以各不相同的影像视图在不同的人看来,其所以形成的心理反应也具有着差异性。 一、视觉心理学的特点 (一)优越性 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观感享受,人们较多时依据双眼来捕捉到外部事物而达成的。通常而言,在捕捉外部事物时人的视觉神经系统具有着两个重要的特点:(1)视觉系统在看到相对静止的事物之时,会在第一时间获取那部分处在运动状态下的事物;(2)在一种色彩绚丽事物与另外一种色彩暗淡事物相较,前者更多的会被人们所关注到,因为视觉心理学自身所独具的优越性,能够牢记住对事物产生的良好的第一印象。 (二)存在视错觉 通常使用双眼来对于外部事物进行接收时,较多的会受到光影和自我关联性因素的影响,所以有一些时候会对看到的事物形成一种视错觉影像。另外,在对有序水平图像进行观看时,通常一种宽广的空间感会呈现在人们眼前,在室内设计中能够应用镜面来映照房间,使之形成视错觉下的空间扩展的装饰效果,在现实当中的房间面积未发生改变,以此种空间扩展的视错觉设计,不但在视觉层面形成“大空间”的感受,而且还能增加生活的趣味性。 (三)达成视觉效果的取得 通常而言,人们能够对自我思想意识中的部分印象较为深刻的记忆场景作为更深层次上的图形的营造,也即为当代人所言的“大脑补充”,并由此取得整体性的视觉性能。从自我视觉的接收而言,视觉性能并非限定于显现特定的某一类事物,较多为在现时视觉性能的前提下来对于已经感到失去记忆的事物进行自我营建,从而取得整体性视觉性能的既定目的。 二、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秩序化 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期盼在生存环境中进行单一性和复杂性的生活方式在心理层面的切换,再次构建新的程序来填充视听的不完美之处。在单一性和复杂性内部获取一种居中的平衡点,使人较好的取得适宜性,能够最大化的满足人在心理层面的需求。第一、艺术形式的秩序化。在其体现的形式层面,秩序化的特点之一为简化构造,让其作为标准的几何形状,也即为在多样化秩序当中找出适时变进的规律。将室内设计的对象依据一定的内容进行排列组合,具有规律性的图形排列组合能够赋予房屋一种秩序感,设计风格简洁明快,彰显出设计的基本形态。第二、在秩序当中寻求变化。在室内设计中寻求一种相同性的对比与微小差异性的显现,即为在空间内部寻求相互对比形体、图形、品质、色彩等的诸多方面的对比等。但是对比必然需要以无序化的形式来体现,是构建于具有设计理念的冲突性之上的,在室内设计中倘若繁复的装饰全部墙面,则人的视觉就会分散,使人会感到不知所措,形成散乱化及无序化的态势,所以在室内设计中,必须在具有一致性的秩序下来作为适宜的相互对比。 (二)整体效应 艺术设计即为将各类形式因素按照形式内部规律作为重构。第一、整合与补充。在室内设计中形与形的接触与重合,都可看做是关联性的全部形式,疏密的布局联系即为以视觉整理后产生的差异性疏密体的相互对比效果。在完整性之外,还会有部分差异性的物体从其他环境里脱离开,被汇聚成一个视觉整体。第二、简化。简化作为视觉心理学的要求之一,在限定的领域内,视知觉能够将所有形式作为一种简易的构造式样整合而成。在室内设计中,“简约”二字的应用频率最高。简约涵盖了三层次含义:统一的内容与形式;构成的形态简单明了;设计形式具有明确性。所以在室内设计中需要多次应用形态的简易因素,比拟使用者的曾经的记忆性,充分应用模糊化的形体和图形来完成部分非常规情况下不容易达成的目的。 (三)节奏与韵律 第一,节奏。在室内设计中显示出的节奏,因为其具有不同或为具有比较性的形式有规律的多次产生,此种节奏是以其的实际应用性能为基础存在,节奏的主题有性能来作为界定,不同的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各不相同人对节奏,有着差异性的偏和爱,在室内设计中节奏应用是非常关键的。第二、韵律。作为节奏的较高形态层级的韵律,体现为容量、面积的多少、虚现与实在、纵横交错、相互重叠,色彩度、等诸多方面的变进来达成的。涵盖了完美契合的节奏。虽然韵律秩序感较节奏而言要弱,可是在艺术感染力方面节奏却比韵律强,在室内设计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节奏,而却只有在优秀的室内作品中才能够显示出韵律。 三、结语 总而言之,室内设计的终极目的是构建一个宜居的居住环境,为此,在室内设计应用视觉心理学是非常有必要的。设计师在设计当中,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是“完全以人的个性化需求为首要”,设计出更为宜居的居住环境。 作者:支林 徐霞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视觉心理学的主要特性 1.固有优越特性 心理学中,视觉在对各种刺激进行选择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其可自主优先选择部分具有特点的感官刺激,这些事物对于视觉感官来说更为突出,因而可被作为优先选择的对象。视觉在刺激的选择方面,其优越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视觉对于动态的刺激感应,相较于静态物体,具有更强的感觉性,其也通常更优先选择对运动物体的注意,且其感应速率非常快,能在物体运动的瞬间就能捕捉到。同理,当一个物体发生动静状态的转变,如突然出现或者突然消失等情况时,视觉也会对此做出优先感应。二是当物体在亮度、大小、外观及颜色等方面发生改变时,人们的视觉也会优先选择这一刺激,而忽略其他变化程度相对较小的刺激。由此可以看出,视觉对动态变化的、颜色鲜明的。以及新鲜的事物,具有更强的选择性。此外,对比差异大的事物,相较于差异小的事物,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节奏感强的事物,比毫无章节混乱不堪的事物,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①。 2.空间局限性 人的视觉由于眼睛结构的原因,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水平空间及垂直空间的局限性两方面。水平空间方面,人们大概可以看到36°左右的视觉范围,在这一角度范围以外的事物,人们不能有效捕获。同时在颜色辨别方面,人的视觉角度区间为30°到60°,对于标准视线2°区间的事物,人们对其具有最为精确的捕捉能力。垂直空间方面,其向上和向下的视觉感应的最大角度,能达到50°,而要想对视觉角度范围内的物体颜色加以辨别,该物体必须在人们视觉角度上下30°以内。以上都是理论视觉角度,事实上,人们的实际视觉角度比其要低很多。此外,视觉角度范围与人的姿势与专注度也有很大关系,站立姿势比坐姿能够捕获更大的视觉空间,人们专注某事物时比放松状态下能够看到更大角度范围内的事物。 3.视错觉特性 视觉的这种特性十分普遍,该特性也往往被人们广泛应用于住宅室内设计之中,给人们带来良好的视觉刺激。此特性的定义主要是,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由于视觉结构等因素,事物会反馈给人们错误的视觉感应。而导致视错觉情况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网膜及光学等。其中最为常见的视错觉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走廊错觉。其与Ponzo错视的原理相似。如我们在一个较长的走廊里行走时会发现,离我们距离更近的柱子或其他物体相比离得更远的柱子看起来更小,而事实上它们大小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透视视错觉现象。二是泽鲁纳错视。此形式的错视实质是给人们视觉上产生一种角度的错觉。如我们在欣赏新装修的住宅时,在观看其地砖时,会发现远处的地砖边线间存在着一定的角度,甚至还会出现边线变成曲线的情况,而事实上各边线都是直线,且都是相互平行的,这就是角度错视。此外,还有Wundt错视等。利用视觉错视,我们在进行住宅室内设计时,可以合理利用这一特性,设计出能够提升人们视觉享受及心理体验的家居环境②。 二、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情况分析 1.固有优越性的应用情况分析 视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其固有的优越性,因人们的视觉感官对动态运动的物体、具有明显差异对比及光线强的事物,具有更加优先的视觉选择及感应性。因而为了提升住宅室内设计的效果,可以在设计时充分利用视觉的固有优越性特点进行设计。如图1所示,在设计饭厅时,为了体现饭厅的生机性,给人以生动活泼的视觉享受,可以在饭桌旁边摆放一个处于不停运动的艺术品,一方面可以给人在视觉画面上以美的享受,另一方面其有节奏、有韵律的动态变化,能够有效吸引人们的注意,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从而使整个住宅环境充满生机与活力。此外,还可以结合色彩及光线等元素,来进行室内设计,创设良好舒适的室内氛围。如图2所示,为了营造一种温暖和谐的家居氛围,在室内装修时,可根据设计方案合理地选择材料搭配,然后再通过白红等色彩的合理搭配,以及室内不同区域光线的不同强度等,进行有效组合,不仅能给予人们视觉以强烈冲击,还有效对室内空间进行了隔断,实现主附空间的有效区分,避免了主附空间混杂的混乱局面,给人以一目了然的视觉感应的同时,也让人对主空间充满了万千遐思③。 2.空间局限性的应用情况分析 由于人眼结构的原因,人的视觉存在着一定的角度范围,因而在进行住宅室内设计时,应注意视觉空间局限性对室内设计的重要影响。我国在住宅设计时,对楼层高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这样便于人们在站立或坐姿下,能够尽可能地获得整个室内空间的视觉感应。而又由于在垂直空间方面,人们在向下的视觉角度范围要稍微大于向上的视觉角度范围,因而人们更关注天花板以下的部位,尤其是室内墙面和地面这两个最容易引起人们视觉感应的区域。在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设计时,能否做到有效搭配,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视觉效果的发挥及人们的舒适度体验。下面以电视尺寸与人的视觉关系为例,来说明视觉空间局限性特点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如图3所示,为了获得一个良好舒适的视觉体验,电视的中心位置应刚好位于人的水平视线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对电视机尺寸进行设计时,其长宽尺寸的比例设计一般是1:1.33或者是1:1.66,这样人们在观看电视时的舒适度是最佳的。此外,在电视机摆放高度上,也要进行合理设计。人们在观看电视时,一般是坐在沙发上的,因而电视高度的设计应处于人的水平视线上。 3.视错觉特性应用情况分析 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应用视错觉特性,就是利用视觉心理学原理,通过使人们产生视觉上的错觉,来达到良好的视觉感应效果,提升人们的视觉享受及舒适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视错觉特性可有效运用到室内空间的拓展方面。如针对楼层较低的住宅,可以通过在其墙面上张贴一些具有垂直线条的墙纸的方式,将其高度延伸到天花板,给人一种楼层增高了的视错觉;而对于宽度较窄的住宅,则可以在其墙面上张贴一些具有水平线条的墙纸,以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房间变宽了的错觉;在墙面和地面的设计方面,也可以通过色彩及颜色的深浅组合,达到改变室内空间的用心。如在地板颜色的选择方面,可以选择那些颜色较深的地板;在墙纸颜色选择上,可以选用颜色较浅的墙纸予以搭配。此种搭配设计方式,能够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使得室内空间得以极大地拓展。此外,还可以在厕所及卧室等房间中镶嵌一面镜子,一方面在视觉上可以给人一种房间变大错觉,另一方面还能增加房间的亮度,给人舒适的感觉。如图4就有效利用了视错觉特性,不仅增添了书房的情调和乐趣,而且淡雅恬静的设计还创设了一种轻松安静的氛围,有利于人们的思维创作。由以上可以看出,视觉心理学知识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有效应用,能极大地提升设计质量,给人以良好心理体验,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加大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有效应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者:郝婷 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住宅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应用 摘要:本文主要对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进行探究,具体是结合现代生活中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升,以及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内应用之时能够创设出温馨氛围的实况,对视觉心理学具体应用进行概述,希望其在建筑领域获得更大的应用空间。 关键词:住宅;室内设计;视觉心理学;实践应用 住宅室内环境优良的情况下,室内功效才会充分发挥出来,采光效果固然也是良好的。基于人们借助视觉采集外界信息资源的实况,住宅室内设计者合理应用视觉心理学所取得的效果是可观的[1]。如何将视觉心理学有效的应用在住宅室内设计进程中,这一直是众多住宅室内设计者探究的专题,本文对其实践应用展开论述。 1空间局限性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基于人体视觉在角度上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实况,所以在对宅室内设计环节中,视觉空间也应该体现出局限性这一特色。国内楼层高度在规划之时融入一些制约性因素,宗旨是使人们在坐立之时对室内空间形态产生良性的视觉效应。对住宅室内垂直空间设计结构进行分析,明显的发现下端的视觉范围大于上部,所以住宅用户对室内地表与墙面的设计情况赋予了很大的重视度。室内空间环境规划者一般在对墙面和地面区域进行设计时,尤为重视两者间的协调性,从而确保居民身心上获得舒适感,形成良性的视觉效应。根据个体心理需求对住宅室内空间环境进行规划设计,在此过程中要遵循细化原则,每个空间功能性质通常与个体居住行为方式相关联,从而满足他们多样化需求。当然,各个功能区域在规划设定之时应该体现出明确性,设计者应用恰当方式划分范畴,以达到隔绝视听干扰目标。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应该合理的运用室外空间,从而使住宅室内部门功能区域实现拓展目标,这样个体将会获得更为宽敞的居住环境。例如住宅南侧可以作为客厅或者是卧室空间延展的部分,被设计成书房,茶室等。还可以应用多样化色彩,从而满足个体多样化心理需求,例如卧室可以选用淡蓝色等宁静类色彩,餐厅的色彩风格应该是暖色调,老人房设计之时多采用黄灰色,从而营造一种怀旧氛围。 2视错觉性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把视觉心理学的视错觉特性运用到住宅室内设计过程,是对视觉心理学有关原理的借鉴,从而使让人们在视觉方面形成错觉,此时视觉效果被进一步强化,强烈性视觉冲击感随之产生。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者在对室内环境进行布局设计之时,要将视错觉特质性充分的发挥出来。可以对具有垂直线条或者是细碎图案特点的墙纸,采取粘贴到低楼层住宅墙表的对策,并将其连续性张贴至天花板上,横线条的布置,能够使人们在视觉上产生“室内空间变宽”这一错感;对于色彩较暗地板的住宅,可以将色彩清淡优雅的窗帘或者是壁纸布置于内,此时居民在色彩强度上形成视错觉,并且居住者也形成了“室内空间变高”这一错觉[2]。此外,可以将一面墙壁镜设置在住宅室内中,从而将室内场景布局清晰的呈现出来,此时人们感到房间宽阔明朗,同时也产生“室内景象丰富化”这一视觉效果。 3固有优越性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这一特性可以被视为视觉心理学体系中关键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眼睛能够及时的感受与择选出光线强烈、对照性显著、具有延展性特点的物质。将固有优越特性运用进住宅室内设计过程中,在强化设计效果方面体现出巨大的实效性。当个体身处住宅室内空间中时,能够抓住他们眼球的是那些自体感兴趣事物。例如,走进一个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精致的吊灯,但是人们的视线很快转移到窗台周边,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一是由于人们被自然光吸引,可能是因为某些艺术品被安置在窗户周边,其散发出浓烈的艺术气息,美学价值也是极为显著的,留住了人们预要移开的脚步。再者,个体视觉具有向光性特色,明朗的方位在凝聚人们注意力方面体现出巨大优越性,所以在对住宅室内环境进行设计之时,可以采用诱发人体视觉产生的色彩或者是材料,创造出温馨舒适的氛围,从而使其产生视觉上的效应。还有,住宅室内环境装饰的过程中,也可以以视觉心理学为基点,对不同材质与色彩进行合理的组合配置,使其在空间中不同位置产生的光线在强弱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也达到虚拟化分割室内空间的目标。采用该种设计方式,有效的规避了主体与附体空间出现杂乱现象,从而也使人们在视觉上获得强烈的冲击感。当然,在室内环境中合理的布设家具,暖色调装饰品的安置,可以使观赏者在视觉方面获得快感。总之,固有优越性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住宅室内设计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4结束语 总而言之,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过程中的应用,可以大幅度的强化视觉效果,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家居质量方面提出的需求。也就是说视错觉特性、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性的应用,可以为人们带来全新的情感体验。室内空间设计者在对环境进程规划设计时,始终要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其中,从而使室内空间彰显出现代化设计风格,为人们创设出优质化家居环境。 作者:聂晶晶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的应用 摘要:室内设计是人类通过设计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纽带,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工作。当室内设计引入视觉心理学的概念后,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和设计角度。文章主要对当前的视觉心理学与室内设计进行介绍,并详细叙述了现代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如何应用等内容。希望对从事室内设计相关的人员有所帮助。 关键词:室内设计;视觉心理学;错觉 1视觉原理 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会受到经验、情绪、意愿等的影响,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看到的对象整合,分出主次,方便大脑进行处理。视觉法则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诞生的。 1.1格式塔心理学视觉法则 格式塔心理学视觉法则说的是视觉判断,与经历有关系。如果看到的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有差距,那么我们内心就会产生抗拒的心里。眼睛会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进行推断,在整合成我们最终“看”到的样子。 1.2完型法则 主要内容:①图与底,利用视点的不确定性,经过巧妙的经营,产生画图与底正负关系的转换;②对称性,虽然左右上下并不完全相等的图形,但由于视觉上的偏差,会产生感觉上的对称;③群化原则,相似性,如果不同的事物在大小、形状、颜色等特征上有相似的部分,我们通常会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同样的东西;闭合性,一个有闭合趋势的不闭合图形,很容易将他们看做闭合的图形;连续性,如果将不连续的图形的断开部分遮挡起来,视觉上经常会误认为它是连续的;④完型倾向性原则,相属的两部分易被组合,反之容易被隔开。这些法则都是室内设计中经常会遇到的法则,尤其是视错觉,经常在建筑的造型和空间设计中被很好地利用起来,行程很独特的视觉体验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如果能巧妙地利用这些法则,那么室内设计的视觉效果将变得丰富起来。 2视觉心理学的特性 2.1固有优越性 在心理学里,视觉会对各种视觉刺激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一定的优越性,会优先选择一些具有特点的刺激。这些部分对于我们的视觉来讲是更突出的,因此会成为优先选择的对象。这种优越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视觉对于动态刺激的感觉要强于静态刺激,就像我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动态的事物而非静态的事物。这种选择非常迅速,可以在物体运动的一瞬间捕捉到。如果一个物体发生了动态与静态两种状态的转换,视觉也会对这种变化优先做出感应,比方运动的物体突然停止或者消失;②当物体的外物特征发生变化时,视觉会做出优先的感应。比方物体的颜色、形状、大小、亮度等发生变化,我们很可能会忽略其他方面的变化程度相对较小的刺激。视觉对动态的和变化的、新鲜的事物所造成的刺激会优先选择去感应。差异大的事物根据有吸引力,节奏感强的也容易被感应。 2.2空间局限性 眼睛结构限制了我们对空间的感受。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的感受。在水平空间,视角基本上只有36°左右,在这个范围外的事物,视觉捕获起来较为困难。对颜色的辨别则稍微宽一些,视角的区间在30~60°,对于标准视线2°之内的物体,有着非常精准的捕捉;在垂直空间方面,眼睛的上下视角最大能达到50°,不过这些都是理论值。另外姿势也影响着视角范围,站立状态比坐下的视角更广。 2.3视错觉特性 视错觉特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室内设计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通过这种特性的应用,可以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视觉刺激。视错觉指当我们在观察实物时,由于视觉结构等相关影响因素,产生错误的视觉感应。比方常见的走廊错觉,在一个长长的走廊中间,往往会发现距离我们近柱子比离得远的柱子要小一些,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再比如则鲁纳错视,在看远处的地砖时,会感觉远处的地砖边线间有着一定的角度,甚至将某些线看成了曲线,实际上,它们都是相互平行的线条。利用这些错视,可以设计出对人们视觉又良好刺激的居住环境。 3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指根据建筑的环境和用途,使用各项技术和原理进行设计,建造舒适合理,满足人们心理和生理双重满足的室内环境。它是一种为了创造更适合人们居住的环境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室内设计的理念,其最根本的是以人为本,与我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十分的契合。室内设计主要是为了人的居住,当然也逃不开对人差异性的研究。好的设计就要在设计的过程中全力关注人,将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室内设计是新型的学科,未来室内设计人性化自然是这门学科的最终的归宿。设计师要通过设计来解放人,使人的生活环境更加的任性,人的身心更加的健康。视觉心里学的应用也是室内设计人性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室内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应用 4.1固有优越性应用 视觉心里学的固有优越性是期重要的特性之一,我们对动态的物体或者具有鲜明差异的物体,或者光线强的事物有更加优先的视觉感应。如果将这一点充分运用到室内设计上,就能给人视觉上带来美的享受。比如设计饭厅,为了凸显饭厅的生机,可以放置一个处于运动中的艺术品,一方面,视觉上有一种没得感受;另一方面,有节奏的变化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让整个环境充满活力。另外,还可以利用起来光纤和色彩等因素,通过对材料的合理选择,再加上颜色的利用,不仅可以冲击人的视觉,还能有效地对空间进行布局和改变,让空间有了层次感。乔治•卡内考曾经在罗森菲尔德住宅的设计中采用了一个残缺圆,作为墙壁装饰,这样的一个装饰就会让人浮想联翩,视觉上也会看向缺口的位置,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4.2空间局限性的应用 眼睛结构限制了观察事物的角度,因此视觉总是有着一定的角度范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也可以充分的影响室内设计的方式。我国的住宅设计规定了楼层的高度,这不管是站立还是坐下的姿势,都能够尽可能的感应到整个室内。垂直方向上,人们向下的视角范围稍微大于向上的视角范围,这样的结构就使得我们更多的会关注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墙面和地面。因此对于这两个区域,要进行有效地设计。合理的对这两个区域进行搭配,能给人们带来舒适的体验。比如电视,为了有一个较好的视觉体验,电视的中心位置一般都设计在坐下时视线的水平位置。在比如客厅,我需要对沙发正对的墙面进行设计,这是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眼睛最长时间停留的地方。如果将墙面上挂上了电视,那墙面的其他位置就不能设计的太易被感应,这样有一种主次颠倒的感觉。卧室睡眠和休息是主旋律,因此卧室的设计要通过不同个体休闲的中心来设计,比方小孩子就主要围绕着游戏和玩耍来设计。对地面的突出,可以通过地毯或者拼花等方式,突出地面的效果,对墙面,也可以通过浮雕或者工艺品来创造一个视觉中心,突出墙面。 4.3视错觉特性的应用 视错觉特性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利用了视觉心理学的原理。通过一些设计让人们产生视觉上的一些错觉,从而达到好的视觉效应,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在视觉上的享受程度和舒适程度。室内设计中的空间拓展,经常会用到视错觉这一特性。例如,如果住宅的楼层较低,可以通过贴一些有垂直线条的墙纸到墙面上,甚至可以将墙纸延伸到天花板上。这样就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楼层变高的视错觉,增加舒适度;如果是宽度不够的住宅,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贴一些水平线条的墙纸到墙上,让视觉上产生一种房间变宽敞的错觉。墙面和地面的设计,也可以通过一些颜色的深浅或者不同色彩的组合,从而达到让人们产生室内空间的被改变的错觉。比方在地面上,选择深色的底板,墙面上又选择浅色的墙纸,这样的方式就能让视觉上产生极大地错觉,房间很宽敞的感觉。放一面镜子在厕所中,立即会让人感觉房间增大了,还能提高亮度,从而提升使用的舒适程度。如果层高较低,可以通过放置一些高度较低的家具,以免挡住墙壁,从而让居住的空间显得比较大。放置装饰画或者风景照片,要选择色彩淡雅的又具有很强透视感的,不仅能让室内的景象好看起来,还能在视觉上“增大”房间空间的感觉。尤其是风景画,给人一种一眼看不到边的错觉。像色彩,红色橙色等颜色被称之为暖色调,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蓝色绿色等颜色作为冷色调,就有一种清新和寒冷的感觉。如果色彩亮度较高,就会给人以空间很大的错觉;如果色彩亮度很低,就会给人以空间变小的错觉。卧室经常选用暖色调,而办公场所则经常会选择冷色调。高亮度的窗帘、家具等,就会让居住者自己觉得房间很明亮。我们还可以用灯光和镜子等来改变空间结构。灯具如果是嵌入型,就会让人们觉得天花板有一种向上提的错觉;如果是一些吊起来的灯具,就会让人们觉得天花板再向下降,设计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另外,材质的不同,也会让人们有不同的错觉,如果界面光滑,就会给人一种远的错觉。还可以通过镜子来调节空间,如果在狭长的室内,在墙壁的一侧放上大镜子,使得房间变得宽阔起来;对于景深浅的房子,又可以通过合理的放置镜子使房间看起来气派。 5结束语 室内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居住环境,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满足精神需要。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设计本身的质量,还能提升生活质量,让有更好的生活体验。因此将视觉心理学应用到室内设计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者:赵榕树 单位: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前言 作为现代住宅室内空间设计的重要理论,视觉心理学能够依托视觉表象向居住者传递一定的文化观念,甚至使室内人员产生一定的心理共鸣。尽管视觉心理学应用优势较为明显,但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究其原因在于未正确认识视觉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更无从谈及利用其指导室内设计。因此,本文对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视觉心理学主要特征分析 从视觉心理学特征看,其具体表现在视错觉、图形构建、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性等方面。以其中固有优越性为例,通常无论在任何环境中,视觉第一选取的内容以最突出物体为主,该物体会在运动中出现较多变化,如亮度、色彩或形状等,其容易吸引人的眼球。从视觉心理学角度出发,一般陌生新奇事物、色彩明亮事物、运动中的事物以及韵律感较强的事物,都会被人们所关注。由此可见,视觉本身如同无形手指一般,当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都会体会到视觉中的多彩世界。再从空间局限性角度看,有以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般水平区域中,正常人视区保持在60°左右情况下,可识别区域中颜色。而垂直平面区域中,若以0°表示标准视线,那么人在该区可辨别颜色时,应保证超出视平线30°。此外,不同身体姿势下视觉空间也极为不同,如处于坐卧状态、站立状态,其在最佳视区上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视错觉,可将其理解为在信息被视知觉感受器接受情况下,出现的视知觉带有一定的歪曲性特点。以走廊的设计为例,一般人们在远处看走廊中的柱体时,发现两个柱体大小不一,但实际上柱体大小相同,这种Ponzo错视便为视错觉的一种表现。另外,视觉心理学在特征上也表现为图形构建性方面,其作为重叠现象的产物,一般两个物体重合后,由于视觉难以获取被挡住物体信息,所以更急于对全貌进行把握。如折线、曲线二者舒展变化、水平线与垂直线不同方向伸展等,这些都可作为图形构建性的体现。 二、室内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运用研究 1.室内设计中固有优越性的体现 室内设计中,对于固有优越性的运用,首先可考虑在室内引入动态艺术品,这样进入人视线的主要以韵律感、流动性为主,空间能够为人创造活龙活现的视觉效果。其次,室内空间设计中应考虑明亮物体的的应用。以室内设计中的吊灯为例,其通常会成为人的第一视觉。但需注意的是这一观察过程一般较为短暂,室内窗户附近很可能将人的视觉转移,原因在于窗户附近自然光纤较强,所以室内设计中应认识到向光性部分往往为吸引人的重要部分。此外,固有优越性运用下也表现在材质与色彩方面,室内设计中可考虑对主空间、附属空间采取不同的色彩设计方式,或考虑在主空间中设置相应的隔断,目的在于使人能够对隔断后的空间产生遐想。 2.室内设计中空间局限性的运用 视觉心理学特征下,空间局限性也可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视野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求设计中以垂直面视野范围为依据,确保下面视角能够大于上面视角。整个室内空间中,人的视觉多会集中在天花板以下,尤其地面与墙板最为明显。墙面一般可与地面家具维持一定的呼应关系,所以设计中可从该方面着手,有利于视觉效果的整体提升。再以宽银屏电影设计为例,设计过程中也需将空间局限性特点表现出来,如将屏幕高宽比控制在1:1.13,其可使人处于视觉舒服状态。 3.室内设计中的视错觉与图形构建 室内设计过程中,一般竖线若以有序重复状态存在,其将会人带来增高空间之感,其便是视错觉的具体体现。以低矮住宅为例,可考虑在墙纸上进行设计,将细碎图案、垂直线条设置于墙纸中,并保证其在高度上控制到天花顶出,这样带来的视错觉将以空间高度增加为主。而墙纸若以横向线条为主,其带来的视错觉将表现为加宽居室空间。假若室内空间以狭长形式为主,可考虑将镜面设置于侧面墙中,其目的在于使室内景物都可反映出来,能够为人带来鲜明生动、空间宽敞的感觉。另外,在图形构建性利用方面,其在室内设计中表现极为明显,主要可利用相应的图形构建,为人带来较多的遐想。通常利用图形构建性过程中,以图形重复、图形叠加方式最为常见,如在卫生间设计中,以洗漱用具特征为依据进行不同装饰图形的构建,如方块形,在此基础上使该装饰图形以叠加、错落的形式呈现,既满足使用功能要求,也可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结论 视觉心理学的运用是提高室内空间设计效果的重要途径。实际应用中,应正确认识视觉心理学表现特征,包括视错觉、图形构建性、空间局限性以及固有优越性等,在此基础上将这几种特征具体运用在空间设计中,其能够为人带来良好的视觉效果。需注意的是实际设计中需注意,无论采用哪种设计方式,其创造的视觉效果都应以乐观、阳光特性为主,避免使人产生消极阴沉之感,这样才可达到视觉心理学应用的目标。 作者:秦慧涓 孟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体现方式 摘要: 对室内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体验方式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通过优化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的体验方式,进一步完善室内设计方案满足人们视觉心理的需求,提升空间生活质量,为室内设计提供设计依据,从而实现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价值。 关键词: 室内设计;视觉心理;体现方式;研究整合 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中,室内空间的设计需要全面提升其整体品质,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对心理学的需求。由于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是视觉,因此设计人员在室内设计中,需要将视觉效果的认知作为基础,运用视觉心理的整合理念,结合室内设计方式,进行精神性、地域性以及民族性艺术元素的运用,为室内设计提供依据,从而为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1视觉心理学的基本特点 1.1自固体的优越性特点 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美的需求也逐渐提升。通常状况下,人们的视觉神经系统在捕捉外界事物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对于静止的事物,人们的视觉系统会受到正在运动事物以及场景因素的影响;②对于颜色艳丽的事物及场景,人们的关注度会提升,也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室内设计中,需要注意心理学本身的优势性,充分展现出视觉心理的自固优越性[1]。 1.2空间设计的局限性 在视觉空间局限性因素分析中,空间设计所呈现出的状态并不是局限性的,但是人的眼睛在水平方向的视觉范围为120°时,会将眼睛中线作为基准。通过对垂直方向的分析,设计时,可以将视平线上50°,下70°的距离作为室内设计的重点表现区域,从而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 1.3视觉心理中的错觉特点 在对外界事物分析中,容易受到光影、眼膜以及自身相关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因此,在室内场景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人的视觉错位问题。人在观看有序水平图像时,往往注重视野的广阔性。因此在室内设计中可以利用镜子,使人产生空间扩大的错觉,满足人视觉上的享受[2]。 2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体现原则 2.1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觉理念 在对视觉判断以及阅历感受分析中,需要在不同方面认识的审美取向,通过对所处环境和接受信息等内容的综合性分析,从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在视觉艺术分析中,需要明确视觉心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服务对象的整合分析,将室内空间的视觉结构进行调整,充分满足格式塔心理学的概括能力。因此需要做到以下原则:①简化原则。在格式塔心理学分析中,需要通过对区域的分析,进行简单化、平衡化以及规则化的组织整合,全面提升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②整体原则。在格式塔分析中,通过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充分保证室内设计的科学性[3]。 2.2室内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完形法则理念 主要原则:①图与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通过对视觉中视点不确定性和巧妙性的经营管理,提高对图与底正负关系的转换,保证室内空间设计的安全性;②对称性原则。在上下左右图形分析中,充分保证室内空间设计的对称性。在空间实质性设计特点确定中,保证视觉设计的优秀原则;③群化原则,在群化确定中,需要做到以下内容:首先,相似性。在相似性原则分析中,使用室内设计中的多种理念,通过对室内空间设计特征的分析,心理学对大小、形状以及颜色等综合性因素的确定,进行空间设计相似性原则的整合,提升室内设计的基本价值;其次,闭合性。在倾向性室内空间设计中,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完整性的图形,保证室内设计的视觉心理设计理念;④完形倾向性或良好完形原则。通过对相属问题的分析,可以保证空间设计整合的基本需求,保证室内心理学设计的基本原则。 3室内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体现方式 3.1室内设计中的错觉性运用 室内设计需要注意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通过视错觉特点的分析,可以提升心理学的认知理念,使人们在该种背景下产生一定的错觉,增强空间的视觉性体验。同时,对于室内设计人员而言,其作为空间设计的基本内容,可以充分利用视错觉性理念来表达设计需求。例如,将垂直线运用到墙面设计上,提升空间高度的视错觉。在室内地面以及墙面的设计中,可以通过颜色、光线的利用,营造良好的空间氛围,提升空间的整体亮度,从而使人们产生房屋变宽敞的错觉。 3.2室内设计中空间局限性运用 人们的视觉存在着一定的角度特点,因此在室内设计中,利用人们的视觉会受到角度范围的影响,通过对视觉空间局限性的分析,提高室内空间设计的合理性。在垂直空间设计中,其向上的视觉角度需要向下调整。在对室内地面以及墙面设计整合中,需要关注墙面以及地面区域的效果设计。例如,在电视机尺寸设计中,需要将电视中心位置与人视水平线进行整合,保证室内空间设计的科学性,满足房屋设计的心理需求,提升室内空间设计的优秀理念[4]。 3.3室内设计中的优越性运用 通过对室内空间设计原则的分析,需要将心理学特点作为优秀,提升固有性的室内空间设计特点及优秀原则,且在视觉心理学应用分析中,需将视觉优先感以及选择性强的特点作为设计优秀,认识到空间设计中的差异性因素,满足室内设计的动态化原则。通过室内设计,选择固有性的优越性,强化设计效果的整合特点,保证室内设计的基本需求。又如,在餐厅设计中,为突出餐厅设计的生机性,提高人们的注意力,并给人以美的感受。在餐厅设计中,需增强室内光线,对不同设计手法进行整合,实现材料与色彩的合理搭配,保证不同区域光线强弱的合理性,从而保证空间设计的理念,避免空间光线混杂现象的发生,确保室内空间设计的整体效果的和谐,提高人们对的环境的满意度[5]。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室内设计中,为了实现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价值,需要将心理学的特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将视觉错觉、图形构建以及空间局限性等因素更好的运用到室内空间设计上,从而为人们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同时,在此基础上,也需要通过对室内视觉体验的分析,更好的总结视觉心理学的价值及运用手法,从而达到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优秀价值。 作者:陈慧 单位:广州红川林设计有限公司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实践 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给人们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生活环境。本文主要介绍了视觉心理学的特点以及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其中包括对住宅室内空间结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住宅室内设计行业迅猛发展,设计理念不断创新,设计涉及到的学科不断增加,提高了住宅室内设计的质量。在这过程中,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视觉心理学的主要特点 视觉心理学,作为一门普通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学科,能较好地解决逻辑形式同非逻辑形式、形式同视觉间的特殊关系,其产生本身属于一种从客观向主观逐渐递进、深化的思维活动。视觉心理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固有优越性 人们看到一个景象时,会优先发现色彩鲜明或正在运动中的事物,这就是人们的视觉选择。相较于静止事物,运动中的事物更容易被发现;某一物体开始运动或者形状、大小、颜色等发生变化均会比没有任何变化的物体更快进入人们视线;相同物体颜色鲜明的比昏暗的更引人注目;一定空间内刚放入的物体比一直存在的物体更吸引人的目光;有序排列的物体比杂乱摆放的物体更让人感觉舒服。视觉心理学本身固有的优越性,可以让人们牢记对事物的第一印象。 2.空间局限性 人的视野因为眼睛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视觉的可看范围在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都有一定的角度限制,超过这个度数视野内的事物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一点也看不清,这个角度大约在上下或者左右共120度左右。当然,相对于坐着,站着看到的范围更广,集中精力看某一点时也会比轻松的观看更清楚。 3.图形构建性 人们视野中的物体不可能永远是全貌展现的,有的物体会重叠放置,有的物体会按顺序放置,导致在视线范围内只能看到物体的一部分结构以及外观,但是人们看到熟悉物体的一部分就可以在脑海里补全物体的整体,这就是视觉心理学中所说的图形构建性。 4.视错觉 视错觉是指人们对事物进行观察时,受到光影、眼膜、视觉结构及其他自身因素的影响,对外界事物产生错误的视觉感应。视错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被应用于住宅室内设计中,给人们以良好的视觉感受。常见的视错觉有很多种,这里主要介绍一种走廊错觉。在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时,人们通常会觉得走廊中离着较远的柱子或画像等比近处的更高或更大,但是其实远处、近处的物体大小都是一样的,这只是一种视错觉。 视觉心理学在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浅谈 1.固有优越性的应用 固有优越性是视觉心理学的特点之一,说明人们的视觉对运动中的物体和颜色鲜明、对比强烈的物体会优先选择感性。这一特性被很好地应用到了住宅室内设计中。例如在设计餐厅时,为了让人们在餐厅就餐时有很好的食欲,可以在餐桌旁边放置一个动态的摆件,餐桌的桌布可以用颜色鲜明的布料,令人感觉餐厅充满活力,积极向上。人们对家的感觉一般都是温暖舒适的,在住宅室内设计时要科学合理地选择材料搭配,一般使用暖色调装饰,合理布局家具,给人们以温馨的视觉感受,而且室内设计一般会分几部分隔断,不同空间设计不同结构、装饰等,让人们对住宅空间存在多种想象。 2.空间局限性的应用 人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后都会先观察四周,在了解环境内的大体情况后,会集中注意某一点,但是因为视野的局限性,不可能对空间全部了解,所以在对住宅进行室内设计时应注意空间局限性,设计几个颜色鲜明或动态的物体,吸引人的视线。因为视觉的空间局限性,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房间一览无余,会对一些地点关注较多,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应注意分清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比如在客厅中,人们一般坐在沙发上的时间多,那么沙发对面的墙壁设计就应比沙发后面的墙壁设计重视,可多添加装饰物,但是如果沙发对面墙壁前放置电视,那么电视周围的墙壁设计不能吸引人的视线,以免与电视相冲突。另外住宅室内设计可以根据居住的不同群体,进行不同的区域划分,并进行相应的设计。家里有小孩子时,可以在客厅划分一个游戏区域,该区域内地板可以铺带有图案的地毯,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因为孩子的视线有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地板上。 3.图形构建性的应用 在住宅室内设计中,图形构建性也有广泛的应用。如乔治•卡内考在罗森菲尔德住宅中的设计,作品中残缺的圆形,视觉会根据经验得出它是圆的一部分,设计者用缺口的圆做装饰,给人留下片片思绪和遐想的空间,让人浮想翩翩。人们在看到图像的部分结构时,总会根据缺口联想到物体整体,这就是视觉的导向效果。 4.视错觉的应用 视错觉应用于住宅室内设计,就是基于视觉心理学原理,通过人们视觉上的错觉设计住宅,提升人们的视觉享受。在住宅内设计运用视错觉,可以有效拓展室内空间。例如,在楼层低的住宅内,可以在墙壁上粘贴一些带有垂直线条的墙纸直至天花板,在人的视觉感官里会觉得楼层增高了。另外,住宅中一般会在卧室和卫生间里放置一面镜子,不仅可以给人们房间空间加大的错觉,还可以增加房间的亮度,提高舒适度。结语视觉心理学应用于住宅室内设计中,可以提高视觉效果,满足人们对家居质量的要求。但是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设计出令居民满意的住宅。 作者:薛青 单位: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现代人对房屋室内装饰装修越发重视。毫无疑问室内设计是房屋建筑投入使用前的关键环节,现代室内设计中人们不仅关注的是结实耐用、美观大方,更注重精神追求。室内空间是人类长时期居住的环境,影响着身体健康与心理状态,涉及到精神主体的精神变量协调性和稳定性。为了使室内设计满足受众心理需求,应在设计中积极融入视觉心理学,以提高设计水平,使设计满足受众视觉需要与心理需求。 一、视觉心理学 视觉心理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分支,指外界影像通过视觉器官引起的心理机理反应。这一心理变化过程是由外而内产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外界影像信息非常丰富多样,信息量大,而内心心理机能复杂,所以二者联系建立非常复杂。人类心理变化与视觉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视觉信息具有直观性,人类大脑处理的信息大部分来自视觉器官,但这些视觉信息会对人心理产生影响。例如,人们看到美丽的花,会觉得心情愉快、开心。而看到枯萎的花,则会感觉到凄婉。另如,中国人看到龙画像,会觉得吉祥,认为自身是龙的传人而感到自豪。而英国人则讨厌看到龙画像,觉得龙是邪恶的化身。且人心理状态不同,看同一场景,产生的心理变化也会不同。曾有很多心理学家曾针对视觉思维与心理展开过研究。例如,钱家渝、阿恩海姆等学者,都认为视觉影响着人思维活动,能够体现思维的运动特征。显然这些研究分析已证明了视觉信息对心理的影响。 二、室内设计的基本功能 室内设计是现代建筑投入使用前必须要进行的重要环节,影响着室内空间环境与建筑功能发挥,指根据室内环境相应标准与室内使用性质,运用建筑美学和物质材料技术,创造出一种优美、舒适、合理,能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的室内环境的设计活动。不经过室内设计的房屋建筑,不仅缺乏艺术美感,且会影响到室内空间的正常使用,一些建筑基本功能实现都与室内设计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室内设计在实现建筑基本功能的同时,更赋予了室内空间精神元素。在室内设计中必须要符合生态、健康、美观的要求,控制对有害化学材料的运用,要融入生态设计理念,提升室内环境质量,考虑到微观环境、宏观环境设计要求。具体设计内容涉及:装饰、家具、门窗、灯光、水电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强专业性与复杂性。并且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室内设计中使用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这使得室内设计逐步走向了艺术化、现代化、智能化,设计风格越来越多。 三、视觉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应用 通过前文对视觉心理学的分析,可以知道视觉信息影响着人类的心理变化,为了使室内设计结果满足业主心理需求,提升业主生活品质,在室内设计中应积极融入视觉心理学理念。学者鲁枢元曾针对人心理变化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展开研究,他认为同一精神主体在不同层面的不同表现就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人类心态健康状态的好与坏和精神主体肉体健康状态也有着直接关系。从室内设计的室内美观性要求来看,就是为了满足业主视觉审美需求,从而通过视觉需求的满足来,进一步满足心理需求。因此,具体室内设计中应基于视觉心理学理论,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构建一种符合视觉与心理需求的和谐室内空间,来促进人体的身心健康,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业主渴望轻松自然的室内环境。为了营造这种视觉效果,满足视觉思维需要,设计应突出人本思想,以生活为主题,以满足人类活动需求和心理需求为前提进行科学设计。室内环境视觉效果的构建需通过装饰材料来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室内装饰材料对视觉思维和心理状态影响差异较大,产生的视觉效果也有很大不同,所以材料选择必须慎重考虑。例如,暖色室内装饰材料能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而冷色则给一种人宁静、宽敞的感觉,颜色的主基调应满足室内使用要求,符合业主性格特点。图案选择也非常重要,图案对视觉思维影响最大,是引起视觉心理变化的主要因素。图案是赋予室内空间个性的主要因元素,能增强室内空间艺术气息。各类特殊图案的运用,还能点缀室内空间,使室内空间显得更加完整,对于气氛营造有着很大帮助。例如,中国传统纹样的应用,就能增强室内文化气氛,彰显主人身份地位,起装饰美化作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喻意性。融入“图必有意,意必吉利”的理念。此外,室内装饰品的运用也非常重要,也能对主人心理产生直接影响,一些特定装饰品,能体现主人性格,同时能激发人们的联想,给人带来不同精神享受。例如,一些书画的运用,营造了一种文雅气息,能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此外,一些绿色植物运用,能缓解人们的视觉疲劳,其美化作用满足主人视觉需求的同时,还能净化室内空气,调节室内温度与湿度。各类装饰材料的运用,大大提升了设计效果,满足了业主心理需求和视觉需求,使室内环境得到了优化。 结束语 室内设计影响着居民心理变化。因此,在设计中应考虑到业主心理,融入视觉心理学理论,合理运用各类装饰材料,来营造室内空间,突显生活主题,提升室内空间使用价值与艺术价值、观赏价值,使业主心理得到满足。 作者:陈广涛 曹东旭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视觉心理学论文:视觉心理学在厨房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于厨房设计也越来越重视。本文简要的介绍了视觉心理学相关知识,主要就视觉心理学在厨房设计中影响最多的色彩、造型以及材质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视觉心理学;厨房设计;产品设计 引言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五花八门的厨房产品以其各自不同的形式展现给消费者,面对这么多的产品,这么庞大的信息量,消费者们能够真正印象深刻,并引发他们兴趣的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产品设计是围绕“人”去展开的,而“人”百分之八十的信息都是来自于视觉,因此在满足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也要注重产品的视觉效果给人的感受,视觉是信息传达最有效最直观的途径。通过研究视觉心理学,分析出视觉心理学在厨房设计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具体体现,才能够更加有效的进行信息的传达,这样的厨房设计才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和认可。 视觉心理学 视觉心理学是研究视觉与思维以及心理活动的一门学科,研究的是视觉与思维的特殊关系。它是一个细化的分类,主要是指外界影像通过视觉器官引起的心理机理的反应,是一个由外在向内在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复杂,因为外界影像丰富多变,而心理活动也不可捉摸,所以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连接和转化时就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要了解人的认知过程,整个过程首先从感觉到知觉,再到观察,记忆,思维,最后到达抽象,所以认知事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视觉的抽象活动是视觉的创造活动。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去欣赏或使用感受是不同的,同理,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使用心理机能的反映也会大不相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就是一个典型的视觉心理学的体现。视觉心理学在产品上的体现更为明显,由于每个人喜好不同,在颜色和形状上的选择也会大相径庭,这是人们在接收到事物的同时大脑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判断。 厨房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分析 厨房设计是指将橱柜、厨具和各种厨用家电按其形状、尺寸及使用要求进行合理布局,巧妙搭配,实现厨房用具一体化。橱柜,厨具的设计都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而工业设计的优秀是产品设计,在产品设计中,构成整个产品视觉形象的基本元素包括了色彩,造型,材质,表面处理等多个方面,其中与视觉产生相互作用最大的主要是色彩,造型与材质三方面,这三方面在产品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上更为直观。 3.1厨房设计中色彩方面的视觉心理分析 人们之所以能看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视网膜上的锥体细胞,锥体细胞能感受色彩。不同波长色彩的光信息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通过视觉神经传入大脑后,经过思维,与以往的记忆及经验产生联想,从而形成一系列的色彩心理反应。 首先是色彩的冷暖感。暖色调和冷色调的整体橱柜颜色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觉,当然色彩本无冷暖感,是视觉色彩引起人们对冷暖感觉的心理联想。橱柜的整体颜色呈暖色调,会让人产生温暖,热烈的感觉;冷色调的整体橱柜会让人觉得理智、平静和寒冷。例如红色,红色波长最长,感知度最高,穿透力较强,是我国的传统国庆色彩。红色的橱柜或厨具让人感觉兴奋热情,但是长时间使用会让人感到烦躁和焦虑,会存在一定的危险隐患。相反蓝色优势在于让人感觉镇静、平和,劣势是会让人在烹饪的过程中提不起热情,无法充分享受烹饪的乐趣。 其次是色彩的软硬感。色彩的软硬感主要来自色彩的明度,也与纯度相关。高明度的色彩让人产生质感较“软”的感觉,相反低明度会觉得相对较“硬”。 再次是色彩的华丽、质朴感和活泼、庄重感。色彩的三要素对色彩的华丽、质朴感和活泼、庄重感有关系。明度高、纯度高的色彩和变化丰富、对比强烈的色彩让人感觉华丽、活跃,相反则感觉质朴、庄重。 3.2厨房设计中造型方面的视觉心理分析 厨房设计中的造型包括橱柜的造型,厨具的造型和各种厨用家电造型。好的家电产品造型不仅仅是塑造“型”的本身,而是通过“型”之间的关系让人构造出一个有意味的心理联想。 在这里简单就厨用家电的造型进行分析: 以抽油烟机为例,老式的抽油烟机造型方正,线条硬朗,体积较大,给人感觉笨重、压抑、危险。近些年的抽油烟机,造型都偏轻薄、小巧,形态有了一定弧度,虽然是机器,但通过造型的改变打破了人—机之间的关系,让使用者和机器之间的界面逐渐缩小,从最早冰冷、生硬的使用感受转变为舒适,又充满活力,这体现出了形态的意指功能。分析研究消费者的视觉心理学,意指功能才能够得以实现,这使得产品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被使用者接收到,从而更能充分发挥产品的使用功能。 3.3厨房设计中材质方面的视觉心理分析 厨房中充满了工业产品,当代工业产品中的材质多种多样,包括金属、玻璃、陶瓷、塑料等材质在产品中随处可见。材质中的“材”指的是各个部件所选用的材料,“质”指的每种材料的质感,质地。材质的内涵性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们对于材质的感受,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感受,这些感受来自于视觉、嗅觉、触觉等方面,而材质的自然属性和人工属性也影响着材质给人的直观感受。 例如整体橱柜的表面材质,多为人造石、大理石、防火板等几种。人造石是用非天然的混合物制成的,如树脂、水泥、铝石粉等加碎石黏合剂,人造石表面细腻,给人传达出使用起来舒适、流畅的感觉;大理石质感光滑,让人产生坚固、耐用的感觉;防火板的面板是金属板,金属给人的感觉冰冷、结实。厨房地板的材质主要是石材和瓷砖地板。石材的感觉是坚硬、干净;瓷砖地板分为上釉和不上釉两种,看起来光滑,整洁。墙壁材质有塑胶壁纸、木板等,壁纸给人感觉柔软,安全,木板让人觉得质朴和典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视觉心理在厨房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色彩,造型和材质的这种心理反应带有情绪性的表现,受观察者年龄、性别、性格、文化、职业、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厨房设计中,要先调查消费者的具体情况,研究消费者心理,了解消费者的显在需求和潜在需求,才能做出适合每个消费者自己的专属厨房。 视觉心理学论文:浅析视觉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人的感觉有很多种,触觉、嗅觉、听觉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视觉,人是视觉性动物,可以说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由视觉所决定的,视觉还会影响其他感觉的变化。在当代社会中,园林设计在城市建设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以说视觉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无论对园林建造还是设计课程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这种全新的尝试,将给城市园林设计带来质的飞跃。 关键词:视觉心理学;园林设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娱乐品质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都在采用园林式设计,改变了以往枯燥乏味令人畏惧的单纯楼房建筑,园林设计一时间在各个地方都流行了起来,它不仅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了美感也更加为一座城市带来了环境上的突破和进步。 1.什么是视觉心理学?视觉心理学为园林设计带来的改变 视觉心理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它不仅仅是心理学的范畴在摄影、建筑等方面也被广泛的运用,可以说视觉心理学也渐渐的成为了一种艺术。 1.1视觉心理学的定义 什么是视觉心理学?简单来说就是视觉器官在接触到外界影像的时候所引起的心理机理的反应,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心理机能同外界影像一样极其复杂,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外界的影像越是丰富多彩,内心机理就越是瞬息万变,随着外界的变化,心理感官也在不断的改变,甚至影响着人的心情和感情,不同的人在看到相同的外界影像或者相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外界影像都会有心理机理不同的反应。例如:看到公园里百花盛开,有的人会觉得心情舒畅世界美好,而有的人却会觉得颜色太多惹人烦杂。这就是视觉心理所造成的不同,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感官也对美学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的摄影师、设计师喜欢研究视觉心理学的原因。 它不仅包含了普通心理学,还包含了诸如认知科学、视觉艺术、建筑艺术、人工智慧等多种知识,可以说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视觉心理学运用到了园林设计当中,使得原本就充满了美学概念的园林艺术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起来,可以说视觉心理学对现代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充满了影像。一个简单的面试,也可能因为视觉心理学而带来很惊奇的结果。 视觉心理学包含了许多方面的概念知识,例如眼睛的构造、情感的构造,这其中还包括对颜色的研究和轮廓的构造。眼睛在转动时,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不同的,也造成了我们看待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不同的角度看东西也都不相同,例如网络上疯传的老人与妇人图,不同的角度图上呈现的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是青年妇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角度上的视觉心理学;而色彩视觉心理学也常见到,例如世界上有名的梦塞尔色立体,就是利用色彩的明暗色调差别,设计出的立体图,这些都是艺术上的经典之作,他们都运用了视觉心理学的技巧。 由此可见,视觉心理学的运用是多么的宽泛,可以说凡是有设计有影像有色彩的地方都可以运用视觉心理学,它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学科艺术。 1.2视觉心理学为园林设计带来的变化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对美的感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穿衣打扮上,更重要的是对周边环境的感受。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对于美的追求,各个城市都在争先恐后的改善城市环境,其中园林的设计建造变成了主流模块之一,而在园林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比例越来越高,而视觉心理学也在潜移默化中为园林设计带来了一些变化。 园林设计不再是单一的建筑设计 以往的园林设计就如我们看到了每一个老公园一样,有山有水有花有草,但是总是缺乏一些新意,没有新意的园林大概可以比喻成以前的园林设计,但是现在的园林设计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一些新的元素都掺入了视觉心理学的概念,例如南京玄武湖曾经办过的视觉地画,运用视觉心理学的概念所做的园林平面化,却看起来像立体画一般,充满了乐趣,前来观望的人不计其数。 园林设计的色彩不仅仅只是多,而是丰富 多和丰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丰富让人觉得饱满而多却让人觉得很乱,加入了视觉心理学的园林色彩丰富而有内涵,在夜晚原本你以为草地里的地上投出的是倒影,但实际上等你走近一看原来是因为色阶和色调的不同而作出的效果,既新鲜又好看,而且也给园林设计带来许多好的意境。 节省了园林设计的材料和时间 视觉心理学的一大特点,是利用人们的感官去影像人们的心理机理的感觉,原本空旷的园林让人觉得枯燥可是在加入了视觉艺术效果以后,在视觉心理的作用下,只用了一点点的材料也会感觉到很饱满且多彩。例如公园里其实只有一种树,却因为这些树的排列、每一条路的数量的不同,让人觉得好像置身在森林里面一样,看似有很多个品种实际上只是一个品种的衍生,这些都是因为视觉心理学给大家带来的神奇感官。 2.园林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 人类想象中的世界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然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可以说,人们之所以会想象,是为了将自己身处的环境和理想的环境结合起来,在很多园林设计中的视觉心理学的应用,就利用了这点,凭借着设计师的独特设计,刺激人类的感官,让人们在设计者的设计中充分的与理想结合,感受到舒适和愉悦。 2.1园林设计中视觉心理学的应用 (1)利用简单的影像发散创造性思维 园林设计师们往往希望自己的设计可以打动欣赏者,人们在公园里散步、在庭院里休息、在广场上放风筝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所处的空间就是自己希望的空间。设计者们往往就会利用很简单的图形、规划来让群众感受到这点。例如人们渴望绿色的环境,所以设计师们就用绿叶和树来作为装饰品,打造出让人们觉得自己置身在世外桃源的感觉,只是简单的一些排列和布置,就可以满足这点,利用简单的影像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人们看到公园里假的牛群在真的草地上“吃草”就会幻想自己站在草原上,享受草原的无限宽广,当我们躺在地上闭上眼睛对着蓝天,就真的在里面了,这就是视觉心理学所造成的效果。 (2)建立一个私密或半开放的空间,让人更加舒适。 人们渴望一个私密空间,简单说来人们在看书、休息、听音乐或者空想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空间是只属于自己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我们的环境,几个亲密的好友在一起聊天也好,或是与家人团聚也好,所以设计师常采用围合的方式来进行设计,其实那还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只是当人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却会觉得很安全,觉得自己被保护着,可以感受一种自我的环境里的感觉,这也是视觉心理学所造成的影响,城市广场上的冠荫树、公园草坪总会出现的亭子和半开放的结构都造成了这样的视觉效果。 标志性的视觉心理学 在园林艺术里面,尤其是对外开放的园林总会有其标志性的建筑,例如我们找一个公园找了很久,无论怎么着也找不到,可是当我看到远处那片大大的园林标志的时候就会异常兴奋,因为那告诉我们目的地就快要到了。这就是园林设计里所呈现的标志性的视觉心理学,通常设计师们为了美观和显眼,会将标志性的建筑或者园林标志做成立体的,园林设计大多用红色或者绿色来表达,这样当人们看到这个标志,心理会涌出一些兴奋的感觉,这就是视觉心理学的效用,它所表达的‘很快就会到达’以及‘那就是目的地’的讯息,带给了人们快乐和放松的感觉。 3结束语 总而言之,视觉心理学运用在园林设计中,无论是对于设计师的发散思维、创新设计还是对于观赏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具艺术美感的事情。使人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设计学和心理学的博大精深,也更加乐在其中,从而享受到绝对的舒适和愉悦。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上网应对措施探究论文 关键词:新世纪大学生上网状况思考对策 摘要:新世纪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他们必须具有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大学生面对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他们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思想观念、社会交往、活动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分析新世纪大学生在网络时生的诸多变化和改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更好地建立校园网络教育阵地,引导大学生的网络态度和行为,并借助集体的力量,对青年大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新世纪开局,互联网以其信息的丰富性、专门性和快捷性等特点席卷了全世界各个角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到2000年6月30日止,上网人数达到1690万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6%。可见,大学生是上网人群的主要阶层,他们猎奇心理极强,乐于接受新信息,他们通过上网开拓了思维空间,培养了创新意识,扩大了交往范围,网络生活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同志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中国大学生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必须具有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这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因此,了解大学生上网状况,及时有效地运用网络这个第四媒体的作用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新世纪的一个战略课题,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带着这样的问题,于2001年6月至9月,对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等四所大学的计划内本科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共发放问卷370份,问卷回收率95%。其中男性大学生233人,女性大学生117人;汉族大学生200人,少数民族大学生150人。问卷的内容包括大学生对上网所持的态度、上网花费的时间、网络中人际交往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及大学生对现代媒体的利用状况等。 一、新世纪大学生上网现状互联网在大学生中已十分普及。有的同学讲:“如果一周内上不上一次网,就感觉少了一点什么。”另有同学讲:“是互联网使我们的大学生活不再单调乏味,不再是三点一线了。”互联网使大学生从枯燥的理论学习中解脱出来。有的同学说:“上网让我很兴奋,在网上很自由,一点儿忧虑也没有。”可见,互联网深受大学生喜爱。 77%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加强了与远方朋友的交流和沟通。”互联网成了连接大学生与他们的老同学之间感情的桥梁。有50%的大学生认为上网没有妨碍他们的学习,没有任何影响。有55%的人都选择在休闲时上网,有17%的人选择随时上网。被调查大学生中每学期支付上网费用在200元以下的有80%,只有15%的人上网费用在200~500元之间,有5%的人达到500元以上。大学生中每次上网目的很明确的人占71%,而漫无目的、准备在网上消磨时光的人只占28%。说明上网成了他们意识明确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网络这种媒介接触的积极主动性。300多名被调查者中有54%的人一周上网时间不足5小时,有46%的人一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诺曼尼的一项网上调查表明,每周上网超过5小时的“网民”已经成为轻度的“网络偏执狂”。而本次调查的这些46%每周上网超过5小时的“网民”,有40%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大一的学生较之大二、大三的学生,更愿意在网上寻找知音,更多地求助于网络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阻碍。 有一位大一的学生讲:“一进大学校门,一切都和高中不一样了,身边没有父母的督促和约束,同学又来自全国各地,性格、习惯差别很大,班主任几周也见不上一次面,似乎我已经被世界遗忘了,而只有到网上我才能体会到乐趣,我一上网就有一种被别人承认的感觉。”另一位大一的同学说:“上网玩游戏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有一种群体的感觉,比班里同学们平时在一起有趣。”被调查的大学生在面对电视和上网这二种媒体的态度时,有54%的人首先选择上网,42%的人选择电视,这正说明了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电视在我国的普及也不过才20多年的时间,可在新一代的大学生群体中很快被淘汰了。但是,在他们写论文搜集资料时,将杂志、报纸排在第一位的有63%,排在第二位的有52%,有20%左右的人都将网上提供的资料排在第三位,说明网络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学术信息量。88%的大学生从未有过网上购物行为,个别学生认为:“没有必要网上购买,因为害怕网上宣传和实际不符合。”大学生对于网上聊天热情很高,调查中发现,90%的人都认为网上聊天有必要,但是,有56%的人认为网上聊天的内容要有所保留,约35%的人认为要开诚布公、直抒己见,只有8%的人认为可以编造。有80%的人认为与聊过天的陌生朋友没有必要通电话或相见,只在网上聊聊足矣。有59%的学生认为聊天室内要遵守公德,不能侮辱他人,否则,要采取踢出聊天室的处罚,另有20%的人认为聊天室内侮辱他人无所谓。每一个学生都申请了QQ号,这样,他们相互联系快捷、方便、省时。一些同学认为,和过去老同学聊天是一种享受,也只能和他们说说真话。一位同学讲:“如果和陌生人聊天,性别无所谓,反正也是乱侃,不会讲真话的。”大学生上网常爱访问的网站是新浪、搜狐、中国人,而对校园网却只有5%左右的人访问。原因是“校园网站没意思、信息量少、没新鲜感”。说明校园网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学生常爱玩的游戏是帝国时代、红色警戒和反恐精英,这些游戏只有在网吧或自己配置的电脑上才可以玩。调查显示,上网玩游戏的人数只占34%,66%的人上网还是为了收发E2mail和浏览信息。 二、新世纪大学生上网状况分析互联网以其独特的运作模式、生存状态和机制特质成为大学生群体的生活一部分,通过互联网,大学生知识的积累更加迅速,记忆效率大大提高,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然而,互联网又是一柄双刃剑,要一分二地看待,它既有大量进步、健康的信息,也有不少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黄色的内容,对于新世纪的大学生来说,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一)互联网对大学生群体的积极正面影响 1.互联网的运作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与传递互联网就是国际信息互联网络,是集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于一体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它能使个人随时随地将文本、声音、图像、电视信息传递给设有终端设备的任何地方、任何个人,信息异常丰富。它的更新周期以分钟计算,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的信息容量,大学生只需手持鼠标轻轻点击,就可以从一个网点到另一个网点。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信息,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望,也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有目的地浏览信息。互联网使大学生由单方面听老师讲课获取知识和信息到自己有选择地去择取信息,完全由被动地位变为主动地位,还可以就某个信息发表所思所想。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量非常大,没有人能说清楚Internet上究竟有多少内容。互联网的这种广容性和共享性,使大学生可以在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比如,教育网站“洪恩在线”就提供有大量的英语类的视听材料。 2.互联网的生存状态特点为大学生喜闻乐见预计到2005年,互联网用户总人数将达到10亿人,互联网开始全球化的趋势十分迅猛。大学生可以超越空间、时间的限制,通过文字、声音、图像在这个网络上将自己和他人联结起来,只需手指轻轻一点,世界尽在眼前;可以自由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可以围绕相关问题和一群人讨论,可以展示自己的思想、才华。一些大学生认为,只有在网上才可以有自我发展的机会,才可以有与人合作的机会,有了更多的被相关的人或组织了解的机会。所以,他们渴望上网,特别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人际关系的建立仍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渴望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渴望曾经拥有的友情。同时,近几年内,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人数越来越多,由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单一和封闭,导致他们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征,他们需要被了解、被谅解。所以,很多大一学生选择上网,一方面与过去的老同学能说说心里话,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里感受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存在的价值。这也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上网次数多的原因之一。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还在于它的多媒体化。传统的授课和传统的媒体只能有一种形式,而互联网是集声音、文字、图像、数据等各种媒介为一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操作方便、容易更改、内容运动变化、交互性能好、视听效果优的特点,在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注意力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据笔者访谈,一些大学生说:“上课记笔记太枯燥了,一节课下来写得胳膊都酸了,似乎我们都成了速记员。有些课不用记笔记,但是,一节课总是无法维持注意力,我们上课感觉太累了。” 3.互联网的机制特质实现了大学生的多元化交往,丰富了他们的感情世界传统的交往方式要受到地缘、血缘、业缘和亲密交往关系的制约,交往的层次仅限于特定的、封闭性的内部,缺乏包容性。而网络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克服了传统交往的刚性约束,大学生可以参与到网上任何感兴趣的话题、问题中,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实现了点对面的交流,可以跨地域、跨距离、跨种族、跨性别地进行网络空间内的沟通。大学生网上交友十分普遍,每个上网的大学生都有一个“交际圈”,在这个圈内,通过屏幕上的字母和语句他们相识,有些学生甚至十分羡慕《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男女主人公,梦想自己也能找到网上恋情。因此,他们不是带着烦闷的心情上网,而是每次上网都兴致勃勃。他们对网络的依赖很强。原因在于,在网上可以找到知音、知己,可以向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人倾诉火热的感情,这种新鲜感,远比近距离的同学之间的聊天更刺激,更令人怦然心动。 (二)、互联网对大学生群体的消极负面影响 1.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模糊互联网里没有政府,没有制约,身临其境的大学生在这里可以按自己的原则说任何话,不需要对谁负责任,在网络里,他们可以了解到他国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如果一个大学生政治思想不坚定,就很容易丧失道德标准,接受西方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特别是腐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大学生群体正值青年初期,尤其是大一学生,上大学之前,两耳不闻窗外事,在题海中奔忙,进入大学校门后,时间充裕,他们开始寻求真理,涉猎广泛的知识,定位新的行为模式。随着进入网络的机会和时间增多,感受自己从未看过、听过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想容易动摇,容易偏离主流文化,盲目地听信西方国家的一些有意识的传播,销蚀原有的伦理基本标准。 2.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缺损网络中的人际交往,质量难以保证。在一般交往中,人们不仅要借助语言,还要辅助以表情、体态等非语言系统来了解对方,而在网络中,双方交往只依赖一连串的符号、数字,甚至双方连性别都难以知晓。因此,网络中的人际交往缺乏基础,是一种虚拟的人际关系。在网络中沉迷的时间过长,会减少与外界的人际接触。笔者访谈发现,有些学生晚上上网,白天睡觉,晚上再上网……形成恶性循环,没有时间和周围人接触。他们过分地眷恋和依赖于网络,与现实中的人缺乏交流、沟通,表现为对周围人际接触的冷漠和对远方人际接触的主动和热情。调查中有25%的大学生与本班同学交往感到不投机,他们经常性地与机器交流,难以理解现实中人的情绪变化,心理承受能力会变得很低,对他人及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真正成了“隐士”,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得很严密,现实中的人也无法接近他,久而久之,便会产生与现实群体的隔阂,对老师、同学的冷漠,失去了对真实群体的归属感,因而也会缺乏为集体和他人投入和付出的献身精神,变得极端自私。 3.认知的单一化和感受性降低互联网具有极大的信息存储量和传播量。大学生一触网,就会浏览到丰富多样的信息,他们会感受到网上的神奇与精彩。然而,人的注意是先指向后集中的,由于注意指向于网络继而集中到网络上,这样,对外界其他媒体的注意力一定降低,抑制了与注意无关的活动,特别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抵触最大,对传统的说教提不起兴趣,甚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网上信息,这些信息容易造成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饱和”状态,即浏览的信息越多,感受性越低,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任何信息也记不住、记不全,感觉完全封闭了,难以容纳有关的信息量。而且,大量的未消化的信息残留在潜意识中,干扰了思考新问题,阻碍了创新行为,严重时会出现心理上的反弹现象,导致对其他信息置若罔闻。调查发现,有61%的学生离开网络后,脑海中仍然浮现上网的内容并有头部晕晕沉沉的感觉。有58%的学生有错估时间现象,他们感到上网的时间过得很快,丧失了对时间的感知。 4.社会责任感扩散有调查显示,一些平时不善言谈的大学生,在网上却十分活跃积极,互联网满足了他们的发表欲望和评价欲望,为他们情感的苦闷提供了宣泄的适当场所,因为,在网上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将我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用一个虚拟角色来代替我,从而将内心深处不加修饰的“我”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网上虚拟空间的匿名,会导致产生责任模糊。所以,大学生在网上完全行使了他们说话的权利,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任,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没有人会追究“我”的责任,视自己为旁观者,导致产生责任的推诿和扩散,在现实中就容易成为我行我素、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不考虑他人的评价和感受的极端利己主义者。 三、新世纪大学生上网状况的思考与对策 (一)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正确认识互联网的双向性,开展思想教育工作高等学校是培养和造就人才的摇篮。新世纪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新世纪的战略任务。青年大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极强,他们爱国热情很高,同时,他们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不深,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十分必要。这项工作不仅是个别领导干部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几个两课教师、辅导员、团干部的责任,而是每一个高校教师的职责和义务,高校的每一个干部教师必须要端正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在课上、课下注重自身素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鼓励大学生上网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们对网络的一些言论、信息进行分析,引导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提高识别信息、认识问题的能力。 (二)健全和丰富校园网,建立校园网络教育阵地校园网络要以精彩的动感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吸引大学生参与,要组织一批思想素质过硬、有经验、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学人员在校园网站和大学生开展对话,回答青年学生的问题,指导他们的行为。可以开设心理聊天室,帮助学生解决心理上的矛盾,缓解学习中的压力。要使校园网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校园网上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有意识地各类信息。要组织学生定时地接触校园网,将德育课、形势与政策等第一课堂与网络相应结合起来,专门设置网络课堂周活动,开展网上匿名对话、匿名讨论,摸清学生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活动。 (三)重视引导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网络态度与行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上网的时间要比其他年级大学生多,他们的大学生活与中学迥然有异,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他们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十分有吸引力的网络。在此间遨游,摆脱了前二年因高考而带来的紧张感,更由于无家人监督和约束,上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大学一年级是步入大学这所象牙塔内的第一步,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首要环节,此时期态度和行为十分重要,能为大学生今后在大学的发展和学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化早期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大学生在一年级期间也是大学四年级乃至今后工作生活的关键时期,是青年大学生伦理道德标准建立的关键期。大学对一年级新生的网络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关系到大学教育的成败。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上网更多要采取鼓励加引导,而不是一味去堵,高等院校要将大学一年级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化的重中之重。 (四)借助班级和社团文化,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青年大学生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个体,需要引导,如果一味地依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势必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每个大学生都隶属一个群体和组织,可以利用集体的凝聚力、约束机制来强化青年大学生的积极行为。在班级、社团里,组织一些对青年大学生关心的问题的探讨,通过班级、社团有意义的野外活动,增进现实中人与人的理解和合作,使青年学生自觉寻找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摆脱虚拟人际交往的局限。班级、社团要有意识地提供一些知名网站,并宣传这些网站的优越性能,组织讨论由这些网站而来的信息,形成一种自我而无形的集体约束力,使青年大学生跟从集体行为,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蚀,猎取符合主流文化的信息,并运用信息和创造信息,真正成为网络时代的弄潮儿。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关于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管理方式的几点建议 摘 要 本文对大学生教育管理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对大学生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90后”进行了特征分析,来象征新一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对新时代的大学生提出了新的教育管理方式。 关键词 “90后” 大学生 教育管理 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90后”,那个人们眼中追过杀马特,性格各异、独立的群体,那个人们眼中的“叛逆少年”。“90后”这一代人已经长大,已经步入了大学,不久那些所谓的“00后”也即将进入大学生活,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更加科学的教育管理,而不能一味的延续之前的教育方式了。当然,随着“90后”踏入大学校园,进入社会,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大学生自杀、网吧猝死、打架斗殴各种现象也层出不穷。面对这样一批全新的、思想各异的新鲜血肉,我们需要更好、更全面、更科学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管理。 1当代大学生的特征分析 (1)“90后、00后”群体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关爱,每个都是父母心肝宝贝,与此同时他们也就在成长的路上遇到更多地挫折和困难,也受到更多地禁锢。同时,他们由于被呵护的太好,也变得更加被动,总是被更多地约束着,每一个决定都得收到更多地争议与约束也就让他们变得愈加“叛逆”。并且他们的适应应变能力也不够,这就容易让他们因为恐惧和不安而走向极端。 (2)“90后、00后”群体成长在一个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也是社会转型和信息化时代。这个群体越来越喜欢网络这种封闭与虚拟世界中的沟通交流,而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越加沉默。这代人的思想情感流露大多呈封闭式,与同学之间也缺少足够的沟通交流,也越来越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中,这种现象久而久之在步入社会的时候就会使其心理压力愈来愈大,各种心理问题突发。然而在认知方面,他们敢爱敢恨,善恶分明,可是有时却无法真正的辩是非。 (3)“90后、00后”群体受到了更多更完善的教育,其家庭教育水平也较之更为高一些,这就让这个群体有了更多自己独特的见解认识和对事情独特的分析方式。伴随而来的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冲突,这就更大增加了学校教育管理的难度,也就需要更加科学、完善的教育管理。 2大W生教育管理的必要性 书本教育往往只能获得理论性的教育,它只能告诉大学生理论上是怎样的。有时候,书本教育往往阻碍了学生的思考,阻碍个人的实际能力和心智的发展。有一位名人也曾经说过“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一种超乎书本之外的只有通过细心观察才能获得的处世智慧。”而全面的大学教育可以使人更富有方向感,全面的教育不仅仅包括书本教育,还包括了实践教育,通过多种活动实践来让大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而更加科学全面的管理则可以培养大学生更严于律己,更加自立自律。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现状,其“90后”群体容易剑走偏锋,就需要更多地心理疏导,更完整的教育管理。 3大学教育管理的新方式 3.1阶段式的教育管理 大学生从步入校园的那一刹到离开的一瞬间,从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到成熟稳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要走过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对他们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 第一阶段即入学教育阶段,大学生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一个新的环境需要去适应,大学生也开始独自生活,这就需要教育者开展各种讲座,举行各种活动来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更好地成长。 第二阶段即确立目标阶段,当大学生开始了一段时间的生活之后,他们适应了新的生活,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稀松平常,就会产生一种空虚感,这时候就需要教育者来告诉他们,他们该有新的学习生涯规划了,确立学习目标;也该开展更为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提高自己的能力。 第三阶段即提升能力阶段,有了之前两个阶段知识的总结,经验的积累,大学生也开始出现了分层,这就需要对不同层次的同学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通过辅导员找其谈话,学生干部树立榜样,学生之间相互帮助来实施教育管理工作。 第四阶段即就业阶段,大学生涯步入了晚期,开始为前程各自担忧,这就需要教育管理者来对他们进行心理压力的疏导,进行就业前指导和当前的就业前景分析和建议,通过请专家开讲座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教育。 第五阶段即实习毕业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就意味着大学生要在实习之后迈出自己母校,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这时候就需要教育者为其提供更多地实习机会,帮其做好毕业离校工作,文明离校,在离校前给其多灌输一些社会的生活方式,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3.2科学的教育管理 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管理要采取更加科学的方式。大学生无论文化素质还是思维方式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对他们的管理方式就应该更加科学。教育管理的中心在于以理服人,尤其是对于高素质和高教育的当代大学生,大学生的教育管理要有导向性、普遍性、预防性和针对性。要在工作中给他们传输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做到以务实为主,防患于未然。确定教育管理贯彻到每一位大学生身上,做到尽可能的平等。 3.3民主的教育管理 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有独立的思考方式,对此,教育者应该采取民主的教育管理方式。增强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淡化强制管理和单项管理,实现民主化管理。对此,教育者在管理大学生的同时要多听听大学生的心声,多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现状,多听取他们的建议,做到走进学生中去。多开展座谈会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更好的管理学生。当然民主化管理并不意味着单单听学生的话,也得与制度相结合,取其可取之处,决不能一味听之任之。 3.4规范化的教育管理 规范是一步一步完善和总结出来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多年的大学教育也存在着其内在规律。规范得有,更得按要求实施。但是规范不可一层不变,规范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完善,需要不断地总结。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得按规范来实施却又不可按部就班。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懒惰”思想的危害及其纠正策略 [摘 要] 懒惰思想、懒惰行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日趋普遍,尤其在大学生人群中更加严重,影响制约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形成和人生目标实现,如何消除这一障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去完成,找到懒惰的根源,采取有效的手段,彻底消除懒惰带来的危害,激发出大学生奋发有为的拼搏动力,为实现民族的共同梦想调动每一个大学生的全部力量。 [关键词] 新大学生;懒惰思想;勤俭朴素;奉献精神 一 大学生懒惰思想不能忽视 与其说是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学生的思想,不如说是技术产品所包含的巨量信息内容吸引了大学生,恰好满足了大学生渴求新奇、便捷、实用、高效“不出家T便知天下事”的心理诉求。大学生应该明白,再先进的技术也是人创造的,来自于人的聪明智慧,是经验和推理判断创新的结果,因进入新的领域具有了强烈吸引力,在深度吸引中大学生往往理性退后,感性主导,逐渐进入痴迷状态。然而,懒惰问题的出现成为困扰大学生的大敌,首先是因为大学生是家庭的掌上明珠,父母的疼爱过分延迟了大学生独立的脚步,衣食住行几乎替子女包办。其次,在对待网络问题上走极端,刚开始接触,看到有的大学生因为痴迷网络不能自拔,家长教师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看待,想方设法阻止接触,但越阻止越推动大学生的好奇心,而当认识到网络的妙用后就全盘接受,再不去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使用网络。 网络游戏因其新颖独特逼真具有让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啃老族”宅男宅女的出现便是生活观改变的产物,贪图享乐,厌恶或是害怕劳动造成的畸形例子。懒惰是人的本性之一,表现为无精打采的游手好闲,它是大学生干事创业最大的敌人。解决它最有效方式是热爱劳动,出力流汗。网络文化所暗示的新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传统意义的社会精神具有差异性。新颖的人生价值灌输于大学生的头脑中,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左右大学生的人生行为,对大学生的理想树立,道路选择产生深远影响。以前需行千里才完成的事不必走路几句话搞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时间,却养成部分大学生懒洋洋的习惯,不愿社交,不愿出门,不愿活动的懒惰习惯成为常态,懒惰习惯的养成使那些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又想过富足生活的人开始想入非非,借用娴熟的高科技手段,欺骗那些对互联网相对陌生的用户,以非法骗取他人财产为目的,完全背离了人类技术进步的初衷。 二 不择手段的索取是危险源 为更好的生活占有索取是人之常情,但脱离动物界的人类逐步建立起一定的规范,制约着人性肆无忌惮的贪婪横行。道德思想的传承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实施,帮助人类从混乱无序走向秩序文明。大学生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大学生的思想是否先进、理想是否远大,道德水准高低决定社会生活的质量水平。享乐主义思潮的日益严重,懒惰行为的普遍存在是人类进步思想的大倒退。大学生因懒惰自私自利,因欲望更加自私,难以大有作为,懒惰改变了良好的生活习性。一方面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人们更加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善物质生活,但思想教育工作的滞后导致问题频发:紧张的生活节奏,高消费的刺激诱惑,房贷等等的压抑,迫使大学生疲于奔命,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各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纠结一起,争夺大学生的思想阵地,掀起的焦虑、浮躁、急功近利思潮汹涌澎湃,成为大学生进步的最大障碍,迫使大学生放弃脚踏实地的精神,选择自我实现的捷径,走上危机四伏的道路。 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高技术性使大学生特有的冲动、任性得以充分的宣泄张扬,绝对利己主义,投机心理的作祟扭曲了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无论工作学习一切以个人利益为目标,为达目的即便牺牲他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造成网络欺诈案例层出不穷,所为者竟然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危害了国家的社会稳定,造成诸多家庭的贫困,惹得天怒人怨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本应志向高远,理想伟大,努力学习知识,掌握高新技术,时刻准备为人民贡献一切,却借助互联网干一些不法勾当,着实可悲可叹。互联网是科技进步的必然趋势,每个人都有接受和享受的权利,尊重社会公德的基本标识是互相尊重,共创美好未来,大学生尤其要带头,“一个互相尊重和自我尊重的公民所组成的共同体,将会是一个通讯自由受到极大尊重而且最为尊贵的社会。”追求个人功利必须在道义法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不可利用率先掌握高科技的优势损人利己,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三 情感熏染渗透力不足 互联网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变得遥远起来,现实生活里大学生冷漠现象非常严重。慷慨无私、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经沧桑屹立不倒的根基,是大学生首先而且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激发大学生丰富的情感生命,消除懒惰懈怠思想,养成勤俭、耐劳的良好品德,对实现人生价值具有深远影响。 (一)信仰信念丧失 借助互联网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保持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先进的知识水平,热烈的爱国情怀,饱满的工作激情是大学生教育的关键。学校教育中以考试分数为最终目标的比拼,社会教育中唯金钱论英雄的观念对大学生思想起到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教育一直得不到足够重视,造成许多大学生认为有钱就有一切,经济决定一切的片面思想,“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出钱就行。”货币价值的无限扩大化造成人本质的异化,钱不过是互相流通商品的替代物,不可否认,有时候钱的作用不容小觑,但作用再大也不能代替法律道德。对“物的依赖性”决定了大学生远离正确的人生轨道,精神追求的错误是信仰缺失的根源。 (二)情感激发不到位 人因具有丰富的情感区别于其他动物。善良、仁慈的温度美好了人间,和谐了社会,成为共创未来的纽带。大学生是精力最旺盛感情最丰富的群体,情感热爱应是对祖国对人民对家庭对他人的无限忠诚,但是功利诱惑却遮蔽了人丰富的内涵生命,大学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者越来越多。教育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升华精神世界,借助网络传播面广的优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情感教育,使广大大学生脱离个人自我的狭小圈子,培育一批批敢想敢做奋发有为的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为民族复兴建功立业。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先从人性角度开始引导,远离假恶丑,向真善美靠拢,视获得不当利益为耻辱,为己更为人,爱家更爱国。忽视大学生的情感教育百害无一利。 (三)循序渐进地渗透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情感渗透是关键。利用高科技手段将激发人高尚情感的内容,用不同的宣传方式表达出来,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经过长时间地慢慢熏陶。爱的教育不是强制和压迫,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契合是达到完美教育的前提。情感是人最真切的感受和体验,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存意义的领悟是优秀,要让学生依靠不嗟姆此甲芙幔热爱生活更热爱劳动,尊重他人也敬畏生命,从骨子里消除懒汉懦夫思想,经常聆听历史遗留的勤劳美德交响曲,陶冶情操,润泽心灵。随着社会进步,人的价值观的改变,机械干巴的说教不能使大学生心悦诚服,加上崇洋媚外思想的作祟,大学生思想教育越加困难复杂化。时间紧迫也不能急于求成,只能采用水滴石穿的步骤,采用灵活有效的方式,循序渐进完成。 四 去除懒惰需内修外练 做一个合格的新时代大学生,既要有强健的体魄又有出色的工作能力,更要有勤俭奋斗的豪情壮志。优秀人物的高尚品德并非与生俱来,是不断的学习和艰苦磨练得到的,是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努力,一点点成就自己。 内修使大学生养成“心勤”的习惯;常言道;头脑越用越灵活,思考是人独有的特殊能力,有的大学生不善于动脑,混天熬日不知为何生存。有的倒是聪明,却常常用错了地方,心中只有自我,只图个人享受,对每一次行动的代价精打细算,合自己利益则行,不合则弃,完全不从国家需求或他人需要考量,此心理导致大学生在以后工作中放不开手脚,畏头缩脑不会有什么成绩,还会处处碰壁。心勤的人肯钻研,凡事总探究竟刨根问底,一般不会被事物表象迷惑,变得通达明智境界高远。当大学生羡慕他人的成果,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乐趣时,静坐思过,发奋心勤,通过正确的努力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大学生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要跳出个人狭小的圈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关注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心系人民的甘苦,为多数人利益“心勤”劳动,贡献全部智慧力量。 外练是“身勤”,是强壮体格提高才能的唯一路径。勤是摇钱树,勤能补拙,勤是懒惰的克星,自古以来,人类依靠勤劳创造生活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得以使生活绵延继续,劳动是人类最美的艺术,是所有艺术的源泉,大学生当毫无条件地学习和继承。科技发展到今天,随着劳动观念的改变,原始繁重的体力劳动逐渐退出舞台,很多工作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代替,社会分工越加精细,体力劳动的价值不能同智力劳动等值,体力劳动在人心中的地位开始下降。部分大学生由于没经过战争饥饿的历程,对劳动的真正内涵缺乏足够了解,片面认为体力劳动下贱低劣,没出息无出路,因而厌恶劳动拒绝参加劳动。体力劳动的另一个优势被忽略,那就是劳动中出力流汗是最好的新陈代谢,四肢因劳动变得灵活有力,肌肉变得结实,身体强壮,虽然很多人意识到劳动对健康的作用,但仍歧视劳动,宁可去健身房运动,也不愿到田间地头去劳动,这种对劳动的偏见根深蒂固。只有大力宣传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思想,才能使广大大学生树立新型劳动价值观,积极投身火热的劳动实践,创造和锻炼一体,实现共同梦想。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大学生校园网络贷款中存在问题的探索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摘要:随着大学生信用卡业务退出高校,以分期乐、趣分期等为代表的大学生分期、贷款平台迅速崛起。受新型消费观念的影响,不少大学生选择借助手续方便,到款快捷的网络贷款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大部分学生会忽略“校园贷”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贷款利息高、拍裸照作为担保、债台高筑而选择轻生等)。为了让学生正确认识“校园贷”,有效避免“校园贷”存在的风险及隐患,就大学生校园网络贷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减少及尽量避免“校园贷”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校园网络贷款;大学生;存在问题;解决措施 前不久,“借贷宝裸条”10G文件在网上流传,其中包含167名年轻女子的“裸条”信息。浙江有多名女孩卷入此事件,她们的不雅照、视频及个人详尽信息遭大规模传播。至此“裸条门”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事件。同时广为社会关注与热议的“校园贷”也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因此“校园贷”需要得到全社会广泛的重视,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校园网络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借贷平台陷阱避无可避 众所周知,网贷平台申请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在校大学生只要在相关平台上注册信息即可,而平台为了获得更多大学生用户却忽略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偿还能力这一要点,因此出现有些大学生借款但无力偿还的现象。同时大学生网络贷款平台没有一个量化的行业标准、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所以有很多虚假宣传、高利贷等陷阱深藏其中。为了抢占校园市场,平台工作人员为了扩展业务,将身份审核这方面做得形同虚设,在个人信息审核方面的把控有所缺失。例如一些大学生不满足于额度内的借款金额,向宿舍同学等借用信息或填写虚假信息进行多次借款,借贷平台也不进行信息的审核及查证,因此造成许多同学债台高筑等现象。同时贷款平台服务费不够透明化,有些平台打着免息贷款的旗号,实则变相收取高额的手m费。甚至采取传销式的宣传套牢大学生。“申请便利、放款速度快、手续简单”的宣传标语下,大多存在“高利率、高违约金、信息审核不严”的陷阱。 (二)大学生超前消费与虚荣心理 目前网络上被曝光最多的裸贷交易对象以在校女大学生居多,为了确保她们还款,贷款机构让女大学生手持身份证拍摄裸体照片作为抵押,逾期无法还款将被威胁对外公布。167名受害女子的“裸条”中,个人资料极为详尽,在被曝光的学生信息中,师范院校和医科院校居多。大部分女生的借款额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也有少数过万的。为何会造成贷款数目过高,逾期不还等现象,还需要分析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一些大学生受物质诱惑且具有攀比心理,或平时就有恶习,父母所提供的生活费远不足以满足其需求,比如购买奢侈品、整容、等。这部分学生就会在借贷平台上进行借贷且不考虑自己是否能如期还款,参加裸贷的女大学生多因爱慕虚荣抑或攀比心理借贷大量金额,且不考虑后果,同时“校园贷”为大学生超前消费观的养成提供了条件,从而酿下自残、轻生等悲惨结果。 (三)借贷平台催款方式恶劣 有些大学生借款无力偿还,从而信用受到质疑,学校家庭也会受到不良影响,若不能及时还款,一些放贷人员还会采用恐吓、殴打、威胁学生甚至父母的手段进行暴力讨债,对学生的人身安全和高校的校园秩序都造成重大的伤害。在“裸条门”事件中,放贷人员以公布借款人的裸照对逾期无法还款的借款人进行催款威胁的行为则触犯了法律。性质恶劣的催款行为让借款的大学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有些无法还款或名誉受损的学生选择自残或结束自己的生命。 二、大学生网络贷款解决措施分析 (一)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严格审批各种平台在运营过程中不健全的机制,建立严格的风控体系,构建合规的网络贷款平台。并在个人信息审核方面严格把控,不能将身份审核这方面做得形同虚设。同时我国在征信体系方面并不健全,纯信用网贷还有待考量,由于征信体系缺位,信用贷款被大面积使用暂时不适合我国国情,所以要规范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健全体制加强监管,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进行专业的管理。为大学生网络贷款提供法律的保障,使整个网络贷款行业健康发展。 (二)加强宣传与教育,提高个人素质 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就业指导、三生教育等课程,作为日益被广泛关注的事件,可在学校中开设理财课程。我们应该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使其具备一定的理财观念。学校也可以定期开展经济金融方面的讲座,让大学生们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理性的对待校园贷款平台,理智的看待金钱问题。从而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的氛围。 作为成年人,大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判断分析能力,同时要树立正确、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不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进行自我控制,拒绝攀比、从众,提高个人的理财观念,做到理性消费。同时同学朋友之间也不能互借信息,要提高防范意识。 (三)约束催款行为 网络借贷平台采取恐吓、殴打、威胁学生甚至父母的手段进行暴力讨债属于非法行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规定明确催款行为的范围。同时学校要进行调查了解学生是否使用非法的贷款软件,对使用的同学进行宣传教育及时制止。家长方面也要了解学生的消费动向,了解学生的生活习惯,促使其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三、结语 “校园贷”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存在风险与隐患,所以“校园贷”要严格遵守市场规则,法律法规。同时大学生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理财观,提高个人素质,从根源上避免风险的不可控性。学校也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使学生了解“校园贷”存在的安全隐患,尽可能的避免。家长也应时刻关注孩子的消费动向,以及生活习惯等。共同营造良好的环境,打击不法网贷平台,使正规的校园借贷平台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 吕昶莹(1996.9.7),女,吉林长春,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吴敏娜(1987.9),女,安徽安庆,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讲师,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与主要内容 [摘要]大学生是社会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学生代表年轻有活力一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大学生应当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四有合格型和专业型人才,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本文主要结合当代社会和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充分阐述了新时代下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以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和勇于创新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主要内容。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 内涵 主要内容 大学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指正在接受高等学校教育而还没有步入社会的群体,作为社会新思维、新技术的载体人群,不仅是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并代表着最先进的科学文化。[1]大学生应积极学学之道,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具备治国安邦才能的人,应当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大学生作为今后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未走出校园工作之前一定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增强大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方法之一。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教育者以大学生自身基本情况为基准,并结合新时代下社会的发展内容与要求,[2]教授大学生相关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与标准准则。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国家及省市组织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加深大学生对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认知水平,为大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和今后职业生涯的规划奠定充实的基础。[3]因此,本文深入的研究了新时代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新内涵及所应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要教育大学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是要使大学生在大学的阶段中能够形成稳定的职业道德观和职业道德态度,以及培养大学生在日后工作过程中分析道德实际情况的思维逻辑。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根本性质是基于帮助大学生理解和认知各种具体职业道德规范、规则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大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情感态度,使大学生能够逐步理解、内化、接受和引导自己使用职业规范处理工作,从而形成稳定的职业情操、职业态度,以便更好地处理职业问题。[4]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为大学生今后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使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奠定了基础,是大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前的必要铺垫和准备,与大学生今后的就业创业,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发展前景及事业发展目标都有着密切的联系。[5]因此,大学在培养学生时应把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重点,积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职业道德。 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根据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内涵,结合高校及社会实际,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及时补充新的时代内容,对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的教育,最终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规范,激发大学生职业道德情感,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爱岗敬业为基础的职业情感教育 爱岗敬业是一种忠于职守的事业精神,这也是职业道德情感的基础和优秀。爱岗是敬业的基础,敬业是爱岗的具体表现,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爱岗,就是安心,热爱本职工业,恪尽职守地做好本职工作;敬业,是爱岗的升华,是对本职工作的一丝不苟。[6] 大学生就业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还肩负着社会责任。爱岗敬业既是大学生在工作中的义务,也是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7]对大学生进行爱岗敬业的教育,首先要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能够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职业活动,在职业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为社会做出贡献。[8]不仅如此,还应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职业观和成才观。 (二)以诚实守信为优秀的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自古以来,诚实守信都属于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诚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9]而现今,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的二十四字中,诚信二字也体现在其中,这正表明诚信与敬业一样,都是当今社会所必的一种道德规范。[10]这充分说明了诚实守信在我国千百年来的重要性,[11]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同时,在职业道德中,诚实守信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总之,诚实守信不仅是为人之本、从业之要,更是在职业活动中的一种道德品质。[12]诚实守信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其作用是树立良好的信誉和行业形象,它体现了社会承认一个行业在以往职业活动中的价值,从而影响到该行业在未来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大学生的考试作弊、拖欠学费等现象都说明了当代大学生在诚实守信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对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的加强与教育是坚决必要的,需要通过这种教育,使当代的大学生信守承诺、讲究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大学生步入社会、从事某项职业的立足点。[13]对大学生进行以诚实守信为优秀的职业道德规范教育,能够为大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14]大学生诚信职业道德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诚信系统的建立。 (三)以甘于奉献为宗旨的职业精神教育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在传承着奉献精神,他们用自身的故事留给了后人丰厚的精神财富。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激昂的诗句都表达了先人们甘于奉献的精神。甘于奉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就是要为国家为人们做出贡献,就是要有对事业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5]同时,甘于奉献不仅是社会道德的最高体现,更是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与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相比,甘于奉献是职业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16] 对于即将步入社会走向工作的当代大学生而言,对甘于奉献的精神所能领悟的并不多,因此在大学学习期间,对大学生进行甘于奉献的教育尤为重要,这是大学生走入工作岗位遵守职业道德高层次的具体体现,是赋予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重要前提。对大学生进行甘于奉献的教育,就是要教育大学生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使大学生今后能够关注社会利益,注重社会价值,真正做到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做出奉献,而不是只顾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17] (四)以遵纪守法为基本要求的职业纪律教育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从而以法治为基准强调了职业道德等品德建设与培养的重要性。[18]因此,从国家对法治的重视及法治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分析可知遵纪守法的职业道德纪律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19]遵纪守法不仅是社会道德的体现,更是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 对大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还要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法规教育,要求大学生要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劳动法》等,使之在今后的职业活动中能够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遵纪守法教育作为约束力最强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使大学生自觉提高认知水平,增强自身的职业纪律。[20] (五)以勇于创新为向导的职业理念教育 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创业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从国家形成的这种“双创”新势态来看,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代社会正处于推陈出新的新时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大学生正是能够发挥创新意识的主力军,因此,更需要勇于创新。 新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对大学生提出的时代要求,如果当代大学生没有创新意识,就将被社会淘汰。我国大学生创新意识的薄弱是由于文化和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创新意识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提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创造性思维模式。创新意识教育,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目前部分大学生缺少创新思维训练,只善于简单思维,所以在创新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非常重要。[21]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孤独感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的研究 【摘 要】本文在了解大学生孤独感现状及探讨其影响因素的作用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对245名在校大W生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超过2/3的大学生有时或经常感到孤独;(2)这种孤独感在性别、专业、生源地、城乡、年级、是否贫困和是否恋爱间均存在显著差异;(3)大学生孤独感与其人格、社会环境、认知和背景因素有显著性相关;(4)新时代下,城市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成为造成大学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从家庭,学校,自身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干预。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孤独感;影响因素;应对 0 引言 孤独感是指当个体感到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和当自己的交往水平与所期望的产生差距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主观心理情绪体验。孤独感已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之一,这种孤独感可以说是现代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折射与反映。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处于积累专业知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阶段。他们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并从中得到激励、自信和归属感。当这些需求难以满足时,便会产生孤独感,造成心理的扭曲,引发各种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良好的社交网络,被社会孤立。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赣州市两所大学(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抽取大一至大三年级的24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新时代大学生孤独感现状,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改善学生孤独感,提高大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和人际关系提供依据。 1 对调查结果的研究与分析 孤独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精神、心理现象,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人格变量、社会环境、认知和背景因素四个方面。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人们对社交情境或社会关系状况的认知与评价受人格的影响。人格因素对孤独感有如下表现:羞怯、内向、社交谨慎的人往往感到孤独;大学生的孤独感与自尊呈负相关;个人的认知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和归因方式,自我评价过高也可导致孤独;应对方式与孤独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求助是与孤独感最有联系的应付方式,且呈负相关,退避的应付方式与孤独感有正相关。 个体所处的社交环境和社会关系状况相当重要。孤单、陌生、封闭、不和谐的环境极易诱发孤独感;社交网络的大小、亲属比例、网络密度、关系密切程度等都会影响孤独体验;父母教育方式,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体孤独感受存在联系。 个体对自己人际交往水平和人际处境状况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会影响个体孤独情绪的产生和表现强度。孤独者常在交往过程中过于敏感,对他人的行为和意图常常曲解,对自己或他人的评价比较消极,缺乏人际信任,因此他们会用消极的情绪来处理人际关系。孤独者常将社交成败归因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如运气、个人背景等,这种归因的结果往往会使个体降低自我评价,影响个体对孤独的应对方式。 背景不同,孤独感的程度也不一样。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社会文化等变量分析:男生的情感孤独感更高于女生;孤独并不一定随年龄而增长,有研究显示,存在青少年的孤独感高于老年人;已婚者感受的孤独少于未婚者;经济收入与孤独的关系微妙,高、低收入人群都会产生孤独;在居住情况方面,居无定所,邻居少等情况与孤独有密切联系;个体职业的不同也可为人们提供不同的社交机会和社交网络。 2 教育引导建议与策略 针对引起大学生孤独感的因素,应该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位一体进行干预: 大学生自身的努力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减轻大学生孤独的情感体验:(1)健全大学生的人格:大学生在一些团体活动中,需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乐观、热情、合作等一些积极的情感,塑造良好的人格;(2)培养大学生的社交技能:大学生要想走出孤独,首先要端正社交的观念,把社交当做是开拓个人视野,交朋友,增强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其次,要扩大交际的范围,不管是学习上还是思想上有所帮助的,都可以与之交往,并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再次,要注意交往对象的甄选;最后,把学习到得社交的技巧运用到实践中去。(3)合理安排好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时间: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妥善安排学习和休闲的时间,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较强的自制力和自我的调控能力,提前做好计划并及时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在学习之余,参加一些有益的校园文化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一步认识和提升自我。 家庭是爱的港湾。家长对子女的保护对子女健康心理、良好性格、道德品质和理想情操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家长应给予子女更多的关心、温暖和理解,注重家庭的亲密度,用鼓励、理解和尊重的方式和子女谈心,帮助大学生更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心境,增强环境的适应性,从而减少孤独。 学校是学生受教育的基地,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学校应多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形成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及心理咨询工作,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建立一个充满合作和友谊,有较强的凝聚力的班集体,能使每个成员从中获得心理支持,从而产生归属感和自信心,减少孤独感。 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其他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大学生在心理上、思想上健康成长维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社会还有义务为大学生提供好的条件、场所,禁止他们参加一些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活动。 3 总结与展望 孤独感是衡量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主观的幸福感。我们只有先了解它,才能够正视它,最终才能够消灭它。总之,让大学生远离孤独,保持健康的心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需要来至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同时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的努力,共同致力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网络新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心理教育实践优化研究 【摘 要】随着全球网络化的普及,当代大学生对网络的精神依赖也越来越重,网络对大学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操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网络发展在给大学生带来全新的理念及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影响。在网络新时代下,强化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培育正确的网络心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本文简要分析了当前高校思想教育的状况,列举了大学生存在的网络心理及具体现象,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及实践成果,探讨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行为导向,切实分配好学习与上网的时间,提出了些许网络心理教育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心理;状态;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生活方式、思维理念、交际方式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庞大的信息资源铺天盖地的涌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使网民的数量急骤增长,虚拟的网络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不断融合,使网络大军成员的身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娇子,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都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在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大学生们过度沉浸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现实生活中反映的负面影响日益地凸显出来。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注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优化大学生的心理认知,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这是摆在现代高校教育面前一个新的挑战。 一、网络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所谓心理健康是每个人的内部协调状态与外部的影响因素达到适应并相互统一的一种心理效能状态,可以良好调整个体内部的心理结构,达到与外部的平衡与协调。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精英,关系到祖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心理健康是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条件,促使他们对自身的能力有个正确的认知,对自身的人格完整和自信都有着实际的评价。但是,部分大学生由于对网络世界的沉浸,产生了一系列的成长障碍因素,最终导致了他们社会生存心态的动荡,具体表现在:第一、学习系统障碍;广泛便捷的网络信息资源,给大学生的学习带来了短平快的节奏,他们可以很快地在网络中查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以及疑问答案,节省了大量的探讨思考时间,学术知识的奥妙在互联网的开放显得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深层次的知识内涵不再被学生去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落千丈,简约式的断章取义使得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依赖,惰性从而产生。第二、情感心理问题;网络场域的开放,给正处于心理发育和完善渐进的大学生一种视觉及感官的刺激,生理发育的身体变化,从网络上可以给他们带来心理安慰,使他们对欲望的本能和猎奇心理得到了归属。而自我控制能力弱的学生,会无视社会法律道德的约束,放任自流,甚至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第三、交往心理问题;网络的虚拟特性造成了网民之间的匿名,虚假的面孔和假意的交往危机随时存在。大学生通过网络扩充自己的生活范围,在网络场域里自由地游戏人生。第四、自我认知问题;沉浸在网络世界中,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自信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淡薄,心理认知的天平产生了偏差,心态滑坡随着学习态度及实际能力的减弱而转化成必然。 二、网络新时期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分析 (一)从社会层面来看 1、资源泛化现象严重。在网络环境之下,大学生的网络资源过于庞大和繁杂,出现大量重复的文件和信息,导致资源的重复率较高,降低了网络资源的利用效能。同时,垃圾网络文化相对较多,对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这导致部分学生的生存心态转变,产生网络环境下的自我迷失。 2、网络中的管理机制尚未完善。在网络之中,缺少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在这个虚拟的自由空间之中,大学生个体的行为不确定,难以真正实现学习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导致学生道德滑坡现象,产生网络负面效应。 (二)从学校层面来看 1、教学规范还不够到位。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教学场域内规则的失衡现象,改变了社会生存的心态,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文化气息不足。在高校的校园文化生活领域,大学生的物质追求远高于对精神的追求,他们关注自身对物质的索取,而对自身的文化内涵修养不足,缺少精神方面的补充和供给。同时,高校的环境也体现出一定的商业化特征,在高校的网络平台上盛行网络交易和买卖,这不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三)从家庭层面来看 1、家庭支持过多。大学生在家庭的充裕条件的支持下,弱化了大学生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导致大学生的本我能力下降,心理抗压能力减弱。 2、家庭教育方式不合理。一些家长不理解自己孩子的压力和心理负担,一味地指责和苛求,这就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阴影,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下,学生无法形成正确的心理状态,难以生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观念。 (四)从大学生个人而言 1、自我控制能力弱化。大学生对于网络中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弱,自我控制能力还较差,难以形成稳定的生存心态和学习心态。 2、缺乏自信心和责任感。大学生对自我的认知程度逐渐弱化,出现片面看待问题的现象,显露出自信心不足和责任感缺失的问题。 三、网络新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状态优化实施策略 网络世界是一个充满诱惑和幻想的虚拟空间,是种植在现实世界的层面上加以虚幻化。因此,要使当代大学生的人社会心态达到稳定的状态,自我能力的强化,这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整合网络场域资源。要将现实的有限资源尽量增加,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虚幻观念。让网络资源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生活,让大学生不失本我,懂得并有能力约束自我,掌控自身能力范围内的资本。同时在游戏下载的资源上加以控制,对学生身心健康有危害的资源严格予以阻截,不让进入网络绿色通道。增强现实与虚幻世界的平衡点。例如: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获得有用的信息,对学习相关的知识技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帮助,但在上网时间的限制可以合理优化,在制约点上汲取到更多更好的知识营养,为学习的进步提供条件。 其次,网络资源的上下利用和组合要趋于合理和平衡。由于新的网络资源不断的更新,千变万化的资源信息投入到网络平台,特别是一些不健康的垃圾信息、网页,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进步与发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网下资源的合理规划通过现实世界的洗礼,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体系,以积极向上的网上文化资本推动社会的发展,使网上与网下的文化交织促进网络文化的绿色健康。 第三,排除网络垃圾,建立关键性的防御机制。网络场域资源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机关实施相应的监督和监管,并走法律程序制定网络法律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公正执法,严格制止违法犯罪的网络行为,净化网络场所,绝不姑息网络犯罪行为,稳定人们的社会心态。 第四,回归教育之根本,规范学校教育网络系统。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场所,合理净化网络空间,消除网络不安全隐患,抑制垃圾网站的侵入,保证良好的网络教育环境。现代化的网络科技对开拓大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网络实践能力是必须的。教师也大力引导学生的科学思S模式,将超越传统的学习思维模式引入到新型的技术传授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培育他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从内心深处意识到网络教育是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得力助手,现代网络科学技术是实现人生目标的阶梯,网络的资源共享,渗入合理的崭新的结构元素,优化个人心态的资源信息,实现大学生的良知与人格魅力。 第五,将网络场域成为大学生改善个人能力发展的重要场所。网络世界的丰富多彩,各类资源应接不暇、精彩纷呈。大学生可以利用网络的知识和信息,提升自我品位和科学文化素质,优化个人的心理涵养及生存心态,为自我修养增加新的砝码,提高学生的个人自信心,塑造出优秀的个人形象,散发出网络文化知识的巨大能量。比如:当代大学生在网络场域中得到前人的真知灼见,结合现代的实际情况,博览众长,取其精化,对新的知识领域进行攻关,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但是他们要深深地懂得,人生的历练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只有增强内心,强化个人的内力,提升心理承受力,才能成长,才能行使自己的责任,与此同时,增加自我控制力也要靠自身的努力,抵止住糟粕的文化的诱惑,建设并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空间。 第六,全方位多角度地完善大学生网络教育体系,实行网络心理教育系统。在网络信息时代,部分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存在非健康问题,大学生在网吧的停滞时间多过正常的学习时间,对不健康的网络数据无抵抗力,使他们对网络的痴迷和颠狂的崇拜,理性地认知已荡然无存,所以,在校园内应开设网络知识普及课程、讲座,充分利用校园的绿色通道、网络小报等形式进行网络宣传教育,举办各类学生主流的网络兴趣班。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关注网络新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状态,要依据网络特征和大学生的心理成长规律,合理规划和建设网络场域资源,并通过挖掘和开发资源的整合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激励和教育,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网络视域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措施和对策,以更好地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培育大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生存心态。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转型方向 摘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大学生教育管理方面缺乏创造性,还存在行政化色彩隆重、管理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诸多弊端。近几年,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教育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探索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和转型成为当前大学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笔者结合当前的大学生教育管理现状,提出一些解决建议和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转型;途径 21世纪,我国的高校真正迎来了“大学”时代,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对于高校而言,大学生的管理和教育是两项重要任务,而管理是教育的一大前提,良好的教育管理模式才能培养出一批批严于律己、富有创造性、富有责任感的优秀人才。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高校应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建立符合当代大学生管理需求的教育管理模式,促进大学生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建设。 一、当前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分析 在我国的教育界,行政管理制度是普遍应用的一种校园管理制度。这里所说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指教育被作为一种行政机构进行管理。这种制度让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权利,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被管理者发号施令。长此以往,被管理者容易形成反抗意识和逆反心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责任心和上进心。在被管理的群体当中,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为了管理的牺牲品,这对当代的高校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分析 处于新时代,转型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势在必行的。首先,这是由当前我国教育背景决定的,我国当前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近年来呈现出极速上涨的趋势,这源于大学教育政策的开放和大面积的高校扩招,旨在培养更多高素质的青年人才。然而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有外部条件就行,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促进高校教育管理模式转型是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这是由高校管理的现状决定的。现行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弊端日益凸显,高校必须对此进行改进,建设一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管理团队,不断开拓创新,争取建立一支一流的教育管理团队为大学生解决在校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为高校的综合建设添砖加瓦,促进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快速转型。 三、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转型的建议及途径 (一)创新大学生培养方式,重新定位当代大学生 新时期,高校在思考教育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创新,创新是促进其成功转型的一大灵魂。作为高校管理者,我们不能过多地否定大学生的种种“特立独行”的行为和“不一般”的性格。相反,我们需要转变自身的思维模式,树立新的思想观念,去重新定位当代的大学生,以一种全新的培养方式去培养他们,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在承认大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探索他们的共性,尝试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二)坚持量化与定性相结合,创新学生的管理办法 众所周知,高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符合时代特征和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校担负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大责任。毋庸置疑,高校现行的教育管理评价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管理的发展需求,高校管理者应该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结合学生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创新学生管理办法,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对大学生的日常成绩和表现进行综合考评,制定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量化指标,以此来促进高校管理秩序的规范化。 (三)构建“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 构建“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当前高校在管理转型过程中的一项重点工作。作为高校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要彻底改变以往把学生管理工作看成“管理学生”的误区,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一切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充分调动好学生自身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消除大学生对于被管理的逆反心理,实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三是建立健全学生工作制度。高校应当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有效的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学生的行为,提高管理的效率;四是加强学生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要想开创学生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学生管理人才队伍,真正确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建立分工明确、合作有序的学生管理工作体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育管理手段,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更加专业化和人性化,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在高校教育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大学生的教育管理也不应止步。现今,高校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教育管理模式方面也应当有新的进步。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尝试与创新,才能真正开创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张 燕(1972-),女,籍贯长春,学士学位,研究方向:教学管理,助理研究员,中级职称。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摘 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方法,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背景,不利于学生的综合提高。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式入手,提出应对新时代背景的创新方案。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 教育方法;创新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 长久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是沿用传统的以灌输式模式为主的教学模式和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教育模式单一,采用教条式约束,忽略大学生本身的个性特点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以成绩为取向,导致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时,只关注考试内容,忽略了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为分数而学习;另外,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理论性极强且内容极为抽象,缺乏现实意义,尤其是一些基本理论与观点,几十年没有更新,与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轨。因此,现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正视新时代的带来的各种挑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二、新时代特征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 (一)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冲击社会价值体系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它能给教育带来便捷与裨益,但同时也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了种种消极和负面的冲击,为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困难。 在互联网充斥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信息,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让缺乏辨识能力的大学生受到侵蚀,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另外,网络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的虚拟世界,让学生沉迷其中,不愿意学习,不愿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困难。 (二)全球化背景导致学生思想上“崇洋媚外” 现在,全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而互联网这一开放的虚拟平台为各国不同意识形态的扩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停止过对我国的政治企图。企图以他们的意识形态侵蚀我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其主要对象就是还没有形成完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青年,这就使得许多大学生思想上“崇洋媚外”,在内心否定我国先进的思想机制体系、排斥与其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得非常艰难。 三、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在多个方面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 高校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那就是“以人为本”。从学生实际出发,了解学生的特点,尊重学生,满足学生的根本需要,为了学生而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对学生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耐心细致,关心人,引导人,以情感人,帮助学生处理好成长过程中学习、择业、社交、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 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潮流,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向现代化。需要教师有开放的意识,开放的眼光,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着眼世界、着眼未来。积极引导学生有勇气面向未来,为他们的将来奠定基础。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 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就需要落到实处,有所表现,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创新,因此教师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摒弃,但要引导学生,让学生真正学会理论,融会贯通,就要将其具体化、生动化,最好是与实践结合。因此,高校要为学生提供服务社会、锻炼应用能力的机会,如让学生去贫困小学、敬老院等地做志愿者,为贫困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勤工俭学的平台,让学生以此为契机,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2.引入互联网等现代化技术促使教学手段创新 互联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教师的教学带来便利,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及时了解学生动向,满足其需求。利用多媒体技术的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优势,注意教学的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创新激励手手段,提高学生自主能力 管理学生需要激励,大学生就是相对于中学生的被动、顺从,其自主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学生不再以最终的高考成绩作为目标,而是多元化的就业方向,因此高校对学生的管理也有了很大的放松,但此时的学生往往是迷茫的,做事缺乏目标,没有动力,因此老师应采取适合学生的激励手段,如物质奖励、口头表扬等,当然要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而最大的激励是授权,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做事的时候,可以适度放权,让学生自己来完成,提高他们的责任感与实践能力。 新时代,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观念也虽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多元,作为学科建设的新课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坚守正确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工作思路,以正确的原则创建全新的工作模式,增加思政工作创新的时效性。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农场主”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平台,支持大学生创业,服务三农,实现农民增收,是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教授一直倡导和支持的重点。自2013年盛军校长就对校内大学生创业团队进行资助,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学校大学生创业热情高涨,涌现了很多创业团队,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学生创办企业卖云南产品 2014年3月,受到校长盛军教授的启发,一支由已毕业的2008级电子商务专业(已经毕业)陈元林牵头,2010级电子商务专业的刘健、马冬冬和汤泱,2010级生物技术的吉韬组成的创业团队正式组建。他们结束了之前的一些兼职项目,决心在云南农业的领域进行创业,并为下一步创立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企业做准备。 2014年底,他们注册成立了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云南高原特色产品的实体展示和电商销售。目标是以“互联网+”扩大云南优质农产品销售,引导农产品形成规模化生产,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利益。为了便于农产品展示和销售,他们租用了实体店铺,也设计了网络销售平台。 公司注册了“晟世彩云”品牌,建立16州市农产品展示平台,和各州市建立了产品供应合作关系。与华大基因旗下华大优选签订稳定的玛卡供应合同;不断开展“惠民进社区”活动;建立酒店旅游特色产品展区,有效扩展了云南高原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晟世彩云”品牌的知名度。为了帮助学弟学妹们增加实践机会,创业者们还和经管学院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为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实习和就业的岗位。 探索“创业+大学+扶贫”模式 自“挂包帮,转走访”精准扶贫模式实施以来,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大学生创业公司,幸运地参与到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的扶贫项目中。盛军校长亲自到展示店查看,对他们的创业精神给予了肯定,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豪晟商贸的创业者们。在盛校长的关怀下,创业者们开始探索精准扶贫的“学校+大学生创业+农村合作社”模式。 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沙桥镇和姚安县前场镇是云南农业大学对应的扶贫对象,为了有效并持续地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学校经过考察和深入了解情况,对两个地方进行精准扶贫的要点之一是进行产业扶贫。建立支柱农业产业的前提是市场,因此,农产品销售是制约当地发展农业产业最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农超对接”、“农产品进社区”、农产品的电子商务销售都可以帮助农产品扩展销路。但是,如何保证农产品品质、如何包装和运输、如何取得消费者的信任等等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创业者们决定依靠云南农业大学的科技力量,与对口扶贫的地方合作,一方面对产品质量进行科学管理,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开农产品的实体销售渠道和网络销售渠道,力求探索出一条以大学生创业为平台,高校科技帮扶的产业扶贫之路。 第一步,创业者们将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沙桥镇和姚安县前场镇两个挂钩扶贫点品质较好的山药、天申堂萝卜、新华白芸豆等农产品按照一定标准收购,销售到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食堂和教职工手中。这次一共销售山药8.4吨,萝卜8.4吨,白芸豆5.6吨。由于沙桥镇和前场镇的农产品质量好原生态,绿色环保,消费者吃过后都对产品很满意,向他们打听着下次销售的时间。 下一步,公司计划继续扩大该销售模式,并积极开发APP平台,及时推送更多品种的时鲜农产品;另外,公司还准备进行“山区农产品进社区”的活动,让更多的昆明市民了解、品尝到生态的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还有,公司继续发挥网络销售平台的跨地域优势,积极探索有效的网络营销手段和措施,扩大云南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公司注册的品牌知名度,为下一步更好的服务于云南“三农”奠定基础。 “新时代大学生农场主” 第一次扶贫点产品得到云南农业大学教职工和学生的认可之后,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不断探索精准扶贫的新模式,通过“晟世彩云”,建立新时代大学生农场主。 引入“农场主”概念 创业者们通过在贫困地点建立农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养殖专业合作社,以流转土地、土地入股、技术入股和劳动力入股的方式建立蔬菜种植基地和养殖基地,逐步替代当地的一般种植作物,形成蔬菜种植、黑山羊养殖的产业化发展路线,提高当地村民的种植、养殖技术,最终形成当地的支柱产业,帮助当地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大学生农场主”依托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和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精准扶贫”项目,旨在探索“高校科研机构+大学生创业+产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既能为大学生创业作示范,又能将高校科研成果技术融入扶贫中,走出一条“挂包帮,转走访”精准扶贫的科学持续之路。 为了配合国家十三五全面脱贫,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和云南农业大学提出: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优势,帮助挂钩扶贫点建立支柱产业,把农业科技、产业扶贫、大学生创业融为一体,依靠市场拉动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经过实地调研、贫困村农产品的试销,确定在挂钩扶贫点建立蔬菜种植基地和畜禽养殖基地,为当地农民做示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期间,云南农业大学负责种植养殖技术支持,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则利用自已搭建的网络销售平台及传统展示店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 “农场主”项目三步走 大学生农场主项目的实施中,三方分工合作。种养殖技术依托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和云南农业大学,包括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指导、检测和改良,为当地选择适宜的农畜禽产品;大学生农场主则建立种养殖基地,在学校专家指导下进行种植/养殖示范,并对当地种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负责市场开发、品牌建设等销售活动。 项目实施的中期目标,创业者们计划要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利用二维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食品安全追溯查询,为中高端消费者群提供优质农产品。销售采取“互联网+实体店铺”的模式,利用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的“晟世鲜品”在线平台、APP、微信商城、淘宝和地区性O2O平台,多渠道展示和销售项目点的生态农产品,实现同城配送。线下实体店铺建立“互联网+”下的产品展示区域,现场参观体验、线上订货配送。为了更好地树立中高端优质产品形象,豪晟商贸还计划与中高端餐馆合作,举办大学生农场优质农畜禽产品菜肴品鉴活动。并在楚雄扶贫点建立大学生农场示范参观体验活动,引导省内旅游者到场体验和品尝。把第一产业的种养殖与第三产业的餐饮、旅游相结合,增加产业链和附加值。实现依靠市场需求拉动楚雄贫困村产业发展,使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项目的长远目标是将这一模式进行复制,在更多的地方建立示范农场,引导支柱产业。随着规模扩大,逐步建立生鲜农产品冷库、食品加工厂、农业观光示范园和种植参观体验馆,把农业(种养殖)、工业(加工)、服务业(餐饮、旅游)三个产业有机结合,促进整个云南农业的现代化,带动云南农业和农产品的升级。 扶贫成果走出大山 与扶贫点签署蔬菜销售意向书,得用现代销售手段让生态蔬走出云南,走向北上广的饭桌。 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从确立项目至今,姚安县前场镇木薯村已经收获第一季蔬菜,作为扶贫的成果,在“云南农业大学精准扶贫项目――生态蔬菜成果会”上,生态蔬菜开始向广大师生销售,并且木薯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大学生农场主”创业团队的云南万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扶贫点蔬菜销售意向书,共同将扶贫点的优质生态蔬菜销售至省内乃至省外,实现当地贫困村民的可持续性增收。 作为云南农业大学挂钩扶贫点之一的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心新华村,扶贫工作也热火朝天的进行中,与姚安县不同的是,这是由云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农场主”创业团队结合云南农业大学技术指导团队共同建立的生态蔬菜种植基地和养殖基地,结合“市场+云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互联网+贫困村”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基地蔬菜已在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水利学院的指导下种植完毕,预计在八月下旬收获。其中基地的运作以云南万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新华村蔬菜种植合作社、贫困村民的共同管理为主,切实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种植、养殖技术,最终带动当地贫困村民致富。 线上线下助推村民脱贫 “大学生农场主”晟世彩云团队通过O2O模式,线上完成订单,线下实体店为消费者提供品尝、试用,让消费者体验通过网络观察自己所购买蔬菜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状况,通过农产品追溯平台可以直接感受产品生长环境中的水源、土壤和空气状况,以及食品安全检测报告,多种服务帮助消费者购买到真正的生态产品。 运用线上和线下营销方式吸引用户、方便用户。如运用互联网体验区域引导更多的消费者实现网络购物体验。鼓励他们撰写消费体验,形成良好的口碑;针对老年消费者不善于使用互联网,为他们开通电话订单、微信订单以及现场由工作人员帮助其互联网订单。 新时代大学生农场主,依托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的技术支持,通过“市场+大学生创业+互联网+贫困村”的发展模式,为贫困村民建立支柱型产业,形成市场化扶贫模式,带着爱心前行。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雷锋精神培育路径的实践研究 摘 要:新时代大学生雷锋精神的培育面临着自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的挑战。高校培育雷锋精神,要拓宽普及路径,增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系统认知;强化融入路径,提升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内在认同;丰富实践路径,助推大学对雷锋精神的自觉践行;完善管理路径,保障大学生学雷锋常态化。 关键词:大学生;雷锋精神;培育路径 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培育雷锋精神无疑对于大学生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思想道德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 一、新时代大学生雷锋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 (一)来自社会的挑战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和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随着文化多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趋于多元,部分人为了过分追求利益出现了价值迷茫、道德失范等不良现象。受市场经济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偏差,缺乏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缺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这无疑给新时代大学生雷锋精神的培育工作增加了新的课题。 (二)来自家庭的挑战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并且终生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基本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和智力发展,还影响着孩子的人格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当代大学生多数来自独生子女家庭,长期受到家长的关注和呵护[2]。但不少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对孩子的教育过于偏执,重视孩子智力的早期定向培养,忽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传统家庭美德教育和孩子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等道德品行的养成,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生活中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实现,集体观念淡薄,团结协作能力差,缺乏关爱、理解、团结、分享和奉献精神[3]。他们将这些思想和性格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高校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中,影响了高校雷锋精神培育工作的过程和效果。 (三)来自学校的挑战 中学阶段,学校在应试教育的理念下盲目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尤其是雷锋精神的培育。进入大学后,雷锋精神的培育往往注重形式,忽视内涵,注重短期效应,忽视长远规划,学雷锋活动往往载体有限、内容单一,偏重程序性和表面化[4]。这使部分大学生存在对雷锋精神认知的误区,有的同学对学雷锋活动表面敷衍,内心抵触,有的同学把评优评先、活动加分或毕业求职作为参加学雷锋活动的主要目的,把中华民族美德的传承变成了现实功利主义的思想驱使,培育工作常常停留在传授知识与教育感化层面,雷锋精神未能真正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5]。 二、新时代大学生雷锋精神培育路径 (一)拓宽普及路径,增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系统认知 雷锋精神是高校重要的德育资源,只有不断拓宽普及路径,丰富教育内容,将雷锋精神深厚的精神内涵与大学生的课堂教学、成长成才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才能切实增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系统认知,使其深入人心。 1.植入课堂教学,发挥主阵地育人功能 将雷锋精神植入课堂教学,通过普及宣讲,提升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系统认知,引导大学生建立完善的雷锋精神理论体系。教育内容上,注重由“高、大、全”向“本、真”的回归,巧用代表性案例,将抽象、深奥的理论变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事实依据,深化大学生对雷锋精神实质的理解;教育方法上,注重以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以启发式讲授法为主,灵活穿插运用讨论法、问答法、阅读法、教学互动法等课堂教学方法,增加大学生思考、研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方式上,可运用多媒体等手段,有计划的组织学生观看相关影像资料,增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直观感受和感性认识;注重提高教师个人素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学习热情与兴趣,有针对性地指导大学生解决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困惑和问题[6]。发挥雷锋精神内涵丰富,思想性、理论性强,又有较强的故事性和感染力。 2.搭建新媒体平台,丰富宣传教育渠道 新媒体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它以其内容多元、终端多样、方式简单、互动性强、传播快速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的青睐。培育雷锋精神要将新媒体作为雷锋精神普及教育的新阵地,构建多方位、立体式的宣传平台。建立培育雷锋精神的专题网站,举办网上学雷锋系列活动,增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认知;建立学雷锋网络社区,培养选拔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开展雷锋精神的学习、交流和探讨;建立微博、微信、短信平台,推出电子杂志、手机报,开展雷锋精神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大学生深化对雷锋精神的理解[7]。 (二)强化融入路径,提升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内在认同 雷锋精神的培育贵在知行统一,只有使大学生在系统认知的基础上形成对雷锋精神的内在认同,才能使其建立共同的理性信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雷锋精神的自觉践行者。高校雷锋精神的培育应当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优势,将其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思想受到熏陶,行为得到规范。 (1)将雷锋精神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学雷锋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寻找身边的感动”摄影图片展、以传承雷锋精神为主题的演讲、朗诵、辩论、征文、访谈等活动,鼓励大学生拍摄爱心电影、社会公益微片段、公益纪录片,使大学生在喜闻乐见的特色校园文化活动中接受雷锋精神的洗礼。丰富载体,拓展空间,以党、团、班级组织为载体,开展学雷锋主题党日、主题团日、班级主题教育活动,以社团为载体,开展富有时代气息的学雷锋特色社团活动,使大学生在基层校园文化活动中探索雷锋精神的价值和内涵[8]。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谈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摘 要: 新时代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各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挑战,坚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帮助大学生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得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得以健康成长。 关键词:新时代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形成挑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我国传输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传递到我国,实现其文化霸权主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宣传和灌输,对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对大学生的政治理念形成了干扰。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对我国年轻一代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使他们不屑于继承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使得他们趋之若鹜地追求西方所谓的先进的思想与价值观念,从而对我国传统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2.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形成挑战 社会中一些典型的现象就也对大学生形成了不良诱导,比如诚信的缺失、信用的欠缺、各种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发生等等。而一部分大学生也在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怀疑,对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质疑,思考问题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忽视了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这些都使得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困难。而大学生自身抵御诱惑能力的降低,对自我要求不高,也使得各种不良价值观念有了滋生的土壤,进一步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3.网络的普及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形成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异常丰富的信息极大地拓宽了大学生的思维与视野,也对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学生的被动接受这一方式来展开的,教育者处于优秀地位,主导着教学工作的展开,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把握。但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高校教师的固步不前,缺乏对网络资源的利用、欠缺对网络信息的掌握,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面临困难。 二、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研究 1.国际化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顺利开展,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继承与弘扬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目标,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更要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我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以及传统道德中所倡导的“正义”、“诚信”、“中庸”、“和为贵”等思想,在现阶段有其积极的价值。这些思想并没有落伍,而且与全球道德观是趋同的,是一致的,同时又与其他民族文化与道德观念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在肯定自身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吸纳国外先进道德观念,使之与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比如,在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爱物”思想,可以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环保理念相结合,使之共同为提升我国大学生的道德水平而服务。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顺应这一趋势也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国际化的趋势相统一,要体现国际特色,也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同时以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大弘扬宣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使大学生深切感受到与国际化趋势同意的思想政治教育。 2.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 新时代,大学校园更加开放、包容,也因此而成为多元文化聚集与碰撞的场所。各种文化观念、政治思想、价值理念在大学校园里得以呈现,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思想、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也使得大学生在思想政治观念方面出现了困惑与迷惘,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一方面要改造大学校园环境,从各种外部设施、场所的构建,到人文环境的塑造,使大学校园能够对大学生形成正面、积极的熏陶与影响;另一方面,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其中,潜移默化中形成对大学生正面的影响与引导。 3.网络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模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然成为影响社会公众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我国,大学生上网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而网络则是有效的阵地与平台。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有效途径,更是文化传播的必要方式。通过互联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通过相关网站的建设、网络媒体的报道、高校网站宣传等方式来进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下,大学生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受到了各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挑战,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坚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帮助大学生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得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得以健康成长!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谈高职大学生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培养途径 摘 要: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的专门人才,是高职教育的优秀任务和目标,对提高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对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模式还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本文从高职大学生创新时代精神的培养途径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有所共鸣。 关键词:创新;高职;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时代精神的优秀。创新的基础在于人才,在于青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的专门人才,是高职教育的优秀任务和目标。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规模快速增长,布局更加合理,发展思路进一步清晰,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明显提高,但目前对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模式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些困难和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高职学生的重要性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变大。一方面,因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对新产品的开发与技术转换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对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呈高标准趋势,专业技术好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能受到欢迎。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高职毕业生就业岗位的下移,越来越多的人要面向中小城市,边远地区或农村、乡镇,现实的工作环境要求他们不仅能独当一面,自如地应付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而且要善于创造性地工作,开创出工作的良好局面。 此外, 终生只就职于一个单位的观念已渐落后,高职毕业生岗位迁移,职业转换较多,甚至也面临下岗、再就业及重新学习深造问题。因此,高职类人才作为适应社会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迅猛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在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素质即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身心的同时,更应突出强调创新精神的培养。 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培养的途径 1.构建创新教育体系,普及创新理念 为了实现培养创新实践性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高职院校必须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创新教育体系。通过充分运行完善的创新教育体系,达到培养和满足不同层次的创新需求的目的。 创新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延伸,应该是全员参与的教育活动,学生创新所需的知识、能力、方法需要通过特定的课程学习获得。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中要将创新教育纳入其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热情。 2.发挥专业课教师对高职学生创新精神培养的作用 创新精神的培养,仅仅通过专门的创新教育课程来进行,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容易脱离专业实际空谈创新。专业课的教学也要加入其中,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环境。专业课教学时间长、载体多,直接关系到高职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教育优势。结合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专业技术未来发展与未知奥秘的好奇心, 激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和专业技术革新的浓厚兴趣,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有极大的推动力。 3.构建具有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创造性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创造能力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高职院校要利用校园文化传播方式,营造一种平等、民主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要充分利用广播、多媒体、图书馆、板报等信息渠道扩大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求知欲望。学校可以邀请行业或专业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人才,与同学们见面谈心,做学术报告,巩固学生专业思想,让学生吸取经验,培养成才意识,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举办多种不同层次的学术报告会、数学模型竞赛、设计竞赛、手工制作大赛等。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肯动脑、勤动手的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潜力。 在充满欢乐的活动中使学生们学会管理自己,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交际能力、操作能力。所有这些活动既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又是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培养的重要途径。 创新精神的培养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高职学生不仅要牢固地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更要具备科学的思维和创新素质,以满足现代的经济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 (作者单位: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做新时代的大学生 【摘要】国际环境风起云涌,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你们不能仅限于眼前,这已经不是你们的目标,更不符合新时代赋予你们的责任。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你们略有所思;见证着国家的繁荣富强,你们激情澎湃;分享着今天的科技,你们小有成就感:这是你们的时代,在你们的手中国家将承前启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你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你们已经在体验着社会,你们也在改变着社会。作为大学生,今天的你们将是明天的栋梁。 【关键词】新时代 大学生 奋发向上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迈着时代的脚步,追赶着时代的潮流,你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庆典。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95年,95年的风雨兼程,相继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治国方针、改革开放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你们肩负着新一代的使命。你们这一代延续着改革开放的思想,承接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追赶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潮流,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中,你们体验着新时期的繁荣昌盛给你们带来的一切。新时代的你们,就是新时代的动力。 作为一名大学生,你们身上肩负着一定的责任。你们应该珍惜国家为你们提供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注重提高自己处事的能力,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尤其是注重德育方面的培养,做诚实守信,热爱祖国,乐于奉献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有的同学作为党员,应该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政治理论,关注时事热点,了解国情和党情,做以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己任的可靠接班人。 十八大提出的文化方针政策告诉你们: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党员,你们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出更加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努力的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者。 作为一名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党建意识,积极参加党政活动,明确自身的任务和使命,努力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的素养,服从组织安排,坚定信念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成为一个符合新时代标准的大学生。作为党员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你们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秉承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自身实际,不断去追求进步。共产党员要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爱岗敬业,勤奋学习,开拓进取,埋头苦干,为周围的群众作出表率,努力创造出一流的工作业绩。”“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在的行动要求。作为大学生,你们须明确,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而大学生党员,怎样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除了思想表现好不好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专业学习成绩突不突出。大学生活是短暂和美丽的。你们不应虚度如此黄金岁月,不能让大学过得碌碌无为而遗憾一生。你们要明确自己读大学的目标,明确对自己的定位,明确要培养哪方面的能力,明确要怎样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明确学习的计划步骤,明确自己对比的人群等等,逐项明确以后,并付诸行动中,才能使自己经过四年后有所得,有所长 十八的成功召开以及十八大精神的提出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学生能借此良好的机会提高自身的党性意识,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确立远大目标,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作为大学生,你们须明确,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而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怎样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除了思想表现好不好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专业学习成绩突不突出。大学生活是短暂和美丽的。你们不应虚度如此黄金岁月,不能让大学过得碌碌无为而遗憾一生。你们要明确自己读大学的目标,明确对自己的定位,明确要培养哪方面的能力,明确要怎样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明确学习的计划步骤,明确自己对比的人群等等,逐项明确以后,并付诸行动中,才能使自己经过学习后有所得,有所长。作为你们而言,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努力提高先进性。 具体说来就是搞好自己专业学习并投入更大精力来考研,争取一次成功。争取在未来在更高的平台上获得更大的提升。 总之大学是一个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平台,他更强调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学习场所。 因此,你们只有对自己高定位,高要求,专中且全,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并在知识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鱼跃而出,独树一格。科学技术乃第一生产力。当前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纵观时代风云,非知识不能驾驭。非技术不能驰骋。在人生的海洋里,你们需要知识的引导;在生命的天空中需要知识的导航。为了你们祖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 你们要提高心理素质。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心理活动之下进行的。心理素质是你们成长和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人尽管才华横溢,博文强识,但由于心理素质有严重缺陷而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科技创业的重任,正热切呼唤着你们:在调适各种心理矛盾中成长,在塑造良好心理素质中走向未来。 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还必须学会在感情问题上自我约束。注意感情问题,爱情在大学里是永恒的话题,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要看得很重,若来了,不妨积极地对待使其变为学习的伙伴,而不是为了寂寞无聊追求时尚,毕竟这样的人太多了。大学生只有好好把握,不断改进和完善自我,才能真正地胜任新时代的新要求,成为新时代的主人。愿所有的新时代大学生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用知识铸就一个新世界。要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加强学风、校纪校规的学习。同时,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能够明辨是非,有感恩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要有安全意识。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同事还要有熟练的操作技能,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同时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有正确的就业观和乐观的心理。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一专多能,以及强健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要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要做到自律、自信、自理、自尊。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方法的研究 [摘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是根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提出了切实可行、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教育方法 大学生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适应新形式、新任务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党中央的名义专门就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下发决定,这在我党和我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当代大学生的关怀和关心,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意见》深刻论述了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系统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是新世纪阶段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引导正确的思想方向 《意见》中指出,目前大学生的思想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但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式的多变下,出现了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不良倾向。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发展自我”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1)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2)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3)坚持政治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4)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重视道理又要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融于学校管理之中,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使自律与他律、激励与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5)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 二、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1.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切实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与改革,要严格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落实教学时数,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等形式,建立开放的教学体系,实行自然班教学,倡导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地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2.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1)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扩大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覆盖面和广泛性,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各高校要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重视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不断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 (2)大力开展积极向上和文明健康的校园文化建设。我们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把校园文化建设列入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学校的发展定位、学科建设和学校特色结合起来,与学校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与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展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的建设,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立全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整合高校网络教育资源,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的管理,绝不给错误观点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而且要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响。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 (3)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我们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特别是我校众多贫困学生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的专门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提高大学生克服困难、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心理素质。 (4)关心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教育人、引导人、又要关心人、帮助人。我们要加强管理,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要加强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工作,要多方面筹措资金,不断完善资助政策和措施,形成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包括助学奖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和学费减免等在内的助学体系,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三、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性,努力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短期内是不会有明显的成果的,若不能长期坚持,单凭一时一地的口号和所谓的枯燥学习,不仅不能对同学们思想进行引导甚至会让一部分同学产生逆反心理,如此一来与我们的初衷可谓南辕北辙。充分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同学们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彻底的剖析,抓住思想问题进行点滴的渗透,让同学们在耳濡目染中学会自己抵制不良思潮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由于思想是个抽象的事物,它具有难以把握性,极不稳定性,不易于被认知,因此,我们的工作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我们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困难,要迎难而上而不是半途而废。思想活动也带有不稳定性和反复性,因此不要仅看一时的成绩而骄傲,一定要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工作扎实的、长期地进行下去。 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就必须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必须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及时研究解决涉及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对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结合起来,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一是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二是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三是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四是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其在社会生活影响下形成的时代特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时俱进。我们要在前人丰富的经验基础上,去粗存精,既要继续实践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又要根据学生群体的时代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的活动,努力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运用激励教育做好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摘 要】当代大学生呈现了独立性、敏感性、超前性、现实性等新特点。本文主要阐述如何有效运用激励教育的多种形式和方法做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大学生 激励教育 美国的心理学家詹姆士曾说:“人最本质的需要是渴望被肯定”。当代大学生有强烈的自尊心,独立性强但又敏感,思想超前但又非常现实,多重而矛盾的心理诉求使得他们在实现自我的心路历程中充满煎熬,而思想教育工作者又很难选择到一条快速且高效的方法帮助其实现自我和他人的肯定。 激励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和管理的方法恰好最适合他们的心理需要,良好的运用能有效使之产生快乐的内心体验,从而增强自信心。通过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发挥学生的内在潜力,推动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完善和自我学习能力增强,形成良好集体观念,进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国家建设人才。 一、激励教育的概念和形式分类 激励教育,就是指教育者为使受教育者积极进取、健康发展,以激励的教育行为,从外部给受教育者以适当的激发,使受教育者将要求内化为个体自觉行动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激励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激励,另一类是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就是指奖金、奖品或其它物质行为的奖励,而精神激励是指各种形式的表扬、嘉奖给予一定的荣誉等。物质激励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不可少的,其效果也可能是巨大的,但它不如精神激励灵活方便、作用持久而且相对更适用于学生。因此,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应用最多的还是精神激励。 精神激励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榜样激励。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在每个学期,可以为学生确立几类榜样。这些榜样可以是伟大的杰出人物;可以是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人们;可以是本校、本班的先进分子。抓住学生善于模仿,不甘落后的心理特点,一方面扬声势,造气氛,请先进者介绍先进事迹,激励其他学生仿效榜样,向他们看齐。另一方面,在给予先进者肯定的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要求,引导他们看到不足之处,加以改进。这样既激励先进,又激励了后进。另外,也要十分注意教师的榜样作用,做好学生的表率。 2.前景激励。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人所共有。对自己前途的思考和憧憬是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不可替代和估量的动力。特别是刚进校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前途、理想的想象是积极的,也是多向的。在教育过程中积极肯定学生的美好愿望,引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拼搏。同时,也注重教育学生尊重现实,教育他们以实际出发,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培养自己完美人格的必要性,以及充分认识个性的差异性和社会需要的层次性,要求他们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要用平常心去对待,不要期望过高而不切合实际,避免产生失落感。另外在教育学生时,多说鼓励性的话;少说讽刺、挖苦学生的话,以免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和积极性。 3.情感激励。学生的情感具有两面性,既有对现实否定情绪,产生消极伤感之情;也有对现实的积极肯定,激昂向上的进取情感。在教育学生时,抓住时机,巧妙激励学生。有时运用学生对昔日的痛恨之情,使其吸收失败教训,警惕重蹈覆辙;有时充分利用学生获得成功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让积极的情绪长驻学生心中。同时,在日常教育过程中,可以从欣赏学生的角度同学生交谈,缩短师生距离。 4.归属激励。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如果感受在集体中有地位,就会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从而加倍努力。后进生由于学习成绩差或纪律差,得不到老师、同学及集体的认可,往往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或自卑心理,个性畸形发展。在班级管理中,组成不同形式的活动小组,让每一位学生有职责、有任务,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通过这种形式,把每一位学生拉进集体中,在班集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 5.成功激励。成功,能给人带来满足、幸福等美好的感受,从而激励成功者不断进取,增强自我效能感。 学习生活中,要求学生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具体要求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争取超过以往、超过自己的榜样,争取更好。另外,在日常班级活动中,积极为每一位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后获得成功时的快乐,激发学生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6.肯定激励。得到他人、社会的肯定是每一个人的心理需要。在日常生活,学习活动过程中,及时肯定学生的优点,这是激励学生的良方。为此,对每一个学生,哪怕他们只有一点点小进步或者是一个小优点,及时给予充分肯定,让学生从教师那儿获得积极情绪体验,激发内部动力,发挥学生潜能。 7.竞争激励。有竞争才有发展,才能有所提高。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在竞争中寻找差距,寻找优势,确立新的标准,明确努力方向,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 二、激励教育的运用 激励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了好的激励方式,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佳激励教育效果。激励教育关键要把握好“度”。“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超出这个界限,量变就会引起质变,就是说。如果刺激过“度”,就会出现“超限效应”,引起学生心理不耐烦或边区现象,“欲速则不达”,“激”而不“励”。相反,“度”不及,不能感奋,“励”而不“激”。因此,教师实施激励教育,一定要把握外界教育影响与学生思想内部需要和动机,情感和意志联系起来,才能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1.选择好角度 在对学生进行激励教育时,师生间感应敏锐,随时会发生心理上的交流与撞击,产生多种心理效应。因此进行激励教育一定要选择好角度,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变换角度,巧妙地寻找学生最佳接受点。 2.掌握好程度 激励教育,要根据学生年龄、性格和心理发展的不同特点确定场合、范围和火候。现在的大学生自觉性与盲目性错综复杂,有时因好奇冒险,出现偶发事件。这时教师要以冷静、宽容的态度,掌握激励教育的程度。尽量不使他们因“栽面”而破罐破摔。 3.把握好时机、尺度 教育者要善于抓住激励教育时机、尺度。平时多观察了解学生,对其“闪光点”要及时表扬鼓励,使外界刺激与行为之间迅速建立联系,以巩固良好的行为方式,加强思想认识。学生获得荣誉和成功之时是鼓励教育的最佳时机,但如果对学生进行批评、否定、惩罚等负强化激励教育时,不要爆烈激化,造成不可协调的局面。如遇到倔强的学主要借机宣泄对立情绪时,可以转个弯说:“先谈到这吧,我们都回去想一想。”这样冷处理不至于把事情弄僵。而当他们稍有悔改之意时就应及时鼓励,把握时机,以达到教育之目的。 激励教育的指向是学生的情意系统。“感人心者莫乎情”,教师在激励教育中要注入情感精度,把自己的爱心与温情化作清凉的细雨,去滋润学生的心田。使学生把外界刺激逐步转化为自我鼓励的内缀力。同时,学生也在被爱护与尊重中感到老师的理解与真诚。愿意把老师当知心朋友,吐露内心秘密。老师从而窥测到学生的内心世界,找到激励教育的最好契机。 三、激励教育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激励教育不只是一种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思想。它从教育思想的高度来研究教育者的教育行动,从学生需求的层面来研究学生主体的发挥,这突出地体现在激励教育理论的三个支点,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积极的心理需求”和“实现学生的自我激励”。 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是实施激励教育的前提。被尊重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尊重学生是现代教育“爱”的优秀。激励是在正视学生主体地位前提下的教育行为,只有从尊重出发,引发出各种激励的教育措施,才能唤起神奇的力量,使学生的品格、智慧充分自由地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同时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正视学生的潜能,善于把差异当作资源来开发。 2.满足学生积极的心理需求是激励教育的动因。需求产生动机,动机转化为行为,通过行为实现既定目标。需求是人的行为最浓厚的动力源。只有不断地培养、满足学生积极的心理需求,才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实施激励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满足学生受尊重、有兴趣、参与、交往、成功等需求,使学生把心理需求转化为积极的学习行为和道德行为,从而得到主动、充分地发展。 3.实现学生的自我激励是关键。实施激励教育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使外动力转化为内动力。当教育的要求,目标让学生感到有意义,有强烈的需求,而且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时,外激励即可以转化为内激励。这个转化的机制在于创设充满情趣,丰富的学生活动。学生只有在属于他们的活动中,才会如鱼得水,才可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体,才可能实现自我激励。 总之,激励教育是众多教育手段中最有效的,也是最易实施的,能显著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组织行为科学认为:工作成绩=能力×动机激发程度。这公式应用在学生身上同样成立。在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环境给予了他们极高的期望,在他们身心中也集聚了超量的动力,但是他们所处的生理阶段和精神层次决定了其仍处于较稚嫩程度,在教育过程中,坚持激励教育的方式,以表扬鼓励为主,以谅解引导为主,对培养教育出当代高素质的大学生人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诚信缺失诚信教育论文 1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1.1经济生活方面 学校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给予一定的资助,奖助学金发放人员的界定有一定要求,有的学生没有如实反映家庭状况,也拿到了奖助学金,平时的生活并不是简朴,却也是追求名牌电子产品、服饰等;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学生拖欠学费,将学费挪作他用,使得一学期的学习付之东流,得不到学分,影响正常的学习和毕业。 1.2就业方面 学生在书写简历时,为了夺人眼球,有意夸大自己优点;在找到条件更好的单位就不辞而别,缺乏应有的诚信和合同意识,对于学校的名誉及今后毕业学生就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2大学生诚信缺失主原因分析 造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学校、家庭因素及自身原因。学生虽然生活在校园里,但通过各种渠道可获得大量的信息,同样会受到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运行机制不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规范不完善,大量的经济活动不规范,也会蔓延到学校,必然会影响到学生;政治生活中一些贪官,一些党政干部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给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学校对于德育教育也是流于形式,简单的教学方法,大大影响了德育的实际效果,一些学校和教师的不适当的行为,也影响着学生坚守诚信的决心;我国的学生从小就是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学校、家庭、自身注重的就是学习成绩,综合素质的水平相对发达国家相差较多,这也是造成目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3加强诚信教育的方法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诚信意识和行为的培养,延续传统的教育方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探索新方法,重视、加强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是每个高校教师的责任。 3.1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提出的一个本土化概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价值观念,其初衷是纠正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纠正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促进学生有效成长的教育。素质的内涵具有时代的特征,不同的时代要求不同的素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社会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思想还不够成熟,可塑性比较强。因此,加强大学生不断地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身的认识和鉴别能力,培养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确保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确立。当代著名人文学家汤一介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讲道:“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需要人文精神来加以引导。”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的综合、学科的交叉、文理的交融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就要求大学生成为专才,更要成为全才、通才,要情趣高雅,免受当前社会流行的功利主义、浮躁之风的影响,提高文化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3.2教书育人,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模范作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行为,要加强教师自身的诚信建设。教师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相伴终生的,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决定着自身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学校的管理者、教师要以身作则,树立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思想,率先遵守诚信规范。教师要不断的学习,“敢探索未发明的真理”,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使自己成为素质教育的积极推进者。教师要爱岗敬业,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用人格力量鼓舞他人,用才华和热情授业解惑,不辱使命,为大学生树立诚信的榜样。 3.3健全考核体系,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 据学者归纳,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诚信情况不好,发达国家如美国、北欧等国家的大学中诚信情况较好,这与制度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可借鉴美国现代大学体系中的诚信教育体系,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学校应组建专属机构来运作,以诚实、诚信、公平、尊重和负责为基本原则,建立、健全具体的制度,在学校师生中广泛宣传,对于新生入学时,要求签署学术诚信保证书,让学生知道关于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不诚信行为从定义、标准、处罚规定到申辩程序,若发现不诚信行为由组织机构按照规定给予处罚。将大学生诚信档案纳入网络化管理,作为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岗位、奖学金、评优、入党、研究生保送及就业推荐等的依据,可为用人单位提供学生的信用记录,引导就业单位挑选信用好的学生,形成守信获益、失信受损氛围,使诚实守信成为大学生言行的伦理导向与共同遵从的价值标准。诚信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的重视,更需要社会、家庭各方面密切配合,通过制度约束,少喊口号,不断探索、创新,培育出诚实守信的优秀人才。 作者:周玉凤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缺失诚信教育论文 1政治信仰缺失 受西方思想的入侵,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渐盛行,好多高校大学生只向“钱”看,政治被视为实现利益的跳板。不少大学生在校参加政治或文体活动仅是为了考核及不影响评奖评优。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种迷信和伪科学逐渐盛行,部分高校大学生遇到困难失去理性判断。各种宗教思想的侵袭,玷污了大学生的思想,使得青年大学生未能形成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2人际交往不诚信 以诚相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只有真诚待人,对彼此保有一种诚信的动机和态度,才能得到相互信任,人际关系才能得以发展和加深,使得人际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不少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各种失信的行为。 3学业、求职造假 学生以学习为主,但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专注学习科学知识,有的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盲目于爱情,没有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并且缺少学习兴趣,或者学习的文化知识不能很好应用。由于平时缺少知识的积累导致考试不能顺利通过,于是开始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作弊、打小抄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购买作弊工具。导致原来那些学习努力的同学产生不平衡心理,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水平,缺乏应具备的职业能力,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当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4经济诚信缺失严重 当今大学生恶意拖欠助学贷款成为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或是不按合同还款或是不按时还利息,更有甚者毕业后拒绝还贷,很多同学恶意拖欠学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形象及声誉。大学生经济缺失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随处可见,有的不只局限在道德层面,甚至触犯到法律,,对人民、社会以及国家构成威胁、造成损失。 5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5.1建立高校大学生的诚信档案 为规范和制约高校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引领大学生自觉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是我国目前高校应展开的一项迫切任务。诚信档案的建立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理念,推动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助力。 5.2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监督体制 为了孕育健康和谐的诚信环境,有力地促使高校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行为,高校不仅要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还要制定科学的监督机制。应有效发挥学生主体的监督和舆论作用,加强信用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对失信者的行为通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及时曝光,对守信用者给予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青年学子引起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并主动信守承诺,同时也能引起整个社会对高校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关注。 5.3构建大学生诚信自律示范机制 诚信教育机制要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学生诚信缺失重要原因怕受到家长的斥责,因为害怕所以选择撒谎。有的甚至遭到父母的打骂,这样反而激发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身心更是受到损害,使得诚信问题也出现裂口。因此,建议家长与学生多沟通交流,达到诚信教育的效果。 5.4建立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 诚信危机制度是大学生经济诚信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可以保证高校诚信教育的顺利推进。各层次相关部门制定奖惩相结合的诚信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避免单一的惩罚制度不合理。还需把握奖惩的力度,避免标准过低或过高失去合理性或者带来负面影响。高校还应完善大学生就业诚信体制,就业诚信制度能够保证大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大学生就业意识的有效措施。 5.5吸取国外经验,建立科学诚信体制 从全球角度看,解决诚信问题的方法较多,其中当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征信制度”。此项制度内容如下:公司或个人的诚信状况由一家信用度高的资信公司存有,本人或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或个人采用付费方式进行查询。公司或个人如果存在信用不良,如恶意拖欠学费、拒绝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偷税、漏税等,这些不良信用记录就会在诚信资信公司留有诚信记录,这样信用记录会在日常或以后在商业活动和个人社会活动中作为参考评价。当今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既是广大青年学子成长过程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和时展的要求。高校为国家发展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已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高校学子诚信的缺失将会给祖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所以诚信教育势在必行,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关注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广大青年学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全面培育诚信这一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诚信意识,才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不断前进,诚信教育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所以耐心细致地分析高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由,并根据高校大学生诚信失衡采取相关措施,对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永明 马俊红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哈尔滨华德学院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和应对措施 摘 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影响,缺乏诚信。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分析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并对如何提高大学生诚信水平提出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教育 “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诚信从古到今都是中华民族美好品德,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准绳和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诚信”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诚信是个人立身处世以及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大学生的诚信去哪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缺乏诚信?对于高校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课题。大学生的诚信缺失与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有关,但是与大学生对诚信问题的理解不透彻,不清楚诚信缺失的危害也有关。我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期,各种制假、贩假、食品卫生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由于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刻不容缓。每一个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都应该认真分析,评价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一、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的表现 (一)学业的不诚信 考试作弊是当前大学生缺乏诚信的具体表现,现在学生考试作弊,手段花样百出,夹带纸条、手机传答案。在计算机等级考试、四六级考试、普通话考试中都有替考或利用高科技通信手段作弊的现象。甚至在护士资格证考试中有保过培训班,学生只要缴纳一定费用,在考试中就能及时得到答案。这对那些平时认真学习的学生来说很不公平,从而导致学习风气不浓,学生都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通过考试,大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诚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 助学贷款是国家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而制定的政府贴息的贷款政策。大多数贫困学生能做到诚实守信,毕业后按时归还贷款,但有一部分学生不能按时还款,还有一部分学生逃避还款。 2015年8月,北京宜信致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中心联合了《全国大学生信用认识调研报告》,报告中调查了全国252所高校的大学生,收回问卷近3万份,从回收的问卷来看,在使用助学贷款的学生中,有近四成学生曾逾期还款,在用过信用卡的大学生中有近2%的人不按时还款,大学生的整体信用不容乐观。 (三)高校图书馆考验大学生的诚信 高校图书馆购入的图书,流失量占借书量的3%左右,新购置的图书经过几年就会由当初的十几本变成几本甚至孤本,这是由于大学生对在图书馆借书后需按时归还并不重视。有些学生把借出来的图书在同学中传阅,过了一段时间甚至不知道书放在哪里。针对借书不还的情况,虽然一些学校将赔偿金翻了几番,但大学生们并不重视,有的学生甚至通过交点赔偿金将绝版书据为己有。这些行为究其原因还是大学生没有养成讲诚守信的做事习惯。 (四)就业中的诚信缺失 审核求职简历是用人单位招聘员工的第一步。一些大学生在应聘中为了引起招聘单位重视,往往对简历进行造假,简历注水是存在于应届毕业生中很普遍的现象。由于投递给用人单位的简历全凭个人制作,为了使简历看上去丰满充实,能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一些学生使出浑身解数,在简历中夸大其词、弄虚作假。还有一些学生通过伪造各种荣誉证书、课程成绩、英语、普通话等级证书等,编造在校学习期间任职情况,伪造社会实践经验竞争好的工作岗位。 部分学生在就业面试中面对招聘主管的提问,盲目吹嘘自己、夸夸其谈,结果到了实际工作中用人单位发现本人其实很普通。有的大学生甚至在签约后随意违约。一些毕业生在签约后,在发现有更合适的单位时会毁约跳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 二、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 (一)大学生缺乏诚信与历史原因有关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自古就有“童叟无欺、公平交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经典语录。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一些传统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社会环境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博客、微信、QQ普及,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由于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丰富的信息在使大学生的思想活跃的同时,也使大学生被动接受了许多不良信息。这些负面信息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业观、金钱观、就业观。例如,前两年网上热议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 某某女生找了有钱的大叔,等于找了长期饭票等;还有最近刚刚兴起的 “网红”,许多女孩在网上直播吃饭、睡觉、甚至不雅行为以博取眼球,赚取大量金钱。由于钱财来得太容易,使许多女孩把这种行为当成快速赚钱的捷径。一些大学生不辨是非纷纷效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学校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缺乏诚信 现在虽然各大学都开设德育课,但往往流于形式,老师讲课往往照本宣科,不能解决学生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大学中,通常情况下班主任、辅导员与学生几周才见一次面,科任老师一般上完课就走了,很少与学生交流,学生无法与老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大学生缺乏诚信 家庭教育形同虚设,一方面孩子上大学会住校,与家长见面机会很少,另一方面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已长大,不会干涉孩子,从而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其实大学生从以前那种严格的学习环境中进入大学,对松散的管理很不适应,很容易在自我管理过程中放松自己,从而做出道德失范的事情。 三、大学生诚信教育策略 (一)通过法律强制规定 国家应尽快将公民的行为用法律加以规范。加快推进诚信制度建立,应尽快制定一套能充分体现公民诚实守信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约束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法律中应明确规定要求主体诚实信用,违反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处罚。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情况纳入了个人信用系统,一旦大学生有违约行为,便会记录在案,在今后房贷、车贷、留学就业中都会受到限制。 (二)应加强高校两课教育,改革高校道德教育方法 各高校应积极加强“两课”教育,引导大学生运用正确的观点、立场、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握自己。结合具体事例开展诚信教育,使他们在同学交往中、学习和考试过程中做到言行一致,拒绝作弊、诚实守信,从而使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学校张贴诚信标语并定期开展有关诚信的主题班会。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同时在学生会设立诚信督导组,监督学生,让大学生时刻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从而能形成自律。在学校中营造一种诚信光荣、背信可耻的舆论氛围。 (三)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 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是时展的需要,是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可以对大学生的经济活动、学习活动、社会活动做出有效的评价,对大学生的发展起到有力的约束作用。从而使大学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针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诚信缺失,2016年5月,戴尔、麦当劳等多家国际大企业在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场大学生信用招聘会,第一次把考察诚信作为招聘大学生的一道门槛。在招聘会上,各家企业第一次将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作为招聘毕业生、实习生的重要条件。以前只注重简历的招聘模式已经被打破。各大企业主要是通过第三方征信机构查看应聘大学生是否有信用卡不按时还款甚至拖欠未还。同时各大企业也把每个学生在大学中的信用评价作为招聘重要参考。2016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各高校开始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将大学生诚信档案规范化、制度化。诚信档案从学生大一入校就开始记录,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教育经历、工作经历、项目经验、培训经历、社团经历、奖励荣誉、资质证书、学术论文、专著编著、发明专利)和学生在校成长记录(包括学习成绩、学期评语、学费缴纳记录、助学贷款记录、境外交流等),涉及大学生在校期间德、智、体、美各方面的个人信用信息。 (四)加快推进诚信奖惩机制建立 仅仅通过诚信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是不够的,必须以严格的奖惩制度约束学生,使大学生诚信奖励和失信处罚有章可循。例如,在综合测评的发展性素质中对诚信良好的学生予以加分,在评优评干中优先考虑。在每年的贫困生认定中采取优先对待原则。使大学生能的认识到讲诚信与他们的学业息息相关。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培养诚信意识。 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大学生,他们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切实解决大学生诚信危机,重塑大学生的诚信形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诚信档案的建立可以规范大学生的行为,使大学生成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高职大学生新媒体环境下诚信缺失的危害性 摘要: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素质,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更是高校一切教育的基石。本文通过对高职大学生新媒体环境下诚信现状的调查,综合分析了高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危害性,剖析了存在诚信缺失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大学生诚信危机的策略。 0 引言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项基本规范,是当代大学生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需要培养的优秀道德品质。但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以其实效性、广阔性、交互性的特点,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冲击了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现代人,导致了诚信危机,这种诚信危机也渗透到被人们称作“净土”的高校,侵蚀着当代的大学生。当前,大部分大学生的诚信道德观念还是不错的,但也有部分大学生存在诚信意识的缺失与淡薄,主要体现在理想信念、学习、求职就业、社会经济活动、网络交流等方面。因此,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理性地分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清楚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本文笔者以问卷调查(调查活动对象为全日制在校高职专科300名学生,其中男生235名,女生65名,涉及68个指标;收回有效问卷283份,有效率为94.33%),参考文献资料、访谈等方式,对高职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诚信缺失,学习、求职就业方面的诚信缺失,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的诚信缺失,网络环境下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诚信缺失一一做了分析,并在诚信缺失表现的基础上,分析其带来的一系列危害。 1 高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1.1 理想信念的诚信缺失 市场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便捷化、虚拟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生产力水平、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及各种思潮不断地充斥影响着大学生。一方面使得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开始崇扬眉外,对社会主义宣扬的一些价值观、传统观念,持质疑态度,如在调查中,当问到,“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观念,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做呢?64.7%的同学回答是继承并发扬光大,但还有近的12%的同学说“不知道,无所谓”,从这个数据中可见,当代大学生对传统观念的缺失和贫乏;另一方面,受国外“西化”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一部分人不顾道德和良知,不择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导致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对理想信念的失衡。当代大学生,面对脸朝黄土的父母,一无雄厚的经济实力,二无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前,虽然胸怀远大理想、踌躇满志,但他们缺乏信心和恒心,经不起打击和考验。 1.2 学习、求职就业方面的诚信缺失 1.2.1 考试作弊、论文抄袭 近几年,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呈上升趋势。在笔者调查的高职大学生中,偶尔有过一、两次作弊行为的人达109人,占总数的38.5%,从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57.14%的同学非常清楚考纪的严肃性,但是仍然有14.84 %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有14.7%的同学认为只要作弊时“聪明点”,就不会有事的。尤其是一些公共课科目,22.9%认为作弊是情有可原,专业课作弊就不应该了。调查中,作弊现象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当举行全国性统考,如“英语四、六级”,在网络上、校园里,充斥着各种“招募考试高手”、提供“全真试题”、“代考,包过”等的小广告。一些学生为了取得高额的报酬或为了通过考试,置考纪于不顾,找“”大肆作弊;二是作弊手段和工具,翻陈出新,从夹带到运用网络工具;三是作弊学生的心态比较坦然,毫不讳忌。 近几年,学术腐败问题,像病毒一样在校园内蔓延。调查中发现,占调查总数24.3%的同学,会在毕业论文中大量引用别人资料中的语段,53.7%的同学认为借鉴或裁剪他人论文是正常的事情,甚至有2.4%的高职大学生在写论文时,会直接抄一篇。调查结果显示,抄袭论文现象在高职院校学生中非常普遍,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高职大学生怕自己的研究和理论水平质量不高,达不到老师要求;另一方面,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论文中需要的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只能用“浆糊加剪刀”的方法,敷衍了事。 1.2.2 求职履历“掺水”、毁约现象普遍――伪造证件,履历掺水 求职履历,是大学生进入企业的第一块敲门砖。高职院校毕业生受到社会上造假、过度包装等不良现象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就业推荐表上,夸大个人成绩和能力,伪造一些社会实践经历。调查中,41.7%的同学,对毕业生求职简历中的“美化”、“虚化”现象的表态是为找一份好工作,履历“掺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4.2%的学生认为只要能保证就业,无论什么手段都能接受。调查显示,高职大学生履历造假,一方面由于高职大学生感觉与名牌院校、本科院校学生比,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感觉周围同学都在造假,我不造假,感觉对自己不公平。 就业协议,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建立在互相尊重信任的基础上的一种双方契约。但是调查中,当问到若你和用人单位已签好协议,但是面对更好的就业机会,34.78%的大学生会选择毁约,可见,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片叫嚷声中,就业、签约、违约、毁约的现象呈一定的发展趋势。从数据分析可见,由于大学生自身带有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缺乏理智的思考,加上就业市场上以利益为主体,导致高职大学生缺乏诚信意识,契约意识淡薄。学生的违约行为,一方面影响了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给学校的整体信誉及就业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3 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的诚信缺失 1.3.1 弄虚作假、骗取助学贷款,拖欠学杂费 目前,高校对贫困生的补助名目繁多,如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这些补助金旨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在这些奖助金申报过程中,对特困生的认定标准是提供学生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开出的贫困证明,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困难补助,疏通当地某些办事人员,轻易获得了补助的资格。在调查中,有7.8%的大学生表示,为了获得学校的助学金,会对个人的家境情况大肆渲染。学校为了减轻贫困生的生活压力,给贫困生提工了勤工俭学的机会,但是从学校就业办统计的数据显示,占到21%的学生,不情愿或者不愿意参加勤工俭学。 除了助学金之外,高职大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上也存在着诚信缺失。问卷调查中,7.1%的学生选择“没有考虑要还贷”,甚至有6.7%的同学选择“不还”。笔者也从学校助学贷款部门了解到,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选择按期还贷,但还有2.1%的同学,目前尚处于欠款中。 据报道,2001年以来,全国许多高校几乎都面临着严重的学生欠费问题,调查中,2.1%的高职大学生,因贷款名额有限,确实存在经济困难,无法得到银行的助学贷款,但还有部分大学生存在着恶意欠费行为,一些学生将学费挪为他用,一些学生花费在购买消费品上,一些学生花费在网络游戏中,但也有部分同学,因积欠课程太多,无法按期毕业,故意欠费。从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中国信用体制尚未完善的今天,无论是助学金、助学贷款,还是学生应该缴纳的学杂费,大学生都是在用自己的诚信作担保。诚信问题,正在逐步损害着当代大学生的形象。 1.3.2 生活小节、社会交往方面的诚信缺失 大学生在生活小节方面,大部分学生能够诚实守信,但还是有小部分学生,进商场、逛超市“顺手牵羊”;进书店、图书馆看见所需,随意撕损;进教室,顺手拿走同学遗忘的手机等物品;在宿舍,随意使用同学的私人物品,甚至偶尔占之;更有甚者,借钱后,屡催不还等不诚信的表现。除了生活小节外,大学生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存在着诚信的缺失,如有一些学生对感情的把握缺乏正确的态度,缺少责任,更多地抱着一种游戏态度,多角恋爱。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大学生抱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等不正确的心态对待恋爱,有的大学生因恋爱不成,轻生、伤害对方。除了恋爱方面,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上也表现出虚假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双面人,势利眼。处处吹牛,夸大个人的能力;时时承诺,而从不兑现。 1.4 新媒体环境下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诚信缺失 根据 2015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 提升至 88.9% 。在我国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 24.6% 。随着新媒体环境的飞速发展,信息的多元化、交互性和媒体交流平台的虚拟性,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1.4.1 新媒体信息的多元性影响大学生对基本价值观念的判断 新媒体是一把 “双刃剑”。在新媒体环境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在新媒体这个平台上,发出不同的声音,与现实社会环境相比,呈现出多元性趋势,体现出多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多种声音”不断冲击着现实的教育大环境。当代大学生恰恰处在成长期,一方面,享受新媒体带来的便捷;另一方面也给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大学生的社会经验少,自控能力差,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信息辨别能力较差,容易造成大学生对基本价值观念的判断出现扭曲。 1.4.2 网络交流平台的虚拟性淡化了道德标准的要求 新媒体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俘获了大学生的心,成为交流的新宠。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已习惯在新媒体上进行交友、聊天、交易购物。在新媒体交流平台中,还存在着许多法律所不能约束的灰色地带,使得新媒体世界中的诚信评判标准变得相对模糊。由于缺失诚信的评判标准,在网络社会里容易形成习惯性的猜忌、叛逆、避世等性格,加速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意识或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交往信任度,拉大了学生与学生间的现实距离,使得当代大学生缺乏社会归属感,妨碍了大学生诚信品格的形成,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 高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危害性 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诸多失信的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观念形成。高职大学生,他们的诚信意识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素质,更多的影响到整个企业、行业、产业的发展,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小康社会的发展。由于大学生涉世不深、经验不足,容易受到不良现象的影响,导致自身诚信出现问题。社会诚信失范现象的出现,给大学生诚信教育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2.1 从个人角度出发,不利于大学生成才 当代大学生看问题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并善于勇敢的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意见。一方面,如果大学生没有养成诚信道德,将会对生活和社会运行机制产生负面影响,会对今后我国经济社会的信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如对同学、师生之间,因为不信任,易产生对人的防备心理,常期以往,精神和心理上产生压抑,不利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成长;另一方面,大学阶段是形成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他们对诚信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并未挖掘其中的精髓和品质,他们对社会上的虚假之风痛心疾首,但对身边人的诚信缺失行为也不否定,导致诚信判断标准失衡,不利于大学生成才与成长。 2.2 从学校角度出发,有损于高校的形象和信誉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作为高职大学生,其诚信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形象,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进行。高职大学生的这种“特殊性”,需要大学生在三年制的“短学制”中,完善大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创业就业能力的提升,要与校企合作、实验实训、顶岗实习、创新创业相契合。因此,高职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如何,尤其是思想素质中占首位的诚信道德品质如何,是高校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成败的关键,也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形象和信誉的标准。高职大学生连起码的诚信品质都养不起,将会给学校、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3 从社会角度出发,诚信缺失将对社会造成危害 一方面,大学生诚信缺失,给中国诚信道德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高职大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培养的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未来这些人才将分布在企业的角角落落,成为企业一线的技术和专业骨干,他们诚信道德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整个产业诚信道德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生诚信缺失,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高职大学生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当各种市场经济的标准逐渐的开始渗透到人际交往之中,利益成了人们行为处事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人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社会上一些人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少数干部贪污受贿腐败等一些失信甚至是违法行为屡见不鲜,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活动中去。大学生一旦受其影响,思想将受到侵烛,大学生的诚信观念、守信用的良好德性没有养成,将会影响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和发展。 3 加强和改善大学生诚信危机的策略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归纳了当前大学生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学习、求职就业、社会经济活动等四大方面,这些大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不仅不利于大学生成才,影响了高校的培养质量和信誉,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碣了社会的发展。所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刻剖析产生大学生诚信危机的原因,充分认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找出一条合理的解决路径。 一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入手,把诚信思想融合进校园文化、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根据高职院校的培养理念和教学目标,通过校园文化的各类载体、课堂、实验实训、顶岗实习等环节,把诚信教育融入每一个环节,同时,充分利用新媒体,号召辅导员、班主任及其他学生工作者,通过利用校园网、广播、QQ群、微博、微信等手段,营造良好的诚信舆论氛围,结合各专业要求,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丰富多彩的专题活动,以人为本、树立榜样,将诚信的内涵及要求,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一体化的贯穿,促使学生达到诚信自觉内化。真正地从思想上和行动去尊重学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诚信观,逐渐形成责任感、正义感、诚信观。 二是要完善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明确诚信评价指标,用事实衡量大学生诚信与否。如对上课、考试、作业等大学生的一日常规行为,建立一套完整的学生诚信档案,纳入学生诚信体系考核中,奖惩并重。通过这种诚信机制,旨在将诚信行为进行量化,对大学生的诚信进行监督和惩戒,用诚信教育制度化达到引领高职大学生规范守信、诚信做人的目的。 三是营造诚实守信的校园氛围和信用环境。作为一所高校,应该以制度为基石、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以诚实守信的学术风范为抓手,以教师的诚信人格魅力为标杆,从上至下,从内到外,由表及里,极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以榜样的力量,传播正能量。 四是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充盈着“诚”与“信”的闪光思想和价值诉求,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道德要升华,诚信就铸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的共识、共鸣与共同努力下,诚信之花定会在学校这片肥沃的土壤下生根发芽。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诚信缺失调查分析 摘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当代诚信缺失现象严重,从而使诚信建设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部分。而在大学生中也普遍在各个方面存在着诚信缺失的问题,大学生是社会的未来,是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部分。在本文中,我就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以本学院为范围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缺失;调查;分析;解决 一、现状 根据调查显示,当今大部分大学生,不同性别,不同学习水平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方面上都有着诚信缺失的状况。主要体现为上课、点名、考试、经济和感情等方面。而社会、学校对学生的诚信教育的不重视,更纵容了诚信缺失之风。 二、问题分析 (一)逃课和点名问题 逃课问题是大学最典型也是最普遍的诚信缺失的体现,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百之之七十五的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逃课行为,而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习惯性逃课。 逃课主要为公共课,这种课考试内容简单,上课人数多,逃课不容易被发现,少数专业课可能因为个人部分因素,或者对专业老师的看法而逃课。 逃课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点名问题,很多老师在课上为了保证出勤率,会有不定期点名,而点名结果则算在期末考试成绩里,并且缺勤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学分。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同学们经常会在不去上课的时候拜托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帮帮点到。 在逃课的同学当中,数量最多的是高年级的同学,刚入学的同学逃课很少,这也说明逃课行为是高年级的对下一届的同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代点名的行为和逃课的行为类似。逃课同学水平参差不齐,说明了逃课在很多大学生中已经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前两次还有点羞愧心,习惯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二)抄袭问题 文章抄袭问题现在也是大学的一个典型问题,一个是老师的期末作业,一个是同学的个人论文。主要表现就是从百度上直接复制粘贴下来,这也就造就了作业和论文内同雷同率高,而且从网上复制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这次的调查中,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学在网上复制粘贴文字到自己的文章,其中基本完全复制的占其中百分之十左右,部分文章从晚上复制的占百分之六十。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网络的发达,各种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迅速便捷,满足了很多同学的取巧心;二是现在社会文学风气浮躁,很多人无法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创作研究;三是对于抄袭的打击力度小,试想一个人从百度拼拼凑凑迅速做好的作业或论文如果拿了和另一个自己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同学一样甚至高的分数,那么,自己凭自己实力写作业的同学的信心和精力都会受到打击。 (三)考试作弊问题 考试作弊问题相对上述几个问题来说相对较少,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同学有过考试打小抄的问题。一个是学校对于作弊的打击力度大和措施完善,另一个是师大同学水平普遍可以及格。而更优秀的同学没有作弊的必要。 (四)经济诚信缺失问题 对于经济上的诚信缺失,在此以典例举出:手机卡的更换问题。当手机由于某些问题,形成大量欠费,欠费额度远高于重新办一张卡的花销,很多同学会选择放弃当前的卡,去重新办一张卡。其实这不仅体现了大学生诚信意识的缺失,也体现了学生的维权意识较弱,不懂得到相关服务部分咨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他的经济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借钱不还,高价卖东西给同学等。以上问题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当代大学生之中,可能刚开始,或者数量小,看似是个小事,但是时间长了,数量大了,慢慢就会成为大问题。当一个人经济上在别人心中没有诚信的时候,以后有经济来往就会不被对方所信任。 (五)情感诚信缺失问题 现在大学的恋爱相当普遍,随之而来的是高分手率和高劈腿率,也就是说部分同学在对待感情的态度上,采取相当不负责任的态度,并且在恋情中,对于对方的坦诚度也相当小。而现在大学生谈恋爱的时间逐渐缩短,换对象的频率逐渐升高,这都是感情方面诚信缺失的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自由恋爱已经基本成为一种共识。但共识之下却使很多学生把恋爱放在了很轻的位置,不再严肃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加强大学生感情观的心理教育。 三、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诚信缺失现象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 (一)社会环境影响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物质利益的驱使,弄虚作假、背信弃义、行骗欺诈等各种不诚信行为在我国日益滋生蔓延,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 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社会环境的好坏对个人的思想素质和价值取向有着重大影响。当代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深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影响,对传统诚信原则有动摇和怀疑,在认知上容易产生一种错误,认为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甚至是获得利益回报的一个途径,从而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不能够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片面强调所谓个人价值,追求物质利益,放弃诚实守信方面的约束和要求。 现在大部分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文化知识的学期,忽视了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甚至有的学校在打的考试中默许学生作弊行为,这对学生的良好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当学生到了大学校园之后,高校对品德修养的再教育不够重视,大部分只是把书本中刻板的德育知识传达给学生,并不能引起学生重视。 (三)家庭诚信教育不足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后备力量,对孩子成人的个性品德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受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家庭对于孩子的诚信教育并不重视,而是以孩子的成绩为教育的着力点,造成了学生诚信品德方面的缺失。 (四)个人诚信观念迷茫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诚信教育普遍态度是“搞诚信教育没啥用“。目前社会上诚信吃亏、不讲诚信获利现象比比皆是。随着高校学生社会认知度降低,大学生对诚信教育的态度更是疑惑重重,认为诚信及教育无足轻重。 四、解决方法 总的来说,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体现在了大学生活的很多方面,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学校及社会应及时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认真对待,不能一味以课本死知识提点学生,要通过实际行动和制度,给学生以实质性的启示。 (一)对于思想上,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是社会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想要改变有很大难度,应该从小处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这是一个长期的提高过程,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二)同时学校应该践行以学生利益为中心,对大学生的发展和现实需求给予充分重视,在课程和就业上进行改革,同时晚上大学生市场经济生活,尽量给学生创造一个可以没必要不得不作弊、逃课、造假及进行其他不诚信行为的环境。 (三)对于行为的约束,制度是保障,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建设是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加强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完善诚信监督记录制度,建立诚信评价体制刻不容缓。 作者简介:刘学华(1994年2月C),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纳什均衡”:博弈论下的大学生诚信缺失及应对策略 摘 要: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均衡,它强调在信息阻塞的情况下,信任――守信对博弈双方都会产生积极作用。本文借此理论分析大学生目前诚信缺失的几大表现,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纳什均衡;博弈;诚信缺失;应对措施 所谓诚信,也就是诚实同时坚守信用。从宏观看,它是维系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就微观而言,它是规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准则,也是建立现代社会规则的必备条件。本文援引经济学著名的分析方法“纳什均衡”,意在对当前大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特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旨在为当前大学生诚信教育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纳什均衡 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美国大片《美丽心灵》的男主人公原型,21岁从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曾被《财富》杂志评为近代最杰出天才数学家。纳什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1]。“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也就是各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达到力量均衡的理论。最好体现博弈论的就是“囚徒困境”:在某一案件中,警方同时将两个犯罪嫌疑人隔离开来进行审讯,使两人无法串供,如果抵赖多的被发现了就会加重刑罚,实际上两人都想少供自己,但结果是两人都老实交代,因为怕对方供出自己刑罚更重。它形象地告诉人们,诚信,即使是非合作的诚信也可给各方都带来利益,而非诚信的互相拆台只会给各方都带来损失。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是委托人与受托人在不断重复的理性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行为[2]。美国学者鲍克指出:“信任所产生的社会利益,与我们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一样,需要受到保护。当信任被损害时,整个社会都会吃苦头;当信任被毁灭时,社会就动摇和崩溃。”[3]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表现 大学生的诚信行为也符合纳什均衡的原则。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大学生的诚信状况还算良好。但是,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群体利益更加多样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商业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也会尽量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也会进行一些正确或不正确的博弈。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情况中,许多大学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诚信缺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业诚信缺失 学业上的诚信缺失现象较为严重,迟到、早退、作业抄袭、实验数据造假、考试作弊等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在一些学生心目中这些做法很“正常”。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近两成的大学生认为,为了能够考试过关,作弊可以理解,有近三成的大学生曾经替逃课的同学向老师撒谎,近八成同学认为为了完成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借鉴或抄袭他人论文是正常的事情。 (二)经济诚信缺失 经济方面的诚信缺失[4]主要体现在贫困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上,为争取到相关的助学金名额,不惜伪造贫困证明等申请材料,把家里人的疾病夸大,家里灾情夸大,甚至父母双全还要说成单亲。还有些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只贷不还,基本上每个高校都有毕业生欠贷不还的案例。有的学生恶意拖欠住宿费、学费以及书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学生把原本需要上缴的费用用来购买手机、名牌服饰以及旅游、电脑等,一些学生是为了谈恋爱、聚餐等去消费本该上交的学费。 (三)就业诚信缺失 近年来,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有些毕业生就伪造个人简历、个人成绩单、实践经历、各类证书奖状等,甚至伪造学历。这样,各种注水成绩、虚假荣誉、漂白简历便应运而生。有一小部分作假的同学,侥幸过关,进入职场。别的更多同学也只好跟着夸大事实,美化简历,做足材料,否则更没有竞争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学生作材料的成本增加,因为撒谎心理压力也增大,学生就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招聘单位也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于是增加了招聘环节的审查力度,这无疑也提高了招聘成本。这样一来,实际提高了双方就业的成本,对大家都不利。 三、从纳什均衡看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危害 在诚信缺失的情况下,导致了不公平的反复博弈,造成了人际环境、社会关系的恶性循环,它隐含的社会成本更大。“纳什均衡”中的“囚徒困境”证明,在双方不了解对方信息的情况下,选择相信对方,于人于己都有利,也就是说是一种典型的“双赢”或“多赢”关系。当某些人欺骗得逞后,被欺骗人也会反过来欺骗其他人,以求“均衡”。结果是,不管怎么博弈,大家都将承担“损人不利己”的恶果,最终产生负效的均衡。因为,“说谎者必须不折不扣地投入支撑谎言的精力”[5]。从另一方面说,对失信的宽容就是对诚信的践踏,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逆淘汰”。 四、提高大学生诚信度的应对措施 欲走出“囚徒困境”,改善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现状。笔者认为,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去解决。 (一)内外兼治,提高大学生诚信水平 首先,应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建立合作的诚信环境。亚当・斯密认为:“对一个人来说,不正当地夺取另一个人的任何东西,或不正当地以他人的损失或失利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比从肉体或从外部环境来影响他的死亡、贫穷、疼痛和所有的不幸,更与天性相违背的。”[6]而这种诚信大环境必须通过社会、个人共同参与,加大监督和宣传,才能创设与建立。其次,虽然大学生的各种失信行为有环境的因素,但内因才是关键,诚信与否主要看大学生个人诚信素养的高低。要充分调动大学生自身的因素,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与教育,从内心深处感知“诚信”、接纳“诚信”,践行“诚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的发生。 (二)建立健全高校学生诚信管理体系 在任何一个团体里,要想使各项工作有效的运行,除了必须具备完整的主体资格和活动空间外,还必须有规范性的秩序要求[7]。而“诚实守信的重新建立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自觉,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制度、机制和环境的强有力保障。”[8]由此看来,高校要想加强大学生诚信建设,促进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养成,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用体系和相应制度是势在必行的。这样从规章制度上来规范和约束大学生的诚信行为,会进一步遏制诚信缺失行为的发生。 首先,建立大学生诚信电子档案。建立学生诚信电子档案后,要进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并把这些学生的诚信信息资源共享于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及一些正规的企事业用人单位,比如银行、学校、公司、医院等等,建立一个开放式的诚信系统,这样可以延续记录诚信信息,更有约束力。高校早管理诚信电子档案时,要有专人负责,访问权限也要逐级设置,开放学生诚信信息给用人单位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独立的账户给用人单位的专门人员进行登录查询,也可以给他们一定的权限对学生诚信进行补充,如银行可以添加每个学生使用信用卡的情况。这其中,学校一定要注意对学生个人隐私的保护,也要做好诚信档案的公开与保密工作,也要做好与用人单位的诚信电子档案衔接工作。所有的一切,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进行。 其次,建立科学的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有了学生诚信电子档案,学校也要形成与之对应的诚信评价机制对学生进行评价,在之前的诚信档案的基础上,将档案所记内容进行提炼,并依据一定的诚信标准进行量化考核,制定并完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定量记载和定性评价。 最后,建立完善的大学生诚信行为监管制度。有了诚信行为守则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以及监督制度。制定奖惩制度时要以“奖惩为辅,教育为主”为指导精神,奖励措施主要是在校内树立诚信典型,针对典型的诚信个人和集体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当然,奖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遵守诚信守则的学生,毕竟诚信行为本来就是每个学生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没有奖励也要遵守,不能出现“无奖励,不诚信”的现象发生。当然,严厉的惩罚制度更重要,惩罚制度必须对学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让他们会因为害怕受到某些方面的惩罚而不敢实施相应的失信行为。惩罚措施必须依据诚信行为的性质、导致的后果不同而区分对待,可以参照大学生学生手册分别对待,如口头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等,如有必要,还可以配套对应的经济处罚方式甚至报给公安部门进一步问责。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加强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其次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分析了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最后探讨了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创新诚信教育观念,提高大学生的诚信认知水平;改进诚信教育方法,加强诚信教育实践活动;建立诚信档案,加快推进诚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关键词】 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诚信问题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同时也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如此境遇下,在大学生中也同样出现了诚信缺失的现象。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不仅影响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高大学生诚信素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也是公民做人的根本准则。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承担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大学生自身诚信教育水平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的良好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高大学生诚信素质,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大学生诚信教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具体要求 大学生是国家为未来培养的栋梁之材。诚信道德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自觉培养良好的诚信品德。这是因为在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是学到了应有的知识和技能,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和技能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弊。所以,养成良好的诚信道德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样都很重要。 2、大学生诚信教育是改善当前就业现状的要求 只有拥有良好诚信品德的大学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当今社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又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实属难事。据此中国社会调查所做了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调查,在成都、沈阳、武汉等地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约有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工作不好找。对于“对以后找工作是否比较担心的问题”,大约将近一半接受采访的人认为非常的担心。 3、大学生诚信教育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本质要求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和谐”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将大学生诚信教育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中重新加以审视。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教育是高等院校构建和谐校园的要件之一。因此,诚信教育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的原因分析 1、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外因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教育不恰当。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当孩子从家长的身上观察到某种不诚信的行为,并且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那孩子在对这种行为的后果进行估量时会认为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他个人主观认为那样做不是诚信的表现,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行为人选择按照观察到的做法来做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着孩子的面所做的违背诚信的事情,严重影响了孩子诚信品质的形成。 (2)教育体制不健全。学校是诚信教育的主要阵地。从古至今,我国的教育制度都深深的刻上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从小学到中学这段形成优良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学校却只重视学生们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道德诚信教育并没有被摆在重要的位置,诚信教育流于形式。进入大学阶段,高校忽视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水平的考核,诚信机制不健全,教育、管理者忽视学生诚信的不良影响。学习成绩优秀通常成为学生评优、评奖的最主要依据,而这些又是将来能找到满意工作的必要条件。 (3)信用制度不完善。与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例如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各项制度都相对完善,《诚实租借法》、《公平信用和借记卡披露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律都是弘扬诚信行为,规范商品交易活动的表现。在这些法律中有明文的规定,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一旦存在失信行为,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针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现象建立严厉并且严密的制度体系,以此来约束大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不诚信行为就会大量的减少。 2、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内因 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发育还不成熟,理性思维和分析选择的能力较差,缺乏对具有两面性的事物进行正反两方面分析的能力,对于缺乏诚信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充分的领悟。容易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一些不好的方面,从而使其失去诚信观念。多数大学生认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得掌握一定的硬件条件,忽视了道德修养这种软件的重要性。同时,一部分大学生在社会法律、道德允许的条件下,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重要尺度,使得价值取向功利化,责任意识淡薄,常常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产生诚信危机。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诚信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在大学期间,我们有责任大力弘扬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地校园环境,培养优秀的诚信品格。针对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 1、加强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改善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要首先从大学生自身出发,加强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1)创新诚信教育观念,提高大学生的诚信认知水平。当下,作为教育者应当更加注重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使诚信意识变成一种自觉地行为。高校在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诚信文化的积淀、学校育人宗旨和校园文化以及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培养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精神,将高校的诚信教育与社会的诚信建设紧密结合,构建崇尚诚信的社会大环境。 (2)改进诚信教育方法,加强诚信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诚信教育必须按照大学生成长规律和思想行为规律的要求来开展。诚实守信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我们必须把这一道德规范深深的融入到学生自身的学习和生活中去,由道德认知上升为道德情感,进而转化为道德意志,从而养成自觉地道德行为。改进诚信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还可以通过党团组织活动、参加校园社团等方式积极开展活动,并且充分发挥广大教师、干部、党员的带头作用等。 2、推进诚信制度的完善和执行 (1) 加快推进诚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高校必须完善诚信制度,使拥有良好诚信品质的人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称赞,不讲信用的人则必须为他的不诚信行为承担责任。当前大学生诚信问题表现出新的特点,大学生一些背信弃义的言行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处理细则。因此,各高校要结合新形势和诚信新特点,更改和补充有关诚信道德行为具体要求,完善和规范各项规章制度。 (2)严格执行诚信制度。高等院校与社会相比较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为每个学生建立相应的诚信档案。从而对每个学生进行诚信评定,并且与贷款、评优、入党、就业等相联系,给诚信评定不合格的人一定的限制,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格。高校为大学生建立的这种诚信档案,是大学生的一笔无形的资产,使学生更加懂得珍惜它、维护它,从而使我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诚信做人,诚信做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诚信度。 四、结束语 诚信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加强诚信教育,培养良好的诚信品德,做一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 【作者简介】 尚萌萌(1989-)女,汉族,山西晋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大学生乃国之栋梁,社会先进思想的辐射源,对大学生诚信的要求不仅仅关乎其个人的人格塑造,更关系到整个校园的和谐环境乃至社会国家的和谐稳定。然而,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依然有所缺失,大学生对自身和他人诚信行为的认同度偏低、网络活动诚信不足、考试作弊、宽己苛人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对大学生诚信做出引导和教育。本文试分析诚信缺失的现象和原因,并对其提出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教育;道德教育 诚信是每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也是当代大学生所必备的基本道德品质。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发展、招生及就业制度改革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日渐淡薄。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不诚信行为普遍存在,且有增无减。研究表明,在大学生活中有过欺骗行为的毕业生也容易在工作中产生不诚信行为,严重影响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大学生诚信教育缺失的现象亟待解决。 一、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大学生是社会最鲜活的细胞,是时代的领军者,更是国家未来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加强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有利于大学生良好人格的塑造,有利于建设和谐大学校园环境,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诚信教育的缺失 在当前,大学诚信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在大部分高等院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问题首先不是体现在诚信教育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等问题上,而是体现在其本身的缺失。诚信教育其本身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行,健全学生人格。在我国高校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当中本应该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目前,高校普遍注重学生的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教学,忽视学生的德育工作是事实。高校基本的诚信教育的缺失,高校对于诚信教育的忽视,是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诚信教学的目标模糊 高校诚信教育的缺失,还体现在诚信教学的教学目标模糊这一问题上。虽然有一部分高校开设了相关的诚信教育的课程,但是相较于学生的专业课程,诚信教学既缺乏系统的教学计划又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部分与诚信教学相关的课程,但是诚信课程从来没有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向学生开设,而仅仅是作为诸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附属内容。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高校诚信教学都缺乏明确的目标,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教学方法单一重复 基于现实情况,当前我国高校的诚信教育依附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使之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预期的教学功能,也没有完全达到期望的教学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德育工作不同于知识性理论性的教学,不能仅仅通过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手段来达到教学目标。诚信是一种道德规范,它一方面具有大众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生活性和实践性。一个人的诚信体现在其言行的统一,而不仅仅在于言。而传统的课堂说教式的教学和理论灌输并不能让这样的道德规范内化。可以说,这种诚信教学方法和内容一致从基础教学延续到高等教学,其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单一重复的教学方法制约着诚信教育的发展。 二、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一)重新审视诚信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地位 显然,当前我国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的地位相差悬殊,同我们推行素质教育的口号还相差甚远。目前,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存在着“重视知识技能教学,轻视综合素质和道德培育”的局面。这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教育领域的映射。人们都追求看得见的成效和利益,而忽视了内在的文化因子的培养。在教育的领域,学校希望学生能“学以致用”,完成一门课程就能掌握相关的看得见的知识和技艺。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如此。贯穿于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心理惯性使得大学的诚信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的地位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失衡的局面。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高校是大学生接受诚信教育的最重要的环境,诚信教育是高校教学活动当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同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教育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必须首先使得高校和师生意识到诚信教育的重要性,相关的教学工作才能够落到实处。 重新审视诚信教育的重要位置,首要的工作就是落实和明确诚信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模糊和教学内容的随意性是当前影响诚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模糊不定,直接影响高校诚信教育工作的进行。明确教学目标,细化教学内容是贯穿整个教学活动的重点优秀。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对于“诚信”又赋予了新的内涵,既“忠诚”,既对于人民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这里的忠诚并不是只盲目的愚忠,而是对于崇高事业的忠诚。是对于个人崇高品德和精神的塑造,从而为理想和事业而不懈奋斗。因此,大学生诚信教育应该紧跟时代的发展的脉搏,不能拘泥于陈旧的理念、教学方法和内容。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诚信教育理论和实践。结合社会现实和大学生生活学习实践。让教育更加贴合人性和身心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一方面,要充分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诚信的优良传统,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培养诚信做人的根基,树立大学生诚实守信的理念;另一方面,诚信教育切忌同生活学习实践脱离,让学生在社会生活当中去体验诚信做人的重要性。 (二)拓宽教学路径 诚信教育同日常生活和学习结合紧密,诚信教育也具有现实性、日常性和生活性的特点。同时,诚信教育不仅仅是局限于大学阶段,他应该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生活环境都应该保持诚信教育。一方面,诚信教育不仅仅是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个人之见的诚信关系,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人与社会之间的诚信关系同样不能忽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诚信已经上升为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维持社会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道德规范。因此,诚信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它应该贯穿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虽然前文提到了马克思关于“诚信”内涵的拓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诚信教育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受到泛政治化色彩的影响,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该将诚信教育和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就高校诚信教育而言,要充分结合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活跃,情绪波动较大,人生观、价值观处于成型的重要阶段的特点,充分拓展和丰富教育载体,整合现有资源,通过课堂教学,学校管理,服务和家庭沟通以及工作单位反馈信息等多方面培养诚信。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使得诚信教育贯穿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使之同学生的生活同步,将诚信的教育融入生活和实践;另一方面,诚信是一个社会人的社会责任,诚信教育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高校不能让诚信教育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仅要接受学校的诚信教育,还要能通过学校的教育养成一种道德品质自我完善的能力,让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扮演何种社会身份的时候都不忘以诚信自律。 (三)营造良好的校园风气 诚信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是个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更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大学生诚信教育不仅仅是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对其综合素养的提高,更是社会各界发展的迫切需求。高校是我国大学生接受诚信教育的桥头堡。高校的诚信教育工作不仅仅是要让青年学生在道德认知上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帮助他们用诚信的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为此,高校必须首先为诚信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土壤,一个充满诚信的校园氛围对于学生的诚信品格的塑造胜过课堂上的千言万语,是无形的高效的教学资源。一方面,在学校应该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道德观念,营造诚实守信的人受到尊重,见利忘义的人受到谴责的校园诚信文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主动做出表率,承担道德楷模的重任,在自身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要诚实守信,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以此来带动学生培养诚信意识。此外,要加强校内的诚信道德宣传,增添诚信标语,时刻提醒学生严格自律。此外,诚信氛围的营造要从校内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抓起,考试不作弊,同学之间公平竞争等日常规范,学校应该多加强调并投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即将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的学生,学校还应当加强他们诚信就业观念,为社会输送诚实守信的优良人才。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及原因探究 【摘 要】诚信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本保证和内在要求,加强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各种表现及其原因,为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提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高职学生 诚信缺失 原因探究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国家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体现,是高职院校教育体系构成的重要内容。加强高职院校大生诚信教育是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和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当前,由于受到社会、学校、家庭、学生本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少学生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这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也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开展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对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也迫在眉睫。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诚信教育的构成部分。 一 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 诚信缺失现象在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在学生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学习上诚信缺失 不少学生在中学时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到了大学依旧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进而造成高职院校的学生逃课率、作业抄袭率、考试作弊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复制率等方面相对于本科生、研究生而言都普遍较高。考试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一个学生诚信与否的重要手段,虽上升不到道德层面,但至少涉及学生对待学习和知识的态度。 2.生活中诚信缺失 虽然大部分学生能够在生活中坚持诚信,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生活不能保有诚信信念,日常生活中不能依靠诚信来要求自身的行为。校园里经常会出现交往中说谎失信的现象;部分同学时间观念淡薄,迟到、早退的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恋爱观,对待恋爱的态度不够真诚;盗看别人的电子信件、虚假消息、浏览黄色网站等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正常的网络秩序等等,这些生活中的诚信缺失行为时有发生。 3.就业时诚信缺失 伴随着高职院校扩招,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求职就业是高职生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了获得自己满意的工作,当前高职生的求职履历“掺水”现象较多,临近毕业的高职生为了丰富自己的简历内容,虚构在校担任过学生干部的经历,欺骗用人单位,填写虚假的社会工作和实践经历,拔高学习成绩,甚至伪造各类等级证书,虚构荣誉和专长,甚至有些同学选择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违背基本的道德底线,特别是高职生签订就业协议后毁约现象让用人单位十分尴尬。也有些毕业生在实习、工作中,随意透露企业秘密,缺乏诚信意识。 4.交往时诚信缺失 人际交往中缺乏诚信。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以90后为主,他们的思想比较独立,追求自我个性,以实现自我为目的,因此高职院校学生的内心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大学生的团结意识不强,他们都是以小团体的形式结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高职学生之间的交往缺乏诚信,高职院校的学生经过社会的洗礼,他们的思想不再像以往那么单纯,学生与他人交往时往往以实现个人私利为目的。 一些高职生在与同学、朋友的交往中会出现如借钱不还的现象,甚至一些高职生在经济活动中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他人或社会、集体的利益,弄虚作假,骗取贫困生困难补助。党和政府高度关心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但少数学生利用学校制度的漏洞,弄虚作假,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虚假证明;少数学生恶意拖欠学费,有意不交,将学费挪作他用;少数学生毕业后不按时归还助学贷款,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并严重影响银行的正常工作和学校的声誉,带来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二 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探究 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学校管理体制原因,有学生个人原因,也有学校教育管理原因。当前社会风气总体是好的,但生活中尔虞我诈、骗钱骗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让人防不胜防;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度降低,借钱不还等,这些对高职院校大学生都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名多年从事高职院校教育工作的辅导员,笔者认为造成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是多层面的。 1.社会层面 一是受市场经济功利性的影响,社会上食品安全、官场腐败等各种不诚信事件经常发生,由于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各种思潮的击荡,诚信规范被物质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社会不诚信之风吹到高职院校,使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诚信品质深受其害,诱发一些学生的行为模式与诚信意识相背离,不诚信现象增多。二是制约诚信缺失现象的制度相对滞后和缺乏,造成失信难以解决。我国现行的诚信教育主要依靠传统、习惯和舆论去规范和监督,缺乏严肃系统的制约机制和制度,容易造成诚信者失利、失信者得利的结局。 2.学校层面 一是缺乏严格的诚信教育体系,现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只注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缺少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规格要求,诚信教育不能系统贯穿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之中。二是高职院校教育管理者、专业教师和学生辅导员没有共同形成诚信教育的合力,没有真正发挥管理育人、教书育人的作用。三是高职院校没有建立良好的学生诚信档案管理制度和诚信教育评价机制,部分学生因为不诚信,却得到收益,而有些诚实的学生相反得不到应有利益和保障,即使不诚信的行为被发现,惩罚力度也不大,往往造成“好人吃亏”;“以罚代教”现象普遍,教育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3.家庭层面 家庭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承担着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品行的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诚信的塑造和养成至关重要。一是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溺爱,忽视了对孩子成长过程的诚信教育,把诚信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学校。二是家长工作繁忙,只简单地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诚信和品德教育在孩子学习和工作中更为重要的意识,不少学生父母长期在外,把责任推给了家中的隔代老人。三是孩子上了大学,认为孩子已经成人,只片面追求孩子的成绩、奖励和未来的工作,忽视了对孩子进行延续诚信教育的重要意义,把责任推给了孩子自身。 4.自我层面 当今时代,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的价值取向,容易让学生迷失自我。一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开放思想,容易接受各种新鲜事物,但其涉世不深,道德心理不够成熟,没有形成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受道德价值多元化的影响和各种社会诱惑,对诚信道德缺乏判断力,容易迷失方向,放弃诚信原则,产生失信行为。二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集体意识、团队意识,过分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而忽视了他人、家庭、社会的责任,造成道德失信。社会在发展,家庭在变化,造成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五花八门,原因多种多样,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要求社会、家庭和学校齐抓共管,尤其是承担高职教育的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研究,为培养新时期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而不懈努力。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背景下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透视 摘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但是,目前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不容乐观,客观分析大学生诚信面临的现实困境,深入剖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所在,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诚信教育;现实困境;原因探析 道德教育的根本――“诚信”是高等学校德育工作中优秀中的优秀,而目前虽然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总体良好,但随着文化多元化和观念多样化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一、大学生诚信面临的现实困境 1.学习诚信缺失。大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突出表现就是平时抄袭作业、拼凑实验报告、考试出现作弊等现象。学生迟到、早退、逃课、不遵守课堂纪律更是屡见不鲜。 2.经济诚信缺失。大学是个小社会,有各种利益诱惑,这使大学生在经济上有了不端正的思想动机。主要表现有:一是故意不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国家助学贷款故意拖欠不还。二是在申请各类困难补助时,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开具虚假贫困证明从而骗取助学金。三是经常向家长索要各种费用,用谎言骗取父母的钱,做各种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3.求职择业诚信缺失。面对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部分大学生为了找到好工作、有效地推销自己,在求职过程中无视信用意识,弄虚作假,伪造个人简历,千方百计在求职简历中注水掺假,有的甚至伪造复印他人的获奖和考试证书。 4.网络诚信缺失。网络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媒介,任何人都可以就某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它具有虚拟性、匿名性,没有任何监督平台。这就使很多大学生利用网络为所欲为,严重不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经常在网上虚假信息、发表不良言论,甚至侮辱和诽谤他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5.生活诚信缺失。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许多学生为了自己的利益摒弃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和师生之间的信任,做出一些让人痛心、痛恨的行为。借人财物不还、答应别人的事做不到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样缺乏诚信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透视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诚信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 1.客观方面。(1)传统文化教育的淡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崇尚诚信,履行承诺,其中有许多有关诚信的论述。孔子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北宋周敦颐也讲: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人和诚信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使传统文化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新中国的诞生又缺乏一定文化积累与精神准备,使现在中国社会与传统断裂了,并处于一种无根状态。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优秀文化被摒弃了,新的体系尚未形成,大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诚信的认知也就可想而知了。(2)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诚信需要社会有可以共享的伦理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却没有跟上步伐,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欲望的贪婪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放弃了原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种负面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以至形成整个失信的社会环境,大学生在这种大环境中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失信的社会环境导致的直接后果。首先就社会而言,传统的诚信文化成果没有被继承和发扬,反而被否定、淡化,功利主义又盛行起来,新的诚信体系尚未全面建立,这就会导致大学生不能明辨方向而失去自我。其次,社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还存在欠缺。现在的社会信用体制严重不健全,社会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一些不诚信的现象,而我们又缺少监督的平台和中介,所以这些不良现象也得不到惩罚。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来规范诚信是远远不够的。(3)大学精神的漠视。即办校理念及校园文化建设的氛围。理性选择论的代表科尔曼哈丁认为,信任别人取决于获得的收益与潜在损失的比例。根据这个思想,大学生能否做到诚信,跟我们学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息息相关。如果学校能说到做到,严格遵守诚信规则,学生必然以学校为榜样,讲究诚信。但是,如果一个学校不能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甚至自己的规章制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这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服从学校的管理,甚至与学校对抗。可想而知,在这种无诚信的校园氛围中决不可能培养出有诚信的学生。(4)诚信机制不健全。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摒弃,人们失去了衡量诚信与否的标准,诚与不诚如何界定,诚信者没有奖赏、鼓励,失信者没有惩罚、批评,特别在市场经济中,失信者反而更容易如愿以偿。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无商不奸,无人不骗”成为人们审视社会的口头禅,这种对诚信缺失现象缺乏监督、惩处的机制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诚信状况。机制不健全会导致违法的人和事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和惩罚,社会公正无从体现,影射到现实生活中就会起到反向示范效应,如果是触犯法律,道德规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从而导致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双失效。(5)学校、家庭的教育不到位。①学校诚信教育存在很多漏洞。首先,学校诚信教育力度不够,忽略了对大学生诚信思想和行为的引领和指导,弱化了学生的诚信意识。其次,学校不诚信行为层出不穷,如招生虚假宣传、学术腐败、教学敷衍等,导致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感可言。最后,教育者管理不到位。学校缺乏完善的信用制度。由于缺少保护“诚信守信”和惩治“诚信缺失”的有效手段和机制,导致一部分学生背弃诚信,利用学校管理的制度漏洞铤而走险。即使诚实守信的学生,也会因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不愿坚持下去。出现在学生身边的真相大大损害了学校和教师的形象,使学生对诚信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大大影响了诚信教育的效果。②就家庭教育环境而言,现代家庭一方面望子成龙,忽视身教的重要性,一些父母不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给孩子树立了“不诚信的榜样”。如有的家长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自己却做一些弄虚作假之事,家长的“言传身教”是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注重“智育”,许多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孩子的品德修养和诚信教育,有的甚至参与不诚信的行为,例如高考舞弊、异地考试等,这样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培养学生的优秀诚信品质。 2.主观方面。(1)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一个人为人办事讲究诚信,就会成为人格健全的人,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当今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没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思想懈怠,主动放低行为要求和标准,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做不到深刻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心理学道德品质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有两方面:一是道德意识的发展;二是道德行为习惯的发展。当前,部分学生完全没有诚信意识,也不注意诚信品质的养成,对他人不讲诚信,思想认知水平低下,从而导致行动时得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还有部分同学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坚持诚信原则的,但由于心理和思想的不成熟不能明辨是非,导致道德观念迷失、意识与行为失衡,从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2)缺乏法律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把诚信列为道德规范的范围,但缺少法律强制性,注重人们做事要符合道德要求,凭良心办事,而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因此,一部分大学生在利益等驱使下甘冒风险,背信弃义。但某些时候,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简单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触及法律,其实已经违反了法律规范而必须接受法律的惩治,这个时候就只能追悔莫及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必须在法律的监督和维护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也只有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才能有所作为。 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意见》从三个层面理解24字优秀价值观,其中“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所以,高校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方向,把诚信教育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通过文化引领、思想导航、学风辐射、服务带动、实践体验的方式建立全方位的诚信教育体系,使诚信真正转化为大学生的优良品质及自觉行动。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浅谈大学生诚信品德缺失现象的反思及对策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部分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现象破坏了大学生的良好形象,降低了大学生的荣誉感,也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然而,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承者,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因此,提高大学生诚信品德对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品德,对策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承者,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屡禁不止,因此,提高大学生诚信品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充分分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内因与外因,并发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力量,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品德。 一、高校大学生诚信品德缺失现象的反思 第一,高校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缺失的外因。高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时代敏锐性,善于主动与时代潮流产生共鸣,也容易接受并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一些消极的信息。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发展的今天,各项配套的政策还不够完善,许多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使用各种不合理的手段,甚至是不合法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所以,当代大学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段社会转型的期间,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速,西方个人主义的观念进入并影响着我国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地拉大,使得一部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生活奢华,行为方式混乱,衍生出了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不断影响着我国互利互惠、诚实守信的经济规范,同时,一部分公众人物与地方官员在诚信品德建设方面视诚信为儿戏,钻国家诚信建设的漏洞,这些不合理思想与行为都影响着正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的思想,会使大学生将实现自我利益视为唯一的人生目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其次是校园环境的影响。在全国倡导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建设受到广大学者的再次重视,然而高校普遍重视知识教育、轻视道德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高校管理人数不足,管理学生较多,只能根据学习成绩和在班级的表现情况打分,几乎涉及不到大学生诚信这一项,不能深刻了解每一位大学生的诚信状况,这些都反映了对大学生诚信度的忽视。少数高校教育者对师德教育的消极态度,在生活与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忽视大学生教育主体的地位,这是高校大学生教育内容滞后、高校诚信约束奖评机制建设不健全的表现,这些都从不同层面诱导了大学生诚信品德缺失的行为。 最后,家庭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孩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普遍存在,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德育思想的发展 ,甚至有些家长认为只要孩子不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是良好的道德品质,这就是只重视结果忽视过程的表现,同时,有些家长不能以身作则,忽视自己的诚信行为规范,无意引导孩子的诚信缺失行为,有些家长甚至默许了孩子的诚信缺失行为,这样的不诚信将影响孩子的一生,对孩子进入大学乃至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二,高校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缺失的内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高校的社会环境是外部因素,真正能起到优秀作用的是高校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的建设,这是内因。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学生对自身诚信品德的认识不足。高校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淡薄是大学诚信品德缺失的根本原因,有些学生认为有诚信的老实人会吃亏,因此在考试、招聘等环节上弄虚作假,可以得到好的成绩和满意的工作,这样,会使得一些具有诚信且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同学心理失衡,会错误的认为不诚信的手段也会得到好的结果,对诚信产生了怀疑,产生了认为诚信就是迂腐的错误观点,这些都导致了大学生认识不到诚信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评价能力不强。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青春期,性格方面相对于中学生较为成熟,但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处于形成时期,心理仍然复杂多变,表现出来的行为也经常具有矛盾性与不成熟性,自我控能力不稳定,缺乏自身的诚信品德评价能力,往往在面临诚信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受到利益的诱惑会放弃自己的诚信乃至道德准则。 最后,大学生自身社会责任意识弱及自身价值取向具有偏差性。当代大学生中有不少是独生子女家庭,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得到了父母给予的一切,社会责任意识较弱,往往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较弱,社会责任感不强,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与得失,自身价值取向不明确,存在严重的偏差,这也影响着大学生自身诚信品德的发展。 二、高校大学生诚信品德缺失现象的对策 第一,高校大学生诚信品德教育体系的完善。 首先,高校大学校园诚信教育环境的优化。高校校园环境的优化,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高校校园环境是大学生成长的摇篮,有利于学生对学校产生荣誉感、信任感。高校应把诚信品德教育做到方方面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诚信品德的良好氛围,良好的诚信氛围能正确引导高校大学生遵守诚信,会对大学生的失信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力。 其次,提高教师自身诚信品德的修养。高校教师工作者是教书育人的建筑师,应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正确引导高校校园的社会风气,加强诚信品德的教育,充分利用各种方法与资源,努力创新,将诚信品德的教育工作做到高校教学的各个方面。同时,学校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应强化教师工作者的道德规范,注重教师的整体道德水平尤其是个人诚信度的考核与监督,使高校诚信品德教育更加具有实效性。 最后,加强高校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与奖惩机制。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迅捷,网络也成为高校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空间,会出现许多各类各样的消息,使大学生做出不正确的判断,诱导部分意志力较差大学生放纵自身的行为,因此,各大高校需要在校园网络中创造诚信的网络环境,建立与诚信相关的网络版(上接299页)块与奖惩机制,通过合理有效的网络制度来保证诚信教育的实际效果,将诚信行为与高校大学生评选各种奖励等挂钩,对诚信品质表现优秀的大学生给予表彰。 第二,营造优良的社会诚信环境。 首先,建立健全规范的社会诚信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的、快速的发展要求道德与法律的相辅相成,健全的法规是诚信品德的前提与基本保证。我们应将诚信品德教育与法律法规相结合,建立健全的诚信法规,及时修订不合理的诚信法规,对失信的行为方式加大惩罚力度,将所有的经营活动纳入社会诚信法规的道路中,实现失信行为的逐渐减少,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大环境。 其次,加强政府的诚信度。政府在社会诚信管理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形象与决策都直接反映了政府的诚信度,政府需要积极宣传诚信品德的理念,规范自身的诚信行为,提高自身的诚信度,推进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让社会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树立人们的诚信意识。 最后,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环境的建设。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注重诚信环境的建设,我国正朝着发达的市场经济前进,诚信品德的建设必不可少,以信取利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强力保证。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生活在诚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的树立与加强自身的诚信观。 第三,转变家庭诚信教育的理念与营造良好的诚信教育氛围 首先,提高家长自身的诚信品德。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是孩子最直接的老师,父母应该加强自身的诚信道德修养,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正确地运用奖惩手段来引导孩子成长,转变重知识、轻德育的思想观念,使孩子养成良好的诚信品德,树立正确的诚信价值观念、品德观念。 其次,家长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能急于功利主义,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孩子的德育发展。父母应该学习正确的教育理念,让孩子知道做人的道理、是非的观念,避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不诚实守信行为,让孩子从思想观念上认为诚信品德是一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最后,营造良好的诚信教育氛围。父母所营造的家庭氛围应该是民主的,在发现孩子出现不诚信行为时,应及时的指引、批评教育;当孩子主动说出自己不诚信的行为或疑惑时,父母应该及时的指点、赞扬与肯定,以便支持与奖励孩子正确的诚信品质,从而有效地培育孩子的诚信规范,让孩子全面发展。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及对策分析 摘 要:现代社会中,大学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培养他们的诚信品质,对于深入贯彻素质教育,造就满足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现象普遍性存在于高校中,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值得高校教师与社会各界的思考。本文以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策略,为提高大学道德诚信教育提出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对策 引言 诚信建设是目前的热门话题,政府讲信用、企业树名牌、每个行业都需要诚信品质。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也要担负起诚信教育的重任。但现在很多高校学生讲起履约、守信、诚实等道德问题头头是道,对社会不良现象口诛笔伐,但实际行动中却缺心诚信,如论文抄袭、考试作弊、助学贷款不还、求职材料不实等。失信现象体现出大学生在道德诚信方面的缺失,影响素质教学的质量,不利于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活中的发展。 一、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现状 现代大学生重视提高思想修养,积极钻研业务和锻炼能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勇于面对挑战,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将诚信道德教育当作是符合社会需要与培养人格的要求。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术腐败。此问题是笼罩在高校中的阴影和影响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但在大学生群体中,部分学生理解甚至认同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其二、考试作弊。部分大学生不重视提高学业而重视考试分数,考试中运用不同作弊方式,虽然学校再三强调此行为会受到处分,但难以完全杜绝作弊现象。其三、拖欠贷款。大学生以各种理由不还贷款,甚至运用隐瞒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的方法逃避还款。 其四、虚假利益。受功利主义影响,大学生为得到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运用欺骗或夸大事实的方式获得利益。其五、网络道德缺失。大学生在网络中盲目相信他人,随意欺骗与撒谎,恶意攻击他人或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等式。其六、缺少求职热情。大学生以虚假资材欺骗用人单位以达到就业的目的,或者不顾及学校、单位的利益和声誉,单方面随意违约或毁约。 二、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原因 1.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法治片面、法制不完善以及缺乏健全的经济运行体制,导致出现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与观念。很多人重视实现个体利益,不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道德的集体下滑对高校大学生具有重要影响。 2.高校不重视诚信教育 现在高校教育特别重视增加办学规模,一直存在轻德育、重智育的情况,在教育中机械化的灌输道德知识,而忽视了学生诚信品质出现的变化。学校管理难以创造出优秀的诚信环境,没有科学有效的教学制度、教学策略和教育方式,致使学生及学校诚信意识的不足。 3.大学生在道德认同方面存在矛盾心理 大学生需求的满足对应其行为动机,有获得交往、尊重、发展的内在需要,他们肯定自身的诚信道德水平,但对于个人和群体道德认同上存在矛盾心理。想让外部环境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忽略自己的非诚信行为。 4.对于大学生诚信道德涉及的范畴没有清晰的认定 大学生主观思想上认识到诚信对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但行为习惯与实际行动中显示出他们对诚信缺乏清晰的认识。实际行动与道德标准相背离,暴露出大学生较为薄弱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与认知的双重标准,没有体现出他们对自己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认识,其诚信的判断尺度比较模糊。 5.大学生重视自身利益 当大学生触碰到诚信问题时,更多的考虑会不会对自己利益造成影响,忽视自身意志、个性、品格等情感及心理因素的培养,造成学生难以很好的协调道德行为、道德态度和道德认识。在出现利益诱惑或者自己利益受损时,就不再遵守道德准则,具有明显的功利倾向。 三、提高大学生诚信道德的策略 1.道德教育体系要全程化、全员化、全面化 健康、和谐的教育环境对于大学生是特别重要的。教育环境包括校园环境以及家庭、学校、社会融合的系统环境,诚信是以家庭为基础,以社会为保障、以学校为关键。高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的诚信品质,将其纳入教学环节中,将学生诚信素质作为考核指标,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进而建立起全过程、全员化、全方位的诚信教育网络,构建每位师生都守信、诚信的环境。高校通过演讲、报告、讲座、社会实践、网络教育、课堂教学等方式,有层次、有计划的开展诚信道德教育。 2.高校要建立起科学完善诚信测评体系 高校要积极引进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在学生全面考核内容上加入诚信评价,把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道德测评整合在一起,建立起诚信档案和数据库管理及查寻体系,由学校调控与管理。在学生锻炼、生活、学习等教育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出道德评价。建立完善的诚信测评体系,测评要素包括友善、正直、信用、诚实等,以此为前提对各种指标进行细化,并分为不同等级,通过老师评论、同学互评、学生自评以及社会评论,客观、真实、全面的对大学生道德诚信进行评价。 3.建立健全大学生道德教育机制 高校将提高道德教育当作重要的学生工作来抓,在提高自律教育的基础上,将信用制度运用在学校诚信制度上,构建起完善的惩罚约束制度,在思想建设、学习生活、学术研究等环节进行诚信规范,运用诚信教育提高建设水平。建立规范机制后,将其作为人才评价的重要指标,在毕业分配、入党、评优等方面要考虑其诚信度。当学生诚信品质较差时,要运用惩罚与防范措施,开展行政和道义的约束。学校可以将学生诚信记录与社会沟通,确保用人单位可以查询到此记录,并作为学生生存、生活、求职、求学的重要条件。 4.大学生要建立起道德诚信主体观 大学生在开展诚信道德教育中占据主体的地位,需要其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将诚信道德教育转化成自身需求,主动引导和教育学生从培养性格、提升品格、完善自我、全面发展等环节主动内化与实践。将诚信教育作为大学生提高人格魅力的切入点,推动其优化自己的素质结构,让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与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发展水平。 5.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实践教育 道德实践教育是大学生形成优秀人品的重要方式,道德教育要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道德选择能力,运用实践将认知统一起来。大学生要反省实践中的行为与思想,对违反要求的方面予以矫正,让自己具有诚信的品质。诚信道德教育的方式、内容要实现常态化和通俗化,建设起诚信道德教育的培养和交流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为诚信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载体保障。 结束语 大学生诚信教育是全面系统的工作,在良好的社会氛围内,在落实相关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道德诚信政策情况下,在逐步建立政策支持体系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体现出高校管理、教育的主导性作用,不断增强大学生素质,培养其理性思考的能力,重视道德诚信的实践,围绕着以人为本理念,开拓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1.江苏商贸职业学院;2.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南通办学点))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浅议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及其对策 摘 要:诚信,在我国的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很重要,是中华民族儿女努力追求的一种美好品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高校这一净土逐渐被玷污,高校校园逐渐受到了社会上诚信缺失的现象的影响,一部分大学生出现了诚信缺失的情况。本文在理论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尝试提出提升当代大学生诚信意识和诚信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诚信教育;对策; 一、大学生诚信的内涵 大学生诚信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诚信是度大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信誉经济、诚信经济。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社会力量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所以诚信作为现代经济交往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大学生的最低要求,大学生只有具备诚实守信的道德风范,才能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才能被社会所接受。其次,诚信是大学生融入社会的第一道门户。大学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后备军,只有在经济建设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如果不具备诚信的道德品质,就很难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及原因 (一)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本人针对我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诚信现状的调查,通过媒体、学校、社会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媒体问卷 200份,学校问题 150份,社会问卷 150份,共回收问卷 456份,有效问卷率为 87.23%。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我国大学生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方面。 学习活动是大学生在的本职工作与主要活动,考试则是检查学生学习好坏的手段与途径,在考试过程中,突显出了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不少学生为了取得更高的分数而采取不当行为,采用作弊方式,甚至还有试题被盗情况的发生,可见大学生诚信问题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此外,很多大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抄袭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等,大学生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2、经济方面。 高校教育部门为了帮助更多的学生完成学业,使家庭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助学体系来帮助家庭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但这一政策却成了部分学生拖欠学费的客观理由。有的大学生甚至以家庭状况不好为由申请减免学费、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等用于自己学习以外的高水平消费。更有甚者,学生在获得助学贷款后,不按期还贷、还息,而且恶意拖欠贷款、拒不还贷等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3、求职方面。 当前我国大学生求职简历注水造假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大学生在求职简历中填写虚假信息、证件造假等,甚至有一个班级出现十几个班长的情况。在求职简历造假的另一侧面,是毕业生就业协议违约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某些大学违约率甚至超过了10%。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毕业求职时,抱着“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心态,在找到更好的单位之后马上违约,根本不讲诚信,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势必会对学生的职业生涯造成消极的影响。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1、个人原因。 大学生一般处于 17-23岁之间,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人生阶段处于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初期,恰恰正处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思想灵活、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都较强,不断追求自由、自我,寻求个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必然会缺乏稳定性,这样在其认知能力欠佳的影响下就会受到不良影响而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的情况发生。 2、家庭原因。 家庭教育应该是大学生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家长是大学生道德良知的启蒙老师,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然而实际上,在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下,我国家庭教育从来都过于强调智育的培养,尤其是在就业升学压力逐渐变大的情况下,家长都尽自己最大能力对子女进行智育的培养,而忽视了德育教育,在这种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必然造成很多学生养成知识至上的观念,而忽略了自身道德品质的提升。 3、学校原因。 学校教育作为是学生教育的主要环节,在对学生知识学习、道德培育等各个方面的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我教育Dev出发点与要求,并且将德育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首位,囊括了整个学习历程。但实际上,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都忽视了与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它教育,尤其是小学和中学教育。 三、提升大学生诚信的对策分析 (一)大学生自己要不断提升自我诚信修养 大学生应当将诚信修养作为自己的内在要求,积极主动的去学习、思考、体验诚信的价值,去体验诚信的意义,不断提升自我诚信修养水平。通过主动的自主教育、自主约束、自主鼓励,逐步树立并坚持诚实守信的优秀道德品质。高校学生应当认识到,只有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只有突破了自己,让自己坚持诚实守信整个社会才可能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大学生要不断剖析和反省自己的言行,做到“一日三省”,发现自己的非诚信行为,反思不诚信行为的消极影响,认识诚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二)家长要担当起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任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的影响会使孩子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反之消极因素的不断积累会使子女走向负面的深渊,因此在诚信教育中,家长是子女最好的诚信榜样。同时,家长的诚信教育内容应该不断的多样化,例如榜样教育、守信典故的教育、言谈举止的教育等等,让子女对诚信的内涵、诚信的范围、诚信的功能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诚信有着正确的道德认知与甄别能力,不断促使诚信行为的践行有坚实的内容支持,从点滴做起,从小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习惯。 (三)学校要建立完善的诚信教育体系 诚信道德教育需要更多的将诚信教育理论同教育实践相结合,只有将诚信教育应用到了行为实践过程中,诚信教育才真正达到了目的。仅仅流于形式的建立起来诚信道德观念还不够,还需要促进学生将诚信道德观念应用于自身的行为实践之中,不断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实践。作为社会化的人,人的自我实现来源于其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必须将诚信教育的理论同诚信实践相结合起来进行。在实际教育活动中,可以让大学生通过寒暑假的社会实践之,深入生活实践之中,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通过实践去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和诚信观念。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高校贫困生资助中大学生诚信缺失与重构 摘要: 随着国家加大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力度,给受助学生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出现了贫困证明材料造假、资助资金滥用、助学贷款到期不还等各种不良状况,这对高校资助工作的开展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本文针对大学生不诚信的现状分析原因,提出高校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以及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诚信教育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在校大学生数量的骤增,贫困生也不断增多。为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高校逐渐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体系。此资助体系实施多年来,圆了无数贫困大学生的梦想,成为了贫困大学生入学以及完成学业的有利保障。然而受当前社会不良风气和少数人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却不断出现诸如受助生弄虚作假、借贷不还的诸多现象,造成了资助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大量浪费,贫困生诚信缺失成为高校学生资助中的突出问题。 一、 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一)申请贫困生认定时弄虚作假 一般在贫困生入校时会被要求如实填写一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并要加盖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的公章,而这份表往往就是认定贫困生和贫困等级的主要依据。有的学生甚至部分家长由于对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有所了解,因而就会在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上填写虚假内容,并找各种关系盖取政府公章。这种贫困造假现象使得国家的贫困生资助政策不能全面落实到位,不贫困的同学因投机取巧得到了资助,真正贫困的同学却得不到资助,其生活和学习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现象不很普遍,但负面影响极大,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也严重挫伤了贫困生的心灵。 (二)助学贷款不按期归还 国家助学贷款自1999年启动以来,已帮助数百万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了学业。然而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接近23.5%, 少数高校违约率甚至高达 80%以上。分析违约的原因,既有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承担能力问题,也有学生缺乏信用意识有钱不还。可见,贷款失信也已成为高校一个突出的诚信薄弱环节,这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生的整体信用形象。 二、大学生诚信危机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 贫困生评定机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资助评定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对提出资助申请的学生进行认定核准来决定资助方式和资助档次。评定的基础是学生的资助申请,评定的标准是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评定的依据是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各种证明材料,在程序上都实行班级民主评议制度。首先,高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证明章(乡镇级)可以轻易取得,而实际上这个表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都深受质疑。评定的具体操作主要停留在辅导员或班主任根据学生提供的书面证明作出等级评定,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无法做深入实地的调查,但凡材料齐全就能获得认定资格,而这些材料只能片面地反映学生的基本情况,这种模糊的认定标准大大阻碍了资助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其次,在班级民主评议环节,评议小组由于人员组成、人员素质等问题,使其客观公正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再次,资助监督不到位,学生资助工作重评定和资助,轻资助的使用管理和助后监督,对于评定后资助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资助政策的本意,资助工作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机制,从而导致了资助工作中不诚信现象的恶心循环。 (二) 高校诚信教育的缺失 高校在对学生特别是受资助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诚信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高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功利现象,过多地把重心放在对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培养上,而在大学生的德育、人格教育环节比较薄弱;二是诚信教育的理念落后,目标不清晰。理念是教育的灵魂,诚信教育的理念直接影响着诚信教育的成效;目标是教育的出发点,诚信教育的目标直接影响诚信教育的内容、方式选择和教育的实效性;三是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乏味。主要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缺乏实践体验式教育。作为信息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大学生诚信教育应该是多方位侈渠道的。 三、 应对大学生诚信危机的对策分析 (一) 完善高校贫困生认定机制 学校管理部门应在新生报到注册时就开始对其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通过信函、查档、问卷、现场调查等方式进行摸底,规范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流程。严格审查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成员的工作情况以及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综合家庭收入情况和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来判断学生的实际贫困程度,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以此为依据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认定。准确确定贫困生,将学校有限的资助资金真正助给家庭确实困难的贫困学生。对贫困生的认定一定要做到有依可据、有情可查,要建立规范的、透明的认定审核程序。建立贫困生档案,档案可以包括家庭的基本经济情况、该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会实践活动等,对该贫困生进行长期的跟踪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准确认定贫困生的身份和随时了解贫困生的家庭经济变化情况。确保既防止出现贫困生终身,长期不断享受资助的现象,又对家庭突发困难的新贫困生给予帮助。 (二) 大力开展诚信教育 诚信是资助的前提,一切的资助工作都是以学生的个人申报开始的,资助的整个过程都受到受助者诚信的影响。诚信教育是在资助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高校应加强诚信教育。一方面,在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突出诚信教育的地位,并且与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相结合,以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克服心理障碍、端正不良动机、培养诚信品质。另一方面,将诚信教育延伸到社会生活,并且在学生平时的各种活动中,围绕诚信主题来设计和开展。比如可以邀请专家为贫困生做专题讲座或参与主题活动,通过介绍诚信人物、典型事例,使他们明白诚信不仅是个体的道德需求,更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三) 构建大学生在校个人信用档案 构建大学生的信用档案,就是记载每名大学生借贷信息、信用档案,并直接与大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工作联系在一起,并对其以后个人信贷产生影响。一旦信用档案记录在案,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得到制约,如若购买大件商品,就不能享受分期付款的优惠;谋职就业,用人单位一查记录,便有可能不被录用;申请银行贷款,也势必遇到障碍等。因此,确实有必要建立这么一个信用档案,靠这把温柔得几乎看不见的“撒手锏”,使得任何人都不敢胆大妄为,而必须循规蹈矩。以信用档案为载体,营造人人讲信用、守诚信的社会氛围,是为诚信社会奠基的有效之举。信用档案的建立,让大学生在实践自己承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诚实信用的道德观。 (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受助生弄虚作假、违约、拖欠贷款等行为,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关键是能保护诚实守信者的利益。同时对不守信用者实施必要的惩罚。个人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信息,对于学生的诚信度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的信息不全。缺乏一个能及时违约者信息的体系。应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体系,将学生在受资助方面的个人信息与其在以后工作生活中的个人信用信息结合起来。那么违约者可能会在以后的申请房贷、车贷或考取相关的职业证书时因不诚信而被拒绝。而守信者则在这方面享有优先权。受助学生会在考虑失信成本和守信收益的情况下,选择诚实守信。 (五)完善配套法规并加大对违背诚信者的约束和惩罚力度 针对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拖欠贷款和师范生违约等诚信问题。相关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的国家资助金管理办法和配套的法规制度,使国家的各项资助项目的申请、办理及善后等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对资格认定中的弄虚作假、蓄意逃贷、不履行应尽义务、忘恩负义等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规定罚息、公开曝光、行政处分等手段;对恶意逃贷者,应有法律追究手段,并由专门机构负责追回所欠的债务,杜绝蓄意逃贷现象;对免费师范生毁约的行为要加重毁约金的金额,除了补齐学校的培养费外还应补偿毁约的损失,以经济罚款来追回国家的损失。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浅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 大学生诚信缺失已超出单纯高校教育问题的范畴,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又与家庭环境、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大学生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依赖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需从观念、教育、制度和法制等方面着手进行。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 ;对策 求诚守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社会的通行证。大学生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本应成为践行诚信优良传统的模范,然而,大学生诚信现状却不容乐观。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诚信缺失已超出单纯高校教育问题的范畴,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探讨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并探寻加强诚信教育的对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诚信的涵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诚信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被视为“道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立政之本”。“诚”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人的道德品性,是君子应具备的诸多道德品质的基础。二是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三是道德修养的方法。 “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一,体现在个人上是人格完整的表征,运用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是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是和“仁”、“义”、“礼”、“智”并列的“五常之本”。信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对天和君的诚敬是信,就个人品质和人际关系来讲,信德中包含诚;其次信是朋友之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三,信还是礼的重要内容。 诚信又是相通的,可以互训,《二程集》曰“诚则信矣,信则诚矣”。对诚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知”、“言”、“行”三个方面。“知”指在精神和信仰层面,不自欺欺人,严守自省;“言”的方面指诚实不欺,信守诺言,讲究信用。“行”的方面就是要言行一致,在行动中不违真,不欺人。所以,诚信是个人修养的必备品质和情操,表现在个人言语和行为中,是知行的结合,是内在品质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二、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 (一)学业上舞弊现象严重。考试作弊手段花样翻新,从夹带、偷看、交头接耳发展到使用现代通讯工具、甚至雇佣“”。抄袭他人的日常作业、期末论文,任意拼凑实验报告和数据,甚至盗用他人作品以致侵犯其著作权。 (二)恶意拖欠学费,骗取国家助学贷款。一些非贫困学生恶意欠费,将学费用于吃喝玩乐,一些学生制造贫困生的假身份,骗取助学贷款。还有部分同学拒付学杂费住宿费,甚至拖欠、拒还助学贷款。 (三)恋爱动机不诚。当代大学生恋爱呈现非责任化倾向,谈恋爱不是为了结婚,更多的是抱一种“玩“的态度。多角恋,畸形恋等不正常恋爱的出现,使恋爱无果,影响学业,甚至发生恶性的伤害事件。 (四)履历造假。不能正确对待入党、评优、评奖学金、竞选学生干部等,功利心极重,使用贿赂、拉选票等欺骗手段,以致正当竞争扭曲化。就业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制造泡沫自荐书、虚构教育背景、随意多家签约与毁约等诚信缺失的事情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最终危及大学生的群体形象。 (五)网络道德虚拟。在虚拟网络中,传统道德制约机制被弱化。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最多的群体之一,往往不经思考,便随意发表言论,甚至利用网络的虚拟性,互相谩骂、攻击,网络道德缺失严重。 三、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又与家庭环境、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一)传统文化中诚信规范的片面道德化而非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优秀,讲究道德教化,伦理道德规范是调节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作为古人修身养性、处世为人的道德规范而存在。《论语》中就多次提到“诚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城门立木”、“烽火戏诸侯”和“甑子杀猪”等典故的存在也说明了古人对诚信道德的重视。道德作为一种自律规范,缺乏社会的监督和指导,将诚信始终囿于道德范畴,仅限于个人思想道德领域,而没有进入社会制度和法律层面,从而严重弱化了其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市场化取向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加速了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传统文化逐渐为现代文化取代的过程中,出现了传统道德体系遭到破坏,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者新旧两种道德出现矛盾的地方,引起了社会的道德真空和道德冲突。主要表现是社会丑恶现象的增加,如政治领域的贪污腐化、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市场交易中的制假售价、坑蒙拐骗、偷税漏税;学术领域的假文凭、假学历等。因此,身处社会大环境中的大学生必然深受影响。 (三)家庭教育中的不良倾向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谈举止、品行作风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当前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倾向。父母只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忽视孩子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的养成。一些家长不注意言传身教。在孩子面前说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甚至告诉子女“做人不可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和“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教导孩子不诚信。 (四)学校德育的薄弱和偏差 1、应试教育导致重“智育”轻“德育”。大学教育并未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教育内容和方法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对学生的评价还是以分数为标准,分数是决定学生评奖评优、升学深造的优秀标准。这种情形下,对学生德育的关注必然让位于对学生分数的追求。这恰好可以解释出现“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宁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这样的顺口溜的原因。 2、德育的单纯政治化。德育内容包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三个方面。然而,现行的大学德育课基本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侧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取向,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政治理想,而忽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 3、德育内容的符号化、空洞化,缺乏时代性。当前的德育关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社会层面内容,对于与大学生生活、学习、成长密切相关的道德和社会问题缺乏有力的解释,无法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四、加强大学生诚信建设的对策 大学生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依赖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需从观念、教育、制度和法制等方面着手进行。 (一)更新诚信教育观念。首先深化德育改革,克服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其次,建立互动平台,加快传统单项施教的诚信教育向现代多向、平等、互动的诚信教育转变,注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人格影响人。再次,注重大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使大学教育充分发挥其提高学生各种能力的作用。最后,诚信教育应树立终身化意识,形成系统化体系, 并上升到学校诚信文化建设的高度。 (二)创新诚信教育内容和手段。首先,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高校要把“两课”教学作为学生诚信教育的主阵地,开设信用道德教育和与信用管理的相关专业课程,加强学生的信用意识。其次,其它各门课程教学也要结合自身课程特点进行诚信教育。同时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开展针对性教育,如组织有关专题的讲座、座谈会,讨论会、征文、读书会等活动。同时,要及时补充课堂以外的诚信知识,可采用带领学生参观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等多种方式。[1] 此外,高校诚信教育要应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广泛收集大学生道德规范信息,对大学生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立体式教育。尤其要发挥网络诚信教育活动的作用,利用网络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具体手段包括建立大学生的诚信教育网站,开辟BBS论坛,在线答疑等。 (三)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大学生诚信档案是联系学校与社会的的桥梁,也是诚信教育和诚信制度建设的结合点之一, [2]具有加强他律和自律的双重效应。诚信档案应具有科学性,其中诚信记录是重点,主要涉及大学生借还贷款、学费缴纳等情况。此外,加强诚信档案对大学生的非诚信行为的约束作用。如利用诚信档案对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实行动态管理等。学校要把大学生诚信档案纳入网络化管理,向社会公开诚信档案,并与就业等联系起来。在国外,日渐成熟的大学生诚信档案制度值得借鉴。 (四)建立大学生诚信奖惩机制。高校在每个大学生建立信用档案并定期对学生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要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来做后盾。把学生诚信行为与学生评奖评优、加入党团等挂起钩来,让诚实守信者得益,不诚信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学校要制定相关的规定,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别处理,诸如恶意拖欠学费贷款的除给予相应的处分外,还可以扣留其毕业证件等。 (五)完善法律约束机制。没有切实的法律保障,任何善良的诚信和公正诉求只能流于形式,[3]现代诚信体系必须夯实法律基础。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求,围绕规范信用秩序,信用资料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进行明确界定,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强化信用监管,保障信用信息征集、信用服务、信用评定等行为有序开展,逐步建立和完善诚信管理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真正做到在诚信领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4] 加强大学生诚信建设不仅关系着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而且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因此,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把大学生诚信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抓住抓好,努力培养诚实守信的合格大学生,为推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缺失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现代社会诚信危机不断涌现,大学生群体诚信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该文分析了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缺失现状,提出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分析,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诚信教育 缺失现状 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各种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给我国传统诚信观念予以打击,使得种种不诚信现象普遍存在,进而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不利影响,高校大学生诚信观也受到冲击。虽然在各方努力下,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取得一定成绩,但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依然严峻,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1 政治信仰缺失 受西方思想的入侵,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渐盛行,好多高校大学生只向“钱”看,政治被视为实现利益的跳板。不少大学生在校参加政治或文体活动仅是为了考核及不影响评奖评优。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种迷信和伪科学逐渐盛行,部分高校大学生遇到困难失去理性判断。各种宗教思想的侵袭,玷污了大学生的思想,使得青年大学生未能形成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2 人际交往不诚信 以诚相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只有真诚待人,对彼此保有一种诚信的动机和态度,才能得到相互信任,人际关系才能得以发展和加深,使得人际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不少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各种失信的行为。 3 学业、求职造假 学生以学习为主,但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专注学习科学知识,有的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盲目于爱情,没有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并且缺少学习兴趣,或者学习的文化知识不能很好应用。由于平时缺少知识的积累导致考试不能顺利通过,于是开始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作弊、打小抄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购买作弊工具。导致原来那些学习努力的同学产生不平衡心理,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水平,缺乏应具备的职业能力,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当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4 经济诚信缺失严重 当今大学生恶意拖欠助学贷款成为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或是不按合同还款或是不按时还利息,更有甚者毕业后拒绝还贷,很多同学恶意拖欠学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形象及声誉。大学生经济缺失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随处可见,有的不只局限在道德层面,甚至触犯到法律,,对人民、社会以及国家构成威胁、造成损失。 5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5.1 建立高校大学生的诚信档案 为规范和制约高校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引领大学生自觉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是我国目前高校应展开的一项迫切任务。诚信档案的建立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理念,推动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助力。 5.2 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监督体制 为了孕育健康和谐的诚信环境,有力地促使高校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行为,高校不仅要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还要制定科学的监督机制。应有效发挥学生主体的监督和舆论作用,加强信用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对失信者的行为通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及时曝光,对守信用者给予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青年学子引起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并主动信守承诺,同时也能引起整个社会对高校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关注。 5.3 构建大学生诚信自律示范机制 诚信教育机制要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学生诚信缺失重要原因怕受到家长的斥责,因为害怕所以选择撒谎。有的甚至遭到父母的打骂,这样反而激发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身心更是受到损害,使得诚信问题也出现裂口。因此,建议家长与学生多沟通交流,达到诚信教育的效果。 5.4 建立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 诚信危机制度是大学生经济诚信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可以保证高校诚信教育的顺利推进。各层次相关部门制定奖惩相结合的诚信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避免单一的惩罚制度不合理。还需把握奖惩的力度,避免标准过低或过高失去合理性或者带来负面影响。高校还应完善大学生就业诚信体制,就业诚信制度能够保证大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大学生就业意识的有效措施。 5.5 吸取国外经验,建立科学诚信体制 从全球角度看,解决诚信问题的方法较多,其中当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征信制度”。此项制度内容如下:公司或个人的诚信状况由一家信用度高的资信公司存有,本人或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或个人采用付费方式进行查询。公司或个人如果存在信用不良,如恶意拖欠学费、拒绝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偷税、漏税等,这些不良信用记录就会在诚信资信公司留有诚信记录,这样信用记录会在日常或以后在商业活动和个人社会活动中作为参考评价。 当今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既是广大青年学子成长过程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和时展的要求。高校为国家发展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已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高校学子诚信的缺失将会给祖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所以诚信教育势在必行,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关注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广大青年学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全面培育诚信这一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诚信意识,才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不断前进,诚信教育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所以耐心细致地分析高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由,并根据高校大学生诚信失衡采取相关措施,对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诚信缺失论文:浅议大学生诚信缺失 摘 要: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当代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作为高校学生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适时采取行动,积极探讨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引导他们改正陋习,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对策 1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1.1 学生自身因素 部分大学生诚信意识、是非观念、自控能力相对薄弱,没有意识到诚信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从而不能用为人处事应遵守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只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思想道德和个人品格的修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名利,进而做出不负责任、不守信用的事。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 1.2 学校因素 不少学校的德育教学重灌输,轻实践;有的学校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忽视个人的道德需求,导致德育功能缺乏,将德育科学化,缺乏实践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1.3 社会因素 当今社会上的确出现了许多信用缺失的现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证券机构欺诈公众聚敛钱财;文化市场盗版迭出,屡禁不止。这些都给年轻的大学生们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受到冲击甚至开始动摇,滋生了企图投机取巧的不良行为。失信惩罚机制的不完善和社会信用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使失信者不能得到相应的制裁,客观上也助长了大学生淡漠诚信的心理。 1.4 家庭因素 我国教育现状的一个特征就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脱节,导致教育的有效性不足。在诚信教育方面,家庭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导致孩子的个人素质的养成偏离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家庭教育中,家长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孩子的道德社会化水平,由于受到家庭背景、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以及对社会道德的认知程度等等因素的影响,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灌输非诚信的内容,造成孩子价值观的偏差,这与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是相背离的。 2解决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对策 2.1 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各界加强对高校诚信建设的重视,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 接班人,关注他们的成长成才,影响自不待言。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要重点强调诚信意识,把高校的诚信教育付于社会实践。舆论界应重视对诚信新闻素材的采写编评,加大正面和负面宣传,营造出一种“坚守诚信利益多,失信于人遭人弃”的风气。政府在就业政策方面,要把是否诚信纳入体系之中,奖惩诚信与否的行为,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另外,各界可以联手设立“诚信基金”,鼓励坚守诚信的大学生和优秀的诚信教育工作者,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诚信循环系统。 2.2 净化校园环境,营造诚信氛围 校园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环境,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素质的重要场所,学生的完美发展和诚信品质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学习风气、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一方面,学校应注意体现诚信文化的宣传栏、标语、横幅等的合理布置,让学生时时处处都可以受到诚信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学校应充分运用校园网站、广播电视、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体现时代精神的诚信道德行为和高尚的诚信品质,激励学生追求讲究诚信的理想人格,为推进学校诚信教育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3 利用两课主渠道,增加和渗透诚信教育的新内容 结合两课教育改革,一方面,要使大学生认识到,树立较高的诚信意识,这不仅是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走上社会后“以德立身”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让大学生懂得,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经济社会的道德底线。在法制社会里,诚信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法律问题,法律是一种最低的道德准则。现代民法一般都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为基本原则,如果违背了则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或者对民事主体的一系列不利后果,而受到处罚和制裁。 2.4 加强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 诚信教育可以进入网络,利用多种方式参与网络活动,使网络诚信教育活动成为教育广大学生的生动教材。要重视和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以提高诚信教育的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建立以诚信教育工作为目的的专题网站和网页,有针对性地直接有关信息和资料,达到以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人和引导人的目的;开发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诚信教育软件,用人们喜闻乐见的网络形式,富教于乐,寓教于知识和科学技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转变网络使用者的思想;开辟网上交流渠道,实现诚信教育工作资料信息资源共享。 2.5 建立健全高校学生诚信评价机制 诚信品德的形成关键在培养,优秀在建设。建立和完善客观公正的诚信评价机制是高 校诚信氛围构建的关键。可制定《大学生诚信行为规范》、《大学生文明公约》等制度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对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严格要求,以此为据建立一个学生评分标准,从新生一入学时就开始实施,以此作为学生评优的标准,并且在毕业时将之作为向用人单位提供的重要参考。同时,高校也要健全校内信用监督机制,严格、公正、公平地执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改革完善诚信评价制度、管理方式,使其合理化、科学化,建立和管理诚信档案、诚信查询系统,加强与校外诚信相关部门、社会信用机构的联系,将诚信教育纳入学校各项工作重点,贯穿学生入学直到毕业离校整个过程。 2.6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 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的结合,避免出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脱节。家庭的诚信教育是诚信教育的基础,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诚信教育,使之养成自觉的习惯。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和关心诚信家庭的建设,诚信的家庭氛围,友好、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利于诚信观念的形成。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孩子起着最直接的影响。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为子女在生活、工作各方面做出诚信的表率,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相尊重,真诚相待,对孩子诚信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