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论文:浅谈对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解读论文 在视觉文化冲击的今天,电影代替了文学的主导地位。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一如既往:如文学创作的经验;文学的诗意、文法;等等。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将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并且这一过程是借助文学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文学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原因。 一、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探讨 人们把电影和其它艺术进行类比的过程中,挖掘出了其它艺术的特性在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如欧洲先锋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倍尔?甘斯曾说,电影“应当是音乐,由许多互相冲击、彼此寻求着心灵的结晶体以及由视觉上的和谐、静默本身的特质所形成的音乐;它在构图上应当是绘画和雕塑;它在结构上和剪裁上应当是建筑;它应当是诗,由扑向人和物体的灵魂的梦幻的旋风构成的诗,它应当是舞蹈,由那种与心灵交流的、使你的心灵出来和画中的演员融为一体的内在节奏所形成的舞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电影成为了诸多艺术的混合体。文学作为电影存在的前提,以至于有人称文学是电影的母体。电影回归自身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是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交流过程。在电子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代替了疏离,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说,它走进了电影。可见,二者的交流也必然会促进其共同发展。 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差异 作为与电影相抗衡的一方被抬出来的文学与电影相比,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文学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理由所在,即在于文学的媒介——文字。由文字组成的句子具备了电影所不具备的逻辑秩序;而且其时态指明了其与表述对象的距离所在,文学这种表达形式是电影所不具备的,电影则是用其逼真的形象来表达生活的。就文字来说,它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并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生活催生了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形成,在这一点上它保证了文学内容的独立。人们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是区别于现实的,是现实的反映,融合而又独立与现实,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即使是推崇所谓的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无法诠释这一疏离。现实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修辞手法论证了文学不可能是,也永远成不了一台摄像机的事实。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与文学发展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石 锋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优秀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米勒忧心忡忡地说:“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2]7现代意义的文学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学研究的转向和边缘化也成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这种忧虑在文学领域早已弥漫,因为传统意义的文学的确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电子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印刷时代的终结”[2]15;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书本去观看影视作品;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迅速缩减;研究性图书馆正在过时。以竹简、纸张为传播媒介的书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主要的传播符号。然而,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抢占传统媒介的地盘。电影那种逼真、动人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随着电视进驻千家万户,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围之下。计算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集各种媒介于一身的传播系统,声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电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遭到了电子文化的大幅度挤压。环绕于印刷文明周围的传统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甚至令丹尼尔•贝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米勒在他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提出了“寄生”与“寄主”的文本关系。他认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们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隐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华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新文本以改编的方式破坏,或者说必须适应新文本的精神基础。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坏它们;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们的精神实质生存,同时又是它们“邪恶的”寄主,通过吸食它们将它们破坏。“寄生”与“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这种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学过程,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评文本或批评话语之间。[8]我们不妨将这种关系推广至一切文化形态之间,传统的印刷文学与当代的影像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类似的状况。影视剧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原有文学的影视形式,它有文学的话语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许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长为对“寄生物”———文学———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的“寄主”。 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久已习惯于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们,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纸质文学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否被改写,文学的命运即将如何,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在中国,还曾有以文选仕的制度,文学不仅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是关乎个体安身立命与国家社稷的大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不会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追求超越与更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不会放弃每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学与语言同在,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文学就不会死亡。旧的文学走向终点,新的文学必将出现。现有的网络文学已极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与阅读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样式提供了莫大的意义空间。而电影与电视剧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学的变体与发展。文学在新的媒介中产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总之,用米勒的话来说:“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2]17-18我们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学统治的时代告别,并乐观地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研究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 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 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作品改编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管理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文学现代电影传播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观评价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对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的评价问题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学理价值。 【关键词】张骏祥;电影的文学性;叙事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曾密切关注过电影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电影学术问题,90年代电影界有学者重申和发挥了当时参与该问题讨论的重要人物——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所提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合理性①,本人虽已发表《论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②,但意犹未尽,加一补充,以期引起进一步探求电影本体论意义上电影文学的价值。 张骏祥指出:“电影文学应该不是指纸上印出来的剧本,而是最后通过电影表现手段拍出来的电影。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 “电影文学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一般讲电影文学,往往想到的是印在纸上的电影剧本,说是影片的基矗……但剧本确实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真正完成的戏剧文学是在舞台上对观众演出了的那台戏。人们对那些只能在书房里读读,在舞台上没有效果的‘书斋剧’,是不承认它是好戏剧文学的。即使是好作品,例如契诃夫的剧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小剧院的演出之前,也不可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光辉。一个电影剧本的光辉,更是非拍成影片在银幕上放映,就不能完全显现出来。”④ 《不要忘了文学》一文里,荒煤讲:“电影文学,只有通过影片的再创造,才能够最终体现其文学价值。”可说与张骏祥的观点一致。《电影剧作》1982年第4期刊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开展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的几种观点,也可佐证、补充张骏祥、荒煤关于电影是最终体现文学价值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剧本不是阅读文学,而是未来影片拍摄的基矗因此,除了一般文学的规律之外,电影文学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要服从于电影综合艺术的形式,要考虑到为未来影片提供摄影、音乐、美工等综合艺术发挥的天地。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电影的文学性单纯理解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一部影片的文学性要靠综合艺术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也就是说,电影的文学性是指整部影片用综合艺术手段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它涉及各个艺术部门,优秀是看能否运用这些艺术手段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对象。对电影的文学性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电影剧作的文学语言和描段,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影片反映生活真实,探索现实的底蕴、创造艺术美的严肃追求上。 张骏祥所理解的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影片的高级要求,根据这样的要求,一些只讲究编造情节,不注重刻画人物,甚至低级庸俗、毫无文学气味的影片就不能列入电影文学之林。它的出发点是以文学的高度来要求电影,其目的显然在于提高影片的文学素质和艺术质量。这种提法的用心无疑是可取的,但是,按照流行的观点,电影文学的基本涵义仍旧是指‘纸上打印出来的剧本’,而不是指影片本身。因为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不是由文学组成的,因而是电影艺术,而不是电影文学;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⑤这一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说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涉及电影的外感形式,镜头画面要表述故事、情节,离不开文学,如果说电影不单纯是文学组成的是对的,说电影不是由文学组成的似乎绝对了些。故事、情节甚至人物的性格、语言等等,有哪一样离得开文学的设计、构思呢?再说把电影文学的范围只划于剧本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把电影文学仅仅限于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区别于导演编制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好像难于成立。电影分镜头剧本就没有文学的内容吗?很难设想它不是剧本的一种形式。如果编剧能一步到位,不经过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不需导演做什么大的改动,就能把剧本直接搬上银幕,那肯定是符合电影特性的好剧本。不可把剧本和影片对立起来,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鸿沟。不止电影分镜头剧本,像电影诗、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等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影片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何况这些诉诸文字的东西呢?至于说到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除限制了电影文学的范围外,也说明了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关于文学是不是都要用文字表述,张骏祥在阐明电影既是艺术又是文学的见解中做了交待。此不赘述。 电影文学与一般的文学体裁相区别,是与电影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文学样式,终将组织一系列银幕形象,构成整体演出。余倩在《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一文中认为:“由电影剧本到银幕,这是由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并不是由未完成的文学形式向最后完成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因而说电影剧本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把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说成是影片,认为‘电影就是文学’,这就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界限,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并且也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把未经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排除在电影文学之外,是不大妥当的。余倩说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余倩说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有言过之处。由电影剧本到银幕,当看作是电影创作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有剧本,未进入拍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剧本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经过电影特性改造了的文学,文学性与电影性相溶合,故从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也属于表面化的看法。 马德波在《在探索中演变的我国电影观——从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说起》一文里,看到了“二十年前的张骏祥和二十年后的张骏祥争鸣”,并认为张骏祥在理论上的变化是触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观的变化,从张骏祥的作品和理论来看,他始终是把电影(故事片)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不曾离开叙事传统。因此,他前后不同的说法,只是由不同的“针对性”所致。50年代是针对一些不熟悉电影特性、初事电影的编剧讲的;80年代是针对生硬地搬用外国70年代某些电影手法的中青年导演讲的,而“总的目标则是前后一致而非自相矛盾的”。有论者以为,“正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他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美学上的实践意义而不是理论意义。”⑥这样的论断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在理论发展中是具有其理论意义的。张骏祥有关电影的文学价值见解所引发的“争论的特点是联系电影创作实践,达到了‘电影化’分歧的高度,不论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质量的提高或对于电影艺术理论自身的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张骏祥“文学价值”等观点是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这一理论争鸣的中心议题,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也有未来理论的展望,较有系统性、思辨性。如果否定其理论意义,从某个角度说,就等于否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张骏祥在电影本体论上的探索也是视而不见的,显然两位论者所作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不公允的。 照马德波看,张骏祥过去是为了发展叙事传统,现在是为了保卫叙事传统。张骏祥的电影观是一贯的,可见不管是发展叙事传统也好,保卫叙事传统也好,承接电影的叙事传统是张骏祥电影文学观所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50年代,张骏祥“颇为详明地论述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的重要性,宣称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这些表现手段是用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刻画人物性格的。……既然作为电影的文学,为未来影片提供基础或蓝图的文学,它必须用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来组织材料,构思结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运用电影的长处。它不可能是‘纯文学’,只能是电影的文学。在这里,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一种元素,它必须遵循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并且是为电影服务的。……按照80年代张骏祥的理论,则文学创造价值,电影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手段表现这些价值而已。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外壳,或者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文学是表达主题、塑造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而电影则是体现文学所创造的价值的手段了”。 这里,认为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张骏祥的主张似大不确切。张骏祥说过,苏联有过一种不好听的说法,说电影剧本只是个“容器”,只是把将来完成的电影在里面暂时放一放的“盒子”。这说法当然不对。反过来说电影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这说法同样有毛玻况且张骏祥指出过,把电影手段理解为形式,文学价值是内容,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说明张骏祥并不认可电影是形式,文学是内容的说法。 我们今天研讨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当然是与对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整体发展的评价相联系的。有论者在评述这一段理论思潮时讲:“描述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也就是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⑦。显然,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实际。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诚然受到了西方电影理论的影响,但并不是八九十年代每一个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都是在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这样看,就否认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立性,即使是吸收西方电影理论,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有所选择,为我所用,西方的电影理论在我国发生变异的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不要一味忙于解构、否定以往我们的理论资源,即使我们有了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我们也脱离不了已有的理论基础,割不断我们的传统。事实上,从我国30年代起至今天,中国电影优良的传统中就有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及电影文学家的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中断,当继续发扬光大。21世纪愿中国当代电影像张骏祥所说的那样,“坚定地站在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清醒地借鉴外来的东西,创我们自己的‘新’”。 如果只讲文学性、文学价值,矫枉过正,就会走向极端,也不能说是全面的。张骏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笔记》一文中说:“强调主观描写,大量运用旁白,作者站出来讲话,强调综合艺术中的文学性描写。然而舍弃了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能,丢掉十八般武艺作用一样,这是自己绑起一只手去作战,其愚不可及也!而结果是电影成了活动图画,成了文学朗诵,于是电影就没有了!”由张骏祥等人引发的电影文学性的讨论,使人们对文学性的注意,远远大于对电影性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文学性’,乃属于电影艺术之‘本’,而‘电影性’则不过为其‘末’的缘故;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谈起……‘文学性’来,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当论及‘电影性’问题的时候,则显得‘底气’不足,言之无物。当然,不能说强调典型形象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从……‘文学性’出发而要求电影,恐怕就不那么科学,不那么符合艺术规律,问题在于,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从来没有‘一般的’典型形象,有的只是文学的典型形象,戏剧的典型形象,电影的典型形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在同样程度上属于两种艺术的典型形象。……电影要真实、深入、多面地揭示丰富的生活内容,电影要创造独特的美学价值,只有使自己和它的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因此,要解决电影反映生活的问题,要创造具有银幕意义的典型形象,就必须深入探讨电影思维的特点、方式、规律及其与其他艺术思维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电影理论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⑧这段话可给我们带来反思。但所论典型形象似有牵强之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不是不可以探讨“一般的”典型形象的,在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就存在着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典型化过程。从文艺理论上可以概括文艺典型形象的涵义、特征、规律和方法。这是理论的逻辑概括,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至于说到综合艺术的典型形象,也是可以从文学上、音乐上、美工上等艺术部类进行专题分析,就电影讲,从音乐角度塑造典型形象,从美工角度塑造典型形象皆可,从文学角度塑造典型形象有何不可?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在综合艺术中是完全成立的。在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光讲文学性还不够,还应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的声音。众所周知,电影性,电影特性,可说是电影艺术这一形式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它把时间艺术的表现性和空间艺术的造型性有机地交织起来,以镜头为语言,按照蒙太奇方法组成的声画结合的艺术,实现了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照相性与变相性的统一。张骏祥本人也表述了对电影特殊表现手段的关注,涉及到了形式、技巧之类的东西,它们是用来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实际上电影艺术的特性又不止于文学性这一点,还有跟自身为综合艺术这一总特征相联系所带来的多重属性,确立电影价值观,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艺术,我们也应继续像当年出现的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那样,深入探求电影艺术的特性与规律。电影文学脱离不开电影艺术,“电影制作的艺术完成才是对某一事件、人物整个过程艺术表现的终结。……应把重点放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求上,没有必要对电影的文学性诸问题过多孤立地涉及。”⑨影片质量,既关系到文学这一种类,也关系到摄影、音乐、美工等艺术种类,既关系到编剧,也关系到导演,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之所长,提高这方面的功力,就能解决影片质量不高的问题。可见,强调提高电影的文学性与强调提高电影全面的艺术性,是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张骏祥在《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一文中说:“电影艺术要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放出有电影以来还没有放出过的灿烂光辉,非有待于有洞烛人生哲学的见解,有深厚的生活感受,又能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的大作家出现不可”。只有在有了相当数量的、掌握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技巧的作家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我们已经进入WTO,在电影生产上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从电影发展的文化战略角度看,中国电影必须培养出大电影作家、大电影导演、大电影演员、大电影摄影等出色的电影创作人员,我们的民族电影就有振兴的希望?
智慧教育论文:智慧教育建设构建大学生素质教育论文 一、传统的素质教育与信息化的素质教育比较 与传统的素质教育相比,信息化的素质教育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素质教育途径的创新。将素质教育场所从课堂搬到网络,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大学生对网络独有的喜爱,这种喜爱,将会使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是素质教育资源的开放性。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使素质教育有了自己的应用平台,并成为智慧教育平台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创新平台上,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共享素质教育教学资源,也可以参与谈论互动,这种网络互动形式,远比课堂上的教学互动受欢迎。三是素质教育信息化实现了素质教育过程时空的开放性。在有效的时间内,可以同时容纳更多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和谈论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固定的界定约束,非面对面的思想与观点的表达,使得教师对学生素养的了解更加充分和透彻,有利于老师们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素质教育的课堂补充。四是素质教育信息化体现了素质教育的主体性。传统的素质教育以教师为中心,在教育内容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设定;在教学形式和手段上,采用案例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形式,这种方法,忽视了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发挥,使学生成为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者,这与素质教育的主体性要求不相符。而信息化的素质教育,让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学生的主体角色也会更加突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于智慧教育的信息化素质教育形式,不但是一种素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创新,更是极大限度地实现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全体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目标。 二、信息化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首先,教育信息化对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有积极作用。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习惯等成分。教育信息化中运用网络充足的资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将抽象道理化为学生可具体看到的真人真事,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化,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树立真、善、美的情感,培养学生识别假、恶、丑的能力,再内化自己的言行,直至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进而促进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其次,由于教育信息化为教育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学生获取必要知识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短,教师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学生个性、品格的培养,指导学生养成高尚的情操,增强学生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第三,教育信息化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教学效果。教育信息化已引起素质教育教学手段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增强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新颖性、艺术性、趣味性,加之灵活多变的方法和系统技术,从而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主动、积极地学习与思考。第四,教育信息化对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现代信息技术还可以对复杂事物或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对容易混淆的事物或现象进行比较鉴别,使学生能较快地通过思维活动形成概念,并从中学到正确的思维方法。 三、信息化素质教育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接入方式的问题。大学生素质教育是实时的教育活动。希望学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或者终端都能够接入互联网,随时随地访问共享的素质教育课程资源,这就对网络运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是运营与管理共享的问题。大学生素质教育应该渗透在校园内的方方面面,学校的运营和管理现在也已经非常依赖于信息化和网络化手段,以前我们很多的系统,如财务系统、人事系统,OA系统都是封闭运行的,不能实现信息的开放共享。而现在,学校需要更加智能的管理,需要信息沟通打破管理内容之间的边界,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实现全校信息数据的共享。第三是终端的智能化。如学生的一卡通应用,在智慧校园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智能终端的应用扩展,学生人人都有手机,将一卡通和智能手机结合,既可以实时的通信,又可以解决素质教育从课堂内迁移到课堂外的问题。除了上述对网络运行环境的要求之外,信息化的素质教育还对网络环境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管理工作的老师,需要具备较熟练的信息化应用技术水平和敏锐负责的观察力,并能够设计出引起学生浓厚兴趣的网络互动话题。 四、结语 智慧教育下素质教育的信息化建设,丰富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创新了素质教育的方法,突出了素质教育的主体,开放了素质教育的资源,提高了素质教育的效果。 作者:李梅芳 单位: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教育论文:智慧教育公共服务环境建设与实践策略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依托中关村“信息技术高地”的优势,成为全国教育信息化最早的践行者之一。2014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及《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动海淀区教育信息化向智慧教育发展,海淀区成立了“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海淀区智慧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0年)》。海淀区将通过区级“三通两平台”建设,构建区域型智慧教育公共服务环境,实现国家平台、市级平台、区级平台以及学校间的有机联动,有效推动海淀区教育综合改革与创新。 架设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四级联通互动 网络是教育信息化及智慧教育的基础,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海淀区在北京市率先完成“校校通”工程,所有学校校园网和中心机房建设基本完成,100%的学校接入互联网,50%的学校不同程度进行了校园无线网络建设。虽然海淀区教育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从国际视野、长远发展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基础网络建设的统筹和引领需要加强;区校基础网络信息系统在系统选型、数据交互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难以实现统一同步管理;网络和信息安全存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此外,学校带宽普遍偏低、网络设备更新滞后、无线网络未能全面覆盖、网络认证未做区级统一管理,等等。以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海淀教育效率提升与教育改革中的作用。针对以上问题,海淀区教委对全区312家单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勘测,提出建设架构为“一个优秀四个汇聚二十三个接入”的海淀教育光缆专网,光缆专网万兆骨干千兆上联、普通校8芯接入、2400人以上学校和考务考点校16芯接入的容量设计得到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一致肯定。光缆专网建设将分三期完成,一期建设为主干网络及81个单位接入,铺缆258公里;二期建设网络安全和190个单位接入,铺缆282公里;三期建设主要为辅助环网和41所他办、民办学校接入,铺缆108.8公里。建成后的光缆专网将形成分校本校、集团学区、区校通体的智慧教育互联互通体系构成,为教育管理、办学组成和机构工作模式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架设区域无线网络,搭建泛在学习空间 在建设海淀区教育光缆专网的同时,海淀区教委加快推进无线网络班班通达标工程。2015年下半年,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对全区248个校区174所中小学进行项目调研及设计筹备,对全区648栋楼房、4270间平房、14448间教育教学总房量及11421间普通教室做了覆盖结构和覆盖比率分析,对全区43204台台式机、21616台笔记本电脑、10634个教学平板电脑、约17500余部移动电话等抽样数据进行了组网模式和应用测评分析。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根据测评分析结果,提出了无线网络班班通达标工程的项目建设方案。项目采取区校两级控制、两级认证、市区校三级管理的搭建方式,分三期完成,一期建设涉及57所学校3122间室,二期建设涉及75所学校5138间室,三期涉及57所学校5205间室,三期投资估算总计1.7亿元。项目建设方案经智慧教育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区经信办专家评审一致通过,专家完全同意项目设定的三期建设目标,同意无线网络控制、认证和管理方式,对项目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暂不进行全区100%无缝覆盖的建设决策表示肯定。无线网络建设工作将突破教室、办公室和场馆的空间限制,为我区推行移动学习、师生上网行为管控、教育信息免费推送、教育传媒移动覆盖,城域网内免费电话、人员定位、移动监控等应用打好基础。 架设视讯服务平台,推进在线教改发展 视讯服务平台是海淀区面对不断扩大的跨校区网络化、可视化交流沟通需求采取的一大举措,是利用网络视频、移动通讯等新型技术,将海淀区教委所属学校的会议室、场馆、教师桌面终端及个人移动终端连接,构建覆盖全区的网络化视频业务支撑环境。继而,基于该支撑环境建立网络视频互动、移动个人终端业务交流、多媒体点播直播、综合管理等可视化教学综合应用,开展教研教学视频活动。为跨区观摩、全区协同、校间交流、校内沟通、对口援助提供统一平台,有效提高海淀区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视讯服务平台通过建设网络视频会议、远程视频教学、网络电话、多媒体点播直播、综合管理平台等系统,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教学资源共享。视讯服务平台建设完成后,可以满足学校教学业务的多样性:(1)全校日常工作开展。当召开全校大会时,各分校参会人员无需到本校集会,通过视讯服务平台就可以实现日常教学会议内容汇报和工作安排。(2)教学资源的深入应用。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是视讯服务平台的建设目的之一,将本校或协作校的名师教学课堂通过远程互动的方式与目标(学校)教室实现互动教学。(3)录课教室转播。通过录课教室转播后将图像视频源信号由管理员接入到视讯服务平台中,实现本校分校、本部分部,甚至全区范围内的师生观摩学习。二是协助完善教学业务。视讯服务平台建设完成后,可以支撑更多的应用场景:(1)快速灵活多样的快速响应方式。平台建设完成后,校领导在特殊紧急情况下,通过主控中心的视讯设备快速接入到视频互动教学系统,实现远程指挥与远程互动的功能;领导之间还可以召开小范围内的视频会议,方便工作交流和工作指导;教委各部门(科室)可以通过主控中心及桌面视讯终端系统召开中小学校领导的会议。(2)召开应急视频会议。平台支持以海淀教委总部为主控中心的调度视频互动教学系统,同时也支持中小学局点作为临时主控中心,支持召开教委总部、其他中小学局点参与高清会议;支持通过教委总部的授权可以任意一个中小学校作为主控中心,召开部分系统高清会议,整体系统能够稳步提高海淀教委总部与下属各中小学校的信息沟通效率,保证上传下达的速度。(3)远程应急指挥。通过视讯服务平台可以对前端中小学校的工作,进行远程遥控指挥,有效提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突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效性。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从2015年5月开始,对全区在会议、培训、教学等工作进行了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梳理。对312家单位、区教委所属17568名教师、204227位学生和我区648公里教育交通路线进行了行政距离、业务距离和机动距离等多方面测算,设计设定了4个中心30个校级集会分中心的视讯平台建设框架。其中,30个校级集会分中心由14个学区集会会场、10所中学和6所幼儿园组成,成网状覆盖全区教育单位。就其经济性而言,由于三网一体的自建特性,全区每年教育系统内电话通讯将实现免费互通,教师个人和教育办公经费共节约资金至少600万元,其他相关的会务费、燃油费、餐饮费、课时费等累积节省至少1200万元。2014年海淀区教育系统各单位申报的软件开发项目资金总计为5.5亿元。就开发内容和结构而言,成本高、产出低、重复性和技术面窄等问题十分突出。有鉴于此,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在指导学校使用生均经费以满足当前应用的同时,着手创建两大智慧平台,以之为枢纽激发我区教育智慧迸发。 构建智慧教育云中心,推动区域教育整体跃升 “智慧教育云中心”建设是带动一个地区教育信息化整体飞跃发展的关键,对突破教育信息化中普遍存在的“系统难整合”“应用难推进”“共享难实施”等瓶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智慧教育云中心”包括以下三项建设内容。一是云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云计算技术,聚集和整合基础硬件资源,实现动态调配和按需使用,解决硬件资源共享的有效性、灵活性和易管理性。以虚拟化技术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灵活分配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并统筹管理,形成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能力,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云应用支撑平台和服务平台建设。定制和研发各种教育信息系统与开放的各种中间件平台,为统一数据管理与应用研发提供基础支撑。通过教育服务总线平台集成各平台的服务,并统一进行服务的调度、事件感知、服务感知、质量保证,统一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内容聚合、在线分析挖掘等的标准和接口,为各类智慧教育应用提供支撑平台服务。围绕教育领域的公共性的业务需求,以推进有效应用为优秀,在已有各类信息系统的基础上,以互联与整合为突破口,建设区域智慧教育云应用服务平台,为学校、社区提供公共性的教育信息与软件服务。三是教育内容库建设。高度重视智慧教育系统、平台中内容和数据建设的重要性,开展教育管理基础数据库、可进化的开放课程库和学习资源库等基础性的数据建设。采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日常工作中的基本数据,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结构化存储和管理,形成相对完备和稳定、面向管理的基本数据库;加大课程资源的收集和整理,以不同的教学维度建设优质在线课程库;采用购买与建设并重的方式,建设多种技术表现和教学形态的优质教学资源库。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美丽园、健翔桥两地机房的利旧评估和相关建设论证工作。“智慧教育云中心”将为我区两委一室、直属单位和各中小学提供更优、更快、更稳的系统应用和计算应用,将全区的课堂教学、课业作业、测评考试、政务总务、电视电话等多种应用接入平台子系统,逐步在我区真正实现资源流通、资源均衡、资源共享,打好区域集约型教育公共环境建设基础。 构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大数据支撑评价改革 “教育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是依托于“智慧教育云中心”的应用平台,是全面实现智慧校园、智慧教学、智慧学习空间和智慧社区等工作的重要举措,“教育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包括以下四项建设内容。一是公共信息网站群建设。建设教委科室、直属单位网站群,学校校园网站群,建立移动端APP应用程序,建立微信公共账号,初步建成一套集信息、公共数据查询、交流互动等内容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二是管理门户建设。建立区校一体化的管理门户,集成即时消息、邮件、个人网盘、移动终端等办公应用,整合已建、待建、要建的各类业务系统,实现个性化信息呈现,提高协同工作水平。三是协同办公系统建设。实现系统内跨科室、跨部门、跨学校的业务流程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需求功能包括公文管理、电子签章、行政事务审批、督查督办等,并依托区班班通工程的无线网实现移动办公。四是业务管理系统建设。主要是两委一室及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学校除日常办公外其他应用业务管理模块,统一各类业务管理的标准规范,为全区各教育单位建设其他业务平台打下基础。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教育系统公共服务平台”细化设计和相关建设论证工作。“教育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后,将市区两委一室、各直属单位及各学校在党务、公务、教务、总务、业务等方面实现一动皆动、一举多应的一站式智慧调度、智慧管理、智慧办公等应用的基础保障。目前,“海淀区教育光缆专网”“无线网络班班通达标工程”“视讯服务平台”三大区级统建项目正在扎实、有序进行中。“智慧教育云中心”和“教育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两大项目的建设工作业已先后启动。随着海淀区智慧教育公共服务环境的建成与应用,智慧教育将为海淀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智慧教育之路上我们将要面对许多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心与指导下,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定会走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刘杰 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管理办公室 智慧教育论文:哲学智慧对学生教育工作的影响 1统筹兼顾,全面照顾学生的能力 不同个体的学生组成的班级体,就是一个小的系统。一个个班级就会组成大的学校系统。学校的文化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培育起来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密码和发展路径。作为教育工作者要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要学会联系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集体主义荣誉感。对教学中出现的相关知识,要进行历史的梳理和横向的切断面分析,培养学生的历史的逻辑的思考能力。在学生的荣誉、干部的选拨、发展机会等方面尽可能的寻求平衡。 2不拘一格,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的能力 教师的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句温暖的话,都会给学生很多的暗示和鼓励。教师不能用老眼光看学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学生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学生会发展变化,我们教师要学会引领学生的发展,启迪学生的发展。不断开拓工作思路,不断创新自己的教育方法,尽可能找到和学生能接受的相近教育的切入点。 3机动灵活,促进后进生的转化的能力 学生的发展往往良莠不齐,不论是学习、思想、工作、卫生、纪律、规范等方面有时候会向两极化发展。在这样矛盾状态下,如何实现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师的智慧。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可能有特长,可能有其他同学没有的优点。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教育应该努力实现让学生尽可能的在最近发展区域得到发展。作为一名教师,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学生,现在流行的分层教学和走班制就是基于学生差异的一种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不同程度的得到提高和满足。因此,我们要积极创设条件,让那些学习上困难的学生也有表现自己的机会。只要条件变化了,矛盾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积极促成矛盾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也是教育工作的愿望达成的积极追求。 4超前认识,提升把握方向的能力 教师对学生的情况应该有远见,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环境、家庭、社会、学校、时代共同成就学生的发展。教师要积极引领学生的发展方向,学校一进校门,就应该得到一份成长计划,让学生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学校的课程设置决定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学校的培养目标也制约着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各种职业的性格要求、能力要求、特长要求、兴趣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职业规划理论告诉我们,做过规划的人生和没有规划的人生,其发展是不同的。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给学生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教师不要做拐杖,应该成为领航者,哪里是泥泞,哪里是沼泽,不必要人人试错来得到这样的认识。 5依靠学生,引领学生自觉实践的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主导。在满堂灌的课堂上活跃的是教师,唯恐学生不知道,学不会。在新的教学改革下,让学生自己学习,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为自己打造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学习能力。这就是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要求。学生永远是实践的主体,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主体选择性。要进行教育实践,学生是唯一途径,教师的教学和教育只能通过学生的实践才能完成,就想人吃了食物一定要经过胃的消化才能吸收一样。教师的哲学智慧要经过教学和教育的各个环节的不断实践和反复熟悉应用才能得到提高。教师对教学内容的不断充实,对教学方法的不断变革,对教学效果的不断审视,对教案的不断修正,对自己已有知识的不断覆盖,对自己能力结构的不断改善,对学习新知的不断需求,对教学问题的不断思考,对教学处理的不断改进,对学生生态的不断关注,对自己教学水平的日益不满,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自己的专业成长。但教师的成长高度是不一样的,学习态度、教学智慧、成长能力决定着教师成长的高度。发现问题后对自己的专业技术和教学能力进行再认识,之后应用于新的教学实践,再进行新的反思,反复多次,一个教师在川流不息的教学中,通过反复多次的反思,总结、概括,逐步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把教学经验理性化,才能螺旋式的提升自己的教学智慧。 再如,教师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对学生的管理。在管理中,对学生的尊重,对学生的关爱,教师在担任班主任工作中对学生的谈心和所做的思想工作,对学生要求的宽严、冷热、刚柔的尺度的把握,教师解决问题的艺术,教师在课堂上对教学情况的驾驭,都是教师提高自己教育水平的重要契机和丰富材料。老师通过自己的教育机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做学生的思想的领路人,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也需要教师的教育智慧。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是教师教育哲学智慧生成的重要灵感。人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认识往往受到自身教学水平的限制,受到自己的角度、视野、观点、方法和思维能力、生理条件的限制。同时对教学的认知水平也受到教育对象的双向制约。因此,一个教师的智慧是有限的。教师在成长过程中要注意在集体备课、听课讲评、教学切磋、问题争鸣、集体培训、辅导学生、课题研究、善意帮助中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从而实现灵感的捕捉和理性思考的飞跃。 教师的教育智慧取决于教师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经验材料和完善的知识结构,很难实现对经验材料的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也就遑论思维的由此及彼和由表及里。很多研究教学的人都认识到,一个人的专业成长至少需要两个学科以上的知识,因此教师需要不断的学习,积极跟进教育前沿和学科知识。教师的教育教学智慧具有个体性和随机性特征。大量的教育教学智慧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比如,教学的设计,方法的挑选,材料的运用,师生的互动,是因人而异的。这些教育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人教学实践经验的感悟、积累和思考、升华的结果,因此教育的智慧只可以自己去提炼,不能完全去模仿。教师的智慧生成有很大的随机性,也是不可预见和强求的。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贻”。这句话对教育工作者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它要求教师要不断的学习,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大国民教育背景,同时又要求教师要在学习和教学中不断思考,如何把已有的知识、能力和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改变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认知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建议: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写随笔和记录。因此,我想说教师要经常写点随笔,写教育日记,写教育案例,写教育叙事,写自己教学教育中的所思和所想,也许这些教师的成长记录就是记录我们教师哲学智慧的重要丰富的材料和基础。 作者:徐风奎单位:济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 智慧教育论文:公共教育学实践智慧的缺失 一、教师实践智慧在教育学课程中的现实遭遇 (一)课程内容重理论,轻实践,远离学生未来的教育生活世界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教育学》教材有200多种,所有的教材有关教育与教育学、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教育制度、德育智体美劳、教师与学生、课程、教学、班级管理等传统理论内容均占据了大量课程内容,高师教育学课程内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教材的编写大都采用演绎法,先有许多概念和原理,然后进行推演,强调学科内容的逻辑系统性,适合教师讲授和学生记诵,但忽视教育实践现状与实践研究。“长期以来,宏大叙事的教育学话语掩盖了教育起源于生活世界的事实,鲜活的教育世界尚未真正进入高师公共教育学的课堂,我们的教材习惯于用科学概念来描述教育,遮蔽了教育的本来面目,即忘记了教育过程中的教师和学生的真实存在。尽管许多有使命感的大学教师力图通过案例教学来弥补教科书的不足。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师范生疏远公共教育学的现状。”师范生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教育情境。调研、把握教育现象与问题,是教育课程开发、实施的重要前提。教育学课程往往忽视实践探索,不能以调查研究所得的大量真实数据和真实案例把脉当代教育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某些教材呈现的一些案例往往也远离学生未来的教育生活世界,课程内容缺乏真实而坚实的实践支撑。 (二)课程实施重预设,轻生成和体验,缺乏开放性教育学课程实施常常停留于仅使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显性的结论性知识的层面,而不注重对学生实践智慧发展能够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隐性知识、实践知识的构建,学生通常被动接受知识,不需实践也不需体验通过听听背背学到一些空洞、抽象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只能、也只为解决考试之需,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并未有所撼动,对学生未来的教育实践意义甚微。有些教师实施课程时,运用案例教学法,但通常是:教师呈现一个个案例,然后围绕案例的主题,提出问题,让学生们运用相关教育学原理进行思考回答。如此的设计,只是就“问题”而论“教育实践”,而不是就“案例”体验“教育实践”,学生读着案例,思考着答案,收获的是相关理论知识和思维训练,而不能获得教育实践体验,案例教学未能体现教育实践的真谛和蕴意。教育学课程的实施基本在高师院校的课堂,以课本、以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缺乏开放性。总之,目前,教育学课程实施的还是基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工具层次的“知识中心”模式,课程实施中缺乏活动体验。学生的认知停留于书本知识,没有或者不能进行亲身实践的活动,这种模式虽然有利于知识传授,但学生失去的是过程、方法的体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和对未来教育、教学生活的感悟。 (三)课程评价重结论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缺乏全面性、预见性多数院校教育学课程评价实施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中填空题、选择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赋分比例较高,即使是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往往测试的也是学生对知识的识记与思辨,学生往往只需记忆教材知识点就可得高分,然而这种高分对学生未来从事教育、教学时的态度、情感、行为缺乏预见性。这种看似公正、科学的评价忽视了教育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实践性、复杂性,把学生未来的教育生活世界知识化、书本化了,忽视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课程评价的形式过于单一、内容过于狭窄,评价标准缺乏科学性、全面性。以上现状造成学生饱学教育学而不能解决来源于教育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情境中的一系列实际复杂问题,很多初任教师反应当他们开始正式教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在职前教师教育中没有做好充分应对准备的问题情境,面对着极其复杂的教学场景,常常会发现自己似乎置身于一片“沼泽似的低谷”中,以至于会受到强烈的“现实震撼”。“真正优秀的是教师的实践本身,通过实践形成的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智慧,它是与每个具体情境相连的,它必须考虑到在实践中的各种复杂性,它依赖于随时生成的各种判断与决定,它根据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发生改变,它关注各种特别事件,它随时会在过程中因需要而改变其原定目标。”实践智慧视野里的教育学所需要的课程设计应该是一种基于教育理论、走出教育理论、基于课堂教学、走出课堂教学、面向中小学教育实践,融入真实教育情境的课程设计。其主要价值取向在于培养学生实践智慧,初步实现学生的知与行的统一。 二、教师实践智慧视野里的教育学的构建 (一)强调生成性、表现性三维课程目标,关注学生生命的完整性从理论上说,课程目标设计应科学、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这样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才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教育学课程目标应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特性、教育理论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现状对课程目标进行设计,将目标的设计细化到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课时,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层面表述。使课程目标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三维目标的实质就是改变“主知主义”的课程传统,重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养成,把学生看作完整的人,注重学生德、智、体和知、情、意、行的共生共长。教师的实践与对实践的反思是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的源泉,但教师的实践与对实践的反思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学生实践智慧的培养不能忽视教育理论的作用。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育合理性的追求,从教育主体看,它要求教师在经验和公共教育理论之间有意识地建构合理的个人教育理论;从教育过程看,它要求教师把课程文本当作师生进行理解的“引子”,在师生已有前理解的基础上建构共有知识,发展共享理解。据此,在“知识与技能”方面,要强调学生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掌握教育方法与技能,养成一定的教育理论底蕴。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对当下教育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这要求教师首先要打破对教育常规的过分依赖;其次要树立在教育情景中反思的意识;再次要确立更具弹性的新教育常规。据此,在“过程与方法”方面,要强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让学生亲历过程,体验教育现实,培养对当下教育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的能力与习惯。教师拥有教育理论知识与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还不足以形成实践智慧,“当教师的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影响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是情感性因素”。实践智慧强调教师对教育道德品性的彰显。据此,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要强调学生对教育的自我体验,培养学生对教育的敬畏之心与热爱之情,形成卓越的教育理念和积极的教育实践观。教育学每一单元、每一课的课程目标应强调课程三维目标的生成性和表现性,因为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情感、态度等是变化的、难以预测的,这就要求教师应根据学生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实施课程、发展课程、评价课程。“课程成为一种过程———不是传递所(绝对)知道的,而是探索所不知道的知识的过程,而且通过探索,师生共同清扫疆界,从而既转变疆界也转变自己”。 (二)课程内容体系应加强案例研究,突出情境体验,密切与教育实践的联系实践的操练是培养师范生实践智慧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教育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却无法直接用来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无法预测教育情境。实践智慧的生成需要学生对教育、教学情境的认知和思考。因此,课程设计应突出情境体验。体验是指通过对事物的直观感受而获得对事物的认识。狄尔泰(W.Dilthey)认为,自然的各种关联可依据可实证的事实加以说明,人的内心生活的各种关联只能在其对整体的理解中演示[10]2。为培养学生的实践智慧,教育学教材应精选出案例材料。郑金洲认为:“简单地说,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11]7案例是从具体的教育情景中选出的真实的事例,每一个事例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教育教学情景,这些真实的情境与学生未来的教育、教学生活世界具有真实的联系,富有实践意义,其中存在着问题及其解决,都来自于实践的、服务实践。学生通过感知这些事例,如同进人特定的情景之中,将书本上的理论与案例中的“现实”对接起来,学生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理论,而是对实践有了明晰的体验。案例学习能发展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形成实践智慧。案例在公共教育学课程中使用,能够有效地将多种课程资源启用起来。学生通过案例去探索其背后的教育理论,能主动构建一个与未来教育、教学生活紧密联系的教育理论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学生实践智慧形成的理论基石。 (三)课程实施要强调与中小学的合作,注重活动体验美国学者古德莱德(Goodlad)说:“学校若要变革进步,就需要有更好的教师。大学若想培养出更好的教师,就必须将先进的中小学作为实践的场所。而学校若想变为模范学校,就必须不断地从大学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若想使大学找到通向模范学校的道路,并使这些学校保持其高质量,学校和教师培训院校就必须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并结为平等的伙伴。”“教师素质的提高必须放在教学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来实现。”为了儿童”的课程应是儿童“生动的和个人亲身的体验”。大学不能完全提供这个特殊的环境,基础教育则为师范教育提供真实的实践场域。在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的论述中,舒尔曼和佐藤学等学者在强调实践智慧的个体性之外,也指出合作或学习共同体的建立在教师实践智慧生成中的作用。据此,教育课程的实施要力争建立大中小学合作制度。通过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创设了教育学教学的实践场域,可以让学生在中小学教育、教学生活中,解放学生的感官,发挥学生的潜能,获得教育体验,升华教育教学情感,提升实践行为,养成学生的实践智慧。 (四)课程评价强调过程,强调情境《教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会在具体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学》课程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此。要“提倡在真实情景中通过让学生完成操作任务来进行教学的真实性教育和基于胜任能力的教育。…与此相应,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也应建立在高度情境化的操作任务上,提倡采用‘真实性评量’和‘操作评量’等多元化的方法”。课程评价应贯穿于整个课程实施过程中,实行多元的标准,应该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不仅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原理”的感知、记忆,更要关注其理解、运用的程度及“表现”状态。因此,评价应提供知识应用的具体环境,要求评定问题的设计具有开放性、真实性、情景性,考察学生在解决问题时表现出的对教育现象的观察、分析、推理、判断能力。让学生通过问题的解决,体验思维过程以便于学生能形成对现实教育活动的领悟能力、解释能力和创造能力,养成学生对未来教育、教学工作的情感。 三、教师实践智慧视野里《教育学》课程运行的条件 培养学生实践智慧的《教育学》课程的良好运行,有赖于以下几个主要条件: (一)打造“双师制”教师队伍目前,相当数量的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师缺乏中小学教育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难以根据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情境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指导,影响师范生实践智慧的养成。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双师制”,给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安排两种类型的教师,一个是教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导师,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侧重于提升学生教育学知识与能力;另一个可以聘请既具备较深的专业知识又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些来自中小学教育、教学和管理第一线的校长、名师和名家,做兼职教师,他们能在培养过程中展示当代教育实践问题,为教育学课程注入实践的活力,弥补大学教师长期远离基础教育实践的缺失。实行“双师制”,要制定相关制度,使双师明确各自应负的责任与权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加强对话与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培养出具有实践智慧的未来教师。 (二)学校建立科学的课程的管理和评价体系学校应重视公共《教育学》课程在未来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根据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实践智慧形成的规律、教育学课程目标,调整、完善《教育学》课程的管理和评价体系。首先,课程管理要确立以学生实践智慧发展为本的原则,提升课程的育人功能;其次,课程实施管理应注重实效,防止用单一化的备课、上课、辅导模式来统一要求教师,要给教师创造一种灵活的、有助于学生实践智慧培养的教学环境,确保教学环境的实践性,让教师尽显生命的不同精彩;再次,建立一套能激发教师培养学生实践智慧的意识与能力,引导学生自觉养成实践智慧的《教育学》教与学的评价体系。 (三)建立合作交流制度培养学生实践智慧的《教育学》课程的设计与运行,须建立包括大学与中小学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制度。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着大量动态生成性培养学生实践智慧的课程资源,通过大中小学校际之间合作制度的建立,教育学教师能够深入了解中小学教学一线的现状,在面临实际情景时,学生需要怎样的技能,该如何培养等。学生实践智慧是教师集体劳动的结果,并非一个教师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能够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拧成一股绳,为学生实践智慧的养成共同努力。学生实践智慧培养过程,本身就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过程,只有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有效合作,才能促进学生实践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尹小敏翟莉单位: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智慧教育论文: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获得 一、智慧、实践智慧、教师实践智慧含义概说 先哲和学者们关于实践智慧的论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后来的奥迪、以里弗、邓恩等,还有我国学者关于实践智慧的探析,无论是哲学范畴的思辨,还是教育范畴的追问,实践智慧总的来说它是来源于人类实践,超越于人类实践、服务于人类实践的。具体指向于人类实践领域中主体人的能力品格,具有知识性、价值性、主体性、情境性和综合性等特性。 教师教育实践智慧概说。我国教育界关注和研究教师教育实践智慧起步比较晚,可查的资料应从1995年始,且以谈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文章居多。如教学实践智慧是既不同于理性智慧,又不同于实践知识的二者有机结合;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对教育的合理性追求,涵盖教师的智能素养和人文素养。综合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教师教学实践智慧与教育实践智慧的论述,本文所持有的关于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观点是: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教师个体在解决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处理各种教育关系和矛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能力和职业品行,具有个体独特性。它来源于教师知识、经验的积累,蕴含、表现于教师的职业品行、教育能力、教育艺术中,在教育机智中彰显教师的教育魅力。特定的教育情景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赖以生发的客观环境,教育情境中,教师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是教师生成教育实践智慧的基础,职业品行、教育能力、教育智慧、教育艺术、教育机智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表现。 因此,教师没有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便没有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在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过程中、在量上遵循递加的法则。而实践智慧一旦形成,在智慧运行的原理中、在量上知识又遵循递减的法则。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曾经指出:“教育上应区分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许多信息的人’;另一种是‘睿智的人’。前者拥有一大堆二手知识,这些知识非但无助于其经验、智慧的生长,反而有可能阻滞其基本的冲动、钝化其天然的敏感性;后者则是机智的、消息灵通的,并善于处理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睿智的人’,这就需要把信息与个体的积极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并把信息应用于个体的直接活动”。杜威这里所说的“拥有许多信息的人”,就是拥有大量教育知识、经验的人,“睿智的人”就是具有教育实践智慧的人,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必然来源、生成于知识,超越于知识的另类表达方式和表征方式,是教师教育实践活动追求的现实理想和境界。 二、教师个体知识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基础 关于教师知识是什么,本文不作繁杂的概念界定。通常意义上讲,教师知识就是指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全部知识,是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基础,也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基础。虽然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也需要知识,但都没有教师教育实践活动对知识的依从度高,尽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知识,但教师拥有和使用的知识和科学家是不一样的。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教师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所拥有和使用的知识,目的是使其心理学化为学生可理解的东西。在这里,所运用的教师概念作特别逻辑上的说明,文章中所使用的教师概念,是“个”概念,不是“类”概念,因此教师知识是指教师个体知识,而不是指教师群体知识,其品质具有个体独特性。 (一)教师教育知识概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中,谈起教师总是把教师与知识文化联系起来,冠以“学富五车”的美名,无论其气质、行为还是所从事的职业。气质:“你看那人,文质彬彬的像个老师”;行为:“你看人家到底是老师,举手投足多斯文,说话多有文化,看问题透彻到位”;职业:“要想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必须具备一桶水”;“我们某某老师真有文化,知识特别渊博,讲课旁征博引、幽默诙谐、游刃有余”。教师俨然成了知识、文化的载体和符号。 世界教师教育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往后,由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国家竞争,延伸到教育当中,教师素质要求开始由重视知识学历转向重专业化追求。教师专业化发展追求的境界是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培养有智慧的教师。教师教育不仅要培养有理性智慧的教师,更要培养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具有实践智慧的教师。因为教师的劳动总是指向和服务于特定的实践领域的。回眸中国百余年师范教育的沧桑岁月,我们也曾经自豪地培养出了不少教育名家大师,如陈鹤琴、陶行知、蔡元培、斯霞、魏书生等。审视现实,我们也不难发现,教师队伍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教师素养水平整体比较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教育缺少智慧或者干脆无智慧。以至于2007年7月,光明日报惊呼地发出“师范毕业生为何站不稳三尺讲台”呐喊声。推究根源,既有客观原因历史、也有价值选择因素,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1.客观历史原因。教师职业的产生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教师尽管被冠以知识文化的载体和符号,但对教师道德标准的追求始终高于对知识的追寻。教师固然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立身垂范,“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对教师到底是一个有“什么样”知识、文化的人、应该具备“何种”知识结构追问的很少。对教师知识的追问和研究,西方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只是近10多年的事。上过师范教育的人都知道,尽管教育学教材当中,明确规定了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即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其实,深究起来,谈的太抽象、概括和类化,缺乏个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教师教育实践中,表现为行之无效或行之效少。 2.价值选择的因素。制度化教育发展进入20世纪后,由于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盛行和影响,教师的培养和训练更多关注的是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操练,企图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寻找有效教学的普适性标准和教学技能。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教师外在行为简单的“刺激———反应”强化,掩盖了教师内在知识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今天的学校教育、教学还留有深重的胎记。因此,当时光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日渐没落和认知心理学的兴盛,人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教师的教学过程,认为教学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作一种认知过程,更多的是教师内部知识的认知活动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显行为的模仿、学习。由此,教师教育的历史,终于掀开了对教师知识的关注与系统研究。 3.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在追问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教育实践缺乏智慧的时候,总是善于、也习惯于把目光漂浮在内容和方法的适切性、教师教育措施不得力等问题上,很少关注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知识基础问题.好像忘记了: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同样是智慧的基础,教师个人的技能、态度、意识、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发展都是以教师所拥有的知识为基础的。教师的教学行为受他所拥有的知识支配。 一个教师有什么样的知识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行为,教师的知识是教学行为的基础。正如教育哲学家石中英所指出的“人们所有目的的实践行为,都是受知识支配的,或者说,是由知识建构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为的背后,就有一套系统知识基础的存在。不存在没有任何知识基础的有目的的实践行为”。“教师的知识对其教学有广泛的影响,教师的知识和认知,影响到教师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如教师对课堂的理解、对教科书作用的认识、对学生的看法、与学生的关系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教师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表达他们的知识,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 (二)教师知识类型 1.教师知识名实不符。在我国,有关教师知识的问题,既被高度重视又被高度忽视。“高度重视,是因为千百年来一直强调教师所拥有知识的重要性,所谓‘学富五车’、‘学高为师’,是古代社会对教师的最主要要求,而‘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则是现代社会对教师的主要要求;高度忽视,是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教师的学科文化知识,理所当然地以为学科文化知识就是教师知识的全部,甚至认为专业知识是教师业务水平的标志”。很少思考除了学科文化知识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什么知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教育学》、《教学论》等著作,几乎都把教师的专业知识,文化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作为教师知识结构的全部组成部分。这种对教师知识结构概括、抽象、机械、片面、空洞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完全解释和揭示教师应具备的知识类型,在教师教育实践中也难以操作把握。2.国内外部分知名学者关于教师知识分类及启示(1)国内外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结构分类(见表1-表3)。(2)上述列表中得到的启示。第一,国外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观点具有多样性;第二,教师个体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类型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第三,学科知识、课程知识、教学法知识等这几类知识几乎受到学者们的一致关注。同时,教育管理知识、了解学生的知识、教育情景和环境知识等知识备受关照;第四,凸显教师个体知识,即关于教师隐性知识即缄默知识的获得,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重要知识基础,教师全部的教育能力、教育机制、教育艺术蕴含其中;第五,舒尔曼关于教师知识的分类,开创了教师教育对教师知识的研究和重视,注重学科教学法的知识范畴,带给我们研究教师知识问题以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启示;第六,我国港台地区和大陆部分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末,而且研究成果还比较传统和落后,基本停留在“老三篇”的思路上,即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师教育,难以构建较为完整、全面、立体化的教师个体知识体系,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关键知识缺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其实践智慧的生成。 知识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师个体知识的结构和类型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合理地建构立体化的教师个体知识,不仅要关注教师知识,还要关注教师是如何“识知”和“出知”的,教师教育能做到了这些,我想人类教育的美好家园,定会处处闪烁智慧的光芒。 作者:张文瀚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学院 智慧教育论文:哲学教育爱智慧的思考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对高中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是《生活与哲学》课程的主题和任务。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知识,没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确立就会失去载体而无从实现。因此哲学教学的智慧应当包括并且体现在哲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上。教学中,教师要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要尽可能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哲学教学必须重视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防止把传授知识当作哲学教育的唯一内容。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教学就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的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把哲学仅仅当作知识来看待、把哲学教学等同于哲学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缺乏追问、总结和反思,这恰恰偏离了哲学的本性。这类做法,从这门被称为是“智慧之学”的课程中,学生无法感受哲学的智慧,不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智慧是对知识的有效生成与灵活运用,哲学知识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出智慧,就应当注重生成式教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理解、确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提高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参与生活的能力。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哲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没有能力的培养,没有哲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课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层次,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生活与哲学》课程则通过让学生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哲学教学也应当为学生的生活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哲学知识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学生生活和实践的工具,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生活和实践的智慧。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生活与哲学》模块的优秀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教材四个单元正是围绕这一优秀问题而展开,从而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新课程的要求,更是高中思想政治这门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生活与哲学》模块的内在要求。培养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哲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中哲学教学所应追求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树立创新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高中哲学教学应当如何追求“智慧” 在《生活与哲学》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不断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使哲学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结合高中哲学课程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突出做好以下两点: 1.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要求,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模块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坚持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讲哲学,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实现哲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理论呈现过程与学生认知过程的有机统一。哲学的“生活化”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出所要探究的哲学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生活,生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三是回归实际生活,运用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哲学的智慧和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脱离了生活和实践,就没有哲学的智慧,离开了生活和实践,任何哲学的智慧都会失去意义。 2.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哲学离不开生活,但它更离不开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正是因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深深关注和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才有了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哲学是一门思辨性很强的课程,追问、总结和反思是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是热爱知识、追求智慧的学问,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比“智慧”更重要。因此,哲学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探究式教学,经历探究的过程,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使学生增长智慧并感受哲学的智慧。 总之,高中哲学教学需要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参与生活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作者:方巨乐单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程集中学 智慧教育论文: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 摘要:教育智慧是人们在认识教育活动和从事教育实践时所表现出的心灵活动的一种整体存在状态,其优秀表现是教师对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和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教育智慧是教师胜任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因而,教育智慧是教师教育的必然选择。基于教育智慧的特性和生成规律,构建以教育智慧为目的的教师教育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引导教师形成“理论学习•实践反思•人格修炼”的“智慧型”生活方式,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 关键词:教师教育;教育智慧;以人为本;“智慧型”生活方式 教师教育是教师培养和培训的统称,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教育过程。基于时展的要求和教育实践中的困境,走向教育智慧是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何谓教育智慧 深入地认识教育智慧的内涵是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关于教育智慧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教育智慧是人的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如教育智慧是教师感受的敏感性、教学机智、与学生沟通等能力的综合[1]。二是教育智慧是一种基于能力而达到的境界。如教育智慧是“教师在对教育本质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完善自身的教育认知、教育理念、教育能力、教育直觉等,体悟生成的教育适切性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教育境界”[2]。三是教育智慧是一种心智思维品质。如教育智慧是指教师在其专业领域深刻体验与执着思考的基础上,对教育本质与教育过程所持有的的一种深刻洞察、精确理解、迅速判断等成熟完善的心智思维品质[3]。四是教育智慧表现为一种教育机智。范梅南认为,教育智慧“不是一种行为准则、技术或方法”,因而不能够传授,是“一种以儿童为指向的多方面的、复杂的关心品质”[4],它表现为教育机智。这种教育机智是对儿童体验的理解,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打动”儿童,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采取适切的教育行动,与儿童结成一种教育关系,从而促进儿童的成长。这些观点主要是运用知性思维的方式对教育智慧的内涵进行揭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没有从根本上把握教育智慧的内涵。知识和能力都是形成教育智慧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知识和能力并不是教育智慧本身。从存在论的思维方式来看,教育智慧是人们在认识教育活动和从事教育实践时所表现出的心灵活动(知、情、意)的一种整体存在状态,它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教育过程,指向学生的成长,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了教育活动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二者融合于人的教育能力中,其优秀表现是教师对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和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意味着对宇宙万物、社会百态、人类心灵的深刻洞见和领悟,以及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学生的本质特征、教育情境中学生的真实状态的深刻认识,它标识着教师对从事教育活动所需的丰富知识、观念和经验的自由链接和合理创造。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是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教师能够真诚地关心学生、聆听学生和自己内心的声音,迅速地察觉到学生内外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并理解其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学意义,从而有效地引导孩子的成长,开启学生的智慧。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是建立在教育理解力和觉察力的基础之上,将人们内在的教育智识外化为处理现实问题的教育能力的关键环节,是顺利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解决教育问题和处理教育事务的根本保证。 二、教师教育为何要走向教育智慧 教师教育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教师教育走向教育智慧,意味着教师教育的目的是要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教师教育为何要走向教育智慧呢?1.教育智慧是教师胜任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教育是为了智慧和需要智慧的事业。教育为了智慧,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固然是教育应该追求的目的,但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是为了人的生活。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以整全的方式存在的,并通过人的活动与人发生着意义关联,这不是仅仅依靠知识和能力所能够把握的,而是需要人的智慧。教育需要智慧,意味着教师具有教育智慧才能胜任教育工作。拥有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是教师胜任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正因为教育是为了增进人的智慧,这才需要从事教育实践的教师具有教育智慧。教育实践充满了偶然、意外和不确定性,“要求教师根据教育对象的发展特点,通过对教育情境变化的感知、辨别、选择,并探寻合理有效的行动方式”[5]。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有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才能洞彻宇宙、人生、社会的奥秘,掌握教育的根本规律,具备教育所需的丰富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因而可胜任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并启发学生的智慧;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备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在基于教育理解力的基础上,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活化,能够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境迅速做出判断,采取决定,从而有效地组织教育活动、解决教育问题和处理教育事务;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有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能敏锐地感知复杂的教育情境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在基于教育事理的理解的基础上,发现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教育意义,进而做出教育价值判断,并采取合理的教育措施,从而启迪学生的智慧,促进学生的成长。2.教育智慧是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和更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在这个知识内储化时代逐渐趋向衰落,而知识外储化趋向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智慧也就真正要从掌握知识过程中成长的“附属”角色,转换为“主要”角色了[6]。这意味着今日的教师无须、也不可能成为知识的百科全书,但必须拥有教育智慧。教师拥有了教育智慧,就可以深刻地理解事物,觉察事物和情境的教育意义,并在教育实践中采取合理的决断和行动处理教育问题。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更善于发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有效地实现知识、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迁移,从而启迪学生智慧的生成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当今的教育实践领域,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我们的教育改革在持续地进行。然而,在我们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一些关乎课堂生存与质量以及人才培养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导致这一现象“最关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将各种理论引入、移植到课堂,在要求教师接受时,忽视了教师基于自身体验、感悟、反思、实践而形成的教育智慧的作用,甚至压抑了这种作用的发挥”[7]。当下的课堂,最缺少的是教育智慧,教师的素质中亟待加强的也是教育智慧。因而,教师的教育智慧是当今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3.教育智慧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动力。教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教育智慧既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最终目的,也是教师专业成长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首先,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理想的建立。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所包含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加深教师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融合渗透了个体的教育信念、习惯和价值观,体现着教师对人生意义的关怀和价值追求,可以为教师提供专业行为的理性支点;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以为教育理想和信念的建立提供可靠的执行力。其次,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教育智慧使得教师能够正确地认识教育现象,发现教育的规律,理解教育的原理,从而有助于教师实论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现专业知识量的扩展、质的深化和结构的优化。再次,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为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提供可供参照的标准和现实路径。最后,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特点的形成。教育智慧可以促使教师进行积极的自我体验,并为教师形成个体的教育哲学与教学模式提供条件。 三、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之建构 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教师教育的最终目的。基于教育智慧的特性和生成规律,构建以教育智慧为目的的教师教育是实现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有效途径。1.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因而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生的幸福,是教育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乃是教师教育的根本要义,理应成为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的指导思想。教师教育所确立的“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教师教育要尊重教师作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既是指“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也指每个人的个性。人的类本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个性表现为个体的差异性。教育所面对的是每个鲜活的个体,每个个体身上是人的类本性和个性的结合。以人为本的教师教育就是要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体性,激发教师求知的天性和创造性,将教师教育的目标指向教师本身的发展,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尊重教师生命的多样性,呵护每个教师的独特性,基于教师的个性差异,实现个性化的教育,以充分发展教师的个性。另一方面是教师教育要体现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它主要表现为关注教师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增进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促进教师的人生幸福。教育智慧是内在于人的,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指向教师本身,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能动性。可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智慧生成的内在要求,理应成为教师教育的指导思想。2.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合理的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是实现教师教育目标的关键。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课程体系中,“通识教育、学科教育、教师专业教育、实习这四大模块是不可或缺的”[1]。围绕教育智慧的生成,教育教育的课程体系应该注重形成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多方面的能力。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提高与智慧涵养更为相关的诸如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课程的地位,适当增加它们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例。西方哲学和中国的“性道之学”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哲学是“爱智慧之学”。哲学类课程包含了对宇宙、人生、思维和教育的根本看法,揭示了它们普遍的规律。学习哲学可以培养人对真理的不断追问、反思的习惯和方法,因而学习哲学的过程就是涵养人的智慧的过程。文学和艺术作品,通过具体的形象,或优美的文字,可以培养人丰富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智慧的基础。二是突出具有理智训练价值的科学课程,如语言学、数学、逻辑学等课程的重要地位。形式科学具有重要的思维训练价值,更具有迁移性,而发达的思维能力是智慧生成的基础和优秀。三是设置名著研读课程,尤其是将哲学、心理学、文学、教育学名著列入课程内容。名著都出自伟大的知识分子之手,包含了对人类永恒主题和普遍真理的探求,揭示了共同的人性,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之光,因而加强名著的学习与交流,可以增进教师的教育智慧。四是必须格外重视教育实践类课程。因为教育能力是在掌握教育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的实践而得到提升的。另外,从其现实表现上看,教育智慧是一种实践智慧。教育的实践智慧只有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体悟、追问和反思,将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和具体情境的实践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有效生成。因而,要加大实践课程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比例,通过教育实践涵养教师的教育智慧。3.引导教师形成“理论学习。人格修炼”的“智慧型”生活方式教育是源于生活、为了生活并通过生活而进行的。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蕴含在教师的日常生活的整个过程之中的。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要引导教师形成以教育智慧的生成为根本目的、以“理论学习•实践反思•人格修炼”为途径的“智慧型”的生活方式。深入的理论学习和长期的生活实践经历,以及基于二者的追问和反思是涵养教育智慧的主要途径。自古以来,凡有教育大智慧者如孔子、荀子等都非常重视“好学”。孔子关于“六言六弊”的论述突出地表达了“好学”与智慧的关联性[8]。荀子的《劝学篇》开篇即说“学不可以已”;惟好学的君子才可以“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加拿大学者康奈利认为,教师通过自传、日记以及个人叙事等自我反思的方法,可以促进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9]。人格修炼应贯穿于人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反思的过程之中,为教育智慧的生成提供动力和保障,理应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佛家和儒家都认为,人格的修炼可以增进人的智慧。《大学》中也讲到,心“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心静就是要不为名利和各种欲望所累而理性地行动。教师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坚守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充满对教育事业的爱,能够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每日精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反思•人格修炼”的“智慧型”的生活方式,就可实现教育智慧的生成。4.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教育知识、能力和经验都不是教育智慧本身,但传统的教师教育评价方式总是立足于对教师各种知识和能力的考察,因而难以实现考察教育智慧的目的。教育智慧的生成固然离不开教师教育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但它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和思考而慢慢地涵养出来。因此,教师教育应该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以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教师教育注重过程性评价,就是要将教师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课内学习与课外生活、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贯通起来,通过教育智慧生成的日常途径来考察和评价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表现。从职前教育开始,建立每个老师的专业成长记录档案,以此为依据对教师的教育智慧进行评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过程评价。成长记录档案由教师的日常生活所构成,主要包括教师日常的教育实践与反思、教学案例分析、课堂实录、理论学习的心得、教师之间学习交流的记录以及教师的教育研究记录等内容。以教师的专业成长记录作为对教师进行评价的依据,目的在于使教师将教育智慧的涵养落实到教师的日常生活之中,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教师形成一种智慧型的生活方式,有效地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顺应时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要求,建构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然路径。只有立足于教师自身,体现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将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充分激发出来,引导教师过一种“智慧型”的生活,才能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从而实现教师教育的最终目的。 作者:胡朝阳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论文:初中生物课堂中教育智慧的渗透 一、营造和谐师生关系 如果教师能够把学生当做朋友,尊重学生的个性与人格,给予学生多一分关爱和温暖,那么,师生关系就会多一分融洽。在平时的接触中,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尊重、信任每一位学生,常与他们沟通,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朝着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使学生朝着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 二、保持快乐和宽容的心态 快乐是一种能力,能够把笑声带给别人的人,他本身就有一种能力,叫感染;喜欢把痛苦带给别人的人,他也有一种能力,叫传染。教师面对的是一群正在成长的学生,他们需要在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中学习、成长。可以说,犯错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必然障碍。学习本来也是一个不断犯错、不断纠正、不断成长的过程。如果教师不能容忍学生的错误,就相当于剥夺了学生成长的权利。因此,在学生犯错之时,教师应先冷静下来,然后深呼吸,三思之后再做决定,切勿让望生成才之心冲昏了头脑。 三、制订适当的惩罚措施 教育本就是“十八般武艺”,表扬、批评、奖励、惩罚……什么都应该有。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它与赏识教育一样,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激励和鞭策手段,是制止学生某种行为的强制性纠正行为,是在学生身心完全能够接受的前提下采取的教学措施。恰当的惩戒,能使犯错误的学生懂规矩,从而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因此,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和使用惩罚,勇敢地行使手中的惩戒权力,斧正学生的错误,才能使教育惩罚发挥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每当学生犯错时,有些教师总是疾言厉色,大声呵斥,甚至实施体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记住这次错误,以后不会再犯。可是,教师们,你们听过学生内心的呐喊吗?假如教师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倾听学生的声音,而是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让学生写保证书、罚站、罚抄,那么会给这位学生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作为一名教师,要时刻从“顺从人性,培养个性”的理念出发,怀着对学生深切的爱,把教育和人的自由、尊严、幸福、终极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每位学生都感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让每位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方式是多样的,采取哪种方式来处理师生关系、解决师生冲突,均反映出教师的智慧,它能发展学生的探索求异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只有重视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方法入手,多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多创设探究思维训练的情境,才能使学生从枯燥的初中生物教学中解脱出来,主动获取知识,在理解的基础上完善生物学知识体系,使探究性实验教学充满活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桃花学校 智慧教育论文:高职教师教育智慧的成长 一、积淀教师教育知识,培养智慧教学能力 教学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不仅需要知识的投入,而且也要心智的展开,更需有较高的教育智慧。而智慧不仅存在于知识之中,而且还存在于运用知识的能力中。有了知识、能力才能更好的打开智慧之门。许多教师特别是高职教师,在学校学习了丰富而系统的教育理论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中却只能纸上谈兵,更何谈智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和有效教学的开展。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板书教学”、“耳听教学”、“一言堂教学”仍在延续,教师的智慧、学生的能力荡然无存,课上听书、课下背书的学习模式让许多学生成为考试的雇佣,对知识缺少钻研、思考和探究,对问题避而不谈或简单处理,处理事情能力不足。在笔者看来,教育中习得的知识与能力如同社会上获得的学识一样是复杂而有深刻内涵的,需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师生交往、生活实践中去慢慢体味和积累,进而转化为智慧。鲜活的教育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外的开放,来自于我们对教育实践的理性反思,同时也来自于广泛的阅读。“书籍是造就灵魂、培植智慧的工具”,读书可以让人在增加知识的同时提升智慧品质,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例如: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刘铁芳一直以来认真读书、思考、写作,广泛涉猎,他的教学过程是“活”的,在他那里学生的思想在自由自在的成长,他展现给学生的是:广博的知识底蕴,游刃有余的教育能力和教育艺术。上海特级教师于漪老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回避,而是作为教育资源加以引申和利用,机智的开放了教学过程和思维过程。全国著名教育专家魏书生,他的荣誉数不胜数,社会兼职三十多个,并且经常外出报告讲学,另外还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面对如此繁杂的工作,为何他干的依然那么轻松自如,潇洒出色?就是凭借他的教育机智、教育艺术。魏书生用“机敏和智慧”将他独特的教育智慧得以诠释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说:“不论教育者怎样地研究了教育学理论,如果他没有教育机智,他就不可成为一个优良的教育实践者”。机智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行动,是应对偶发事件的临场迅速反应能力;而教育艺术是“教师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知识、方法、技巧和创造能力的综合”。我们学习教育知识,熟悉教育实践,是为了让我们以教育的“知”来充盈于我们今天的生存,是我们在实践的磨砺中审视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让我们真正懂得“生存的竞争是智慧的竞争”,知识在孕育能力的同时也滋养了教育智慧。实现教育知识向教育能力、教育机智、教育艺术的转化。 二、升华教师教育情感,彰显智慧教学魅力 知识的获取始于教育感知,但不仅停留在教育经验上,也不仅局限在教育知识领域,而是生成一种积极的教育情感,投射到学生的身上。“教育情感是教师对于教育这一特殊社会活动的价值特性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教师的教育情感不仅隐潜在内心,而且还以各种方式表露出来,外化成一种现实的教育力量。如果“学生在情感上排斥你,就排斥你的教育,学生对你封闭了心灵的窗户,尽管你们吹的是清新的空气,也吹不进去”。积极的教师教育情感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从老师走向朋友,从批评者走向赞美者。教师情感是教师心灵的折射,是教师人格魅力的突显。作为高职教师,要以校为家、以教为乐、以师为荣,彰显人格魅力的同时不断充实和成熟自我,理性看待和认识学生,积极吸纳学生的一切,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让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学会独立思考、自我调整。人格是教育情感品质的提升,是“爱滿天下”,每个人首先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即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这种魅力散发出的光辉是任何邪恶都无法泯灭的。“人格是金,人格是教师最高的学位,一个教师可以没有博士学位,但不能没有人格魅力”。高学位、高学历留给学生的可能是做事的本领和应付社会的技能,而人性、人情、人格带给学生的是终生享用的做人魅力,因为学会做人是第一位的,人是万物之灵,世界因人而美丽。教师伟大的人格就在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反映着。教育知识转化为教育人的情感体验,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验证一位教师面对繁杂的教育工作时对教育的真挚和无悔。正如“桃李满天下”这句话不但体现了教育人的育人是硕果累累而且更深层孕育着教育人的光辉品质。 三、磨练教师教育意志,提升智慧应变能力 教师教育智慧的获得是一个教师良好的个人综合素养及行为方式的集中表现,教师的教育智慧应成为我们教改中教师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为此教师在向目标努力的过程中,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种种困难,通过磨练坚强的教育意志,提高教师的自我控制能力,生成教师的教育智慧以体现教师的“自我价值”。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决定了职业院校教师与学生关系的复杂性,一面是高考成绩不理想且“无路选择”的考试落后生,一面是教育理念论与经验论范导下的遵于教学考核的信息传递者。国人固有观念的落后性,让技能和业务能力水平教育遭遇冷落,学生不乐学、教师不乐教现象非常严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过:我们职业教育的学生来源可能不是考600分的,可能是300分、200分的,但我认为这些孩子并不是失败者,只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职业教育培训的是高端的技术人才,而不是培养‘一技之长’。智慧教学要求职业院校教师摒弃陋念、突破自我,在改变对所谓“坏学生”的认识基础上,无条件地去热爱学生,接受学生,传授中国厚重的文化知识,让学生学会“在充满变数的未来获得成功”,让教师工作从谋生的手段升华为毕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让教学行为成为一种自觉。“王阳明为追逐圣贤之路,通过执着的坚持、艰苦的磨练以修炼自己的身心,来实现心中的梦想”;张海迪,一位高位截瘫不向命运屈服的人能以坚强的意志来证实生命的力量,正像她所说的: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样,把艰苦的探询本身当做真正的幸福。那我们是否也可把教师教育意志的磨练当做教师职业生涯中一种愉快的体验;狄更斯曾说过:“顽强的意志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山。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证明:想要到达人生成功的彼岸,就需学会经受困苦、磨练意志;能经历磨砺生命才能变得坚强;能敢于挑战你才会更勇敢;能跨越挫折你才会握手成功。所以教师教育智慧的养成需要坚强的教育意志的磨练,高职教师更需要在教学实践中突破信息传递的复杂性、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教学手段的单一性和教学媒介繁多等意志行动绊脚石的基础上,用智慧化解教学中出现的难题,在感悟中超越意志与意志行动的矛盾。 四、将教师的教育智慧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实现教育自由 教育实践是教师智慧和生命的自由诠释,是对知识的即席创作和对自我人格魅力的超越。作为教师特别是高职教师,应把对教育知识的创新运用到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中,用于学生思想启蒙、智慧启迪和思维发散能力的培养上,由此教育智慧便会萌发,行动趋向自觉、自主。而对于教师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善于把自己获得的知识转化为认识教育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能力,即转化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智慧,从而实现从教育知识到教育智慧的飞跃;著名的教育家陶行之先生的教育方式是:不否定学生,而是肯定和帮助学生,在他眼里每个孩子都是精英的化身。他认为:以心交流,你会赢得尊重;以情交流,你会获得心智。一切教育知识都是“教师的教育思维对现实教育事物的一种反映形态,即一种概括地反映现实教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概念体系”。教师在实践活动中所感知到的教育知识必须经过思维的加工和时间的考验成为指导教师理性认识和改造教育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理念支撑。如果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去运用教育知识,只是以“摆设”的形式存放在头脑中,不使它成为教师把握教育实践,分析教育现象的工具,那么它们对于教师来说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是奉行“拿来主义”者的行动伎俩,教育知识对于教师来说,也就不可能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了。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其实,对于教育知识也一样,离开了应用,教育知识也就失去了指导教育实践的功能,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教师必须把它内化为自己特有的素养,来指导教育实践。这种教育智慧的转化是在教育实践中完成的。“庖丁”不是用力“砰砰”硬砍牛,而是认识牛的结构规律,刀锋顺关节而入,既不伤骨,又不伤刀,可谓解牛的最高境界;中国钢琴王子朗朗的钢琴弹奏不是简单的“照谱宣乐”,而是心与物的交流,是追求超越现实的完全自我,可谓演奏的最高境界。对于教师而言,必须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教育知识的内涵,不断把获得的理性知识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提高教育能力、提升教育技巧、增长教育机智等,最终达到教育艺术的境界,使教师生成实践教育智慧,这可谓“读书人”的最高境界。笔者以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不论时代赋予教师什么样的内涵,教师要传授知识、提高能力,增长智慧、提升品德这一任务是不变的。高职教育要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人,教师应该从“传道授业解惑”转向“引导开发促进”,从“知识精囊”转向“智慧之师”。今天我们的中小学甚至高校教育目的依然是教授知识,职业学校依然是技能培养,综合性知识传授和素养提升问题得不到完全解决,我们的教育依然是应试教育,这需要我们有效开展教学,引领学生开启智慧,提升品德,这种转变需要教师的教育智慧,需要教育智慧的生成。 作者:刘春梅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智慧教育论文:智慧型教育在小说小动的实践 一、提出帮扶的对策 对于这种孩子,我了解的不多,所以我买了相关的书籍,在网上也浏览了不少相关的资料,从而得知:小樊的问题属于严重的小说小动,必须要干预和解决。也知道了小樊之所以在课堂按耐不住的原因。主要是不少新课的知识早就会了,他听得不耐烦了,干别的事情老师又不允许,只好用动来动去,影响别人来消磨时间。根据调查和理论研究,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和任课老师以及小樊的家长进行了商讨,任课老师和家长都表示愿意和我共同配合。 二、实施帮扶策略过程 (一)留心观察,“特区”去留看自己。从那以后,我时时留心小樊的举动,在为他开辟了“特区”,允许他在课上不听老师讲课(或不用整堂课都听),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者在不影响别的同学的基础上,自己看课外书,几天下来,发现他的小说小动真的减少了很多,当然期间别的同学对此也有意见,我向全班同学说明了情况,大家表示很支持。于是我趁势给小樊下了新的规则:如果给你一些自由以后,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说明你还不善于自主支配自由时间,你的“特区”将不再保留,直到成绩上去后,再继续开通。他表示愿意试下去,而且保证不会让成绩下降。 (二)开展班会,玩笑中看清自己。许多严重小说小动的学生都缺乏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或不清楚自己上课的动作和姿势是什么样子。课堂上我用手机的录像功能,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拍下他小说小动的镜头,让他自己看(不公开)然后告诉他:“现在你是自己在看,可是当初你如此听讲的时候,老师和同学可都看着你。” (三)家校沟通,促使他的温暖成长作为班主任,我经过仔细观察一下,把他的小说小动都加以细致的研究。然后根据情况,选择某一种或几种小说和小动,告诉他如何改正,帮他出主意,初步有效果后,鼓励他坚持下去,并扩大战果。 三、反思与讨论 (一)做学生的心理导师 当发现小樊的问题在于家庭因素造成的行为习惯差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帮他建立正确的规则,因此我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从关心、爱护他入手,帮助他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并鼓励他改进自己。 (二)奖励法要与其他教育手段结合 在工作中,我注意通过表扬和奖励来激发小樊的自信与自尊。如:当他在运动会上表现出顽强拼搏精神时,我就号召同学向他学习;当他帮同学们扫呕吐物,主动帮老师做事时,我就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 (三)奖励法不能急功近利 小樊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因此,要让他改掉这些坏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要一步一步的来,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要不断表扬他所取得的进步,并不时的给他点出错误,提出新的要求。 作者:陈雅芳 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小 智慧教育论文:古代教育智慧下的中学语文论文 一、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完善学生的道德素养 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 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 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 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三、总结 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文化教育的精华,将古代教育智慧应用到指导和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上具有深远意义。中学语文教学要保留古代教育中的优秀观念,在借鉴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古代的教育思想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学语文教学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要处理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间的关系,既要传承和借鉴古代教育智慧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中学语文教学课程不断的优化,也为学生人格、素质、思想的完善奠定基础。 作者:李莹单位: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智慧教育论文:智慧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一、智慧教育概念产生与发展 智慧是教育永恒的追求,智慧发展是当代教育变革的一种基本价值走向,人类对智慧教育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智慧教育思想最早由哲学家提出并阐述,哲学视角下智慧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唤醒、发展人类“智慧”。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其专著《一生的学习》中从智慧的高度解读了教育,认为真正的教育要帮助人们认识自我、消除恐惧、唤醒智慧[1]。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提出儿童智慧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主题是生活,教育的目的是开启学生的智慧[2]。随后,智慧教育受到国内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家的关注。加拿大“现象学教育学”的开创者马克斯•范梅南(Mallen)[3],提出了以儿童发展为取向的智慧教育学理念,指出教育者应该为儿童创造一种充满关爱的学校环境,要关注儿童真实的生活世界,要关心儿童的存在和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提出智慧平衡理论[4],倡导为智慧而教,认为教育应教会学生智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教会学生平衡人际内、人际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利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总结其一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之说与以往关于智慧或思维学说之不同,主要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知识、智慧之大成[5]。“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Wisdomincyberspace),是在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所需要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大成智慧学指导下的智慧教育内涵包括:打通学科界限,重视通才培养;掌握人类知识体系;实现人机结合,优势互补;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6]。大成智慧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大批顶尖的创新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对教育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学者靖国平[7]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智慧教育是以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形成学生的技能、发展学生的智力以及培养学生能力的教育,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他提出了广义智慧教育的概念,对智慧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广义智慧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丰富、多元、综合的智慧教育,它主要包含着三个既相互区分又彼此联系的方面:即理性(求知求真)智慧的教育、价值(求善求美)智慧的教育和实践(求实求行)智慧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旨趣在于促使受教育者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智慧本质,成长为理性智慧、价值智慧和实践智慧的统一体。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泛在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推广。智慧教育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特征,教育技术领域研究者纷纷从信息化视角对智慧教育概念进行了阐述。祝智庭教授在《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文章中分析了信息时代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运用智慧教学法(SmartPedagogy),促进学习者进行智慧学习(SmartLearning),从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养具有高智能(High-Intelligence)和创造力(Productivity)的人,利用适当的技术智慧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并不断地创造制品和价值,实现对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灵巧机敏的适应、塑造和选择。尹恩德从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界定了智慧教育的概念:智慧教育是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的信息技术,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教育系统各项信息化工作,转变教育观念、内容与方法,以应用为优秀,强化服务职能,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国际化的现代教育体系[8]。金江军[9]认为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教育行业的智能化,与传统教育信息化相比表现出集成化、自由化和体验化三大特征。 二、智慧教育的内涵解析 (一)生态学视角下的智慧教育 从生态观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是数字教育的高级发展阶段,旨在提升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智慧化水平,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主流业务的深度融合(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评价、智慧科研和智慧服务),促进教育利益相关者(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社会公众等)的智慧养成与可持续发展。21世纪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不仅能为教育战略目标的落实提供高效率的工具,其普及与渗透还会改变我们一些重大战略实施的生态环境,从而对这些战略落实提出了变革性的思路和挑战[10]。对于智慧教育而言,技术不再是无足轻重,其角色已经发生“质变”,跃升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性物种。信息技术的合理导入和应用加速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和谐运转和持续进化,带动着教育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智慧教育不是隔空建楼,而是对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升级改造。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我国的数字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管理信息化水平、师生信息技术素养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然而,我国的数字教育仍面临一些瓶颈亟待突破,比如信息系统维护难、数据与资源共享难、管理效率低下、决策科学化水平不足、技术与教学整合层次较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数字教育转型智慧教育提供了重要机遇。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更要“面向未来”,合理、有效、创新应用信息技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创新型人才。智慧教育要教会学生21世纪生存技能[11],包括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通信技术素养)和职业生活技能(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主动性与自我导向、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 (二)智慧教育与相关概念辨析 信息化推动下的智慧教育与当前流行的数字教育、教育信息化以及教育现代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智慧教育与数字教育 数字教育是信息化环境开展的基于各种数字技术的新型教育形态[12]。智慧教育是数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属于数字教育的范畴,是数字教育的高级发展阶段。二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智慧教育是整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增强现实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增强型数字教育(Enhancede-Education)。智慧教育在发展目标、技术作用、应用的优秀技术、建设模式、学习资源、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科研方式、管理模式、评价指导思想等方面与传统数字教育表现出诸多的不同(见下表),总体呈现智能化、融合化、泛在化、个性化与开放协同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2.智慧教育与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是在国家及教育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教育领域(管理、教学、科研、服务)全面深入地运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加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国内著名教育技术专家祝智庭教授认为“智慧教育是当代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是素质教育在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提升”。智慧教育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发展战略和长期任务。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度、队伍与机制的全方位发展与完善,将为智慧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智慧教育的持续发展又将进一步体现教育信息化的战略优势,巩固教育信息化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3.智慧教育与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用现代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武装人们,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以及校舍与设备,逐步提高到现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的过程[13]。顾明远教授指出,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教育方法的现代化、教育管理的现代化[14],呈现出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平性、终身性和全时空性、生产性和社会性、个性性和创造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信息化和创新性、国际性和开放性、科学性和法制性等基本特征[15]。智慧教育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发达的教育形态,具备公平性、终身性、创新性、开放性、个性化等多个教育现代化的优秀特征。智慧教育既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新境界,也是教育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智慧教育不仅仅体现在教育环境的智慧化上,还包括教与学的智慧化、教育管理的智慧化、教育科研的智慧化、教育服务的智慧化、教育评价的智慧化等多个方面,是信息化推动下的全方位教育变革。教育现代化的优秀是人的现代化,智慧教育旨在培养大批具备21世纪技能、拥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智慧型人才。 三、智慧教育的特征分析 智慧教育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育形态,与传统信息化教育相比,呈现出不同的教育特征和技术特征。 (一)教育特征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智慧教育是技术推动下的和谐教育信息生态,其优秀教育特征可以概括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全球教育资源无缝整合共享、无处不在的开放按需学习、绿色高效的教育管理、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分析与评价。 1.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技术与管理的融合、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技术与科研的融合、技术与社会服务的融合、技术与校园生活的融合等等。其中,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应该是智慧教育的首要价值追求。课堂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学科教学是教育系统的优秀业务。如果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教学改革的“物理反应”,那么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则是“整合”基础上的“化学反应”。智慧教育环境下电子书包、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将成为课堂教学的常规载具,BYOD(BringYourOwnDevice)运动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逐步推广普及。移动终端的引入使得课堂教学组织将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不囿于“排排坐”的固定形式。支持各种学科教学的专用软件(如图形计算器、几何画板、ChemLab等)将越来越丰富,可以实现更高效率的学科知识传授与学科能力培养。智慧教育需要广大师生具备较强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合理、有效、创新应用技术促进课前、课中与课后教与学活动的全程设计、实施与评价。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消融”,教师和学生从关注技术逐步转变到关注教学活动本身,是智慧教育成功的重要标志和优秀特征。 2.全球教育资源无缝整合共享 大踏步前进的科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更小的、更平坦的世界,“地球村”正在从预言变成现实。智慧教育要培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而是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世界公民。近年来,在世界知名大学的努力推动下,OER(OpenEducationalResource)运动和MOOCs(MassiveOpenOnlineCourses)运动席卷全球,优质教育资源迅速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智慧教育秉承“开放共享”理念,通过多种途径(自建、引进、购买、交换)实现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无缝整合与无障碍流通,使得世界各地的学生和社会公众可以随意获取任何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多媒体课件、视频课程、教学软件等)。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无缝整合与共享,是突破教育资源地域限制的“大智慧”,将有可能缩小世界教育鸿沟,提升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质量。 3.无处不在的开放、按需学习 智慧教育环境不是一个割裂的教育空间,而是通过网络将学校、家庭、社区、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各种场所连接起来的教育生态系统。学习需求无处不在、学习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学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学习不应该固定在教室和学校,而应回归社会和生活,发生在任何有学习需求的地方。智慧教育环境下的学习将走向泛在学习。泛在学习不是以某个个体(如传统学习中的教师)为优秀的运转,而是点到点的、平面化的学习互联。“泛在”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无处不在的学习资源、无处不在的学习服务和无处不在的学习伙伴[16],最终形成一个技术完全融入“学习”的和谐教育信息生态[17]。 4.绿色高效的教育管理 “绿色教育”强调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智慧教育的指导理念也是其重要特征。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实现教育管理的智慧化、推动绿色教育发展提供了条件。云计算技术通过整合基础设施(IAAS)、研发平台(PAAS)、应用软件(SAAS)三种计算资源,可以实现管理数据的统一采集与集中存储,实现管理业务流程的统一运行与监控,有效避免“信息孤岛”,减少教育管理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二维码(QRcode)、红外感应、全球定位等技术,将各种教育装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可以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大数据技术全面采集各种教育数据,进行科学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处理,可以为教育决策(经费分配、学校布局等)提供数据支持,而科学的教育决策又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均衡发展。办公自动化全面普及,将大幅度减少纸张浪费,实现教育领域的低碳环保。不仅仅学生的学业需要“减负”,教育的管理业务也需要“减负”,精简管理流程,废除或优化一些不合时宜的管理制度(如繁琐的公文审批、设备招标、经费报销等),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业务系统的运行效率。 5.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分析与评价 智慧教育需要更具“智慧”的教育评价方式,“靠数据说话”是智慧教育评价的重要指导思想。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评价从“经验主义”走向“数据主义”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实现各种教育管理与教学过程数据的全面采集、存储与分析,并通过可视化技术进行直观的呈现。智慧教育环境下包括中小学学业成就评价、体质健康评价、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发展评价等在内的各种教育评价与评估,将更具智慧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2013年9月1日教育部开始推行全国统一学籍,每个学生都分配一个能够跟随他自己一生的一个学籍号。“全国学生终身一人一号”的推行,为全国教育数据的统一采集提供了条件,学校不仅仅能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成就进行评价,还可以通过学籍号持续跟踪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与学习情况,为教学质量评估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科学数据分析结果。 (二)技术特征 从技术的视角来看,智慧教育是一个集约化的信息系统工程,其优秀技术特征可以概括为:情境感知、无缝连接、全向交互、智能管控、按需推送、可视化。 1.情境感知 情境感知是智慧教育最基础的功能特征,依据情境感知数据自适应地为用户提供推送式服务。常用的情境感知技术包括GPS、RFID、QRCode以及各类传感器(如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光照等)。情境感知的对象包括两类,分别是外在的学习环境与人的内在学习状态,具体感知内容包括:(1)感知教与学活动实施的物理位置信息;(2)感知教与学活动发生、进行与结束的时间信息;(3)感知教与学活动场所的环境信息,如温度、湿度等;感知学习者的专业知识背景;(4)感知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如焦虑、烦躁、开心等;(5)感知学习者的知识背景、知识基础、知识缺陷等;(6)感知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学习风格等;(7)感知学习者的学习与交往需求。 2.无缝连接 泛在网络是智慧教育开展的基础,基于泛在网络的无缝连接是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无缝连接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系统集成:遵循技术标准,跨级、跨域教育服务平台之间实现数据共享、系统集成;(2)虚实融合:通过增强现实等技术实现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的无缝融合;(3)多终端访问:支持任何常用终端设备无缝连接到各种教育信息系统,无缝获取学习资源与服务;(4)无缝切换:学习者的多个学习终端之间实现数据同步、无缝切换,学习过程实现无缝迁移;(5)联接社群:为特定学习情景建立学习社群,为学习者有效联接和利用学习社群进行沟通和交流提供支持。 3.全向交互 教与学活动的本质是交互,智慧教育系统支持全方位的交互,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全向交互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自然交互:通过语音、手势等更加自然的操作方式与媒体、系统进行交互;(2)深度互动: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促使深层学习发生;(3)过程记录:自动记录教与学互动的全过程,为智慧教育管理与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4.智能管控 教育环境、资源、管理与服务的智能管理是智慧教育的优秀特征。智能管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智能控制:基于标准协议,实现信令互通,进而实现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管理和教育服务等全过程的智能控制;(2)智能诊断:基于智能控制数据和结果,辅助管理者快速、准确诊断问题,及时、有效解决教育业务开展过程中、教育装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3)智能分析:在系统内各类数据的汇聚与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挖掘分析,为智慧教育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业务流程升级改造提供科学决策依据;(4)智能调节:感知教室、会议室、图书馆等物理场所的环境,依据教与学的实际需求,动态调节声、广、电、温度、湿度等环境指标;(5)智能调度:基于智能诊断、智能分析的结果,科学调度教育资源、调整教育机构布局、分配教育经费等。 5.按需推送 智能教育要达成“人人教、人人学”的美好愿望,教育资源可以按需获取和使用,教与学可以按需开展。按需推送是智慧教育的另一重要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按需推送资源:根据用户的学习偏好和学习需求,个性化推送学习资源或信息;(2)按需推送活动:根据用户的现有基础、学习偏好以及学习目的,适应性推送学习活动;(3)按需推送服务:根据用户当时的学习状态和需求,适时推送学习服务(解决疑问、提供指导等);(4)按需推送工具:根据用户学习过程记录,适应性推送用户学习所需的各种认知工具;(5)按需推送人际资源: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学习的内容等,适应性推送学伴、教师、学科专家等人际资源。 6.可视化 可视化是信息时代数据处理与显示的必然趋势。可视化是智慧教育观摩、巡视、监控的必备功能,也是智慧教育系统的重要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可视化监控:通过视窗可以监看智慧教育应用系统的运行状态;(2)可视化呈现:通过图形界面,清晰、直观、全面的呈现各类教育统计数据;(3)可视化操作:提供具有良好体验的操作界面,以可视化的方式操作教育设备和应用系统。 四、结束语 技术推动下的智慧教育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正在成为信息时代全球教育改革的“方向标”。智慧教育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包括智慧环境、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慧管理、智慧科研、智慧评价、智慧服务等优秀要素。创新应用科技提升教育智慧,打造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培养大批智慧型人才,是信息时代智慧教育的终极目标。厘清智慧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后,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比如智慧教育的体系架构、智慧教育的发展战略、智慧教育环境的建设、智慧教学与学习模式的设计、智慧环境下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等。 作者:杨现民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 智慧教育论文:提高教育智慧建设有效课堂 提升教育智慧,打造有效课堂,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使先进的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师自觉的课堂教学行为?怎样才能提高单位时间的教学效益?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一直是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教育智慧 “腹有诗书气自华”。加强学习,更新观念,提升智慧,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打造有效课堂的第一步。自2000年起,我校就组织全体教工围绕新课程改革,开展阅读教育理论专著的活动。我们要求教师每学年至少读一本专著,写一篇心得。为了促进读书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学校领导干部带头读书。我们围绕“有效的课堂教学”组织专题读书活动,要求每位教师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打造有效课堂”,结合工作实践,撰写读书心得,并最终落脚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去。不少教师在这次活动中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文章。读书活动有效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智慧和文化素养,使老师们能够以新的教育观念审视课堂教学,也使打造有效课堂的实践建立在了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 二、建立质评小组,关注教学细节 我校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经常举办各类学科会议,为教师多元交流、多维思考、提高业务水平搭建平台。同时,注重加强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管理,监控课堂教学的实效。围绕“打造有效课堂”的主题,我们对质评组听课评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关注课堂教学是否呈现“有效课堂”的基本特征,即有趣、灵动、思辨、厚重、创新、实在。这六个基本特征是质评组成员、省特级教师钱军先老师研究归纳的,他的观点在质评组交流后获得认同,成为评价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参考标尺。二是关注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情况。传统的课堂教学,因为偏重知识传授,也因为赶进度,常常成为“一言堂”,教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很累,但效率不高。为此,我们明确要求一节课中教师的讲解时间不可超过50%。同时,师生互动的面要宽,要尽可能让全体学生积极参与互动。学生积极地“动”起来的课,才会是有效、高效的课。三是质评组要为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作诊断。质评组听课之后,必须有面对面的评课与反馈。要分析青年教师的课教学设计是否科学,教学目标是否明确,课型定位是否准确,学情分析是否精确,课堂预设是否合理,教学方式是否适宜,学法指导是否得当。 三、开展研讨活动,放大有效效应 为进一步营造关注“有效课堂”的氛围,也为教师提供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2008年10月,我校与无锡市教研中心联手举办了“用智慧打造有效课堂”教学研讨活动。我们作了精心准备,邀请外校8名知名教师与我校9名骨干教师一起,开设了17节研究课。其中7门14节课采用同课异构的方式进行,开课的课题相同,但教学方法不同。在选题方面突出平时教学的难点和重点,以求通过研讨真正解决一些实际教学中的难题。我们还为每门学科聘请了专家在听课后当场做评点。精心设计的研讨活动吸引了来自苏锡常等地区近500名教师前来参与,并获得广泛好评。 活动之后,“有效课堂”一时成为学校中最热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次活动好课精彩纷呈、评课精辟透彻、议论各抒己见、反思发人深省。学校要求各学科教研组对此次开课活动及时做好分析和总结,借鉴研究课的精华,进一步提高日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学校教务处对整个活动做了专题总结。这次活动凝聚起了一些共识:一是精彩的研究课都有精彩的师生互动,这是有效课堂最重要的特征。二是好课各有千秋,如何客观评价不同课型、不同学科教学的有效性值得研究。三是加强集体备课与交流,运用集体智慧做好教学设计,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保证。这些共识对我们的后续研究很有启发。现在“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和“各学科一堂好课的标准”已列为2009年各学科教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四、组织专题对话,引导深入研究 2008年12月,我校组织召开教科研大会,以“聚焦有效课堂”为主题,让教师围绕“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是有效的?”“怎样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有效?”两个话题进行对话,交流教学实践中的体验和认识、困惑和思考。会上老师们各抒己见。有的认为,打造有效课堂,教师应该创设情境,使课上得有趣而灵动,让学生在兴奋和成功中学习;有的认为,在平实的课堂教学中善于准确把握教学目标,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取舍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手段,上课的效率也是高的;有的认为不可把教案当成不变的预案,一味地照方抓药,而是要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有预设善生成;有的老师则以精彩的公开课为例,说明精彩的生成离不开精心的预设。大会邀请的一批校外专家也都发了言,就“有效课堂”陈述自己的观点。现场对话十分热烈,老师和专家们的发言富有论辩性和启发性。 这次科研大会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们认识到,对“有效课堂”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会后,我们进一步咨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反思我们对“有效课堂”的初步研究。我们认识到,传统的课堂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教,而新课改要求我们更要关注学生如何学,要运用现代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对“有效课堂”的深入研究。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引入了深度学习的理论。这一理论要求学习者将新的观念和概念与其先前知识和经验相联系,探求其基本原理和模式,而不是把课程材料当作无关的知识片断或模块;要评估新观念及其相关的推论,并将其知识整合到相关联的概念系统中,而不是简单的记忆事实和模仿操作程序,不是独立或游离于系统之外;要理解知识创造过程,批判性地审视其论断的逻辑,加强对自身学习过程和理解的反思,优化学习策略,而不是把实事和程序当作由权威确定的静态知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提出了“深度学习理念下高中有效教学的行动研究”的课题,正积极争取在省教科院立项,我们将以这一课题的研究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不断提高。 追求有效和高效,是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永恒主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实践,把理想境界变为现实。辅仁中学作为一所历史名校,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中,任重而道远。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行之有效的举措,进一步提升教师智慧,打造有效课堂,为不断推进课程改革,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做出新的贡献。 智慧教育论文:深究在课程审议中提升教师的教育智慧 摘要:教育智慧是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新境界。徜徉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开放的思维对幼儿园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理性的审视,是提升教师教育智慧、促进师幼共同成长的有效载体。幼儿园开展课程审议应注意:坚持理论引领,注重观念更新,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教育拥有思想;直面教育实践,培育问题意识,赋予日常保教实践工作以研究的价值;立足多元对话,追寻智慧的碰撞、激荡,以班级为基点,以案例为媒介,推进式审议与螺旋式审议相结合,个体反思与集体审议相结合,促进课程设计与实施的理性深化。这样,在课程审议过程中,教师的思想智慧、研究智慧、行为智慧将得到有效提升。 关键词:课程审议教育智慧 课程是由教师、幼儿、教材、环境四个要素构成的,四个要素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课程的基本内涵。 课程不只是跑道,更是跑的过程;课程不只是教育情境之外的文本,更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生成和共同建构的一系列事件。课程是否适宜、有效,直接影响着幼儿园的保教质量,影响着幼儿的成长与发展。幼儿园要把课程审议列入幼儿园管理工作和教研活动之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课程的甄别、选择、评价、审议等从开发到实施的全过程,学会以开放的思维对课程进行理性的审视,在课程审议中提升教育智慧、实现与幼儿的共同成长与发展。幼儿园在开展课程审议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坚持理论引领,注重观念更新,提升教师的思想智慧 课程审议是教师交流思想、表达观念的重要形式,也是教师学习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课程审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对理论的学习和对实践的总结是教师参与课程审议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1.让读书成为习惯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师德修养、文化素养及组织幼儿园保教实践必备的知识。在开展课程审议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鼓励教师多读书、读好书,养成学习理论的好习惯,并定期组织读书会、信息会等,提高教师读书、学习的积极性,激活教师的心灵和智慧。 2.让教育拥有思想 理论阅读是教师不可放弃的责任。幼儿园课程应该“教什么”“如何教”“何时教”等,这都是我们在对课程进行审议时必须关注的要素。开展课程审议时,我们应帮助教师明晰幼儿园课程设计和实施的基本依据,如: 教育法规依据:如《规程》《纲要》中对幼儿园教育任务、幼儿发展目标的要求等。 心理学理论依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与发展规律(包括幼儿的认知、情感、个性等方面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 教育学理论依据:新的知识观、资源观与教学观;新的教师观与儿童观;最近发展区理论与支架教学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与整体教育观等。 课程学理论依据:如,泰勒的课程理论;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等。 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鼓励教师徜徉于理论的前瞻性与实践的现实性之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课程中的观点与行为寻求依据,在理论的引领下促进课程设计与实施不断趋向完善和理性深化,成为教育的思想者。 二、直面教育实践,培育问题意识,提升教师的研究智慧 幼儿园课程不是脱离于实践之外的一种“书写”活动,而是与实践相伴且在实践中进行的活动,它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不断递进的情境脉络组成的,不同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同,因而课程审议的重点也要因具体情况而异。科学、合理的活动目标,优秀、适宜的教育内容,丰富、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及时、有效的教育评价……都是进行课程审议时必须关注的基本要素。 1.课程审议的基本流程 智慧源自实践。实践是教师成长的基石。课程审议必须直面具体的教育实践,关注课程对促进幼儿发展、教师发展的价值以及课程的良性发展,力求在理论引领下解决课程实践中的真问题,形成课程决策。课程审议的基本操作流程是: 这就要求老师们在设计课程时借助理论来策划,在实施课程时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来指导,审议课程时更要借助理论来审视。这样,教师的日常保教实践工作被赋予了研究的价值,能推动大家“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提升”。 2.课程审议的问题菜单 对课程实践中最真实问题的关注,是教师提升智慧、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一步。课程审议要注意唤醒教师的问题意识,鼓励教师带着疑问去思考我们的课程设计与实践,以确保“以幼儿发展为本”落到实处。 三、立足多元对话,追寻碰撞、激荡,提升教师的行为智慧 课程审议是课程审议是教育民主的产物,是教师专业自主的重要表现。课程审议强调的是一种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倡导的是一种参与式与合作式的学习过程,通过对“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辨与探析,个体与群体智慧充分碰撞、激荡,能有效地提升教师的行为智慧。 1.课程审议要以班级为基点,推进式审议与螺旋式审议相结合 班级是幼儿一日生活的真实所在,是课程实施的现实基地。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和实践应该以班级为基点,在班级生态中孕育和生长。课程审议可采用自上而下的推进式审议与自下而上的螺旋式审议相结合的方式,重视班组教师、保育员、幼儿乃至家长的参与,依据课程开发标准、班级具体情况鉴别、开发、积累和利用课程资源,设计并实施活动方案,构建让自己心动的课程,不断反思和积累实践性学识。 自上而下的推进式审议:教科室提出课程设计方案──教研组进行审议并完善──教师结合班级情况进行审议并进行实践──教科室征集反馈意见与建议,调整改进课程方案──教研组进行审议并完善──班级进行再审议及再实践…… 自下而上的螺旋式审议:班组内成员设计、实施课程方案──以观察记录、案例分析、活动反思等形式进行班内审议──在年级组、教研组或课题组内交流与分享,开展课程审议,整理提升经验,研讨困惑问题──教科室组织骨干力量或全园教师集中审议、学习,探析经验的有效性与解决问题的策略…… 2.课程审议要以案例为媒介,个体反思与集体审议相结合 课程审议不仅要重视教师的课程设计或实施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弄清楚隐含于“教什么”“怎样教”后面的设计思想、教育理念、具体依据,对话、探讨、辨析、反思是课程审议的主要特征。在实施课程审议时,我们应以案例为媒介,个体反思与集体会诊相结合,加强对案例的分析、判断、评论,提升教育智慧。 (1)重视教师个体的教育反思 反思是激发教师教育智慧的源泉。在课程审议的过程中,我们应切实关注教师的个体经验、个人风格,提倡教师树立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以研究者的身份进行设计或策划、实践与反思,从研究教材到研究幼儿、研究课程实践,讲自己的教育故事、写自己的教育笔记、做自己的教育反思,反思自己的课程理念、实施技能等,思考着“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使课程审议伴随课程开发、计划、实践、调整……的全过程,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中突显“实践”“学习”“研究”“发展”的价值,生成与提升教育智慧,提升课程实践的科学性、合理性。 (2)加强研究团队的集体审议 对话,是走出个人视界的平台。课程审议应重视多方代表的参与,重视多元的精神碰撞与交流。它常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及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而展开,依靠集体的智慧为某项具体的教育活动会诊、把关。教师、保育员、园长、家长、专家、社区人员、幼儿等都可以参与课程审议。在进行集体审议时,可灵活采用多种形式: 说课式:教师充分准备设计或实施教育活动方案──设计者或执教者介绍自己的设计思路和理论依据──同事或专家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或疑问──共同研究课程设计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的关系──根据课程设计的理论、方法与步骤进一步优化课程方案。(如:在对《黄梅戏歌》活动进行审议时,设计者精心准备,向参与审议者介绍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对“教什么”“为什么教”“怎样教”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参与审议的专家则从理论到实际透彻分析活动设计的每一环节,提出了不少合理的建议,使活动设计更加完善、优化。) 观摩式:教师个人或教研组精心设计教育活动方案教研组或全园范围内现场观摩活动──围绕优秀问题进行审议──共同研究并完善课程方案──再次组织验证观摩。(如:在课题组成员通过现场观摩对民间童谣《小兔子开铺子》进行课程审议时,大家针对“要不要引导幼儿发现童谣中每一句结尾都有一个‘子’”展开了讨论,最终达成了“应重视挖掘这首童谣的代表性特征,丰富幼儿对民间童谣形式美的欣赏感受能力”的共识,并对原有方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体验式:提供几份相同的课程方案──教师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实施课程方案──教师扮演幼儿亲身体验学习过程,考察原方案中的教学情境、环节设计、教学策略是否适宜──小组研讨并调整、完善方案──各小组交流各自的调整策略,共同研究,修订、完善课程方案组织验证观摩,进一步完善课程方案。(如:在关于《立体剪纸──花》的课程审议中,我园教师围绕着“如何引导幼儿探索性学习运用卷、剪、拉的方法进行立体剪纸”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家分组模拟幼儿进入实习场学习,发现了原有方案中许多考虑不够周全的因素,如:纸张的大小、长短对活动的影响,接卷范例出现后对幼儿思维的影响……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不少的对策,使方案进一步完善。公开教学活动在“贯彻纲要,走进南京”全国纲要培训班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研讨式:参与研讨者已熟悉研讨案例内容,并找出案例中可能涉及的重要问题──提取优秀问题,各自思考并拟定解决问题的对策──交流、讨论并记录──总结有效经验,形成共识。(如:在对“有趣的扎染”活动进行课程审议时,大家意识到“让幼儿创造性地运用小棍扎染出美丽的花纹”是活动的重点。围绕这一点,实施过该活动的老师介绍了自己对课程实际效果的判断、指导策略的反思;观摩过该活动的老师介绍了自己观摩时的感受,自己对活动过程中问题的分析及改进建议;准备实施该活动的老师介绍了自己对课程价值的判断、再次进行实践教学的设计思路……老师们充分利用个体差异、基于个体经验和反思而形成的“实践性学识”,运用实践的语言,依赖实践的智慧,进行实践的判断,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大家对如何有效地利用语言、图谱、动作等支架引导幼儿探索学习有了新的认识与见解) 智慧的教育需要教育的智慧。教师的教育智慧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教育意识、教育能力、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整合统一,是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新境界。课程审议作为一种基于实践的逻辑思辨过程,它关注社区、幼儿园和班级的课程资源,关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关注特定的活动情境和适宜的策略,关注各方的合作和配合……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个体有价值的经验信息、实践性学识能有效地与同伴分享,同时又能分享别人的经验和智慧,增长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因而,课程审议的过程是每一位参与者在互动中得到启发的教育过程,也是教师的教育智慧得到提升的过程。 智慧教育论文:小议校本教研和教育智慧的提升关联 摘要:教育是充满智慧的事业。教育论文教师教育智慧的形成过程是与其对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研究相伴的。校本教研恰恰以教育反思、教育叙事、合作共享等形式,有效地促进了教师教育智慧的提升。 关键词:教育智慧校本教研 教育是充满智慧的事业。在新课程改革的推动下,各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纷至沓来,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不断涌入课堂。教师如何适应这个充满生机的课堂,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教学情景,如何使学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中释放,等等,都需要教师用智慧将教育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经验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用智慧对具体的教学行为作出理性分析,用智慧实现对课堂的有效调控,即需要教师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反思、探索、感悟,提升教育智慧。 教师的教育智慧是与教学过程相伴的教育机智,是在长期实践和反思后的实践智慧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人格特征个性化的、主观化知识的综合体现,是教育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内化在教育的一切方面。“教育智慧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教师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规律性把握、创造性驾驭和深刻洞悉、敏锐反应以及灵活机智应对的综合能力。”[1]教师教育智慧的形成过程是与其对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研究相伴的。校本教研恰恰以教育反思、教育叙事、合作共享等形式,有效地促进教师的教学实践走向明晰、走向科学、走向精致、走向睿智,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提升。 一、实践反思:萌生教育智慧 没有对实践的反思,就没有教育智慧的生成。实践反思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分析和再认识,以发展自我职业水平,提高教学实践的合理性,对自己的专业及相关活动有更深入的理解。反思实践还使教师的活动具有较强的探究性成分,在反思批判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善教育行为和教育效果,同时反思先进的知识、观念、经验和技能并评价自己的教育行为。它是一种通过提高教师的自我觉察水平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是教师改进教学行为,形成新的实践行为和实践智慧,获取教育智慧的有效手段。 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思考、反省、探索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总结、概括和提炼教学过程中的精彩瞬间。反思需要回顾,但更需要思考,既要在回顾中思考,又要在思考中回顾,停留于回顾的反思是无价值的反思。教师对自己每一个教学行为,对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引发反思,可以发现不足,捕捉“精彩瞬间”,会使教学实践日臻完善;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反思,能更好的了解学生,从学生个体差异出发,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方式,使师生沟通更有效,增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互动性;对教育教学行为反思,能更理性地认识自我,从而更有效地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扬长避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存在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这就都要求教师具有对新动态的敏锐感受和迅速判别,适时把握教育时机,选取适当方式应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实践反思不仅可以获得宝贵经验,用于指导教学,而且反思过程又能有效地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反思是教师自己与自己“对话”,是教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是真正沟通教师“倡导理论”与“运用理论”的桥梁。因此,在校本教研过程中,反思应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 二、教育叙事:增长教育智慧 教育叙事主要是对事件展开描述、解释,让故事弥散出深层的教育意蕴。[2]即教师用具体的、描述的方式对自己教育生活整个过程作尽可能“客观”的具有一定故事情节及具体人和事的叙述。教育叙事能帮助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的情境和经验作多角度、多层面、多方向的理性反思,从而切实改善自己的教学生活。同时,它也是对教师的情感意识的最有效、最深度的唤醒,使教师树立起教育者的自信和自尊,使教育理论避免了面对教学实践的空泛和无奈,使教师更加敏感地面对每天发生在课堂上的行为,从而使教师的教学技艺、实践智慧走向睿智。 教育叙事不是单纯的叙事过程,它既是一种研究方式,更是教师动用并形成自已独特的叙事思维的过程。叙事的主要目的是以教师自我叙述的方式来反思个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并通过反思来改进自己的行动,从而提高教育质量[3]。因此,从教师这个视角来看,叙事不仅仅是教师讲述具体事件的过程,而且也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提高的过程。教师通过教育叙事,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自我成长的轨迹和内在专业结构的发展过程,进而为能够更好地实行专业发展的自控和调节奠定基础。”[4]教育叙事是对具体鲜活的事件进行直接的描述,涉及对事件的开端、进展和结束等诸多环节重组,借助具体的事件以及具体的叙事过程而实现思维活动的具体化。叙事并非简单地按照事件的进程而展开再现式的说明,还会受到情境的钳制,介入叙述者的主观意图、情感、立场,诱发叙事思维的情境性。它要求教师以合理有效的方式解释自己在教育活动中所发生的问题,然后将自己遇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从中发展自己,塑造自己,完善自己。追述和反思自己的教育故事,在讲述中不断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角色定位。在叙事的这一过程中,教师的思维结构得到不断改善,研究能力得到提高,有助于其教育智慧的增长。 三、合作共享:升华教育智慧 教师在动态的、生成的教育教学活动情境中,会不断地面对许多问题和困惑,他们希望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的有效途径,希望在专家和同伴互助下,进行教学实践研究活动。通过合作发挥教师群体智慧,组成学习、研究共同体,取长补短,互帮互学,互惠互利,形成整体合力,以有效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教师与教师的合作,另一种是教师与研究机构专业人员合作。 合作共享的优秀是教师之间的相互协作。教师之间通过多种形式的对话、交往与互动达成互助与合作,分享经验,促进共同的专业成长。在合作中教师将彼此的信息和经验进行交流和共享,从而扩大和丰富彼此的信息量和各种认识。在经验交流中原有的静态经验被激活、被分享,从而不断地扩展和升值。教师一起就教学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提出各种看法和观点,进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甚至尖锐对立,在这种不同意见的申辩论争中,彼此之间才能启迪智慧、扩大理解,扩展和优化各自的认识水平和能力结构,丰富彼此的思想,促使个人的实践智慧不断得到变更、丰富和扩张。 合作共享的最基本形式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相互协作。教师需要专业研究人员提供理论和技术的支撑,专业研究人员需要与教师共同研究,形成研究共同体。通过双方智慧的交流、碰撞,升华各自的智慧境界,形成两者间的互促,共同获得发展。教师与专业研究人员在研究中进行坦诚合作、平等对话、教研相长,使研究成为一种民主开放的过程,促使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理性智慧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实践智慧的融合。专业研究人员通过与教师的合作,与教学实践的结合,其理论和思维水平得到进一步深化;对教师而言则直接改变了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专业研究人员在合作中发现教师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智慧之光和尚未系统化的闪光点,并经过其相应的理论滋养和系统整合完善,使那些转瞬即逝的教育智慧不断地得到强化,形成教师个人系统化的、常识性的教育行为。 在合作共享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变成了一种研究方式,尊重、理解、沟通成了维系合作的重要纽带;无论是彼此,都需要“学会静下心来,抱着关切的心态聆听彼此”,“学会敞开心扉,向他人倾诉深埋的心结”,“学会把眼光投向他人,关怀那些平凡生命的脉动”;有的只是一群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在一起开展的合作,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成果分享:分享信息、分享知识、分享经验、分享思想、分享智慧。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课堂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教师洞悉复杂局势、把握复杂局面、应对复杂挑战的智慧品质和智慧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校本教研的意义与价值,切实提高校本教研的水平,努力探索智慧型教师成长的机制和途径,让智慧回归教育,让智慧唤醒课堂,让智慧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是时代的呼唤,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是课堂教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契机,是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使命。 智慧教育论文:教师教育智慧的表征与生成──教师专业化的新境界 摘要:教育智慧是教师良好的教学行为体现的一种品质,是教师具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意识、教学能力、教学艺术等方面的整合统一,是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新境界。她具有独特性、情感性、科学性、缄默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需要自由民主和利于终身学习的校园文化,需要教师具有科研和反思的能力。 关键词:教育智慧教师专业化教学机智 智慧的教育需要教育的智慧。当我们的教育停留在教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的时候,教师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但当我们的教育已经发展到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智慧的时候,教师的智慧无疑就和教师的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了。《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一书中叶澜教授将教育智慧归结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转化教育矛盾和冲突的教育机智,及时选择、调节教育行为的魄力,促进学生积极发展和创造的魅力等几个方面。我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良好的教学行为体现的一种品质,是教师具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意识、教学能力、教学艺术等方面的整合统一,是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新境界。 一、教师教育智慧的表征 (一)独特性 独特个体性是教师智慧的首要表征。教育智慧具有高度的个体性色彩,体现着教师区别于他人的、个体的、个性化的独特教学风格。教育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是某个人不断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与重组的结果;是教师基于专业上的需要,通过发现、修正与内化等复杂的过程所建构的。教师不断将既有的知识融入课堂教学中,并经过个人的重新诠释与转换过程,使智慧的生成符合现有的环境需求。所以,教育智慧是个体在日常教学中通过体验、感悟、思考和实践等方式逐步生成的,是受教师个体的思维、个性、知识储备、自我形象、职业动机,以及所处的教育环境等的影响。它蕴涵了教师将一般理论个性化,及与个人情感、知识、观念、价值、应用情况相融合的结果。 (二)情感性 “教育的智慧性是一种以儿童为指向的多方面、复杂的关心品质”。①对教育的责任感与情感是使教育智慧充满真善美的重要条件。教育智慧之所以是教育智慧,一方面说明它的确是智慧,即高尚的才智,另一方面说明它在教育问题的解决中的确能够发挥作用。更深入地思考,教育智慧符合真、善、美的标准。因为它是教育活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它是巧妙的;对学生的爱是创造性运用教育规律的动力;对学生的爱保证了教育思考必然利于学生的发展;教育情感的渗入是教育智慧美的重要特征。教育智慧是使用爱的智慧,教育的使命要求教育者对孩子有责任与关爱,它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条件,是教育者在教育上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三)科学性 教育智慧能根据不同的教学条件、教学对象和复杂多变的问题,依靠教师直觉、灵感、顿悟和想象力的即兴发挥,在一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裁决,从而采取不同的适合特定情境的行为方式和方法,以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沟通、融合。经过对优秀教师或专家型教师的研究,发现他们对教学情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对问题的分析更为清晰和透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更具有独特性、新颖性和恰当性,即拥有丰富的“教育智慧”。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能够在解决问题时从多角度加以整体把握,洞察多种可能性,并迅速做出决策。 (四)缄默性 教育智慧是不能通过语言进行逻辑说明的,不能以规则的形式加以传递,是“潜移默化”“近朱则赤”“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智慧是人们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知觉而获得的,往往缺乏清晰的条理与明晰的意识,是“非批判的知识”,也很可能不在教师清晰的意识范围之内,也无法清楚的表达或理性的加以反思,但它往往与教师日常的生活与经验仅仅相联,甚至可能是教师自己也说不清从什么地方获得的,是只能意会的一种体验。 (五)艺术性 教育智慧是科学化的艺术力量,又是艺术化的科学力量。教育智慧的力量具体表现为这样几种能力:一是对教育问题的逻辑化理解能力;二是对教育问题的直觉把握能力;三是创造性地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都能显现出科学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感染力。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科学问题。自然,理解教育问题的能力基本上是一种科学能力。但是,教育智者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其角度、方式,完全可以上升为艺术。对教育问题的直觉把握几乎就是艺术。但是直觉之所以能够发生,却一定是建立在无数次逻辑把握基础上的。假如教育者没有深厚的教育科学、人文科学的素养,对教育问题的直觉把握即使发生也很难靠得住。创造性地解决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艺术特点。观察教育智者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就等于是在欣赏教育智者的艺术表演。观察者深知其美,深知其妙,但无法重复,无法获得。 二、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 (一)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内部条件 1.高尚的教育道德是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优秀。 (1)爱岗敬业 教育信念,是教师对教育事业、教育理论及基本教育主张、原则的确认和信奉。教育信念的集中表现是教师对教育工作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教师的责任感在于把培养教育好每一个学生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教师的事业心就是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是崇高的事业。 (2)爱学生 师爱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教育教学效果来说,意义重大。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设一个充满爱意的成长环境,让每一个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爱,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教师都要作到“四有”,即:一有对学生爱的情感。二有对学生爱的行为。三有对学生爱的能力。四有对学生爱的艺术。 (3)爱美 只有爱美的教师才能塑造美的心灵,培养好的人才。我认为教师的爱美,主要表现为自爱。自爱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包括仪态美、语言美、书法美等;二是内在的,包括人格美,情感美等。 (4)爱知识 首先是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其次要向外行人学习。第三要向书本学习。第四要向社会学习,向大自然学习。 2.科研是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重要途径。 科研兴教、科研兴校,是大幅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成功之路,而且也是一大批优秀教师成长的成功之路。教师科研能力的强化,正是教师创造力的表现,是教师教育智慧的体现。 (1)科研意识的培养 教育科研意识就是对教育活动的有意识的追求和探索,是运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教育活动的自觉,是对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一种清晰而完整的认识。教育科研意识由三个要素涵盖,即教育的信念与热情,教育的知识与经验,教育的眼光与智慧。 (2)在教学中开展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就是通过实践者在自然情境下对自身的实践进行研究,它以自主、实践、开放、反思为主要特征,以研究与开放式研讨为原则,以实践情境为主要研究场所,研究旨在解决现实问题,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者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是否正确,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措施是否有效,实践者反思自己解决问题行为的成败,以达到研究者理性的自觉,进而切实地改变现实。行动研究有三种研究起点: 第一种研究起点是:研究起始于“不明”的情况。也就是指教师常可以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疑惑”而开始进行研究。比如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反常倾向、学生中比较固定的落后行为、课堂中的意外、教学的无效等一时无法解释的现象和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一项研究的起点。第二种是以现象的追问为起点。把自己放在里面以对现象的追问为支点提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必须以深度介入的态度把自己放到事件的当中去。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自己更为熟悉,因此就最有发言权,最容易把握。而且从感情上来说也更容易接近和投入。第三种是教学即研究。现象是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研究理所当然要根植于实践。在解读研究的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日常备课、教学过程、教育策略、相关活动的内容,与自己提出的研究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3)建立激励机制,创设科研氛围 良好的氛围和高涨的积极性是促进教师科研素质不断提高的重要条件,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必须在这两方面下足功夫。一是氛围的创设,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科研活动,如组织教师外出学习考察或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请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指导教师开展科研等,通过活动促成良好科研风气的形成。二是建立物质与精神奖励的激励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给予精神上的表彰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要把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与职务评聘、评优、晋升、获得科研资助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反思是激发教师教育智慧的源泉。 教学反思是教师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己的教学观念和实践,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观念以及教学效果。教师进行教学反思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的引领。理性思维就是从日常教学情景中获取价值的第三只眼睛。而这种充满智慧的理性思维的养成,本身就与孜孜不倦的理论学习与勤勉不殆的实践思考密不可分。一线教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工学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简单办法就是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好习惯,同时要学会围绕所思考的教育问题组织资源,开展研究。这样,研究、学习就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而教学实践也就成为对教学假设的实证性研究。当工作、学习、研究三位一体时,教师也就实践了“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想。 (2)要具有问题意识。教学反思的功能之一就在于能够唤起教师对教育生活事件中最真实的问题的关注,是教师走向研究者、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一步。问题意识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点:这是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有根据吗?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吗?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当我们用这些疑问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教育现象时,也许就会从中发现那些真正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从方法上讲,采用文献法是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开始。只有通过查阅文献,才能够知道别人在这一点上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也才知道自己的研究有没有价值。如果我们善于围绕一个明确的主题(问题)开展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就能够由此而上升到研究的层面。 (3)积极对话。对话,是走出个人视界的平台。教师作为个体的精神劳动者,更需要多元的精神碰撞与交流。教学反思,如果总是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客观上就会影响到反思的深刻性,影响到反思者个体的成长。与同伴、专家的对话、交流则会丰富反思的内涵,扩张反思的效果,修正反思的偏差,提高反思的品质。 4.偶发事件的恰当处理凝现着教师的教育智慧。 教学机智是教师巧妙应对变化了的课堂场景或灵活机智处理课堂偶发事件的能力。教师的教学机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灵活的思维力和果断的意志力。二是教师具有对学生深度的了解和诚恳爱护和尊重的态度。三是教师具有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以及教育技巧。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凝练教育机智: (1)抓住不同个体的认识矛盾和思维碰撞,在师生共同的问题探讨中化解矛盾冲突,展示教学机智。(2)正视学生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流向,在学生出其不意的问题发难中稳住课堂阵脚,彰显教学魅力。(3)捕捉学生平凡中的发现,在对事物的比较探究中抓住问题实质,提升教学品位。(4)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一反常态的问题处置中吸引学生视线,凸显教学风采。(5)发掘与课堂关联的教育因素,在猝不及防的教育情境中巧于化害为利,发挥教育智慧。(6)以发现的眼光看待学生,在吸收学生独具慧眼的教学建议中把握认识标高,提高教学境界。(7)关注学生的举手投足,在解读学生的弦外之音中师生感同身受,展现人格魅力。(8)确立正确的教材、教参观,在对教材的质疑批判中注重创造发现,强化教学艺术。 (二)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外部条件 1.建立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 学校文化对教师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一经形成便成为学校成员所共有的和必须遵守的(有主动和被动遵守之分)的学校普遍文化,并对学校成员所共有起着规范和束缚作用。不良的学校文化组织只会妨碍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使教师不愿创新或不敢创新,教师只有按照教材、教学大纲和各种教学纲要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民主、自由的学校组织文化允许教师进行革新、为教师各尽所能提供空间。在民主、自由的学校组织文化中,教师享有学术自由,充分享有教学和管理的权利。学校行政人员过多的咨询、顾问、视察等使得教师的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以致于教师本人也满足于驯服的执行学校的规程、上级的行政指令,而不把自己看作专业技术工作者。少了行政不必要的监督,教师更能自由表达自己,自觉自愿的进行教学创新,探究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自由的教学中,教师关注更多的是学生,而不是教学,只有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的教育智慧才能够得以真正的释放。 2.学校要创设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校园文化。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首先要创设积极的学习氛围。学习的氛围就是一种校园的文化,特定的校园文化形成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需要领导和教师树立一个共同的愿景,每一个人都为之而不断的努力奋斗。作为一校之长和学校的领导集体,都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从思想和理念的高度重视自身的学习,并积极与教育教学的实践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作为教师自身来说,也要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教师是一个专业,要实现自己的专业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和新知识,都不得不重视学习与吸收,把握新的形势和新的信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其次要开辟专门的学习场所和学习时间。学习要开辟专门的学习场所,让教师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在学习场所和学习时间里,让教师们一起分享教学中的喜怒哀乐,一起学习新的理念与内容,一起畅谈体会心得,一次来丰富教师的生活,获得一种教育教学的方法与理念,获得乐观的生活心态和浓浓的人文关怀。在学习的形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求新求异。看教育理论书籍是一种基本的学习方式,除此之外,可以在听课中学习,研讨交流中学习,思考现象中学习,网上论坛中学习……在各种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过程中调动教师的学习积极性,造就乐于进取的心态和不懈追求的动力。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商品经济发展策略探讨: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简介:徐严华(1972-),女,湖北荆门人,历史学硕士,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院教师。 商品经济发展策略探讨:试论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 摘 要:北宋建立后,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历代王朝不同,北宋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采取重农不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业市场活动增强,人们的社会经济观念也随之转变,商人地位提高,这些都促进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北宋;商业;政策;经济 北宋时期,自然经济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坊市制度的打破,商业大都市的形成,草市、墟市的繁盛与经济型市镇的崛起,商业活动的活跃,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税比重的增大,都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国家惠商政策的实行以及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北宋政府政策与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变,改善了经商的环境 1.北宋政府采取重农不抑商的方针 北宋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一切弛放,任令通商”,使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发展。其主要内容有:首先,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如宋太宗淳化四年“禁两京诸州挟持搜索,以求所算之物。”对于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的官吏,也有明文的处罚条例,如“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并且许可商人越级告发官员非法行为。其次,保护商人利益,严禁官吏对商贾横征暴敛。《宋刑统・贼盗律》中对于侵犯包括商人在内的私人财产的处罚规定相当严重,如“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匆论”;有敢于“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而盗者,计所烧减价,并赃以强盗论”;“恐吓取人财物者,准盗论,加一等”。再次,尽量减少过去为商业发展而设置的种种限制和障碍,如限制垄断,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另外,还制定了征商税则,打破了宋朝建立前各地为商品流通设置的种种障碍,扩大了商品在全国的流通范围。 2.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变 北宋政府采取的惠商、恤商政策,不仅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人经济观念的转变和重商思想的形成。不能否认,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念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历朝历代反对者便不乏其人,但从本末观念演变的路程看,直到宋前,人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农本工商末”的藩篱。在世人心目中,商贾所从事的商业仍是君子所鄙视的职业,商人仍作为“四民”之末而受到社会的歧视。然而时至北宋,伴随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增强,传统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念在宋人身上发生了动摇。宋人已经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值财,四民之益也”,商业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末业”,而视商业同农业一样,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司马光指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 二、市场活动的增强,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北宋市场规模的扩大体现在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的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梁,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而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人口大致有170万左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伴随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率先打破了长期以来商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形势,开始逐步向南方发展并最终超越了北方。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除此之外,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 总之,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包括大都市、商业集镇和草市等规模不一的各级市场类型,特别是南方商业城市获得飞速发展,首次突破以前大多集中在北方的情况,充分说明宋代市场规模较前大为扩大,商品交换活动随之日益频繁,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三、商人地位的提高,扩大了经商群体 商人作为商品交换活动的主体,商人的社会地位情况如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观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商人因其从事领域的特殊性以及商业发展给传统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威胁,北宋以前的统治者都专门设立市籍,实施以“困商”和“辱商”为优秀的抑商政策,极尽可能摧抑商人的经济实力和贬低其政治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尽管‘富可敌国’,但始终都缺少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始终是抑的对象。这一状况在两宋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这说明北宋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发生根本改观而获得巨大提高,这是对北宋商品经济繁荣兴盛的现实回应,也是表现北宋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商人获准入仕是最能代表其社会地位提高的本质表现。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政治地位是决定社会成员地位高低的最为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北宋以前的历代统治者才不遗余力从此处下手,严格禁止商人入仕,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商人地位的低下。发展至北宋,商人开始享有入仕资格,商人积极参政成为宋代政坛上的新现象。政治地位的提高从根本上抬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商人通过科举正途进入仕途。北宋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只要“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这种唯才是举、不问出身,科举考试使宋代众多商人脱颖而出,踏入仕途。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北宋政府采取的惠商、恤商政策,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创造了一个公平交易的社会环境,不仅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人经济观念的转变和重商思想的形成。商人地位随之提高,打破了对商人服饰的限制,使商人拥有了编户齐民的户籍,进而获得入仕资格商业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末业”,而视商业同农业一样,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进而促进市场活动的增强,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丰富了商品种类。这些都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商品经济发展策略探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在牙人牙行兴盛中的作用 摘 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逐步扩大,商品贸易增加,形成了大量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生产基地,商品流通率大幅增长,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社会奢靡之风盛行,进而导致了致社会服务需求增多、社会财富流转频繁。随之而来的是集贸易、住宿、仓储于一身的贸易中介机构的牙人牙行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本文结合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着重分析了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及这些变化在牙人牙行兴盛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牙人牙行;兴盛原因 牙人,即贸易中介人;牙行,集贸易、住宿、仓储于一身的贸易中介机构,也称为“牙店”,在中国虽然产生很早,历史悠久,但至明清时期才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顶峰,行业极其兴盛。明清时期的牙人牙行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经营的商品种类丰富、分工细密。同时,随着职能的逐步完善,牙人对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从商业中心城市到偏远农村集市牙人都是商品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吸引了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纷纷加入其中。牙人牙行在明清时期大规模兴起并达到顶峰,并不是偶然,明清时期的商业状况和社会生活状态,为牙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舞台。 一、商品经济大发展环境下所带来的长距离物流和市场开拓需求是牙人牙行兴起的必要条件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对物流特别是长距离物流的需求大幅增加。明清时期驿站和水运比较发达,内河航运路线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基本具有了近代的规模。南北运输上,大运河在明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清代大运河的利用虽不如明代,作为补偿,海运比较发达,东西贸易方面亦有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清代,全面开发了长江一线。四川的移民和洞庭湖流域的开发,长江的中上游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直接的结果是长沙成为四大米市之一,汉口由一个荒洲变成了“九省通衢”。 随着商业物流线路的开辟和发展,刺激了长途贩运物流行业的发展,南北商品的交流逐渐加强,“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同时,商业网的广度和密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万历年间的《铅书》曾记载江西偏僻山区铅山的商品市场,其中货物却都是来自四方,甚至还有来自海外者。同时全国性的市场也开始逐步建立,陕西汉中府的纸,“驮负秦陇道,船运勋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至”。 随着明清商品的经济和物流运输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长途贩运商人,而牙人牙行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富商巨贾和中小商人,无论是收购抑或出售商品,都需要经由牙人牙行之手。所以市场的拓展、交换的扩大、贩运商人数量的增加都增加了牙人牙行的实际需求,牙人牙行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现实需求的结果和反映。而大量牙人牙行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各种商品的流通和互动,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专业商品生产基地和商业城镇的形成为牙人牙行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大幅发展,促进了很多专业商品生产基地和商业城镇的形成,而这些商业化基地和城镇的形成,为牙人牙行在这些地区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一些大规模集中化的商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参与市场交换的人数和交易量得到大幅增加,交易次数也变得更为频繁。譬如,作为蚕桑丝绸基地的江浙四府湖州、嘉兴、杭州、苏州就有专业市镇25个,包括盛泽、乌青、濮院镇等。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棉花棉布产地也拥有52个专业市镇。同样,北方的棉布产地也形成了很多布市,如山东兖州府和济南府,河北的肃宁,河南孟县等①。此外,许多经济作物也大量被种植,如烟草在湖南、广东、四川、山东、陕西、浙江、甘肃、东北地区等都有相当数量的种植,其出产也都比较有名,行销数省。花生、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一些地区甚至排斥了粮食作物。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产品,作为商品而大量出产。如湖北崇阳龙泉山和宜昌鹤o的茶,四川保宁的“阆丝”,湖南衡阳的莲实,浙江的枇杷、梅、李、杨梅、柑桔以及山东的苹果、枣、柿饼、桃等都是商品化很高的产品,出产丰富。农民也不再满足于男耕女织的经济自给自足,而是与市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们把自己所种植的或生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同时从市场上买回自己生活生产所需要的其他资料。明清时期长途运输贸易的最大宗的商品是粮食,然后是棉布和棉花,都是普通民众日常所需,而非上流社会的奢侈品②,所以,此时的相当一部分农户,已经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是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这样一来,不仅参与市场交换的人数和交易量大大增加,交易次数也更为频繁,这就为牙人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普遍提高了社会财富水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明清时期商业城镇地区奢靡之风的盛行,进而刺激了牙人牙行等第三产业在商业城镇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贸活动频繁地区,社会财富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人们能将更多的财富使用在享受生活上,进而就在很多地区产生了奢靡之风。这种风气的形成,刺激了牙人牙行等第三产业在商业城镇的发展。在经济繁荣的城市、市镇经常有人需要雇佣人力、租赁房屋、出行工具以及买卖田宅等,也就是说,服务性行业的需求有所扩大,而财富的流转也更为频繁。具有专业知识且掌握信息的牙人牙行不仅可以帮助有此需求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服务,也能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及交易的顺利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牙人牙行应运而盛,成为商品流通和市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长途运输的起点,长途贩运商需要依靠他们进行收购,把一家一户零星生产的产品汇集成批;在长途运输的终点,又要依靠他们把整批的商品化整为零,销售给小商小贩或是店铺坐贾。另一方面,已经与市场密不可分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也需要依靠他们把手中的商品卖出去,小商小贩也需要从牙行进货,因此,牙人牙行在商品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凸现了出来。奢靡之风的盛行,使生活服务需求扩大,社会财富流转频繁,这都需要牙人牙行为之服务。正是因为这样,牙人牙行才能随着明清时期商品贸易的繁荣和市民生活的活跃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物流环节和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自身发展史上的顶峰。 (作者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商品经济发展策略探讨:浅析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商人形象 摘要:从古至今,中国在它悠久而文明的历史舞台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精彩。明代,一个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让我们看到了盛唐之后,又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明神中执政后的多年时间里,社会的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工商业,手工业,还是农业纺织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中与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面貌。加之,为了恢复元朝被严重破坏的经济体系,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经济立法,这些都加快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节奏。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有了这样的商品经济基础,同时代的上层建筑也呈现出一番独特的韵味。 关键词:明代;商品经济;商人形象 站在历史的今天,除了展望未来,有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停下脚步往回看。虽然历史的进程推动了时代的更新换代。但是有的基本概念还是不会改变。在时间的洗涤中,它们会历久弥新。有一句话放在任何的时代都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应该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观点,在古代,往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迭都与经济有关。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看到明代,这个特别的时代。它的时代标记如果用一两个词统而概之,应该是商业与经济。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以它的上层建筑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文化现象。其中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相对来说就算是明代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一、明代现实中的商品经济 有人说明代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在历史上真的是那样吗?答案是肯定的。古代,从最开始的夏商周时期,到先秦两汉再代隋唐。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加之儒家思想对人的禁锢,历来历代王朝在不同程度上就实行着“重农抑商”政策。在政治思想的高压下,商业发展是举步维艰。商人也在经济中受到剥削,在社会,文化,地位等诸多方面受到歧视与压制。社会不给商人提供这样的平台,自然而然,社会中商品经济就发展得缓慢,低沉。但是转折点到了明代。统治阶级似乎没有给社会的商业施加过多的压力,反而还有一点鼓励的因素。例如引进了外来的经济作物,提高了生产技术,立法保护着瓷器业,造纸印刷业,以及农业纺织业等等。历史记载,明代官员张居正在内阁为官时,推行一系列改革,提出了:“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也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给了一定的扶持政策。这就让在夹缝中生存的商品经济发展看到一线希望。由此一来,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就借着较好的时代背景,快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外贸业发展起来,城镇和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兴盛。特别是手工业的兴起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得商人的队伍日趋扩大。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世风,经商的风气弥漫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商人的大量出现,这些在无形中更加冲淡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以前的历史中是高官贵族垄断商业,到了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中,人人皆有从商的机会。所以人们也就渐渐摆脱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当时一些士人,在学而求官不成的情况下,弃书从商的大有人在。上述的因素一环扣一环的,向我们大致展现了明代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说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终究是有一定的道理。 二、上层建筑虚构中的商人形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明代与商品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当时社会中商人这一角色。他们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看到这一层关系之前,明代的文人墨客已经用他们的笔触把这些记录了下来。商人在过往的历史舞台中都是配角,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然而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人的势力逐渐强大,此时,越来越多的文人也就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这一新兴的群体。商人的形象一跃成为纸上书面上的主角。上层建筑虚构中的商人形象日趋丰富。在“三言”之类的通俗小说中就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各具特色、身上带着明代中后期时代气息的商人形象。他们是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融合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应运而生的新的时代标志。据邵毅平先生统计在“三言”中的刻画有商人形象的作品大致有16篇。可以说这些商人形象的大量涌现就是明代经济文化发展下的产物。这些商人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往往也是社会的真实反映与写照。在数量众多的商人形象群中有从事贸易、餐饮、小商品生产、手工业等不同行业的商人。商人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有闻名的徽上,晋商、浙商,有小商贩,亦有巨商。这些丰富的商人形象,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就如同看到《清明上河图》后,立即在脑海中浮现出一片开封城繁荣的盛况。看到这些商人形象,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了明代商品经济基础上独特的社会风貌。 作家塑造了如此多数量商人形象,与当时他们身处的社会是分不开的。明代的社会孕育出一大批在过往阅读中未曾出现过的商人形象。虽不能说这些形象可以概括同时代的所以商人形象。但是直到今天,有的形象还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有的现象还如同在重复上演着历史。“三言”中的商人许多都充满着现代商人身上也具备的品质。商人蒋兴哥,常言“坐吃山空”,明确知道自己要经商才能使生活富足。可以说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积极进取的意识。商业发展推动着人的追求的向前。让商人有一种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份理念。另外一个商人形象卖油的小商贩,秦重。虽然他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但是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卑微。在现在看来是社会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也许这样的理念是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下商人们的共识,较之前分析,平等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代较为突显的。当我们从这些商人形象看到了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一面。另一方面,站在历史的今天,反观以前。我们或许还能重新拾起一些新的东西。在明代这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中,随之出现的商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定数量的义商,他们身上的诚实守信、宅心仁厚、宽厚善良的品质,是直到今天都值得学习借鉴的。 三、历史与现实融合的产物 历史上,明代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那一段高度发展,繁荣的商品经济,可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使明代中后期振兴。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过往朝代不能超越的历史。同时,这段历史中的经济基础,孕育了一段特别的文化。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商人形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千世界,让我们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找到了仍能承袭的东西。在商品经济同样高度发展,商业日趋繁荣的今天,让还在滚滚商海大浪中的人们,寻到一些借鉴与启发。现实往往是步着历史的过去,继往开来。一定的时间造就一定的历史,一定的历史给予人们一定的启示。(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商品经济发展策略探讨:商品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论文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东方电影论文:电影东方情感管理论文 中庸为度节制含蓄 在全球化谈论日趋明确的背景中,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生存成为迫切的话题。其实,东方电影的特殊艺术风范,在许多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电影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电影当然应该认识我们的艺术根基,找到继承创新的新的路径。中国电影艺术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包括情感表达、叙事方法、风格格调表现、教育教化意识、悲剧喜剧的现实择取、人生伦理的有意识偏向、对现实的主观关注与潜意识疏离等等。这里较为关键的是情感表达方式。东方电影的情感表达最为真切地透露了与西方电影的区别,由此衍生的行为表现、表现手段、电影风格都别具一格。 中国电影文化的艺术情感形态相当显要地突出情感表现形态特点:即崇尚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看,中国电影有偏向教化的倾向,但显然不就是死板的理性教诲,由于民族传统的延续,情感的抒发也有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和西方崇尚直观表露感情,外露大胆的情爱渲染相比,更重蕴藉内敛的特点。比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儒家倡导中庸,但不仅仅是中庸,而且应当加上有限制的突破。古人谓“不得中行则思狂狷”,首先是中行──即不偏不倚,在情感上就是含而不露。其次是允许不能中行则不妨狂狷──即突破成规,在情感上就是偏激。把情势烘托到不能不被迫起来反抗斗争,从而显示合理性。像《神女》中的阮嫂,无可奈何是她的基本形态,当最后一点血汗钱也被搜刮走时,她不能不狂了,爆发是动人的美丽的。当然,狂狷毕竟不多。真实表现上举的中国人这份情感的电影相当多。我们从近百年中国电影名片中可以看到无穷的例子。反过来,往往在试图突破这种感觉的影片中,遭到较多非难。从改革开放艰难出现的接吻镜头,到对涉及情感表现的必要人体表现,再到复杂的多角情感纠葛,中国电影逐步改变丰富着情感表现的内容和尺度,但由心理感觉和习惯传统构成的节制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审美基础。 可见,中国电影民族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人物情感的存在方式。即不到万不得已不至于爆发,先是压抑,再是蓄势,然后可能冲破而出,人们习惯于承受那张弛之间的感受,为其间的感情而动容。整体呈现压抑人生的费穆代表作《小城之春》就是典型,那种情不得舒畅而出的气氛颇为动人,影片自始自终没有过于张扬的外露情感,就是在试探中动情却也缓缓泄下,终于是女主人公走上城头,舒散内心。我们也伴随之暗暗舒口气。吴永刚《神女》中的阮嫂也是让其受尽威逼,心灵摧残,忍无可忍方有最终的一次爆发。但随之而来的仍旧是关入狱中,新一轮的情感折磨让人平添惆怅。及至1990年代新生代的《巫山云雨》等电影也都是如此。 不言而喻,中国电影传统中的隐忍的人生情感占了主体,它培养了和适应着观众要求,又折射着文化的基本成色。出色把握民族情感认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典范,影片中的女性,外向张狂者如“抗战夫人”王丽珍令人厌之,“沦陷夫人”素芬令人怜之,“接收夫人”何文艳则给人复杂之感。特别是在王丽珍的淫威糜乱的生活情感衬托下,素芬的忍耐、期待而忠贞如一的情感深深打动人心。《小城之春》中女性周玉纹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是和她充分体现了民族情感的含蓄隐忍特点,但内心又富含复杂情感,并时时欲奔突而出却一再收敛压抑。费穆的确准确掌握着中国女性情感的“度”。同样,《祝福》中祥林嫂的节制自责也颇为动人,加深了这一形象的悲剧情感力量。 中国电影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和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也不能不影响到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这种崇尚节制含蓄的创作思路,特别表现在男女情感的交往中,不用说张狂的,就是现代人随意的接吻牵手也变成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高潮点,不到要害不会轻易表现。它也许暗合着传统的可以心猿意马但非礼勿视的礼教规范,但实际上制造着含蓄朦胧的审美效果。从《锦上添花》赵子岳追人到《甜蜜的事业》开始的慢镜头追逐,到周晓文《疯狂的代价》片头朦胧化的姐妹沐浴镜头仍旧引起议论纷纷,都在提示我们关于民族审美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本能维护,对于后来者的创作是需要认识其中三味的。 言外之意天人合一 在情感表现上另一个景观也应当重视,即中国电影的“言外之意”的表述方式。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镜语系统的特殊性是值得分析的。在相当写实的影片中,我们常常容易找到空灵的表现形式,比如对中国电影传统化表现印记很深的谢晋来说,《天云山传奇》的开始,用了歌声、书法酿就的画面和随之的不断推进的镜头,开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故事,在伴随歌声的无叙事意义的画幅中,颇含感染意义的东西就开始打动观众。注重气氛和先声夺人含义的企图就成为中国电影的明显特点。这种东西随着时代愈是往回推,愈能看到突出的例证。在《小城之春》中,残墙和废园为代表,包括药包、兰花、脚步、纱巾在内,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情感的意味,深深的感伤气息浸透到人物的骨子里去。在更早的《大路》中,人物死而复生的叠印画面是相当令人惊奇的,它所表达的不是事实的有无,而是超乎感情的精神存在。显然,中国电影最明显表现民族特性的莫过于我们常见的“妙处难与君说”的表意方式,讲求言外之意趣味。电影是实有的影像,写实的方法又明显为中国电影所常用,但偏偏在影片中,我们时常发现创作者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叙述之外的手段来表达主观情调,或是暗示叙事之外的情感内容。 传统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空镜头的频繁运用。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影名片中,对剧情可有可无的空镜就已经出现,比如《十字街头》,表现老赵和小杨情感相协时切入两只白鸽互相抚慰的镜头,类似的表现在1960年代的《早春二月》和近1980年代的《小花》中都可以找到。在1950、60年代及至1980年代的许多中国电影里,传承下来的一要抒情,无论悲欢,都可能把镜头转向茫茫天宇、或汹汹浪涛、或阴霾锁闭、或狂风肆虐的自然。在1990年代的电影里,依然可以找到类乎于《早春二月》中表现个人在与社会环境冲突时风狂雨斜、涟漪四散的情景。在这一表现形式的得宠之中,无疑有民族很深的抒情情怀和哲学观念的影子。也许用试图实现“天人合一”来索解会发现其中的内涵。以水华的《伤逝》和《林则徐》为例,前者的异性相通心花怒放的感情,不是西方以人为体的表述方式,肌肤之爱不是归属,那是达到感官动情的程度;中国人反而在情感相通时追求与人体外界沟通的形式,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怀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秋风;而今听雨僧楼下,鬓已星星也。……点滴到天明”的情感衬托;“客亦知乎水与月乎?……而又何羡乎?”的物我呼应。这里的人不是人本身,而是带有和天地万物交相呼应的生灵。中国文化对人的认定,是开阔而灵动的,人与天地的交融和谐才是最高境界,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才是人的价值体现的效果。在《红高粱》中的高粱婆娑,《黄土地》的黄土绵延、黄河喧唱、求天降雨的浩荡人流,《青春祭》中广漠山地中的孤立个人,《乡音》中人与重峦叠嶂山野的呼应,等等,莫不是这种人与自然交融的人生境界。及至《林则徐》送别场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虽只是空镜透视人生情感,而追求天人合一的隐蔽意念却是可以感悟到的。 相比于对空镜头的偏好,歌曲的频繁穿插,也是中国电影特别突出的现象,直至21世纪的一些电影依然如故,这似乎也同样体现了言外之意的表达效果。自1930年代有声片出现后,插曲于影片就几乎必不可少。成功者如《渔光曲》(当然还不是完整的有声片)中插曲,凄婉动人。《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传达人物心境神情,恰到好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抒情点题,苍凉而悲愤,是影片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建国后的《红色娘子军》插曲对制造气氛和强化主题也意义明显。从《冰山上的来客》、《小花》、《归心似箭》,直到1990年代的许多电影,歌曲和电影如影随形,难以割舍。中国电影有脍炙人口的好插曲,但中国电影的歌曲明显是在表达一种国人的观念,即表现某种“意味”,当无法抑制住的情感又不能在故事中体现时,突然歌曲划过空气向观众扑来,如此多番,颇为时尚。 应当指出,中国电影歌曲的作用不同于印度电影的载歌载舞,那多是叙事内容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歌曲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言外之意”的表意方式,它更多并非内容之必须,却是气氛、意味之必要──在编导看来是如此。追溯起来还是和传统民族心理有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者,当叙事重在理念的表现时,歌曲就成了衬托情感、弥补形象的方式,但凡抒情的功能都用歌曲来表现,不管先声夺人,还是与内容同一步骤,或是后补抒情,延续情感,中国电影的歌曲是一道不可少的风景线,直至滥情,甚至令人生厌。我们时常奇怪,何以歌曲有那样大的魅力,使编导一而再、再而三的炮制插入?看来,习惯定式、迁就惯例、甚至是无能者都自觉意识到没有歌曲影片将乏味,是导致歌曲不绝如缕的主要外在原因。但实际上,歌曲与中国人的情感流脉是息息相关的,恰当的出现和中国电影本质上的民族风味就会实现“天人合一”。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优秀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优秀。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优秀,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 方楠(1982―),男,吉林长春人,大连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三维动画。 东方电影论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东方李安的西方电影哲学 很多媒体都在说这次李安和《少年派》居然能击败呼声最高的斯皮尔伯格和《林肯》,堪称本届奥斯卡的最大黑马。但是,这话在稍微了解李安和奥斯卡游戏规则的圈内人听来,便显得多少有些可笑了。这绝不是马后炮,假设李安及《少年派》此次颗粒无收,则不足为奇,但如现在般有重量级的斩获,坦率的说,也完全在意料之中。回顾李安在好莱坞打拼的几部作品,便会发现他与吴宇森、成龙等华人导演的不同风格后者是熟练的运用好莱坞的表达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李安则是鲜明的使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来讲演绎好莱坞的故事。 前戏:貌似冗长却值得细细一品 通常来说,一部好电影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然会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少年派》也不例外,本片2012年11月22日在国内上映后,不少网友乃至影迷都反映影片“不过瘾”,特别是全片的铺垫部分太长,搞得人昏昏欲睡。然而,熟悉李安导演及其作品风格的资深影迷多半会不以为然,甚至在观看中会心一笑。因为这正是李安的特点即使是商业娱乐片,在情感诉求方面他也会表达的很细致也许这就是很多人戏谑的“太文艺”。然而,随着本片在国内的全面公映,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由衷地体味到这段几近全片四分之一的所谓“前戏”的精妙之处。 在看完了少年派的海上漂流历险后,才能由衷的感叹信仰对一个人所起到的支撑作用究竟有多大派在儿时同时虔诚信奉多种宗教,或许在皈依时存在着孩提时代的新奇和幻想,但正是在这潜移默化之中,这些信仰演化成“生生不息”的强大信念,推动他终于“抵达了光明的彼岸”。至此,便会更加理解李导对“前戏”着墨如此之多的良苦用心有了如此坚定的信念,少年派的漂流可称“奇幻”,但绝不梦幻更非幻梦,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使人信服的真人真事。 正片:东方隐谕与西方历险的巧妙交汇 不管李安接手《少年派》的初衷如何,但无论出品方还是发行商,甚至也包括大多数观众都会将少年和老虎“同舟共济”的海上奇遇视作是本片的最大看点。而从影片最后呈现的效果来看也的确如此威风凛凛的斑斓猛虎、划过长空的巨鲸、美轮美奂的浮岛夜景,莫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但作为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则会在这场时而令人揪心、时而令人惊喜的一人一虎一舟的生死拷问中读懂李安的中国式哲学思考。 少年派在长达200多天的漫漫漂流中,困惑过、绝望过、挫败过,这不仅仅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更突显了许多“很中国”的元素。如对大自然的敬畏(派在暴风雨中高声的赞诵);天人合 一达至和谐境界(自制蒸馏水、钓鱼捕鱼、果断离岛)。不管这是不是李安的刻意为之,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舒心。 对于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好莱坞超级爆米花大片轰炸的诸多中国影迷,在观看本片之后或会发出一声感叹:“如果是某某拍,肯定会拍得更给力,更抓眼球”,持此论调者所言非虚。但李安就是李安,他将中国传统的“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与西方的“小人物亦有大作为”漂亮地连结到了一起,从而使得本片有了奥斯卡一向偏爱的所谓技术含量即一部电影在普世价值观的阐释上一定要有过人之处。因此,不太商业化的少年奇幻漂流让每每纠结于“太商业”“太文艺”的奥斯卡评委难得的释然了一回:这是一部各类观众可以各取所需的好电影。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 朱艳芳(1980―),女,湖北宜昌人,设计艺术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理论、景观园林设计。张咏梅(1977―),男,安徽安庆人,设计艺术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理论、景观园林设计。 东方电影论文:探析电影《少女小渔》中的东方式精神 【摘 要】《少女小渔》以几个海外移民的挣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大背景,这种碰撞不仅存在于小渔的时代更是当今时代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电影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让我们在一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子――小渔身上看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背景下东方文化的超越之道即东方式精神。 【关键词】《少女小渔》;东方式精神;东西文化碰撞 电影《少女小渔》讲述了留美大学生江伟为帮同来的女友小渔获得绿卡,被迫安排小渔与年届六十的失意作家老头马里奥假结婚的故事。这部电影刻画出了中西文化撞击的特殊情景,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少女小渔》以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小渔作为东方文化的载体,将其置于移民大潮带来的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中,立意是在探讨东方文明在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道路选择。电影以形象化的描写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东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不在于模仿西方激进的文化态度而失去自身文化的精神支柱,最根本的应该是自身东方式的精神升华。 一、东方女性形象 少女小渔是电影中十分典型的一个东方女性形象,她隐忍、坚韧、忠心、善良而又无私,但将这个形象至于海外移民东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小渔就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代表,故事在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的语境中演绎出来,少女小渔遂成为了“中国”的镜像。小渔的无奈、痛苦和挣扎,则更像是东方精神在西方强势文化环境下的艰难生存和抗争。 依赖性:小渔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其具有对男性的本能的依赖性。在电影一开头,小渔以“躲避”的形式出场。一条大红裙子,刷刷刷跑上天台,然后很专业地躲起来;在厨房中,马里奥曾问小渔:“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她笑了,腼腆地轻吐一个名字:“江伟。”这就是小渔,她为别人而活着,为了一个人,江伟,背井离乡,为她一厢情愿以为可以爱的男人顺理成章地牺牲掉尊严和自我。而江伟把她馈赠的爱情当作一种习惯,一种依赖和欲望的需求。专横和霸道成为他对爱情的另一注解。另一个场景是小渔和江伟两个人兴致勃勃地烧了一只螃蟹,满怀欣喜地拌着酱油分在小碟子里吃地津津有味,江伟在吃蟹身,小渔吃蟹脚。而小渔正如一只又一只的蟹脚,以为只有依附着江伟才有生存的意义。对于影片中的另一个男人,马里奥,小渔其实也存在着依赖。小渔在张伟家见到那个上海来的酒吧服务员,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出了张伟背叛的端倪,在回去马里奥家的路上,小渔为马里奥买了一份报纸并主动地与马里奥交谈。小渔就如一个受伤的少女,企图在给予别人关怀的同时寻求心灵的慰藉。其实小渔不仅仅是给予马里奥关怀,小渔和马里奥之间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 善良与感化性:小渔无疑是善良的。她将自己置于别人之下,她以江伟为先,以马里奥为先,甚至马里奥的妻子丽塔的到与毫不掩饰的排斥,小渔也表现出忍耐与退让。小渔朴素、纯真,她为江伟做饭、等他整夜;毫不犹豫的借钱给马里奥的老友洗衣以及最后在马里奥中风弥留之际,小渔最后选择了守候这个孤单的老人。而小渔在与马里奥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这正是小渔的善良与感化的作用。 女性的自主性:电影中的小渔具有一般东方女性的特性,自主性的缺乏。小渔偷渡到美国纯粹是为了江伟,来到美国之后她也是唯江伟是从。马里奥和江伟在谈假结婚时,问说他女朋友知道不知道假结婚的对象是他这么个糟老头子时,江伟说:“she has no choice . ”也许小渔真的没有选择,但另一方面也是小渔自己放弃了选择的权利。马里奥问她:“你为什么来美国?”小渔的回答是:“为了江伟”。这是的小渔脑中根本就没有自我的概念。但是,小渔在马里奥一次次的教诲“It’s your life”,以及江伟极端自我的表现中,她慢慢地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影片的最后,在江伟的威逼、恐吓之下,她还是留在了马里奥的身边,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同时小渔看待周遭的眼神同样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低头,不再怯懦,而是异样的坚定和自信。 当小渔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被放置于海外移民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小渔不仅仅是小渔,也不仅是一个东方女性的代表,而成为了“中国”的镜像。小渔在江伟、马里奥、丽塔中左右徘徊,艰难选择,也正是东方文化、精神在海外西方强势文明之下的挣扎与寻求出路的过程。影片最后小渔忠于自我,勇敢地做出决定的瞬间,是小渔自主性的发现同时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可以说影片中女性自主性的发现是东方式精神升华的一种具象表现。 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我们可以说看似作为一个中国移民的江伟,实质上是西方强势文明的具象表现。江伟作为一个赴美求学的大学生穷困潦倒,不得不在鱼市里做连自己都觉得肮脏恶心的工作,但江伟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个自尊心、占有欲极强的大男子主义者形象。影片中的床戏是人物的隐形旁白,它将张伟隐藏的狂躁、暴力和占有欲表现得淋漓尽致。江伟搂紧小渔:“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的人。”江伟代表了西方文明在至少是移民环境下的强势,而柔弱、隐忍、善良的小渔这是东方文化的具象表现,她好似被西方的强势文明绑架却也是一种自我捆绑。江伟与小鱼两个形象看似矛盾荒唐的安排,恰恰更好地突出了影片中的东西文化差异。 那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中,东方人和东方文化又如何生存、发展与突破呢?影片中马里奥对小渔自主性的觉醒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马里奥同样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物,郁郁不得志,但他同样是西方文化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可以说,在当时移民的大环境中,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既扮演了“绑架者”又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当中国移民千里迢迢奔赴美国寻找他们的“美国梦”时,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东方精神被西方强势文明压迫蚕食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引导来完成自身的精神觉醒。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无疑是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是我们这些东方精神的承载者,在面对洪流一般的西方文化冲击时的不失文化之根、保持自主性的一种清醒认识和觉悟。然而,我们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对于东方精神升华的引导作用,东方式的精神升华虽根本在于自身,但西方式的积极进取也不失它的借鉴意义。原作者严歌苓说:“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人物是文化冲突的承载者,而文化冲突的缓和又有赖于人性觉醒。 三、东方式精神的现实意义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主义蔓延,作为东方精神的承载者,盲目跟风地追随西方文化只会使自身失去精神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有有一种“文化自主性”,理性地做出选择,以一种东方式精神升华的姿态超越西方强势文明的压迫,打破种族文化的隔阂。《少女小渔》用其特有的方式将一种激烈、复杂的东西方文化碰撞通过小格局的海外移民挣扎生活形象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渔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代表,更是中国的“镜像”,小渔的痛苦与挣扎即当时东方文化在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艰难求生。电影最后小渔女性自主性的觉醒启示我们中国东方文化打破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方法,最优秀、最根本的就是自身东方精神的升华。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东方文化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其发展和进步之道也正在于此。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万达打造东方“好莱坞”牵手奥斯卡创办电影节 王健林称,他不仅想在好莱坞获得更大影响力,还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好莱坞。 300亿的巨额投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影视基地,集影视制作、会展和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功能的特大型影视产业园区――青岛东方影都于9月22日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变成了一场国内外大腕的盛会。美国奥斯卡学院、美国电影协会、美国索尼影业、华纳兄弟、环球影业、派拉蒙、狮门影业、韦恩斯坦影业、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以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巨头悉数到场。此外,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妮可·基德曼、约翰·特拉沃尔塔、凯瑟琳·泽塔·琼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李连杰、梁朝伟、甄子丹、赵薇、黄晓明、徐铮等一连串闪亮的名字也位列其中,整个启动仪式一片星光熠熠。 青岛东方影都除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产业园区外,为了最大发挥产业园的综合优势,美国奥斯卡学院、CAA、WME、UTA、ICM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中国电影家协会已与万达签订协议,将共同支持万达集团,于2016年开始,每年9月举办青岛国际电影节,目前国际电影节正在国家有关部门报批手续。电影节期间,将设奥斯卡日,由奥斯卡学院举办系列主题活动。除此以外,奥斯卡学院还将与万达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同时,世界四大艺人经纪公司承诺:每年将邀请30位国际一线巨星和导演参加青岛国际电影节。这是86年来奥斯卡学院首度走出美国,支持其他组织举办电影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由于集合了众多世界顶级资源,万达有信心、有能力,力争3至5年将青岛国际电影节打造成世界排名前例的国际电影节,改变中国没有电影文化世界品牌的局面。 如果说电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那么电影节则是一个国家电影的“门脸儿”。就目前国内已有的电影节,无论在影响力与关注度上都无法无法与国际知名电影节媲美。本次与有着成熟运作方式与经验的奥斯卡学院合作,肯定能给传统的中国电影评奖活动,带来新鲜方式,再加上万达纯民营的超脱身份,可以预期未来的青岛国际电影节会有些不一样。至少从启动仪式的阵仗来看,很有可能起点较高、星光亮、巨头多。最起码能够保证参展的片子不会太水吧。 青岛东方影都位于青岛市区西部,项目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影视会展中心、汽车极限秀、万达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滨海酒吧街、国际医院等多个项目,是世界唯一具有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特大型影视产业园区,计划2016年6月项目一期开业,2017年6月影视产业项目全部建成开业。 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外景区设计有欧陆风情、明清古都、阿拉伯世界等多个外景地;制作区有20个摄影棚,有世界最大的1万平方米摄影棚、世界唯一的固定水下摄影棚。制作区还有世界一流的音效、混录、动漫设施和服装、道具、器材加工厂及IMAX全球研发中心。有中国面积最大的电影博物馆和影视名人蜡像馆。 为保证青岛东方影都建成后的成功运营,万达已与多家全球影视巨头和艺人经纪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每年将有30部左右外国电影在此拍摄制作。同时,还计划引进50家以上的国内影视制作公司,确保每年不少于100部国产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制作。 对于东方影都的前景,王建林充满信心,“2018年前,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将超过北美,2023年前将达到北美票房收入的2倍左右。世界电影市场的发展就在中国,原因一是逐渐富起来的13亿中国人口规模;二是每年超过4000块优质电影屏幕的产业发展速度。他还表示:世界电影人士谁更早认识到这点,谁更早与中国合作,谁就能更早受益。”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优秀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优秀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艺术论文: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一、《西游记》的艺术色彩 《西游记》中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直接展现着作品的艺术魅力,直接使用趣和幻两个词就能概括该作品的特色。这里讲述的幻,指的是奇幻而不是单纯的幻想;而趣指的是奇趣,不是普通的趣味。小说应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故事情节,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个奇幻精彩的世界。《西游记》融合了大胆、丰富、绚丽、奇特的特点,是古今中外小说中少有的经典作品。其中塑造的角色不仅有共性,也有异性,人气、魔气、仙气兼备。最鲜明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出自一个仙石,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使得石内出现仙胎,后来迎风而出现石猴,因此一出世就仙气围绕,生来就能跑能跳,两眼闪出金光,连天庭都惊动了,这都展现出他的仙气。但是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包含魔气,整日扎耳挠腮、连蹦带跳,具有魔的特点和形象。除了这些,孙猴子还通晓与人交往,因此还具有人气,这就将三种融合在一体。《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具奇趣的作品,集合了娱乐和趣味。在护送师父取经的路途中充满险恶,妖精也法力多变,处处打斗,孙悟空每场战斗的胜利都经历一番磨炼,但是读者能轻松愉快的阅读,没有一丝紧张和沉重。这部作品就是使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现实,提高了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在该部作品中随处可见讽刺、幽默的手法,因此胡适曾评论它是“游戏笔墨”。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充满幽默,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跟任何人都能开玩笑,即使见到天庭的玉帝,也是说完就走,没有什么礼貌,求人办事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要求没有实现就开始大闹天宫,玉帝见他都害怕。由此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另一个艺术特点———使用生动形象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构造角色风格。在每个故事中都巧妙地展现出尖锐的矛盾,这些都映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小说世界中,作者努力刻画每个角色风格,使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内心的展现程度也随着斗争的加剧而加大,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进到神仙生活的洞府。在《西游记》中使用贴近现实的语言,以此展现人物特色。作者塑造的孙悟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角色,时而急功近利,喜欢被别人吹捧。在小说中描述了几次猪八戒用话刺激他,有次师父将孙悟空撵走,猪八戒使用激将法,孙悟空就回去解救师父于水火之中。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和故事的创作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将人类和自然界中虚幻的景象以魔幻的方式展现出来。作者塑造的人物有些是脱离现实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物体现的还是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来塑造的。可以说,现实生活是《西游记》中全部角色和虚幻世界的来源,此外作者和民众的某些美好愿望也都蕴涵在神奇的形象下。故事中构造的72变、取经的81难以及各神魔法力都充满神奇,他们各自的法器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高达6750公斤,能够自由伸缩,小的时候能放在耳朵内,大的时候能捅破天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通常缩小放在口中,它能将火焰山的火扇灭。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奇光异彩的兵器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界。在这些神奇的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现实的目的,作品中为了使这些兵器更加真实,还创作了使用的角色和环境。比如孙悟空生活在花果山、水帘洞,喷火的红孩儿生活在枯松涧火云洞,老鼠精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洞,这些都是《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色彩 (一)夸张的影射众多讽刺作家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便是夸张。正是准确地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斯威夫特才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该小说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的主线主要是外科医生格列佛在海上的经历,途中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故事都将英国18世纪上层社会中存在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等展现得活灵活现。在小人国中,人人的身高都矮,国王也就比他的臣子高一个指甲,但却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王。这里的人要想当官,选拔项目就是跳绳,跳的高度与获得的职位直接挂钩。如果只想做部长,只要你够灵巧就足以,而无需其他技能,这些都夸张地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人员的无能。在小人国中也存在政党,但他们有自己的标志,拥护甲党的人穿高跟鞋,拥护乙党的人穿低跟鞋,这些都反映出英国社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者重点想要表达这两党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却要加以区分,着实可笑。 (二)突出的对比斯威夫特使用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使用对比。在其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描写在大人国中,自己的何等的渺小;而在小人国,自己又如同巨人。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且融入了突出对比的讽刺手法。在作品的开头,格列佛进入小人国,在这里他感到无比的优越,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身高上,就连理解力也远远高于他们。出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格列佛处处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他眼中的小人国在生活和社会制度中都是那么的落后。然而在作品的下一部分中,他进入了大人国,此时再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智慧相比,感到自己犹如小人国人们一般是那么的渺小。倘若在小人国中,格列佛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处处都比小人国好,而来到大人国,自己变成了一名小学生,用好奇的眼光去了解这个大人国。两种完全相对的社会形态也映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具有的种种纰漏,此时的英国好比故事中的小人国,不再是完美的集合体。经过诸多国家的格列佛已不再是作品开头时的他了,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也由开始无条件的接受转变到完全否定,这种对比的讽刺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精深之处。 (三)强劲的反讽应用斯威夫特最常用的讽刺方式之一便是反讽,让读者自己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它的绝妙之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读者的信任,希望自己能和广大读者共同讽刺社会中所有的荒谬之处。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反语,也给大家展现出自己幽默风趣下的讽刺手法,反语的应用使作品中的讽刺意味达到顶峰,此外作品的灵魂也通过强劲的讽刺展现出来。对于斯威夫特的创作手法,评论家司各特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丰富了作品的品德,他的反讽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不稽,并将无法相信的事情通过故事结构和人物风格转变为真实,在描述的多层面上和刻薄上,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无法比拟。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政治问题和反动的宗教统治,这些都被作家进行了无情的、直接的、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时有直接指出,时有借助他人之口,更甚时恶语相讥,这些描述都展现出作者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意味。不仅如此,作品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也充分展现在虚实结合的故事情节上。该部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但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细致、真实、准确的描写让读者感觉这样的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三、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评判标准,都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残暴统治和不公进行了抨击。对于严肃而高尚主题的表现,作者们都使用幽默而讽刺的手法,恰当好处地衔接起真实与虚拟、现实与幻想,实现真正的严肃与幽默的结合。这两本小说都坚持讽刺来源于真实的原则,将讽刺看成小说的主题艺术,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和充满活力,也在讽刺的创作中展现现实社会的目的。尖锐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一直贯穿《西游记》的始终,也寄托了作者对小说中的世界的爱恋。不仅如此,众多的游戏和调侃的语句充斥在作品中,使得作品处处散发着诙谐和喜剧的气息。小说偶尔出现的戏言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主要是为了中和小说的氛围,提升作品自身的趣味。这些随意的戏言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起到点睛之笔的功效,有时也变成反讽社会的兵刃,还有些戏文加速神魔的人性化。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抨击和讽刺。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出现的残暴统治和宗教势力,作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对于当时的司法制度、殖民侵略等不人道的行为,作品也使用寓言故事映射出来,对当时的丑陋现象进行严重的抨击,以此实现讽刺作用的最大化。 作者:杨昕单位:宁夏医科大学讲师 文学艺术论文: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上来分析两种艺术之的内存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生活中,进行劳动作业或日常人类相互交流时,都会发出或长或短、高低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或有节奏或无节奏,这些都可以表明音乐已经初步存在,并在人类的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使用了。而文学是在人类真正有了语言和简单的文字之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从这点上看,音乐艺术要先于文学艺术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二、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最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曾提到过:“音乐是情感生活的摹写,情感、95学的知识,掌握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音乐题材的作品进行心理疏导。其次,建立独特的教学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音乐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音乐的内涵,增加创造力就要改革教学体系。首先,学生要提高“听”能力,不同的音乐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慷慨激昂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轻松愉快,在教学中要动地如何利用音乐素材。其次,要注重“看”的能力。有好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它们不仅仅给人以听觉的享受,更给人以视觉的感官刺激,多利用这样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以更好的领悟音乐的内涵。再次,培养“想”的能力。音乐教育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一个音乐作品展开丰富的联想,以加深对音乐作品背景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感受,开拓学生的视野。最后,要开展更多地音乐表演形式。学生所学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氛围,一曲优美的歌曲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通过开展更多地文化演出活动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才艺表演、合唱、合奏等等,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增加集体荣誉感增强自信心,通过大型的演出活动,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的分工、协作、与人交流,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蕊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艺术论文: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仅专注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缺失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严重不足,影响着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对此,我国各高校应亟待解决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教育的培养。 二、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教育意义 1、文学艺术修养可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人们通过语言来实现情感交流与传递思想见解,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修养来实现,教授学生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启发。如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素材,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词汇、句式及表现方法,学习和欣赏文学作品,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语感得到提高,从而更好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与情感。此外,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能够让学生掌握立意论证、文章布局等技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利用文学与艺术传情达意,从而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2、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哲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表示,艺术比知识更有想象空间,利于拓宽人的思维,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在实际教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是伴随他们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学艺术使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居里夫人曾认为对科学研究与探讨的过程是对美的探寻,而实际上的确如此,理论的研究与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极具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美的奇迹。而对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际是指对他们进行职业岗位的审美培养,使大学生热爱自己今后从事的岗位,通过文学艺术修养在岗位中发现美、创造美。 三、当代大学生加强文学艺术修养的策略 1、开设文学艺术课程 文学艺术课程,实质是指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挑选优秀、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尤其是要将作品中的精神、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对文字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对于文学艺术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依据学生与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以自由形式为主,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 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主要是指拓展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文理学科的渗透,根据当代大学生现有实际水平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对人文素质类教材的编写,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作用 各高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积极有 趣的文学氛围,开展人文艺术节、沙龙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歌唱等),社团文化艺术节,举办各种人文、艺术讲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从中收获快乐与知识。同时,在校园环境中也可以营造一种文学气息,如在校刊、黑板报上可以开设文艺专栏,让有才能的学生在上面任意施展才华;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增添文学艺术形式,小桥、亭子等都能营造出文学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 4、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已经对学生进行了文学艺术的理论知识的熏陶,所以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实际应用能力,从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文学艺术修养通过学生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以展现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与人文魅力。 四、结语 据调查,世界百强企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学生在掌握过硬的专业素质之外,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我国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的培养,开设文学艺术课程,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大学生成为技能与素质型的通识人才,进而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 要 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 键 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 正 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浅谈“虚静”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 论文关键词:虚静 无己 游心 大明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首倡“虚静”。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结合的理论学说一一虚静说,其形成之后便浓缩并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后经历代文人稚士的生发、阐释、改造、与完善,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思想、艺术创作、美学意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理论观念。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中,“虚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心里概念和人们所追求的思考潜想的至境。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老庄有关“虚静”的观点及论述,剥离其中的虚无、迷离的消极意识,进而去研究虚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索艺术创中构思阶段的独特规律。 “虚静”思想是老庄学说的优秀概念,庄子和老子都有相当多的论述。首先是老子对“虚静”和达到这种境界途径的解说。老子为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致虚极”,强调了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其中。惟虚怀若谷,方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守静笃”,讲的是应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静”字不放,这是得道的不二法门。老子认为只有做到这六个字,才能体认到宇宙本原的“道”,才能保持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状态老子是虚静说之首倡者。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离也。《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没有这种心境,意会认知深人不下去,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在《庚桑楚》篇里,庄子写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需则无为而无不为也。mf ai rs 63、这可以说是达到静虚心境的具体条件。如何才能其备这个条件,庄子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即忘记自己,从精神卜超越个体有限的存在,摆脱一切“物役”达到独立无待。在他看来,“无己”而后才能“无待”。“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就会有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只有忘记自己,才能保持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是非好恶所限制,完全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忘己之人,是谓人于天”。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庄子认为这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修养过程,为此他又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完成这个过程。所谓“心斋”即是一种摒弃情欲,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认为道是不能靠耳目感官及心智把握的。只有精神保持静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道。所以他又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免。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世间)))懂得“心斋”这个道理,心志保持专一虚静,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坐忘”,也即彻底忘怀一切,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身心完全与道合一。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修养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大宗师》里庄子通过颜回向孔子讲述自己进步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境界。颜回首先忘了仁义,后来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在庄子看来,要与无限的“道”本体合而为一,人的心灵必需经历儿个阶段的精神修养。首先,要消解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使人不做本能欲望的奴隶。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最后阶段则是能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首先从“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大家知道,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达生篇》里有四则寓言,分别是“拘楼承绸”“操舟若神”“踏水如履平地”“梓庆削木为糠”。庄子利用这些寓言故事说明“达生”之“道”在于“斋以静心”。尽管这些寓言故事的宗旨是阐明体悟大道的途径,不是讲述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把它引申为庄子对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见解。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厄r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老巴尔扎克也曾有过山于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过于憎恨,一直怠慢了自己的来访朋友,闹出了笑话。 其次,“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我们知道,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腮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烟酒之类的刺激,这的确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虚静”思想是孕育了田园诗的自然美。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一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朋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 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eli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此外,“虚静”作为一种艺术欣赏范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庄子认为文学鉴赏与审美的最好心态也是“虚静”。他认为有虚静之心才能看到艺术的细微处;而且只有虚静之心,才能达到鉴赏中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他称之为“大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 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静,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 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 遂于大明之上矣。” 这种“大明”境界的获得是文学审美鉴赏中的飞跃。人的精神修养通过“忘”的方法达到这样的阶段和境界时,就能够“照彻”,即心境达到一种清明洞彻。经由这种清明洞彻、如日朗照的空明心境,我们才可以见道。“大明”的境界,也是一种“物化”的境界。审美感受中物我合一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在这里是以莆美的态度体悟人生。当我们进人“大明”,境界时,审美主体便神情贯注地与客体合而为一,欢快白得,不分物我,从而人们在这种欣赏主体与对象的融汇中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享受。 文学艺术论文: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探索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教育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丰富的美学元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具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也成为中专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虎门销烟》《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作者:方兴海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p#分页标题#e# 而舞蹈表演者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正确领会舞蹈作品中的深刻内涵,从而准确完美地加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舞蹈、舞剧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等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舞蹈主要表现的也是生产、生活、民俗、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常见的中外舞蹈,诸如习俗舞蹈、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教育舞蹈等,不管是探戈、仑巴,还是爵士、恰恰;也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只是舞蹈的划分方法不同,归类不同,种类有别而已。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内容都是相近或相同的。有些文学源于舞蹈,有些舞蹈起自文学。伟大诗人屈原的华章《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则是先有文学故事,后拍成电影,然后才编导成芭蕾舞的。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与作品内容共鸣的精神活动,并且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这种审美活动取决于舞蹈所体现的文学性与文学美。自然科学追求真,社会科学追求善,文学艺术追求美。孔雀的开屏,猿猴的攀爬,鲜花的绽放,草木的摇摆,无一不是它们诱人美丽的舞蹈表演,都是美的表现。艺术在展现美,展现一种文学性的美。舞蹈是在用肢体语言尽情完美地展现文学性与文学美,以起到赏心悦目的教育影响作用和娱乐效果。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人们公认为最好节目的《千手观音》,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姑娘用生命的感悟创造出的完美艺术。她们用婀娜优美的身姿和天使般的微笑,表现了真善美的民俗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荡涤了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浅薄、浮躁、纷乱、烦杂的欲念,体现的正是许多文学作品所倡导的广施爱心、弃恶从善、人际和谐、社会安定的精神内涵。大型组舞《黄河》表现了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深刻性的中华民族的魂魄;群舞《黄土黄》以夸张变形的体姿、鲜明强烈的节奏,体现了西北人的雄浑和粗犷;《一把酸枣》舞出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和美丽爱情的无情扼杀,以死亡鞭挞了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些舞蹈,无论是反映过去,还是反映现在,抑或是表现对未来的渴望,都深深地蕴含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文学性,都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完善自我。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看法,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人们奋发向上”[5]361。 综上所述,各种艺术永恒的生命魅力,应该得益于它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而这些恰恰都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因此,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是竞放在艺苑的瑰宝。 文学艺术论文:传统文学艺术发展思路 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文学艺术论文: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 文学艺术论文:长城体现出的文学艺术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开启了工程,这个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十分繁杂,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才连成了万里长城。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有6700公里。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的雄伟气势,世界奇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芳华,却变得更有韵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的亘古不变,永恒如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长城地带是文学艺术生长的一片肥沃的土地,它曾被许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颂,其中包括诗词赞颂、欢歌高唱、书法绘画等,也曾被嵌入了许多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中当背景,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戚继光坐镇蓟州等,长城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象早已经深得民心,不仅受千万中华儿女的爱戴,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慕名而来,一睹其雄伟的光景。 一、长城的历史文学艺术 早在几百年前,万里长城就被列入了中古世界八大奇迹的行列。长城由于修筑的时间和工程量都是十分艰巨的,在这样的奇观背后,其深藏在内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封建社会的政治历史、战争和文化事件都给予了这座丰碑不断的风雨洗礼,使其蕴藏了艺术的光辉。长城建筑的城墙城门、关城和烽火台等都给古代文学家带来灵感,从而促成了许多诗词歌赋和民间文学的诞生。 (一)长城与边塞诗词文学艺术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极其重要的流派,有不少的骚人墨客,诗人词家在长城的雄伟风韵的熏陶下,将长城和离别融合,将悲痛之情、斗志之情洒于长城,写下遗留万世的诗词名句和不朽的篇章。受百姓千载传诵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词;还有将长城关城和战争结合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王昌龄的古往今来的不朽诗句。更有伟大领袖借长城的雄壮河山景色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些历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踏遍长城,而长城本身就是建筑中的艺术奇迹,为它所留下的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长城与民间传说故事 长城铸就出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都还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也给文学艺术带了一丝光芒,有的将传说编制成文章,有的为了让传说故事变得更充满传奇色彩,加以创新改编,形成一个丰富的故事。 在许多的传说里,最著名的当然非“孟姜女哭长城”莫属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善良女子,有一天她在家里的院子干活时,发现了一个为了逃难而躲在她们家院子里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范喜良。由于当时秦始皇为了建造长城而到处抓人去做劳工,但长城的建造历时相当长,而且施工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耗去的人力物资也是难以计数的。此后,俩人日久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但在结婚当天,范喜良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劫难,被官兵发现后抓去做建造长城的苦工。 孟姜女为了能和丈夫相聚,就踏上了寻夫的道路,经历了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到达了长城建筑的工地后,她向工人们询问,有没有范喜良这个人时,工人告诉她一个噩耗,丈夫已经去世了,尸首被填埋在了长城的城脚下。晴天霹雳的噩耗劈头而来,孟姜女伤心欲绝,在长城的城脚下止不住哭泣,一直大哭了三天三夜,似乎连老天都被感动了,下起了倾盆大雨来,风也吹得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十分不寻常,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段长城发生了坍塌,而露出来得正好就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终于见到了逝去的心爱的丈夫。那天之后,孟姜女因为对丈夫的深爱而哭倒了长城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二、文学艺术对长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旅游事业由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因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中。而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宣传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华的另一个威武象征,如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 而恰恰是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点燃了长城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点的导火线,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因为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来长城挑战自己,希望能一睹万里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通过这独特的雄伟奇观,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深藏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长城因为有了奔腾起伏的文学艺术的点缀,而将内藏的文化气息展现出来,给中华大地画龙点睛,在文学艺术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映入眼帘的长城雄风,为历代的文学艺术家勾起灵感,文辞的风格各异,有抒发悲壮之情的,有描写兵民生活疾苦的,还有形容戍边征战的,这些生活的诗篇都为长城穿金戴银,披上光辉的衣裳。 三、千年帝国和万里长城 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自然而然会联系到中华帝国,就如同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古埃及一般。在神秘辽阔的中原,一直屹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华的形象代言人,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这要和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联系起来。 (一)卡夫卡与万里长城 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享誉盛世的奥地利小说家,一生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卡夫卡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生前就偏爱研究道家思想,还读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古代著作。而他所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通过表面描述中国的长城建筑和历史,深刻的透露出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传统与长城。 虽然这一部小说读起来并不是通俗易懂的,但在篇章与篇章中,起承转合,能够从中读到一种西方的中国长城文化,长城的成功建造已不仅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特殊的奇迹意义。#p#分页标题#e# 而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与当初封闭保守的中华帝国的联系也是相当复杂繁多的。这一部天书般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开始进入一个巧妙的中华时代,不断地剖析了修建长城的方式和修建时所引起的矛盾与战争。小说的整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解修建长城其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建筑的本身,而是揭示了修建长城与民族之间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通过描写修建长城的总过程透露出中华帝国是个权利和阶级都分明的国家,使用隐喻的手法,将中华帝国的本质和百姓生活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是怎么表现的完完整整地质朴地叙写出来。长城的筑成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就像是一个梦幻,从无端处开始,又止于无端处,帝国领导者、普通老百姓、无休止的修建工程,这些苍老的剧情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无限延伸,一个万里长城成就了许多的文学艺术,承载了数代人的悲伤离别,也揭开了一个古老帝国的序幕。 (二)西方文学里的长城时代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曾这样写道:“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这就是西方文学中的长城时代,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时代。他们透过修建长城来看彼时的中国发展,长城在当时具有的军事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从为了抵御边塞部落的侵袭,一直到今日的华夏标志,长城时代在西方的文学里不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长城时代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修筑长城而活,上空盘旋着战争的硝烟,耳边传来的是阵阵的军队声音,再多汗水伴随着城砖的堆砌,都化成了工人们归心似箭,融合成了诗人和文人的滴滴墨水字迹的灵魂。 四、结语 文学艺术的传播在长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不断地被持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城已经成为我们中华的一个稳定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长城,向世人宣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象征民族坚强的体魄,以其巍巍雄姿展现出坚强不屈的毅力。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还需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在文学世界里点缀了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通过长城建筑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唤醒世人对民族的文化的谨记,文学艺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信息推向全世界,使长城悠久的文明历史价值走入世人的视野。因此具有的独特景观和气势,与中国富有壮丽河山的盛名相呼应。而关于东方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为这个古中国带来多少警示和多少统治的意义,已成为历史,帝国中生活的臣民的心态是否平衡也已然逝去,失去意义。 给我们留下深深思考的是将来应该如何利用文学艺术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延伸到现代。千年的帝国苍穹和万里长城遥远地述说着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的传说,无论是权力至上的秦始皇,还是贪婪腐败的无能官吏,或是懦弱愚昧的百姓,都一样的精彩,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这就是本质,令人无法不佩服的长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题材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单位:赣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文学艺术论文:三毛文学艺术魅力初探 一、题材新颖、情节曲奇 三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让她的文字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她用色彩缤纷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她看到的异族文化,那些奇特神秘的异国风情总能让人们神经振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强烈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往下看。题材新颖,情节曲奇成为她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荒山之夜》中三毛为我们展示了~幅沙漠战斗图。那晚,沙漠被风吹成一个个弧形沙丘,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是那么的柔美。可是最心爱的荷西却陷入了死亡的黑洞之中,险些丧命,这与前面的没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奇妙的情节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三毛为救生命中的唯一,情急之中,向吉普车上的男人求救,但是没想到车上的男人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起了歹念。几经波折中,将读者的心悬在半空,情节跌宕起伏,增添了作品题材上的艺术魅力,然后荷西在三毛的艰辛的救助中脱离了魔爪,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毛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早已忘了自己的生死,世问这么有真性情的女子我已不多见,那份清心净目的感觉让人深深感动。 二、人物形象多样、情感内容率性真实 三毛善于在描绘景物中着重写人,人物形象多姿多彩,形神各异。娃娃新娘》里面那个无知愚蠢的姑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展现出的是沙漠上沙哈拉威人古朴野蛮的结婚风俗,通过只有10岁的主人公姑卡的惶恐不安、痛苦不堪以及无奈的内心世界,突出了这种荒诞的风俗对未成年女性的伤害。还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三毛通过对瑞典老人义务为地区打扫街道,银行退休的老人主动帮助作者种菜,七旬老人热情主动无偿地给邻居们做零工等真实的描写,把世间的真善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物描写使得作品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动人。再如《哑奴》中那个贫困而善良的哑奴,作者用中国人的爱心写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具有悲惨遭遇的人物,表达了作者在为正义与自由而呼吁的善良的心声,也表达了她对下层人民的施舍与怜悯,对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穷困人民的爱。再如《卖花女》中的卖花女;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陌生人的死》中的加里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毛说过:“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生活给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但是写作只是“蛋糕上面的樱桃”。正因为三毛如此坦率,让人在阅读她的文字时,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进去浏览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三毛作品的成功,正在与在巧妙地运用了写实,直面人生,“我笔写我口”,率真地写出了真实的自我,执著地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而不是背对现实。无论是Ⅸ撒哈拉沙漠))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切故事都是以贯穿始终的真人真事、真景真情强烈地吸引读者,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 三、语言幽默诙谐、叙事生动率真 “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也就是文如其人,三毛散文语言时常显得幽默诙谐。Ⅸ白手成家》有这么些个文字:“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这里写的是荷西拿到薪水后,三毛与其丈夫荷西两个跪在草席子上一边数着钱,一边筹划着去购物,以装修他们沙漠中那个简单而又幸福的家。夫妇两人并不是钱奴,但此时看到钱时的心情与钱奴无异,所以这种反差使得语言非常俏皮。再有三毛向荷西介绍一些中国菜色的时候,往往会用些比喻,这些俏皮幽默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将粉丝叫做“雨”,还顺1:3对荷西吹牛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的哦!”然后有写道:“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这一连串准确而幽默的文字将夫妇两人幸福的笑生活展现地淋漓尽致。再有三毛夫妇去卖鱼,不是很顺利,就连唯一到手的一张收据,也误人了洗衣机被搅成了泥,这些小灾难让人忍不住又笑又怜。。三毛却幽默地说:“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啊!我们又要吃马铃薯了。老舍先生说过:“幽默是一种心态”,三毛用一些不常见的幽默诙谐与潇洒,生动地描绘了她生命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用这种诙谐的语调把她的爱情诠释的十分真切。三毛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靠着讲实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来深深地吸引读者,她的文字有着日记式的随意性,但却以情动人,充分展现了率真美,从中读者可以感受的到作者的一些纯情与真诚。三毛愿意将生活中的困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把真情披露出来,抹掉隐私的一面。Ⅸ素人渔夫》中,作者描述了她和荷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去海边捉鱼,靠着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为生。在车经过旅馆时,她叫荷西停下来,然后伸头向门内张望着,再向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打招呼,但是恰好碰到了经理走过,三毛只好溜回车上去,最后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终于把鱼给卖掉了。如果文章单纯写卖鱼,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畏畏缩缩地卖鱼的过程,展现了自己那种内心深处的清高,这使得文章更具有吸引力。II三毛的语言不仅具有率真美,而且还非常的鲜活生动。三毛是这样形容沙漠的:黑色的沙漠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白色的沙漠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fI早晨的沙漠是: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I黄昏的沙漠: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 四、结语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充满灵动的字眼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化的生命世界。一页页走过三毛的世界,放佛可以看见她穿着棉质的长裙,穿梭在沙哈拉沙漠上,带着对荷西永远的记忆,依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文学艺术论文:文联文学艺术创新总结 *年以来,我县的文学艺术工作确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项目立县和全民创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并围绕这一目标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今年5月23日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纪念日。为了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县文联精心部署、准备,召开了学习纪念《讲话》发表65周年即文艺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座谈会,共组织10篇文章,各协会都有代表发言,总体质量很高。这次座谈的特色是把两个《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即把同志的《讲话》同去年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一起学习,一起领会,重点学习掌握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一切”的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开展了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今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朝阳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了全市弘扬创业文化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我县不仅安排演出场次多,(其中包括:闭幕式等重头戏,)而且自编宣传创业政策的文艺节目多,参加的演员多,演出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我县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表彰。 三、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工作取得新成果。今年在组织各协会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文艺精品上有新突破。李国文的长篇快板书《神虎将星赵尚志》出版后,在第七届中国世界大采风活动中获“着作金奖”。郑海涛、周连山、雷艳华、王化东、马占云、李广智等都创作了新的小说、诗歌、楹联等文艺作品,瓦房子小凌河文学社的文艺专刊越办越好,初步统计有五十多篇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姚旭东创作、柳城镇郭家小学演出的弘扬道德建设的校园短剧《昨天、今天、明天》获得省级优秀创作奖和感动观众奖。同时,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其中,戏剧家协会出版了《朝阳戏剧曲艺作品选》,摄影家协会出版了《我的家园朝阳——王文武摄影作品集》,市、县文联和市摄协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首发式;楹联家协会出版了马庆文的《行草诗联》。还有一些作品已经完成出版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了同各地文艺界的艺术交流。除了车淑珍、夏柏森等艺术家参加全国性艺术交流、进修深造外,专业演员姚旭东、王甲华等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演出活动,已成为朝阳县的品牌,其中姚旭东的小品上了今年辽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市、县文联联合举办了庆“七.一”邓集文个人书画展。邓集文的书画作品长期在双塔区红山艺术馆展出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先后到喀左县文化艺术节、河北省秦皇岛市象山书画文物交流中心展出。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县文联为这些艺术家搭建平台、创作条件、提供服务。11月省文联副主席尹忱到朝阳县调研,对我县工作给予赞赏。 五协调指导各协会开展活动,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除了上述主要活动外,各协会都发挥优势,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楹联家协会在国庆节前成立了尚志分会,还获得“全国楹联文化县”称号。古山子乡二道小学“琼林楹联社”、瓦房子中学“小凌河楹联社”被评为全省先进楹联组织。楹联、书法协会在春节前共同组织人员下乡为农民送春联3000余幅。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编排、执导了纪念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和波罗赤镇南洼村第三届文化节、北四家子乡李春军新春歌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辽西刺绣”、手撕画、根雕等艺术作品,有的已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此外,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正在筹备庆祝纪念朝阳解放*周年书画作品展。 六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 文学艺术论文:人物画文学艺术 摘要: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反映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幻与前进而不断发展,中国画紧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地出新。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最大,成就最突出。它以鲜明的有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当代性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贫穷、愚昧使之文化保守主义统治,再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又使中国沦入百年的屈辱与丧权,那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景况,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这样的动乱之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为之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诸如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于民族危亡之时亦不忘其拯救中国的文化,他们都大声疾呼,近代的中国画陈陈相因,可谓颓败极矣,对中国画提出过革新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写实造型”、“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然而他们只是说道者。实际的革新者还必须依靠实践家,拿出作品说话,才能算数。于是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特别是徐悲鸿,他为开辟20世纪新时代的人物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旧的中国画人物画其落后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以为从内容上自元明清以来封建专治,绘画创作回避现实、脱离时代。中国画其原有的意象美学是高于摹写客观的绘画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十分精辟的理论,然而多年来背离造化,仅仅转移摹写复古恋旧。因而徐悲鸿等人对300年来画坛完全脱离时代的抄袭之风给予了抨击,对于人物画衰败已极的状况十分深刻十分具体地作了点评。徐悲鸿指出:“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简,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首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跳舞强藏美人足。”就连陈老莲,他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 我们掩卷深思,徐悲鸿这一切中时弊的描述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想一想,这样的具体认识也只能出自实践家之口,只能出自具备了精深人物造型能力,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美学涵养的画家之口。这使我们纵览近代画史,除过任伯年有几幅描绘民众生活的人物画外,(如:《疏雨牧读图》、《何以诚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吴昌硕肖像》〈两幅〉)整个画坛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实可谓凤毛麟角。换句话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画人物画,基本上呈现于远离现实的复旧状态。 徐悲鸿等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改革主张,并从办教育入手,他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强调真实之美,主张对各种客观对象的描绘,其方法、手段,从合法的自然为依据的绘画科学教授学生。把西方传统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以此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这种认知从艺术上看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的作用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发展。同时徐悲鸿身体力行地从油画、素描、国画诸方面开辟新人物画的创作天地。他的《陈散原像》、《愚公移山》、《泰戈尔肖像》以及主题性国画《九方》,鸿篇巨构《愚公移山》等作品,紧扣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振兴的坚强信心。一反俗套,从造型结构的精确到神貌个性化的刻画,体面与线描的有机结合,都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 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他的西画人物造型功底深厚,面对真人又多用毛笔直取,线面光影明暗结合,写山石皴法,中西融合,使人物画的写真技法达到极高之水平,而且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特征,都是可以与西方大师攀比,在世界画坛留芳千古。苏联人赞誉蒋兆和是“东方伦勃朗”,“中国的列宾”即是佐证。 蒋兆和30年代创作近百幅人物画,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这是一幅极富爱国、爱民之心的艺术家对黑暗时代凄楚沉痛怨诉呼号之稀世珍宝。蒋兆和自序说“知我者不多,爱我之画者尤少,惟我所同情者仍街旁之饥殍”。他笔下数百个处于苦难境遇的男女老少,各个动人心魄。长卷式又大如壁画的形式,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当代世界画史之经典并不为之过分。 进入50年代之后,蒋兆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变故都有人物画创作,虽然有配合时事与政策之感,然而也反映了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创作道路的一贯性,时代变迁的脉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成为一条主线。 5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杰出的人物画家层出不穷,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为歌颂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饱满的革命热情,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切入所处的时代,直接、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各种人物为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老一辈的人物画家叶浅予的《和平解放北京》、《民族大团结》,年轻一辈的石鲁、李斛、黄胄、方增先、周昌谷、杨之光、王盛烈等都有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更年轻一辈的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等,数不清的人物画家大量的风格流派和作品涌现,组成了中国画人物画奇伟瑰丽浩浩荡荡的洪流,其成绩之辉煌,与当年徐悲鸿所批评的那种中国画人物画的状况相对照,更可以看出百年来人物画确实进展不凡。 我认为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可以在世界艺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一改过去脱离社会、重复古人的积习而紧随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表现当时的现状与民众生活,他以可视的当代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与层面的变化和真实写照,借鉴了外国的写实画风和技巧,以强有力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形式显示了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生命力。须知,当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来到中国时,西方正在盛行各种现代流派,中国人没有追逐时尚,吸收的是写实画风,因此,近80年来中国人的写实技巧与能力在迅猛的提高,在20世纪终了之时,回顾一下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的状貌,面对事实,和西方相比较看一看谁强谁弱,这一明显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性和民族特色摆在世界画坛的行列,却是别有天地而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应该自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优秀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优秀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优秀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优秀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优秀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优秀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优秀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优秀,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优秀,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我国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我国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 新课程改革对我国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素质化的要求,以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为目标,带动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但是部分学校的高中语文教学工作还存在着“三个不到位”现象:一是部分教师课改理念领悟不到位,还是抱着应试教育的陈旧思想,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应对高考这一终结目标,重结果不重过程,重分数不重能力,重成绩不重素质,这样的观点制约了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有效进行;二是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推进不到位,部分教师还是习惯于灌输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将所有应知应会知识点罗列出来,进行传授巩固和记忆,课堂教学舍不得花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思考,没有能够创造平台让学生进行自主思维,导致课堂教学改革停于表面、流于形式,未能真正体现学生主体地位;三是学生语文综合素养提升不到位,有些学生虽然应试状况较好,但是在语文综合素养方面却存在着一些短板,普通话发音、朗读能力、书写方面、理解能力、构思创作能力等等,并没有得到协调发展。 二、切实转变理念,夯实推进措施,有力保障语文教学深入进行 我国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都应当牢牢把握新课程改革的精髓与方向,号准教学改革的脉搏,以扎实有效的措施保障语文教学深入开展。重点要抓住三个方面: 一是要始终秉承课改理念不动摇。高中语文教师应当将新课程改革精神的学习落实作为重中之重,从思想上转变认识,将促进学生综合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第一要事、第一要责,将贯彻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作为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始终沿着这样的方向不动摇,并且要广泛汲取其他老师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坚定不移地推动教学改革深入发展。只有坚定了这样的理念,才能够有效克服片面的应试理念,才能够将教师的精力从题海战术、时间战术、灌注式教学等方面解放出来,为素质化教育的推进拓展空间。 二是要始终推进模式优化不放松。高中语文教师应当始终紧扣课堂教学改革这一主阵地,坚定地推进教学改革,首先要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变化,坚决摈弃灌输式、单向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对学生进行被动灌输,要引导他们主动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主动思考,主动探究,善于质疑,善于总结,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综合学习能力。其次,教师要设置一定的学习线索、学习载体,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充分动起来。无论是对于优秀生还是对于学困生而言,都要设置分层的问题作为引领,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另外,教师还要做到收放自如,在放的环节放得坚决彻底,充分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在收的环节要瞄准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疑难之处进行点拨引导,以及组织学生进行集体交流、共同完善等等。以这样的有效措施优化课堂模式,使语文课堂成为民主开放的课堂,成为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兼顾的课堂,成为素质化的课堂。 三是要始终着眼全面发展不偏差。我国高中语文教学面对高考这一终结目标固然没错,但是在抓好应试目标的同时,教师还要充分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以能力培养为抓手体现学生语文学习的成效提升。教师要将能力培养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例如结合普通话发音纠正问题,对学生进行朗读方面的能力训练,既要读准字音,还要读出韵味、读出感情;结合阅读分析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学习借鉴能力、自主创作能力,将阅读理解和学生作文创作联系起来,建立逐层深入的能力培养体系。教师还要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总结梳理能力,要求他们自己总结学习方面的经验技巧,在汲取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借鉴提升,让语文学习更加轻松快乐,这一点也是学生能力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大力推进高中语文教学改革是体现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要求的有力举措,广大教师应当牢牢把握要点,扎实有效推进,促进学生语文综合素养提升。 作者:于利利单位: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高中语文课程的现实状况 在近阶段,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高中语文课程在教学、教师素质、学生素质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有些学校语文课程显得非常有生气,学校整体的语文教学效果比较显著;有一些语文教师出于对语文教育事业真诚的热爱,凭着自己的学养和对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些学生,或是在学校和老师的教育之下、或是由于家长的帮助,或是受了社会其他某个方面的影响,语文基础比较扎实,甚至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文学才能。 但是由于受未来就业需要以及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学生本人以及其他可能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人,对语文课程不够重视。在多种媒体的冲击之下,学生缺乏阅读的兴趣和习惯,课余阅读的时间较少。许多学生学语文只是为了高考,语文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全是围着高考转。许多地方的语文课程中,片面强调实用功能,偏重显性的目标、“立竿见影”的目标,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学科的知识系统,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忽视了语文教育的特点,削弱了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因此从整体上来看,高中学生语文水平不高,高中语文教育确实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高中阶段语文课程的重要作用 在相当长时间内语文被人们视为是一种工具。掌握这个工具谁不会?无非是有层次地说话,有条理地写文章,有观点地与人交流,如是而已。尤其在高中阶段,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文的教学目标更加简单化、任务化,其深层次的内涵没有在教学中完全的体现出来。 1.语文的情感教育对高中生的健康发展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高中生正处于思想成熟的阶段,他们在校园中学习知识的同时,必然的受到浮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力求做到由表及里、从感性到理性的双重思考,去探求语文的真谛;体会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的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感情,字里行间洋溢的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2.语文学科有着极强的人文性,而这些人文性因素则能纠正物质世界的偏差,使人文性与科学性相互补充,使人类社会得到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协调发展 语文着眼于人的终生发展,语文能力的提高却是缓慢的,但只要善于学习和思考,也是有规可循的,它以读书、感悟、写作为基本手段,以身心体验的快乐为旨趣,以提升人生境界为目标,它着眼于人与人的感应、人与外物的感应,以此为阅读写作对象,以对真善美的追求为使命,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高中语文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高中生语文教学现状却令人担忧,高中语文教学无论是在教学管理的运作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还是教学评价体系的运用上都采用传统的模式进行。而社会的发展对语文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学工作者必须在课程的目标、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学与评价方式等方面实行系统的改革,要让全体学生都获得必要的全面的语文素养,也要尽可能满足学生对于语文课程的多样化需求,尽可能适应学校发展自己办学特色的需求。 1.引进开放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要实现教学过程的开放。一方面表现在教师语言权的开放,另一方面表现在学生思维权的开放。课堂上教师应当走下讲台,取消语言霸权,使学生有机会发言,有权利提出不同意见,平等的交流自己的看法观点。这正是开放式教学过程的特点之所在。教师应当不拘泥于固定的教学模式,不应当过分强调每一个教学环节的按部就班,而应以学生乐于探究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学习语文是一个学生思维能力多维发展的过程,教师不能用现成的固定答案去限制、束缚,甚至扼杀学生有价值的思维亮点。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多向思维,发散思维,学会从不同角度辨证的理解和分析问题。学生是有生命的个体,认知理解上的不同正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个体价值的体现。 2.通过实践,让语文学习走出校园 语文教学的一个显著矛盾是学科内涵极其丰富,但教学课时相对较少;加之语文学科具有适于自学的独特性,因此,打通“课堂”这个瓶颈,沟通课内外学习环节对语文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探索,例如:在“听说”方面,每节课都抽出五分钟时间用于学生演讲,这样一学年下来,每个学生至少有六到八次在大家面前大声演说的机会。我还要求学生做“听说”的有心人,在课堂外加强与别人交流学习,有意识地锻炼“听说”能力。在阅读、写作方面,我以加大阅读、写作量为突破口,以“读”引“写”,以“写”促“读”。在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建立班级图书馆,保证了学生的阅读机会。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拓展写作内容。 3.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实行激励机制 要以“激励”的方式引导高中生自始至终参与知识的积累过程,增强自信心和意志力。高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成长初期,他们的自我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他们因学业上的挫折失败,大有自卑感,常轻视自己,较低地评价自己,易产生学习焦虑、学校恐惧症和人际关系紧张等各种心理障碍。他们很需要教师给予客观评价。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多给他们提供表现的机会,寻找他们表现中的合理因素,提炼优点,及时予以鼓励和表扬。 总之,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语文课程的重要性,才能积极探索,提出行之有效的教学改革方案,进而付诸行动,最终迎来语文教学改革的春天。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如何才能让语文课堂充满激情,绽放出生命的光彩,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使课堂成为学生向往的乐园呢?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应添点“油”,加点“醋”,让其“五味俱全”。这样,语文课堂才会独具魅力,充满生命活力。 一、融入“人文味”,让语文教学“铸魂” 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等通过知识传播和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的品格、气质、修养,并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一位科学家曾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就会不打自垮。”如今,人类的生存环境、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许多学生却缺少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患上了“精神软骨病”。语文学科是滋养人文精神的沃野。语文教学要充分挖掘人文资源,既要注重知识的传播,更要注重人文精神的陶冶。具体地讲,就是语文教学要坚持用课文中饱含的真善美,帮助学生提高人生境界,丰富美好心灵,塑造健全人格。为此,语文课堂上,教师要不断融入人文精神,使学生拥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展现“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树立“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念,获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感悟,确立“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愁苦而终穷”的高尚人格……在语文课堂中融入“人文味”,让语文教学成为铸造学生灵魂的主要手段。 二、注入“人情味”,让语文教学“育情” 记得有位前辈曾说过:“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块土壤上。”语文课堂教学过程是师生情感交流与互动的过程,而教材(课文)也“不是无情物”――是承载和传播情感的载体。教学中,只要教师能引导学生付出真情,使学生的情与文章的情融为一体,语文教学就会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育情”境界。 语文课堂上,教师注入“人情味”,引导学生与优秀的文化接触,与古今中外的高贵灵魂对话,充分挖掘和发掘教材(课文)的情愫,让学生始终涌动情感的生命源泉,培育热爱祖国、关爱社会、眷念故土、珍爱青春、感恩亲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感,不仅可以实现语文教学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目的,还可以实现教育的育人目标。例如,教师可以引领学生从《背影》中感受父子深情,从《我与地坛》中体会母子情深,从《边城》中认识祖孙、兄弟之情,从《我愿意是急流》中领悟无私恋情,从《雨霖铃》中体悟“执手相看泪眼,竞无语凝噎”的离情别绪,从《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感悟拳拳赤子之情……的确,语文教学确实是情意绵绵,怎一个情字了得! 三、植入“文学味”,让语文教学“诗化” 目前,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语文课堂成了无硝烟的另类战场。课堂上到处是“拉网式”的知识点专项练习或“查漏补缺式”的专题技巧训练,教材中那些充满诗意,闪耀着作者思想与人格光辉的文本也被大多数教师异化成了传授阅读技巧和答题技巧的例子。据统计,现行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中,文学类作品所占的比例都在60%以上。由此可见,给语文课堂植入“文学味”,让语文教学实现“诗化”,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是多么重要。 给语文课堂植入“文学味”,引领学生品味或幽雅或豪迈、或沉郁或飘逸、或讽刺或幽默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性情,丰富他们的诗化语言;给语文课堂植入“文学味”,引领学生欣赏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可以让学生在审美鉴赏活动中主动提高审美能力;给语文课堂植入“文学味”,引领学生走进文学王国,阅读经典,丰富人生,可以让学生的生命在阅读中展现更多的精彩。 四、引入“生活味”,让语文教学“生活化”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的确如此,生活确实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只有依靠生活才能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生活犹如潮水,每时每刻都激荡着我们的情感,刷新着我们的知识。教师只要能在课堂上及时抓住学生心中的每一次感动,引导学生反复咀嚼,仔细玩味,语文课堂就必然会充满激情,绽放出美丽的光彩。 要想给语文课堂引入“生活味”,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既有经验为基础,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设各种学生能够自主探究的学习情境,通过内引、外联、对比等方法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资源,让学生在动手做、动脑想等实践活动中,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具体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能力。 五、导入“新闻味”,让语文教学“导航” 任何学科的教学都应抓住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将社会与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语文课堂上,教师恰当地导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闻类知识,可以创设新颖独特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参与探究学习的激情,陶冶他们的情操,激活他们的思维。因此,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心民生,鼓励学生辩证地看问题,培养学生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批判精神,让课堂这一小天地,成为学生的人生导航标。例如,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课前五分钟新闻会”活动,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大量搜集新闻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让学生从各类新闻中了解众生百态、人情冷暖、世间万象――这些对整天呆在教室读书的学生来说,无疑既是一顿丰富的营养大餐,又是一份高品质的精神大餐。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摘要]:语文阅读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具有独特的优势,文章试从创设形象、领略内涵、彰显个性化解读等方面,对培养学生的想像力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创新思维;语文阅读;想像力 “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要求语文教学“应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培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已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想像是创新思维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美国的学者S·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一书中说言:“想像力是心灵的一种能力”,爱因斯坦认为:“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正是有了想像,人类才能够超越常规思维的约束,冲破现有知识经验的局限,以大胆、奇特的方式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说,想像构成了创新的基础,是一种极其可贵的思维品质。 阅读教学中,笔者尝试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想像力。 一、激活文字,创设形象 语文教材出现在学生眼前的仅仅是一行行文字。如果不展开想像,不懂得进行再创造,那么出现在头脑中的可能只是词语所代表的抽象概念,而无表象组成的生动画面。这样,就不可能进入作者所创设的意境之中,不仅无欣赏乐趣可言,而且难以理解作品的意蕴。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指出:“真正艺术的作品不是看见的,也不是听到的,而是想像中的某种东西”。阅读教学中,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学生驰骋想像,透过文字看到图画,透过语言看到生活,置身于作品之中,获得人生感悟和美的享受。 如阅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第四段“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怎样激活这段文字呢?我设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脚踏上去”的动作?作者为什么不说“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却说“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加了个“也”字,似乎在与另一种情景相比较,而这种情景则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是一种什么情景?于是学生展开联想与想像,调动以往的生活体验,回答说:“雪”、“似花非花的雪花”、“雪后观景”。尽管多数学生并不认识槐树,更没见过秋天槐树落蕊的情景,但通过想像,却似乎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秋天的清晨,作者起来打开房门,惊喜地看到院子里槐树的落蕊铺了一地,于是就像早上醒来才发觉夜里静悄悄地下了一场大雪那样,怀着欣喜而又好奇的未泯童心,去踏上几脚,却发现“声音也没有”,不像踏雪那样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然后掬起一把,闻一闻,“气味也没有”,同雪一样清爽;一阵扫后,只留下“一条条扫帚的丝纹”,槐花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种悲凉弥散开来。通过这种想像,学生走近了作者,走进了作者笔下凄美的意境之中,感受到故都秋的清、静、悲凉的韵味。 又如欣赏朱自清《荷塘月色》第四段:“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我请学生根据画中的荷叶或生活中所见,把荷叶与芭蕾舞女组合起来,想像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满眼繁茂的荷叶,荷叶片片相连;因为出水很高,才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像优美典雅的芭蕾舞中的舞女的裙——于是,静静的荷塘幻化为动态的舞台,舞女们穿着绿色的裙子,翩翩起舞,轻盈的旋转。随着想像的驰骋,学生们进入到月光笼罩下的荷塘美景中,死的文字变成了活的形象,作品在想像中得到了复活。 文本的作者与学生,他们的人生阅历、文化底蕴、思考背景,语言修养都不可能在一个层面上,这中间的距离有时简直难以逾越。教学中,需要运用想像在这中间架设心灵的桥梁,让学生走近作者,与文本对话,从而达到心灵上的沟通内涵上的感悟。 《项脊轩志》后记部分:“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这些文字乍看并不像正文那样富有诗意、充溢着情思,似乎平淡无味。只有激活想像,架设桥梁,才会感到这是作者在用最经济的笔墨传达最丰富的内涵。我问学生:作者为什么要写小妹们的话,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有的说是为扣题,有的说写出了夫妻情深。学生回答的是而又不完全是。“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妻子从作者口中听到了不少精彩的历史典故,从南阁子的书籍中看到了大千世界,她的视野为之开阔,她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充实,所以回到娘家,她充满自豪而又饶有兴味地向小妹们讲述阁子中的生活,引得小妹们油然而生歆羡之情,神往阁中的读书生活,这样便有了小妹们的问语:“且何谓阁子也?”不仅如此,作者的功名情结深深地影响着妻子,妻子亲手栽种的枇杷树,便是为作者植下的祈盼与祝福。因此,对于妻子之死,作者悲痛至极。“吾妻死室坏不修”,有同学用他爷爷奶奶恩爱情深的事来形象地阐释此中深情,说他奶奶死后,爷爷不改奶奶生前喜欢的家中陈设。归有光的笔法不能不令人想到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如果不激发学生的想像,不在中间作适当的点拨,那水下的八分之七的精彩就难以发现。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二段:“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那些村童居然对着面带愠怒的老头公然作贼,抱起稻草,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走入竹林。读到这里,如果不细想,不想像,就会感到杜甫真会幽默,描写出这么好笑有趣的场面。若发问一句:“一根稻草都要,而且是‘群童’,这说明什么?”学生马上想到“贫困”,再一点拨,想到安史之乱后民不聊生、天下贫困的整个局面。这些群童正是因为家境贫困,才会“当面为盗贼”,抱走那些今天视作垃圾的茅草。学生因此而悟到这些正是结尾的伏笔,进而深刻理解作者就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达“天下寒士”的痛苦,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最终为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所感动。 三、放飞思绪,彰显个性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鹦鹉学舌的模仿者,而是培养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创新者。”语文教材固然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名家名篇,但这些名篇所昭示的相对于整个浩瀚而复杂的宇宙来说只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教育的重任就在于让更多的学生去超越前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所以,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放飞思绪,各抒己见,畅谈真正个人的创造性的解读。 在教《石钟山记》一文中,有学生就对苏轼的“而笑李渤之陋也”提出反驳意见。根据教材提供的注释和所附录的俞樾《春在堂笔记》,经过想像推测,这位学生认为:因为石钟山形如“倒扣的钟”,内中空穴很大,所以在崖壁上敲打,南边那 座山岩壁厚就发出“函胡”之声,北边那座山岩壁薄就发出“清越”之声,而其他地方的山石敲打,并非“所在皆是也”,李渤的说法未必错,只是说得不够全面罢了。 在教《咬文嚼字》一文时,学生们根据贾岛的诗作《题李凝幽居》,经过想像推理,对朱光潜“推敲之说”的质疑声更是“沸反盈天”。有的认为用无声的“推”动作怎么能知道“鸟宿池遍树”,原诗中的“门”该是李凝家门,而不是寺院院门;有的认为“敲”不会打破“岑寂”,反能衬托幽静;还有的认为“推”的动作有些粗鲁,不该发生在讲究礼节的文人雅士身上——显然,第一位学生通过想像把贾岛的《题李凝幽居》还原成生活画面,由生活画面先听到“敲”门声,然后看到树上惊起的宿鸟,从而推断出朱光潜所说的意境不合原诗。第三位学生由诗作联想到古人的礼节,并由此推论出“敲”字比较符合当时意境。只要有适宜的情境,学生所爆发出的想像力、创造力是教师始料不及的。 “夕阳枯草寻常物,解读都为绝纱词。”什么叫“解读”?“解读”就是放飞思绪,“解读”就是展开联想与想像的双翼,“解读”就是迸发创新思维火花。何时能让学生思维达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境界,那便是语文教学成功之日。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人文精神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注重人文教学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广义上来说,人文精神教学的基本要义就是以人为本,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培养方面更加重视,同时也对人本身的自由、尊严和价值提出了要求。学校作为学生们塑造人生观、学习知识的重要场所,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老师们应当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方式,充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净化心灵,进而实现对自身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提升。随着越来越方便的国际交流,不断发展的计算机网络科技和高科技数字技术正通过各种方式涌入学生的视野,其中一些糟粕的思想文化知识便利用学生较为单薄的防范意识和辨识能力对学生的心灵进行逐步地腐蚀。例如,很多学生宁愿花很多时间去追星,去过洋节,但是对我国自身的一些传统文明与文化却毫不关心,这样的现状对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知识观是非常不利的。高中阶段正式学生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阶段,必须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高中语文教学也承担着帮助学生洗涤心灵,推进文明建设的重担。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注重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与教学,对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族的人文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策略 1.重视教师在推广与实践人文教学的重要地位 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和组织者,教师的教学行为往往对教学的实际效果具有直接影响,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对自身的职责有个明确认识,即“传道授业解惑”。在语文教学中,必须时刻重视帮助培养学生人文价值观的教学理念,通过各种综合方式的利用,实现高中语文教学、人文教学目标。首先,教师要从自身思想上突破高考的局限,将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由考试成绩提升到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上,通过优化改革教育方式,帮助进行人文教学意识的进行。其次,学校要始终关注教师实际教学能力的增长,可以通过定期举办经验交流会或者人文教学讲座等,为教师们创造一个实现自我能力提升的机会,进而推进人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发展。 2.让学生充分感受语文教学的人文美 注重对学生正确学习习惯的培养,提高学生主动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充实学生情感建设,帮助学生在和谐、民主、轻松的课堂教学中收获学习的乐趣是人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古文《劝学》对学习的重要性进行了相关论述,用“学不可以已”开篇指出了学习的方法与态度,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文章中的比喻句,去体会这篇文章的写作激情和写作技巧,进而品味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丽。再如,作为高中语文重点教学项目,作文也能对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起到很好的培养作用,教师可以根据人文教学目标,结合社会热点,如“马航事件”或者“复旦投毒事件”等,引导学生了解事件发展的动态,端正自身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进而实现高中语文人文教学目标。 3.实施人文精神渗透学习成果评价 进行教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学生能力的提升情况,也是教师对自身教学方法进行反思的途径。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方式有很多,选择方式时要注重对学生个性差异的考虑,保持对高中生心理活动变化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因材施教。对于学生们的闪光点,教师要善于发现和利用,肯定学生做的对的部分,通过表扬和鼓励学生,加深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不需要统一的标准,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去引导他们,进而帮助他们实现全面发展。 三、结语 人文教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会他们关于人生存目的,帮助他们正确地理解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解决自身的道德、理想和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教学,是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过程,对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在高中语文人文教学中必须关注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教学内容,凸显人文教学的人文性精神内涵,进而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文精神价值体系,这也是我们高中语文的教学目的。 作者:张怡 单位:江苏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新课改下参与式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参与式教学的主要内涵及在高中语文中的应用价值 (一)参与式教学的主要内涵 参与式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通过自主性学习,体会到学习带来的快乐,进而实现教学目标。将参与式教学应用于教学过程中去,能够强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热情。而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充当指导者以及引路人的角色,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平等,这就使得民主合作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建立起来,这将有效促进学生在认知方面的发展。此外,参与式教学也有助于教师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应用参与式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二)参与式教学在高中语文中的应用价值 第一点,将参与式教学法应用于高中语文课堂,将创造更加民主的教学环境。参与式教学法实际上是一种协作式或者是合作式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灵活应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法,强化师生之间的交流,能有效创造民主的教学环境。民主的环境能够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更加平等,二者之间的交流也会更加真诚。参与式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并引导学生大胆创新,增强自我的效能感,主动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第二点,参与式教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常采用统一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教学,没有及时发现学生之间的差异,难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参与式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使得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二、参与式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一)积极创设参与式的教学环境 高中语文教师应该逐渐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为高中生创设参与式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去,让学生发现学习的乐趣,并找回自己的主体位置。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每本必修课本都含有表达交流这一章内容,这部分就是为语文教师创设参与式的教学环境打基础的,在运用参与式教学模式时,教师可以从这章内容入手,参考其中的一些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参与式的教学计划,为后期的教学提供参考。 (二)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传统的高中语文课堂是以教师的教学为主,而应用参与式教学法的课堂则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以便有效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课堂教学的过程也应该是学生注意力最为集中的时候,同时也是最佳的学习时间,这时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交给学生,鼓励学生自主完成。例如,在学习《荷塘月色》这一文章时,在传统的教学法中,教师通常会让学生在课下仔细阅读课文。但是学生在课下注意力难以集中,对于阅读课文这一任务也会敷衍了事,因而很难真切体会到文章作者的真实情感。在应用参与式教学法的语文课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荷塘月色》进行阅读,并鼓励学生在阅读文章后对于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进行探讨,强化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去体会文章所要表达的情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三)积极采用多种参与方法 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尽量多地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高中语文的学习中去,可以采用角色扮演、小组竞争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在与他人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自主学习,通过多种教学形式来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学习《雷雨》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将文章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表演出来,以此来加深学生对于那个时代妇女地位以及四凤和大少爷周萍悲惨命运的理解。通过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理顺文章各角色关系,同时帮助学生对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 三、结语 将参与式教学这一新型的教学法应用于高中语文课堂能够充分的挖掘高中生的学习潜力,培养他们的合作及探究意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因此,有必要将参与式教学法广泛应用于高中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沈阳 单位:睢宁县高级中学北校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课堂教学内容的有缺未必不是堂好课 新课程的高中语文教材与传统教材相比,在内容选择上有了更强的灵活性,进行练习的内容也对学生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于一般水平的学生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加强他们的基础知识和提升他们的阅读能力。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往往会想把字词和阅读进行完美结合,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表现在公开课上,授课教师会希望能成功地把师生有效互动和教学任务的完美实现展现到观摩教师的面前。对一堂公开课成功与否大多数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考虑和评价时,而对课堂的主体学生来说却被忽略了,他们在这种完美的课堂上获得的知识量是多少?他们是否深刻地理解了文中的主旨都没有考虑到其中。而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少了很多外在表现的花样,多出的是真正对学生使用的指导。 例如,在教学《秋天的雨》第一课时,我预设目标是认识生字,会写五、六个生字;能正确、流利地阅读课文;并对秋天有所感受。当我实施教学时,发现学生大多数已完成了识字任务,课文也读得很流利。于是当我引导学生阅读第二段时,我边运用道具(树叶)边做动作边示范读,学生兴趣大增,完全投入了秋天的情境当中,读了还想读,演了还想演,有好几次我试图将学生的思维从朗读中牵回到写字上来,都很难成功,索性我就将写字这一内容从本堂课中删除掉了。结果学生整整朗读了一节课,学生自己似乎成了那银杏叶、枫叶、田野、果子、菊花,兴致勃勃地表演着,自我陶醉在“秋天”里,下课了还在意犹未尽地表演。和公开课的内容丰富相比,这堂课的内容单一,不能评价为一堂成功的语文课。但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他们通过进行阅读,提高了对文章深意的体会,感受到了作者的真实情感,把文章中描写的情景再现到了脑海中,让学生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从阅读中获得了感悟,这未尝不是一堂好课。 二、课堂教学时间的延误也情由可原 在公开课中,教师能按时、顺利地完成课堂教学就是一堂完美语文课的要求之一。这就使得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时,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时间限制。如果这堂课能按照教师的设定圆满结束,使学生能获得真正的收获,那就是真正完美的好课。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思维不断运转的学生,他们在学习时会不断产生各种问题。在公开课上教师为了在时间上追求完美,避免浪费时间,有时会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带而过。教学是动态的,常常一个环节设定的时间到了,而教学任务尚未完成,于是为了整堂课结构的臻美,教师不惜漠视课堂的动态生成,草草结束一个环节,又匆匆开始另一个环节,牵着学生走,而颠覆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学生在这种公开课上完全不能作为学习的主体,而是要随着教师设定的环节进行,由于时间的限制对问题的思考不深入。那我们何必要求公开课上的“准时到达”呢,我们平时设定的课时要拖延,但不是一样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吗? 三、课堂常规的偶尔有缺也无妨 在语文教学中,很多做法长期坚持下来就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习惯,会让教师和学生认为这就是教学常规,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课堂互动环节,如果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其他学生必须保持安静,在和别人合作时要发挥友好的合作精神等等。这些常规实施起来才能使语文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如果语文教学中一直按照这种常规的方式进行,学生就会对这种教学模式产生抵触心理,课堂学习没有新鲜感,不能使注意力很好地集中。所以,教师可以偶尔打破这种常规,使学生在新奇的课堂氛围中接受新知识,他们的积极性和对课堂教学的兴趣会更高。所以,不完美的课堂教学常规不是影响教学效率提高的关键,创新性的课堂教学模式和真实的课堂教学过程才是让学生进行高效率学习的重要因素。 四、总结 总之,高中语文教师在追求高品质、高素质的教学时,不能过于追求课堂教学的“完美”,因为真正有效的高中语文课堂是能激发学生潜能的课堂,是能使学生在学习语文时创新性培养的课堂。通过“真实而有缺”的语文课堂,学生和教师的距离拉近了,课堂氛围也很轻松活跃,学生在这种气氛中学习,才能使他们把自己对知识的见解和疑问大胆地表述出来。所以,高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用自己的智慧来使语文教学更加充满活力,展现课堂真实的一面,做到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常新盟 单位:河北省保定市铁路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传统文化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解说传统文化,调动学生兴趣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处不在,就当前的教科书而言,其中的选文就蕴含着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教师必须广泛涉猎传统文化知识,以随时应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自身文化素养与魅力,将学生带入到传统文化的课堂中,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荆轲刺秦王》对于荆轲临行前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看到这里,或许会有学生感到好奇,“为什么是白衣冠?”单看这个问题,确实简单,却也很有意思,对此,教师必须给予学生正面回答,即,因为太子与众宾客均知道,此番肯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故皆着白衣以示永别。然后,教师还可由此将白色同凶丧联系在一起,若学生有兴趣,教师还可继续引出“白”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古代汉语中,“白士”与“白丁”有表示“社会地位低贱或是没有文化之人”,而现代汉语中,却对其有了新的解释,即表示“落后或反动的白色恐怖、白匪等”,且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纯洁之意”。这样一来,不仅将“白”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了,而且还对词语与文化进行了探寻,信息量极大。对于学生一知半解的知识,教师若进行深化、点拨,必然能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与兴趣。 二、整合传统文化,传授背诵方法背诵 对于语文学习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促进学生记忆力的增长,而且还能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而在高中语文新课标中,不管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均需背诵一定量的文言文与古诗词。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于文言文的背诵普遍有着畏惧心理。针对这个问题,教师就可通过传统文化同内容的结合来解决。如对于《陈情表》这篇文本,教学目标是要求全文背诵,全文共有476字,一看到这么大的篇幅,学生就在心里打退堂鼓了。且文章多是四字句,理解起来也比较难,特别是背诵到第二段的时候,极容易出错。为此,教师可以创设两个问题:①“秀才”、“孝廉”与“郎中”、“洗马”有何区别?②“拜”与“除”又有何区别?进而引导学生翻阅相关资料,结果得出:①“秀才”与“孝廉”均是汉代时期的考试科目,只有通过考试者方可被授予“秀才”、“孝廉”的称号,而“郎中”与“洗马”则是官职名称;②“拜”表“授予官职”,而“除”则有所不同,表“除去旧职而授予新职”。在掌握了这些传统文化知识后,学生就可很明确的知道,因“秀才”与“孝廉”非官职,故为“辞不赴命”,而“郎中”与“洗马”皆为官职,故只能是“辞不就职”,加之李密最初是没有官职的,故需用“拜”,后来则在免去“郎中”一职之后被授予“洗马”一职,故用“除”。借此机会,让学生对古代官职名称及变动做一个梳理与整合,通过这样传统文化常识的解读和分析,学生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三、传承传统文化,铸造美丽人格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每一篇选文、每一个单元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编排的,可以说,每一篇文本都具备了文学作品的美质,每一个单元都有其优秀文化价值。为此,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深入挖掘出每篇文本、每个单元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因子,进而将教学的重点适当转向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解读中来,从文本所涵盖的思想内涵、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念中探究出我国文化传统的精髓,进而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形成积极向上的入世态度,促进美丽人格的形成。如通过解读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贾谊的《过秦论》、屈原的《离骚》等文本,引导学生明白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着其各自的社会角色与义务,必须养成自觉承担的精神;而通过解读王勃的《滕王阁序》、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人生几何”、“去日苦多”,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古人文人贤士以个人社会价值实现作为人生理想、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舍弃一己之私而成全民族大义的崇高精神,进而培养抛却小我,群体至上的处世态度;通过解读庄子的“无为”境界(《逍遥游》),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恬淡心态(《归园田居》),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衰烟雨任平生”(《定风坡》)到“也无风雨也无情”的超然旷达精神,引导学生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守住自我,淡泊名利! 四、拓展传统文化,营造文化氛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无处不在,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立足课堂,依托教材,实现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拓展,积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文学作品中无不显现着传统文化的影子,而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字里行间中慢慢解读,才能真正体会到其想要描绘的美景。对于《荷塘月色》这篇文本,因我国古代文人对“月亮”、“月光”与“荷花”都有着较多的笔墨,为此,在学习时,教师就可引导学生将以往描绘“月光”、“月色”与“荷花”的文学作品同现代作品进行比较阅读分析,从而使学生在学习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优秀。同时,教师还可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延伸到课外,鼓励叙述拓展阅读,品味更多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譬如学习《赤壁赋》时,可联系《念奴娇•赤壁怀古》,并借助于《苏东坡突围》等,充分了解苏轼,感受苏轼等古代文人身上的文化秉性,有了这样的拓展学习,有了这样的文化氛围,学生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熏陶,长期以往,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自己独立坚挺的性格! 作者:刘立忠单位: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教学资源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学资源运用的现状 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方面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充分、不重视、不扎实的现象,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媒体教学资源未能体现 有效促进功能部分教师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运用中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设计教学课件时基本上靠“拼贴”成品课件,这就导致许多课件在课堂上“水土不服”,无法发挥促进课堂教学的功能。 (二)资源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有些高中语文教师在搜集整理教学资源时渠道较为狭窄,主要是从一些教辅资料中搜集知识点,未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开展这项工作。还有些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贪大求全,没能突出重点,也没能和学生的学习薄弱环节挂钩,导致所搜集的教学资源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无法满足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 (三)资源未能凸显重点对于教学资源,部分教师重搜集 而轻整理,导致资料如同乱麻一样杂乱无章,也没能针对学生语文学习中的疑难进行有针对性的整理,影响了实际运用的成效。 (四)学生能力发展缺乏有效空间 部分语文教师没有将课外活动资源的作用体现出来,甚至在语文教学设计中直接略过这一环节,或是仅仅停留于计划环节,没能对语文课堂进行有效延伸,导致这一方面存在空白,影响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二、紧扣重点优化整合,充分发挥教学资源辅助教学的功能 (一)尝试自主设计教学课件,增强教学匹配程度 教师应从初始的直接运用教学课件,逐步过渡到自主设计、灵活运用教学课件。这里的重点是要将课件设计与学生感知结合起来,以有利于学生理解教材、深化认识为目标,搜集相应的素材,演示的流程也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这一点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深理解具有积极的作用。广大教师应充分提高自身有效驾驭信息化教学手段和自主设计教学课件的能力,使语文教学课件和教学设计、教学过程联系得更为紧密,更有利于语文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广开教学资源搜集渠道,及时获得优质信息 高中语文教师应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教学资源的搜集,一方面要从各种教辅资料、教学刊物中搜集有价值的信息,平时也要注重积累,围绕教学难点搜集资料;另一方面,要注重汲取其他学校、其他教师在教学资源整理方面的成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快速有效地搜集各种资源。另外,教师还要善于发挥网络的作用,通过浏览专门的教学网站,搜集下载各种教学资源,通过这样的综合整理方式获得与教学相关的各类优质资源。 (三)专人整理,便于运用 每位教师都有搜集整理教学资源的义务,但是如果一哄而上,势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较为恰当的方式是对目前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例如哪些属于文言文的,哪些属于文学常识的,哪些属于阅读理解的,哪些属于基础知识的等,经过分门别类使之形成系统性的教学共享资源。教师还可以进行分工,每个人选取一个方向或一个类别、一个项目进行教学资源的搜集整理,然后以年级组、教研组为单位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另外,教学资源的整理还要突出重点,教师应以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应试要点为方向,整理出一批重量级的教学资源,以便有效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四)发挥课外活动促进功能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要善于发挥课外活动资源的作用。课外活动资源是对课堂的有效补充和完善。教师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趣味活动,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学生借助课外活动进行互帮互助,从整体上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 三、总结 综上所述,教学资源的运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大教师要着眼于资源的发掘、优化与利用,认真审视教学的各个环节,使语文教学资源的利用更加科学高效。 作者:鲍维光单位: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1引言 高中语文新课改虽然已经实施几年了,但在一些环节上还存在着不和谐,甚至是激烈的矛盾冲突。我们没有回避的必要,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对学生负责、对教学负责。高中语文新课改到底存在哪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加以应对,这已经成为广大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2高中语文新课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 2.1课程设置难以统筹新课改在课程设置时,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课两个部分,目的是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增加学生学习的宽度,为教学提供更多种选择。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教师对选修课把握存在一些困惑,不知应该如何进行相应处置。选修课有五个系列:小说与戏剧、诗歌与散文、新闻与传记、文化论著研读、语言文字应用。如何进行选择,开几个系列比较合适,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如此等等,都让教师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学校统一要求将选修课都纳入必修课的范畴,这无疑加重了教学负担。如果选择草率处置,其效果当然难以保证。 2.2学习模式适应较难新课改要求引入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目的是想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这对突出学生学习主体地位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具体实施时,由于教师普遍缺失操作技巧和方法,自主学习变成“自由学习”,合作学习只见形式不见效果,探究更是无形也无实际内容。课堂教学变成“四不像”,教师掌控能力下降,课堂秩序自然是乱象丛生。学生素质能力提高成为美丽的理想。 2.3教学实践争议颇多新课改特别强调语文教学的实践性,要求在实际教学中,增加学生实践机会。教学实践的确可以提升学生认知能力,并通过社会实践获得课本、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像参加报告会、研讨会、社会调查、辩论会、出墙报等,都可以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但由于现实条件制约,这些实践活动的可行性真的是微乎其微。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当然不支持学生外出活动;家长担心成绩,更是不赞同什么实践;学生要迎接高考,当然也缺少参加实践活动的动力和激情。因此,教学实践难以正常开展,理想还停留在想象里。 2.4评价方式无法推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评价。新课改要求实行学分制、等级制,就是通过积分的形式学习课程内容,达到一定学分就算达标,而等级制是对平时学生具体表现给予等级评分。像考试测验,用等级制进行评价。这样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革除唯分数论成败的弊端,为学生培养良好人格奠定基础。但是,现行分数评价方式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特别是高中还面临高考这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改变评价方式的难度可想而知。家长不答应,社会不认可。新的评价制度面临尴尬,推行难度加大。 3高中语文新课改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应对策略 3.1全面整合优化课程学习资源高中首次实行必修和选修课程设置,目的是增加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为我们教学提供更多教材文本,我们不必在“必修”和“选修”这些字眼上踌躇。因为语文学习是很宽泛的,并不像数学有那么强的系统性,这些课程内容只不过是学习的载体和范本,无论选择哪篇文章,都不存在实质差异。因此,我们不妨对必修和选修内容进行优化整合,根据学生实际和教学实际,选编成属于自己的教学文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属于选修课程,可以适当选择其中内容作为必修内容来学习。像《长恨歌》、《登岳阳楼》、《西门豹治邺》、《狱中杂记》等,都比较有代表性,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历练机会。 3.2建立新型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新课改要求语文课堂教学引入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强化学生学习主体地位,教师要摒弃“一言堂”传统教学习惯。这是目前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改革内容。在建立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时,要根据教学内容、学生接受能力等因素,对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如学习文言文时,要注意讲练结合,增加训练推演内容,让学生获得更多实战演练的机会。这对提升语文素质有重要帮助。 3.3把握教师教学中的角色定位新课改要求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这不是弱化教师的作用。相反,教师通过身份转型,发挥的作用更大了。教师在以往的教学中是“主宰者”,现在要转变为课堂教学中的服务者。在教学中,教师的引导、参与、合作,都对开展课堂教学发挥重要作用。以往都是教师提出问题,学生进行思考讨论,教师处于检察官或者旁观者的位置。如果教师能够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学生学习热情必然高涨;如果由学生提出问题让教师来思考回答,恐怕会带来轰动效应。既然学生是课堂学习主人教师是课堂教学服务者,就应该把课堂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如一些课程内容的选择、训练内容的设置等,不妨多采纳学生意见。 3.4注意教学方法运用的实效性教无定法,新课改要求教师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要增加课堂的层次性多元性,这势必对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提出更高要求。针对性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教法,这样才能发挥其主动效应。为了让学生能够有学习的冲动和欲望,我在课堂内采用“情境描述法”、“生活矛盾举例法”、“文本剧情演绎法”、“横向桥接插入法”等,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让学生能够在实情实景氛围中获得更真切体会,透过直观视觉、听觉冲击,产生同感共鸣。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教师可以利用“横向桥接插入法”,将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总教头的相关画面桥接进来,让学生进行对比,看人物服饰、肖像、神态的不同。林冲原来是盔明甲亮、威武雄壮、风流倜傥、锦衣玉食、春风得意,背景是华丽的校场、宫殿;现如今已经是时过境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整天是愁眉不展,冰雪下的草场更是凄凉不堪。这样前后对比,自然能够感知人物命运的变化。通过横向桥接插入比较,不仅能够让学生对人物命运有清晰把握,也让学生在细节分析解读中获得更多感知手段。 3.5正确处理好对学生行为评价新课改要求用学分制和等级制对学生行为进行量化评价,其实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这种评价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要考虑一个过渡的问题,学生对新型评价体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考试时还是要注意分数制和等级制的并行,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评价,还是要注意激励为主。要尽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充分调动学生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表现采用委婉的手法,巧妙引导,或者让学生自评互评,也可以采用激将法、对比法、举例法等特别方式,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学习鲁迅作品时,学生大多感觉难度较大,教师需要用合理的评价措施激励学生学习热情。像《祝福》这篇小说,中心人物是祥林嫂,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学生肯定会存在很多分歧。因为在那扭曲的社会背景下,祥林嫂作为一个弱女子,没有与社会抗衡的能力,悲惨命运早已注定。要让学生能够达成思想共识,还需要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教师能够深入到小组讨论之中,将学生看法中的“亮点”都集中到黑板上,并适时给予积极评价,或者是将学生的独特见解也一并列入,即使这些观点存有局限性,教师也要肯定其思考价值,相信学生一定会受到极大鼓舞,参与讨论学习的热情也会大增。 3.6做好教材与生活实践的链接新课改要求语文教学要多采用实践活动,让学生用实践体验的方式获得真知,但由于条件所限,很多教学实践难以实施。如学习《廉颇蔺相如列传》时,秦王约会赵王,这本身就是一个计谋,如果赵王不敢赴约,就表明赵国的软弱,秦王便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这就叫做“投石问路”。赵王准时赴约,而且蔺相如在酒会上请秦王奏缶,对秦王形成步步紧逼之势,突出蔺相如的“智勇”。如此,我们自然会想到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险境:遇到骗子,受到威胁,或者被坏人绑架。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下,我们不仅需要沉着冷静,还要注意讲究策略,巧妙和对方周旋,赢得时间和时机,就可以顺利脱险。在“智勇”较量中,“智取”往往是最好的选择。 4结语 高中语文新课改代表语文教学大方向,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教法学法调整,都是为培养时代新人未来人才而着想的,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虽然新课改还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理想和实现的矛盾冲突也将持续,但新课改的正能量还是主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评价制度的不断革新,新课改的未来必定会让那些理想成为现实的。 作者:伍坚单位:南宁市第三十三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迁移理论应用下的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迁移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一)学生学习知识的迁移 高中语文的学习知识主要是对于作品的赏析与体会,在初中阶段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文学类型,所以在高中时期,往往不会有太多的文章要求你背诵或者默写,只是要求你理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再用以前学习知识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了,这样容易造成前迁移,而且在高中语文的学习知识过程中,针对一个知识点,要归纳总结,将这个知识点的所有概念都连接起来,这才是高中语文学习知识的迁移。确切的来说,是正迁移,就是高中学习的知识对以前所学习的只是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高中语文学习知识的迁移将初中等以前学习的语文知识进行串联,实现了知识的凝结和加强,对于我们理解相关的概念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学习借景抒情这样的文章,高中语文课本往往是一章有两三节课的篇幅都是借景抒情文,通过对这三个文章的讲解和阅读,学生理解了借景抒情文的主要特点和相关的概念,这样在关于借景抒情文的整理中,学生就可以想到,借景抒情文运用到的主要的修辞手法、主要的语言描写、主要的背景和环境等等,都是将以往学习过的零散的知识点汇集起来,加深学生的理解,同时使知识融会贯通,实现学习知识的迁移。 (二)学生学习能力的迁移 高中生的学习能力的迁移主要是指通过学会分析的方法和写作的特点来让学生摆脱课本的束缚,让学生跳出语文书本的条条框框,培养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自主学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学生在高中语文的学习过程中,不再依赖于老师的引导与讲解,而是在学习了老师的基本课文讲解过程之后,自己可以结合老师的经验和自身的理解能力,独立完成对课文的阅读和理解,将自己的学习成果与同学分享,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成长,这也是新课改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一节课老师只是简单地做个开讲和结语,其他的部分由学生全部自己完成,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的能力。迁移理论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就是让学生由单纯地从课本中汲取知识迁移到学生自己将课本中的知识进行分析与研究,这就是学习能力的提高,学生不再是学习的接受者,而是学习的主动者和引导者。 (三)老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迁移理论不仅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老师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高中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要求学生学会教材和课本知识,而是通过对教材和课本的学习来让学生领悟学习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就是我们高中语文课程的重点项目。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够仅局限于课本内容的讲解和阐释,而是在课堂上恰当的迁移策略让学生来进行自主学习,比如说在讲到文言文中“之”这个字的用法时,可以鼓励学生站起来发言,或者在讲台上组织全班学生踊跃发言,集中大家的智慧,对这个字的意义和用法进行整理。迁移策略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身的敏锐性,能够在教学中展开联想,让迁移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且高中的语文老师不仅要精通语文课本,还要把课本之外的信息元素带入到语文教学的课堂之中,因为高中语文与各门课程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作为老师,只要强化自身的学习能力,广泛学习知识,这样才能为提高迁移技巧和迁移能力做足够的准备。 二、结语 迁移理论对于高中语文教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应用的过程中,不仅是学生的学习发生了迁移,而且老师的教学能力也有所提高,增加了教学中的迁移能力,让学生的学习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虞小红 单位:江西省广丰县嵩峰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阅读教学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优化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一)注重阅读技巧的指导和训练,增强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在优化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采取措施,把握住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向学生传输一些阅读技巧,并且为其锻炼提供一定的平台,从而使得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发展。比如,在讲解不同体裁的作品阅读时,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解一些解题思路以及领会主旨的突破口,如对于小说,要注重分析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的语句,有助于揣度文章的感情基调和作者的情感等,这样当学生再面对这一类体裁的材料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讲完一篇课文时,向学生推荐一些类似的文章或者同一作者的作品,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如讲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师可以让学生结合所学的阅读技巧自主学习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绿》等散文名篇,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阅读面,而且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得到实际演练,从而得到真正消化和掌握,切实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增强阅读教学有效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科技产品都以教学辅助手段进入课堂,为课堂教学带来巨大便利。因此,在优化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适当选择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阅读教学,增强教学有效性。比如,在课前,老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搜索有关的资料,如主人公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等等,这样不仅节省了课堂时间,而且也能使学生自主搜集资料的能力得到锻炼。同时,老师也可以建立班级QQ群、班级论坛或者主页,方便师生课后交流和沟通。老师可以事先将选好的形式多样的阅读材料放到以上这些平台中,可以是一段音频,也可以是一篇文字等,让学生自主阅读,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探讨,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可以鼓励他们将其写成小论文的形式放到班级群里,供大家阅读和交流。这样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对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结语 阅读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文教学水平的高低。因此,老师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尝试,并且不断总结,才能找到切实行之有效的优化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从而增强教学有效性,促进教学发展。 作者:徐佳萍 单位: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新时期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及成因 1、课堂教学并非所谓的高效课堂 在新课程标准实施后,部分高中教师片面理解新课标要求的“关于发挥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教学理念,不切实际地追求语文教学课堂教学的所谓的“活跃”。演讲比赛、小品表演、辩论会等等层出不穷的“创新”授课模式,看起来学生参与了教学,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事实上来说学生们在热闹的课堂中知识收获的并不是很理想,并不能有效地接受到教师传授的新的、有用的信息,就更不用提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了。 2、课堂教学脱离了语文教学“双基” 当前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教师们较为看重的是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不再注重语文基本能力的培养,对教材上的文章内容有时是一带而过,对文章中的字词难点都还没有给学生解释清楚,就跨过课文做了许多所谓的“引申、拓展和发挥”,就好像教学中涉及字词难点等“双基”知识教多了就不是在搞新课程,就不是在搞素质教育,轻了文本的解读,轻了必要的双基,如此的教学,学生就是学个十年八载的语文,语言问题还是个“问题”,“镜中花,水中月”就是语文教学的写照了。现在流行的过分使用多媒体教学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不少教师喜欢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然而,大量的教学实践表明,音像手段运用于语文课堂,如果控制不当就会成为干扰因素。学生听着音乐、看着录象,似乎眼耳鼻舌身都在用功,“有声有色”,热热闹闹,但过后却犹如过眼云烟,对课文内容还是一知半解,还是不能够提高语文水平。 3、学生对高中语文学习在认识上有偏差 我们知道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学生们进行词语的学习、文章的阅读积累、多少次说话的练习方能修成“正果”。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素质教育下的高考命题材料几乎全部取自课外,致使某些语文教师和学生便错误的认为课本对高考已经“没有作用”,没有搞清楚“流”与“源”的关系,更不会理解叶圣陶先生的“教材是个例子”的内涵。另外由于学生自我调适能力不强等原因,致使学生的课外时间都忙于完成教师交办需要上交的书面作业上了,最终就会把“语文学习要多读书”这些无需上交的作业荒废了。 二、新时期高中语文教学的策略 1、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采用学生感兴趣的,较为熟悉的形式巧妙的作为课堂教学的“序曲”,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激情和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笔者在上诗歌鉴赏课时,就曾尝试用多媒体演唱《但愿人长久》这些流行歌曲作为鉴赏课的开始,进而引发学生的共鸣和兴趣,调动起学生学习的激情后,再去讲解诗歌鉴赏的相关知识,学生学习的效果便很好。 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 在课堂教学中要按照新课标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教学,进而激发和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笔者在自读课文的教学过程中,总是尽量以问题形式让学生展开讨论交流,然后在教室的引导下共同解决,这样的教学不但让学生掌握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要领,改变传统的学习状态,而且是主动地掌握和运用知识,发挥了学生主体作用,提高了高中学生语文素质的基础。 3、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好的习惯 一是掌握科学的记忆习惯。在学习中“找出”一条适合自己记忆方法,同时一定把学习任务和时间联系起来记忆。因为语文不是短时间能出成绩的,需经常记忆。二是养成喜爱读书的习惯。要引导学生读中外名著或伟人传记,名著培养健全的人格;伟人传记,则体现了语文的人文性特点。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名著,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习惯,学生会终生受益。三是培养学生动手写的习惯。现在有很多的学生说起来头头是道,也背诵了不少经典名句,可是到写得时候却“巧妇有米不会炊”了,原因何在?就是写的太少了,玩的时间太长了,懒得动笔了,所以要培养学生动笔写的习惯。四是培养学生善于学习别人的习惯。我们知道新时期的高中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并且还都有“不服谁”的认知特点,所以要求学生向别人学习,学生还可能不服气。鉴于这种情况教师要及时进行引导和心理疏导,让他们认可“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自己的教师,每个人都有你学习的地方,终身学习的好习惯也要有的,现今的竞争,让我们不再有“铁饭碗”了,而从实际来说也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五是培养学生怀疑,好问的习惯。只要有怀疑才可能有进步,我们老师都喜欢“好问”的学生,因为好问代表学生的进步和探究。 4、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自信心对于新时期高三学生特别重要。因为高三学生“时间短、任务重”考试频繁,情绪波动大,如果某学科有两次考试“出现滑铁卢”,学生马上就自暴自弃,这时最主要的是教师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改善学生作为学习者的自我概念是非常有必要的,使学生的自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 作者:徐志华 单位: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教师进修学校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生活化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培养学生阅读随写的习惯 语文课堂不一定单单是讲解课文、处理习题,也可以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课堂上可以利用一些家电、药物等说明书,先让学生阅读说明,然后给大家具体讲解操作步骤和注意的事项,如果有不好理解的地方,不妨对照说明书边操作、边讲解,学以致用,更能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学生的阅读理解及口语表达达到一定的水准。中学生一提到作文训练就头疼,不知如何下笔,究其根本就在于缺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不妨让学生准备一个“随记本”,遇到好的情境,鲜活生动的语言、细致入微的感触,都可以抄记下来,做日常生活的刻录机,积累多了就不怕没得材料写,作文水平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另外,学生热衷于“快餐文化”,对篇幅长的文章难于读完、读懂并深刻理解,我们不妨让学生当一当编剧,让学生自己阅读理解,自编自导,起初可能剧情幼稚,语言欠熟练,但学生热情高,参与积极性高,久而久之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就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培养学实践调查的习惯 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之,通过语文生活化的转变,扩大了学生的生活接触面,增强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学习的积极心和进取心,还养成了关心社会生活的自觉性,使学生最终真正成为新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 作者:李建华 单位:河北省衡水市郑口中学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人文精神渗透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内涵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感性意识来看,人文精神指对人性的理解、宽容及尊重等;第二个方面是从理性意识来看,人文精神倡导的是科学理性,强调人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坚持。第三个方面是从形而上的辩证意识来看,人文精神强调的是对人类最高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超越时间和空间。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途径 (一)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 高中语文的学习离不开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找到学习榜样,通过学习榜样人物的宝贵精神提高自身道德素养。由于课外阅读覆盖的知识面相当广泛,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不仅能够丰富知识量,还能提高人文素养,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课外阅读手段,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适时为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的书籍,定期开展课外知识竞赛活动,培养学生课外阅读能力。如学完《张衡传》后,学生了解到候风地动仪比欧洲的地动仪早了1700多年,教师可以顺势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阅读和收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资料,并开展知识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二)将人文教育作为语文教育的基础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只是注重知识的灌输,在解决问题方面一味寻求标准答案,禁锢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得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掌握语文课堂的精髓所在,思维上缺乏思考问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无法体会课文的思想情感。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该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优秀理念,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入到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本质出发,形成新的语文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三)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良好教学环境的建立直接关系课程教学质量,语文教学也不例外。语文课堂作为文学教育的载体,同样肩负建设学生人文精神的重任。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营造良好的人文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创新精神和高中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及工具性相结合,从而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人格。如教学屈原的《离骚》时,教师不仅要进行诗歌字面理解方面的教学,还要将诗歌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传递给学生,屈原把“香草”比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把“美人”比做楚王,既表现对楚王的悲愤之情,又抒发了对祖国的忠贞之情。教师要在课堂中融入更多人文情怀,用屈原坚韧不屈的人格激励学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从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四)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不仅是传授语文知识的过程,还是进行深层思想教育的过程。对高中语文教学而言,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关注社会上或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进行反思,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如教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思考,让学生关注人生,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学生阅读完课文之后,不仅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还可以体会到平凡而伟大的母爱的力量,感受到人世间无私的亲情,进而树立爱社会、爱他人、爱自己的人生观。 三、结语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是尤为重要的。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将人文教育作为语文教育的基础,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将知识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相结合。通过这些途径,高中语文教学将达到预期效果,确保语文教学的意义和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作者:王桂敏 单位: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一中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职教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一、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一)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语文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能自觉主动地去学习,不仅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还能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进而能在学习中形成健康的人格。职教中心的学生,学习基础比较薄弱,甚至有些学生根本不愿意学习,厌烦心理十分严重。如果教师一味地刻板说教,强制学生学习,将会适得其反,对教学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日常教学中,语文教师必须要准确把握学生的心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并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在自觉主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逐渐会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感受到成功的体验,从而会对学习产生正确的心态。这样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二)和学生平等地交流,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十分敏感脆弱,职教中心的学生也不例外。因此,教师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尊重学生的人格,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平等看待。不管是学优生还是学差生,教师都要“一碗水端平”,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千万不能用“有色眼镜”看人。针对学生的不同水平,教师应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有所发展。二是既要多肯定学生,也不能滥用表扬。在学习中尊重学生、肯定学生、鼓励学生,这样能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但是,一些教师滥用肯定和表扬,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学生的回答是错误的,也是一味地肯定、表扬,这种做法也是不妥的。 (三)引导学生合作学习,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际交往越来越密切,对人团结协作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职教中心的学生毕业后将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人际交往、团结协作能力将直接受到考验。因此,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小组合作中学会与人沟通、交流,形成合作意识,端正心态,正视自己,对自己和他人形成正确的评价,提高人际沟通、交往能力,以便为以后走上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引导学生有效阅读,加强学生的德育渗透 高中语文课本中选用的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最佳素材。语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阅读活动,可以让学生与作品、作者进行心灵交流,感受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进而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熏陶,并会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起到积极的影响,从而能取得良好的德育渗透效果。在日常的教学中,语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课内阅读。高中语文教材所选大多是经典作品,内涵丰富,代表性强,是进行德育教育的范本。教师一方面要对教材内容进行精心的讲解,让学生深刻领受文章内涵。另一方面,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通过自主阅读、联想与想象等方式,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进而在学习中受到作者思想的熏陶,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素质,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二是课外阅读。课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大量的作品需要学生在课外自己阅读。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德育因素。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进行正确指导,比如,给学生推荐阅读的书目、帮助学生制定阅读计划、针对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书籍、指导学生的阅读方法、分享学生的阅读体验,等等。通过大量有益的语文课外阅读,学生的眼界宽了,心灵滋润了,道德修养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 三、注重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审美需要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它与人的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能让人分辨美丑、善恶,进而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可以说,德育教育和审美教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所以,对学生进行美学教育必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审美教育,一方面依托于教材中大量的美学元素,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处处体现了美,不管是语言美、结构美,还是情感美、自然美,都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素材。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分析、感悟,让学生的心灵受到陶冶,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品位。另一方面,教师应想方设法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便更好地影响德育教育。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去发展自身的审美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在学生审美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让学生的心灵、情操受到美的熏陶,进而取得良好的德育教育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时期正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生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职教中心的学生。这需要教师的高度重视。在德育教育方面,语文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具有强大的优势。语文教师要依托这个优势,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帮助学生提升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以便应对将来的挑战。 作者:刘天真 单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职教中心
文化解读论文:大众文化解读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解读二律悖反阐释观照 [论文摘要]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哲学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身份观照大众文化,便会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阐释。为世人所熟悉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除了具备熟知的“大众”功能外,还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体现了永恒与短暂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整体观照。 一 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对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大众文化的许多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大众文化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 美国电影大片《泰坦尼克号》为许多人所熟稔。将其归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电影界、文化界的共识。人们之所以将其划归“大众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二是电影从构想、制作到发行、宣传、播映的全过程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从演员选取到镜头安排,从画面创意到技术投入,都显示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大都带着一颗平常心,以一种消遣、放松的心态对待,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它有什么审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后,又相继带来了歌曲热(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员热(主要演员一炮走红)等“效应链”。 但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号》的全部?对于《泰坦尼克号》,我们是否有且只能有这唯一的解读方式?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大众文化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等角度加以习惯性地解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场进行阐释。比如,对于穿牛仔裤这一大众行为,在美国著名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却成了一种文化表征:“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1]法国学者德塞图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和阐释大众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抵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在抵制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大众文化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这创造性具有颠覆意味,代表弱者对强者的胜利。”[2]而事实上,当前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通俗电视剧亦非纯一色的庸俗、纯粹为了娱乐、专门投观众所好,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琼瑶、金庸的许多影视作品虽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十分强调作品的娱乐、休闲功能,注重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情节的复杂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丰富、人情世态的展示体验思考、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视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读,便会觉得这类大众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样俗不可耐。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便不仅仅狭义的“大众的”(与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相对,相当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还属于广义的“大众性”(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身份,以“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大众文化视界,更冷静、更深入地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读。这也正是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研究者,虽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电视剧(如美国的《豪门恩怨》、中国的《还珠格格》等)的质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影《泰坦尼克号》便有这方面的哲学文化命意。 二 许多人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后,都不知不觉地为其场面的宏大而惊叹。其间男女主人公缠绵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又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一曲《我心永恒》更是使许多青春少男少女如醉如痴。然而,惊叹、震撼、痴迷之余,我们不禁要说:“泰坦尼克号”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1、追求与幻灭的交响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发展。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曲。在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伟大进程中,“设计周密,永不沉没”、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终于诞生于世:船上的乘客,正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追求,才在众人充满艳羡的目光中离开了爱尔兰西海岸,出于人性的张扬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求,女主人公露西置母亲的苦口婆心于不顾,自愿放弃有钱有势的富家生活,甘心爱上偏爱绘画的“穷小子”积奇,并许下终身誓言:若不是为了某种“追求”。人们又何必花上十年功夫去挖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无疑,《泰坦尼克号》意在歌咏人类的不懈追求。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主旨思想。都因为有了“追求”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突出、强化和升华。 然而,《泰坦尼克号》并不只单纯是追求的颂歌,同是也是一曲幻灭的挽歌。“连上帝也难叫它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竟在处女航中意外地撞上了冰山,给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当头一棒,似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断井残垣”:男女主人公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美好情缘,在突如其来的海难面前也只能长久封存于幸存者的记忆中:船毁人亡的那一刻,老船长的经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乘客们起初的激情降到了冰点……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追求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著、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著,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 2、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为其作品寻求哲学命意。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著: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传达出了导演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会丧失人们对追求的信念: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影片中老船长和乐队在关键时刻的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更说明了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实现永恒。可以说,回荡影片始终的一曲《我心永恒》,歌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永恒。 人生又是短暂而不可测的。谁也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会意外地撞上冰山:积奇能够去成美国,似乎得归功于他在财博中的好运:露西与积奇的相识、相知、相爱,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考验,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一见钟情的一对年轻人,认识不多久便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有的人在海难中即便是寻回了一条生路,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片刻的“逍遥”和生命短暂的“永恒”。导演意在歌咏“永恒”,但潜意识中又无法回避其对立面。 世界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有的人能在短暂中实现永恒: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肉体上的相对永恒,但得到的却只能是精神之域的短暂和贫乏。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泰坦尼克号》哲学命意的关键所在。3、生命本体意义的整体观照 艺术家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从特殊的视角。去表现他眼中(外在世界、有形世界)和心中(内在世界、无形世界)特有的世界。影片《泰坦尼克号》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惊心动魄的宏伟场面,以艺术的形式对外部现实世界作出了直观反映,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思索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斥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首先,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整体观照。人类既有追求又有幻灭,既有成功又有挫折:人生在短暂与永恒的二律背反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影片所表现出的既有人类驾驭自然、追求永恒、期待成功的欣喜与梦想,又有不遂人意、失却永恒、归于失败的无奈和惆怅。影片客观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特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其次,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整体观照。人的价值是什么?尽管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影片自始至终也没有正面地给予明确回答,但却在不断地在向观众作暗示。价值的判断和判断的价值潜在地贯穿着影片的始终,导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嵌入了关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宏大主题。毋庸置疑,人类离不开追求,人们只有在追求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追求中实现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为了追求,人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露西与家庭决裂、“泰坦尼克号”梦断冰山等),哪怕是遇到了冰川火海。然而,人类的追求既是功利的,又是非功利的。人类的某些追求有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追求是向善的:有时却又难免带有自私和唯我的一面,甚至建立在对另一些人尊严、价值、生命的蔑视和践踏上,因而带有不义性,及至失去价值意义。为了追求人性自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露西宁愿放弃豪华和高贵: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还是优先考虑了妇女和儿童:在人们正想方设法逃生时,老船长和乐手们却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与船同沉(难道他们就不想活吗?)相比之下,一些富贵之家却凭着权势和地位置其它人命于不顾,“逃之夭夭”: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20只救生船只有1只回来。致使千余条性命葬身鱼腹……我们不禁要问:“泰坦尼克号”仅仅是一只普通的船吗?俗话说:“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泰坦尼克号”不正是一个包容了“众生相”的小社会吗? 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时,曾要求作家要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3]影片《泰坦尼克号》通过描述一桩奇崛浪漫的爱情故事、再现船沉人亡的惊险场面,传达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观照,娓娓叙述中蕴含了哲理,情节变幻中体现着思辨,既有对外部世界的俯瞰和形而上的整体观照。又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和人的价值的思索,从而使“泰坦尼克号”超越了普通船只的意义,成为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三 通过对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文本分析和哲学命意的挖掘,我们不难领会大众文化的另向阐释性。不过,这里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大众文化具备另向阐释性,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经过如上的解读,《泰坦尼克号》是否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了?第二,如此这般的阐述是否带有生硬的“精英文化”立场?第三.大众文化的这种另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深刻启发?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如前所述,就总体而言,无论就导演的初衷还是实际的收效而言,恐怕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划归其它文化类型。将其归为大众文化,没有人会提出什么异议。其次,文化产品能够引起共鸣、轰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论其是娱乐性的、休闲性的,还是兼有文化性的、审美性的,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时,似乎再去生硬地将其划归哪种文化类型已没有太大必要。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不管是否带有精英文化的立场,只要这种阐释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作品的意义生发和延伸,就是对作品的公正对待。那种把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视为浅薄、庸俗之物的人,自认为是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偏见和意义误读。即使退一步来讲,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所谓作品的意义更多地生成于读者的解读实践中,因此便产生了不同于原本文的“第二本文”。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得好“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照此看来,如上对《泰坦尼克号》所作的文化阐释,正是作品意义本身的一部分,并非是出于精英立场的一种文化偏执。 至于这种多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研究和发展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好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应仅仅向大众提供普泛性的娱乐和消费的功能(这当然是必要的),还应当具备“敞开性”,提供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方面的思考和收获。其二,作为大众文化的解读者,不仅仅可以与常人一道收获身心上的娱乐和休闲,还可以进入作品的另一个维度和另一个世界,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语)。这个世界是和世俗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之域、审美之域。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得到的可能是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境界的超越、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警省、文化反思,或是一种文化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对文化产品提供的既定生活现实和强加的生活秩序一味信赖和被动接受,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就是一种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追求、只有现在而没有未来、只有顺从而没有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就是最终忘却了人的真正需要的人。[5]也许有人会说。对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这种产品的文化大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点过分,因为担负这样的文化职责原本就不是大众文化的任务。其实这种担忧隐藏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能达成一致和共识。但是,二者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局面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文化解读论文:民主非文化解读论文 内容提要:凭着经济与政治霸权,西方人构筑了做陵的文化与学术霸权。在这一霸权理论的支配下,西方人对民主作了貌似科学、公正、客观的垄断性解释: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民主在全球的扩张便是西方政治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这一单向度的解释中,民主被误解了: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民主被曲解成为西方文化的创造。由于这种误解,人类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特别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酿造了太多人为的对立与不幸,加上西方总体上是以武力推行着这种解释,致使民主的扩张给整个文明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折磨与苦难。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人们应当消解这一误解,以减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发展面临的观念上的障碍。本文力图简略地澄清这一误解,以为人们正确地审视民主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民主市场经济文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大胆预测,民主必将成为文明世界的普遍选择,尽管当时的民主国家廖若辰星。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后,美国学者福山断言人类的政治文明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前后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两位西方学者对世界政治发展的预言,虽然各自所依托的人类的政治背景呈现巨大差异,但他们的结论却具有一致性,人类将全面走向民主。当然,托克维尔的预言理性而友好,福山的预言则十分霸道且为民主之后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休止符,人类似乎不再能够进化出比民主更先进的政治形态,人类只会定格于民主的政治框架内无限发展。今天,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仍在全球的各个文明群落涌动的时候,人们尤其非西方人也许不再怀疑民主必将在整个文明世界普遍获胜。 一、民主被误解为西方文化的创造 然而,对于主要来自西方的关于民主的种种颂扬,虽然今天公开反对的声音日渐微弱,并且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的政治走向日益强劲地验证着这一政治形态的普世性,但这一来自西方的充满文化优越与学术霸权的声调,却向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出的是有丧自尊的信息,亦向他们传递着一个似乎必须接受?quot;真理":这是西方的胜利,包括西方文化与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胜利--"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1]民主在全球的扩张被西方人与非西方人共同地理解为,它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统治世界的过程。可是,正是在西方人首先对于民主所作的种种垄断性阐释中,民主被误解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一同误解了。因此,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西方与非西方共同需要消解对于民主的误解:民主是文化的产物吗?民主是西方的专利吗! 第一个误解引导着西方人坚信,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而民主优越于任何其他政体,因此西方文化亦优越任何其他文化,民主在世界的传播是在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非西方文明没有理由不接受,否则当然要用拳头叫你接受。由于这种误解,非西方人认为,既然是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凭什么叫我们接受,你要输入我们当然有权拒绝,拒绝不了只好叫你的民主走调或失败。可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近现展史似乎从深层的意义上否证着这种误解--托克维尔凭什么预言民主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且这种预言恰恰获得了历史的验证,难到托氏完全凭借着西方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做出了这种"精妙的预言"? 凭着第二个误解,西方人傲慢地欣赏着民主的每一次胜利,并认为这都是西方的胜利,全球的各个文明形态将在全面接纳民主的过程中全盘西化,最终完全统一于西方独创的民主政治的统治之下。在这种误解中,确立了民主与没有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都视民主为西方之物: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深信,他们虽然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它有益于本国的发展与进步没什么不好;未有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则认为,拒绝民主是在拒绝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在否定什么先进的政治形态,同时是在维护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可是,既然如此,作为西方文化特产的民主,其基本价值和制度为什么能够在非西方的文明世界没有差别的植根?难到它凭借的完全是西方民主专利的先进,并且是凭着这一专利的强大摧毁了全世界的非民主政体而实现的唯我独存? 可以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误解可以归之于人们误解了民主的来源。历史的事实是,现代民主制度最先产生并成型于西方;但同样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最先产生了现代市场经济,相应现代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然而,也许正是以此作为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人们特别是西方人自豪地坚信民主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因为既然民主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确定的,而市场经济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理应被逻辑地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文化亦被应然地解释成为目前正在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民主之母。可以说,这一解读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当属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基督教文化在孕育、催生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同时以一种并非挑战的口吻得出结论:由于缺失基督教精神,一切非西方文明未能自主生成资本主义[2]是可以理解的。在此,由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归之于西方文明的特产,相应使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民主直接归之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在人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解释中,被错误地理解成为西方文明的特产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被西方人西方化了。 当然,这一来自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理论推论与经验判断不能说没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其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偷换了论题,有利于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当然有益于民主的形成,但它却将民主源于市场经济置换成了源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本体的作用,至多是西方文化孕育民主的一种助推器和条件。由于作了这种文化上的论证,民主的产生机制被曲解了。凭着这种学理的曲解,西方人向非西方人所作的宣示是狂妄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它在世界的扩张便是西方文化的输出。而在输出这一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西方凭借了由他们首先采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显然,这种论证在曲解民主产生的真实源头的同时,玷污了这一先进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张扬的人类意义。 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创造物,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一种与此相对应的政治形态,就像专制政治是小农经济创造的一样。对于这一命题,人们不仅能够逻辑地证明,而且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鉴于本人曾专门撰文论证过民主的市场经济创造[3],因此逻辑证明在此从略,仅简略地对这一命题作些历史论证。回顾人类各个文明形态的历史不难发现,民主能够在政治实践上运作的时代和地方,总是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生产方式运行的时代和地方;而民主在实践上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则与其市场经济水平的高低和持续时间关系紧密。古希腊与古罗马有建立在城邦经济基础上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他们因此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后来,在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中,这一生产方式解体了,其民主制度也因丧失了经济基础而覆亡;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共和国形成了发达的商业贸易,民主则成了他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此相反,同样文化传统下的西欧,中世纪一千年基本是城堡式的农耕经济,民主照样不肯光顾这块土地,并且具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基督教文化,面对西欧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同样无可奈何;至于其他文明形态,一直没有出现过商品经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民主亦没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形成制度并投入运行。 与此同时,纵向地回顾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对应发展的文明史,更会历史地坚信民主是市场经济创造而不是文化创造的价值判断。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历史,从经济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人类的需要和智慧双重地推动着各个文明群落不断地通过先后采用从低级到高级的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又选择与各自运用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服务于经济,而且不同的文明群落虽然在进化的过程中采用同一生产方式的时间不同,但他们依次采用的生产方式在性质上却具有共同性。在此,将这种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生产方式之共同性进行概括可以抽象出如下规律:人类文明依次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三种形态完备的生产方式,相应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神权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三种独立的政治形态[4]。这一规律似乎在任何文明群落都不能改变,可以改变的可能是因为地域、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各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依次从低级到高级采用同一性质生产方式的先后及在每一经济生产方式中滞留的时间不同,相应与其对应的政治形态在实践上出现的时间与各政治形态发挥作用的时段长短不同。以这一基本的发展规律为依据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形态,民主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后由其自主创造并适应自己发展需要的政治形态。 二、文化没有能力决定或阻止民主的扩张 虽然人类的进化历程经验地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才是民主的源头,民主不应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创造,西方文化没有能力创造并支持起民主。但令人感叹的是,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速度与程度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当非洲和美洲还整体处于自然经济发展阶段时,西欧却已踏上了市场经济的旅途;而在同一人类历史时段,当自然经济的文明群落还是各种形式的神权政体或半神权政体时,欧洲已经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构建与建设。不过,如果我们坚信民主只能为市场经济创造,我们仍能以此为依据作出解释,这种进化的差异仅仅说明的是,西方因先期选择了市场经济而能够先期地选择和建立民主政体,却并不能证明民主是西方的专有物,假定其他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先于西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那么他们也许同样会使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先期地植根并形成制度。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在西方产生之前,即或西方同样不能建构并支撑起民主的政治形态。所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产生、形成并确立的历史差距,仅仅证明了市场经济在不同文明群落植根与成形的时序差距,而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是西方的特产。 现在,作为最先发端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因为代表了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因而它在各国代替其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决定着它将忽视各国的传统差异而扩张并在各国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显然,面对市场经济的扩张,各国的固有文化没有能力拒斥,因为市场经济能够在各国植根并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文明群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人性,这种共同的人性将抹杀他们的文化差异而必然地推动各个民族选择、采用与接纳任何优越于本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发展经济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与文明程度。市场经济因为优越于任何文明群落传统的生产方式,使之能够在任何一个民族成长、壮大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这种共同的人性亦决定着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中生成及扩张具有了共同的根基,民主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在所难免。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过程中,因为西方最先发展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时代;因此可能西方文化最有条件促进市场经济的产生,也最有利于民主形成制度。但是,它也只能在促进市场经济产生后,由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自主地创造民主,并以这一生产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战胜传统政治支撑起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这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在促进民主这一政治形态形成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辅助作用:1)致使西方最先选择了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5](2)与市场经济自我创造的包括民主这一政治文化在内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最亲密的关系,因而与这一文化最容易溶为一体而一同推动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地发展、壮大。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内生于西方传统中的市场经济在西方植根与发展更顺畅、更稳定,相应以市场经济为母体生成的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扩张更为正常、平稳。 与此相反,非西方国家是以移植发端于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而开始市场经济历程的,因此成长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在其土地上的扩张遇到了本国传统文化的明显滞碍,甚至这种滞碍作用十分巨大。而且在民主随着市场经济在非西方国家扩张的过程中,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同错误地认为,由于是西方文化孕育了民主,当西方人将西方的政治特产--民主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全世界推行时,非西方民族更是把这一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各国的扩张与落户归之于西方的胜利而在观念上给予了强烈排斥。结果,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遇到了强劲的文化挑战。 但是,非西方文化未能最先催生市场经济而未能最先产生民主,进而对民主的扩张具有一定甚至很强的滞碍作用,并不能反证非西方文化完全无法与民主这一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溶和,亦不能证明它能够阻止民主在其地域上的必然扩张,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能否接纳市场经济。对此,历史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自市场经济在西方首先确立而在全世界扩展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未能最先产生市场经济的任何文化都具有接纳市场经济的能力,只是接受的快慢、强弱存在差异而不能绝对地拒斥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既然如此,作为市场经济自主创造的文化在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植根则具有了经济上的必然性,相应民主作为由市场经济创造的总体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也就没有了被非西方文化拒斥的可能。当然,也许市场经济在非西方世界的植根过程因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显得困难,其发展进程亦较为缓慢,进而导致民主在其传统文化中的成长缓慢。但是,这不是传统文化拒绝民主的理由,也不能够证明非西方文化有能力拒绝民主,因为它不能将孕育民主的母体--市场经济拒斥在外,它也就无法抗拒民主在市场经济植根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上必然地成长及扩张,虽然这一成长、扩张过程因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强大干扰而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呈现本国特色。可以肯定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任何传统文化无法扼制的,也不是任何传统政治能够长期扼制的,市场经济因自身的优越性而在全球各个文明群落的必然扩展是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落户最强大的推动力。这里,任何接纳市场经济的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民主政治,因为它接纳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 三、民主扩张不顺的非文化解 由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创造物,因此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并不是在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着西方的文化,而是在接受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因此,非西方国家应自豪地相信她接受的是一种优越于本国传统政治并在任何文明群落中都能植根与成长的先进的政治形态,只是创造这一政治形态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方形成了。对此,人们应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市场经济虽在西方先期产生,但它是全世界的;民主为市场经济所创造,而不是西方文化孕育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是不顺的,以至于在今天有些非西方国家已经确立了民主,有些还末有民主化,有些则确立民主之后又被推翻,而且有学者把民主与各个明形态的文化的溶和易难进行了排位,认定有些文化容易接纳民主,有些文化几乎没有接纳民主的可能。不可否认,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过程中遇到了文化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有时因非常强大而抑制着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的正常扩张,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不顺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文化而是市场经济的扩张不正常。 历史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最先在西方成型之后,它在全世界的扩张采取的方式是不幸这一方式使几乎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国家在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折磨与苦难,这一方式就是征服与殖民。西方在最先采用了市场经济并被其创造的先进武器武装起来后,他们便开始了用枪与炮向一切非西方国家输出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而这一生产方式的本性亦决定了它必然要向生产方式落后的文明世界扩张。但这种用血与火实施的扩张,首先不是为了提升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为了西方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己的利益导向,推动着西方人选用了枪炮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开辟道路。由于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采用的几乎都是武力,致使这一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各文明群落落户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政治上主权丧失,经济上超强奴役,国格上整体贬损--市场经济在一切非西方国家植根的过程,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传统经济被市场经济殖民的过程。而在这一殖民过程中,基于本能的生存需要,非西方国家虽然落后尚能为它的民族习惯操作的生产方式,不是对市场经济产生强大的反抗,就是被市场经济挤压而进一步退化。至于市场经济则凭借西方强大的政治势能和经济优越被植入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经济土壤之中后,便开始发挥经济殖民的作用。这时,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逐步演化为一种由殖民性的市场经济和落后的传统经济构成的混合经济,而这种混合经济则在西方强权政治的控制下表现出了整体畸形运行的态势:超强剥削性,极度压榨性,严重腐朽性。一种本来优越、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西方用枪炮输出的过程中扭曲为令非西方世界惧怕、厌恶而又无可奈何的经济怪兽。正因如此,尽管孕育民主的市场经济在各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能够植根并有所发展,但它的成长是如此艰难、不幸、曲折并且变态,以至于这一畸形的市场经济难以正当地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民主也因为没有健康的经济基础而难以正常成长。 更有甚者,象非洲大陆被西方纳入市场经济的殖民体系之前,各国经济还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水平上,它与市场经济在生产方式上存在两个级差。因此,当西方殖民者全面占领非洲大陆之后,整个非洲对市场经济当然缺乏接受的基础和条件,虽然从长远看这一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的进化过程,亦加快了他们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但在被殖民过程中他们承受的则主要是这一生产方式制造的盘剥、欺压和摧残。这一以殖民方式在非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宣告,被西方奴役的非西方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国家独立,而不是发展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他们几乎不具备自主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政治保障,至于建立民主政体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奢侈。 问题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先后赶走殖民主义者获得国家独立后,由殖民统治制造的经济畸形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导致本国脆弱而根基不深的市场经济自主发展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缺乏正常、强大的市场经济支撑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以至于独立后的各国政治陷于了既不能回到传统又难以建立民主的两难之中。可是,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却是,各种非常规的过渡性政体自然地填充了常规政体不能发挥作用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并由这类政体理所当然地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与政治,本国经济与政治关系再次陷于非正常的互动中:经济恶化,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二次大战后,先后推翻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的不少民族国家,相当时期未能摆脱新一轮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便是证明。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在放弃殖民统治后,本国已经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现代科技的强大推动下保证了其经济、政治与社会继续发展,西方国家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里,值得深思的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仍然面临如此艰难的发展局面,难到是市场经济的过错,难到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形态--民主的过错? 更令非西方世界反感的是,基于制度的偏好,西方国家力图以种种手段强制一些独立后的非西方国家建立民主,但由于缺乏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而无法扎根,最后他们仍然回到了既非民主又非专制的集权统治的范畴。市场经济是先进的,民主是先进的市场经济创造的,可它们以并非正常的方式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却使这些国家在接受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由于在主权没有丧失的条件下主动积极地移植最先产生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就使其进入了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行列。这里,日本的成功耐人寻味并说明着一个真理,只要政治独立,非西方国家就能够正常地接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以此推动本国快速实现现代化,但条件是平等积极地引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全球非西方世界似乎唯有日本是以这样的方式接纳先进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结果也唯有日本代价最小地获了成功。 目前,综观各个非西方国家的现状发现,他们大多先后度过了独立后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发展最为不幸的时期,市场经济在各国大多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民主政治在各国的发展大多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一个明朗的未来已经确定--亨延顿总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各个非西方文明群落的涌动,昭示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不少非西国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完全获胜不可避免,虽然它目前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仍然存在差异,虽然它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虽然谁也不能判断代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未来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会是什么。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十分自信地证明着,人类的各个文明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而相信它会是西方的胜利,但也不要否认西方因最先步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时代所发挥的引导作用,虽然这种引导曾经给广大非西方国家制造了巨大灾难,人们还是应当承认这种引导的作用--我们需要谴责的是西方引导的方式,不是引导的内容和目标。而在此人们应该十分武断而自信地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胜利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的胜利,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证明,它不是西方的胜利,也不能证明是西方的胜利。 四、民主不会遗漏中国 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中华民族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3亿的人口,她独立地创造了近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上曾经长期处于各个文明形态发展的前列。可是,进入小农经济时代后,种种因素约束着中国长期滞留于这一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中怡然自得。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虽然给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生产方式也被中华民族提升到了它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中国的人口、民族构成、地理结构特别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以至于建立在这一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未能内生出一种能够代替它而又优越于它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一种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生产方式时落后了,过于成熟与发达的小农经济抑制了这一生产方式的自我质变。与此相反,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虽然小农经济的发达程度未曾超过中国,但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口、民族和固有的地理结构等主客观因素,可能更有利于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结果,西方文明在其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在并不十分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内生出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他们的文明也因此迅速强大起来而超越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显然,这种超越已经不是同一生产方式的量的超越,它是西方选择了优越于小农经济的市场经济并由这一生产方式推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质的超越。正因如此,这种超越是迅猛而不可阻挡的。 可是,一旦这一超越使西方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武装起来足以征服各个落后于它的文明国家时,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被纳入西方的整体征服之中不可避免了。这里,尽管中国曾经强大,曾经不可一世,但她在更强大的文明面前,同样要被纳入到象其他更落后的文明国家一样遭受奴役的征服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在整个征服过程中,中华民族未曾被彻底殖民。但这不能证明,中华民族在以被奴役的方式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受的苦难更轻些。一百多年来,象许多落后国家一样,中华民族同样走过了被西方强行移植市场经济,长期反抗列强的入侵和奴役,完全独立后拒斥资本主义,最后又回过头来接受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发展路径。然而,中国的这一漫长、曲折、艰难的经济发展之路,不仅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自主创造出代表自己的强大文化,而且因其畸形发展而难以为民生政治的健康形成创造条件--畸形而弱小的市场经济,既承载不了民主,也难以主导整个政治的正常发展,中国长期陷于权威政治与畸形经济非良性互动发展的态势之中,甚至这种非良性互动至今仍在强烈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致使民主这一只有健全、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够承载的政治形态难以在中国的国家层面确立。 但是,自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重新开启了曾被整体封闭的市场经济之路,而且在1992年更是重新确立了它正统合法的地位。曾经给中华民族制造了无尽苦难的生产方式,这一次被中国人真诚地请了回来。但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再次光临中国,已经不是象昔日主要是欺辱中华民族那样发挥作用了,因为统一而强大的政府承担着通过控制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以保护和推动重新开启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伟大使命,而昔日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却未获得这一政治保障。所以,正是今天中国政治上的统一、秩序、独立和强大,才确保了十几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的是迅速发展,而不是经济的苦难、政治的混乱和民族的灾难,强大、统一的政府为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一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代替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是一种这一生产方式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必然,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秩序是尽管创造这一条件的是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但由于它具备这一能力它就能发挥这种作用。 但这是否说明中国不会达成民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权威政治能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证明它是能够永远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要求的不变的政治形态,也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必然内生出民主并最终支撑起这一政治形态的国家化,它只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秩序、独立与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当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因自身力量弱小无法自我创造出强大的民主力量提供这一保障时,只能由权威政治发挥这样的作用。当然,在这一时期,如果权威政治恰恰发挥了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它就会快速发展,反之它的发展必然缓慢甚至倒退。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传统政治的保护下逐步强大后,由其内生的民主政治就会发展并强大起来。而在民主力量逐步强大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就会与曾经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权威政治发生冲突。这时,权威政治虽然仍会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会本能地抑制民主政治的成长。问题是这种抑制必然导致不利后果,权威政治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下降,权威政治或者成为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间接障碍,或者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直接障碍。当然,这一状况的出现预示着代替权威政治的民主政治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为期不远了。而这种替换如果是理性的,政治民主化就和平进行;如果是非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到位就可能伴有动荡。不过,这种动荡将不可能是全民的,而且这一过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论这一过程如何,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民主政治在我国国家层面最终确立将不可阻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必将形成。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越政治的积极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大抑制的时期。因此,民主的到位在中国会否会伴随动荡,目前还不得而知。 所以,现实的中国迈向民主之路的旅途仍旧是沉重的,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走向强大的不可阻挡,预示了民主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不可避免,但目前的市场经济与现实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为民主的到位将要支付的代价。现在,这种代价能否降低人们没有把握,因为它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这一经济整合的民主力量与权威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并不相同:在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的民主力量一旦强大到能够强制权威政治结束自己的统治后,它便能够迅速承担起控制国家稳定、秩序的政治职能:中国目前没有建设性的强大的民主力量,权威政治仍然全面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目前权威政体政治上日益严重的腐败,正在严重消蚀它的积极功能与作用,甚至在这种消蚀中很可能严重削弱权威政体控制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使权威政体自我软化而引发社会混乱,进而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的权威政治能否有效抑制腐败维持社会的稳定,并在积极承担统治和治理职能的过程中和平地迈向民主其路径是十分艰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国土及地域的巨大差异,也为中国和平地迈向民主设置了难题。中国的民主之路令人向往又令人忧虑。 造成这种关系紧张而民主发展风险日增的症结何在呢?产权虚置。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确立起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迅速发展,但由于产权虚置的制度障碍,市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则日益畸形。这种畸形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是:腐败迅猛扩展严重削弱着政府的统治与治理功能,民主政治难以正常成长,市场经济的发展没同比例地有带来民主力量的增长。问题是,随着权威政治的统治能力和道义基础进一步削弱而不断软化,在民主政治因力量弱小不能迅速到位以控制政局,社会又需要政治力量维护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社会很可能不是陷于混乱,就是再次出现强权政治而且是严重的强权政治控制局面,而绝不可能是人们企盼的民主。如果中国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代价是巨大的。这样的民主化代价,中华民族应当避免。 当前,避免的办法主要是,尽快扭转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趋势,优秀是产权改革,而不是立即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如果现行的权威政府能够确保市场经济尽快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正常地运行与发展,那么市场经济在正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然会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承起民主政治日益发展,最后由强大的民主力量适时地代替权威政体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以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不仅严重混乱,而且导致整个经济运行严重病态而使目前的产权改革障碍重重,相应民主和平理性推进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此,中国今后政治的民主化能否和平实现的关键已落脚在产权改革能否和平进行这一环节上。显然,现实告诉人们,在目前民主力量十分弱小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政府仍要承担起维护政治稳定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的双重使命。可以说政府是否承担积极改革产权的使命,现在已不是一个认识与利益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市场经济有可能在进一步的畸形发展中冲毁现行的政治秩序而使社会陷于混乱;如果如政府主动履行职责把握不当,也许它会自我削弱稳定社会的能力而引发混乱,但积极操作也许会使产权改革和平实现的可能。应该说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与关系,迫使政府主动推进产权改革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但要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动力,有赖于人们寻求有效途径降低产权改革的风险以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信心。 从现实考虑,中国采取全面产权改革的方案风险很大,政府没有能力在控制政局的情况下和平地实施这一方案,因此逐步改革产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行最具操作性:沿海的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力量强大,市场的吸纳能力强、空间大。这些优势,能够大大降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震荡。所以,中国需要确立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方案。当然,如果产权明晰逐步实现,市场经济内生的民主力量也将逐步强大。同时,市场经济的水平在中国已经明显不平衡的现状,将使产权逐步明晰后的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发展更为突出,民主力量地域上的不平衡亦会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可以在先期逐步梯度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梯度推进民主。 文化解读论文:我国文化解读西方哲学论文 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中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中西方哲学的中国人,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输入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引进一股新鲜的思想空气,为中国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这些西学的译介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一种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的语言把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出来。所以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中国学人就往往用中国人惯用的词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专业术语去翻译、解释西方思想。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优秀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 梁启超在解释培根的时候,既然已经认定了培根学说是“穷理”学说,便自然可以和中国思想大系中的朱子“格物穷理”学说相比较。在这里“中国哲学”就在“比较哲学”的过程中凸现出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朱子也有西方公认的哲学家培根的格物致知学说,这样,朱子的学说获得了“哲学”的合法性。然而,在梁启超的比较中,他认为朱熹、培根的不同,即在朱熹只是懂得格物穷理,培根还能详言其法,朱熹格物仍空谈心性,培根则能亲自实行。于是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此所以格致之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这样,培根的实验论,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深化,是朱熹抛弃心性空谈便可达到的科学方法。这样的结论在今天无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却值得深思。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是两个关心的领域完全不同的系统,语言,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和思维方式,承载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在中国文化中,“道”,“仁”、“天”、“理”等等专业术语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含义,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体系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中,这些词往往无法准确恰当地翻译为相应的外文。如果用这些术语去解释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偏差就会更大。同时,人们是用词语进行逻辑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思考只有以语言为载体才能得以进行。所以在中西语言翻译上一旦出现问题,词汇的力量就会把人的思维推向错误的道路并越走越远。例如梁启超一旦认定培根的实验哲学是“穷理”学说,在他的思维中培根学说立刻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和朱子哲学探索着同一话题的一部分,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把培根和朱熹放在一起,凭着语言的相通性用逻辑思维进行语言比较。梁启超对培根的解释,是把培根学说视为中国文化主题的一个内容。 梁启超在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时候,同样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西方哲学家进行中国式的评述。在讲到康德的时候,梁启超说: “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其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实行也似王阳明。”⑷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中(孔子、王阳明)西(康德)哲学对等的精神。这种对等精神与后来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以孔子、孟子、荀子比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较便更加明显。冯友兰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元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⑸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公认的鼻祖,冯友兰的比附,就是为了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的哲学地位,并证明中国也有西方所说的哲学。而这种论说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家绳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和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而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立场到冯友兰的西方哲学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从胡适之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一系列论文开始。 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⑹而蔡元培则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观照、比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内容,中国“哲学”就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哲学是怎样的面貌,才能判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解释中国哲学便非得具备西方哲学素养不可。 胡适是被蔡元培称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与梁启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解释西方哲学相比较,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蔡元培对这部哲学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⑻另一方面,由胡适哲学史模式带出后来的一系列的哲学史,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以在胡适的哲学史找到源头。我所着眼的是,在解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到了胡适这里如何实现从中国文化立场到西方文化立场的翻转,又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乃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我们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庄子”一篇为例。在全书中这一篇最能体现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最能暴露以西方哲学立场看待、裁剪中国思想的弊端。 “庄子”篇分为二章,第一章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第二章是“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其中最为新鲜的是以生物进化论解释庄子哲学的第一章。 胡适之先生认为庄子中的“哲学”主要是生物进化论。《庄子·秋水篇》中有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认为“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更被胡适说成对生物进化的描述,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⑼接着,胡适又取《庄子·至乐篇》末章,附会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产生“种子”到一层一层进化成最高等的人类。最后胡适还指出庄子的“进化论”的缺点,就是“《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⑽所以不如达尔文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 胡适对庄子的解读,让读者对庄子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和达尔文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是成就比不上达尔文。对胡适的这种解释方法,时人就已经多有批评。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就说: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⑾ 直到50年代,胡适检讨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结论居然是“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对此,陈平原先生评论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⑿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以西方哲学标准裁剪中国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我们应该追究的是,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的是一种出世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而胡适为什么不讲庄子的典型的道家人生哲学,而把他和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联系起来,以和庄子思想风牛马不相及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庄子。 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后来的《先秦诸子进化论》等解释中国哲学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 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正是由于胡适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看待庄子,庄子的大量思想的光辉都变得不再是“哲学”的,因此得不到哲学的整理和挖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⒀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胡适之所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绳中国哲学,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胡适当时的基本思想,和他后来明确提出的“充分世界化”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价值不大——甚至直到1961年,他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还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⒁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调,他认为必须全力输入西方哲学文化,以西方哲学文化去解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在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的时候,不惜完全搬用西方哲学的整个架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从而实现中国思想的西方化。在比较哲学的历史上,思想家引进外来哲学的内容、方法,往往是根据本国实际和他自己思想的需要,把外来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朱谦之先生曾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对新传入的中国哲学的解释情况。伏尔泰以中国的有神论为根据去攻击基督教,而狄塞罗则赞美孔子的理性教,“狄氏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其实最使他钦佩的还是孔子的理性教。他赞美孔子学说为简洁可爱,赞美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暗底里以此否定基督教存在的理由。”⒂胡适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意味着在中西“冲击-回应”的文化交流背景中他站在西方哲学立场上,全盘引进西方哲学观念,并为这些观念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寻找“根”,从而使这种由西到东的思想移植获得坚实的基础。例如胡适以进化论释庄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中国固有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发轫,从而扫除人们对进化论认识的障碍。可以想象,有了胡适的解释,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生物进化论理论便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由于胡适的解释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因此无法被广为接受,人们所认识的进化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会是庄子的进化论,人们所认识的庄子还是人生哲学大师的庄子,不是提出进化论的庄子。 梁启超所写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完全是中国人看西方哲学,而胡适之写的介绍中国哲学的文章,却完全是西方人看中国哲学。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一个评价:“我们看那部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像,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⒃从梁启超到胡适,对哲学的解释的整个预设立场已经翻转过来:由中国哲学的立场转向西方哲学的立场,由对西方哲学的解释中国化转到对中国哲学的解释西方化。这一历史的翻转是影响巨大的,它意味着中国的学术从此重走一条新的路向。而它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由胡适、冯友兰开始的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哲学所建立起来的哲学史写作模式成为权威模式,并成为后来哲学史写作的唯一典范,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 文化解读论文:电视文化解读管理论文 [本文提要]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媒体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有其表义的功能,只不过这些功能多隐藏在娱乐的表象下。本文以星空卫视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作为案例,通过对这档节目的文本内容及隐慝意义的分析,从仪式、性别及狂欢这三种视角对该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指出电视男人秀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赤裸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性行为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前凸后翘”,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淫糜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文化解读论文:宋代文化中的牡丹情结与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学类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诗词类的人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牡丹这一花卉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有的深深的联系,在此为对牡丹与宋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的探究。 关键词:牡丹 文化 古人有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自古以来,牡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作为富有、高贵、美丽的象征。古时,我国的文人骚客好以物自比,或寓情于景,或托物言志,牡丹作为花中最为美好的代表,就成为各个时代中被文人骚客用以自比的代表。通过对我国各个时代的文献的考察,从唐代以来,牡丹作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钟爱的花卉种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的宋代,其越发的被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那些文人骚客,在抒发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时,从不吝惜文墨,故,牡丹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底蕴。 一.宋代文化与牡丹情结 1.宋代地域文化中的牡丹 洛阳地处我国黄河中下游,属温带区域,极为适合牡丹的种植,且在李唐时期,其作为当时的京都,所以成为我国的种牡丹、赏牡丹的圣地,到了宋展到高峰时期。在宋词当中,有陆游的“洛阳春色擅中州,檀晕红总胜流。憔悴剑南人不管,问渠情味似侬不?”也有欧阳修的“更值牡丹开欲遍,酴压架清香散。”其中,不难看出各个文人对牡丹深深的爱恋之情。经过唐朝几百年的培育,宋代时的牡丹花的种类已极为繁多的了,尤其是品牡丹的圣地洛阳,这里几乎囊括了我国大江南北所有品种的牡丹,“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能过”就形象的描述了洛阳牡丹品种数量繁多。通过对宋词的研读,那时的牡丹已不仅仅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领导阶层才能够赏玩的花种,牡丹已遍及我国大江南北,成为老百姓们共同赏玩的花种。 2.宋代诗词文化中的牡丹 牡丹作为宋代所有阶层的人民所喜爱的花种,诗词当中不乏出现诗人词客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牡丹的喜爱之意。如果你仔细研读宋代的诗词,你就会发现,宋代的文人骚客大多喜欢牡丹,栽植牡丹并且精心呵护,在赏玩牡丹时也总是会歌咏赞美牡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有“更值牡丹开欲遍,醉醚压架清香散”,用牡丹的高尚品质来自比,表达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宋代进士寇准曾被皇帝要求为牡丹赋上一曲,其张口就来,“培终得近天家,有芳名出众花。香遽暖风飘御座,叶笼清霭衬明霞。”词人用牡丹的高贵来衬托出皇帝贵为九五之尊的地位,亦用牡丹表达了自己因被皇帝钦点而兴奋不已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牡丹亲植锦堂前,回首光阴二十年”这句诗表达了词人因酷爱牡丹亲自在锦堂前栽植牡丹,随着光阴的流逝而独爱牡丹,表达出对牡丹深深的喜爱之情。栽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精心的呵护,及时锄去杂草,以使牡丹有好的花枝。在宋代文人中,对牡丹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对牡丹的赏玩,还有在牡丹栽植过程中所得到的体会,甚至升华为一种人生价值追求。 3.宋代潮流文化与牡丹 宋代无论是诗人骚客,亦或是平民百姓,亦或是达官贵族,其皆是爱牡丹之人,他们不仅喜爱赏玩牡丹,而且喜欢栽植牡丹,牡丹,在宋代就犹如如今的流行音乐一般,被人们广为传颂。与此同时,人们也酷爱种植牡丹,种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悉心的呵护,捉虫,锄草,修剪,以使牡丹长势良好,如此一来,本就美的不可方物的牡丹成为了花中之王。人民在酷爱牡丹的同时,其不仅仅只是会去赏玩牡丹,在赏玩之时,其亦会反省自身,使自己的情操越发的高尚,由此一来,赏牡丹,咏牡丹就成为了宋代不分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潮流文化。 二.牡丹情结对文化底蕴的影响 1.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古人有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每个时代的人们皆是向往富贵繁荣之人,牡丹花在众多的花卉种类当中,其意为富贵祥瑞,面对美丽大方的牡丹,诗人们更是尽情的吟咏,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宋代的牡丹已成为文人骚客们的社交媒介,他们赋诗作对,饮酒高歌,总是有着牡丹花的陪伴。在宋代的诗词当中,不乏诗人为向往富贵繁荣,或是希冀国家日渐昌盛而歌咏牡丹,尤其在宋代出现双头牡丹时,当时的诗人皆为之表达了深深的喜爱之情,牡丹在诗词当中出现的频率明显要高出一截,在之后的诗词当中,甚至出现了三头牡丹的身影,皆是表达了人们对富贵繁荣,祥瑞昌盛的向往之情,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2.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古时,每一种花卉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牡丹花属芍药科植物,其色泽艳丽,种类繁多,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其寓意着尊贵,富有,这就难免使人们引起其对高贵的向往。宋代南方经济文化水平高度发达,达官显贵皆在南方定居,而北方与南方恰好相反,北方年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难以正常生活。这样的社会现状造成了人民对安居乐业,富贵安逸的生活更加的向往,于是象征着富贵昌盛的牡丹花就成为了人们的最爱的花卉。牡丹成为了人们寄托对富贵昌盛的愿望的物品,人民都赞美她,歌颂她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3.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诗人们作诗大多讲究托物言志,诗当中的牡丹或是忧愁,或是高雅,或是欢快,其皆是表达了诗人的处事态度和为人原则。例如宋代的诗人寇准的“不堪花下听歌处,却向长安亿洛阳”,表达了作者因被贬长安而郁郁不得志,看着牡丹花,听着商女的歌声,不由得思念起来洛阳的繁华和美丽;穆修的《雨中牡丹》“黄金期胜赏,三月破夥肌忌巫娥雨,摧残洛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贵妃汤。掩敛无聊极,谁来替断肠。”表达了作者在雨中欣赏牡丹之时,不由得想起了杨贵妃的凄凉故事,充满了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希冀和胆怯。几乎每首诗中的牡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赏花的人的性格不同,所以诗中花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美丽的花却一定有着高尚的品格,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三.宋代文人的牡丹情节 1.边塞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北方连年战争不断,有不少诗人因官场失意而被贬北方谪守边疆,故,就有了边塞诗人这一称呼。边塞的生活条件恶劣,不比中原的繁华,且还要提防边疆的战事,诗人本就是文人出身,原来的生活负担较轻,哪能受得了这苦,致使诗人不得不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和希冀国家安定兴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感。牡丹作为花中最美好的一种,且是中原文人皆喜爱的花种,其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边塞诗人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媒介,无数的边塞诗人赞美牡丹花的美好,或是充满希望,或是对自己的际遇愤愤不平,或是求见伯乐之情。 2.仕途坦荡的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南方与北方处于两个极端,南方的经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无忧无虑,汴京周围皆是各种商业场所和娱乐场所,无论是初入官场的毛头小子,亦或是官场上呼风唤雨的达官显贵,在顺风顺水之时,总是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放浪形骸之外的情感。牡丹在南方确实处处可见,在当时也有“牡丹花会”,吸引着各种文人骚客接踵而至,他们赞美牡丹花的美丽,以牡丹自比,向往着自己以后能够时时刻刻都如今日一般,春风得意。如宋代诗人陈襄的“逍遥为吏厌衣冠,花谢还来访牡丹。颜色只留春别后,精神宁似日前看。雨馀花萼啼残粉,风静奇香喷宝檀。只恐明年开更好,不知谁与并栏干。”其就表达了作者在春风得意之时,赏牡丹花,表达了自己对自己仕途一片坦荡的欣慰和希冀自己能够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的情感。 3.抑郁不得志的诗人与牡丹 生而为人,人生当中难免有诸多不如意,诗人也是如此,无论是官场失意,亦或是情场失意,人们总是难免唏嘘,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当诗人面对诸多不如意时,诗人总是借助诗词歌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情感和抑郁不得志的愁闷之情。如宋代诗人张至的《题姚氏三头牡丹》“姚黄容易雒阳观,吾土姚花洗眼看。一抹胭脂匀作艳,千窠蜀锦合成团。春风应笑香心乱,晓日那伤片影单。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毫端。”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抑郁不得志之时,应邀到好友姚黄家欣赏三头牡丹,其笔下的牡丹虽然颜色艳丽,但却有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表达了自己的仕途不如意,看着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却壮志难酬的愤懑情感。 四.结语 宋代是每一个文人最想穿越过去的时代,那时的文人皆文采斐然,文学高度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就成为了每一位诗人争相歌咏的对象。牡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的眼中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有的表达了词人对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约束之情,也有忧国忧民的愁闷情感。宋代文化与牡丹之g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大多都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追求,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藏族服饰艺术的文化解读 摘 要: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一定意思上说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是藏族人民审美心理的物化,是和谐艺术的展示。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各族人民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 关键词:藏族;服饰艺术;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文化特征 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人类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与一般服饰所共有的审美功能与特征,生动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藏族服饰还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多种属性与特征,其丰富多样性,既体现了习俗的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又适应着不同的地域与环境,体现了藏族人民独有的艺术精神世界。 一、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 当今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们,无论其文明程度、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经济模式以及人种民族有着何种区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生活习俗――利用一切可能的装饰手段来美化自己。这种美化自身的观念不仅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初始阶段中最早形成的审美意识之一。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就是一个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的民族,从石器时代就已形成人体装饰习俗和审美情趣,如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窟文化中,该文化陶器上的人面、人形的种种彩绘图案被认为表现了当时的人体装饰习俗。当然,象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这样一个古代部族,其美化自身的主要装饰习俗更多的还是使用丰富的装饰品,而人体装饰品出现,是源于石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因为“如果没有在二百至三百万年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灵巧的手和欣赏韵律美的眼睛,装饰品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藏族先民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在工具制造中分化出来的非工具产品――人体装饰品的出现中萌发出来的。这种与独特高原环境紧密相关的装饰艺术心理,随着高原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沿续发展至今,而且形成了高原民族体饰艺术的独特风格,成为藏民族审美习俗和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他们以特有的形象思维来体现本民族的审美取向。从石器时代开始,藏族先民就已形成美化自身的装饰习俗――人体装饰习俗。即便在现代藏民族的装饰习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藏民们对于面部和双手的装饰所倾注的最大心智和感情。 藏民族的装饰习俗及审美观念传统的形成表现出高原地理环境方面的特征。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和严寒的气候条件下,特别注重对于自身的装扮和美化,他们身处色彩相对单调的冰雪高原,必然要以色彩艳丽的服饰、丰富的佩饰来装点打扮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所以即便是最普通的牧童也在身上挂有美观的饰物。 二、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 藏族是在大约公元六世纪前后,由西藏土著人同青藏高原的一些部族,主要是活动在青海、甘肃、新疆一带的羌族,长期交往、分化、融合而形成的。甘、青等地羌人与西藏土著之间的结合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由于西藏高原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四周都是亚洲古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东边有源远流长的黄河、长江文明;西面是历史悠久的西亚河谷文明;北面为强悍的中亚游牧文化;南面是植根于热带沃土的印度文明。正是由于这种地缘因素的影响,藏族人既受中华文化的养育,也经历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创造出不同的物质文化,故而表现在服装方面也各有千秋,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藏装种类多达200多种,在我国服饰中居首位,其多样性在世界民族服饰中也是罕见的。 藏袍是藏族服装的主要式样,它的结构是肥腰、长袖、大襟,无论是牧区的皮袍、夹袍、还是农区的长袍,乃至过去贵族、官吏的锦袍和僧侣在宗教节日活动中穿的服饰,都具有这种特点。各地藏袍的结构虽然基本相同,但在穿着方式、细部装饰和质料上又是千变万化。不同地区的藏民都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和实用目的,赋予藏袍以独特的地方特色,使藏袍显示出千姿百态。 甘肃省的藏族男子袍服特别肥大,女子袍服略为贴身。冬天的皮袍大多用羊皮缝制,并用很宽的豹皮做边饰,有的在袖口、下摆上滚有红、绿、黑三色宽边,领口用红色或绿色带做边饰。穿着方式也独特,束腰带时,往往把结打在背后,并留出较长的结头,垂于臀部,穿袍时一律袒露右臂,右侧的长袖有的扎在腰带里,有的自然垂下及脚面。 青海省藏族服饰亦以右襟袍服为主。根据季节可分为夏服和冬服,根据场合可分为便服和礼服。冬季,他们穿羊皮羔挂面皮袍,夏季穿氆氇袍。礼服多用锦缎挂面,在袍边、袖口饰以彩色氆氇花边,高级礼服则饰以水獭皮宽边。女子长袍多用红色、黑色、海蓝色布料或绸缎,以兽皮做边饰,兽皮边饰的宽窄甚至还有显示家庭富裕程度的意义。 藏北草原地势高寒,冬季风雪弥漫,牧人们逐水草而居。女牧民是草原的花,她们的穿戴在粗犷中又有一种娇媚,在苍茫牧野中显现着生活的亮色。她们的藏袍一般是光板羊皮做的,但比较轻便合身,衣襟和下摆用黑绒镶边,然后用红、绿、蓝平绒装饰。腰间挂着奶钩、针盒、火镰、小刀,还有其他心爱之物,她们的袍子放得比较长,甚至拖着地,跑起来饰物丁丁当当作响,成为草原牧场上一曲欢快的音乐。 在雨量充沛的森林地区,如工布等地,藏民们则创造了一种叫“古秀”的外衣。这种服装一般用氆氇或皮革制成,由于肩宽无袖,既便于散热又便于自由活动,以适于林中伐木等劳动,同时,它又可防避小雨。节日或庆典上穿的“古秀”讲究在领口、腰间、下摆处镶上大小不同的锦锻片,显得非常华贵、美丽。 藏族服饰是藏族人民美学观念的集中表现。其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生动地表现了各地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 三、审美心理的物化 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的出现,是在漫长的工具制造过程中对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的心理感受比较中开始萌发出来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去创造或感受任何具有审美意义的所谓“装饰艺术”。人体装饰品是人们在制造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最早脱离了功利性质的精神产品,是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转化的标志。 人是万物之灵长,服饰既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积淀,因而人类在创造服饰的过程中,就将自己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融于服饰之中,创造服饰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美的过程,服饰的形成,也就是美的形式的完成,人类的审美情趣,也就积淀于物质的服饰之中,所以说,服饰是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这种审美意识受人类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时代的变迁所制约。历史的积淀为人类的审美心理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藏族较晚进入沉闷且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社会,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始特征,较多地保留了人类本能的浪漫习气。因此,他们更喜欢用服饰来展示自身的健康与漂亮,其服饰就具有更多个性化的特点,更多鲜活的生命力。 服饰的审美心理还受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映照。“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人类的自我装饰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艺术,是在人类进化的这一历程中产生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政治、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特定存在,“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是与当代的社会思潮、审美观念和技巧、科技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的。”② 这些都给人类的服饰审美心理以深刻的影响。在唐吐番时期,对作战勇敢的军人,赏赐虎皮袍,表彰他象老虎一样勇猛;对胆小怕事临阵脱逃的懦夫,在他们头上强行挂一条狐狸尾巴,以示羞辱。而到了后代各个藏区,人们却都特别喜欢狐狸皮帽,讲究头尾齐全,并作为勇敢和美的标志。因此,随着时日的推移,藏族服饰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四、和谐艺术的展示 服饰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同样体现了服饰的审美法则。人体装饰艺术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人体装饰品是最早的造型艺术产品之一。人体装饰品在造型上的发展,使模拟、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得以实现并拓宽了藏族先民们形象思维的创造力,他们将若干具有独特造型的物品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艺术品,直接、生动地体现了造型艺术变化统一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原始先民在制造和使用装饰品的过程中形成了追求完美形式概念的心理,人们认为有变化的统一才是最完美的形式概念,才能体现他们最高技术水平和能力。 藏族服饰的美,是一种和谐的美,体现在辽阔的地域环境背景与宽松大气的藏袍的和谐,以及藏族人粗放豪爽的个性与浪漫多彩的服饰的和谐,特别是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更是一种盛装的展示,他们很爱跳弦子和锅庄舞蹈,歌声起落、彩袖翻飞,展现出独特的风韵。在一年一度的康巴艺术节上,藏族服饰表演总能吸引最多的观众。在桑科草原、玉树草原、果洛草原和那曲草原等地,每年的赛马会也是服饰展示的盛会,展示了他们尤其是藏族女性卓然不群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 从整体美的角度来说,讲究服饰的韵律,即变化、节奏、秩序,也会给人以整体美的视觉效果。藏服一般袖管较长,除了御寒以外,可以使长袖阔带,伴而起舞,借助长袖可以显示富有节奏的优美舞姿。在藏族服饰中,往往以相同颜色的图案分别作为衣领、袖口、襟边、下摆的边饰,重复使用,以获得一种节奏美,从而使人体在运动过程中获得一种韵律美。 总之,藏族服饰通过面料、色彩、款式、装饰等因素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体现了服饰艺术美的形式法则,塑造出美的形象,从而美化了人,美化了生活。 民族服饰作为少数民族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本身又是不断丰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藏族服饰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它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民族性、区域性等多种属性特征。我们只有文化上的沟通和认同,才能促进各民族间情感上的交流,从而更好地挽救、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现代文明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实际上它已默默地超越了自身,实现了向新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境界的跨越。 文化解读论文:孔雀东南飞的文化解读 摘要:安徽潜山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潜山县史上第一座大型人物雕塑,这部雕塑是依据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建塑的,它向观众展示着潜山又一历史文化资源。本文从潜怀大地的历史沿革和民俗风情的角度,客观地考证了汉末的庐江郡就是如夸的安徽潜山怀宁一带的历史事实,并通过对这部爱情长诗的较详细的解读,揭示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刘兰芝;焦仲卿;雕塑 在有着近万件藏品的潜山县博物馆内,有一件藏品非常引人注目,它是一尊纯白色的人物雕塑,雕塑最宽处4米,高8米。雕塑下部以孔雀双飞为造型,线条简洁流畅,图案突出了“生死相依”的主题,上部则由双飞的孔雀变换为男女主人翁焦仲卿、刘兰芝手拉着手向世人倾诉着干古凄美的爱情故事,雕塑基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正面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题词“孔雀东南飞”,底部刻有磐石和蒲苇图案,“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象征着两人纯洁而坚韧的爱情,基座背面刻录了诗作全文。当观众来到风光秀丽的天柱山,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首先便是这尊塑像。作为一个陈展内容,它链接着长诗《孔雀东南飞》“焦家园遗址”“庐江府遗址”“孔雀台”“孔雀坟”“惜字亭”等遗迹、遗址(这些遗迹、遗址是县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潜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2006年底,民间传说《孔雀东南飞》成为已安徽省政府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安庆市又将其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尊初建于1993年,县史上第一座县城大型人物雕塑就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具象载体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部长篇叙事诗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它取材于汉末建安时期民间天柱山脚下一对有情人感人的爱情故事。诗中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为了爱以死抗争,演绎了中国最早的生死之恋,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诗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陈国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宋朝侍读学士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改题《焦仲卿妻》,1956年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取诗的首句为题,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我国古代继《离骚》后最优秀的文学杰作,是汉乐府诗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作品,它与南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人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全诗357句,连诗前小序1838字,被古人誉之为“上承风骚,下启唐诗宋词的长诗之圣”。这样一篇“叙事如画,叙情若诉”的光辉诗作,当观众慕名来到博物馆,伫立在雕塑前,我们又如何向观众解读诠释好其中丰富的内涵呢? 一、故事发生地释疑 《孔》诗的发生地历来被人们争论不休,浙江有学者依据该省有桐庐县,认定诗的产生地在浙江;江苏有学者有以该省有华山,认定其发生地应在江苏;广州有学者以诗中有“交广市鲑珍”之语为由,争该诗产生地在广东自矜,本省的庐江县也有作者津津乐道庐江县是《孔雀东南飞》的故乡,其地域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却无不反映了人们对这份民族文化遗产关注和珍爱。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呢?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在著作《乐府诗笺》中云:“汉庐江郡初始在安徽庐江县西一百二十里,汉末徙治今安徽潜山县。”上世纪50年代,余冠英等教授在对《孔》诗进行注释时,也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指出《孔》故事的发生地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一带。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作品选读教材关于《孔》故事发生原产地的注释,均保持着“今安徽潜山一带”的字样不变。尤其是出生于怀宁县小市镇求雨村,曾任政协潜山县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和潜山中学高级教师的李杏林先生,几十年来深入民间,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孔雀东南飞》;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炎贵先生也写了《长诗(孔雀东南飞)与潜山之缘》,以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孔》诗故事原产地在今潜山、怀宁一带,“在明代,小市港(即小吏港)是属于潜山县管辖的”,“到了清代,小吏港显然变为潜(山)怀(宁)两县共管”,故事的主要人物刘兰芝是怀宁县小吏港刘家山人,焦仲卿是潜山县焦家畈人,两家仅隔了一条皖河。“焦家畈与小吏港一河之隔,那时的小吏港直属舒州,怀宁与潜山尚是一个县,而怀潜分设乃是元朝至正年间的事”。《怀宁县志》卷五《山川志》(清康熙版本)载: “小吏港者以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潜山县志》(清道光版)卷二《山川志》说:“(下县城)南十五里日小市港。小市港即小吏港,汉末焦仲卿妻刘氏投水处。”《安庆府志》也有专文介绍刘兰芝。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客居舒州时,曾来到焦、刘合葬墓前凭吊,写下了极其深沉壮美的诗篇《谒庐江主人妇》:“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从文物古迹看,潜怀两地的“焦家园遗址”“庐江太守府遗址”“万年台”“孔雀坟”“惜字亭”“永镇庵”等等文物保护单至今仍在以实证向人们诉说着这段千古遗恨。另外,本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广为流传的方言也可见端倪:如潜、怀一带人们习惯把折磨媳妇的恶婆婆叫焦八叉,这是影射焦母的;把受苦受难的媳妇称作苦芝子,这是暗喻刘兰芝的,(有“苦芝井”为证:这口井位于兰芝的出生地刘家山嘴,“孔雀坟”的南面,相传兰芝生前常常从井中打水,刘兰芝死后,井水变苦,故名“苦芝井”);把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焦二,这是怜惜焦仲卿的,(潜、怀一带流传有“马吃三棵麦,免除一年粮,糯米官人好,糍杷作心肠”的故事。“焦二”成为了懦弱者的代名词);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这是讽刺刘兰芝哥哥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这是赞美焦仲卿妹妹的等。总之,有关正史、地方史、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均有力地证明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产生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处的焦家坂、小市港一带,孔雀东南飞文化已深深植入了这片热土。 二、思想与艺术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文学大师鲁迅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吃人”的历史,它的吃人性就在于“逼迫”。下面我们看看《孔》诗是如何叙述这种“通杀史”的: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就这样,婆婆便一定要赶兰芝回娘家。焦母又凭什么休兰芝呢?《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 言去,窃盗去。”“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只简单用第一条“不顺”。这在现代人眼里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却是平常和合乎礼义的!仲卿为了缓解矛盾冲突,百般求告,却反遭母亲槌床痛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压制焦仲卿还是用的“不顺”这一条。仲卿无奈之下,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并相约“誓天不相负”。但兰芝回娘家后,同样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先嫁得府吏,后嫁得自日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在封建家长制的压迫下,兰芝被迫选择允婚,其实义无反顾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黄泉下相见”,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故事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双双化鸟,“夜夜相向”。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焦、刘之死,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他们以为只有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最后却成为封建礼帮凶。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他俩的死,是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这种向封建礼教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必将赢得后人的赞美与尊敬。 这朵艺葩,是历史的镜子,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它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成功地通过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表现了反封建礼教、反抗封建恶势力的主题,在广阔的背景下演绎和展示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歌颂了光明、纯真、善良的人文精神。诗中通过“遣归”“求婚”“合葬”等情节,再现了刘兰芝聪明美丽、善良能干、知书达礼、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焦仲卿虽深受封建建礼教影响,性格较软弱,但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与刘兰芝情真意笃,不为丑恶势力的威迫利诱所动摇,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本诗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通过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四中评:“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全诗用兴开篇,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刘、焦合葬的墓地上,松柏梧桐叶叶覆盖,孔雀双双日夕和鸣,这既象征了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这对夫妇永恒的悲诉,从而表现了人们对自由幸福的热烈向往,这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使全诗有了质的飞跃,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 三、民俗学价值 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农历七月初七晚上为七夕,又称乞巧节。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乌鸦为这对男女于天河上搭桥,俗称“鹊桥相会”。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线,在庭院中摆好瓜果,祭祀牛郎织女,此时如有人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鹊桥,就可得到吉祥;妇女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男子也可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 《孔》诗还生动记叙了昔日占皖大地流行的婚俗: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又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来看,这丰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后汉的蔡文姬也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 人问悲情万古传。走进_尊物馆,伫立花园式庭院中《孔雀东南飞》雕塑前,我们不是可穿越时空隧道,透视这一古老的爱情故事的现代意义吗?古人尚能不为礼教所屈服,今人岂能为物欲与世俗所累,牺牲自由爱情! 博物鉴,思古鉴。当为现代爱情婚姻所鉴。 文化解读论文:时装会视听符号的文化解读 【摘要】时装会以前瞻感和风尚性视听符号为主要交流方式,通过会主题,舞美,音乐,时装以及模特来传递设计师的时尚理念,表现时装的文化张力。 【关键词】时装;会;视听符号;文化 时装会是将每个流行期收集的设计师作品,以时装表演的形式公之于众,每年进行两次,一是春夏时装,一是秋冬时装。新的流行元素,新的设计理念,新的面料材质,新的穿着时尚,新的表演手法,融合为作品本身的魅力。 一、会主题的文化色彩 会主题是时装的灵魂体现,凝聚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和品牌精髓。设计师对生活经历的感受,对艺术形态的体悟常常成为时装主题的源泉。 2008秋冬Alexander McQueen会的主题为“住在树上的女孩”,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设计师花园中的古榆树,以及印度旅行的体验,T台中央更以一块硕大无比的富有想象和未来感的树冠诠释主题。 2009 E.XUN“蜕变”时装会主题分为“草原奇遇”、“雪域魅惑”、“异域风情”、“脱茧成蝶”四个部分。 “草原奇遇”通过豹纹、条纹印花图案,层叠、混搭等手法展现秋季非洲大草原的美妙画卷。 “雪域魅惑”以蓬松的羽绒棉衣,挺括有形的大衣,温暖的皮草,编织的围巾和经典的贝雷帽,展现寒冷却又温暖的北国冬天。 “异域风情”以1970年代波西米亚风格为灵感,通过飘逸的印花细褶长裙,大量刺绣和手工线迹,金属腰带,层层叠叠的设计,镂空的花边和纷乱的珠串装饰表达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 “脱茧成蝶”更以浓烈的波西米亚元素重现七十年代意境,森林、花卉图案装饰在罩衫连衣裙、薄绸或其他细致面料上,仿佛吸引了五彩的蝴蝶,美丽的蜕变在刹那间绽放。 二、T台舞美的创意 装置艺术:时装设计师与艺术家跨界合作渐成风潮, 利用原创艺术或装置物渲染艺术氛围成为T台设计的新视点。 纪梵希2010秋冬高级定制系列时装秀于今夏在巴黎上演。设计师Riccardo Tisci以墨西哥超现实画家Frida Kahlo的作品为灵感,以舞台装置艺术的方式,突显高级定制时装精致繁复而天衣无缝的工艺。 自然材质:Burberry2008秋冬会的T台上洒满树叶,模特穿梭其上发出的“飒飒” 声,为现场营造了浓郁的季节氛围。同季Lacoste的秀场以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为灵感,铺满洁白的羊皮,暗示了即使在冰雪天地也不会寒冷的品牌特点。 灯光设计:灯光是T台造型的动感元素,主要有天幕光、面光、逆光、追光和特效光。时装会通过灯光节奏及光色变幻显示环境,渲染氛围,创造舞台空间感、时间感,表现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和艺术创造力,突出时装的肌理感、层次感、造型感,巧妙写意主题内涵,营造与现实异质的流动的世界。 三、音乐的精神印象 音乐是最具心理深度的心灵的艺术,同时也是时间的艺术,以在时间上流淌的音响、旋律、节奏、调性、调式、和声等要素,表现内容,抒发情感,并经由听觉感受和联想进入心灵。时装是空间的艺术,在一定空间内表现,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从时装风格到音响效果、从表演韵律到音乐节奏,基于音乐的想象力增加了美的厚度,与设计师产生共鸣,达成审美共识。 时装会的开场,往往先以音乐作为一种无形的背景,营造情绪氛围和听觉环境,诉说主题思想,提示流行元素,洋溢设计师的创作风格,把控观赏者的时尚感受,引导模特的“角色”融入和表演节奏。 四、时装的本体美 法国时装设计大师克利斯汀・拉夸(Christian Lacroix)在1997年5月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说道:“时装是一种艺术,而成衣是一种产业;时装是一种文化概念,而成衣是一种商业范畴;时装的意义在于刻画概念与意境,成衣则注重销售与利润”。就审美形式而言, 时装的美主要体现在色彩、设计、材质三个方面。 时装色彩美:泰戈尔说“美丽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色彩是创造时装整体美感和审美价值的特殊语言,是一种表达的力量,富于联想和想象。色彩抒发的情感是全人类的, 又是最私人的, 往往是内心情绪的外现和设计师风格的表达。色彩含有无限丰富的色相和深浅浓淡的色阶, 色彩搭配同时关涉理性和感性,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美感和色彩情调形成美的平衡、美的协调、美的对比、美的节奏。 时装设计美:时装设计美是指时装的外部线形、内部结构及附加装饰等构成的视觉形态美。时装虽受形式美法则的约束,但不能完全以此来概括和解释。时装通过身体来表达内涵和审美,随风尚而动,广受艺术形态的熏陶。早在1966 年国际“佛罗伦萨艺术节”上,关于艺术与时装问题的探讨,为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思辨和灵感。 时装材质美:科技进步创造了科技时尚,纳米、生物技术新时代的到来,新环保纤维、温控纤维等新产品的问世更开阔了时装设计空间,在面料的审美性、舒适性、伸缩性、透气抗菌性、多功能和易制作等方面实现了飞跃。现代面料设计已与时装设计融为一体,面料处理手法与工艺形成不断出新,时装的材质已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 五、模特身体的解读 身体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论述空间。女性通过家务劳动,时尚化消费,外表与形象,日常娱乐与礼仪性活动等建构自己的身体。在这种建构中,时装是一种重要的道具,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女人已经和她的服装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种女性身体的时装化过程。时装体现并建构着人的身体.并通过这种体现与建构,塑造着人的活动形态、特征与规范,从而打造出人的基于其身体的主体性。 身体是有关感性的、属于美学的优秀范畴。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身体概念已经解构, 演化为一种审美创造,模特身体作为能指符码,成为纯粹关注的形式对象。时装表演被称为“流动的雕塑”和“形体语言的诗篇”, 模特审美意象积累的多少、深浅对时装角色的捕捉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意生象、以象生意、传情达意,千姿百态的肢体语言,透视出时装的审美价值,演绎着能指链的时尚游戏。 文化解读论文:谍战剧热播的受众心理诉求与文化解读 近年来,各大电视荧屏上枪声不断,谍报频传,频频亮相的谍战题材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追捧,一度成为收视新宠。从《暗算》到《敌特在行动》,从《剑谍》到《潜伏》,从《誓言无声》到《誓言永恒》,接连创造收视佳绩。谍战剧热播并非偶然,依托宏阔的历史背景,谍战剧以其人文的英雄叙事和精致的人物造型向观众展现了隐蔽战线特殊职业的光彩与魅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幕后“旧闻”“战事”。观众通过影视剧反映的重要年代和重大事件来不断解读特殊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赤诚情怀,进而激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集体追忆,极大程度地契合了观众追新求奇的收视心理和革命情结。 一、谍战剧缘何如此火爆 事实上,谍战剧一直以来就是国内电视剧市场上的热门题材。从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到近年来的《誓言无声》、《数风流人物》、《暗战》、《潜伏》、《特殊使命》、《重庆谍战》、《蓝色档案》、《51号兵站》、《誓言永恒》等一批作品,均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谍战片何以能“突出重围”,开辟自己独有的发展空间呢? 一方面,谍战剧的出现是军旅题材影视文化的一种复归和回潮,谍战剧受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展的需要。谍战剧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前些年,红透半边天的清宫剧、秘史剧、“戏说”剧占去大半荧屏,随后家庭亲情伦理剧和日韩剧也轮番粉墨登场,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但由于这些剧作一味地或戏说调侃历史,或关注家长里短、夫妻琐事,对生活的肤浅解读渐渐让观众失去耐心,以至产生的审美疲劳,当受众亟须调换口味之时,紧张刺激、悬念丛生的谍战剧便吊足观众胃口,因其更加符合广大观众的观赏趣味而一发不可收拾,掀起阵阵收视狂潮。 另一方面,在古装剧、涉案剧逐渐淡出黄金档,亲情剧让观众看得厌烦之时,谍战剧趁机而入,为自己创造了播出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更有其深层次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相比于涉案剧的低俗立意,谍战剧贯穿始终的爱国情怀更具主流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带动公众的观赏热潮。另外,目前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为谍战剧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加之部分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逐渐被公开,为谍战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使得谍战片再度兴起并魅力不减。 二、精妙的英雄叙事架构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和心理诉求 对于观众来说,任何一部影视剧的内容都是备受关注的,没有好看的故事情节,就是有再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夸张的视觉效果,观众也是不会买账的。长期以来,看惯了现实生活剧的平淡叙事和情感偶像剧的缠绵悱恻后,谍战剧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反倒让人耳目一新。从理论角度讲,谍战剧热播是观众对“革命时代的崇尚,对革命英雄的怀念,是一种革命情结的折射,是一种欣赏情趣的回归”[1]。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受众更倾向求新求奇,偏好紧张、悬疑的影视剧作品,从而为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平添了几分惬意和宣泄。 对于谍战类电视剧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性挣扎、紧张刺激的悬念叠起、惊险玄妙的情节推理向来是其标志性特征。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敌我莫辩、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等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要素。一方面,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某种程度上它暗合了当今社会受众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下,真实自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在现实生活的裹挟之中所产生的那种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人性的弱点、社会的逼仄、情感的纠葛、生活的浮躁都仿若谍战剧在现实生活中淋漓尽致的再现和演绎,给人一种虚实难辨的错觉。另一方面,从观众审美心理的视角来讲,在观剧过程中观赏者都会有一种保守和创新的期待视野,谍战剧中贯穿始终的革命情结和峰回路转,正契合了受众内心深处的心理诉求和审美期待[2]。 谍战剧在情节架构和悬念、对抗、冲突的叙事技巧上,充分运用多向度的发散情节,营造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扑朔迷离的氛围。如《暗算》,全剧分为“听风”、“看风”和“捕风”三个部分,三者看似相对独立,但其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部影片通过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谍战活动,不断增加观众的观赏兴趣和审美期待。《潜伏》以每10分钟一个危机,每5分钟一个意外的悬念密度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观众在“突转”的叙事策略被不断抛向浪尖又被卷入谷底。事态无常、命运莫测,主人公在行动的过程中变故不断、疑云密布,究竟谁是卧底,任务最终能否完成?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积极地思考判断,与剧中的角色一同体验处境的艰难与斗智的快感。观众在接连不断的猜测中忽而兴奋不已,忽而出乎意料。对观众来讲,他们看了“因”就一定会被吸引着看“果”。正是因为有悬念,观众才期待“柳暗花明”的谜底,而危险能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悬疑得释、化险为夷能帮助人们释放焦虑情绪,与观剧的焦虑相伴随,现实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焦虑也得到转移或适度缓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高潮将近的时候剧情中断,就是在这种突变和悬念的牵引下增强了观众观赏的主动性,保持了观众持久的观赏兴趣和心理期待,这正是经典谍战剧的魅力所在。 谍战剧中通常都会设置善恶两大阵营。一方面,它把政治阵营的对立和个体的道德善恶结合在一起,如在《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和《潜伏》等剧中,反面角色的“恶”必然激起人们对“善”的向往,而“善”的实现必然要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击败“恶”,让观众认同“善”,赞扬“善”,跟随“善”,为“善”的成功而高兴,为“善”陷入困境而焦急。让观众大喜、大快必然要大惊、大险。在这一过程里革命的正义性得以确立和张扬。另一方面,在大风大浪的险恶斗争中,正面角色的大智大勇得以充分展露,这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增强了当前大众对于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和热爱。因此,谍战剧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对于悬疑、惊悚、智斗等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期待;另一方面又往往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里,通过塑造“红与黑”,表达了受众主流意识形态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三、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彰显谍战剧的精神内核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主题,它着力描绘了“潜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平凡的,又是特殊的,他们在坎坷磨砺中慢慢成长为英雄,他们不可能如那些“显在”的英雄一样,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他们从来不显耀在公众视线中,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谍战剧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品位,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3],镌刻在平民叙事结构上的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使观众感到亲切,产生由衷的认同和敬仰。 《特殊使命》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编导几度把主人公的个人“信仰”推向一种极致。导演彦小追表示:“在展现敌我双方高智商的斗争中,用情节表现出了高手与高手的对话,而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坚定者,这些正是本片所着力张扬的人文主题。”[4]而“信仰”这个主题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尤为发人深思,《特殊使命》的制片人李功达也表示,“人能够在天地间这样堂堂正正地生活,不是单纯地追求成功、追求名和利,而是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去追求自己的真理,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应是谍战剧带给现代观众的启示”。当余雪瑶劝巩渭平退党时,他说,“我想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在接受“特殊使命”后,巩渭平改名巩向光,深含特殊寓意。余则成的信仰是在“潜伏”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应该说余则成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信仰,在和左蓝谈起信仰时只是说,“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之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生活”。这时候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生活是平静的。在左蓝和吕宗方的导引下,他逐步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左蓝临去延安的谈话,使他决定投向共产党,正式踏上自己的信仰锻造之路。在复杂险恶的斗争中,余则成的信仰才逐渐得到提升、净化。最后他高诵《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自然是水到渠成。余则成通过革命体验告诉观众,“人活着得有信仰”。很显然,余则成的人格就其底色来说,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普通人,余则成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身上丰富的人性内涵,通过承载在平凡英雄身上的大众意志,更能够唤起观众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使创作者更易用故事里的情境来带动故事外的人,实现其意义引导,而这正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 从更深层次上讲,谍战剧的英雄人物大都通过人文视角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挖掘其成长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人性内涵,把个人生死同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包涵着巨大牺牲的曲折、跌宕的命运中表现主人公矢志不渝、执着追求信仰的坚强意志和心路历程,从而展现一种对于革命信仰无怨无悔的追求,在可亲可近的人物常态中展现他们复杂多变、隐忍顽强的品格,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突破了以往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固有形象[5]。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演绎,谍战剧实现了受众对智慧与力量的尊崇,对冒险的渴望,对革命岁月的向往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潜意识里的英雄情结和心理期待,使观众获得心理共鸣与认同,从而在“拟态环境”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个人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四、谍战剧的现实隐忧及发展路径 不可否认,在已经播出的众多谍战剧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足以让观众惊喜的作品。然而,随着大量“跟风”和粗制滥造之作的出现,谍战剧渐渐身陷“模式雷同”的泥淖中。“美女特务+帅哥卧底”的组合,已成为绝大部分谍战剧的通用法则。人物配置、故事结构、叙事技巧的不断复制中,观众开始出现审美疲劳。谍战剧经常被指责为情节雷同、题材抄袭、格调不高,“特务多为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恋爱忙、动作枪战齐上场”的说法,被舆论概括为该类型剧经常跳不出的俗套。为此,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2008年1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中指出:“近期上报备案的谍战剧目,部分出现故事情节雷同,甚至自我克隆、抄袭的现象,且部分格调不高,严重影响该类题材剧的整体质量。”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谍战剧多以商业价值为第一诉求,多按照传统经验进行模式化生产,在人物和故事层面开掘不深,缺乏突破和创新,基本上都是人物被动服从故事情节,多为满足娱乐。从艺术角度来看,一些作品为刻意追求情节的惊险离奇,不惜极大程度偏离历史事实,从而伤害了作品本应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由于一些创作者缺乏对主流文化的审视和反思,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从而极大地消弱了谍战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高度。因而艺术和认知价值不高。 谍战剧要走出当前不正常的同质化竞争,获得长足发展,不应仅盯着收视率和市场需求,要从类型剧的思维方式和制作模式上追求突破和创新,在结构故事时要力避刻意渲染恐怖、暴力、猎奇、惊悚、怪鸷;要致力于“复杂人性的深度开掘,保持观赏性、加强思想性、提升艺术性”[6],从信仰、智慧上寻找推进故事的依据和力量,撬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建设;要确立高尚的审美格调、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的主题思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促进此类题材创作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社会戾气的文化解读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过于闭目塞听,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中国社会暴力流行,戾气弥漫。大街小巷,人们憋着莫名的火气,细微的磕碰都可能引起一场骂战。回家打开电视,没几分钟你便会听到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哭喊――“我要报仇”。接通网络,各式有关暴力与怨憎的新闻扑面而来:有人开车冲撞行人,有人持刀杀幼儿园小孩,有人冲进讲堂朝老者扔鞋……即使是你量身订做的微博,也会因为某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听取杀声一片”。早上一个与多数人相近的观点使你成为“社会栋梁”,晚上一个与多数人相悖的观点又让你化作“民族败类”,被人喊打喊杀了。 回望词语的江山,这优雅的汉语,形神兼备,凝练丰盈,曾是多少人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青涩程旅,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故国情怀,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温婉别离,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悠远,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寂寞安宁。即使一旦归为臣虏,也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人生壮阔。 传统儒家文化不忘熏陶中国人如何知书达理,风范儒雅,修齐治平。林语堂在《中国人》中强调中国人注重人格培养,诸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等等构成中国人“老成温厚”的性格。在他看来,中国人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平凡的生活。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年欧洲人所欠缺的。 然而环顾当下,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动辄暴戾相向。此情此景,你忍不住要去叹息要去寻问,这世界怎么了?这古老而优雅的汉语,何以戾气缠身,落魄至此?那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优雅中国,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转型期的社会戾气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当说,社会戾气首先反映的是诸多社会成员的情绪,其次才构成或者反映所谓的社会心理。而若要探讨社会心理之形成,就必须对此一时代特征有所把握。今日中国社会仍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途,即我们通常说的转型期。无论社会转型还是政治转型,变身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30余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积累大量社会矛盾与政治问题,并在近十年来得到充分发酵。 具体到当今社会戾气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以往尤其是革命年代的暴力思维、暴力崇拜影响犹存,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社会公正的长久缺失。而社会戾气、弱者心态只不过是由政治失序与社会失序诱发的一种反抗形式。 贪官倚权自重,民权意识觉醒,以致官民对立愈烈,社会戾气日增,二者成水涨船高之势。谈到官民之间的分野与对立,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贪官污吏“以权(力)谋私”不被有效禁止,底层社会“以权(利)谋生”却不得不时刻遭受城管的暴力驱逐,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城乡改造与建设中,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自焚事件也阻止不了种种恶性强拆的发生。 如此日积月累,不仅让民众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也对权力部门缺乏信任感。加之政府的越位与缺位,社会的失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与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可能结成的同盟。社会随时可能分化、组合成“我们―他们”两大阵营。正气被戾气裹挟前行,这种紧张态势渐渐发展为“见官即仇”、“逢官必反”乃至“逢不同意见即反”的心理和事件。 社会成员之间,互害型社会成形,“阴谋论”泛滥,世界一分为二,没有中间地带。独立表达意见的中间阶层,也难免被贴上各种标签加以声讨。正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揭示的世界,那里只有直线,因为所有曲线都是不文明的。当强者继续肆无忌惮的时候,弱者隐蔽的暴力倾向也被激励。即使像马家爵那样锤杀数位同学者,也被有些人视为“底层英雄”,事实上被杀的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社会溃败、社会暴戾化似乎变成了对吏治腐败、公权暴力化的一种回应与反制。 网络上的戾气螺旋 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如果没有基本的愤怒与憎恨,自然不正常。但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不仅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关于这个时代的“杀气重”、“戾气重”,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取景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自媒体时代正在到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它见证了普通民众公共精神的成长,许多人忙里偷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试图表达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网上喊打喊杀的话语暴力也让我们看到许多言说者缺失察纳雅言、包容异己的公民之德或君子之风。 每个人似乎都急于表达,而非倾听;急于征战,而非协商。在嘈杂的广场上,相遇的不是人,而是各式各样的噪声。网络的匿名性与便利性使许多人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最终汇流成一股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话语暴力。“汉奸”、“走狗”、“卖国贼”、“爱国贼”、“五毛党”、“美分党”、“倒贴党”、“装X犯”、“意淫犯”、“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各种帽子满天飞舞。有好事者甚至成立网站,虚拟了沾着血色的绞刑台,声称要绞死他们所要反对的人。 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喊打喊杀,破口大骂?遇到自己不赞成的观点,一些无能力表达的人会借着简单粗暴的谩骂表达内心的不满以及对言说者的蔑视,而有能力表达的人也常常会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因为“树敌太多”而心灰意冷。网民需要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他们需要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视自己为“意见领袖总司令”,希望被他们钦点的意见领袖能按他们的意思排兵布阵,只表达符合他们意愿的观点,否则便是对民众的背叛,甚至被怀疑身份。 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意思是指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或被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最后结果是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沉默的螺旋”并非只有沉默一端,亦有鼓噪一端,会促成“戾气的螺旋”。当一个人因为某个观点触犯众怒而被讨伐,即使是同意其观点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而反对者会被互相激励,社会戾气由此螺旋上升――这也是网络上中间意见阶层严重缺位之根本原因。极端情况下,有些网民自成正义之师,甚至急于行动,将网上的暴力延伸至网下,不只是对异己的言论不宽容,甚至出现人身攻击。而这种攻击性及排他性群体的形成,正是基于“我者―他者”的模式。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一样,被攻击者被单方面赋予了单一身份,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 单一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试图通过《身份与暴力》一书为我们剥开许多难解之结。在他看来,人们因“我者―他者”征战,无异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无所谓进军与撤退,泥淖之中只有自相残杀。如此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影片《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回到社会生活,身份本是一个中性词,身份认同也并不必然带来灾难。甚至,它还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身份认同会给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是人类生活丰富性与友情的源泉。然而阿马蒂亚•森同样看到,“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因为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身份认同同样会杀人。”回顾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憎恨图西人”的时候,“无知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单一而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带领着酿造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标识一件物品,通常是为了增加其辨识度。然而,当我们将某个人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且将其简化为唯一身份的时候,暴力便已经在酝酿。因为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它像海水一样,可以将每个族群、每个人围成一座座孤岛,从此孤立无援。 阿马蒂亚•森说,“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回顾人类历史,路易十六被杀头,因为在革命者眼里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犹太人被赶杀,因为在纳粹分子那里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犹太人。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一个人因为“地主”、“黑五类”、“阶级敌人”等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而被批斗时,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属性便立刻消失了。此时,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伟大事业的破坏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切断了他应得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 从反抗到自由,另一种可能 中国自古并不缺正义的诉求,也不缺反抗,然而血流成河的反抗并没有换来美好社会,反而往往加重了社会的互害。为什么? 从热爱反抗到热爱自由,这恰恰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现代意义上的反抗,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走完臣民与暴民的钟摆,而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如米奇尼克所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自由需要反抗,但反抗并不必然带来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反抗,指望建立的是人人可以享有自由秩序,而被戾气包裹的反抗,你死我活的反抗,不能包容异己的反抗,没有慈悲的反抗,不尊重他者权利的反抗,往往会因为抛弃了权利原则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在此意义上,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若要减少社会暴力与戾气,除了在政治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外,更重要还在于培育公民。而培育公民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其权利观念,做到托克维尔当年所期许的,“能使人们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换句话说,能够拓展并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不对他人喊打喊杀的,正是权利观念。无媚骨,无戾气,有的只是权利观念下的高贵与优雅。在那里,完成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即承认自己与他人都属于某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权利共同体”,同时又拒绝单一身份认同,即承认个体身份丰富性的,也正是权利观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普希金创作的文化解读 摘 要: 18世纪伟大诗人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他的作品深深的影响后人,古往今来,人们对普希金作品的赏析数不胜数,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多样化继承与发扬普希金作品中的精髓。 关键词:普希金 作品 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73-0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1799年,卒于1837年,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以浪漫主义为主,通过优美的语言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光明,他坚信理智终将战胜偏见。直到现在,普希金在文学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我国文学影响也很深远,他的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只要经历风雨总能见到彩虹。 一、诗体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作品中真正属于诗体小说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通过小说中的奥涅金刻画了一个受到当时进步思想影响,但是最终未能突破贵族封建思想束缚的悲剧人物,成功的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时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很多贵族知识分子都有小说主人公的特点,他们虽然都出身在高贵家族,受到良好文化教育,但是他们好高骛远、脱离现实,不与基层群众互动,他们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是也不愿意与群众站在一起,最终他们只能是孤立无援。从普希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对当时俄国文化进行解读,当时的俄国人大部分都是不满国家现状,他们渴望能够得到向西方国家的自由,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又没有能力改变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光明和自由的追求,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俄国青少年苦闷、探索、觉醒的心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状态,成为映照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中篇小说中的文化 普希金中篇小说只有《上尉的女儿》,这部作品以其朴素的语言、简洁的风格,将10世纪俄国的风俗人情全面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果戈里称之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作品”,同时它也是第一部反映俄国农民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创作的背景是当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事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俄国沙皇对基层人民的打击就越来越严酷,颁发的一系列残暴制度,使得人们生活苦不堪言。阶级力量很薄弱,基本上是无法与沙皇抗衡的,但是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人民暴动、军阀起义事件还是频有发生,与此同时,俄国贵族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利用进一步转化为自身对财富的追求和霸占,从而扩大自身的力量和势力。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揭竿起义属于一种正义行为,作者通过对农民起义的描述,表达了当时俄国基层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状态,作者在搜集大量战争起义细节后在小说中真实的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经过,歌颂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奋起反抗、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短篇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包括《彼得大帝的黑奴》、《书信小说》《亡人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射击》、《暴风雪》、《棺材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戈琉辛诺村源流考》、《罗斯拉夫列夫》、《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基尔沙里》、《埃及之夜》、《宾客聚集别墅》、《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了一晚》,本文将以《黑桃皇后》为例对其作品中的文化进行解析。在19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受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冲击,启蒙主义对俄国宗教独立地位构成威胁,以宗教世界观作为精神创作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改变,理性主义在俄国社会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奉行享乐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享乐之风,严重影响俄国社会的稳定,导致格局动荡不安。作者在那个年代亲眼目睹了社会思想的改变,以及上流社会贵族思想的侵蚀,《黑桃皇后》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趋势。 四、诗作中的文化 普希金诗作包括《巴奇萨拉的喷泉》、《致大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迟开的花朵更可爱》、《十月十九日》、《枉然的馈赠》、《你和您》、《当我以臂膊》、《当我紧紧拥抱着》、《哀歌》《茨岗》、《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歌者》、《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时不我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我的名字》、《青铜骑士》、《我羡慕你,大海勇敢的船夫》、《自由颂》、《致恰达耶夫》,本文将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进行解析,普希金创作这篇是个的诗歌时正处于被流放的状态,那时的俄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没有放弃斗争,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理想,相信光明终将会到来,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当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不要悲伤、不要绝望,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美好的生活最终会眷顾每一个人。 小结 诗人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很多对世人影响至深的作品,为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文化传播与继承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他对于文化、文学、历史的发展都有突出贡献,相信他的作品将会一直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邓楚萱(1999-)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族:汉族。 文化解读论文:安塞腰鼓多元文化解读 0引言 安塞腰鼓文化是当地人们生活的反映,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也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安塞腰鼓思想和理论是安塞腰鼓文化的优秀、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安塞腰鼓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对安塞腰鼓多元文化的解读,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创新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1安塞腰鼓发展多元文化背景综述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个中空之树杆包上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1]。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2]。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强身健体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80年代以来,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在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 2安塞腰鼓多元文化阐释 腰鼓有如此大的生命力能发展到现在,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是息息相关的,而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腰鼓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肥沃土壤中的种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必然烙有历史的印迹,展现出它的恢宏的历史文化信息。腰鼓是社会的产物,它是这个社会大熔镂锻造的,经历了社会的考验,有着社会价值功能的作用。腰鼓是民族的鼓,是某一地域民族的群体品格和民族特性的反映。鼓舞动的价值产生体育文化,鼓的影响力产生社会文化,鼓的发展产生历史文化,鼓舞的内涵产生政治文化研究。 2.1 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活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在其创造、演进和实际开展中,融入了各个时期当地人民的诸多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是由当地群众自己创造的;其中包含了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观念、信仰追求和审美情趣,蕴含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多元文化。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各个时期人们的加工创造,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民族行和文化性等体育文化特性;也具备健身娱乐、教育培养、表演宣传等体育文化功能,在学校、农村和社区开展这项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等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所以,安塞腰鼓作为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优秀代表,它不仅传承了我们民族的体育文化,而且对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推广,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丰富人民业余文化生活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开展,可以满足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素质,也对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2 安塞腰鼓的民族文化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动着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使得腰鼓作为乐器或者道具被广泛用于宫廷歌舞表演中,它的形式、结构和用途也发生变化。在宋代,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民间,腰鼓活动十分兴盛,发展至清代,腰鼓已经成为农村、庙会和节庆日活动的主要形式,它的内容不断充实,表演形式更加丰富,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多种形式和风格。安塞地理位置特殊,秦汉以前,安塞一直是畜牧区;打腰鼓有草原人那种豪放的气势。宋代,安塞是宋与西夏激烈争夺的战场,腰鼓在助战上显示威风。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腰鼓在安塞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安塞腰鼓中的“蛮劲”和“牛劲”正是多民族文化意识在生活和个性上的表现,并在腰鼓艺术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安塞腰鼓的艺术精华。 2.3 安塞腰鼓的政治文化安塞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劳动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们寻求超越自然的神灵成为必然。打腰鼓是为了敬神、祭天、祈福,腰鼓作为道具,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延续和发展下来。这些活动都包含了我国传统的思想习惯和宗教信仰习惯,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把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和信仰都延续到活动中来。所以,这些活动中无不体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今天,安塞腰鼓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当地人们庆祝佳节和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腰鼓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当地人们思想内涵和情感的重要体现。 2.4 安塞腰鼓的历史文化据史料记载,远古时候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由于对民族部落图腾的信仰和崇拜,对黄帝的朝圣,以及精神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制造成便于携带可供敲击的腰鼓,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在这种风俗的熏陶下,安塞腰鼓的动作中就融入了这种精神,体现了人们主宰和超越自然的愿望,坚忍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粗犷豪放的性格。 2.5 安塞腰鼓的艺术文化腰鼓艺术文化历史非常悠久,从黄河上下到长江流域,几千年来,腰鼓文化早已融入了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鼓声可以鼓舞人心、鼓舞斗志,给人以勇气和信心,达到人们健身、和谐作用。通过对传统民族体育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技术特征,表演的多维艺术、表演的价值进行分析,得出腰鼓本身是一种乐器,它带来的不只是节奏和欢快,其实它也孕育着一种艺术文化。包含了从视觉角度的体育艺术和绘画艺术;听觉角度的音乐艺术;视听觉角度的腰鼓表演的整体艺术和想象艺术角度的文人墨客的文笔艺术。 文化解读论文:李娟散文的民族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娟”这个名字可能还比较陌生。然而,从《九篇雪》到《阿勒泰的角落》,从《羊道》系列到《冬牧场》,这个没有炒作、没有背景的女子行走在北疆草原,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阿勒泰”之风。她的作品,以一颗真诚纯净的心书写着自然和生命,勾勒出天山外哈萨克族聚居区的风情和文化,用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她的生活和北疆,在散文中构筑了一个行走的世界。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描写和思考,则值得进行探究和解读。 关键词:李娟 散文 民族文化 行走 瓦雷里曾说,散文是行走式的。阅读李娟的散文,仿佛在参阅一部哈萨克民族文化风情卷,好像也跟着这个四川女孩游走在新疆广袤的土地,看着她随着母亲过着飘荡而满足的生活,一边成长一边记录着自己眼中的民族,生活和变迁。李娟自然地书写着阿勒泰地区的风俗事物,同时也感受着高速发展的社会浪潮给自己的第二故乡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而这些风物变迁在李娟的笔下就表现出了更深层的思考和忧虑。这些并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描绘和“意义”的诉说,而是融入了作家本人的思想――它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路”,而是用心、用情所构筑的真正的世界,是一场心灵的无声的行走。 一.异族视角下的哈萨克文明 虽说自小跟随母亲从四川辗转新疆,李娟早已深谙少数民族风俗、融入了草原生活,但骨子里她仍是漂泊在草原上的汉族姑娘。对于感官敏锐、情感丰富的作家们而言,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容易带来困扰的问题。而这对于李娟来说,似乎在带来迷惘的同时也带来了便利――她可以更加自由地看待草原上的生活,更公正地评价哈萨克的文明。没有民族和宗教视野的限定,李娟记录下的民族文化能够用异族视角发掘更多价值。 首先,是异族视角带来的新鲜感。当李娟以汉人的身份闯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圈时,所接触到的那些早已被少数民族看做习以为常的东西――不管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甚至平凡小事都带上了新鲜的色彩。牧民原生态的生活,扫雪、做饭、无线电视等细节在李娟笔下娓娓道来,无论是乖巧伶俐、以家务为乐的哈萨克小孩,还是严肃庄重、盛大欢快的哈萨克节庆,抑或是哈萨克牧民款待过路人的习俗,都被李娟信手拈来写入文中,她用自己的好奇和观察发现了原本被淹没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开启了一个神奇的天山外的世界。 其次,异族视角也将带来客观性。作为受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影响较少的汉族人,李娟对于哈萨克民族文化和草原生活可以以旁观者身份做出更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相较于生活在其中的当局者,李娟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长(待人友善、尊重老人等)与短(重男轻女、婚姻干涉等),可以发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震动和流失――牧民心态的变化和传统生活的瓦解。这种深入却客观的视角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研究资料。 然而,李娟散文不同于作家的采风类型文章,她带着一种“浸入”的方式融入到草原的游牧生活,“以一种渺小而卑微的视角进入并沉浸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怀有深刻的爱和理解,又因移民身份带来游离感和距离感,使得李娟散文的“行走”呈现多元化、多民族的融合型心态,带来全新的异族视角。 二.遗弃与消逝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文明,在当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都免不了被剥离侵蚀。远离都市文化的内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震动。在外人看来,草原和游牧都是诗化的存在,就像张承志在《黑骏马》开头写的那样:这些只是一个误解。李娟和哈萨克牧民一起生活,并参加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而随一家牧民辗转冬牧场,深切地体会到发生于牧民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改变,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在传统游牧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锋中,如何看待古老民族文化的异化和消逝。 区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民族心理和文化风俗。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同质化。古老的民族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几千年,抵御了外部文明的冲击,却难以抗拒新式文明的软性渗透。追求简单方便的思潮使得牧民抛弃了许多传统生活细节和礼数,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令传统生产方式和技艺被束之高阁,都市的生活和繁荣吸引着年轻人,大批年轻人放弃牧区的游牧生活迁移到城里,带来了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承人的空缺和断层……李娟曾在《羊道》系列中用较大篇幅描述过自己对于传统逐渐弱化的现象的忧虑。 “更多更宽广更强烈的冲击,是再偏远的角落,再执拗的心灵也无从避免的。”传统世界被打开一个缺口,牧民们通过这个缺口平等地进入眼下的世界,传统在其中进进出出,每一次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替换。 而这也是所有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大危机。李娟面对传统哈萨克在生活之河上的搁浅,产生了深深地忧虑的同时也看到了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传统和现实的交锋,而在于牧民们在丢失传统的时候却浑然不觉,甚至产生异化,他们的心灵闭上眼睛,而传统则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继续延续下去。例如,李娟提到按照哈萨克习俗,牛是不被买卖的,哈萨克族以牛作为招待亲友和路人的礼物,而并非用其谋取利益。然而,商品经济的渗透带来了传统思想的变更,牛逐渐变成了商品,与之同步的是哈萨克好客待客习俗的淡漠和流失。除此之外,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哈萨克人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也越来越朝向商业化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使用化工制品生产干酪素等盲目追求利益的方式,这让李娟感到痛心――是的,外在力量固然蛮横,它带来的改变却不及心灵的缓慢闭上眼睛。但是谁也不能对此诟病: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更轻松愉快的东西又有什么错呢?而谁又能在奔腾的洪流之中停下前行的脚步呢? 可是,一个更大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在前行和发展之中,在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改革的过程中,人类和文化该如何调和。传统很可能代表一种落后、不发达的文明形态,从人类学角度并不适宜人类长久生存;现代化将提供极大的便利,但从文化学角度上看,则是对多样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的摧残。荒野被遗弃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带来了更稳固的居所和生活,但随着荒野被抛弃的是游牧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如何调节如何选择太难权衡,这也对李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冬牧场》中,李娟见证了政策规划之下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次转场搬家,但她的惊讶却遭到了哈萨克老人严厉的质问:“你觉得我们哈萨克受得罪还不够吗?”然而,传统的过度、过快萎缩所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则是在未来才能被缓慢发现,但到那时却再也难以找到补救方式,而这也是现代化和民族同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永恒议题。 这些问题以不能简单地从好与坏或愚昧上寻求解释,在生存和文明的搏斗中,心灵的醒悟永远滞后于头脑的选择。发现问题需要时间,而找到平衡点则需要更漫长的年月。李娟只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见证者,只能无力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见证着她所熟知的哈萨克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越行走,越寂静无声。 三.方向和未来 关于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的方向和未来一直争议颇多。在散文中,李娟也以自己的观察和体悟描述了她所预见的哈萨克民族走向。不同于高高在上的论调和感情化的控诉,李娟显得颇为平静,也更客观:长期的共同生活令李娟发现了哈萨克民族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坚韧、沉默。草原的生活是单调、艰难的,然而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它骨子里的特质,在贫瘠大地上的每一处褶皱都播撒下生命的种子,在这里“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冬牧场》)。但却正是这种默默无声,才有深入骨髓的坚定,这无声的力量在无数普通的牧民身上传承,也让焦虑的、不安的李娟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即便传统被冲刷,文明被挑战,哈萨克民族依然将顺着自己的轨道向前行驶,一些蕴含在血液最深处的东西已成为民族烙印,在每一代年轻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 所以,不要苛责年轻人的选择,不要诟病传统的遗弃,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必然要走的道路。怎样保护文明冲撞中的哈萨克新生代,怎样留存传统中的古老文明,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而不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一味地开发这个民族的资源,却忽略他们精神的危机。 散文家韩小蕙曾说,散文“是作者用心血、用困境、用蹉跎的生命历程所换来的――沉甸甸的感悟、厚重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李娟就是用这样一颗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乐观的心,用真诚和热情书写新疆草原上哈萨克人的故事。她的文字清新质朴,单纯有力,拥有一种无声的力量。而正是这种无声却凝聚心血的观察和体悟,将这个默默无声的民族文明以一种亲近又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而李娟的作品,也抵达了它作为散文的“意义”和“行走”的终点。 (作者介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文化解读论文:水族端节文化解读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地方。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的年底,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 水族端节的由来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大家高兴地把各种花糯米饭和酒肉摆开,互相唱歌敬酒,青年人欢快地敲起铜鼓和皮鼓。当大家吃喝得正香时,官员带着一队人马过来,他们说这一带是官家的领地,地下有金银财宝,要人们马上搬走。老祖公拱登不慌不忙地说:“有金银财宝,我们就挖出来对证!”于是大家用锄头在地上挖,挖了好宽的地方都找不到金银财宝。官方指挥手下的人马动起刀枪。虽然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把官方赶跑,但双方都伤亡不少人。大家把死者掩埋,用糯米和炖鱼祭奠。 过后,为了避免官员再来袭击,拱登让大家扶着老人、背着小孩往坡头去避难。到了坡上,大人们谈古论今,小孩呆不久就哭嚷,拴在树下的马匹也嘶鸣踢腿,看马的后生管束不住。拱登在坡上转了一圈对后生们说:“这里有荒坡,你们何不跑马比个高低,让娃娃们看看热闹嘛!”后生们齐声赞同,纷纷牵马去跑,大家都来看热闹,痛快地玩了半天。后来,积风成俗,每年端节人们都要到坡上跑马。而后每逢水历年底,人们也照旧用马抬着果实汇集到三洞团圆。头一晚和第二天早上摆上炖鱼、豆腐、瓜果和糯饭来祭奠捐躯的弟兄。祭桌边还在一侧摆上犁耙、镰刀、衣服、首饰、谷穗等,表示托祖先的福份才有个好日子。每年一次的这样聚会,大家就称为“端节”。 每到端节,人们都扶老携幼挑着丰富的果实到三洞聚会,久而久之,大家渐渐感到了厌倦,要求把“端节”分开来过。由于在商议时就过节时间达不到统一,拱登就叫人下田去抓鱼来放在水里,然后由各支族派一个代表去摸鱼,按鱼的重量来定先后。结果,住在都匀内外套头的老大哥抓得的鱼最重,他就过第一批,拉右、水东地方过第二批,水婆、天星和水龙过第三批,中和三洞过第四批。端节的先后定好后,大家又来择选吉日。熟悉水书的六铎公,翻遍几十箱水书也找不到理想的吉日,大家急了,拱登想了想说:“远祖过世的那天是戌日,安葬那天是亥日,我们就以亥日为过节的日子,水历十二月第一个亥日为第一批过节日子,往后就照旧推下去吧!”大家听拱登说得有理,都欢呼起来。是年因为水潘受旱灾,没有去团聚,直到听说定了日子过端,才急忙赶到三洞。大家很同情水潘家族,纷纷过来安慰。这时水气地方大寨老开玩笑说:“水潘受灾,我们帮不了什么忙,要是他们愿过端,只要拿12头白水牛来,我们就把端节卖给他们。”水潘家族父老听了,悄悄派人回去凑钱买了12头白水牛。水气的寨老便卖了端节,另选“苏宁喜”节来过。谁知水婆和水气原来合过一批端节,担心卖端节对他们不利,要求另选日子给水潘过。这样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之间增加了一个水潘端节,使端节排成了第五批。后来中和三洞地区的人发展多了,先后搬到兰岭、牛场、水昂地区居住,为了便于走访,端节又增加了两批。水族分期分批过端习俗,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传到今天。 水族端节文化习俗内涵 水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热情好客,内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加强亲戚、朋友、兄弟之间的感情联络以及庆祝丰收,特在旧岁之末新年之始(水族人民以万物凋敝、果木零落之割禾时节为岁之尾,以翻田地种麦种菜的时节为岁之首)杀猪宰牛告祝天地,拜祭鬼神,欢庆丰收。 水族人民过端节期间,客来亲往,铜鼓、木鼓一起敲动,群情亢奋,狂歌劲舞,十分隆重和热闹。 端节,水族人民称“借端”(“借”水语“吃”的意思,“借端” 即吃端、过端之意,端为岁首),是水族人民欢庆团聚、辞旧迎新、庆祝丰收最盛大的节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匀、独山、荔波、榕江等水族人民聚居区大部分地方都有过端节的习俗,节日期间主人以最丰盛的形式招待来客。 按水族历法来推算过端日期。水历一年12个月,分“黏盛”(暖季)“黏糯”(寒季)两季,日数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纪日,以秋实为岁首,水历正月(即端月)对应阴历九月为岁首,水历十二月对应阴历八月为岁尾,亥是地支的末序,故以正月的第一个亥日为一岁的终了和新年的开始,有继往开来之意。水历十二月(阴历八月)至水历新年二月初(农历十月初)期间,以亥日为主要端节,每个端节节期为十二天,古老惯例按区域部落分期分批轮流过端节。 水族各地过端节的日期不一样,周覃镇水东、水龙乡马联等村的水族人民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最后一个亥日过端节,称“水东端”(水龙乡称“拉佑端”);都匀套头(现在的都匀市阳和、基场、奉合三个行政乡)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水东端”之前的亥日过端节,称“端套”(如水历十二月有二个亥日,套头就以当月的第一个亥日为端节日,若是这个月有三个亥日,那就选前两个亥日中最吉利的过,套头端与水东端之间有时间隔十二天,有时间隔二十四天,各年过端节的日期都不像其他地方过端节那样恒定);廷牌,恒丰,水龙,三洞水维,塘州扬猛、安塘,独山塘立、羊场,合江尧吕,荔波水江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一个亥日,称“端博”(廷牌镇、恒丰乡一带的部落称“博”,故该地过端节称“端博”。又因该端节过的地方多,阵容庞大,有十六个地方一起过这个端节,故又称“端十六”);三洞、中和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二个亥日,三洞兰岭、扬拱水昂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三个亥日(该亥日有时在端月之尾,有时在水历二月之初)。 此外,还有几个非亥日端,如塘州乡潘姓在廷牌端节之后的午日过端,都江一带一些地方的潘姓在塘州端节之后三洞端节之前的申、酉、戌日过端节,三都县三合镇的牛场一带在三洞端节之后兰岭端节之前的未日过端节。水族端节持续时间前后总历五个亥日共60天,节日持续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 水族人民过端节,有素食祭祖供神的习俗。祭祖供神主要用鱼包韭菜供奉,在水族人的世界里,他们认为鱼虾等水生物是素品,用这些素品供奉祖上最为虔诚与圣洁。三都韭菜为特有大叶韭菜,家家皆有,营养丰富,因而鱼包韭菜就成为水族端节祭祖的特制佳品。每年过端节,首先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开塘捉鱼制作鱼包韭菜和打豆腐,用以祭祀祖先;第二件事就是杀猪宰牛,庆祝丰收,款待来客;第三件事就是打扫家里卫生清洗碗筷擦抹桌凳,寓为辞旧迎新之意。 过端节之前,洗刷碗筷要用柴草灰磨洗,桌凳要用稻草等擦洗,务求彻底清除油腻污垢,堂屋要清扫亮堂,绝不容留一点蛛丝陈迹。神龛的清扫特别讲究,不能用硬物触碰损坏以免触怒神灵。过端节,破碗烂筷是不能上桌的,并且桌凳要全部擦洗干净,特别是供祖用的桌凳碗筷,洗涮要特别讲究。申日开始打扫家里卫生和清洗盘碗桌凳、打豆腐;酉日捞鱼,戌日上午杀猪宰牛,下午开始铺开案板破鱼。 水族端节,最具特色的菜,算是鱼包韭菜了。鱼包韭菜是水族端节家家户户不可缺的最珍贵的祭祖菜肴。据说,水族先人为避祸乱从睢水流域南迁,跋山涉水,道饥而渔,得鱼佐之以韭菜填饥健行,故水族端节以鱼包韭菜供祀先人,缅怀祖恩。 鱼包韭菜的制作是一项极为细腻的工作,破鱼特别讲究。三寸长的小刀,刀尖要特别锋利,左手食指和中指紧紧夹住鱼的腮部,刀从鱼头的正中央直插下去破开,然后左手一翻紧紧夹住鱼头,尖刀从鱼头处顺延鱼的背脊直接破到鱼尾,取去鱼腹中的杂碎等物,将鱼翻开整齐地摊放在案板上。待鱼全部破开以后,沿鱼背翻开,将用姜蒜、花椒、盐粉等调制好的新鲜红辣糟铺到鱼的腹中,接着将韭菜、广菜盖在辣糟上面,然后将鱼背合拢,包住韭菜,用糯米草茎细致捆扎几道,再用红辣糟涂抹在鱼的身上,顾名思义,称“鱼包韭菜”,又称“端节鱼”。 水族有“无酒不成礼仪,无鱼不成端节”之说。每年每家每户过端节,必须有鱼供祀祖先,一般蒸的鱼大约三五十斤,包好的鱼排放在堂屋中央的案板上,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烹调供“端”的鱼包韭菜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煮鱼。鱼包好后,放到一口大锅里,再放上一些韭菜、广菜、生姜,放些盐巴和辣糟,配适量的水,用锅盖扣在上面,然后放火烹煮。第二种是蒸鱼。在大锅上架上蒸隔,再在蒸隔上安上甑子,甑子里整齐地装上捆扎好的鱼。第三种是“焖”鱼,这是最为讲究的一种烹调方法。设一个陶瓮,将一些韭菜和广菜铺垫在瓮底,上面撒上一些调制好的辣糟,然后依次将包好的鱼整齐地放入瓮内。每放一层鱼,就洒上一些家酿的米酒,再在鱼的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韭菜、广菜和辣糟,直到将陶瓮装满为止。鱼装好后,用一木板或竹板盖住瓮口。接着在大灶上置一口大铁锅,锅内设一木架,将装好鱼的陶瓮置于木架上,再将清水注满锅里,适量放进一些调料及料酒。继而用一圆体空心的大木桶放在铁锅上将锅和陶瓮罩住,然后用一块木盖或竹盖盖住桶口,这样就可以烹煮了。 鱼包韭菜烹饪的时间从戌日晚七时开始放火,约到翌日(即亥日)上午七时左右烹煮结束,烹制时间约需一个对时,即十二个小时左右。用火要大小适宜,不可过急或过微。急则火势过猛,致烹煮不匀;火势过微,则火候不够,味道不正。一般比较讲究的人家都采用“焖”制的方法。 戌日那天晚上,主人家在堂屋中央安上一张八仙桌,桌上设七只碗、七双筷子、七只杯子(或九或五,按家人多少而定,但只取单数),杯子里斟上家酿米酒。在靠近神龛的那一面,设一盘预先用小锅煮好的鱼包韭菜,一盘糯米饭,置几碟果品,设八杯茶水,神龛上安一座香炉点上香。供桌四周摆上八张椅子,以等待列祖列宗的魂灵回家入位就座,享受后人的礼拜。符“端”席面一切布置停当,烹鱼灶堂开火,接着全家齐集饭厅吃团圆饭,团圆饭可荤素结合,但荤油绝不能沾染供祖席面。团圆饭后,寨子里的青年男女少年儿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各家各户观看各家过端节情况,并与主人家共同分享席上果品,光景甚是热闹。 临到夜间子时,家中男性长者带领众子女代表祖上享食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出正在蒸煮的鱼包韭菜拿到供席上,重新斟上酒茶继续供祀祖先。接着,女性长者在楼梯口设席供祀过往亡灵游鬼,然后带领家中小孩享食祭品。 夜间,堂屋亮堂,大人灶间煮鱼,小孩堂屋职守供品,水语称“苏端”。 翌日清晨(即亥日清晨),先由家中长者简食桌上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来鱼包韭菜,摆放在长方形的木盘里,再换上一盘新蒸的糯米饭放在供桌上,酒茶亦重新斟满。 供祖席上的鱼包韭菜色泽鲜红,犹如一条条鲤鱼、草鱼从红辣池里翩然跃出,十分引人;着七彩的糯米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酒香则未闻而先醉。厅堂里呈现出一派热烈的喜庆气氛,同时也表现了水族人民对传统节日的热爱之情。 天大亮后,族中长房或位尊者通知全族的大小老少来享用祭品,然后依次顺延到各家各户,一起品尝各家的鱼包韭菜和享受端节,水语称“端”。“端”结束后,把吃残的鱼取走,重新拿鱼包韭菜放到木盘里等待来客。 过端节,最热闹的当数“端”坡赛马。人们在马头上挂着用绸缎扎成的大红花,牵到马坡,几百匹马齐集马坡上竞技较狠,奋蹄扬鞭,好不热闹。一年四季,各家各户养马的目的就是要到端坡上一展雄风。 亥日中午,族老在端坡上主持祭“端”仪式,设席告祝天地,然后由族老骑马开趟,众马齐奔。马坡上没有具体的评委,一切由观众评判。谁家的马跑得最好最快,人马齐荣,连整个寨子乃至亲戚朋友也一齐沾光。若是哪个的马连年夺冠端坡,出尽风头,那就别提多荣耀了。 马坡散场之前,客人来了,不能食荤,须全部用鱼包韭菜招待。马坡散场之后,肉煮菜粥敬供祖上仪式完毕,方才可以食荤。 鱼包韭菜标志着端节的品位与待客的礼数,即使是在苦寒的岁月,水族人民也总会想办法烹制精美的鱼包韭菜以飨食来客。 水族大部分地区以端节为年节,源远流长,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传统的庆典活动主要有家族祭祖、端坡赛马、文艺表演、体育和马尾绣技艺比赛、铜鼓和木鼓演奏等。端节戌日(亥日前一日,相当于汉族大年三十晚)吃团圆饭,亥日(相当于汉族大年初一)上午忌荤吃素。 端节期间,铜鼓声、木鼓声此起彼伏,优美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从早到晚回荡在水家人的吊脚楼里,水族人民沉浸在温馨而祥和的节日气氛之中。 作者单位:三都水族自治县民研所 文化解读论文:文化共生视域下的陕西电影文化解读 摘 要:全球化语境背景下,异质文化相互对立、冲突、了解、接纳、和而不同、互敬共生;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美国文化属阳性文化,世界文化需要阴阳文化的共生共存,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地方文化具有文化养育性,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需要、相互滋补;中国地域文化需积极参与全球化,个体意识与集体行动保护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 并保持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文化共生;地方文化;文化互敬;民族性格 一、故事梗概 《孙子从美国来》(另一中文名为《当孙悟空遇上蜘蛛侠》,英文名A Grandson from America),反映了中国老年人与美国小男孩之间的跨国代沟、具有浓郁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电影演绎着陕西华县皮影戏老艺人杨树德和一个美国的小男孩布鲁克斯之间“中国地方文化遇见美国强势文化的耐人寻味的文化沟通处理”,老杨头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鲁克斯则崇拜西洋文化中的蜘蛛侠,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者。老杨头和布鲁克斯在生活习惯、语言形式、心理文化、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相互排斥,经过曲折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磨合、接纳以及人性美好的升华,最终老杨头和布鲁克斯成为老少朋友,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合璧;布鲁克斯在老杨头的熏陶下,也喜欢中国华县的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老杨头在布鲁克斯将要返回美国的时候,还特意为布鲁克斯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作为礼品赠送。一个孤僻的美国孩子和一个脾气乖戾的中国陕西老爷爷,两个人都为对方而改变,还有对各自国家文化的坚持,体现着文化互敬。 人物对话生活化、演员把握角色心理活动到位、观影有极强新鲜感,小电影带给观影者大感动,简约而不简单。文化内涵丰富,内容新颖、一部出色的小成本国产电影。皮影蜘蛛侠也算中西文化结合的完美体现,昭示着东方遇见西方跨文化交际过程:对立、了解、接纳、包容、换位思考、尊重、和而不同,最后走向文化互敬共生。投资80万的一部小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演员和大制作,没有刻意的说政治,没有宏伟的背景烘托,跨文化冲突解决的精彩体现. 二、文化理论梳理 Antonio Gramsic 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存在强加行为,体现着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Fredric Jameson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看作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意识和价值观编码在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后者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使其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致使文化处于边缘地位;Edward W.Said 提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世界话语权力结构中,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明显二元对立,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Francis Fukuyama 指出文化趋同论:西方文化改变非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欺凌弱势文化,以西方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Mike Featherstone 提出文化融合论,强调文化的地方化,主张文化在相遇之后可以相互借鉴;Edward W.Said 文化异质论文化相遇后的冲突与对抗,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1]。 三、电影特色推介 (一)电影人物平民化关照 这部电影具有强烈平民关照意识,体现着导演和剧作者创作观。当下中国电影业商业驱使下比拼电影票房,电影在和平年代需发挥草根阶层生存关怀和文化引领作用,文化源于生活,服务生活、关照生活、引领生活。朴实的中国民间平凡的面孔,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形象最美的诠释者。韩日等国由于欣然接受现代草根文化的发展,从而增加了自身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过度强调精英文化,违背了美国受众的审美心理文化,过度粉饰反而起到“反面映衬”的不良后果,缺少人文关怀和平民关照[2]。 (二)陕西文化符号勾起观影者浓烈的乡情 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渐渐淡出了中国青年人的视野,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是灵魂、是血液。中华民族繁衍不息,是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分不开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传承的危机。由于传统文化缺少传承,中国人已逐渐找不到“根”。浮躁的社会已难以找到中国五千年沉淀的 沉稳[3]。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呈现出关中人听着秦腔、过着闲适的生活,展现了陕西人的面食文化情结,这一饮食习惯造就了陕西关中地区人民鲜明的地域人格精神和性格品质:人质朴、倔强、直爽、憨厚。陈忠实关中文学作品也彰显着陕西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关中人生存的诉求为“成家、生子、置地、盖房”,关中人保守,走不出,缺乏创新精神[4];这部电影凸显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符号,如中国年文化、孙悟空等,也植入若干陕西地域文化符号,如陕西生活习俗、厕所文化、服饰文化、水井文化、民俗文化等。方言精彩对白也为电影增色不少,如“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一句dog sun陕西风味英语很出彩,对白富有哲理、令观影者忍俊不禁,影射了中国陕西乡土民众对地域文化自信、自娱、自爱的一面,也显示了东方适应西方的生涩。本片编剧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平民意识,保持着与农村、草根的联系,显示着强烈的平民关照,具有民间化立场和拍摄视野,扑捉到草根百姓的淳朴、憨厚、平实,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已经融入中国老人生命里,浓烈的乡情,在岁月的沧桑中显得愈久弥香。整部电影洋溢着浓重的黄土文化气息。陕西人由于受传统农业生活方式影响,喜静不喜动,重亲情和乡情。陕西有十分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类型极为丰富,有些文化资源是别人无法重复和模仿的。陕西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启动这些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就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文化产业是陕西最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加速发展陕西的文化产业,对陕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增长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5]。家乡文化具有人文养育性:生活在home culture,个体才会有幸福感;文化不能强加接纳,一定地域人们表现出家乡文化自信、文化自爱、文化自享。传承地方文化需组建团队,形成集体保护与参与。 (三)中美跨文化交际趣味实例 起初东方接纳西方的吃力、西方接纳东方的尴尬,历冲突、尊重、共生、和而不同,异质文化交流需经历接触、对峙、理解、共享、融合。文化不可能被异质文化取代,费孝通提出的“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它民族的文明,地球上不同文化、种族、国家之间就会达成一种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的和谐[6]。西方接纳东方需要时间,布斯接纳陕西厕所文化、饮食文化、方言文化、陕西人格精神。电影也通过沟通和理解,表达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兼济包容。传统的中国地方皮影戏和西方文化的交融,尤其是爷爷熬夜为布鲁克斯做蜘蛛侠的皮影的时候,着实让人觉得文化无国界,从一开始的语言、行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到相处之后的包容。剧本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 美国汉堡饮食文化与陕西面食文化比照、西方卫生间文化与陕西地域厕所文化、孙悟空与蜘蛛侠的比照、中美择偶标观念、美国志愿者文化与地方野生动物保护、黑头发与黄头发、姓名文化比照等。布斯是美国文化的符号,布斯妈妈取名为爱华,体现着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杨树德与杨栋梁父子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集体主义、重家国文化的集中体现。爱华与杨栋梁的结合说明了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互相接纳,不由得赞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爷孙的感情深厚。这部电影也体现着中国群体文化意识,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体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爱华体现着个体文化意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每个人的幸福都要考自己争取[7]。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相对比较鲜明,国际影响力巨大,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优秀、乡村文化为(农业文化)为特征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以家为依托,个体在家中寻求、获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家国的意义重大,弱化了个体的意义与价值[8];美国文化倡导的个体主义探求个体价值和竞争,自主、独立、奋斗。 (四)人性善良的美好主题 中国乡村空巢老人孤寂的生活因为美国孩子布斯的加入有了色彩,照顾孩子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生活的给予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真爱无国界,大爱无国界,真爱和大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心理差异,实现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电影也展现了人活着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支撑他人和给予他人关爱的担当。老杨头对小布鲁布克斯的爱,更是对儿子的一种深深责任。 结语 文化交际会出现文化殖民、文化霸权、文化自我贬损、文化对立与冲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相互需要、和而不同,美美共生,各民族文化只有保持民族本色,不断创新,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亮出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景才会促成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文化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医学院英语系,陕西 西安 710021) 文化解读论文: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解读 【摘 要】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城市性格。本文基于对城市旅游意象理论的理性思考和笔者自身旅行体验所产生的感性观察,从成都名片、成都性格、成都形象三个方面对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进行全面解读和分析,以求把握其精髓和优秀。 【关键词】成都;城市旅游文化;城市性格;城市形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焦点和现代文化的摇篮,也是区域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旅游,是个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一种体验。当你在某个城市放慢脚步去体会她的节奏的时候,或许会突然觉得你是城市的一部分,感受城市的同时也在感受着自己,而这种归属感和亲切感是无法言语的。成都,就是如此,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因此,任何硬性指标都不足以描述这座城市的精髓,必须在理论基础上加以感性体验和思考。 一、城市旅游文化和城市旅游意象 1.城市旅游文化。文化是旅游的本质特征,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而且是旅游业提高竞争力的法宝。而城市是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城市旅游文化是对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的进一步限定。从城市文化的角度,城市既是客源地又是目的地,而城市旅游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是视觉文化,更是体验文化,甚至代表城市形象。从旅游文化的角度,城市旅游文化同样具有旅游文化本身包含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等三个层面。 2.城市旅游意象。关于城市意象的研究,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认为,它是人们对物质环境的知觉以及形成的心理意象和反映,其中物质环境应具有强烈的易识别性,以明显的节点做区分。但显然,城市意象和城市旅游意象的观察主体是不同的,前者是城市居民,后者则是旅游者。因此,城市旅游意象是旅游者对城市旅游要素所表达的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时代特征所形成的公众感知和综合评价。那么,旅游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体验形成了个人的旅游意象,而这种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社会风貌等无形资源的深刻感悟,从而汇集成城市印象和形象。正所谓,历史文化造就了城市的独特性格。笔者在几次游历成都亦有深切感受,按照城市旅游意象理论,将成都城市旅游文化的代表要素总结为三部分,即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成都形象:城市形象定位及形象宣传。 二、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成都是我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状况孕育了极富魅力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众多历史人文旅游景观、饱含地域特色的川西民俗风情、丰富的餐饮文化;成都人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造就了成都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这些丰富的旅游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成都名片”。 1.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成都作为古代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一直处于蜀文化的优秀地位。古代蜀人在实践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演变为现代成都地区独特而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文化,而成都人文旅游资源便是“蜀文化”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为: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武侯祠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从中延伸的三国文化已深入到成都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旅游纪念品商店还是武侯大道的建筑风格,无论是街道名称还是墙体雕塑,都将三国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以杜甫草堂为代表的诗歌文化,成都杜甫草堂因诗歌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也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凤求凰的琴台路、薛涛的望江楼等诗歌文化胜迹。以都江堰、青城山为代表的山水文化,都江堰诠释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开拓精神,青城山是道教文化圣地,和都江堰交相呼应更体验了古人对山水理想的解读。此外,还有以宽窄巷子、锦里为代表的古建筑及仿古建筑群,将原有的历史文化注入现代元素,融汇成都独一无二的三国文化、熊猫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等文化形式,综合展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 2.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良好的历史传承使成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广泛涉及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尤其是茶馆文化以其地方性、大众性等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茶馆内往往附带茶艺表演和川剧表演,满足了异地旅游者了解和体验成都民间文化和传统风俗的需要,而茶馆正是最具平民性的公共娱乐场所,浓缩了成都人的市井生活和喜怒哀乐。除此之外,近年来川西民俗也通过不同主题的民间庙会和节庆活动得以集中体现,元宵灯会、三国文化节、桃花节等都吸引着游客去观赏和参与了解老成都,将民俗文化不断传播。 3.闻名世界的餐饮文化。“最成都”的生活大概莫过于打麻将、喝茶、摆龙门阵,最重要的当然是吃火锅。延伸开来,成都饮食三大代表就是川菜、成都火锅和成都小吃。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注重滋味、选料广泛、制作讲究色香味形,并且川菜基本都是大众菜,水煮肉片、宫保鸡丁等都是普通人家的家常菜。成都火锅花样百出、包罗万象,热情似火而又平易近人,并且根据现代的饮食习惯不断追求创新,让人们百吃不厌、其乐无穷。成都小吃则深入到大街小巷,甚至全天不打烊,种类繁多,龙抄手、钟水饺、夫妻肺片等已成为成都小吃的名片,餐饮文化为成都增添了一种活色生香的独特魅力。 4.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饶的物产让成都的休闲气氛达到极致,人们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享受文化的性格,让成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休闲之都。尤其是节假日,著名的春熙路、盐市口等商业区以及锦里、文殊坊等仿古街区都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较为完善的综合服务商业区为人们提供了游购娱吃住等综合消费服务,历史景观与现代景观融合,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衔接,达到处处有休闲的境界和效果,因此,成都也被称为“耍都”。 三、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 2009年,由中国网评出的“城市性格榜样”中这样描述成都:俨然一个耍家天堂:不怕好耍,只怕耍不好。身处天府之国,生活滋润兼好耍。成都人有好耍的性格,但在好耍中延续传统又敢为人先去追求新鲜,忙中偷闲,乐享生活。这种“闲”由来已久,唐时有“扬一益二”(扬:扬州;益:成都),当时成都被誉为音乐之城,可见成都古时就与娱乐结缘了。成都人敢为人先,追求创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追求自由恋爱为后世所赞叹,为纪念才子佳人,成都至今还遗留着琴台路和驷马桥两个地名。秦代李冰父子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后代,堪称经典。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印刷、蜀锦、茶艺等就已闻名全国。即使是到了近代,敢为人先的性格依然保鲜,被孙中山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第一功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起义,至今“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依然屹立于成都人民公园。解放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成都更是发挥这巨大的潜力,成为西部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 成都人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成都这座具有强大休闲功能的城市,悠然恬适的生活理念,让她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本身就具有胸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性格。这种性格或许和成都茶文化也有关系,成千上万的各式茶馆贴近人们生活,雅俗共赏、闹中有静,聚三教九流、知休闲之道。因此,成都人的性格便可以用“喜为人先,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浮沉自安”来描述。而成都在经历了“5・12”地震的洗礼后,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坚韧、仁爱、从容。笔者认为,成都是有资本骄傲的,2009年,成都正式其城市精神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历经劫难涅再生,成都不负众望。 四、成都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1.形象标识。2011年12月30日,成都城市形象标识正式揭晓,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代表永远翱翔的动力(见图1)。另外,还专门设计了四种不同颜色的辅助图形,分别用于宣传城市整体形象、宜居形象、投资形象和旅游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城市旅游产品发展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鲜明而独特的城市形象将对城市旅游业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成都正式公布统一的城市形象标识,将会在旅游者心中形成生动、鲜明而深刻的感知意象,从而推动成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熊猫形象已形成大众印象,户外宣传大多以熊猫为主角,体现熊猫之乡的特色。旅游品牌开发较为成功的熊猫屋其商品全部以熊猫为创作元素,还附加一个温暖的宣传语“Take Chengdu Home”(把成都带回家)。可以说熊猫已成为成都的代言人,也被用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可见其珍贵之处。然而,熊猫被广泛应用于标志设计且形式多样,共享性或相似性极强,如果成都总是以熊猫为形象标志的话,一方面识别性不强,另一方面熊猫在外国旅游者看来往往是代表中国名片的一部分,无法区分。此外,自2001年成都发掘出太阳神鸟文物以来,该标识就开始广泛使用,天府广场太阳鸟雕塑、出租车车身图案等逐渐为市民所接受,不仅极富历史内涵而且很好地诠释了包容、进取的气质,这是熊猫图案所无法体现的。而以太阳神鸟图案为城市形象标志也让成都成为了全球唯一以本地出土文物为城市标志的城市,意义深远。 2.旅游形象宣传。确定了城市形象之后,通常会针对形象的不同侧面进行差异化设计和宣传。所以,旅游形象定位和宣传需要根据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及内涵挖掘其精髓和优秀,还要综合考虑旅游者的心理偏好和需求,进而将旅游形象从视觉、意象转化为脍炙人口的口号和宣传语,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也就是将旅游形象视觉识别转化为行为识别,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成都旅游形象的定位一直以来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都经历了形象模糊、形象类同的过程。历经了“天府之都”、“熊猫故乡”、“休闲之都”等缺乏统一性的旅游宣传语后,2008年“5・12”地震后,为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宣传成都精神,成都充分利用全市各大媒体、户外电子广告、居民区墙体电视、交通工具等资源,投放震后宣传片和平面海报,宣传语为: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并不间断播放以《I Love My City》为主题曲的形象宣传片。每个震后进入成都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她依然极具魅力,这座城市有浴火重生的力量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人们乐观向上、自信生活,这是对成都最好的诠释和解读。而这次形象宣传十分及时又恰到好处地彰显了成都的城市精神,让旅游者放心入川,这无疑是成功的,堪称危机事件中成功树立形象和进行文化营销的经典。 但随着震后伤口慢慢的愈合,依然播放此宣传片已显得不合时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正常轨道后,应重新定位旅游形象和宣传语,向世界展示历经洗礼后的成都新形象,以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值得赞许的是,2011年成都形象宣传片在CNN、BBC等国际著名媒体播出后,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2011年8月1日,成都城市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宣传语是“Where Pandas Live.Chengdu,Real China”,即:典型中国,熊猫故乡。展示了杜甫草堂、三圣花乡、成都老茶馆、春熙路等极具成都韵味的代表景点,向世界诠释了一个文化底蕴与时尚气息完美交融的中国城市形象。至此,成都城市形象海外版宣传语最终确定,该宣传语不仅体现了成都作为中国特色城市的一面,浓缩了中国特色且独一无二的元素,而且进一步确定了熊猫故乡这一定位。当然,在面向国内宣传的形象定位方面,仍需要深入挖掘和调研,以期与其他国内城市宣传主题区分开,形成自身独有的形象。 五、总结 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不仅体现在其丰富而形式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其本身的城市精神和民众性格里,有形的旅游资源特色和无形的城市精神相互融合和作用,共同形成了成都城市旅游形象。当然,本文只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文化元素,真正深刻全面地论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仍需要做许多努力和尝试,在此只做重点分析,若能为读者理解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作出一些贡献,于我将是一大幸事。 文化解读论文:传播学视域下的广场文化解读 【摘 要】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也越来越多,广场文化应运而生。所谓广场文化,主要是指在广场举行的能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对广场文化的产生、特点及广场文化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充分发挥广场文化的各项功能,对于提高市民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广场文化 传播 特点 功能 一、“使用与满足”――广场文化的产生 “广场文化包含了广场建筑艺术和在广场上所开展的各类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内容,综合了专业文化、群众文化、体育保健等活动形式。它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以专业文化为引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文化现象”。①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个城市建设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升,需求也日益增多,具体可以概括为:(1)信息需求,通过与广场上的市民沟通交流可以获知外界消息;(2)娱乐需求,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开展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人们在广场文化中自娱自乐,高雅文化与大众娱乐活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3)社会关系需求,通过广场文化的传播,市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建立社交圈子,从而满足了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4)精神和心理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提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求达到满足后,人们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群众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各类娱乐活动,使群众从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自我表现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 二、广场文化的特点 1、学习娱乐“两不误” 娱乐性是广场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中老年人参加广场活动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娱乐身心,笔者在妈妈的带领下走出家门跟着大叔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和笔者一起跳舞的叔叔阿姨们可能没有年轻人曼妙的身材,也没有专业舞蹈演员优美的舞姿,可是笑容常挂在叔叔阿姨的脸上。有阿姨告诉笔者,“只要不下雨,我都会来跳舞,如果不跳舞的话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阿姨朴实的言语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广场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人心。 虽然广场文化活动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的娱乐性,但是广场文化活动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广场文化活动的形式繁多,既可以有业余、通俗艺术,又可以有专业、高雅艺术;既可以有传统和现代的舞台演出,也可以有乡风民俗、民间艺术的广场群众表演;既可以是音乐、舞蹈、戏剧,又可以是武术、体操、演讲等,总之,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在广场中融合,广场文化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同时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市民的审美情趣。 2、自发性与规范性“相结合” 随着城市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广场参加健身活动。在广场文化活动中,人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参加广场文化活动,也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可以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活动的欣赏者或是旁观者。“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与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③在广场文化中同样存在“意见领袖”,人们参加的各种文化活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但是总有一位信息全面、精通某个领域的人指引着大家,就拿广场舞来说,广场舞老师起到了“意见领袖”中间桥梁的作用,她通过网上视频学习,将舞蹈传授给普通市民,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舞蹈由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广场舞蹈老师)一般受众(普通市民),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概念得到深刻体现,总之人们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参与其中,娱乐身心。 广场文化虽然是开放式的、自发组织的,但绝不是无原则、无组织、无纪律的。“由于广场文化是一种新型载体,在我国发展发展的时间还不长,对于建设广场文化没有相关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我国目前的广场文化建设中,由于广场文化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于广场文化的内涵不能够很好的认识,因而导致市民公众的互动性、参与性低,不能很好满足公众需求”,④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规范广场文化活动,确保广场文化的内容和质量,让广场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3、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雅俗共赏” 鉴于广场文化的审美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广场文化来不得“阳春白雪”,恰恰需要“下里巴人”的大众口味,“阳春白雪”固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他的“和者寡”,而与广场文化的需求“和者众”大相径庭,自然不能成为广场文化的审美客体,⑤但笔者认为,广场文化既需要“下里巴人”,也需要“阳春白雪”,在如今的广场文化活动中,既有市民们自发组织参加的群众表演,如广场舞、扭秧歌、大联唱等娱乐活动,也有比较高雅的艺术活动如广场交响乐、专业的文艺晚会。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以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形成的条件和区分的界限开始打破,随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总之不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我们都应秉承和谐包容的理念,雅俗共赏。 三、广场文化的功能 王浩在《“以人为本”视域下城市广场文化的功能》一文中指出,广场文化具有提高人们审美鉴赏能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场文化充满人文关怀,促进人的情感沟通等功能⑥,施拉姆曾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一书中,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进行概括,广场文化也类属大众文化传播。笔者试从“施拉姆的社会功能说”角度对广场文化功能谈谈自己的认识: 1、政治功能 政府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广场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宣传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广场不仅是一个聚会活动之地,也是一个良好的大规模宣传教育中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利用广场这一平台,将文化活动与宣传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运用歌舞、小品、快板等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之成为与群众联系的纽带”,⑦政府将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融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中,市民们在喜闻乐见中接受政府传递的信息,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 2、经济功能 有学者认为,“广场文化在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城镇整体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凝集人心,增强向心力;二是营造好的环境氛围;三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四是推动现代化形象建设”,⑧经济发展与广场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随着广场文化的发展,市民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这片天地,企业通过赞助或是广告的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宣传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从而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 3、娱乐功能 显而易见,广场文化具备为广大市民们提供娱乐的功能,广场文化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市民们通过参与广场活动不仅获得了身体和心理的满足,而且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质。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 文化解读论文:司法私益化的文化解读及制度性对策 摘 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进行简单解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作用以及英国社会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并提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而言,可以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制度来发挥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天然遏制作用。 关键词:司法私益;化和合性文化;fairplay精神;程序正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多名高级司法官员相继“落马”,一系列司法腐败案件逐渐浮出水面,日益严重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导致司法私益化现象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人员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的低下、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因素都从不同侧面导致着司法私益化问题在中国的滋生,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目前中国司法私益化现象严重的现状与中国社会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fairplay精神的缺失有着莫大关系。 一、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 司法私益化即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求和保护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以致司法不法、司法不廉、司法不公,从而损害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本质是司法权的异化和司法权的滥用。 一切社会腐败莫过于司法腐败,司法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公民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后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私益化产生司法不公,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挫败法律威严,甚至引发民众法治信仰危机,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法治之癌”。目前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十分严重,已构成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瓶颈,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及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司法必须尽早走出“司法私益化”的怪圈。 二、社会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影响 (一)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 和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这种文化使中国人互相渗透、彼此依赖从而构成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以及重人情而不重规则的处事方式。 和合性文化的优点是社会富有人情味,中国因此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然而,这种可贵的人情味却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极具腐蚀性。我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常常受到人情干扰,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形成和蔓延[1]467,我国社会中的“隐形诉讼”现象便是其表现之一。“所谓‘隐形诉讼’又可称为‘地下诉讼’或者‘平行诉讼’,它是与正当诉讼活动相平行并隐而不现的与诉讼有关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1]467中国律师奉行所谓的“立体诉讼理论”,即通过“查法律、找证据、写文书”以及“找人情”两条线来处理诉讼案件,而且“找人情”往往是达到胜诉更有效的途径。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日趋严重。 (二)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 中国人注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与英国人注重fairplay精神的社会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Fairplay被储安平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英国民族气质的字眼,其本来是运动场上的术语,意味着公平或者无偏无倚的对待,意味着公平的或者同等的机会,意味着正义。储安平先生认为,fairplay的精神,一方面是要在一队之前,有全队而无个人;另外一方面是要在整个游戏之前,大家应以整个游戏为重,而不以自己一队为重。我们不应忽略我们竞争的对方,我们同时还要尊重我们竞争的对方。先生进一步指出,fairplay是行动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活的精神,是一种做事方式,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 “Fairplay之所至,容易培养一种理性精神,是是非非,乃能全凭理性而不诉诸感情,在各项事物中,就容易做到不以私人恩怨和个人好恶掺入是非之中,不以一己利害蒙蔽对是非善恶的判断。特别是,fairplay精神,可以使人们在行事时不忽略且能尊重与之竞争的对方。”[1]11 在司法活动中,fairplay的含义是指竞技者真诚地信仰“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law),相信正当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理想方式。在这种真诚信仰的支配下,以法律允许的手段去追求胜诉,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尊重对手的权利和机会是公平竞赛精神的体现。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消极中立、耐心听讼,当事人双方进行举证、辩论,都是在一种公平竞赛的气氛中进行的[1]13。因此,强调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在这种精神的浸染下,英国社会司法私益化的现象远没有中国严重,其司法界鲜有高官“落马”情形的出现。 三、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发挥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 (一)程序正义价值与fairplay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及可借鉴性 既然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那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国社会培育这种精神来引导中国司法走出私益化的怪圈与困境呢?应该说,特定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新的社会文化的培育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不仅不可能自然地生发出fairplay精神,即使通过外部力量的引导来培育这种精神的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但不同文化间仍然可以在充分考虑各自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借鉴,对于一些虽生发于国外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与制度,我们可以在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对其利弊进行权衡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其合理内核,用于改进我们自身的制度。而体现fairplay精神的程序正义理念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由程序正义理念所支撑的诉讼制度也自然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够为中国所借鉴。 (二)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 程序正义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的思想,该思想包含两条具体规则:一是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裁判做出前都有被倾听的权利。近代程序正义观念产生并完善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和发展。受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人们一般特别重视法律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程序先于权利”。程序正义的精神实质在于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结果公正与否,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来保证判决结果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与认可,即“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2]11。 具体而言,程序正义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 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主要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性和参与性。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不再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程序正义使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裁判结果及其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裁判者对自身权益的处置。“程序主体性原则强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对法院行为的约束,同时也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平等地对待当事人”[3]164。要在诉讼审判活动中将程序的内在价值与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相联系,就必须在设计法律程序时尊重主体的人格尊严并保证其获得公正的审判[4]81,为其提供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参与机会。 2.裁判者的中立性 戈尔丁为裁判者中立设定了三项规则,其一,任何人不得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冲突的结果中不能含有解决者的个人利益;其三,冲突的解决者不应有对一方当事人的好恶偏见。理想的诉讼模式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模式,裁判者应当与双方当事人保持一定且同等的距离。例如,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就是为了确保裁判者的中立性而设立的,凡是属于可能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情形,相关人员就必须退出特定案件的审理过程。 3.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 obedone)。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1]187。程序公开指诉讼的过程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知晓的方式进行,其实质是通过审判的公开达成社会的监督从而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外,所有案件都应当公开审理,并且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告。 (三)程序正义角度的司法私益化之制度性对策 具体而言,结合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相应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制度来达到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目的: 第一,在加强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更新必须以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为方向。在具体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和对裁判过程的充分参与,发挥当事人权利对法院职权的制动功能,遏制法官恣意裁判。通过完善诉讼的对抗机制来实现程序正义,进而追求实体正义的实现。 第二,在保证裁判者的中立性方面,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的回避制度。在我国诉讼中,回避事由信息的发现模式属于偶然发现模式。这使得我国诉讼程序正义处在低水准状态。缺乏相应的信息,当事人意识不到需回避人员回避的必要性,当事人就没有申请回避的理由和依据。没有完善、充实的信息披露制度,回避制度只能处在被“形骸化”的窘境中[6]。要摆脱这一困境,可以考虑组合使用网络披露、院内披露、文书披露的回避事由信息披露方式,使我国回避制度实在化。 第三,在完善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使法官在庭审中的言行举止与最终的宣判处在旁听群众与新闻媒体的注视之下,使法官基于畏惧非议的潜意识的作用自动校正自我中心倾向心理判断,对事实做出审慎、周全的衡量,对法律做出基于立法原意的解释[7]93。可见,公开审判制度的落实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裁判,进而发挥遏制司法私益化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法院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度、不规范的公开宣判制度以及走过场式的庭审制度使公开审判制度的价值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以及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现实考量,必须对这些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规范。 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而程序正义理念正是fairplay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由程序正义理念支撑的诉讼制度也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有效遏制司法私益化的蔓延。相反,缺乏程序正义价值支撑的诉讼制度设计则会给法官与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勾兑空间。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理念的诉讼制度,不仅能够对司法私益化起到相应的遏制作用,而且可以避免直接的文化移植所面临的长期性和可行性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促使中国司法早日走出私益化的怪圈,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美术理论论文:西方现代美术教育理论分析论文 一、工具论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优秀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优秀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 nbsp;〕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程新标准管理论文 传统的美术教育注重写实性的绘画造型能力,专业美术人员的造型能力为目标进行的课程设计,对观察和表现都设定了较高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比例、透视、体积、明暗、构图、质感、色彩等造型艺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做到能准确真实地描绘观察对象。这种教学方法用在儿童美术教育上,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中造型技能技巧的难度,是理解力还不强的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难以达到的。它容易把儿童已有的艺术直觉,潜意识的艺术创作活动压制下去,使儿童的艺术思维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模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传统美术教育培养的学生,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大多以简笔画、卡通形象居多,就是明证。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教育思想,把儿童美术教育看作是针对全体儿童的基础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美术人员,而是以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目标。《美术课程新标准》教学较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这一宗旨。其原则是借助客观形象,强调主观感受。《美术课程新标准》摆脱了单纯传授造型技能的教学模式和强调写实性的写生教学,它在教学中提倡发挥儿童的艺术直觉,在写生作业中要求学生不仅仅要观察事物的外在形象而且能联想到与观察对象相关的其它事物及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并把它表现在画面上。它鼓励学生在观察与表现中不拘泥于客观事物本身,学生可不受客观限制将观察视点扩展,进行超现实的表现,学生在创作式的写生作中学习基本的造型技能。这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发了学生的艺术冲动,培养的是学生的审美素质、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最基本的造型能力。从传统教法到素质教育,从传统教材到新的课程标准,在十来年的儿童美术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对儿童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美术课程新标准》多少有些体会。我觉得,贯彻实践好课程新标准,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上,让学生逐渐尝试学习作品的创作,从而达到教学目的。一、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人的心理发展中的认识过程来看,创作的过程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过程,没有感知生活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丰富的想象,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儿童画的创作过程无疑也是这样。儿童的生活、活动是有限的,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观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针对儿童的年龄特点,在教学中,我主要是引导孩子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观察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而不是把我们成人眼中观察到的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要求他们表现出我们成人眼中的世界。比如在《给自己画像》一课的教学中,我没有讲解面部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只是让孩子们在镜子中观察自己,注意找出自己最大的特点,可以通过与其他的同学或教师比较,把观察到的自己最有特点的地方画出来。结果每张画都各不一样。有的画大眼睛,有的画大鼻子;还有一名学生展开联想画出自己眼睛中映射出的外部世界,生动地表现了自己最大的特点——大眼睛。每张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这里我重在教给学生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以逐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只有通过观察——分析——认知,才能有根据把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加工,改造产生新的形象,才能可能展开丰富的联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奇的图画。二、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种渐进的、盲目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随着错误反应的逐步减少,正确反应的逐渐增强,终于形成固定的,稳定的“刺激——反应”的联结,这就是著名的“试误说”。尽管这种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我认为在美术活动与教学中,让学生大胆进行尝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曾经说:“我很喜欢荷花,但我不敢画荷花,要画,就得给我二十刀宣纸,把二十刀宣纸画完了,才可以说我会画荷花了。”这些是经验有得之言,是很精辟的。从国画大师李可染的几个印章中,如:“废画三千”,“七十二准”,“千难一易”。可以看出大师在摸索创作中的艰苦历程。儿童的尝试摸索,限于对情境领悟能力不强,难免会有一些盲目,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避免,关键是看教师如何引导。在美术教学中,教师适当提供宽松的气氛,给学生恰当的“尝试”机会,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学习的深入研究。例如:学习中国画时,我让他们自己去尝试一下,这种特殊的绘画工具毛笔和宣纸会有怎样的绘画效果,让他们自己观察水多而墨少时和水少墨多时等不同的画面效果,让他们自己体验如何掌握用笔轻重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让他们自己分析该用什么样的笔法去表现一幅画。孩子们尝试着不同的绘画效果,惊奇地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着墨与水的交融……感受着国画这个艺术画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体验着水、墨、色所带来的特殊艺术效果,创造着一幅别具风格的作品。三、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儿童绘画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反映儿童的天性,表现出儿童的形象思维,是儿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视觉语言。由于儿童单纯、幼稚、天真无邪,他们拿起笔来毫无顾忌,由着自己的性情来,俨然一位艺术大师,充满创造性,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真实的约束,往往形成稚拙、梦幻,甚至荒诞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毕加索感叹道:“我花费了终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如果教师不解放自己的思想,不采用生动、灵活的教学方法去诱发儿童的创作灵感,而给他们套上一些条条框框,要求他们用工具把线条画得直直的,把太阳画得圆圆的,让他们用橡皮反复擦、反复改等等,孩子们的画难免死板、毫无生气。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提高儿童的绘画技能,反而会使儿童的思维僵化,捆住手脚,创造力被扼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童的绘画行为往往蕴蓄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为了造就充分艺术创造力的画家,更为了培养一代充满创造力的现代人才,我们应高度强调尊重、保护、鼓励儿童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从而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美术老师,在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真正有了自己的活动,学生的个性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秋游》一课中,我在秋游活动前先布置学生注意去观察,秋游时所看、所做、所想的,再启发引导他们记忆、想象中的秋游景色编一个故事并画下来,作业完成后,我又让孩子拿着自己的画给同学边看边讲故事,我惊奇地发现孩子们的记忆,想象力和创造力是那样的丰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大胆放手让学生去体验生活,每个学生都能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践证明,小学美术教育,既不能以造就专业画家为目标,也不能胡乱臆造,而应“东”“西”合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学生的各个方面,通过绘画这一活动形式来发掘孩子们自身的潜能,培养孩子们敢于追求美、勇于创造美的精神。这正是美术课程新标准的区别于传统教材教法的根本所在。也是当前美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文化管理论文 美术是一门综合课。既要培养学生绘画能力,又要培养学生动手制作能力。进而使学生受到美的陶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把美术与活动相结合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下面我以浙教版美术第五册《小饰物》为例进行教学。我分两课时教学这课。一、制作小饰物1、介绍小饰物的作用,激发学生对美的追求。①展示小饰物图片。在学生观看过程中告诉学生小饰物的品种繁多,有胸花、领结、发夹、耳环等等。制作的材料更是五花八门。使学生对小饰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使学生在材料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考虑。②展示装饰有小饰物的人物图片。让学生评论他们这样装饰好在哪里?学生各抒己见:有的说使人物显得更美丽、更有精神了。有的说令人觉得别出心裁,眼前一亮。也有的说这样装饰得恰到好处。师小结饰物的作用:饰物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起到点睛的作用,但要装饰得恰到好处。那你想不想自己来做小饰物呢?你能装饰得恰到好处吗?2、动手制作在制作前告诉学生这次制作是要比赛的。一听到比赛学生做得更认真了。他们利用自己准备的材料发挥想象进行制作。下课后初评出优秀作品。有的学生材料准备不齐或没做好允许课后完成。3、提出下节课比赛的要求入围的选手能否留意电视中模特时装表演的步态。展示时把自己制作的饰物放在身上适当的位置。尽量做到大方、得体。此外我还告诉学生如果有更好的小饰物作出来了拿来给我看一下。好的作品还有机会参加比赛。每个学生可以制作多件饰物选择最好的进行比赛。这样一来给没有入围的同学创造了一次机会。对已经入围的同学也是精益求精的考验。二、展示比赛第二课时是比赛活动。我把学生带到操场上围了一个圈。并选出几个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学生做评委。请班长主持活动。随着比赛开始录音机里传出优美的音乐。选手们踏着音乐节奏依次出场。几个评委根据参赛人员的仪表、饰物的质量以及是否装饰得恰到好处三个方面进行评比。学生的饰品真令我眼前一亮。几根鹅毛与一朵红色纸花扎在一起,再串上几颗珠子加上别针就是一枚别致的胸花。用白色纸板和鹅毛做成一对翅膀扎在衣服上成了一位小天使。还有用纸板和金纸做成的黄冠。用细绳编成的手链。用树叶串成的项链、耳环等等。我也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兴奋着。他们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一次比赛中所展现的是一朵朵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火花。从主持到评委到模特以至观众。每个学生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我认为这不但是一节成功的美术课,更是一节成功的活动课。在活动中充分地展示了美术的魅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电影艺术管理论文 [摘要]电影是一种诉诸听觉、视觉、感觉的综合性艺术,人们对一部电影的欣赏已经渐渐从单纯的故事情节扩展对音响、音乐、色彩、画面、造型、光影的细节层面上来了。不管是西方好莱坞的大片,还是我国本土的大制作电影,制作者们都越来越喜欢选择从这些细节层面大做文章,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性和欣赏性。美术在电影色彩、光影、造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主要对美术与电影之间内在的艺术联系进行阐述。 [关键词]美术电影艺术联系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色电影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吉祥图案设计管理论文 [摘要]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吉祥图案,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含义而富有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本文拟从远古先民的自然信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富有浓郁特色的民俗等方面全面诠释传统吉祥图案所透射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吉祥图案,文化,意蕴,信仰,思想,民俗 “吉”,与凶相对。《易系辞上》:“吉,无不利”。《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后来,吉祥专指吉兆、歌颂之意。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其实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满幸福,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决大多数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蕴藏在中华各民族的博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华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据史书记载,早在尧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经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并重视吉凶之兆。商周之时巫术盛行,预卜凶吉,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教义与儒学经学譏讳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汉代的装饰图案中,就有吉祥汉字的出现。隋唐之际,在与外来纹样的融合中,创造出了诸如宝相花,唐草纹和陵阳公祥等富有吉祥意义的民族新纹样。宋元时期,吉祥纹样不断受到来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影响,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到了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封建上层意识与市民意识相互渗透、融合,传统的祥瑞思想转变为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清代装饰吉祥图案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装饰吉祥图案发展到了极致,并被广泛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是中华民族在持续不断达数千年的造物活动中,融合中国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作设计才华,不断融合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next] 一、信仰的意蕴 意蕴,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思维内化的延伸。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产生与古代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在困难、挫折中逐渐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外在的世界,只有顺从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丰收,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于是,趋吉避凶成了原始人类寻求生存环境的本能。人们在创造了器皿时就装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的话,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的碟形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图腾信仰,即图腾崇拜,是古代大自然信仰中发展出的信仰形式。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意即原始时代的每个氏族部落,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以至无生物作为保护他们的象征或标志,因而这个氏族或部落视之为忌物,信仰并崇拜它,以促使氏族或部落的发展或繁荣。如最具民族特色的龙凤图案,就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理解的心态。 众所周知,龙是想象性动物,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集九种动物之特征,有“九似”之说,《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自古以来,龙就聚多种象征意义于一身:勇猛,威武,神秘,吉祥,喜庆等等。同时,龙属动物也有很多,如虬、夔、蛟、饕餮、窃曲、并逢、积首等,古代奴隶社会统治者常在皇室使用器皿上运用龙及其变体纹样,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与神秘。这个时候,龙的图案从图腾渐渐带有了政治色彩。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龙凤吉祥图案多用于宫廷与皇室,它们大多气势恢弘,灵秀飞扬,成了区分统治集团尊卑等级的伦理标志。在民间,龙也是吉祥的象征,它播云降雨,驱邪降妖。民间的许多活动如“赛龙舟”、“闹龙灯”都是人们祈祷平安丰收。龙及其组合图案都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原始龙文化的文化意识,渗透着中国自古特有的民族生命意识与崇祖意识。龙作为兼有神话、图腾的意象,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美的象征。 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凤也是一种想象的深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传说中只要凤凰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自古以来,凤和龙都是吉祥图案中常见纹样。商周时期的凤纹质朴、肃穆;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凤纹气质刚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南北朝时期的凤纹,体态修长飘逸,常和云气纹组合;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明时期凤纹则有了定势,云纹冠,眼细长,尾羽作四列飘起。明清以来,凤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凤凰牡丹”、“凤栖梧桐”、“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吉祥组合图案,表达了一种向往美好幸福、太平的愿望。原始图腾文化是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由图腾发展而来的吉祥纹样折射出了最真实、最纯朴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next] 二:思想的意蕴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吉祥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中,孔子创立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它从人际关系而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护人际关系。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广泛运用。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一种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广大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同时,在儒学影响下,我国许多封建思想在吉祥图案也有反映,如“学而优则仕”的“一路连科”、“路路连科”、“青云直上”等,表现科举高中,仕途顺畅;如“俸禄富贵”思想,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玉堂富贵”、“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故有“儒道互补”之说,儒、佛、道三家也常常合流。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就表现了古代士大夫在儒、佛、道三家中徘徊。道家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使追求长生成为了普遍的人生目标,于是就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吉祥字样以及“五福捧寿”、“群仙祝寿”、“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等吉祥纹样。传说吃蝙蝠肉可以成仙,蝙蝠图案成了吉祥的象征,元代“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都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化,都成为传统中国工艺美术吉祥图案特具特色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盛行,这对吉祥图案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佛教艺术题材之一的莲花成了此时期盛行的吉祥纹样。在莲花纹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的“宝相花”,其名称与佛坐象名称——宝相相同。“宝相花”的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亦“八吉祥”,原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八吉祥”成为建筑、染织、陶瓷、地毯上吉祥图案极普通的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供器所用。它们分别表示:法螺——宣传佛教妙言;法轮——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曲度众生;莲花——清净;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灭。从这些佛教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都要人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要求人修身养性,追求至善至美,达到幸福的永恒。历朝历代统治者以此笼络人心,它们或独尊儒术,或三教并立,上以其风化下,渗透着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经久不衰,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及和我们对语的精神同构。 三:民俗的意蕴 工艺美术是生活的美术,我国传统工艺,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而其用以装饰的吉祥图案就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民俗,即民风世俗,亦即民间的生活习俗,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也可以说是民俗的“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 远古时期人对生殖的崇拜及儒家以父亲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和创造生命的自豪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及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此类朴素的愿望,吉祥图案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又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做福、多寿“三多”图案,有金红色的鲤鱼上坐一白胖娃娃的“望子成龙”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丰富多彩祈福的祥瑞图案。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西方不同,我国劳动人民重视在世,热爱生活,而不去追求天国,寄于幻想,因此,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这种观念表现在吉祥图案上可谓形式多样,千姿百态。有表示幸福的“纳福迎祥”、“翘盼福音”等,有表示情爱的,如“连理枝”“同心结”等;有表长寿的,如“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有表喜庆的“喜上眉梢”“马上封侯”等;有表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总之,这些内容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体现出来的民俗意蕴,从时代性、民族性等方面都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它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不自觉的群众意识和群体意识行为,具有巨大的内在力,形成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心凝聚力。 四:结束语 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民族崇拜、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习惯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创造着不一样的民族,这也是我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的原因。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以自身的独特风貌和饱含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为自己在世界艺坛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空间,它将引起当代人们弘扬与开发民族文化的新思考。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智力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素质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信息技术教育管理论文 小学美术课程进行了新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分几个学习领域进一步明确了美术教学的方向,鲜明地提出发展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美术的兴趣,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培养创新精神和审美能力。 我们利用信息技术教育的优势,使之与美术教学的整合,能更好地达到美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即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法、丰富视觉、触角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并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了解美术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方法,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美化环境与生活,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的实践能力,提高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不断地完善人格。 美术是视觉及造型艺术,具有可视的形象特点,因而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教学用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 一、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积极参与“造型、表现”的美术学习活动。“造型、表现”是美术学习的基础,十分强调自由表现和大胆创造。在低年级尤其注重感受、体验和游戏等灵活的教学形式。使看看、画画、做做、玩玩融为一体。在教学时,利用互联网、校园网,收集有关的美术课题的信息资源,制作色彩纷呈的教学软件,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例如教学《各种各样的鱼》、《可爱的鸟》、《鲜花世界》、《游太空》、《海底世界》、《可爱的动物》等耳熟能详的课题,运用现代多媒体组合教学,通过声音、动画、视频、投影等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亦动亦静,能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学习。高年级要求运用形、色、机理、空间等美术语言,以描绘主体造型的手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和材料,表现所见、所闻、所想的事物,发展美术构思与创造能力。同样,借助信息技术的有利因素,为学生创设有利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认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运用电脑、投影、录像等多媒体组合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进行造型活动,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也通过对各种美术媒材,技巧和制作过程的探索与实验,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 三、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设计意识,使学生学会按美的规律去设计生活。这一学习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美化生活及环境。例如用废品泡沫拼砌《高楼》、用碎布贴《可爱的家乡》用画报贴《南海之滨》等,我们可以先摄录一些优美的环境与建筑物,指导学生分析、感悟与理解。再用摄录投影等方法表现设计制作过程,使学生了解“物以致用”的设计思想,运用设计和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进行有目的创意,设计和制作活动。在学习图案、纹样、封面设计等内容时,则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设计初稿、骨格、设色到完成作品,设计制成教学课件。分层次地展示不同的变化的骨格形式,不同的色彩配置、引导比较与分析。还有,在电脑绘画软件里设置各种特效处理功能,如对图象进行各种变形、复制、缩变、旋转、镜像合并、及色调调整等。进一步扩阔学生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也使教学过程加强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简易的设计制作。通过操作鼠标变换设计形式和各种特效的处理,使他们信息技术教育与美术设计意识与应用都得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四、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对高年级的学生,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具体内容如《民间艺术作品》、《中国建筑介绍》、《中国优秀雕塑作品》、《精美的邮票》等和通过一系列的浏览、收藏,再运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五、结合信息技术教育,在美术教学中,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性的提出是美术课程改革突破的重点与难点,体现了美术教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综合性既是融美术和学习领域为一体,也是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结合。并且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首先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既丰富了学习的内容,也开阔了学习的途径。大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电脑美术,包括绘画、设计、动画等内容。 教师可以根据美术教学内容,设计制作必要的教学课件,开展形式灵活,多元化的美术教学。学生则可以引导进行简易的电脑绘画、设计等,着重于认识、理解和参与,激发持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语文、音乐等学科,开展综合性的学习。如练习绘儿歌、童话、神话、日记等配画、插图。另外也可以用综合材料制作面具、头饰,并投入表演等。对设计简易的布景、海报、课外或校园的情报专栏等专题性的手抄报以及校内或户外的文娱、体育、少先队等项活动的设计制作、展示。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这个“好帮手”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主动请教他人,并积极与同学、老师或家长合作设计制作。还注意学会在网上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不断进行参考、比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学习。 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使美术课堂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新的突破。使教学化难为易,化复杂抽象为直观形象。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包括视觉、听觉、触角等多样化的外部剌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认知和学习途径。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大教学密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同时通过投影屏幕,丰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加强了记忆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也丰富了想象。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智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写作漫议管理论文 文学界早就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美术界随后也有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文学与美术的一大相通处,是文字写作。美术的文字写作,指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中的学术和非学术书写。对我们当下的美术写作而言,无论学术与否,这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何没有大师、我们在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时期还需不需要大师?本文无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欲就此议论一番,而不仅仅是发几句感叹。 一、大师何在 从事美术写作的人,只要是认真的,就该算是学者。美术学者大体可分三流,一流学者有理论独创,可称大师;二流学者虽无独创,但讲究学术性,且有学问;而三流学者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实与学术无缘。 真要给“一流学者”一语下个学术定义,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各家标准不同,更不知谁有资格来定这标准。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在美术领域内以其理论独创而具有国际公认之成就和影响的,就算一流学者。照这个标准,时下国内美术界鲜有一流学者,那些活跃于各美术论坛的主要,多是二流。其中更有不思上进者,只以美术书写为利器,在名利场中厮杀,成为三流文字的炮制者。 由于国中为数极少的一流学者,一心向学,深居简出,在闹哄哄的美术写坛上看不见,我不愿打扰他们,所以此处只拿洋人来说事。洋学者在中国美术圈子里有影响的,多以英语书写。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移民,一流学者之多,远超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我这样说,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术在全国总人口或受教育人口中的比例,二是美术书写的理论水平。与地大物博、地灵人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较,英国实在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界,却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远非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能比。且让我按时序举出英国的十位美术学者。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画家,其《视觉与设计》(1920,也译《视觉与形式》)一书,早有中译本出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颇有影响。 克利夫·贝尔(ClieveBell,1881-1964),也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其名著《艺术》(1914)一书,以“有意味的形式”观,而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深远。 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其名著《艺术原理》(1938)早有中译本,对中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也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1893-1968),重量级美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著作等身,其《西方现代美术简史》一书的中译本,对中国“八五新潮”影响极大,而《现代艺术哲学》的影响也不相上下。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Clark,1903-1976),老牌美术史学家,其《文明史》、《风景画论》和《裸体艺术》在欧美风行一时,后两者有中译本,国内的艺术理论学者和画家都对其情有独钟,而《裸体艺术》更在中国一版再版。 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奥裔艺术史学家、理论家,其形式主义名著《艺术与错觉》(1960)于八、九十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现在仍是美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麦克·苏利文(MichaelSullivan,1916-),专攻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美术史学家,后来也从事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同另九位学者相比,其理论成就也许稍逊,但在亚洲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却是一位泰斗。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1996年修订版)、《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会》(1997年修订版),后者有中译本。 约翰·伯杰(JohnBerger,1926-),艺术家、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是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家,他在二十世纪中期为英国BBC撰写的关于艺术的系列电视片《观照之道》,使他成为极富影响的批评大家。 提摩泰·克拉克(T.J.Clark,1943-),当前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派美术史学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国内有无其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描绘现代生活》(1984)和《向观念告别》(1999)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影响极大。 诺曼·布莱逊(NormanBryson,1949-),大西洋两岸之美术理论和批评界的新起学者,也是从形式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美术史学家,通晓欧洲、中国、日本艺术,代表作有《词与像》(1981)、《视觉与绘画》(1983)、《视觉文化》(编著,1993)等,是中国批评家高明潞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导师。 这份名单,来自权威参考书《二十世纪主要艺术理论家》(ChrisMurray.ed.KeyWritersonArt: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我增添了肯尼斯·克拉克和麦克·苏利文两位,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另一位不在这部参考书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路希·史密斯(EdwardLucie-Smith,1933-),他编写有大部头的《今日艺术》,有中文节译。虽然他的书有学术快餐之嫌,但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二十世纪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美术学者,远不止列出的这些。仅艺术心理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就有奥籍形式主义理论家安腾·艾仁椎格(AntonEhrenzweig,1908-1966),他以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而著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1896-1971)将英国学派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推向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催生了这一学派的一代新人,如艺术心理学批评家彼德·福勒(PeterFuller,1947-1990)等。 中国的人口和地盘,不知是英国的多少倍,我们国内美术界的学者,对这些英国大师的著作,也都比较熟悉,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美术界却很少有类似的学术大师?当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是重要原因,但我们总不能老是抱怨外因,难道这当中一点也没有我们学者自身的内在因素?莫非势利、庸俗、懒惰不是学者们的内在原因?我暂且点到为止,这个话题后面再说。 二、两种书写 阅读上述一流学者的美术书写,对他们的治学之道,可揣摸一二。但凡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文字书写,都讲究严谨的学术规范,其理论的来源、论证的逻辑、结论的陈述,等等,都有条有理。他们的写作,在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书写的典范。同时,大师们又不受条条框框的拘束,其书写文字,有充分的自由精神。通常说来,最严格的学术书写,该算博士论文。但这些大师们,已经超越了博士论文的层次,学术规范不是对他们的禁锢,而是他们天马行空的缰辔,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超越的境界,便会误以为大师们的美术写作,不是严格的学术书写,于是有人便会去效法大师的逍遥笔意,写些既不学术又无学问的文字。这类既无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无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书写的自由,不是经过了严格训练之后获得的自由,而是不知学术为何物的自由,颇有无知无畏的勇气。看看时下美术刊物上的文章,这些信马由缰的制造的文字垃圾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我们美术书写的主流。 什么是学术?简略地说,就是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探索,是治学方法的规范。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前辈美学家,其学问都是一流的,他们学贯中西,对哲学、美学、美术的理解,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他们的治学方法却大不一样。朱光潜基本上是个西式学者,虽然写过《诗论》一类看似中式的文字,但他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西方美学史》等专著,却是治学的典范。我觉得,朱光潜的西式学术性,与他大量翻译欧洲经典美学和哲学著作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宗白华基本上是中式的,他不写朱光潜那样的文字,而写《美学散步》里的那类文章,颇有散文笔调,与钱钟书的治学方式相近。我猜大家都读过宗白华论意境的两篇文章,《中国艺术之意境的诞生》和《中国艺术三境界》,也都能看出作者的学问有多么深厚,而表述文字却又多么平易。这两篇文章就是我所说的“超越”的范例。宗白华有深厚的学问和素养,又有严谨的学术训练,其学术规范不在文章的字面上,而在通篇的构思和表述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学术性。但是,也许正因为宗白华之文字的平易,这两篇文章才容易被人误读,会以为他不讲究学术。 宗白华的艺术家气质较重,的确不象朱光潜那样学术。但他那平易的文字,有深厚的学问作根底。当今那些口若悬河、语无伦次的,其学问不及大师之十一,其学术更无从谈起。我喜欢读宗白华的文字,但我读时却非常警惕,留心他字里行间隐藏的学术性,以防误读之。 在西方,与宗白华相似的也大有人在。前段时间我读美国著名当代小说家阿普代克(JohnUpdike,1932-)的美术文集《看看而已》(JustLooking:EssaysonArt),深感其学问了得,又叹其全无学术规范。阿普代克少时习画,后入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美术系求学,毕业后转而写小说、诗歌、书评,其著名长篇小说“兔子”系列,使他成为西方世界的顶级作家。很多年前我读其小说的中译本,只看到故事,无法领略其文字书写的魅力。后来读他的美术文集英文版,这才体会到他的文字魅力和语言力量。比如,阿普代克谈论法国印象派,不忌讳雷罗阿、德加等大师的威严,他纵横捭阖,对法国画家大加鞑伐,而对美国画家如沙金特等,尽管其画媚俗,却大加褒扬。阿普代克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美国画家?因为他有学问有眼光,他能说出法国大画家的短处,能说出萨金特的长处,例如其肖像画的“心理深度”,说得让人心悦诚服。 这“心理深度”的概念,是阿普代克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透露了他的学识和他的敏锐与深刻。但是,由于阿普代克的书写语言并无学术性,所以我以为他不过是画坛票友,到美术界来凑热闹而已。直到上个月,我在《纽约时报》的艺评专栏读到他写的书评《新艺术之城:抽象表现主义及其后果》,才发现他的学术性藏而不露。这篇书评是为美国艺术史学家杰德·珀尔(JedPerl)关于二十世纪中期纽约美术的史著《新艺术之城》(NewArtCity)而写的万言长评,其描述、分析、评价、总结,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对该书的内容与写法、观点和语言,评得有理有据。这篇书评,褒贬得当,文气磅礴,以势夺人。读了之后,我不再认为阿普代克只是票友,而认为他是横跨文学和美术两个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正好,阿普代克又有新的美术文集将在本月出版,书名《仍然在看》(StillLooking:EssaysonAmericanArt),我赶忙预订,急欲先睹为快。 宗白华和阿普代克的美术写作,有共同之处,即以深厚的学问为基础,将学术性隐于字面之下。他们“深入”而不“浅出”、“厚积”但非“薄发”。我从他们的书写中得到的教益是,不要盲目信奉所谓“深入浅出”、“厚积薄发”之类古训,因为这类古训似是而非,让人不动脑子,以浅薄为能事。试想,一个学者,若在专业领域内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浅出”、“薄发”?如果仅仅是为流行刊物写文章,当作别论,可是专业领域内的读者,应该读得懂“深入”和“厚积”的文字。作者的浅薄,会娇惯出浅薄的读者,而读者的浅薄,又会反过来呼唤浅薄的作者。如此这般市场效果之供需调节的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学者满足于三流书写,这于艺术、教育、学风,有害无益。 如果说宗白华和阿普代克是一流学者中不以学术见长但有真学问者,那么一流学者中还有另外一类,即所谓学究,他们的文字书写讲究严格的学术性。美国解构主义四大理论家中的希利斯·密勒(HillisMiller,1928-),横跨文学与美术两个领域,他的《插图》(HillisMiller.Illustra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一书,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绘画问题,既有学问,又很学术,字里行间灵气闪现,堪称治学的典范。 三、形而上的旅程 说了一流学者,再说二流学者。其实,做学问的人都眼高手低,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只有双眼紧盯一流学者,才有可能做到二流水平,否则只怕连二流都做不到。二流学者也可大致分为两类,学究的和非学究的。 去年回国,在书店见到一部翻译书,是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Carrier)的《艺术史写作原理》,其论题和内容很有意思,是关于美术写作的,于是买下一本。翻开书,见里面介绍说,卡里尔是“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真的孤陋寡闻,可怜到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读了卡里尔的书,感觉他无法同前述一流学者相比。尽管他有学问,也很学术,但没有理论建树,更无灵气。就文字而论,他过分学究,近乎迂腐。不过,这部书的好处,是向我们展示了学术书写的样板,哪怕有矫枉过正之虞。不管怎么说,卡里尔也该算二流学者,而且是二流学者中很上进的一类。 我觉得,在学术书写中保持一点必要的学究气,是防止浅薄的一种有效手段,只要不象卡里尔那样迂腐就行。在眼下的国内美术写坛,也有这种稍有学究气但很上进的学者。就我近年读到的而言,沈语冰和常宁生便相当学术,也有学问。前者的新著《二十世纪艺术批评》,在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立论,是一种通常的治学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如果稍微不慎,便会成为贩卖泊来品的进口公司。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相当形而上,作者和读者易入五里云中。幸好,作者对此相当清醒,在书写中很注意个人的立论和阐述。常宁生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史课程与教学》一文,是篇综述,写得几乎面面俱到,属介绍性文字。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的品评和观点融入其中,融得不露痕迹。我读这篇文章,时时会心而笑,因为文中所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有同感。 与卡里尔式学究相反的,是那些不求上进只想钻营的人。这些人原本也有学问,算得上二流学者,可是却迷失在闹哄哄的名利场中而无心治学,只能写些三流文字。其中更有甚者,心术不正,视美术写作为谋利手段,或以奇谈怪论来耸人听闻,或以吹牛拍马来卖身求荣,或以胡言乱语来中伤他人。这样的美术书写,已与学术不搭界,不说也罢。 前不久,多年不通音信的画家朋友何工,突然传来一些图片,都是他近年的绘画。初看,只有黑白二色,我以为是网络设备有问题,传输中丢掉了颜色。一问,才知确是黑白绘画,画家着意为之。去掉了色彩的干扰,我得以专注于这些画的意旨,并感受画家笔触中流露的情绪。这位朋友当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居住,后来回国,又多次重访北美,并到过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经历和见识,加上他个人生活的丰富和曲折,使他的内心旅程,成为黑白绘画的主题。这些作品,画的都是他在美国的羁旅,既是双脚天涯的形而下之行,也是思想漫游的形而上之行。我喜欢这些画,因为我从这些画中,看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也看到了今天的自己,还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美术书写。 何工当年画过一系列欧洲火车站的抽象之形,如今又画行者旅人的具象之形。从形而上的角度说,我们从事美术书写的人,也是一个旅人,我们阅读前辈大师,便是在内心中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有时候我们会搭错车,有时候车会晚点,说不定还会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总是在往前走,总是在想着自己前面的路。我们也会看车窗外的风景,会惊叹风景之美,并与风景对话,但我们又总是让风景飘到身后。当然,我们也会回头,但回头是为了与车上的旅人交谈。在形而下的交谈中,我们内心里形而上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形而上的旅程和形而下的旅程是交织互动的,正像朋友的画,从抽象的车站到具象的旅人,其间有一条潜在的思想行程,象火车一样前行。 这形而上的思想就是哲学,是人生的哲学和艺术的哲学。一位从事美术写作的朋友,曾谈起二流学者求上进的问题,说美术写作写到后来,非有哲学不可。此话极是。我想,哲学该是美术写作中看不见的基础和动能,若无哲学,任何书写都不会上进,作者最终会从书写的峭壁上掉下来,沦为三流。所谓学问,所谓灵气,其实都需要哲学的支撑。一旦没了哲学,学术书写只能是文字垃圾。前面说到的卡里尔,是美国大师级著名艺术理论家亚瑟·但托(ArthurDanto,1924-)的学生。但托的正职是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攻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是但托哲学的一部分,是他哲学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国内美术界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托的哲学,好在他的艺术理论已经有了中译本,如《艺术终结之后》。但托早已退休,却一直兼作《国家》周刊的艺评专栏作家,多年来基本上每周写一篇美术评论。他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美术文集。这些书写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而《国家》杂志并不是美术专业杂志,所以但托不能写得太学究。可是,由于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托的文章写得深刻、有见地,毫无泛泛之言。有次去听但托的讲座,我以为他会讲美术,结果他讲的是佛教哲学,真是不服不行。 写艺术评论,大多是为人作嫁,难得什么理论建树,而一旦有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即便有点理论,也只会是嫁妆上的点缀,无学术可言。但托的书写不为稻粱谋,即便写展评,也注意理论的阐发,并有看不见的哲学作潜在支撑。我们的二流学者中,那些不思上进而自甘堕落的,其书写不仅没有内在的哲学,甚至表面文字都不通顺。且看他们的三流书写,连汉语语法都不过关,更不知措词、修辞、逻辑为何物。曾读到一篇这样的文字,也讲美术写作,作者振振有词地说:写文章,只要把意思说出来就行了,不必讲究语法。对此,我是否该说,画家只要把人画出来就行来,不必讲究人体的解剖结构和透视的抽象变形?同这样的没什么学术可言,真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耻。 四、题外的话 本文批评二流学者的三流书写,并不是只提倡学究文章。与学术书写并存的,还有一类学术随笔,用散文语言谈学术问题。这既是学者间的家常话,也是同学术界之外的读者交流,从内容到语言,平易却不浅薄。求上进的学者,一手学术,一手散文,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散文这一文体,原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惟与诗歌相别,只要不用韵,就是散文。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先秦、唐宋的散文,内容和写法都不拘一格。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散文专指美文,如抒情散文,这使散文的概念大受局限。八十年代以前,有所谓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其文风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现在回头看去,才意识到杨朔的抒情或流于造作,刘白羽的叙述和描写不乏琐碎,秦牧的说理稍嫌牵强,这三位前辈都有矫情之处,与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之散文的微言大义和朴素自然相去远矣。 自八十年代后半起,年轻的散文作者致力于文体的开拓和语言的试验,诗人和小说家也越界而入,成就不凡。诗人对散文的语言有所贡献,但有些诗人过于情绪化,他们以诗歌思维方式来处理散文的结构,结果鞭长莫及,顾此失彼。小说家写散文,如烹小鲜,大多是高屋建瓴,但却无暇顾及谋篇布局的精细与微妙。到二十一世纪,有“新散文”出现,不少作者以不为而为的态度,倒是写出了一些天然浑成的作品。 依我愚见,写散文妙在为与不为之间。为者,袖手于前,对立意、结构、语言都思考再三。不为者,疾书于后,力求自然洒脱,不留斧凿之痕。在某种意义上,越界写作有助于求得为与不为间的平衡。当年上中学,读到过一部科普文集,刘书荣的《自然的启示》,介绍仿生学。作者之“为”,在于科普,讲究立意;作者之“不为”,在于散文,用语毫不造作。在这为与不为之间,作者的叙述自然晓畅,通俗易懂,写出了一部难得的好书。上大学时,读到过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介绍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作者是当时的知名作家,长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但似乎不太懂美术。也许正是这不太懂美术,才是使他的文章,回避了专业问题的探究,而能够面向普通读者。那几年,报告文学流行,作者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艺术家,其“为”在于布朗库西,其“不为”在于美术,于是将这位雕塑家写得有血有肉,而不再是艺术史著里的冷面孔。 画家写散文,也是一种越界行为。拙于文字的画家,一越界便章法全无、词不达意。长于文字的画家,对写作有自觉意识,他们下笔,行文有道,立意、结构、语言,都在不经意间水到渠成。读画家陈丹青《纽约琐记》和《退步集》里的一些篇章,不得不叹服作者的修养。这位写作的画家,既有不为写作、不为绘画的超脱,又有专注于写作、专注于绘画的执着与敏锐,并在为与不为之间,长于把握分寸,是为修养。 所谓立意,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有意思或没意思。一篇有意思的散文,首先要以其用意来得到读者的认同。古人说立意高远,有儒道哲学的意味。所谓结构,是写作技巧的要义,若无结构,立意便无法实现。过去的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说的就是结构与立意的关系,只是现在的作者少了些拘谨,转而追求行云流水般的自由自在。所谓语言,指行文措辞,只要受过写作训练,懂得语法逻辑,便不会有问题。但是,艺术是一个学术科目,要用散文谈艺术,实际上就是要在学术语言与散文语言之间游走,难的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气语调,庄也谐也,均在拿捏得当。 散文的最大敌人,是肤浅和矫情。我读过不少当代名家的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有些作品的肤浅,让人瞠目。当然,名家们到海外旅行,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我们不指望他们对某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有多少了解,不指望他们写出多么深刻的文章来。想想看,他们短期出行,奔波于若干国家,要记住所到之处的名胜,已不胜其难,更惶探讨问题。于是,这些名家只好搜肠刮肚,肤浅以应,挤出一点自欺欺人的感怀,以矫情来掩饰空泛。余秋雨的海外游记散文集《行者无疆》,便是这类肤浅与矫情的典范。 学习书写之道,模仿是入门的捷径。毕加索初学画时,先是大量临摹古典主义和写实绘画,然后又临摹后印象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在洞悉了他人作画的奥妙后,他开始模仿其画风。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马蒂斯、德加、雷罗阿,出神入化,几可乱真。这样,到了“蓝色时期”,毕加索终于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并在以后不断探索新方法。学习写作也一样,翻译国外名家是一种临摹,细读然后照猫画虎也是一种临摹。且看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作家,凡成气候者,有几个不曾模仿?国外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整个模仿了一遍,然后才有人找到了自己的路,终成大家。但是,如果只模仿而不能最后跳出他人的影响,就会象临摹四王山水而终究找不到出路一样,永远都学步邯郸,没有自己的风格。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的对话》,记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经历,展示了画家怎样以艺术的眼睛和心灵去发现并欣赏自然之美。国内老一辈艺术家写的回忆文章,如刘开渠、刘海粟等写他们当年留欧学画的经历,与东山魁夷殊途同归,都记述了作者对艺术的理解,其文笔之优美,比得上职业作家。最近读到加拿大旅法作家曼盖尔的艺评文集《读图:边看边想》(AlbertoManguel.ReadingPictures:WhatWeThinkaboutwhenWeLookingatArt.Toronto:VintageCanada,2002),与阿普代克异曲同工,没有学究的迂腐和八股的繁琐,却有深厚的学问和语言的博大气势。 就写作本身来说,无论是学术书写还是散文书写,都讲究立意、结构和语言,只是散文的立意不必太学究,结构也随机应变,语言更是轻松随意。一个作者,如果受过多年学术写作的训练,又有多年学术书写的经验,极容易变得迂腐呆板,这时,转而写些学术散文,说不定会有智慧与灵性的闪烁。 美术理论论文:工艺美术现象管理论文 [摘要]:在现象学视域中,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的实用和审美与原始先民生活世界相关,是在其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的。在克服传统审美要素与其实用性的基础上,我们对楚文化的漆器进行审美关照,使作品去蔽,使其通达自身,并敞开了一个作品所包含的世界。 关键词:楚文化工艺美术漆器实用审美物存在世界 工艺美术是为生活的艺术。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先秦时期,楚人在偏僻荒夷的楚地,凭借着自己积极进取、革新鼎故的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体系,楚文化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美感的风格,以致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为这伟大的创造而激动不已。在楚文化中,富于成就和特色,首属那美仑美奂的工艺美术,单就其中的漆器,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依然闪耀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流逝的光阴,不但没有使它们失色,反到使它们越发璀璨夺目,那艳丽的色彩、流动的文饰、华丽的图案,无不折射着古代楚人工匠的卓越技艺与精巧才思,也沉淀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后面,是民族自身的生存状况。当然,工艺美术与人们的生存状况的关切,不是在感性的、理性的、或道德层面上的,而是发生在存在论境域中。它们同时也是在此境域中获得独特的表现形式,传承与表征着艺术,为历史建基。 但是,它们被悬搁于高墙内阁之中,脱离了自身的世界,被人冷落,甚至遗忘,“存在自身具有的遮蔽性,也导致了这种遗忘。”1对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进行审美关照,就是要让其去蔽。只有当我们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亦即接近他们自身的本质空间。 工艺美术的出现,离不开民族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先秦时期的楚地,湖泊众多,森林茂密,气候温润,特别适合漆树的生长。长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式田园生活,使大自然之风物已渗入到楚人的生活与文化之中。他们把漆树粘稠的分泌物涂在器具上,以使其光滑、耐腐。一般的文化只是存在者,从这种文化存在整体去探寻存在者,是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只有切入到文化所关联的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才能揭示艺术品的存在纬度。漆器的出现,也是远古人民长期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它是发生在存在论上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表现。 就构图而言,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很多是模仿自然的图案,如动物、植物、天象等,还有人们劳作、娱乐的生活场景,还有许多抽象出来的图案。楚文化中的崇火崇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凤是原始先民从鸟中抽象而成的图腾,在工艺美术中多见。战国时期的漆双凤鼓,用双凤作为鼓架,两兽作为鼓座,以双凤首悬一圆鼓,造型优美,生动可爱。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彩绘漆内棺”,棺身两侧壁板均有黑漆绘制的一堵“回”字纹样格子门,在门两侧站着执戟持戈的神鸟、神兽。足档中部绘有一“回“字纹窗户,窗户周围及棺身外壁遍布姿态各异的龙、蛇、鸟、兽等图案,多达900多个,整个构图神秘又浪漫,俨然一副神灵保佑地宫的画面。 原始的漆器作为先民们不自觉的“艺术品“,把天地人与信仰旨趣聚集于一身,被聚集的每一方都在作品中展开游戏与嬉戏。在这些纯朴天真的作品里,浸润着乡土的情感与气息,对故乡与家园的眷恋,对天地的敬畏,对神的奉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作品是关涉到其所关切的世界的生活方式。”2 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制作主要是以作坊和官府所设工场的形式来组织完成的,这些技艺世代师徒言传身教,口耳相承。这些技艺介于纯艺术与技术之间,是熟练的技艺与精工细做的产物。远古时期,艺术与技术不可分离,后来技艺则是分离后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技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工艺品的品质。 漆器的制作就是一个技艺要求很高的过程。从工种分有素工、髹工、画工、上工、铜扣黄涂工、铜耳黄涂工、清工、造工、漆工、供工,实际上,从制胎到制漆,供漆、作底、髹漆、彩绘、镶扣、镏金直到最后完成,都每步必须,可见漆器制作的繁复与精巧。在实用的要求下,工艺美术除了坚固耐用,还要美观。实用对象又是审美对象。漆器装饰性的表现也是丰富多彩,除了颜色绚丽多变外,对漆饰也要求甚多。有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樨等,对于每一道漆层的厚薄都有严格的控制。如剔犀的雕镂外,要露出朱黑相间的色彩,剔彩则要露出几种不同的漆色,即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厚堆,至数十层,有锡胎者,有红花黄地,二色眩观。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夺可观,传世甚少。”3工艺繁复、精雕细刻可见一斑。作为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在创作者的拿捏与把玩中,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但是某些实用对象却要求人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尽管他们仍是实用对象,它们却用自己的装饰方式在想方设法讨人喜欢了。”是否具有观赏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是区分工艺美术与一般制造品的重要标准。即使如此,自然性与实用性之于审美的工艺美术,仍然是规定性的。在工艺美术的制作中,人手凭借一些特定的工具或器具完成特定的工序。在这一制作过程中,牵涉到人与物的关切。这些物包括被摹仿的自然物如动植物,以及用于描摹这些自然物的质料。制作者依凭自己的摹仿外,还融进了作者的想象。楚文化中工艺美术品种繁多,凝重中洋溢着几许生气,流淌着这些艺术本身的生命。其中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制作者在制作中将物置入了工艺美术作品之中,如此顺手,以至于这些物或材料似乎根本不存在,从未受到过打量,也没有被意识到,在使用中,未能使物敞开。同样,处于对象位置上的物,即被关于物的流传的、流俗的观念所束缚,又与人相距太远,处于幽闭之中。进入作品中的物,已成为作品它即不同于自然物、器具,也不同于手前之物、手上之物。作品中的物,为物性的敞开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些楚文化中美仑美奂的漆器,被搁置在那些安静而又隐蔽的角落,不在占据人们的视角,离开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非本真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物之物性自身被遮蔽,偏离了其存在的境况,那么,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亦即思存在,就是我们使遮蔽着的存在如其本性地显现出来的途径了。 从漆器的产生到成熟的几千年历史中,它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要用于实用的生活用品,另一个走向了专供宫廷贵族把玩的摆设装饰品。制作技艺也不断走向精巧。如后期明清时期的镶嵌工艺,金漆工艺都使得漆器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艺术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这些洋溢着鲜活的生命韵律的漆器,汇集着原始先民的心智与才华。现在,已无从追问创作主体,他们早以消融在了历史文化之中,没有突显出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和无数个创造着灿烂的楚文化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了一起。在这悠久的楚文化背后,却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 漆器本身就是一个物的世界,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物进入了作品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亦即穿越透过美的诸要素与实用的规定,通达作品之本身,一个作品才是在其现实自身的作品,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敞开了的世界。“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者之存在。”4在对漆器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要将其去蔽,原始先民的生活世界向人们敞开,并显现出来。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同时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亦即敞开了作为独特存在者的人的世界,使人们回到其本身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我们工艺美术世界看到的是楚文化包罗万象的情态,或者说是一种造物的方式,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形式和人类远古文明的存在方式。 在艺术现象学领域中,一切审美的活动都是有作品“面向实事本身”的,“它排斥中介的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起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5因此传统的审美标准在其语境是行不通的。在现代艺术现象学中,“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漆器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的世界,更是一个与原始先民生存状况相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情感的家园。 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真理已自行设置入作品中”。6因此敞开作品所包含的世界,对于人类极其重要,这是因为,“因此根据现象学的解释,正是世界的开放性界定着人类。”7敞开了一个世界就是走向了真理,人类才能实现自由。 美术理论论文:游戏美术设计师管理论文 一款游戏的开发需要游戏策划,游戏程序,游戏美工三个团队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如果说游戏策划赋予了一款游戏灵魂和骨架,游戏程序让游戏得以运转,那么游戏美工就是为游戏增添血肉。所有在一款游戏里面可以看到的角色,敌人,场景,物件无不出自游戏美工之手。毫不夸张地说,游戏美工就是游戏虚拟世界中的造物主。在一个游戏的开发团队中,人数最多,工作量最大的,就是游戏美工人员。如今,游戏开发这一行业在国内得以飞速发展,游戏美工这个职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游戏美工呢? 我们走进国内著名的专业游戏培训学校,GA游戏教育基地,回顾过去几年中GA培养的数百名游戏美术人才。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学员大体可以分成三类。这三类学员的成长轨迹,代表了三种典型的通往游戏开发领域的途径。下面三个学员的真实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李星从小就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父母很早就开始培养他,希望他能在美术领域有所成就。从小学开始他就一直坚持参加各种美术培训班,最终顺利考上四川美院。大学四年,李星逐渐喜欢上了游戏,刚开始是喜欢玩,后来逐渐对游戏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后,李星决定做一名游戏美术设计师。然而尽管在美术方面功底扎实,但是对于游戏开发必须掌握的3D图形技术,李星却一窍不通。几次应聘游戏公司,都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有必要的软件技能而功败垂成。几次碰壁后,李星报名学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刚开始,由于软件方面基础为零,学得很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掌握了3dmax和ps等软件工具,也慢慢适应了用电脑作为绘画工具的工作方式。这时他在美术方面的深厚实力开始逐步展现出来,成为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毕业之后,李星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多家著名游戏公司的赞赏,顺利拿到了工作合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科班出身的李星很快体现出过人的美术实力,工作表现受到公司的充分肯定,短短一年多时间已经成为该公司主美。 杨沈杰大学学的是室内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辗转了多家企业,一直从事室内装潢效果图制作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个职位竞争激烈,薪金福利待遇也一直不如人意。杨沈杰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状况后决定转行做游戏美工。看了很多游戏公司的招聘要求,杨沈杰觉得自己会用3d软件,能制作各种物件的模型,贴图,应该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几家公司的考试后,却发现并非那么容易。所谓隔行如隔山,同是使用3d软件来制作各种物件,游戏公司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的效果图制作。在朋友的介绍下,杨沈杰参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的学习。5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杨沈杰越来越感觉到3d图形技术在游戏中的应用,有许多特殊的技术和标准,这些都是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另一方面,之前制作效果图,在贴图方面几乎都是使用材质,自己手绘的能力也急待提高。在GA学习期间,杨沈杰几乎天天披星戴月,学习到深夜。最终他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项目小组,以徐家汇教堂为蓝本制作了一个精美的游戏关卡。这为其应聘就业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最终杨沈杰顺利被EPICGAMES录用。 和以上两位同学相比,余静同学成为游戏美工的道路就要艰难很多。余静所学的专业跟美术以及设计没有丝毫的关系,毕业之后从事的是销售业务的工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出于对游戏的热爱,余静还是说服家人,决定改行做游戏美工。由于没有任何美术方面的基础,也从来没有接触过3d软件,余静第一次到GA求学时,甚至没有办法通过入学测试。而她没有轻易放弃,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参加素描、色彩等传统美术培训班的学习。同时,找了很多3dmax方面的书籍自学软件。时隔一年之后考核通过,进入GA开始学习游戏美术课程。由于基础比较欠缺,虽然软件方面通过下功夫多做多练,能够赶上同学的步伐,但是美术方面的能力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提高的。毕业之后余静的应聘考试远不如同期的其他同学那么顺利,开始的几次都被游戏公司拒绝了。GA的就业指导老师帮她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余静应聘了几个职位都是角色制作,角色设计师在美术基础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余静仅仅参加过一年的业余学习,与美术专业的应聘者竞争肯定是吃亏的。想明白这个道理后,余静改变了策略,精心制作了一些并不复杂的物件和场景,仔细观察生活中的真实物体,下了大功夫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做得非常细致精细。果然,新的作品赢得了游戏公司的认可,最终顺利成为一名游戏场景设计师。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前面提到的三位GA学员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最终都完成了同一个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努力的重点,都是各不相同的。 在游戏美术领域,科班毕业的美术院校学生无疑是最具有优势的,他们受过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有扎实的基础,出色的艺术感觉,纯熟的绘画技法,这些对于一个游戏美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类人也是游戏公司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往往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一类学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学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几乎没有接触过数码图形技术,不会使用各种软件。更不用说游戏行业内部的标准和流程,以及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没有这些基本的技能,就算美术功底再好,也很难叩开游戏公司的大门。 因此,像李星这样的学生,其实努力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一是熟练掌握游戏开发中使用的各种软件;二是尽快适应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三是了解游戏开发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技术手段。虽然要学的东西非常多,但相对于美术方面的积累和提高,学习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见效的过程。应该说,这三类学生中,距离游戏行业最近的就是这第一类。 第二类是一些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这些专业并非纯粹的美术专业,但或多或少都跟美术有一些联系。他们在美术方面虽然不如美院的学生那么专业,但也都具备基本的手绘技能,有一定的美术感觉。例如建筑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平面设计专业等等。这类学生的一个特点是,往往比第一类学生的软件应用能力强。甚至有一些能够比较熟练的应用3d软件。他们成为游戏美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相对第一类学生来说,在软件方面的障碍更小。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技术方面并不了解游戏制作的特殊性。虽然他们有一定软件基础,或许在工作中也曾经应用过相应的软件,但游戏开发中的一些标准,习惯,以及一些特有的技术手段是他们无法掌握的。假如以往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一些技术误区,甚至有可能局限他在游戏领域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虽然他们比第一类学生在软件方面有优势,可能入行更容易一些,但在美术功底方面的不足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来,限制今后的职业发展。 针对这两个问题,这一类相关专业学生的努力方向就应该有所不同。在初期的学习阶段,应该注重游戏开发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站在一个游戏美术的角度去逐步养成一些应有的操作习惯,多把注意力放在游戏开发中特有的一些技术手段的学习上。像杨沈杰那样主动去参与一个小的项目开发会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而更长期的学习重点还应该放在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美术功力上,作为一个游戏美术设计师,这将会是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过程,只有不断的提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像余静这样的第三类学生应该说是面临最大困难的一类。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完完全全的门外汉在一两年里成为合格的游戏美术设计师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几年前,游戏美术完全依靠手绘的时代,确实如此。不过近几年诞生了许多新软件,大大方便了3D模型的制作;以往完全依靠手绘的模型贴图,现在也可以通过修改一些现成的素材来完成。这使非美术专业的学生从事游戏美术设计工作成为可能。当然这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对于第三类的学生来说,成为游戏美术设计师的道路无疑会比前两类学生更漫长也更艰难。除了坚持和努力之外,明确目标非常重要。很明显,这一类学生想在短期内达到美术院校学生的水平不是很现实。然而了解游戏公司的项目开发的话就不难知道,一个游戏中既有做角色,怪物,武器这些复杂物体的设计师。也有负责制作场景的设计师,一把椅子,一扇门,一盏路灯,这些物件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且往往这些场景物件的制作量又很大,需要的美术设计师职位也很多。所以对于第三类学生,我们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一个点上。对于复杂物体模型的准确把握,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提高的,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贴图的绘制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如果做得精益求精,虽然看起来不炫不酷,也一样能够赢得工作的机会。 总的来说,游戏美工虽然是一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游戏公司对于游戏美术的选拨都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这与很多行业是不同的,游戏美术设计师往往并不看重学历和证书。只要技术过关,作品能符合游戏公司的要求,实际制作考试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成功就业。相信所有怀着游戏梦想的年轻人,只要目标明确,方法得当,都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美术理论论文:儿童美术教育管理论文 摘要:探索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美术教育界共同关心的大事。有识之士认为“一个现代代的未来人,要有知识,才干,有开拓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这种观点反映了美术教育界对儿童人文教育的关注。儿童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及态度,发挥想象力。新世纪的儿童美术教育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线的美育是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时代所需的人才 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优秀:是否拥有高素质创造型人才。探索、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在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难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立足。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改革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式教学,研究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注重情感、态度,注重探索、创造的开放式教育。 (二)儿童早期的艺术教育 情感源于艺术的锤炼,创新的精神源于对个性的尊重,而这些应是在儿童早期就撒播下的种子。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同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一直被视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游于艺”就是他重要的教育主张。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绘画、文学里找到他们遗失的情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教育论》中就曾提出“儿童学习艺术应该是为了发展优美的感情,不应变为手艺。” (三)儿童美术教育的功能 儿童美术教育在现代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态度,有利于儿童想象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儿童主体性品质和创新精神,特别是美术教育中注重对儿童个性和创造性潜能的开发,这是对人的发展最有价值的贡献。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教育理想,儿童美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始终在促进这一理想的实现。 童年的记忆使人刻骨铭心,因为个体早期生命经验的存在,组成的儿童种种涂画行为。根据陈鹤琴先生的研究发现,并断论:“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涂画,儿童画是随着他的身心发展而发展的,与儿童的感觉、知觉、动作、骨骼、语言及思维等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着生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儿童有运用符号表达情感的天赋,儿童的涂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相宜的。”前苏联教育家认为,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灵”,让人自由成长,让想象自由飞翔,让心手合一,让色彩写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即便是儿童美育的灵魂! (四)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备受冲击,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儿童,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就被置于一个由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造成的复杂的文化社会结构中,他们还没具备抵御能力时却被成人所异化。在转型的现代社会中,成人对于生存和名利的压力无形中波及到儿童,使得本是最具人格陶冶感化作用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有些家长和成人出于对儿童非理性期待,各种蜂拥而至,以盈利为目的的比赛,以及仅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等,致使儿童绘画中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比比皆是。 曾几何时,儿童美术失去了它的情感色彩。台湾画家、作家、儿童美术教育家席幕容在她的《画出心中的色彩》一书中说:“应该让孩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下好好地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不喜欢看儿童画展,更不爱看有大小奖状罗列的儿童画展……观察自然对于儿童不但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资料的储存,一个处心积虑要先人一步的生活的开始,他已不再是儿童,或者说,他心中有一部分已不再是儿童了。”尽管席幕容此言看似偏激,但那确实是出于对儿童心理的感受与想象。鲁迅说:“杀死了今天也就杀死了明天,”一旦发生了席幕容所说的那种对儿童心理扭曲,“儿童画”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没有所谓的鲜活的色彩。 (五)儿童美术教育与人文教育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便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主张重视美育,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维多里诺正是因为看到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压抑人个性的那一面,才给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并在学校的墙上饰以儿童游戏的绘画,以激发儿童的热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国展开,它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涉及了社会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虽然,“人文精神”是由文学界提出来的,但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界,而成为众多学术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及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以人生为目的,人生理想、意义为优秀,继而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的。 我国儿童美术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儿童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情感体验,他们喜欢怎么表达,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促进儿童心理走向成人心理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在美术活动中,感性的知识转授,人性化环境的熏陶,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使之内化为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格。儿童美术教育亿具有的人文性质是永恒的,它始终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和关爱。正如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福禄贝尔所言:“探究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成为一名画家,探究声音和唱歌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儿童的画来自于心灵的图式,这个图式凝聚了早期的生命体验,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非理性期待与标准,放下那些功利和条条框框,和儿童一起融入绘画。在儿童的美术世界中,给一份人文关怀,给一些宽容与理解。二、儿童美术教育需要人文教育结合 面对众多的困惑,很难说今天的儿童美术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谈起儿童美术教育时,很多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怎样教育”这一现实的问题,包括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怎样才能提高画画水平等等。但是,谁都知道,不懂得心的教育就不能有好的教育主张和方法,不懂得儿童美术教育是什么,就不可能有突出的教学效果。丰子恺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教育观体现了他对美术、音乐、文学的全面精通和研究,他将人文精神的塑造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儿童美术教育不仅涉及到美术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艺术门类等都有广泛的涉及。以人文为主线的美术文化贯穿于美术学科中,我们转达给儿童的视觉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儿童的潜在能力是通过人文文化的感召力来释放的。 (一)正确认识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从来都是和孩子从同一方面看他们的画,而且是从同一视角。我们往往忘了考虑,儿童美术教育是一个承接和释放情感的载体,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有一些早期的原生态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每个孩子都在发展着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的位置,教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二)拓宽儿童美术视野,让儿童热爱美术 儿童美术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元文化思想渗透的、综合的、全面的审美文化教育,“美是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美的事物。传统的美术课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绘画及技能的培养上,使原本应当丰富、生动活泼的美术课,变成了机械的模仿和乏味的操作训练。美术不应当局限于课堂中,课堂造成了儿童部分个性的缺失,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儿童美术教育的终点不是要儿童走向一个共同的点,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应该注重过程,既在过程中提炼美术的精华,让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受阻碍,自由发展。 大自然是每一位儿童向往的天地,儿童的生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优秀,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想像即无穷。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教育者要善于抓住观察的时机,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适宜的环境,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儿童拥有稚嫩的童心,它无不被情所牵引。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心理学家发现,美术、音乐等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心灵的平衡发展。要让孩子热爱美术,作为执教和教导者,对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每一颗渴望在白纸上“舞蹈”的心。 (三)美与情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提炼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术教育更是通过生活中那些直观、生动、具有美感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的教育。因此,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启迪儿童对真、善、美的认识,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罗丹曾说过:“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社会的风土人情、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爱,到处都蕴藏着美,需要我们引导幼儿去发现,并使他们知道美在哪?为什么美?使他们从小就受到美的熏陶,生活情趣高雅,积极向上。 爱因斯坦在他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美……”他确信“个人的生命只有当他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的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造就了他的伟大,而这精神境界很重要的精神来源在于他从小对艺术的热爱。美术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世界。 (四)美术教育体现人文的价值,为健全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现代教育和教学思想非常重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儿童为教学的主体,更注重人的品质与修养的培育,杜威提出要保存儿童的天性,……当读到这一段论述时,不由回想起尹少淳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段精辟论述:“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画,千万要保护儿童美术学习的重要品质:如高昂的兴趣,旺盛的想象力和主动大胆的创造精神。 福禄培尔(FriedrichFroebel,1782-1852)指出:一个孩子的主要性格,决定于个人兴趣愿望的自我活动。儿童可以从工作中学习,经由运动神经连接思想与行动,可说是发展思考过程的最佳方法。儿童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加活动的愿望。因此,美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统整人格。 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说话或交谈,是缓和个人情感与他人之不和,以及侵蚀行动最有效的安全活塞。由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言来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渲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和适应能力,受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之效。 美术作品注重想象,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儿童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作或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 每次美术尝试,对儿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新的挑战中他们所体验、感受的那份快乐、自信、成功,为他们今后能够勇敢面对新问题、新环境作好了准备。#P#三、全面发展的儿童美术教育 (一)把合适的美术教育还给孩子 日本的儿童美术教育重在体验与创造,他们准备了各种彩色泥土给孩子尽情玩乐,让孩子体验色彩、自由作画,鼓励个人的表达方式。而要让儿童画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画”,评价方面非常重要。日本公立幼儿园的教师从不对孩子的画横加评价,而是细心地把每个孩子的画悬挂张贴,由孩子们欣赏讨论。边霞博士认为我们的教师应该转换评价的方式,如可以问孩子“最喜欢哪一张”而不是“哪一张最好”,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允许孩子表现和发展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允许不同评价尺度的存在,允许个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评价还是教师一言堂,“这张画我喜欢”“这张画很干净”“这张画画得很好”“这张画乱七八糟,我不喜欢”,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美术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还给孩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 (二)家庭与儿童美术教育 儿童的早期教学与家庭影响较大,在自由宽松氛围里生活的儿童,一般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思维灵活,无拘无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儿童是在成人的价值观里成长的,他们被家长所鼓励,赞扬的某一方面和水平,均是建立在家长的文化素养上。家长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与人文文化教育观背道而驰,但儿童天天都要和其打交道,生活在一起。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影响下,儿童们的身心和文化素质已开始有一定的模式,当这一模式与美术教育观念对话时,随时发生矛盾与冲突。 阿恩海姆评论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艺术与美术创造中的基本因素是在儿童作品看不到萌芽的。”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没有学习任务和压力,他们可以自由尽情地去游乐,且乐此不疲地从事一切艺术活动。他们从自己的探索中不断得到反馈,得到享受。例如,儿童的绘画兴趣是这样被激发的:儿童随意涂抹,却能成为一幅作品得到成人的赞赏,这时所带给儿童的不仅是过程的愉悦,还能及时获得结果的享用。当他完成一幅来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样,他也很容易从成人那里得到正面的反馈来加强作画的动机。 (三)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在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援助者”而非“教导者”,互动中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结果是要把儿童引向一个较为完美的状态,而其中包含了人文的情怀及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教育。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深层次的隐性文化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影响,一个能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胜任美术教学工作的教师,我认为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走进童心世界 教师所耕耘的是一片净土。教师工作之所以纯洁,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纯洁的孩子,教育工作者不能容忍用肮脏的灵魂去玷污这圣洁的土地。做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爱心。热爱本职工作,就会自觉地去辛勤耕作,就会去认真地实践,就会时刻警告自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就会认真选择自己的事业,勇往直前。当好孩子的美术教师,必须要热爱生活,要有耐心,帮助孩子学会宽容和理解,使孩子能理解、尊重人、关心人,懂得如何和别人合作,能够很好地与人交流,相处与配合。 孩子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的身上没有太多道德理论的束缚,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如此重要,教师要千方百计来保护,扶植儿童兴趣的萌芽。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种种期待与标准,和孩子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你不仅能发现孩子的另一个世界,也能唤醒你自己正在沉睡的另一种感悟。 2、精通本职专业,力求全面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要能解读儿童绘画,善于与儿童沟通。如果不能了解孩子就无法做好本职工作。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以人发展为中心,教育儿童的前提建立在尊重和了解儿童,一切以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为基础上。教师不仅要须知心理学知识,而且要具有理解儿童,善于和儿童建立密切融洽关系的本领。他们能随时进入儿童的天地中来,能听懂儿童的心声,知道儿童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并能以平等、友善的态度与儿童做朋友。只有这样,教师才有资格去帮助和指导儿童。 美术教师还必须熟悉儿童们创造的视觉语言符号,能欣赏和正确评价儿童作品。儿童绘画反映儿童的内心世界,教师要通过儿童的作品去了解他们的爱好、性格,他们的成长状况。教师对儿童的艺术创造要充满热情,具有关爱之心,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因势利导的做好教学工作。教师指导儿童不能以个人爱好为准则,不要对儿童轻易去批评和否定,要以友爱协商的态度,在美术活动中,至始至终,帮助儿童身心及人格的全面发展。 3、让人文教育走进儿童美术 人文教育提倡创建积极的充满人性味的师生关系和学习氛围,让每一个儿童在这种氛围中充分展现个性。《学会生存》中指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换言之,人文教育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教师所应具备的人性观。美术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历史感、责任感和自我感,那就是如何独立思考,发展自身,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相通。此外,也要了解外部民办及其面貌,与我们的感觉、心境、精神、情绪等所能体验到的内部世界融为一体。用这样的人文精神去开发儿童的美术素养,陶冶情操,促进个性发展。 “世间的大人们,你们是由儿童变成的,你们的童心不曾完全泯灭。你们应该时时召回自己的童心,亲身去看看儿童的世界,不要误解他们,虐待他们,摧残他们的美丽与幸福。”丰子恺先生对儿童心理的了解和对教师工作的要求使我们为感亲切。新世纪的儿童比以往更聪明,更具有探索精神,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目前这种科技日益先进的社会生活里,美术学习有助于儿童发展自身最大的潜能。 让我们召唤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正在成长的儿童美术教育,把精神、把传统、把最广泛意义下的文化相传下去;关怀意味着爱,用爱美化儿童心灵,缔造出具有灵性的儿童美术,还儿童一个率真的童年!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法运用管理论文 [摘要]:新课程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方式的改进和指导,明确“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尝试教学法”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概括出以“尝试”贯之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在中学美术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尝试教学、中学美术、教学主体、尝试作用 中小学教育改革轰轰烈烈,但传统的“注入式”、“--言堂”仍普遍存在,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学生自学能力弱。创造能力低,这种情况在我们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前美术课教育中,也存在同样的弊端,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绘画兴趣,束缚学生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开拓型人才。尝试教学理论,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由探究,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具体操作是“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采用灵活多样的尝试策略,为教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笔者认为美术课以练为主的学科特点非常适合运用“尝试教学法”,中学美术教学界有借鉴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必要,“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有利于推动美术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促进全体学生在素质教育中均得到同步发展和提高。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 “先试后导”是指让学生根据教学目的先自己进行尝试。教师根据学生的尝试情况再进行指导,强调先让学生试一试。以练习为主的美术课正适合充分运用尝试教学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先不讲绘画技法或制作方法,而是让学生自行观察范作先试着画或试着做,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体地位,而教师则退居“幕后”,对课堂实行监控,及时指导.及时矫正,发挥主导作用。“先学后教,以学为主:先练后讲,以练为主”,充分体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精神,改变了教师主宰课堂的现状,实现了教师角色的换位。这正是当前实行创新教育所必须的。 二、“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 “先练后讲”是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先练习,教师在学生练习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当前,许多学生在美术课上习惯于听教师讲解后才进行练习,根本谈不上动脑筋自学。而尝试教学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尝试教学法,从问题开始,经自学自我解决间题,再经讨论才去听教师讲解,是有主体意识的学习。“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非常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特别具有深刻性,它不仅使学生学会一些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学会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掌握思考方法,发展智力,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如笔者在《美术字》的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一边看步骤图及课本中的美术字写法与步骤,一边进行练习,给予尽可能大的空间发展其自学能力当学生碰到了百思不解的难点时,教师再及时给予讲解,这样在学生学会写美术字的同时培养了自学能力。 三、“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是指让学生先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教授、尝试教学法冲破了“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先让学生大胆去尝试运用绘画技法或进行手工制作。对于没有教过的绘画技法,看不懂的画面效果或脑中还未成形的制作方法,学生能够凭借已有旧知识大胆地尝试,通过自学相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知和能力,注重培养他们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了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在中学美术课中运用尝试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等,着重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轻松,视学习为乐趣。尝试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模式,只要我们美术教育者不断摸索与实践,定能让这颗现代教学中的明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教学艺术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艺术法教学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试论幼儿教育之自制教玩具活动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新课程理念也已渗透进学前教育机构,对幼儿教育要求更高,这也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必须不断改革,以适应这种变化。幼儿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而且还应具备开展学龄前儿童教育所必需的特定职业技能,才能满足学前教育一线工作的特殊要求。只有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与实施,完成专业基本功的训练与考核,才能保证学生获得内容全面、基础厚实的学前教育专业基本功,其中一项重要的专业基本功就是学生自制教玩具的能力。 一、自制教玩具的作用及意义 面对琳琅满目的玩具市场,在玩具的生产和消费早已进入产业化、商品化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倡导幼儿园自制教玩具? 自制玩具是与商品玩具相对的一种玩具,是自己制作、不同于商业流通的玩具,自制玩具在设计制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度,满足教育需求。根据游戏和教学的需要自制玩教具,为幼儿的游戏和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锻炼了教师动手动脑的能力,丰富了区域环境及教玩具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幼儿园教育与游戏活动中的作用,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教玩具制作与日常教学活动有机结合 幼儿园教育内容分为健康、语言、科学、艺术、社会等领域,各领域间互相渗透,主要运用在教学活动、区角活动和户外活动中。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一方面老师可利用丰富的自制教玩具,以游戏的方式开展教学,使学生能在操作和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取知识和能力。第二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让学生参与制作教玩具,加强学校与幼儿园教学的整合。 语言类主要功能是通过图书、图片、头饰、手偶等的观察、操作、拼摆等讲述活动,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上儿童画这个章节时,我让学生利用动物或人物素材手工自制图书,可是有趣味性的童话传说、知识小品、家庭故事等。作品形式不限,可用纸浆制作,可以制作布书,可利用废旧光碟制作,可以纸粘贴等等,充分发挥自制能力,制作了许多形式多样,美观耐用的图书。让学生根据故事所出现的场景人物制作面具或头套等,最后学生分成小组进行故事表演,这样一个课程就变得丰富多彩了,课程间也得到整合。 科学教育等领域的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如果幼儿教师对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一知半解,在幼儿园教育工作中不能正确解释当前发生的事实时,会让幼儿失望或乱解释闹出笑话。因此,在上课时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通过制作教玩具通俗的解释自然科学方面的现象。 三、加强课外技能训练,建立科学评价标准。 课外训练是学生技能学习和掌握的基本途径,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来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教玩具并让其充分发挥作用,运用到实践中去。可通过各种形式来锻炼培养学生,如进行自制教玩具研讨会、专家指导、培训、比赛、展评等多种形式,及时推广自制教玩具中的典型经验和优秀成果,大家取长补短,举一反三,使学生创意、动手能力有更大的发挥。并对学生分阶段、分年级进行教玩具制作专业技能考核,制定专门的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建立科学评价标准,教玩具制作是要能及时反映时代需求,体现教育理念,具有适时性;能充分体现作者的意图和使用者的需求,具有针对性;能反映制作者的创意和制作水平,具有创造性。 1、科学性和操作性 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具有多功能性、可变性,可操作性强,便于幼儿操作和理解,为幼儿所喜欢。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因此,活动区角中应根据不同年龄段投放不同层次的活动材料,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尽可能多地提供有较强操作性、趣味性、可变性的材料吸引幼儿的主动探索,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在适宜的环境中获得发展。 2、教育性和趣味性 作品能为某一领域的教育教学活动服务,能够引发幼儿的游戏和探究活动,促进幼儿的发展。能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久玩不厌。投放材料直接关系到幼儿活动质量,应考虑材料与活动目标的关系,根据近阶段的主题目标和幼儿的活动需求及时投放活动材料,加强材料投放的针对性、目的性和科学性,并依据对幼儿活动的观察,进行定期更换与补充。 3、艺术性 作品具有美感、富于童趣,造型设计优美,色彩搭配协调,能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选择彩纸、丝带、质地柔软的绒布、包装纸、美工纸等辅助材料进行装饰、改造和艺术加工,吸引幼儿注意,培养审美情趣。 4、安全性和经济性 作品选择的材料是无污染健康的材料,造型无危险,便于消毒,确保幼儿的安全和健康。提倡就地取材,利用自然物和废旧物品制作,经久耐玩,不易损坏。注重自然资源、废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5、创新性 设计的作品能体现出设计者独特的创意、巧妙的构思,具有推广和普及的价值。 6、地方性 充分利用和体现当地民间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四、把教玩具带入实习、见习中 到幼儿园教育见习与实习是学前教育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幼儿教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职业,需要具有较强的教学实践能力,检验教玩具制作水平的高低,最好的评价老师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和幼儿。把所制作的教玩具投放到幼儿园不同活动区域,为孩子创设宽松、和谐、自由的活动氛围,学生认真观察、反思整个区角活动情况,发现好的方面及教玩具制作存在的问题。能在下次活动前及时调整、补充,使之更具有目的性、趣味性和可操作性。把这些经验教训带回学校,为以后的教玩具制作积累更为丰富的经验。 课程是教育的载体,教玩具是其中很小的分支,但它却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影响和决定着学生的素质水平结构,它既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同时还能丰富学生的生活,增加活泼愉快的气氛,既有利于今后开展幼儿教育教学工作,也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所以要充分注重教玩具制作的实践意义及教育效果。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跨越篱墙的幼儿教育 摘 要 本文在阐述幼儿园平行班跨班教学意义基础上,提出教师全局观念的树立以及园内外资源的共享是其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换班教学和协同教学是其实施的两种有效模式。 关键词 幼儿园 平行班 跨班教学 1 幼儿园平行班跨班教学的意义 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许多幼儿园的规模都在日渐扩大,同一个年龄段拥有几个平行班。目前幼儿园大多数教学活动都是在封闭的班级活动中进行,这种只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上会造成物力、人力资源的浪费。《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幼儿园应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平行班跨班教学就是一种打破班与班之间资源限制,实现资源优化重组的组织形式,能更有效地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幼儿园财力和物力的节省、幼儿学习兴趣和活动参与的积极主动性的增加和教师负担的减少。 2 幼儿园平行班跨班教学活动实施的基础和保障 开展平行班跨班教学,实质上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教师观和资源观,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个人能力和特长,充分利用园内外资源促进幼儿身心的发展。平行班跨班教学活动要得以有效的实施,离不开教师全局观念的树立以及园内外资源的共享。 2.1 树立全局观念,发展双赢思维 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跨班教学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幼儿教师观念的转变,改“非赢即输”的思维定势为全局观念和双赢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相互合作的自觉性,产生教育的“共生效应”。教师应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主动考虑其他教师的需要,肯定其他教师的能力、贡献,主动关心帮助其他教师,实现教师、幼儿和环境之间的多向互动、智慧共享,保障跨班教学活动的实施。 2.2 充分利用园内外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1)有形资源的共享。有形资源的共享主要体现在图书、玩具、教具、课件和教学资料等方面的共享。目前,幼儿园班级活动大多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每个班的玩具、图书等资源种类单一、数量有限,且很少更新,久而久之难免会使幼儿感到枯燥无味,缺乏学习和探究的兴趣。如果能把各具特色的平行班资源集中起来,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的利用和管理,激发幼儿活动参与的积极性。教具、课件、教学资料等有形资源的共享可为教师省下许多时间和精力,可以促进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能更有效地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时,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幼儿家庭背景所蕴含的资源开展跨班教学。如某一幼儿家里有一个大果园,在开展《果树》这一主题活动时,可让让幼儿亲自去观察果树的成长、感受收获的喜悦。 (2)无形资源的共享。无形资源共享主要体现在同幼儿教师、家长思想和观念等方面的共享。由于教师之间在思维方式、认知风格、知识结构、智慧水平等方面存有差异,在进行同一主题活动教学时,教师在教学整体设计、教学方法选择、教学内容处理等方面就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一种宝贵的教学资源。通过教师资源的共享,使教师互相启发、相互学习对方优点,实现思维和智慧的碰撞,从而产生新思想,使原有观念更加科学和完善,使教学目标得以实现。幼儿家长有着不同的文化知识和职业背景,教学中可充分利用家长资源。例如,请医生家长来园进行健康知识讲座;园林绿化师家长做植物栽培的指导;请交警家长,在开展主题活动《车》时,来园做交通规则的现场演示。 3 幼儿园平行班跨班教学模式的探索 3.1 换班教学——教学循环交流模式的建立 平行班跨班教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课前与课后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其互动过程就是群体智慧个人化,个人智慧群体化的过程,是优化教师资源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教师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环节的来实现: (1)共同研讨。教师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教育行动指南》和学期计划来确定学期总目标,再结合不同活动的特点和幼儿发展需要来建构一种分层目标体系。结合所教班级年龄段幼儿心理特点、认识规律以及社会时展的要求,共同研讨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 (2)自我专研。自我专研是教学准备的关键环节,决定着备课质量的高低和教学的成败。教师在结合自身专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选择主题和活动,自己仔细专研教材、力求吃透教材,根据幼儿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来预设活动方案,为与同伴教师课前沟通和上课作好充分的准备。 (3)课前沟通。课前沟通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教师在组织活动前与同伴教师交流教学设计和实施的设想,探讨对课程理念的理解、教材的解读和对幼儿的分析是否准确。在交流中,同伴老师提出合理建议,为上课老师提供参考。上课教师根据同伴教师的建议,再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教学计划,从而优化自己的教学设计、实现备课质量的提升。 (4)各自上课。上课时,老师要注意观察教学过程中的幼儿课堂参与程度及教学实施的效果,为课后教学反思和交流作准备。 (5)课后反思与交流。组织完活动后,平行班教师之间交流自己在组织和实施活动中的得失,教师之间要通过吸取对方的优点来调整、完善和丰富自己的教学计划。针对其他教师的缺点提出建设性意见,针对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困惑和不足向同伴教师请教,获取建议和指导,以完善自己以后的教学。 (6)教学调整,再上课。教师利用反思与交流阶段的建议来调整思路,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教学计划,丰富教学过程。然后换到其他平行班上课,通过再反思与交流、再调整,再换班上课,再反思、交流与调整,直至在平行班中上完相同内容为止。 3.2 协同教学——课堂互助合作模式的建立 协同教学不仅能满足不同幼儿需要,弥补固定教师单一教学造成的欠缺,而且能突破传统师徒带教模式,使新教师的成长更具情景性,对于培养幼儿教师的合作意识及合作能力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幼儿园的平行班教学时,可由两位教师同时负责一个班级,一位主教,另一位助教。“主教”和“助教”并不是固定配对的,每个教师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教师协同教学,教师这种“主教”和“助教”角色也并不是固定的,在对不同班级进行教学时,可以进行角色转换。主教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教学活动,助手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主教完成教学任务,观察和帮助幼儿,对幼儿进行辅导,解答幼儿疑惑等。具体实施如下: (1)课前沟通,形成统一思路。课前沟通是协同教学实施的前提。主教和助教在上课之前要沟通,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教育行动指南》制定学期计划,再结合幼儿心理特点和认识规律确定教学内容、活动实施方法。探讨要教给幼儿哪些关键概念和知识,所涉及的活动是否有助于达到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是否准确,教学内容的深度和范围对幼儿是否适合,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是否符合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哪些幼儿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条件会影响教学活动效果。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主教和助教应在扬长避短,吸纳各自优点的基础上统一思路,最后所形成教学合力,为课中密切的配合和良好教学效果的取得奠定基础。 (2)课中配合,增进合作。课中配合是协同教学的重点。主教在教学时,如展示作品、摆放教玩具,扮演教学角色时可让助教配合,可以让助教帮助个别学习困难者。在教学中发生不可预料的情况时,助教可为主教提供帮助和建议,可为个别学习有困难、不能领会主教的演示和指导的幼儿提供指导和帮助。助教可以根据幼儿课堂活动反馈和参与程度,主教与幼儿的互动程度,提出建议,让主教对教学计划作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课后交流,完善教学。课后交流是协同教学的补充,主教和助教可以就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交流。对于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问题,课后可以共同交流,以避免在以后的教学中出现同样的问题;并探讨问题的解决策略,为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提供参照。对于教学中的优点和创新,教师可以总结经验,并应用到其他平行班的教学当中。不仅主教可以在课后交流中成长,同时,助教可以亲临主教的教学,吸纳主教身上的闪光点,为自己以后教学提供借鉴。总之,协同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集体智慧的参与。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浅谈儿歌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由于在幼儿园工作,笔者近年来接触了大量的儿歌。儿歌以其简洁明快的语言、通俗易懂的内容、琅琅上口的韵律在教育中深受幼儿及教师的喜爱。通过一首首鲜明生动的儿歌,幼儿可学到丰富的社会、自然、数学等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兴趣。在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时,如果要求他们以孤立的个体重复地朗诵儿歌,肯定不是易事;如果能让他们结成对子,面对面地有沟通,有交流地说出琅琅上口的儿歌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儿歌的独特魅力表现 1.语言简练、形象 幼儿好动,又处于语言学习、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阶段,富有音乐感、节奏明朗、生动活泼的儿歌可以引起幼儿的愉悦感,因此无论是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儿歌,都具备合辙押韵、节奏明快易唱、语言活泼的特点。儿歌常常会把深刻的教育意义寓于短短的诗句中,使幼儿在欣赏、学习的过程中掌握一些活动常规、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的标准,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应该学习什么等。 2.内容丰富多彩 儿歌中有大量的作品,是以某方面的知识为题材。有介绍周围山水草木和鸟兽虫鱼形象、习性和功用的,如最为幼儿所熟悉的:“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有描述日月星辰、四季变化的,如《四季歌》:“春天到,桃花开,杨柳树儿轻轻摇;夏天到,知了叫,小荷露出尖尖角。”有介绍浅显的自然和生活常识的,如《干净》:“鼻涕擦干净,指甲剪干净,脸儿洗干净,妈妈和我亲一亲。”这些知识都是通过有趣的情节、形象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反映出来的,易于幼儿接受和引起学习的兴趣,对发展幼儿的思维、想象和语言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儿歌当中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关于道德的儿歌,如《我是小小理财家》:“别看我是小娃娃,理财方面是行家,理财不比大人差,不铺张,不浪费,勤动脑,巧计算,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不攀比,不乱花,科学消费是赢家。”有关于安全方面的儿歌,如喝水安全方面的:“排好队,去喝水,取到杯,再接水。先凉水,后热水,再用嘴唇抿一抿。慢慢喝,别呛着,安全饮水很重要。” 3.形式多种多样 儿歌的种类、样式极为丰富,除了平常所见的儿歌外,还有好几种特殊形式的儿歌: (1)摇篮曲。这类儿歌一般以母亲的口吻,讲述对孩子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都词句简短,内容单纯,节奏舒缓,是最朴素和孩子最早接触的儿歌,如四川的《觉觉喽》。创作摇篮曲一般都有明确含义,而且讲究艺术技巧。 (2)游戏歌。这类儿歌都是配合游戏的内容或动作而编写的,目的是增强游戏兴趣和愉快情绪。幼儿在游戏过程中,边唱边做,且歌且舞,使游戏更富有节奏感,使游戏内容更丰富,加深游戏的教育作用,如《丢手帕》《拍手歌》等。 (3)数数歌。这类儿歌是专门为培养数目观念而创作的,它把数学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幼儿在饶有兴趣的气氛中学习数学,掌握一些数的概念,是适合幼儿认识水平的最早的算术教材。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着,碰到小松鼠,松鼠有几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二、儿歌的作用 1.儿歌能启迪幼儿的心智 儿歌中有大量的作品,都是以某方面的知识为题材,可以形象有趣地帮助幼儿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生活,开发他们的智力,启迪他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力。例如,儿歌中有介绍山水草木和鸟兽虫鱼的形象、习性和功能的,有描述日月星辰、四季变化的,有介绍浅显的自然和生活常识的,有介绍简单的数目和时间观念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儿歌是引导幼儿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步入人生的第一个领路人和启蒙者。 2.儿歌是幼儿情感教育的需要 儿歌吟唱中,优美的旋律、和谐的节奏、真挚的情感可以给幼儿以美的享受和情感熏陶。幼儿听唱儿歌既可以联络与周围人的感情,也可以使他们的情感得到抒发,从而调节他们的情绪,使其得到愉悦。 3.儿歌是幼儿语言训练的需要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人的思维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而提高完善。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更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语言正误、词汇积累,还是用语句表情达意,都反映和制约着思维的发展变化。儿歌在这些方面就能发挥重要作用。 三、让儿歌广泛融入到幼儿学习生活中 3~4岁是幼儿语言迅速发展时期,又是依恋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营造“儿歌生活化”的语言学习氛围,提高幼儿的语言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这是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范围内。学前教育阶段是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要强调寓教育于幼儿的生活之中,使生活无时不含教育的意义。 总之,儿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歌”,而且愈来愈具有诗的艺术特质。从主题的拓展到意境的构造,都体现出了诗化倾向。可以说,儿歌也是诗。中国优秀的儿歌传统需要继承,但模式可以打破,方法必须革新。纵向继承,横向拓展,要打破题材和体裁界限,拓宽题材领域,让儿歌进入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希望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让儿歌真正地融入到幼儿的生活之中。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新时代的幼儿教育 幼儿园是人生启蒙的第一站,它的教育不是以书本为基础,其本身就是面向社会、面向幼儿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我们要引导幼儿在社会和生活中认识事物,培养情感,促进幼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可以说,幼儿园的教育是一种完全面向社会的开放教育。 对于如何在幼儿园中有效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幼儿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能力,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幼儿认识事物、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幼儿期是观察力初步形成的时期,此时幼儿观察的有意性较差,缺乏一定的顺序性和系统性,往往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易触及事物的本质。因此,教师有必要确定观察的目的和任务,并教给幼儿观察的方法和技巧,引导他们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去观察。比如,观察大公鸡时,可先引导幼儿观看鸡头、鸡身、鸡脚,以后进一步观察公鸡和母鸡有什么异同,边看边引导,还可提出一些问题让幼儿自答。 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神圣的,是科学发明的巨大动力。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就不可能产生对社会和人类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和创新。如果爱迪生的妈妈对孵蛋的小爱迪生给予批评,对他的许多好奇心给予否定,爱迪生就不会产生众多的发明创造,更不会成为发明大王。幼儿由于知识有限,很容易对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并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探索和发现。作为教育者,应当注意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正确对待幼儿的提问和因好奇而导致的破坏行为等,激发幼儿的求知欲。 三、发展幼儿的想象力 传说鲁班发明木船是受了鞋飘在水上的启发而想象出来的。许多发明创造,起初都源于人们的想象和幻想。幼儿时期是想象力表现最活跃的时候,想象力是他们进行探索活动和创新活动的基础。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教师要通过多种活动,扩大幼儿的眼界,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鼓励和启发幼儿大胆进行想象,为他们提供自由想象、独立思考的空间,并加以正确引导。面对幼儿神奇丰富的想象、充满灵气的妙答,应该放弃原先准备的“标准答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幼儿可贵的想象力,要给幼儿插上想象的翅膀,还幼儿以自由的广阔空间。 四、发展幼儿的自主能力 自主是健全人格的体现。自主活动对幼儿的生活、学习质量以及幼儿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幼儿发展的需要,是幼儿心理调节和精神鼓励的强大动力,也是幼儿的一种权利。在自主活动中幼儿有着最真实的表现。幼儿教育新理念告诉我们,在自主活动中,应让幼儿自由参与活动,而不是教师操纵幼儿。要为幼儿创设宽松的、自由发展的心理环境,让他们能自然发展、创造自我、展示自我。只有这样,幼儿才会喜欢并主动投入这样的环境,大胆自主地开展活动。教师不仅要重视为幼儿提供充裕的玩具和操作物,支持幼儿将自主活动拓展、延伸,而且要提供适时、适度的指导。 五、培养幼儿的自我评价能力 由于幼儿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缺乏正确评价自身言行的能力,他们往往是把成人的评价作为自我评价的主要依据。而在幼儿心目中,教师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教师在幼儿自主活动中的态度、语言,会对幼儿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教师要让幼儿对自己做事情充满自信,鼓励幼儿坚持不懈地把事情做完。教师一定要通过暗示性语言“试试看”“你肯定行”等帮助幼儿,使幼儿感受成功,对学习充满信心。由于幼儿自我评价常常带有主观情绪,所以要有意识地引导幼儿积极、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在日常教育中多肯定幼儿的积极行为,让幼儿接受积极的评价标准,从而逐步学会客观、如实地评价自己。 六、加强幼师的道德与专业教育 道德是立身之本,也是个体素质的优秀。教育是激发生命力,使学生能以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的事业,而生命力首先是道德力量。我们在坚持幼师道德教育常抓不懈之外,还应加强幼师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组织幼师进行党章学习,畅谈学习心得,鼓励幼师积极参加党校学习,使其养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为了加速师资培养,提高师资素质,对在职幼儿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继续教育是各类幼儿教师不断进行教育思想、专业知识、教育技能更新和补充拓宽的一种追加教育。为了适应幼师发展社会化的需求,幼儿教师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1)加强专业的补偿教育;(2)加强专业的更新教育;(3)加强专业的提高教育。 七、幼儿教师应该有大教育观念 大教育观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幼儿教育的时展。它强调对儿童的教育不能仅依赖于学校,而应是家庭、社区和社会配合学校一起进行,这样才能取得教育的合力效应。强调这一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1)家庭和社区作为幼儿生活的主要环境,或者作为对幼儿产生作用的最“亲近”的环境,对幼儿的影响相当大。(2)家庭、幼儿园、社区和社会构成的大环境是一种大体系,对幼儿进行教育必须依赖于这种大体系,而且在这种大体系中,幼儿园和其他两者之间发生着交换和融合,幼儿园不能单独成为一个独立的环境。 幼儿教育是人的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启蒙教育,为整个人生奠定基础。因此,幼儿教育要重视幼儿非智力因素的开发,以发挥幼儿的天性,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创造性人才。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如何发展农村幼儿教育 摘 要:农村幼儿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的优劣事关重大,不仅影响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还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好农村幼儿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主要阐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发展好农村幼儿教育应该着重抓住的几个关键点,希望能对相关老师有所参考和裨益。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活动;教育理念;营造环境;生活习惯;心理状态 如何帮助农村幼儿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何确保幼儿身心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如何启发孩子心性、陶冶孩子情操等,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农村幼师的深思和警醒,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和探讨。 一、农村幼师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 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这是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科学的教育理论可以为教师教学发挥重要的导向和指明灯作用,可以使幼儿教育更加与时俱进、更具成效性。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幼师务必要高度重视对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幼儿园纲要、幼儿园指南等,并据此指导自己的教育工作,提升自身专业素质,比如不断努力增强自己的六大基本功:说、唱、弹、跳、画、工,全面提升自身动手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与此同时,日常还要有意识的多阅读一些幼儿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以此从更深层面来把握和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等,教师只有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在幼儿教育活动中做到游刃有余。 二、幼师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教育活动 幼儿虽然年龄很小,但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教师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要始终秉持尊重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放下师者的架子,把自身置于和小朋友平等的地位,尝试和幼儿做朋友,对幼儿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使之切身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关爱和温暖,进而获得心理的放松和安全感,这对幼儿天性的解放和真实个性的展现无疑是很有裨益的,不仅如此,农村幼师还要努力提升自身绘画等操作技能,这样在带领小朋友上手工课的时候,可以与他们打成一片,迅速融入其中,在轻松愉快的课堂上让幼儿增长技能,获得学习的乐趣。 三、教师要努力创新幼儿教育理念 根据教育部2012年最新颁布的幼儿教育指南,教师在开展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要切实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实现教育理念的创新,具体应用到实践工作之中就是要把握住以下几个关键点: 1.教师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 教师要清醒地认识到幼儿的发展具有全面性、协调性等特征,因此,在实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注重领域之间、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要重视幼儿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是把精力单纯地投放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要树立幼儿全局发展的理念。 2.教师要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 每个幼儿由于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兴趣特点等的不同,致使其个性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幼儿在持续、渐进发展的过程中,还会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幼儿的这种状况,教师一定要秉持充分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从每个幼儿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开展教育活动,切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幼儿。 3.教师要尽可能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 幼儿由于本身年龄和思维限制,致使其学习都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一日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直接感知和亲身实践的心理诉求和需要。 4.教师要重视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引导和培养 众所周知,人在童年时期形成的良好学习品质会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重要意义,因此,教师一定要注意保护和尊重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如:好奇心、认真专注的精神、敢于探索、尝试和创新的精神等,总之,教师要坚决摒弃以往单纯追求知识技能学习传授,而忽视幼儿学习品质培养的做法。 四、教师要努力为幼儿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教师要为幼儿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首先就要对幼儿一日生活做科学恰当合理的安排,保障幼儿有充裕的娱乐、学习、阅读、休息的时间,其中,午睡时间可安排在2小时左右,也可随年龄、季节的变化及个性差异做适当的调整,与此同时,还要保持被褥的干净整洁,床铺不宜过软,那样对孩子骨骼发育不利;桌椅高度要适中,椅子的高度以幼儿写画时双脚能自然着地、大腿基本保持水平状为宜;提醒幼儿保持正确的站、走、做姿态,一旦发现孩子有不良习惯或是骨骼发育异常,要及时予以矫正或与家长沟通就医矫正;告知孩子不要用脏手擦眼睛,吃饭之前要养成洗手的习惯,在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教师切忌一味地催促,要指导孩子养成吃东西细嚼慢咽的好习惯;要为幼儿提供营养丰富、健康的饮食,幼儿正处于身体快速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元素,因此,在膳食上,要为他们提供谷物、蔬菜、水果、肉、蛋、奶、豆制品等多样化的食物,使之能够得到均衡的营养。 五、教师要对幼儿的心理状态给予足够的关注 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幼儿教育指南中明确规定要重视和关注幼儿心理状态和特点,使之在愉悦的情绪状态下健康成长,而要达到这一效果,教师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就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教师要秉持温和、宽容、欣赏的态度对待幼儿 教师要注意发现幼儿身上的优点,并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表扬,不在幼儿之间做横向对比,公平和蔼的对待每一个幼儿,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温暖、轻松的外部环境,进而让幼儿形成安全感和信赖感。 2.发现幼儿犯错误时,教师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理性地进行处理 教师发现幼儿犯错时切不可大声训斥、更不能对幼儿厉声责骂,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对幼儿心理造成阴影和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对幼儿进行耐心指导和教育,使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加以改正。 3.教师要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情绪榜样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表达情绪的方式幼儿会无意识地进行模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教师一定要注意给幼儿树立一个良好的情绪帮助,如生气时不乱发脾气、不迁怒于人等,同时教师还要积极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情绪,并给予适当的引导,如鼓励幼儿把高兴或生气的事情与小朋友分享,在幼儿乱发脾气时不硬性压制,而是等其情绪稳定之后再做深入沟通。 4.化解幼儿消极情绪 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负面情绪,当发现幼儿不高兴时,主动询问情况,如不能解决,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双方共同努力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帮助幼儿化解消极情绪。 六、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开展幼儿教育 农村是与大自然最贴近的天地,农村幼师可充分利用自身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创造机会让孩子们与大自然玩耍和亲近,引导幼儿从广阔的自然界、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学习各种实际知识,比如:鼓励孩子们利用烂泥巴进行美工活动,又或者指导孩子们辨识麦苗和小草、红薯和土豆等,这对孩子们眼界的开阔和知识的增长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教师要巧妙应用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陶冶孩子的性情、开阔孩子的眼界等。 从以上内容的论述中我们可知,要发展好农村幼儿教育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社会等等的相互配合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注意在实践中总结方式、方法,同时做好相互之间的配合和沟通,就一定可以有效推动农村幼儿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单位 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加强幼儿教育,培养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力 摘 要:幼儿是人生阶段的萌芽期,幼儿教育的好与坏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现如今,由于家长的溺爱,许多孩子性格孤僻、内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面对这一现状,必须加强幼儿的合作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合作能力。 关键词:幼儿;合作意识;合作能力 幼儿时期的教育对于孩子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是他们将来适应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有利于他们健康地成长。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我们要采取有效可行的办法,进而让幼儿懂得合作的重要性。 一、幼儿不合作的表现 1.性格孤僻、内向 现今,大多数的家庭不像以前那样家家户户可以礼尚往来,因此,幼儿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独自一个人玩,很少和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交流、沟通,很少听到很多小孩在一起的吵闹声,他们害怕生人,久而久之,就养成幼儿不爱说话、性格孤僻的习性,总是一个人玩,缺乏和其他小朋友在一起合作的机会。另外,好多家长由于太过保护自己的小孩,因为小孩子在一起难免会打架,因此,只允许他们呆在家里,不让幼儿去和其他的小孩子玩耍,造成幼儿不愿见到生人。 2.以自我为中心 每个家庭的小孩都是父母的宝贝,大多数一个家庭就只有一个小孩,他们说的话就是圣旨,在家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例如:小燕开始独自在家里玩耍,随后来了一个小朋友小明,小明想要玩她的玩具飞机,便拿来玩,但是,小燕便一把抢了回来,还打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玩,你玩你自己的。我们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小明看见别人的东西就想要,而不首先争取别人的同意就随便拿,而小燕则是不让小明玩自己的东西,缺乏合作意识。 二、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力的措施 1.在学习中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例如,在上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分几个小组一起讨论问题,来共同地解答某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喜欢交流的小朋友便开始一起讨论问题,从而让他们体验交流的乐趣,分享各自内心真实的感受,从而培养合作意识。“幼儿愿意与同伴密切合作。对合作感兴趣,这样既培养了幼儿与人合作的意识,也提高了他们与人合作的能力。要教育孩子们,引导幼儿之间要友好相处,团结友爱,培养与人合作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明白与人合作的好处。让孩子克服那种孤僻的性格,不愿交流的习性,从而变得活泼、懂得与人分享。 2.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小孩子天性好玩、爱动,因此,游戏不仅可以使小孩子充满兴趣,而且更能起到教育意义。例如,六一儿童节快到了,班级就会组织他们表演一个节目,舞蹈《春天在哪里》,为了达到动作的一致性,小朋友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不能只顾自己跳,还要看其他的同学是否会这个动作,如果不会,需要其他的同伴来指导,这时,他们就会隐隐约约地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大家可以一起找对策、共同商讨。在他们参与这个舞蹈的过程中,就会很好地锻炼合作意识。同时也明白娇生惯养、自私霸道带给同伴的伤害以及造成班级的不团结,从而明白团结的重要性。那是因为他们的这曲舞蹈获得了第一名,让他们学会了友好对待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和喜爱。 3.在幼儿的矛盾中来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 就我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来说,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常常会因为某种矛盾纠纷而争吵不停,有的会用武力方式解决,有的会向老师报告,有的则会只知道自己哭鼻子等等,唯一的矛盾点就是他们缺乏合作意识。例如:两个孩子同时想要玩某个玩具,他们谁也不让谁,你争我夺,这时老师就要开始引导这两个孩子,通过游戏,可以让他们共同来分享玩具,不是某一个人独自霸占。老师的这种办法既没有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更让他们学会朋友之间的谦让与分享,互相尊重彼此,这种良好的品质,老师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解决孩子的矛盾问题时,要采取有效的方式,例如:表扬法、激励法等等。教师要肯定孩子,不管合作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要经常鼓励他们,从而达到幼儿与人合作的积极性。在他们协商的过程中,使他们明白合作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要有合作意识,懂得谦让他人,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今天的小孩子是新世纪的小主人,他们必须学会共同生活,从小就要懂得互相理解、平等交流。面对未来社会,要让他们学会在合作中竞争,而不是跋扈蛮横。”小孩子“不合作”所表现出来的习性,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加以教育,在合作中养成友爱、团结、谦让的良好品质,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让幼儿愿意合作,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对于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小学幼儿园)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河北省农村幼儿教育现状与完善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教育对人的一生的巨大作用,认识到生命早期教育的特殊重要性,当今社会提倡优生优育,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儿童的发展。从河北农村幼儿园的办园设施、政府投资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等问题着手,提出了针对农村幼儿教育现状与完善的对策。阐述了新形势下农村幼儿园如何求创新、求生存、求发展,如何科学规范管理,给出相应的对策,努力让河北农村幼儿教育事业步入正轨,健康快速地发展! 幼儿教育教育管理师资力量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广泛推广,在河北省教委及各级地方主管部门的管理下,河北省农村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方法上有了极大的改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幼儿教育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在看到成绩和光明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农村幼儿教育存在的诸多困难与不足,本文深度挖掘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农村幼儿教育健全发展提出相关性完善对策。 一、农村幼儿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笔者深入农村教育地区了解河北省农村幼儿教育现状,归纳整理出如下问题: (一)幼儿园管理问题 首先,河北省农村现有幼儿园大多为小学附设公办园或个体园,多数幼儿园的办园条件不符合要求,硬件设施短缺,活动室、午休室、室外活动场地破旧,活动设施及教玩具等大小硬件严重不足,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多数处于“懒散无序”甚至濒临关闭状态。 其次,可支配财力有限,政府不愿增大办园成本,因此不仅硬件设施较差,还存在消防安全和食品卫生隐患,幼儿园活动室面积狭小,幼儿活动和休息都受到影响。尤其是私立幼儿园为了“抢生源”,用不具备行驶条件的“面包车”或“三轮车”接送幼儿,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再次,在激烈的竞争中,由于家长教育观念的陈旧和教师素质的局限,为了迎合家长日益增长的需求,部分办园者无原则地满足使得幼儿保教工作陷入严重的“小学化”误区,严重违背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 (二)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 第一,优秀教师流失,教师队伍不稳定。 在农村,幼儿园教师在农村家长的眼中是孩子王,是拿工资的高级保姆,人们尊师重教的氛围不浓,大量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失,这对于本来就落后的农村幼教无疑是雪上加霜。缺乏尊师重教的氛围,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很难吸引优秀教师长期从事幼教,也难以留住现有的教师,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 第二,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质业务能力较低。 虽然河北省农村幼儿教师学历不低,多数为大专。但这种学历与专业素质和能力不成正比。幼儿教育的问题,如小学化,更突出地出现在农村,究其原因,与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农村的教育条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农村有城市幼儿园所望尘莫及的可以为幼儿教育提供丰富而生动素材的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然而,一些农村幼儿园把幼儿关在教室里,忽视了户外广阔的天地,没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为幼儿提供多种游戏和活动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幼儿教师的素质不高有关系,他们没有能力想到或做到。 二、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几点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应对措施,以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一)进一步端正幼儿教育办学思想,创新科学管理机制 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以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有关文件精神,教育活动以游戏活动为主,培养幼儿各种初步的生活技能,同时培养幼儿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根据乡情、园情,修订、完善适合本园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制度,包括幼儿园章程、幼儿园中长期规划、日常工作常规、教职工职责、教师教学常规、保育员常规、幼儿在园常规、教研管理常规、后勤保障措施、财务管理制度、年度考核方案以及幼儿安全管理系列制度、职责、预案等,并逐一落到实处,努力实现人本关怀与制度管理的完美结合。 (二)幼儿园领导应注重幼儿园内部管理,培养骨干教师 1.配置强有力的师资队伍 幼儿教师必须实现“专任”化,建立起一支具有过硬的幼儿教育工作专业知识且热爱幼儿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形成专业化的管理,实现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立足现状,实施“青蓝结合工程”,即中老年教师向青年教师学习幼儿教育理论知识和新颖的教育理念,青年教师则向年长教师学习敬业精神和请教教学经验。幼儿园内中高级领导应加强内部管理,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形成较为稳定的教研队伍,加强教学指导与研究,以不断提高保教质量,促进本地幼儿教师间的相互交流,培养强有力的骨干教师。 2.改进幼儿教师学习与培训环境 (1)幼儿教师要加强理论学习,更新观念,树立献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志向,把培养幼儿道德智能、身体素质、情感素养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 (2)建立学习型教师队伍。强化幼儿教育系统内外部的交流与学习,多观摩,多研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研活动,交流有效的学习经验,以园(点)为单位,每学期开展一次大型的业务培训学习(利用每年寒暑假进行),每周开展一次继续教育校本研修的集体学习,平时多进行幼儿保教知识的自学。同时,创造外出学习机会,不断提高幼儿教师的业务能力。 (3)支配一定额度的科研经费,订购或开发部分教学资料,以保证幼儿园教育教学有关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结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幼儿教育事业的道路短暂而又漫长,尽管在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有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有广大幼儿家长的密切配合,只要教师能深刻认识到幼儿教育在孩子一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速度就会突飞猛进,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就一定会迎来更加明媚的春天。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幼儿教育的实践感悟 一、热爱幼儿并尊重幼儿 热爱幼儿是搞好幼儿教育工作的前提,只有对幼儿充满爱,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教育工作中去。精心呵护每一位幼儿,使幼儿在爱的海洋中生活、成长,才能使幼儿教育工作富有成效。对幼儿的热爱具体表现为爱的外化和内化。 1.用心观察幼儿、了解幼儿,从而解决幼儿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我班曾有一名幼儿,每当吃早点时就说肚子疼,经过我细心观察后发现,该幼儿吃饭时说肚子疼是为了不吃饭,自由活动时吃零食。了解这一情况后,我及时找其谈心,耐心地告诉他吃零食的坏处。经过沟通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从这件小事,我感受颇深:只有了解幼儿言行举动发生的原因,才可以对此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2.尊重和信任幼儿。尊重和信任是现代教育的第一原则。尊重信任幼儿,就意味着要爱护幼儿善良美好的心灵,意味着要有涵养和宽容待人的品格。很多幼儿教育工作者对幼儿的自尊心不够重视,认为幼儿年龄小,谈自尊心太成人化了。其实不然,幼儿同样希望得到教师的尊重和信任,教师的尊重和信任能给幼儿带来巨大的动力。一节社会课上,我告诉幼儿,妈妈每天很辛苦,为小朋友做了很多事,小朋友能为妈妈做些什么?他们一个个举起小手,有的说为妈妈递水果,有的说倒水,有的说拿拖鞋……我顺水推舟,让他们回家后为妈妈做件事,并且补充道:“老师相信你们个个都很棒,一定能做得很好。”第二天,许多家长告诉我,孩子长大了,知道关心大人了。从这件事中,我了解到尊重和信任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会给每个幼儿埋下成功的种子。 二、发掘幼儿潜能,培养幼儿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幼儿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幼儿的自我约束能力差,可以说一切学习、行为等都是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之上的。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对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发幼儿求知的兴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故事法。幼儿对一切事物都好奇,尤其喜欢听故事。为此,每次教学活动前我都尽量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故事,让幼儿在听故事中动脑筋、学知识。 2.情景法。幼儿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想象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还很差,对某些活动内容理解还存在很大困难,这就需要创设情景帮助幼儿理解。例如,在一节编加法应用题的计算教学活动中,为了便于幼儿理解,我先叫来3名女孩子,又叫来4名男孩子,然后引导幼儿根据刚才的情景编出应用题,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很快编出了应用题,并且迅速说出了答案。 3.歌曲法。在活动时,教师可根据活动内容准备相应的歌曲来激发幼儿的想象力。例如,在教儿歌《春天的电话》前,我先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幼儿很自然地联想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草儿绿了,这段音乐使幼儿学习儿歌时既感到轻松愉快,又让幼儿从小具备了学习音乐的潜力。 4.谜语法。猜谜语可以活跃气氛,也可以培养幼儿的理解判断能力,调动幼儿的参与意识,还可以使幼儿在猜谜的过程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例如,在教幼儿认识自己的小手时,我先设计了有关手的谜语:两棵小树十个杈,不长叶子不开花,能写会算还会画,劳动创造全靠它。在谜语中幼儿不仅了解了手的特点,而且活跃了气氛。 由上述实例可见,兴趣在幼儿的学习中就像一名好的向导,它能引导幼儿步入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探求知识的奥秘。 总之,幼儿教育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塑造人的工程,幼儿教师只有饱含高度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才能保护和教育好幼儿。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浅析农村地区幼儿教育发展现状 摘 要:我国的农村教育发展关系着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影响着我国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不足、幼儿教育人才的缺乏等都阻碍着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地区;幼儿教育;发展现状 学前阶段是认知和人脑发展速度最快也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儿童学习速度也是最快的。而且处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极易受到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因此,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的幼儿教育更是教育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但实际情况却实在令人担忧。 一、农村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制约了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 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经济的制约导致农村幼教教学设施的落后和不足,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幼儿学校教室十分简陋,课桌椅陈旧,也基本没有游乐设施、多媒体教学设施等硬件设施。农村现有的条件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幼教人才,教师后备队伍建设不足,十分不利于农村幼教事业的发展。 二、农村家长幼教观念不足 幼儿时期的教育对幼儿之后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地区农业活动频繁,消息相对闭塞,家长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等,往往忽视对幼儿的教育。新时期以来,民工潮等导致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女数量呈上升趋势,幼儿教育“不可避免”的被忽视了。 三、各界对幼教事业重要性认识不足 政府对农村幼儿教育普遍重视不足,监管不力,相关的措施和政策缺乏,导致幼教事业的发展不畅,尤为严重的是幼教师资力量的不足。此外,政府政策不能保障幼师教育的发展,也难以吸引新鲜人才的加入,这导致农村幼教事业发展后劲不足。我国幼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是中等师范,幼儿学校中中专学历的教师占较大比例,高学历、高层次的幼师比较缺乏,培养模式不能满足幼教事业的发展要求。在很多家长的观念中,幼师只不过是无法通过高考进入本科学院进修的职业选择,对幼教认识严重不足。 幼儿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具有基础的作用,“每个儿童都应有一个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每个儿童都应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普及良好的幼教,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全力支持。 (作者单位 陕西省杨陵区幼儿园)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幼儿教育专业视唱练耳教学探析 摘 要:视唱练耳是幼儿教育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对学生音乐综合素质的提升与专业技能的提升有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视唱练耳的教学,学生能够掌握视唱练耳中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对多年的视唱练耳教学进行研究后的经验总结,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学对策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方法,它对幼儿教育专业学生综合音乐素质的发展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幼儿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态度、教师教学实践等方面来阐述幼儿教育专业学生如何提高自身视唱练耳的水平。 关键词:视唱练耳;幼儿教育;柯达伊手势;兴趣教学 视唱练耳课程是幼儿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里面涵盖了音乐 基础理论与基本音乐技能的综合性特点。课程分为视唱与练耳两部分。视唱练耳的大纲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熟练而准确地掌握音高、音准、音色、节奏、力度、速度、风格等音乐内部的自身规律,培养和发展音乐审美能力及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系统掌握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与音乐要素,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更好地服务于各音乐专业主科的学习,为音乐表演、审美、教育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正确认识,培养兴趣,有效学习 视唱,就是看谱即唱的技能,需熟练掌握五线谱、简谱的各种谱号,区别音符所代表的长短时值,认识各种记号,演唱时要达到音准、节奏准并且一定要有表现力地完整唱出。练耳,则是训练学生靠听觉分辨音、音程、和弦、节奏等,并能正确运用五线谱记录。所以,视唱练耳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利用全身的听觉、视觉、感官神经等把音乐表达出来。这门课程的特点是内容沉闷,难理解、找感觉、积累多、时间长、出成效慢。所以,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很枯燥,很难坚持,特别是对课后的练习学生不够重视,大多数学生简单认为认谱唱完就可以了。 我校的学生是直接从初中升学上来的,大部分学生没有任何 的音乐基础。在教学前,学生对视唱练耳这门课程一无所知,都以为音乐就是弹奏与演唱。所以,得先树立学生正确的音乐基础思想,让他们把视唱练耳放在第一位,建立基本的音乐概念。所以,在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必须重视视唱练耳,认真听讲,认真唱准听准每一个音,加强课后有效、反复的训练。 1.兴趣引导 在视唱练耳教学中,大部分的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都是一遍遍重复曲谱,让学生单一地重复跟着钢琴练习视唱。长期这样,学生会觉得乏味。我就试着引入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学生熟知的音乐,如流行音乐、网络音乐等。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兴趣也就提升了。这个方法对于入门、快速接受视唱练耳的学生比较有效。 2.学会唱谱 学生因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所以对音准没有概念,就不能够准确地唱出曲谱。那么,教师在教学中就要特别注重前期乐理知识的基础教学,其中包括视唱所涉及的基本乐理知识。还有,让学生多“亲近”钢琴,因为钢琴是固定音高乐器,对学生固定音高感觉的建立很重要。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去接触钢琴,模仿钢琴1——ⅰ八个音的音高,让学生的视唱练耳学习感觉有迹可循,给 学生的心理也造成踏实的感觉。只有先学会准确的唱谱,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学生有更高一步的要求。 3.课后复习 上课的时间是有限的,集体课教学是很难对每一个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提升做到有效、快速提升的。这就要求学生平时课后要多练习,多模仿。我布置的作业不在于多,在于精,每一项作业的布置都有侧重点,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已说明,让学生带着要求去练习。还有采取背谱的方式,让学生巩固于心。学生练习后,反应良好,个体提升较快。 4.团结互助 视唱练耳的训练是个体完成的,但是各感觉器官的互相影响性也很大。因为边唱边听又边打拍子边识别音的对错,确实很难,学生的基础也薄弱,所以我就把班里的学生进行分组。一开始是让他们自愿组合,4人一组。一段时间后,学生的差异性就出现了,这时候我就进行调整,进行异质同组,视唱练耳能力好的与稍差的进行组合,2人一组,带动学生快速提升,提升整体质量。第二个学期后,我再进行调整,进行同质组合。因为这个时候需要视唱练耳的稳定性训练了,让同等质的学生互相帮助,会让全体个层次的稳定性增强,还是2人一组。在两年的视唱练耳教学中,不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组调整,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进步点,达到大家的共赢。 二、注重试唱,有效教学,提高质量 1.音高、音准的训练 音准即音的标准音高,也可以解释为歌唱者或是器乐所发出 的音高与一定律制的音高是否相符合。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在教学中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只能靠学生通过不断地练习自身的听觉,并且加以反复的锻炼,才能掌握在视唱环节中通常所谓的绝对音高和相对音准。 音乐大师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音乐教育方法,很值得借 鉴。音高教学环节中,我采用了非常著名且实用的方法——柯达伊手势。“柯达伊手势”被广泛地运用于幼儿音乐的教学中,它借助七种不同的手势表达出七种不同的音高(图示如下)。 学生在练习时,边在胸前做“柯达伊手势”,边注意自己的发音位置,建立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感,从而找到音乐感官的音高位置,刺激并带动声带、耳朵等音乐的感觉,从而唱出正确音高。在无数次的反复练习之后,听者才能在自己的听觉意识中建立“内心音 高、音准概念”,再将它以唱的形式表达出来。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采用了“柯达伊手势”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都从中受益颇多。相信这个方法对他们以后从事幼儿的音乐教育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2.音程练习 单个音的固定音高感觉建立好之后,逐步进行音程教学。 音程指的是两个音级在音高上的相互关系,可以在任何两个音级上构成各种不同性质的大、小、增、减音程。因为学生群体大多为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所以我的教学只需在课堂上练、小、纯音程即可。为达到音程训练的最终目的(能够使学生快速建立自身“音准体系”,提高学生的视唱能力 学生在练习时,认为很难建立不同音程的感觉。在这里,就要求教师在教唱时,多鼓励多提示学生,让学生带着感觉去唱。譬如唱大音程时,觉得大踏步走的感觉唱,要有正气;唱小音程时,觉得要下雨了,用压抑一点的感觉唱。还可以在教学中找典型的音乐配合他们找感觉,如,非常著名的音乐电影《哆来咪》中的《哆来咪》音乐,还有《国歌》开始的四度音程,《瑶族长鼓舞》开始的五度音程等,通过熟悉音乐的模唱,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快,也很容易记住该音程的特点。这个教学法在教学中特别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同,所以教学效果也很明显,能有效建立学生内心的“音高体系”。 3.节奏的训练 节奏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学生的速度感、节拍感和正确的音值组织关系,培养学生的节奏感,能够更好地为视唱练耳的学习顺利进行服务。 可以让学生边手打拍子,边口读节奏来练习。学生熟悉简单的节奏类型后,可以加上切分等节奏类型练习,这个练习就又有点难了。这是可以通过强弱对比让学生来进行有效练习。如,2/4拍子的,采用“强、弱”两拍完成,3/4拍子的,采用“强、弱、弱”三拍完成,4/4拍子的,采用“强、弱、次强、弱”四拍完成,也可以采用舞蹈的感觉提示让学生找到节奏类型的不同特点与感觉。 三、强化练耳,引导感觉,加强巩固 听觉懒惰性的产生是视唱练耳教学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学生往往认为只要唱好就可以了,耳朵的敏感度不够是无所谓的。学生普遍都是学到后面才开始后悔自己没有重视耳朵的训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一开始的教学中就阐述耳朵训练的重要性、与试唱的联系性等问题,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可以通过“盲人游戏”让学生深刻理解。在以后的教学中,“盲人游戏”也是常用的、有效的教学方法。一般的视唱教学,通常都是全班或是分组同时完成一个完整的视唱练习,这样势必会导致一种结果──学生中会出现不少滥竽充数的现象。在上课时,用接唱与轮唱交替的方式进行学生视唱作业的检测,学生的耳朵就处于积极待命的状态,随时领命视唱。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会充分地调动内心听觉意识,认真地听身边同学的演唱。经过这样的长期训练,对于幼儿教育专业学生更好地学习视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在几年的教学中,我深刻体会到幼儿教育专业视唱练耳教学的重要性与困难度。但我坚信,教学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方式的选择、教学内容的设计。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解决新的教学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与提升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促进学生音乐综合能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 台州市椒江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让农村幼儿教育走出小学化的误区 摘 要:乡镇私立幼儿园、托儿所越办越红火。以小学低年级课程为主,很受家长欢迎,公办幼儿园却受到了冷落。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错误认识,给幼儿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关键词:幼儿教育;小学化;正确引导;健康成长 近年来,随着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乡镇私立幼儿园、托儿所越办越红火。他们名义上主要以幼儿学前班、托班为主,但实际操作中又以小学低年级课程为主。这种做法很受当地家长的欢迎,而由政府公办的幼儿园却受到了冷落,生源逐渐减少。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呢? 一、当前家长对幼儿教育认识不正确 作为幼教工作者,在幼儿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家长的密切配合十分关键。农村家长对幼儿教育的认识还有许多偏见,具体表现在:有些家长对幼儿百依百顺,一味追求智力的开发,忽视了幼儿全方位的发展,忽视能力的培养、品德的上升、情感的塑造,导致幼儿的自理能力差,自私心重,不关心他人,造成幼儿人格的不健全。还有一些家长为了使孩子在同龄幼儿中出类拔萃,往往实施超前教育。他们或将孩子提前送入小学,或将小学的部分内容提前向孩子灌输。在幼教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家长这样埋怨:“孩子学了这长时间,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中班家长这么说:“怎么还不教孩子写字?”而大班的家长说:“怎么不多布置点作业,孩子只知道玩。”殊不知,幼儿教育应强调的是幼儿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开发,不顾幼儿的自身特点,拔苗助长的想法是万万使不得的。 二、积极沟通,正确引导,帮助农村家长走出幼儿教育认识的误区 要做好幼儿教育,家园合作是一种必然趋势。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犹如一车两轮,必须同步进行,幼儿教育才会收到实效。充分发挥家长对幼儿教育的作用,帮助农村家长走出幼儿教育的误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要加强培训,促进家长对幼儿教育观的转变 现阶段农村绝大多数父母都外出务工,只有爷爷奶奶照看幼儿,外出都比较困难,所以,采取送教下乡的办法,分散组织家长学习幼教理论,帮助他们掌握幼儿素质教育的目标、内容、程序,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养方法、教育观念,引导家长理解对于智力发展不成熟的幼儿,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幼儿教育的首要内容,而不是单纯幼儿智力的开发,让幼儿家长熟悉幼儿的自身特点,引导他们遵行幼儿教育的规律。幼儿教育小学化不利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幼儿教育小学化,讲白了就是把幼儿教育办成小学的预备教育。小学一、二年级的知识幼儿园已经学习完了,当幼儿园升入小学学习后就没有新知识,老知识重复地教使学生感到乏味,学习兴趣难以持久。同时,幼儿教育小学化往往会把小学知识以“夹生饭”的形式教给学生,到了小学阶段,这样的“夹生饭”老师很难加工熟透,对小学教学工作不利。 2.要加强交流,促进家长与教师的日常沟通配合 幼儿园对幼儿实施教育必须得到家长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强化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尤为重要。得到家长支持,幼教工作就会事半功倍。在交流方式上主要依托家长接送幼儿的时段及时与家长沟通幼儿在校表现,了解幼儿在家情况,一起研究幼儿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对于在外务工的家长可以依托手机发短信进行沟通。目前,深入家庭全面了解幼儿身心健康状况、行为习惯、智力发展等状况,加强与家长的沟通,改变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错误认识。 总之,幼儿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幼儿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做幼儿教育的引路人,而且要尽其所能带动全社会,促使幼儿教育步入正轨。只有这样,幼儿教育才会走出误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金河小学)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教师虐童给幼儿教育带来的思考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校一直重视教育教学改革,近两年推出的《二二式文本阅读教学法》等九个教改实验项目参加青岛市中等职业学校首届教改实验项目的评选,有七个荣获一等奖,两个获二等奖,成绩在参评学校中名列前茅。现将我校的具体做法总结如下: 一、加强宣传,达成一个共识 通过宣传、学习,使每位老师认识到教学改革的意义和作用,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是中等职业学校加大专业内涵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应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服务终身发展为目标,贴近岗位实际工作过程,对接职业标准,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接职业岗位和企业用人需求的课程体系;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从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使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教学改革的意义,积极投入这项工作中。 二、领导重视,提供两种保障 1.组织保障。我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学改革实验项目工作,成立青岛高新职业学校教改实验项目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领导、教务主任、各专业部主任、教研组长、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专业人员等担任领导小组成员,选拔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教改项目实验工作小组,小组成员明确各自的任务和目标。并讨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总体教改计划和各自的详细实施计划。 2.制度保障。我校将推进教学改革工作列入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在学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思考和规划教学改革工作的策略、目标和措施;制订了关于学校教学改革工作的配套政策和规章制度。出台了《青岛高新职业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实施意见》,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激励广大教师实施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设立教改项目建设工作专项经费,对评选认定的校级市级教学改革项目,给予经费支撑并给予一定奖励,并积极推广教学改革成果。 三、加强管理,实施三项举措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教师是教学改革的实施者。加拿大著名的教育家迈克·富兰在论及教育变革时提出:“问题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只有深入到问题之中,才能够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问题是通向更加深入的变革和达到更为满意的途径。” 很多教师对教学行为的判断,大多是建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对课堂教学缺乏反省意识,因此对一些问题会视而不见,或者遇到问题而无法解决,这就需加强教师培训,增强其教研意识、反思意识及总结归纳意识,需要先进理论与先进经验的引领。为此,学校通过推行读书工程、名师工程、青蓝工程、双师型教师培养工程及高新讲坛“四工程一讲坛”校本培训模式,组织教师参加不同层次与形式的培训,邀请教育学院、省市教科所、大学教授等教改专家进行讲座,转变教师教育教学与教育科研理念,增强教改意识,提高队伍综合实践能力;通过开办“高新讲坛”,校内外教科研骨干围绕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改革,展开即时、互动、有效的交流,引领教师走学习、实践、反思、总结、提升的内涵发展之路。 (二)加强组织协调和过程管理。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各部门积极配合支持。教务处成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工作督导小组,安排专人研究和规划全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和申报工作,并对各专业部、教研组给予必要的、正确的指导和督促。。协调媒体办公室在录像、录音、课件制作、网页制作等方面进行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安排专人负责教学改革上网技术和课程录像及制作工作。积极协调各企业单位参与课程建设,及时提供场地和专业指导。通过汇报、访谈、听课、座谈和查阅资料等途径,对学校五个专业部实施教学改革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学校对专业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重视教改项目教学实践。在平日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将近几年国内外出现的课程最新内容融入教学计划之中,选取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强的教学内容。将教学由原来的理论教学为主,转化为技术能力教学、创新能力培养教学。灵活选用案例教学、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角色扮演、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等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四、齐心协力,取得四项成效 1.提升了教学改革理念。在全校教师中树立了正确的教学改革理念,强化了教学改革意识,着力推进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课程教材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深度对接,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改革氛围。 2.建立了教学改革机制。制订了关于教学改革的规划、政策和制度,建立了教学改革的领导组织和开发团队。制订了教学改革实验方案,开发12本校本教材,一批关于教学改革的研究论文相继获奖,关于教学改革的科研课题相继申报成功并正在积极研究之中。 3.开展了教学改革实验。从2008年起,我校在财会、计算机及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旅游管理等专业中选择班级、进行教学改革实验,能有序顺利进行,并取得可推广性经验。 4.促进了师生共同成长。学校实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了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的转变,从对职业实践与工作任务的分析着手,确立各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建立模块化的课程体系,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促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了职业生涯目标、激发了学习兴趣、提升了学习质量、促进了学生发展。学生在各级各项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同样也使教师得到锤炼、专业发展的水平得到提升,近几年涌现出大批省市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专业人才。 通过教改实验项目研究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教学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是加大学校专业内涵建设、构建具有课程特色的办学模式的重要举措,在今后教学实践中,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亲子教育在幼儿教育的作用探讨 爱玩游戏是每一个宝宝的天性和特点,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游戏乐在其中,重视亲子游戏,对亲子情感的促进也大有好处。把游戏带进家庭,玩各种各样的亲子游戏,父母和孩子加强了亲子交流,同时对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具有特殊而长远的意义。 一、亲子游戏是宝宝身体和心理健康成长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家长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亲子游戏恰恰是幼儿游戏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家庭内成人与幼儿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子游戏所特有的民主、平等的家庭生活气氛,一对一的亲子情感的交流,亲子互动的游戏方式,如促进宝宝大肌肉运动的游戏,可通过做亲子操、走楼梯、钻“山洞”等进行锻炼;促进宝宝小肌肉发展的游戏,可以玩“弹”钢琴、“拣”豆豆等。都可以有效促进幼儿肌肉运动技能的发展,有利于幼儿的身体生长,又可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还可以激发幼儿的良好情绪。 宽松、和谐的心理环境是幼儿游戏的内在需要。幼儿对父母特别依恋,常想和爸爸妈妈亲近,说说玩玩。在亲子游戏中,家长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不包办代替,不指手划脚,更不袖手旁观。做孩子的玩伴,以幼儿的眼光欣赏你们的游戏。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发挥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他在游戏中通过模仿与创造积极参与,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事情。当游戏中遭遇无法解决的难题时,父母要及时介入,加以引导。孩子有了进步,要给予孩子亲吻、爱抚、拥抱,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爸爸妈妈的肯定和鼓励。因此,通过玩亲子游戏,促进幼儿心理健康成长的发展是可行的。 二、通过亲子游戏来让宝宝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每位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教养,孩子的好行为也不是单靠说教培养的。聪明的父母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亲子游戏,让孩子愉快接受。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玩的简单 “击打气球”游戏和孩子一起,在空地上,把手中的气球抛向空中通过各种方式击打气球,不让它落地,孩子会在共同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共同协作的力量和乐趣。还可以通过亲子游戏“异想天开”来锻炼孩子:父母和孩子坐在一起,面前放些日常用品,如小纸盒、瓶盖、奶粉罐等,随意拿起其中的一种,和孩子一起商量,这件东西还能做些什么,如奶粉罐还能做成小拉车、梅花桩、装积木桶,翻过来还可以当小铁鼓玩,还能运水、运沙。让孩子发现每件东西都有许多种妙用,让孩子养成创新思维的模式,同时锻炼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亲子游戏玩起来简单、又易行 亲子游的内容随意、随机,游戏材料随时、随地。亲子游戏:玩“滑滑梯”,爸爸坐在椅子上把双腿伸直,宝宝靠在或趴在爸爸的胸前,顺着爸爸的腿向下滑就行了。“钻山洞”和“翻大山”游戏只需要爸爸妈妈双手撑地,身体弓作“山洞”的样子、“山洞”位置还可以随时变换,宝宝可以躲在里面,也可以钻来钻去。爸爸妈妈一起搭的“两个山洞”宝宝钻起就更有趣了。爸爸妈妈还可以坐着、躺着、弓着、趴着,变成一座“山”让宝宝来翻山又钻洞。 四、在亲子游戏中废旧物品、家用杂物和自制玩具都可以利用 玩亲子游戏用的游戏材料只要安全又符合游戏的需要即可。现成的玩具当然好,其实,家里的废旧物品、家用杂物和自制玩具孩子反而会更加喜欢,因为这些更能带给孩子想象、创造的空间。如:家里的空瓶子里(果酱瓶、辣酱瓶、饮料瓶),装入大米、小米、江米、黑米、紫米;也可以是黄豆、红豆、青豆、黑豆、江豆、芸豆……还可以是粗砂粒、细沙粒、水、油…盖上瓶盖,并把瓶口封起来。让宝宝观察不同的瓶子,谈论一下里面装的是哪种米;那种豆;和他一起摇晃瓶子,听听发出的声音,感受声音的不同。还可以把它们做成哑铃,让孩子做哑铃操、练习举哑铃。也可以做成沙漏、油漏,当定时器用,让孩子在沙子或油漏完之前完成收玩具、收图书或其他任务。 家里的大件物品包装纸箱也可充分利用。把箱子的底和盖去掉,变成“山洞”;箱子去掉两个面,外面画上灯、轮子和门里面放上小板凳,手里握个圆环就可以和孩子玩“小汽车”游戏了。可以让孩子当车长报站名、看信号灯;用旧的大纸箱为宝宝构建一座房子,挖一个门,开几扇窗,装上尖尖的屋顶;把孩子捡来的树叶和自己做的手工装扮在屋顶上,房内让孩子自由放置各种需要的物品,墙壁更可让孩子自己动手来布置……这样的房子一定会让宝宝乐不思蜀。在纸箱的不同地方挖几个大小不同的洞,再画一些动物头像就变成“投篮”游戏了。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杜绝幼儿教育小学化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摘要:幼儿天真可爱,原本应该自由快乐地成长,但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沉重,孩子们的表情越来越成熟,幼儿教育小学化。原因何在?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幼儿教育;小学化;原因;策略 幼儿的成长是有规律的。有人说:"大自然希望儿童成人之前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这些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蜜,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一批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作为幼儿园的管理者,当看到孩子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和越来越成熟的表情,总会引发一些思考。不禁想起知心姐姐卢勤的一本书《长大不容易,成长有规律》。但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可爱的孩子的童年缩水,让孩子在不堪重负的爱与呵护下丧失了自我成长、自由快乐的权利呢?本人在此谈谈粗浅的看法。 1.小学化的成因 1.1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向不明确。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是幼儿园发展的航标,既可以明确幼儿园究竟要做什么,也告诉教职工应该怎么做;既是园所的文化导向,也是孩子的培养方向。但是,许多幼儿园没有教育理念,这就等于没有办园思路。如果受到特色课程的影响,就会把办园理念曲解为开设的特色课程。教师就会更多的去关注特色,家长会更多的在意特色,最后幼儿园被五花八门的特色所包围,就变成了一所没有理念、没有特色、进行单纯技能训练的技能型幼儿园,也就为小学化拉开了帷幕。 1.2体制因素。 1.2.1除公办幼儿园外,其它幼儿园无教师编制,教师配备严重不足,只能一人一班,吃喝拉撒睡都由老师一个人负责。没有充足的时间备课、做教学研究。教小学化的知识教师可以随心所欲,比较简单。 1.2.2教师素质无保障。教师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缺乏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学的相关专业知识,不能正确解读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存在不会带班、不会与幼儿交流的现象,在教育活动中很容易就把自己变成了幼儿活动的替代者。因此、对有些教师来说,反复地教孩子一些小学化的东西要比创造性地开发幼儿潜能、激发幼儿兴趣简单得多。 1.2.3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的游戏、智力开发、习惯养成……除了需要高素质教师的引导外,还需要大量的设施、设备投入。玩教具严重缺乏,靠教师自制的玩教具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求。 1.3家长因素:应试教育影响大 13.1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在家长眼里,评价一所幼儿园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幼儿园传授知识的多少。哪家幼儿园所学知识多,就把孩子送到哪家幼儿园。家长的这种心态和行为,致使有些幼儿园以读、写、算为幼儿主要活动内容,拿小学化的东西来吸引家长,以求得生源。 1.3.2许多幼儿家长把上幼儿园混同于"上学"。他们认为,上幼儿园就是来学知识的,教育的结果如何就是看成绩。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别人的孩子提前学了不少小学的知识,我们的孩子不学就会跟不上。 1.3.3家长对孩子成长的评价有失偏颇。他们只关注孩子们认识了多少字,会算多少道题……至于孩子们情感的培养、能力的发展、兴趣的激发……家长们往往没有耐心,或者是对幼儿教育理念知之甚少。家长和部分幼教工作者的短视也导致了幼儿教育小学化蔚然成风。 1.4小学因素。小学虽然没有对幼儿进行入学考试,但许多学校都有入学摸底考试或分班考试的现象,这对幼儿家长和教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使得家长渴望孩子在幼儿园多学一些知识,将来可以顺利择校择班。 2.规范管理、加强幼儿园文化建设,应对幼儿教育小学化 幼儿园的文化建设应该建立在树立目标、提升教师、关爱孩子、引领家长的基础上。使得教师与家长、幼儿园与家庭形成同事、同学的关系,打造关爱幼儿身心健康的教育合力,为孩子幸福的童年奠基。 2.1树立"创设适宜孩子成长的环境"的教育理念,让教育者知道孩子是环境影响出来的,而不是简单训练出来的。让人文环境、教育环境、物质环境丰富、可以探索、可以创造、可以合作、可以自主学习,最终自我教育。(蒙特梭利的教育观) 2.2提升幼儿教师专业水平,引领教师做学习型、专家型教师。幼儿教师最关键的是要有专业素质,而不是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在幼儿园,孩子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幼儿教育应该淡化语文、数学等具体学科,注重综合性主题性教育活动。幼儿教师要能够满足儿童的成长需要,关注幼儿的身心发展,解决每个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难题。 2.2.1要求教师互相学习,共同探讨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细节及延伸活动,使教师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并进行适时的引导。 2.2.2加强教师的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的培训。加强教师职业幸福感与实现职业理想的建设。 2.3做好家长工作,引领家长成为教育者。 对于家长,要积极努力引导。经常通过家长会、宣传画册等形式传播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开办亲子课堂,促进家长与幼儿的共同成长。对家长的引导要不失时机、潜移默化,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因此,幼儿园的每一个职工、每一名家长如果能够统一思想,教育观一致,就形成了幼儿园的园所文化,也就形成了教育的特色。真正培养健康、智慧、乐学、创新的多元化人才,也可以提升幼儿园的美誉度。 让我们各位同仁共同探讨、共同努力开创幼儿教育改革浪潮的新纪元。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让幼儿教育开出“爱”的花朵 摘 要 爱与教育,犹如花与花瓶,教育没有了爱,就成了无花的花瓶。本文着重从“爱的眼神”、 “爱的语言”、 “爱的动作”等三个方面,阐述“爱”在幼儿教育中的美妙作用和具体做法。 关键词 爱;幼儿教育;做法 爱与教育,犹如花与花瓶,教育没有了爱,就成了无花的花瓶。任花瓶多美,多精致,总逃不了一个空虚。现读了陶行知先生许许多多的文章,它像一轮又一轮的波浪不断冲击我的心灵,“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等等这些语句在我的头脑中反复呈现。是啊,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不难,难的是爱别人的孩子,而且是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并且把这爱坚持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我沉思了,我审视着自己的教育方式,审视着自己的爱,从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这句话中,我感受到了师爱的那种伟大而神奇的力量,既然已经做了一名幼儿教师,就有责任、有义务去爱每位幼儿,更重要的是爱得有技巧、有策略。 1 用“爱的眼神”去引导学生 俄罗斯有句谚语:“漂亮的小孩人人喜爱,而爱‘难’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老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不能只爱看漂亮、听话的孩子,更要尝试看调皮的孩子,爱不起眼的孩子,爱的眼神要平等。 幼儿园的小朋友多数是顽皮好动,尤其是男孩,所以我平时比较关注男宝宝。可是我班有这样一位女宝宝很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个子是我班比较高的,很少看到她和别的小朋友玩,目光有时呆滞,我原本以为她智商有问题,于是,我请教了她以前的老师,结果让我很惊讶,因为以前她比较活泼,而且爱跳舞,还参加了舞蹈兴趣班。这一了解,让我觉得她好像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平时,我也注意到,她除了去厕所,就喜欢坐在位置上,偶尔有小朋友找她玩,她却是斜眼看一下,继续坐在那儿,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我查了一下班务手册,发现她是乘坐校车的,难道每天早上起得早,没有精神,白天发困?可是班上乘坐校车的同学多呀,也没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一周观察下来,她还是老样子,一年以前一个爱跳、爱笑的她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于是,我决定向她家长了解情况。从她妈妈那儿得知,去年暑假,她父母离异了,孩子从那以后也就变得不爱与人交流了,久而久之,就变成这样了。我听到这个情况,就觉得必须设法“拉”这个孩子一把。上课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时不时地投向她,当我俩的眼神相对时,她会脸红,不知所措。我会有意向她提个简单的问题,答对了,我会表扬她,且给她个赞许的眼神。当她目光无神时,我会多看她几眼,给她一个严厉的眼神。这样,让她感觉到老师严中有爱,爱中有严。时间长了,我们之间似乎有了默契,只要我注视着她,她就坐得更直了,更加有精神了。虽然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至少我给她的“眼神”起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老师不要吝啬自己的眼神,多给孩子一些赞许的眼神、鼓励的眼神,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很棒,一旦她接受到你发出的爱的信息,你说什么她都能深深地印在心里。 2 用“爱的语言”去启发学生 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快乐两个月。”人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无论年龄的大小,地位的高低,都不会拒绝别人的赞扬,来自别人的赞扬,都会使人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那么孩子们一定会朝着你指定的方向前进。 课堂上我们要经常捕捉孩子们思维的闪光点,给予他们积极的评价。在一次授课时,我让她说分成,可是她总是说不全,她看着我,显然她慌了,其他宝宝也表现出不耐烦:“老师,我来说。”一听这话,她那双小手在不停地卷衣服角,我见此现状,及时鼓励她:“没关系,其他宝宝只是很想帮助你,但老师相信你,你能回答对的。”我的这句话既婉转提醒了其他小朋友,更重要地是给予了她无穷的信心。结果她顺利地说出了分成,赢得了小朋友们的阵阵掌声。这么一件小事,就这样平淡的过去了。后来她的妈妈告诉我,因为我对她这次不经意的帮助,她改变了很多,变得更加勇敢了,更加自信了。我也很开心,因为这位小朋友接受到了老师、小朋友对她的爱。 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教师要把讽刺、否定的言语变成赞扬、鼓励的言语。俗话说得好:“一句愚蠢的话,可以贻误人的一生,一句智慧的言语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我们不要吝啬爱的话语,就像太阳不会吝啬自己的阳光那样。古人说:“学生从老师爱的话语中获得情融融、意切切的心灵感受,这种感受会燃烧起学生的希望之火,唤起他们的进取之心。” 3 用“爱的动作”去感化学生 巴特尔说过:“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的感情也会消融。”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她的进步,我的收获。一个动作,也会给她带来无穷的力量,记得“六一”儿童节表演会上,她跳的是“小背篓”,节目前面表演的很好,可能是肩上的背篓带子没有系牢,背篓掉下来,顿时,台下一阵起哄声,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赶紧来到台前,并没有帮她捡起来,而是给她竖起大拇指,鼓起掌,大声喊道:“一边跳舞,一边捡起来。”她真的跳着优美的舞蹈捡起了地上的背篓。此时,台下鼓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她完美地完成了她的节目,下台时,她热泪满盈,我抱了抱她,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在老师的帮助下,她进步了一个台阶,在她成长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多台阶,需要她自己去攀登。所以老师的爱不能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持久。因为爱的定义是奉献和责任,爱的方法是关心和帮助。 以上是我以“爱的教育”的精神贯穿于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实际上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之爱,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体会到了怎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心心相印,怎样才能引起师生之间的“共振”,那就是情感上的一致性。正如冰心所说:“爱是阳光,让我们用爱的阳光普照每位学生,特别是‘问题学生’,让每位学生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就是教师把那爱生的情感投射到学生心里,让自己在陶行知先生开辟的教育道路上努力向前。 幼儿教育优秀论文:试论幼儿教育中的挫折教育和赏识教育策略 【摘要】 心理学研究证明,成年期的人格特征及其相关的行为表现根源于其生命的头五年。个体儿童早期的经验及体验在其以后的人格发展及行为表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时期正处于此关键阶段,因此对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挫折教育和赏识教育,将会对其以后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即主要论述了幼儿教育中的挫折教育和赏识教育策略。 【关键词】 幼儿挫折 赏识教育 策略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发现,我国青少年普遍存在抗挫折能力较差,自信心不足的心理缺陷。究其根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在幼年时期没有得到有关抗挫折方面的教育训练,缺少别人的认可及赞同。个体儿童早期的经验及体验在其以后的人格发展及行为表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时期正处于此关键阶段,因此对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挫折教育和赏识教育,将会对其以后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挫折教育及赏识教育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挫折教育及赏识教育的内涵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时,由于其需要或动机不能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消极的情绪状态和行为反应。挫折应该说是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它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乃至人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个体对挫折的理解、态度和对策不同,其影响的性质与程度就不相同。面对同一类挫折,具有较强抗挫折能力的人可能面对挫折而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最终战胜挫折;抗挫折能力较低或经不起挫折的人可能就会一蹶不振,而被挫折彻底战败。挫折教育就是要培养人的抗挫折能力,正确认识挫折与失败,并化挫折为动力,不断升华自己。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低级心理需要和高级心理需要,人类在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还要有归属、爱及获得尊重的需要,指被人接纳、爱护、鼓励、尊重及支持等的需求;并且人被尊重的需求,即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人最重要的需求之一。这就从心理学解释了为什么人渴望被赏识的心理基础。赏识教育是依据人渴望得到赏识的心理需求,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以信任、尊重、理解、激励的教育,从而树立其信心,促进其人格全面健康发展的一种的教育模式。此外,期金纳的心理强化理论提出,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强化作用,通过控制强化就可以控制行为。体现在教育实践中,就是如果学生表现出一个正确的行为习惯时,给以强化(赏识),那么学生这种习惯就会得以持久保持;如果不强化(赏识),学生这种行为习惯就很难持续。 2对幼儿进行挫折及赏识教育的意义 幼儿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幼儿阶段各种心理素质的健康正常发展是形成个体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人格具有功能性特征,“人 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人生成败的根源之一”。在国家教育部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了要“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情感教育目标。 幼儿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人格及个性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幼儿时期的心理特点表现为,幼儿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特别渴望得到老师、家长和同伴的表扬及认同。正如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个体在儿童时期的正常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将直接会影响到其成人心理素质成长发展过程,甚至会现某些心理缺陷,如:自信心不足,社交障碍、焦虑过度等。 挫折教育是这一时期一个重要教育内容。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挫折是人的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让幼儿适当感受挫折、在挫折中学习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抗挫折能力对于幼儿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赏识教育是幼儿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教育者以一种赏识的态度看待儿童,对儿童进行积级的评价和引导,一定可以引起儿童对自身优点的肯定,会对自我充满信心,并体现在积极的行为改变中。“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信;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可之中,他就学会了自爱”, 对于儿童而言,那些来自外部的期待、积极的暗示和赞许,能激起积极的自我暗示,对增强孩子自信心有重大意义。所以在个体儿童时期进行相应的挫折教育和赏识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有利于儿童积极健康心理的形成,并直接为儿童将来成人后的心理及身体成长发展做好铺垫。 3对幼儿进行挫折及赏识教育的策略 31 家校合作策略 做教育的实际表现来看,在学校中的教师对于挫折教育与赏识教育的观念与行为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却存在着与学校教师的教育观念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家庭和幼儿园应该合作起来,对幼儿的挫折教育和赏识形成一致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成功进行教育的前提条件。正因为挫折是一个人的人生旅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也是人生真实生活一部分,让幼儿适当感受挫折、在挫折中学习积极的应对方式,那么无疑对幼儿的成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渴望得到赏识是一个人正常的心理需求,幼儿也是如此,如果幼儿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不易建立起幼儿的自信心和其社交能力的提高。 32 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相结合策略 对幼儿的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对幼儿进行赏识教育,有利于幼儿增强其自信心,激发其主动战胜困难、克服挫折的勇气和力量,从而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水平。对幼儿进行挫折教育,则可以提高其心理素质水平,特别是当幼儿在其心理的可承受范围之内,成功的提高了自己的抗挫折能力之后,其自我认同、自我赏识、自我纳悦的心理层次也会随之提高。因此,在具体的教育措施中,教师要力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例如:老师在布置活动作业时,其难度水平要有一定的梯度性,幼儿不能立刻完成活动任务,使其产生一定的挫折感,然后老师可以引导幼儿重新思考练习,重构自己的认知策略。当幼儿在老师的引导下,反复练习,最终成功的完成了活动任务后,幼儿的抗挫折能力实际上就得到了一次锻炼。在此基础上,老师对幼儿经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任务这件事进行赞扬和鼓励,进行赏识教育,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其信心,进一步增强其抵抗更高一级的挫折的能力。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