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社会调查论文:寒假社会调查实践论文 调查地点: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河口中心(完全)小学 调查单位: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计算机系07级科学与技术本科班 调查人: 汪明 调查时间:2011-1-26—2011-2-6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农村小学教育的发展对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新农村题中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任何一个缺乏知识的人、民族、国家,都将被二十一世纪所淘汰。要实现社会主义飞跃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摆在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解决农村发展重要之本在于改善农村的基础教育。 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新农村”口号后,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据我所知,现在的农村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农村的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整体水平离十七大提出得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小学教育的现状,我在假期、对我所在乡镇的农村小学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或许有些以点带面,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还专门走访了当地的教委,并上网了解了一下全国的总体形势。本篇论文的主要得目的是:分析造成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原因,并探讨解决方法。 一、农村小学教育状况概述 客观地讲,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基础教育方面,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近十多年来,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地区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教育的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视为普及教育的典范;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也有了明显增加“和政府把农村教育摆在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取得重大突破。XX年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XX年,率先对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了免收学杂费的政策,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XX年年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惠及约1.5亿农村学生,农民教育负担明显减轻,仅免除学杂费一项,西部地区平均每年每个小学生家庭减负140元、初中生家庭减负180元。农民群众高兴地说:“种田不纳税,上学不缴费,农民得实惠,和谐好社会。” 但是在当地,农村小学普遍资金投入不足,教舍简陋、设施缺乏。学校周转的资金少。农村小学与城镇小学存在在明显的差距。例如,农村小学不能有效地开展利于少年儿童的活动,还有就是城镇小学都开始给学生们教授一些简单的英语课程。而农村小学的学生还不知道有这门课程,更不用说什么了解国外的一些东西了。 二、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地区相对偏远和农村小学教师工资较低,使得当地学校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以及农村学校很低还常拖欠的收入,农村学校老、中、青教师比例严重失调;教师队伍后继乏人的显现相当严重。交通的不发达,使得农村学校与外界环境的隔绝,让农村教育滞留在起步几乎为零的起跑线上。出现了一个没有创意,陷入只看分数,以“分数一统天下”的教育恶性循环中。交通闭塞,资金不到位,农村教师如“井底之蛙”,用老一套的教育理念、方式和方法去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下一代,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严重脱节。 还有当地学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学历大都是初中到高中水平。而且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一所学校连一名大专生都没有。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事。真是可悲啊!我为当地得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生了疑问。 三、农村信息相对闭塞,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比较严重 这些落后思想都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重男轻女等封建、迷信观念让农村小学教育“读书无用”、“性别歧视”等怪现象盛行。在农村小学教育中,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瓦解那些不良习惯、不良风气、让农民从思想上重视教育,消除重男轻女思想等任务相当繁重,改变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任重而道远。 四、农村小学的现代化信息建设为零 在我所走访的几所农村小学里,没有一所学校有一节信息课(这里的原因多多)。使得学生无法晓知外界的事情。而有的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但是还是空闲地放在那里,不能有效得利用。这样以来就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现代化信息建设的步伐。从而加大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就抑制了农村的发展。使得新农村的建设更加艰巨。 五、农村小学教育为适应发展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1、对农村教育资金的大笔投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卫生和生活条件,建设和谐、生态校园,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决定在XX年部分省份“新农村卫生新校园建设工程”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从XX年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程”试点。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实地搞好农村基础教育。加大投入,使得农村小学的教育更好地发展。 2、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是发展农村教育的头等大事。我建议采取措施:一是开展“送教下乡”“支边”等活动,达到城乡教师间的互相交流。二是多培养农村骨干教师,开展农村教师“名师工程”,调动农村教师工作热情,用先进典型带动一大片。三是加强农村教师培训工作。“新教材培训” 、“专家讲座”、“名师讲座”等。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参与一些教师团体,如“青年教师协会”、“作家协会”、“书法协会”等。四是辞退一些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引进一批大学生到乡村小学支教。五是学校内部把教改科研活动真正搞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有自己的课题”。六是督促农村学校认真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杜绝那些应付检查的作假手段和形式主义。 农村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基础教育水平的低下是导致人口整体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影响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因素很多,我们全社会要积极地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教育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只要我们肯付出一点点爱心,我想我们的国家将会发展强大。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也只有加强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建设,才能更好地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调查论文: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完善论文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已被广泛应用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领域,有的法院还将该制度引入民事审判领域,经过实践检验,它对于实现刑罚个别化,教育、感化和矫正未成年罪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上的欠缺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社会调查制度在运行中遇到诸多障碍,使其应有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其法律性质、工作程序进行深入剖析,以期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优秀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优秀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优秀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 为保证社会调查员制度的公正实施,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调查员如果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贿赂等情况,作出不真实的报告,应该有相应的处罚制度;此外,要为社会调查员参与社会调查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社会调查论文:会计社会调查报告论文 1997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连续几年把落实"收支两条线"、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建立有形建筑市场等项工作做为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源头来抓。山西省纪委、省财政厅把推行会计委派制工作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源头的源头"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它做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来抓。在推行会计委派制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坚持树立典型、抓点带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委派制试点工作抓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增加了财政收入节约了财政支出,又遏制和减少了腐败,减少了经济案件的发生。 山西省会计委派制工作从1992年开始起步,至今大致走过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会计委派制工作在山西省由下而上,由点到面,梯次前进的过程。 1.起步阶段(1992-1997) 1992年10月,山西省忻州地区保德县率先成立了全省第一个会计局,揭开了全省会计委派制改革的第一页。对全县会计人员实行了按行业、性质分类的归口管理。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了会计任命制;对国有工商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实行了会计聘任制;对县、乡(镇)集体企业及自收自支单位,实行了持证上岗的管理制度。保德县会计委派制为全省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以后会计委派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2.自然发展阶段(1997年-1998年8月) 山西省运城地区绛县于1997年成立了由县长兼主任,纪检书记、组织部长兼副主任,组织、人事、编办、劳动、财政、审计部门组成的会计管理委员会,对全县的会计管理实行了"一统四改"。"统一"即统一会计制度,全县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会计法》、"两则"、"两制"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国家及全省统一的法规制度。"四改":一是改单位会计为政府会计,委派会计人员的人事权由政府委托财政部门管理;二是改单向考核为双向考核,确立目标责任制;三是改无责上岗为抵押上岗;四是委派会计的工资改为由财政部门统一发放。实施以后,效果也很明显。 吕梁地区兴县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主管会计和出纳实行了委派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委派了财务总监,对私营、乡镇企业实行了审查制度,农村财务实行了"村财乡管"。 临汾地区汾西县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会计管理办公室,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国有、集体、个体等各类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对人员少、业务量小的单位实行了"联会制"。洪洞县将被委派会计人员的编制统一划归了财政局,其业务档案、职务晋升、工作调动、职称评定、工资、奖金及其它福利待遇,均由县财政局统一管理。 太原市尖草坪区把会计委派制重点放在行政事业单位和村(街)办企业,对财务收支数额不大,会计业务量小、人员编制少的单位实行"联会制",或由一个会计机构负责几个单位的会计事项。 在此阶段,山西省的两个地方也开始了行动,一个阳泉市,制定出台了《阳泉市推行会计委派制的实施意见》,另一个就是忻州地区,在总结保德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忻州的实际,于1998年5月初作出了在全区推行会计委派制的决定,制定出台了《忻州地区推行会计委派制的实施意见》和《忻州地区会计委派实施细则》,对实施会计委派的指导思想、方式步骤、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管理使用、考核、奖惩等作了明确规定,因此全区地、县两级的委派工作迅速展开。在这一阶段,全省有29个县市区全推开了这项工作,试点工作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有的已经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会计委派制运作方式。其中,兴县、绛县、洪洞等县和忻州地区是搞得比较好的,尤其是忻州地区为了从组织机构上委派制工作提供保障,提出的要在不增加职数,不增加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三不增加"的前提下成立会计局的方案,为各地市和各县区顺利成立会计管理机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既解决了会计委派工作中急需成立会计管理机构的问题,又符合了当前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 3.稳步推进阶段(1998年8月-12月) 199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把会计委派试点工作作为从源关上治理腐败行为的重要措施来抓。这为我们总结经验、加大力度、扩大范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98年8月份,省纪检委、省财政厅在忻州市联合召开了"全省会计委派现场会"。各地市纪检委书记、财政局局长、会计科长参加了会议。中纪委、财政部派人专程参加了会议。省纪检委、省财政厅、中纪委办公厅、财政部会计司的领导同志讲了话。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开阔了思路。与会同志通过经验介绍、实地参观和认真讨论,亲身感受到了搞好这项工作的可操作性,开阔了思路,学到了方法,为在全省普遍开展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会议以后,临汾地区、运城地区、吕梁地区和其它地市的一些县区会计委派制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为了指导和规范会计委派试点工作,并推动此项工作健康发展,我们还及时起草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实行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山西省财务总监管理试行办法》。这些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增强了会计委派工作的可操作性。到年底,各地市都确定了会计委派制试点县。忻州、阳泉、运城、临汾4个地方本级和全省的71个县区均实行了委派制。对2352个单位,2922名会计人员实行了委派。 4.全面推行阶段(从1999年初到现在) 1999年新年伊始,全省各地市和部分委派试点县的财政局领导、会计科长、会计局长于1月12日至13日齐聚吕梁地区中阳县,交流推广了中阳县"真派"、"实派"的经验。早在1998年10月份,吕梁地区中阳县在会计委派过程中创造了"三个全省第一"。即实现会计人员100%的交流;第一个试行财务稽查员制度;会计机构和人员分别精简了34%和43.7%,居全省第一。中阳县制定的方案起点高,工作推选的力度大,解决了我们长时间思考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中阳县的经验使得会计委派制改革大大前进了一步,中阳经验的推广标志着山西省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结合1998年会计委派制工作进展情况,我们在中阳会议上确定了1999年会计委派制工作目标,提出要在省、地、县三级同时开展会计委派制试点。结合机构改革,省、地(市)、县三级都要成立会计局,达到层层有机构、有试点的目标,形成从上到下齐抓共管,由条条向块块不断扩大试点范围的局面。具体目标是:在县区一级要全部推行会计委派制。已经推选了会计委派制的地方,要继续巩固和完善各项制度,及时了解和解决会计委派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把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地区一级要有新突破,要出现一两个全面试点的地市,凡有条件的地市,最好搞全面试点;省级要开始起步,要在部分行业、单位搞会计委派制试点。这次会议对会计委派工作在质上和量上都提出了要求,是继1998年8月忻州现场会以后的又一次动员会。 中阳现场会议之后,中阳县经验得到了推广和应用。柳林、石楼等县,在1998年会计委派制试点的基础上,对会计进行了全部或部分交流,进一步引深了改革。运城市、交口、盂县、永和、稷山等县进行会计委派制"交流"、"精简"一次到位。阳泉市矿区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根据各单位业务量大小、会计水平高低和工作水平等具体情况,设置了10个联合会计机构和10个单设机构,负责88个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工作。会计机构由42个减少到20个,会计人员由原来的68名减少到44名,机构减少了一半,人员减少了35.29%。在任用的会计人员中,按照"回避"、"交流"的原则,全部进行了交流。新绛县在会计委派工作中实行了"稳定一批,清理一批,交流一批,招聘一批"的办法。即对34名合格会计人员和进行了原地委派;对6名副科(局)级干部兼任会计人员和6名50岁以上的会计人员,劝其退出了会计岗位;对12名会计人员进行了交流;公开考试招聘10名会计人员,委派充实到会计岗位。灵石县在会计人员交流工作中,只将会计人员的工作关系收归财政局管理,委派到新单位后,其工资、人事关系仍留在原单位管理,一切福利待遇不变。兴县对公、检、法、司等难以交流的单位,免去了原会计人员,由会计局另行委派。委派会计人员的编制、人事、工资等全部由会计局管理。吕梁地区对地直51个行政事业单位委派了62名会计人员,把委派会计人员的编制、人事和工资关系全部收归会计局管理。除即将退休的5名会计人员外,对57名会计人员全部进行了交流。忻州地区宁武县对铝业工业有限公司和供水公司的工程会计,面向社会招考,择优录用,招聘委派。 截止1999年度,山西省共有忻州、阳泉、运城、临汾、大同、吕梁6个地方本级以地(市)委、政府文件下达了会计委派制工作方案(其中,忻州、阳泉、临汾、吕梁4个地市已运行),晋中、晋城也以财政名义下达了会计委派制工作方案。除临汾外,其余5个地市均成立了会计局,有100个县下达了会计委派制工作方案(其中,已运行的县区79个),有73个县区成立了会计局等专门机构。其中:56个县区为行政机构,15个县区为事业性机构。没有成立专门机构的地市县,其委派工作由财政局会计科(股)承担。全省共委派会计人员6655人,委派单位5438个。实行全部交流的县区12个,实行部分交流的县区25个,交流会计人员1260人;通过会计委派精简各单位的会计核算机构和人员的县区27个,共精简机构846个,精简会计人员880人。 2000年4月份,浙江省金华县、湖北省沙市,尤其是陕西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对会计人员进行集中委派的办法引起了我们的重视。省纪检委、省财政厅联合组成考察组对陕西省进行了考察。随后,吕梁地区及所属5个县组成第二个考察组赴陕西省及延安市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以上省和地区的改革是当前会计委派的方向。这种集中委派、集中核算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委派会计、会计管理机构与被委派单位的矛盾问题,强化了政府对预算内、外资金的宏观调控职能。 社会调查论文:《社会调查方法》的“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教学模式 【摘要】开展《社会调查方法》课程 改革与实践十分必要。构建“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加强课堂讨论、实验模拟,深入社区等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实践教学思路和具体操作办法,将有助于提高《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教学质量,实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目标。 【关键词】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正确把握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及时掌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社会信息,科学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十分重要,为此,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及其必要。社会调查是人们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的运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收集有关调查对象(社会事实,现象及其规律)的信息资料,并作出描述、解释和对策等的社会认识活动。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能帮助学生学习掌握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有效提高在社会科学研究及社会工作其他领域中收集、分析、整理各种资料的科学性和效率。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知识性、实用性。以往课程教学中由于受教学理念和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存在重理论、重讲述、轻实践的现象。《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是实践育人的有效载体。各高校要把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与组织课堂教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与专业学习、就业创业等结合起来”。因此,按照教育部要求以及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需要,开展《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创新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极其重要。 一、《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是许多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同时也是笔者所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法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我们通过实地发放和网上发放的方式对学习过该课程的同学以及承担过该课程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随机分布于吉林、辽宁、北京、四川、云南等省高校,回收问卷150份,有效问卷136份。 (一)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能使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与原则、基本概念与方法,选题、研究设计、撰写调查报告等理论知识和内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9%的学生认为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90%的学生认为“学习《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有很大的收获”;传统的教学方式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学生自主参与研究,学生能较系统地学习有关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实际社会调研打下了基础, 但却未能充分体现出该课程所应具有实践性的特点。 (二)教学形式方面 通过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讲授为主,先进行理论讲授,后进行实践,实践往往限定在校内,或者网上调查及收集资料。长期以来,以教师主讲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方式,课堂上学生只顾听和忙着记笔记,缺乏课上的吸收理解及讨论环节,学生参与程度比较低,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课堂氛围较为沉闷;这种方法有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但是不便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未能很好的结合。问卷调查中,在你曾经学习的《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教学组织方式上,排在前面的依次是讲授、案例学习、讨论;但是讨论中,学生主动发言的少,气氛不踊跃,师生互动少;有在课程讲授同步进行课外实践的仅仅有9%;学生在选择喜欢的教学组织方式上排在前面的依次是课外实践、案例学习、讨论;学生们更希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减少理论课程,增加实践课程;希望教师与同学之间进行较多的互动,建立积极的课堂氛围:增强课堂知识趣味性。 (三)考试形式方面 收到的调查问卷中,本课程是必修课的专业,90%以上要求通过闭卷考试的形式来考核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有的学校虽然在人才方案上注明由老师确定考试形式,但是90%以上采取了闭卷考试的方式;本课程是选修课的专业,95%的学校不限制考核方式,闭卷考核和课程论文形式由任课教师自行选择,95%的老师采取要求写调查报告、以课程论文的形式作为结业考试形式;但是学生写的调查报告大多数是文献查询的资料整理完成,极少是社会实践活动后的真实反映;教师反映这些考核方式基本能反映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收获,但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缺乏准确性。 总体看,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缺乏实际解决问题的操作技能,还没有完全实现理论性和应用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还有一定距离。 二、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 (一)“主体―客体”为主的师生关系 当前,教学活动中还没有摆脱“教育者中心”、“受教育者中心论”和“互为主客体论”,局限于用“主体―客体”范畴来界定师生关系,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往往以教育者的角色自居,自认为是传播知识的主题,学生仅仅受接受知识信息的受体,“讲与听”的教学模式,自然导致,“演员”与“观众”的师生关系;尽管教师在教学的“舞台”上,非常认真的讲课,努力扮演称职的“教师角色”;但是,无法实现师生关系的优化与和谐,不利于构建良性的师生关系,学生成了等待被灌输的、能力缺失的客体,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对人的塑造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体现。 (二)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否 随着社会快速变迁,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随着变化,高校教与学的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学生在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在网络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多样化影响下,日益游离在课堂、网络与社会之间,一些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受到前所没有的冲击。 (三)理论内容与实际操作的结合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本身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理论内容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实践环节对于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知识和具体调查研究方法、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以及为将来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社会工作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课程的讲授中,由于学校各专业实习、社会实践的时间安排与课程很少能达到一致的,加之考虑到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人身安全等问题,许多学校在人才方案上设置了课程同步的实践环节,但是,却不能按要求完成相应的学时量和调研目标。这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就不强,直接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四)教师自身素质 由于部份教师自身素质不过关,教学观念落后 ,不精通网络媒体技术;理论功底薄弱和教学经验的欠缺,这就使得教学中,在教学深度、难度、广度等方面受到限制;有的教师科研能力不强,在设置调查课题方面,不能把握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或者不能设置学生利用现有的教学环境和社会资源能够获取丰富信息的课题,从而导致调查的实践环节不容易有序、有效地展开。 三、构建“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教学模式及实施途径 在社会调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强化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环节,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的教学模式。“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教学模式中的“双主体”就是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传授理论知识、方法和技巧的主体,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是积极主动进行知识的吸收、应用的主体;“一强化”就是加强实践教学力度;“两翼”分别是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在左翼的引导下,将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调查技能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推广到右翼的实践活动中去,并在活动中检验学习的效果。学生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左翼与右翼的共同推动下,才能畅游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知识汲取和社会实践调查的领域中。“一结合”就是实践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一)确立师生的“双主体”关系 教师和学生都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坚持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其个性的发展,接纳学生、教师由“主宰”向“主导”转变,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而是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主体,学生由被动的听众、观众、转变为参与课堂讨论、发表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的观点,成为积极进行课堂互动的参与者;转变为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调查主体;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更加有价值感和实践意义。 (二)突出实践教学环节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性质以及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根据教育部精神要求“各高校要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不少于25%、师范类学生教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各高校要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比重;在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例如根据课程的内容,在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等知识讲解后,要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开展有针对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做好缜密的安排、调查前的联系工作、开展学生安全教育、必要时购买学生安全保险、检查学生的社会调查进展、指导学生正确运用调查方法和技巧、解决临时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师生交流和调查总结;学生在调查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在课堂学习的调查方法和具体实务技巧、并运用社会工作等专业课程中学到的沟通、倾听、观察等技巧,开展社会调查;在调查中还要注意社会调查的伦理准则等等。调查结束后,将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最终形成调查报告。 (三)课堂教学手段多样化 在认真讲授社会调查基本理论知识、方法、技巧的基础上,本着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思想,教师要避免“一言堂”;在课堂教学环节中,增加问题研讨、教师和学生角色互换教学活动及实验室模拟的方式,学生可结合课程进度,对于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学习体会和调查研究方案设计、问卷设计与学生和教师交流、开展研讨活动;根据设计的课题开展个案调查、集体访谈、实验法应用等模拟训练活动;尝试网络教学与研讨等,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四)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 强化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就是将科研活动引入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的人才。教师一方面根据当前社会现象选择和确定调查题目;一方面可以与自己及相关专业教师的科研课题紧密结合,特别是以社会调查方法收集资料的应用性课题的论证和立项,确定调查内容,制定社会调查方案,同时更要鼓励学生自拟调研题目。学生根据确定的调研题目、组织调查小组,设计调研方案、设计问卷等;学生带着科研任务,做好调查前的一切准备,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去收集信息、开展社会调查。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既可以使学生获得研究能力和研究精神,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多样化 对于课堂研讨、社会实践的过程进行实时评估。对于参与课堂互动、实验室模拟训练活动的情况进行讲评,将讲评结果记入平时成绩;在进行社会调查之后,组织相关教师和学生对调研过程中,学生的表现以及调查报告的质量和水平进行评选,记入课程结业考试成绩中;或者直接以研究方案设计、调查研究报告作为课程结业考试成绩。 (五)教师要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当前的授课对象是90后群体,最鲜明的特点是“富于个性与创造力”,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其平均智商超过了以前的同龄人,好奇心强、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且大都都有一技之长,形成授课对象本身知识的超前不规则集聚状态,因此,我们要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加强学生心理分析、结合90后自身特点和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地寻求最适应当代大学生学习此门课程的最佳途径;不断更新知识,更新教学观念,教学主题富于时代性,扑捉课程所在学科最新理论、方法和技巧,掌握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主动权。 四、小结 二年来,笔者所在高校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到社会开展调查活动的环节,进行了“双主体两翼一强化一结合”教学模式的尝试,主要利用开课学期所在的双休日、“端午节、五一、中秋节、十一”等时间开展具有明确主题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并对我校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进行跟踪分析,收到了实效,学生们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这门课程,挖掘了自己的潜能,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了创新和实践能力,为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提高了教学质量,实现了教学目标。今后,学校可以与驻区、所在城市的人大、社区、政协等部门联系、就当地政府年度工作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涉及社会发展及民生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发挥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 作者简介:许晓晖(1968―),女,满族,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从事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社会调查论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调查问卷结构设计的信度效度分析 摘 要:从问卷项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内容效度、构想效度等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调查问卷的结构设计进行了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认为三份问卷都有较好的信度,《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培就业培训》问卷的结构设计合理有效,《就业情况》和《幸福感受》问卷的结构设计比较特殊,需要作一些改进。 关键词:信度;效度 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和调查结论的正确性一方面依赖于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统计方法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我们对采用的三份问卷进行了大量的试调查,目的是设计出合理有效的问卷。 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合理设计调查题目,方便我们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以利于提高学术界、教育界、政府、社会对高等职业培训服务社会效果的认识以及进一步改进这种人才培训模式。 一、信度分析 信度[1](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 a[2]系数来检验“内在一致性”。通过信度分析,可以反映被测特征的真实程度。我们主要在SPSS13.0中采用Alpha值测量问卷项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分别计算三份问卷各维度和各问卷总体的Alpha信度系数。主要数据详见表1。 上述结果显示,三份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大于0.8,说明问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价指标体系很好,问卷整体设计的可信度较高,获得的数据有较强的稳定性,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被测特征。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值均在0.8-0.9之间或接近0.8,说明各项目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基本上能较好地反映所在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接受。由此我们认为,这三份问卷都有较好的信度,依此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对问卷进行的数据分析也是比较可靠的。 二、效度分析 效度[1](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效度表明一个研究设计或测试工具实际能测出其所要测的特征的程度(有效性)。通过效度分析,观察测量到的数据是不是能够反映所要测定的特征,也就是依据测试结果所作推论的有效程度。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内容效度和构想效度。 (一)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是一个测验实际测到的内容对所要测量内容取样的代表程度,它侧重于测验题目取样的代表性,考查这些题目对所要测量的内容和行为反应测量的有效程度。 本次调查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是由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有关职业培训专家根据职业培训相关理论和职业培训目的进行设计的,专家们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和讨论,对指标体系和调查表的项目进行修改,最终通过专家组鉴定,形成本课题的调查问卷。这表明,通过科学的问卷编制过程,研究设计中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都应该得到较好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目的与调查内容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问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二)构想效度 构想效度是指一个研究对其测定的结果能用它所依据的理论结构予以解释的程度,侧重于一个测验能够准确测量到心理学和教学理论上的某种抽象概念(或理论结构)和特质的程度。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主要利用AMOS7.0软件对三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来考察每个项目是否测量了某个纬度的特质,检验它与设计的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以观察该问卷能够准确测量某种抽象概念(或理论结构)和特质的程度。 1.《就业培训》问卷 通过运行SPSS13.0的因子分析可以得出,就业培训问题可以由就业能力、综合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因子代表。假设这几个潜变量都相关,设定其理论模型(见模型图1)。用收集来的数据对其进行模型拟合。 运行Calculate estimates命令,分别计算出各问卷的因素载荷系数(Standardized Regression Weights)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结果。具体数据见表2。 三份问卷因素载荷系数均在0.4以上,这说明这些项目能较好地测量它所在的维度。 《就业培训》模型拟合指数显示,比较拟合指数(CFI)和非赋范拟合指数(TLI)值均大于0.88,这表明整体模型拟合还可以。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的值小于0.10,也是可以接受的。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CMIN/DF)介于2.0~5.0之间,表示模型可以接受。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就业情况》模型拟合指数显示,比较拟合指数(CFI)和非赋范拟合指数(TLI)值均小于0.9,这表明整体模型拟合一般。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的值大于0.10,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CMIN/DF)介于2.0~5.0之间,表示模型需要改进。 《幸福感受》问卷验证性因素模型拟合结果显示,CFI和TLI值均小于0. 90 ,CMIN/DF大于5.0,这表明整体模型拟合不是很好。RMSEA的值大于0.08,不能接受。《幸福感受》问卷,虽在试调查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但问卷结构仍不是很理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修订。 以上结果表明,问卷设计需要继续改进,以适应模型计算的要求,但总体来说,三分问卷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三、结论与讨论 根据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三份问卷都有较好的信度,问卷可以接受,依此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对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也是比较可靠的。 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看,发展能力的Alpha值较低,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题目设置和选项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二,受训者填表时出现不一致现象,应从题目设置和选项上作进一步的修改。 效度分析结果表明《职业培训》问卷的理论模型对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抽样数据拟合效果较好,说明问卷的结构设计合理有效,问卷可以接受。所获得的调查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调查的目的和要求,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是有效的、可靠的。 信度和效度是评价一个研究设计好不好的两个指标。本次调查问卷是在试调查基础上进行修改的,但修改后的问卷,其结构设计的信度效度如何、各培训项目适用问卷的可靠性怎样?课题组成员可以通过本次调查作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FJB070507) 社会调查论文:鞍山地区正常人群抑郁状况和消化不良症状关系的社会调查 【摘要】目的 了解抑郁情绪和消化不良症状的关系。方法 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随机发放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011份。结果 调查群体中,抑郁的人数占68.7%,有消化不良症状的抑郁评分高于没有没有消化不良症状的人群,评分差异显著(p 【关键词】消化不良 抑郁情绪 抑郁自评量表 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面对生疏的人际关系与繁重的生活压力学,很多人适应不良,精神紧张,而产生负性情绪,有时上腹痛、腹胀、早饱、嗳气、反酸、烧心、恶心、呕吐等情况发生。这些表现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消化不良表现,作为医学生有必要了解消化不良症状的病因,以及抑郁情绪和消化不良症状的关系,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改善生活质量。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9年随机发放问卷调查2000份,回收1200份,有效问卷1011份。男:547人,女:464男:女=1.18:1,年龄最小20最大58岁,平均33.54岁。 1.2 方法 调查工具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根据最近一周实际情况填写,依据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严格操作并将粗分换算成标准分,数据经微机SPSS软件统计处理。大于51分为抑郁。 2 结果 3 讨论 3.1 抑郁测评结果整体状况分析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已在我国应用,借以评定精神病,神经症及躯体疾病患者的抑郁症状与主观感受,近年来逐渐发现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多种疾病均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本案均值抑郁评分46.12要高于徐丽梅等报告的医学院校大学生评分39.84[1]。51.25分以下占68.7%,有相当多的人有不同程度抑郁,应该给与足够重视。 3.2 抑郁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男性47.15±12.35要高于女性45.56±10.49,p0.05,差异没有显著性表明婚姻对抑郁情绪没有影响。抑郁在饮酒上的差异,饮酒者47.78±11.19高于不饮酒的45.155±11.76,p0.05二者差异没有显著性。表明吸烟不影响抑郁情绪。消化不良症状与抑郁,有症状者51.13±9.68明显高于无症状者46.28±11.58,p 3.3 综上所述,消化不良症状与抑郁明显相关,对抑郁情绪的影响要高于不良饮酒习惯以及性别造成的影响。提示我们在今后的诊疗活动中关注哪些没有器质性疾病的消化不良症状,采用心理治疗可能会有改善,而抑郁症患者要注意其消化不良症状是否存在,给与相应对症治疗可能会加强抗抑郁药的效果甚至减少抑郁要的应用。 社会调查论文:社会调查论文:扎实开展社会调查 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新课程倡导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铸造民族精神为宗旨,以综合性、开放性为特征,这深刻体现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强烈要求,因此教育者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笔者通过指导学生开展“开发本地方志资源,探究1978―1998年间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及原因”的社会调查,对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学生质疑、聚合、发散、溯源究因思维能力产生良好的效果。 背景分析:开展社会调查是克服教学重知轻能、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最近,笔者和同事指导部分学生开展“开发本地方志资源,探究1978―1998年间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及原因”的社会调查。在组织本次社会调查前,笔者想到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存在种种有违新课程要求的现象。在中考命题改革的导向下,历史与社会教师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中学历史与社会教学必须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但传统的历史与社会教学仍然盛行于课堂,传统教学存在严重的缺陷:教学内容提倡本本主义;教学目标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教学对象上,对学生主体认识不足,教师为教案而教;教学方法上,强调“灌”知识,忽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缺乏知识与现实的联系,把学生心灵封闭于大量死知识中,不会学以致用。据此,特将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确定为:进行一次培养学生历史与社会思维能力培养的尝试。借以向更多的教师宣传在初中阶段扎实开展社会调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历史与社会课程以培养学生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作为一以贯之的目标,思维创新是新课程一大特色[1]。通过“激发兴趣、学会提问、善于解问、不断反问”,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培养是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体的体现。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选定“开发本地方志资源,探究1978―1998年间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及原因”为研究课题。因为社会调查涉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全过程,如果学生能够完成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归纳结论工作,就意味着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 确定研究课题,编制调查提纲,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能力 泽国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在生活中学生注意到泽国的市场发展一直走在温岭的前列,因此他们很想了解泽国市场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为此,笔者把学生组成探究合作小组,开始着手确定研究课题和编制调查提纲,而选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将事半功倍。 笔者指导探究组在选课题时应注意3个问题:首先,课题选择要有意义,自己感兴趣;其次,要选择一个需要并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再次,要在限定时间可完成,研究范围切口要尽可能小,有较明确的研究范围。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究组认为:许多年以来,人们在搞研究创新的时候往往忽略本地的方志资源。研究泽国镇市场发展可开发利用的方志资源包括《太平县古志三种》《温岭县志》《泽国镇志》等志书,以及参与编写这些志书的专家、学者。在这些志书中,泽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其中都有所记录、有所反映,因此,它们是研究泽国发展历史的好帮手。而参与编写这些志书的专家、学者一般都拥有丰富的地方发展历史知识,他们也是一座座资源宝库,很值得去探寻、挖掘。但又由于本地方志资源中的《温岭县志》下限为1987年,《泽国镇志》下限为1998年,所以把这次探究的时间范围定为1978―1998年。最后,探究组将本次社会调查的课题确定为“开发本地方志资源,探究1978―1998年间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及原因”,在此基础上编制调查提纲。 在研究课题确立的起始阶段,探究组成员表现出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善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首要环节,是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造思维能力和掌握创造方法与策略的强大推动力。 多方搜集资料,仔细整理资料,培养学生归纳能力 教师指导探究组在整理分析资料时应注意3个问题:首先要对感性材料形成总体认知,从感觉上发现十分突出的特点;其次要对资料分类分析,形成同类资料对比分析,进而总结本质特征;再次,要对事物本质进行概括描述,形成结论。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究组成员细阅《温岭县志》《泽国镇志》中有关泽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一方面,他们将1978―1998年以1992为界分成2个发展阶段,进行前后对比;另一方面,他们对每个发展阶段从市场规模组织形式、贸易规模、政府管理手段3个层面归纳总结。 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第一阶段(1978―1992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泽国镇集市贸易的发育程度不断提高。从集市贸易上市产品的种类看,已由以前农副产品原料为主,转向以原料性产品和加工产品并重;由过去的生活消费品为主,转向以生活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并重。废旧钢铁、鞋机市场成交额迅速增加。1986年,废旧钢铁成交额达360万元,为乡镇工业、手工业提供大批原材料。从市场的组织形式看,由传统的农贸市场向专业市场转变。1981年以来,新增9个专业市场,全镇15个专业市场全是批零兼营,其中批发额占成交额80%以上的就有8个。随着集市贸易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镇市场成交额大幅度增长。1985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 385万元;1987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7 000万元,比1985年增长5倍多。同时,镇人民政府专门成立由7人组成的市场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全镇各交易市场进行整顿和调整,发挥部分退休工人和农民管理市场的作用,对个体商贩采取固定划分场地设摊的办法。 泽国的市场发展情况第二阶段(1992―1998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随着泽国镇区的扩大,镇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市场,努力形成市场专业规模优势,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镇人民政府筹集民资办市场,先后建成25个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专业市场。1993年,全镇市场成交额达8亿余元;1996年,市场年成交额达31亿元;到1998年,市场年成交额达38亿元,其中有4个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同时镇人民政府花大力气抓好现有市场的整顿和管理,设立市场管理办公室,确定专人负责市场管理,使市场保持摊位整齐、交易公平、制度健全、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积极推进市场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向多功能、多层次、多类型的方向发展。 调查报告反映了探究组成员掌握了分类归纳总结对比的资料分析方法,这实质上是聚合思维能力的体现,通过分析归纳增强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溯源探究因果,强化发散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教师指导探究组在溯源究因时提出2个要求:首先要运用因果发散法,以泽国市场发展成果为发散点,推测出产生该成果的各种原因;第二要发挥集体发散思维,探究组成员要集思广益,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要能说通,都可以被大家认同,而且被采纳。 在教师指导下,探究组从历史渊源到现实政策、从地理位置到交通发展、从经济发展到人口变迁等多角度深入分析促进泽国市场发展的根源。1)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根本原因。从1978―1998年,泽国市场迅猛发展,形成2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泽国人闻风而动,泽国的各级各类市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第二个高潮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不仅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同时也为泽国各级各类市场的上档次、上规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2)历史商贸风情是渊源。泽国,因“泽”而名,历来人文荟萃,物富人丰,是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名镇,素有“台州商埠”之称。3)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先天因素。优越位置使泽国成为温台两地商品物资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和台州金三角地带的重镇。4)泽国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推动泽国市场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对泽国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崛起需要大量由市场提供的原材料,这就促进了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崛起,又为泽国本地的市场提供了一些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这同样繁荣了泽国的市场。5)1978―1998年间,泽国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增多,无疑扩大了市场需求的总量(包括生活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促进了泽国市场的发展壮大。6)迅速发展的交通事业,为1978―1998年间泽国市场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加快了市场商品的流通和市场资金的周转;促进市场从过去的零售为主向批发为主转变,从传统的农贸市场向专业市场转变。也使市场商品来源有了更广更远的选择。7)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普及,这不仅使广大的市场消费者、经销商有了更广阔的供求空间。此外,随着电话的逐渐普及,使传递信息的时间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信息的时间大大缩短,这也使市场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来的更为便捷、顺畅。通讯事业的发展也是促进泽国1978―1998年间市场迅速发展的又一个有利因素。 调查报告反映了探究组成员掌握了溯源究因基本方法,这实质上是发散思维能力的体现。所谓发散思维,是指倘若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那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思考的方向往外散发,找出适当的答案越多越好,而不是只找一个正确的答案。 当前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比较重视求同思维的培养而忽视求异思维的训练,无形之中使学生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严重影响学生的观察力、好奇心、想象力及主动性的发展。通过求同思维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知识积累型的学生,所以更应重视对学生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培养。在社会调查报告中,探究组成员总结本次社会调查点滴收获:1)掌握了资料收集、分析能力;2)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3)树立了探究学习方式;4)培养了浓厚的乡土情感。 通过此次社会调查活动,对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学生质疑、聚合、发散、溯源究因思维能力产生良好的效果。总之,扎扎实实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第二中学) 社会调查论文:关于《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双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摘要] 虽然双语教学在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但由于双语教学要使用英语来进行教学,而任课教师和修课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使得双语教学的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笔者以《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基础,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社会调查方法》 双语教学 教学模式 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又该如何加强双语教学,力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本文以《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基础,对其双语教学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力图给出解决之道。 一、正确理解“双语教学”的含义 根据英国著名的朗文出版社出版的《朗文应用语言学词典》所给的定义,双语教学是指能在学校里使用第二种语言或者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由此可见,“双语教学”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达到掌握第二语言的目的。由此可见,“双语教学”不是简单的母语加第二语言的教学,而是从听说读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第二语言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用第二语言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常双语教学中有两种教学媒介语,即母语和目标语;有两个教学目标,一是学科知识的获得,二是双语切换与交流能力的提高。可见,使用双语教学的课程,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是第一位的。 二、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主要有5种模式。国内外所采用的主要模式包括:沉浸型教学模式、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双重语言教学模式和翻译式教学模式等。在这几种双语教学模式中,教学效果最好的首推沉浸型教学模式,它能够使学生完全融入到外语和专业相结合的氛围中,既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自己的外水平,也能够很好地接收到国外在某些学科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但这种教学模式对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我国高校目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英语学习的语言环境以及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完全使用沉浸型教学模式并不现实。因此,可以将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和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结合起来。 三、《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双语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经验 笔者以《社会调查方法》双语课程教学实践探索为例,来说明如何寻找教与学的最佳结合点尝,从而实现双语教学课程的目标。 1.英语学习与学科知识获取同步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双语教学,要求学生用国际化的语言――英语来学好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用英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和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力。因此,专业知识的学习是第一位的,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是第二位的,这是必须要把握的关键。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学生的理解水平,为学生编写了该课程的阅读材料,这其中包括外文教材中的优秀概念,理论的英文论述,也包括我国学者的研究论文,相辅相承的双语阅读训练,从而克服了外文教材普遍较厚,学生阅读吃力的缺陷。 2.使用案例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灵活运用”是案例教学的主导思想。在教学中,完全可以借助国际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具体事件和现象等作为英文讲授的课堂案例,用英语专业知识进行分析、理解和掌握,可以引导学生逐步学会结合专业知识分析和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丰富课堂内容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同样的学习材料,如果单一用听觉,3个小时后能记忆所听内容的30%,3天后下降为15%,单一用视觉,3个小时后保持70%,3天后降为40%;但如果视觉、听觉并用,3个小时后则能保持90%,3天后仍可保持75%(熊杰,2001)。因此,多媒体教学技术的使用,对于提高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对双语教学实践的反思 双语教学的数量。目前,各高校所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大部分是专业课程,学生既要掌握陌生的专业英语词汇,又要掌握必需的专业知识,相比母语讲授的其他专业课程来讲,双语教学课程知识学习的难度更大,对讲授教师的挑战也加大。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1.双语教学中外语教学的比例因课制宜 双语教学中,英语的使用要占多少比例?笔者认为,双语教学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可能强求一致,规定外语使用所占的比例。因为双语教学要讲求实效,应根据授课内容的难易度、重要性及学生的接受能力,对使用外语的内容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双语教学中,外语教学的比例应该因课制宜、因内容而异,不必一视同仁。任课教师灵活把握外语在课程中的使用。例如,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可以以外文教材学习汉语课堂讲授的方式开启学生对双语教学课的认知大门和兴趣大门,然后循序渐进地增加外语讲授在各学年双语课程中的比例。 2.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双向性、启发性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不仅是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更重要的是在教学方法上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教师为主的灌输型为主的教学,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发挥不够。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法模式的研究势在必行,教学过中注重双向性、启发性教学模式值得提倡。 双向性是指教学过程中,既强调教师的讲授,又强调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使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教学过程应成为师生双方主动介入的过程。突出启发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促使学生学会思考、善于思考,主动理解和掌握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师生互动、交融、相互促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双语课程教师的英语思维模式训练需要加强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英语教学的“应试教育”模式,学生从小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缺乏英语语言的应用训练和英语语言的思维模式训练,使得我们很多非英语专业的教师都习惯将英文翻译成中文以后再理解的习惯。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限制,克服将原文翻译成中文后再理解的不良习惯,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加以克服,并且锻炼学生渗入到英语中去分析理解。发给学生的讲义和教材,不作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英文加以注释,要求学生反复阅读英文讲义,有些定义、词、公式用英语原文背下来,逐步达到理解,从而培养学生英语语言思维的能力。 4.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慎选双语教学课程的教材 在选择教材时,教师需要考虑符合国情的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为了保障在双语教学中的专业性,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双向思维的目标,这就要求承担双语教学的教师根据中国学生的特点,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具有国情特征的教学辅助材料来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社会调查论文: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社会调查运用 摘 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高一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对于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帮助学生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一 思想政治课 社会调查 运用 社会调查就是学生学习运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理论和观点细致地考察社会观象,以帮助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一种实践活动。社会调查可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调查,可由学生带着问题回家乡调查,也可由学生在校内对师生进行调查。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多次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取得了一定实效。下面是我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一、体会 1.开展社会调查应从学生的特点出发 现在的高一学生,他们接受各种信息的面和渠道较为广泛,独立性和自制力趋于成熟,喜欢独立思考,对人对事有独立的见解,并逐步开始学会待人处世的方法,逐步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及个性特征。他们在学习、掌握知识过程中不“唯书”、不“唯上”,不断探索,追求新知;思考问题时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假设,善于联想,富于想象,勇于探索。但由于缺乏基本理论思维能力、社会经历少,明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还不成熟,他们往往不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主流。如果我们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就教材而教材,空洞单一地说教,只会使学生缺乏兴趣,更谈不上“信”与“行”。只有在教学中,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组织学生社会调查去读一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让他们接触社会、独立观察思考,判断解决在课堂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用于指导他们的行动,达到懂、信、用的统一。 2.开展社会调查应从政治课教学内容出发 针对高一学生的特点及高一思想政治课教材的特点,我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教材、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有重点地开展社会调查来辅助思想政治课教学,教学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如在讲授第一课《生活消费与消费文明》时,为了使学生学会正确消费,我布置学生向家长调查每月的消费开支情况,以及个人的消费支出占整个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然后讨论谁家的消费是最适度、最合理的;在讲授第二课《社会生产和效益观念》时,我利用高一学农时机,要求学生对自己所在村镇农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进行调查研究,并集体调查本县柘中企业发展情况,在汇报讨论中,学生深刻认识到只有科技和管理才能求得经济效益的增长;在第三课《剩余劳动与社会进步》教学中,请学生结合本市本县市政建设的有关情况调查,来体会社会主义剩余劳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不一而足。 3.开展社会调查的主要途径 为了克服传统教学的弊端,满足学生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课的功能,贯彻实施素质教育,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必须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其主要途径有:首先,调查辅导,拟定调查提纲。在开展社会调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要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我在组织社会调查前请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预习熟悉,了解调查目的,明确调查意义,拟定调查提纲。然后,对调查的要求、注意点、调查报告(或小论文)的写作给予强调和辅导,对调查提纲进行修改指点。在辅导基础上的调查,效果是明显的。其次,选择对象,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师生对提出的调查对象进行遴选,然后采用灵活多样的调查过程和调查方式,可由学生分组进行,可由集体组织进行,也可由学生分散进行。社会调查也可采用参观、座谈、报告、采访等形式,灵活多样的社会调查更有利于学生积极性和独立性的发挥。最后,调查反馈、总结提高。这是社会调查中很重要的一环,社会调查结束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学生写出调查报告或体会文章,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汇报交流。通过反馈总结,学生会加深对调查对象的正确认识,从感性到理性得以升华,从而达到教学目的,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得到培养和发展。 4.开展社会调查的功效 开展社会调查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高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掌握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基本原理,了解党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决议、决定等。而封闭的教育环境是很难完成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任务的。开展社会调查,在实践活动中让学生接触和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治情操、发掘创造能力,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在实践活动中容易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和不良的行为习惯,培养坚强毅力和意志品质,形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良好思想品质。如:有学生在社会调查中感受到清洁工人的可贵和辛苦后,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环保人员,让上海的天更蓝,水更绿。开展社会调查这一实践性教学法能克服传统教学的弊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不强,固然有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因素,但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最大的弊端是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作纯知识性的课,习惯于或满足于教师上课讲条条,学生考试背条条。这种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不利于教学改革,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学生主体作用的发展,更谈不上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懂、信、用统一。 二、思考 1.抓好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 社会调查的开展,切忌“放羊式”和“赶鸭式”,必须落实到位。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要有层次地进行,可以由教师去联系、安排、落实调查的对象、内容,然后带学生去进行活动;可由教师间接联系,然后让学生带着介绍信去联系落实和组织;也可全部由学生自己根据教师的要求,自己想办法外出联系、落实和组织,教师不再跟随。在社会调查组织中,我们感到全部由学生负责,学生的主体参与作用、受到的锻炼更大。 2.社会调查要认真做好评价工作 评价是社会调查工作中很重要的内容,它有利于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社会调查的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内容,质的方面包括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及所取得的效果,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形式体现;量的方面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次数,完成数量以及其它应该完成的内容。我们采用一人一卡的做法,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等第评价。 社会调查论文:社会调查在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和思考 摘要: 文章指出,政治教师要结合思想政治课的教材特点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政治思想觉悟水平。 关键词: 社会调查 思想政治课教学 应用和思考 社会调查就是学生学习运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理论和观点细致地考察社会观象,以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一种实践活动。社会调查可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调查,可由学生带着问题回家乡调查,也可由学生在校内对师生进行调查。在多年的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中,笔者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实效。下面,笔者就开展社会调查谈一些体会和思考。 一、在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社会调查的重要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应试教育倾向比较突出,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重书本知识、轻社会实践,重死记硬背、轻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重校内教育、轻校外社会教育的现象,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的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针对教育、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高一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涉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有关经济学的问题,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是极为重要的。 开展社会调查体现了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要贯彻实施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行动起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社会调查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它有利于学生主体作用、个性的发展和发挥,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有利于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观象,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社会调查是辅助高一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效途径 1.针对高一学生、教材的特点出发开展社会调查。 现在的高一学生,他们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较为广泛,独立性和自制力趋于成熟。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对人对事有独立的见解,并逐步开始学会待人处世的方法,逐步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及个性特征。他们在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不“唯书”、不“唯上”,不断探索,追求新知,思考问题时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假设,善于联想,富于想象,勇于探索。但由于缺乏基本理论思维能力、社会经历少,明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还不成熟,学生往往不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主流。如果我们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就教材而教材,空洞单一地说教,只会使学生缺乏兴趣,更谈不上“信”与“行”。只有在教学中,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组织学生社会调查去读一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让他们接触社会,独立观察思考,判断解决在课堂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让学生把所学知识用于指导他们的行动,达到懂、信、用的统一。 高一思想政治课教材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实践性强,教材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作了宣传,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对外开放等。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有现实意义。教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实际性,教材内容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且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如消费问题(包括教育消费)等。要正确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提高实践能力,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2.针对高一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开展社会调查。 针对高一学生特点及高一思想政治课教材的特点,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教材、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有重点地开展社会调查来辅助思想政治课教学,教学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如在讲授第一课《生活消费与消费文明》时,为了使学生学会正确消费,笔者布置学生向家长调查每月的消费开支情况,以及个人的消费支出占整个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然后讨论谁家的消费是最适度、最合理的。在讲授第二课《社会生产和效益观念》时,笔者利用高一学农时机,要求学生对自己所在村镇农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进行调查研究,并集体调查本县柘中企业发展情况。在汇报讨论中,学生深刻认识到只有科技和管理才能求得经济效益的增长。在第三课《剩余劳动与社会进步》教学中,笔者请学生结合本市本县市政建设的有关情况调查,从而体会社会主义剩余劳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在讲授第四课《分配制度与分配观念》时,笔者请学生调查收集先富起来的具体个人事例,正确认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重大意义。在讲授第五课《国民财富与纳税意识》时,笔者请学生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调查,来认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发展保险业的重要性。在讲授第六课《价值规律与经济眼光》时,笔者组织学生对银行、证券交易所调查,了解区分储蓄、债券、股票的特点。在讲授第七课《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时,笔者请学生走向市场,就某些商品、商品经营者情况进行调查,来分析为什么在商品销售中,有些人赚钱,有些人亏本。在讲授第八课《对外开放与开放意识》时,笔者让学生结合本县本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进行调查,来体会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思考 1.抓好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 社会调查的开展,切忌“放羊式”和“赶鸭式”,必须落实到位。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要有层次地进行,可由教师去联系、安排、落实调查的对象、内容,然后带学生去进行活动;可由教师间接联系,然后请学生带着介绍信去联系、落实和组织;也可全部由学生自己根据教师的要求,自己想办法外出联系、落实和组织,教师不再跟随。在社会调查组织中,我们感到全部由学生负责,学生的主体参与作用、得到的锻炼更大。 2.社会调查要认真做好评价工作。 评价是社会调查工作中很重要的内容,它有利于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社会调查的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内容,质的方面包括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及所取得的效果,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形式体现;量的方面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次数,完成数量以及其它应该完成的内容,我们采用一人一卡的做法,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等第评价。 社会调查论文:英语专业学生就业意向与实际就业走向的社会调查 摘 要: 根据麦可思的《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分析,英语专业学生本科毕业当年就业率为89%,在全国本科高校就业率排名倒数第四,其就业专业对口率也只达到74%,在失业分析中,英语专业成为就业后失业率最高专业之一。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本文作者期望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就业意向与实际就业走向的实际调查,了解本专业就业的优劣势,从而从提高学生学习就业自主性、改革专业教学方式内容、完善专业就业指导三个方面来帮助解决就业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英语专业 就业意向 实际就业走向 社会调查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这条巨大的分水岭将我国经济从计划推向市场,大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今全凭自主意愿和市场需求,学生从高考报志愿起就选择能迎合市场需要的专业,造成计算机、经贸、英语等专业人满为患。与此同时,我国为了与世界接轨,政府鼓励英语教育的充分展开,“全民学英语”改变了以往英语作为高等教育专属的角色,加上全球贸易合作、跨文化交流的需要,高校英语专业从此进入了声势浩大的扩招时代。然而沸沸扬扬的现实无法遮掩近几年来英语专业就业率持续走低的现状,根据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的《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分析,英语专业学生本科毕业当年就业率为89%,在全国本科高校就业率排名倒数第四,其就业专业对口率也只达到74%,在失业分析中,英语专业成为就业后失业率最高专业之一。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笔者迫切期望了解本专业就业的优劣势,从而从提高学生学习就业自主性、改革专业教学方式内容、完善专业就业指导三个方面来帮助解决就业的燃眉之急。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10份,实际有效问卷94份,被调查对象包括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的英语专业06级毕业生。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最初就业取向为英语本专业的学生设计,第二部分为就业取向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设计,两个部分由第一道提示问题“您的最初就业取向是?”连接。 根据第一题统计结果发现,最初就业意向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有67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有27人。在最终找到工作的人里,英语专业方向为42人(就业率为42/67*100=62.7%),非英语专业方向为19人(就业率为19/27*100=70.4%),从问卷中最新一届毕业生反映出其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客观情况与提出的主观建议着眼,笔者将剖析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就业自主性、改革专业教学方式内容、完善专业就业指导三方面,并提出相关建议。 1.英语专业学生专业素质有待加强,知识面有待拓宽 本问卷第5题与16题均为“到目前为止,您是否找到工作?”,综合两题数据,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分别为42人与19人(综合就业率为(42+19)/(67+27)*100%=64.9%)。然而根据第6题与17题“您是否如愿找到了理想的工作?”,笔者发现,在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中,没有找到理想工作的人数分别为16人与9人(总数占综合就业人数的(16+9)/(42+19)*100=41.0%)。在后续问题“若否,未能从事理想行业的原因是什么?”里,D选项“自身能力并未达到行业要求”为所有未找到理想工作的调查对象所选(其它选项如“经济限制”虽有调查对象选择,但人数却远远低于D选项)。综合问卷第11题与第21题“结合自身经验,对英语专业学生提出建议”中调查对象的主观建议中可以看出,上述所指的“自身能力”分别就英语专业方向就业而言是“听力、口语、写作、翻译的能力”;就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而言则是“掌握如经济、管理等与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的能力”。就业本身是学生自我检验的过程,然而大学四年的学习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值得学生和校方反思。究其原因,学生缺乏主动性是很重要的一点。一直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在督促学生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成绩的同时忽视了学生自我开发主动性的过程。长时期被动的学习加上大学对学生学业管理的突然放松使学生无从适应,在如何安排学习、娱乐、实践方面手足无措,甚至有学生在经过高考对体力和心理的过分消耗后在大学的轻松环境里将学业抛至一边,因而浪费了需要自我提升的宝贵时间。然而在学生缺乏主动性的背后,难以忽略我国教育制度的原因。我国的教育始终强调知识的灌输,却不注重培养学生发挥自主性的能力。如何安排生活与学习,如何规划人生这样本该掌握在学生手中的问题却长年由家长和学校安排,如此一来则弱化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本应有的规划和面对挑战的能力。 然而在大的体制背景下,教育制度改革步伐难以追赶上一届届学生入学、毕业的脚步,因此,笔者建议英语专业学生注重提高自身的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夯牢英语基础知识体系的同时不断加强实际运用的能力。因为输入能力是就业过程中所需体现的输出能力的基础,只有学有所用,才能真正将所学回馈社会。与此同时,要将眼光放长远,全面发展,不拘泥于英语,多补充其他的知识体系,以扩充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自身素质,则使其无论日后朝英语专业方向就业或者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都可加大成功的砝码。 2.实践经历创造就业先机 根据第2题与第12题“是否有相关实践及课程学习的经历?”所得数据,在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67人及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27人中,分别有59人与22人有过一定的实践经历(分别占该方向被调查人数的59/67*100=88.1%和22/27*100=81.5%)。在最初就业取向为英语专业的调查对象中,选择“翻译”和“家教”的人数比较集中,分别有28人与37人做过此类实习(分别占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28/67*100=41.8%和37/67*100=55.2%)。 在第2题的第三小问“其中,哪些对就业有所帮助?”中,我们看到不仅28名从事过翻译实习的学生全部认为其有用,另有6名学生认为如果有翻译实践机会则能拥有更多优势。相比较而言,在从事过家教实践的37名学生中,有12人(12/37*100=32.4%)认为从这份经历无所收获。这中间的差距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实习的选择问题。诸如家教一类的实习经历或许不能为所有人受用。据北京林业大学06级的刘同学介绍:“家教的内容太过基础,对我自身的英语水平提高并无太大作用。接触的人也太有限,除非将来想从事教师行业,不然真的用处不大。”这也反映了实习职位的选择因人而异,应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就业取向妥善选择。毕竟,大学四年的成长时间十分宝贵。 在针对最初就业取向为非英语专业的第12题第三小问“其中,哪些对就业有所帮助?”中,曾经在相关单位企业实习过的22人都认为在相关单位企业实习的经验对日后找工作有积极作用。 综合看来,实践经验使大学生在工作经验与能力上有了一定优势,可以节约企业的培训成本,易被考虑优先录用。同时,实习在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通过相关的实践经历才能真正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使自己的选择更加符合自己能力、兴趣等各方面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因此,笔者建议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早做准备,提早规划,根据自身的就业意向寻找适合的实践机会,在实际的工作中减少未来的就业成本,提高收益比率。 3.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 第9题与第19题“结合自身经验,对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提出建议”是对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的探究,在该题干下选择“将训练听说读写技能的课程合并成一个综合英语课程”的人数,就英语专业方向就业而言为30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30/67*100=44.8%);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14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4/27*100=51.9%)。在此“综合英语”意为不再将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课程分门别类,在一门名为“综合英语”的课程之下,由一位教师根据授课材料和时间穿插对学生综合进行五种基础技能的训练。语言严格上来说并不是一门系统的知识,分科学习也许能够分别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的不同技能,但这势必割裂了语言学习的连贯性,看上去明白的单词却听不懂,分析过一篇优美文章却不会在写作中运用相同的手法技巧,输入了无数单词、语法却不知如何与外国人交流,种种问题都存在于现在的英语专业学生身上,因为分课学习后再综合运用的难度远远大于综合学习、综合领会运用。贴合语言本身庞杂交叉相互覆盖的特点,将听、说、读、写、译基础知识综合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更适合语言类专业学生的学生和接收过程。 其次,在第10题与第20题“结合自身经验,对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内容提出建议”对授课内容改革的调查中,选择“不拘泥于课本,课堂上及时采用最新材料(如外国期刊)”的人数就英语专业方向就业而言为43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43/67*100=64.2%),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19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9/27*100=70.4%)。长久以来,英语专业的教材数年不变,内容老化,信息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课程内容与现实脱节,学生课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跟进国外实时报道以补充课上学不到的当下新信息。然而中国学生的自主能力差强人意,习惯了九年义务教务的被动学习,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自动为自己“补课”,如此一来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学生满足于教材内容,思想上信息上与现实脱轨,则极易在日后的说、写、译等输出过程中出现滞阻,不益于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凸显专业素养。因此,笔者呼吁教师在课堂上适时增加国外期刊(如Newsweek,Foreign Affairs等)、时政或教育视频(如BBC科普视频、VOA,BBC的新闻等)最新材料,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让学生保持对语言变化和信息更替的步伐,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授新内容的同时更是教学生如何探索新知识的过程,对学生开发自身性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有极大作用。 4.跨专业学习机会满足个性化需求 在最初就业取向为非英语专业的调查对象中,共有16人(占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总人数的16/27*100=59.3%)曾参加过“辅修/双学位”、“全校公共选修课”和“校外培训班”进行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其中13人认为此学习经历对个人就业有积极作用(占参加学习人数的13/16*100=81.3%)。结合学生在第21题提出的主观建议,4位调查对象提出了增设辅修/双学位的机会。针对英语专业自身的特殊性,即其更多是作为工具存在,英语专业学生更应该加强对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各专业间应打破围墙,加强沟通,深化教育改革,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培养计划。“主辅修、双学位”模式教育有利于扩大人才培养口径,培养跨学科、跨专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因此,笔者建议英语专业的学生,多关注身边可利用的学习机会,充分在不同的学习环境和知识系统中陶冶自己对知识的敏感性,拓宽眼界和知识面,切勿满足于单一的语言学习,浪费珍贵的涉猎其他学科与领域的资源。在被调查的七所高校中,被调查的七所高校除天津师范大学以外均设有双学位及辅修,但所涉专业范围较少。与此同时,北京学院路各高校完善了“学院路公共体”交叉公选课体系和辅修机会,多元化的选择与课程种类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提高空间。虽然如此,仍有“增设辅修课程”等相关建议在调查中被提及,说明一方面高校所设辅修、双学位较少,难以满足学生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对相关信息的宣传力度不大,并未达到信息的全面普及,使得少部分学生错过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因此,笔者希望高校在增扩辅修、双学位课目,提高其教学质量的同时,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选择新领域、做综合性人才的机会。 5.就业指导部门工作有进步空间 除了外语院系在专业设置及授课方式的改革,学校有关的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也在学生的择业就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第4题与第14题“您怎样认在识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在学生择业就业过程中的角色?”中,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毕业生对校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满意度的人数为41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41/67*100=61.2%),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18人(占该方向人数的18/27*100=66.7%)。在第3题与第13题“您在职业规划中遇到困难时会想哪些资源寻求帮助?”中,分别有16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6/67*100=23.9%)与7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7/27*100=25.9%)选择了学校就业指导部门。总的来说,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惠及的学生不够广泛,对学生的影响程度不够深刻。在遇到困惑时,学生更倾向于与家人交流(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34,占该方向总人数的34/67*100=50.7%,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15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5/27*100=55.6%)或者向网络寻求帮助(英语本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37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37/67*100=55.2%,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人数为13人,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3/27*100=48.1%);学长学姐也成为取经的对象,分别有24名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学生(占该方向总人数的24/67*100=35.8%)和13名非英语专业方向就业的学生(占该方向总人数的13/27*100=48.1%)选择了这一渠道,均多于选择“就业指导部门”的人数,说明高校就业指导部门的利用率不高。 然而由于父母及学长学姐自身经历有限,所能提供的信息也并不够全面准确;网络上又会有许多虚假信息,扰乱视听。所以笔者建议一方面大学生在择业就业的过程中,应多方(尤其是学校就业指导部门)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利用自身优势,获得准确可信的数据和前沿的就业信息,在尊重学生需求基础上更加注重操作的人性化,为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更多的帮助。 6.结语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语言专业尤其英语专业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的回国潮、研究生博士生高学历人数不断增多、就业岗位越来越紧俏、社会阶层板结流动性僵化,种种挑战影响着英语专业本科就业的走向与实际就业情况,然而越是在压力之下,越需要学生与高校的双向合作,通过英语专业学生提高专业素质、拓宽知识面、增加实践次数;校方合理化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授课内容、曾设跨专业学习机会、提高就业指导部门利用率等方法,来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更好地实现英语专业学生的社会价值。 社会调查论文:社会调查及教学运用 摘要:高中《经济常识》教材的特点是以生活逻辑为主线、理论知识为支撑,专业术语多,教与学都会遇到一些困难。要突破难点,必须另辟蹊径,我将社会调查贯穿于教学过程中,用学生自己观察或亲身经历的事实说话,收效甚好。 关键词:社会调查;教学 一、逛菜场与妈妈经 运用实例: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 教学活动设计与与分析: (一)逛菜场。菜场是了解价格现象的好地方,小菜场反映大道理,我要求学生利用放学时间和休息日逛菜场,观察货币和价格现象,参与交易行为,搜集各种买卖谚语和生意经,为课堂教学积累丰富的真实的素材。在实践中发现这个学习经历对于学生来说是快乐的,他们很乐意逛菜市场,饶有兴致地观察砍价,学会了辨别各种肉、菜的新鲜度,和菜农攀谈,记下采访手札,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此举的目的是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去解答问题的成因并找到解决方法。逛菜场所获得的信息非常多,在整本书的教学中都能当做素材用到。 (二)妈妈经。教材《影响价格的因素》一节中“社会必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引入和解释理论性过强,许多老师在处理时觉得导入难度大。用学生们社会调查中记录的“妈妈经”教学则很简捷。“妈妈经”很多,像“货比三家不吃亏”、“有钱不买三年闲”、“一分钱一分货”、“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等等,虽然平时耳熟能详,但学生们并不懂得这些生活谚语蕴含的深刻经济学知识。于是,在教学中我利用“见微知著”的类比思维方式,让学生有效提取“微”的信息,巧妙引导学生发现“著”的普遍性结论。 思维上运用否定之否定辩证思维法和换位思考法,引导学生在个案分析中展示发现的观点,在思维冲突中鉴别模糊的观点,在自主探究中提炼出正确的观点。 教学过程简述: 设问1:为什么今年的小龙虾价格这么便宜? 发言实录:因为洗虾粉会导致人得横肌溶解症;卖虾的多,买虾的人少;天热了,虾子生长的快,供应量多所以价格下降。(第一次肯定――供求决定价格) 设问2:供求决定价格,同学们得到了这个结论,可是,菜场里买海鲜的人也少,买蔬菜的人最多,什么海鲜比蔬菜贵那么多呢? 发言实录:捕捞成本和种植成本完全不同;天热,运输保管成本也大大增加,成本更加重要;(在观点冲突中思辨,否定了供求决定价格,肯定成本也决定价格) 设问3,那么,请相互交流,影响小龙虾价格的因素还有哪些?给影响价格的各种因素归类,按重要程度给他们排个序。(学生列出了很多,包括基围虾价格也低、养殖技术成熟、运输因素、保鲜养活的成本、气候因素等等) 辅助活动――角色扮演:小老板的抱怨:“猪肉都卖成白菜价了”(在养猪场主、收购者、货车司机、小刀手等角色争执中发现这个现象是不可能延续的,会产生种种不利于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结果) 学生总结: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其它因素都是通过供求对价格产生作用。(自主探究归纳,再次肯定) 设问5: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价值的量呢?(回顾前课知识) 设问6:大人们为什么常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 发言实录:(很有经验地)多比几家才知道什么价格比较合理,什么商品买的划算。 设问7:甲乙丙三家生产同一商品,条件、技能都不一样,劳动时间自然不同,我们以哪家的时间为参照标准才合理呢?为什么?(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义) 设问6:你愿意是甲乙丙中哪种生产者?你会怎样组织生产? 辅助活动――角色扮演:学生俨然化身为小老板,谈出了很多做生意的门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量的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也就在他们的侃侃而谈中被一次次总结和发掘出来了。 教学后记:社会调查使学生有更多的感性经验,让学生对所得经验和知识一次次自我肯定,在老师和同学不断质疑中发现问题,又从否定中发现肯定,新奇感倍增,随着不断深入探讨,比较鉴别,得出新的结论,达成恍然大悟的效果。整个过程由学生凭借前期的调查所得自己主演、自己归纳总结,教师是课堂的灵魂,仿佛不经意间就引领着学生体会探究的思维过程,完成了教学任务。 二、热点访谈 运用实例:收入分配公平的表现、举措 教学活动设计与与分析: 学生们虽然学了一些基础知识,但非常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的方针政策觉得很抽象、很难理解。从难度上说,“收入分配公平”知识点是全书之最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一项政策的出台,是许多人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和实践才能得出的,是个复杂的过程,要让高一学生从浅显的事例中推理出政策性结论显然不现实。因此,这一课的目标设定是引导学生理解国家政策,宣传、支持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授课之前,我设计了一个实践活动,让学生多听一听老百姓对收入状况的看法,体会什么叫做辩证地看问题,要关注不同行业、不同技能、不同所有制下人们的收入对比情况,要逐渐学会客观地看待社会现象而不是人云亦云。学生的社会关系网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有人不愿暴露自己工资收入的情况, 但因为不是出于恶意,在向家长说明调查目的后,家长们非常支持让孩子们了解这个社会,还有家长陪着孩子到人才市场去现场调查,趁此机会询问各行业的就业前景,为将来孩子的择业方向做预案,好些数据是家长主动给孩子提供的。学生们一直关注时政,搜集了丰田汽车职工罢工、富士康问题劳资双方冲突的材料 有这样丰富的资料背景,课就好上了。我从学生的调查表中选取了部分典型收入状况列了一个表,课堂讨论以此为基础展开。我以为,过程的设计要顾及学术规范,更要立足于思想政治的价值判断,所以这个模块的授课我非常关注主体亲历的操作与思维提升过程。 教学过程简述: 设问1:(头脑风暴)结合你的所见所闻,谈谈对表格中各种职业收入状况的看法。 设问2:(讨论当前很“潮”的话题)你有仇富心理吗?对自己的金钱观做个评价。 课堂记录:学生对话题很感兴趣,一点都不讳言,出乎我的意料,认为自己“仇富”的居然占多数,对班级里的几个有“富二代”表现的同学摆出了鄙视的态度,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成功必须要艰辛付出, 躺在父母的功劳薄上自己无所作为是令人鄙视的。 点评过渡:从大家的讨论可以看出,所谓的仇富其实是仇不公。如果说在社会层面上存在某种“仇富”心理,那么,应该说这种心理只是对于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的道德义愤。因此,我们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又要解决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设问3: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致富的重要保障,设想一下,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不公平现象普遍且得不到解决,会有什么后果?你认为什么是社会公平? 设问4:学习课文,理解国家政策,请你对应调查的事例提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举措。 课堂记录:学生首先肯定了创造财富的重要性。(教师插入:所以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有利于创造财富,但对于公平来说,这是不够的)。学生从汽车巨头丰田职工罢工事件,感叹工人的低收入,理解国家在初次分配政策上的举措和政策保障;对于学生不熟悉的再分配,除了用明星的税收实例说明调节过高收入,用傣妹火锅店的例子说明取缔非法收入外,还让学生拿出初中的练习本,看看封面的文字“江苏省义务教育专用”,用江苏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免去书本费和学杂费的切身经历体会再分配。引导学生们联想,打开话匣子,真正感受到国家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切实举措, 教学后记:社会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等着我们去挑选,去加工。我觉得要课堂教学要正确对待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注重分析探究中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就能上出的既热情澎湃,又踏踏实实,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又有对社会现象的广度关注的政治课来。 社会调查论文:从课堂到社会:高校历史教学与社会调查 摘要:指导学生运用史学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是高校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今高校历史教学中,如何让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有两点最为可行:一是在教师的鼓励下,指导学生参与乡土史的调查;二是利用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参与科研。 关键词:高校;历史教学;社会调查 近年来,随着中学课改的深入,有关高校历史教学的问题也日益为学者所关注。如果说中学历史课改更多的是改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话,那么,高校历史教学的关注点则放在了历史教学内容的思考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上。 在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历史学科分论坛会议上,众多的专家学者探讨了高校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提到了高校历史教学的内容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蔡坚副教授说:“目前大学的课程是传输知识的课程多,培养能力的课程少。”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元教授也指出:“学历史不是要知道过去发生了多少事情,而是要从这门学问里学到其所提供的学科能力。”[1]对于高校的历史教学,与会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了教学内容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上。此外,姚霏、苏智良在《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一文中也指出了历史教学中存在的相似问题:“中国高校历史专业一味强调历史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掌握,在培养学生创新学习能力上,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2] 运用史学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如何切实地让学生运用历史知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呢。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有两点最为可行:一是在教师的鼓励下,指导学生参与乡土史调查,深层挖掘历史资源,展现乡土历史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拉近学生认识历史的距离,展现获取历史知识的多种途径;二是利用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鼓励大学生参加申报项目,参与科研。 首先,学生参与的乡土史调查,主要是利用课余或假期,在指导思想上,调查的内容最好是和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方面,如方言习俗、传统文化、家乡物产、文物古迹、乡镇企业等。以学生的兴趣点为中心,制定一个具体可行的调查范围,使学生在课堂上的知识储备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对传统文化的调查,以河南为例,各地都有不少有特色的文化习俗。如浚县的“泥咕咕”,这种泥塑的能吹出不同声音的小玩具,在当地人的口中,却和隋末农民起义军与隋军争夺黎阳仓,即当时的浚县有关。再如获嘉的“马皮舞”,这种罕见的民间舞蹈,在起源上却是和旱灾、饥饿和响马联系起来的。此外,还有和商业习俗相关的确山“打铁花”,和曲艺相关的平顶山“马街书会”、淮阳“罗卷戏”等,这种传统文化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和渊源。通过这些调查,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是课堂上所不能得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加深其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为桑梓服务的情感。 此外,关于让学生参与乡土史调查的实践,学者张道由还从地方志编纂的角度谈起,他认为:“在高等学校的历史专业教学中,如果教授、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走出高楼深院,深入乡镇村庄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鲜活的资料,用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可编出一部部乡镇史志或是村史、村志、单位史志。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习与应用的结合可能更有意义和价值。这种活动不仅使学生学会了如何看待历史,认识社会,而且在实践中掌握了真实史料,学会了编纂方法,产生了具体的物质成果,学校和乡镇达到双赢互补”。他还以日本编纂乡土志为例,指出:“日本的志书并不都是官修的,特别是町村史志,大多都是由町村头人与市、町的教育长联合主编的,多数是请一些教授、学者或教师带领学生或研究生承担这项工作。他们利用实习的时间、学习的时间或是假期,到町、村去调查,收集资料,或是到资料馆、文书馆,甚至仓库、账房中搜集各种有用的资料,经过讨论和系统的整理、加工、编排,最后成为史志。”[3]这种利用实地的调查所得,参与编纂乡土志的方法非常值得提倡。 高校历史教学应该在此方面有专门的指导和鼓励,让学生参与乡土史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史学知识的指导,初步培养学生形成史由证来、论丛史出的学习方法。 另一个是利用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获得资助,进行科研活动。实际上,前者的社会调查已经为后者的申请奠定了基础。例如兰州大学的“文化行者”学生团体,这是一个组织大学生到乡村寨落中进行民间文化遗产调查,进而思考和分析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团体。该团体从2007年利用暑期赴晋陕峡谷地区开展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试验以来,在甘肃的兰州、敦煌、张掖、武威等20多个地区“行走”,先后对兰州鼓子词、裕固族民歌、东乡族擀毡技术、保安族腰刀等多个甘肃的部级、省级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他们不但作出了《兰州鼓子艺人群体传承状况研究》的调查报告,而且所申报的两项国家创新性试验项目也获准立项。[4]这种鼓励高校大学生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考察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及公益服务精神的提高。 从上例可以看出,社会调查与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实际上,具体到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其优势更为明显,调查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以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申请的课题为例,在选题上,有以探讨地方景点对周边经济影响的《康百万庄园与周边乡村互动关系研究》;有以探讨目前乡村宗教状况及其对乡民思想意识影响的《血缘、地缘和利缘:豫北乡村基督教徒关系网络――基于河南省内黄县的调查》;有以太极拳之乡河南温县陈家沟作为研究对象,对太极拳流播和传承情况及太极拳拳众组织情况进行调查,并以个案方式探讨练拳活动及其组织对于乡村权力结构影响的《民间社团与乡村政治――基于温县陈家沟太极拳组织的调查》。还有根据现存的族谱对成吉思汗后裔进行调查研究的《河南铁木黎家族的历史与现状》,根据河南豫北一带现已罕见的地方戏曲剧种“落腔”进行研究的《从豫北濒灭剧种“落腔”的唱词看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以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为结合点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究――以商丘市归德古城为例》等课题。此外,还有与现实紧密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如《部级贫困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救助机制构建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上蔡县为个案》《农民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和健康保障的影响--以河南省杞县郭庄村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村环保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安阳汤阴县为例》《新农村建设中垃圾处理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等。这些项目的调查,范围都在本省之内,以一个具体地方为中心,而且调查内容也是学生较为熟悉的,他们有的就是当地人,甚至本身就是参与者,例如关于温县陈家沟太极拳组织的调查,项目组的其中一位同学就是陈氏太极拳大师陈小旺的隔代弟子。 总之,课外社会调查,是对散落的历史文化碎片的一个整理过程,也是一个加深历史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在课堂学到的历史知识,实践到现实社会中,这即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力量,也是一个教学与实践的最好结合点。不但使高校的历史教学从课堂走出来成为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就感。因此,在当今的高校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除了基本专业知识的传授外,还应该注重于社会实践方面的引导,鼓励并协助学生作一些具体可行的调查研究,使高校的历史教学从课堂走向社会。 社会调查论文:会计人才需求及职业能力评价社会调查 我国会计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多类型、多层次、多样化的培养体系,会计教育的盲目扩张导致目前人才市场出现财会人才“过剩”。加入WTO后,会计职业在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会计从业环境的变化,会计人员传统职业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会计职业发展的新需要。因此进行会计人才需求及职业能力评价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问卷设计本次调查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职业、年龄、学历或学位、工作单位、单位所在地、职务、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的年限、单位性质等方面;第二部分是社会对会计人才需求及职业能力评价调查,包括四大类问题:对会计人员的需求,对会计人员职业能力评价与要求,对现代大学会计教育的评价与要求,对会计职业后续教育的认识、评价与期望。调查题的设计采取专家论证和小范围内预调等形式,确保问卷表述清楚,被调查者不存在文字阅读障碍,且容易回答。 (二)调查方式问卷调查于2007年2月开始分批进行,调查截止时间为2007年11月30日。考虑到问卷回收的困难,主要采用问卷集中调查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390份,回收率78%,其中有效问卷360份。问卷调查范围涉及15个省市,但主要集中在湖北(占38.9%)、河南(占12.6%)、深圳(占8.45%)、北京(占15.3%)、上海(占11.2%)等省市;被调查者所在单位性质主要是国有企业(占24%)、会计师事务所(占16%)、国家管理机构(占15%)、外资企业(占20%),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民营企业、教育部门;调查行业主要包括电信业、化工业、冶金业、服装业等制造业;既有内贸企业,也有外贸企业。因此,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分析本次被调查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5~55岁,占被调查者人数的88%以上;明确从事财务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的占被调查人数75%以上;被调查者中从事企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占60.79%,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占13.51%,从事非财务会计工作的占15.8%,其他占9.9%;被调查者学历明确在本科以上的占78%;职级为单位中层管理者的占58.6%;职称在中级以上的占72.6%。表明被调查者工作经验尤其是财务会计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阅历较深、思想较成熟,对实际工作中不同层次的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具有切身体会和认识,能够通过实际工作的感受来反思当前的大学会计教育,对会计后续教育需求分析也比较准确,从而保证了本次问卷调查的效度(调查质量)。 (二)会计人员需求调查分析笔者设计了6个小题调查社会对会计人员需求,具体情况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所在单位会计机构人员设置比较健全,有7人以上会计人员的单位占60.65%。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悉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其业务素质状况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了会计工作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调查显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的会计人员占81.94%,但获得中级以上职称的会计人员仅占36.14%,这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此外,调查也显示,社会对会计人员的需求仍有很大空间:急需增加和计划增加的需求达64.57%,但需求的是高学历和高职称的财务人员。可见,在会计人才市场出现财会人才“过剩”多指普通会计人才,高级会计人才则严重短缺。 (三)会计人员职业能力评价及要求调查分析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会计从业环境的变化,会计人员传统职业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会计职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的会计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博士、硕士、学士以及专科、中专及职业技术教育五个层次,不同层次的会计教育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均将“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依据国家会计学院对会计人员职业能力认定标准并作必要的补充后,笔者设计了3个调查题,具体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被调查者认为作为会计人员应具备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和税务职业知识;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会计职业知识应包括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和审计;认为会计人员应拥有战略管理、风险管理与金融知识的占比重较小,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知识在执业过程中不太重要,但也可能是被调查者职务不高,在实际工作中很难遇到类似的知识应用。所有被调查者认为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技能是人际关系,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会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但对项目管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却只有少数被调查者认可。所有被受调查者选择诚实可靠作为会计人员必备的职业品德,另外对优秀卓越、团队协作、奉献精神选择也占很高的比例,表明绝大多数会计人员团队意识增强,职业责任感加重。但对作为会计人员应关注公众,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仍有待加强。 (四)现代大学会计教育评价的调查分析对该项的调查设计了6个小题,具体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有66.11%被调查者认为现代大学会计专业教育中所开设的课程能满足会计职业能力的要求,但有少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大学会计教育开设的课程比较陈旧,难以满足新经济发展的要求。另外21.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实践性教学应占总教学量的50%,45.83%的被调查者认为实践性教学应占总教学量的30%,可见,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财会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比较重要,学校应加大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投入。同时被调查者认为最佳的实习方式仍是校外实习,并且希望由学校来安排实习。此外,社会对新进财会人员实际动手能力基本满意度仅占42.98%,特别是社会普遍认为应届毕业生欠缺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专业技能、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这也应引起教育工作者重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不断完善现代会计教育改革。 (五)会计职业后续教育需求调查分析会计后续教育关系到会计从业人员职业生命力的延续和会计从业人员的持续合格与否,会计人员在其职业的不同阶段都需要不断地接受持续教育。有关社会对会计职业后续教育的需求情况设计了9个调查题,具体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大多数(73%)会计人员认为后续教育重要,对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需求也较高(76%),但普遍认为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机会不多,且高质量、高水平的后续教育机会更少。年轻的会计人员普遍认为,单位很少给予其后续教育的机会,即使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参加。大多数会计人员获取新财会知识的途径主要是职称考试(58.89%),自学、学历进修占34.36%,而社会提供的培训仅占11.72%。对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审计准则,有48.4%的人听说过,有19.7%的人还不知道,而认真学习过的仅占5%,可见对新准则的培训和执行还任重而道远。对会计后续教育的期望,主要是给会计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与时间,要求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切实加强对后续教育的管理。大多数(63.6%)会计人员认为后续教育的内容应有针对性,主要是最新的会计法规与其他会计知识,也有相当数量的会计人员要求对热点案例进行剖析。对后续教育的教学方法仍认为课堂的理论学习很重要(43.6%),选择对热点问题的交流与案例互动各占24.3%与12.4%,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会计人员对后续教育的内在需求较强烈。 三、调查后的思考 (一)会计人成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一个会计人要成为高级人才都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发展过程,只有将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在实际工作中熟练运用并加以改进,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与专业能力,逐渐成为高级会计人才。时代在变化,知识在更新,一个会计人如不能持续不断地学习,将最终被会计职业所淘汰。可见职称与学历的评定也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能一评而定终身。 (二)社会需要复合型会计人才随着会计从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会计人员传统职业能力已不能满足会计职业发展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会计人才,职业知识也不再是单一的财会知识,为能够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会计服务,会计人员就必须具备新的、综合性强的能力,在各方面加强提高与锻炼。会计人员职业能力既来自学校会计教育的培养、社会培训机构的后续教育,也来自实际工作经验的日积月累。可见会计教育应重视人的能力培养而不能偏重知识的传播,不但要培养人才的专业技能,而且要加重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 (三)社会应担负起培养人才的责任培养会计人才不仅是教育界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和企业界的责任。学生素质的提高需要企业、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参与。 社会调查论文: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与司法实践 [摘要] 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具有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此外,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性特征的关注以及教育、保护,司法民主、司法公正,以及兼顾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法理考察;司法实践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达成量刑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准确化,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被赋予特殊的关注,目前已成为各国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由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提出。现代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义在于:刑罚轻重不仅取决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应充分考虑其人身危险性。但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样易于把握,为避免量刑的偏颇,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手段准确地加以测定,而通过审判前社会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社会调查制度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美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均已实行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对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审判的基础。未成年人身体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与此对应的是心理发展往往相对滞后,不能与生理发展完全同步。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相当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当,受到不良朋友或黄赌毒等外界因素影响下,容易做出游离于社会规范的出格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将可能使某些因偶发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断送一生。因此,司法机关对待未成年犯罪人应尽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方式,以广泛的视角审视区别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准确定罪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但这一做法却与现行刑事法所蕴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有法学家认为,该条文虽被称为罪行相适应原则,但已与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着重大区别,其中已涵盖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根据这一规定,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当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1]因此,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犯罪人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当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将相关调查程序作为刑罚适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时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轻重,而忽视对其个人情况及人格特征的了解与考量。1985年通过(我国于1991年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则为我国构建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北京规则》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而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该规定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设立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据。 二、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指引下,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特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至少在以下方面显现出其积极意义: (一)宣示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性特征的关注以及教育、保护的刑事政策导向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既表明司法部门在处置未成年人犯罪时,从以犯罪行为为本位转化为以犯罪行为与主体特征并重,进而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长环境与条件、犯罪诱因等因素着手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矫正和治疗的积极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向社会阐明司法机关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置、以诚恳的态度教育、以务实的措施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维护和体现司法公正的决心。 (二)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会调查由熟悉社会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会组织成员担当,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经历和在刑事诉讼中独特的地位,造就其与众不同的亲合力,容易与未成年被告人沟通,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在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对未成年人予以引导、教育、感化,达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理念,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其人身危险性也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对其适用何种量度的刑罚才足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能。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表明,将对犯罪人个体情况的调查作为法官裁量刑罚的参考,为有区别地采取灵活的刑罚措施,实现刑罚目的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制度不仅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角度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四)体现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调查员以诉讼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这一制度不仅可以弥补人民法院因客观条件的制约所导致的审判视野的局限、社会监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与未成年被告人及社会之间建立某种渠道,实现监督和反馈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体现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精神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较为紧张的司法资源更显捉襟见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仅要投入日渐繁重的案件审判,还要介入繁冗的社会调查当中,往往导致顾此失彼,难以实现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会调查制度引入专业人员调查,使法官得以从社会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审判,实现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与江苏的实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司法依据,但其仅是原则规定,在诉讼法层面并没有配套以具体的程序制度来贯彻和保障。所以实践中在社会调查开展与否,社会调查承担的主体、调查的内容、运作程序等具体操作问题上均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规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已有成熟经验,结合部分基层法院的试点实践,会同有关部门于2006年10月1日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社会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经过一段时期的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是制度设计的优秀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的性质,调查主体的确定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必须中立。二是必须专业。三是必须敬业。 《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暗含了四类调查主体,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如团委、工会、妇联、机关工委、基层司法助理员、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苏各地做法不一,四类主体均有尝试,有的基层法院还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聘请固定的社会调查员专司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背景调查。公允地评价,上述调查主体确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调查的视角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违法官中立超脱的地位,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委托社会团体组织调查,可能会因承担调查任务的人员主业工作繁忙,经常换人等客观因素而无法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时效;聘请专职社会调查员效果虽好,但需一定经费和办公场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数基层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们在积极实施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探索寻找更为合适的调查主体。 (二)调查主体的地位及职责范围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来看,调查人员是接受法院委托,从事特定任务的主体。其由于受法院委托从事专项调查而介入诉讼,故有别于证人;而其从事事项与审判相关联,关涉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置,故需要其参与庭审,接受质询。据此,我们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设置独立的听审程序,由调查员出庭宣读调查评价报告,并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询问。此外从效果出发,还安排调查员参与合议庭组织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审教育。 关于调查主体的职责范围,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过开展独立的调查,就其获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个性特点、以往表现等关涉量刑的事实提出书面意见,作为法院量刑时的参考,并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体包括:社会调查、制作书面报告、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质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审教育、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会调查的内容、对象和方式 与审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对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对其身心状况及周围人员、环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评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全面、具体、客观反映其真实面貌。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在《实施办法》中将以下六项内容列为基本调查项目:“家庭背景”项目、“个性特点”项目、“案件情况”项目、“自我认识”项目、“帮教条件”项目、“综合评价意见”项目。 基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有别于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刑事侦查活动,其调查对象不能仅局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证人,而应将范围扩展到与其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人员,包括家长、老师、同学、同事、领导、邻居等。因此我们对调查对象尽可能广泛地加以罗列,具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同学(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被告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调查内容多,涉及人员广,社会调查通常由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场所以及其他关系地,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多种方式进行,必要时各种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调查的内容应当形成书面笔录,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内容完整、准确、详实。 (四)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内容的综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的载体。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发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点”,为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刑罚提供依据。因此,对调查报告应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调查报告应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应固定为统一规范的格式,这不仅因为报告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文件,应以规范的形式彰显其法律效力,而且规范的报告形式利于调查人准确制作,避免疏漏,同时便于法院正确参考适用。调查报告的规范化包括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叙述式,内容上应将调查项目编列为数个较为统一的栏目,并保证其详略得当,遣词准确,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当的描述。实践中,我们设计了统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表》,并针对六项基本调查内容设计了21个项目116个选项供调查人员选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调查人员经验不足或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报告内容混乱与疏漏。其次,调查报告应客观、真实。调查报告将在法庭宣读出示,其客观真实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监护人、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等多方质询,如果其中存在不实之处,不仅影响到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刑罚裁量的公正性、准确性,而且会打击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制度和社会的信任,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调查人员以公允的态度,通过细致周到的工作,确保报告的客观真实。第三,调查报告的制作应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不同类型的案件,其犯罪诱因必然有所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法庭教育的切入点也就不同,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及报告制作同样应具有针对性。以盗窃案件与强奸案件为例,前者应侧重于未成年人消费、金钱观念的变化、交友情况等进行调查,后者则应侧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调查。 (五)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 1.启动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向承担社会调查的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并提供起诉书副本,调查机构应及时指定所属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根据目前江苏省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我们在《实施办法》中对受调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围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 2.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应于收到委托调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内通过走访未成年被告人的关系人,收集调查资料并制作完成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实施办法》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别规定了五个和七个工作日的调查时限。为了强化社区矫正机构的内部把关机制,《实施办法》规定调查人员完成报告后,应先提交所属县(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由其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们考虑到目前调查人员进入羁押场所对诉讼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尚无法律依据,所以规定当调查人员不便到看守所调查时,调查报告中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法官及时提供。 3.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询的,调查人员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庭宣读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最终由人民法院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参考调查报告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实施办法》中关于此节的具体流程、环节,前文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充分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屡屡表达出对确保调查公正性,防范虚假报告的关注。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社会调查不公正,我们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监督制约措施:(1)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2)两人调查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必须指派二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3)两级把关制度,调查报告需经乡镇(街道)及县(市、区)两级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是否采纳其调查报告;(5)法庭审查和复核制度,调查报告一般需经庭审质证后才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各方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时,法庭有权作出复核的决定;(6)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有益探索,已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拓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视野,探索出一条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新途径,体现了现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该项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现行法律体系尚未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准备,诸多问题还需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一)明确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 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时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份参加庭审,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结合调查人员参与法庭教育的职能,还应为其在法庭上设立专门席位,以显现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确立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审判中的积极价值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充分验证,并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其因性质归属的争论而备受争议。立法上应在明确调查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 (三)提前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给予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必须通过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限难以保证调查质量。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四)扩大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 目前因客观条件所限,社会调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仅限于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这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对于那些不具备管制、缓刑条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条件成熟后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这一制度的有益价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实现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严格的制裁措施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实践中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工作中的失职、违规行为尚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看到社会调查主要在社区环境进行,调查人员往往是基层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群众交往密切,而调查对象又或多或少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在没有严格约束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应尽快在相关规定中设立严格的制裁措施,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中有不认真尽责、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贿赂等情况,作出不实调查报告的,根据情形给予相应的惩罚。此外,对于故意向调查人员提供歪曲事实的人也应进行相应制裁。 社会调查论文: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摘要]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试点项目的重要内容,本文借鉴国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从人格行为理论及再社会化理论和未成年人的特点等方面论证了该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的依据,并分析了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刑事案件;未成年人 昆明市盘龙区引进合适成年人全程帮教触法少年,这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6月合作开展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合适成年人有三项职能,一是维护涉法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为涉法未成年人争取非监禁诉讼和处置;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被分流的涉法未成年人做好社区帮教工作。[1]另外,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也与浦东公安分局、长宁区法院、团区委正式会签了《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的工作协议》,制作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见书》等配套法律文书,并对聘请的首批10名合适成年人进行专门培训。2007年在浦东市民中心举行的“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全程化启动暨颁证仪式”标志着浦东已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由法院审判阶段、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向前延伸至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从而更全面、全程化地保障了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的制度,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和解、取保候审、逮捕、暂缓起诉、不起诉、量刑、社区矫正等程序以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分别实施,存在重复调查,调查主体不专业,调查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就是为解决以 上问题而设立的,加强对该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依据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产生的背景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又译为适当成年人。1972 年,英国一名叫 Maxwell Confait 的男子被谋杀,三个十多岁的男孩在招供证据的基础上被判犯有谋杀罪,其中一个男孩智力迟钝,上诉法院后来宣布判决无效。一位法官在1977 年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三名少年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从而导致了虚假供述。法官建议应当有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最后导致了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产生。该法案着重阐述了对嫌疑人的处理方式,要求警察在对未成年人及有精神残疾的人审讯时,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在场。[3] (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依据 1.人格行为理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4](P8)人格行为论是由日本刑法家团藤重光、德国刑法学家阿鲁特、考夫曼等学者提出的,[5](P67)得到日本大土冢仁等学者的赞同。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强调人格是主体的现实化。人格虽然是潜在的,但是从深层来看,它却能够决定行为,此其一;其二,当它现实地外化,表现为活生生的活动时,就是行为。人格行为论主张人的行为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是在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受行为人的主体态度的影响。[6](P201) 行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从整体而言,是行为人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激发下的产物。行为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行为人的人格支配的,行为的反复性与规律性都可以在人格体系中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人格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一个一般情况下非常诚实的人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提供的这次证言也是真实的;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们更可能认为他在本次伤害案件中率先发起攻击。人格的稳定性使行为表现出一种跨情境的一致性,使个体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预测性。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的过去的行为,一般来说,我们越了解的人,越能较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这正是社会调查测评人身危险性的立论基础。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7](P211) 人身危险性属于未然领域,它是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欲对人身危险性做出科学的评估,需要明晰行为的发生机制,科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对未来行为的预测。社会调查就是根据某人过去的行为所揭示的人格特征,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社会调查又称为人格调查。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行为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以往诚实守信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诚实的,而只能说他诚实的概率较高,正是这种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使得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据价值。 2.再社会化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改造罪犯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主张,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犯罪前的状态,实施刑罚不仅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且为了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因为教育措施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 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8](P53) 。美国著名的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朱力安・马克法官曾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像贤明和慈悲的父亲对待其错误尚未被当局发觉的子女那样对待没人管的儿童呢?这样处理少年犯又有什么不正确,不恰当的呢?国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限于查问这个男孩子或那个小姑娘犯了哪样罪,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他在身体,精神,道德方面是什么情况。如果发现他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的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生活地域的有限性,可以认为他们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区内具备生成品格证据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表现更多的是真实的自我,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9] 这就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具有了可行性。所以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对其再社会化的基础。 (三)合适成年人全程社会调查的法律依据 1.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9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起诉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况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10] 2.国外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中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89条第1款规定:“在对未成年人处刑时,除应考虑本法典第60条所规定的情节外,还应考虑其生活和教育条件、心理发育水平、其它个人特点,以及年长的人对他的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刑法》第43条规定:在审理开始之前,应当尽快地对有助于判断被告人道德、思想和个性特点的被告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成长过程,迄今为止的行为以及所有其他情况进行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要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过去为治理而进行的努力的性质和少年对这种努力的反应等。英国《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1970年)第10条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有关儿童或者少年的平常行为、家庭环境、学校档案和病史的资料,以便对案件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处理。《韩国司法警察官吏执行职务规则》第43条规定:“侦查少年案件,应当详细调查犯罪的原因及动机和该少年的性格、品行、经历、教育程度、家庭状况、交友关系及其他环境,制作环境调查书。”[11](P250-25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二、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一)对合适成年人的要求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制度,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合适成年人的显著特征,合适成年人上岗前需经专业培训,以掌握成熟科学的调查方法,调查部门还聘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作为调查顾问。日本少年法要求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调查官要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专门知识,并“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鉴定结果。” [12](P70)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社会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在英国,判决前的社会调查一般由缓刑监督机构进行。 目前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为了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即合适成年人,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借鉴昆明市和上海市合适成年人试点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拔采取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便选拔兼具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来专门从事这种职业,以保障社会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二)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法律属性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但是不同程序中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1)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关系,家庭对其的教育、管理方法;(2)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即有无犯罪前科,成长过程中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如勒令退学或父母离婚、早逝等;(3)在校表现、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4)在社区的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5)就业情况及在单位的工作表现情况;(6)犯罪后的行为表现,这主要包括在犯罪后是否自首、立功、坦白交待、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7)分析犯罪的原因;(8)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以调查笔录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事实与建议两部分内容,以上(1)至(6)属于事实证据,也称为品格证据,(7)和(8)是对事实的分析与建议,该内容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仅供司法人员参考。 (三)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方式和程序 合适成年人机构接受委托以后,要指派两名以上的合适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合适成年人一般应深入到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刑罚执行单位等地,通过会见未成年人、走访家长、老师、邻居、同事等方式展开调查。可以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预测的测量表,发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监护人或所在单位如实填写,还可以分别采取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也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当场制作成调查笔录。合适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按要求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有关的司法部门。若未成年被告人进入审判阶段,合适成年人应参加庭审,在法庭调查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辨双方和审判人员的询问,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做好庭上教育工作。宣判后,合适成年人还应参与对未成年犯的后期教育和矫治工作。 社会调查论文: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 摘要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明确统一的立法,司法实践中的调查主体多种多样,理论方面也极富争议。确定社会调查主体,要综合考虑调查的含义、目的、对象,调查主体的能力,调查时间,调查结果真实性与公正性的保障等因素。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主体;公安机关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起诉,移送起诉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起诉,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外围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起诉、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起诉、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起诉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优秀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从上述社会调查的含义及多重目的来看,社会调查工作应起始于侦查阶段,并一直延续到起诉和审判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主导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职责,因此,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应当是社会调查的主体。但是,同时必须确定调查的主辅机关。根据我国实行的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确定以公安机关调查为主,其他机关、人员调查为辅的调查主体体系,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重复调查而浪费司法资源或者因相互推诿而材料不全现象的发生。 公安机关应当是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因为: 1 社会调查起始于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如果要做到有针对性地讯问,找准感化、教育点,分析犯罪原因,就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同时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结果不仅为侦查阶段案件的处权益的角度出发,辩护人应当有权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其只能是调查的补充主体,不能由辩护人完成全部的社会调查工作。辩护人对公检法机关社会调查报告中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或者遗漏的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