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针对高性价比与社交化需求的用户群体的社区团购模式发展迅速,多项社区团购APP成功获得多轮融资并从城市社区开始进行消费群体全面覆盖。本文基于目前社区团购的发展现状,分析该模式的优势和存在问题,并预测该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1.社区团购概念 社区团购模式是基于线下真实的小区,以社区团长(通常是社区住户或周边店铺经营者)为分发节点,通过微信群、小程序、APP等移动平台工具进行开团预售,把同一小区人群需求集单,通过微信支付后,再统一发货然后到社区自提点统一自提的一种购物方式。从本质上来说,社区团购是一种基于真实LBS小区,由c端驱动B端(即由消费者端驱动供应端)的电商渠道。该模式通常用到的3个标配工具是微信群、小程序及微信支付。该模式组建基本流程为:确定社区——寻找团长——团长组织微信群和确定自提点——展现货品信息——微信群拼单支付——团长收集订单确认发货——社区消费者自取货品。 2.社区团购的现状 社区团购模式作为一种电商渠道微创新来说,简单地把团购渠道由全网拼单转为了具体的线下社区拼单,实现以社区为单位的快速覆盖。2016年以来,多家电商企业开展社区团购业务,并通过融资获得快速发展,其中包括腾讯投资的每日优鲜、美团系的松鼠拼拼、阿里系的盒社群、邻邻壹、呆萝卜、十荟团、食享会等。目前,全国有数百家社区团购,玩法上基本趋同,“宝妈+社群”“便利店+社群”发展社区团购业务,在拓城市速度、跨区域管理能力、供应链能力、商品体系、技术能力、品牌力等方面各有长短。 3.社区团购的优势 3.1依靠社交渠道获客成本低 传统电商一般是通过搜索和购买流量广告来获客,近几年流量成本逐渐提升,产生大批商家对流量望而却步。而社区团购模式下,利用散布在各个城市和小区的宝妈或闲散住户先建立起微信群,通过自然社交渠道获得新客流入,并无须推动就能直接在社交过程中完成咨询、互动、讨论,互动性和及时反馈比较强,购买方式上比其他团购模式需要转发链接拉人等方式简单便捷,可见这种熟人关系链大大降低了获客成本和用户的拼团成本。 3.2避免竞争货品价格,控制度好质量 传统电商通过搜索商品容易被进行货架式的比价,造成大量商家因价格降低竞争度,低价拼团模式价格优惠但产品质量和品牌知名度低,社区团购通过集中预售再由产地或者本地仓统一发货再自提的方式,既有高性价比,又能有效把控产品质量,降低损耗成本,也便于解决售后问题。 3.3自选自提点配送成本低,交付体验好 传统电商在下单后,通过快递物流配送和发货,每个客单价配送履约成本是比较高的。而拼团模式完成后,也是由快递物流根据拼单成员订单地址发往不同的地址,物流成本也不低。社区团购采用预售集单方式,集采集配,用落地配替代了快递物流,无形中降低物流成本,同时由买家自主选择社区附近自提点,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提货需求,交付体验比电商更好、稳定性更强。 3.4轻运作、风险低、扩展性强 传统电商需要确定货品数量再寻找顾客进行销售,存在资金和库存风险,而社区团购的预售方式很好地规避了相关风险,同时省去了开店模式的高租金/高人力成本,由社区团长几乎零成本的带动发展,运作模式轻、订单操作难度相对低,因此一旦某个社区落地成熟,就能够迅速扩展至周边社区,整个城市实现覆盖。 4.社区团购存在的风险 4.1供应链风险与挑战 社区团购的重点产品是生鲜类,这也是符合社区消费群体的消费特点,因此想用生鲜引流,并且能够达到稳定的供给,最大挑战是供应链。因为生鲜的保鲜期非常短,生鲜供应上游极为分散,即便是生鲜B2B模式的商家,也大多是在细分品类上拥有优势,难以支持社区团购对品类的所有需求,因而生鲜供应链的标准化以及区域内整合能力会成为制约社区团购发展的瓶颈。 4.2物流风险与挑战 社区团购基于社区,而社区的数量和分布会影响到运输路线和配送成本。原本因为社区团购集单降低的价格有可能因为社区自提点分布过散或过密,导致物流运输过程中存在资源损耗,尤其是对生鲜产品。如果是统仓统配自然是效率成本最优,但当这种配送成为为上百个、上千个社区进行配送的时候,物流成本反而会上升。 4.3运营管理风险 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太过于依靠社区团长,这在管理上容易产生隐患,那么如何让专业管理人员来进行有效替代也考验社区团购模式的内部组织建设和管理能力。相对,如果货品提供方出现问题,团长是否具备解决能力或相关权利。也会影响社交群体的稳定性,毕竟是由社交带来的购物体验,一次二次的不良体验,会产生对整个群体的影响,没有社交的支撑,又脱离了好的消费体验,群体有可能迅速解散。 5.社区团购的未来趋势 一是供应链专业化,不光是上游的供应商有厂家或产地端的积极参与,带来价格与其他模式对比的更大优势,更有可能由专业的供应链企业来降低该模式的资金风险,二是线上线下专业化,社区团购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线下零售企业关注,这些企业可以对原有客户群体采用社区团购模式,也可以以新的线下社区店为中心发展社区团购模式,提升该模式的用户体验;三是产品线专业化,社区团购的产品应该逐渐覆盖家庭消费的全品,才能被用户依赖,稳定社交群体,形成消费闭环。 参考文献: [1]张鹏.基于B2C的网络团购模式探讨[J].商场现代化,2015. [2]万子奇.网络团购的发展模式分析以及创新意见[J].经贸实践,2018. 作者:黄希 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交互平台,它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交互手段走向多元化,它具有的便捷性、开放性、互动性和黏着性为传统媒体无法比及。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一方面要在海量信息中获取自己关切的内容,一方面又参与到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中,形成了获取—传播—获取的较为复杂的信息传播链。 在此过程中,信息超载、信息茧房显示出人与信息间关系的倒置,虚假信息的网络传播模式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些因素对个人和社会势必产生一系列影响,形成较大的社会负面情绪,进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如何防止此类乱象进一步蔓延,有效消除其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笔者以为,要引导公众有效认识信息、利用信息,培养和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研究表明,作为社会群体的公众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既有利于对自身的保护,也有助于他们规避不良信息的影响,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在新媒体逐渐成为重要信息渠道且已融入公众生活的背景下,探索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公众信息素养内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一词自1974年被提出以来,随着时代进步与研究的日渐深入,其内涵也不断得到深化与延伸。伴随着学界对于信息素养研究的深入,关于信息素养内涵的讨论呈现多样化趋势,国内外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界定。总结其共性,即公众对信息具有敏锐的辨别意识,能及时获取、分析、加工和评价信息,并具有创新意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015年,ACRL(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结合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点,对信息素养给出了最新且比较权威的定义,即信息素养是指“包含对信息的反思性发现,对信息如何产生和评价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团体的一组综合能力。”[1]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信息素养研究向更深层次延展。当前,与信息素养相关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数据素养、视觉素养等相继出现,不同概念之间的界限虽不够清晰,但将这些新概念纳入信息素养范畴也成为信息管理相关学者的研究共识。在信息社会,信息素养可以说是和读、写同等重要的一项基本能力。从业界一直以来对信息素养的研究可以看出,信息素养的内涵呈现出深层次、宽领域、多维度的特点,但更多指向学术信息环境,适用于高等院校师生开展学习与科学研究活动,而非指向社会层面的公众。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公众信息素养的内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意识,即公众了解自己的信息需求且能辨识信息的可用度;二是公众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三是信息道德,公众合理使用信息,消除有害信息干扰,不传播虚假信息;四是信息创造,公众将获取的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产生新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二、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提出的背景 随着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深入,其涉及对象群体也在逐步扩大,从关注高校师生信息素养、科研人员信息素养发展到关注公众信息素养,尤其是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暴发,围绕这一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虚假信息以各种形式频频在网络爆出,对公众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引发了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也凸显出公众信息素养薄弱的问题。鉴于此,业界专家认为解决信息时代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问题已刻不容缓,纷纷就公众信息素养相关问题撰文探讨。2021年末,西安暴发了较为严重的疫情,在新媒体环境下,有关西安疫情的话题新闻多次占据热搜,其中不实信息占相当大比例,引发一定的社会恐慌,对西安市民生活、西安城市形象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提升公众对信息的辨识能力已成为新时期培养公众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理应引起足够重视。这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三、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信息素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泛滥困扰公众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信息终端所包围的社会中。无疑,科技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丰富的信息内容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从传播视角看,信息在相当多的时候并非由发送者直接到达接收者,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才可以被受众接收。从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再到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随着传播媒介的增多,公众获取信息更加快速、便捷,信息内容更加多元,但是信息泛滥、无用信息、虚假信息也随之而至,它们大量充斥于网络,让人们真假难辨,对公众筛选获取有用信息,有效利用信息解决问题造成较大的困扰。尤其是有些虚假信息不仅让公众蒙受物质上的损失,也让他们在精神上遭受打击。 (二)公众信息素养程度差距较大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到2020年12月末,我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9.89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已到70.4%,手机网民高达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7%。[2]数据表明,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利用互联网尤其是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相当高。但是,面对日益增加的庞大网民数量,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覆盖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在网络信息的获取、辨识、利用层面不同群体间却有着相当大差距。因为信息素养水平的差异,不同个体对互联网的利用情况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使用需求和利用程度上。对于文化程度较高、具备良好信息素养的网民而言,互联网成为他们获取知识、发现机会、提升自我的有力工具,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如鱼得水;而对于文化程度较低、信息素养较弱的网民,因缺乏从海量网络信息中选择有价值信息的能力,易被垃圾信息湮没,不仅无法利用互联网提升自我,无形中还会成为网络世界虚假信息、垃圾信息的受害者和传播者。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均衡,信息素养水平显现出较大的差距。 (三)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比较薄弱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在信息素养培育方面有所行动,但是,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培育意识淡薄。相较于爆炸式的信息增长,我国对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意识并未跟上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二是培育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大多开设了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但缺失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教育,对公众信息素养的提升需求关注较少,少有开设相关课程;三是培育主体相对单一。当前我国信息素养教育主要依托各级各类图书馆,其它单位、团体较为少见,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受众面;四是教育手段及内容亟待更新。因信息素养教育主要由图书馆开展,多以开设文献检索课、编写用户指南、专题讲座等学术性较强的方式呈现,适合于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等,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更需要以简便、易懂、快捷的方式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等以其便捷性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只有探索与公众信息行为相适应的信息素养教育方式,才能满足公众信息素养培育需求。 (四)公众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批判性思维 新媒体时代,信息环境开放,优质信息与劣质信息并存,因此,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是公众信息素养中较关键的因素。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表达自由、参与自由,人人都可以信息,这无疑加剧了信息环境的复杂化,公众缺乏质疑信息来源、性质的意识,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信息进行辨识、评价,于是,大量的片面化信息、虚假信息等被公众接收并广泛传播,引发公众的非理性判断与行为,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新媒体时代公众信息素养提升的路径 (一)做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顶层设计 阅读能力与信息素养息息相关。为此,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3]在国家倡导下,近年来,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实践举措,成效斐然。倡导公民回归经典阅读实属必要,但在新媒体时代,利用移动网络与手机阅读已占相当大比例,倡导经典阅读显然不够,提升全民信息素养似乎更为重要。当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指导政策。结合当前公众信息素养的现状及社会需求度,从国家层面有必要酝酿出台全民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政策,对公众信息素养水平进行调研、评估,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明确教育目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与教育手段,推出公众信息素养培育评价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扩大信息素养教育受众群体 新媒体时代,随着公众信息获取途径的多元化,信息素养教育的普及渠道、手段、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要想方设法通过线上线下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宣传,扩大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覆盖面。一直以来,作为信息素养教育承担者的图书馆,大部分已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对于这种发散式的宣传方式,要最大限度发挥其功能,使其成为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也要善于发挥新媒体环境下各类媒体的强大作用,尤其是用户利用率高的新媒体,可以由此途径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宣传。如当前较热的抖音、视频号等,实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各主体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注册官方账号,通过录制一些喜闻乐见、有趣易懂的视频,将信息素养培育内容嵌入其中,定期更新,便于更多公众看到、关注到,进而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三)发挥图书馆等各类主体的协同作用 公众信息素养的提高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需要政府、学校、公共图书馆、媒体以及全社会的合作,协同推进,需要各社会机构积极承担、贯彻落实各项任务。图书馆在促进和提升用户信息素养上责无旁贷。针对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无法满足公众需求的状况,2019年8月21日,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武汉大学提出《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4]该《倡议》对象为图书情报学界与业界同仁,内容包含公民信息素养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培养体系构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等,并在如何推进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倡议》的提出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以便使其更好地担负起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主体责任。同时,《“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支持高等院校、军队院校以及各种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等开展信息素养培养。[5]因此,着力改变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主体单一的现状,采取政策上鼓励,经费上倾斜等措施,引导各级各类主体加入其中,形成合力,调动其主动创新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积极性,促进信息素养教育主体的多元化。 (四)分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对于学校层面,中小学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素养相关课程的普及、升级,可以和社会机构合作,建立信息素养研学基地,培养青少年的信息素养能力;高等院校也要以开设信息素养相关课程为基础,与时俱进,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在课堂宣讲的同时注重实践性操作。同时,可充分利用MOOC、超星学习通、学堂在线等平台完善信息素养教育移动端的课程学习体系,提升信息素养课程的普及率。对于社会层面,各类主体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普及公众信息素养的宣教活动,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可走入社区、进入企业,宣传公众信息素养培育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经验,可以通过线下讲座、展板介绍、建立公众信息素养普及微信群等形式推广信息素养知识,可以根据受众群体的接受度和需求自建信息素养教育MOOC资源,通过微博、短视频、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新媒体途径予以推广,从而推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弥合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教育鸿沟。 注释: [1]韩丽风,王茜,李津等.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06):118-126. [2]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 [3]刘彩娥,李永芳.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思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97-105. [4]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EB/OL].(2019-09-09)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EB/OL].(2019-11-07) 作者:王育菁 单位:西安财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经济史论文: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经济史论文:佉卢文经济史论文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济史论文: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济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济史论文:如何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的囹圄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经济史论文: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经济史论文:浅谈乡土历史资源在高中历史经济史模块中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经济史论文:财经院校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经济史论文: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新经济史学对于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经济史论文: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经济史论文:浅议高中经济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兴趣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经济史论文: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从《新中国经济史》看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史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组织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史论文: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存密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通过教师引领、融入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学校宣传工作、校园文化、家庭教育,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新疆高校的具体实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成为新疆高校迫切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这种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下,拥有过辉煌的汉唐盛世,创造了四大发明,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陈先达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优点或者特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传有统,传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统是一以贯之。”[1]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源头活水,如何深入挖掘它的价值内涵,不是削足适履,而在于从中汲取智慧,生发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地处西北边陲,以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新疆地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大学生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想成果,在新时代依然焕发时代的光辉,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成就。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很好地结合,是因为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契合之处:一是二者都重视实践;二是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三是二者都强调和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和合”思想极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些思想精华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绘,如“生产力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指归,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二者契合的原因之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时代新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更是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边疆地区的青少年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复兴紧紧结合在一起,让自己人生有更多出彩的机会。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讲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行”。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把爱国主义的情怀、复兴中华民族的志气和自己的青春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巩固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是浑然一体的。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工作,尤其是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关系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有效巩固和发展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边疆地区青年,汇聚起56个民族的磅礴力量,共担民族复兴大任。新疆高校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堡垒的构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可堪重用、能担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进一步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对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无疑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作为青年思想交流碰撞的聚集地,也是新疆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如果没有争得、赢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新疆高校的中心工作就会偏离轨道,与党的教育方针南辕北辙。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熔铸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群体中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长期的生存及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是具有稳定性”[3]。可见,文化认同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56个民族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感、可靠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华文化是的发展形成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56个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有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等价值取向,为56个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观。新疆高校要通过中华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史实,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只有通过教学实践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对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基础、心理基础才会坚不可摧。 二、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 如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贯彻一定的原则,否则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随着中国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理念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疆高校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的教育实践得以焕发生机活力,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 (一)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能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要从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在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需明确要传承什么发展什么,大大提高传统文化的利用率和转化率,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为了讲清楚新疆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多种宗教并存、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取一些案例、故事来感染学生,通过史实来印证。例如,汉朝时西域各城郭通过设立“译长”,加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传播。唐朝,中原地区曾盛行的书法《兰亭序》已传播到了西域,并有确凿的考古资料得以印证。另外,儒家经典在新疆地区的大量出土,都印证了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中华文化中有待于我们挖掘的育人元素、育人价值数不胜数,这些内容都可以用来帮助大学生增强“五个认同”。 (二)坚持中西互补原则,吸取优秀外来文化扬长避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哪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来源于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至今依然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地传承下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沉思,人类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正如汤因比所担心的:“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5]总之,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结构、心理模式显然和中华文化有巨大差异。差异既是机遇也是财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它却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优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传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爱”理念促进社会和谐,以“民本”理念促进人人共享时展的成果,以“和合”理念促进世界和平,以“大同”理念促进共同富裕。 (三)坚持推陈出新原则,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长基因毛泽东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6]文化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化应该不断发展。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继承、创造、发展的规律。正因为文化的交流、对话促进了不同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吸收,才有了文化的推陈出新。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的西方强势挤压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应该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来壮大自己的文化[7]。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和价值加以改造,变成对新时代大学生有益的符号与价值体系,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前提。历史是一位智者,如何鉴古知今呢?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推陈出新是文化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进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是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坚持去伪存真原则,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久魅力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维持多元一体的伟大格局、维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维持各民族相互团结平等中的巨大作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用中国鲜活生动的事实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有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内容还没有被大学生完全重视。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新时代的大学生,才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一)抓住关键因素,坚持教师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疆高校的主阵地,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打造政治素质强、理想信念坚定、情怀较深的教师队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形成弘扬典型、正面引导的良好教学氛围,这也是“四有”好老师的要求之一。事实证明,现阶段教师在高校课堂中仍然起主导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基本素养,坚定文化自信,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永远保持激情昂扬的斗志,为缔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接力奋斗。此外,教师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融入课程思政,确保“三全育人”近几年,高校将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作为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抓,“三全育人”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课程思政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隐性教学实践,需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专业课的契合点,实现“思政元素+专业课知识体系”的育人实践,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在理工科专业知识的课堂教学中,如讲到冲量和冲力的内容,可以引用中国古人是如何安全运输瓷器的;如讲到地质、地壳内容,可以引入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虎丘斜塔和绥中塔。既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总而言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因素,是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应有之义。 (三)融入学校宣传工作,强化传统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新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高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理念,通过学校公众号、官微、短视频等智慧平台,对于引导大学校园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完善高校思想宣传工作体系,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四)融入校园文化,保障环境育人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和“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高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力求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的独特校园文化。一是加强精神文化引领。深入挖掘校史校训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核,大力培育优秀的校风、教风、学风,打造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大学校园文化,增强校园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使其内化为师生的价值追求。二是加强物质文化建设。独特鲜明校园文化的彰显离不开总体的规划和精心的布局,围绕校史校训加强校园文化景观的规划建设,形成校园品牌形象,完善学校视觉形象,推广集影像视频、微视频于一体文化产品。三是要开展行为文化培育。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来培育时代新人,形成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格局,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举办如古诗词大赛、经典诵读比赛等校园活动。 (五)融入家庭教育,打造教育合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美德对于个体价值观、道德素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尊老爱幼”“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已嵌入中国人深层文化结构中,融入中华文化基因中,通过传承家庭美德、家风家训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意义的资源,注重家庭美德与学校教育同向同行,发挥不同的教育主体的优势和功能,形成家校合力育人的格局。儒家思想强调“仁爱”思想,将爱亲人、爱兄弟姐妹的小爱推及全社会变成大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总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3]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5. [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380.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1-752. [7]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52. 作者:杨会萍 骆新华 单位:新疆工程学院
历史学论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历史学研究的论文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历史学论文:高考历史学论文 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看待历史学科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记载,是培养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重要手段,对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重要意义。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唐太宗也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要以知兴替。”可见,学习历史可以加强个人的修养。除此之外,历史上高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白了,它直接关系着你的高考成绩,在当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你对历史有无兴趣,但在主观上你必须重视它。 二、要认真听讲听课 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一般都会把所学内容的精华在课堂上讲解,并集中解答同学们比较难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并形成体系和线索。这在高三尤为重要,因为高三课堂的特点就是容量大,速度快,而且极切近高考。老师往往会联系高考考点,考纲,和往届考题,所以在课堂上必须全神贯注,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跟上老师的思路,积极思考,争取在课堂上留下知识的深刻印象,减轻课后复习的负担。 三、要善于把握 历史线索历史是一门线索性极强的科目,上条脉络清晰的线索可以使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归纳成三条大线,即: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列强的侵略的这条线索下,可以归纳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这样就把分散的历史通过列强侵华这条线联系起来了,省下了我们很多工夫。还有,课本有些东西看似零碎,只要我们注意整理,还可以找出其历史线索,无论是时间线还是空间线。 四、要重视基础知识的落实 历史的高考题型,一般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所以要切实地注重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凡是书上的文字都应认真去看,还有书上的小字部分,每页的注释,也要做到一一过目。不要侥幸的认为这不会考,那不会考。要抓住考试重点的同时,全面地铺开战线。还要反复不断地看书,持之以恒,特别对重要的章节有强烈的印象,这样才能打好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基础好了,才能完成从“自由王国”的飞跃。最后做起题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时就有了心理优势,不至于在高考时过于紧张。 五、要重视对做题的训练 做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在平时的一种能力的试卷上的反映。所以要特别仔细,对题要一字一句的读,扣住关键字词,并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其具体的历史意义。不要审漏,审错漏了题,即使似曾相识,也要从角度、要求的不同来考查,一定要在审准题的前提下产生第一感觉,不要犹豫不决反复涂改。做问答题或材料题时,还要注意答题范围尽可能宽,但应注意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有所侧重,切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作者:李梅兰单位:山西省运城市运城三中 历史学论文:胡服骑射历史学论文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代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的内部压力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较之当时的中原服饰,要轻便的多,而且更适于骑兵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想法尽管得到了大臣楼缓的明确支持,但在群臣中却招来了普遍的非议。主因是中原人身着胡服,首先就触犯了华夷之别的礼仪规范和传统,而采用骑射战术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诸国的军事战法和军队建制。这样,胡服骑射就不简单是个服饰着装的问题了。面对群臣的非议,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心腹大臣肥义进宫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疆土,灭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获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呢?”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经过此次商议,武灵王又得到了肥义等大臣的支持,这就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但当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为了争取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灵王派使者前去游说,公子成却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对此责备,武灵王并没有生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结合赵国的实际,说明了实行“胡服骑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听”。其他宗室贵族赵文、赵造、赵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对。赵文进谏:“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武灵王反驳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并认为:时势在变化,所以,世俗也得跟着改变,这是圣人之道。在强邻压境,胡人猖獗的形势下,长袍重甲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已关系到赵国的存亡,在此种情况下,还死守陈法旧俗,无疑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赵武灵王果断的说:“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针对以上观点,大臣赵造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骑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进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面对这样陈旧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武灵王反驳“: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最后坚定地断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武灵王就是在此高压之下推行了“胡服骑射”,前后共经历了11年,卓有成效,不仅使赵国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击败了胡人,兼并了中山,开辟了广袤的土地。从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虽遭秦五次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使秦国在其称霸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剖析 2.1胡服骑射的分析 “胡服骑射”是一场以军事改革为优秀的封建化运动,主要包括“胡服”、“骑射”两个方面,“胡服”和“骑射”彼此联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骑射”的需要,为实现“骑射”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手段。王国维亦云“: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为他实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赵武灵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在赵武灵王下达的命令中,只强调了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装了呢?其实,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层统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会加以效仿,更何况胡服确实便利。强制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赵武灵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骑射”前的赵军,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行动灵活方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赵武灵王此举的目的有,一为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准备,因为身着传统的裘裳根本无法打仗;二为革除贵族大臣们的保守意识,强化改革精神;三为改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众的尚武之风。第二是“骑射”。几乎与服饰改革同时,赵武灵王又开始“招骑射”,模仿“三胡”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国攻占原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境)变其为骑邑,主因是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的马,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赵国骑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户籍,到一定的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方法。当时的骑兵需要具有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骑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自发地“习骑兵”“、便其用”,有了骑马射箭的本领。因而国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区的策略,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二是“三胡”的骑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不但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也提高了战斗力。三是赵国代地的骑兵。代地边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气力,多习骑射,因此有组建骑兵的基础。 2.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对比分析 2.2.1骑射文化对比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东胡、林胡、楼烦,到匈奴之后兴起的鲜卑、乌桓、敕勒、柔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的民族。在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迁频繁,弱肉强食,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个体部落的独立强盛,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就导致了游牧部落无一不重视在部落中进行军事教育。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高气力,好射猎”。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幼年便开始练习骑射,学射鸟鼠、狐兔,到成年时皆能开弓作战,骑射技艺超群,做到其马“日常驰数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达到“人不驰马、马不懈勒”的状态。匈奴族在冒顿单于时拥有控弦之士达三十至四十万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骑兵队伍,说明当时匈奴对骑射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程度。而当时汉民族的骑射文化却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汉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区,以渔猎农耕文化为主,生活环境相对平稳富足,他们的作战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战车和步兵为主。在此将中原骑兵与匈奴骑兵进行对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原之马不如也;险道倾,且驰且射,中原骑兵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区难免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2.2服饰文化小析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汉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汉民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汉民族的“服饰创新”,这是汉民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汉民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使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2.3胡服骑射的历史学价值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军事实行改革后,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数千年来,他一直是我国古代练兵习武的重要项目。同时,这次改革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价值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第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来刺激、强化军事力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军队内部的结构机制,改革传统的作战方法上。实施胡服骑射后,军队摆脱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费巨大的甲衣战车,变得更加灵活机动而富有战斗力。国家民众由此而减轻了沉重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赋税徭役,一则强兵,二则利国利民,这正是胡服骑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的战法,一扫以往中原车战的陈旧战法的束缚,开创了新的军事活动的场面。从此以后,以步兵、骑兵为基本力量的作战方式逐渐得以推行。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战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第二,胡服骑射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确立,同时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第四“,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服饰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也是区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以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员皆为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习胡服,求便利”成为我国服饰发展的总体倾向。 3结语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不及吴起、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倡导的变法改革,但它提倡给历史的借鉴同样发人深省。这次改革是战国时期较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赵武灵王的改革没有能够继续深入,赵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改变在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骑射”在民族融合,服饰变化,军事改革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改革的成功与得失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实践也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郭文兵单位:长治一中 历史学论文: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大学资料室历史学论文 一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共享既然资料室的发展趋势是建设成为学科分馆,那么实现共建和共享将是非常必要的。①将资料室纳入全校的文献保障体系当中,逐步部署统一的自动化业务管理系统。②业务上分工明确,设立统一标准,贯彻“总分馆”制。③做好各资料室文献资源的回溯建库工作,实现校内文献资源的统一检索,并制定合理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减少重复建设,便于图书馆与各资料室形成各自的收藏特色。④转变资料室原有的封闭状态,探索可行的资源共享制度,推行校内资源的“大流通”。 作者:田瑞雪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学论文:人才培养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优秀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优秀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学论文 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 历史学论文:个人情感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优秀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三)最终影响读者对史实的接受读者接受的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叙述。广大的读者在接受史实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利科曾说:“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读者与历史学家的交流是依靠历史叙述作为媒介的。情感在交流中属于传递的内容,也就是信息。历史学家依靠历史叙述与读者交流思想。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隐藏的情感凝聚到历史著作之中,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是一个主体参与的传播过程。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后,逐渐分辨美丑、善恶,以反省自我、辨别是非。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遭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将情感凝聚于《史记》之中,“思来者”正是为了将情感传递给后来人(读者)。再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宋文帝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鉴远”“贻诲来世”都是裴松之作注时个人情感的写照。综上所述,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各种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是主观行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代表着历史学家不同的个人情感。读者通过阅读历史著作,最终领悟历史学家所要传达的个人情感。 作者:盛亚军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历史学论文:专业选修课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设置情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高校重建课程体系,选修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选修课比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选修课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随着学分制的推行,专业选修课设置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说:“学分制与选课制紧密相连,学分制的优秀是选课制,离开了选课制学分制就失去了意义。”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历史学系推出了一系列专业选修课。北京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1分,选修课不低于54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低于29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1%,提供了71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也就是说,学生至少要修15门专业选修课程方能达到毕业要求。复旦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46分,其中专业选修课须达到26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8%,共提供了11组总计99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即学生至少要修完13门专业选修课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虽然达不到复旦大学近百门的规模,但是也都有数十门之多。河北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学科基础选修”和“学术研究选修”须达到24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5%,累计设置了26门备选课程。安徽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60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63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低于32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0%,备选课程33门。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79.5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15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9%,所设置的备选课程有36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使学生进一步学习本专业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更新的研究方法,了解掌握本学科、本专业较前沿的知识及动态,为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做准备。依据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选修课的性质特征,一年级基本不设专业选修课程,二年级开始少量设置,更多的专业选修课程集中在三年级及四年级上学期,学者王乐忠在论及专业选修课的特点时说:“一般是在大学高年级开设,亦出现在低年级开设的尝试。”现将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选修课设置的时间情况列表如表1,从中可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确主要集中于第五、六、七学期。 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授课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国高校的选修课设置与教学取得显著成绩,就历史学而言,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蔚为壮观,上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达到71种和99种之多,即使像淮北师范大学这样的地方本科院校,也能达到36门。各高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程内容涉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诸多领域,既充分体现了不同高校历史学专业的特点,也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但是,与此同时,历史专业选修课也表现出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这一点得到一线教师、教学管理者以及高教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教师与学生一个共同心理是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如必修课。”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线教师张秀琴等说:“一些教师、学生对开设选修课的意义不够明确,或者说立足点太低。”教师李丽说:“学生普遍把它们看作是不重要的‘辅课’;又因为选修课属于考查科目,学生普遍不予重视。”教学管理人员曹树国指出:各高校学生对“选修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选修只是为了应付学校对学生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对专业选修课与必修课给予了不同定位,选修课在教师的工作量计算、职称评定、精品课程申报等方面的地位远不如必修课,甚至课时津贴也有所区别。对专业选修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定位欠妥必然导致一系列教学问题的出现,出勤率低是最直接的表现。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凸显,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所谓冷门专业来说,其表现要比热门专业更为直接。考村官、考编、考研、考公务员成为大部分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中心任务,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不具备应对上述各种考试的直接功利性功能。学生在时间分配(尤其是在考前冲刺期间)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往往选择缺席备考。部分高校个别专业选修课程的出勤率甚至仅有40%;一线教师乔梅英、杨胜凯说:“大学生选修课逃课现象严重,令人担忧,部分选修课缺勤人数甚至超过了半数。”笔者所讲授的《徽商与儒学》曾获校级课堂竞赛三等奖,尽管如此,学生的平均出勤率也只有70%左右。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低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学生身上。专业选修课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教师的教学要求比必修课教师更加严格,有学者客观地指出:“专业选修课作为专业必修课的补充,其内容涉及面更加广泛,这更需要专业知识扎实及丰富的专家来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然而,在实际教学安排中,此类课程常由年轻教师承担。年轻教师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但是其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缺乏教学经验,中国地质大学教师李胜利就曾论及这一问题:“一些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可能受到院系委托主讲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甚至并不熟悉的课程。”甚至还出现教师为了完成工作量指标,勉强任课的局面,有学者指出:“高校中某些专业出现了教师无课可上,特别是对于新进高校的年轻教师这种现象较突出,但又不得不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年教学工作量,因此,一些老师抱着完成学校任务的需要而开设选修课。”草率任课无疑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体现着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教材建设集中于必修课程上,产生了一系列精品教材,如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系列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系列教材等,历史学必修课代表性的教材有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李侃的《中国近代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等。而对于专业选修课来说,虽然学界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转化为教材,如徽学、方志学、敦煌学等。目前,更多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是教师自拟大纲和讲义,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不得已而借用学术专著作教材的情况。教材建设的滞后无疑制约着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建设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 对于高校选修课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教专家、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管理人员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过应对措施,取得不少成果。偶有学者探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叶书宗曾阐述其讲授《苏联史》的体会;90年代,杨德华交流过大学《元史》的教学经验;近年来,一线教师姜朝晖和张立胜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讨论了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研究性教学步骤;但是,很少有人言及建立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的问题。无论是从所开设的年级(中、高年级),还是从课程内容以及所承担的人才培养功能而言,专业选修课对教师知识及能力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重点遴选和建设一批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就目前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言,必修课“形成团队,打造精品”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施,校、省及部级教学团队层出不穷,而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建设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有教师指出:“从师资力量来看,专业选修课没有专门的教师,每门课程也没有组建教学团队,专业选修课只好由专业必修课教师兼任。”选修课与必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不同,其课程设置、教育目的、教学特点和所承载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必修课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在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选修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教学实践中,如果单纯地把教授必修课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挪用到选修课的课堂上,势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选修课的课程建设、课堂组织、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进、制度建设等归根到底要由教师来完成,而各项与专业选修课相关的改革并非个别教师凭借自己的理解所能胜任,教学团队的优势因此而凸显。另一方面,过去的教学改革在课程方面多强调单门课程的建设,但是单靠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根本无法达到教学目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学者提出“课程群”建设,对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课程群,而课程群建设必须依靠教学团队才能完成。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在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集体内,即使是一个最年轻的,最没经验的教师也会比任何一个有经验和有才干的,但与教育集体背道而驰的教师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环境的最主要角色;教学团队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也是固本强基工程。在高校的必修课体系中,教学团队所发挥的优势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目前,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为此,已有学者呼吁建设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闫怀义等就建议建立化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他说:“建立一支选修课教学团队,以多人授课代替一人承包,是确保专业选修课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同样,探讨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相适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亦离不开强有力的教学团队的打造。综上可见,组建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既是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更是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需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可以借鉴必修课教学团队建设的经验,遴选优秀的专家作为团队带头人,成员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教辅人员组成,并充分考虑年龄、个性、职称、学历及研究方向的互补性。团队建成以后,开展多种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转变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态度;鼓励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授担任选修课教学,整体提升团队的教学水平;力争以团队的力量打造一批专业选修课的精品课程与精品教材,从多角度改变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现状,推进教学改革。 作者:熊帝兵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 历史学论文:课程建设历史学论文 一、课程建设的标准 1.教学条件。教学条件包括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文件,如教学日志、教案、教学检查记录、成绩分析等,要完备、配套;教学大纲要能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教学学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等;选用教材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使用效果好,同时要有辅助教材,如教学参考书、习题集、音像教材等。教学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实验开出率达100%。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优秀,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部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优秀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优秀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4.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针对教学研究项目少,教学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专门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计划地组织教学研究,建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立项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上好文献学课》、《依据特色专业优势,丰富开放型实践教学内容》等六项课题予以资助立项,有效地推动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5.促进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历史文化学院加强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认真做好教学文件、教学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教研室工作制度,明确了教研室一级的管理职责,要求教研室认真做好听评课的组织工作,每位教师认真做好教师听课记录,教研室认真做好教研室活动记录,并定期进行抽查,随时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管,有力地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总之,通过课程建设,历史学特色专业下的课程建设在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效果的增强、教学特色的彰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以点带面,对其他专业课程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了赤峰学院各门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作者:吕富华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研究型教学历史学论文 1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优秀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作者:邵侃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高校教学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主要活动 通过长期摸索,我院已经认识到上述单一的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我院以“多样性”和“循序渐进”为原则,合理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先,在教学方面,我院充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的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制造灾难的凶手之一。近年来,学院每年都统一组织历史学专业学生前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让学生近距离地、真切地感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深化理解理论知识。为了避免学生走马观花,学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种专题性的活动,包括参观展览、走访专家、担任志愿者、听取学术报告等。2012级同学就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并充分利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资源自主地进行有效活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更为细致的参观活动,在参观过程中注意有针对性地记录相关资料、史实,为自己撰写论文收集材料;他们走访了展馆周围平房区的老居民,倾听这些老人们讲述七三一部队的累累罪行;他们还与陈列馆内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学院还将结合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延长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较为集中地在实践基地学习、工作。其次,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和技能。学院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的特点,学院主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活动,增强感性认识;对大二学生,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定期到展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学习,陈列馆根据学生表现选拔胜任者出任讲解员;对大三、大四学生,学院鼓励他们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特长、锻炼能力、提高素质。比如,进行田野考察,跟随专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参与各种学术会议等。在“2013年世界犹太研究与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七三一分会场的活动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的部分学生陪同参观,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再次,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结合陈列馆的展品资源,运用网络、展板、征文、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到我校讲学,内容包括侵华日军化学战研究、战后七三一遗址保护情况等。 二、实践教学活动取得的成果 通过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我院在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史实与实物、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提升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往,很多同学对历史学专业有成见,认为它不如其他实用性强的专业,只能纸上谈兵,将来找工作也受局限。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很多同学们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以史为鉴”,懂得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很多同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学习兴趣提高了。一些同学还选择了考取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我院历史学专业的考研率始终居于全校前列。更多的同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些同学在学习世界史或考研的过程中,外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实践教学活动还引导一些学生选择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学习兴趣提高的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活动,一些同学对中国现代史、东北地方史的学习、研究兴趣渐浓。他们认识到东北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了身处东北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把学习、研究的重心向中国现代史、地方史领域靠拢。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同学围绕这些领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 每年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这两个方向的选题总是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同学在此基础上报考、攻读这些方向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达到了双重效果:其一,避免了枯燥、单调的说教,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宣传,同时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其二,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一反以往老师组织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主安排各项活动。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体现了学生“以史为鉴”的人文情怀,用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历次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总结会、报告会、征文稿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届一届学生思想受到的触动。除了专业方面的成果外,实践教学活动还锻炼了学生沟通、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在担任讲解员、会议志愿者以及跟随专家从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野考察等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很多同学认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良好的综合素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他们在实践基地的活动中,向指导教师、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学习,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已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被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选拔留馆就业。以上成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相信通过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期、持续的合作,未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成果将会与日俱增。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层次、扩大教学对象的范围。目前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限于本科学生。本科学生的年龄、知识储备、阅历都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方式、层次。这必然影响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本着实践教学活动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来应从大一学生开始到研究生阶段一条龙式地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保证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相对稳定、学生的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合作培养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应保证实践活动时间的连续性。目前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时间比较短且分散,导致学生的锻炼机会少。这主要是由于在目前教学培养模式下,课堂授课时间比例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适当延长学生自主学习特别是课外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增加学生轮岗的机会,促进能力培养。 第三,建立追踪与反馈的长效机制,保证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校内、外指导教师应积极加强合作,有效指导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对各批次参与校外实践活动的学生,都应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和引导,储备资料。学生毕业后,还应定期与其沟通,了解学生发展情况,更好地改进实践教学工作。 作者:杨超于琳琦赵景光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学论文:历史学科多媒体课件论文 一、多媒体课件的合理使用,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 知识很容易被学生遗忘,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体验则会对其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在授课伊始,如果教师能够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话,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来。例如,我们在探究《甲午中日战争》这节课中的战争背景以及中国战败的具体原因时,其中《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是要学习的重点知识,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切实地感受带这段屈辱历史给中国带来的伤痛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中相关的知识。为了促使学生形成这种情感体验,我结合了《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的一段视频播放给学生们看,视频中的李鸿章痛苦的表情、步步退让的无奈和日方咄咄逼人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爱国情感。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我抛出问题:“中国为什么会战败?《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危害和影响?”有了之前的情绪做铺垫,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更加的积极、主动,课堂学习的氛围也异常的热烈,这样的教学效果也是极佳的。 二、多媒体课件的展示,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是过去式的,学生在学习中,不可能对历史学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学科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运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并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例如,我们在学习《红军长征》这一课的内容时,由于学生对红军万里长征知之甚少,如果单纯地让学生通过文本的阅读或者教师的简单复述的话,比较难理解红军长征的艰难,也很难真正地立即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于是,我在教学伊始,制作了一个课件,在上课前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里的歌曲《十送红军》来渲染课堂的教学氛围,在讲解新课之时,又播放了一个战斗片段:“湘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学生在观看视频后,也能够迅速地进入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再结合课本内容,边学习边讨论,最后的水到渠成的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左倾冒险主义让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进而学生也能够很轻松的就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有效地突破了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 三、多媒体课件的弊端 1.教育素材的整合不是很合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时候,如何将来自不同途径的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中的一个常见的难题,特别是历史这种学科,要让各种素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难题。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认为信息资料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的信息量过多,没有突出重点,这也是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的。 2.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个,片面地追求表象,忽视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效果。比如,有些课件热闹花哨,有图像、文字和声音以及动画等各种效果,过分地追求了课件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就容易让学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就让教师在传授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学目标淡化了。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多媒体课件在给教学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对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双面性,科学合理地进行使用,让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效地促进学生素养与教学质量的双重提高。将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多媒体教学成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吾甫尔 艾买提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拉哈格镇中学 历史学论文:艺体生的历史学习现况简析 作者:宋继超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美术特长生对历史知识了解、学习、掌握的程度并未达到教育大纲的要求.通过笔者自身的调查了解来看,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成绩不理想,历史知识素养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的因素多出现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习惯与方法不正确以及学习的动机不强烈;同时,也有来自于学校与教师等外在因素,如学校与教师对历史学习的重视不足,忽视对学生历史学习过程中监督与管理,导致历史学习与美术专业课程的学习出现矛盾,并不能妥善给予解决等等.以上的诸多现状,都是引起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厌学的主要因素.而存在的问题则有以下几方面.学习目标不明确、后劲不足每个学生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只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后,才可以更加自觉地、努力地进行学习;同时良好的学习目标还具有导向、激励、制约等心理作用,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经过笔者的认真观察、了解与分析,在美术特长生中,大多数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目标不明确,甚至没有学习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应对考试.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学习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放弃了对历史学习或是减少了对已学历史知识的整理与巩固.学习兴趣不浓郁、学习意志比较薄弱由于美术特长生大多数把其爱好、兴趣及学习时间放在了专业课程上,再加之历史学科需要大量的记忆,学习内容枯燥、乏味等等,这都是导致学生们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的因素.由于对历史课程没有足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们在历史课堂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气氛不浓郁,甚至出现了历史课旷课的学生日益增多.当问及学生们为什么会对历史学科不重视甚至出现旷课的问题时,学生多表现出一种无奈,或是表示可以原谅的想法———我们对历史课学习没有兴趣,同时它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没有太多影响等等.这些现象,完全可体现出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不浓,自身的学习意志薄弱,没有产生自主约束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习能力及良好的学习方法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对其整个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越强烈,也就能越加坚持学习,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帮助极大.而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主动性与专业课程相比之下,其自主性学习能力就差很多.由于美术特长生基本都存在历史知识的底子较薄,以往的学习方法也多以死记硬背为主,加之缺乏对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巩固,没有系统地将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理顺、贯通,只能死记硬背这些零散的历史知识,这就引发许多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一种畏惧心理.由于学习方法的不正确,导致对历史学习没有自信、学习态度消极、兴趣不高等. 提高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有效对策 明确历史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历史教师应让美术特长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树立目标,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才会具有面对并战胜困难的勇气.历史教师要使学生充分认知、理解历史学习对其自身素质的提高与未来的发展重要意义.同时,侧重于学生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爱好,引导、帮助学生们树立不同的、适宜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们感觉不到学习目标的压力过大,经自己努力过,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一样,才可以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当学生们达到目标之后,历史教师则可以再适宜、适时的进行下一个学习目标的制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目标的标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历史教师应该做好自己教学内容安排,最大程度地加强对历史知识的融合性、趣味性,以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情色彩与趣味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同时,还要侧重于发掘与美术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中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一些相关历史知识,提高其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再加上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将历史知识结合生动、幽默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注意力,进而逐步达到使其产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与此同时,历史教师还要充分体现出自身的高尚情操、丰富的知识素养以及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将自身的活力与素养全面的展现给学习,让历史课堂充满快乐的因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与幽默及快乐的笑声.这样的历史课堂才是学生最需要的课堂,才会使更多的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浓郁的兴趣来,也才会使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产生自主性的学习,以配合课堂上历史教师授课的生动、有兴趣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正确学习方法,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主动获取更多知识的基础.良好的学习方法,可以令学生获得更大的成功,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的学习与工作之中.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引导、帮助学生们掌握一种或是更多种的正确、良好的学习方法.首先,及时的对历史知识进行预习与复习.这也是实践证明后的成功学习方法之一,这也需要我们历史教师在学生们掌握此方法之前要进行督促、监督的重点,并使其形成一种习惯.其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知识的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习惯.任何知识在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培养学生们进行自主的、积极的去对未知知识的探究性学习,从多方面去了解、理解该方面的知识,同样,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历史学科的学习.历史教师可以抓住教学内容的重点,以此给学生一个自主探究的题目,让学生们自主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此类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程度,还有助于让学生们产生更加浓郁的学习兴趣,从而丰富其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对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历史教师都没有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兴趣与态度,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也很难全面提高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要做到提高对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丰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出教师的职责,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学论文:在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注重和培养,是提高本科生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十分突出。通过开设研究性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避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出现盲目选题、写作不规范甚至全文抄袭的现象,能够做到选题有所依据、写作有适当的指导、答辩有一定的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积极推广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得以实施和体现。 研究性课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是在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基础上,体现知识的综合和能力的发展,注重体现专题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加强实践性。课程理念表现为:关注学生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经历;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加强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整体效益。着重在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或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力,以及实现知识迁移和相应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习主体应具备以创新精神进行探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学习与理解,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可以搭建一个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平台。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提供思考历史和探究历史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提高学生正确表述历史、对历史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力,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特定的历史课题,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获取材料,以科研的方式获取历史知识、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教学方式。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其创新能力为宗旨和目标,其特点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死记硬背。提倡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使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授课时间,既兼顾教材的系统性、全面性,还要适当介绍或探讨学科中比较深层次的或前沿性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是学生比较欢迎的,能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探究,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在教学中对史料的运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教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热烈地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开阔思路、集思广益,观点逐渐明晰,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实现课堂上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 其次,教师要布置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对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正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地使用信息工具和各种相关软件,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研究性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其优秀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方法及意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研究性课程有利于学生阅读、分析史料和探究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扎实、牢固,并形成初步的研究、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强化研究方法及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应贯穿大学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一、二年级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写前沿性问题的学术研究综述、小论文;三年级,指导写学年论文;四年级,指导写毕业论文。 可以在毕业年级开设专题讲座课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专题课以中国史、世界史两大通史为选修课程,选择和通史课内容相关的史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由各教研室集体研究确定题目,汇总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授课,要求所讲题目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给学生一定量的学术信息、参考书目及相关因特网址等。学生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使研究课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为顺利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保障。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教师的分析论证,使学生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使学生初步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扎实、完善的知识积累和科研素养积累。通过平时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和质量。研究性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体现在论文写作的三个程序上: (一)开题。确定选题,制定提纲,理清思路,撰写开题报告。选题是专业论文写作的突破口,要求论题明确、立意新颖。研究性课程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在学生学会对专业基本问题的把握、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动向、最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和成果,使学生对某些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某些史学问题有所思考,具备了相关的理论、资料储备,做论文时能够从容面对。避免出现盲目选题、全文抄袭等不良现象。 (二)撰写。史学论文写作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资料翔实。研究性课程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文献的查找和阅读,既培养、锻炼学生查找、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开拓学生视野、拓宽知识面。学生利用网络查找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引证。史学论文写作重在驾驭史料,对史料的消化与处理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杜绝史料的杜撰。 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写作技巧等内容的掌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专业课老师注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勤思考、多动笔,通过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学年论文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又极大地调动了论文写作的积极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格式规范。史学论文的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基本格式包括题目、摘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毕业论文要求由学生独立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排版打印。明确规范化的注释包含的要素:(1)作者;(2)论著名;(3)出版地;(4)出版社(或刊物);(5)出版时间(或发表期次和日期);(6)页码(或版次)。 3.修改定稿。学术论文修改的内容包括对观点、论据、结构、语言、注文的修正。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前提下,表达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参照学术信息,考虑是否写出了新意;是否发掘新的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新的解读。指导教师统稿时对课题研究的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层次,遣词用语的准确与规范给出修改建议、重点在于力求写出新意、提高质量。 (三)答辩。规范答辩程序,力求在规范中求进步、促发展。毕业论文答辩的功能在于考核论文质量与评定成绩、修补论文漏洞与完善论文、师生互相启发与学术切磋。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面结束后要及时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对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出建议。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情况和本科教学质量状况。通过研究性课程设置,教师对于学生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都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师生共同研讨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使毕业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开放性、探究性,从总体上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这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术基础论文:基础美术教育论文 1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 1.1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原则 (1)开发内容具有针对性的原则。在对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时,要根据美术教育的实际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资源开发。例如,在美术网络化学习的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美术学习的便捷性、指导性与可用性。(2)注重开发的过程性原则。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树立持久观念,把它看成一个动态过程,在开发过程中,要形成一定的信息化课程资源库,对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进行分类与整理,并对现有课程资源进行开发与创新,不断充实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3)多方合作开发的原则。在开发美术信息化资源过程中,传统的开发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要求,不能仅以教师和教材为主,要注重多方合作,促进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加快合作开发。[2] 1.2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与管理 (1)对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的量化管理。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奖惩制度,在最大程度上提高课程资源开发效率。量化管理通常是在去除情感因素的基础进行的,它是真实数据的充分反映,在做好预设工作的前提下,快速对信息化课程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解。从而指导后期工作的进行。(2)对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对量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量化管理能否有效落实的关键所在。缺乏制度管理,奖惩制度就是一纸空文,不能落实到实际教学课程资源开发工作当中,规章制度也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利用 2.1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利用原则 (1)开放性原则。在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利用过程中,要坚持开放性原则,要在最大程度上对各种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进行利用。扩大课程资源类型、资源空间等,在众多资源中去粗取精,充分运用到基础美术教学中,提高美术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2)优先性原则。在基础美术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接受很多方面的知识,但是学校在美术教学中,不能完全将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这就需要教师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坚持优先性原则,优先利用那些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信息化课程资源。[3](3)适应性原则。在利用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过程中,不仅要从学生的整体情况进行考虑,还分析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依据学生不同的知识水平、技能素质等制定合理的课程资源利用方案。使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得到充分利用。(4)特殊性原则。要发挥不同地区的地域、学校、教学特点,对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结构进行优化,进一步合理利用美术信息化资源,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多样化美术人才。 2.2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资源利用对策 (1)树立正确的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观。所谓的课程资源观其实就是人们的看法和态度,资源观是否正确关系着基础美术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果,对美术信息化资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将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合理有效地应用与美术教学当中,对于美术教学本质及目的的了解必不可少,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美术教学中存在的优缺点,将现代化教学技术应用到美术教学中,促进多媒体教学发展,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传递转向资源交流。[4](2)建立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利用与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利用与评价机制是合理有效利用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的优秀,这一机制应该是动态、立体的,在机制利用过程中要注意将基础美术信息化课程资源进行整合,处理好知识和经验、课程与文化等的关系,尊重美术学习者的独立、创造性;要充分发挥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的促进作用,为教师与学生沟通、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及时解决教师在教学、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要促进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共享,教师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为学生提供最新课程资源,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课程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3总结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作为我国教育资源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基础美术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次研究对基础美术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原则与管理、资源利用原则与对策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不足之处还望指正,希望可以为基础美术教育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车律 单位: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美术基础论文:西方艺术思想对我们美术基础教学牵引论文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艺术观念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影响 论文摘要: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影响着世界美术教育的改革,无论从美术教育理念、还是从美术教育课程观方面,它都对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后现代艺术取代了现代艺术,使走入困境的西方艺术峰回路转。后现代艺术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回归性、折衷性、混沌性与多重性,相应地表现在不求纯粹、善待传统、非个人化、多种标准几个方面,如对当代艺术不局限于视觉形式,绘画超越平面限制,雕塑与风景、建筑相结合,对于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要很好也地加以利用等。后现代艺术一改现代艺术的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世界艺术没有明显的界限,达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形成一定的全球语境。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语境下。世界各国大力提倡艺术教育,并对艺术教育进行着一系列的改革,后现代艺术观念成为影响现代世界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后现代主义虽然思想庞杂。“但其实质还是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因此,表现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则强调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强调通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美术能力,强调美术教育让学生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材料包括声、光、电进行美术作品的创作,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构化等特征是分不开的。在此影响下。西方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程理念。如九十年代初美国盖蒂艺术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学科为本的美术教育”、“多元文化艺术教育”、“视觉文化教育”等观点。世界美术教育改革倡导以人为中心,通过美术教育挖掘个体的潜能达到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扩展美术学习的领域,把美术与各学科联系起来,在学习方式上强调主动探究,形成综合全面的美术教育。从注重知识目标转向人的目标,从单纯知识型向综合素质型转变,向全面发展和个体潜能挖掘转变。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从侧重理性知识向感性、理性并重转变。 二、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 在现代全球化与多元化充斥的教育环境下,我国的美术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对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理念的影响 二十世纪末。多元文化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建构多元文化的多元教育环境使美术教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消解了文化的中心论,文化观念多元并存,认知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成为学生们解读视觉图像的基础和前提。这种理念影响着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则强调统整的课程观以达到培养人的综合艺术能力、强调“以生活技能为本(而非美术制作技巧)代替内容为本的课程,并强调课程的统整”在美术学习中让学生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了解这些艺术的生长环境,以及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这种多视点和多方面的求索,能使学生自觉地回到艺术的生长环境,从而使艺术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不断保持下去。另外,美术教育改革强调人文性的学习。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的到来。理性和感性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偏离了自然,人们认识到艺术是理性和感性趋于平衡的途径,因此,在美术教育改革中,人文性的学习被极度地重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人文性的学习上,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美术知识,使个人感情和整个人类的情感源泉联系起来,个人经验与人类的丰富经验接通,以促进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所以在课改中“不以单纯掌握知识技能为目的。试图改变艺术教育中学生机械模仿与枯燥训练技能的方式。把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原到一种完整的艺术情境中,或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渗透到某个人文主题中。让孩子围绕该人文主题展开轻松愉快的学习”人文主义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美术技巧的掌握和人文主义关爱精神和审美价值感的提升。还有。注重以人为本,培养人的个性以达到完美人格的美术教育思想。后现代艺术观念的“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的观念影响着美术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主导思想,美术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以培养人的个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英国教育家赫伯特里德曾提出“通过的艺术教育”,即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人,把美术教育作为引导儿童发展的工具,从而培养儿童的个性,达到完美人格的塑造。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并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个性特点,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促进他们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高,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对基础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以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课程观的变革,在课程改革中,把“统整的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后现代艺术是综合的艺术,现代美术教育已是综合的教育,美术课程改革也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学科观念,以综合的学科观念而代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逐步使学科门类达到综合。基础美术课程资源的改革同样受到影响,进入2l世纪,美术课程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把美术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睛感、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识、技能”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美术课程资源也并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并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在课程设置上,则强调消除对于实用美术的轻视。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方法进行改革。2000年6月漕《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包括普通学校美术课程标准,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初,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条例”进行了修订。其中指出美术教育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而实施综合、探索的学习。必须扩展美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包括校内资源、校外资源、信息化资源、教师资源,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以提高美术课程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上,则主要体现以素质教育为依据,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美术的能力,改变过去以美术知识、技能为内容标准,而充分体现美术的情感性,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让美术课程和生活、自然紧密联系起来。 总之。西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美术教育改革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学校美术教育更注重美术与文化及社会的联系,设计一种更开放的、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美术课程成为世界各国美术教育改革的焦点”。它同样也推动着我国21世纪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然而。后现代艺术观念是在西方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理念,是西方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我国的艺术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传统。美术教育在这两种文化观念不断冲突的情况下,应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中合理的部分,推进美术教育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我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后现代艺术观念作为西方的产物。我们应该合理地吸收其优点。找到适应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以指导美术教育改革。因此,在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同时。笔者认为,必须处理好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冲突、社会因素对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制约这两方面的问题,克服后现代观念那种排斥继承、不追求艺术内涵、艺术即生活等消极的方面。汲取其积极的一面,这样。中国美术教育改革才可以取得长足的进步。 美术基础论文:地方美术学基础改革论文 一、教学改革的背景 开设风景写生课是美术教学的传统,目的是通过写生提高学生的色彩能力,但现实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却是建立在传授和掌握有关“风景画”这一绘画样式上的。从理论上讲,风景写生要遵循诸如“学习和掌握外光下条件色的特点及变化规律,训练、提高学生整体观察对象及感受色彩、表现色彩的能力”的要求,但由于教师对这一要求的理解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这个要求形同虚设。学生怎么画都行,教师只是从中发现一些闪光点,并给予适当的鼓励,这样就很容易误导学生,即把风景写生课的目的定位于“怎样在画面上实现某种好的效果”。风景写生课实际上不再是提高学生的色彩观察表现能力,而是以完成一个“好”的画面为主,这就把色彩训练的根本目标架空了。 鉴于实际状况,有必要分析风景创作在当今的艺术中还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欧洲,风景画的出现是在人文精神的影响下,绘画逐渐从宗教、宫廷的实用性中分化产生的。它伴随着当时欧洲社会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反映的是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要求。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拥有能摆脱传统的贵族、大资产阶级影响而能反映他们自己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印象派应运而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社会需求,印象派可能就会一直被冷嘲热讽下去,直至最终销声匿迹。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画虽然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已和传统的玉雕、刺绣等艺术品种一样渐趋边缘化。由此看来,把美术基础课教学定位于“风景画”创作,这一目标在现代社会没有针对性,脱离学生未来的实际需求。 二、学生的状况与培养 一些地方院校生源的专业基础相对于部级的美院、省级的艺术院系而言是薄弱的。一般而言,学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满足感。大部分本来无望升学的学生,经过几个月的美术突击进入高校,自己和家长都很满意。第二,有进取心。学生在新的环境重新反思自己,会有一种重新再来一次的心理期待。第三,对自己的实际状况、能力不能清醒地认识。因此,我们的教学设定就要既体现教育主体的目的、要求,又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他们设定一个可行、有效的标准。 所以,我们的教学就应该针对学生需要去解决问题,搞清地方院校的美术学教学怎样才能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造一个可凭借的基础。这涉及到美术学科的内部问题,主要是两点:当代艺术发展的状况和宏观的美术教育问题。 把造型说成就是画画,未免是狭隘的。先假定有“写实”这样的一种造型形式,那么在基础训练阶段可以把“写实”作为一种“范式”,但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写实”本身。“写实”的目的在于训练造型能力,造型能力的发展较“写实”本身更为有意义。在平面中,存在一个具体的形状与色块所构成的抽象形式,这个抽象的形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心理的基本因素。通常意义上的“具象”或“抽象”是指,是否以某种具体造型样式“模拟了自然”的意思。“模拟了自然”本身并不构成艺术中特定的语境,而只构成涂绘痕迹对人的心理生效过程的一个次级因素。而上述“具体的形状与色块所构成的抽象形式”则通过视觉心理、社会心理使涂绘痕迹对人产生有效性。所以,我们的教学目的就应该是指导学生对这个抽象形式中的形状与色彩及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个“抽象形式”的发展与人的视觉心理、生理基础密切相关并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这样一种形式的发展是同步的,所以,对基础造型的学习,既是对人类视觉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是对自身符合历史发展趋向的改造过程。这是造型基础训练的一个更为积极的目标。因此,虽然地方院校的生源基础要弱一些,但如果在教学安排中能充分关注学生特点,使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是成功的教学。 三、课程与教学的改进 基于以上的认识,就必须从目的、方法上对课程做出调整:风景写生教学的目的不应定位于风景画上。教学应借助对传统绘画形式的学习以提高学生掌握造型基本要素(色彩的认识和表现)的能力。色彩的训练包括:对色彩理论的学习;对客观色彩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训练;通过绘画材料对色彩的表现。通常我们只注意理论学习与画面效果,忽视让学生进行最基本的观察、比较和分析,这就割裂了另外两个环节,其实,观察分析才是最重要、优秀的环节。作为色彩的观察与表现,风景无疑是最好的对象之一。取景时,分析要集中在色彩上,对形状中的“具象”因素要忽略,只关注形状对色彩的分割所形成色块之间的明度、纯度、色相的特定关系。这才是“抓大感觉”的过程,也是表现的前提。因为观察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制约下进行的,表现是对观察结果的物质化体现,所以表现效果体现的是观察的质量,反映的是对理论的理解程度。这不只是做到了主动把握和传达客观的色彩关系,因为客观的色彩关系和画面上的色彩关系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把握和传达的过程就是表现作画者对客观自然色彩的感觉、情感的过程。由此,学生经过训练得到的是有效的思维方法,实际的色彩创造能力,而不是“死”的技法。 课程安排上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考虑写生时间、地点的特点,灵活具体地安排教学。同时鼓励督促学生积极、热情地进入学习状态,争取好的学习效果。这是对风景写生教学的探索,也是对美术学基础教学僵化局面的突破。 美术基础论文:人文视角中的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 1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研究的人文进路 学习评价本意是指凭借一定的组织、程序、方法以及技术手段,针对知识转化程度以及个体经验的累积效用的价值判断与测量实践。“知识转化程度”是指“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的传递效率与效果;而 “个体经验的累积效用”,则指在教与学的日常交互以及知识转化传递过程中,学生有目地的反思性建构个体经验的能力及程度。教学意义上的“知识转化程度”与“个体经验的累积效用”通常被综合理解为“教学或学习效果”。在学习评价的实践中,以“知识转化程度”作为指标反映的主要是事实知识、原理知识的扩散、掌握;以“个体经验的累积效用”作为指标鉴定的则是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1]的生成、运用。学习评价实践中的这两个层面构成了其主要内容。科学的学习评价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的有力保证,能够促进教与学行为的调整,促使教、学实践活动日趋完善。而不恰当的学习评价则会阻碍学生取得最佳学习效果,严重时甚至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相对于教育教学的系统设计,学习评价只是其中一个微观环节。这个小环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育教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学习评价的标准、内容、方式方法、导向总是处于不断的改变革新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宏观框架下大环境与教育教学的交互状况,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利益、政治、哲学、社会思潮、知识范型的更迭等外部因素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学习评价理论在具体实践的微观层面的多元取向,学习评价需要依据评价背景、评价对象、评价目的、评价内容的不同灵话地采用不同的评价模式与方法。也就是说,学习评价的设计、实施主要围绕满足、实现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展开,其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方法策略必然一致于教育观念以及教学理念的规定性。相应的教育教学观念、模式的推行、转变必定会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学习评价模式的变革。学习评价也必然需要通过在不断的调整革新中匹配教育教学的系统设计,以促进教学实践的整体完善。 高职美术基础课程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先导课程,课程的设置目的,是籍此对学生进行审美能力的综合训练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启发。希望学生通过学习美术基础课程后能够具有一定的绘画再现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再是能够综合运用个人能力,寻找形式语言、材料媒介等个体感受点;通过美术基础课程的学习实践,扩展学生的美术文化视野,为链接后续的专业艺术设计做好铺垫。高职美术基础的学习评价主要是采用一定的方法技术作出关于学生对于高职美术基础课程的学习效果的反馈,根据这个反馈信息,相关教育要素作出相应调整、改进,以保证教育目标要求下的教育效果的现实化和最优化。 目前,高职的教育改革正勃然盛兴,美术基础课程在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下,在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组织选取方面均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在教育教学观念变革的前提下,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期匹配课程的整体设计,保障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当前教育界关于学习评价研究在观念上达成的共识,首先表现在评价目标是以多元的综合能力评价取代了传统的单纯知识评价;其次,评价角度综合了注重过程的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再次,关照了评价主体多元化、交互性等特征。在方法上注重了量化评价与质性描述的结合等。这些积极的探索与有益的成果极大的丰富了传统学习评价,保障了学习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以及可接受性,给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研究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高职的学习评价的方法论主要取自自然科学、数学学科,学习评价的方法技术和模式主要借鉴甚至挪用了工科职业教育的经验模式[2],这将导致以此参照所建立的学习评价在观念与技术上与高职美术基础课程审美教育的人文价值属性之间的不匹配,甚至是产生价值冲突与矛盾。在此情况下,学习评价并不必然对教育教学产生积极正向作用,因为教育观念决定评价技术。如果说高职教育的培养模式决定了高职美术基础课程的技术、技能导向,那么,美术教育的自身规律、特点与本质要求则决定了美术基础教育的人文、审美价值取向。现实中的高职美术基础教育往往“顾此失彼”——盲目扩大技术、技能导向,忽略简化人文、审美取向,事实上,在技术理性观念以及因果原则主导下的高职美术学习评价不免导致评价的定量化和结果的标准化,这将使经验、反思、情感、个性、自由、想象、理解、领悟等这些审美教育中至为重要、关涉意义和价值的因素失落于学习评价视野之外,那么,艺术设计专业所需的一定的艺术审美素养、创造能力以及设计意识的培养自然无从谈起,最终则会有悖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与“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盖因于此,开拓新的人文关照视角,尊重高职美术基础的学科规律,理解美术基础课程的人文价值属性,不仅是建立关于美术基础学习评价的正确观念,深化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改革的契机,还是探索关于美术基础学习评价具体方法技术的进路。 在这里,强调人文视角并非是要搁置对掌握美术基础客观具体的技能与专门知识的理性评价,而是要在对于“事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将“价值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也就是说,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并不仅是针对美术基础知识转化程度进行的被动的反映,其尤其需要摒弃威权独白的方式方法,深入到情景、现场以及学习主体的内在角度,对学习主体的“个人经验”作出解释性理解,达成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与理解,产生意义共享。 2人文视角与能力本位、就业导向的关系 谈到职业教育,大家的共识是职业教育是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职业岗位所需的能力为本位的教育,职业教育活动并不重视个体价值,个性发展的需求要让位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作为职业教育课程一分子的高职美术基础教育也应该淡化人本性目标,忽略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作为高职教育特点的体现而予以强调。这其实反映了对 职业教育语境中“能力”概念的理解偏差,对“职业能力”与 “职业技能”的概念的混淆,从而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 在19~20世纪整个社会全面变化的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激荡使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此起彼伏,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转而面向更为超越甚至是更为颠覆的“人”的领域——从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主体的塑造到自我与自身关系的沉思和实践。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历史时段对人类理性以及人的主体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造成了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因而,教育的发展总是伴生着观点的论战。然而相对于教育视野中一切变化的因素,作为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成其为最终归宿的“人”,始终属于教育的“终极关怀”。从理论根源上看,教育的前提总是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教育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教育是一种人文活动,兼具关涉“客观事实”的科学性与关涉“价值、意义”的人文性是教育活动的重要特点,对于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的任何非此即彼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 同样,作为教育类型的一种,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职业教育高扬的旗帜。例如,给我国职业教育极大启发的职业教育的典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能力”是指“胜任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所有要素的综合,包括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等”[2]。而且,即便是对于具体的“操作技能”的分析,认为其至少是知识、心里运算过程和操作行为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并且“同时涉及职业态度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心理素质和智力的提高,审美意识的提高等”因素。职业能力是建立在“具有纵深的职业工作环境以及职业劳动组织的基础上”[3]的行为结构与心理结构的综合,其所涵盖的层面远较静态的知识与技能复杂的多。并且,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强调职业能力与生活世界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当代职业教育的人本取向充分观照、尊重与理解人的发展、需求、自由、创造、人格与尊严等,肯定了非智力主观因素在职业培养中的积极意义,并以此作为基底来培养面对复杂、多变的工作世界的社会职业人,因此,就本质而言,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研究的人文视角凸显了其在培养“完整的、平衡发展的人”、“全面的人”[4]方面的导向价值,与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就业导向并不矛盾。 3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伦理 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伦理本身即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是判断其评价实践(操作过程与评价结果)对“真、善、美”——即客观、公正、理性原则的符合程度的标准。评价主体的价值尺度是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伦理的出发点。在这个尺度的恒量下,首先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评价双方的权力关系,尤其须对教师的威权强势定位进行扬弃。 高度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职美术基础教育过程的应有特点,因为任何美术内容的学习都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理论的学习就能够掌握的。高职美术基础教学正是通过美术实践的路径体验升华出个人审美能力,从而达成其美育功能的教育目标。因此,高职美术基础教学活动本身并非适宜精确量化,那么,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中的所谓量化必然都是相对的,所以,其评价结果须依赖评价者的经验和直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若无被评价者对评价结果有正确的理解与理性的把握,学习评价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增值效益。多元价值观下的学习评价强调主体多元,但无论评价主体的形式是教师,还是学生自评、互评,评价双方只有在批判反思精神的引导下建立民主的平等与对话关系,才能达成交往共识。 此外,由于学生本身是具体的、丰富多样的个体,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每位学生各有不同的禀赋,性格特点各异。加之,艺术类高职学生入学时的美术基础也是参差不齐,对课程学习的参与程度和接受能力也不相同。因此,学习评价者宜采用多种评价标准,综合考量个体在各自基础上的发展。学习评价应当发挥导向、激励作用,而不是使被评价者沦为被评价差异化的惩罚对象,挫败其对于高职美术基础的学习兴趣。 4结语 高职美术基础学习评价伦理的道德考量在于,如何规避人的因素等不确定性风险,协调和制约评价实践中各因素的矛盾、冲突,保证学习评价手段的运用不会背离教育原本的设计初衷,做到既合乎职业教育规律,又合乎职业教育的终极追求。 美术基础论文:美术造型与色彩的基础研讨 中国民间美术艺术是各民族美术传统形成的基础和本源,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产生对美术的追求,并将本地区生产生活的内容融合到民间美术创作当中,形成了造型多样、色彩斑斓、富有民族性和地区域性特征中国民间美术。中国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一变化多端的造型,夸张、平面、多变的色彩诉诸于人们的视觉功能,创作中的无拘无束让他们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美术中的造型和色彩,充分展现他们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现代美术设计是以美术作品应用基础的艺术设计、平面设计、环艺、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戏剧美术设计、建筑设计。现代美术设计与民间美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和色彩能拓展现代美术设计者的思维空间,强化其艺术创造能力,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艺术作品。 1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在现代美术设计中应用 现在美术设计和民间美术艺术造型之间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他们都有追求单纯、概括、简洁造型表现形式,强调造型的与内容之间的契合,都有色彩艳丽、对比丰富的特征。因此民间美术造型对现代美术设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些经典的美术创作作品、方法皆可用于现代美术设计当中。1.阴阳相济造型的应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强调阴阳相调、阴阳相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阴阳平和之美,这体现出中国人对造型追求一种和谐之美。在中国剪纸、绘画当中,都有阴阳相济造型的使用,如剪纸当中的阳剪法、阴剪法、阴阳混剪法等等,绘画中的山水画、泼墨画等等。在现代美术设计当中,可以讲阴阳相济的造型应用到包装、立体雕塑等方面当中,让作品更加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观。如巧妙运用民间剪纸中的阳剪法进行创意设计,可协调画面空间"精简形态,使形态更加完善精炼!如果能对实形进行充分的运用"更能提高设计的意味。白与黑是一组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白既是无黑,留白是为显黑,一般来说黑处显实、白处显虚,如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志,构思既形象又十分巧妙。2.和谐过度方法的应用民间艺术家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其美术造型既有实体的抽象化表现,也有有对抽象的内容的实体地描绘,但是在抽象和实体之间过渡非常和谐自然,这一点是强调线条,强调视觉冲击力的现代美术设计所不具备的。因此在现代美术设计当中可以借鉴这一点,利用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自然过渡,巧妙设计一些韵味深长、内容丰富的作品,这样能够使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如自然界的流水、云气、烟火等并不具体的物质形态,在现代艺术设计当中设计者可以根据设计者的需要,在实体与冲向之间通过改变了自然形态不确定性,以实体的形式将抽象的形态表现出来,勾勒出线条之美、视觉之美,使作品形态更加具有装饰感。这一点在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的设计上早已经体现出来,祥云造型既像一朵飘动的云,又极具动感,在祥云与火炬之间抽象向实体过渡中,显得非常巧妙自然,设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在现代美术设计中应用 色彩是人们欣赏一个美术设计作品的第一观感因素,色彩运用是否合理决定着读者的第一感觉。由于人类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种族遗传等因素,在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自然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色彩形式和色彩观,我国的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木偶、风筝、彩印花布、刺绣、面具等等民间美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赋色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民间美术对色彩运用,在熟练度、创造性等方面,都是现代美术设计不能企及的,现代美术设计应该充分借鉴民间美术在色彩上面的经验。1.色彩视觉涵义应用传统的民间美术对于色彩的理解已经不仅限于色彩本身,更多的融入了一种特殊情感在里面。在民间色彩创作中,他们赋予了颜色以生命,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涵义,并将这种涵义渗透在美术作品创造上中,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目的。2.色彩变化灵活应用在民间,美术创作几乎不受任何居住,中国民族民间美术与宫廷绘画、文人绘画以及现代绘画相比,多了一份自由创作之气,少了一分文化束缚之苦。劳动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劳动之中,通过偶尔迸发的了灵感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可以使用自己得到的任何颜色,赋予这些颜色他们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色彩变化上方法要想真正应用到现代美术设计当中,这就要求社会、创作者自身要把创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色彩表现上更加不受拘束,不断进行大胆的尝试,探索新的色彩艺术效果。总之,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和色彩与现代美术设计中造型与色彩是相通的,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和色彩上的可取之处,完全可以应用到现代美术设计当中,激发设计者的灵感,赋予作品更强的生命力。 美术基础论文:试论高职美术专业素描基础课教学 [论文摘要]高职院校的素描教学作为美术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学生绘画艺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搞好素描教学,教师要以基础教学为主,开展学习方法的指导,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论文关键词]素描教学 观察方法 整体美感 创新能力 美术的基础是素描造型,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特殊技能。素描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种用黑、白、灰的层次变化或有节奏的线条来描绘客观物象的形体、结构、明暗、立体感、空间感、质感、量感的绘画形式。由于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美术基础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学周期里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使其形象思维得到充分训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可见,有必要对高职的素描基础课程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目标设计。 一、以基础素描教学为主,培养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和技能 在素描作品中,整体感是产生美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联系各种有机关系的关键。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技法时,要引导学生学会整体地观察和表现物象,同时要把培养学生的整体感作为素描基础教学的重要内容。在高职美术专业教学中,如何来使学生的素描整体感提高呢?阿 (一)学会整体观察 法国画家德加曾经说过:“素描画的不是形体,而是对形体的观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观察方法的问题。要从物象全局着眼,首先看全貌,然后看其主要部分,其次才是看局部细节,始终不能忘记或脱离其整体。整体的观察,就要取其大体的形态动势,确定主要的形体形状。观察时,视线不能总看着一个地方,要暂时省略掉细节,观察前后大小的比例关系,统筹地去看。学生只有通过整体观察,才能让复杂的东西在画面上变成一个有机体。所以这种观察包括构图时上下左右的布局,明暗中的强弱对比。当可以很熟练地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娴熟的绘画技法才能最终派上用场。 在教学中,教师应按照由简入繁的教学原则,从石膏几何体、静物写生过渡到石膏头像、石膏陶像,再由真人头像到半身带手肖像构成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循序渐进地实施教学。教学前期着重引导学生弄清比例、结构、明暗、解剖、透视、运动、节奏、体积感等写实基本规律。在素描写生练习中,石膏、静物等是静止不动的,这是培养观察能力的好途径。教导学生在动笔作画之前,应该用足够的时间观察形象的特征。要使自己明确对象的整体及主要特征,做到心中有数。要坚持多看、多分析,不断深化认识和理解的程度。 (二)培养整体美感 素描整体美的培养使学生观察能力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素描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艺术思维的想法和如何观察事物的看法。离开了这两点,素描练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比较照顾全局。素描的整体感是指作画过程中画面的整体效果而言。一般来说,作画时要求抓住大效果,可分四个步骤进行,即打形体结构与轮廓阶段,上大体明暗阶段,深入刻画阶段和调整完成阶段。在作画过程中切不可从上画到下或从左画到右,这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其实,素描就是比较、比较、再比较。比物体色调的深浅,比形体比例的大小,比透视关系的前与后、虚与实。根据这种比较画出来的物象,才是客观对象真实存在的一面。 对一个完整的对象来说虽然它是由若干必不可少的局部组成的,但它们相对于整体来说,却又都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宾主关系。因此,在深入刻画时就不能一视同仁来平均对待,不能导致喧宾夺主的局面出现,而必须首先要抓住整个对象中最能体现神形特征的主要部分,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或虚或实,都有着它的规律和秩序。我们在写生时如果打乱了这种客观秩序,就会出现支离破碎的画面,因而影响整体感。 2.针对细部刻画。细部刻画,是绘画过程中继构图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过程。细部刻画,即通过认真观察,相互对比,将各个静物的每一个小的细节刻画好。细部刻画使作品更形象、生动,更具活力。 好的作品,画都显得很亮,画面似乎是透明的。这应该得益于上调子时很好地保持了黑、白、灰的色阶,拉开了色差的关系。并且,画面上所有的黑、白、灰都要同步进行,避免很跳的亮色或者死黑的暗面。接下来的细部刻画也是建立在整体大的明暗关系中的,通常从明暗交界线开始铺调子,线条可以紧张一些,接着由紧到松,铺开整个画面。 所以,在素描课的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对整体美的塑造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素描写生教学的开始阶段就应及时给学生输入整体思维方式的概念,并形象地加以解释。在写生训练的过程中教授具体的整体方法和整体程序的同时,不断强化整体意识,使学生通过整体方法的具体训练和运用,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较高素描水平,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达到理想的目标。 二、以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育家第斯多惠曾明确指出:“我以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艺术。美术教育是激发创造性和获取创造性表现能力的手段之一。激励、唤醒每一个学生潜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会让学生在创造的过程中对素描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素描的教学过程中,在学生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后,笔者努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意识,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再进行了一些尝试。 第一,运用合理、科学、灵活、多样的综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启迪创造智慧。例如,在素描技能教学训练中,教师改变光源的方向、静物的摆放位置以及写生的视角等,使学生对物象作全方位的观察、剖析,从中获取直观感受,以开拓原有的思维空间,达到对物象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的观察和理解。物体移位、组合教学法是打破传统素描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尝试。传统的方法是摆好静物的写生,有着或多或少的被动因素。在教学中,我们采用随意布置的一组石膏几何模型静物,要求学生在想象中对它们进行重新移位组合,运用构图的形式规律,表达出一定的思想和情趣。学生根据思维中形成的有结构的意象,运用具体的方法进行表现,在线条的使用和明暗色调的设计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情感,从而在这种具有艺术情趣的体验中,能更好地保持学习素描的兴趣。 第二,根据设计专业的特点,将设计意识与素描牢牢结合起来,不过多地追求对客观实体的再现,而偏重于理性归纳的表现,严谨分析形成一种科学的逻辑性。通过设计素描训练来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意识,培养具有归纳组织形体的能力。运用简练概括的线条,快速捕捉物象的外部形体关系与空间关系,是学生将来进行室内设计和平面创意所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在写生中通过自我感受表现的追求,探索富有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技能,使素描基础技能的学习与感悟视觉造型的精神意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主观精神感受力、视觉语言的理解力与表现力。在教学内容上,通过对素描创新教学新思考、素描基础技能架构、视觉语言与形式基础、素描限色创意表现四个部分,构筑素描与创意基础培养的全新内容。 作为一名平面设计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迅速地用图形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我们打破以前传统单一的绘画思维习惯,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的职业习惯。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了解设计素描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深刻认识到素描并不仅仅是描摹对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视觉形象表达出个人的观点与构思,发挥个人独特创意的自由空间。 总之,素描是一切艺术造型的基础,是艺术的起点。离开了素描就谈不上艺术。高职素描教学要以基础教学为主,培养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和技能,以设计为目的,以能力培养为优秀,培养高技能的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 美术基础论文:试论高职美术专业素描基础课教学 [论文摘要]高职院校的素描教学作为美术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学生绘画艺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搞好素描教学,教师要以基础教学为主,开展学习方法的指导,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论文关键词]素描教学 观察方法 整体美感 创新能力 美术的基础是素描造型,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特殊技能。素描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种用黑、白、灰的层次变化或有节奏的线条来描绘客观物象的形体、结构、明暗、立体感、空间感、质感、量感的绘画形式。由于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美术基础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学周期里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使其形象思维得到充分训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可见,有必要对高职的素描基础课程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目标设计。 一、以基础素描教学为主,培养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和技能 在素描作品中,整体感是产生美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联系各种有机关系的关键。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技法时,要引导学生学会整体地观察和表现物象,同时要把培养学生的整体感作为素描基础教学的重要内容。在高职美术专业教学中,如何来使学生的素描整体感提高呢?阿 (一)学会整体观察 法国画家德加曾经说过:“素描画的不是形体,而是对形体的观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观察方法的问题。要从物象全局着眼,首先看全貌,然后看其主要部分,其次才是看局部细节,始终不能忘记或脱离其整体。整体的观察,就要取其大体的形态动势,确定主要的形体形状。观察时,视线不能总看着一个地方,要暂时省略掉细节,观察前后大小的比例关系,统筹地去看。学生只有通过整体观察,才能让复杂的东西在画面上变成一个有机体。所以这种观察包括构图时上下左右的布局,明暗中的强弱对比。当可以很熟练地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娴熟的绘画技法才能最终派上用场。 在教学中,教师应按照由简入繁的教学原则,从石膏几何体、静物写生过渡到石膏头像、石膏陶像,再由真人头像到半身带手肖像构成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循序渐进地实施教学。教学前期着重引导学生弄清比例、结构、明暗、解剖、透视、运动、节奏、体积感等写实基本规律。在素描写生练习中,石膏、静物等是静止不动的,这是培养观察能力的好途径。教导学生在动笔作画之前,应该用足够的时间观察形象的特征。要使自己明确对象的整体及主要特征,做到心中有数。要坚持多看、多分析,不断深化认识和理解的程度。 (二)培养整体美感 素描整体美的培养使学生观察能力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素描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艺术思维的想法和如何观察事物的看法。离开了这两点,素描练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比较照顾全局。素描的整体感是指作画过程中画面的整体效果而言。一般来说,作画时要求抓住大效果,可分四个步骤进行,即打形体结构与轮廓阶段,上大体明暗阶段,深入刻画阶段和调整完成阶段。在作画过程中切不可从上画到下或从左画到右,这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其实,素描就是比较、比较、再比较。比物体色调的深浅,比形体比例的大小,比透视关系的前与后、虚与实。根据这种比较画出来的物象,才是客观对象真实存在的一面。 对一个完整的对象来说虽然它是由若干必不可少的局部组成的,但它们相对于整体来说,却又都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宾主关系。因此,在深入刻画时就不能一视同仁来平均对待,不能导致喧宾夺主的局面出现,而必须首先要抓住整个对象中最能体现神形特征的主要部分,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或虚或实,都有着它的规律和秩序。我们在写生时如果打乱了这种客观秩序,就会出现支离破碎的画面,因而影响整体感。 2.针对细部刻画。细部刻画,是绘画过程中继构图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过程。细部刻画,即通过认真观察,相互对比,将各个静物的每一个小的细节刻画好。细部刻画使作品更形象、生动,更具活力。 好的作品,画都显得很亮,画面似乎是透明的。这应该得益于上调子时很好地保持了黑、白、灰的色阶,拉开了色差的关系。并且,画面上所有的黑、白、灰都要同步进行,避免很跳的亮色或者死黑的暗面。接下来的细部刻画也是建立在整体大的明暗关系中的,通常从明暗交界线开始铺调子,线条可以紧张一些,接着由紧到松,铺开整个画面。 所以,在素描课的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对整体美的塑造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素描写生教学的开始阶段就应及时给学生输入整体思维方式的概念,并形象地加以解释。在写生训练的过程中教授具体的整体方法和整体程序的同时,不断强化整体意识,使学生通过整体方法的具体训练和运用,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较高素描水平,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达到理想的目标。 二、以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育家第斯多惠曾明确指出:“我以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艺术。美术教育是激发创造性和获取创造性表现能力的手段之一。激励、唤醒每一个学生潜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会让学生在创造的过程中对素描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素描的教学过程中,在学生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后,笔者努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意识,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再进行了一些尝试。 第一,运用合理、科学、灵活、多样的综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启迪创造智慧。例如,在素描技能教学训练中,教师改变光源的方向、静物的摆放位置以及写生的视角等,使学生对物象作全方位的观察、剖析,从中获取直观感受,以开拓原有的思维空间,达到对物象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的观察和理解。物体移位、组合教学法是打破传统素描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尝试。传统的方法是摆好静物的写生,有着或多或少的被动因素。在教学中,我们采用随意布置的一组石膏几何模型静物,要求学生在想象中对它们进行重新移位组合,运用构图的形式规律,表达出一定的思想和情趣。学生根据思维中形成的有结构的意象,运用具体的方法进行表现,在线条的使用和明暗色调的设计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情感,从而在这种具有艺术情趣的体验中,能更好地保持学习素描的兴趣。 第二,根据设计专业的特点,将设计意识与素描牢牢结合起来,不过多地追求对客观实体的再现,而偏重于理性归纳的表现,严谨分析形成一种科学的逻辑性。通过设计素描训练来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意识,培养具有归纳组织形体的能力。运用简练概括的线条,快速捕捉物象的外部形体关系与空间关系,是学生将来进行室内设计和平面创意所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在写生中通过自我感受表现的追求,探索富有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技能,使素描基础技能的学习与感悟视觉造型的精神意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主观精神感受力、视觉语言的理解力与表现力。在教学内容上,通过对素描创新教学新思考、素描基础技能架构、视觉语言与形式基础、素描限色创意表现四个部分,构筑素描与创意基础培养的全新内容。 作为一名平面设计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迅速地用图形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我们打破以前传统单一的绘画思维习惯,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的职业习惯。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了解设计素描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深刻认识到素描并不仅仅是描摹对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视觉形象表达出个人的观点与构思,发挥个人独特创意的自由空间。 总之,素描是一切艺术造型的基础,是艺术的起点。离开了素描就谈不上艺术。高职素描教学要以基础教学为主,培养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和技能,以设计为目的,以能力培养为优秀,培养高技能的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 美术基础论文:创意产业背景下艺术设计专业美术基础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摘要 伴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创意产业对于艺术设计相关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所以艺术设计人才的美术基础课教学模式的改革需要随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完善, 更要着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为目标,因为这些正是文化创意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 创意产业 艺术设计 基础课 一、引言 中国目前是一个以加工制造为主要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就一定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撑,所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了国策。那么如何培养有创新能力的适合人才,将成为当前艺术设计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做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根基的美术基础课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创意产业概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创意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驱动器。在全球范围内,创意产业在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区域经济的复兴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影响力。 “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继“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之后的学术领域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短短几年时间里,创意产业就从新概念的整合到付诸实践,又从发达国家迅速普及到发展中国家。创意产业是以科技、文化和智慧的结合为前提,再通过知识产权手段生成产业,以创造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为目的的新经济形式。21 世纪的竞争将不仅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也是文化创意的竞争; 市场竞争也从以产品竞争为主转为文化创意之争。 三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发展现状分析我国目前要发展创意产业,最关键的困难就是缺乏优秀的创意人才。一个方面是人才过剩,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资料显示:2011 年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就约660 万左右。另一个方面却是创意市场人才非常缺乏,供需比严重的失衡。 艺术设计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与国家教育的宏观政策有关,也反映了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对于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大规模发展的背后,也有不少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比如设计艺术基础教育体系、培养模式与日标没有与时代同步发展。也需要建立一种规范的、合理的、科学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 另外大多数专业师资和教学设备投入不足。 伴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的变化,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能力的要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目前的情况大多是学生进校后,普遍对绘画基础课兴趣不大,学生轻视基础课,对基础绘画课缺乏主动性。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目前主要反映在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课程体系结构不尽合理、课程教学模式还较传统、,师资水平参差不齐。 四、美术基础课教学模式创新策略目前大多数高校都以建设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定位,目的就是要造就综合素质优秀的复合型艺术设计的人才,所以就要以前瞻性意识为教育理念,才能构建出“应用、传承、创新”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框架。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美术基础课教育既要遵循艺术教育规律,也应该深化教学改革,把对人才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优秀,加快从技能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换,培养高文化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很多学校实行建立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也是当前艺术设计基础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在对学生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培养的同时,也能注重对学生设计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要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扩大工作室和企业的合作层面,提高合作深度,形成工作室制与校外实习基地有效合作的长效机制,充分满足课堂教学和设计实践的需要。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国际师资和国外经验的引进,积极借鉴国外新的教学思维方式,积累经验,来把创新的观念贯彻在基础课的训练中。具体方法可以在基础训练中,多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地表达想法,让学生寻求自己个性化的表达,利用逆向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也可以通过素描和色彩的训练,让学生能想,敢想,培养创造性地思维方式,多观察自然中的形态,多用举一反三的方法来思考,去发现自己的性格特征和气质,从而形成自己的审美观。 艺术设计专业美术基础课包括素描和色彩两个部分,是每个学习艺术设计的学生都要经历的重要学习阶段。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造型基础和创意性思维表现,着重加强符合艺术设计各专业特征的“美术基础”艺术规律以及表现技法,注重对学生形象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的培养。从而教育出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复合型高级设计人才。 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基础课教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逐步调整美术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衔接关系,才能使美术基础课真正的地成为设计专业的“基础”,改革原有的美术基础课教学模式,减少单纯技巧与经验的讲解,多去发展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能更好的纠正美术基础课与专业课脱节的状况,比如改光影素描改革为设计素描;将传统绘画色彩改革为装饰性色彩,在此基础上加大室外写生训练。 五、结论 艺术设计美术基础课教学中引导学生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基础课教学中,教师面对不同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在思维方式上去正确引导学生,让学生敢于求新,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通过分析点评学生的作品来找到优劣点。正确的引领学生学习,鼓励学生尝试新材料,运用不同的工具,通过美术基础课的训练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意思维观。只有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和灵活性,构建新的适应时展的艺术基础课教学模式,方能使高校培养的艺术设计人才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美术基础论文:基础美术如何开展个性化教育 摘要: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改大力推行的今天,美术基础课程标准中明确表示,要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全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美术教育中只有注重个性化的教育才能促进学生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产生科学探索欲望。 关键词:基础美术;个性化教育;想象力 基础美术教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童趣性,它在培养学生艺术修养、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也愉悦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对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而在当前的美术教育中,教学方式单一枯燥,教学理念落伍,在各学校仍以升学率为主导的观念下,美术教育容易被忽视,被边缘化,根本起不到素质教育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全国大范围健康有序的推广,美术教育亦要紧跟改革的步伐,借助新课改这股东风,改变当前传统美术教育中的不足,重新定位美术教育在学生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使其个性化的特征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不仅是当代美术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更是未来美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一、 课堂教学思路要拓展,教学方式要个性化,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基础美术教育阶段不是以培养画家为目的的教育,而是通过多彩的美术活动和美术课堂让学生对美有着最初的认知,能初步受到美育陶冶,激发其探索美的欲望,因此,教师在美术课堂中要拓展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式,使其美术教育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又富有一定的童趣,这样才能使学生既有着好奇心去探知,又能根据生活实际进行大胆的想象,因此这样的课堂才能产生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上一年级《小小建筑师》这一实践课的时候,在第一个班,我直接说了一声,我们这节课做个小房子吧,大多数的同学都中规中矩的按照生活中常见的房子样式开始搭建,毫无新意。而另一个班级我则通过多媒体播放了一段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物,在播放的过程中就听见下面传来了窃窃私语声,“原来房子可以有那么多的造型啊”,“圆形的房子真漂亮”,“我长大后要造一个花朵形状的房子”,然后学生就很有兴趣的讨论开了,在我准备好的几何形体中,好多学生都通过视频播放的启发,变幻出不同的房子类型,学生大胆的想象实践,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 教师观念要个性化,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在美术的世界里尽情的遨游飞翔。随着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在美术教育中教师要想与时俱进,也要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寓教于乐于兴趣中。这里的教学观念个性化指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语言要个性化。美术课堂中,教师的语言直接决定了整节课的教学效果,生动风趣的语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学生的美术作品中。比如在讲到三年级下册《多彩的窗帘》这一节时,我创设情境,模仿了朵拉的声音与孩子们进行交流,“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朵拉,最近一直有个难题围绕着我。我刚搬了新家,装修的也非常漂亮,但是惟独我家窗帘还没选好,真是头疼极了,但是我听说,我们班级的小朋友,非常聪明,又擅长设计,所以我想拜托大家帮忙设计几块窗帘,你们愿意帮我吗?”这样一个情境导入,孩子们很快就融入了整个教学过程中,非常积极又热情的帮朵拉设计出了各种有创意的窗帘。其次,教学手段要个性化。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比传统的语言教学更具有实效性和说服力,在学习《手形的联想》这一节时,我通过多媒体展示了各种手形的影子,激发了小朋友们探究影子的欲望,拓展了学生的审美范围。其三,课堂内容也需要个性化,这就使得教师的课堂容量要丰富,加强美术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让生活走进美术,让美术反映生活。 三、 评价方式要多元化,使学生在美术教育学习中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增强创新意识,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目前传统的美术教育评价方式独裁性比较明显,为了“教”而学,过分追求美术学习中技能技法,只注重学生作品的最后效果,而忽略了其创造的过程,这样用单一的“对”与“错”,或者“像”与“不像”的评价方式极大的限制了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试想,如果每个学生的每幅作品都相似逼真,这将是多么讽刺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其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亦是美术教育的一种悲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面向每一 学生,促使其全面发展。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为了适应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就必须针对学生的这一特性采取多样化、个性化的评价方式,这样才能适应不同能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个性需要。我在评价小朋友画作的时候,很注重孩子们的心理,采用的方式都很符合孩子们的童真特点,有的时候会通过大小不同的笑脸来评价他们,有的时候则通过花朵的数量去评价,有的时候则通过太阳公公的阴沉与晴朗去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大大的保护了孩子们的自尊,为了能得到更大的笑脸更多的花朵,使得孩子们创作的欲望更强烈。 美术教育的评价方式也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单一的评价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美术教育的课堂需求,不管学生的绘画作品如何,不能否认作品背后学生的努力,不能简单的用“好”与“不好”来直接评判,而要综合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来制定相应的评价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使美术教育发挥其艺术的魅力。 个性化教育是“因材施技”的教育实践,更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在美术教育中实行个性化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尊重了每位学生的个性差异,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在美术教育中只有实行个性化教育,才能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才能张扬学生的个性,从而保护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 【作者单位: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小学】 美术基础论文:美术史的基础与土壤 摘要:本文先从大视野展示二十四史与美术史的关系,为美术史研究提供背景。首先,最主要的是为美术史提供主体精神即民族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深沉博大,坚毅执著,理想信念,忠于职守,爱国爱民,勇往直前,等等。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中国美术史的灵魂。翻开二十四史,从帝王到大臣再到平民百姓,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和事随处可见。其次,重大考古发现、重要画家及其作品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来源也在二十四史中。再次,为美术现象、题材寻求社会原因,也在二十四史中。体现民族精神的志士仁人的事例,在二十四史中俯拾即是。二十四史为美术史提供直接依据,重大考古发现,都可以从正史中找到背景材料。 关键词:美术史;二十四史;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家;艺术作品;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先从大视野展示二十四史与美术史的关系,为美术史研究提供背景。 一、二十四史名称及其作者 史记:司马迁著,南朝宋裴胭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 汉书: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其妹班昭补天文志和八表。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 三国志: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晋书:唐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李义府、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撰文。 南史:唐李延寿撰。 北史:唐李延寿撰。 宋书:梁沈约撰。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 梁书:唐姚思廉撰。 陈书:唐姚思廉撰。 魏书:北齐魏收撰。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 北周书:唐令狐德?弊? 隋书:唐魏征、长孙无忌等撰。 旧唐书:五代后晋刘?d(音序)等撰。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撰。 新五代史:欧阳修撰。 宋史:元脱脱等撰。 辽史:元脱脱等撰。 金史:元脱脱等撰。 元史:明宋濂等撰。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 上列为二十四史,如加《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因清史稿只是“稿”,未形成规范的“史”,所以学术界习惯提二十四史。这二十四史中前四史最最重要,从事文史工作的都需要认真读。我们搞美术史的不能例外。读时要特别认真,包括书中的注释。比如读音,有些汉字上古读音与今天有很大差别,对于一些专有名词及人名,我们应该遵从古音,念成今音就会出笑话,比如《论语·雍也》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现在几乎都把“乐”读成“勒”音。我记得余秋雨先生还为自己读成“勒”在电视上辩解,认为大家都这样读也没有什么错。严格讲应该读“药”音。“乐”在先秦有三种读音:一读为月,指音乐,名词;二读为勒,指心情欢乐;三读为耀,指喜好情愿。按词义显然第三种读音最合理,仁者喜好情愿与山结伴,智者喜好情愿与水结伴。因为“仁者静,智者动”,与山水正相呼应。这是唐张守节的解释,就我看到的材料,此解释是最为详尽的。另一位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雍也》:智者乐,五孝反,下同。也注明乐读为耀。又如《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开头即云:“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很多人把“郦食其”直读为“立时齐”,稍微认真的人只要读该卷注释,就会发现注一云:正义,历异?兹?簟#ò?C与?淄?┧?杂Χ廖?傲σ栈?薄T偃纭逗菏椤肪砹?恕痘艄饨鹑毡??罚?负跛?械娜硕及选敖鹑毡?蹦钭觥敖鹑仗浮保?涫嫡?返哪罘ㄓξ?敖鹈艿住保?帐?抛ⅰ氨?弊秩铡耙舳∞煞础薄!叭铡弊治醋ⅲ?掖颖鸬氖椴榈酱舜Φ摹叭铡弊钟Χ廖?懊堋薄3卤??窝莺何浯蟮郏??疃粤耍?液艹跃?R蛭?芏嗳瞬换崮钫飧雒?帧S秩纭妒芳恰贰ⅰ逗菏椤范啻纬鱿帧霸率稀惫???袢硕嘁阎?滥睢叭庵?保?妒芳恰肪硪话俣???洞笸鹆写?罚ㄍ鹂梢远廖?巴怼保?部啥廖?霸?保?骸霸率隙萏佣?T钩鹦倥?!闭?迦眨菏弦糁А6?伦治醋ⅰT?蚴窃伦植槐刈ⅲ?戮褪侨庾值募蛐矗?伦种屑淞叫”史饪诩茨钊猓?环饪谖?拢?缙埠陀冶叩氖?炊急湮?本褪敲白至恕=袢瞬换岱值媚茄?浮5?颐怯Ω昧私馊?值南肝⒉畋稹 二、为美术史提供大背景 首先,最主要的是为美术史提供主体精神即民族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深沉博大,坚毅执著,理想信念,忠于职守,爱 国爱民,勇往直前等等。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中国美术史的灵魂。翻开二十四史,从帝王到大臣再到平民百姓,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和事随处可见。 其次,重大考古发现、重要画家及其作品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来源也在二十四史中。 再次,为美术现象、题材寻求社会原因,也在二十四史中。 当然,美术史上的具体问题,个案问题的答案,还是需要从专门著作中去寻找。二十四史主要提供宏观环境和主要材料。但研究问题首先要有宏观的把握,才不致迷失方向,才会有深度。固然,人的精力有限,二十四史不可能一字不落的通看,但重要的和你重点研究的那个朝代的正史是必须看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国经济实力大有提高,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提高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国学热方兴未艾。读传统文化典籍,读二十四史就是在复兴美术领域的国学。 三、民族精神事例 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不是抽象概念。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没有间断,就是因为这种民族精神没有失传,五千年绵延不断。世界五大文明,除中国外,都中断了。唯独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近百年虽险些中断,但凭借我们中华民族的韧性,终于熬过来了,复兴的曙光已明晰可见。 体现民族精神的志士仁人的事例,在二十四史中俯拾即是。我随便举几个。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四千年前的感人故事。(禹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奴隶制国家的国王,自他开始,不再行原始时代的“禅让”制,而代之以父传子的“家天下”,阶级社会开始了。)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刻有大禹治水的画面,可见文图结合讲史早有先例了。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先国后家的精神,是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奉献的精神。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性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难道不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吗?商鞅为了强秦豁出身家性命变法,而为了维护变法,他被车裂而死。但以个人的死换来了秦国的富强,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为了国家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是为了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视死如归,夏明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反动派的威逼利诱面前,慷慨陈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毅然赴死,不就是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吗?苏武奉大汉天子之命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在茫茫草原牧羊,但忠于汉朝的忠心始终不改;李陵率兵深入匈奴腹地,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保存仅有的部分战士的生命,暂且缴械投降,但始终怀念汉朝;张骞为了通西域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被匈奴扣押十三年之久,但始终未忘记自己的使命,终于逃脱回到长安(出使时带有一百余人,回来时仅二人),再带兵出击,为汉通西域立下汉马功劳。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精神,解放前留美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轩、王淦昌等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克服重重阻挠毅然回国,为中国的科技腾飞献计献策,奋力拼搏,直至生命结束,不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吗? 更有甚者,东汉班彪(3-54)及其子女班固(32-92)、班超(32-102)、班昭(约49-121),为大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立下汉马功劳。其中班超为汉戍边达三十一年之久,远离父母妻子(一度曾偕妻子戍边,后因副手李邑参奏他“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和帝见李奏折后并没有责怪班超,反而批评李)。班超毅然把妻子送回家,自己跟能打仗的儿子班勇相依为命。当七十一岁时,自知时日不多,怕耽误边境战事,特意借儿子班勇为朝廷送安息国所赠礼物的机会,带去一道上书,读后令人十分感动,今人不可不读:“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书日:‘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读音受)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千里之间,况(读音晃)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读音捧)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我死在西域,再无人来此戍边)。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仅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趁我还活着,令子代我见一见中国的土地)。’”一片爱国之情令人心碎,身在敦煌戍边,三十一年 踏人大汉国土,临死派儿子替自己看看“中土”。此时他的妹妹也给皇帝写了一道上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心魄,皇帝恩准班超回到洛阳,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八月回家,九月就病死了(和帝永元十四年,即公元102年),享年七十一岁。班超死后,其子班勇继续做西域长史,“自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公元25-57年)至于延光(安帝延光元年即公元123年),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127),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班超、班勇父子做西域长史的时候,也是东汉经营西域最辉煌的时候,西域边防的巩固,保障了内地老百姓安居乐业,国运昌盛。《前汉书》中的《西域传》出自班固之手,很多材料得益于班超。后汉书之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今天无数的守卫在祖国边疆的广大官兵,班超还留下了传记,古今无数的官兵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断线,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像班超一样的甘愿奉献的人。中国自古有意志薄弱者和变节者,但那始终是支流,没有成为主流。原因何在?我认为就是民族精神在支撑着。两汉四百多年,形成中国第一个盛世,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汉代艺术气魄深沉雄大,每一件作品都是那样的生动,富有朝气。不就是张骞、霍去病、班超、汉武帝等中华精英们的精神气质的体现吗?我们如果把握住了汉代人的精神内涵,回过头去再看汉代艺术品,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四、为美术史提供直接依据 重大考古发现,都可以从正史中找到背景材料。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外国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七大奇迹除埃及金字塔外,都只是文字记载而已,实物已荡然无存。数以万计的兵马俑,既反映出秦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和始皇帝的好大喜功。谈起实力,我们不能不想到《史记》所提供的各方面的材料。《秦本纪》记载,秦发迹起于西周幽王时代,幽王无道,被犬戎所杀,秦襄公出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今洛阳),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许诺,如果秦能把被犬戎侵吞土地夺回来,就把夺回的土地赐予秦。从此襄公才正式建秦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始建国时,中原诸国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会盟时谁也不请秦。但公元前659年穆公登基,秦在春秋五霸中首现锋芒,前4世纪,商鞅变法后,秦迅速强大,到公元前247年始皇登基时,秦的国力已达战国七雄之首。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史记》卷七十三《王翦传》记载,王翦于始皇十一年和十八年先后灭赵灭燕灭魏。当要灭楚时,始皇征求将军们的意见,问需要用多少兵力,年轻武将李信说二十万足已。问王翦,王说非六十万不可。始皇帝说王将军老矣,打仗打得胆子小了。结果派李信将二十万兵攻楚(史记作荆),楚诱敌深入,先让李打了胜仗,在李撤兵时悄悄尾随其后,三日三夜不休息,大破李信军,秦军损失惨重。此时王翦已回老家频阳隐居。始皇亲自去请王翦出山,王说大王如果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说一切都依将军。于是王将兵六十万人,始皇亲自送到灞上。分别之时,王翦向秦始皇要另外的条件,要很多房产土地和园池。始皇说王将军领兵打仗,还怕得不到赏赐吗,始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精明人,你王翦还没打胜仗我怎么能先赏赐?其实王是在跟始皇帝斗心眼,他先“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为的是让始皇放心,我不会拥兵自重,我要为子孙着想,有后顾之忧。始皇拍拍王的肩膀大笑,不做正面回答。王翦带兵达到前线后,派使臣五次向始皇请求赏赐。手下人说王将军之乞贷,是不是太过分了?王翦说:不然。秦王粗暴而且不信任任何人,今以秦国所有的兵力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遗产,表示我有后顾之忧,秦王岂不会对我产生怀疑吗?绝顶聪明的王翦!六十万大军陈兵楚界,“坚壁而守之”,迟迟不与楚军战,每天自由自在,士兵们好吃好喝,时间长了就派人到军中了解士兵在干什么,得知士兵在玩投石和跳远的游戏。王翦说仗可以打了。楚数次挑战而秦不肯出兵,就引兵东去,翦乘势举兵追之,一举灭楚。我们可以想一想,六十万大军陈兵楚界,每天要吃多少粮草,三个月不出战,楚军因后勤供给不济只好撤兵,最后被打败。楚是七雄中国力仅次于秦的强国,如果最初屈原改革得以实现的话,说不定统一中国的是楚而不是秦。当然,历史不存在假设。秦凭 借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的技术,最后扫灭六国而统一中国。始皇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帝。 说兵马俑是历史的进步,是针对人殉而言的。在奴隶时代,杀殉是普遍现象,《墨子节葬》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按《秦本纪》,秦武公二十年(前678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即废人殉)。以俑代替活人,总归是历史的进步,表示人性有所增长。 始皇陵墓下是何情形?《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了具体描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锢(一作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以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音延,指神道),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从已经发掘的1、2、3号陪葬坑的规模看,司马迁的描述是可信的。经探测证明,始皇陵的规模要比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还要大3.6倍。墓中出土器物之先进,令人叹为观止,铜车马正中有一根撑巨伞的铜杆,可以随太阳的方向自由调节,车内人可以透过百叶窗看到外面的事物,而从外面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靠近车头部位有床铺,主人可以随便休息。而秦武器之精良更令人咋舌,一把铜剑被压弯埋于土中,出土后立即变直,擦去土垢锋利如初,数十层纸剑下纸断。无数箭簇除去土垢,也如同新铸的一般,原来是埋入地下时武器表层涂了一层防氧化的液体,二千多年来因与氧隔绝而保持原样。此项技术要早欧洲千余年。 秦有铸造大型铜人的技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秦初兼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酣。收天下兵(器),聚之成阳,销以为钟艨,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唐司马贞《索引》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日,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记载:“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也。”同学们如果掌握了这些史料,再解读始皇陵兵马俑,不就可以更加有血有肉了吗? 汉承秦制,连厚葬这种风俗也继承下来了。汉帝陵目前仅发掘了汉景帝阳陵的陪葬坑,其规模也令世人惊叹不已。据《晋书》卷六十《索?传》记载:“三秦人尹桓、解武等三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西汉经文景二帝休养生息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二帝都崇尚节俭,尤其是文帝,临终遗属要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何必)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言乇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余年矣。”“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以下(棺入圹),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汉书》的作者班固赞日:“孝 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灵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文与《史记。文帝纪》基本相同,个别处有改动,不如司马迁更有感情,《史记》文有:“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几个字的差别,表明司马迁行文比班固更为严谨。“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是表明文帝的主导作用,班固去掉“令”字和“不得”两字,模糊了主从关系。《史记》作“不治坟”,而《汉书》作“不起坟”,不治坟是说不过分修饰坟墓,不起坟是说没有坟冢,后者显然不确切,因为霸陵是起坟了(巨大的坟冢赫然在目)。 尽管文帝遗嘱薄葬,其子景帝还是“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安葬乃父。我们今天从已发掘的阳陵陪葬坑出土文物看,确实以瓦器为主,但金银铜锡器仍在,薄葬厚葬只是相比较而言。因为厚葬的风俗由来已久,个人是无力根本改变的,哪怕他是皇帝。 另一反映西汉初厚葬的事例是长沙马王堆软侯家族墓。1972年在长沙郊外发掘了西汉初年的长沙国丞相?侯利仓、妻刘氏、子利稀墓。保存完整的是一号刘氏墓,尸体完好,面色如生,衣物不朽,且出土漆器、陶器、木俑、竹简等。要全面考察该墓,仍需要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去找答案。 先说墓主人?侯利仓,《史记-惠景间功臣侯表》婵:“索隐,诸侯王表:芮国五世而绝。”作为长沙芮国丞相的侯功长沙相软侯利仓,受封七百户,传五世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利秩为东海太守,武帝巡幸长沙,他没有请示便擅自发卒兵为卫,按律当斩,念其出于忠心,会赦,但相职被削,国除。表明确标出,第一代软侯利仓封侯的时间是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四月庚申。死于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此年利豕希继侯位。利豕希卒于孝文三年(公元前177年)。以此推断,三座墓的安葬时间在公元前185年至前177年间。 一号墓丧葬规模:二椁三棺,黄肠题凑。《三国志注》有一则关于第一代长沙国王吴芮墓被孙权挖掘的消息:“世说曰:‘黄初末(公元226年),吴人发长沙王芮墓,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见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发冢,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以前看到这项材料,根本不相信。因为按常理四百多年尸体不可能不朽。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打消了人们的一切疑问。 有关汉代丧葬制度的记载,最详尽的莫若《后汉书·仪礼志下》。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该文主要讲述皇帝的大丧,顺便介绍了诸侯王等。我用白话讲述皇帝从病危到发送的全过程。“不豫(皇帝病危的讳称,不豫者,无精神准备也)。太医由太医令丞带进宫廷为皇帝开药方下药,再由尝药监监督皇帝贴身太监(中常侍、小黄门)先尝,确定无风险后再给皇帝喝。与此同时,最高军政长官太尉在南郊祷告上帝,司徒、司空祈请宗庙,以及四渎五岳,以求保佑。服药、祷告均无效,皇帝“登遐”(即驾崩),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孝服,闭城门、宫门。宫廷禁卫兵严守各要害且昼夜巡逻。文武大臣及皇后、皇太子、皇子都要沐浴装扮,前去哭灵。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赶紧为皇帝穿寿衣,即金缕玉衣(用数千片事先磨好的玉片,用金丝缀合成衣形如铠甲,以之包裹尸体,称之为玉柙。在玉衣外用黄色、赤黄色丝衣十二件套合(即“缠以缇缯十二重。”死者口含玉,四周放玉,此为“玉敛”,时人以为玉可防腐,又可通于天地。玉?在左,玉琥在右,玉璜在足,玉璋在首,玉璧在背,玉琮在腹。表示与天地四方神沟通。装扮好后,将尸体放在八尺宽、一丈二尺长、三尺深的大漆盘中,漆盘内以红漆漆之并放满冰块,以防尸体腐烂。当日夜,下竹符告知各诸侯国、地方官员,竹使到皆“伏哭尽哀”。 大内专门为皇帝办丧事的东园匠、考工令则奏报他们准备棺椁和搭建灵棚的情况,棺椁内外均大红色,上画日月、鸟 、龟、龙、虎、连璧、偃月。布置好灵堂,由大鸿胪典礼官指挥皇帝家属及文武百官哭灵,同时三公奏尚书顾命即皇帝遗诏,太子即日即皇帝位于柩前。太尉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原皇帝贴身太监中黄门以玉具、隋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即位礼罢,各自准备发丧。 发丧,首先要修坟。秦汉制度,皇帝登基第二年即开始修坟,直至死。据《汉旧仪》略载:“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一顷一百亩),方中(放棺椁的地方)用地一顷。深十三丈(一丈约合三米),堂坛(放棺椁的土台)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发丧的场面之大,令人咋舌。太仆驾四轮?为宾车,灵柩外有大而豪华的棺罩,形似宫殿,挽灵人身着白孝服,手引与灵柩相连的白丝带长三十丈,宽七寸,分六行,每行五十人,也就是说挽灵人共三百。此外,公卿以下子弟三百人,皆穿白孝服;校尉三百人,皆头扎红布,穿绛色单衣,持幢幡紧随其后。最前面是六十人的乐队排成六列。 到了墓地,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先要由120名十至十二岁的男孩,装扮成方相氏,“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黑上衣,红裤子),执戈扬盾”。沿墓穴四角驱逐邪恶。傩仪后,便可营便房(停放棺椁的建筑),即“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所谓黄肠即柏木心,柏木去皮后呈黄色。题即头,凑,以头内向,垒成房子状。棺椁就放在里面。已经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刘胜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等都是黄肠题凑式。巨大的棺椁如何进入数十米深的墓穴?《后汉书》记载,墓穴与外面修一条很长的“羡道”(连墓道),足以容六匹马驾车自由出入,墓穴方中百步,其中开四门与外面连通,便于操作和埋藏明器。埋多少随葬品,有“遣策”(即账目单)。由专门运送随葬品的“容根车”将明器拉进去,随葬品全部进入墓室后,棺椁再安放到便房。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册(或称哀策,歌颂皇帝生前功德的韵文)。太常跪日“哭”,所有送葬者“哭”,坟墓上空立即哭声一片。最后是皇帝“进赠”,赠完后,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同时对外喊“请哭”,哭声再起(当时有专门的哭丧队伍)。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就可以回宫了。礼毕,先关闭剑户(墓门),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伏火不知何谓,或指人鱼膏灯之类,道家炼丹,调低炉火温度谓之“伏火”。估计人鱼油灯火的温度不会太高。),以防盗掘。最后关闭墓门的人都会被埋入墓道。司徒将校示意性的埋土,然后由专门填坟的数万人(武士)“复土”。这就是汉代皇帝丧葬的简单情况。马王堆汉墓规模虽没有如此排场,但其基本规格是相同的或类似的。 从皇帝到大小官僚,死后以黄肠题凑墓式安葬,要用去多少木材,已难以统计,恐怕要毁掉无数亩森林。仅以受封七百户的马王堆汉墓来说,墓底先要铺一层木板,其上安三棺两椁,棺椁外黄肠题凑,形如小宫殿,估计一座黄肠题凑要千根成材的柏木,皇帝墓所用会更多。厚葬对生态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参观过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人都已看到,数万平方米的兵马俑坑,坑被数道隔墙隔开,隔墙顶部用元木搭成棚子,使兵马俑形成不同的方阵。元木上再铺苇席,最后盖土。等于是把整个森林埋入地下。东汉以后改为砖室墓,我估计与国家林木面临枯竭有关。但是,烧砖仍需要木材,因为当时人们还不懂得用煤。只是消耗略小而已。黄肠题凑外面是半米厚的木炭包裹,仍需木材烧制。木炭外再用白膏泥封住,泥外埋土。木炭吸水性能好,隔潮断氧,对尸体不朽有着直接的作用。马王堆随葬品之丰富也是惊人的。据统计,四个边箱中所放置的纺织品、漆器、木俑、乐器、竹笥木器,以及陶器、竹简等,共计一千余件。其中漆器一百八十四件。木俑126件,乐器三件、竹笥48件、陶器51件、竹简312枚、金属器数件。 对于我们搞美术史的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的帛画,尤其是一号墓帛画,其水平之高是前所未见的。按古代丧葬制度应称之为“铭旌”,出殡时由执事以竿挑起走在灵柩前作为“导引”,在坟茔作完丧礼后盖在棺盖板上,一起埋入地下。《后汉书·仪礼制下》也有类似的记载:“旃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画旒曰‘天子之柩”。作用可能有所不同。马王堆一号墓帛画,呈t形,表现天上、人间、地下三种空间 上的事物,可以看出西汉初年人们的宇宙观。当然,要完全破解帛画的内容,还需要参看《楚辞》、《仪礼》、《礼记》等文献。马王堆汉墓发掘报告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尤其是一号墓女主人埋入地下2100多年不朽,实为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国内外各种刊物纷纷报道,《文物》1972年第9期发专号进行详细介绍,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豪华本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图文并茂。彩图极其精致,为出土不久所拍摄,甚宝贵。接触空气后,画面迅速变灰暗,鲜亮的朱砂、石青石绿好像被蒙上一层灰色。 有关帛画的内容,诸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伏羲女娲、有的说是嫦娥奔月,有的说是墓主人灵魂升天等等。尽管对内容的解释有分歧,但对其艺术价值都交口称赞。画家使用多种矿物质颜料,明快沉稳。线条流畅,绘画功力好生了得。两千多年前绘画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值得后世子孙为之骄傲。 美术基础论文:浅谈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 浅谈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 当前,学校基础教育提倡素质教育,而美术教育则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教育中,由于课业繁重及升学压力大,许多老师及家长都把重点放在了主科(语、数、外)教育上,而忽视了美术教育。笔者认为,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培养审美能力,促进小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 美术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象直观的特点很适合生理和心理都处在发展阶段的青少年的需要。美好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情操,同时也对人的认知、道德等方面有着引导作用。因而,美术教育可以辅助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操。从人教版的美术教材的改革可以看出,美术教育也在不断地寻找与学生生活相关的艺术作品,在引导、培养、提高观察、审美能力的基础上运用美术的基本构成元素向学生表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思想。如,齐白石的花鸟画、范宽的山水画都会使人产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等等。 二、促进中小学生的智力发展 智力因素包括观察能力、注意力、思考力、想象力、记忆力等。而美术教育对这些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辅助作用。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美术是将视觉形象及物质构造转化为记忆,并依据记忆转化为表现形式的一门科学,如,速写、创作等,这些对于学生的记忆力、想象力等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术教学的环境幽雅、氛围轻松,且教学过程都是自由自主的,旨在培养学生认识自我、发挥自我想象力以及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一些相关美术活动的开展,如,在绘画比赛、墙报设计、兴趣小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生相互协作、相互学习,增加了与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对培养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积极进取等健康心理有很大作用,对于自卑、封闭心理也有一定的矫正作用。 美术基础论文:试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 [摘 要]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两大发展战略。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美术教育因为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最佳学科之一而倍受重视。基础美术教育应当服从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战略,而目前的应试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是当今美术教育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基础美术教育 某美术课堂上教师教学生画苹果。此处有三种教学模式可供参考:第一种,教师做示范,学生临摹范画;第二种,教师摆好苹果,不做范画,学生自己观察,自己作画;第三种,教师摆好苹果,学生观察片刻后,教师拿走苹果,学生只能凭记忆,想像作画。 试分析第一种和第三种(因为第二种教学特点不很明显,有些已被第三种包括,暂且不谈),显而易见,第一种教学模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其特点是成效快,易出教学成果——学生很快就学会画苹果,但所画的苹果都如出一辙。因为学生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学会如何画苹果,只是机械地拷贝了教师的“苹果”,其学画过程是从黑板的“苹果”到纸上的“苹果”,并没有心的参与,而古人的艺术创造过程是“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其中“心中之竹”尤为重要,学生学画只完成从眼到手,没有用心,其作品必然是空的、假的,可以说只是一个“复印”的过程,“复印”别人的画,而非自己创造的画。这样长久下去,就会不自觉地扼杀学生的创造力,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无法实现。而第三种教学模式虽然没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学生在学画苹果的同时,学会了如何观察、记忆、想像和表现物体的方法,从而达到创造的目的。这种符合现行《美术教学大纲》“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形象记忆能力、想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目的。也符合目前素质教育的目标,即“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造,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审美,学会健体。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①也即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共同需求的发展。它源于生态学、经济学,现在已拓展到社会生活与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全球社会共同选择和追求的目标。1994年国际论坛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终生学习的过程,即培养具有渊博知识和敏锐思维、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公民;使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读写能力,并且致力于从事对个人或合作负责的行动。其“主张学生学会做人比学会求知更重要;学会学习比学会知识更重要,学会创新比学会继承和模仿更重要,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比知识的习得更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培养促进人类社会、自然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人,促进人、社会和自然和谐持续的发展”。②21世纪的今天,美术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最佳途径之一。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艺术教育里,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在创造过程中,变得更富于创造力,而不管这种创造力将施于何处。假如孩子长大了,而由他的美感经验获得较高的创造力,并将之应用于生活和职业,那么艺术教育一项重要的目标将已达到”。③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但目前应试教育盛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应试教育由于其目的单一,所以很容易取得一定的教学成果,使一些功利性极强的国入有机可乘,而忽视了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虽然不能立即达到某种表面效果,却有利于学生的长远智力开发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国人审美能力,与当前的素质教育结合紧密。其次,应试教育片面追求教学成果而导致一味地进行机械的美术技能训练,其特点是以单一的造型基本训练作为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忽视了美术教育的真正目的——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则是重教学过程,重视对学生包括美术技法,美术史、论、欣赏,美术创造等多方面教育,并非单纯的美术技巧教学,引导学生表现美和创造美,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再次,应试教育为取得显著效果而忽视学生个性,只注重学生的共性,要求学生向一个模式发展。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存在着严重的模仿和抄袭风气,缺乏独立的创造性。在具体教学中则重视训练学生的全因素素描,即在一张素描里表现形状、结构、体积、光影、质感、空间等全方面因素,忽视了“视觉是高度选择性的,它不仅对那些能够吸引它的事物进行选择,而且对看到的任何一种事物进行选择”。④每个学生对每个因素都有不同感受,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和长处,引导每个学生朝各自发展的方向前进,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艺术潜力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最后,应试教育往往要求学生在审美过程中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忽视艺术是感性而非理性的,如果太注重探究艺术结果的正确性,那肯定会束缚学生的独创思维的发展。在艺术欣赏中,应试教育往往会给学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幅画只有一种欣赏方式。学生由于过分依赖课本、教师,主观能动性很差,创新意识淡薄,对于没有欣赏过的课本以外的画只能是入云亦云或无从欣赏,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正是为使学生能够正确评价各式各样的形式美,认真地从美学角度探索艺术美的规律,展开想像,对美有独创的见解,成为一个能够欣赏艺术并具有一定审美素养的现代人才。 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呢? 一、更新旧观念 首先是家长。现在许多家长不懂美术发展规律以及美术教育目的,以为只要孩子学习画画,会画几笔就是提高了素质;经常用“孩子今天学会画什么了”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却不知“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法”。⑤美术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应该以开发孩子的大脑,培养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为目的,而不是单纯为画画而画画。家长应该主动向教师请教,提高自身的审美素质,积极主动配合教师教学,不要给教师施加压力,给教师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其次是学校。学校领导不能因为利益和荣熠让学生频繁参加社会上的美术大奖赛和美术等级考试,也不能用几个学生得奖与否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因为学生学习美术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是提高审美能力的必要手段,并非是为了成大画家、大艺术家,更不是为自己沽名钓誉。基础美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少数尖子生,如果只注重学生获奖情况,势必会挫伤大多数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导致教师教学上的失误,降低教师教学的热情。学校也不能因为家长交纳了学费,就满足不知情或功利性强的家长愿望,致使基础美术教育向应试教育方向发展,不应该只对家长付的钱负责,而应该对孩子的将来负责,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素质负责,使美术教育真正起到作用。学校应该努力帮助家长转变观念,使带有盲目性或目的性的家长意识到应试教育的危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重要性,改变目前教师教学的不良状况。 再次是教师。教师不能只停留在旧的教学模式上,而应该明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中的教师并非是“教授”,而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信任学生,树立科学的美术评价标准,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和愿望,使他们养成高尚的审美情趣,成为具有高审美素质的人。 “在艺术及其他教育中,最出色的教师并不是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也不是滴水不漏,而是凭着一个园丁的智慧观察、判断,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⑥ 二、确立创新标准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曾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通过美术教育去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这是美术教育的目标和教学方向,所以美术教育应该确立创新为标准,把美术教育的目标从教育的目的转到培养人的目标上来。“艺术教育不是教‘美术’,也不是进行‘教育’,而是激发主体‘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自觉,产生主动学习的精神,达到人与环境协调共存的目的。”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就是把美术基础知识、美术基本技能的学习和培养创造力有机地结合,在传授学生“双基”时,就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先学技法、技能,再培养创造力。 三、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的美术教学法由于受到旧的教育观念、思想的限制,已经不适应时展,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还应该改变现行的教学方法。 首先,教师应该重视美术的整体性,对美术的发展有全面的认识,不能片面误导学生。记得有人曾把美术比喻成一间房,学生都站在门外,他们误把那扇房门当成是美术,而教师的目的就是打开这扇门,让学生见到一个五彩斑斓的美术世界。美术的门类很多,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美术的表现方法也千差万别,有写实、写意、抽象等;学习美术的方法更是数不胜数,除了学习美术技法,鉴赏大师作品也是学习的重要方面。所以教师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断章取义,不能让学生盲人摸象,只看到和重视美术的某一方面。 其次,是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多样性。美术的教学不是仅仅谈论一些艺术家的趣闻轶事或一件艺术品的天价,也不是专门的美术技法训练,而是通过对美术的认识和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运用适当的方法,传统的权威性、命令式是行不通的,要利用启发式、发现式、命题式多种教学方法,把美术与生活结合起来,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美术教学中来。在教学内容上,要丰富学生视野,针对实际情况和特点,使之符合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学生的现在和将来的学习。 再次,创造精神的培养。美术教学并非是技能训练,那种重技不重艺的教学方法只会阻碍学生的创造力的发挥。学生阶段是思维和认识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们的创造还处于萌芽状态,需要支持、理解、尊重。少数学生有一定的创造精神,教师应积极给予表扬、扶持,以促进他们有更大的进步。如同一命题作业出现几十张不同面貌和特点的画面,教师要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因势利导,鼓励每个学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想像力,促使形成宝贵的艺术个性和创造素养。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为培养21世纪的新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术教育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它不仅对美术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美术基础论文:新课改下高校美术基础教育创新研究 新课改下高校美术基础教育创新研究 一、创新思维是美术教育的关键 创新是赋予教育的最关键的生命力。原有程序化、公式化的单一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是会发展的需求。教师的思想观念也应改变,作为美术基础教育的教师,需要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中国当代美术思潮的最前沿的动态,并结合新课改的下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在这种趋势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以适应发展。应让学生多参与互动,注重对学生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引导学生对事物的探究精神,逐步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在实践中鼓励个性的张扬,注重个体差异,让学生能深刻的认识到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唯有创意才能让艺术充满生命的张力。“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的思维活跃,逐步形成创新思维习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二、高校美术教学在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创新精神的造就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是多方面综合培养的结果。在高校教学中,美术教学以其学习艺术创造的基本学科特点,对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创新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每一幅作品都是内心世界的宣泄 在创作课上,以形象思维的思维特点,创新的思维和创新想象关系密不可分。创新思维是学生在创新教育中最应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的思维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创新思维也应有独特性。诸如写生课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掌握眼睛和思维以及手动的巧妙结合,鼓励学生经常画速写,养成日久天长的画速写习惯。观察和表现物象的能力能让艺术走的更远。不管是速写素描的黑白灰还是色彩的冷暖调子,学生面对画纸,都能自我的变现自己,在画中能看到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理解和特色,“我笔画我心”,每一幅作品都是内心世界的宣泄。美术基础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创新思维。 (二)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性教学 美术基础教育是美育的基础课程,在具体教学中容易拘泥于课堂常规教学形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时间可使美术基础课程与实践课程合二为一,不但学生对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专业知识得到运用、检验、提高,更为积累了实践经验胜任今后工作岗位。美术基础教育课程有两点是尤为重要的:一是实践性教学应该注重专业技能,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应该紧密结合;二是必须强化美术基础教育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尽量做到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美术基础教育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相互结合,先让学生在教学中理解并消化基础知识。三是使其在动手实践训练中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创新思维、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更好的拓展课堂教学功能并优化教学内容的教学目的。实践性教学所达到的拓展课堂教学功能,开展创造了积极思维的课堂氛围能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活跃思维不足的消极课堂气氛,增加了师生交流,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交流贯通的。 三、美术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实施 (一)教学内容的创新是通向美术创新教育目标的桥梁 定位在创新教育意义上的美术教学内容,与一般知识教育、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不同,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包括感知、想象、情感、直觉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以及促进创新素质的培养。美术的教学内容与设置紧紧围绕审美情感这创新的目标。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应遵循审美教育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审美,按照形式多样健康、新鲜活泼、向上发展的原则进行美的探索。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实现美术创新教育目标的手段 美术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具有较强的个性化。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投入到审美、动手实践、创作等各种实践活动。创新教育是特殊的变革,课堂是应给与学生更多的参与到个性化的体验中,给学生提供各种的尝试和表现体现的机会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是思维。美术基础教育要改变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手段,创新教学,利用网络、动漫软件等多媒体工具,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上,提高创新的美术基础教育水平。 (三)角色重新定位的创新是实现美术基础教育创新的关键 中国教育已经发在了几千年,一直以来教学活动中教师都是起着主导作用,包括教学的主导,确立教学目标,落实教学环节以及教学内容,还有选择教学方法、安排教学时间等等都是由教师决定,学生被动接受安排。教师是教学的主导, 划分了教与学的界限,把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受教分离,师生各司其职。而创新教育的创新模式,强调课堂上的互动,让学生成为美术基础教育的主角。信息社会讯息万变,很多知识的途径不完全依靠书本获得,二可以从互联网等多媒体方式获得,创新美术基础教育课上,教师的任务从传统的说教式嬗变,学生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重要。这就对教师的要求重新定位。创新教育下学生为主导作用,包括教学的主导,确立教学目标,落实教学环节以及教学内容,还有选择教学方法均可让学生参与。从而更好的发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挖掘有想法有创意的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辅导,做到学有所长。 (四)创新能力是教学评价用以检验美术创新教育的效果 创新的教学评价是美术基础教育的特点,培养创造性尤为重要,遵循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并给予其发挥的空间。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有一点不同之处是感性和个性特征突出,和其他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张扬更应得到教师的鼓励与肯定,在大方向也就是内应荣健康向上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独立的创作,对那些能有独立思维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创新能力是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融合后的一种高级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目标之一。有机结合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好的技法学生的来创新意识。教师应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创新意思的培养,观察学生的创新力,引导学生进行“宇宙一样漫无边际的思维”,才能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的训练效果。 美术基础教育的初期阶段很多时候是技法上的模仿,到了教学的中后期,就要坚决摈弃以技能模仿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扼杀学生独创性的做法。21世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千姿百态的艺术语言百家齐放,我们应该从形形色色的信息中总结和借鉴,运用到美术基础教育创新上来,尊重和鼓励学生的独立思维,这也是教育发展的趋势。时代的发展的要求教育时时要创新,创新也是整个教育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在。美术基础创新教育对现代美术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教育创新所追求的目标也体现了美术基础创新趋势,也为今后的就业或艺术道路上培养独立思维的能力,使学生成为“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是高校美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美术基础论文:美术院校基础教学中的趣味生动与个性创造 内容摘要:美术基础课程相对单调和枯燥,而学生的生理、心理和年龄结构容易对课题学习产生疲劳感和消极感。学习的效果就难以提升。文章通过作者的教学体会和感受,阐述了在教学中怎样加强趣味性和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和热情,以提高对课题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趣味性 生动性 新鲜感 能动性 创造性 美术不同于其他学科,有其自身的规律特点。首先,美术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和答案;其次,必须具有大量的实践操作;再次美术与人的个性和情感是紧密相连的。同时,美术基础课所涉及的更多的是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方面的知识。各门课题除了学习本身的方法步骤外,还要掌握和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如学习静物写生要掌握基本的透视知识;学习石膏写生要掌握立体块面构成;学习人像和人体写生要了解基本的骨骼和肌肉的解剖知识;学习色彩要了解颜料的色相、明度特性等等。而这些课题也同样都是比较单调和枯燥。学生在学习课题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和疲劳感。因为学生的年龄正是好动、坐不住的阶段,心理上也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他们刚刚进校对美术院校的学习生活充满着一种浪漫的想象。而这种想象的轻松与课题严谨枯燥的特性发生了偏差。这样一来,学习就处在被动的地位。对课题兴趣不高,学习的效果就差。也就不利于个性创造的培养。 那么,在美术基础课教学中怎样才能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呢?笔者认为,首先是总的教学流程和环节应具有多样性。一堂课或一个阶段,应具有理论讲授、示范演示、实践操作、辅导练习、点评分析、讨论总结和观摩学习七个板块。同时,这七个板块之间可以交叉滚动进行,使其整个教学流程具有灵活性。我们知道,以往教学都是老师讲授和示范演示后,学生就开始独自实践操作,直到下课结束。练习时间长,学习方式单调,课题本身又枯燥,学生就容易疲劳。如果我们把点评分析和讨论总结穿插在练习中,就有助于课堂热烈氛围的形成。比如为了避免学生疲劳感出现,我们可以在学生起稿大调的阶段基本完成后,要求学生必须停笔,把画全部集中进行展示。在展示的过程中,先让每一位学生默默地观看,并在脑中把自己的作业与全班其他同学的作业(整体、细节、笔触、虚实、构图、边缘处理等)一一进行比较。这样学生对于自己的画面效果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学生提问,由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同时,老师还应把这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和较好的方面进行点评和总结。之后,学生再进行深入刻画和调整阶段的练习。如果这一阶段基本完成,同样运用以上方法,并且在这中间,还可以安排学生欣赏一些著名的近现代美术作品和设计作品,讲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时代背景,以此加强学生对课题的兴趣。这样,整个教学流程就显得灵活、生动。 同时,生动性和趣味性也更容易体现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比如改变静物的内容和组合形式,也可以选择一些以生活中不被人所注意,甚至是丢弃的杂物为主的静物组合,以区别于以往写生时的瓶、罐、水果、衬布等静物组合,让学生对练习的对象有一种新鲜感。而且,静物摆放或者是人物模特的姿态变化可由学生自己选择的组合和安排确定。并在作画的工具材料上,提倡多元性和实验性,力求相互之间拉开距离,可以选择一些不同于平常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以增加新的视觉元素。这样,学生对课题训练兴趣就会增加。画人物头像或人体时,可以把模特安排成一胖一瘦,或一高一矮,这样也比较生动有趣。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方面,可以要求学生自备观察对象,如书包、美工刀、鞋、随身听等学习工具和生活用品,观察就有了主动权。学习人体人像时,可以做一些轮廓素描、姿势素描、横切面素描的综合练习。姿势素描属于动态的,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连续作画。轮廓素描属于静态的,是作者不看画面、精神高度集中、对模特形体边缘和细节进行描绘,俗称“盲画”。这些练习方式都具有较大的趣味性和游戏性。一动一静、一快一慢地交叉练习,学生就体现了快乐的学习状态,这样就有助于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中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也有利于个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实践操作中,告诉学生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不同时期的各国名家大师的作品图片,来借鉴他们的构图、色彩和用笔表现方式。例如:学生以凡·高的一幅油画人像为素材,让模特模仿图片中人物的姿态来进行写生。作画时,色彩与用笔方式都要和图片中的效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人物的形象是现时模特的形象,而色彩与笔触是模仿凡·高作品中的样式。这样,同一组静物或人物,学生选取的素材不同,就可以画出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风格样式。学生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兴趣点以及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出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可以选取外国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艺术作品进行互换、解构、添加和重组,从而改变原有视觉图像。这种多样方式的训练,就能使趣味性和生动性贯穿始终。学生的能动性就会大大加强,个性才会突出显现,创造能力就会提高。 所以,美术院校基础课教学中应该呈现一定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只有具备和加强了教学中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才可能激发学生的兴奋感和新鲜感。学生对课题有兴趣才有利于知识的掌握,体现学生自己的个性和创造能力,为高年级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美术基础论文:浅谈审美教育对农村美术基础教育的作用 审美教育本应该摆在基础教育优秀位置上的,美育的有关课程,诸如美术、音乐、手工等也一直设置着,但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工艺课,并未从美育的角度去定位和开发。这也同样是应试教育和农村美术基础教育根本区别的主要体现之一。在以往的教育中,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知识教育上,因为这样可以培养有用的人才。我们却忽略了一点,没有从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方面去考虑。这里我想谈一下美育: 一、美育在农村美术基础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在一些学校,“智育第一”、“一俊遮百丑”的倾向依然存在。在那里德育和体育总未完全到位,但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而美育却很少进入教育者的视野,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美育的有关课程,诸如美术、音乐、手工等也一直设置着,但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工艺课,着眼于培养学生技艺和劳动技能,并未从美术的角度去定位和开发,致使农村美术基础教育受到了不该有的影响。 原因在于,我国一直实行着应试教育。艺术在沟通和形成各学科之间各种联系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学生认识整体、部分及相互关系;把握知识的优秀,并系统化、全面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所以农村美术基础教育中也包括技能教育。 二、美术教育应该摆在农村美术基础教育的优秀位置上。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前面已经有所提及。我国的美术教育是伴随着近代教育出现的,当初是为产业革命输送大批合格劳动者才被列入教育科目的。而我们现在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未来,注意知识结构的综合化,而不只局限于某一学科的单一知识。 三、如何将美术教育运用到农村美术基础教育的优秀中去。有一种观点认为,美育就是艺术教育,是关于音乐、图画、手工劳作等技巧的培养。这种看法有明显的以偏概全之嫌,似乎音乐课就是为了培养歌唱人才,手工课就是为了培养劳动技能,把美育局限于培养具体技能技巧范围内,而没有从塑造新型文化品格这一更高层次上来认识美育的意义。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发展他们理解美和欣赏美的能力。在文章末尾总结一下,美育需要得到重视和它应该有的地位。在过去五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过程,现在它迫切需要改变。 美术基础论文:论中职美术专业基础图案创作教学改革与研究 内容摘要:中职美术专业中的基础图案课是学生学习设计的基础课程,也是学习设计的转折点。文章根据基础图案课教授的内容和教学目的以及基础图案创作与设计的现存教学问题,针对中职院校学生学习的一些特点,提出教学改革的措施,以期用基础图案创作教学“三步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创作。 关键词:基础图案 教学方法 创作引导 基础图案课程在中职美术专业已有多年历史,它使学生能了解图案的内容与特点,并运用于设计中。基础图案课程是美术设计专业中很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学生学习设计的一个转折点。图案创作设计使学生从写实转向设计,从具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以往学生学习素描、色彩,都是根据实物进行绘画,将基础图案创作与设计从实物转换为具有设计理念的图案形式,这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非常重要。本文对图案设计与创作这一课题进行教学分析与研究,并探索了更科学、更灵活的教学方法,以使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基础图案创作的内容与教学目的 基础图案课程教授内容主要有图案写生变化、单独纹样与适合纹样、连续纹样等。基础图案创作是基础图案课程的内容之一,基础图案创作与设计主要内容是图案写生变化、图案造型设计、图案色彩设计等。这个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创作思维,提高学生想象能力,为学生今后学习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基础图案创作现存的教学问题 1.重技能,轻理论。无论学什么,技能要进一步提高,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 2.教学形式呆板、不灵活。一些教师对基础课学习不够重视,不能根据学生现状灵活采用教学方法。目前中职学生就业需求与学生基础情况较以前有所改变,所以要调整教学方案。 3.注重图案技能技法,不注重学生设计创新素质的培养与素材的积累。一些教师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与创新能力,在教授图案时只讲授图案变形常用的方法,不注重引导学生的创作过程。部分学生根本不能创作或很难进行创作,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 4.教师不注重专业知识更新。部分教师的图案知识一成不变,常年用同样的模式进行教学,用的参考书也比较陈旧。一些教师的教案甚至没有改变,教授的知识不能适应当前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就业需求。 三、教学改革的措施 1.理论讲解要明白透彻 一些学生在学习基础图案这门课程前,对基础图案了解甚少,此时老师就要对图案的概念、特点、发展历史等知识点进行讲解。比如,写生变化包括写生的方法、写生变化的基本技法、写生变化设计的思维等,使学生从以往的素描、色彩对实物描绘的思维转入设计思维方式,达到能借鉴优秀作品进行自我创作。各种纹样也要讲解它们的概念、特点以及色彩搭配的技巧。一些学生不能很好地区别适合纹样与单独纹样,此时教师就应多讲解它们的不同点。 2.图案创作引导“三步走” 第一步,要让学生胸中有“竹”,从临摹中积累创作的素材。教师第一阶段可以通过临摹,让学生对图案的技法和形式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课程时间有限,不能临摹很多作品,教师可以布置一些收集资料的作业,比如,到图书馆阅读或用速写的形式收集几十张图案作品,或在网上存储一定量的作品。通过收集作品这个作业,学生可以用较少的时间阅读大量作品,提高知识面与阅读量,积累一定量的素材,无形中提高了审美能力。胸中有“竹”,创作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第二步,用以旧换新法(半创作形式)引导学生创作。何为半创作形式?即让学生做同一主题作业,学生找一个跟自己想法相似的优秀作品作为参考,然后对其中某一部分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修改,以完成自己的半创作作品。这样一来,学生创作难度降低,能循序渐进地接受创作的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用此法进行教学,效果比直接让学生创作明显要好。这种方法就是让学生学会借鉴别人的作品,以达到自己创作的目的,这不是抄袭,是以旧换新法。例如,作业是菊花花头变形,学生可以用几何法、摹似法或是意象法等常用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第三步,进入全创作。前面两步使学生对创作有了进一步认识,继而进入全创作阶段,就会更顺其自然了。头脑中有了一些素材的积累,技能上更熟练,也具备了设计的理念。教师此时再设计一个主题,布置一些创作作业,要求学生在设计时多画几个方案进行对比、选择,教师给予指导,说出一些方案的优缺点,使学生对设计的方案有深刻的认识。选择好设计方案,就可以做正稿了。教师在指导学生创作时注意不能说得太全,以引导的方式较好,避免让学生全按教师的意思去改,这样会限制学生的创造力,不利于今后的学习。 3.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媒体、画展、网络、美术专业刊物、新书等不定时搜索或阅读一些专业资料与作品,或去进修学习,多听公开课,参加专业教师之间的一些有主题的专业交流会,以提高自身知识结构。 4.更新教材 学校不定时引入一些新的参考资料。参考书也可以让学生购买一些,分组进行购买,每组买不一样的书,然后交换看。这样既减少了学生负担,又可以互相分享新书与知识。 结语 如今的中职美术专业生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培养目标与社会就业需求也有所变化,我们要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寻找最适合现有教学状况的教学方法,要因材施教。改是为了教得更好,研究是为了教得更精。笔者在图案课教学过程中,针对中职院校学生学习的一些情况,以创作“三步走”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在教学实践中收效良好。 美术基础论文:对五年制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的研究 我校近年来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使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更加系统深入。同时,美术基础课的课时也相应增加,并规范了美术基础课的内容与方法,体现出五年制建筑专业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教学理念。 一、设计素描与色彩基础课程训练 在五年制建筑专业美术课程中,我们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了素描、色彩与速写的基础训练上,这里体现了对基础课素描、色彩与速写课程的重视程度。 在建筑专业素描教学与绘画实践中,要结合建筑学专业学生特点发挥其优势,建筑专业招生是文理兼招,学生入学文化课考试分数高,他们理性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理解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富有研究与探索精神,但相对来说学生缺少形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根据建筑学专业学生的特点,以严谨较科学的设计素描为主全因素素描为辅。设计素描是以设计概念为先导的素描造型形式。它是以建筑设计为教学目的进行各种素描写生和素描创作的实践活动。即以形的本质为结构,排除物象的明暗色调关系,集中对物象形体结构进行研究,将对物象的观察、分析与综合贯穿干作画的始终,利用线的粗细、曲直、强弱、疏密的表现,运用穿插、重叠等手段来体现物体的形体结构。学生在作画时可以大胆地发挥分析和想象的空间,不受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使学生在大量的设计素描训练中发现其造型变化规律,并学到各种独特的表现技法,有助于学生对建筑设计的理性与空间认识和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为培养学生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法,还要学习以面为主用明暗调子来表现的全因素素描。 在色彩课程训练时,讲授色彩的基本知识与变化规律,加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建筑专业的学生应重视学习与借鉴各种绘画流派的色彩表现技巧与用笔技法。教师要柱重培养学生对优秀色彩作品的学习与解读,可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真正领悟到绘画大师高超的色彩运用能力与表现技法和创作热情。可从早期的提香、伦勃朗、荷尔拜因,到晚期的安格尔、德拉柯涪瓦、米勒,还有近实派怀斯、弗洛依德等画家,从构图、色彩的冷暖、色彩的笔触逐一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去探求色彩发展演变的脉络,并使学生对凡·高的鲜明色彩、塞尚的结构意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高更的原始色彩风格有较深刻的认识,学生会将这所有的好奇与感受转化为新的艺术尝试与探索。”[1] 二、加强速写训练,快速提高学生造型能力 在五年制建筑学专业的速写课程中,采用集中授课强化训练的方法,它的执导思想体现了美术基础课程从技能灌输转向开发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在集中速写训练的授课中使学生强化学习,增强快速、准确地制作建筑设计方案的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对于建筑专业学生的速写练习,画面效果要体现高度的整体与概括精神,要自始至终以塑造形体为目的。例如画复杂多变的树冠,不应着眼于局部的、琐碎的形体,需要用整体的眼光来观察与表现,在整体上要把树冠看成一个完整的球体,而这一球体是由不同形状的局部块面来构成的;又如在建筑中进行室内设计时房屋空间结构较复杂,把它可高度概括为一个大的形体空间,在其内部陈设的家具是由不同大小形状的体块构成的。我们视不同形体的家具为点、线、面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这一整体的认识观念是有赖于美术基础课的长期训练,培养学生在绘画中正确的观察与表现方法,有助于对建筑形体结构与空间的正确认识。 要使学生认识世界艺术大师的成功与他们坚持画速写是分不开的。世界著名画家的速写作品是一些风格化的线描,更加简练注重神韵,或凝重质朴、或空灵秀丽、或夸张变形具有装饰趣味。安格尔毕生注重并坚持速写训练,他的速写线条优美典雅,手法极度精炼,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法国的罗丹、马约尔、布莱尔堪称现代雕塑三巨匠。罗丹留下了五千多幅速写和素描作品,其线条洗练飞动、造型生动精彩,有音乐般的节奏,有诗一般的韵律;马约尔则用粗实的笔触找到山野、大地、海洋、空气般的造型力度;布莱尔则有浪漫主义气质,其速写具有强烈的动感。具有东方绘画风格的日本浮士绘与西方的凡·高和马蒂斯都有着强烈的装饰绘画风格,装饰画在用线上具有简洁质朴的特点,它们用线来界定画面的形象与结构,具有高度概括的抽象艺术表现力。著名大师的作品使学生收益很大。 三、在广告设计课程中,赣悟现代设计理念 学生对美术基础课程的选修课热情高,此课既开阔学生的视野又丰富了建筑专业学生的艺术表现语言。广告设计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在学习中,能体会与建筑设计课程的相似之处与内在的关系;而在pop平面广告设计作业中,共五张作业:(1)pop字体练习;(2)pop服装、食品广告设计;(3)pop书画展、博览会广告设计;(4)pop立体广告设计;(5)pop房地产广告设计。在作业过程中,学生领悟到pop广告设计关键是简洁鲜明、造型优美、富有动人的感染力,在造型、构图、色彩安排、pop字体、艺术美术字体等多方面,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实践,同时产生了一批优秀广告设计作品。老师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全国广告设计作品获奖展览等活动,使学生增强了广告设计课程的浓厚兴趣,同时对建筑设计课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开设中外美术史,提高学生审美情趣 中外美术史课程使建筑专业学生得到了更广泛的美学和绘画知识,学生了解中外美术史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美术史课程在建筑专业学生的大一开始学习,此时学生正在进行素描与色彩和速写的训练,而中外美术史与基础课同步教学,起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在基础课素描与色彩创作时学生所表现的能力和个性追求清晰在目。美术史教学是科学严谨的但也有些枯燥和乏味。关键在于授课老师的引导,其课上生动活泼精彩有内容,学生就能喜欢而产生兴趣。例如在西方美术史的浩瀚海洋中,建筑有巨石建筑、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巴洛克与洛克克的建筑风格,这些都会对学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 通过美术基础课教学的实践,笔者认为美术基础教学对建筑专业有着特殊意义,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在建筑专业美术基础教学中还要积累经验,认真探索,形成更科学合理的建筑专业美术基础教学课程体系。 美术基础论文:高师美术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创作能力培养 内容摘要:美术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教学往往只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忽视了创作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未来民族生存的基础,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更应该具备这种能力。这就要求学校在各门课程中都能有机地融入创作思维训练。事实上,即使是专业基础课也完全可以贯穿创作能力的培养,当然,这其中教师的观念和教学方式方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美术教育 专业基础课 创作能力 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一般在学生高年级时才进行创作教学,甚至有的学校一直到毕业前夕,需要学生完成毕业画展时才开设一些创作课程,这种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对美术创作怀有极大的恐惧心理,甚至有的学生不理解什么是美术创作。同时,长期以来,基础课教学中教材、教法较单一,教师思想观念、教学方法手段相对陈旧等,也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一直注重描摹对象,忽视自身创作欲的表现,以惟妙惟肖为最终评价结果。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教师的思想观念和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有一些改变,但是,仍然有一些高校的美术基础教学还在延续老一套的方法。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都要求对人才的培养需要更注重其创造能力。因此,美术教育教学在强调广泛学习美术各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积极强调对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 创作离不开创造性思维,一个人必须能够有不同于他人的想法,其作品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所谓创造性思维,是指在文艺创作、科学发现或技术革新等创造性活动中所持有的思维过程。它是在现成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加以构思才可能实现的,因而它是思维和想象的有机统一。有研究证明,高年级小学生就已经能对自己已获得的表象作出真正创造性的改造,使之产生自己直接经验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结合。中学生抽象思维进一步提高,在渴求创造的愿望推动和鼓励下,创造想象日益占优势。作为比中学生知识面更宽广的高师学生,在思维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想象,努力培养自己的创作能力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当然,这绝不是说,美术教学连基本功的训练都不要了,而是要提倡把创作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所有的各项美术教学内容当中去。高校的美术教育应使学生摆脱教材教法的相对单一、僵化及过多的描摹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学习的同时,始终带着创造的心态,用独特的视角、方位,探索的思路、想法,去观察、体验和思考,并能够以独特的艺术方法表现出内心所感、所想、所悟。 一、在素描、色彩临摹写生中尝试创作 设置素描、色彩基础训练是为了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因为任何创造性的构想都要通过精湛的技法手段得以实现。因此,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基础训练这块肥沃的土壤,基础训练是艺术创造表现的语言,它们相互依托。在训练中尽量融入创作能力的培养是可以的。例如:在基础素描的教学中,可以尝试加进一些能让学生开启创作能力过程的具体可行的方式、方法。临摹可以说是艺术的再度创作过程。我们熟知的吴昌硕先生的“石鼓文”,便是吴老前辈对前人的“石鼓文”再度创作而成的不朽之作。所以我们在临摹名家作品时,要求不仅能在临摹中学习、研究,体会画家当时的心境、创作动机以及画中各种表现技法,还应对这张画大胆地加以改变。无论是对其造型,还是画面的色彩,都可以尽量融入自己的构想,融入自己的体会与经验。不管成功与否,艺术表现“可贵者胆”,也就是要学生大胆地、不断地去思考、想象,从而使学生将潜在的创作能力自我发现、自我挖掘、自我表现出来。 在素描写生和色彩写生训练中,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写生练习,严格一些讲,不是去画对象本身,而是画对象传达给我们的深刻感受,不仅仅是单纯的外形描绘,也绝不是学会一些无限细节的罗列、拷贝式的描绘、说明图一样的记录,这些都不应该是课程教学的真正目的。应该让学生能动地、创造性地通过艺术的诸多形式和表现手法,去表现、抒发,根据艺术的规律和审美要求重新安排组织画面。写生的同时,鼓励学生进行试验和独创,在原有写生的基础上,把自己对生活中许多事物的理解和喜欢的美的东西添加到画面中去。学生还可以为自己的作品设立一个有主题、有思想内容、有情节的构思等,使其对社会、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理解认识。通过自己的创造意识反映出来,也使他们在这一行动中,拓展创作能力空间。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通过这一形式以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直接地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心灵。”虽然我们培养的是未来的美术教师,但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一种心灵的体验以及创造力的表现却是一致的。 二、在设计基础课程中结合未来工作体验创作 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是未来中小学美术教师的主要来源,中小学的美术教学中可能有许多内容是需要他们在高校学习时高度重视创作能力的培养才可能胜任的,因为许多教学内容极富创造性。有的中小学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材料,通过粘贴,合理地编排次序,就能做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有的则只能依葫芦画瓢,进行仿制,这其实就是没有良好的创作能力的结果,更深一步分析,他们在高校做学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相应的训练。因此,高校的相应课程就应该在教学中融入创作能力训练的内容,要求学生勤动手、巧用手制作,更应要求他们学会勤动脑巧动脑,学会构思,把创作能力的培养融合到教学和学习中去,以更能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形势的逐步严峻,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也有许多可能从事其他的职业。针对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在教学中紧密结合实践训练,在实践训练中激发他们的创作能力。比如学校所在地区有一些企业生产家电玻璃面板,面板上需要设计一些合适的纹样,不仅要符合工业产品制作工艺的要求,更要有创意,使产品既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品位又能充分展示个性。我们即时了解到这个信息,和公司进行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在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到企业产品的设计当中去。把一些好的学生作品在公司的车间里现场制作,使得他们在短时间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转化为产品的样品,这种直观的教学方式和成果展示方式,给学生以强烈的感官和心理刺激,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从而培养他们的创作能力。 心理学认为,成就动机是一种推动人去从事、完成自己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工作,并使之达到某种理想地步的内部力量。对学生来讲,适时地举办一些中小型作业、作品展,利用橱窗,把学生在基础课上带有创作性练习的作品加以肯定和宣传,从而进一步推动学生的创作欲望,激发学生的创作力。鉴于此,在与实践基地合作的过程中,公司还为教学提供一定的资金,用来奖励优秀作品。公司会将学生完成的产品样品进行市场调研,如果符合市场需求,形成规模生产,将对学生的就业和经济收入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个人,而是对周围甚至所有美术专业的学生都产生刺激,因为这将使学生获得极大的成就感。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大量地渗透创作课题内容,使这一过程始终充盈创作的气氛,意识到了只有自己用心创作出的作品,才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在中国画基础教学中灌输创作的意识和观念 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中国画基础课程一般都以白描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白描课程教学大体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传统经典线描作品的摹写;一部分是白描写生的练习,而白描写生是中国画认识生活、收集创作素材的主要方法,又是中国画练习造型能力和写实技巧的主要手段,它是有别于西方素描的一种独特的绘画表现形式,白描写生更是成为中国画学习的必经过程。中国文化是写意的,中国画更是写意的,在白描的过程中,感情就一直和笔的运动融合在一起,创作能力的培养也应该一直贯穿在其中。生活中的动物、植物千变万化,想全部描画下来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写生的过程中要体会物情、物理、物态,有机取舍,集中概括,发现物象美的所在,运用学过的表现方法来组织画面,启发学生的创作能力,不用他人的框框去硬套生活,尊重自己的感受。如可以在同类的花丛中选择理想的形象,移花接木,有的花枝叶子形状结构松散,可以有意整理它们的聚散等;又如有些叶子有许多叶筋,可以只画主筋,不画副筋。这些过程的训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创作能力,在反复的白描写生中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灌输创作的意识和观念。 单纯的白描写生容易使学生感到乏味,因为限于水平,他们还无法在进行白描写生时“看”到制作出的最终效果,无法享受到最终的美所带来的愉悦。因此,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白描写生稿制作成色稿或根据写生稿创作的作品展示给学生,一方面让学生理解白描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懂得在写生时取舍实际就是一种创作训练;另一方面,使学生感觉到从写生到创作的距离并不遥远,一张好的写生稿就有可能是一张很优秀的创作稿,消除学生对创作的恐惧心理,树立他们创作的信心。 四、强调教师教学在创作能力训练中的主导作用 教师在教学中,主导意识的加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要依赖相应的教材内容;另一方面还要依赖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因此,教师的教学观念要跟上时代的要求,不论是年轻的教师还是已经工作多年的教授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更新观念,选择得当的教学方法。教师对学生思维的导向,切不可呆板教条,界定了框框,必然束缚学生思维的驰骋和个性才能的发挥。其次,教师讲课应用实例时,要注意新颖性和科学性,不能盲目和片面,这样,学生才能从中吸取有意义的启示和鲜明的借鉴。同时,尤其应强调将创作能力及早地融入到基础教学当中去,起步越早,创作能力的培养就会越成功。教师应及时发现学生身上本来无意识的东西,变其成为有意识的东西。在作业布置及作业的评定上要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逐步走向充满创造力的广阔空间。尤为重要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创新精神,哪怕是在习作中有那么一点点创作的成分都应给予肯定并加以引导,这些都将对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 结语 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有赖于具备创新意识和有创造能力教师的精心引导,而学生如果在基础教学中就具备了创作能力,在以后的学习中就会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通过这种训练,逐步形成自己的个人语言。创新是艺术教育的本质要求,学生们能以自身的艺术修养及创造性品格来展现时代的要求,这样的美术教育才会生机勃勃。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论文 一、裕固族音乐的历史渊源 裕固族音乐史就是裕固族的形成与发展史。裕固族音乐伴随着裕固族历史而生,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流变。考察研究音乐必须深入了解孕育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纵观诸多学者对裕固族族源历史的探究,可以梳理出以下历史和音乐发展脉络。裕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丁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裕固族简史》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人传唱的《敕勒歌》,就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在汉唐时期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上,马背上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唐武后时(公元684年—公元740年)一部分回鹘人就从蒙古高原迁徙到河西走廊。公元744年,回鹘人建立回鹘汗国(公元744年—公元840年)称霸漠北近百年,回鹘音乐文化在整个回鹘汗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鹘汗国居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别支在天山和甘凉之间,甘凉一带的回鹘后来逐渐发展成回鹘主要的一支“甘州回鹘”。 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汗国是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经济繁荣的漠北大国。据土耳其学者依不拉音•卡菲苏的《突厥民族文化》记载,回鹘汗国有掌管宫廷礼乐的礼赞大臣,负责给达官贵人演奏宫廷礼仪音乐。还有称之为“吐黑”的鼓吹号角演奏的鼓吹军乐、民间的娱乐音乐和萨满教诵经唱调等。由此可知漠北回鹘汗国的音乐由宫廷礼乐、民间娱乐音乐和宗教音乐等构成。台湾学者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中介绍:“回鹘对歌舞甚感兴趣,历史亦甚悠久,无论音乐、舞蹈、歌唱、鼓乐、马戏、羊戏、杂技以及园戏等,无一不属其所好。”根据《新唐书》记述,回鹘可汗喜欢乐舞,乐舞是宫廷礼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唐代流行于宫廷、民间的回鹘马舞《倾杯乐》以及舞者戴兽形面具的乐舞,显示了漠北回鹘游牧生活中以马为道具编排歌舞的游牧文化和古老图腾崇拜的历史遗韵(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谱》中抄有用半字谱的《倾杯乐》)。 宋人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记载到:回鹘“乐多琵琶,箜篌”“民好游赏,行必抱乐器”。据学者考证,从回鹘勃兴之唐、五代时期,回鹘通过联姻通婚的手段力求与中原保持友好的关系,为回鹘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音乐文化,在和亲的过程中以礼物的形式互相赠予的乐人、乐工和乐器等文化载体,为漠北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艺峰在《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中说到:通婚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文化融合形式。通婚不仅繁荣了中原文化,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与活力,也极大地影响了回鹘的音乐文化。公元840年,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被迫西迁,其中的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西迁后的回鹘主要使用回鹘文,宗教信仰方面,在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受多重宗教因素的影响,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十一世纪,“甘州回鹘”被西夏所灭,一部分部落退居沙州(今敦煌)以南,称“撒里畏兀儿”。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撒里畏兀儿”人逐步和一部分蒙古人融合,形成了今天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明朝中叶裕固族陆续东迁进入嘉峪关,史称“入关”,主要居住在以“肃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段的山区和川区。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一)回鹘人传统音乐种类齐全,尤其是乐舞和鼓吹乐比较发达,这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的七部乐、十部乐等歌舞伎乐比较发达,在唐代宫廷和西域通过和亲、联姻以及贾商经贸交易过程中乐器、乐舞、乐人、乐工之间的交流势必会使得汉乐与西域音乐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使得双方在音乐的繁荣发展上取得“双赢”。作为裕固族先民的回鹘人,在音乐的交流的过程中,乐器、乐舞的繁荣是必然的。 (二)回鹘人常用的民族乐器有琵琶、箜篌等弹拨弦乐。 (三)回鹘人喜好歌舞,常以草原牲畜为道具编排乐舞,有时戴动物面具表演,充分说明草原文化和图腾崇拜(崇拜狼纛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特征)在回鹘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漠北回鹘人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回鹘人已经掌握了音乐记谱法———半字谱。回鹘人的《倾杯乐》就是用半字谱记载的。虽然游牧民族音乐文化大多是口传文化,尤其是在时间中展现的音只是一个时间过程,但是他们已经有将没有语义性和视觉性的音乐用字谱的形式进行记载,这是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记谱法是中原还是回鹘人谱写无从考证,但就记谱法所记载的回鹘乐舞半字谱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回鹘音乐的重要史料。 (五)甘州回鹘音乐文化,主要是在漠北回鹘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汉族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周边少数民族如藏族等音乐文化逐步形成的,交流与融合是其音乐文化形成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值得思考的是:漠北回鹘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音乐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为什么那么多的承载音乐文化的乐器没有传承下来,纯器乐体裁的乐舞也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传统民歌?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的生命所在。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随着战乱、民族迁徙和时间的流逝是最易消失的,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是保存得最长久的。因为精神的东西蕴藏在民族的血液之中,会在民族的记忆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传统文化、传统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认同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民族的消失不以物质成果的消失或人群、种族的消失而消失,至关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消失。作为裕固族世代口传的传统民歌,不以物质和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而消失,作为物质文明成果的实物性乐器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亡,作为乐器演奏的乐舞音乐的消亡也在情理之中。现在,裕固族在挖掘和拯救民族音乐之传统乐器方面,复古的天鹅琴(虽然有民间传说故事《天鹅琴》对天鹅的崇拜)、牛角鼓有没有历史遗迹和渊源是值得考证的,但是有这种意识和行为,对于裕固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和拯救已是难能可贵了。我们不妨复古一批箜篌、鼓吹号角等民族乐器,或者根据史料记载创编一批裕固族乐舞,根据传统民歌创作一批具有裕固文化特色的器乐作品,以深入挖掘裕固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和品种。突破单一的研究裕固族民歌的局面,是值得我们裕固族地区政府部门和音乐文化研究者思考的一个现实课题。 二、裕固族音乐的生存环境 世界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创造文化的是人。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生活在不同环境中,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会造就不同的音乐文化。裕固族音乐,现在主要指的是民歌。传统音乐应该包含民歌、歌舞音乐、器乐、戏曲音乐、曲艺唱调等品种。 (一)自然环境 裕固族从游牧狩猎到游牧、半农半牧的过渡就是由生存的自然环境形成的,草原游牧文化有别于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有别于平原文化。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造就什么样的文化景观。以游牧狩猎为主的部落和民族,其文化注定受其生活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从裕固族的叙事诗、神话故事等文化文本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受制于孕育它的自然环境。在音乐上也是如此,游牧环境会产生牧歌,山地环境会产生山歌,沿海居民会唱渔歌,江南水乡会唱采桑歌等等。裕固族也一样,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牧民歌声高亢、奔放,生活在平坦草原的牧民歌声柔和、嘹亮,生活在农耕区的裕固人的歌声又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而又平缓、深沉等。 (二)社会环境 裕固族先民如果从唐代时期漠北回鹘汗国算起,有近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裕固族从形成到东迁“入关”发展到现在,裕固人生活在不断迁徙和动荡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民族文化在迁徙过程中部分保留了先民的回鹘文化,部分在迁徙过程中逐渐遗失,部分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裕固族的历史叙事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裕固族颠沛流离的东迁历史,叙事歌《黄黛琛》讲述了封建伦理对青年人爱情的迫害,《萨那玛珂》讲述了裕固族女英雄在民族东迁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就是社会环境作用于音乐的结果。裕固族文学中也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环境是裕固族音乐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三)人文环境 裕固族在迁徙和融合过程中,与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接触和交往频繁,都没有离开古丝绸之路贾商云集之地,生产、交通、商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裕固族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与多民族交往,宗教文化和语言也受到了大的影响,宗教方面萨满教与佛教并存,语言使用方面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汉语、东部裕固语—藏语、西部裕固语—汉语兼通人和汉语单语人多样并存,客观上造就了裕固族文化具有多元复合型的特点。反映在音乐文化上,既保留了回鹘音乐的若干音调特点、节奏形态和旋律发展手法,又吸收了蒙古族、藏族、汉族的音乐特色,使得裕固族音乐既有其鲜活的本民族音乐特色,又有吸收其他民族音乐逐渐形成自己特点的复合型音乐风格,但是本民族特色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裕固族音乐是“我”而非“他”的标志是由本民族音乐的特色决定的。 三、裕固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研究裕固族文化之前,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宗教、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斯塔姆勒认为“文化不外是在正常的途径上发展的人类的能力。”蔡元培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等等。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人的行为和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构成的综合体。文化为裕固族创造了民族特性,给裕固族打上了深深的个性烙印。裕固族文化从她诞生到现在,都是在不断交流、吸纳、融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这从裕固族东迁入关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可以窥探到。裕固族学者巴战龙讲到:“裕固族文化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裕固族文化的复杂性决定的。裕固族文化是一种在突厥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和汉文化的接触地带形成的复合型文化。” 洛秦说:“音符是记录音乐的符号,曲式调性是构建音乐的手段,声音也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的真正源泉是人和他的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音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乐,那都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裕固族音乐作为裕固族文化构成部分之一,它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是认识和了解裕固族民族、认识裕固人本身的一把钥匙。以裕固族《擀毡歌》为例:“擀毡歌”是裕固族的一首传统劳动歌曲,与其说它是一首劳动歌曲,不如说它是裕固族人在劳动———擀毡过程中为统一擀毡节奏而进行的节奏律动。因为中国的诗与歌是不分家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象声词,没有诗的韵律,有的只是一种节奏的律动。大部分歌曲具有审美和娱乐等功能,而《擀毡歌》只有实用功能,这是任何原始艺术的特点。从它的实用功能中可以看出裕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诸如节奏特点、旋律手法、调式调性等的艺术价值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人给它强加的,对于裕固人来说,这种节奏可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的,不固定的。我们都知道,歌曲的调式必须有调式意义的音阶构成,根据现场录音记谱进行音乐形态分析:这首歌曲由A、B、C、D、G、五个音构成的单一乐句不断循环重复的单乐段结构;节奏是前十六后八分音符和前十六后八分休止符的组合,节奏循环重复具有很强的动力;唱词是循环重复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调式可以排列成加变宫的A羽调式,也可以排列成缺羽音的A商调式。歌曲的节奏意义和实用功能大于它的审美功能和意义,调式的不固定性说明了歌曲没有典型的调式功能,与其说调式不固定,不如说歌曲本身就没有必要去牵强的分析它的音乐形态之美,它的美对于裕固人来讲是实用性,是统一擀毡的节奏,互相配合完成擀毡这一劳动行为。所以,《擀毡歌》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是裕固人用音乐节奏来维系生产、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下的产物,它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结合,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生存文化。 再以《戴头面歌》为例:这首歌曲是裕固族姑娘在出嫁前由舅舅主持佩戴头面仪式时演唱的习俗歌曲。从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洞悉到许多裕固族特有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帐房戴头婚”是裕固族古老婚制的遗俗;其次,由舅舅主持戴头面仪式、唱《戴头面歌》是裕固族“舅权”在婚礼中的具体体现;再次,戴头面是裕固族姑娘由少女向已婚妇女过渡的标志,最重要意义是象征着裕固族姑娘人生的成长过程,象征着裕固妇女人生角色的转变。裕固族婚礼习俗歌和裕固人成长的种种仪式用音乐叙事的形式来表达,并形成一种严格的程式,是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裕固族文化中音乐文化在婚俗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人是音乐的主体,研究音乐是为了了解创造它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三分模式:概念→行为→音乐。人有什么样的概念和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音乐,就会演绎出创造它的人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会演绎出人具有的概念和思想。对于裕固族音乐来讲,我们要从现存的音乐中去研究和分析裕固人的概念和思想,从而以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人和他所创造的文化。 四、裕固族音乐继承与发展问题之思考 (一)开发裕固族原生态民歌资源 音乐文化的流变是相对的,而它的继承与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古今中外,凡是好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民族”这个根本。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充分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裕固族传统民歌,就是裕固族音乐创作的根本。如何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文化资源,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裕固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年度保护方案,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为原则,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全面的摸底、统计和申报工作,使这项工作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目前,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组织专家学者挖掘、整理裕固族民歌300多首,出版了许多关于裕固族民歌的光盘、歌集和档案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2008年,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通过走访裕固族牧区民间歌手,采录了40多首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并摄制成VCD光盘,冠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档案》。这些民歌都是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尽力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来自祁连山草原腹地的天籁之音,是打开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心灵的钥匙”。裕固族传统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着裕固族历史风情、民俗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由于目前裕固族只有本族语言没有本族文字,大部分裕固人使用汉文,所以,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濒临灭绝,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传承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何挖掘、开发和利用好裕固族传统民歌,是裕固族音乐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流行音乐作品充斥文艺市场,以及裕固族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能够保持传统民歌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歌的市场在逐步缩小,能用裕固族语言演唱传统民歌的民间歌手和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数量逐步在减少。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制定传统民歌保护政策,制定传统民歌拯救方案和计划,加大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积极培养原生态民歌的继承人,因为,传统民歌的传承者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资源。 (二)繁荣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 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和繁荣,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可以说是对传统民歌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裕固族传统民歌保持了裕固文化的原始特色,这些特色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我们能够分辨出一首民歌是哪个民族的,主要依照的是这个民族的民歌特色(包括典型节奏、音调运行方式、歌曲演唱风格等等)。如果熟悉了一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和风格,有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民歌不必理性分析就可以立即判断出她属于哪个民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音乐特色已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风格比较浓厚,新民歌的创作不能背离了这个民族的风格和特色,要“出新”才能叫创作,而不“出格”才能叫继承。譬如:张千一创作的《裕固家园》,只要是熟悉裕固族音乐的人,一听便知道是裕固族歌曲。是因为:歌曲的创作运用了裕固族民歌的一字多音的拖腔、衬词衬腔、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以及五声性音调等等。但是,这首歌曲与裕固族传统民歌相比,显得典雅、开阔、明朗和富有时代气息,缘于作曲家将传统民歌特色音调和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在一起,创作出的既有时代特色,又不离民族根本的新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创作“出新而不出格”基本要求。近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立足“裕固族风情,祁连风光,石窟艺术”三大优势,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精品力作,一批卓有建树的裕固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优秀裕固族歌手、作曲家应用而生,有力地推动了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发展。2009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55周年,在县庆之际,肃南民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裕固族音舞诗画“天籁———裕固”,集中展现了裕固族歌舞文化的精髓。 裕固族传统的民族乐器牛角鼓、天鹅琴亮相舞台;传统民族舞蹈迎亲舞、波斯舞、回鹘舞、马鞭舞、舞头面、大唐胡旋舞等向人们展示;裕固族先民从遥远的西至哈志东迁的沧桑历程,也以歌舞的形式向人们诉说裕固着裕固族苦难的历史;《西至哈志》、《我是个裕固族牧羊姑娘》等裕固族传统民歌也唱响舞台。这台音舞诗画,可以说是将裕固族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产物,传统歌舞、民族历史、草原文化踏着时代的节拍向我们走来。这台歌舞音画的音乐吸收了众多裕固族传统民歌的音调,运用管弦乐手法进行改编、创作,立足于民族音乐之上,又超越了民族音乐音调简单、淳朴、直率的特征,将民族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资源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开发并利用好文艺资源,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和发展。作为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为了繁荣和发展裕固族音乐,促进裕固族新民歌的创作,要做到:一是帮助音乐工作者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文艺团体,保证创作的作品有演出市场;二是设立专项资金对优秀作品进行物质奖励,鼓励作曲家或音乐爱好者加入裕固族新民歌、裕固族歌舞器乐作品的创作队伍;三是对演出作品按照场次或演出级别给予价值支付;四是定期开展裕固族文化研讨会、裕固族音乐创作比赛和文艺采风活动,为文艺创作者提供裕固文化交流平台,充分激发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创造良好的裕固族音乐创作条件和学术氛围。 (三)促进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在艺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继承和发展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和基本规律,继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发展。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没有发展,继承便失去了生命力,成一潭死水。如果对传统民歌继承不够深入和全面,创新和发展就步履艰难,更谈不上音乐艺术发展的动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要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要“改革不变向,出新不变味”。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来说,“出新”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时髦或标新立异,丢弃了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和特有韵味,就会丧失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世界处于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时代,我们民族音乐文化多姿多彩,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也异彩纷呈,正是这些多元文化,才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风格的音乐,全国上下只唱一种风格的歌曲,那么,我们的音乐文化还有什么特色可言?以裕固族新民歌为例,许多歌曲继承了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特色又有所创新。创新不是否定或丢弃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族特征,而是在艺术形式、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和题材等方面的创新。 如:《裕固家园》《裕固人民欢迎你》《情歌》都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新民歌。只有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才能发扬广大。目前,能够演唱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歌手大多都年龄较大,歌手去世后,有些原生态民歌随之逐渐消失。许多裕固族青年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不愿意接纳本民族的传统民歌,不愿意学习和深入研究裕固族传统民歌,歌手“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承方式逐渐式微。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裕固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部分裕固族牧民处于半游牧半农业生产的状态,有些还从事商业,导致裕固族传统民歌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缩小直至消失。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及时代的发展,许多裕固族传统民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种种原因使得裕固族传统民歌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继承裕固族传统民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裕固族传统民歌中,能够保持“原生态特色”的歌曲为数不多,其特点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民间歌手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歌曲结构简单,曲首音调统领全曲并贯穿歌曲始终,多时值较自由的拖腔,演唱时可以即兴发挥等。这些特点保持着传统民歌的古朴特色,是我们研究裕固族音乐的蓝本。裕固族文字已经失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待着用裕固族语言演唱的传统民歌再次失传。裕固族民歌已经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大裕固族传统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力度,搜集要全面,要列为经常性、制度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搜集到的资料正确运用,发挥出它的价值和作用,这就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问题。 目前,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新民歌的创作和演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继承和创新同步前进,对于裕固族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社会的文明和时代的进步,我们越来越会发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传统民歌应该加大搜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利用力度。一方面,把挖掘、搜集到的裕固族传统民歌资料认真地加以保护,分类建立资料库,使得传统文化能够一代接一代地永续继承;另一方面,不要仅仅把它变成固定的文物或博物馆储藏的文化成果,我们应该把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合理地利用,把裕固族民歌的特色音调、古朴率真的旋律、具有动力特征的典型节奏和节奏型能够在新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加以利用。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巴托克说:“民歌具有令人赞赏的表现力,它与伤感主义绝缘,与过分的奇巧绝缘;单纯,有时很原始,但绝不简单化。如此作为音乐复兴的出发点,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更优越的了。这种农民音乐正是作曲家们梦寐以求的典范。”巴托克也正是这样实践的,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可以说是开发利用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作曲家。作为裕固族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裕固族音乐工作者和一些兄弟民族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充分汲取民族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加以利用,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音乐作品,既是对裕固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张明志 单位: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文献资源与校园文化研究论文 1文献资源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1.1文献资源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 高校的历史传统、管理人才、校园环境、师资队伍及师德、师风、设施都是校园文化的体现。其中,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与高校校园文化天然的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有力地支撑着校园文化的开展。事实上,一个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源的高校图书馆,不可能使本校的校园文化有效展开。高校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是文化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高校文化的物质象征。高校图书馆文化同时也是校园文化中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1.2文献资源可以激发升格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力 图书馆是高校收藏各类文献资源的主体,丰富的文献资源及二次开发,不仅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水平,而且直接关系校园文化的开展。因此才会有图书馆、教学、科研并称为高校的三大支柱的说法。一所高校图书馆藏书的多少及质量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的教学、科研状况,反映着高校积淀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而这种长期积累沉淀的文明,自然地汇聚成特色的校园文化。因此,高校升本后,不能简单地按其他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建设方案一簇而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源的传承和积累,激发本校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让这种校园文化能继续传承和发扬。 2文献资源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学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决对不是简单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也不是从三年制变成四年制的变化。随着我校升本成功,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中、高级应用型人才转变成培养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在学校职能上从以教学为主,转变成以教学科研并举。学校培养目标,职能的转变,反馈给图书馆,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源结构的转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要适应升本后学校教学、科研的要求。 2.1文献资源可以激发校园文化认知性 高等学校是人类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随着学校升级为本科,仅靠课堂所学而掌握某一方面、某一专业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本科人才的需要。本科学生应是跨专业、跨学科、跨门类的具有“通才”素养的“知识全面的人”。本科院校的学生,除了课堂上学习的专业知识外,更多要靠图书馆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源。因此,升本学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上除了要保持以前专科阶段藏书的专业性外,还要保证文献资源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性,以此支持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的全面需要,推进和强化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识度。 2.2文献资源可以强化学生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影响的主要是人们的精神意念或意志行动。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图书馆文献资源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在一个有若良好的学风和优越的学习环境的高校里,图书馆对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升本后的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采购中不仅要根据本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案去组织,还必须考虑本科学生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需要,精选那些事迹感人、思想高尚、文笔高雅、有正确价值观、充满正能量的人生价值文化用书,精选那些不同时期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优秀作品,从而在潜移默化和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3文献资源可以提高校园审美文化 升本高校学生不仅仅满足专业学习,也有更多时间追求高雅艺术。高校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包含着艺术性、创造性、娱乐性,是真善美娱乐活动,一般情况而言,本科学校图书馆不仅收藏着专业图书,也收藏着各种类型的艺术欣赏图书,包括美的艺术、实用艺术或民俗艺术等书籍。同时,作为理工科学校,升本后图书馆也需要增加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名著、名画、名曲、名片等经典作品,这些历史美学方面的文献资源,是学生陶情冶性的精神食粮。学生对美的追求,是不会区别专业的。图书馆的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枯燥的理工生活、对学生全面的发展、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开展都是重要的精神食粮。 2.4文献资源可以促进校园文化创新 升本高校从专业教育转向学科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入理论培养。但是创新是学科、产业进步的基本。作为高校学生,他们常常有最新的思想观念,敢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性变革。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它是高校开展校园文化创新活动不可缺少的系统。升本高校图书馆需要迅速的转变服务方式,应用现代化技术,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新信息,通过专业性、学科性、前沿性的二次文献的加工和整理将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文种中的同一内容或同一主题的知识和信息,加以发扬、集中和整理,编辑成二次文献,可引导学生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校园文化的创新活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3结语 升本高校图书馆要想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要充分加速资源建设和发掘内身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产生的文化魅力往往激发左右校园文化的活力。馆藏资源是图书馆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图书馆必须以本身的类型、任务和本科读者需要为依据,经过几年的资源建设,使读者通过阅读涵养自身,培育其创造的欲望和活力,成为校园文化的活跃的参与者,推动校园文化的生气勃勃的发展。 作者:孙小平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图书馆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思政课堂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思政课堂教学文化中的师生差异 1.工作差异。教师的工作是教,学生的工作是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授课内容能为学生所接受,学生的最终目的是学到在自己看来有用的知识。但是这两个并不完全对等,教师所讲述的内容有可能不是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学生所感兴趣或者愿意接受的东西教师未必会讲述,更何况教师的课堂教学还要受到教材、学校规章制度等的制约。 2.社会差异。由于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师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不同。受一些消极思想的影响,有的学生会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假、大、空”,实用性不强,再加上职业技术学院注重技能的培养,在一定层面上更加深了学生的这一认识。而作为教师,因为职业和认识的原因,可能会反复强调思政理论课的重要性。 二、高职学生的特点 与其他大学生一样,高职学生是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新东西并且接受新东西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对于知识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这些都是教育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阶段所学的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思政理论课可以使这种影响更加积极正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职学生也有着自身的特性。 1.学习能力。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层层筛选,一些高职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学习兴趣不高,对一些学生来说学习并不是他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领域。 2.自律性。有的学生会厌学,对学习和教师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甚至有的直接站在对立面,对于教师来说教学难度就提高了很多。 3.理性思维能力。理性知识较感性知识难于掌握,这就使得一些高职学生更乐意接受感性知识,而对思辨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度不高。 三、师生融入同一课堂文化场域的策略 1.缩缩短师生距离。在信息化时代学生与教师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多,但是教师与学生的关注点却不尽相同,其中往往存在差异,对信息的加工、筛选方式也不一样。因此,面对相同的信息所得到的东西千差万别,理解深度也不同。如果要使得学生与教师处于同一课堂文化场域,教师与学生就要有交集,并且这种交集越多越好。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去了解学生的主流思想,去了解他们的关注。首先,了解学生的喜好、他们的关注点。学生与教师属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的甚至跟学生相差三十多岁,不同的年龄段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这就需要教师多用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的关注点与喜好。其次,改变简单的说教式交流方式。作为教师不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面对学生,这样可能很难得到学生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多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学生由于接触到很多东西,思想也相较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活跃性。对于学生的很多想法不能简单直接否定,要以理服人。再次,创建民主的课堂氛围。教师与学生作为平等的独立个体,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畅所欲言,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尊重他们说话权利,面对质疑,应重视其想法同时也要审视自身。如通过提问、课堂调查、专题研讨等让课堂变成学生与教师共同的舞台,课堂才能起到真正的育人作用。 2.教学手段多样。教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教师教得再好,学生学的效果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目前,有的学校会给老师规定各种条条框框,比如规定一节课里必须有几分钟的视频、要有提问、要有互动等。这些做法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学规律,使得原本就不相同的教与学模式渐行渐远。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教师按照程式化教学,课堂上教学内容看似丰富多彩,实则学生无精打采。因为这样往往缺乏变通性,没有重点,难以吸引学生。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教师在课堂上随时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教学内容和节奏,使教与学同步起来。首先,让学生真正走入课堂。思政理论课往往思想性、哲理性较强,理解起来较难。因此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生坐在那里,心思却在别处,对所讲内容表现得漠不关心。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改进教学内容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要求学生能够真正对课堂内容感兴趣,能够走入课堂,在这里设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或者研讨效果比较好。只有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深度思考,才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其次,发掘学生的兴趣点。通过论坛、聊天工具等去了解学生,适时插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使得学生更加易于接受所讲内容。再次,教学应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以及教师通过通讯手段与学生的交流都是课堂生命力的延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人文类知识非常广博,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课外书籍以及视频再学习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课后也可以被看成是另外一个课堂———教师回答学生的疑问或者探讨问题都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3.提升对思政理论课的认识。首先,教师要具有雄厚的理论功底,这样才能说服学生,让学生信服。其次,教师需要以身作则,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从言谈举止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塑造一个正面形象。另一方面针对社会新闻,要及时去帮助学生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认清其本质。负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往往高于正面新闻对学生的影响力,如果学生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很容易滋生悲观厌世的负面情绪。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过一个很好的尝试:每次上课之前先播一段近期发生的新闻片段,然后教师再结合课堂内容做简短的点评,这一做法效果显著,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再次,让学生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学生才能自觉地融入到课堂中。要从学生如何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下手,进行广泛调研,从中归纳出原因,然后给予解答。在开课之初就要针对这些问题给学生一些可以让他们信服的答案。带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去学习这门课程效果自然要好很多。 作者:陈雨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研究论文 一、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内涵 学校文化在文化发展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发展到现在,已初具雏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具有自己的传统。优秀的学校文化会成为学校的品牌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从而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班级文化作为集体形成和发展各大要素中最稳固和最有活力的基础,处处体现着班级独特的风格,外显班风班貌,内显于学生价值观。”班级中绝大多数学生在学校特定的环境之下,借助相互沟通等途径,产生了类似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保证了学习质量的提高。现在有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将班级文化作为管理班级工作的心理平台和学院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很多事实说明,重视班级文化建设,对社会体系进行适当的考察与研究,可以促进学生社会化与个性化。班级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单位,使学生的教育具有社会预期性。每一个班级都是一个微型的模拟社会,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之间互相交流,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集体。在此程度上,班级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媒体,对社会文化具有选择、传递和聚合的功能。高职院校班级文化与其他校园文化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职业性特征,更多地吸收了现代社会的职业特点与现代社会要求求职者具有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隐约体现出企业文化内涵的痕迹。 相对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经企业相关人员的经营与管理,创造出的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诸如企业文化观念、劳动者价值观念、自身企业精神、人员的道德规范、企业的运行机制、企业的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等。在这么多复杂深奥的构成要素中,一个企业的文化中心无疑就是价值观。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企业型人才,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可成是培养一线一流、拥有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很多学生在高职院校中期待着完成自己人生角色的重要转换,将学校作为角色转换的前沿阵地,努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是绝对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工作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和企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文化的内容、特点与表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功能上来看,它们之间仍旧具有很大的联系,在对人的感染与教化、规范与培养和对人的塑造等方面都有类似的地方。 二、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使学生具有服务生产一线的高技术职业水平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目标与自身的定位,要求高职院校的教育与企业的人才需求相融合,使培养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最大程度地缩小与企业要求的距离。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目标和定位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两者总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目前的情况是高职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还具有很大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在工作初期还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要求,结果还是离开了自己曾渴望进入的企业。最可怕的现象是有的毕业生在一个月之内不断就业、失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培养企业专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就业理想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脱离于企业文化,更多的重视物质文化建设,忽略了精神文化的建设,特别是缺少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所要求的班级文化建设。这便造成了培养的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文化素质,缺少企业现实文化的熏陶。 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建设在理念和方法上的偏颇,也是高等职业院校班级文化与企业文化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创新性、实践性和职业性三方面,缺乏对高境界的班级文化精神的凝练和提升。另外,学生活动的品类很多但缺少一定的目的性,活动仅仅是一种活动,更多的人只是把其作为一种经历,而不是班级文化建设的载体。学生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电脑、手机等虚拟的网络平台所占用,参与集体性活动的主观愿望被大大减弱。很多班级文化建设活动存在“跟风”现象,一个班级开展了一个主题班会,另一个班级可能随之也展开了类似的班级活动,缺乏针对性。在认清这些现状的基础之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要注重提升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层次、丰富内涵,强调精神层面的培育,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入,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融入企业文化的意义 由于当前的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经过实践,很多学校发现,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学生成为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融合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文化合作实现了双赢,两者的文化定位是共荣,也就是说互相吸取有利因素,学校教育考虑到企业发展,企业发展考虑到就业者的教育等社会责任。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提升也借助了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力量。校企合作不仅搭建了校企间知识技能的桥梁,也搭建了校企间文化融合的桥梁,这种互相融合的机制,对于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促进企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四、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途径 既然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精神与企业文化的互相融合具有如此重要意义,那么为了实现企业文化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渗透,我们就应该寻找切实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大力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首先,在职业培养的教学中将企业文化进行相应的渗透。在上课时,教师应好好利用课堂这一有利因素,课堂——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将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宣传和讲授,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知识。其次,在学习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切身体验,感受企业文化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大多数的高职院校教学的特点是强调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实训,学生可以接触到与企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锻炼。所以,学校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的条件,提高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企业也应该接纳高职院校的学生,安排他们的实习训练工作,避免重视理论、忽略实际现象的出现。再者,在信息时代,也可通过各种虚拟平台,例如网络等媒介利宣传企业文化。在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中,我们要提倡学生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密切关注企业文化在班级文化中的渗透,争取建设具有实践性、创新性、职业性三者合一的高等职业院校文化。 五、总结 总之,在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探索的过程,切勿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在市场上立稳脚跟。 作者:郭沁荣 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教师行为文化研究论文 一、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提倡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所以,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集体指导的做法,应做到既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也对学生进行集体指导。在对F小学语文教师L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L老师具有了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的意识和行为,但仍可以看到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第一,什么时候教师应该去指导学生?第二,教师指导学生的时间应多久?第三,到底是集体指导还是个别指导?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遇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二)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性评价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更多地表达,更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是这样的过程需要教师正确的引导,给与学生有效的指导性评价,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的意识。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却没有做到这些,只是一味地让学生去“忙”:忙于回答教师的提问,忙于做自己学习卡片上的内容,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 (三)个性与共性的把握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但是,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对于既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要关注学生的共性发展之间往往会形成矛盾:第一,教师放大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放任自流,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发展。第二,教师忽视学生的共性学习,过于关注个性化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却忽视了重视学生的学习差异,重视学生的“各显其能”,以至于让学生走向“特长发展”,而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一般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共性的东西却被教师给忽视了。 (四)小组合作学习的问题 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开始备受青睐”。个性化教学强调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带来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重视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但是,学习小组人数的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学生小组的分配,或者采取“自由组合式”,或者采取“分层自由组合式”。 二、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固有的教学思维 1“.教师中心”的教学思维方式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学习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不想放弃其权威和尊严的地位,不想放弃教师是一个“教书匠”的角色,不愿意真正去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此外,也出于关心学生,担心学生出错,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形成“学生们常问自己:为什么老师要我们做那些作业?为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为什么爸爸妈妈和老师总要求我们要考那么些分数?” 2.教师关注共性的思维方式 个性化教学则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教师更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因此,教师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 3.集体化教学思维 由于集体化教学思维,教师关注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但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 (二)文化习性使然 一方面,教师习性具有正向作用。习性是人们文化的“钥匙”,能打开文化这把锁。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习性能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形成个性化教学所需要的教师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教师习性也具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F小学某教师由于教学习性使然,几次三番不能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没有接受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和行为,一直到最后自己明白和领悟才进行个性化教学行为的改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需要面对考试文化,需要对学生的考试负责,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正如在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老师访谈时被问到的:“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语文学科L老师说“: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地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考试文化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 (四)大班化教学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减少。调查发现“:从不互动”的比例为7.5%“,很少互动”的比例为22.6%“,有时互动”的比例为41.5%,“经常互动”的比例为28.4%。另一方面,大班化教学不利于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指导。这在F小学美术教师S老师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对于问题“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S老师说“:来自大班额化教学的限制。以F小学为例,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算分组讨论也人数太多,最少也有40多人,很难做到个性化教学和关照到学生的个别化。” 三、个性化教学教师行为文化重建策略 (一)推进小班化教学 在访谈中,参与访谈的教师都谈到了班额过大的问题,52.3%的教师认为大班额对个性化教学的影响“较大”,46.7%的教师认为影响“非常大”,3%的教师认为“无影响”。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大班化教学普遍存在。实际上,在小班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小组内和小组间学生的交流和共同合作学习,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还提升学生学习的愉悦性和人际交往的双向互动与多向交流。总之,通过小班化教学,可以有效推进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促进教师行为文化的重构。 (二)校长的引领 1.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理念 在开展个性化教学中,校长作为首席应该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包括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为其学校进行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2.校长成为个性化教学的领导 一方面,校长领导教师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并鼓励教师在学习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校长为学校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进行服务。 3.校长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与能力 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因为当前我国还没有个性化教学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校长需要不断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不断研究个性化教学理论和实践。同时,校长还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的能力,从而提高个性化教学开展的实效性。 4.校长需要将学校的个性化教学与家庭的个性化教学结合 社会、学校和家庭作为教学的三个不同的教学场所,是学生接受教学的不同空间和时间。因此,要求校长不仅能领导教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而且还能引导学生家长在学校以外的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个性,从而推进社会教学、学校教学和家庭教学的三位一体,为学生的个性教学创造一个立体空间。 (三)考试文化的纠正 在F小学对于“您觉得考试对您的个性化教学的影响大吗?”的教师调查中发现,考试文化与个性化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关系,90%的教师认为,考试文化对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具有较大的影响。既然考试文化在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极力去纠正考试文化的负面影响,积极去规避考试文化所带来的危害。具体来说,需要正视考试文化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并努力改变考试文化,去构建评价文化,重新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的制度和评价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评价文化。 (四)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 一方面,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正如在F小学进行教师访谈时,教师所指出的那样“语文学科进行尊重学生的差异和选择难度大。第一,学习任务的分层。教师要对每一堂课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进行分层,分为好的、差的、中间的,进行保底任务,进行基础性学习和挑战性学习。第二,学习时间上分为长的和短的课时,在阅读区域,更好的内容从整体上进行分更多的层次。对那些不足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第三,开放空间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还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力也要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等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进行选择自己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自主去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任务—完成和达成学习目标,教师只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帮助和指引的作用。 (五)促成教师个性化教学品质 1.教师需要具有个性化的人格品质 第一,教师自身需要充分认识到形成个性化人格品质对开展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形成和培养自己的教学个性,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鲜明的教学个性品质,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第二,加大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权力,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权威为形成新的课堂教学权力观。 2.提升教师教学创新品质 在当前的基础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创新是当前比较受到重视和关注的重要内容,教学创新是教育创新的重中之重。因为教师才是课程的实施者,才是个性化教学实践的推进者。 3.形成教师开放的教学心态 在个性化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悦纳学生的“不同政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思考,同时也要认识到:“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乃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王中华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篮球文化研究论文 1我国篮球文化的理论研究现状 1.1篮球文化概念 在体育界,篮球文化的概念属于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在经历着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篮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隶属于体育文化的范畴,是通过篮球运动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观的社会意识以及围绕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务的总和.狭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价值观、篮球运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篮球活动得以体现,促使参与者获得全面的身、心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指参与和观赏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凝结所形成的与篮球相关的知识、技能、风俗和制度的总称;第三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过对篮球运动的具体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行不断总结形成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总称.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陈述,为篮球文化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每种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盖篮球文化概念全部内容.大力倡导多元的篮球文化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篮球文化概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1.2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任何一个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外延,这是文化概念的本质属性多决定的.通过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篮球文化现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思维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观念文化.篮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被按照传统思维的划分方法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因为体育界学者对篮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篮球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务以及文化价值入手,来分析和阶段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对篮球文化内涵和结构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必须分解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对篮球运动的理解,也就是人们的篮球观念,第二层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于篮球有关的活动和行为,第三层次与篮球相关的如拉拉队、口号、标语等辅助表现形式.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与篮球运动息息相关,在篮球运动是一项不断在改进了完善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游戏规则会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进行逐步的修订和完善,因此,篮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结构内涵也会随着篮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 1.3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建设 2005年,随着篮球职业化改革的起步,篮球运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全力打造篮球文化,为中国篮球铸魂”的篮球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体体育界的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来形成篮球文化的氛围,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篮球文化与篮球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确保篮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促进篮球运动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促进篮球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倡导以“和谐”为优秀价值观的篮球文化得到体育界大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可.以和谐的观念来发展篮球文化,处理篮球事业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人为普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为了大力弘扬我国的篮球文化观念,创建中国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来发展篮球文化,传播我国篮球文化概念,是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和篮球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篮球战略意义的形成和发展. 2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 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CUBA篮球文化和CBA篮球文化.CUBA篮球运动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打破现有高校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体育文化设施的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目前CUBA还只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进行理论研究,促进CUBA篮球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CBA篮球运动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革之后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我国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CBA篮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带动了CBA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组建,结合了我国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CBA篮球运动赛事的传播,有效的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和社会凝聚力.CB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持续和谐发展的思维理念,让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变动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过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和谐持续发展是篮球文化的优秀,这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外篮球文化的研究和对比 NBA职业篮球赛是当今世界职业篮球发展的巅峰,所以关于NBA职业篮球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多,这有力的促进了NBA文化的发展,让NBA文化形成广泛的共识.NBA职业篮球运动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因为其文化内涵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联.NBA文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世界观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体现较为明显.世界文化的开放性令NBA文化已经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动者世界篮球文化的发展.NBA文化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美国意识的价值观形成了直观的具体体现.对于中美篮球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过程,CBA文化和NBA文化体现不同的篮球文化个性和篮球技术特点.学习和掌握NBA文化发展的精髓,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篮球文化未来展望 我国篮球事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无论是在联赛水平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理论体系.我国民众始终存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现在篮球文化上就是无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视野狭窄.只有从观念上彻底颠覆传统,借鉴国外篮球文化的先进理论,与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为篮球文化与世界接轨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民族精神.我国的篮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走出国门,学习NBA文化中的主场文化,注重释放个性,以人文本. 5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只有利用体育界相关学者关于篮球文化的观点,大力弘扬篮球文化的内涵,普及持续和谐发展的篮球理念,借鉴和学习NBA文化的优点,树立CBA品牌效应,才能促进篮球运动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篮球文化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其鲜明的个性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作者:韩志强 单位:集宁师范学院体育系 文化研究论文:藏区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西藏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西藏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西藏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西藏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西藏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综上所述,学者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了较为宽泛的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多维度视野。但是,仍有许多可以拓展之处。其一,研究中对藏文文献、外文文献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藏文文献和国外关于西藏研究的成果颇多,这些文献应该得到重视和运用,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西藏远古时期,无疑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二,目前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五年,近年来很少有学者关注,而运用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和国外大量的研究资料,结合藏文文献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扩展空间很大。其三,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学者多就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目前没有较全面、综合性地研究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专著问世。 作者:韩雨颖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论文 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系统分析 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 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 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 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应该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见。现在研究者的情况为研究力量比较零散,单兵作战,研究方法较比较单一,视域狭窄,专业性较差,在今后的培养中,应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培育措施,如: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等。(2)大众。大众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具有积极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愿望、动机和兴趣,并具备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运动经验、能力和运动技能储备,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促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确、清晰以及具体,以传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为最终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相对区间和时期的目的。(4)传播内容。传播内容要宽泛,不能仅局限于身体活动,应当全面地进行传输,在以身体活动为重心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文化引导,发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整体功能。(5)传播媒介与研究方法。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方法,手段必须具备多样性,并适应于这一过程,如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自身体悟法来进行研究,传播媒介的物质条件要充足,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空间等。 作者:李婷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 1.1风格呈现出不同地域特点的丰富性 在新疆居住着46个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因此各族人民的服饰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如维吾尔族服饰绚丽多彩、哈萨克族服饰华丽粗犷、蒙古族服饰潇洒飘逸、塔吉克族服饰英姿飒爽、柯尔克孜族服饰华贵艳丽以及回族服饰庄重秀丽等,各民族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衣饰风韵。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不仅在风格上各有不同,就是在面料和色彩的选择、图案的设计等方面也各有讲究,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的不同,而在服饰上体现出差异性。拿维吾尔族日常喜爱的花帽来说,吐鲁番花帽色彩艳丽;伊犁花帽造型上体现出扁浅圆巧等特点,配以简单纹样,以突出线纹的流动感;库车花帽选择优质的丝绒作面料,配上色彩各异的丝绒编织纹样,再结合图案结构等因素,形成了韵味独特的特点;喀什男性的花帽黑底上配以白花纹,色差上形成强烈对比,棱角突出,体现出较强的立体感。新疆丰富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1.2审美情趣呈现出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服饰不仅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审美取向的表现。色泽艳丽、修饰精美、舒展大方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较高的审美观念。色彩是服饰的灵魂,它不仅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而且能反映出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新疆少数民族大多喜欢艳丽夺目的色彩,这跟当地色彩单一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如维吾尔族在服饰上喜欢选择绚丽悦目、对比强烈的颜色;哈萨克族崇尚白色、蓝色,喜爱红色和绿色;塔吉克族喜欢红色、金黄、紫色等。在新疆少数民族的色彩观里,不同的颜色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维吾尔族认为,白色是幸福、善意、纯洁的象征;蓝色是吉利、福气和神性的象征;红色是胜利、幸福和快乐的象征;黄色是忧郁和苦恼的象征;绿色是生命、和平和富饶的象征;黑色和其他冷色都被视为凶色,有时黑色也常以高贵和神秘的象征意义出现。除色彩绚丽之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多以身边常见事物为主,且线条简洁明快。如游牧民族服饰图案以动物和花草为主,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此外,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水平也令人赞叹。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采用平绣、刺绣、花绣等多种技巧,同时配以刺、扎、串、盘等多种方法,其制作工艺之复杂可窥一斑。这些艳丽的色彩和简洁的图案配以复杂多样的工艺技巧,更增添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审美情趣,使之更富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1.3跟服饰有关的元素与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有的民族为全民信仰一种宗教。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就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信徒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深深地渗进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服饰文化。主要表现在: 1.3.1服饰图案的设计 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人或动物的造型描绘在衣服和建筑物等上面是不被允许的。他们通过以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艺术创作表达对美的追求。加上新疆少数民族早期信奉的原始宗教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因此以大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成为新疆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主流。以各种花卉和生活43器物为图案纹样,并以各种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装点着各自的服饰,无不展示着独具伊斯兰浓郁风格的新疆少数民族服饰之美。 1.3.2服饰色彩的运用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色彩也透露着宗教的痕迹。由新疆维吾尔族独创的,最受维吾尔族女性青睐的裙料“艾得莱斯”绸,其色彩以黑、蓝、红、绿、白为主,这与维吾尔族先民早期信奉萨满教有关。回族崇尚白色,是因为他们除了认为白色是洁净之色以外,还因为《古兰经》中穆罕默德说过白色最美,因此回族服饰最大特点是一顶白帽和一身白衣。 1.3.3穿戴习俗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除了在图案和色彩上透露出宗教对它的影响以外,在穿戴习俗上也表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新疆维吾尔族戴帽习俗源于伊斯兰教礼仪。伊斯兰教礼仪认为,在室外,不遮盖头部,是对老天的亵渎。这种宗教礼仪世代承袭,久而久之就成了维吾尔族的一种服饰习惯。维吾尔族妇女除喜戴小花帽外,还戴面纱或盖头,这也源于伊斯兰教礼仪。按照伊斯兰教规,妇女除手脚外,全身包括头发在内为“羞体”,除亲生父母和丈夫外,不能让任何男子看见,出外必须戴面纱或盖头。现在,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或盖头的已不多见,一般受宗教影响较深或宗教人士家庭的妇女多戴面纱或盖头。这些特点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使其更具魅力。因此,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就显得更为必要。 2影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因素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现状是:边远地区比发展较快地区保护得好,农村比城市保护得好,年纪大的更愿意坚守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但随着新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将面临消亡、失传或自生自灭的危险,如不加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命运堪忧。主要表现在: 2.1文化保护政策不完善不利于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主要依赖于新疆的民族文化政策,而在新疆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当前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多地是考虑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文化自身的社会效益,尤其忽略了对保护传承服饰文化起着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利益。在新疆民族文化政策中,对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分配上,即对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分配,但在分配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而传承人自身的文化价值才是其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在制订民族文化政策时,传承人的参与力度也不够大。忽视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地位将不利于激发传承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对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也是不利的。 2.2审美观念的变化影响着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各种文化高度融合的今天,人们求变的心理越来越强,对服饰丰富性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各族人民通过外出学习、交流和打工,与外界文化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对进入本地区的多元文化也不再采取抵制的态度,而逐渐把接受外来文化变成一种自觉行为。相应的在衣着习惯方面也吸纳了外来方式,改民族服装为西装或现代装。我们在和田洛浦县和喀什克州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在调研中我们发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50岁以上的年长者大多仍保留穿戴民族服装的习惯。如维吾尔族占总人口98%的和田洛浦县(2007年和田地区人口普查数据),日常穿维吾尔族服装的人近30%。作为全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克州,穿柯尔克孜族服装的人尚不足20%。总之,随着新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层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承保护的文化氛围已经消失了,传承保护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异了,传承保护的受众群体已经难于容纳他们”。 2.3后继乏人制约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人们求富心理越来越强,为摆脱困境,新一代民族青年纷纷外出务工。而这些传承保护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后继者若远离保护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土壤,将不利于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部分长期在发达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现代城市多元文化的影响,即使在节假日,也很少穿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即使对身处新疆地区的年轻人来说,由于受到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带来的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也缺少相应的重视,这也不利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快节奏的生活使新一代民族青年不愿呆在家乡学习传统民族服饰技艺,而那些拥有民族传统服饰技艺的传承人又不可避免地逐渐老去,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终将因后继乏人而面临消亡的危险。 2.4资金不足阻碍了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保障的,但新疆的经济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省,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但由于地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低,新疆地方政府很难拿出更多资金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加上民营经济不发达,很多民营企业也很难拿出更多资金用于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新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百姓们天天为生存四处奔波,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保护传承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3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的对策与措施 文化产业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又是当今世界各国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从党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到十八大三中全会“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显。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新疆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之一,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直接关系到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新疆的服饰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但其保护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结合新疆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探究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对策,可以推动新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新疆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力,最终实现新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双赢。 3.1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 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经济基础。目前新疆的文化产业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也都是围绕民族文化政策展开,因此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引导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也对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有重大意义。传承人在保护传承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完善新疆文化产业化保护政策时应突出传承人的优秀主体地位,提升传承人在政策参与与政策协商中的地位,建立多元主体的政策参与和政策协商机制,以确保文化产业化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3.2创新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找到了新的途径。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方式,首先依托一些具有研发实力的科研单位,包括各民族文化研究院,通过建立网站,全面直观地展现新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以加深国内外对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了解。其次借助研发平台,结合新疆服饰文化保护现状,通过开发软件和建立数据库等手段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遗产。最后通过构建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档案保护模式及档案资源开发网络体系,全方位地保护传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为收集、整理、统一归类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提供便利条件。 3.3重视新疆服饰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新疆服饰文化资源独特而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传承人作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优秀,保护传承人是对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也是保障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对传承人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可以激发传承人的自觉主动保护意识和热情,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和创新。除了对现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人进行保护之外,还应通过各个层面的基地建设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新疆应在不同层面建设与民族传统服饰传承发展有关的传承基地,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学习平台和展示空间。可以通过开办短期培训班或学习班、高校培养专门人才等多种形式培育年轻人才,使传统服饰文化延续发展。为调动传习人学习积极性,还可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激励形式,引导他们学习相关的服饰文化知识,掌握相关的传承技能。 3.4解决新疆服饰文化保护传承资金问题的多元途径 3.4.1多方筹集资金保护传承与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目前新疆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即求得外援以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因此争取多方资金就是目前的最佳途径。一是向上争取资金。针对新疆亟待保护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应积极争取资金,在保护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挑选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向国家或省级文化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项目保护,以缓解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二是财政资金支持。着眼于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大局,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特色服饰文化项目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设立服饰文化的专项保护资金,同步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增加比例不低于当年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结合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项目,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或者通过吸纳民间资本及设立民间传统服饰文化保护社会基金等形式,以推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3.4.2通过产业化发展实现自强 民族传统文化仅靠外援求得保护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走自我图强的产业化发展道路。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属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即可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通过整合资源、适当扩大规模,获取利润,以达到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资源开发式保护的目的。通过把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推向市场,可以增加传承人的收入,让他们主动加入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进而摆脱目前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可持续化。 作者:万素花 李国平 汪俊 李晶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文化研究论文: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意义和研究视角 (一)研究意义 教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外延宽泛,但只有深入到教与学的活动之中,切实发挥育人功能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其本质特征。教学文化建设是实现大学职能的客观需要。在高校的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基础,教学工作是中心,教育教学质量是关键。当前,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多来源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型高校是其基本定位。建设符合自身类型定位的教学文化势在必行。教学文化建设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主体是师生,关键在改革。研究表明,教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如果不积极引导教学文化由学术型向应用型变革,就会成为影响高校转型发展的一大阻力。 (二)研究视角 理论借鉴。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借鉴新时期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终身教育、实用主义等教育成果。如,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上,要求将“人”的教育与“人力”的教育有机结合,不仅要突出实践性特点,而且要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体现全面性、技术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在本科课程体系设计与教学中,要求学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能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亲近自然,注重全面性、多样性、实用性、建构性;在人才培养的评价上,对本科技术人才进行专门性评价,由偏重教育内部评价转向教育内部评价与社会评价、行业企业评价并重,等等。经验汲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办学经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汲取这些好经验好做法。本土转化。任何一种教育理论、办学经验的产生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本土传统文化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深远影响,努力实现引进的理论、经验与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的有机融合。 二、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探析 (一)重学崇术的教学思想 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与传统大学“不同类型,但等值”的全新教育类型。适应地方、行业、产业需要,既重视理论的探索与习得,又重视技术的实践与转化,这是应用技术大学师生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高擎“技术本科”教育大旗,以培养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定“向”在行业,定“性”在技术,定“格”在复合,定“点”在实践,取得人才培养极大成效。宁波大红鹰学院在准确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明确“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和“培养中小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等办学定位,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二)多元融通的教学主体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主体主要由既有学术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又有很强的企业实践经验的校内外教师以及多样化的生源构成。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包括全职教授、来自业界的兼职特聘教师和实验工程师。全职教授须获得博士学位(艺术类专业除外),具有不少于5年的实践经历(包括3年以上高校之外的工作经验,外语和数学专业除外),任教期间每4年享受一次为期半年的“研究休假”;特聘教师数量较多,承担大学约25%的教学任务;实验工程师须毕业于相关专业并取得工程师资格,主要在实验室教授实验课程。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生源多样,不受年龄限制,但入学的资格条件有一定要求。如,普通高中毕业生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必须有与所申请专业一致的实践经历(一般为3个月)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职业高中毕业生须补习普通高中课程1年,达到高中毕业水平,方可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 (三)应用生成的教学内容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内容强调紧密贴近行业、岗位实际,人才培养方案由学科教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专家、有关的实验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毕业生共同参与编制;在课程体系的建构上,应用技术大学以结构主义课程理念为指导,从“层状”转向“网状”,以“意义建构”来组织课程,建设知行融合的教材体系。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课程体系凸显两大特点:一是高度的应用性。以阿亨应用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所在区域是德国核能科学研究基地,其机械工程系必修课程有39门,其中能源系统工程、人力资源再利用、环境污染等近20门课程都凸显了“核”及“环境保护”的地方特色。二是高度的生成性。通过师生紧密合作,将当前最新的技术研发成果引入教学,共同建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渗透型课程结构。整个课程体系按认识实践———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学习———专业实习(工业实习)———专业理论学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的流程形成完整链条,在理论学习阶段又含有不少实验、项目制作等实践性环节,体现理论与实践双元循环递进的特点。 (四)开放合作的教学方式 应用技术大学特别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政产学研合作育人的作用。一是以学科、专业、课程群为载体,通过校内外教师、工程师与管理人员合作,联合组建教学科研团队,共同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共同开展应用性技术研发,共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二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国内外科技竞赛为载体,由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科技团队,寻求企业赞助,自主完成项目的策划、设计、建模、制作、调试、运行全过程;三是开办国际合作交流项目,鼓励支持学生海外实习。近年来,上海电机学院与企业紧密合作,协同制订招生标准、协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协同建设师资队伍、协同参与定制培养、协同推动就业创业。如,在风电与创新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上海电机学院先后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建一批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由企业技术主管和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联合组成专业学位教育教学团队,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同时,该学院与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等共同设立为期3个月的“风电与创新”海外实践项目。 (五)双向互动的教学方法 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多样,除理论讲授外,还广泛采用现场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团队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性、互动性较强。近年来,汕头大学工学院探索建立EIP-CDIO培养模式,根据专业优秀课程、相关优秀课程群以及单门课程对学生能力的不同要求设计不同的项目,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组成团队,共同完成项目,得到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系统训练。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项目教学中,教授们主动面向企业承担应用性科技研发任务,学生平时的学习和实习多结合教授提供的项目进行,在实验室做得较多的是“三性”(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探索性)实验。学生的毕业设计都在企业做,由企业工程师指导。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教师的“教”,而且重视学生的“学”,教学相长,互促互进。如,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本科学位课程要求修满180-240个转化学分(ECTS),每一个转化学分共含25个学时,即5小时的课堂授课、12小时的课后作业和社会实践、7小时的教师辅导及1小时的考试。可见,学生自学与教师课后辅导时间占有较大比重。 (六)实践能力导向的学业成就评价 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同,学业成就评价的标准、方式也有所不同。应用技术大学学业成就评价重视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应用技术大学对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形式多样,如考试、鉴定、答辩等;重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形成性考核,将日常的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等列入课程成绩的评定范围,并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汕头大学工学院在实施EIP-CDIO培养模式改革中,对学生学习评价增加项目报告、设计评估等形式,将口试与笔试、自评与互评相结合,让学生逐步改变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技能。 (七)人本延展的教学空间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空间体现了人本化、延展性。一是传统教学空间充分满足师生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如,设置备有大量活动课桌椅的教室,以便师生开展案例教学和团体活动;实验室与教室合设,以便实施“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实验室与教师工作室合设,以便教师更好地开展科研活动,指导学生实习实践。二是新型住宿式书院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新建本科高校仿效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住宿式书院”制度,变学生宿舍为住宿式书院,内含学生宿舍、教室、自习室、小型图书馆、团体活动室、饮食驿站等,师生经常共膳与交流,定期举办各类学术、文体活动,形成一个学习、生活共同体。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开辟新的教学空间。最近兴起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全部针对高等教育,无学校学籍的学生也可以免费使用,对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终身教育服务(如社区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此外,教师或是通过教学网站向学生课程介绍、讲义与课件,提供参考资料,布置和提交作业,并在网上展示优秀作品;或是开设个人博客,撰写教学日志,促进教学反思,增进师生之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等,大大拓展了教学活动空间。 (八)融科技、人文于一体的校园特色文化 应用技术大学不仅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习得,而且努力挖掘学科资源、校史资源等优势,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职业伦理以及生态文明素质的教育。如,黑龙江工程学院提出“工程文化教育观”的育人理念,突出工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构筑起工程文化课程、工程文化基地、工程文化环境、工程文化活动、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研究等“六位一体”的工程文化体系。福建工程学院传承百年学府的历史文脉,在校园内竖立林纾雕像,在图书馆门厅及教学楼宇间刻印林纾代表作和林纾名言;出版《林纾研究专刊》《林纾书画集》等,持续推动林纾文物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写通识教育教材《林纾读本》,开设全校性公选课;举办林纾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展“林纾文化节”学生社团活动等,努力发挥校园特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三、总结 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作为高校亚文化系统,其形成、发展与大学内外部环境特别是大学制度变革息息相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分类评估的政策氛围逐渐形成,高校内部科研评价、职称评聘、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为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必将有力推动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 作者:李志鸿 单位:厦门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大众文化研究论文 一、追溯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历史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性行为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苏东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日常生活已然成为一个分析意识形态存在的理论视角,而且也是马克思和霍克海默都曾经强调过的视角。所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存在,跳出意识形态的干扰,正如齐泽克曾言,通过找出马克思对于商品分析和拉康对于“镜像”的研究,是为了反观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植入,唤醒被蒙蔽的自我,让主体认识到被意识形态束缚这一现实,从而反抗意识形态的询唤。 作者:黄雅婷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论文 一、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概述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起源和文化特征的探讨。就起源来说,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武术起源于战争和原始狩猎活动;也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武术与其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探讨,主要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强、宗教信仰浓烈等方面,例如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1994)、张延庆《从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管窥其内在特点和形式体现》(2006)、邓以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武术研究》(2011)等文章,都从某个侧面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题还比较局限,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之冰山一角,缺少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传承、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及其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构想 (一)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脉络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首先必须廓清少数民族武术的源与流,对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掌控,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使研究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源头。同时又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决定了孕育于其中的武术文化的产生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洞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生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任何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则要注意梳理少数民族历史上与武术相关的典型历史事件,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少数民族武术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往往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例如对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东南抗倭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土家族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为患,而当时的明王朝军队武备松弛、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其衰弱,时任浙江巡抚御史的胡宗宪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之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湘西永顺、保靖以及鄂西容美土家族土兵乃奉朝廷征调开赴苏浙沿海抗击倭寇,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捷,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武技和作战阵法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成就了“东南第一功”的传奇。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在《圣武记》中即指出:“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土家族的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回族武术史的研究则应该以其民族的形成为主线,从其民族的迁徙历程以及后来明王朝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史实,来阐释回族武术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二)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 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及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精神或物质产品的总和。为了体现出研究的条理性,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三层次理论,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概括为物器技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价值文化三大类。具体而论,物器技术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各种武术套路、武术器械、练功方法、练功器具、岩画遗迹、武术著作、武术人物等主体武术文化,以及图腾信仰、神话传说、宗教巫傩、丧葬习俗、传统舞蹈、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的相关武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结社组织、规章制度、教授方法、传承方式、武德礼仪、比武方式等内容;心理价值文化则主要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情感等内容,包括民族的自强不息、坚韧顽强、崇武尚勇、忠贞爱国等优秀品德。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既有抽象的文化又有具体的文化;既有显性的文化又有隐性的文化;既有表层的文化又有深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表层的挖掘、整理某一拳械技术,而应该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进行对深层的文化内涵的探析,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本体武术文化,还应深入探究少数民族相关武术文化,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要透过武术文化现象能够看到其民族的优秀品质。 (三)从民族性格与地域文化两个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1.少数民族武术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例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大多离不开草原和骏马,从而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格,“那就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尚武遗风”。北方民族的武术多表现为工架舒展、放长击远、豪迈奔放的技术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诸如傣、瑶、苗、哈尼、纳西、傈僳、土家等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丘陵、山地之间,地势复杂,交通不便,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南方少数民族的武术多注重防守动作,讲究防中带攻,动作紧凑是其特色。以苗族武术为例,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而苗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时也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在历史上苗族被称为“苗蛮”,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族或封建王朝讨伐与征剿的厄运。苗族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由此形成了苗族武术以防守为主,防中带攻的技术特色,其技术讲求“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与“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南方民族武术与北方民族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大相异趣的。 2.少数民族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北方广袤的草原大漠不同于南方的丘陵高山,西南喀斯特地貌迥异于江南的水网田埂。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各地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拳谚本身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草原大漠,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决定了其武术以骑射著称。而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沟壑纵横、草茂林密的山区,野草、杂石处处掣肘,其武术则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其武术只可能表现为动作紧凑、灵巧快速的特点,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例如土家族武术多贴身短打、动作迅疾,一般起腿不过腰。苗族武术注重桩功、拳型紧凑、动作严密。而“拉祜族、布朗族的武术,不管是拳、棍,还是刀术,咫尺之内便可完成整体动作,是适应山地丛林狭隘环境格斗的拳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百里异习、千里殊俗”,各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节日礼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土家族先民以狩猎为生,土家族地区“现今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就是由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云南傣族“泼水刘尧峰蔡仲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探微节”上表演的孔雀拳,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上的武术表演等,则带有浓郁的节日文化特色。又如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巫”、“舞”、“傩”往往是其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即“麻雀解剖法”,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同样需要选取典型拳械进行实证性的个案剖析。因为典型拳械是在本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浸润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通过对典型拳械的研究,可以透视该民族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武术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某些民族武术文化宏富,典型拳械较多,例如由回族人所创编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某些民族独自创编的典型拳械则相对较少。因此,在典型拳械的选取上可以是本民族土生土长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拳械,同时也可以选择从外面流入本民族并已发生文化交融且受众较广的拳械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典型拳械的个案研究不能只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应该通过对技术的分析从而窥探其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文化现象的成因。例如张延庆等在对回族武术研究中,通过对“汤瓶七式”的研究即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当我们在研究土家族武术时,通过对土家族武术中有关“虎”的拳械套路、动作名称、拳术口诀、技术风格的探讨,即可窥见其民族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文化,“白虎”作为土家族的图腾信仰,在其武术文化中同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频繁的迁徙与战争、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民族性格中氤氲而成的类出于群的一种文化事象,它是我国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因此,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将其置身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空间场域之内,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武术这一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 作者:刘尧峰 蔡仲林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农民合作社文化研究论文 一、研究背景 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实现对以家户为独立经济单位的农户的组织?组织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20世纪20年代,管理学和人类学中经典的霍桑实验打开了人类学研究现代组织的大门。霍桑实验是典型的实验室式研究,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沃纳,把人类学乡土社会研究的特点带入了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将工厂作为一个封闭社会系统,对系统中的人际关系进行考察,进而发现了正式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影响了整个正规组织的运作。⑤到了60年代,曼彻斯特人类学学派的工厂研究对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启示。该学派认为,工厂并非封闭的社会系统,而与更大的社会情境相关联。⑥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加深,尤其是将文化视为意义生产过程和无边界的开放体系的所谓“新文化观”的出现,组织人类学提出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视角,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组织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转向了“组织如何实现以及被组织意味着什么”。①组织因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变动的文化体系,一个意义协商和意义赋予的过程”。②组织人类学的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强调研究者应当关注组织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强调组织处于其中并与之相关联的情境对于组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是有场景性的。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实现和运转必然无法脱离作为其基础的乡土中国情境。当代人类学所关注的是,通过经验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在社会新的经济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的分类系统中,社会精英、公共政策在其中是如何起到影响作用的,③以及传统熟人社会关系在新的体制中,如何展示其作为文化的组织韧性,以思考田野民族志作品如何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二、祥龙合作社概况 祥龙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8月,采用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较流行的“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从农户生产、基地支持到城市销售的完整产供销链条。该合作社共有社员户47户,社员来源覆盖了金沙江沿岸的4个行政村。加入合作社,显著地增加了入社农户的家庭收入。由于当地长期以烤烟业为支柱产业,对大部分社员家庭来说,入社进行生猪养殖是对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其中,对于4户青年家庭成员离家进城工作的空巢社员家庭(老龄化家庭)来说,对劳动力要求较低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取代了劳动繁重的烤烟种植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该合作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以及优质品种的推广。祥龙合作社有一定特殊性。首先,与政府主导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该合作社由民间独立发起和出资。其次,该地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并不发达,祥龙合作社是该乡第一个此类组织。因此,合作社在发展前期步履维艰,发展极其缓慢。2009年8月合作社成立至2011年12月,是祥龙合作社的缓慢发展期,期间共有25户社员先后入社,占合作社社员户总数的53%。此时期,大部分当地农民普遍对合作养殖能否带来利润持怀疑态度。用管理者的话说:“当时没有太多人入社,大部分的人都在观望。”⑤该时期不少社员的入社行为表现为非主动性,他们对自身入社行为的描述中频繁地提及,被“劝说”而入社的过程。进入2012年后,合作社的社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截至2012年6月,仅半年就有22户新社员,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47%。在调查中,新进社员在谈到入社理由时的典型叙述是:“张家两兄弟家(早期社员户)去年卖猪挣了很多钱,听说一头能得近千元的利!”这个数字远高于当年当地的平均利润水平。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成为该阶段农民申请入社的最大驱动力,社员自主入社现象凸显。此外,除去“劝说”和高额利润的刺激,社员入社行为还有如下三点特征:1亲缘入社,部分社员与合作社管理者有较近的亲属关系。2业缘入社,该地区青壮年多在村落附近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一批与合作社有雇佣关系的村民发展为早期社员。3社员家庭收入多样化,这些家庭有如下特点:家中有至少一位青壮年劳动力,通常为男性,常在家庭农业生产之外,还通过在当地工作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在工作上与合作社多有接触。 三、祥龙合作社组织和运作的文化逻辑 以过程的视角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中,可以看到该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原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深远而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精英影响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研究出现了转向,从对士绅阶层静态研究的关注,转向了对地方情境下地方精英及其能动性的关注。现在看来,这个得之于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研究关注点对于当前中国农村地方精英的研究亦深有启发。周锡瑞与兰金对地方精英做出如下定义: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舞台上行使支配的任何个人或家庭。①兰金等人在给出地方精英定义的同时也指明了研究的视角,在舞台———即地方情境中关注地方精英。这种研究视角能够带来一种关注于结构、过程和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人类学洞察。②据此定义,在祥龙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关键地方精英———何耀和李尚智———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是合作社的主要发起人、优秀管理者,向合作社投入和引入了大量的资金,获得政府支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杰出表现并深得社员信赖。两位地方精英对社员的组织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两条线索起作用。 1.亲缘影响———以何耀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亲属网络对祥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社员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部分社员与优秀管理者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是促使他们入社的直接原因,在访谈中这种亲属关系被频繁提及并强调。以优秀管理者何耀为例,包括他与父母和兄弟夫妻同住的扩大家庭、其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以及其妻子姐妹的家庭,共有7户分别位于4个不同社区的近亲属家庭,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先后入社。与此相对,另一些社员虽然也与何耀有亲属关系,但都属于较远的亲属等级,并且在谈论自身的入社行为时,并不强调他们与何耀之间的亲属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入社行为。案例1:王新华是何耀母亲的兄弟,在入社之前家庭主要的经济收入依靠种田,尤其是烤烟种植。儿子因工作长期逗留外地,只有老两口留守家中。因家位于河谷地带,全年气温偏高,尤其是适合烤烟种植的5~9月。烤烟种植的全程,对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二人碍于年纪,烤烟种植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合作社成立不久,何耀便来到家中劝说他们入社:一来养猪对于二老来说更轻松,不用顶着太阳,也不用在雨天下地,在屋檐下就能做;二来何耀向他们保证加入合作社养猪一定能够有好的回报。认真考虑了亲侄子的劝说,王新华很快就决定入社。L乡各自然村多为杂姓村,纳西、汉、壮、傈僳、苗、藏、白等多民族杂居,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当地在历史上属于纳西族控制地区,其他民族逐步迁入或逐渐融入当地的纳西族村落,或建立新村落,由此形成了以纳西族为主,多民族杂居为特征的居住格局。当地以纳西语为通用语言,村内外不同民族、家族之间可通婚。借由通婚形成的亲属网络,通过不计距离和等级的亲属追溯,可以将L乡的大小村落联系起来。由此,当地各社区内部、社区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固但也非常复杂的亲属网络。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强调这种亲属认同,在相互闲聊或谈及对方的情况下,均出于敬意和亲近,以亲属称谓来直接指称特定亲属,无论远近亲。祥龙合作社的社员来自于L乡4个行政村下至少7个社区,该合作社对社员户的组织,跨越了社区和行政村的界限。相对来说,当地鲜少有这种跨越社区或行政村界线的经济组织,祥龙合作社对农户的组织依靠了地方精英在当地的亲属关系网络实现了这种跨越。 2.业缘影响———以李尚智对合作社的影响为例 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率较低,一般在当地寻找短期或长期的工作机会,以作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在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以及合作社成立后的雇佣关系的影响下,入社的社员共有17户,约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36%。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合作社主要管理者李尚智在当地经营一砂场,雇佣了许多当地的青壮年。李尚智后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之一,不少为他工作的村民经他动员后陆续加入了合作社当地原有的雇佣关系,为发展新的社员提供了便利的信息渠道,经由地方精英的劝说,使原有雇佣关系成为动员村民入社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合作社优秀管理者,即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产生了新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叠加在原有的雇佣关系上,也与作为雇佣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或熟人关系相叠加,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并形成一种更为牢固的关系。 (二)亲属小团体 亲属关系对该合作社组织社员的影响并不止于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当地农民的入社行为中,还存在着亲属间的相互影响和带动。社员中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社员小团体———几位社员经由兄弟姐妹关系、姻亲关系、表亲或堂亲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这样的联系影响了他们的入社行为。合作社中至少有四个这样的小团体,涉及家庭共13户,占社员总数的277%。这些社员户在经济上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对方家庭经济,但是在关于加入合作社的经济决策上,有共享信息和资源并互相影响的现象。亲属小团体内部除了在经济决策上的相互影响外,在各家新建标准猪舍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换工互助的现象。 (三)口头协议与乡村约束 《生猪养殖协议》是一份由祥龙合作社拟订,在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签订,用以确定社员身份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正式合作关系,经由协议的签订而成立。在调查中发现,仅有2011年之前的社员与合作社签订过纸质协议。这批社员能够清楚陈述协议中所规定的双方的权力与义务。2011年之后,社员不再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口头协议取代了纸质的协议。口头协议多在社员向合作社管理者提出入社申请,并获得同意的语境中达成,双方的权力与义务也在这个过程中以商谈的形式明确。在合作社管理者与社员看来,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和互相约束,并不依赖于双方是否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合作社与社员间的相互约束,更多地依赖于乡土的人际关系和乡村舆论的信息传播,是否签订正式的协议,并不影响这种源自文化的约束力。这些串联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员对合作社、合作社管理者产生信任的基础。身处这些关系另一端的合作社管理者,也因这些关系而自觉地对社员应负有的责任,因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①显然,这里的亲属关系和熟人社会所拥有的高度信任,依然凌驾于现代企业的契约形式之上,尽管不是永远的。 四、讨论:精英控制还是平等民主? 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之一。②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假设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普遍能够认清目前的市场状况、有管理合作社的能力、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并且能够做出商业理性的判断,才可能在合作社的社员间实现现代公司基本制度,呈现平等地位,出现“去亲缘”民主管理。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运作,则呈现出另一局面。对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少经验研究都表明,当下的农村精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例如,黄胜忠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上,这种地方精英/强者主导是必由之路。③这种精英领头人的现象实际上是事出有因。目前大概有以下几种解释。任大鹏等人发现,优秀成员在订立合作社的基本制度以及日常管理决策中拥有突出的影响力,他们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在合作社的运作中甚至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④李佳与郑晔的研究指出,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同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郭东红等则从当前我国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注重自身利益的局面出发,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需要强有力的乡村精英领导。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精英主导现象,可以有另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从前的部落社会都是头人主事的“大人物”的社会,即使农业社会,也仅仅是农业制度将亲属群体和熟人社会推至更大的社会网络。从家长到宗族领袖,从知识与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到各种权力人物,都有可能成为传统熟人社会内外的“大人物”。“大人物”也是指地区政治组织的管理者,是地区性事务的重要管理者,③或实际上的权势者。现代区域社会的研究还认为,“大人物”权力的来源有二:其一,来自于“大人物”的个人努力;其二,来自于“大人物”社会网络中的交换。④然而在东亚社会,晚近以来一直是以现代工业制度原理强力侵入传统亲属农业社会,因此所谓民主管理和“类家族主义”(无论是“慈父”还是“严父”)、呈现远近亲疏的“亲属忠诚”的文化惯习之间,难以获得不同原理实践过程中的整合状态。在东亚,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地方的发展通常不会一帆风顺。这些阻力存在于以下三方面:1地方原有的小农经济结构阻碍农民对新型经济组织的接受;2加入合作社对农民提出相对原有农业结构更高的经济要求;3农民无力把握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波动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和不信任。为此,作为“大人物”的地方精英出现了,就像民国二三十年曾经出现的农民精英大人物“东林”⑤那样,突破了熟人社会领地的束缚那样,祥龙合作社的精英借助自身与农户之间的亲属关系,先后建立了亲密的雇佣关系,以突破合作社成员发展的困境。由于他们在出资、管理能力、市场信息,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的超凡优势,使他们在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过程中逐渐从社员中获得权威。不仅如此,地方精英对合作社的有效管理以及对社员经济效益的保证,反过来也加强了社员对他们的认同和尊敬。 在地方精英主动运用自身资本的过程中,以及在促成城—乡、小农户—大市场的连接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以建立和加强。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本,使他们具有人类学讨论中“大人物”新的表现特征,成为地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一个文化上的组织整合案例。显然这个合作社的成功,在于地方精英“大人物”智慧地将新合作社经营原理和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原理整合在一起。更进一步,这种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经济合作关系,还涉及更为复杂的文化局面,似乎合作社地方精英与一般社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经济上的庇护关系”。庇护关系原本是一种,在传统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观察到的,建立在双方诸种地位不平等状态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⑥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有学者对这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做出过详细讨论。例如针对清末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关系中存在的“保护型经纪”,或可称为“保护人”的角色,这是一种掮客或中间人型的角色,对上帮助国家征收税款,对下保护地方农民免受掠夺性经纪的剥夺。⑦而当今的精英在合作社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类似的“经济保护人”的角色,但是与从前的国家政权—乡村大众的二元结构不同,这种庇护关系是在大市场—小农户的二元框架下起作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地方精英一方面在农村促进农民生产的规模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凭借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对市场信息的掌握,通过正确的市场决策,来保护相对脆弱的农民家庭免受或少受由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保证自身和农户的收益。同时,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二者的经济合作关系中还叠加了乡村社会的亲属关系、熟人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其他关系———例如新的雇佣关系。可以说,在如今的祥龙合作社,传统亲属—熟人社会的原理尚可使用,但新的现代合作社企业制度原理也卷入其间,地方精英大人物巧妙地交叉整合,凸显了双方新的经济庇护关系的本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力量。 作者:和柳 庄孔韶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文化研究论文:电子监控视觉文化研究论文 一、视觉文化:眼睛背后的文化联系 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随后海德格尔也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他们所描绘的时代正处在现在进行时!如前文所述,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如今这样,眼球是如此忙碌,世界被建构成为观看的时代,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远没有一幅刺激眼球的图片来得更有传播效果。传播媒介也从源头制作和传递着视觉的信息,视觉快感、视觉冲击、窥视欲使得我们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对于视觉文化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分析被观看的对象、观看的原因、分析观看的形式,以及观看后产生的效果;第二种是对于各种视觉文本的研究,譬如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分析每一种视觉表象背后的含蓄所指,并对它们进行解码。然而笔者认为以上所描述的只是浅显意义上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在于广泛的社会联系,是社会所建构体系的融合。在这里笔者更加认同美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关于视觉文化的学科研究模型,他将视觉文化的研究归结于三个关键词:“符号、身体、世界”。福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曾经开设过一门有关视觉文化的研究课程,他对于视觉文化研究的总体思路在于,“大学科背景”以及“去学科性”,也即视觉文化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自身,更多的是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学术界也有许多根植于福柯所建构的模式研究———“泛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式,譬如视觉文化与地区、性别、权力、话语等的隐喻与转向的问题研究。视觉文化的这种没有边界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概括,文化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文化而存在的。 二、人眼观看的延伸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将城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区域空间,大致上可以分成公共空间领域和私人空间领域。在公共空间领域不难发现,随处安装着电子监控设备,比如早期就投入应用的,街道十字路口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人们很形象的将其称为“电子眼”,它充当着“电子警察”的作用,监测着车辆的行驶过程,捕捉车辆的违章视频信息,预防司机的不文明驾驶行为。 (一)电子监控设备的追溯 空间监控设备被俗称为“电子眼”或“视频监控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电子警察”“空中之眼”等。空间监控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40年代的西方,最早作用于军事安全和防备,后应用于监测交通情况,了解高速公路及桥梁使用情况。在英国,监控系统被称为闭路电视,是指“利用摄像头将画面信息传递至特定区域内监视器的一种监视系统。”在我国,大规模使用监控系统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 (二)电子眼是人眼的延伸 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观看”,从传播学家对于受众的研究中可见端倪,大众传媒的接受者不在于被动地“观看”媒介获取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观看”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换句话说,大众传媒的接受者对于信息是有选择和筛选的。大众传媒根据观众的选择需求反馈,投其所好制作信息内容。人们的视线在观看时,要受到社会文化认知和自身的素养需求相制约。故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中指出“摄像机不会撒谎,可撒谎的人在摆放摄像机”,不同的是,电子眼不会选择要记录什么,规避什么,而是忠实地“目不转睛”的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前文提及人的眼睛,由此联想到前苏联的电影蒙太奇学派理论家维尔托夫,他提出了电影的摄像机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记录生活实景。在这里,监控设备的安装犹如维尔托夫提到的“眼睛观”一样,像人的眼睛一样在“注视着”人们的动机和行为。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人的延伸。”意为大众传媒使人的感觉能力得到拓展。“电子眼”类似麦克卢汉提及的大众传媒的延伸力,它延伸了人眼所能注视到的限度,弥补了人眼观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运用技术的力量缩小了人为监控的空间大小,而又无限制延长了对该空间监管的时间长度。 三、视觉文化隐藏下的权力生产 (一)“观看者”遮蔽下的权力 福柯用观看的目光来揭示隐藏在视觉文化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18世纪对于罪犯的处罚形式,一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对于身体的血腥镇压和暴力执法的仪式景观,用来震慑震撼在场的普通大众,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另一种处罚的方式融汇于英国学者边沁对于环形监狱的设计理念中,在环形建筑的中心位置设置瞭望塔,而建筑的四周被监狱的牢房所包围,瞭望塔中有遮盖物遮蔽,四周的牢房则被分割成为各个单间,面向瞭望塔的一端和面向外面的一端均有一扇窗户,这样的一种环形建筑被福柯成为“视觉机器”。通过这样的设计使得罪犯的一举一动均处在“阳光之下”,没有一丝的黑暗角落可以遮蔽他们,瞭望塔中的人可以通过面向瞭望塔的一扇窗户对于罪犯进行监督。牢房被制造成为各个单间也很巧妙的隔绝了罪犯之间的交流,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眼神交流,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孤独无援。福柯解释道,由于瞭望者和罪犯所处位置的不同,造成了权力的极为隐蔽的不平等。 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盖物的遮蔽,可以随时随地地监视四周各个牢房,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处在四周各个牢房的罪犯显然不会知晓谁在对他们进行监视,何时他们在被监视着,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被监视着。很显然的是即便瞭望塔中没有人或者这个人此时并没有监视罪犯,处在四周各个牢房中的罪犯也不敢轻举妄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由于有遮蔽物这层外衣,得到了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这样的权力的不对等。纵观如今的社会生活,我们处于无所不在的电子监控设备所编织的蜘蛛网之中,原来在安保森严的高级写字楼、高级住宅区才会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已然遍布于城市生活的大街小巷。将电子监控设备等同与福柯所描述的环形监狱也不为过,电子监控设备的实质也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下的“视觉机器”。电子监控设备背后的那双眼睛正是在监控设备这样的技术遮蔽物之后,来注视着过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不知道机器的背后会不会有那双眼睛,以及那双眼睛是否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人们总是信以为真的相信机器的背后总是有那双眼睛在窥视着,即便这样也会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秩序。 (二)“被看者”的自我监督 笔者依稀记得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曾指出,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质就是生活在电子眼之下。可见如今的生活谁都不能免监。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清监控视频画面、360度旋转监控设备的发明,使得福柯所提到的“全景敞视”成为可能。在技术的遮蔽之下,透露出的看与被看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观念,体现在被观看者身上的是自觉的“遵守”,是源于对身体的观看继而渗透于心的规训,通过个体的遵守达到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比如在住宅区的监控设备,总会有标语提示“你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此时的电子眼取代了人为的监控目光,杜绝了人眼的视觉监控疲劳,延伸了人眼所能观察到的范围,过路的行人也不确定此刻监视器的后面是不是有那么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但他会在内心提示自己,并且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这种对于身体的“规训意念”,不是监视器以及后面的那双眼睛所赋予他的,而是他自己给予自己的监控,自己给予自己的一种强有力的注视目光,自己的意念把自身的行为举动规训起来。传统社会中对于人们的规训是建立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血腥暴力的处罚,达到对人们感官的震撼而后规范行为的威慑作用。现如今,是一种更加理性看似合理的内化于灵魂深处的规训作用,通过个体对于自身的自我监督、制约维持社会的秩序。如前文所述,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的眼睛”的自我注视。“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许多关于眼光的规范,确立了许多审美的、科学的、理性的观看原则,这些原则制约着每个人如何去看,也决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说喜欢看什么,对所看之物给予褒贬评价等等。”学者周宪的这段话,充分地概括延伸了隐秘下的权力规训观念。 四、结语 福柯将这种隐蔽在遮盖物之后的眼睛称之为“权力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权力的眼睛”无所不在,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公司办公间里全景敞视式的一览无余,在超市银行中对于顾客的监视等。“由于视觉技术的发展,视线已经从人的肉眼日益转向更加精确、可以记录的视觉技术,从望远镜到监视器,从红外摄像机到数码图像技术等等。”从人的肉眼到机器的眼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二维合一,没有视觉疲劳,不用算计报酬。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下,幻化成“权力的眼睛”自我规范着。 作者:彭冬卿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化研究论文:清代冰上运动文化研究论文 1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 1.1冰鞋 我国古代东北的女真族和满族都使用过“乌拉滑子”。据学者考证,“乌拉滑子”就是把嵌有滑条的木板缚于乌拉鞋的底下,手持木杖撑动,滑行于冰上的器件,类似于现在的滑冰鞋。到了清代,出现了嵌有冰刀的铁质冰鞋。《燕京岁时记》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乾隆帝在其《冰嬉赋》“序”中说:“国俗有冰嬉者,护膝以芾,牢鞋以韦。或底合双齿使齧凌而不踣焉。”有学者认为,《燕京岁时记》所说的“单条”,其实就是“冰刀”,是一种“单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所说的“双齿”,就是“双冰刀”,类似于今天的“双冰刀”滑冰鞋。《冰嬉赋》“序”中所说的“韦”是指熟皮,“芾”是指用韦制成的护膝。可见,清代滑冰器具不但出现了铁质冰刀,而且还有护膝等防护设备。铁质材料冰鞋的出现,是清代滑冰运动技术提高的重要基础。 1.2狗车 在元代,东北地区从辽阳到奴尔干的一条大干道,冬天曾用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狗车。这种狗车到清代一直在使用。清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说,在东北三江汇流地区,有一称作“不剃髮黑金”的部落,“陆行乘舟,或行冰上,驾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拦头者然,所谓使犬国也。”这种器具以狗牵引,能载人载物快速行驶于冰上,类似于今天的狗拉雪橇。 1.3爬犁 爬犁,又称扒犁或耙犁,以马、牛等大牲畜为挽力,在冰上雪地均可使用,盛行于东北地区。清人西清《黑龙江外记》里说:“扒犁,国语曰法喇,制如凌床,而不施铁条,屈木为辕,驾二马,行雪上,疾如飞鸟。”是说这种扒犁用马牵挽,用两条翘起的辕木作底,在雪地行驶,速度极快。在尚无大型机械的古代,爬犁在冬季运输物资、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冰床 冰床,又称拖床、凌床等,是以人力牵引或撑动的冬季冰上运输和娱乐器具。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较早记载了“凌床”这种器具。明代出现十余个冰床并联,在冰上豪饮壮游的现象。清代出现装有铁条的冰床。《燕京岁时记》记载:“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冰床下镶铁条,类似于冰鞋上的冰刀,滑行速度更快。清代皇帝及达官贵人用的冰床,已有豪华的装饰。《榆巢杂识》载:“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氈幄及饰以龙凤者。”即清帝所用冰床能防寒保暖,装饰华美,堪称“冰上游艇”。 2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中层部分,是构成文化的血脉,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分析清代冰上运动器物文化之后,以下从制度、形式等方面对清代冰上运动制度文化进行论述。 2.1奇特的国俗 到清代,冰上技艺表演活动被称为“冰嬉”或“冰戏”,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国俗”,我国古代冰雪运动达到空前的繁荣阶段。该“国俗”最早源于一场明、清战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驰援努尔哈赤被围困的墨尔根城,长途奔袭获得成功。滑冰技术在大清帝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努尔哈赤倡导的冰上娱乐活动为清代冰嬉“国俗”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在盛京(今沈阳)附近的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冰上娱乐活动:“汗(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後,汗与众福晋坐於冰之中间,命於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落後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跑时摔倒於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於冰上,筵宴……”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大汗亲自率队,参加人数众多,有男有女;活动内容主要是男子冰上踢球、女子冰上快跑;冰上跑步采取比赛形式,以金银作奖励,按成绩分等发奖,落后者也有赏银;比赛效果良好,“汗观之大笑”;赛后杀牛宰羊,设置宴席,以表庆贺和慰问。该活动与现代的冰上运动会已十分相似。到乾隆一朝,冰嬉正式成为“国俗”。乾隆帝称:“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国俗有冰嬉之典,……岁于冬至后举行,亲临阅赏”(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原注),冰嬉成为国家的一项庆典活动。从乾隆10年(1754年)起,冰嬉每年举行一次,终乾隆朝几无间断。乾隆退位后,嘉庆继续进行,直至道光,延续近百年。 2.2完备的制度 乾隆时期,冰嬉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机构与制度。清代专门设立了冰上运动的统帅机构,叫“冰鞋处”,长官为冰鞋大臣;专门进行冰上训练的兵种,叫“技勇冰鞋营”,隶属“键锐营”(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士兵叫“冰鞋”,其饷银叫“冰鞋饷”;教练叫“冰鞋教习”。每年校阅期(十、冬、腊、正四个月),冰鞋处从键锐营选拔1600名优秀溜冰者,组成“技勇冰鞋营”,集中训练,届时参加冰嬉表演,接受皇帝校阅。校阅期过后,返回键锐营。“冰鞋处”类似于国家管理机构,“技勇冰鞋营”类似于国家集训队。关于冰嬉的制度,乾隆朝刊定的《皇朝文献通考》作了详细的记载:“冰戏,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毬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服红、黄马褂,余俱服红、黄齐肩褂。射毬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次走冰、较射。陈伎毕,恩赏银两,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务府广储司支给。”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冰嬉的大体规制:①活动时间:每年十月拣选人员,大约冬至后进行表演;②活动地点:在瀛台(后来还在五龙亭、阐福寺等处);③参加人员:从每旗拣选善于滑冰者200人,总数至少1600人;④器具:包括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由内务府提供;⑤服装:翼的头目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马褂,队员穿红、黄两种颜色的齐肩褂;射毬兵丁、幼童均穿马褂,背插小旗;⑥活动形式:主要包括走冰、较射天毬等;⑦奖励:按表现情况给予银两奖励,共分三等奖,每等奖励三名。凡参加的兵丁均有赏赐,奖励和赏赐所需银两,均由内务府支出。可见,清代冰嬉的管理、训练已常态化,所需物资、经费、人员均由国家承担。冰嬉成为一项国家主办、规制健全的大型冰上庆典、竞技活动。 2.3多样的形式 包括宫廷冰嬉在内,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丰富多彩,争奇斗艳,部分形式与现代滑冰运动相似,有的技术与现代滑冰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清代冰上运动的形式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种。 2.3.1抢等 所谓“抢等”,就是比试滑冰的快慢,争夺优等。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岁十二月,西苑三海层冰坚冱,于是择令辰,圣驾御冰床临观焉。……始曰‘抢等’。去上御之冰床二三里外,树大纛,众兵咸列。驾既御冰床,鸣一炮礟,树纛处亦鸣一礟应之。于是众兵驰而至御前,侍卫立冰上,‘抢等’者驰近御座,则牵而止之。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赏各有差。”参赛者穿冰鞋集体竞速,距离约1000-1500米,鸣炮后从起点(“树大纛”处)同时出发,按到达终点(“近御座”处)的先后顺序,分等级予以奖励。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滑冰比赛,与现代的短道速滑极为相似。 2.3.2抢球 所谓“抢球”,就是两队士兵在冰上互相争抢皮球的游戏。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金海冰上作蹙鞠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毬,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将士用以习武。昔黄帝作蹙鞠之戏以练武,盖取遗意焉。”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冰上分队踢球游戏,以“便捷勇敢”为胜,目的是“用以习武”。这种冰上“蹙鞠之戏”来源于清朝入关前的“踢形头”游戏,是我国古代蹴鞠在冰上的新发展。 2.3.3转龙射球 “转龙射球”是在冰上集体编队滑行时进行射箭表演的一种活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又继以转龙射球,走队时按八旗之色,以一人执小旗前导,二人执弓矢随于后。凡执旗者一二百人,执弓矢者倍之。盘旋曲折行冰上,远望之蜿蜒如龙。将近御座处设旌门,上悬一球,曰天球,下悬一球,曰地球。转龙之队疾趋至,一射天球,一射地球,中者赏。复折而出,由原路盘曲而归其队。其最后执旗者一幼童,若以为龙尾也。”从“盘旋曲折”“蜿蜒如龙”“一射天球”“按等行赏”等用词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集冰上滑行、队形变换、射箭比赛为一体的运动形式,是清代人冰上运动的又一大创造。 2.3.4摆山子 “摆山子”即集体进行的走队形、摆字表演,类似于今天的团体操。近人晋卿描写了“摆山子”:“御座前冰鞋大臣命旗一挥,响炮一鸣,则此两排百名‘冰鞋’,各循花纹内两线之隙地,沿径滑驰,一人左转,两队皆左转,一个向前翻身,两队皆翻身,伸腿张臂。五色战裙,上下掀腾,风驰电转,朱缨貂尾,左右荡摇。钢条所至,冰层刺刺作响,各个足下之威武铃,万事锵和,尤为奇观也。”左、右两队一百人,按事先画好的“万字锦”、“葫芦锦”等众多花纹组成的图形,在只能容下一人的纹线之间,整齐划一地表演燕子戏水、凤凰展翅、洞宾背剑、青龙回头、白虎摆尾等24种高难动作,无任何纷乱之状,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冰上集体表演,其设计、技艺、阵势及整齐程度,让现代人叹为观止。 2.3.5打滑挞 “打滑挞”是宫中开展的一种从高处滑向低处的滑冰游戏。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可以看出,滑冰者穿着带猪皮的鞋子,从三四丈的人造冰山“挺立而下”,快速滑行,“以到地不仆者为胜”,这是一种相当精彩、刺激的滑冰活动,参加者需要一定的胆量和高超的平衡能力。该活动类似于今天的高台滑雪。 2.3.6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 除了以上形式外,清代冰上运动还有类似现代的花样滑冰,以及滑冰与杂技的结合———冰上杂技。乾隆时宫廷画家张为邦等人绘制、现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冰嬉图》,形象地展现了八旗的花样滑冰和冰上杂技。根据学者分析,《冰嬉图》中反映的花样滑冰主要包括大蠍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双飞燕、千觔坠等。冰上杂技主要有缘竿、盘杠、飞叉、耍刀、使棒、弄幡等。表演者在竿上、杠上、肩上、臂上、掌上、冰上展示单双足直立、倒立、扯旗等高难技艺。肩上、臂上表演的人数,自一人以至三人,有儿童,也有成人。冰上杂技是滑冰技术与杂技技艺的完美结合,是清代人创造的一种新的运动形式,体现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技巧性、观赏性的特点。 3清代冰上运动精神文化 在清代,涌现了大量与冰雪运动有关的诗歌、绘画等文艺作品。诗歌如乾隆帝的《冰嬉赋》、永忠的《初试冰床》、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蹋鞠》、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詠•冰鞋》等。绘画如金昆等人的《冰嬉图》、姚文瀚的《紫光阁赐宴图》、郎世宁等人的《弘历雪景行乐图》等。通过对这些文艺作品特别是相关诗赋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冰雪文化的认识,进而管窥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所蕴含的的思想、观念与精神。 3.1清代冰上运动体现的浓厚功利色彩 古代北方冰天雪地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另一方面,人们根据冰雪的特性开发出冰雪的有益功能,为人类所用,这是人类冰雪运动文化所体现出的实用和功利色彩。首先,人们最早利用冰雪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如《新唐书》记载的拔野古人“乘木逐鹿冰上”。再如《津门杂记》记载,清代天津一带的“撑排者,例备皮袄一袭,无客则自衣御寒,有客则奉客铺垫。随地雇坐,其价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遥,所费不过京蚨数十文而已。贫民食力于风天雪地中如此。”也就是说,冰床成为百姓谋生的工具。其次,人们利用冰雪资源,创造出许多交通运输工具,如冰床、狗车、爬犁等。这些是人们根据冰雪环境创造的十分快捷的运输工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第三,人们还把滑冰滑雪用于军事活动。如前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下利用“皆着乌拉滑子”的士兵和“炮驾爬犁”,长途奔袭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再如,清代宫廷冬月在西苑太液池“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国俗有冰嬉之典……盖肄武习劳,不忘家法。”(乾隆《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诗自注)“以阅武事”、“肄武习劳”表明清代的“冰嬉”具有鲜明的军事训练目的。 3.2清代冰上运动蕴含的祛害祈福情结 古代部分冰雪活动已经扎根民间,逐步已发展成为一种民俗事项。在冬季严寒的生活环境中,世居东北的满族人对冰雪向来拥有深厚的感情。清代满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习俗———“轱辘冰”,又叫“滚冰”、“走白冰”。每年正月十六晚上,妇女们三五成群,手执灯笼,嬉笑着来到旷野。她们在冰雪上左右翻滚,口里诵唱着:“轱辘冰轱辘冰,腰不痛腿不疼”,“轱辘冰轱辘冰,身上轻一轻。”接着,在冰雪上戏闹取乐。该活动俗称为“脱晦气”,又叫“走百病”(“走白冰”的谐音),认为“轱辘冰”能滚走疾病和晦气,带来健康、运气。清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载:“十六日,满洲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揭示了这种习俗目的在于“脱晦气”,以“祛害祈福”为目的。关于“滚冰”,还有一则美丽的传说。据说独角龙之女与捕鱼青年产生爱情,独角龙一怒,发瘟疫惩治青年和村民。龙女托梦嘱咐青年和村民,正月十五晚上到冰面上打滚,就可以躲过瘟疫,结果十分灵验。全村百姓怕再遭报复,于每年正月十五都去冰面打滚,遂相沿成习。实际上,民间借“滚冰”为“滚病”的谐音,以祈求滚去疾病,延年益寿。这类滚冰走雪的习俗流传至今。在东北的部分城市和乡村,在江河湖泊、水井旁边等有冰和雪的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就有人参与这项运动。显然,这些冰雪运动蕴含着人们祛害祈福、追求安康的美好愿望。 3.3清代冰上运动寄托的太平治世理想 清代的冰上运动,特别是宫廷的冰嬉,封建统治者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把冰嬉作为奖掖部下、弘扬国威、招待外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以体现浩荡皇恩,提高国家凝聚力,实现太平治世的理想。首先,通过开展冰上运动,奖掖部下,显示皇恩,维护国家团结与稳定。前文已述,天命十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盛京附近举行了一规模较大的冰上竞赛活动,对参赛官员的妻、福晋等均予以银两奖励,赛后还在冰上置筵宴以庆贺,笼络部属之意甚为明显。乾隆帝所作的与冰嬉有关的诗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部下的赏赐、恩施之意,如“勇者特旌,任者均赐。普被曰仁,有差曰义”(《冰嬉赋》)等。每年春节前在八旗中进行冰嬉比赛,成绩优异者给予特殊的奖励,叫做“有差曰义”,以示殊荣;所有参加冰嬉比赛的士兵都能得到适当的赏赐,使之过一个愉悦的新年,叫做“普被曰仁”,以示仁爱。乾隆之子嘉庆帝则明确指出:“冰嬉之制,藉习武以行赏赉,示嘉惠兵丁之至意。每岁冬月,简八旗子弟角艺液池,皇父亲御冰床,第其高下,以次颁赏,勇者特旌,余皆均赐。所以鼓励而激劝之者,即一较技间仰见仁至而义尽焉。”可见,冰嬉是校检八旗子弟冬季军事训练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冰嬉比赛所取得的成绩,是对士兵论功行赏的主要依据。这种奖赏机制,既鼓舞了士兵在冬季艰苦训练中的士气,又笼络了人心,提高了凝聚力,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 其次,冰上运动常常被作为一种宣扬国威的礼宾仪式。一方面,冰嬉由清朝当时的特种部队“键锐营”中的“技勇冰鞋营”承担,代表着清朝军队的实力与水平。冰嬉表演的水平,当时的诗歌给予了揭示,如“拟议弦催箭,形容镜舞鸾”(乾隆《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闪如曳电,疾若奔星”(乾隆《冰嬉赋》)、“有时故意作敧侧,凌虚取势斜燕轻”(清•宝竹坡《冰鞋》)等。这些惊险、高超的冰上技艺,显示了清朝兵士的素质,展现了军容和国威。另一方面,冰嬉也是招待外宾的礼仪、庆典活动。乾隆53年(1788年)腊月,西苑举办冰嬉活动,特别邀请外国使节、边疆藩王及台湾高山族首领等观看,以共贺新春。乾隆皇帝即兴赋诗:“贺正近远毕来同,抚谕凭舆言语通。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冰嬉仍寓洁戌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望昊恩蒙。”(乾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诗中描写了“西北新藩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的盛大外交场景,表达了前来恭贺新年的各族首领维护祖国统一的共同心愿,展现了康乾时期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四夷来朝的盛世景象。 4结语 以清代冰上运动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蕴涵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精神内涵,是具有优良品质与发展潜力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它曾以其经济、军事、政治等社会功能发挥着维系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在国家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力申办冬奥运以及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今天,传承和发展冰嬉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宝强 陈彦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清水江文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①*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土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1]。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2]。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 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史”逼近了一步。但我们认为,无论以朝廷还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都同是国家历史;梁启超与“群体”相对立的所谓“个人”,是指帝王将相的个人,而我们强调的“人”是包括仟何人在内的、有血有肉的能动者,这种强调是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对梁启超时代的超越。利用清水江文书所做研究,显然不能做成国家历史的地方版,即不以国家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的逻辑,代之以特定时空中的人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或者“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比如说,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忽略“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定是“改土归流”的结果?还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国家的“改土归流”?我们也都知道,明清时期国家的“改土归流”在不同地区或早或迟,但这究竟是国家战略的安排措置的结果,还是不同区域内人的能动行为导致与国家关系的差异所致?当然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导致历史叙述的重心变化。如何估计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地方民间文献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方面说很简单,否则就没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花大气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国家也不会为此设立重大研究项目,也不会迅速将其列入“记忆遗产”的部级名录。但另一方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史料”的“发现”去理解其意义,如同以前对待敦煌文书、秦汉简牍那样,就有失偏颇了。我们知道,不同的文献系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历史;文人的私修史书往往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立场,与国家历史多有重合。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历史叙述也多有差异。比如地方志,虽然亦属官修,但多反映地方文人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从地方出发、而非完全从国家出发叙述历史的态度。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多为白契,红契很少,与徽州文书中的契约有所不同。我在清代山西契约中见到的红白契之比大概是—半对一半,这或许说明官府权威在不同地方民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契约在不同地方处理私人事务中的不同角色等等差异。但也许这些都不太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重现这些契约缔结的情境:张三和李四之间为什么要缔结契约?缔结契约的张三李四和作为中人的王五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通过缔结契约他们是否造成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重现这一情境之后,许多制度的、社会的变化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进而,基于各地不同民间文献的情境再现,显示出来的是为何制造出这些文献的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最后呈现出的是不同区域或同或异的历史过程。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 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作者:赵世瑜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和谐之美中国历史建筑论文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如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一一写照,并悄然地陈述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故事。当人们开始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绿色生态观,不难成为建筑生态艺术的典范。人们在美的世界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和谐,建筑艺术也体现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审美特征。从中国文化史中的哲学范畴来看,“和谐”一词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智慧理念。和谐一词在我国各个学派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儒家学派中,“和谐”一词多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或者“以和为贵”的以人的本身个体与其他外在客观事物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将“和谐”一词理解为人与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和谐,弱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强调只有人融入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本质。尽管“和谐”一词在不同学派中意义有别,但和谐的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理论精髓的优秀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在中国传统建筑范式中,建筑的和谐性深受传统文化哲学的濡染,具有诗意的本真性、审美的直观性、哲理的深远性与生态的持续性。这种“美”将人导向自然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无比丰饶的理想境界,从而帮助受非自然化和精神异化侵害的人们实现双重“补益”和“修复”,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人文关怀。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深邃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丽丰姿。在古代,和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崇“和”、尚“和”、重“和”、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和”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以和谐为美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种审美理想中体现的。宫殿建筑,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传统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中的对称、均衡、尺度、韵律等的追求一直延续不绝。大至故宫、天坛、十三陵、颐和园,小至一处园林、一座小亭,无论是惊叹其伟大巍峨,还是流连其清丽婉约,都使我们感悟到美。建筑和谐美的取得,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在的形式美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关于儒家、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著名作家安德鲁•博伊德也曾评论:“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建筑和中国花园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则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和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一种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儒家伦理的物化手段和物化模式,成为人与社会之“和”的最好表征,将人的情感与理想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优秀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在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之后,又揉合了释家文化的中国园林建筑,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感性因子。中国建筑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儒、道、释诸家的哲学理论的阐释与深远影响下,诠释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与浪漫互相交织的和谐美的旋律。希望这种美学原则能在中国现代建筑中呈现光彩,延续传统的和谐生态原则,让“和谐之美”的美学原则融入建筑之中,从而使华夏子孙寻找到精神复归的家园,而不是被遗忘和淡化。 作者:姜欢笑 王铁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 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 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优秀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第一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 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极具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全面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最后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作者:吴超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优秀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优秀,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宇,女,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摘要】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一、契约要旨 在中国古代,契,本意为刻;②约,本意为绳索,亦有缠束之义。@契、约两字相连,在古代人生活之中,就是指事先约定好一些事项,然后用刀等工具,将这些约定的事项刻在树木或者金属之上,以此作为约束双方信守承诺的凭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判书、质剂、书契、约契等等。这些最早在《周礼 《易经》《战国策》里而都有零星记载。 在西方法文化中,历来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受此影响,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有“公法之上的契约”和“私法之上的契约”两大类。公法之上的契约意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是将契约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公法之上的契约当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而私法之上的契约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不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处分和行使私权的结果。 笔者认为,白人类社会产生时起,就会因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频繁化,以及身份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契约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故,要断定哪个国家最早出现契约关系是很难考证的,学者们不能妄下定论。正如前述,契约制度有别于契约关系,契约制度必须是契约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国家制定或者虽未制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实践并认可的惯例所形成的一种规则。 二、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契约自由 中国现代契约自由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端。为何刚刚初见端倪,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虽不乏契约关系的存在,但现代意义的契约自由在中国的产生才刚刚开始。 (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 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身份差别的,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架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使人们不能自由平等的进行商品交换,随意的“讨价还价”。封建时期的身份关系到现在就演变成学者所称的“熟人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身份关系依然存续。在熟人社会里,同样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没有国家法律全方位的“侵入”。 (二)封建社会“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出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文明的最大障碍 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皇帝居高临下,社会结构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磨灭个人意识,忽视私权的。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历来中国就处于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政府主导型社会磨灭了个人私的意识。④整个社会对私权保护不够,而又过于偏袒公权。在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压制之下,做为个人哪里还有充分的白由进行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民事活动。 (三)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压制了资本社会的萌芽,人与人之间进行契约交易的空间严重受限 虽然,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极盛时期,但是这样的极盛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的结果不过是人们生活变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束缚白由和平等的制度和观念依然存在。即使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有更多的剩余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但盛世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昙花一现,屈指可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终究成为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出现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清政府为挽救危在旦夕的统治政权,在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等方而做出了“垂死挣扎”。其中,就包括《大清民律草案》,但由于完成时间已是1911年,因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夭折。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但都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局限,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并未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性的立法工作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但民法方而的立法仍相当有限,民事基本法只有一部《婚姻法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法规和条例。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切实得到实施,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制订了再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仍受到制度的严重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方而的法律法规开始大量制定和实施,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步从社会的各个层而逐渐退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与人之间才开始有了较为白由的经济交往,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初见端倪。为何是“较为白由”呢?笔者认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人们可以走向国际社会,商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阻碍人们自由交往和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比如城乡身份差别制度、严禁农民进城、收容制度等等。广大农民不能白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结果只能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再思考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理,社会上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此保卫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国家是全社会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白己的一部分权利而组建的。这在西方法文化中,叫做“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人民可以根据白己的喜好选择白己的国王,罢免白己的讨厌的君主。其实,此时的国王和君主并不是国王和君主,而用人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守卫者”更为贴切。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常见的情形却是: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在“吃人”。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赶农民上楼”“强拆队”“唐福珍”屡见不鲜。这样的称呼已不仅仅代表着其原本的意义,它己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的脚注。当这样残酷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议的背景下,所谓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层而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层而的。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改革,优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在经济体制方而,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缺陷,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事主体有权利白由进出国内和国际市场,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方而,就是要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让国家和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要简政放权,“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因此,这既包括公法的契约也包括私法的契约。尽管改革开放为全社会的经济交往扫清了诸多障碍,契约自由开始初见端倪。但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依然对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威胁。如何做出进一步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小社Aj’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目前,最能概括中国发展状况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处于转型期”,确实,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全方位的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正在从权力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型,这是从上而下的改变,只有体制转型了,人民才有途径救济权利,为自己谋幸福,才不会出现诸如以死相抗的唐福珍的悲壮惨剧。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国家权力触角的收敛,人民能有更多白由和平等的空间。 (二)完善立法,清退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权力触角 《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其颁布和实施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立法上的不足,依然为数不少。比如,《合同法》规定一些合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机关审批或者登记后方能生效、法院有对原告撤诉的请求予以驳回的自由裁量权等等。这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私权,干预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废除。法律不仅仅要减少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和保护契约自由,让社会成为一个自由有序,诚实守信的公民社会。倡导和保护契约自自,何尝不是改变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崩溃,人人白危的一剂良方? (三)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彻底打破传统身份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营造自主平等、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这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仍然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契约社会是充分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治社会,它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经放宽“农转非”的政策,但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依然存续,有差别的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同命不同价”便是明证。排除这样的障碍,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拆除经济生活中种种身份体制的樊篱,使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权力身份关系来配置社会资源,切实给各种民事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缺乏这一重要前提,契约自由就不可能生成。而且,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为建立契约自由所做的努力必须是全方位的,既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更多的则是从上而下。契约自由的精髓就是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由和平等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谈得上契约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旨也是自由、平等竞争,所以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是相通的,没有契约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着契约自由的深化和契约文明的新纪元。 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而了。”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中国历史论文:谈对外汉语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学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学潮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何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如此吸引人眼球,以下简单归结为三点。第一,文学影响。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是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四本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生活中的种种领悟,其中一些著名的典故和场景甚至连很多外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其魅力可见一斑。第二,科技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可以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发明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促进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第三,军事影响。欧洲学者们曾把孙膑所著的《孙子兵法》列为三大奇书之一,此书对于战法的总结概括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其书主旨“攻心”一词更是一语道破了战争当中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胜之玄机。总结来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地位不容小觑。换言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语言教学方面 中国的语言,最为精髓的要数其意义的复杂多变性,而其复杂多变性源于其语境的多变性,所以只有了解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历史故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汉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娘”这一字便指的是对秀外慧中的女子的爱称,这一含义始于晋代。以此同时,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娘”一词却意指母亲。同样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娘”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字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某留学生只明白“娘”字释义为母亲,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对其而言就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误以为是母亲要嫁人,但只有了解其“姑娘”这层含义,才会将此句话进行通顺的理解。可见汉语的含义其根本是多变的,而要准确了解其不同意义,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历史文化元素的选取原则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这对留学生自身的汉语知识水平是有所要求的。历史文化因素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会话知识,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在字词句不熟悉不通顺的情况下,对所学的内容完全无法吸收领会,这样不仅耽误学习进程,还会减弱学习兴趣,所以对外汉语中历史因素教学应把起点放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上。其次,在教材的选取上也应有所讲究,概括为三个原则,渐进性原则、实用性选择和系统性原则。 (一) 渐进性原则 教学素材的安排要由易到难,这是共识,所以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的各种因素,诸如教材的长短,冷僻字词的多少,背景故事的深浅,“构词频度”高的字的出现先后,以及教材思想内容理解的难易,都是在安排篇目的顺序时必须认真考虑,周密设计的。此外,在教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兼顾各类形式,以及在语言结构上的追源溯流。 在教材选取的共识大前提之下,渐进性原则对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则有其独特的涵义:教学最初选取的历史文化内容应优先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熟知度高的题材或典故,其次题材和典故中也应尽量避免生僻词汇的过多出现。这样就会具备学习效率高,进度快,接受人群范围广的优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出自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故事在世界领域内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为对这则典故及其中文字的完整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以上例举的成语中也没有出现太过生僻的字词,如按照现代中文的理解方式去解读也并不困难,同时解读出的含义也不至于和其本意大相径庭。与此相反,若是教材中历史故事一开始就选取一些不为国际领域所熟知的内容,如“西北望射天狼”取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狼”一词就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由于国外留学生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极容易将其表象的理解为天狼星座,而不是外族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对其内在含义以及诗中的真正所指将难以获悉,这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可说是大忌。 (二) 实用性原则 语言是用来交流沟通的,是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载体,所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便是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去交际,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秉持实用性的原则。在渐进性原则中我们已经提到,教材的选取,教学的过程应当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那么难要多难,深要多深,而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可以将实用性原则作为参考标准。如在学习成语时,若选取的是一些晦涩难懂又已经不用了或者甚少使用的词语,这不仅给教学过程增加了难度,更会导致学无所用的坏结果。举个例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意思是句子读起来不顺口。首先不要说外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都不很了解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在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其次“佶屈聱牙”这一成语中“佶屈”“聱牙”在字形和语音上都存在难度,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识记造成困难,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了这类生僻的字词之后,却很少能在生活中应用到,这本身就违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 系统性原则 即学生可以仅通过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了解并学习到其中所包含的多个词汇、成语,从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一次性系统的进行记忆、掌握。例如在介绍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时,对于曹操的众多儿子必会有相关叙述,而这之中不但有曹冲那广为人知的“曹冲称象”,同时也有源自曹植而流传开来的“才高八斗”。这两个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都出现于曹操儿子们的历史故事之中,那么教师就可以一并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一并进行记忆理解,不单节约了教学时间,同时还深化了学生对于词汇的记忆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参照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通过近音近形,同义反义的整合,扩大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形成有效的记忆链。 三、对外汉语中历史文化元素教学的具体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文化元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实施历史元素教学。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历史元素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 适当选取教材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外的汉语课程并不要求中国历史课,但其重要性广泛地体现在教材,观念中,比如在讲解诗词,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中,如何诠释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材的选取,之前已经谈到选材应遵守的原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教材选取过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学生们普遍接受过的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了解,学生有可能在没上过课之前就已从书本,互联网等渠道了解过中国的文化,而那些材料多数来源于中英翻译,或者外国人所撰写,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应当以中国本土的正史为依附,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和理解偏差。 (二) 场景模拟 此步骤首先要求教师先以留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将所要叙述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下大致情节描述。然后以此为前提让学生们扮演其中的人物角色,以学生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去理解故事内容。接着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一步对故事当中所要重点记忆、理解的词语进行明确地解释,最后通过将这些词语应用到或者转换到外国留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常遇场景当中,以达到巩固深化学生对于这些词汇理解的教学目标。例如:本次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理解“负荆请罪”是表达一种诚挚的歉意,并使学生学会应用到中文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依照上文所述,首先教师以台下留学生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大致介绍“负荆请罪”所取自的《将相和》这一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紧接着教师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其中的蔺相如和廉颇,让他们以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进行现场演绎,结束之后教师对其中主要需要表达的“负荆请罪”一词的含义着重讲解,最后教师举出一个国际熟知的使用范例――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作负荆请罪。 (三) 强化巩固 由于之前提过,本教学策略适用范围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所以在基本字词的发音和书写的问题上,这些学生并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错误。故此步骤主要通过教师在讲解某一词语时运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加之模拟场景所带的渲染力,以及不断地重复训练来实现使学生对于这一文字、词汇的发音和书写有更为准确识记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在讲解“掩耳盗铃”一词时,一只手捂着耳朵,另一只手去模仿拿东西的样子,并且带着暗自窃喜,不被人知的表情。这样一来学生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去生硬记忆它的读法,而更是感性的对其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不过要学会准确熟练的对汉语进行发音,还是需要学生本人大量重复性的练习,毕竟语言的学习就是对音形系统的识记与运用。文字的书写没有捷径可取,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音形分离的符号体系,很难做到知其音而晓其形,所以书写的重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中高年级的留学生中开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汉语的美感,领会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构建,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把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历史论文:论固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堡垒,而且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新探索 [摘 要]目前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存在教学课时较少、教材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比如科学选择教材、课下辅导交流、多种教学方法合理运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历史文献学;教学;探索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文献学也成为了高校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与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被确立为专业基础课,多给大一新生设置,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教学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简要的探讨。 一、把握教学进度,做好课下交流辅导。 随着很多大学公共课如英语和政治课的不断增多,很多学校的专业课的课时相对被压缩,在新疆大学,英语和政治课挤压各学院专业课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每周的课时仅为2课时,一门课的总课时数是36课时。就课堂教学时间而言,师生一年内接触的时间不到40小时,十分短暂有限。然而,中国历史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它包括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是一门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入门基础课,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但学生要想真正学好这门课程,所需要解决的疑难和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教师对课程的讲解细致有序,可是课时的严重不足使得教师无法对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系统详细地讲述,这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为应对课时不足,笔者在每学期开课之初,就给所带班级学生布置了整学期的学习任务,包括对课程涉及到的各学科如目录学的产生时代、发展过程、研究内容、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贡献等等,每次上课抽出一定时间请学生来介绍他所预习得到的知识,然后再由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对教学难点和重点的阐述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利用课余课下时间来有计划地学习,同时课堂上也能与教师有较好的互动。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读物。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20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贞《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缺点及内容的侧重性。但有的著作对课时与课量要求较多,不太适应教学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定为我系历史文献学教材。该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侧重点,上编是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地非常清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全书文字深入浅出,对刚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较为适合。 三、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 由于课时有限,课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内容简单提及、哪些内容学生自己可以课后学习,做到学生每课都有所得,对教学内容的重点熟记于心。比如,讲解“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一节时,重点是文献聚散的特点和历史上文献散亡的原因。在课程教学中要能深谙历史文献学全局,做到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重点、难点突出,能很好的提高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 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方法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板书教法,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即以教师注入式讲述为主,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少,多局限于对简单问题的一问一答,课堂气氛单调乏味,这种将知识强行授予学生的方式无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教学的场所过分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只在教室完成教学过程,极少有创新的形式,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又使前面所说教学内容单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学生的视角受到限制,难以接触到课堂外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被动地学习教材内容,学习的方法只有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课程的要求和目的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单一,笔者认为需要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性传授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索性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做被动的听众。 1、互动式学习 这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每次课前预留思考题。每次课上,围绕思考题,师生互动,展开讨论,启迪并开拓思路,并找出新的问题,从中引出新问题的讲解。这种情况下的课堂气氛都及其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各有立场,就好像在辩论场,学生充分享受到辩手的乐趣。如进行“辨伪学”一节的讲解,前提是学生带着“什么是伪书”、“辨伪学和我们有多大关系”这样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上课时,就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则从中将讨论引导深入,将伪书伪文出现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做细致深入的分析,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和学术地位,从而达到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设计试讲 全面测试学生学习水平。学期中会给学生一次试讲的任务。试讲题目由学生自己从教材中寻找。讲授前,给学生3-4周的准备时间,要求学生尝试转换角色,指导学生备课时所应留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学生通常接到任务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每位学生试讲后,及时点评,点评包括教学内容的点评,还有学生的教态、板书。语速等方面。试讲锻炼了学生的业务技能,更融洽了师生关系,通过亲身体验学生能了解教师的职责,也能体谅到教师的辛苦。 3、多媒体课件及相关材料的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制作图文并茂,知识与趣味性合一的课件用来辅助教学目前看来效果较好。 除了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外,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提供给大量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图像、文字、声音等。如在古籍装帧形制讲解时,提供相关形制古籍图片,讲解经折装、蝴蝶桩、旋风装时,除了展示相关图片,还采取了手工展示的方法,现场在教室给学生表演蝴蝶装、旋风装的装帧办法,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时鼓励他们和教师一起动手做经折装、卷轴装、包背装等书籍模型。这些使教学充满了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也可使教师借助多媒体工作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库,整合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手段更加灵活便利。 4、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能力 在教学中要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的网站,供学生课后学习研究使用。如历史专业网站等。还告知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上的学术期刊网以及超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电子网站来查阅文史资料。网络还给师生之间搭起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于大学师生关系松散,,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在历史文献开课之初,就将自己的QQ号,电子信箱告知学生,和学生开展课下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就专业问题、学习方法、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即调动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教师也从中体会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此,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总之,只要师生协作努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面貌定然会焕然一新。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优秀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优秀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优秀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优秀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优秀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优秀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优秀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优秀,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优秀,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艺术学类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HT5”,5SS][KH*2]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自省与突破: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优秀,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优秀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优秀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优秀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类论文: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优秀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优秀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优秀,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优秀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今年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首先应该感谢文化部、教育部对艺术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功绩。我们的论坛,一届又一届地呼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一届又一届地论证这个问题,终于获得了上下各界的一致认同。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众所周知,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90周年诞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我们要以此为着眼点,以提高全民族的美学修养和鉴赏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出发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地审美地把握艺术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这是艺术教育的幸事,也是全民族的幸事。 我认为,所谓从文化自觉到艺术自觉,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自觉认识艺术和艺术教育在坚守全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功能。 孙家正同志再三讲,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艺术亦如水,是流淌在民族肌体里的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化软实力。文化和艺术都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艺术究竟具有什么独特功能?它与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相提并论,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一个脱离了艺术教育正确轨道的民族,乃是一个不健全的民族;一个善于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并且彰显艺术的自觉功能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应该站在新的时代高点上,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认识艺术的功能和作用。钱学森是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交汇峰巅上思考人类面临的新课题的大师。他力倡学科技的人也必须学点艺术。这不仅在于艺术可以开启人类右脑的形象思维和想象能力,更在于可以培养每一个人的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感情,这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下,如果我们的国民缺失了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事。所以,每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艺术学科建设好。 第二,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都是毁文化、毁艺术的。高等院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科建设要科学揭示艺术各门类的独特规律,要对形形色色背离艺术独特规律的盲目做法发出科学的批判的声音,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艺术学科下支的5个艺术学科几个门类学科规律真实、深刻、完整地总结出来,然后变成广大艺术工作者的一种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南。 恕我直言,时下打着创新的招牌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时有所见。比如对待改变了自己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是否严格遵从艺术规律?就很值得反思。一个敬畏自己民族重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构、颠覆、戏说重要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我们应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带领自己的人民小心翼翼地走进历史,认认真真地感悟历史,老老实实地从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里获取历史营养,此乃正道。而万勿反过来借历史人物的英灵包装明星,通过炒作,赚取票房,堕入鲁迅先生当年所反对的“名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一瞑之后,注家蜂起,借死尸以卖钱”的泥潭。 第三,要自觉承担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作为高等艺术院校,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鉴赏现状,不能没有科学指引。我们应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发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科学声音,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要倡导艺术家永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科学观和忠于人民的艺术家的良知和艺术操守,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地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其次,在艺术自信上,我也体会到―― 第一,我们要坚持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充分自信。我们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如何用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对我们艺术学科也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当然提倡民主、和谐、公平、幸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要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永恒的魅力充满自信,有的人不仅不自信,反而自卑,千方百计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我们艺术高校的老师应充满自信感和自豪感,我们从事的是人类灵魂精神世界重要建设的一项工作。对我们先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艺术形象,万勿采用颠覆、戏说、解构的手段。所有的经典作品,我们都可以改编创新,但要有原则,必须是按照经过历史、人民检验的,由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有生命力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道德准则,顺势方向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那种反方向、逆势方向的解构、颠覆和拆卸。如果那样做,中华民族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艺术之根。须知,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厦,是靠一部部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筛选的经典作品为支柱而矗立起来的。解构、颠覆、拆卸下这些支柱,大厦就会坍塌。这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所以,我们艺术学科建设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艺术主张和美学理想。 第三,应坚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充满自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领导人民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要充满自信。这是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不能也不应去颠覆、解构这种红色文化。 第四,我们要具有开放的视野,对别的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要充满自信,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坚持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过程,就是将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与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营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交融、整合、创新,从而创造出既富民族精神,又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仁义道德的底线的基础上来建构。 艺术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说到底,就是为现实社会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令每一国民身处其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心灵滋润、灵魂提升、精神提高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所以,我要反复强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提高,搞艺术把人的心境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果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让文化“化钱”,让艺术止于养眼甚至花眼乱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社会就会堕入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要恳切地呼吁,所有高等院校,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共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我们有三支大军。一支是我们的单科专业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的奠基者。第二支是以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的艺术院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他们配备齐全。优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第三支,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他们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三支大军,应该各扬优势,互补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教育的特色,大家都做了很多遵从规律的扎实工作,比如,东南大学就不断出版《艺术学》的不定期刊物,又如上海大学出版关于艺术学建设方面的丛书,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些工作,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音乐文献集成》,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中国需要这种为了民族的艺术学术建设踏踏实实,做艰苦浩繁的、享受孤独的工作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古典的文献全部集成起来。这一群学者潜心治学,享受孤独。相比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我更崇敬这些学者。曹意强教授编的《美术》学刊,长期以来就在这方面进行学术积累;傅谨教授在中国戏曲学院,以一人之力团结了多少同仁,对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很多水到渠成的贡献。这种工作,才是真正的艺术理论,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艺术之星”。 我们从事文化建设,包括艺术建设各界的同仁,应该懂得,文化建设的规律在常态,而不在非常态。所谓在常态,就是要靠艰苦细致的日积月累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来到了云南。这次文化部委托我参加评审国务院出台的特需人才培养的博士项目,云南省委提出了“两强一堡”――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桥头堡。云南是面对东南亚的桥头堡。从这些特殊需求出发,他们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两强一堡”与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课题项目,就是一种特需人才,这不仅对云南有益,对整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民族的团结都有意义。 此次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工作非常细致,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顺利召开此次论坛。让我们敞开我们的思维,为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出谋献策。所以,我们更应该团结,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团结,进而愿三方面的艺术院校团结,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我们要尊重在艺术学科的建设中长期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一些院校。没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艺术学升门类是不能实现的。这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艺术的一种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大家都围绕着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这个着眼点,把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既培养高端人才又能让民众都获得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使中华民族富于想象、富于创新的思维传统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扬。 (注:本文节选自仲呈祥在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 摘 要: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促使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目前,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其中又有不少理工类院校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然而,伴随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文章在此背景下,针对理工科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在定位发展、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多个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途径提供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困境;发展途经 作者介绍:文雅(1986-),女,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教育;杨婷(1975-),女,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对我国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编号:14YS02),主持人:文雅。 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直接造成了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能够与之相互支持的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综合性大学中,不少理工类院校处于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其办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理工类院校传统学科的专业教育对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优势,然而,在面临出现知识体系无法解释相关问题的困惑时,艺术教育所培养的感性认知能力通常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工科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是期望学生利用从艺术教育中获得敏锐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动力和源泉。其次,根据理工类院校自身发展的的学科特点和需要,开办艺术类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对其他学科内容进行补充,从客观调整文理学科的比例,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学科之间的互补与交叉性。再次,工科背景下艺术学科的办学模式在专业教学、学科发展及建设等方面更易于开拓新的思路,创建学科品牌,为其在艺术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式根据时代的变迁正在发生转变,以往的应试教育体制已逐步向素质教育体制倾斜,在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是我国对创新型复合人才的素质教育要求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虽然大部分理工类院校都成立了艺术学院(系),开设了相关的艺术学科专业课程,但是,随着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大规模理工科院校重复建设艺术专业,使其尽管在建设规模与教育模式上有所区别,但大多数的院校在学院系部设置、教学手段、师资来源、学科和专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矛盾一方面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如何探寻破解之道,走出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是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相关人员急需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自1952年全国进行一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从综合性大学设置的艺术学院中拆分出来的单科艺术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另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以1983年厦门大学设置艺术学科,开办艺术专业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成立的艺术学院。如:1997-199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立艺术学系或艺术学院,随后,2001-2005年,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也陆续成立艺术学院。至今为止,除中山大学之外,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都成立了艺术学院或开办了艺术专业。 在上述的第二类院校中,不少综合性大学都是工科类作为强势学科的理工类院校。原本,在理工类院校开办艺术学科的初衷是处于学科结构优化及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然而,由于理工科院校长期以来受到“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艺术学科的建设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艺术专业的从属地位,直接影响了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进程。目前,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点困境。 (一)办学定位模糊不清 学科办学定位则与学科所在地域的相关资源、社会人才需求和所在学校师资特色、科研力量相关,它确立了学科培养什么类型人才、怎么培养、培养目标等。理工科院校开办艺术学科从动机上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学科结构的优化,推动学校素质教育,二是“艺考”带来的丰厚利润可以作为学校增长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对于理工类院校来说,艺术学科的建设首先是定位于为理工类专业服务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在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履行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 目前,国内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在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与专业的艺术学院并无差异。比如: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课程设置的参照对象往往是专业艺术学院。这样直接的影响是使其学科专业很难依托于学校的优秀资源摆脱专业艺术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尤其在课程设置上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课程体系不合理,各门课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关联性,无法设立出属于本校特色的艺术学科专业。学校的办学定位与艺术学院(系)定位的不相一致性,是一些院校的艺术专业迷失办学方向的主要因素。 (二)专业发展受到限制 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专业的动机及定位的困惑,直接反应在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国内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艺术设计专业为主要学科专业所成立的艺术学院(系),一般来说,在专业的设置上通常由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作为主要专业方向。如: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他们最早源于学校原有的建筑学科。第二类是由综合性艺术学科专业所组建的艺术学院(系),如笔者所在的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理学科为主的学校,2006年从原有土木学科分支出环艺设计等相关专业,与人文学院分支出的音乐学专业共同形成了艺术学院的主要学科专业方向。以目前艺术学科专业设置的比例上来看,相较于音乐学专业,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大多是从机械类相关学科衍生而来,因此,在各大理工科类大学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较大规模。 事实上,艺术专业自开设于理工类院校之后,便受其院校和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制约。一方面,在工科院校中,由于艺术学科专业不是传统优势学科,也不是重点专业发展方向,加上专业的设置常常由筹建艺术学科专业的专家根据自身所从事的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建设和管理,因此在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及办公场所等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师资来源及学生就业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艺术科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从招生方面来看,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招生在生源逐年减少的状况下还要与专业院校争夺生源。而在就业方面,由于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设置的社会认知度不高,难以与专业院校相抗衡,再加上目前市场的人才过剩的局面,使得艺术学科专业在人才输出上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形势。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正逐步影响其专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开办的艺术学科专业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后,由于无法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艺术学科,已出现了逐渐衰败的困境局面。 (三)师资配备结构失调 武汉大学表演研究所所长彭万荣先生在《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文中对2008年重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师资做了一个初步的数据统计。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在总量上存在这明显的不足,尤其是艺术学科带头人的普遍匮乏,严重制约了所在大学艺术专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教学需要与教学评估需要是目前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师资压力的主要来源。前者是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运作,后者则是从师资结构上来考核专业办学的规模[1]。 相对其他传统学科,艺术学科在国内的硕士和博士点为数不多。目前,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已成立了专门的艺术学院或机构,但是,在师资来源上与一般专业院校并无差异,并且在学历和职称上也普遍偏低,造成了师资配备在学历结构上的不合理。与此同时,作为教学的主力,年轻的讲师和助教在教育观点和意识上能够为艺术学科专业注入新鲜血液,可是,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在教学经验上严重不足,而自身业务能力也难以担当与其他专业相匹敌的学科建设的重任,因此年轻的教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没有归属感,从而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当然,为了完成教学评估或学科建设工作,大部分理工类院校也会对师资结构进行调整,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高薪从兄弟院校引进与艺术学科专业相关的教授或专家,或者是直接将从事相关专业实践活动的专家经过岗位转换成为高级职称。这样的做法虽然扩大了高级职称教师队伍,弥补了师资年龄结构上的缺陷,但是,前者由于年龄偏大,容易产生对学科知识补充和缺乏热情与动力的问题,后者则是因为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使得转岗教师无法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性质,准确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艺术学科专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左右着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也就为其长足发展埋下隐患。 (四)教学管理难以进行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理工科类艺术教育与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办学形态和办学模式。理工类院校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机制,同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就艺术自身的创作和艺术教育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艺术学科专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教学管理、课程编排、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校自身的管理模式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我国艺术学科专业长期以来所执行是专业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如果硬性的将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嫁接到理工类院校上,也就加大了管理机构的工作难度。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理工类院校已经意识到过于理性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在客观上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在努力探寻艺术学科专业特殊性与理工类院校原有的规范性相结合的教育管理,而至今通用的办法一般是实施院校两级管理,下放部分管理权力到艺术学科专业,同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向性,但是,从目前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困境。 二、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的发展途径 加强艺术学科专业特色与创新教育是我国各大高校提倡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工类大学也必须同样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办学的优势,改进和完善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形成学科专业品牌。笔者基于当前理工类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现状所面临的问题,结合当前艺术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发展途径提供几点建建议。 (一)明确学科办学定位 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艺术类专业只设置在特定的艺术院校内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和互补的办学思想。在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立所体现的办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二是依托于高校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结构。 首先,从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来说,艺术学科专业的开设首先要突破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大力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本着培养高校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对理工类大学生进行艺术学科专业中的通识性教育。例如成立“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针对全体学生在艺术设计或音乐审美等学科进行常识的普及性教育。另一方面依托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技能培训,承办校园艺术文化活动。比如以艺术学院为承办方,艺术专业学生社团为主体,策划和举办类似于“艺术文化节”等相关艺术展演活动,既可以推动工科院校人文环境的发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其次,从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的角度来说,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实际上是国内交叉性学科兴起的必然产物。因此,在艺术学科的办学定位上,必须重视其学科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一定要依托于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利用学科交叉的背景,培养创新型艺术专业人才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专业设置以高校自身强势学科作为支持,创建学术品牌。如在交通类工科院校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开设通常是源于土建、机械等工科专业(如作者本人就职的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最早源于土建),从学术积累和学识品牌的角度考虑,其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必须与交通领域紧密相连;(2)在教学体系中,不仅要重视艺术学科专业中,同时也要重视相关学科诸如: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应区别于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中单一的专业教育,强调其它交叉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相关学科知识纳入必修课程体系。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一直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单方面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要求。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将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艺术表演和设计型,主要方向是培养艺术家,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北京舞蹈学院及地方性专业的艺术学院开设的艺术表演和设计专业。第二类是艺术教育型,主要方向是培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如诸多师范高校所开设的艺术学科专业。第三类是消费市场型,主要是培养商业或市场流通领域的专业人才。在这三类人才培养方向中,第一种类型较为集中,第二种类型较少,第三种类型几乎是空白,而这一类专业的人才正是目前社会急需的,也是理工科类大学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由于它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索消费者、(艺术)商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经济、技术、社会、人文等方面,因此在专业设置及培养模式上必须区别于前两类。 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该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优化课程教学模式,依托于理工类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注重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理教学理论、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避免传统夫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式的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与课程讨论环节,形成教与学的互动。二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开设专业和设置课程。目前,国内市场对于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型、管理型、交通型等等。因此,错位培养艺术学科专业人才,是理工类院校可以考虑尝试的途径。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在尊重基本的艺术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将艺术策划、艺术传播、艺术营销等新型应用门类作为主要教学研究内容融入艺术学科建设,同时以案例调研、专业实习和媒体技术运用作为特色教学手段,依托于学校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学院、艺术团体及公司建立广泛交流合作,积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门,如各级政府文化芝术管理部门、各类艺术院校教育管理部门、各类表演艺术团体、设计公司、影视业、演出公司、群艺馆等部门输送优秀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三)调整教师配备结构 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大部分由于学校办学起步晚,经验不足,而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开设专业又较为全面,包括有艺术设计专业、动画设计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广告策划等专业同步进行使得师资队伍建设无法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需求。大部分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师资力量受到专业特点的限制在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为了能在理工类高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中形成合理的阶梯式师资结构,必须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两方面双管齐下。 出于实际教学和教学评估的需要,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方面要着重于建设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则是在师资结构的角度上考虑办学的规模和学科建设方向。因此,从兄弟院校引进具有高职称的教授、副教授,在职称评审政策上区别于工科专业要求,根据专业特色给予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加大力度培养本校讲师、助教,使其合理师资年龄结构在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上合理搭配等,都是调整师资结构的良好途径。 此外,根据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科专业特色的多元化特征,针对“本土”艺术教师,可以考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模式。一来在科研上易于形成综合性的专业团队,完善学科的发展;二来在教师实践教学中,利于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的学习能力,使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能够精密结合,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这里所提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是教学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保证方面,二是学科建设的科研管理水平,主要针对科研团队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学科建设产生的影响。 艺术专业原本属于应用型学科,然而在理工类院校背景下其学科的建设是无法避免其教学型和研究型的特点。从教学管理上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学科特性,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形成了自由化、随意化的倾向,教师教本的老旧,随意教授内容,更改教学时间,学生自由散漫,迟到旷课及上课睡觉等陋习已普遍存在。原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教学活动,常常被分解为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个单位。为保证艺术学科专业教学质量,在教学管理上,需要严格按要规章制度落实日常教师的上课、调课、听课和查课工作,对于教学事故要查明原由,公平处理。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应该形成相匹配的联动机制,共同了解和管理学生的上课情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需及时记录学生的考勤与课堂教学情况,并同时将相应问题反馈给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辅导员及时对学生做相关工作。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相互协调,通过高效、严格进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 此外,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十年来,综合性大学在艺术学科建设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日渐隆厚,甚至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与单科艺术院校并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推出了不少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越来越多的艺术界学术精品、学术大师相继在综合性大学中产生,从艺术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取得这样的成果与他们学术团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工科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建设可以借助其严密、规范、有序的学科,逐步由个体创作的状态转为集体合作的模式,以依托和抱团发展的方式提高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注重学术及品牌创立,并最终以团队的形式为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作者简介】田颖颖,女,江苏沛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等学校教务管理研究; 韩帆,女,湖南长沙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媒体教学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朱珠,女,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助教,主要从事插画教学与创作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编号:13JY006)、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项目基金(编号:2013GJ01)资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优秀,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优秀,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系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探讨 摘要:自2011年3月,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开始,艺术学就成为了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今天,本文主要就课程研究的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针对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借助于本次研究,能够为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 关键词: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思考 从2011年5月开始,一级学科的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最为调动最大的调整门类,一共下设了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设计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这表明艺术学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中得到正名,表明了艺术学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与取得的实际成果相矛盾的教学现状。足以证明研究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课程研究基础 (一)学科门类的涵义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引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制定,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工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二)我国的学科分类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13个学科门类。 二、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不完备 艺术教学一般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需要掌握技能知识学习的一门教育,一般对艺术生的教学也需要注重技术层面知识的传授。但是实际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体系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对艺术教学的敏感越来越多的来源于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针对这类敏感、创新思维的体现,至今在对艺术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找到一套比较完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中,长期具体表现出一种招生比艺术教学的专业设置更为重要的局面,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教学。 (二)教学设备不健全 具体的艺术教学的设备不健全是指,由于艺术学科门类教学的特殊性以及专业设定的单一性。导致要想实现艺术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很强的实践性教学。艺术教学往往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进行实践,不能仅停留在课本和理论层面,不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遏制学生的创造思维。但是由于很多不是专业类艺术院校的学校对艺术生的教学设备资金和师资力量投入不到位,导致很多学生在实现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缺乏了专业的实践平台和足够的教学设备,因而使艺术创作得不到完善的发挥和体现。 (三)艺术生的教学质量落后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艺术生的文化教学上,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招生和顺应市场需求的专项型人才的培养上。一味的扩大招生就招致出现了学生的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的教育弊端;同时如果学校方面对于艺术生的培养仅将对学生的培养重点放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就会导致出现学生的教学质量过于表面,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量低劣艺术产品的市场充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生对于艺术追求的审美品味,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社会风气等,这种不重视培养高质量艺术人才的行为无疑是不利于建设我国的艺术文化发展。 三、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 (一)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 将将艺术教育转换为理性教育一方面,是指针对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行为”的学生家长和学生而言得,引导学生家长和学生正确认识艺术学,将艺术教育作为一门传授特殊技艺的理性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基本素质,进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是针对一些高校出现的不重视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的行为,倡导高校理性教育,在顺应时展的同时,提高对学生素质要求,在充分引进学生数量的基础上,普遍提升学生高质量的艺术教育。 (二)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 具体是指,在各有侧重的艺术教育中,既要将学生向更深、更高的专业领域进行纵向发展;又要打破现代艺术向传统艺术的明显界限。指导学生将单一的教学领域,不断扩充,向综合甚至混合的方向发展。充分在专业的师资力量引导和专业的教学硬件支持下,实现个人的专业突破。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品德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市场文化冲击的“诱惑”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创造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出来。 (三)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就应该具备国家对于专业学科门类相应的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艺术学作为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实力,在培养学生艺术创作的同时,既要重视艺术作品,还要重视对作品的诠释,即培养学生浓厚的学科意识,改变艺术学“没文化”的恶名,大力加强艺术学生的文化课成绩。 四、结语 本文主要就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探讨,首先针对此项课程的研究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主要针对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展开了深入探究,并进而提出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包括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等一系列可实施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通过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能够给予相关的研究学者一些更具个性化的参考与建议。 作者:王鹤 单位: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用户体验产品设计论文 一、基于视觉感受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视觉作为人的第一感受器官收集着身边接近80%的产品信息,产品中的视觉体验大体可以从自身的造型和色彩来表现。如果说功能决定了产品的形态,那么用户在第一眼看到产品的时候就决定了其价值。设计师通过点、线、面、体等形式美的造物法则,引导着消费者的反应和感受,通过设计手法将完美的线条和造型赋予产品之上,使得产品自身更具亲和力。色彩是视觉感受中不可忽视的另一要素,根据用户的差异性需求,采用不同的色彩搭配和选择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完美的体验,色彩作为一种具有自身性格的设计要素,可以起到与造型相互呼应、与产品特征相互衬托的作用。产品设计的视觉感受就是要求设计师善于综合运用造型和色彩的共同作用来适应用户不同的体验需求。 二、基于触觉感受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用户在看到产品的整体造型后是需要靠触摸及操作来感知它的,同时触觉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肌理和材料是触觉感受的最基本的体现,产品通过表面的凸凹或是质感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皮肤,给人以不同的情感共鸣。任何的产品都需要通过材质本身把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其表面的质感、温度感、肌理特征随着各种材料的不断应用,使得产品体现出粗细、软硬、厚薄等变化丰富了消费者使用感受和触觉体验。触觉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起到是觉得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视触觉,视触觉的出现大大拉近了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距离。触觉可以影响视觉,比如传统的按键手机在实现短信功能的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产品使用,消费者已经能够依靠按键的规整排列就可以快速直接并且准确的进行各种文字的输入。同样视觉也会反作用于触觉,我们在看到一个产品的外观造型及材质光感的同时,就基本能够感知到它的触摸感受了。 三、基于听觉感受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产品可以通过听觉与用户进行沟通,这是一种特有地并且不能被其他感觉所替代的方式。产品声音可以产生一种提示性的功能,比如烧开的水壶发出“哗哗”声、键盘或鼠标发出的“咔咔”声。同时在操作产品时所产生的声音也是对产品自身定位的一种体现,比如“苹果”手机特有的锁屏声、都彭打火机开盖时的清脆的“叮”,保时捷汽车提速时低沉咆哮的发动机声等等,都能够体现出产品自身的特点以及使用者身份的象征。听觉作为产品与用户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传递着产品的安全性、警示性等必要功能,也可以给人以身心愉悦,创造特殊浪漫气氛的附属功能。 四、基于嗅觉感受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嗅觉完全可以称为一种影响用户情感的最直接的方式,其敏感程度大大超越了其它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任何一种感官体验都无法替代嗅觉。近年来所出现的优秀的产品设计不乏有一些在嗅觉体验上做出创新的经典案例。例如2014年的IF设计大赛的一款作品,将传统的时钟脱离了视觉的束缚进行嗅觉体验的创新,利用每天不同时刻的阳光角度的变化,照射在代表不同时间段的“时间盒”上从而散发出不同的味道,用户在家中的每一个角度都可以通过嗅觉感知到当前时间大致是处于哪个时间段,这款时钟的设计大大颠覆了消费者对钟表固有认识,以全新的方式给用户传递了时间的信息。嗅觉具有很强的分辨能力,如商场中不同品牌的卖场大多会以自身特有的香味让消费者对其产生出高度的识别,在其还没有进入消费者的视线之前就对消费者进行了提醒。 五、结语 在当今时代,人与产品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始终会交织着情感的诉求和交流。用户对产品的体验过程也不仅仅是感受器官对信息的生理接受,更多的是消费者在情感上的一种满足。设计师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各种感觉器官所体现出的用户情感诉求,合理的利用设计手段使产品给用户带来更加完美的使用体验。 作者:闫俊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产品设计系 产品设计论文:数字化制造背景下产品设计论文 一、Pro/E与数字化制造 (一)操作中的“数字化” Pro/E在产品开发设计时主要通过参数化来实现。通过几何约束和尺寸约束,把握设计对象造型模块的特征与关联,有效地控制了模型修改的一致性和造型风格的统一性。主要有两种操作类型:一是尺寸约束参数化,对形状特征进行尺寸约束;二是定位约束参数化,即对特征进行定位约束。 (二)数字化设计制造 自从数字计算机在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就改变了过去图纸、模型式的制造方式,利用CAD、CAM等技术,实现了无图纸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被称之为数字化设计。随之,信息集成的数字化设计产品与多功能数控机床、机器人化的生产制造设备等信息并联,使设计的产品能被快速加工成型,这个过程被称为数字化制造。数字化制造实际上就是在对制造过程进行数字化的描述中建立数字空间,并在其中完成产品制造的过程。2014年10月8日中国新闻网刊载了一条新闻: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世界首款3D打印汽车终成现实……它的制作周期为44个小时,并且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罗军在青岛第二届世界3D打印技术产业大会会上表示:“近期,教育部正在制订方案,让3D打印机走进学校,促进3D打印教育普及。同时,科技部、工信部也正在探讨3D打印产业化问题。”诸多实例表明,3D打印技术已然进入并应用到了生产制造领域。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对相关媒体也表示,3D打印代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综上所述,数字化设计已经是数字化制造中的一个设计环节,在工业制造业的大系统中被称为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Pro/E操作中的“数字化”主导设计经过机床系统的处理后生成程序段,进入机床成型或3D打印快速成型,即完成了数字化设计制造。 二、Pro/E建模与辅助设计 Pro/E作为美国PTC公司推出的软件,目前是最普及的三维CAD/CAM/CAE应用软件之一,经历几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产品开发软件,集合了众多强大的功能,如草绘设计、产品组件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等。它将设计造型的特征以全参数化的方式在其三维建模系统之中运算,形成了其特有的全参数化三维建模功能。利用Pro/E进行设计实践时,常见模型利用软件自带的功能即可组合形成,不规则的或造型较复杂的造型则需要用二维草绘的方式来完成,具体是建曲线轮廓,再由曲线轮廓创建曲面,再根据造型旋转曲面,或切割曲面等方式来完成;结构更复杂的造型,则需要进行建模前的结构分析、特征分解等工作,将这些复杂造型解构成为单一的造型,按“零件”来进行造型建模,再分析这些零件间的位置关联关系,进行组装装配完成建模工作,最后转化为实体模型。利用曲线轮廓特征、拉伸、拉伸加厚、实体切除等方式的油壶模型。现代制造企业的竞争,是产品和设计的竞争。企业产品的开发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的产品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现代产品设计方法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运用工程设计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使计算结果达到最优化,使设计过程实现高效化和自动化。以此来看,行业发展的现状使产品设计师必须熟练掌握Pro/E等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便于提高产品设计开发的周期、节约设计成本等。 三、Pro/E设计创作与案例展示 当前设计的理念已逐步从“形式追随功能”转变为“设计追随情感”,产品意象造型设计已成为工业设计重要的研究内容。Pro/E作为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软件,它在实践中拓展了设计师的创新思维,提高了设计师对设计造型的开发能力。在产品外观、细节、特性以及功能等方面,设计师均能利用Pro/E完成外观模型以及概念设计原型的制作。Pro/E的强大功能是需要设计师的“催生”才能发挥出其超强的设计功用。数字艺术家肖永亮说,他们团队在做《泰坦尼克号》电影特技时,所在公司的硬盘大小也只有2GB,但作品仍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这就是说,他的团队能把现有设备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所以,设计师需要利用其独有的创作造型思维、具备一定的空间设计解构和组合能力,才能将Pro/E软件的辅助设计作用发挥到极致,达到预期的设计意图。在进行教育部课题“3D打印与数字化制造背景下的产品设计研究”研究过程中,科研团队的一项成果参加由中国航空学会2012年主办的“‘创新杯’第五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中,团队成员李凤芳主创的作品《“凤之翼”未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设计》获得了“优秀奖”。该无人机设计方案,采用大展弦比机翼,前缘呈弧线状小角度后掠,无尾翼布局。机翼中央部分弦长较大,机翼可分为中央翼和外翼两部分。在中央翼的上部,采用弧形机翼嵌入,使中央翼和弧形翼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气流通道。通过在中央翼上部安装3个直径为1.4m的电机和螺旋桨,对通道中的空气进行加速,使飞机中央翼部分的升力大大提高,以此提升全机的升力,也能改善飞机的低速飞行和失速特性。中央翼和弧形翼的良好气动力布局设计,能保证无人机的飞行和操纵性能比常规的直机翼布局无人机大为提高,特别是在纵向的俯仰控制上更具有较大的突破。在纵向的俯仰操控性能上,中央翼和弧形翼的气流通道,配合中央翼的S型高升低阻翼型,使飞机具有纵向自稳的特征。在中央翼后缘设置控制面,对飞机进行操纵,从而不需要设计尾翼对飞机进行安定和控制,大大减小了飞机的重量,提高了无人机的结构利用率。从气动布局设计上看,本方案相比于其他布局的高空长航无人机,其气动布局的创新是其总体性能优良的最大保证,也为其进一步的研究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作品设计中,Pro/E软件作为主创软件,经过设计图、油泥造型局部模拟,最终利用其完成了设计建模等。产品设计从某种程度来讲,横跨工科(生产制造)和艺术(外观形态)两个领域。综合来看,Pro/E软件能将设计至生产全过程集成到一起,让所有的用户能够同时进行同一产品的设计制造工作,即实现所谓的并行工程,完成产品的数字化制造设计环节。同时,Pro/E软件也能将设计创意中的产品原创“指甲图”即手绘产品造型设计稿,利用其软件功能变成模拟造型,完成产品的艺术外观设计。 作者:杨明彦 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用户内隐测量产品设计论文 1内隐联想测验 目前用户研究中内隐测量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AssociationTest,IAT),最早由Greenwald和McGhee等人提出。常见的内隐联想测验包含概念词(如花朵、昆虫,即研究对象)和属性词(如漂亮、恶心)。在IAT测试中,计算机随机出现一个属性词,要求快速进行按键反应,将属性词与某一概念词配对。概念词和属性词可以是匹配的(假定:花朵-漂亮,昆虫-恶心),也可以是不匹配的(假定:花朵-恶心,昆虫-漂亮)。IAT认为,当被试者认为概念词和属性词相匹配的时候,被试者的反应是基于内隐认知的,是无意识的自动加工方式,反应时比较短。而当两者不相匹配时,此时的反应是基于意识的外显加工,反应时比较长。两种反应时差就代表被试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近年来,IAT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隐测量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用户研究中。Roefs和Janssen发现,在直接访谈中,多数用户表示不会考虑购买高脂肪和高热量的食品;但是IAT测验结果显示,用户还是愿意购买高脂肪、高热量食品,因为它们有助于用户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Brunel等人测量了消费者对不同种族的广告代言人所代言品牌的态度,IAT测试结果表明,白人偏好由白人代言的广告,黑人偏好由黑人代言的广告,而问卷调查却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相反都表现出一种被公众接受的态度。Shi,Wen和Fan通过调查问卷和IAT两种不同方式调查了中国消费者对于不同来源国产品的态度。问卷调查发现,相对国内品牌,注重面子的被试者对日本和美国品牌的产品更有偏爱,而IAT测试结果却没有这样明显的偏爱,结果显示出外显和内隐态度明显的差异。IAT还可对用户行为进行有效预测:Brunel等人发现,在品牌识别和偏好、产品使用等方面,IAT比外显测量更能有效预测行为。Friese,Hoffman和W覿nke在一项有关消费者选择食物购买时的行为研究时发现,相比外显测量,IAT更能有效预测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此外,Maison等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刻板印象和态度可达性的情况下,IAT测得的内隐态度对消费者行为的预测效果也比外显测量的结果好。有关IAT的信效度研究结果发现:IAT具有比其他外显测量方法更好的可信度,重测信度平均在0.60左右。此外,相比外显测量方法,IAT也具有更好的效度,能有效避免外显测量所带来的自我掩饰和印象管理等影响。 2眼动测试 眼动测试可客观、实时地反映用户的认知处理过程,并发现主观报告中所不能显示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因此也被认为是有效的内隐认知测量方法之一。眼动测试是借助视线跟踪装置记录用户在观察事物时的眼动轨迹,并根据记录的眼动数据来分析用户心理认知活动的过程。眼动设备提供了对于认知加工敏感的、内隐的主要测量指标,主要有:(1)总注视点数(总注视点数越少,意味搜索效率越高);(2)兴趣区域(AreasofInterest,AOI)的注视点数(在某一个AOI区域,注视点数越多,意味着该区域对用户越重要或越具有吸引力);(3)注视时长(注视时间越短,表明用户信息加工越有效率、越流畅);(4)扫描路径长度和时间(扫描路径越短表明搜索效率越高,扫描路径时间越长代表用户的信息加工越复杂);(5)眼跳数量(眼跳次数越多则意味用户搜索的信息量也就越大);(6)无意识和有意识注视点数量(无意识注视点一般时间小于240ms,有意识注视点一般时间大于320ms)。由于眼动测试的客观性和实时性,其逐渐被应用于用户研究中。Schmutz等人采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了列表式和矩阵式两种信息展现方式对用户认知负荷及消费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列表式的信息呈现方式可让消费者更有效地比较产品;Nielsen采用眼动仪测量了用户在观看网页时的眼动轨迹,发现用户观察网页的眼动模式符合F形态;Rayner等人在一项有关用户浏览印刷品广告的眼动研究中发现,相比图片,用户在文本内容上花费的时间更多,这与传统外显测量得出的“1张图片的效果要大于1000个字符产生的效果”观点相反;Mourant等人通过比较新老驾驶员开车时的眼动数据发现,新驾驶员的注视范围较窄;Dishart等人通过研究熟练驾驶员看前方道路时的眼动信息发现,驾驶员对前方道路的注视次数较少,因而影响驾驶安全;白学军等人通过眼动实验研究了影响用户对新闻网页中广告的关注因素,发现用户的关注度只与网页广告的呈现位置有关而与新闻内容和网页广告的相关性无关。与以往外显测量方法相比,眼动测试的特点有:(1)直接性。眼动注视点可直接反映用户的关注内容,实时反映用户的认知过程,尤其是用户的无意识认知加工。(2)高效性。眼动测试可有效缩短测试时间,减轻数据整理、现象解释的难度,直接发现用户界面设计上的缺陷,能有效提高测试的效率。(3)自然性。可穿戴、非接触式眼动测试设备的出现使眼动测试摆脱了实验室环境的限制,更接近于自然环境。(4)眼动测试能够揭示用户在无意识情况下浏览界面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 3脑电测试 任何心理活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大脑决定的,因而,通过脑生理信号可反映人们内心真实的心理活动,而脑电是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以脑电活动的电位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记录下来的电位与时间相互关系的图像即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EEG)。在心理研究中,用各类刺激和被测试者的行为等为标志,将EEG分割成片段分类叠加,并将这些脑波片段进行平均,即获得平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ERP)。脑电信号是一个对神经活动变化敏感的指标,可实时监控外显方法所无法测量的个体的体验和认知加工过程,因而也越来越多被用于各种用户研究中。目前,用户研究领域应用比较多的是EEG的频谱分析和ERP的成分分析法。例如:Ohme等人采用EEG测量方法比较了用户在观看两个不同版本广告时的情绪变化,两个广告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中一个女演员动作的微小变化(首先用手背抚摸脸颊,然后放回到肚子上,持续1.5s),其他均一样。测试结果发现,虽然用户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区别,但是这个微小动作的变化让用户大脑的α波能量值明显低于另外版本的广告,而且让用户更多地记住了该产品的优点,并在随后的购买中,更多地选择了该产品。Dussault等人在模拟飞行驾驶任务的测试中发现,脑电θ频段的活动随用户心理负荷的增加而增强,而心率测试和其他主观量表却没有显示出明显变化。除了EEG,研究人员也采用ERP来对用户态度进行研究,即使用户想故意隐瞒自己的想法甚至故意谎报自己的真实态度,ERP测试获得的LPP(晚期正电位)成分也不受用户主观意志的影响。LPP波幅也能反映事物的情感内容,比如使人产生强烈情感的事物比中性事物更能产生大振幅的LPP。Davidson在研究中也发现,引起积极态度的事物在大脑左半球有更大的LPP激活,而导致消极态度的事物在大脑右半球有更大的LPP激活。此外,Vecchiato等人采用ERP技术测试了用户对百事可乐广告的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广告给予用户的记忆效果越好,大脑与记忆相关脑区(主要是颞叶)的GFP面积就越大。总之,脑电可用于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外显测量所无法开展的精确性评估。与传统的用户研究方法相比,脑电测试能够在毫秒时间内测量认知过程中的脑电信号,从而可了解行为所处的认知阶段。而传统方法更多测量的是行为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多个认知加工过程,自然就很难确定行为所对应的认知加工阶段。其次,脑电测试可在被试者没有外在行为反应的情况下实时获取脑电数据,而传统方法依赖被试者的外在行为反应。对于那些主观无法觉察的情绪,虽然被试者无法报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通过脑电实验可精确地记录所引起的脑电变化,从而揭示出用户的认知加工过程。此外,脑电对测量场所要求比较低,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测量。 4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对大脑活动的直接观测和解释成为可能,使人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用户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从而揭示大脑潜意识的需求。fMRI技术依据大脑在不同心理活动中不同脑区的血流量和血氧含量的变化所引起的磁场变化,可高分辨率地记录大脑的不同认知功能区在不同心理活动中的变化。目前,fMRI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在用户研究领域,fMRI主要用于对用户的消费行为给出神经层面的解释及预测市场的反应。首先,在消费者行为解释方面,fMRI技术能够直接探查以往外显认知测量难以发现的认知活动,例如:McClure等人采用fMRI技术研究了品牌对消费者的评价和选择的影响。实验采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作为实验对象,当用户品尝不带商标的可乐时,大部分用户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并且百事可乐所引发的与奖赏体验有关的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程度是可口可乐的5倍,但是当品尝带有标识的可乐时,大部分用户认为可口可乐更好喝,并且发现可口可乐激活了大脑中与记忆有关的海马体和与高级认知控制有关的背外侧前额叶,而百事可乐则没有引起上述活动。这表明品牌通过高级认知方式对用户产生影响,而不是依赖与味觉相关的低级加工。Plassmann等人利用fMRI技术研究了价格对用户体验的影响,通过让用户品尝标有不同价格的同一种葡萄酒,发现被试者觉得越贵的酒味道越好,而且被试者大脑与愉悦感有关的内侧眶额叶皮质随标价的提高活跃程度也越强烈。该研究表明高标价不仅给人一种质量上乘的错觉,而且还真实提升了消费者的体验。此外,通过用户研究,fMRI技术还能预测产品的市场效果,例如:Berns和Moore采用小样本对市场进行了预测。他们让27名青少年躺在磁共振扫描仪中听20首新歌,同时要求对每首歌进行喜好度评分。结果显示,与人脑奖赏区有关的伏隔核和眶额皮层的活跃程度与评价度相关。3年后,他们又调查了这20首歌在3年中的销售量,结果发现,之前这27名青少年大脑中伏隔核和眶额皮层的激活程度可准确预测这20首歌在这3年中的销量情况,而喜好度评分却无法预测。该研究表明,fMRI的测试结果相比行为测试更能预测产品的市场效果。总之,与传统外显测量方法相比,fMRI技术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首先,fMRI能在数秒内获得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图像,空间分辨率能达毫米水平,大大提升了研究者对大脑观察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其次,fMRI能对大脑的认知活动进行直接测量,所获得的结果比传统间接的外显测量方法获得的结果更客观。大量fMRI测试结果在很多研究中获得了重复验证,相比其他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信度。由于fMRI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特点,被试者可重复多次参加实验。 5展望 文中对用户研究中的内隐测量方法进行了综述,相对以往传统的外显测量方法,采用内隐测量技术可获得用户在意识控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无意识心理活动数据,揭示用户认知中的无意识过程,从而能更好地理解用户行为及更有效地对市场进行预测。当今,内隐测量方法的应用范围一直在扩大延伸,根据内隐测量方法在用户研究领域的前景和发展趋势来看,研究者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 (1)每种内隐测量方法都各有特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具体环境中实施这些方法,即不同的内隐测量方法具有各自特有的适用环境。因此,研究者需要发展这些内隐测量方法的融合技术,以期能同时获得多项优势互补的有效数据。 (2)多数内隐测试技术只能在实验室进行,不适用于自然情境,因为用户在体验过程中的任何细微活动都会改变信号采集的纯净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对各种内隐测量方法做进一步改进,以提高其在自然环境中的可推广性。 (3)尽管内隐测量方法可测量用户无意识行为,但是依然无法完全代替外显测量。根据当前的认知双加工理论,内隐(无意识)和外显(意识)加工同时对人类的认知过程起作用,当两个加工方向一致时,内隐加工的结果与外显加工结果一致,只有当两个加工方向不一致,存在竞争的时候,往往内隐加工会取胜。因此,当内隐和外显加工存在竞争的时候,只有采用内隐测量方法才可发现用户真实的想法,而当内隐和外显加工一致的时候,更适合采用外显测量,因为相对内隐测量,外显测量具有操作简便,自然情境,无需昂贵仪器,数据处理简单等优势。由此可见,今后仍需在内隐测试方法和外显测试方法之间进行更有效的比较,找到各自有效的适用环境。 (4)要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需要外显数据与内隐数据的结合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用户行为模型。例如在市场研究中,以往的学者大都根据传统外显测量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模型去考察用户的自述偏好(外显)和展示偏好(内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模型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都是建立在“无限理性”观的基础上的,优秀思想依然是计算概率和结果函数的加权求和(Σf(p)g(x)),即通过比较各选项总体期望价值或效用的大小以达成抉择。因此,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外显的分析性推理和判断之上的理性模型。但是一系列研究表明,人类的意识是“有限理性”的,无法进行诸如EV=ΣpiXi之类或更复杂的计算,多数时候只有采用内隐的直觉方式才能达成抉择。因此,未来只有找到内隐的直觉模型,并与理性模型相结合,建立一个统一的用户行为模型才能更准确地了解用户的内在需求。 6结束语 随着内隐测量技术的发展,内隐测量方法的应用也会越来越广泛,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用户测量,而是融合用户心理的各个层面,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应用到各种用户研究中去。 作者:谢伟 辛向阳 胡伟锋 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水族刺绣家居布艺产品设计论文 一、水族刺绣元素在家居布艺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家居布艺产品属于以纺织品为主的室内软装饰的范畴,在室内的陈设装饰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轻装修、重装饰”这种较为理性的装修观念的认同,家居布艺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其市场需求量与日俱增。家居布艺产品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按具体的用途分类如下:寝具用品,如床单、被罩、枕套、枕巾、抱枕等;餐桌用品,如桌旗、桌布、隔热垫、餐垫、餐具套、纸巾盒套等;家居陈设用品,如窗帘、沙发套、靠垫、地毯、壁挂等。家居布艺用品不仅对室内的环境起到美化、点缀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室内的装修风格,能够营造出温暖、舒适的居家氛围。家居布艺产品作为一种现代设计具有时代特征,一方面造型简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另一方面图案的设计为适应更多人的需求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里仅以民族风格的布艺家居产品设计为例,以水族刺绣纹样的造型观念为切入点,探讨水族刺绣元素在家居布艺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1.纹样的直接应用 在家居布艺产品设计中应用水族刺绣元素主要是指对其纹样的借鉴和利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传统的刺绣纹样作为家居布艺产品的图案进行利用。 1.1单独纹样。 在马尾绣中常见的单独纹样有反映水族图腾崇拜的蝴蝶纹,象征多子多孙的鱼纹、葫芦纹,象征好运、福气的蝙蝠纹,还有在水族人饮食中常出现的水中生物的纹样,如田螺纹等。由于马尾绣中单独纹样的面积都较大,一般都作为画面的中心图案,所以在家居布艺产品的图案设计中,可以将这些单独纹样作为产品的主要图案,放置在画面的中心,如用在地毯、壁挂、桌布等外形较为规则、面积稍大的布艺产品中。 1.2适合纹样。 刺绣中的适合纹样是指有外轮廓限制的图形,如以三角形、圆形、正方形、椭圆形等作为纹样的外轮廓,内部随着轮廓的走势填充图案,这种纹样要求内部图案与外轮廓形状高度吻合。在水族刺绣的背带上常使用此类纹样,如树纹,图案以正圆或椭圆为外轮廓,中间填充枝叶繁茂的大树纹样,在圆形轮廓以外,用太阳纹或其他图案进行装饰,整个纹样对称均衡,饱满圆润,使得画面极具平衡感。水族刺绣中类似构成的纹样还有南瓜纹、鱼纹、铜钱纹、铜鼓纹等。由于这种类型的图形通常比较规整,中心感很强,所以在家居布艺产品中可以将其作为抱枕、靠垫、餐垫、隔热垫等面积较小的产品的中心图案。 1.3角隅纹样。 俗称“角花”,在马尾绣中这类纹样通常是对自然现象的概括和提炼,常见的角隅纹样有闪电纹、雷纹、云纹等,这种纹样源自水族人的自然崇拜观念。早期的水族人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客观的解释,认为这是神灵的力量,于是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因此,他们将打雷、闪电、云层等自然现象通过刺绣图案的方式记录下来,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角隅纹样常被用在画面的边角,起美化装饰的作用,有的纹样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出现在四边,也有以三角形为轮廓的适合纹样出现在四角。在一些寝具类布艺产品中可以适当地应用角隅纹样做装饰,如床单、被罩、枕套、枕巾的四边或四角,也可以用在长条靠枕、桌旗或窗帘的边角上做装饰。 2.对纹样的再设计 直接将水族的刺绣纹样应用在家居布艺产品中虽然能够保留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但也有弊端:一是缺乏创新,二是水族刺绣工艺繁复,制作耗时,不适宜大量生产。“追求民族本土设计的多元化,找到结合的支点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若想将民族元素与现代设计更好地结合,就应该对传统水族刺绣纹样进行再设计,取其形,延其意。这样水族刺绣纹样既有传统复古的民族特色,又有时尚新颖的时代新风貌,亦古亦今,传统而富有现代感。对传统纹样的再设计可以利用图形设计的一些原理和规律,从以下几点入手: 2.1打散重构。 指对水族马尾绣中的传统纹样进行分解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分解后的纹样重新进行意向化的排列组合,形成一种新的构成方式或图形纹样,创造既有民族韵味又有现代感的设计元素。在现代家居布艺产品的图案设计中,可以先将传统水族刺绣的纹样进行打散分解,再以“九宫格”或其他几何形为图案的骨骼,内部填充重新归纳组合后的纹样,新的图形在画面的构图和纹样的组合上要另辟蹊径,不受原来纹样构成规律的限制,可以是一种图形的重复排列,也可以是几种纹样的交替并置。设计者要不断地开拓新的设计思维,将传统水族刺绣的纹样融入现代的图案设计。 2.2图形转换。 水族马尾绣常用马尾制成的绣线盘出图案的外轮廓,内部再绣其他图形,因此纹样一般都有白色的外轮廓,这是马尾绣的一个特点。在对传统的水族刺绣纹样进行再设计的时候,应保留这种构成特征,即保留纹样的外轮廓,只对内部纹样进行转换。如,将一些常见的植物或动物纹样更换成较为现代的几何图形或抽象的点、线、面构成,或改变原有的纹样组合形式,在保留纹样外轮廓的基础上,将内部的图形打散重构,然后用于现代家居布艺产品的图案设计,使之充满新意。 2.3材料的多元化。 水族马尾绣使用的材料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刺绣来说比较特殊,它并不是单纯的绣线,而是先将白色丝线平整地缠绕在马尾上后再使用。“马尾毛质地较硬,以丝线裹马尾毛制作图案,图案不易变形,呈现出一种浮雕感,有耐用与审美的双重作用。”但这种绣线制作耗时又具有一定的难度,不太适合现代家居布艺产品的大量生产,也不适宜用在直接接触皮肤的布艺产品上。因此,设计师在布艺产品的设计中应该对水族刺绣元素的表现形式多加思考,寻找一种更合适的材料或方法。如,利用贴布绣的方式代替刺绣工艺,因布材料比较常见易得,操作度较高,用布拼接图案相对于刺绣工艺来说省时省力,因此,用贴布绣是较为可行的一种方法。或者用珠子、亮片或其他人工材料代替绣线,以镶嵌的方式拼出刺绣图案。最简便也最省时的方式就是直接印刷,这种方式最适合用在寝具类的产品设计中,因为寝具类的布艺产品直接接触皮肤,因此不仅要考虑产品的外观,更要考虑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舒适度。合理地将水族刺绣材料进行多元化探索,既显示了探索者的创新精神,又能够让水族刺绣材料适应现代工艺产品的批量生产。 二、结语 在变化万千的水族马尾绣中,包含了丰富的纹样造型观,体现了水族人的集体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马尾绣与现代家居布艺产品之间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柔软、温和的特性,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水族刺绣元素的应用,就是对其造型手法及纹样构成方式的应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水族刺绣的基本制作方法和审美特征,才能更好地将其应用在家居布艺产品设计。 作者:马丽 冯果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石窟雕像旅游产品设计论文 一、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介绍 麦积山石窟位于我国甘肃省天水市的东南地区,地理位置上处在我国古丝绸之路的东段,接近六朝古都西安,这里的雕像艺术更加具有艺术特色,更多的具有民间生活的特征。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西北重要的佛教中心,因此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是典型的佛教艺术。麦积山石窟的修建最早始于后秦,并经北魏以后各代陆续修造,成为规模宏大的石窟群,是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景点,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成为中国四大石窟。在北魏时期,雕像主要以秀骨清像为主要特征,这种造型风格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域与内地交流日趋频繁,也充分说明了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集各家之长。另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麦积山石窟雕像在北魏时期主要以民间生活元素为代表,逐渐脱离了佛教仪轨的限制,更加具有生活气息。这个时期麦积山的许多石窟雕像具有典型的明见特征,也表现了创作者关注现实、寄托世俗思想感情的特征,充分反映了麦积山石窟艺术民间化特征。 二、麦积山石窟雕像在甘肃旅游产品设计中应用的必要性 当前各地非常注重地域文化在现代旅游产 品设计中的开发应用。通过特色旅游纪念品开发这一契机,一方面能够使麦积山石窟艺术得以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旅游产品的发展。因此,要在麦积山“特色旅游纪念品”开发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的麦积山石窟的艺术文化资源,不能让这一优秀的文化资源被埋没,要给予其充分的发展空间。通过将麦积山雕像元素和旅游产品结合,同时与天水特殊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特色旅游纪念品”。 (一)以佛教文化定位甘肃特色旅游产品符合天水旅游产品市场发展前景 大多数的旅游产品都是通过工艺生产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展现旅游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同时包含着独特的价值要素,人们购买旅游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将旅游过程凝结在产品中,让这一旅游产品将当地的文化特色形成有形的印迹。很多游客倾向于购买传统的手工艺产品,这主要是游客认为在手工过程中能够体现更多的东西,设计旅游产品时要考虑到这一因素,但同时也要突破这种限制,不能被这种观念牢牢困住,要勇于创新,只要产品定位准确,生产和营销方式都是可以打开的。旅游产品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设计,旅游产品设计要有明确的产品定位作为依据。甘肃旅游产品的定位要结合自身的条件和旅游消费需求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战略性的考量。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作为佛教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体现着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因此以佛教文化定位甘肃的特色旅游产品具有独特性,也具有明确的方向。因此在甘肃旅游产品设计中结合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元素的应用就要明确这一定位方向,这样才能获得各地往来游客的认可,才能深化麦积山石窟雕像体现的佛教文化,开拓麦积山石窟的旅游市场,拓展麦积山石窟的旅游发展空间。在设计时要针对不同游客的特点,结合本地实际,出售各种反映麦积山风貌的佛像和图像制品,发挥独特的优势。 (二)以精品雕像作为设计的重点打造旅游精品,有利于带动麦积山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产品的设计一定要具有形象表现形式,这一表现形式要体现出旅游当地的特色,作为甘肃旅游产品设计尤其是在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的相关产品设计中,一定要从麦积山石窟中选择构成精品的雕像作为原型,通过艺术设计形成精品的旅游产品。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旅游产品设计中,要将麦积山石窟雕像内在的、个性化的艺术特色加以展现,体现出佛教文化的深刻内涵,同时还要致力于打造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旅游产品的品牌,通过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的力量,针对甘肃旅游市场的情况,对成熟的设计产品进行推广和宣传,力求使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为元素的旅游产品形成甘肃旅游的名片,这样可以带动天水麦积山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天水经济发展。因此说将天水麦积山石窟雕像元素应用到甘肃旅游产品设计中去,不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麦积山石窟雕像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一)从旅游产品的题材、材料和功能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切入 在当前各地的旅游市场中已然存在着各种旅游产品,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并不是取代现存的旅游产品,而是要丰富旅游产品市场,甘肃地区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较快,具有了扩大旅游产品市场的空间和能力,因此抓住当前以麦积山石窟雕像为热潮的旅游发展动向,进行相关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十分良好的契机。笔者认为除了要融入麦积山石窟雕像的文化特色和当地的民俗,还要在旅游产品的其他要素上进行多样化的设计,包括进行题材、功能、材料、工艺等各个角度的创新设计。 (二)各种造型元素的应用 关于甘肃旅游产品题材的设计创新,麦积山石窟雕像中雕像本身的形象就是多样的,因此,佛像、人物甚至动物等各种题材都可以被应用到旅游产品的设计中,同时还包括石窟雕像的图案、纹饰等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种设计元素应用到各种题材的产品中,例如各种的摆件、佛珠、念珠、装饰画、玩偶等,都能够显示出麦积山石窟雕像的艺术文化元素特征,也都能够满足前来甘肃旅游的游客对石窟文化的向往和留恋。 (三)麦积山石窟雕像产品的开发设计体现 关于甘肃旅游产品功能的设计创新,很多的旅游产品在最初的产生上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需要而承担着一定的功能价值,时展下其功能性渐渐被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所取代,但是被旅游产业的带动而形成的旅游产品。在进行旅游产品设计时,可以以这一思路为开端,拓展旅游产品设计的思路,并不一定要局限于过去的功能性产品上,也可以将现代生活功能产品上融入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元素。例如茶杯、钥匙链、手链、手机壳、文化衫等。另外,关于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元素在旅游产品材料的设计创新可以甘肃地域特产为材料,尤其是一些天然材料的选择。甘肃地区的白银铜、泥塑、彩瓷、纸画、石版画等,都能够体现甘肃的特色,这些特色和麦积山石窟雕像元素共同结合设计出甘肃地域文化丰富的绿玉产品,共同推进甘肃旅游产品市场的发展。但是在题材、功能和材料方面的设计创新时要考虑以旅游产品的定位为基础进行设计,要掌握好设计中各相关因素的表现力,要保证所完成的设计能够突出反映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元素,要契合甘肃旅游的特色和文化内涵。 四、结论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省份,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现代旅游产品设计带来丰富的契机。甘肃天水,曾经的丝绸之路,这里也是佛教文化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甘肃旅游,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给旅游产品的市场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在甘肃旅游产品设计中使用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元素的应用,一方面是将麦积山石窟雕像艺术文化融合在旅游产品中,推动了甘肃旅游产品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传承推广,同时也是对甘肃华夏文明的推广。 作者:王亦慧 单位:兰州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财产传承家族信托模式下产品设计论文 一、财产传承类信托的市场需求分析 (一)高净值家庭人数激增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73万亿元,与上年同比增长约19%。目前,我国高净值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为33万亿元人民币。从区域分布看,北上广地区高净值家庭户数最多,辽、苏、闽等东部沿海省份紧随其后。 (二)家族企业进入财富传承期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后,我国第一代创业者的发展周期已经到了向第二代交班的时候。随着高净值人士年龄的逐渐增大,子女已具备了接班能力,对财富的传承需求越来越多。同时,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征收遗产税,我国征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避税筹划等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对财产信托需求的提高。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高净值人士中,三分之一有财富传承规划的考虑,而超高净值人群的这一比例更高,达到近半数。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我国的家族治理企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家族传承潮。随着第一代创业者年龄的增长,逾300万家家族企业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预计传承的财富值为4万亿元到7万亿元。如何平稳顺利地传承财富,并且实现保值增值,是高净值人士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如何顺利传承数额巨大的家族财富,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对于信托业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对财产传承类信托产品来说,蕴含着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三)遗产信托市场蕴含巨大潜力 除了高净值人群传承常规财产的需求,保险信托市场也蕴含巨大的潜力。根据过往责任事故的案例统计推断,我国每年因被保险人去世而涉及的保险理赔金约两万亿元,如果信托机构能够开发出保险类信托产品,那必然带来巨大收益。总之,国外的家族财产传承信托已经有了成熟的发展,我们熟知的一些富豪,如洛克菲勒、希尔顿等都采用信托管理家族财富;我国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族财产传承信托必然会成为人们尤其是高净值人士普遍使用的财富传承手段。 二、财产传承类家族信托的业务模式 根据财产传承类家族信托的运作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种典型的信托模式,即养老信托、子女保障信托、人寿保险型信托、遗嘱信托。 (一)养老信托模式 从目前我国政府管理的养老基金的情况来看,政府作为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是不太理想的。一是因为政府在资金管理上存在监管不严、容易滋生腐败的问题;二是政府在投资方面态度谨慎,不如金融机构专业,财富增值能力低。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引入信托的模式来进行养老基金的管理,这就克服了上述问题。信托公司一是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可以采用多种投资工具进行广泛投资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二是信托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更适合做实业投资,这就更能保证资金的多元化投资,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从而保证个人账户基金在较为安全的投资环境中获得相较于存款和购买国债更高的收益;三是采用这种方式在管理成本上相对较低,风险适中,也能达到财富保值增值的效果。因此,我国个人养老基金应该尽快实现信托化运作,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信托平台来保证运作效率。当然,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大,政府也应该积极支持养老基金信托的发展,建立养老基金运作和监管体系,这是保证其顺利发展的前提。养老信托模式的目标客户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又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家庭有效照顾的高净值中老年人。 (二)子女保障信托模式 信托可以分成增值管理型和非增值管理型两类。现在大众普遍了解和关注的多为以赚钱为目的的增值管理型信托。但是,对于高净值人士而言,他们本身可能就具备比信托机构更强的赚钱能力,如何管理和运用钱是信托机构更擅长,也是委托人更关心的。对于设立子女保障信托的高净值人士来说,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财产的增值,而是为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做好安排。高净值人士希望能有优秀的继承人,使得辛苦积累的财富能够继续传承,但是对于继承者来说,财富可能使他们的成长变得更为复杂。父母长辈通过为子女设立保障信托,将部分财产所有权交由受托人,由其按信托协议分期定额向子女支付生活、教育或其他费用。这样不仅能保证子女不被巨额财富影响,有较为健康的成长环境,也能防止一旦出现离婚的状况,由于向子女支付抚养费而遭到子女监护方恶意侵吞的可能。 (三)遗嘱信托模式 遗嘱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是指立遗嘱人于遗嘱中载明将其全部财产或一部分,在其死亡后信托于受托人,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遗嘱中所指定受益人分配财产。委托人设立遗嘱信托的目的一般是希望在其死亡后,通过信托延续其个人意志,确保遗产可以依照其生前的规划来运用,使受益人能够享受到信托财产的利益。具体来说包括:第一,遗产按照其意愿分配给各继承人,妥善照顾好存活人的生活,同时自己的财产在传承过程中不会被稀释;第二,在后代无意或无能力或暂时无法继承自己的事业时自己的事业能得以延续;第三,实现遗产保值增值。遗嘱信托模式的目标客户是拥有自己家族产业的高净值人士,希望自己在去世后该产业仍能可持续发展,避免因继承人之间的析产或者无法胜任而对家族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四)人寿保险信托模式 人寿保险信托是指将理赔金作为信托标的物,被保险人通过与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协议,当理赔发生时,保险公司将保险金直接交付予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按照信托协议对该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并按协议将财产分配给受益人。人寿保险信托的客户是在保险公司投保死亡保险的客户。具体来说,人寿保险信托的使用客户包括:受益人是未成年人或身心不健全者、被保险人是家族企业经营者、购买巨额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以及具有遗产规划动机的群体。 三、财产传承类家族信托产品设计要点 (一)养老信托产品的设计要素分析 1.业务流程设计 委托人通过和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协议,将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需求,为其制订养老计划,计划中包括养老机构安排、医疗以及去世后的丧葬事宜等;同时运用信托财产进行投资管理,实现财产保值增值,在委托人死亡后遵循遗愿对财富进行分配处置。在财产管理的运营上,可以采取以下模式:委托人成立个人账户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和信托公司签订协议,将个人账户资金信托给信托公司,由其管理运营。这样可以大大保证委托人的权益。(1)委托人将信托资金缴付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2)个人账户基金委员会将资金交由信托机构运营,并负责支付信托费用。(3)信托公司通过投资运营,获得收益,并通过信托合同中的费用协定,由受益人享受收益所得。(4)设置个人账户基金监督委员会,监督个人账户基金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同时监督个人账户运行全过程。(5)银监会,负责对信托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监督。 2.要素设计 (1)委托人和受益人。根据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否相同,可以划分为自益养老信托和他益养老信托。自益养老信托是指委托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信托目的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养老问题;他益养老信托是指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不是同一人。委托人同时以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设立的养老保障信托,一般认为是他益养老保障信托。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现实生活中设立养老保障信托,不仅本人可以作为委托人本人受益,自己为自己的养老做筹划,同时其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等都可以作为委托人,有利于满足老龄者及其相关义务人财产流动取向和应用价值定位的意愿,为增进老年人福祉提供信托渠道。(2)信托标的物。目前大多数的资产都可以作为养老信托的标的物进行信托,现金、不动产、古董、知识产权等都属于该范畴。(3)个人账户基金委员会。该组织由委托人设立,主要负责信托的各项具体事务,包括通过信托方式将资金交由信托公司投资运营,以及向信托公司支付费用等。(4)个人账户基金监督委员会。指专门监督个人账户运营管理的机构,主要成员应包括社会贤达人士和家族成员等,社会人士应占较大比例。(5)信托期限。可由委托人与信托公司商议决定合同生效和失效日期。失效日期可规定为受益人去世后财产处理分配完毕的日期。(6)信托费用。可以由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商议决定费用支付形式。第一种是年费方式,一年一缴纳,按信托资金数目抽取一定比例;第二种是按收益收费,可以按投资收益抽取一定比例信托费用。由于养老信托的特殊性,信托期限不定,不推荐一次性缴纳费用的方式。 (二)子女保障信托产品的设计要素分析 按照客户的目的不同,可以将子女保障信托分为不同的业务类型。 1.有多名子女的家族 高净值人士家族往往子女数目较多,使用子女信托不仅能够保证每个子女的教育、生活、医疗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子女因为财产继承引发矛盾和纠纷。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为每一个子女建立单独的信托计划;第二种是在每一个信托计划中规定每个孩子的具体受益分配。(1)信托期限: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商议决定,规定子女受益的时间,比如: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还是成年后才可以。(2)信托费用:可以由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商议决定费用支付形式。第一种是年费方式,一年一缴纳,按信托资金数目抽取一定比例费用;第二种是按收益收费,可以按投资收益抽取一定比例信托费用;第三种是一次性缴纳信托费用。(3)信托标的物:可以使用资金、股权、债权、房地产等进行信托;可以不进行投资理财,信托公司只履行管理分配财产的职能;也可以委托受托人进行稳健性的投资理财实现财产保值增值。(4)受益人:受益人为委托人指定的子女,委托人可以规定受益人的分配比例和顺序;受益人的权利在信托计划中应有规定,即其使用信托基金的支出范围;受益人的获益方式在计划中也应有所体现,如其从信托基金中获取收益的频次、数额等;信托计划中可规定子女出现哪些行为后就不得获得收益。(5)监管:设立监督委员会,由社会贤达人士和委托人共同担任委员,监督信托运作情况。 2.子女不具有理财能力 每个家族都不能保证有优秀或者适合的子女作为下一代创业者管理好家族财富,因此,可以通过设立子女信托,将大笔资产信托给信托机构,由受托人按照信托计划向子女按时按额度支付生活费用。更有考虑长远者,还可以设立隔代子女信托保障孙子女辈的生活。要素设计等与上述信托较为相似,不再赘述。 3.留学子女保障信托 中国目前海外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是一个消费能力较高的庞大群体,对于年轻的子女而言,由于缺乏监护和自律能力,非常容易出现高昂生活费管理不善的问题。因此,他们的父母可以通过设立信托帮助留学生管理财产,既保证了生活,又不会产生财富被挥霍一空的后果。目前国内还没有这种信托业务,有此类需求的父母会求助于境外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会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管理财产,给子女发放必要费用,同时进行一些稳健性的投资。因此,如果一旦国内信托机构把握好商机,推出此类产品,必然能填补空白,获取巨大收益。该类信托产品的期限一般较短,受益人留学停止后就可以停止。该信托相对来说标的物数额较小,可以设立一个集合信托计划,以便集聚资金,进行投资。 (三)遗嘱信托产品的设计要素分析 1.委托人生前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协议或将信托条款落在遗嘱中,提出自己的遗产继承和财富管理需求,明确信托目的和信托期限。 遗嘱信托生效时间通常与遗嘱生效时间一致,即委托人死亡。伴随遗嘱信托的生效,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处委托移交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根据被继承人提出的需求设计遗嘱信托架构,主要包括财产管理和运用方式及时间安排、受益人安排等,满足委托人财富继承和管理的需要,并忠于委托人的意图,遵循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恪尽职守,延续委托人的规划,实现信托目的。委托人死亡之时遗嘱生效,不再享有包括信托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任何民事行为能力,因此相对于其他信托类型,委托人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 2.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财产 并按约定定期向继承人支付信托财产增值收益,信托结束时一次性返还信托财产本金或信托存续期间按约定分批返还信托财产本金给继承人(无论届时信托财产处于何种状态),实现信托财产在受托人与继承人之间的流转;同时在信托存续期间定期或应要求向继承人提供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和收支情况报告,接受监督,配合其监督检查。在受托人不尽职等情况下,继承人可解除受托人。 3.委托人、受益人与信托监察人的关系。 信托监察人是为了维护受益人利益而设置的,信托监察人与委托人及受益人的关系类似于监事会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履行监督职能与被委托的关系。信托监察人通常由财产被继承人或者受益人指定,并接受其委托代为监督信托公司执行信托协议的行为和效果,以及行使某些权利,如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不当出现纠纷时,代委托人或受益人提起诉讼等。信托监察人执行监督职能时遵循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就监督情况向受益人或生前代遗嘱信托的委托人汇报。 (四)人寿保险型信托产品的设计要素分析 保单被保险人可以通过与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协议,将保险赔偿金作为标的物进行信托,在被保人去世后,由受托人出面负责和保险公司办理赔偿事宜,运用和管理获得的理赔金,并按照信托协议向受益人支付收益。这种信托产品的优点一是由信托公司出面和保险公司办理赔偿事宜,既省时省力,又能保障保险人的合理权益;二是将保险金进行信托,既避免了受益人挥霍,也能够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人寿保险信托已经在国外开展多年,成为国外人们最常使用的遗产避税方式,也是人们最常使用的遗产规划工具。目前我国已经有征收遗产税的趋势,2010年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在不远的将来势必要将被继承人去世后遗留的财产作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继承人征税,因此,此方法将大有市场。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中诞生出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对财富转移和传承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这给国内信托业发展家族信托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目前国内在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上尚处于理论探讨和起步阶段,各信托公司应抓住时机,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发设计适合国内高净值人群和家族企业家的家族信托产品,为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提供家族资产传承和增值的服务。本文就我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财产传承类家族信托产品的设计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作者:刘澄 王杨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产品语义学趣味产品设计论文 1产品语义学 产品语义学是符号学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语义学中的“语义”实质上就是研究在产品设计中,设计符号与其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中,用于交流的语言、表情、神情和动作都被定义为符号。在语言交流中,声音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在视觉交流中,神情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操作机械产品时,部件、颜色、形状、质感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在产品设计中,关于产品的形态、色彩、质感、功能等都属于设计符号的范畴。 2趣味产品设计解析 现代社会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仅限于基本使用功能,还包括了产品心理、精神层次的需求。趣味性的产品能打破产品带给人的单调、平淡、沉重、压抑的感觉,可给人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使人保持愉悦的心情,产生美好记忆的。一件好的产品会让人在使用过程中感受舒适、愉悦,给紧张的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计算机和心理学教授唐纳德-诺曼所说:“产品具有好的功能是重要的;产品让人易学会用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要能使人感到愉悦”。 3产品趣味性语义分析 3.1产品语义的含义 产品语义强调的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交流,即通过产品的材料、形态、结构、色彩质感等视觉语言向使用者揭示或暗示产品的内部结构,使产品功能明确化,使人机界面单纯、易于理解。产品语义分为外延性语意和内涵性语意。外延性语意是更直接的语意表达,通过形态、构造特征等元素来表达使用目的、操作、功能等内容,使人能够通过产品的外形设计直观地明白产品的功能、用途和使用方法。内涵性语意是一种感性的认知,通常是指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和个人联想(如意识形态、情感等)。通过产品的造型形态喻示出使用者和使用环境,进而指示出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价值观等象征价值。内涵语义以外延语义为前提,产生于特定的场合和环境中,依据用户的主观因素而随时变动。内涵语义比外延语义更多维,更开放、更深刻。产品设计基于用户的记忆和个人经验的联想,很容易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趣味性语义属于内涵性语义的范畴,是产品语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2产品趣味语义表达的分类 作为人的创造活动,趣味性设计在更深层面上体现出对人性的关爱和体贴,产品的趣味性语义即是通过产品的设计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趣,使产品富有某种情感色彩。产品的趣味性语义有多种层次,各自有侧重点,都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通过趣味性造型符号和元素融入设计形体中,基于人的情感经验,做意象化的细节处理,给人带来惊喜。具体可分为生趣、机趣、谐趣等多种语义特征。生趣,从生动、灵活等方面来表达趣。大家都有捏泡泡的经历,气泡日历,将气泡纸覆盖到日历上,这样每天都可以捏响一个泡泡。创意小人灯,将插和拔的感觉结合在一起,不知道是要拔还是要插。机趣,从机智、灵巧方面表达趣,体现于结构设计的巧妙之处,借此反映设计者的睿智。“鲨鱼”迷你型老虎钳,不同以往的结构设计,符合人机原理,看着还很嚣张的样子。此类趣味产品多从产品结构、功能方面进行创新。谐趣,从诙谐、滑稽方面表达趣。该类产品具有幽默轻松的设计内涵,往往使人忍俊不禁。这类产品内涵语义丰富,让人觉得轻松幽默,身心放松,表情咖啡杯设计,杯子与杯垫组成各种喜,怒,哀,乐的表情。HumanCDHolder设计,动作和造型结合仿佛CD架真是重若千金,用不寻常的方式让人发笑,这类产品必将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乐趣。雅趣,从雅致、意境方面表达趣,从产品的形体和质感中体现产品的典雅和格调,反映了设计人的艺术修养,表现出一种生活的精致、高雅和态度。时尚便携烟灰缸,外观看来精致无比和烟灰缸形状相去甚远,旨在说服人们不要乱扔烟头烟灰等。情趣,从人的情感出发,在情致方面表达趣。产品体现如爱情、亲情等情感,使人感觉到温暖、亲切。如图6荣获IF设计大奖的章鱼情人碟,将U盘视为可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小饰品,将消费者使用情境与外观设计结合,让U盘不只是U盘,而是个人风格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体现多样化贴心设计与人文创意。 合家欢故事椅是一种亲情的体现。天趣,从自然天性方面表达趣。产品设计回归自然、天然,体现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和谐。这类设计多从自然界中获得灵感,保持自然生物的灵动美感,让人在钢铁世界中感受自然的乐趣。“LeafLamp”灯,其主要的灵感来自大自然母亲对于人类的馈赠,根据树叶而设计,它可以被用作台灯,落地灯,以及学习用灯等,自然清新且功能完善。玻璃块冰淇淋设计,去除了各种色彩和形状,还原到原始的冰破碎的样子。理趣,从理智、聪颖方面表达趣,与情趣的感性相对,在理智和趣味表达中达到一个和谐,单纯的强调理会让人觉得单调乏味,过多的趣会杂乱无章,理趣是在规范的设计中体现情趣,窗帘设计,巧妙得利用磁石原理来收帘,通过规矩的磁石分布随机塑造多变的窗帘造型。童趣,从儿童的视角表达趣,反映了儿童的稚嫩天然的神态,造型多以形似为主,色彩以儿童喜爱明亮活泼色彩为主,功能要求简单易学。摇摇兔设计,这款可爱的兔子造型,兼具摆设及玩具功能,生动的表情,皮革材质的长耳朵,艳丽的红色,为童年回忆中的“玩具木马”做了新的诠释。“乌贼”香肠花型切割刀,憨态造型和艳丽色彩不禁让人跃跃欲试。拙趣,从憨态可拘方面表达趣。可从动物和孩童的动作及瞬间神态获得灵感,故意模仿往往缺乏传神的感觉,这类产品看似拙,其实反映了设计的深远意境,在使用中让人觉得亲切。笑脸盘,添加食物后表情生动,使人愉快进餐。奇趣,从奇、反常规方面表达趣。奇趣和谐趣都会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但奇趣往往产生于逆向思维设计,打破常规,给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感觉,让人感叹设计的巧妙和趣味。会走的闹钟,专为懒人设计的一款闹钟,响时会随意走动,如果你还在睡梦里,那就不知道它会在哪里了,直到没电为止。弯边盘子设计,翘起的弯边可以方便用勺子舀起食物,以节约每一粒粮食。通过各种富于趣味性的造型符号来传达丰富趣味语义,在满足产品功能使用的前提下,将各种幽默、活泼的元素融入产品造型设计中,使产品在某种层面上与人的情感产生共鸣,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情感互动,无形之中趣味性加强并放大。经过设计师对情感细节造型等的夸张设计组合,使产品具有某种情感,传达某种情感,与消费者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4产品的趣味化设计方法 设计师应在了解使用者的使用心理、情感需求的前提下,在心理层面上尽量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这样设计出来的产品不仅具有产品的功能,还成为使用者情感交流的媒介。好的趣味产品具有恰当的表达方法,从人的感知来分,分为视觉趣味设计,听觉趣味设计和触觉趣味设计三大类。 4.1视觉趣味设计 视觉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据统计,人类有80%的信息来自视觉,并且主要的信息来自于生活的环境和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物。 a)造型趣味设计德国著名设计大师路易吉•科拉尼曾经说:“设计的基础应来自诞生于大自然的生命所呈现的真理之中”。在众多趣味产品的设计中,形态设计是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多反映在稚趣类产品的设计中,按照造型的外观形状可以分为具象形态的仿生和抽象形态的仿生两大类。具象形态的仿生指模仿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形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由于选择的具象形态生动、优雅、美妙的情趣性,是设计造型的基本途径,根据具象形态设计的产品消费者易于接受,这种设计手法多用在玩具、生活用品、工艺品中较多。水母灯,该有机形状有利于光线的软化和散射,并可以任意的摆放。水母吊灯,LED的灯源节能环保,飘逸的形态给家居装饰带来几分趣味。抽象形态的仿生是以自然规律或运动规律为基础,将具象的形态进行抽象提炼为基本的形态要素,进而表达生命的感悟。抽象后的形态多概括为点、线、面的形态组合,简洁、大方,和工业产品通过外观的现代感来表达产品语义的设计方法一致,被广泛应用在产品设计领域中。的拖鞋摇椅,简洁的曲线线条和舒适的人机曲线,是家庭生活必需。因为每个设计师的设计表现手法和生活经验的不同,就一种具象形态的抽象表达可以得到多种不同的抽象形态,另外消费者的生活经验不同,所产生的心理联想也会有千差万别,造成了丰富多彩的形态生命力。 b)卡通化趣味设计卡通化设计手法是一种混合卡通风格、漫画曲线来宣扬生活乐趣的一种特殊设计手法,把卡通形象或夸张变形的风格溶于产品设计中,通过造型来体现。市场上利用卡通形象的手法设计的产品多见于日用小产品和小饰品设计,现在逐渐地扩展到电子产品设计中,影响也逐渐扩大。兔子卡通开瓶器,小兔子张开大嘴巴,帮你解决开瓶的困扰。 c)色彩仿生趣味色彩具有直接表达的特性,一种色彩可以获得其具象联想和抽象联想,传达色彩的语义和情感,通过色彩的联想将色彩蕴含的含义附着于产品中,通过产品传达给消费者产品的暗示语义,这种设计手法为设计师所喜爱,将各种色彩运用在产品设计中,尤其在家庭日常用品,办公用品领域中,使生活的环境变得温馨,在紧张的办公节奏中感觉到清新自然,心情舒畅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烟灰缸设计,黄色和浅绿色的搭配在办公桌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难想象它是一个烟灰缸。 4.2听觉仿生趣味设计 听觉一般指人听到的各种声音,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之一,它不仅为人们交流知识、沟通感情所必需,而且使人们感知环境,产生安全感,回归自然音箱,采用石头质量来调节音量等设置。 4.3触觉仿生趣味设计 触觉仿生是模拟生物表面材质肌理的一种表现方法,传达不同物体表面的质地、纹理和形态等的视觉、触觉和情感体验。设计师在设计中借鉴表面纹理和组织结构等内部特征。众多的肌理材质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语义,将之应用于设计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蛇皮、蜂窝结构等。螺旋盘子的设计,很好地将鹦鹉螺曲线应用到了盘子的设计中去,从而达到一种奇趣的效果。 5结语 对于趣味产品设计来说,语义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具体的设计中又提供了多种设计方法,随着产品语义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的情趣化设计也会扩展到更多的设计领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更好的满足人们在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 作者:齐秀芝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机电工程系 产品设计论文:体验设计维度解析产品设计论文 一、从物到行为的设计目标 1.设计是造物的方法 产品设计的本能层设计主要涉及产品的外观效果以及其功能。基于这个层面,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从人类出现以后,一直进行着物质的生产,主要包括从采掘和利用天然物质到人工创造和合作的化学物质。实质上,造物不仅保证了人类的生存,也启发了人们的创造力,设计造物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前工业社会,使用者为了满足自己某种需求而进行设计制作。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对产品、住房的需求剧增,而标准化、统一样式的产品生产可以迅速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伴随着机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制造包办了一切设计过程,用户所得到的只是最后的产品,而设计就充当造物的角色。 2.设计造物的时代局限性 行为水平的设计主要是关于用户使用产品的所有经验,对产品的设计主要是指它的功能、可用性、可懂性和物理感觉。它让设计师在设计中要去注意产品的人机性等因素。当标准化大生产已经大大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当工业化大生产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式时。人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归属感,产品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一定的精神意义。用户的追求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而用户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仅仅从造物的角度出发是很难满足所有的用户的需求。进行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单调的设计风格难以维系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产品的设计应当由追求共性、追求民主向追求个性化方向发展。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为无印良品设计的CD播放器,外形看上去就像一个排气扇一样,其开关像家里控制电灯的拉绳开关,只要轻轻拉开其开关即可播放美妙的音乐。这样的开关方式可以唤起我们曾经对电灯的回忆。只有这样一个创新性的产品,才可以走进我们的教材。 3.设计造物的最终目的是影响人的行为 反思水平的设计主要包括设计给人的感受。表现为设计师要具有人文关怀,要通过设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在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设计创新主要体现在产品使用方式的创新以及使用情境的创新。设计师在做设计时要从用户行为的角度出发,通过模拟用户的使用场景还原整个语境。设计师以产品为媒介,改变着用户与产品的交互方式,规范着人们的使用行为,设计造物将走向设计人的行为方式。因此,好的产品不仅与技术和质量有关,更应该包括其传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二、从功能到体验的设计内容 1.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强调产品的实用性与功能性,即任何设计都必须保障产品功能及其用途的充分体现,其次才是产品的审美感觉。简而言之,功能主义就是功能至上。二战结束后,工业设计的重点经历了由理论导向工商业实践的转变。致力于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探索,功能性的发展以理性作为支撑,并发展出高效率、次序化极强的系统设计。设计注重产品的功能性,追求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2.体验设计 体验设计是以用户研究为中心,从产品用户的角度出发,体现的是一个过程概念。用户体验是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主观感受,我们做的是“用户体验设计”,就是用理性的方法和技巧,去做一个设计,让用户通过设计和产品进行交互,从感性层面接受它。给用户缔造一个友好的、优秀的、让用户满意的体验。例如,丹麦著名品牌B O在成立之初,就定位于追求质量和品味的消费阶层,B O的产品为了给用户提供更逼真的体验,采用最新的技术,并把它与创新性和革新精神集合起来。 3.设计重心从功能走向体验的必然性 古人云:“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随着人类的需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度,以可用性为中心的设计已不能满足用户对产品的认知和使用,因此,当代产品设计正在不断的向用户体验的目标靠拢。当下的产品是人们享受生活的一个载体,这就要求设计师要为生活而设计,为提高生活品质而设计。体验设计作为产品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它的出现是新经济形态对生产和服务的客观要求,是“以人为本”的现代设计的必然追求,给设计师提供了崭新的研究领域。体验经济的到来,正预示着人们的需求在悄然生息的发生转变,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品的个性化、智能化,要求更加友好的交互方式,使用产品转向体验产品,更进一步强调了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主观感受,某种程度上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要被重新定义了。 三、从产品到服务的设计对象 1.从产品走向服务的背景 学者丹尼尔•贝尔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又称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当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各产业的生产率将发生变化,必然会产生大多数劳动力转向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地,劳动力又将向服务业方面转移。 2.从产品走向服务的必然性 设计从传统产品走向普适计算、互联网、多功能和智能化,产品形式和功能在信息交互里融为一体。这将大大增强人们的服务性心理,用户除了对基本功能满足以外,对人性化、个性化需求也将不断增强。后工业社会人们既关注产品的造型,也注重物品带来的心理满足,人们使用越来越多的是产品所带来的服务。当下科技的日新月异不断的颠覆者人们的观念,让人们创造的想法变为现实,最终将推动人类社会自由而全满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品不再是纯粹的工具化物质形态,而是以角色形态承载者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寄托。以用户为中心才能挖掘用户的深层次需求。电饭煲的变化发展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传统的电饭煲可以满足用户蒸米饭的需求,而当下电饭煲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电饭煲不仅可以根据不同品种的大米进行蒸饭,而且可以进行预约时间进行蒸饭。而且,其易用性程度非常高。技术进步极大的推动了产品设计走向服务设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也必将推动产品服务层面的普及。通过谷歌眼镜,用户只要通过眨眨眼睛这一个行为就可以完成拍照、传递信息、天气查询这些任务。世界经济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针对服务业的设计和创新需求日益凸显,为了应对此种需求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服务设计”的概念。服务设计是帮助创造新的或者改善已有服务来使得这些服务对于客户来说更加有用和被需要,对于机构来说更加高效、有效。服务是物质产品本身的延伸,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但是却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丰富产品的内涵。例如,2003年苹果公司推出了itunes软件,用户付费下载音乐,并且可以推送一些音乐和歌曲,实现了苹果公司的硬件、软件和服务三方面的有效结合,苹果公司也由原来的提供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公司逐步过渡到提供软件、硬件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公司。 四、小结 综上所述,产品设计正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从有形的物质设计延伸到无形的行为设计、服务设计和体验设计。未来的设计一定是可持续的,谋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设计将从物质产品设计走向非物质的行为、体验、服务方向发展,设计者所设计的可能是一套系统或者一套体系,然后与体系里的个体进行互动,激发个体的力量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最终呈现的设计成果可能是物质产品,也可能是创造性的、系统的解决方案。 作者:郭帅 张宇红 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交互成本中移动互联网产品设计论文 一、交互成本的分类 在人机交互系统中,人通过感受器和显示器来获取机器的状态,通过效应器和控制器来进行机器操作,人与机器通过界面来进行交互。人类行为可简化为三个部分:感受器、大脑和效应器。因此,根据人机交互模型以及人类不同行为的费力度可将交互成本划分为感觉成本、认知成本和操作成本。 1.感觉成本 视觉是人接收外部环境信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人获得的80%的信息都来自光线。听觉是人类对声音检测的结果,是仅次于视觉的重要感觉通道。我们通过响度、音调和音色来对不同的声音进行区分,不同的声音会给带来愉悦、欢快、紧张、焦急等感觉。触觉是体表机械接触(接触刺激)的感觉,由压力与牵引力作用于感受器而引起。从信息量的大小来看,视觉、听觉、触觉依次减小。我们通常使用听觉和触觉来辅助视觉上的设计,比如提示音和手机的震动。 2.认知成本 认知或认识(Cognition)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把认知分成两个系统:推理和直觉。推理系统通过理性思考和分析和解决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资源,认知成本较高但结果精确;而直觉系统则主要依赖情感、记忆、经验和直觉迅速做出判断,认知成本较低但是结果相对粗略。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习惯进行费力的思考,而是满足于相信一个可以快速进入其脑海的似是而非的判断。人们在学习新知识时,会激活大脑皮层的大量区域,比如语言、决策、学习、抽象思维、情感、自主运动等区域,认知成本较高,而在执行一个熟悉的、习得行为时,大脑的认知更像是骑自行车滑行下坡,认知成本较低。 3.操作成本 在人机交互系统中,人用手指、手掌敲击键盘,滑动鼠标,按下按钮,在触屏手机和平板电脑表面触摸和滑动,在显示器前挥动游戏控制手柄。除了通过动作与机器进行交互之外,声音也是一种重要的交互形式,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语音交互作为一种更加自然的交互方式在移动智能终端上迅速普及。用户可以通过声音来与移动智能设备上的语音助手进行交互,除了语音输入短信和邮件,还可以实现查询餐厅,询问天气,语音设置闹钟等操作。眼睛除了作为感受器之外还承担着效应器的职责,眼控技术可以通过眼睛发出一系列连续型的操作命令,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眨眼来控制GoogleGlass拍照收发短信和查询天气、路况。 二、基于交互成本的移动互联网产品设计原则 1.移动应用设计中降低交互成本 不同的交互成本需要耗费不同的脑力资源。从人机工程学视角来看,不同种类的交互成本耗费的资源从多到少为:认知成本、感觉成本、操作成本。在移动应用的设计中可以通过费力度较低的操作成本来代替费力度较高的认知成本。降低用户行为的交互成本可从降低感觉成本,降低认知成本和降低操作成本三方面进行。 (1)降低感觉成本 首先,根据格式塔原理来优化我们的视觉,通过视觉上的编组将功能相近的对象归为一类,划分功能组、逻辑层次以及从属关系。其次,降低视觉噪声,专注目标信息,通过删除,组织,隐藏,转移来保留界面的优秀元素,以保证其被快速浏览。再次,使用低频用色保证信息易识别,利用视觉对比度来突出重要信息。 (2)降低认知成本 首先,保持界面、交互、操作的一致性,简化用户心理模型;其次,依靠识别而非记忆,通过信息的适时呈现对用户的操作进行引导,确保交互行为的顺利进行;再次,使用图形表达功能,抽象的图形可以比文字表达更多的内涵,更具趣味性和识别性。 (3)降低操作成本 首先,增加手势操作的流畅性,注视焦点转移的流畅性以及界面转场过渡的流畅性。其次,转换输入方式,自动保存用户的操作结果,让用户选择而非输入。再次,充分利用移动智能设备的传感器,使用语音、扫描识别(二维码、条形码、文字等)、LBS技术来降低操作成本,增加用户的真实感和沉浸感。 2.游戏设计中提高交互成本 与移动应用的设计相反,游戏设计往往通过提高交互成本提升挑战难度。游戏需要玩家仔细思考,在屏幕上四处搜寻,用键盘或其他设备瞄准并射击敌人。为了达到游戏时的心流状态,许多游戏增加了不止一种交互成本,例如有的游戏同时具有感觉和操作的挑战难度。 三、结语 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需要学会对不同种类的交互成本进行权衡和取舍,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对用户行为进行审视,让用户自然从容地使用产品的同时注意不到它的实现方式有多巧妙,而是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设计。 作者:孙启玉 蒋晓 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生态环境风险下工业产品设计论文 一、工业产品设计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风险 人、生产、环境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要素。人通过生产与环境产生能量交换并相互影响,而生产始于设计,也决定于设计,设计不仅提供生产的理念,也提供生产的方案。如果说生产是人与环境能量交换的中介,那么,这个中介的灵魂就是设计,设计对于人与环境的互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的生产、生活已经对生态平衡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环境污染也从最初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风险概念应该被确立,这一概念即是:由于工业产品设计所导致的产品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可能性。其逻辑关系是:工业产品设计定义产品要素、决定生产工艺、指导销售策略、引导消费行为、影响生活方式,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有必要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梳理,得出其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风险,这将有利于调整设计策略或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从而将其生态环境损害消除或降至最低。这一全生命周期主要包括产品的选材阶段、产品的生产制造阶段、产品的运输与销售阶段、产品的使用与维护阶段以及废弃物阶段。 二、产品选材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材料是构成物质产品的基础,选材是工业产品设计的重要内容。选材,不仅关系到产品的物理性能、视觉感观、触觉感受,还直接关系到产品材料的获取及其加工工艺,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从构成产品的材料来看,可大致分为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目前,在工业产品的用材中,天然材料主要是木材、皮革和稀有石材。天然材料在色泽、质地与安全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由于天然材料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之中,“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因此并不存在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当某一天然材料的数量与质量发生变化时,对整体生态平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树木被大量砍伐,会造成水土流失、荒漠化、生物链条断裂等恶果。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稀缺性能够有效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商家对其趋之若鹜,因而,某些优质的天然材料就此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从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失将比前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如果说,对天然材料的过度攫取其危害是显著的,那么人工材料,尤其是不可降解的人工材料的泛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则是触目惊心的。人工材料建立在化学工业的基础上,人工材料之所以诞生,即是为了弥补天然材料在化学性质、物理性能、原料获取及加工成本等方面的劣势,然而,也正因如此造就了人造材料与自然环境的对立。人工材料泛滥所带来的环境损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其获取需要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并产生废气和废水;2.难于或不能被自然降解,所形成的固体废弃物会对土壤、水体、生物造成直接或潜在威胁;3.回收利用的成本高昂,焚烧所产生的大量有毒物质加剧环境污染。对于产品设计中的选材要十分慎重,既要考虑成本因素,更要时刻以生态利益和环境安全为准绳,着眼于材料科学的进步,依照不同产品的性质和用途,选择最为适宜的材料,做到物尽其用;同时,应尽量减少构成产品的材料种类,降低其回收、利用的难度,将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降至最低。 三、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设计,确立工业产品的各项效果和技术指标,并通过选择和制定相应的生产工艺将其实现。具体来看,工业产品设计需要对产品的外观尺寸、造型、结构、材料、色彩、表面肌理等进行定义,生产和制造则是依照以上各方面的设计内容而展开的。众所周知,简化生产工艺能有效提升效率、压缩成本、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减轻环境压力。一方面需要借助技术创新,如设备的创新,多轴联动机床、激光雕刻机、大型3D打印机的面世,使得以往复杂的工序得以简化并能够获得更高的加工精度;再如材料的创新,记忆合金、纳米陶瓷、石墨烯等新材料相继出现,除具备优异的物理性能之外更能够简化产品结构和制造工序;但无论是新设备、新材料还是新工艺,都需要长期的研发和巨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工业产品设计的优化,相较于技术创新,通过设计手段简化生产工艺将更加直接和高效。如在“绿色设计”理念指导下开展的简约设计(Minimalismdesign)、可调节设计、模块化设计、工艺简单化设计等,都能够极大地降低产品复杂程度,提升模具利用率并简化装配工序;此外,采用简洁的造型、单纯的材质、简单的结构,利用料本色、材料本身质地、暗线装饰等具体的设计手法也能够有效地简化生产工艺。诚然,复杂的生产工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然而,以此为标榜并刻意为之,反映在设计上,即是复杂的造型和结构,繁复的装饰和材质的堆砌,虽能够造就一时的感官刺激,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难以持续的,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取的。研究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工业产品设计向着“结构最简单、材料最俭省、造型最简练、表面最纯净”的方向发展,从而简化生产工艺,将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 四、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运输与销售是产品转化为商品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不论是商家还是设计从业者,都对其高度重视。从设计角度来看,要保证运输与储存的便利、高效,以及促进销售,重点在于产品的包装,可以说,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主要来源是产品的包装形式。首先来看运输阶段。从规模上来看,产品的运输无外乎两种,一是大批量的运输,如从工厂将产品运送至销售地,二是小批量或单品的运输,如从销售地运送至客户手中。无论是哪种形式,在运输过程中,对包装的优秀要求是保证产品安全,即是保证产品免于因震动、撞击、挤压、受潮等因素的影响而使产品损坏或失效。为了保证产品安全,就必须采用更坚固的材料、更大的缓冲空间、更好的密封效果等,随之产品包装的质量更重、体积更大、耗材更多,但这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包装本身物料的浪费;二是运输效率的降低,而这也是运输阶段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部分。产品包装除保障产品安全之外,另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增强展示效果,展示效果对产品的销售有着巨大影响。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在包装上煞费苦心。产品包装设计,为了增强展示效果,促进产品销售本无可厚非,在此要批判的是“过度包装”。所谓“过度”,即是包装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如运用高档材质、复杂工艺、夸张的体量等,甚至在部分行业,包装的成本已经高过产品本身!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过度”来追求更大的附加价值。如果说,过度包装的首要问题是对资源的浪费,那么更大的负面效应是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因为这种包装形式营造奢侈消费,助长奢靡之风。研究产品的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产品包装向着轻量化、小型化、集约化、便于利用、易于再生的方向发展,这既是还原产品包装的本真,亦是对生态环境的责任。 五、使用与维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业产品设计将定义产品的使用和维护方式,是使产品具备物质功能和使用价值的关键。产品的使用和维护,施动者是人,受动者是生态环境,连接两者的介质是产品,因此产品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人的需求,二是环境的制约。满足人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产品的安全性和易用性(Usability)。产品的安全是基础,要求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确保用户的使用安全;易用是更高的要求,即是方便人们更好地去使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可学习性、可记忆性、减少误操作、具备效率、令人满意。这既是工业产品设计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亦体现出目前产品设计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将会导致人在使用与维护产品时遇到诸多不便,甚至是危险,以至于对人身财产及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要适应环境的制约,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产品的质量,二是产品的能耗。在这里,产品质量是指能否长期、稳定、高效地工作;而产品能耗是指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节能环保。要满足上述要求,首先,需要通过设计为产品设定适当的功能范围,功能范围过窄,会使得产品功能单一,适应性不足;功能范围过大,会造成功能浪费、结构复杂、维护困难。其次,需要通过设计使产品具备优良的工作性能,主要体现在产品的技术应用,材料运用、结构和工艺设计上。再次,需要通过设计使产品具备科学的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高度协调的人机关系。研究产品的使用与维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安全性、易用性,实现产品使用和维护的绿色高效。 六、废弃物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产品丧失物质功能和使用价值后成为废弃物,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效应最为明显。现代设计强调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尤其是“可持续设计”(SustainableDesign)的理念,提出设计应当使产品具备“从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的可持续性,即是希望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但要使产品具备这一属性,需要摆脱两方面的困境:一是材料的限制,二是观念的束缚。工业产品的用材绝大部分是人工材料,尤其是高分子材料,这类材料的共同特征是制造容易、回收困难,因而其成为固体废弃物污染的主要来源。尽管所谓“绿色材料”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现实是这种材料并未成为目前工业产品的主要用材,这里既有技术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也有人们观念的因素。相对于突破材料的限制,观念的转变显得更加困难。首先,人们对于产品的态度普遍是“喜新厌旧”。产品生命周期的完结和产品代差的出现,是造成这一观念的客观因素,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产品推陈出新的频率越来高、间隔越来越短,刺激着人们的视听、调动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因此,许多产品被提前“终结生命”。其次,人作为视觉动物,总是被精美、华丽的事物所吸引,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事物拥有更夺目的特征,而更主要的因素是人们对物质的迷恋和财富的炫耀,反之,质朴、简单的事物很难成为市场的主流,实际上,这是植根于封建时代、发展于工业时代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在当今的投射。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缺乏主动延续产品生命和参与废弃物再利用的动机,人们已经习惯于购买和抛弃,而非维护和再造,因为前者意味着喜悦和简单,而后者意味着乏味和挑战。研究产品废弃物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是对可持续这一命题的思考。可持续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可持续,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以设计引导和满足消费需求,并维持需求的持续满足,是达成可持续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七、结语 在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提倡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下,工业产品设计将摆脱以经济利益为至高追求,摒弃以刺激消费为最高宗旨,遏制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逐步还原到以提升全人类生活品质、增添幸福感、促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局面的本真,这是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邓俊 单位:武汉大学 产品设计论文: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论文 1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课程的初创 我院是较早开设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课程的学院,这就意味着没有多少资料可循,没有现成的教学计划、内容、作业量、评价标准等作为参考的依据。因此,在课程建设之初曾多次借鉴和学习设计学院的经验,对该课程进行建设。2008年,我们的第一份教学框架在多方的努力下完成。在这份教学框架中,我们还是着重对模具成型和设计程序与方法的教学。依据此框架,编撰了基本教学大纲和讲义。在这份教学大纲里明确了卫浴陶瓷产品设计教学的目的,即“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卫浴产品设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对卫浴陶瓷产品的种类、生产流程、人机工程学、先进技术、造型设计的综合能力,使学生掌握卫浴产品种类和造型的特点,了解其成型和生产工艺,从而使学生对有关卫浴陶瓷产品的相关知识等方面获得提高。”2013年我们老师还编著了《卫生洁具设计》的教材,通过这些年的教学,有一些不曾预料到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了新一轮的教学研究和探讨。 2在卫浴陶瓷产品课程教学中凸显问题 通过该课程近年来的教学情况来看,传统的教学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学生的学习内容仅限于课堂,缺乏实践动手操作,设计的产品不能直接被卫浴产品公司采用,与公司设计生产的产品有一定的差距,忽略了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探索与研究,问题主要出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学生设计理念的单调呆板和同一性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安排了两次(,共九周)的《卫浴陶瓷产品设计Ⅰ和Ⅱ》课程(不包括毕业设计)。上课期间教师不仅会把关于卫浴产品设计方面的理论知识和设计理念灌输给学生,还会要求学生根据课程要求绘制大量的设计草图,并根据个人喜好从中选择几张用3D等电脑软件绘制出详细的效果图,用以检验课堂教学成果。但是在实际上课过程中,我们往往过于强调教师的主观思想以及人机工程学的要求,而忽视了客观实际,一味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去设计,没有重视和尊重他们的个性,使得许多同学的最终效果图与自己的初衷完全违背。而且有的时候由于教师本身对卫浴产品设计涉及不深、范围不够宽广,以及个人设计思维的局限性,导致许多同学设计出的作品连学生自己都感到生硬,别扭。这些作品大多数设计的思路基本相同,制作手法一致。这样的东西可以说是在教师强加给学生的意愿下完成的,这怎么可能会有感觉、有激情?学生怎么可能不会消极怠工,又怎么可能做出好的设计来?这种现象时间一长,再有天赋的学生也会被同化被消磨得一点棱角都没有了。试问没有个性的人能做出有个性的设计吗?当然,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学生自身素质偏低,能力不足,且好玩多动,对于卫浴产品原创设计的理念理解不够深入,不愿多花时间观察学习思考。大多数学生以借鉴和参考他人的作品为主,略微修改使之成为自己的所谓“原创设计”,用以应付教学检查。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学生在《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这门课程中的设计思维上僵硬和大众化,违背了本课程设立的初衷即活跃和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为学生在将来的设计工作中更具实践能力,更具设计创造力打下基础。 2.2学生制作卫浴产品模型动手能力较为薄弱 本课程课时总量为九周,分为两个学期上,根据大纲安排其中大部分课时分配在理论授课,绘制草图以及电脑制作最终效果图上。就卫浴产品设计课程来看,把其中绝大部分课时用在设计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卫浴产品设计师必须有灵活的设计思维和熟练掌握运用电脑软件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卫浴产品设计》课程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设计课程,更是一门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从现有的大纲中我们就能看出一学期64课时的《卫浴陶瓷设计I》课程,安排了4课时的时间去实习基地参观,除去理论授课,市场调研,查阅资料和设计草图外,剩余的近30课时全部花费在了做电脑设计效果图上。虽然说产品设计效果图很重要,但是现阶段的问题是除了4课时的企业生产流程参观能近距离接触卫浴产品实物外,学生基本没有亲自动手制作石膏模型的机会,这对检验学生设计的作品是否适用于生产是很不利的。之所以产生这种问题主要是课时紧张所致,理论和实践不能兼顾。这也就造成了学生们对《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这门课只有一个虚拟的,浅显的认识。不通过制作实物三分之一石膏模型实践,他们很难发现自己设计的卫浴产品存在些什么缺点,将如何制作成产品、成型方法有哪些、成型过程中该注意哪些问题、自己在纸上或电脑上所设计的产品造型或画面能不能够在卫浴产品中得以体现。这种类似于“纸上谈兵”的教学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学生毕业进入卫浴产品生产企业后只能在理论上、设计理念上夸夸其谈,不知道如何动手去制作和解决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反而需要企业另外花时间和精力去对其重新进行培训。这在某一种程度上也属于资源浪费。当然这种后果的产生不仅仅是对学生个人全面能力也是对我们学院竞争力的一种损害,也没有达到我们开设《卫浴产品设计》这门课程为学生在将来的设计工作中更具实践能力,更具设计创造力打下基础的重要意义。 3《卫浴产品设计》课程在教学中完善和改进教学方法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我们除了对现有的教学大纲进行改进外,在以后的教学当中教师在向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还要积极去多查阅人机工程学、工业产品设计、卫浴产品的先进生产技术等相关资料、学习以前未曾了解的内容、深入了解研究本门课程的内涵。根据课程需要正确的去引导学生自行查阅相关的资料,使学生懂得跟随课程的进度需求自觉地去查阅资料,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在进行卫浴陶瓷产品设计创作的时候教师应该根据学生自己的创意对其设计草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发表自己对卫浴产品设计造型及功能的成型工艺和先进技术。并根据学生的原创意去试着了解他们对于卫浴陶瓷产品设计理念的理解。多运用换位思维,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设计思路上或者把他们所理解的卫浴陶瓷产品设计理念补充完善,尊重他们的原创意,培养他们的独立设计思维,在卫浴陶瓷产品设计的想象空间中让他们的想象力自由发挥,个性自由挥洒。打破呆板、同一的一元化格局,建设一个新的、前置性的,原创的多元化的《卫浴陶瓷产品设计》。当然,除了理论指导,动手实践也是《卫浴陶瓷产品设计》必不可少的部分。实践又分两个部分:一是在课程开展前期首先就是市场考察。这项工作需要由教师带领他们深入到各大建筑陶瓷生产企业的展厅、生产车间进行实地考察,与一线的设计师和生产工人面对面的交流,以改变他们的对卫浴陶瓷产品固定模式造型的认识,加强对卫浴陶瓷产品设计的理解;丰富卫浴陶瓷产品的知识,引发对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这门课的学习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适当的调整课时安排,延长考察时间。二是考察完毕,并绘制出设计草图后就需要按照图纸进行动手制作,完成这件作品。由于学院条件、设备有限,我们可以考虑向学院提出申请,让学生进入到各个卫浴产品生产企业的模具制作车间,让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在这些厂家的帮助下完成各自的作品的模型。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自己有一个亲自动手实践的机会,在实践当中把前期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到实际生产上,让学生完全明白卫浴陶瓷产品的整套生产流程工序结合电脑应用的新型创意表现手法,这其中需要利用哪些工具,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自己的设计能不能用于生产,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等等。这样理论结合实际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卫浴陶瓷产品设计》这门课的印象,而且更有助于帮助他们在实际操作中获得最直观的经验,知道该如何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中,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学生做到活学活用,而并非像以前那种只知道书本知识,不知道如何应用的“纸上谈兵”似的教学。有鉴于此,个人建议可适当延长该课程的总课时量,那么在课时安排上就不至于捉襟见肘,让理论和实践得以兼顾。 4结语 因为缺少前人的经验,我们需要在现实的教学当中一点点摸索着前进。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要积累经验。每上完一次课就要对刚结束的这门课程做一个自我总结,并且把自己上课所得的经验拿出来与其他授课老师一起交流探讨,不断思考。力求探索出一条更好、更新、更科学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积极地投入学习知识技能中。探索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对美的感性理解,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使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以及注重对学生开拓精神和富有时代精神、时代风貌与品质的培养。 作者:鲁瑜 胡珺 刘乐君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 景德镇陶瓷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MUJI与包豪斯的未来产品设计论文 1包豪斯的设计原则 1.1强调手工艺。 当时包豪斯在魏玛创办了“国立包豪斯学院”,格罗佩斯坚持,艺术家必须要去学习参加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当时的教学是围绕着设计和工业生产,他安排学生去工厂里实习,学习生产工艺。这个想法很前卫,如今做设计的,无论是工业设计还是平面设计都必须了解其制作工艺。例如,平面设计师必须了解纸质,印刷方面的知识,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才不会天马行空,创意结合现实,可以独立完成一个设计。包豪斯一直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它认为最简单的真实就是最简洁的美。 1.2强调设计服务于人。 格罗佩斯认为“要找到一个简单的形式以满足一切生活之必须。”“让机器服从于人,而不是让人被机器俘虏。”这便是今日设计院校里必学的一门课《人体工程学》,这点更适用于产品设计,如今浮华的商品越来越多,形式感很强,但实用性却不高,包豪斯追求的是最简单的还原材质本身的设计,这是当下最主流的设计概念。 1.3强调功能性。 包豪斯的功能性是在“设计服务于人”的基础上又更深了一层,考虑到节省材料、花费小,以及与设计相关的空间关系、比例和颜色,还有用户的心理需求,最后达到实现生活的意义。包豪斯这一点原则可以用于当今设计的每个领域。例如,平面设计,海报字体的大小、距离,颜色、留白能给受众带来怎样的感觉,还有室内设计师,房屋的空间、结构以及室内的色彩给居住者带来的感觉是明亮的还是压抑的,都要遵循包豪斯的原则去考量。 2无印良品 2.1MUJI的设计原理 无印良品是由日本著名设计大师原研哉提出的设计理念,MUJI在日文中是没有花纹装饰的意思,它将商品的制作工序简单化,将其变得纯粹,富有生活美感。MUJI在1980年诞生在日本,当时他所追求的就是让消费者用最优惠的钱买到最好品质的商品,所以,在制作上他们会反复思考,也会减少浮夸的商品包装,做生活中真正必需的用品。在品牌意识强烈的时代“,无品牌”的出现独树一帜,除去品牌浮华的头衔,更加注重设计的工艺。MUJI的商品大都为几何化,突出商品的原始功能特征,根据人体工程学来让消费者使用得更加舒适,这种朴素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2.2包豪斯功能主义在MUJI里的体现 MUJI的商品设计在众多设计师的参谋下在商品界走出了一条风格形式鲜明的设计之路。不仅在设计风格上展现了极简主义的现代主义审美清闲,而且在设计的人文关怀上诠释了设计之美与设计的本职,更是无处不在地体现了东方的“无”智慧。 (1)极简主义。 无印良品试图以简约和朴实来诠释什么是设计之美以及智慧的生活方式。极简主义的功能设计观源于建筑设计中的“形式追随功能”。形式与功能不仅使建筑设计中两个重要的考量独享,更是在产品设计中同样适用。无印良品的设计就是首先注重产品的功能,注意发挥产品本身结构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反对多余的装饰,崇尚合理的设计。无印良品的设计以“素”取胜,带有典型的日本美学气质,自然的风格、简约的设计、结合生活的实用,在自然无印“展现本质”,这也是包豪斯的设计原则之一,可以在无印良品的很多产品设计中看到,他们还原原材料的本质,去掉多余的装饰,强调功能性和人体工程学。 (2)人文关怀。 设计师为了让人类生活更加便捷和健康的创造性活动。无印良品的设计就是致力于还原产品实用的真实形象,同时在生活和改善生活的物品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它的产品是真实为用户使用而设计的,并且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以人为本的功能上,而不是浮于表面上的装饰。除了功能,对绿色设计始终如一的遵循,也是无印良品对人类未来发展负责人的前瞻性体现。注重功能和环境的设计就是对用户人文关怀的设计,只有人文关怀才是设计真正的真谛。 (3)“无”东方智慧。 “无印良品最大的成功之处,无疑是其东方特色的文化表征性。重精神、玩简约是其典型文化特征,为品牌形象着上了新时代主流审美意象。无印良品不仅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更被尊为日本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禅美学”“,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进行舍弃。“去除”“、舍得”“、放下”等都是东方智慧中“无”的体现。“无品牌”在当今这一物质主义社会,可谓真正理解了禅宗思想的精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无可厚非,但很多设计者往往偏离了生活的轨迹,使物品成为使用功能之外的包含某种象征意义的标志和符号。对奢侈品、高消费、身份、地位的推崇,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大量存在且有深厚的土壤,但无印良品所涉及的不完全是产品,更是一种追求“内心清寂”的生活态度,某种程度上说更应该是对品位生活的一种理性反思。它与运用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也就是包豪斯一直追求的“少即是多”的设计思路同出一辙,同样是一种设计哲学。“最好的设计就是不设计”,但绝不是产品涉及简单得像一张白纸,而是蕴含了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创造并承载了对使用者需要的真切考量。 3未来产品设计趋势——少即是多,以人为本 未来的产品会赋予完美的功能和结构,从工艺、技术、材料、人体工程学、环境、文化、心理等等因素设计产品。包豪斯的设计原则依旧是设计的主流。在此基础上加入情感化的诉求,让用户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享受。另外会更加个性,像无印良品这独树一帜的风格品牌会越来越多,设计分类会越来越细。 作者:王艳 单位: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品牌动漫产品设计论文 一、动漫周边产品品牌塑造的重要性 (一)动漫周边产品的品牌形象 形象是主体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对客体做出的反映,而产品的品牌形象则是指消费者对产品的心理期望,简单说来是就是对产品的心理感知。理论而言,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因素有品牌是名称、包装、质量、服务、价格、属性等,对于不同的动漫周边产品而言,其各自具备的品牌形象又有个体差异,如有些动漫周边产品具有可爱温柔的特性(如喜洋洋与美羊羊周边产品),有的则代表着公平正义(如黑猫警长周边产品),而有些则代表着睿智(如阿凡提周边产品)等。品牌形象不仅是针对消费者诉求而产生的,也是企业和产品的无形资产,对企业和产品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正因目前我国动漫周边产品行业中,同质化、恶性竞争严重,因此如何突出重围,品牌形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消费者会选择品牌形象好、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而品牌形象的构成则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即品牌的功能性和独特性。品牌的功能性是品牌形成的基础,是消费者对品牌最先形成的感性认识。品牌的魅力是营销者赋予品牌,并为消费者感知、接受的个性特征,是在功能性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体现的情感、心理、价值观念。 (二)品牌塑造对动漫周边产品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品牌塑造对动漫周边产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品牌塑造是动漫周边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产品严重同质化的今天,企业想在一片红海中胜出,就需要实现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但对于动漫周边产品而言,需要产品设计、产品外包装、营销手段、服务模式等的差异化,但总结来说,这些差异化都归结为品牌的塑造,简单说来只要谈到某一类型的动漫周边产品,就能让消费者联想到是某公司生产的产品,这点现实企业中有很多已经做到(如微软的windows系统等),从这些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这些企业是不仅长期占据稳固的市场份额,也使得企业获得了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而对于动漫周边产品来说,依然如此。其次,品牌塑造有利于动漫周边产品获得市场的认可。只要品牌得以成功塑造,也就预示着该产品在其所属的细分市场中,已牢牢掌握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品牌塑造成功的结果,也说明细分客户群体对产品认可,是市场认可的重要展现。 二、基于动漫周边产品设计 的塑造品牌的策略分析前文笔者已经对品牌塑造在动漫周边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而如何有效的建立起动漫周边产品的品牌,笔者将基于动漫周边产品设计的角度进行策略分析。 (一)动漫周边产品外包装设计要求 动漫周边产品的设计不仅包含产品本身的设计,也包含有产品外包装的设计,因此基于动漫周边产品设计角度,研究这些企业如何进行品牌塑造,外包装的设计也是重要考量的内容。而外包装的设计外观、材料、文化内涵、构成方式等,都对品牌形象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外包装的品牌形象的建立正式基于以上基础上才能产生。 1.外包装的材质要求。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产品品牌的定位在企业战略规划中已明确化,因此剩下的工作记为如何建立既定的品牌形象,这点从外包装的角度来看,材质的选择要紧密联系目标客户群体,如目标客户群体是高端消费人群,那么外包装材质不仅需要材质好,更需要材质的新颖;反之若目标客户群体为低端客户群体,为了控制周边产品的总成本,外包装材质的选择可以是大众化、普遍化的原材料。这样选择不仅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更符合企业自身的定位,利于动漫周边产品品牌形象的建立,直接促使其品牌的建立。 2.外包装的外观要求。 与材质需求类似,但又有所区别,因外包装设计不仅要与企业的定位相吻合,也和企业生产的动漫周边产品相吻合,因此外包装的外观就具备双重属性,结合外包装的图案,将其所需要包装的周边产品直接或间接的展现给消费者。 3.外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要求。 如何发掘动漫作品的内涵并运用到包装设计上,是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的关键,例如日本森永糖果公司以经典卡通人物为包装的一个系列产品,在外观上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铁罐造型,构图上也以旧式卡通为构图,人物造型简单、平凡,但却很经典,整体给人感觉怀旧、耐人寻味,给消费者传达一种对童年时代的卡通人物的回忆情感。因为动漫文化同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和成长有很大关系,包装设计时利用这种情感内涵,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得到消费者的高度认同。消费者对产品产生认同感,自然就在心理上对产品品牌形成了良好的形象。因此,在动漫周边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应考虑发掘能得到消费者认同感的文化内涵,利用动漫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形象,从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二)动漫周边产品设计要求 1.践行绿色动漫周边产品设计。 当前环境污染治理是摆在世界人前的难题,也导致了世界各国都在践行绿色生态之路,对于动漫周边产品设计而言,设计师也需要转变角度,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品牌塑造思路,从产品设计的各个环节(材质等)都要与节能、无害、高效化设计紧密结合,倡导绿色化的动漫周边产品设计之路,树立绿色化的品牌形象。 2.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表明,人在低层次需求(物质)得到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精神),因此对于动漫周边产品的设计师而言,就要拓展自身的设计视野,开拓创新,别出心裁,创造出个性化、特色化的动漫周边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消费需求,这也是动漫周边产品品牌塑造的必由之路。 3.“简易化”的产品设计。 由于我国目前正逐步步入人口老龄化,因此“简易化”设计非常符合我国基本国情,而笔者所谓的“简易化”设计,是指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将消费者使用过程中感到困境、难操作的设计方式丢弃,革新设计思路,在保证设计目的的前提下,优化操作,不仅达到消费者使用的目的,也满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发展,更使得未来设计出的动漫周边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实现动漫周边产品品牌成功塑造。 作者:胥乃丹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人性化绿色理念下产品设计论文 1产品人性化思维设计 产品人性化思维设计自从被人提出到实施以来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设计理念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使人们更加关注绿色理念,人性化思维设计也成了产品设计的焦点。产品设计思维人性化的一个关键是不能忽视对人类自身的关系,从全球乃至全世界的政府机关、普通群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增强,产品设计师必须增强自己的环保设计意识。人性化思维设计的主要优秀是以人为本,在进行产品设计时把用户放在首位,通过用户的要求生产出适合用户要求的产品,与此同时,绿色产品概念也将满足人们的不同心理要求。通过产品中的各种功能来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2绿色理念产品设计 绿色理念产品设计也就是生态设计(EcologicalDesign)“,环境设计”(DesignforEnvironment)“,环境意识设计”(EnvironmentConsciousDesign)。虽然称呼很多,但内涵是一样的,基本思想也是统一的。因为产品的生产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象征生命个体、世界和平、食品安全、天然环保、大自然、理想等。它是2l世纪人类绿色消费浪潮下的必然产物。在产品设计时就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并融入生产当中,使生产出的产品在满足用户的基础上还应当把环境的污染降低到最小化。绿色理念产品设计主要是通过改善之前产品的设计方法、降低产品成本和减少进入市场周期来提高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并且保证产品的环境属性。在进行产品设计时,设计师把用户利益和环境保护考虑在设计中,采用绿色理念进行不断创新设计,在绿色概念的约束下降低产品对环境的破坏。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Papanek)便提出了“绿色设计”的概念,同时在他出版了一本专著《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fortheRealWorld)。该书专注于设计师面临的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强调设计的社会及伦理价值。他认为,设计的最大作用并不足以创造商业价值,也不是包装和风格方面的竞争,而是一种适当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元素。他同时强调设计应该认真有限地使用地球资源,并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特别是在70年代“能源危机”爆发后,他的“有限资源论”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绿色设计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认同。 3人性化思维对绿色设计的拓展 3.1人性化思维融入绿色设计理念 绿色设计理念日趋成为全世界设计领域研究的课题,它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关系。绿色理念产品设计包含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在设计过程中不但要采用绿色设计理念处理好产品和人们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好人和产品、产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产品、人和环境三者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关系。由此可见,绿色理念设计倾向于绿色产品技术方面的因素,对产品的外观不是特别注重,所以,工业产品设计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相对比较小。随着人们对绿色理念的不断深入,人性化思维的不断融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对产品结构中清洁性和易折性的注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影响消费者行为入手,进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引导。很多工业设计师在这方面产品设计有很大的优势,具有很多其他专业设计师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把人性化思维融入绿色产品设计中去,这种以人为本的产品设计能够很好地弥补单纯以绿色技术为基础的各种产品设计,很好地把绿色概念不断扩展。人性化思维往往和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但是随着物质不断丰富,在市场销售中出现了依情论点,所以,人和物质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感情,工业产品设计完全可以运用这种情感进行表现,采用人性化的产品来引导消费者绿色消费。德国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在其著作《责任原理》中提到:维持生存是伦理的第一律令,人类必须存在,绝不能允许任何人“拿人类孤注一掷”,同时他呼吁一种对人类世代生存的责任感,呼吁一种对前代的感激的态度和对后代的预先关怀的态度,呼吁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人类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置于一代一代相续的链环中的,要有一种维护生命的共同体一代一代相续蔓延的情感。 3.2人性化思维融入绿色设计的方法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技术更新步伐很大,但是绿色产品设计也只局限于产品的某个环节,不能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和整个功能项做到完全的绿色,所以,在进行产品设计时需要根据产品的自身属性,力求使设计出来的产品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污染减至最低程度,运用人性化思维明确产品绿色设计的涵义,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更好的绿色产品。绿色设计程序是解决绿色设计的一种标准程序,也是解决绿色设计问题所要遵循的基本步骤。首先,绿色产品设计时需要对不同层次消费群体进行产品需求状况的分析,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产品兼容性的详细研究,设计者通过对产品进行合理的优化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合理的优化包括了在不影响产品使用寿命的基础上对产品的造型、材料和设计标准化等进行合理优化。完善绿色产品设计中的人、产品、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目标。工业绿色产品设计时通过设计向人们展示简洁的产品,使人们在正确消费的前提下,来调整人性化产品对环境的协调性。 4绿色理念产品设计的结构与应用 4.1绿色理念产品设计的结构 在进行绿色理念产品设计时,通过不同的改进方案,绿色产品能够给环境带来不同的改善。绿色产品设计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产品的性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绿色产品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很多的长远发展战略设计方案能够有很好的体现,在新概念开发中对改进的方案有很好的战略目标。@是新概念开发战略中最为代表性的标注符号。这种标注符号和其他符号有本质上的区别,@代表了一种革新,它形象的代表了绿色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系统。新概念开发战略不是产品概念,主要是对产品系统怎样才能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更好的产品开辟了一条道路。 4.2绿色设计战略的应用 战略@、产品宜人性的优化和使用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应该在绿色产品设计初级阶段进行使用,由于这些方面和产品系统层面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和不确定性,能够对整个产品概念进行改变。分销系统的优化、生产技术优化和材料使用的减少等这些战略的确定进行必须要在目录完成之前,因为这些战略很有可能影响到产品结构的变化。低影响材料的选择和新概念开发,是绿色产品设计的初始点,产品的材料选择和尺寸选择非常重要。以上战略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类型产品有很大关系,并且如何实现这些战略也非常关键。绿色产品设计战略体系应当对自然环境、产品和消费者进行全方位定位和考虑,还需要对产品生命周期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产品的设计不但满足消费者而且还应当和生态环境有很好的协调。 5结束语 目前我国绿色理论产品设计技术不断成熟,不把这些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问题作为设计的重要标准,最终就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这也无疑给“由人性化”设计的“以人为本”理念蒙上了一层阴影。产品设计师怎么把绿色设计和用户日常生活方式融入产品设计中去是设计者需要把握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给人提供好的产品。这完全符合国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提高消费者消费权益。可持续发展不单单指资源和环境,还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可持续性。所以把人类情感融入绿色产品设计中去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把人性化思维与绿色产品设计理论完善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在其中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最佳点,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需求,能够使绿色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大家,环境变得更加和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刘琳 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部门营销背景下旅游产品设计论文 一、旅行社实施的部门承包制旅游产品经营现状 (一)国内外行业内部承包经营情况 1、国内行业内部承包经营情况。 目前国内旅行社部门承包制经营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承包人申请某一条旅游线路的专线操作经营权;此类专线承包部门主要表现在:在旅行社总部办公,部门经营和旅行社总部脱钩,部门经营成本由部门承包人自行负责。二是承包人申请成为所在旅行社的服务网点,负责对游客的招徕、接待工作,并在总社或者分社的授权下,与达成合同意向的旅游者签署出游合同。三是承包人缴纳一定数量的品牌使用费用,就可以在专线承包部门或服务网点取得一张办公桌,在一定的部门内部管理制度下,使用旅行社的品牌,经营游客出游组织活动。国内旅行社部门承包制主体选择及相应风险如下:一是与企业内部职工签订承包协议,其风险在于一旦产生纠纷,依照现有法律规定,承包协议很可能被认定为企业内部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企业将面临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二是与企业外部人员签订承包协议,若旅行社和非本单位员工签订承包协议,则基本上不存在法院是否受理的问题,但是根据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旅行社不得以承包、挂靠或变更承包、挂靠方式非法转让经营权或部分经营权”,旅行社还是要承担行政上的责任,可能受到旅游局的行政处罚。因此承包人必须与旅行社有法定的劳动关系,“部门承包”才能从法律层面看有合法的依据。 2、国外行业内部承包经营情况。 欧美地区的旅行社经过100余年的发展,已进入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时期,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国外行业内部承包经营方式有:一是旅游批发经营商与零售旅行商的垂直分工。航空技术的进步引起了大众旅游的发展,刺激了专门组织包价旅游产品的旅游批发经营商的产生,进而又促进了主要从事销售业务的零售旅行商的发展。二是旅游批发经营商水平分工。旅游批发经营商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一家旅行社能够满足市场上对所有类型旅游产品的需要,因此,旅游批发经营商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按照业务范围进行了水平分工。一方面是分化为国内旅游经营商、负责入境接待的旅游经营商和组织出境旅游的旅游经营商。另一方面根据目标市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交通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专业化的经营。三是零售旅行商水平分工。社会的发展所引起的包价旅游的兴起使旅游批发经营商在市场上出现,它们也通过零售旅行商销售产品。从而零售旅行商的业务范围得以拓宽,数量迅速增加。 (二)旅行社部门承包下旅游产品的经营状况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旅游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规模化标准化正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部门承包下旅游产品营销正在向“一对一”的营销模式转化。旅游产品销售渠道也从原来的长宽并重逐渐短宽化,由于网络的发展更加缩短了旅游社与客户的距离,同时也为渠道的拓宽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加速了旅游产品营销渠道的变革。在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方面,新一代的旅游者出于对个性的追求,在旅游的方式上体现出对散客自助式旅游的强烈需求。目前,大多旅行社的承包部门可以通过采取直接销售渠道(网络)和间接销售渠道(通过旅游批发商或旅游零售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销售。还可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各自的办事处,参加各地的旅游交易会,通过同程网等专业旅行社网站和全国各地的组团社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旅游批发商或旅游零售商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各家旅行社大部分销售人员寻找自己固定长期合作的旅游批发商或旅游零售商,形成很好的合作及互惠互利关系。 (三)部门承包对旅行社及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 1、部门承包经营对当前市场发展的好处。 一是有利于旅行社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促使企业加强管理,完善内部经营机制,达到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二是有利于推进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计,增强旅游产业发展的后劲;三是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他们努力去开拓市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2、部门承包经营对当前市场发展的弊端。 部门承包经营对当前旅游市场发展的主要弊端是旅游产品销售环节。承包部门获取客源之后,自主性高,可以选择交给旅行社总部操作,也可以利用各种采购网络自己操作,也可以交给其他承包部门操作。承包部门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利润,对旅游者的旅游质量、旅行社的品牌都不注重。因此,就给当前旅游市场造成极大的混乱。部门承包后对旅游产品的专利缺乏足够保护,因此只要有一家旅行社设计出新产品,就会招致同行的争相效仿,这种局面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旅游产品的寿命。还有每个适应市场的旅游产品都有合理的运作周期,但如果不及时优化设计,就可能会缩短产品的寿命。 二、对部门承包经营模式下的旅游产品分析 (一)部门产品分析 笔者实习的湖北宜昌某旅行社营业部所经营的旅游产品有省外海南游、桂林游、云南游、广东游等;省内游有武当山游、黄鹤楼游、木兰山游、神农架游等;本地游主要有柴埠溪峡谷游、三峡游等。该营业部重要经营三峡游,旅游产品相对单一,客源其本是本地游客。该服务部为游客提供服务有:旅游咨询、线路推介、门票订购、为游客讲解、饮食和休息等方面的需求、拍摄和留念的需求等。旅游服务设施有四星级旅游船1艘,五星级旅游船3艘,全部为钢壳或玻璃钢结构,客位100-200人不等;旅游大巴3辆。购物店主要是三峡游客中心,该中心集农林特产展示展销、三峡风味餐饮、三峡民俗歌舞展演于一体,是三峡区域最大的游客集散中心和旅游购物中心。宜昌周边交通方便,宜昌三峡机场每日有往返上海、北京等的航班。宜昌火车站为沟通中南、西南、鄂西、川东的铁路交通要道。宜昌和省内的交通主要依靠宜黄高速公路。宜昌码头现已开通了至重庆、万县、奉节等地的客游轮。 (二)部门销售状况分析 目前,宜昌市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旅游市场营销体系。该营业部营销活动主要依托湖北省和宜昌市的一些旅游促销会,营销的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但在最近3年里,宜昌市的旅游营销活动较为集中,并在电视、报纸、网络上大力宣传,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影响。该营业部目前的旅游产品销售表现出以下特征:湖北省和宜昌市是该营业部主要客源地,其中宜昌本地的旅游者占旅游总人数的80%以上,在近期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该营业部旅游发展的主要支撑市场。 该营业部近5年的接挂入境旅游者人数每年都在300人次左右,其中多为台湾及港澳的旅游者,海外旅游市场的开发还很滞后。旅游者在宜昌市的停留时间短,不过夜的旅游者占51%,停留1夜的旅游者占38%,过境观光游和本地游的特征十分明显。3年内重复游客不到5%。旅游者在宜昌的消费少,景区门票、餐饮和住宿占了绝大部分(76%),这表明宜昌旅游发展还没有明确的旅游消费导向,如购物、娱乐等比例过小。 (三)分析结论 旅游者对旅游景区质量及导游等景区服务感到基本满意,对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印象一般,对产品设计满意度一般。营销与产品现存缺陷对部门的发展以至于行业发展的阻碍,因此有必要优化以及开发创新当前旅游产品。 三、部门营销背景下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计的策略 (一)部门承包经营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变 旅行社部门承包制虽然在法律上有所争议,但在旅行社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这就现在的状况不断的去优化产品,在行业上守法经营,在未来的5-10年,部门承包经营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变,得到立法的支持。 (二)在国际竞争中提升地位。 面对国外旅行社进入中国,国内旅行社在与国外旅行社竞争要取得先机,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计是关键的。现在对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计,是对国内旅行社今后发展做铺垫,使其能在国际竞争中提升地位。 (三)为国际化发展提供平台 现在的旅游产品优化设计都要与国际接轨,精心选择国内外一些精品路线及开发一些有潜力的路线,从设计先进、路线合理、交通方便、购物实惠等方面入手,特别是对国外路线的设计,加强与国外旅行社的沟通和联系,为日后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竞争的平台和合作平台。 四、部门营销背景下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计必要性 更好更多的旅游产品关系到旅游行业的兴衰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游点、游客的追求,也是旅行社及其承包部门的追求。旅游产品优化设计有利于: (一)优化产品策略提升了部门在整个市场的竞争力 在行业市场占据优势的因素很多,而市场竞争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旅游市场的竞争力是指旅行社及其部门经营管理品牌和提升市场占有份额的能力。正确运用营销战术,并且正确使用优化产品的技巧策略,提升部门市场竞争力。 (二)优化产品的策略创造经济效益 在旅游市场日益成熟、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部门承包制不仅仅是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等狭义层面上的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为游客提供增值性服务的过程。部门逐渐把旅游产品作为客户的一个增值过程来管理,通过降低旅游产品费用、以及提高物流效率,来帮助游客赢得并保持顾客满意,通过不断优级化产品,大力创新,提高旅游产品可靠选性,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从总体上来看,优化产品的策略能从两大方面为客户创造价值,一方面,降低游客购买旅游产品费用,直接增加部门总收益,另一方面,帮助游客实现旅游产品价值多元化,在同等费用基础上,获得更多价值。部门通过一系列的业务过程优化产品,不但给部门创收,而且给整个旅行社及业内经济带来很大收益 (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旅游产业在保持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坚持优化产品的策略,运用适当的营销方式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其实质是通过旅游产品的优化设证使旅游经济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的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以协调和平衡彼此间的关系。 产品设计论文:羌族文化产品设计论文 1实施设计过程 设计过程具体包括:设计环境调查、交互内容构建、设计概念图化、设计产品实施。1)设计环境调查。通过对设计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建立起相关联的场景,在设定的原生文化对象中找到关键的文化因素,并且设置满足不同行为或心理层次的场景。基于原生文化因素,设计环境应当考虑到对象被使用的整体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经济影响、科技实施等。在这一环节中,设计师需要筛选符合使用对象的文化因素,并据此决定产品可代表的关键文化因素。2)交互内容构建。这里需要描述的是“可能的用户行为”,同时定义“系统如何配合与响应”这些用户行为[5]。讲述文化产品设计所依赖的用户群体故事时,通过用户自身可能性的观察来探索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定义具有文化意义和从原生文化对象中提取出的产品风格。因而,这一环节需构建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交互,设计师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用户需求与文化环境的交互等,并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故事性描述,来阐释用户的需求以及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展示、引申出原生文化的外延或内涵语意。3)设计概念图化。这是概念发展和设计实现的重要阶段,是在情景故事的基础上,创立具体化的概念文字(重在厘清体现设计的逻辑关系,常用树状图、框架图等表达)和概念图形(以线式或二维、三维效果图体现),以满足将文化意义转换为有逻辑的、符合用户需求的文化产品为目的。它提供了消费者需要文化产品的理由以及设计文化产品的具体方法。4)设计产品实施。这需要继续关注已定义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产品的关联环境。此外,设计师需要评估产品的功能、寓意和延展度,基于评估结果对原型设计做出反复修改,也可能设计多层级评估原型。 2羌族文化特征 2.1羌族文化研究现状 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与古代羌族有着广泛的联系,并深受其影响。羌族民俗艺术与羌族造物文化是羌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文化价值观。20世纪初,羌族研究开始以近代科学体系进行,近20年来,羌族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并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更成为学者、专家的关注焦点,也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优秀内容主要体现在羌族微观民族志研究、羌族史研究、羌语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造物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研究等。在众多研究中,关注较多的是羌族传统文化、礼仪、社会生活态势的梳理,如何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存在形式、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民俗艺术物化内容的单体式研究等。然而,对于羌族造物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如何形成产业化等的相关内容还没有较全面的研究。 2.2羌族文化的表象特征及内涵寓意 羌族从物质化的生产、生活到精神化的娱乐、信仰、艺术等,都体现出羌族民俗、造物与社会发展同生共融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了在不断的造物活动中产生的艺术性特征和美学价值[6]。羌族民俗及其造物文化见图1(图片摘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福客民俗网)。人类造物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7]。造物文化一直是世界各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而各民族的造物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生活中,普通民众也在物化的载体中感受到“民族梦想与民族精神”。羌族造物的发展改变着羌族文化,其社会化、生活化的延续也影响着文化特征的演变。多角度展示和剖析羌族民俗和与之伴生的造物形式、精神理念,并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展呈,传承了民族文化精神,在传统中发展、构建了符合民族文化并反映当代文化的优秀思想。 3基于羌族文化的产品设计研究 羌族造物文化的社会服务性是羌族文化产品创新设计的切入点。在具体设计时应强调利用原始的质地和形态来使设计回归到原点[8],应重点梳理羌族民俗艺术与造物文化的辩证关系,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让羌族文化立足当下,“活态”发展,在设计中凝聚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贯穿时代的文化风貌,形成一种融合型文化潮流[9],这同时也是令文化产品设计具有独特性与本土性的关键。 3.1羌族文化产品的概念模型设计 羌族碉楼、羌笛、白石、羌绣等是羌族“活态”的物质载体、标志性符号,其历史演变记载了羌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其特别的地域风情、人文特征、生活内涵展现了羌族人民的习俗和文化观,也决定了它与现实生活中各环节、各因素、各群体之间的特别关系。在进行设计概念提取时,应充分尊重羌族碉楼、羌笛、白石、羌绣等造物文化的非物质属性、符号化特征;立足羌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尊重羌人特有的生活、环境的同时,紧跟时代脉搏,从创新思维出发,利用语意研究等方法将羌族文化诠释出新的概念模型,让其在现代生活语境中找寻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设计点,如将羌笛、羌绣进行创新思考和符号解码后产生的概念模型,见图2、3。 3.2羌族文化产品的研究方法 在文化识别上,以羌绣为例,可概括出其图腾崇拜、尊重礼仪、关注自然等文化属性,其实用价值与保存价值等体现了生活文化特征,这同时也彰显出对羌族文化的认识与研究需要尊重羌人特有的生活环境。研究中可找寻各种可能性因素加以概念、形及意的提取与评估。在文化诠释上,意在借羌笛、羌绣等文化产品的开发来思考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而深入到文化与产品设计的最佳融合与发展的方式。在设计思路实施上,可从羌绣等文化的外延及内涵语意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从中选取“自然、民族”等语意再加以具体设计扩展,以期体现当代消费者追求时尚、简约的产品诉求。 3.3羌族文化产品的设计过程 设计性思考的优秀概念包含了科技、商业和人[10]。羌族文化产品的设计流程为设计环境调查、交互内容架构、设计概念图化、设计产品实施4个阶段,见图4,以羌绣为例研究时,查阅和了解了羌族人的服饰特征及羌绣的艺术形式,并据此设定出羌族文化产品适合的人物角色为热爱传统文化、追求时尚的年青人,使用情景为家居环境等。设计出交互内容架构后,用线式草图将设计构想快速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反复讨论及评估挑选出适合的构思加以效果图制作,并与主题反复比较。这里展示的只是羌族文化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要完整实现从概念模型到产品实体,还需经历反复的市场评估与试生产等。不过,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共性思路和方法。 4结语 文化是人们共有的生活形态,展现了人们的人生轨迹与生活体验。借助产品传达人们共有的文化记忆是最易感动人心的,因而,设计师透过文化意涵来诠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产品是文化产品的设计秘诀。 作者:张玉萍 陆瀚 单位:西华大学 产品设计论文:七巧板原理产品设计论文 一、多种方法解决设计问题 如果是利用多副七巧板,发挥想象的空间就更大,无数创意的艺术形态展现在人们眼前,可以是寓言故事、体育活动现场、自然景观、诗情画意的创意图画等。正是七巧板得天独厚的构造,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图案,让人们感受到其奥妙无穷的魅力。例如,先拼凑七巧板的“T”字形,通过观察、揣摩、移动木板可以拼出来很多图案。而且同一种图案也有不同的拼凑方法。可以说七巧板是变换无穷的,可以培养人多方面的思考能力,提高应变能力,在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七巧板与现代产品设计的结合应用 生活中,许多事物经过抽象化和再提取,就可以用七巧板的原理表现出来,从而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能力。七巧板原理主要体现在培养人的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和创造能力。七巧板原理与现代产品设计相结合,将会拓展出新思想,做出更好的设计作品。 (一)七巧板原理是模型化思维方式的一种应用与创新 根据不同的构想设计,通过多种形式的组合成构想的图案。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七巧板原理,使设计师能够准确找到产品设计的方法和合理的设计程序,七巧板原理可以极大地丰富设计思维的想象力,让思维扩散,创造更多的有效机会来优化设计。 (二)七巧板原理是科学与艺术的交汇 七巧板是分割的科学,其变换灵活、图像传神,是科学与艺术的交汇。七巧板原理提高了人的想象能力、审美情趣、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和创造能力。设计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解决问题。设计者可以将七巧板原理融入设计,找到有效的方法和程序。1.简洁性在产品设计中,简洁明确的感觉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七巧板是一款简单的拼图玩具,但玩法变幻莫测,简洁并不代表简单。简单意味着乏味,而简洁代表的是个性强烈、明确、突出重点,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整体性在产品设计中,整体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认识立体形态时,物体的整体感是最具吸引力,因为在人们的视觉活动中有“整体意向优先原则”。产品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认可,产品是否具有整体性,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3.创新性追求新鲜事物是人们心理的需求,具有创意的产品设计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设计在具有美感的基础上再有创新性,会使产品提升一个层次。七巧板的组合创意,就是把已有的元素重新组合,构成新的整体,设计出理想的结果。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方法。意大利设计师DanieleLago设计的七巧板书架就是利用七巧板原理,让原本不能移动的书架动了起来。他的设计中,将书架拆分成7个不同的模块,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书架形态。这款设计就是在七巧板的基础上,将其中一部分功能扩大化,在形不变的情况下,使之成为了另一件产品。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家具设计,如沙发组合就是利用了七巧板的原理创作的产品。这些产品抛弃了传统的家居设计理念,变成了灵活多变的产品,同时解决了占用空间的问题,为小户型的家庭提供了选择;同时每个家庭的户型格局都不一样,这种自由组合的家具产品可以适应不同格局,自由变换,而且这样的设计在搬运和运输的过程中也比较方便。 三、结语 依据七巧板原理,可以开拓思维、自由创意、大胆创新,将之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可以使产品设计成为一个完整的、持续的体系。同时,七巧板原理也给人们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设计理念。这种新的设计思路和理念正是发扬我国民间文化的魅力,使产品设计上升一个新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探究。 作者:孟艳婷 靳桂芳 产品设计论文:设计思维与产品设计论文 一、方法变化 (一)注重造型空间思维形成 由于学生在上大学之前的思维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素描和色彩表现上,对于空间造型感理解较差,而恰恰造型的空间感是产品设计专业最为重要的设计表现基础。所以在基础课程的布置上势必迫切需要将空间造型思维的培养作为重中之重。 (二)着重设计表现思维培养 设计基础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石,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在锻炼手绘表达能力的同时,更要重视设计思维的表现效果。手绘表达的目的是设计思维的表现,故在学习表现效果的同时就应该加强设计思维的理解。 二、教学内容调整 (一)递进性教学 按照方法性的指引,采纳教学内容以模块的方式递进性教学,以便学生更好的掌握专业表现能力。 (二)与实际相结合 摆脱枯燥的理论、死板的作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变化的、活泼的考试方式,能更好的贴近学生的口味,做到以兴趣点带动学习的浓厚兴趣。 (三)教学内容转变 摒弃传统素描、色彩的设置。将产品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的课程结构进行重新整合,注重各「1课程之间的衔接性,依次划分为专业技法表现一、二、三阶段的模块化教学,分别侧重于草图造型、色彩材质、综合表达的训练方法。草图造型着重分析产品形体结构细节塑造、用线条把握产品造型以及分析三维空间的思考方式。色彩材质偏重于训练学生在设计表达中的把握产品的明暗关系、色彩和材质以及体量感的绘画技巧。而综合表达意在诉说产品情境、投影与背景处理、图面细节处理、材料与工具的使用技能与技巧的综合运用。针对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生自身特点分别在课程总体设计、课程标准与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教学方法设计、考核方式设计五个方面进行调整,重新整合归纳的基础课程教学与独立学院的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一致并与整个课程结构贯通为以体系。产品设计专业课程结构的延续性与贯通性如下图所示,基础课程是设计思维生成的基石,与后期的专业课程的培养目标一样,需要在设计思维和表达手法上要得以提升。如下图1所示,产品设计课程分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个课程模块,每个模块课程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同时都是在培养产品设计设计思维的形成。经过产品设计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教学实践,分析并总结出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并将学生的作品进行展示,较之往届学生的教学效果相对比,此次课程的调整在对学生的设计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针对基础课与后续专业课程的连续性进行分析与展望,将课程完善地进行统一化整合。当然本次调研分析只是针对于我校的产品专业设计类学生,可能有些偏颇之处,后期可尝试在其他独立院校或者其他设计专业开展改革尝试。产品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旨在将学生的设计思维引人,后期课程将进行深化,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学生专业课学习成长的保证,而夯实的人门的基础才能保持与培养人才目标一致性。由于独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需要在专业课基础学习申决速的掌握产品结构的表达方式,直接把产品表达的训练代替传统绘画的课程,从而使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转换自己的学习思路,在后期设计专业课的学习中更自如地i石鑫自己的设计思路,每门课程应有清晰的课程结构,并能与前后课程卞目衔接,将学生的设计能力得以提高。 作者:魏丽芳 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产品设计论文:经济次发达地区产品设计论文 一、专题课是教改的试验田和试金石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教学的优秀,可以形象地将其理解为高校的“人才培养配方”。人才培养方案一经制定就直接决定了大学生4年的课程设置,最低限度会影响7年的学校教学工作。因此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事务,高校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都是慎之又慎的,必须经过通盘考虑、充分验证以后才能付诸实施。专题课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优秀课程,对整个本科四年的人才培养体系的设定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也是专业定位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各种新的教学思想以及理念都可以在专题课中具体实施和验证。基于专题课的前瞻性与灵活性,使其成为了教改的最佳试验田;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可以从专题课的教学做起,逐步积累经验,为后续的整体改革提供参考。同时,专题课也是综合性最强、最贴近于社会现实的实践性课程,对于产品设计这一实践性极强的专业而言,其是检验教学成果的最佳试金石;能直接体现出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对学生今后的专业工作有着巨大影响,因此各高校都非常重视专题课的建设。在专题课的教学改革工作中,关键问题就是关于“专题”的设定。“专题”是专题课的优秀定义,其设定直接界定了课程的性质、教学的目标任务、教学的重点难点、教学的手段、教学的评价体系等关键性的教学指标,其对课程教学的巨大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何设定课程的“专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二、常见的“专题”类型分析 1.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专题 此类专题往往是由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出具体的课程要求,以专题课的形式利用高校的智力资源,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所遇到的产品设计问题,企业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给予高校一定的生产信息、市场信息以及资金支持。这是高校教育中最为热衷的一种方式,也是与生产一线、销售市场走得最近的一种方式,使得企业的财力以及高校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可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也可满足高校的教学需求,最终达到双赢。但是这看似完美的专题课形式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问题:校企之间的合作目标存在差异,学校要的是教育效益,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当两者的分歧难以协调的时候,会严重影响课程的走向。由于企业掌握着经济大权,往往会使课程的走向偏离了原定的教学方向,转而滑向企业的经济需求,课程最终可能会沦为企业产品革新、收集创意方案的工具。更为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地方院校处于经济次发达地区,缺乏成熟配套的工业产业基础,以企业为依托开展的教学活动显得举步维艰。 2.基于赛训结合的课程专题 此类专题一般是以某些大型的产品设计竞赛为切入点。由于大型的设计竞赛一般都是由政府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共同组织的,往往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代表着某一设计领域的发展方向。如“2013年度(第三届)‘龙’家具创意设计大赛”就将大赛主题定为“电商坐具设计”,这是一次以目前和未来高速发展的家具电子商务为背景的坐具产品设计大赛。以专业设计大赛作为教学的专题来源的优点突出,可以使教学方向与设计的发展思潮保持一致性,竞赛的结果也可以作为院校间教学效果的参照指标,以检测自身的教学水平。竞赛作为一种评估机制,能给学生独立思考、设计的机会与空间,是教学机制的有益补充。①但是参加这类专题的局限性也不少:首先,体现在竞赛时间和课程时间的不统一性。竞赛的阶段性较强,往往公布竞赛主题后一两个月时间就要截稿,当时间安排不过来时就必须更改原定教学计划的情况。其次,体现在竞赛的功利性。为了能够获奖就必须迎合竞赛的要求,当竞赛要求与教学要求不一致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偏离原定教学目标的现象。以上两种“专题”类型的优势是明显的,这也是它们能够被很多院校采用的主要原因,但是也存在不少严重局限性,如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影响了高校教学的主导地位,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形成持久的教学研究过程,不利于教学研究的深入等。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专题”类型,在实践中探讨其可行性,以不断完善专题设计课的教学模式。 三、基于地区自然资源的“专题”设定论证 高校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另一方面也是人才培养的孵化机,特别是经济次发达地区的地方院校,更应立足于区域经济文化基础开展教学改革,培养出针对性强的地方专业人才,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肇庆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性院校,其教学改革也应当是以肇庆地区的经济基础为前提条件的。作为地处经济次发达地区的高校,一般不可能像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那样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便利,却往往坐拥丰富的地方自然资源。从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出发点,进行产品设计专题课的教学改革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做法,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及社会效益,以下以肇庆学院为例进行论述。 (一)肇庆市竹木资源概述 竹木资源丰富肇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用于产品设计开发,其中以竹木资源最具代表性。广东历来就有“广宁竹,怀集木”的说法,而广宁和怀集就是肇庆的两个县。广宁县环境气候非常适宜竹类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是全世界最大的青皮竹中心。广宁县是全国十大“竹子之乡”之一,也是广东省唯一享有这一盛誉的县份,年产竹子25万吨,产量居全国之冠。②广宁县和怀集县也是茶秆竹的中心产区,出口量占全国的70%,远销五大洲40多个国家。③怀集县广东省重点林业县,杉树、松树、杂树等资源丰富,“怀集木”早已闻名遐迩。解放前,怀集木材已远销珠江三角洲十几个县市。目前有林地面积400万亩,活林木蓄积量为1020万立方米。 (二)基于竹木资源设定课程专题的优势 1.保证高校的教学主导地位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校企合作型课题还是赛训结合型课题都有很多局限性,包括校企之间的合作目标存在差异、竞赛时间与课程时间不一致等,这些外来因素不受校方的控制,可能会使课程偏离原定的教学目标以及进度计划,会严重削弱高校的教学主导地位。而地区特有的自然资源往往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高校如果立足于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展教学改革,设定相应的专题课,则可排除很多不可控的干扰,根据教学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活动,牢牢掌握教学的主导权。 2.突出材料在产品设计教学中的优秀地位 在我国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名录中,产品设计专业被定为艺术学专业,生源基本上都是文科生,对材料的了解基础比较差,这就为以后的专业生涯留下了很大的知识模块缺陷,因此加强材料的研究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童慧明曾经指出:“如果说艺术修养不足的人难以设计出具有美感的产品,那么不了解材料和工艺的人甚至连最基本的产品都设计不出来,或者说他的设计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走向成品生产。”因此,材料知识的教学对于产品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是极端重要的。基于竹木资源设定专题设计的课程,突出了材料在产品设计中的基础优秀地位,符合专业的特点。 3.打造院校的专业特色 基于地域资源的考虑,肇庆学院以竹材为切入点进行了产品设计专题教学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师生对竹材的理解还有待深入,可见材料的研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基于材料的产品设计教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将竹材作为本校产品设计专业的主攻材料,贯穿整个4年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将基础课和专题课都有机串联起来,就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明显地提升教学质量;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将逐步形成以竹木产品设计开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出鲜明的专业教学特色。 4.升华地区自然资源,实现校地双赢 肇庆现有的竹木资源基本上是粗放式开发利用的,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加上资源的深加工能力十分有限,大量的竹木资源被用作棚架搭建材料等低值用途,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比较低下。设计是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④基于竹木资源开设产品设计课程,可增强竹木产品的研发能力,丰富区域竹木创意产品的种类,提升竹木文化创意产品的档次,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为当地带来更为丰厚的经济收益。高校可以充当地方自然资源与市场、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达成优势互补,实现“产、学、研、商”有效结合的新模式。在增强地方资源向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与品牌化转变的能力,促进区域竹木资源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高校师生也在市场一线得到了锻炼,提升了教学质量,从而实现校地双赢。 四、结语 产品设计是一个与产业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专业,必须依赖于学校所在地的地域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产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这些因素构成了专业健康发展的土壤。产品设计专业课程必须敢于突破传统的“主题”设定类型,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展教学改革,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从而赢得长远的发展。 作者:王锡斌 产品设计论文:易用产品之产品设计论文 一、界面设计要求 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说:产品的界面设计必须反映产品的优秀功能、工作原理、可能的操作方法和反馈产品在某一特定时刻的运转状态。[2]这表明我们所创立的设计界面必须与设计原理,方法功能互相结合,真实地反映产品自身的特性。一件优秀的易用产品需要通过设计将原本复杂的功能简单明了地展现在其操作界面上,使用户通过这个界面可以轻松了解操作信息,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如图3所示游戏手柄设计,其界面设计简单清晰、区域划分合理,按键分工明确,容易操作,主要按键设置于视觉中心,便于使用,其余附属按键分布四周,主次功能一目了然,使人快速掌握操作,圆润的按钮有效地保证了长时间操作时缓解疲劳,降低手指磨损。作为产品自身的界面来说,设计要尽量做到简洁明了,减少不必要的装饰和花哨的效果,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并不反对装饰,因为合理的装饰在一些界面当中可以有效解决区域的划分,使人可以更快掌握操作的内容。同时把过于复杂的功能按钮和信号指示按照一定分区划分,通过不同的色彩、材质、形状、指示进行区别,另外从设计师角度来讲,在设计过程当中要尽量使操作界面简单化,真正意义上从人的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充分考虑人在操作过程中的活动范围和心理需求,完美展现产品的各个部分的功能与操作,为用户创造一个良好的产品使用环境。另外作为现代电子产品的交互界面(触摸屏幕)来说,如图4所示IPad界面,虽然失去了以往具体的按钮形态,但图形化的视觉效果更需要将按键的形态、色彩和功能指示清楚的展现给操作者,通过合理的层级界面,将信息逐级分类的展示出来,形成有效的操作方式,同时可将震动声音等感官环境与界面图标相互结合,提升人的使用感觉,降低错误操作,带来科技信息化感受。 二、易用产品的功能信息指示 1指示识别设计 易用产品在形态塑造上应具有一定的识别性,这种的识别作用可以引导人们能在众多的产品当中快速地找到所要发现的目标。产品的外部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系列视觉符号的表达,其形态设计就是综合产品的造型、色彩、肌理等视觉要素并作为独特符号,通过象征的手法表达产品的实际功能,说明产品的特征[3]。作为易用产品的指示是有效地表达出产品内在功能的一种形式,通过图标、信号、按键等将产品内部信息精准清晰、简明扼要地传达给使用者。为准确地传达信息功能,需要建立产品自身的造型和使用方式的界定,例如产品的外观变化、颜色搭配、材料肌理以及风格流派。造型当中的指示识别设计可以确定一种引导方式,通过各个不同的部件提醒人们正确地选择使用功能,同时以设计目标为先导,建立起传达信息的作用。在易用产品的使用与操作方式的设计中,通过优秀的指示识别设计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吸引使用者的眼球,同时作为指示设计需要在合理的人机工程范围内,充分掌握人们的生理与心理习惯,使产品设计建立在易用条件下更加合理、舒适、安全。 2生理条件设计 作为不同的人群对于易用产品的要求各不相同,如儿童、中年人、老人、残疾人和智障人群等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易用产品的设计就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人的心理特征、行为习惯、认知能力、爱好取向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例如对于儿童产品的设计,要了解孩子们的活动能力,使之更加容易掌握、学习、探索,同时还需要保护儿童避免受到产品自身带来的伤害,这就充分要求在设计过程中防止出现产品尖角和锐利部分,另外易用产品设计应根据儿童生理需求提供诸如抓握、爬行等功能,帮助孩子轻松容易的使用产品。而对于肢体行动不便和视力听力下降的人群来说,应当充分考虑人们在使用产品时的活动空间范围和操作的便捷性。在盲人使用的产品中应在按键周围设计盲文凸字,在聋哑人使用的产品中应增加符号信息的提示,而在残疾人使用的产品中应增加可以上下左右高度的调节变化和语音提示等无障碍设计。 三、易用产品的情感化表现 一件优秀易用产品,它不单单是客观物体的存在,而且通过自身特点还能传递给使用者情感上的体验[4]。人们在造物的过程当中不断深化物体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丰富的感情融入到产品本质当中,增强产品的亲和力,与人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作为易用产品来说,一方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通过色彩、形状、材质的选用增加产品对人的亲和力和易用性,让消费者容易更接受产品,通过对产品造型细节的设计增强自身的观感,同时吸引消费者去关注、了解和学习新鲜事物,并快速掌握产品使用方法,建立一个充满愉悦的环境下完成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伴随消费者从产品的使用功能基本要求上升到心理功能追求的过程,易用产品在品牌、审美、包装、造型以及简便的操作和经久耐用的特性都需要不断提升,形成人们对其良好的认可程度。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审美习惯、情感需求、文化价值观,通过改变产品的形状、颜色、材质或者采用仿生设计、拟人化设计等方法来获取产品形态,能够实现良好的产品情感表达,实现产品与人之间的人机信息沟通,将情感因素融入到产品之中,使产品与人产生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产品具有“人的感情”[5]。这样便可以实现人与物的亲近感,从而被赋予情感化的易用产品更容易被人接收,更加具有人性化特点。如图5所示飞利浦的灯光闹钟,根据时间设定灯光会慢慢变亮,使光源在平缓的环境下逐渐改变而不突然产生刺眼的亮光,凸显产品的人性化作用,传达温暖的情感。 四、结语 以用户为中心的易用产品设计,不仅仅再是以往的满足基本功能要求的实现,而是更加关注产品的好用与否、实用与否和适用与否,作为一件优秀的产品,即要满足赏心悦目的外表,又要符合合理功能的要求,更要达到人们心里情感的特征,同时有效控制成本。因此作为易用属性是产品设计的立足之本,生命之源,是实现产品价值的根本要求,是广泛市场的竞争力,也是以人为本必要条件。 作者:陈岩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