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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分析:浅析上市公司财务困境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判定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出现前5年内各年这二类公司21个财务指标的差异,最后选定6个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2)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4年的误判率在28%以内;(3)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仅为6.47%。 一、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的基本问题 财务困境(Financialdistress)又称“财务危机”(Financialcrisis),最严重的财务困境是“企业破产”(Bankruptcy)。企业因财务困境导致破产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所以财务困境又可称为“违约风险”(Defaultrisk)。事实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通常从财务正常渐渐发展到财务危机。实践中,大多数企业的财务困境都是由财务状况正常到逐步恶化,最终导致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因此,企业的财务困境不但具有先兆,而且是可预测的。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财务困境判定和预测模型的研究,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财务困境的定义;二是预测变量或判定指标的选择;三是计量方法的选择。 (一)财务困境的定义 关于财务困境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Carmiehael(1972)认为财务困境是企业履行义务时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及资金不足四种形式。Ross等人(1999;2000)则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定义企业的财务困境:第一,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第二,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第三,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第四,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从防范财务困境的角度看,“财务困境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即技术破产。 在Beaver(1966)的研究中,79家“财务困境公司”包括59家破产公司、16家拖欠优先股股利公司和3家拖欠债务的公司,由此可见,Beaver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困境。Altman(1968)定义的财务困境是“进入法定破产的企业”。Deakin(1972)则认为财务困境公司“仅包括已经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进行清算的公司”。 (二)预测变量的选择 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因所用的信息类型不同分为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和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 1.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Ahman(1968)等学者(Ahman,Haldeman和Narayanan,1980;Platt和Platt,1991)使用常规的财务指标,如负债比率、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速度等,作为预测模型的变量进行财务困境预测。 尽管财务指标广泛且有效地应用于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但如何选择财务指标及是否存在最佳的财务指标来预测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却一直存在分歧。Harmer(1983)指出被选财务指标的相对独立性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Boritz(1991)区分出65个之多的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但是,自Z模型(1968)和ZETA模型(1977)发明后,还未出现更好的使用财务指标于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 2.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类信息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基于一个理财学的基本原理:公司的价值应等于预期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如果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而且又无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时,那么公司最终将破产。因此,过去和现在的现金流量应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价值和破产概率。 在Gentry,Newbold和Whitford(1985a;1985b)研究的基础上,Aziz、Emanuel和Lawson(1988)发展了现金流量信息预测财务困境模型。公司的价值来自经营的、政府的、债权人的、股东的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他们根据配对的破产公司和非破产公司的数据,发现在破产前5年内两类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均值和现金支付的所得税均值有显著的差异。显然,这一结果是符合现实的。破产公司与非破产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会因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率的差异而不同,二者以现金支付的所得税也会因税收会计的处理差异而不同。Aziz、Emanuel和Lawson(1989)比较了Z模型、ZETA模型、现金流量模型预测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准确率,发现现金流量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3.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Beaver(1968)是使用股票市场收益率信息进行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的先驱。他发现在有效的资本市场里,股票收益率也如同财务指标一样可以预测破产,但时间略滞后。Altman和Brenner(1981)的研究表明,破产公司的股票在破产前至少1年内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欠佳。Clark和Weinstein(1983)发现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前至少3年内存在负的市场收益率。然而,他们也发现破产公告仍然向市场释放了新的信息。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公告日前后的两个月时间区段内平均将经历26%的资本损失。 Aharony,Jones和Swary(1980)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收益率方差的破产预测模型。他们发现在正式的破产公告日之前的4年内,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与一般公司存在差异。在接近破产公告日时,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变大。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因选用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预测模型和多变量预测模型;多变量预测模型因使用计量方法不同分为线性判定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方法又有新的进展。网络神经遗传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于构建和估计财务困境预测模型。 (四)我国对企业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 在国内的研究中,吴世农、黄世忠(1986)曾介绍企业的破产分析指标和预测模型;陈静(1999)以1998年的27家ST公司和27家非ST公司,使用了1995—1997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单变量分析和二类线性判定分析,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发现在负债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4个财务指标中,流动比率与负债比率的误判率最低;在多元线性判定分析中,发现由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6个指标构建的模型,在ST发生的前3年能较好地预测ST。张玲(2000)以120家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其中60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估计二类线性判别模型,并使用另外60家公司进行模型检验,发现模型具有超前4年的预测结果。 二、本文的样本和研究方法 本文与以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样本新、时间长、容量大。本文研究的ST样本包括1998—2000年发生ST的公司,即A股市场上全部的ST公司,同时剔除了非正常的ST公司;此外,样本数据的收集时间延至公司发生ST前5年,样本时间跨度较长。选入研究的ST样本公司70家和相对应的非ST样本公司70家,样本容量达到了140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计和预测误差。第二,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建立单变量判定模型和三种多变量判定模型,并比较各种模型在财务困境预测中的效率。 (一)财务困境公司的样本选定 本文从我国A股市场上3年中出现的82家ST公司中界定出70家公司作为财务困境公司,进行财务困境预测研究。它们是:(1)连续两年亏损,包括因对财务报告调整导致连续两年亏损的“连亏”公司,共51家;(2)一年亏损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巨亏”公司,共16家;(3)因注册会计师意见而特别处理的,共3家。但排除了:(1)上市两年内就进入特别处理的公司,共8家。排除原因是财务数据过少和存在严重的包装上市嫌疑,因此与样本中的其他公司不具有同质性;(2)因巨额或有负债进行特别处理的公司,共2家。排除原因是或有负债属偶发事件,不是由企业正常经营造成的,与其他样本公司不具有同质性;(3)因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进行特别处理的,共2家,原因同(2)。 (二)研究程序和计量方法 本研究首先计算140家样本公司的盈利增长比率、股东权益收益率等21个财务指标,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长短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使用剖面分析对样本中的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在财务困境发生前5年期间历年的21个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显著的变量。其后,应用单变量分析,选择4个财务指标为例估计单变量判定模型。最后,筛选和确定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最为显著的6个指标为模型的判定指标,应用线性概率模型、Fisher二类线性判定模型、Logistic模型三种计量方法,建立和估计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并比较这三种模型的预测效果。 三、实证研究 (一)剖面分析 首先分组计算70家财务困境公司和70家非财务困境公司的21个财务指标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5年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量,比较这二组在21个财务指标各年的平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其次计算各年的Z统计检验量,结果如表1所示。剖面分析结果表明:(1)在ST发生的前1和2年,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17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2)Z值随着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显著增大,即二组的财务指标平均值的差异随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扩大。由此可见,在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除利息保障倍数、存货周转率、Log(总资产)和Idg(净资产)外,其余17个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2年中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二)单变量判定分析 本文选择净资产报酬率、负债比例、营运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和资产周转率4个财务指标,应用单变量判定分析分别建立4个单变量预测模型,通过确定模型的最佳判定点,可以判定某一企业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5年其是否会陷入财务困境。估计模型的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表2净资产报酬率在财务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由表2至表5可见:(1)从各个单变量判定模型的判定效果来看,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最小;营运资本/总资产的判定模型和负债比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次之,资产周转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最大。(2)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具有信息含量和时效性,其信息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即指标值离财务困境发生的时间愈短,信息含量愈多,预测的准确性愈高,反之信息含量愈少,预测准确性愈低。(3)结合剖面分析,在两组均值的差异性检验中非常显著的财务指标,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的误判率却较高。例如,财务困境公司与非财务困境公司两组的负债比率在财务困境前1年的Z统计量为7.0696,差异性非常显著,但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误判比率却高达24.46%。以上结果表明,应用不同研究方法分析同一个指标所得结果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剖面分析的z检验中,误判率不仅与两组的均值有关,而且与两组的样本分布的状况有关。因此,应用不同判定分析方法构建的单指标判定模型,结论往往相互冲突。 (三)多元线性判定模型的变量选择分析 本研究首先应用LPM,采用逐步回归选择变量方法,对5年的样本数据依次进行回归,从21个变量中选择若干变量。选择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小于0.10时进入,大于0.11时剔除。 利用财务困境前1至5年的数据,分别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我们最终选取了Xl(盈利增长指数)、X3(资产报酬率)、X7(流动比率)、X11(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X12(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X19(资产周转率)等6个指标作为多元判定分析的变量。选取这些指标的原因是:(1)以财务困境前1年的逐步回归结果为主,参考其他年份的回归结果。由剖面分析可知,财务困境前1年的财务指标作为财务困境预测的信息含量最多,时效性最强;离财务困境发生的时间越远,指标的信息含量越少,时效性越差。所以,财务困境前1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全部入选。结合其他年份特别是财务困境前2年的结果,营运资本总资产比、速动比率、负债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表现较好的变量。(2)兼顾全面综合的信息反映,适当避免同类信息的重复反映。首先,财务困境前1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率、资产周转率分别是反映企业成长能力、盈利能力、长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的指标,但没有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是财务困境前2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之一,而且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在0.05之上,故也把该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之一。其次,速动比率是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但更能全面反映短期偿债能力是流动比率,结合剖面分析,历年两组间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值差异性检验统计量Z值比较接近,表明这二个指标都能反映的两组的差异性。因此,从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全面性来考虑,我们在建模时选择了流动比率,舍弃了速动比率。再次,考虑到若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会减少其在短期内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因此把短期偿债能力的两个指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和流动比率同时引入预测变量组合,加强短期偿债能力信息在预测中的比重。第四,负债比率与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同是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已在财务困境前1年引入了变量组合,为避免信息的重复反映,舍弃了负债比率。最后,应收账款周转率与总资产周转率同是反映营运能力的指标,但应收账款周转率不及总资产周转率反映全面,所以反映营运能力的指标选用总资产周转率,舍弃应收账款周转率。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包含着预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因此其财务困境具有可预测性。第二,在我国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前1年和前2年,本文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16个指标具有判定和预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但各个指标的信息含量不同,预测财务困境的准确率不同。在单变量分析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定效果较好。第三,多变量判定模型优于单变量判定模型。第四,比较三种判定模型的效果表明,Logistic模型的判定准确性最高。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分析: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财务困境预测领域中的主要成果和问题,并从五个方面进行较为深入地分析,最后提出兼顾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困境预测框架和敏感性分析方法,力图改进原有框架,丰富该领域研究。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数据挖掘 财务困境预测研究是财务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关键课题。Wanke等(2014)更指出,财务困境预测对上市公司、投资者甚至整个经济体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本领域的代表文献,从财务困境定义、研究样本设计、预测变量选择、统计方法应用、预测精度判定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研究进行综述,并分析、改进,最后提出兼顾利益相关者的预测框架和敏感性分析方法。 一、财务困境定义 Beaver(1966)指出了财务困境的重大影响,认为与破产、透支银行存款、偿付债券困难等存在直接联系。Altman(1993)提出四大后果,并指出破产最接近财务困境的法律定义。Dong Yu(2012)量化了特征,即经营困难、连续3年亏损、无法用现金偿还到期债务并满足日常支出。有鉴于国内证券市场兴起较晚,退市机制尚不完善,学者们大多选取“ST”上市公司作为标志。吴俊杰(2006)将“*ST”定义为陷入财务困境。 二、样本数据设计 建立配对的健康公司样本时,现有研究大多选取的控制因素为行业、会计年度和资产规模,并借此控制偏差。多数实证研究采用一一配对抽样,可能把作为配对标准的因素排除;此外还可能造成两类公司比例与总体中不一致,夸大正确率。Usai等(2009)增加了重复的随机二次抽样检验。 三、预测指标选择 目前预测指标的选取处于探索阶段,上述预测指标(表31)后,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形成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体系,引入股权结构(袁康来等,2009)、EVA(梁杰等,2011)、财务重述(王晓光,2014)等。 四、建模方法运用 (一)统计技术模型 Fitzpatrick(1932)首次采用单变量模型进行预测。Beaver(1966)提出了更完善的单变量模型。此后,Altman(1968)创建了多元变量模型;Ohlson(1980)用logistic模型预测。在国内陈晓等(2000)首次将Logistic回归引入。优势是模型易于理解使用;劣势是样本个数要求、线性形式处理非线性问题、处理定性指标能力弱。 (二)现代分析模型 Feng Yu Lin等(2001)将判别分析、Logistic、神经网络及决策树模型组合建立了三类混合模型。姚靠华等(2005)用决策树剪枝,肖鹏等(2009)用模糊支持向量机,拓展了现代分析模型的应用。优势是计算机进行大量数据处理、无需分布假设;劣势是缺乏完整理论说明、过程无法明确确认。 五、预测准确率 由于使用的Logistic和Probit方法理论上不存在最优分割点,故一类错误减少意味着另一类错误增加。学者们大多假定先验概率为50%,而实际情况下不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高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将健康预测为财务困境很有可能因投资者谨慎造成投资收益下降,其损失要远小于反向的投资损失。 六、总结及重构设想 (一)财务困境定义 尽管两阶段划分法有利于提高预测准确性,但未将利益相关者纳入考量。而现代财务风险在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间的传导更容易,应放弃利益相关者行为外生的假定,在预测阶段将其视为内生。 (二)预测指标选取 恶化的财务比率是陷入财务困境的表现之一,直接原因是外界环境变化及经营决策等。只有沿财务风险传导路径,寻找直接因素纳入模型,才能真正提高预测力。 (三)模型具体设定 如果将财务困境范围精细化,并加入利益相关者,构成的新框架并不排斥现有的建模方法,而是从经济过程出发,同时嵌入利益相关者,财务指标地位相对下降。 (四)预测精度判定 研究中常假定两类错误成本相同,以误判率最小为原则建立准则,以预测精度高低来评价效率。而财务困境误判为健康的代价远高于健康误判为财务困境,如何平衡并提升预测准确率,仍需讨论。 (五)敏感性分析 需要对在利益相关者影响下的企业状况在未来的变化进行预期,同时对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提高预测能力。 作者简介: 彭晓敏(199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分析: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研究综述 [提要]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相关研究在我国目前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显得不足。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评述,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研究提供方向。 关键词:财务困境;相关研究;综述 任何一个上市公司都有可能由于自身的问题或者外部原因,在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中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公司的投资者或债权人等与公司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就会采取一些方法来对公司是否会陷入财务困境进行预测,上市公司也会采取相应措施来摆脱或规避财务困境。国内外研究人员从多角度切入,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财务困境的研究 1、对财务困境概念的界定及解释。关于财务困境的定义,国外学者早年因为西方企业破产法的完备,所以大部分定义都是围绕企业破产而界定,直到1999年Ross提出四个方面界定财务困境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Beaver(1966)认为上市公司只要出现破产清算、债务无力偿还、无法继续支付优先股股利等任一现象时,即视为公司陷入财务困境。Altman(1968)认为满足破产法相关要求的公司,即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他认为公司在破产前要经历三个阶段: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公司无法偿还负债和公司进入法定破产。Ross(1999)从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申请进入法定破产流程,公司无法偿还债权人的债务,公司资不抵债等四个方面界定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2、财务困境的预测研究。国外的研究者主要通过统计方法建立模型对财务困境进行预测。Coats和Fant(1993)经过研究发现,无论单变量还是多变量预测模型,均存在线性假设不足的情况。因此,提出使用神经网络系统对财务困境公司的破产进行预测,以此弥补线性假设不足的情况。Ohlson(1980)选取大量上市公司和破产公司作为样本,利用逻辑回归的方法进行建模分析。研究证明,公司规模、资本结构、公司业绩和公司的变现能力四个因素显著影响公司破产概率。 3、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外研究者针对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的研究方面,主要致力于公司选择高杠杆还是低杠杆经营与财务困境之间关系的研究。Ofek(1999)通过对1998年陷入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高杠杆经营显著增加了企业短期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Opler和Titman(2006)通过研究企业营业收入、投资收益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发现处于低迷时期的行业中,基于顾客心理、竞争者压力和经营策略等因素,导致高杠杆企业在市场中失去更多利润。 4、财务困境与公司重组研究。国外研究者对财务困境与公司重组的研究,大多放在公司经历财务困境后所采取措施上,大致围绕在经营和财务两方面:在经营方面,如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组织上的战略和结构的变化;Gilchrist(2005)研究证明2000~2004年进行债务重组的企业,其中超过半数都曾进行过更换高层管理人员。在财务方面,如股权转让、领导层更换、资产置换、缩减股利等。Zurada(2012)研究了2010~2011年纽交所陷入财务困境公司对股利政策的调整,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公司都采取减少股利的方式来应对企业面临的财务困境。 5、财务困境与公司治理研究。国外研究者在财务困境与公司治理方面上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公司股权激励、董事会结构、投资者利益保护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相关性进行研究。Barristan(2003)通过对企业业绩与高层管理者的薪酬进行考察,发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存在追求个人利益而放弃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的现象。Margaery和Petyr(2011)通过对财务困境的银行董事会结构、银行内控制度、高管薪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未能和公司整体价值相互关联的话,首席执行官可能出现短期决策的现象,未能从企业长远考虑,增加了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二、国内关于财务困境的研究 1、对财务困境概念的界定及解释。鉴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目前一些金融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大部分国内学者如陈静等均将ST公司认定为财务困境公司。2000年4月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又对这一条款的异常情况进行了完善。因此国内学者们至今仍将ST公司作为财务困境公司的代表进行研究。 2、财务困境的预测研究。我国学者在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研究上,主要是借鉴国外学者的做法,利用模型对国内上市公司是否会出现财务困境进行预测。吴世农、卢贤义(2001)通过比对国内外常用的几种分析方法,分别建立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进行预测。研究表明,Logit财务困境回归分析模型较为准确。吴俊杰(2006)以2003年或2004年上市公司是否陷入财务困境为标准选择样本公司,利用逻辑回归、神经网络决策树等算法建立了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实验证明无论从准确率、容错能力、可理解性的方面考虑,决策树算法均不同程度地优于逻辑回归和神经网络。 3、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我国学者在财务困境和公司业绩方面的研究上,大多围绕在对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后产生的财务困境成本以及困境期公司所损失的利益两方面进行研究。吕长江(2004)论证了上市公司业绩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分析表明,间接财务困境成本与企业经营业绩有着显著正相关的联系。困境期企业所损失的价值将随着负债率的升高而增大。吴世农、章之旺(2005)选择了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种角度对A股市场40家已脱离ST的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实证表明,纵使这些企业成功的摆脱了财务困境,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仍对这些公司保留怀疑态度。 4、财务困境与企业重组研究。我国学者在财务困境与企业重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选取我国A股市场的ST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对财务困境公司重组的绩效进行评价。张玲、曾志坚(2003)选取了投资回报率、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对2000年所有进行重组的公司进行了绩效考核。研究表明,重组后的公司资本结构也均未达到理想状态,无论ST与否,我国当前公司重组绩效均未达到预期目的。李秉祥(2003)通过考察我国目前ST公司债务重组的模式,得出了如下结论:我国当前债务重组模式流于形式,出于公司盈余管理和母子公司之间关联方交易的目的居多,而真正对公司产业进行调整,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完善,面向企业未来的战略性重组的ST公司相对较少。 5、财务困境与公司治理研究。我国学者在财务困境与公司治理这个研究方向,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既有整体论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困境的相关性关系,又有采取不同角度选择一个层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困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姜付秀、张敏等(2009)选取了A股市场2005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公司领导层过度自信与企业扩大规模及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公司领导层过度自信变量显著影响公司的扩张速度,过度自信领导层进行的决策将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胡旭(2012)选取了2010年A股市场中的全部74家ST公司作为研究数据,利用逻辑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两者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公司权力机关的设置和运行过程中一旦处于不良状态,将有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三、未来研究展望 回顾国内外近几年有关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国外学者依靠国外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备。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相比之下,1990年我国才陆续设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2001年我国才开始推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15年5月才出现首家退市公司*ST二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从1990年开始到2015年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律体系上尚未完备,企业实质性重组的数量较少,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相关研究缺乏大量客观实际的数据,因此国内研究处于初期阶段不足为怪。 那么,当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又在何方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将更多的关注财务困境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陷入困境后重组所带来的改变。这些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研究趋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管理、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并能够为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提供脱困措施。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分析:探讨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推断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判定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出现前5年内各年这二类公司21个财务指标的差异,最后选定6个为猜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猜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猜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4年的误判率在28%以内;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猜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仅为6.47%。 一、财务困境猜测模型研究的基本问题 财务困境又称“财务危机”,最严重的财务困境是“企业破产”。企业因财务困境导致破产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所以财务困境又可称为“违约风险”。事实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通常从财务正常渐渐发展到财务危机。实践中,大多数企业的财务困境都是由财务状况正常到逐步恶化,最终导致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因此,企业的财务困境不但具有先兆,而且是可猜测的。正确地猜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对于政府治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财务困境判定和猜测模型的研究,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财务困境的定义;二是猜测变量或判定指标的选择;三是计量方法的选择。 财务困境的定义 关于财务困境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Carmiehael认为财务困境是企业履行义务时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及资金不足四种形式。Ross等人则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定义企业的财务困境:第一,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第二,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第三,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第四,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从防范财务困境的角度看,“财务困境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即技术破产。 在Beaver的研究中,79家“财务困境公司”包括59家破产公司、16家拖欠优先股股利公司和3家拖欠债务的公司,由此可见,Beaver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困境。Altman定义的财务困境是“进入法定破产的企业”。Deakin则认为财务困境公司“仅包括已经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进行清算的公司”。 猜测变量的选择 财务困境猜测模型因所用的信息类型不同分为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和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 1.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Ahman等学者使用常规的财务指标,如负债比率、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速度等,作为猜测模型的变量进行财务困境猜测。 尽管财务指标广泛且有效地应用于财务困境猜测模型,但如何选择财务指标及是否存在最佳的财务指标来猜测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却一直存在分歧。Harmer指出被选财务指标的相对独立性能提高模型的猜测能力。Boritz区分出65个之多的财务指标作为猜测变量。但是,自Z模型和ZETA模型发明后,还未出现更好的使用财务指标于猜测财务困境的模型。 2.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类信息的财务困境猜测模型基于一个理财学的基本原理:公司的价值应等于预期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假如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而且又无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时,那么公司最终将破产。因此,过去和现在的现金流量应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价值和破产概率。 在Gentry,Newbold和Whitford研究的基础上,Aziz、Emanuel和Lawson发展了现金流量信息猜测财务困境模型。公司的价值来自经营的、政府的、债权人的、股东的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他们根据配对的破产公司和非破产公司的数据,发现在破产前5年内两类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均值和现金支付的所得税均值有显著的差异。显然,这一结果是符合现实的。破产公司与非破产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会因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率的差异而不同,二者以现金支付的所得税也会因税收会计的处理差异而不同。Aziz、Emanuel和Lawson比较了Z模型、ZETA模型、现金流量模型猜测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准确率,发现现金流量模型的猜测效果较好。 3.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Beaver是使用股票市场收益率信息进行财务困境猜测研究的先驱。他发现在有效的资本市场里,股票收益率也如同财务指标一样可以猜测破产,但时间略滞后。Altman和Brenner的研究表明,破产公司的股票在破产前至少1年内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欠佳。Clark和Weinstein发现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前至少3年内存在负的市场收益率。然而,他们也发现破产公告仍然向市场释放了新的信息。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公告日前后的两个月时间区段内平均将经历26%的资本损失。 Aharony,Jones和Swary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收益率方差的破产猜测模型。他们发现在正式的破产公告日之前的4年内,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与一般公司存在差异。在接近破产公告日时,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变大。 计量方法的选择 财务困境的猜测模型因选用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猜测模型和多变量猜测模型;多变量猜测模型因使用计量方法不同分为线性判定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 此外,值得注重的是,近年来财务困境猜测的研究方法又有新的进展。网络神经遗传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于构建和估计财务困境猜测模型。 我国对企业财务困境猜测的研究 在国内的研究中,吴世农、黄世忠曾介绍企业的破产分析指标和猜测模型;陈静以1998年的27家ST公司和27家非ST公司,使用了1995—1997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单变量分析和二类线性判定分析,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发现在负债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4个财务指标中,流动比率与负债比率的误判率最低;在多元线性判定分析中,发现由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6个指标构建的模型,在ST发生的前3年能较好地猜测ST。张玲以120家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其中60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估计二类线性判别模型,并使用另外60家公司进行模型检验,发现模型具有超前4年的猜测结果。 二、本文的样本和研究方法 本文与以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样本新、时间长、容量大。本文研究的ST样本包括1998—2000年发生ST的公司,即A股市场上全部的ST公司,同时剔除了非正常的ST公司;此外,样本数据的收集时间延至公司发生ST前5年,样本时间跨度较长。选入研究的ST样本公司70家和相对应的非ST样本公司70家,样本容量达到了140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计和猜测误差。第二,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建立单变量判定模型和三种多变量判定模型,并比较各种模型在财务困境猜测中的效率。 财务困境公司的样本选定 本文从我国A股市场上3年中出现的82家ST公司中界定出70家公司作为财务困境公司,进行财务困境猜测研究。它们是:连续两年亏损,包括因对财务报告调整导致连续两年亏损的“连亏”公司,共51家;一年亏损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巨亏”公司,共16家;因注册会计师意见而非凡处理的,共3家。但排除了:上市两年内就进入非凡处理的公司,共8家。排除原因是财务数据过少和存在严重的包装上市嫌疑,因此与样本中的其他公司不具有同质性;因巨额或有负债进行非凡处理的公司,共2家。排除原因是或有负债属偶发事件,不是由企业正常经营造成的,与其他样本公司不具有同质性;因自然灾难、重大事故等进行非凡处理的,共2家,原因同。 研究程序和计量方法 本研究首先计算140家样本公司的盈利增长比率、股东权益收益率等21个财务指标,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长短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使用剖面分析对样本中的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在财务困境发生前5年期间历年的21个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显著的变量。其后,应用单变量分析,选择4个财务指标为例估计单变量判定模型。最后,筛选和确定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最为显著的6个指标为模型的判定指标,应用线性概率模型、Fisher二类线性判定模型、Logistic模型三种计量方法,建立和估计财务困境的猜测模型,并比较这三种模型的猜测效果。 三、实证研究 剖面分析 首先分组计算70家财务困境公司和70家非财务困境公司的21个财务指标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5年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量,比较这二组在21个财务指标各年的平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其次计算各年的Z统计检验量,结果如表1所示。剖面分析结果表明:在ST发生的前1和2年,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17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Z值随着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显著增大,即二组的财务指标平均值的差异随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扩大。由此可见,在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除利息保障倍数、存货周转率、Log和Idg外,其余17个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2年中具有显著的猜测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包含着猜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因此其财务困境具有可猜测性。第二,在我国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前1年和前2年,本文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16个指标具有判定和猜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但各个指标的信息含量不同,猜测财务困境的准确率不同。在单变量分析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定效果较好。第三,多变量判定模型优于单变量判定模型。第四,比较三种判定模型的效果表明,Logistic模型的判定准确性最高。
教育科研论文:小学教育科研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新课程迫切需要广大教师向专业化发展。而教师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师有较高的“教科研素养”,这是一个教师“潜在能量”大小和“成熟程度”高低的重要体现。伴随着新课程全面实施,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教育科研”也悄悄地走进了学校。广大教育工作者异乎寻常地重视了自身科研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学校以科研为先导,扎实有效的组织开展校本教育研究,注重用教育科研的手段研究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学校的管理、教学更趋科学、规范和理性,学校的一切工作呈现出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发现“校本教育科研”领域中的“浮躁”、“跟从”、“虚空”和“急功近利”的行为明显。也许是由于受社会其它因素的影响吧,中小学教科研自身的价值及广大教师教科研活动的价值趋向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学校教科研工作失去本有的严肃与“宁静”,表现出科研缺少针对性、创造性、操作性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直接影响了学校教育科研的健康发展。中小学校本教育科研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使学校校本教育科研更趋“实在、管用、有效”,使之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应有的、正确的引领和促进功效?这必须引起广大实践工作者的正视和反思,也需要我们缜密思考并认真解决。 一、在启动和组织“校本教育科研”的动机上,必须淡化“功利” 学校启动和组织教育科研必须先端正并明确目的。中小学校教科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学校教育发展或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代表性的三个特征就是“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课题研究必须从身教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来选“题”,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找“题”,从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中命“题”,从教师自身课堂实践的矛盾冲突中定“题”。只有这样,教师在科研实践中才能渐进生成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才会使中小学教科研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在符合“科学性”与“方法论”的前提下学校的科研氛围日趋浓厚。 事实上,目前学校教育处于一个确实需要实践工作者研究的阶段。有好多实践性的问题应该说大家都了解,但却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比如择校问题,学生早熟“交友”、盲目追随偶像、考试,还有学生发展性评价方面的问题等。但中小学校又不同于专门的教科研部门,广大教师更不同于专业教科研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走专业化研究的路子。但是教师却有自己的“别一天地”,有自己教科研的独具优势——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学校生活,富有个性的成百上千学生,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绚丽多姿、目不暇接的教育风景,还有那年复一年常见常新、活生生的教育教学实践及活动,以及由此积淀并内化的丰富而厚实的经验体会和感受体验。这些都为广大教师投身教科研的活水源头,也为学校教育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点”。“雾里看花”或“玩空手道”,是万万不能的。教育科研本身也有其“严肃性”,不容世俗的“功利”化。学校教育科研必须淡化“功利”色彩,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校本教育科研定位于“实在、管用、有效”上,具体的教科研工作都要在前提下启动并组织实施。 二、在主攻方向上,要避免“跟从”,注重“创新”,选取“校情”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关键点 中小学教科研的基本任务是解决中小学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教育实践”是中小学教科研课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线教师研究的重点。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应该具有“校本”、“师本”特征。我们如果就学校及教师本身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归类,找出共同特点,再结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去伪存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各学段的中小学,既有它的共性,更有各自的个性。正是由于各校独特的校情,才使“校有特色”成为办学者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研究就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教科研只要致力于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表象出发,并引发进行一些较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有计划地进行问题筛选经验提炼资料寻疑现状分析意向转化,这本身就是“创新”。 要重视从“弱项攻关”和“强项冒尖”两个维度来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弱项攻关”就是要针对学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明显薄弱点引导重点研究,全力攻关力求有所突破,由弱变强;“强项冒尖”就是对已经显示出来一定优势或具有较大潜力的优势项目,通过专题组织研究,予以重点强化,使之成为代表学校乃至更大范围产生名牌效应。教科研的选题往往反映整个研究的价值,引导着研究的方向,也制约着教研工作的程序和方向。尤其在“走进新课程”以后,教育理念的巨大变革,课程资源的开发挖掘,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教学方法的择善而从,师生关系的重新确立,教学评价的多元化趋势等无不是课题选择的“源头活水”。 三、在教改过程中,要做好“生成过程”资料的积累、记录和整理 广大中小学教师在教改过程要重视探究,注重教改的实效。首先要弄清“基本概念”及教改的范畴,其次要注意“材料的积累”。一个课题的实施乃至于一个教师的成长,更需要自身大量的实践活动,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哪怕是实施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是很宝贵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专家论证、名师指导后的“操作过程”、“自我练兵”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只有扣住“研究内容”,层层推进,步步深化,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使教科研方案的假设及成果浑然一体。否则就会给人以无本之木之嫌。教科研的实施,是一个从假设到验证、再到推广,或者是调查分析、经验概括、实施推广的过程。对广大教师而言,就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过高地企求自己的某项研究能解决系列重大的所有问题。我们研究思考的过程,也是自身渐进提高的过程。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得到提高,这种潜在的积极效应往往影响久远、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教师关注教改过程及资料收集、记录整理,这与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同样有意义、有价值。 四、在认定和评价教科研成果时,谨防“虚空”,关注“实效” 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从事的主要是“应用性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行动研究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并在应用中再进行研究、改进和发展。课题“研究”并不是主要为了结集论文、展示成果、获得奖项,而是为了积淀经验、形成反思,提升理念、形成规律,并加以总结、推广。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应是: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其成果必须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而获得,并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社会价值,甚至对教育科学发展有一定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成果成熟度的要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理想化的成熟度标准去衡量不很成熟的中小学教师科研成果,就会挫伤实践者的积极性。我们还要注意鼓励涉足于科研的教师的坚定信心。 中小学教科研成果的评价认定,我想除了对课题研究本身的成果的认定外,还应该包括对学校教科研机制状况的评价认定。我们有必要关注学校是否形成有效的教科研机制。学校要在提高教师的主体意识、引导教师志愿参与,倡导教师及教研组间的合作竞争方面做工作。要通过机制创新以激励、塑造、发展和凝聚教师在“研”字上做文章,在“实”字上求真效。要倡导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专家、教研员结成研究共同体,学校部分教师之间结成研究共同体,在形成浓郁学术氛围上下功夫,这才是中小学教科研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浓厚“校本研究”的氛围,实现“科研兴校”的宏伟目标。 五、教改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力戒“依葫芦画瓢”,要学会变通、合成和更新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项研究成果的完成,不是终结于研究结题报告或得奖。而更要看重该成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得以推广应用并转化为学校或一定区域的教学效益。离开了成果推广和转化为效益这一环节,教科研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实际意义。在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目前必须重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变通”。我们对好的教改成果不能依葫芦画瓢,照办照套,即使是纯粹本地区本学校的成果,也会因人、因时变迁、由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适应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现在可行吗?二是怎样变通更可行?我们要把变通贯穿于教改的始终。 二是做好嫁接与合成。教改过程是一个灵活度大、综合性强、变量多的动态过程。要比较精细地做好相关成果重新嫁接与组合的工作,不断适时地调整、补充与完善。 三是创新很重要。在课改实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同类型课题别人的教改成果突然又给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启发,自己又产生一种创新的灵感,并引发了对相关其它问题的研究兴趣;或者有时觉得自己的教改实践又遇到了全新的问题或障碍,与原来的设计方案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潜下心来苦心钻研,或许通过审视自己设计好的教改课题,在重视认识、反省后,觉得有充实、完善的可能,这就必须进行关键性改进,也许会使教改更趋科学。总之我们要关注自己教改的改造、创新,这更有利于落实“实在管用有效”。 六、谨防“科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倡导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有人很形象地形容某些学校说:“科研教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教学科研的内容、教研方式与教学实际“两张皮”所造成。中小学广大教师要直接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走专业研究者的路子。务必要把“教学、学习、研究、推广应用”有机结合。这就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是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教科研相对次之。同时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又是科研的主阵地,如果离开了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工作,教科研成为无本之木。教师要牢记“教为主,研为辅,研为教服务”,不能只教不研、一味苦干,更不可以研代教,因研舍教。倡导中小学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二是学习提高与教改的关系。要在教改及科研方面取得成果,光靠个人的实践或经验、自身经历阅历等都是杯水车薪。要不断学习“充电”大量借鉴并摄取最新信息及科学理论知识,占有鲜活而有价值的材料,从而才能有所发现创造。研而不学,肯定会底气不足,研而无果。 三是科研与移值、推广应用的关系。所谓的“移植”是指把研究成果在实践渗透、运用,或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检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进教学,移植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教学改革”,不属于科研。这只是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的范畴。如果我们能把研究工作自始自终融入生动活泼的教学实验中,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未推广之前得到更多我们的实践检验,对我们广大教师而言,提高了别人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能说不是有意义的事吗? 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试析论文 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却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有不少人认为:教育科研工作自有专家学者去研究,我们教师不就是按照书本教书吗,还搞什么教育科研?其实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目的意义不理解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怎样做到教育“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提高我们的教育科研水平。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虽然教育科研的理论水平没有专家学者的高,但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它都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作为中小学教师,不管你对教育科研有没有兴趣,你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难道你不去解决吗?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不正是你的教育科研的过程吗?就这一点说,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 思考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 我们明确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意义,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即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更应注重自己的教学实际,以小的课题研究为主,做到一个课题能解决一个教学实际问题即可,切忌贪多求大。这是因为: 1。工作需要。 2。自己熟悉。 3。便于操作。 4。利于推广。 思考三: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种种不良现象 1.功利主义:今天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育科研的实质。我们知道,教育科研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虽然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起点低,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它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科研的研究来达到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但眼下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而是借教育科研工作为学校招来一块“金字招牌”,那些参加科研工作(特别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也大多是出于评职晋级的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至于所研究的内容(课题)是否对教学有益,对学生是否有切实的意义则不太关心。只要上级能肯定,给一个什么奖,那就万事大吉了。 造成科研工作功利严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管部门只浮于表面,而疏于管理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只要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出,由于现在许多评定的项目和内容中,都有一条“科研情况”或“课题研究”情况。你想评职,没有参加课题研究,不行!你要获得诸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称号,对不起,未参加课题研究,不行!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太多、太普遍了,“功利主义”能不大行其道吗? 教育科研是严肃的、科学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指标,也不需要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它必定是理性的,学术性很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学术性,硬实要把它作为一项评定的指标,这不仅违背了教育科研的本质,更是把它推进了“功利主义”的死胡同。 2。两头热,中间冷:功利主义必然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两头热,中间冷”。这里所说的“两头热,中间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课题研究方面,大家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课题的立项、开题和结题上。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应为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课题的影响力,课题在上级那儿能引起多大的注意。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在作怪。 3.泡沫成果多:功利主义、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必然产生“泡沫学术”,在中小学教育科研热的背后,各种“泡沫”现象层出不穷,水分沙子越掺越多。在不少的科研项目中,老师为课题的名称的确化了不少心思,以取悦于领导,课题一旦获得通过,便在开题、结题方面大做文章,包装过度,大话空话不少,但对课题的实施研究过程,却并不看重。更为甚者,对研究的过程凭空想象,造假数据,东摘西抄,胡乱拼凑,把课题越吹越大,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些用巨资累起来的课题成果,不要说推广运用,就连本校教师甚至高课题研究的老师也不敢真正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谁敢拿教学质量开玩笑呢? “功利主义”倾向是产生“泡沫学术”成果的温床,而“泡沫学术”成果的飞扬跋扈又直接刺激和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势头。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要强调教育科研的正确定位,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教育科研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功能,淡化名利,弘扬科学精神。 思考四: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几点意见 1.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 影响中小学教育科研顺利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因此,要使中小学教育科研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关系,多做实事,少空谈,不为名利。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也才能起到指导教学的目的。 2.切合实际,做小做实 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作为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不是为搞科研而科研,不是为开展课题研究而研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所谓“小”,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着眼于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工作,研究一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决不能贪多误得。所谓“实”,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真真正正地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为名、不为利。 3.来源实践,指导实践 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科研。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联系实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现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的教育科研工作都存在功利主义色彩,假大空现象很突出,教育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科研工作的作用,相反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必须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我们只有端正思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遵循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少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多一点实干精神,这样,教育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分析论文 [摘要]中小学教育科研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草根性是其最稳定、最本质的原始属性。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具有朴素性、大众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现实中,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散失草根性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学校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培育中小学科研文化,完善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以尊重和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乃至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科研;基层科研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人们基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和学校办学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采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的一种教育科研活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广大一线教师是“主力军”,课堂是“实验室”,对教育现实进行干预是优秀和关键。深入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民间和大众的底气,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最原始的禀赋,笔者将这种最原始的禀赋称为草根貹。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从寻求外在支持到挖掘内在属性转向的一种新尝试。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草根性 草根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属性。草根性本身具有的特点与其所代表的群体特点相类似,如分布广泛、生命顽强、朴实无华、重义轻利和吸纳百川等。我们讨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主要强调关注:一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草根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主体是广大中小学教师,而不仅仅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中小学教师不是理论家和教育科研精英们研究活动的陪衬和附庸,其主体性教育创新活动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二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是“草根的”。它源自广大教师对科学、高效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追求和探索,而非“自上而下”的、“空降式”的工作安排。基于广大教师崇高的职业精神和科学态度,他们将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视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研究对象,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大量珍贵、可资借鉴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从古代《学记》反映的教学艺术到时下名师的经验总结;从古代“不愤不启,不俳不发”、产婆术到今天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教学法”,无一不是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所得。三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是“草根的”。检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是否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否带动中小学办学水平的提升。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特点 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有程度之分,一种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就是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另外一种是表面的,外部的,派生的,交叉在别的特征上面的,就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我们认为,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而不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从起源来看,中小学教育科研自然生长在古今中外教育工作者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原始的、质朴的,反映广大教育工作者各种职业精神、教育理念、教学技巧、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它是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记载和真实见证,是相对于致力构建成熟抽象的理论体系、经过教育理论家加工改造过的基础性研究而言的。从生存状态看,草根性强调教育科研应该不脱离广大中小学教师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脱离具体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不脱离其学校和社会环境,蕴含着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其生命力在于能为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功能意义看,草根性强调应尊重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生态面貌,主张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教师参与和研究成果为广大教师共同享用,尊重和认同教师职业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了教育科研活动对中小学教师生存和工作状态的人文关怀。可见,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护身符”,没有了草根性,中小学教育科研就丢失了存在的原始根基。 作为最稳定、最本质的原始属性,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朴素性。“素也至美,朴也无敌”,朴素是自然的、至美的,是抛却功利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表现风格是朴素的,不刻意雕饰,不矫情做作,不追求时尚,不过分张扬,其朴素亲切的表现风格深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所喜爱和运用;其展示的内容是朴素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展示的是广大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无论是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教学方案设计、教与学活动范式创建、教学方式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还是与之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都是与广大师生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承载的精神内核是朴素的,抛却功利的,它们均源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更好地工作和谋求发展的愿望,负载的是满足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朴素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是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由此可见,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首先体现在其朴素性,朴素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原汁原味的真实体现,也是其生存和延续的力量源泉。 第二,大众性。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广大中小学兴起“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热潮,许多教师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形成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改成果。国家因势利导,在出台的《教师法》第七条明确提出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等权利,为推动教育科研大众化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近年来“以人为本”“以校为本”思想的盛行和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真正走进每个教师的生活,“校校有课题,人人做研究”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历程看出,相对于教育理论家、权威人士的理论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已经成为广大教师们自己的科研方式,已经升华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 第三,实践性。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非常强调其对教育现实的干涉,最忌空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作为中小学教育领域最常见的实践活动,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鲜明的品格。首先,中小学教育科研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从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理论导向下的思维范式、行动方式的实践变革,探索和解决教师自身现实的问题,满足教师适应不断发展与改革的教育形势的需要。相对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而言,中小学教育科研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解决学校实际问题,改进学校现有实践状态;它是直接改造教育世界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它能给教育工作者直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这种现实成果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其次,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理念、认识、假设、经验多是经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检验的。在科研活动中,教师总是带着某种优秀思想、主张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努力挖掘教育资源,优化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因此,一线教师科研成果中的很多认识、理念、假设已经得到实践活动的检验。 三、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 人们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过分热衷于追求理想和达成目标,导致人类社会活动的异化现象不在少数。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许多教育活动(包括教育科研)无法按照活动本来的面貌存在和应有的规律运行。虽然草根性是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原始属性,但现实中,教育科研活动散失草根性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一,研究主体精英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群众性教育科研,而一些学校管理者至今仍然认为教育科研对中小学教师来说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在引导教师认真学习、积极探索上,而是花大量财力、精力聘请专家、教授来校“指点迷津”“理论下嫁”,这使得教师在海阔天空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无法进入教育科研的“深深大院”。在一些学校,教育科研成了专家、学者和小部分学校科研骨干的专职工作,广大普通教师因为研究深度不够、理论高度不够被拒于教育科研的大门之外。本应成为研究主体的广大基层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活动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的附庸。 第二,研究过程形式化。现实中,许多学校为简单应对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科研工作考评,一味追求课题立项的级别和数量,不管是国家、省、市、县级课题,不管是子课题还是总课题,不管是否与学校发展相关,都是先立项再说,然后就大肆宣扬学校有“多少国家课题,多少重点课题,多少研究专题”。很多学校不注重课题设计的质量,课题研究缺乏系统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计划,无操作过程,无检查评估,无阶段小结;教师以工作忙为由,几乎不开展研究活动,不系统思考研究的优秀问题,多数教师对学校的研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教学实践的改进和教学方法的调整,研究报告几乎看不到教师研究活动的影子;有人提出中小学教师不宜搞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成了几个“主研人员”表演的舞台,他们制订课题研究方案,提出某种“教学规律”或建构某种“教学模式”,强行要求其他教师学习、记住并推广这些教学规律或教学模式,然后由一些的“妙笔生花”形成所谓“丰富的科研成果”;开题会、结题会虽然搞得声势浩大,但却无并实质性的研究成果,研究前期、中期和后期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资料不全面,在结题前匆匆忙忙赶成果。 第三,研究成果虚假化。一些学校对教育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作深入的研究,不注重实际操作,不系统进行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实事求是回答研究的效果;撰写研究报告,什么概念流行就说什么,书上、网上、报上、杂志上,只要能用的,一概“拿来主义”,东拼西凑,不重视特色,有的甚至编造数据和案例,杜撰课题研究成果;有的将主要精力放在优秀“概念”的诠释上,从头到尾将“概念”分割,完成引入、诠释、复述的“三部曲”,在书斋里摘章摘句,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不关心研究是否能够应用和推广,评完奖就束之高阁,当作“财富”炫耀或者放入资料库中。 当然,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散失的现实表现形式还很多,兹不赘述。这类现象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功能的异化,不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开展教育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科研事业的整体发展。 四、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策略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育科研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普及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只有尊重和保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使其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乃至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包括教育科研的意识、教育科研的知识、教育科研的能力和教育科研的道德。从当前情况看,中小学教师自觉进行教育科研的意识已经比较强,不过尚需进一步强化教师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性研究的意识,尤其是能在自身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是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草根性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讲,教师不容易意识到诸如课堂设计、执教风格、师生互动、教学效率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往往被自己认为是“某种成功的经验”所掩盖。因此,应该经常引导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风格,与他人进行比照,培养自己的研究意识,掌握必要的研究技能。教育科研的问题有时就是来自教师身边的小事,教师要敢于面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问题当作自己专业提升的机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教育科研知识、能力的培养,使他们通过系统的教育科研培训和在实践中的探索,真正掌握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必要方法、技巧;要加强对教育科研道德规范的宣传和教育,使教师意识到:追求真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等良好的科研道德素养,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培育中小学科研文化。中小学教育科研是一种扎根于实践、扎根于学校、扎根于教师的研究,它就像草根一样,虽然很平凡、很普通,但给点雨水就成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其成活的“土壤”,学校的科研文化是其成活的“空气”。因此,学校首先必须重视教育科研,自觉重视和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本来的面貌,引导和指导教师遵循“在教学实践中探索规律,在教学实验中解决问题,在教改研究中提高水平”,营造人人愿意“做科研”、人人动手“搞科研”的良好风气和氛围。其次,学校要建立有利于教育科研开展的制度及良性运行机制,认同教育科研在学校改革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高中的价值,维持和肯定教师创造性劳动的管理政策,指导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途径和方法,为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提供平台和保障。再次,学校要努力让教师群体成为教育科研共同体,鼓励教师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交流,建立若干教育科学研究小组,收集整理教师共同性的问题,形成若干研究专题,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在研讨活动中交流,在合作研究中共同成长。 第三,完善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具有导向、评定、激励等多种功能,对成果内容要素及其特点的评价认识是成果交流、推广的重要基础。对成果水平及价值的评价是确认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而一定的评价标准对科研活动的发展方向则具有规范及引导作用。因此,学校要通过科学的鉴定与评价,充分肯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广和应用;坚决否定那些虚假的所谓科研成果,使中小学摒弃那种形式化的科研行为。其次,学校要建立积极的、导向性更强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代替那些功利性的激励政策,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观,规范教师的教育科研行为。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精神盛宴”,它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创造性工作的真实记载,承载着特定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和科研文化,具有浓郁的实践特色。越是教师自己创造的研究成果,越能够被教师认同、应用和传播。维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草根性,不仅会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也将成为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必然趋势。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研究论文 [摘要]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的原动力和学校持续发展的生长点。学校开展教育科研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做到与时俱进;必须抓实根本,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必须求实、创新,追求“实际、实在、实效”。坚持以人为本,有序管理,持之以恒,务求在深化素质教育进程中产生良性效应。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教育科研管理求实 以校为本的教育研究是在学校真实的教育情境中,以学校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最终实现学校、学生和教育的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研究活动。我们柯桥小学在世纪交替的近几年中,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与新课改的呼唤,在校本教育研究的管理上发扬创新精神,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把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推向了新的层次,积累了系统管理与从实开拓的可行经验。 实践证明,学校管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焕发教育科研的生命力,与时俱进,才能做到科研不息,发展不止。 一、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队伍建设 教师管理是学校诸多管理要素中的第一管理要素,因此,关注教师的成长、关注教师主体需要的满足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鼓励每个教师获得充分个性化发展,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鉴于此,学校领导认为,除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外,在树立“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良好形象,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教学实践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心理辅导能力等方面,还需要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为此,学校采取了“立足学校实际,立足教师实际”,以教推研,以研促教的策略,逐步构建了教研、科研、师训紧密结合,灵活、持久、经济、高效的师资培训活动管理机制。几年来,形成了三种“以校为本”的教师成长和发展的特殊培训方式: (一)“因人设学”的特殊学习方式。根据我校教师队伍庞大的实际,确立了“全面培训,形式多样;分层要求,面向全体”的培训思路。在实践中逐步构建了“围绕一个中心,确立两个目标,实现三项策略”的继续教育新机制。 “一个中心”就是以新一轮课改理念与现代教育的要求为中心。“两个目标”:其一通过学习,发展和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使之与新课改要求相适应;其二,通过实践,形成符合学校实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教师教育的管理模式。“三项策略”一是师训工作科研化。以研究课题为载体,开展逐层推进的系列研究,一个课题一个阶段,前后课题内涵紧扣,并呈递进状态,促使师训工作逐层推进。二是学习形式多样化。学习内容从实,培训形式力求多样,适合教师个体的不同要求,在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分层运作,使不同类型的教师通过培训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三是科研、师训一体化。把校本师训纳入学校《“文化理校”基本理念下,学校管理的创新研究》课题范畴,并与《“校本教研”实践与管理策略的研究》课题的实施紧密结合。 具体说来就是建立了三个“载体”: 1.以“初为人师工程”为载体,把新教师的成长视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长点,确立了“一年站稳讲台,三年有所成效,五年初成风格”的培训目标,并安排了相应的培训内容。 2.以“而立工程”为载体,着手壮大中坚力量,促使他们冲破高原现象。培训的重点是提高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水平与教育教学的研究能力,重心落在实践和行动研究上。 3.以“名师工程”为载体,把34位县、市级教坛新秀、优质课获得者、学科带头人纳入学校“名师工程”,并制订了培养和发展目标。 (二)“关注实践”的特殊行走方式。最有教育研究价值的问题,总是潜藏在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之中,离开了真实的教育教学现状,就不能有效地解释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此,我校确定了具体的关注教学实践的思路。几年来我们制订了《柯桥小学学生素质发展的目标体系》,开展了学科素质教育课堂结构模式的研究,形成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学业评价制度。使素质教育的实施在徘徊中创出了新路,也使学科课堂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现实表明,研究的内容能够体现时代性、前瞻性、针对性,教学研究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如新课改把《综合实践活动》列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我校早在2001年就开展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践探索》和《“小课题进班级”研究性学习的实验研究》两个课题的系统研究,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专家组鉴定认为“研究成果居省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三)“教学反思”的特殊言说方式。教师是教学实践工作者,每天都在发生着动人的教学故事。讲述并反思这些鲜活的教学事件,写成案例,不仅帮助教师发展了专业能力,提升了教学水平,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和教学风格,而且也找到了得心应手、会讲、乐写的言说方式。 倡导教师的叙事反思,一方面我们要求参与“三项工程”的全体教师,加强学习理论,更新观念,反思教学实践生活,勤于动笔,如实叙事。另一方面,组织教师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即将几个重点研究课题再分解成若干个子课题或一个课题分阶段以若干个递进课题的形式开展全方位研究。目的是扩大课题对研究成员的覆盖面,既追求研究的深度,从中探索规律,又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研究的积极性,为他们创造叙事、反思的机会。 由于找到了符合教师成长特征的教育研究的言说方法,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三年来学校领导和教师在省市级以上教育报刊发表教科研成果(论文)194篇,获奖157项,其中《人民教育》刊载2篇,全国级获奖论文3篇。2003年,教师在县内外执教35节课,外出讲学71次。 “以师为本”的“校本培训”建设优质师资队伍,体现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为他们完成教书型——教研型——科研型的过渡,开辟了持续发展的通达之路。二、发扬求实精神,追求“实际、实在、实效” 教育科研,其价值在于求真。追溯教育科研历程,我校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星到整合、从单一到系列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探索,在研究中发现,在反思中改进,在总结中提升,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求真、求实,是学校教育科研的根本,无论是起始、过程与归宿都必须追求与体现“实际、实在、实效”的价值取向。 (一)研究的内容——教育中生成 学校要发展,应该在教育运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研究解决的起点,它的选择一要紧跟时代步伐,瞄准教改前沿热点。二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发现与遴选。三要符合学校校情。由于紧贴实际,所以也产生了实效。试举二例: 例一:“综合实践活动”的尝试。学生长期围着学科、课堂转,闭塞了他们的思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所学的知识得不到综合性的应用,抑制了学生学习的活力。于是,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扩大了第二课堂内涵,开展调查、研究、采访、社区服务等的综合实践活动,使学生的校园生活进一步活跃起来了。在国家第八次课改前后,又相继把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纳入“综合实践活动”,并列入教学计划。这不仅符合国家的教育指导方针,而且符合了学生的学情:学习领域扩充了,思维活跃了,各类知识有了应用的机会,综合素质发展—了,使学校教育更具生气和活力。 例二:学科教学的突破性探索。素质教育进课堂,改变了课堂教学面貌。但大量的调查表明:对照新《课标》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其一是:学生学习中那种单一的、他主的、被动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学习的主体性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针对这一现象,确立了《新课程标准下,变革学生学习方式》的课题研究,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寻求“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结构与模式,上挂新《课标》,下联教学实际,使教育科研抓到点子上。 (二)研究的管理——在教训中汲取 我校的教科研工作,启动初期,课题数量不多,内容往往随大流,无个性,且管理松散。因而操作不规范,过程不扎实,收效甚微。学校领导开始关注教育科研管理的研究,几年下来,终于柳暗花明,使学校内的教育科研工作从无序走向有序。 其一:强化管理机构。选定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教师主持教科室工作,聘用了几位有一定经验的老教师参与,并明确工作职责:组织课题研究与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宣传教改信息,并做好校长的教育科研参谋。自此,教育科研进入了有序化管理的新阶段。 其二:构建课题研究网络。我校规模大,立项研究课题多,一些有研究能力的教师往往跨课题参与,负担重,精力难集中,研究缺少力度;同时,课题之间疏于沟通,效率不高。于是,我们提出了“课题研究网络化”的新思路:以“一题为中心,多题作支撑”,把几个相对独立、互有交叉又相互呼应而促进的课题,织成课题研究网络,并明确共同的研究任务,以期实现“顾及共性,突出个性;协同研究,有机整合;成果共享,各取所需”的合力共进的目的(载于《小学教育科研论坛》2003年第5期),实践中收到网络管理与协作实践的双重效果。 其三:组建课题序列。我们从实践中发现有些课题进入研究网络略显牵强的弱点,悟出了一条新的管理思路,即一个总课题分解成多个子课题,总课题的结论来自所属子课题的实践。如《“文化理校”基本理念下,学校管理的创新研究》这一辐射学校全方位工作的课题,分解成8个子课题,内涵虽有交叉,但如此分类便于实施,要求抓住本质属性,各有研究重点,交叉部分,相机协同。这种总分式研究,符合学校实情,分线作战,殊途同归。 (三)过程操作——扎实、踏实、落实 计划是课题研究的第一步。我校凡立项课题均事先制订实施计划,内容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准则,提出实实在在的目标与扎实的措施保证,并使前后计划,环环扣紧。要实现计划,过程操作踏实是关键。我们提倡在实践中探索,反对搬抄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经验式;在探索中提炼,反对无为式。使课题研究过程做到真正落实。 (四)全程监控——审时、及时、准时 审时必须度势,更需要抢占先机。学校教育改革主要依靠教师群体的努力。教师不仅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力,也应成为教育科研的主力。多年的课题研究使我们体会到“少数人搞得热闹,多数人作旁观者”那种教育科研冷热不匀的状态,不利于教师群体专业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新世纪伊始,实施了新的策略——组合了校内约40%的教师(70余名),开展校级课题研究,并相机辐射到全体教师。同时采取了“扩面”策略,使教研活动课题化,并遵循三条原则:①系学校立项课题某一侧面的延伸;②符合本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③符合本教研组教师与教学的实际和所任班级学生学情的实际。还提倡组内可以把研究主题分解成若干子课题,教师自行选定探索内容与突破点。由于采取了这一课题研究的运作方式,教研组活动内容丰富了,使所有的学科专任教师参与到了教育科研的行列,形成了全校93%的教师投入教育科研的生动局面。 此外,我们还规范了操作制度,各课题设立记载册,立项课题设置“课题研究管理手册”。学校及时组织研讨、经验交流、专家讲座、调查、座谈及阶段评估。这一系列及时的指导与监控措施,提高了课题操作的实在性,做到准时开题,按时结题,使管理转化为实际的效果。 教育科研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优秀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教育科研论文:小学教育科研探讨论文 新课程迫切需要广大教师向专业化发展。而教师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师有较高的“教科研素养”,这是一个教师“潜在能量”大小和“成熟程度”高低的重要体现。伴随着新课程全面实施,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教育科研”也悄悄地走进了学校。广大教育工作者异乎寻常地重视了自身科研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学校以科研为先导,扎实有效的组织开展校本教育研究,注重用教育科研的手段研究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学校的管理、教学更趋科学、规范和理性,学校的一切工作呈现出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发现“校本教育科研”领域中的“浮躁”、“跟从”、“虚空”和“急功近利”的行为明显。也许是由于受社会其它因素的影响吧,中小学教科研自身的价值及广大教师教科研活动的价值趋向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学校教科研工作失去本有的严肃与“宁静”,表现出科研缺少针对性、创造性、操作性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直接影响了学校教育科研的健康发展。中小学校本教育科研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使学校校本教育科研更趋“实在、管用、有效”,使之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应有的、正确的引领和促进功效?这必须引起广大实践工作者的正视和反思,也需要我们缜密思考并认真解决。 一、在启动和组织“校本教育科研”的动机上,必须淡化“功利” 学校启动和组织教育科研必须先端正并明确目的。中小学校教科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学校教育发展或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代表性的三个特征就是“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课题研究必须从身教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来选“题”,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找“题”,从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中命“题”,从教师自身课堂实践的矛盾冲突中定“题”。只有这样,教师在科研实践中才能渐进生成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才会使中小学教科研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在符合“科学性”与“方法论”的前提下学校的科研氛围日趋浓厚。 事实上,目前学校教育处于一个确实需要实践工作者研究的阶段。有好多实践性的问题应该说大家都了解,但却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比如择校问题,学生早熟“交友”、盲目追随偶像、考试,还有学生发展性评价方面的问题等。但中小学校又不同于专门的教科研部门,广大教师更不同于专业教科研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走专业化研究的路子。但是教师却有自己的“别一天地”,有自己教科研的独具优势——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学校生活,富有个性的成百上千学生,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绚丽多姿、目不暇接的教育风景,还有那年复一年常见常新、活生生的教育教学实践及活动,以及由此积淀并内化的丰富而厚实的经验体会和感受体验。这些都为广大教师投身教科研的活水源头,也为学校教育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点”。“雾里看花”或“玩空手道”,是万万不能的。教育科研本身也有其“严肃性”,不容世俗的“功利”化。学校教育科研必须淡化“功利”色彩,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校本教育科研定位于“实在、管用、有效”上,具体的教科研工作都要在前提下启动并组织实施。 二、在主攻方向上,要避免“跟从”,注重“创新”,选取“校情”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关键点 中小学教科研的基本任务是解决中小学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教育实践”是中小学教科研课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线教师研究的重点。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应该具有“校本”、“师本”特征。我们如果就学校及教师本身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归类,找出共同特点,再结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去伪存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各学段的中小学,既有它的共性,更有各自的个性。正是由于各校独特的校情,才使“校有特色”成为办学者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研究就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教科研只要致力于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表象出发,并引发进行一些较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有计划地进行问题筛选经验提炼资料寻疑现状分析意向转化,这本身就是“创新”。 要重视从“弱项攻关”和“强项冒尖”两个维度来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弱项攻关”就是要针对学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明显薄弱点引导重点研究,全力攻关力求有所突破,由弱变强;“强项冒尖”就是对已经显示出来一定优势或具有较大潜力的优势项目,通过专题组织研究,予以重点强化,使之成为代表学校乃至更大范围产生名牌效应。教科研的选题往往反映整个研究的价值,引导着研究的方向,也制约着教研工作的程序和方向。尤其在“走进新课程”以后,教育理念的巨大变革,课程资源的开发挖掘,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教学方法的择善而从,师生关系的重新确立,教学评价的多元化趋势等无不是课题选择的“源头活水”。 三、在教改过程中,要做好“生成过程”资料的积累、记录和整理 广大中小学教师在教改过程要重视探究,注重教改的实效。首先要弄清“基本概念”及教改的范畴,其次要注意“材料的积累”。一个课题的实施乃至于一个教师的成长,更需要自身大量的实践活动,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哪怕是实施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是很宝贵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专家论证、名师指导后的“操作过程”、“自我练兵”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只有扣住“研究内容”,层层推进,步步深化,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使教科研方案的假设及成果浑然一体。否则就会给人以无本之木之嫌。教科研的实施,是一个从假设到验证、再到推广,或者是调查分析、经验概括、实施推广的过程。对广大教师而言,就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过高地企求自己的某项研究能解决系列重大的所有问题。我们研究思考的过程,也是自身渐进提高的过程。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得到提高,这种潜在的积极效应往往影响久远、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教师关注教改过程及资料收集、记录整理,这与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同样有意义、有价值。 四、在认定和评价教科研成果时,谨防“虚空”,关注“实效” 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从事的主要是“应用性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行动研究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并在应用中再进行研究、改进和发展。课题“研究”并不是主要为了结集论文、展示成果、获得奖项,而是为了积淀经验、形成反思,提升理念、形成规律,并加以总结、推广。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应是: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其成果必须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而获得,并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社会价值,甚至对教育科学发展有一定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成果成熟度的要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理想化的成熟度标准去衡量不很成熟的中小学教师科研成果,就会挫伤实践者的积极性。我们还要注意鼓励涉足于科研的教师的坚定信心。 中小学教科研成果的评价认定,我想除了对课题研究本身的成果的认定外,还应该包括对学校教科研机制状况的评价认定。我们有必要关注学校是否形成有效的教科研机制。学校要在提高教师的主体意识、引导教师志愿参与,倡导教师及教研组间的合作竞争方面做工作。要通过机制创新以激励、塑造、发展和凝聚教师在“研”字上做文章,在“实”字上求真效。要倡导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专家、教研员结成研究共同体,学校部分教师之间结成研究共同体,在形成浓郁学术氛围上下功夫,这才是中小学教科研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浓厚“校本研究”的氛围,实现“科研兴校”的宏伟目标。 五、教改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力戒“依葫芦画瓢”,要学会变通、合成和更新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项研究成果的完成,不是终结于研究结题报告或得奖。而更要看重该成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得以推广应用并转化为学校或一定区域的教学效益。离开了成果推广和转化为效益这一环节,教科研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实际意义。在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目前必须重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变通”。我们对好的教改成果不能依葫芦画瓢,照办照套,即使是纯粹本地区本学校的成果,也会因人、因时变迁、由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适应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现在可行吗?二是怎样变通更可行?我们要把变通贯穿于教改的始终。 二是做好嫁接与合成。教改过程是一个灵活度大、综合性强、变量多的动态过程。要比较精细地做好相关成果重新嫁接与组合的工作,不断适时地调整、补充与完善。 三是创新很重要。在课改实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同类型课题别人的教改成果突然又给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启发,自己又产生一种创新的灵感,并引发了对相关其它问题的研究兴趣;或者有时觉得自己的教改实践又遇到了全新的问题或障碍,与原来的设计方案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潜下心来苦心钻研,或许通过审视自己设计好的教改课题,在重视认识、反省后,觉得有充实、完善的可能,这就必须进行关键性改进,也许会使教改更趋科学。总之我们要关注自己教改的改造、创新,这更有利于落实“实在管用有效”。 六、谨防“科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倡导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有人很形象地形容某些学校说:“科研教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教学科研的内容、教研方式与教学实际“两张皮”所造成。中小学广大教师要直接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走专业研究者的路子。务必要把“教学、学习、研究、推广应用”有机结合。这就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是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教科研相对次之。同时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又是科研的主阵地,如果离开了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工作,教科研成为无本之木。教师要牢记“教为主,研为辅,研为教服务”,不能只教不研、一味苦干,更不可以研代教,因研舍教。倡导中小学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二是学习提高与教改的关系。要在教改及科研方面取得成果,光靠个人的实践或经验、自身经历阅历等都是杯水车薪。要不断学习“充电”大量借鉴并摄取最新信息及科学理论知识,占有鲜活而有价值的材料,从而才能有所发现创造。研而不学,肯定会底气不足,研而无果。 三是科研与移值、推广应用的关系。所谓的“移植”是指把研究成果在实践渗透、运用,或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检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进教学,移植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教学改革”,不属于科研。这只是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的范畴。如果我们能把研究工作自始自终融入生动活泼的教学实验中,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未推广之前得到更多我们的实践检验,对我们广大教师而言,提高了别人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能说不是有意义的事吗? 教育科研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选题研究论文 【摘要】科研课题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学校实际,坚持可行性;必须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研究内容必须是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 【关键词】科研选题;可行性;创造性;需要性 教育科研,越来越得到中小学校的重视。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教育科研效果未尽人意,一些学校往往是开题热火朝天,过程冷冷清清,结题草草收场。究其原因种种。但是笔者发现,制约教育科研的最主要因素是学校、教师在选题上不够确切。一些学校、教师在选题时比较盲目,所选择的课题不适合本校或教师个人进行研究,导致课题研究举步维艰,效果不理想。为避免选题的盲目性,根据这几年成功的科研案例和对权威论著观点的归纳,我认为选题一般应遵循下列主要基本原则: 1.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是指中小学教育科研课题的选择,应当考虑课题经过一段艰苦的研究以后应当是可以实现的或有可能被解决。 选题是否可行,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研究者个人具体情况。比如:知识基础、专业特长、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教育科研的科研经验、志趣和可以利用的时间。②看课题的难易大小是否合适。小而容易的课题研究顺利,成功率高。就一般规律而言,选题应从易到难,从小到大。③教育情报资料的充实。要占领本选题资料的最高点。④是否抓住了时机。⑤还要考虑花费在教科研的时间因素。 例如:有个教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方法对比实验研究》。在我们审核时,我就发现一是题目大,二是实验研究要有对比实验班。这根本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这里一个语文教师只承担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教学,无法进行实验对比,更何况实验法操作起来特别麻烦。我建议她把课题改为《小学低年级趣味识字行动研究》。这样一改,研究范围更小了,目标也更具体了,研究方法也简便易行。后来,这个课题成果在吉林省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所以,在选题上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畏惧困难。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科学态度和敢为人先、勇于攻关的精神和勇气。 2.创造性原则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要认识前人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的教育规律,解决他人虽然认识但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科研的课题必须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课题的创新要求一般可分三个层次: 2.1独创性。要从教育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新生事物的萌芽中、新鲜经验中选题;还要从教育领域里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设计、新方案中选题;还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议中,不同学派的对立中、原有理论和新的实践的尖锐矛盾中选题;还可以从教育科学的知识空白中选题。这是高层次的创新课题,它要求提出没有人提过的新问题,开辟无人涉及过的研究领域,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教学流派和教学模式等。 2.2再创性。这是中层次的创新课题,其中,有的是将别人的研究课题加以组装、分解和改造后再生出的新课题;有的是将已有的研究课题运用到新的领域、情境、学科等实践中,又在某方面有所创新。 2.3自创性。这是低层次的创新课题,它只要求对自己是前所末有的,对自我发展是有利的,但并不要求对社会对别人有什么创新价值。 3.需要性原则 指中小学教育教研课题应该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科学选题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课题选择的最重要的源泉。作为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该优先选择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中最迫切、最亟待解决、最关键性的问题,作为课题来研究。例如:如何开展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工作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城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研究,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研究,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学法指导问题研究等等。 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选题的理论价值同样是重要的。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需要。教育改革时间中,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探索,给予理论上的回答。我们除了对当前教育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优先选择的课题进行研究外,还要对某些具有超前性的、预见性的、有应用前景的理论性课题进行研究。 把握了以上几个原则,我们在选题上就有了充分的依据。只有选题确切了,科研才能更具实效性。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思考论文 摘要:教育科研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把课堂作为主阵地,以反思实践为主要方法,把课本研究作为重要内容。 关键词:新课程教育科研以课为本可持续发展 教师若不进行教育科研,很难尝到为人之师的乐趣,更别说成为出色教师。由此看来,在新课程背景下,一线教师必须致力于教育科研,积极投身于课程改革,掌握新课标,了解新课程,在课改中享受快乐,在教学实践中感受成功,实现由“教书匠”向“研究者”的角色转变。 然而,新一轮课程改革对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研究者的心态置身于教学情景之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对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使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即进行理性的实践,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开展更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科研。 1、把提升自我作为教育科研的主要目的 如果把提升自我作为教育科研的目的,那么就能克服一些近期的、短效的功利行为,而且进行教育科研的动力就更足,意志就更强。因为,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自身发展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因此,一名好教师应当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角色转换。不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还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这是新时代为人师表的重要内容。而教师成长的重要途径就是积极参与教育科研活动,并且把提升自我作为教育科研的最终目的。 2、把解决问题作为教育科研的主要任务 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许多习以为常的“经验”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甚至是彻底地变革,这些都将是一线教师教育科研的主要任务和重要的科研课题。由于战斗在第一线的教师在教育科研领域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教师在教育科研活动中不必求大、求新,而要结合自己每一天甚至每节课的教育教学实际,去发现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各种新问题,捕捉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教育教学行为现象,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或者说带着一个思考的大脑去发现和处理每一天平凡的教育教学琐事。如:有一位小学教师,发现一年级的学生抄写生字一字多遍,负担很重,于是就进行了“抄四遍和抄八遍的效果比较”实验。结果证明抄四遍效果最佳。然后写成研究报告,论证“减轻负担,提高质量”大有潜力可挖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就是一线教师最好的教育科研,换句话说,一线教师教育科研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3、把课堂教学作为教育科研的主要阵地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同时,课堂还是萌生、孕育、展现先进教育理念和教改实验方案的主阵地;教育教学的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既产生在课堂,也需要在课堂得到解决;新旧教育教学思想、观点也常常在课堂相互碰撞、相互促进;各种教育教学方案、设想要在课堂实施、完善和检验,许多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都产生于课堂。所以,一线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无疑要将目光放在课堂,将教育科研的行动落实到课堂,把课堂作为教育科研的主阵地。新课程理念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课堂教学、体现于课堂教学的话,那么,新课程改革就不能成功。如果说专家们提出新的课程理念是一种创新,那么,一线教师把新的理念转化为日常的教学行为,让新课程理念走进课堂,走进教育的中心环节,同样是一种创新,而且任务更艰巨、意义更重大。 4、把反思实践作为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 教育科研的方法有多种,但适合一线教师的主要方法是不脱离教师的教学实践,为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而进行的反思实践研究,而不是专家、学者们擅长的“书斋式”、“实验室式”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把满腔的赤诚投入教育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由此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产生诸多的困惑。把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困惑当作课题,这样,我们的教育实践,我们的教学反思就进入了科研状态。即:带着问题读书,根据理论来审视实践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加以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浑然一体,势必既散发着教育实践的芬芳,又闪烁着科学教育理论的光芒。 5、把课本研究作为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 在实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一线老师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新课程,最终进入新课程。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科研就得将这个过程的研究作为着力点。然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模式,却很难为绝大多数教师提供参与条件。同时,研究的针对性也难以面对教师、学生的实际,难以及时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教育科研活动必须重心下移:即一线教师应当成为研究的主体,克服依赖心理,逐渐转变角色,学会唱主角,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活动,把校本研究作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把“课本研究”视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课本研究”指“以课为本的校本教研”。它包括理论层面的“课程、课堂、课本(教材)”和操作层面的“备课—上课—说课—评课”等。即: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在树立了新的课程观、课堂观、教材观以后,开展以素质教育为优秀的“备课—上课—说客—评课”的行为研究,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的一种校本教研。以课为本的校本教研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模式;它不仅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科研论文:教师定位教育科研管理论文 什么样的研究才是中小学教师所需要的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属于或者说适宜于中小学教师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指向,关涉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功能和定位。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采用的研究方式以及研究所能达到的效果常常大相径庭。我曾有幸接触过四位中小学教师的科研论作,大体体现了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位教师在中学工作,积十年之功,撰写了一部《素质教育原理》,在与我的联系和沟通中,谈到自己的这部著作有着十大理论突破,如对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关系的认识、素质教育含义的分析、素质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等,可以说在这部近20万字的著述中探讨了素质教育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第二位教师撰写的是一篇关于学习方法方面的论文,他首先详尽论述了美国心理学家加涅的学习理论,介绍加涅的学习理论是如何博采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与控制论等众家之长,从各流派中汲取所需要的成分并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理论中去的以及加涅的基本学习主张;然后再叙述自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学生学习的基本观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的学习方法。洋洋洒洒,不下万言。第三位教师写的一篇名为《把握时代精神,开展主体教育》的文章。文章谈到自己在教学工作中的一些“有益的尝试”:弘扬人的主体性,唤起人的主体意识;改革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组织形式;改进教学方法与模式等。第四位教师积累了大量的教学反思笔记,汇总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案例,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感悟、领悟。在实践中,她始终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使自己的教育教学变得更贴近学生的需求,更接近新课程的要求。在上过一堂听说训练课《做书签》后,她记录下自己对这堂课的反思:“从这堂课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会更好地达到教学的预期要求。比如:让先做好书签的同学和尚未做好的同学进行组合,组成学习小组,互相帮助。这样既能让动作慢的同学也能体验到做书签的整个过程,又能节省不少时间,使后来‘说’的环节开展得更充分,更好地完成本节课说话训练的任务,同时也能培养学生间的合作精神……”类似的反思与案例不一而足。第一位教师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发现新规律、说明新关系。这种研究似乎更多地属于专业研究者的“专利”,虽然中小学教师也可介入这种研究之中,但常常会因为占有资料、研究时间、思维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而事倍功半,并且这种研究是外在于中小学教师的,中小学教师做这种研究需要“另起炉灶”,与自己的日常教学实践并不见得有什么必然性的联系。从这位教师提供的这本著作来看,他自认为是理论突破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在学术界已经耳熟能详了;他自为新颖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在学术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第二位教师的研究大体上属于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旨在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其实这预先隐藏着一个假设,即基础研究的成果都是有效的,都是可以付诸实施的。这样一来,就有意无意地赋予了基础研究以绝对的权威。同时,在应用研究中,专业研究者与 /TD /TD TR TD 中小学教师是相互分离的,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明确的分工。专业研究者专事研究,中小学教师则负责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也许并不是有意识地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小学教师的行动,特别是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措施,为专业研究者一相情愿地所决定,专业研究者无意识地被凌驾于中小学教师之上。第三位教师的研究似乎看上去是经验总结与概括,但又不具备经验总结那种针对性强、经验介绍详尽、问题具体明确等特点,所以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经验总结。这种研究没有了第一位教师那种就理论而理论的玄妙说理,没有了第二位教师那种依循既定理论给理论做实践注脚,但是也没有形成对自身实践的独到透视,还是停留在一般的、抽象的层面上分析问题,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关照、具体情景的省察、具体实践的反思,从总体上仍旧是“用自己的嘴巴说别人的语言”。相比之下,第四位教师的研究更为可取,很大程度上是教师应该在实践中采用的研究类型。她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持续不断地对教育和教学行为进行反思,从而汇总着自己的教育智慧,提升着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这种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前三者不同:第一,研究的问题是产生于实际的工作情境之中的,并且研究的进程是从实际情境出发,根据实际情境的需要随时检讨、不断修正的。第二,研究的是教师对自身实践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系统的、持续不断的探究反思,它在突出教师实践的“研究”特征的同时,也凸现了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教师自我反思的要求。这种自我反思,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是一种学习过程,对于教育实践而言,是针对情境问题即时找到解决方案的有效途径。第四位教师所做的研究,也就是中小学需要大力推进和开展的行动研究了。总体而言,这种研究有着区别于其他研究的一些特点: /TD /TD TR TD 其一,以提高行动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行动研究关注的不是学科中的“纯理论研究者认定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小学教师们日常遇到的和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所以行动研究不囿于某一学科的主张或某一种理论知识,而主动容纳和利用各种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行动质量的经验、知识、方法、技术和理论:特别重视实际工作者对实践问题的认识、感受和经验。这正如同西方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行动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科学方法的应用,以解决课堂内的问题。它关注的是特定情境中特定的问题,不重视研究结果是否可以类推到其他不同情境;也不强调研究变量的控制及操作的问题。行动研究主要在于解决特定问题,不论研究场所是否在一个教室还是多个教室,教师始终是行动研究的主要研究者。行动研究的价值虽然对推动科学进步助益不大,但是其解决问题以及应用的即时性,对于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而科学的方法”。行动研究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并不等于行动研究无助于也不关心“一般知识”和“理论”的发现、产生。它只是更强调从具体、特殊到一般和普遍;更强调将已有的理论和知识体现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更强调渗透在行动计划的经验和理论都需受实践的检验、修正、补充甚至证伪;更强调知识和理论说到底还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体现其有效性和真理性。其二,以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为主要表现形式。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分工的影响,教育科学研究已渐渐蜕变为一群特定的人所从事的特定的事情,一种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干的“学术游戏”,教育科学研究与实际生活脱离,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脱离,已经成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一大痼疾。行动研究则通过要求实际工作者系统地反思或与他人共同研究自己的工作过程、环境和问题,通过要求专业研究者深入现场,直接参与从计划到评价实际工作的过程,与实际工作者一起研究他们面临的问题,使实际工作过程本身变成一个研究过程,使研究过程又变成一个理智的工作过程。这样,行动研究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参与研究和工作,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提供了结合点,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共同活动的行动“场地”。这种研究活动问的结合和合作,一方面指中小学教师可以从专业研究者那里获得必要的研究技能,改变对教育教学的职业感情;另一方面专业研究者既可从真实的教育情景中获得第一手教学改革信息,又可以通过合作而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更容易为中小学教师接受,较快地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其三,以教师对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进行持续反思为基本手段。从行动研究的立场来看,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者参与研究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当中,有明确的实践目的、责任,能够体察实践活动的背景以及有关现象的种种变化,能够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方案、计划的有效性和现实性。他们对实际问题具有“局外人”——专业研究人员所难以替代的认识作用,并且教育活动目的的达成程度、实际工作的效率虽然不完全取决于教师对教学计划、环境和行动的理解,但是总也离不开他们对教学实践及其蕴涵问题的理解。教师参与研究、从事研究,以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实践者同时也是研究者,研究结论同时也是下一步所要采取的实践措施,由于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紧密联系乃至同一,研究与实践也就达到了新的高度的统一。行动研究使教师的研究比日常行为具有更严格的程序,从而使教师的行动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确保实践得到提高。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重要任务研究论文 近几年来,我校陆续开展了几项德育教改实验,如四川省教育科学基金课题“智力、个性、创造力”教改实验(简称“三优教育”)、“成人教育”实验、“全优化教学、全方位服务、全过程闭合式管理”实验(简称“三全教改实验”)等多项教育科研项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一、以德育人,因材施教,开展德育系列化活动 要在短短的三年或六年的中学阶段,为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任务十分艰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为我校题词:“重视以德育人,提倡因材施教”,按照这一要求,我校在德育科研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采取一系列扎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教育科研的着眼点。 1.加强爱国、爱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的教育 许多初进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在家庭里习惯以“我”为中心,到了一个新的集体,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自私,集体主义思想淡薄,缺乏关心帮助他人的观念。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明确向学生指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学校、班级,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史展览,组织同学们学习《新都一中一日常规》、《新都一中礼仪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我们还进行了“一、二、三”评比,即:“每日一做一讲”----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讲一讲值得学的人;“做人两善”----心地善良,不让人难堪;举止善意,不让人痛苦;“说话三要”----语调轻盈、言语清楚、讲话文明。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同学们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文明礼貌蔚然成风。连家长也惊讶:孩子回到家里,知道了谦让,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2.培养学生的动手自理能力,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 针对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情况,我们始终把教学做合一作为实验的基本方法,特别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忙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制定了“三从”规则:从课桌做起,书本用具摆放整齐;从课桌周围做起,保持整洁;从床铺做起,给自己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倡导同学们做“文明的新都一中人”,加强了课间10分钟“自理活动”。数月后,实验班的教室、寝室、公共区域成为全校最干净的地方。孩子们回到家里也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在班级管理上,我们实行“干部轮流制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担任班干部,为班集体服务。通过这一措施,同学们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3.改革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教学生会学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使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验班开设了“人才课”和“劳技课”。 “人才课”由班主任讲授,课题组全体教师设计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少年心理、学习策略等内容,其教育形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和心理咨询。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成立各科“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课题组为“成才教育”实验班增设了“劳技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生物标本,发明的烘干箱、多用开关等等在全国中学生发明创造展中获得了奖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二、建立多渠道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历来主张办开放性的学校,“学校要给人看”,应该打开大门欢迎“做父母的”?都来参观批评学校的工作。?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设立了“学校联系卡”,成立了“家长指导小组”,定期召开家长会,欢迎家长提建议、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实验班的办学思想和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状况及时向家长通报,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听取同学们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实验班还设立了“悄悄话笔记”?、“自我启发日记”、“自我成长卡”,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对班集体建设的建议,同学之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困惑等凡是不愿意告诉同学、父母的都可以用“悄悄话笔记”等方式,告诉班主任,使班主任能够及时得到同学中反馈的信息,并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进行及时调控。 教师是育人的园丁,又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体。我校始终重视教职工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在我校,以教改科研室、教研组为优秀的教科员,成为学校教育科研的主力军。在实验课题和德育系列化活动中,中青年骨干教师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通过教育科研提高了教育质量,也在教育科研中增长了才干。 教师队伍的素质在教育科研中不断提高。我校许多教师在教育科研中学会了选课题、收集资料、写阶段总结和结题论文。有19名教师在教育科研中边工作、边进修,?攻读在职硕士学位。全校教师每年向学校提交100多篇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水平大大提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才使我校成为四川省文明单位、德育先进集体,连年获市、县教育质量一等奖。 教育科研论文:技术教育科研应用管理论文 【摘要】集群技术是一种较新的技术,通过集群技术,可以在付出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在性能、可靠性、灵活性方面的相对较高的收益。本文力图对集群技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本文首先给出了集群的定义,阐述了采用集群技术的意义,对几种常见的集群类型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个集群在科研中的实例。 【关键字】集群集群技术负载均衡HALBCLUSTER 一、集群的定义 广义上说,相互独立的一些系统构成了一个组就是集群。一个客户与集群相互作用时,集群的行为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一样。 从狭义上讲,集群是一些相互独立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提供服务。对于客户来说,这些计算机的行为就好像一个计算机一样,但是其处理能力、可靠性、IO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二、采用集群的目的 采用集群技术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性能.一些计算密集型应用,如:天气预报,核试验模拟等,需要计算机要有很强的运算处理能力,现有的技术,即使普通的大型机其计算也很难胜任,这时,一般都使用计算机集群技术,集中几十台甚至上百台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来满足要求。提高处理性能一直是集群技术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 降低成本.通常一套象样的群集配置,其软硬件开销要超过$100,000。但与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专用超级计算机相比已经相当便宜。在达到同样性能的条件下,采用计算机集群比采用同等运算能力的大型计算机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提高规模扩展性(Scalabilitry).,计划扩展系统能力的用户必须购买昂贵的最新的服务器,才能获得额外所需的CPU,驱动器和内存。如果该服务系统采用集群技术,则只需要将新的服务器加入集群中即可,对于客户来看,服务无论从连续性还是性能上都几乎没有变化,好像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升级。 增强可靠性.据统计每年由于系统停运,全美国损失40亿美元。在零售业,平均每次停运损失140000美元,保安业每次停运平均损失450000美元,集群技术使系统在故障发生时仍可以继续工作,将系统停运时间减到最小。集群系统在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的同时,也大大减小了故障损失。 三、集群类型 最常见的三种群集类型包括高性能科学群集、负载均衡群集和高可用性群集。 1、科学群集 科学集群是并行计算的基础。通常,科学群集涉及为群集开发的并行应用程序,以解决复杂的科学。科学集群对外就好像一个超级计算机,这种超级计算机内部由十至上万个独立处理器组成。但它却使用商业系统,并且在公共消息传递层上进行通信以运行并行应用程序。 我们常常听说又有一种便宜的Linux超级计算机问世了。这种超级计算机实际上是一个计算机群集,其处理能力与真的超级计算机相仿,但是硬件以及运行维护费用要比真正的超级计算机低很多,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并行群集系统之所以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带宽和低延迟,是因为它们通常绕过使用协议,如TCP/IP。虽然网际协议对于广域网很重要,但它包含了太多的开销,而这些开销在节点相互已知的封闭网络群集中是不必要的。节点之间可以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来进行通讯,它类似于图形卡和其它设备在一台机器中的工作方式。因此横跨群集,可以通过任何节点上的任何处理器直接访问分布式共享内存。 同样也可以使用低开销的消息传递系统,在节点之间进行通信。消息传递接口(MPI)是并行群集系统间消息传递层的最常见实现。MPI存在几种衍生版本,但在所有情况下,它为开发者访问并行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公共API,这样开发者就不必手工解决如何在群集的节点之间分发代码段。 2、负载均衡群集 负载均衡群集为需求提供了更实用的系统。如名称所暗示的,负载均衡群集使负载可以在机群集中尽可能平均地分摊处理。负载通常包括程序处理负载和流量负载。这样的系统非常适合向使用同一组应用程序的大量用户提供服务。每个节点都可以承担一定的处理负载,并且可以实现处理负载在节点之间的动态分配,以实现负载均衡。对于网络流量负载,当网络服务程序接受了太多入网流量,以致无法迅速处理,这时,网络流量就会发送给在其它节点上运行的网络服务程序。同时,还可以根据每个节点上不同的可用资源或网络的特殊环境来进行优化。 与计算集群一样,负载均衡群集也在多节点之间分发计算处理负载。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缺少跨节点运行的单并行程序。大多数情况下,负载均衡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是运行单独软件的独立系统。但是,不管是在节点之间进行直接通信,还是通过中央负载均衡服务器来控制每个节点的负载,在节点之间都有一种公共关系。通常,使用特定的算法来分发该负载。 网络流量负载均衡是一个过程,它检查到某个群集的入网流量,然后将流量分发到各个节点以进行适当处理。它最适合大型网络应用程序,如Web或FTP服务器。负载均衡网络应用服务要求群集软件检查每个节点的当前负载,并确定哪些节点可以接受新的作业。这最适合运行如数据等串行和批处理作业。那些系统还可以配置成关注某特定节点的硬件或操作系统功能,这样,群集中的节点就没有必要是一致的。 3、高可用性群集 可用性(availability)当集群中的一个系统发生故障时,集群软件迅速做出反映,将该系统的任务分配到集群中其它正在工作的系统上执行。 考虑到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易错性,高可用性群集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群集的整体服务尽可能可用。如果高可用性群集中的主节点发生了故障,那么这段时间内将由次节点代替它。次节点通常是主节点的镜像,所以当它代替主节点时,它可以完全接管其身份,并且因此使系统环境对于用户是一致的。 高可用性(HA)群集致力于使服务器系统的运行速度和响应速度尽可能快。它们经常利用在多台机器上运行的冗余节点和服务,用来相互跟踪。如果某个节点失败,它的替补将在几秒钟或更短时间内接管它的职责。因此,对于用户而言,群集永远不会停机。 某些HA群集也可以维护节点间冗余应用程序。因此,用户的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即使他或她使用的节点出了故障。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会在几秒之内迁移到另一个节点,而所有用户只会察觉到响应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这种应用程序级冗余要求将软件设计成具有群集意识的,并且知道节点失败时应该做什么。 HA群集也可以执行负载均衡,但通常主服务器运行作业,而系统使辅助服务器保持闲置。辅助服务器通常是主服务器操作系统设置的镜像,尽管硬件本身稍有不同。辅助节点对主服务器进行活动监控或心跳观察,以查看它是否仍在运行。如果心跳计时器没有接收到主服务器的响应,则辅助节点将接管网络和系统身份。 在群集的这三种基本类型之间,经常会发生混合与交杂。可以发现高可用性群集也可以在其节点之间均衡用户负载。同样,也可以从要编写应用程序的群集中找到一个并行群集,它可以在节点之间执行负载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集群类别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 四、集群的科研应用 1、科学群集与并行计算 科学集群是并行计算的基础,在科研领域,如:天气预报,核试验模拟等领域,科学集群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科学集群涉及为解决特定的而设计的应用程序,需要有一定的学科背景知识,所以这里不作具体介绍。 2、负载均衡群集的远程 对于教育应用来说,负载均衡集群是应用面最广,最有潜力的集群应用形式。 随着网络教育的发展,网络教育系统的用户将成几何方式增长。由此而导致教育类网站的访问量大幅增长。由于教育网络资源很多是多媒体素材,包括音频、视频、动画等,这就会产生极大的网络流量负载以及额外的处理负载。 在这种情况下,单机的处理能力很快得到饱和,一种方案就是升级系统。升级系统的会导致服务器工作在降级模式下或服务器关机,对于客户来说,其效果和服务器遭受DOS攻击时的效果时一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网站在升级的过程中,比如(同学录),会不能访问或者有个提示:"系统升级中,请稍后再访问"。这个"稍后"的概念通常是半天左右;而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象google这样的网站,在比(中国同学录)的客户访问量上要大很多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google采用的是集群服务器。Google系统升级在后台进行的时候,其处理和IO负载被自动分发到集群中的其他服务器上,所以对于用户而言,几乎感觉不到在响应时间方面的差别。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添置新的服务器,但是在网络上,一台机器唯一的对应于一个IP地址,一个IP唯一的与一个域名绑定,客户需要在访问一个URL的时候得到相同的响应,而不是来自不同主机的不同响应。这就要求新添置的服务器和原有的服务器应该对外看起来就像一台服务器一样,而不是多台服务器。而这正是集群所产生的效果。 当教育网站的处理能力和IO能力超出单机的负载能力时,考虑性价比、运维成本、可靠性等多方面因素,集群技术就成为最佳的选择。下面给出一个集群技术在教育科研网中的应用实例。 五、实际应用方案举例 方案名称:宁波市教委教育与科研网络整体系统 按照宁波市教委的意见,要求在2010年基本上实现全市范围内教师、学生、家长共同使用互联网进行教学与管理。依据宁波市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增长趋势,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由此,教科网的构建成为整个目标的关键一环,其中包括了教育与科研网主干、教委办公系统、教委网上平台、网上学校、资源、内部E-MAIL等部分。而基于Turbolinux的整体教育解决方案以其出众的性价比、高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出色的担当了这一重任。 1、项目背景 1999年宁波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3078所,在校生95。28万人,教职工5。72万人。是年,全市新增了公安海警高等专校等5所学校,使全市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总数达到11所,在校生超过3万人。全市共有11185名学生升入全日制高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普通中等专业学校24所。成人中专22所,在校生4。2万人,有普通中学326所,在校生25.12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习的比例为78。81%,据全省第一,普职招生比例保持在4.1:5.9,城区已经基本普及高中段教育。小学1195所,在校生43.38万人。幼儿园2024所,在园幼儿15.05万人,幼儿园入园率达到93.64%。全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为100%。可以看到,宁波市的教育状况走到了全国领先的地步,而整个教育系统的上网也就提上了日程。 2、业务挑战 宁波教科网由于组成部分多,多功能需求也就比较复杂,大体包含以下部分。 2.1大容量邮件 根据规划,需要将市教委直属机关、宁波市区所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电子信箱集中放在教育和科研网络中心的电子函件服务器中。因此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容量估计需要10万。而且,今后可以依据需要扩充。 2.2LDPA; 为了保证整个网站的一致性和安全性,需要采用LDPA认证。 2.3支持Webmail: 为了方便使用,必须支持Webmail,用户只要使用浏览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邮件操作。 2.4Web 宁波市教委网站市一个为全市3000所中小学提供网上服务的平台。该平台应该以方便使用为目标,各个中小学、教委机构通过注册用户自己的网上信息。网管中心负责整个网站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工作 2.5办公自动化系统(OA) 教委办公信息系统的实现市整个教科网的软件实现的第一步,所以它不仅要在功能上能符合现在教委业务的需要,而且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必须和以后要实现的学校办公系统,教委义务管理系统、学校业务管理系统之间有很好的接口。另外在市教委系统和各县(市。区)教委系统之间有较好的接口。 2.6网上学校 包括课件、教师、学生、练习、答疑、讨论、点播、交互等多个部分 2.7资源 包括各种音频、视频、文本、动画等资源 3.项目实施 3.1Web系统 通过Turbolinuxserver和turboClusterserver构建WebServer集群。实现Web、FTP等服务的负载均衡和高可用性方案。WebServer为Apache。对于基于BS结构的OA系统。可以通过此接口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 3.2数据库系统 通过TurbolinuxDataServer+Oracle8i和TurboHA构建Database集群,提供高可用性的数据库,数据库为Oracle8i,通过TurboHA实现双击热备份功能。对于OA系统,可以提供可靠的数据库服务 3.3Mail系统 通过TurbolinuxServer和TurboHA为Mail系统提供稳定的系统平台 3.4OA系统 根据具体需求合作开发,使用TurbolinuxDataServer+Oracle8i为开发工具,该软件提供构建复杂的网站的开发、部署、服务等全套方案。系统硬件平台采用基于intel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器。 4.效果评价 该系统构建已经完成,预期的功能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对于宁波教委的日常工作、网上教育有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只是整个教科网构建的第一步,而宁波市教委也正在大力推广应用Turbolinux教育解决方案的经验,争取早日实现全市全校网上教学的宏伟目标。 六、结束语 集群技术是一种通用的技术,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单机运算能力的不足、IO能力的不足、提高服务的可靠性、获得规模可扩展能力,降低整体方案的运维成本(运行、升级、维护成本)。只要在其他技术不能达到以上的目的,或者虽然能够达到以上的目的,但是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采用集群技术。 科研领域一直是集群技术,特别是并行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但是对于教育领域来说,集群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即便在教育的如火如荼的今天,集群的教育应用也相当有限。我认为主要在于集群技术的教育应用还没有形成需求,对于当今绝大多数教育类网站,单机处理能力就可以满足其要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用集群技术。前文中列举了宁波市的教育应用方案,并不是说宁波市的教育网络应用必须要集群技术来支持,只能说这是turbolinux的市场运营的一个成功案例。事实上,这个案例也是turbolinux推广其产品的经典案例之一。集群技术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应用需求,至少要在远程教育形成规模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出现。 教育科研论文:人教育科研教学论文 近几年来,我校陆续开展了几项德育教改实验,如四川省教育科学基金课题“智力、个性、创造力”教改实验(简称“三优教育”)、“成人教育”实验、“全优化教学、全方位服务、全过程闭合式管理”实验(简称“三全教改实验”)等多项教育科研项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一、以德育人,因材施教,开展德育系列化活动 要在短短的三年或六年的中学阶段,为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任务十分艰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为我校题词:“重视以德育人,提倡因材施教”,按照这一要求,我校在德育科研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采取一系列扎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教育科研的着眼点。 1.加强爱国、爱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的教育 许多初进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在家庭里习惯以“我”为中心,到了一个新的集体,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自私,集体主义思想淡薄,缺乏关心帮助他人的观念。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明确向学生指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学校、班级,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史展览,组织同学们学习《新都一中一日常规》、《新都一中礼仪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我们还进行了“一、二、三”评比,即:“每日一做一讲”----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讲一讲值得学的人;“做人两善”----心地善良,不让人难堪;举止善意,不让人痛苦;“说话三要”----语调轻盈、言语清楚、讲话文明。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同学们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文明礼貌蔚然成风。连家长也惊讶:孩子回到家里,知道了谦让,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2.培养学生的动手自理能力,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 针对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情况,我们始终把教学做合一作为实验的基本方法,特别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忙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制定了“三从”规则:从课桌做起,书本用具摆放整齐;从课桌周围做起,保持整洁;从床铺做起,给自己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倡导同学们做“文明的新都一中人”,加强了课间10分钟“自理活动”。数月后,实验班的教室、寝室、公共区域成为全校最干净的地方。孩子们回到家里也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在班级管理上,我们实行“干部轮流制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担任班干部,为班集体服务。通过这一措施,同学们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3.改革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教学生会学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使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验班开设了“人才课”和“劳技课”。 “人才课”由班主任讲授,课题组全体教师设计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少年心理、学习策略等内容,其教育形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和心理咨询。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成立各科“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课题组为“成才教育”实验班增设了“劳技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生物标本,发明的烘干箱、多用开关等等在全国中学生发明创造展中获得了奖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二、建立多渠道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历来主张办开放性的学校,“学校要给人看”,应该打开大门欢迎“做父母的”?都来参观批评学校的工作。?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设立了“学校联系卡”,成立了“家长指导小组”,定期召开家长会,欢迎家长提建议、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实验班的办学思想和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状况及时向家长通报,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听取同学们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实验班还设立了“悄悄话笔记”?、“自我启发日记”、“自我成长卡”,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对班集体建设的建议,同学之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困惑等凡是不愿意告诉同学、父母的都可以用“悄悄话笔记”等方式,告诉班主任,使班主任能够及时得到同学中反馈的信息,并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进行及时调控。 教师是育人的园丁,又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体。我校始终重视教职工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在我校,以教改科研室、教研组为优秀的教科员,成为学校教育科研的主力军。在实验课题和德育系列化活动中,中青年骨干教师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通过教育科研提高了教育质量,也在教育科研中增长了才干。 教师队伍的素质在教育科研中不断提高。我校许多教师在教育科研中学会了选课题、收集资料、写阶段总结和结题论文。有19名教师在教育科研中边工作、边进修,?攻读在职硕士学位。全校教师每年向学校提交100多篇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水平大大提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才使我校成为四川省文明单位、德育先进集体,连年获市、县教育质量一等奖。 教育科研论文:德育教育科研论文 近几年来,我校陆续开展了几项德育教改实验,如四川省教育科学基金课题“智力、个性、创造力”教改实验(简称“三优教育”)、“成人教育”实验、“全优化教学、全方位服务、全过程闭合式管理”实验(简称“三全教改实验”)等多项教育科研项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一、以德育人,因材施教,开展德育系列化活动 要在短短的三年或六年的中学阶段,为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任务十分艰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为我校题词:“重视以德育人,提倡因材施教”,按照这一要求,我校在德育科研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采取一系列扎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教育科研的着眼点。 1.加强爱国、爱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的教育 许多初进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在家庭里习惯以“我”为中心,到了一个新的集体,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自私,集体主义思想淡薄,缺乏关心帮助他人的观念。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明确向学生指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学校、班级,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史展览,组织同学们学习《新都一中一日常规》、《新都一中礼仪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我们还进行了“一、二、三”评比,即:“每日一做一讲”----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讲一讲值得学的人;“做人两善”----心地善良,不让人难堪;举止善意,不让人痛苦;“说话三要”----语调轻盈、言语清楚、讲话文明。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同学们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文明礼貌蔚然成风。连家长也惊讶:孩子回到家里,知道了谦让,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2.培养学生的动手自理能力,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 针对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情况,我们始终把教学做合一作为实验的基本方法,特别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忙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制定了“三从”规则:从课桌做起,书本用具摆放整齐;从课桌周围做起,保持整洁;从床铺做起,给自己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倡导同学们做“文明的新都一中人”,加强了课间10分钟“自理活动”。数月后,实验班的教室、寝室、公共区域成为全校最干净的地方。孩子们回到家里也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在班级管理上,我们实行“干部轮流制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担任班干部,为班集体服务。通过这一措施,同学们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3.改革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教学生会学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使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验班开设了“人才课”和“劳技课”。 “人才课”由班主任讲授,课题组全体教师设计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少年心理、学习策略等内容,其教育形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和心理咨询。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成立各科“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课题组为“成才教育”实验班增设了“劳技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生物标本,发明的烘干箱、多用开关等等在全国中学生发明创造展中获得了奖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二、建立多渠道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历来主张办开放性的学校,“学校要给人看”,应该打开大门欢迎“做父母的”?都来参观批评学校的工作。?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设立了“学校联系卡”,成立了“家长指导小组”,定期召开家长会,欢迎家长提建议、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实验班的办学思想和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状况及时向家长通报,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听取同学们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实验班还设立了“悄悄话笔记”?、“自我启发日记”、“自我成长卡”,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对班集体建设的建议,同学之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困惑等凡是不愿意告诉同学、父母的都可以用“悄悄话笔记”等方式,告诉班主任,使班主任能够及时得到同学中反馈的信息,并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进行及时调控。 教师是育人的园丁,又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体。我校始终重视教职工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在我校,以教改科研室、教研组为优秀的教科员,成为学校教育科研的主力军。在实验课题和德育系列化活动中,中青年骨干教师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通过教育科研提高了教育质量,也在教育科研中增长了才干。 教师队伍的素质在教育科研中不断提高。我校许多教师在教育科研中学会了选课题、收集资料、写阶段总结和结题论文。有19名教师在教育科研中边工作、边进修,?攻读在职硕士学位。全校教师每年向学校提交100多篇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水平大大提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才使我校成为四川省文明单位、德育先进集体,连年获市、县教育质量一等奖。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论文撰写的一般步骤 一般可分为以下步骤: 1.确定题目 一般说来,在开始研究之时已经确定了课题研究题目,但课题题目和论文题目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尤其是一些周期较长、内容较广的教育科研课题,其研究成果往往需要通过几篇论文才能表示出来的。因此,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题目。它可以和课题研究题目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不论是否一致,一个好的论文题目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新颖。真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科学研究也都在不断完善和进步的,教育科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如果选择的题目,只是在前人的圈子里"原地踏步",教育研究就难以发展。因此,题目必须新颖。新颖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抓住最新出现的问题,即要有动向水平。具有开创性的题目,就很新颖。二是指在原有的问题之外,提出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也具有新颖性。 (2)宜小。论文题目一般不宜过大,即切口要小。题目过大,容易写得空泛,初写论文时更是如此。如《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这个题目就太大了,难以写好。因此,广大教师应该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选择一些小的题目进行写作。如《中学数学教研组管理初探》,这样的题目比较小一些,容易写好。有些大题目,则可以分成几个小题目来写,使论点更明确、内容更集中、论述更深刻。有必要说明,我们并不一概反对选大题目,只是就当前广大教师的实际情况而论,因一般教师难以集中很多的时间、精力来搜集资料,研究、撰写题目较大的文章。 (3)准确。这是指论文的题目和内容要名实相符,也就是说,题目要能准确地反映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一篇论文的题目可以是明确点明题意的,如《讲授法、讨论法、自学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效果的比较实验》;也可以是不明确点出题意的。如《影响初中学生道德行为的几个因素》,哪几个因素不具体指明、还可以问题式的,如《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无论用哪种形式,题目都应该能确切地反映所要研究的问题,反映所要论述的内容。 (4)简短。题目要简短明,使人看了一目了然,马上就能明白作者想要论述的问题。如果题目过长,或过于拗口,就会影响阅读者的阅读心理,减弱兴趣。如《讲授法、讨论法、自学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效果的比较实验》,这个题目就显得太长了些,可以改成《中学语文教学中三种教法的比较实验》,省去十个字,题目更简短明确,也没有违背原来的题意,阅读者看了,同样能理解论文所要研究、阐述的问题。那么,怎样选题呢? 选题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选题必须恰当,如果选题不当,论文就可能"流产",或没有多大价值。因此选题是论文成败的关键。选题总的原则是: 第一,要选择客观上有科学价值的课题。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化教育改革的难点、重点、热点);带普遍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客观课题;带局部性、具体性的微观课题;教育实践中的新发现、新创造;空白的填补,通说的纠正,前说的补充。 第二,要选择主观上有利于开展的课题。自己是否有浓厚的兴趣;能否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课题大小是否适中;是否占有资料或占有资料的条件;是否能得到师友同行的指导。 2.拟定提纲 题目确定之后,就要根据题意,拟定写作提纲,对论文的基本框架和总体布局进行设计、安排。因此,提纲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的写作设计蓝图。 (1)提纲的种类。提纲一般可分为简单提纲和详细提纲两种。 ①简单提纲。简单提纲的特点是比较概括,只列出论文各部分的大小标题,对如何具体展开论述则不涉及。一般说来,有一定论文写作经验的研究者,往往只列简单提纲。 ②详细提纲。详细提纲除了列出论文各部分的标题外,还在每一个标题下较为详细地写出所要阐述的内容的要点。因此,详细提纲实际上已近似于一篇论文的摘要。初写论文者,可尽可能地把提纲列得详细些,以便写作时较为顺手。 (2)提纲的要求。一份好的论文写作提纲,一般要求能做到三点: ①安排好全文的布局。如主要论点与次要论点的排列,论证的逻辑展开等,使论文各部分结构严密,条理清晰,推论合乎逻辑。 ②安排好材料的使用。如基本材料和副次材料的排列,各部分、各个论点下需要枚举的材料等。使研究过程中搜集和积累下来的大量材料组成一个层次清楚的有机结合的整体,提供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和事实。 ③安排好论文的篇幅。如全文大约多少字,各部分大约多少字。有了这个安排,写作时就可以更有计划,避免东拉西扯,离题太远。至于一篇论文到底以多长篇幅为好,这并无规定。评价一篇论文的水平优劣和质量高低并不是看字数的多少,而是根据论文的科学性、学术性、理论与应用价值等等。因此,论文的篇幅应该根据题目的大小,掌握资料的多少而定。一般说来,篇幅过短,难以把问题分析得深刻、透彻。同样,洋洋数万言的论文也不容易写好,很容易变成资料的堆砌,杂乱无章。从当前教育科研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篇论文的篇幅一般以四千到八千字左右为好,这也比较符合阅读者的心理。 3.论文写作 拟定了提纲后,就可以按提纲进行写作。由于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研究者的写作水平、习惯等也不一样,因此,论文写作过程往往因人而导。但下述四点是写作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应加以注意。 (1)注意立论、推论和表述的科学性。论文是科学研究的结晶,丧失了科学性,论文就不成其为论文了。因此,在写作中,提出论点,运用概念,进行推论时都应该充分注意是否科学、严谨,任何夸大其辞的表述都会降低论文的质量。 (2)注意论点、论据和论述的逻辑性。一篇好的论文,必须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述严密,形成三者间的逻辑统一。因此,只有观点,没有材料,固然会使人觉得空洞无物,缺乏说服力;但不加取舍,大量堆砌材料,同样也会使一篇论文不得要领,缺乏深度;而有了论点、论据,却缺乏合理、严谨的论述,仍然会使人感到杂乱无序,理不出头绪。因此,在写作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对搜集到的大量材料进行提炼、取舍,精选出最有价值的论据,来支撑论点。同时,在论证过程中,层层论述,以便论点、论据、论述三者间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 (3)注意数据和文字表述的有机统一。为了科学、准确地表述研究成果,在一篇论文中必须提供数据,尤其是观察报告、调查报告、实验报告以及测量报告等以直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更要十分重视数据。但是,有的初学论文写作者,便因此认为只要有数据,就可以证明研究的成功,从而在论文中大量罗列数据。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一篇论文中,数据只是供作分析的素材,主要的部分还是文字表述。 缺乏数据固然会削弱说服力,只有数据则会混同于统计报表。因此,在论文写作中,应该有选择地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同时,也应该重视对数据的逐层分析,展开充分论述,才能使论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理论深度。 (4)注意典型分析和一般分析的结合。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典型分析,通过对典型事例的解剖和分析,来论证某个观点。近年来,在教育科研中,随着计量研究的兴起,人们又转而重视对总体、一般的分析。其实,两者各有长处,典型分析较为生动、丰富,但往往缺乏普遍意义。而一般分析正好与之相反。因此,在论文撰写中,应该注意两者的结合使用,才能更具有说服力。例如在一篇运用数学自学辅导教学法提高差生成绩的实验报告中。 研究者列举了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对实验对象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实验的有效成果。如果能再补充一些典型事例,如某个原来十分突出的差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情绪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就可以使论文更丰富、充实,更有深度,从而也可以更为有力地表明、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效。 4.推敲修改 论文写完后,不仅对文章的立论、结构要进行认真推敲,而且对每个句子、字词,甚至标点都要细加斟酌。在论文修改时,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作者对自己的文章难以割爱,明知是多余的,却总不想删去。鲁迅先生曾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章的修改就是删削。通过删芜去繁,使论点更为突出,论证更为有力,文字更为精炼。 首先,要作严格的自我审阅,自我修改。对此,最好先把稿子放一段时间,头脑冷一冷后,再用第三者的眼光,跟文章保持一定的距离,较客观地进行阅读,这样可能更容易发现问题。总之,在写作时,要能钻进去;在修改时,要能跳出来。在写作时,要"深信不疑",在修改时,要"吹毛求疵"。甚至要把自己放到论敌的位置上,从鸡蛋里挑骨头,越"苛刻"越好。如果带着"自我欣赏"的情绪修改自己的论文,那就必然难以下笔。 其次,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还可以请周围的老师或同行审阅,以征求更多的修改意见。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问题,论文撰写者自己难以察觉发现,旁人却很容易看出来。在请别人阅读指正时,一要诚恳,抱着诚恳的态度虚心请教,别人才会以诚相见。 提出修改意见;二要虚心,对于别人提出的意见,要认真考虑,寻求其合理性,认真进行修改。 俗话说,好文章是磨出来的。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正是在不断的推敲修改基础上形成的。 5.誊清 论文修改完毕后,不论是投稿,还是参加某个学术会议进行交流,都要誊写清楚。誊清时应注意以下四点。 (1)自己誊写。誊清过程实际上是对论文进行最后一次修改的机会,自己誊写,发现问题可以再做修改。 (2)誊写要规范、整洁。有些字形相近的字要写得端正一些,不要杜造简化字。如果能字迹美观,当然更好,但至少要做到工整、清楚,使人容易辨认。 (3)用方格稿纸誊写,一字一格,标点符号占一格,每页标明页码。 (4)誊清后,再认真仔细地核对一遍。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最好打印,在计算机上是很好修改的。 6.署名和致谢 (1)署名。论文的著名者应是积极参与整个研究过程,并对全文的观点和依据有全面而一致的认识,以及对论文承担学术责任者。有些集体研究的课题成果,可以用课题组署名、对执笔者加以说明。 署名一般放在论文题目下面。有些集体署名的,可以在正文后面列出课题组参加者的名单。 (2)致谢。对在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给以切实指导和帮助的老师、同志应该致谢,这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学术道德,也是应有的文明礼貌。致谢一般放在全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另起一行,加括号。 教育科研论文:教育科研论文的撰写的概念和类型 教育科研论文的撰写的概念和类型 (一)什么是教育科研论文 教育科研论文,简称教育论文,它是用来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描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教育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而不是一般的“收获体会”,教育论文应有学术性,所以它是学术论文。 理解教育论文可以从两点来把握:教育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教育研究的一种手段,教育论文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二)为什么要撰写教育论文 1.教育科研成果需要总结、记录、表达 教育科研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维活动,并且又需要把其科研成果描述出来让别人了解。我们进行教育科研、思考问题,只凭脑子想是不可能的,需要用文字把思考的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加工、整理、提炼,记录下来,使创造性的思考一层层展开,一步步深入,并在纸面上视觉化,以使课题得到解决。 2.教育科研成果需要推广交流 教育科研成果要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得借助教育论文把它描述出来,公诸于世,进行交流,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翔实的材料和科学的依据。 3.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撰写教育论文,既能反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又能反映其业务能力、创造能力;既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又可以提高其科研能力(思维的系统性、明确性;分析、归纳、演绎、判断、推理能力);既可以把它作为考核知识、检查能力、锻炼思维的手段,又可以把它作为职称、职务晋升考核的依据。 可以这评说,教育论文是检验写作者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理论修养的“窗口”,是考核知识水准、业务专长的标尺;同时,撰写论文是训练思维的过程,也是关心社会,关心未来,扩大视野的过程。所以,无论是从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还是从延长学术生命的角度,我们都必须回有所进地写作教育论文。苏联学者A•H鲁先生在《创造心理》一书中说:“发表科学论文是衡量科学家创造才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创造才能的高低。”这正说明了研究是前提,是基础,论文是“窗口”。撰写教育论文无论是在提高教师素质和促进教育科学的繁荣上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教育论文的特点 教育论文应较系统和专门地讨论与研究教育科学领域中某种现象或问题,思考和动笔都是从科学研究这个目的出发的,比一般论说文更富理论色彩和专门性。它涉及的范围较广,在教育科学这个辽阔的领域中,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观察和分析有重要价值的现象和问题。它不象一般论说文那样,可以就具体事件议论得失,评定是非。它的生命力及其价值,是在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内容上的创新意义。它比一般论说文更强调新意(即新见解、新成果、新思想)。 1.学术性 教育论文是学术成果的载体,是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产品。它侧重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抽象地、概括地叙述或论证,其内容是系统性的、专门化的、因而,这种文体必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不是教育现象的外部直观形态和过程,而是教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具有深思熟虑的学术见解,但又不是偶感式的杂谈或社会性议论。教育论文中,某一教育现象也不象“经验”那样完整、具体、形象地反映着,而是按照思维的认识规律被解剖、抽象地反映着。它致力于表现教育的本质,揭示教育的规律性。它与教育、教学经验文章相比较,它是理论的。虽然它要取材于某一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但不叙述其细节,只是经过提炼,“抽象地反映”并上升为理论,写成论文。教育论文如果没有学术性也就失去了教育论文的资格。所以,学术性是教育论文最起码的条件。 2.科学性 教育科研的任务是要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建立和丰富教育理论,使之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南。这就要求作者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对引进的教育理论、经验,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都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带个人偏见,不能主观臆断或凭空说教。在立论上,应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即必须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论点的提出必须以切实、准确、真实的科学依据为前提;论据,要求要在周密的观察、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最充分、典型、新颖、确实有力的材料(理论材料和事实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证上,应是系统的、完整的、首尾一贯的,是经过周密思考,严谨而富有逻辑效果的论证。它包含在内容上的充实、成熟、先进、可行;表述上的准确、明白、全面,无懈可击,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不成其为教育论文。所以,我们说科学性论文的生命。 2.创造性 教育论文要求作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敢于革新陈腐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有创新意义。能在对教育领域的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没有涉及的新问题;能对别人研究过的问题采取新的角度或方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新观点或新结论;能在综合前人研究结果(或经验)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开掘新意;能在别人争论的课题中或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比较分析,在弄清彼此的分歧争鸣点的基础上,做出与已有结论不同的结论;能用新鲜的材料(事例、数据、史实、观察所得)来证明已证明过的问题,探索新意向;能运用中外教育领域里的最新信息资料、情报,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经验理论、概念,增强教育论文的时代色彩或现代化意识,从而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设想,探索新体系、新方法,开辟出新的改革之路,推动教育发展的新进程。所以,创造性是衡量教育论文价值大小和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如果教育工作者没有独特的真知灼见,没有创新,只有继承,那么,教育改革也就难于深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也就是一句空话。 4.理论性 教育论文的理论性是指论文的理论色彩,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科学观点和有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有理论高度的论文。在具体表达科研成果上,要符合教育规律、教育原则的新要求;要从具体事物出发,把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做出科学的结论,做到以理服人;要在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的探讨论论证和表述的过程中,运用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学校教育管理学和专家对教育的论述以及专业性名词术语、理论概念,并溶化或融合为论文的内容,使论文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所以,理论性是教育论文深度的标志。但一定要深入浅出地表述复杂的科学道理;要用通俗简明、生动形象的语言让读者感到平易能读,平实易懂,使论文发挥交流、传播、推广科研成果的作用,进而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5.探索性 探索就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新的观点进行探讨、寻找、搜索、求取,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没有探索,也就没有科研成果。因此,探索性是贯穿教育论文始终的一条红线。即在撰写教育论文中,对教育科研中涉及比较复杂的现象和问题,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多层次的比较,并进行认真分析,反复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或意见和办法;要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党的教育方针为客观指导,根据传统教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探索教育领域里我们还未明白还未掌握的教育教学规律,探索未来的教育教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应当怎样实现新的目标。此外,针对现实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总结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探索性工作;而正确地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寻找论证的新角度、新方法,寻找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教育论文应体现出作者的探索个性(特点),探索个性越鲜明,论文越有创造成果。所以,探索是科研的前提,也是撰写论文的前提。 6.实用性 教育论文应面对现实,针对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探讨,并力求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达到“有的放矢”地指导人们新的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根据现实需要,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阐述和交流学术见解,既及时指导教育实践,又补充、丰富、扩展教育理论。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所以,实用性是撰写教育论文的目的意义所在。 (四)教育论文的类型 1.从教育论文的内容上分 (1)创新性论文 如《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一文,是作者在市场经济对学校挑战的情况下,对这种“冲击”究竟怎么看,办学路子究竟如何走,人生价值的取向又该怎么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问题看得深,道理讲得透,笔锋尖锐,说理性强,富有新颖独特的真知灼见,体现了教育论文写作的归宿和价值。 (2)商榷性论文 如《画“X”、画“V”与思维发展——与ⅩⅩⅩ教师商榷》一文,作者是针对ⅩⅩⅩ老师在《标准化考试命题法语文科不可行》中所提出有关“让学生画‘X’、圆‘V’”,“思维能力得不到发展”,“很难阅读和理解其它学科的教材和资料”、“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此进行问题商榷,智力碰撞,学术交锋。 (3)补说性论文 如《简评〈坚持到课堂集中精力抓教学〉》一文,是作者针对被评文章的两个问题(即校长“要坚持站在课堂上”和校长应从“教学常规”、“教学改革”、“教学评估”方面抓教学),在充分肯定原作者的观点的基础上,一方面提出了“只有善于教学的校长,才能引导教师把教学工作搞好”、“校长‘坚持到课堂’是抓好教学的首要条件或关键措施”的观点,并紧扣原作者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剖析,深入的阐述;另一方面对校长从“教学常规”、“教学改革”、“教学评估”抓教学的做法,又在原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2.从教育科研的角度分 (1)经验型论文 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直接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是取得成绩的原因和条件。经验型教育论文就是经验总结的理论升华,就是经过优化组合的理论总结。 撰写这类论文,要把自己在经过认真实践、探索、试验中得出的成绩、效果、体会、感受和认识,在总结经验、选择经验、分析经验、论证经验的基础上,把收获最大的一点,体会认识最深的一点,做法最有成效的一点,抓住其本质,进行思考和发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论点;并在经过论证之后,使原有“经验”转化为具有总结性、独创性、理论性的论文。 如《要把学生引进客观生活中去》,其题材就来源于作者亲身实践的真知灼见。作者认为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创造力以适应教育要面向未来的要求,小语教学应把学生引进客观生活中去。如何“引进”呢?作者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增强客观生活对育人力度的认识,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格局”;二是“灵活引导学生认识教材与客观生活的密切联系”;三是“把握教材与客观生活的联系,组织教学活动”;四是“激发个体创造动机,协调教材与客观生活的联系”。这四点实际上是作者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 再如《教导工作的五个实》,作者是从“中学教导处作为负责学校教学工作的行政机构,怎样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提出问题的。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思想要现实”、“计划要落实”、“目标要落实”、“检查要扎实”、“总结要真实”。这“五实”就是五个分论点。 (2)研讨型论文 它是专门分析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性文章。它着重针对当前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或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意见和办法或方案和措施。 撰写这类论文,所研讨的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确凿可靠的材料为立论的依据,重在以事论理;其结论(研讨结果)要符合客观实际,要有独到见解和实用价值。 如《作文教学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应该克服——小学作文指导现状分析》,就是一一篇遵循以“发现(小学作文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问题——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撰写的一篇研讨型教育论,作者通过发现和分析当前小学作文“在目标上追求近期效益”、“在方法上寻求‘立竿见影’的模式”的倾向所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作文教学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应该克服”的观点。文中以大量确凿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了分析研究,找出了问题产生、存在的原因。认为“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缺乏教学理论的指导,……满足于指导方法上的‘移植’……”;“教师习惯于‘一言堂’的权威性发言”。因而“采取简单的‘大呼隆’的程式,不懂得引导学生自觉地去经历作文的全过程”。同时,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再如《农村小学作文教学现状审视与对策》,作者首先指出并分析了当前农村小学作文“缺乏‘农’味,个性不强”;“起步较晚,数量不足”“训练无序,方法不当;“恶性循环,质量不高。接着,在对策中提出了“从农村小学作文教学整体入手”,“实现‘三个转变’”其具体对策是:①训练序列化;②内容扩大化;③形式多样化;④习作量次化;⑤指导全程化;⑤管理科学化。 (3)评述型论文 它是针对教育、教学领域内在一定时限里的活动、情况、现象、论争、做法、特点、教派、问题等进行专项综述和评析的论文。 撰写这类论文,在选择评述对象时,要考虑它的影响作用以及作者的兴趣和能力;要加深对评述对象的理解,提高对评述对象的认识,并以教育方针、政策、法规以及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为准绳,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采取先综述情况(或观点、或做法),在一一评析之后,再从整体、主流、本质上作总评价,或述评结合,一达一评。总之,都应具体提出自己的新发现、新见解或新构想。 如《对教学规律反映的升华——评“有指导的尝试原则”》,就是一篇以评述邱学华《试探“有指导的尝试原则”》一文为评述对象的评述型论文。论文认为“‘有指导的尝试原则’是对教学规律反映的一次升华,是对教学论的发展”。作者紧扣邱学华的文章,提出了“‘尝试性原则’揭示了‘教’与‘学’概念的全面涵义”、“‘尝试性原则’强化了‘学’的动力系统,使‘教’更有针对性”、“‘尝试教学’充分发挥教学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新见解,并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和有力的论证。这实际上是对邱学华“有指导的尝试原则”进行的真实、具体、中肯、全面的评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评价。 再如《素质教育研究综述》是一篇以评述素质教育研究为对象的评述型论文。作者综观“八十年代后期素质教育研究在我国兴起,到九十年代伊始,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了热潮”的现状,从“素质教育兴起的背景”、“素质教育研究的现状和热点”、“素质教育研究发展的趋势”等方面在讲自己新发现、新见解的同时进行了评述。 (4)学术型论文 学术型论文是专门系统研究教育、教学领域的理论问题和表达科研成果、阐述学术观点的高层次论文(它并不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论文不具备学术性)。 撰写这类论文,选题要求比较严格,一般篇幅较长,份量较重,论题必须与之相适应;它所提出的论点,就是对论题的创新见解;选用的材料要达到必要、确实、新颖、充分、协调的选材标准;它特别强调新事实、新理论、新数字、新动态,整个内容要富于很强的理论性、创造性、论证性,以体现浓郁的理论色彩;在结构上,可参照一般学术论文构成的基本型安排整体结构。 如《适应未来,改革课堂教学》就是一篇针对我国当前学校课堂教学现状,着眼未来,专门而系统地阐述并论证了改革课堂教学具有创新观点的学术型论文。作者在绪论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新的世纪将带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现在在校学生中都是21世纪初叶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力军。”但同时也指出;“传统的教学体制和方法,难以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出新世纪所需的创造型人才,因此,必须全面改革才行。”接着,在本论部分,作者从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出发,在“要改教学指导思想”、“要改课程结构”、“要改教学方法”、“要改教学手段”、“要改考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并阐明了自己新的学术观点。 再如《试论基础教育中的“优教优价”》,是作者针对“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十分活跃,改革的规模、速度和深度空前未有”;“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却步展将册,步子不大”;“久之,必将贻误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可采用‘优教优价’的办法来解决基础教育的困境”。全文从“实施‘优教优价’的必要与可能”、“‘优教优价’的作用”、“实行‘优教优价’的措施”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阐明了自己独特新颖的学术见解。 此外,从立论的角度分,还可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二、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和结构 (一)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 教育科研论文依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的不同,而有多种写作格式和体例。依据研究方法和获取资料的不同,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可分为如下三类。 1.以直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主而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观察报告、教育调查报告、教育实验报告、教育测量报告等。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通过对某一教育现象、事件进行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研究,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论文。 这类以直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论文,在写作上除了与其它体例的教育科研论文具有共同的要求外,还有两个应特别强调的要求: (1)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等必须写得完备清楚,以便别人根据同样的条件进行验证,或做更深入的研究。 (2)格式要求较为规范。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表述形式,才能更好地反映研究工作及成果的特征。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都是比较规范的教育科研基本方法,因此,其表述形式也就相应地要求比较规范。所以,应该努力写成规范的观察报告、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或测量报告。 2.研究间接的第二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史论文、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等。一般说来,这类研究的跨度都具有时间长(古今上下几千年)、空间广(国内国外)的特点,研究者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只能通过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通过查阅文献,获取间接的第二手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如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者不可能再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中去作调查研究,而只能通过阅读孔子的著述以及记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史籍来进行研究,分析孔子教育思想的特点、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等,从而对孔子其人的教育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类论文,由于主要是通过第二手的文献资料进行间接研究、撰写的,因此,掌握资料的全面、确切与否,往往对论文质量产生前提性影响,直接决定论文质量的高低。 3.综合运用第一、第二手资料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经验总结报告、专题教育教学研究文章等。由于这种论文往往事先没有明确的课题研究计划,只是在一段时间的教育教学实践后,取得了某些成功或形成了某种观点、看法,于是从结果逆向考察原因,总结有效的教育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这类论文中既有实践中获得并积累下来的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也有文献理论中借鉴而来的间接的第二手资料。如一位优秀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颇有办法,也取得了不少成功。在他撰写的经验总结报告中,就既有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素材,又吸取了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国内外其他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观点、做法。 这类论文尽管事先没有明确的课题研究计划,但一旦决定撰写后,同样需要制订计划。如撰写经验总结报告,就必须先制订总结计划,确定总结的题目、内容、方法,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总结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比较、综合、归纳,提炼出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经验,然后撰写成一篇教育经验总结报告。 应该说明,上述分类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如以直接的第上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等也需要应用有关的第二手的文献资料。同样,以间接的第二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中,也会出现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途径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上述分类只是相对而言的。 (二)教育科研论文的基本结构 不同体例的教育科研论文,其结构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就教育科研论文的一般结构作一阐述。一篇论文,一般都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 1.题目 用一句话点明作者所要研究的问题,如《基础教育发展战略刍议》,说明该文研究的是有关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在一些规范的研究报告中,题目最好还应该点明研究方法,如《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说明该文研究的是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思维品质,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实验法。 2.署名 题目下面署上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以示文责自负。 3.引论 这是一篇论文的前言。不同体例的论文,引论部分阐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如调查报告主要写明调查的目的、原因、意义等;实验报告则主要写明实验的缘由、目的,提出假说。但不论何种体例、类型的论文,其引论部分都应该符合两个要求:(1)交代清楚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前人的研究状况以及本课题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2)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只要点明问题即行,不必多加铺叙。 引论部分在论文中可以冠以明确的标题,常用的如“问题的提出”、“调查目的”、“引言”等,也可以不加标题,只在立论的前面写上一段话。一般说来,规范的研究报告通常都冠以标题。 4.主论 这是一篇论文的主体。在主体中,作者提出自己的论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展开充分、严密的论述,证实或推翻某一观点。不同体例的论文,对主论部分的格式要求也有所不同。运用文献资料为主进行研究的论文,一般都将主论部分分成若干部分,或加以标题,或标以“一”、“二”、“三”等,逐层展开论述。而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测量报告等规范性要求较高的论文,则将主论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1)研究方法。即写清楚研究对象的情况。如调查或实验对象的年龄、性别、取样方式、样本容量、控制条件、调查项目或实验因素、研究结果的检验方式、操作步骤等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即把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数据进行整理后展示出来,或用图、表,或用文字描述。根据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推理,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 (3)讨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还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如对研究结果的理论分析,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局限性,研究成果的可靠程度与适用范围等等作进一步阐述。 5.结论 这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小结,简要归纳所获得的成果或观点,也可以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方向。在调查报告中,这一部分应着重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6.引文或参考文献 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和发展的,教育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广泛地阅读文献资料,参考已有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和突破。但是,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凡是引用了他人的材料或研究成果,都必须加以说明,注明出处。 引文加注的方法有许多种,在论文中使用最普遍的主要是下述三种: (1)夹注。即在引文后直接加注说明出处。 (2)脚注。又称页注,即在本页下方注明该页中所用引文的出处。 (3)尾注。即在全文末尾加注本文中曾使用的引文的出版。 在采用脚注或尾注时,应按引文出现顺序标明数码,即在引文右上角用小圆圈和阿拉伯数字标注。 引文注释的内容应包括作者姓名、书刊名称、文献篇名、卷数、册数或期数、页码(期刊可不注明页码)、出版单位和时间等。 教育科研论文:地理新教师如何选读教育科研论文 摘要:地理新教师从海量文献中选取阅读与学习论文的程度,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效率与成长速度。本文以《地理教育》杂志为例,说明地理新教师应该如何选读教育杂志上的教育科研论文。 关键词:地理新教师;选读;教育科研论文 在获取电子版本教育杂志论文日益方便的今天,如何指导地理新教师从海量文献中选取阅读与学习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效率与成长速度。那么,除关键词搜索外,地理新教师应该如何选读教育杂志上的教育科研论文?笔者以《地理教育》杂志为例,归纳出如下六个方面。 一、选读专业发展经验体会方面话题 阅读这类文章,可以帮助新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少走弯路,在短时间内熟悉教育教学业务,并且找到自己专业发展的支点。 例如,2015年第1期于吉海的“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的‘机缘’与‘巧合’”认为教师的成长在工作的前6年比较重要,这一阶段的学习历程将会决定后续的发展水平;作者结合自己的成长过程,谈了教师专业成长中经历的一些“机缘”与“巧合”,归纳出通过名师导航、优质课竞赛、学术会议参与、课题研究、论文撰写、试题命制等方式,可有效提高地理教师的专业素养,从而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又如,2015年第9期张洪杰的“名师工作室引领地理教师专业成长”通过对名师工作室成员专业成长不平衡现象的分析,提出名师工作室引领下教师的专业发展策略;作者指出名师工作室只是为工作室成员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对专业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它属于外驱力,真正的专业发展还要靠自身的内驱力;名师工作室成员一定要明确自身专业发展目标,并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逐步提高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以及对课标、教材、教法和学生的研究能力,最终实现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选读当前教学工作中需要参考话题 如果最近正在给学生讲区域地理内容,以下文章可以进入你的视线。 2015年第6期梅国红、陈涓的“基于地理学科素养的高二区域地理有效教学策略探讨”,指出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二区域地理教学应选取典型案例,采用问题探究和思维建模的教学思路,培养学生地理学科素养;区域地理的复习应在学科思想的统领下,以培养地理学科素养为目标,注意创设思考情境,设计有思维递进关系的“问题链”,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将各地理要素用系统地理的基本原理进行内化,统整成地理综合体,由具体规律推导出一般原理,将知识与技能进行迁移,去分析、解决实际地理问题,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2015年第10期史珊珊的“刍议区域地理‘归图法’的运用策略”认为区域地理经常作为高考试题载体,要求学生能够从区域中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区域地理知识,将所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知识落实到具体区域中,而归图法是指将认知对象同时以图、文形式表达,可有效利用左右脑思维,促进知识的获取、内化、交流和应用;归图法的运用有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知识整理能力,通过对所学知识的组织与反思,回顾和体会所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思维过程,进一步洞察地理学科知识的内部联系,完善学生的地理认知结构,提高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 三、选读教学方法改进与探索方面话题 探索教学方法的改进,是每个一线教师时常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他人往往已经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 例如,2014年第10期陈书来的“太阳高度角教学新思路浅析”,利用图像辅助有效整合教材内容,站在学生易理解、能探讨的角度突破知识重难点,这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总结出正午太阳高度角的时空变化规律及计算方法,不但会使较抽象、理性的知识点得到思考和探讨,而且在学生理解探讨过程中,让知识变为较形象、感性的问题解决过程,通过实用案例互动探讨,对知识点理解与掌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又如,2015年第4期叶慧的“‘五步法’讲评综合题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以讲评一道“中国水稻分布”的试题为例,说明“图文重审―错因评析―变式训练―能力提升―试题质疑”的“五步法”,使讲评课做到以生为本,做到题目让学生“审”、错因让学生“评”、变式让学生“练”、方法让学生“结”、问题让学生“提”;重知识更重能力,重方法更重应用,重结果更重过程,重解决问题更重提出问题。 四、选读学科教育发展前沿与热点话题 例如,2015年第1期陈胜庆的“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指向的地理教师专业发展”侧重探讨全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地理教师提出的新目标与要求,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本意是促进中学各门学科发挥育人价值,促进中学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并从“从育分到育人”、“从课内到课外”、“从感性到理性”、“从个人到团队”几个角度指出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指向的地理教师专业发展的丰富内涵。 又如,2015年第4期李家清、常珊珊的“优秀素养:深化地理课程改革的新指向”在界定地理优秀素养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从地理课程目标的嬗变、国际地理教育发展的趋势、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地理学科特性的视角,讨论地理优秀素养框架体系的建构,对课程标准修订、教学实践变革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等的深度跟进提出了建议。 五、选读切入点较为新颖话题 例如,2015年第5期陈昊的“也谈地理教学的‘课魂’”结合六个案例从四方面阐述地理教学的“课魂”:用“课魂”构筑地理知识框架,形成课标化的课堂;用“课魂”体现地理现实意义,拓展生活化的课堂;用“课魂”激发学生求知欲,营造情感化的课堂;用“课魂”进行世界观教育,创设理性化的课堂。 又如,2015年第9期许琴、李俊峰的“翻转课堂中知识内化阶段教学方式的探讨”以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为例,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和学生认知水平差异,归纳翻转课堂在课堂内化阶段的三种不同教学方式,即达标―拓展型、释疑―点拨型和探究―拓展型,为中学地理教师进行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六、选读擅长或感兴趣话题 假如你曾经读过或写过“巧解地球运动问题的‘基本法+突破点’策略”这样的文章,相信对以下文章也会感兴趣。 2015年第8 期孔祥群的“‘地球运动’的解题核按钮”结合七个典型案例,分六个大类分析了如何快速准确地解答“地球运动”相关试题这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2015年第8期王成勇的“光照图中的三线关系”指出三线(经线、纬线和晨昏线)光照图是光照图中常见图形,源于基本光照图却又较为抽象,但无论图形如何变化,抓住光照图的基本原理是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理顺这三线的关系,将抽象的光照图转绘成直观的光照图,将局部光照图还原到全球光照图中,就能化繁为简,逐步培养自己的空间观,顺藤摸瓜捕捉图中信息,从而顺利完成解题任务;同时,对基本光照图的分析归类,便于理解地球运动的基本规律,在解题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此之外,新教师还可以选读命题方法或当前趋势与评价方面的话题、选读自己认识的同行或专家的文章、选读学科发展前沿信息及论文评比、研讨会信息等。新教师大都具有强烈的上进心,都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好、更全面的发展。要有意识地引发和培养新教师的成就感,满足他们的成功需求,努力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条件,使他们的个性、才能得到锻炼、发挥和完善。 教育科研论文: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特点和结构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特点和结构 写论文一直都是数学教师比较头痛的事情,但如果抓住了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特点,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了解了结构,就知道怎样谋篇布局,写出符合要求的论文。 一、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概念、特点 (一)数学教育论文的概念 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简称数学教育论文,是数学教育工作者对某些教育现象、教育问题进行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和探讨,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或站在新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和论证的一种理论性文章。它不是一般的心得体会,而是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数学教育科研论文也包括课题研究的调查报告、经验总结、课件范例等。 (二)数学教育论文的特点 1科学性(严密、准确) 写数学教育论文就像做证明题一样,需要包涵主要思想(论点),搜集的数据、图片、资料等佐证材料(论据),研究的方法,过程(论证);结果(结论)。在立论上,应从实际出发,论点的提出必须以切实、准确、真实的科学依据为前提;论据,要求在周密的观察、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最充分、典型、新颖、确实有力的材料(理论材料和事实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证上,应是系统的、完整的、首尾一贯的,是经过周密思考,严谨而富有逻辑效果的论证。要写出好的论文,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如果理论知识是错的或不严密,保证论文的质量就是一句空话。 2创造性(新颖、特别) (1)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教育论文要求作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敢于革新陈腐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有创新意义。①能在对教育领域的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没有涉及的新问题;②能对别人研究过的问题采取新的角度或方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新观点或新结论;③能在别人争论的课题中或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比较分析,作出与已有结论不同的结论。创造性是衡量教育论文价值大小和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 (2)创造经济财富。以前,有个系主任酷爱搞科研,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他办公室,他都在电脑前修改论文,据他自己讲,每年他靠所得的稿酬就有十几万。由此可见,,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理论、科研水平,而且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3可读性(通俗、易懂) 为了便于传播和交流,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述应具有可读性。语言必须准确、通俗,尽可能使用简洁的语言,要让相关专业人士读懂,专门的名词术语可以用,但不能故弄玄虚。 4实用性(目的) 数学教育论文应面对现实,针对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学术上的研究讨论,并力求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有针对性地指导人们新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二、数学教育科研论文的基本结构 不同体例的数学教育科研论文,其结构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就教育论文的一般结构进行阐述。一篇论文,一般都由题目、署名、摘要、引论、主论、结论、致谢、参考文献等八个部分构成。 1题 目 用一句话点明作者所要研究的问题(必要时附上副标题),在一些规范的研究报告中,题目最好还应该点名研究方法。如《如何在数学教学中提高初中学生的计算能力初探》,说明该文研究的是如何在数学教学中提高初中学生的计算能力,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实验法。 2署 名 题目下面署上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以示文责自负。 3摘 要 摘要是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和结论等,而重点是结论。常用语言格式为:“本文采用……方法,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归纳、总结等),得到……的结论(效果、目的)。”摘要一般不宜超过200~300字。 4引论(引言) 这是一篇论文的前言。不同类型的论文,引论部分阐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如调查报告主要写明调查的目的、原因、意义等。引论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1)交代清楚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前人的研究状况以及本课题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2)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只要点明即行,不必多加铺叙。 5主论(正文) 这是一篇论文的主体,是优秀部分,占主要篇幅。在主论中,作者提出自己的论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展开充分、严密的论述,证实或推翻某一观点。不同类型的论文对主论部分的格式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一般情况下,对正文内容不作统一规定。 6结 论 这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小结,简要归纳所获得的成果或观点,也可以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方向。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语言应准确、精练。对于有争议或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可以没有结论,进行有必要的讨论,可以在讨论中提出建议、研究设想、尚待解决的问题等。 7致 谢 一般用于作者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得到过某单位、组织或个人的帮助,出于礼貌对其表示感谢。 8参考文献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广泛地阅读文献资料,参考已有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和突破。但是,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凡是引用了他人的材料或研究成果,都必须加以说明,注明出处。参考文献放在结论的后面,字体与摘要和关键词相同。 由此可见,写一篇数学教育科研论文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教师必须在将平时的教学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它的特点和结构,才能写出高质量的符合要求的论文。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校和谐联系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论述了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和谐校园服务利用 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开发利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把档案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会看到档案与校园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谐校园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 一、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1.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直接记录和结晶,是学校一项基础性信息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产,是特殊的文化资源。而档案部门则是汇聚、储存、加工整理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基地,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使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学校的历史材料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模范读本,是培养优良校风,构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已是各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档案材料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2.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 民主政治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从而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范围与发展目标。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学校的优秀信息资源,是学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支持与信息保障,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广大教职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学校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方向,时刻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群策群力,齐抓共举,在和谐的大氛围中,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 公平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应用者应有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在这些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权力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行使,从而有效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这样学校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快速迈进。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 1.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把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工作,放在促进档案事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树立档案工作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意识和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破除“等待观望、坐而论道”的观念,改变“看门守摊,等人上门”的做法,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学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来,为促进校园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2.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效应要通过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来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就必须加大档案工作的力度,提高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基础工作,是保证档案文献快速有效传播、方便使用、长期保存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的提供利用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查阅档案,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和传递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要建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信息服务。 3.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 构建和谐校园要有高质量的馆(室)藏档案和管理水平做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必须要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做后盾,在多层次、多渠道地收集和征集档案资料,丰富馆藏的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把精力集中使用到档案管理的关键上,使档案管理工作速度快、质量高,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室藏结构,注意收集不同载体的档案,不仅收集文字、图表形式的纸质档案,还要收集照片、录像、VCD、磁带等音像档案和牌匾、锦旗、奖杯、奖状、证书等实物档案,这些不同载体、不同门类、不同内容的档案作为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更加完满地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面貌。 4.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 广角度、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就是要开拓收集范围,积极挖掘现有的档案信息,搞好超前服务。档案馆(室)藏档案中不乏有教学、科研、调查报告、数据分析、规章制度等方面有用的信息材料,对提升学校管理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都将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价值较高的档案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制成专题目录或专题资料,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制成光盘收藏或做成专题网页,通过校园网供广大教职员工利用;编研是一项具有较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能够为教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加快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建设,信息时代逐步将所有的相关计算机数据库、通讯系统等连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要逐步由人工分类、编目,过渡到运用标准机读目录,建立自己的馆(室)藏检索系统和能够发挥自己的馆(室)藏特色的数据库。可进入校园网和局域网,将学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信息提供给教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共享。 总之,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科学的态度,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构建和谐校园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论文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分析论文 纵观几年来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既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一批善于钻研、专心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市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在档案干部队伍中,能够在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甚少。我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国内档案学研究与对策论文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基于CNKI的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全面分析了学位论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窥国内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各高校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及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问题,同时建议国内档案学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关键词:博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学;引荐分析法;Dh指数;文献计量 作为博硕士多年学习成果的结晶,每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总有创新之处,蕴藏着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作为完整的学位论文通常须系统性征引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故经由众多博硕士集体鉴赏、评估的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等信息对我们探测学术前沿非常有价值。开发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不仅能够揭示博硕士的学术贡献,促进学术界的知识交流与共享,也能够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以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中检索了有关数据,将学科专业名称限定为“档案学”,时间段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不仅采集了全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还采集了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着用自编程序将属于同一篇文献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过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的学位论文的2389条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学位论文的7632条参考文献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研究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引用学位论文的施引文献来观察学术界对有关成果的关注度,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兴趣和影响力。分析高频引证行为可揭示施引者视角的学术交流图景,同时客观地评估被引对象的真实学术影响,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时采用引荐分析法[1],将引荐阈值设为2,即施引者对同一对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视为一次引荐。将《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兰台世界》《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等档案类北大版优秀期刊在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数据进行整合,运用h指数批量统计法[2]得到档案学界全部主流学者的领域内h指数,以此作为表征作者学术地位的指标。在分析学位论文的学科影响力时,采用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有关期刊进行标注。 2 学位论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学位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可了解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被认可程度,本节从文献类型、引文文献的作者、期刊学科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进行论证。 2.1 文献类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图书(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学位论文(465次),这显示出档案学博硕士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文献类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学位论文被引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学位论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会议文献(43次),这揭示了学位论文成果的市场影响特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博硕士所引用的文献类型比较丰富,但中文期刊论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时也少量引用了博硕士论文、英文期刊和图书;而学位论文的消费者主要是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与情报类学位论文相比,档案学学位论文所引的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学位论文的引荐和被引荐情况,采用Dh指数标记其学术地位,以探讨档案学博硕士所关注学者与所影响学者这两类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差异。 2.2.1 参考文献作者分析。为探讨学位论文作者的学术偏好,需对其引用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被引次数进行分析。将样本中全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汇总,统计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被引荐次数,用Dh指数表征其学术地位,最后得到样本(136篇)学位论文高度关注的学者名单,如表1所示。 据任红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档案学来源期刊的被引数据进行的研究,被引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响力学者依次为:冯惠玲、何嘉荪、胡鸿杰、周毅、傅荣校、安小米、丁华东、何振、张辑哲、王英玮、张照余、周耀林。这与利用学位论文引证数据得到的表1榜单有较大差异,两份名单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体标识。这两份榜单揭示了档案学高影响力学者群体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影响力差异。结合表1数据和学位论文题录信息可知,由于论文选题等原因,博硕士引用较多的学者除业内高影响力学者外,还参考了其导师的有关成果。此外,表1所列学者大多与中国人民大学有较深的学术渊源,如冯惠玲、黄霄羽、邓绍兴、胡鸿杰、安小米、李扬新、张会超等,这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学界的强大影响力。 2.2.2 施引者分析。为分析学位论文的影响力,需对施引者的学术地位和引证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用Dh指数表征施引者的学术地位,用引用次数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为界定高频施引者,即引荐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数较高且被引荐次数≥2的学位论文所影响到的学者及其学术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数与h指数一样都和研究者的资历正相关,我们借助Dh指数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学术影响力较小且资历较浅。这说明即使是高影响力学位论文也尚未得到业内主流学者的重视。对比表1和表2数据可知,博硕士所引荐群体的学术资历要比引荐博硕士论文群体的深。这说明尽管博硕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参考了许多高影响力学者的成果,但其产出的学位论文的影响力偏弱,仅能影响少数学术地位较低的学者。 2.3 学科影响力分析。对学位论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并利用自编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这些期刊进行标记,得到这些期刊所属的学科,所得部分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OP10学位论文引用期刊全部为中文档案类期刊,其中8家期刊为2014年北大版优秀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数据可知,学位论文引用频次较高的其它期刊多属于图书馆事业、情报学。这说明档案学学位论文征引较多的是中文档案类论文,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但对外文成果的关注不够。 从被引数据看,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兰台世界》《办公室业务》等档案类非优秀期刊引用,而来自本专业优秀期刊的引用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被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期刊少量引用。这说明学位论文的参考价值有限,跨学科影响力较弱。 综合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和被引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在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方面较为保守,学术视野不够开阔,需加强对其他学科成果及档案学国外成果的关注和利用。这与王新才[4]等给予档案学优秀期刊参考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4 学位授予机构分析。为探讨档案学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尝试分析学位论文广受关注的高校和重视利用学位论文成果的高校。汇总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单篇论文被引次数≥5),得到各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在CNKI数据库中展示出的学术影响力,如表4所示。为深入探讨各高校对学位论文成果的关注和利用情况,本文还从学位论文施引角度进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相当于建立小型专题引文库,工作量很大,故本文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况下,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位论文在校内外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重视利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档案学界关注的高校重合度较高。这些在档案学博硕士中产生一定影响的高校均较为重视利用档案学学位论文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对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着积极影响。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3.1.1 CNKI收录学位论文信息不全。从收录的院校来看,武汉大学有26篇,中国人民大学只有4篇,而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被收录。从收录的时效性来看,近两年的文章数有所下降,这与学位论文呈现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冲突,说明近两年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全部上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CNKI所提供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有时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差。学位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学位论文的文献多为学位论文,且施引者的学术地位普遍较低。这与杨奕虹等[5]认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率普遍较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学博硕士参考了大量文献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学位论文缺乏创新,而这正是导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档案学学科相对封闭。学位论文所征引的期刊多为档案类期刊,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也多为档案学期刊。此外,关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高校与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影响到的学校高度一致。这说明档案学科相对封闭,很少参考其它领域的成果,其影响力尚未辐射到其他领域,而知识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几所高校间。 3.2 对策与建议。 3.2.1 针对数据收录不全的问题,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学位论文数据开放及整合力度。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不、延迟或仅少量学位论文会直接影响高校的实际学科影响力。从长远看,将学位论文深锁闺中不仅会降低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影响高校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会由于缺乏外界的评判和反馈而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也能对广大师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提升本机构的学科影响力。此外,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建议各方尽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缩短数据更新周期,加强数据校验,减少学位论文数据缺失现象。 3.2.2 各高校应重视并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各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的要求,导师也应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多鼓励研究生从事创新性探索,研究生也应有紧迫感,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开阔视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的“含金量”。 3.3.3 档案学科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国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较多地参考自身成果也属正常现象。但任何学科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得更好,因此档案学应加强与他学科的交流借鉴,提升本学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如卢小宾、高欢[6]所建议的那样,档案学需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中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此外还应当吸收社会学、 生物学与计算机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学位论文是否开放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对朋辈学术成果的感知和利用,这无疑会影响其对各高校的专业实力和声誉的判断,建议各高校认清专业成果共享对推动学科发展及提升本机构专业影响力的重要性,重视学位论文及机构知识库的开放利用问题。本文还发现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偏弱且局限于档案学学科,建议广大博硕士加强对国内外档案学及其它学科成果的学习利用。 博硕士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较难获取。目前国内尚无任何机构能够完整收录全部学位论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本文利用收录相对较全的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库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样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收录不全,如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且博士论文一共只有13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响。 档案学论文:关于档案学论文现状的几点思考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的逐步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档案学论文作为档案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其数量的增长、质量的优化直观地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型档案学期刊已逾百种,自2008年起,每年的档案学论文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在巨大的论文数量下,潜藏的问题却是档案学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理论研究僵化、缺乏思想创新。本文拟就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能够有所改观。 1档案学论文总体现状 2002年,安素琴同志发表了题为《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我国档案学论文数量巨大、质量不高的现状,具体反映到论文内容上,表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三种形式。当前,尽管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著述,然而低水平重复现象仍较为显著,空论、泛论、追风论依然客观存在于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1论文总体比例失调 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几个类别,档案学论文也基本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之间,应当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维系一个合理的比例,不能再某种程度上出现“短板”,否则必将阻碍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化。档案学在我国创立伊始,学科架构尚不完备,在吴宝康、曾三等一批老同志的带领下,档案学者着力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文、著述的问世,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档案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评论,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进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引入,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兴起,档案学与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人们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研究转为应用理论研究,一大批档案学分支学科纷纷建立,充分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在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也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新形势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件更新换代的节奏逐步加快,档案学论文的总体比例开始失调,应用理论研究成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趋于单一化,追风论初现端倪。时至今日,这一趋势不但未能得到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知网对档案学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了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在应用理论研究逐步升温的今天,与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相关的论文几近于无,具有理论深度的档案学术评论亦是乏善可陈,档案界整体学术氛围稍显沉闷。 应用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档案学学术地位,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然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分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档案学创立至今,很多档案术语尚未统一,部分领域仍存在空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应用理论研究与形势联系紧密,可以及时针对新问题展开论述。然而,一味求新,生搬硬套,亦略显牵强。当前,应用型论文占据了学术期刊的绝大多数版面,基础理论论文几无立足之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实现良性互动、相辅相成,解决档案学论文的比例问题,迫在眉睫。 1.2理论研究僵化、缺乏创新 科学的实践是孕育理论的沃土,任何档案学论文、著述的诞生,都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思与升华。我国档案学建立时日尚短,诸多理论不够完善,因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束缚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深入的思想教条。吴宝康先生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搬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就会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对待西方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主动去借鉴与融合,并结合实践加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伊始,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创立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形成规律理论”,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未脱离原有理论框架。 随着国际档案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西方档案学者的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观点为国内档案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一批档案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理论并非都能与我国档案学实践相适应,有些甚至可能与之相背离。档案学论文创作一片繁华之下潜藏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原创理论成果不多,大多论文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本土理论创新少有建树。 1.3内容空洞、泛泛而谈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党八股的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前,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不正文风。俗话说:深入浅出是好学问,深入深出是大学问,浅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水平总体不高,归结而言,正是大量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其中,明明是“假学问”,却改头换面,冒充“大学问”。在学术期刊中,不难看到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分析》、《基于SECI模型的档案××探讨》这样类型的文章。光看题名,已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文章首先介绍何为大数据/SECI模型,接着论述档案工作本身,最后将二者结合,分析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中不乏生涩难懂的字眼,让读者一头雾水,显得文章高深莫测;实际上,文章却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浅尝辄止,相关论据亦是一笔带过,缺乏说服力。例如,大数据时代下,将电子信息全面融入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试点工作是否成功,有没有全面推广的可能性?SECI模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是否有生搬硬套之嫌?结合SECI模型的探讨对于提升档案工作效益是否具有显著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待文章,不难发现:文章本身带有太多空话套话,却不涉及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业务环节,空有理论,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推导论证,这样的文章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2档案学论文现状成因分析 档案学论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档案学者的主观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客观因素。笔者针对档案学论文发展现状,现对其成因做出简要分析 2.1论文写作功利化 近年来,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高校教育的显著发展,档案学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职称、职务、绩效工资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档案学论文能够在知名期刊发表,一方面是对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提升职称、职务的敲门砖。相较于建国初期档案学前辈们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今的档案学论文写作难免掺杂了一定的功利化色彩,也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等问题是档案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论文著述产生了较多学术成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新特点的认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档案界一窝蜂研究应用理论,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的恶性现象。 当前形势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职务关联十分密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重心的“风向标”。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以“档案”及“电子文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96年至今,档案共有122个项目成功立项,其中70%以上的项目为应用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偏少,申请立项的学者不多。但这却向学术界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从事应用理论研究更容易产生学术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很难通过审核,成功立项。因而引发了档案界大量学者热衷于从事应用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的人沉湎于档案学发展规律的推理与演绎,从而导致了论文总体比例失调的后果。 2.2缺乏学术评论与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2000年至2014年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专业目录下的文献记录,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了其中被引次数不低于55次的文献记录制作成表,如表1所示,这组数据如实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略显僵化,有建设性的本土理论创见不多,缺乏创新的客观现状。 表1共记录了25条文献期刊。通过归纳不难发现,25篇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上。这是近年来国际档案界研究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以上文章都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和改进,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烙印。表1所记录的各文献,由于被引频次较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章对西方的档案学理论做出了精要的解读,为大多数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档案学理论构建了桥梁。但同时,这一系列文章也成为了束缚创新的思想教条。我国的档案学实践较之西方,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实践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想要建成数字档案馆并取得推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档案学理论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践环节却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理论观点在我国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谈及电子文件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学术界一片赞誉之声。诚然,西方的档案学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对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如果不能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有所创新,对传统理论做出扬弃,显然会陷入教条主义怪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号召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然而当前我国的档案学论文却总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稍显沉寂,缺乏高水平、深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论文围绕西方理论展开,不能充分立足于本土实际,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作出小范围修补,严重缺乏创新,这在客观上会引发本土档案学者的惰性心理和依赖心理,严重制约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学术界应该是一潭活水,学术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建国初期,我国曾全面照搬苏联的档案建设经验,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使得档案事业走了很多弯路。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同样的错误,不应该再次发生。近年来,档案学论文逐步出现了与档案工作实践脱节的趋势,这亟需高质量的档案学术评论加以规范和调整。关于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是否适应于我国的客观实际,学术界也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缺乏学术讨论的规范与调节,理论研究必然会走入僵化。 2.3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 我国十分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档案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多,档案专业的在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并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生力量。自2008年起,我国档案学论文年发表数量突破一万,截至2014年底,论文年发表数量已接近一万五千篇。其中,研究生创作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研究生创作论文比例的增长,是导致档案学论文质量良莠不齐,内容泛泛而谈的重要诱因。 曾经有学者对跨专业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情况做过统计。作者选取了国内十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统计了2009-2011年十所高校招生总人数及跨专业人数 的基本概况。统计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跨专业学生占据了招生总人数的50%以上,部分高校的跨专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招生人数的70%,而跨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也十分广泛,横跨多个学科门类。从这个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学跨专业考研成为了新趋势,大部分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本科属于其他学科门类。这为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意味着大量的档案学研究生专业基础极其薄弱,缺乏档案学理论底蕴,实际在论文写作中则表现为文章论述空洞,关键问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倾向于 “炒冷饭” ,热衷于研究前人多次探讨过的问题,对于问题和对策的描述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本身仅仅是观点的罗列和拼凑,缺乏新意;或是将本科专业与档案学强行结合,生搬硬套,略显牵强。 跨专业档案学研究生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兴主体,其创作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并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大量版面。受限于专业基础薄弱,跨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于应用理论研究,而且热衷于探讨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热门话题,受西方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也是导致我国档案学论文质量总体不高的最重要原因。 3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前进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值得肯定的是,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创作论文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和纠正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档案学论文相继问世,相信祖国档案学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档案学论文: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统计分析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统计2008年~2012年档案学9种优秀期刊刊载的各高校研究生研究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分析近五年各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培养;档案学;科学研究;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多,培养单位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国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24所,占到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院校的70.6%。此外,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也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天津师范大学跨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以上28所高校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云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对2008年~2012年28个培养单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在9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2]上的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进而考察各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所参考。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选择《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来源期刊”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途径,分别以“档案学通讯”等9种优秀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8所高等院校的名称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8年~2012年。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研究质量,对检索到的论文作如下处理:1.对于合著论文,只统计在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所发文章,其他文章不在统计之列;2.只统计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不包括简报、随感、简介等;3.对一稿多投的论文去重。经汇总、核对后,共得到1342篇文章。 2.1 学校与论文年度分布。论文署名学校、发表年份和发文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态势,无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169篇,其中,硕士研究生发文63篇,博士研究生发文106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上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文量分别是149篇和90篇。前三名的发文量总计为408篇,占28所高校总发文量1342篇的30.40%。同时,还有7所高校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这说明各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存在较大差距,也说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高校的科研水平、招生数量和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密切联系。 2.2 期刊分布。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和科研水平。近五年研究生期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兰台世界》和《档案学通讯》的载文最多,分别为451篇和262篇,占总载文量1342篇的53.13%。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前5位的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反映出5所高校的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在《档案与建设》上发文17篇,占发文总量的33%,这表明发文量除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外,也受到各刊的办刊特色和地域特色影响。 2.3 主题分布。将检索到的1342篇文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利用、档案馆等11个主题。论文主题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与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电子文件、档案学、档案馆和信息化6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较多,发文量总计为976篇,占总发文量的72.7%。多数高校虽然对每一个主题都有所关注,但它们仍有各自重点关注的对象。 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是档案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高校的研究生都对这两个主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居多。在电子文件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发文量十分可观;在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具有较强实力;在档案馆和档案安全研究方面,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发展势头较好;在信息化、数字化研究领域,南昌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郑州大学发文量较为可观;在档案网站和政府信息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占据一定阵地。 2.4 作者分布与合作情况。分析高校研究生科研合作的程度,可以大致看出合作研究和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将检索得到的1342篇文章分别按照单篇作者数为1人、2人、3人及3人以上的标准分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合作率为2人、3人及3人以上合著篇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为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即作者总数除以总计篇数。 由表4可知,1342篇文章共有2066名作者,合作率为41.95%,合作度为1.54,这表明高校研究生科研协作现象较为普遍,合作意识较强。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合作度较高,均在2.0以上。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度分别为1.20、1.17和1.00。可以看出,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在科研合作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合著的论文中,以研究生和导师合著居多,这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多为需要协同合作的调研报告,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相关问题。此外,还有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档案局(馆)、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作,这是顺应档案学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趋势,需要保持和发扬光大。 2.5 发文5篇以上作者统计。在检索得到的1342篇论文中,各高校研究生发文量以1篇或2篇者居多,因篇幅有限,表5仅列出发文5篇以上(含5篇)的高产作者。 7.四川大学;8.辽宁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0.郑州大学;11.南昌大学;12.天津师范大学;13.黑龙江大学;14.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无作者达到5篇。 由表5可知,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有29人,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档案学界的新秀,构成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的研究生高产作者群。他们的成长,将会扩大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队伍,促进档案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在29人中,博士研究生7人,占发文5篇以上高产作者的24%,其中赵生辉发文10篇,数量最多,这说明博士研究生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3 总结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不断提升。2008年~2012年高校研究生共发表1342篇优秀期刊论文,各高校研究生在9种优秀期刊上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生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高校研究生还有扩大科研空间的余地和机会。高校研究生应全面关注9种优秀期刊的栏目设置和办刊特色,更加深入地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便更多地投稿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高校研究生之间、不同高校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程度在逐步加强,这是顺应学科协同研究趋势的良好现象。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馆、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合作,更多地发表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关的科研成果,以便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教学单位需要继续加大研究生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并积极争取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优秀期刊编辑应当及时扶植新秀,培养出更多的研究生高产作者,为促进档案学学科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类型分析 摘 要: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方法,文章界定三种引用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 关键词:引用情感类型分析;档案学;高被引论文 1 引言 1927年[1],引用首次被用来对科研进行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健全。然而,随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深入,引文分析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引用的规范性、引用动机以及只注重被引频次而忽视引文内容导致的引用不规范和引文评价的不科学等问题[2]。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提取技术的出现,基于引文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新方向[3]。引文内容分析可以弥补单纯以被引频次数量评价的不足,将引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国外已经有关于引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但国内基于引文内容分析,尤其是基于档案学引文内容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内容分析为基础,深度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研究,对于揭示档案学引文特征具有意义。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样本,样本选择方法为:以CNKI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选择“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领域,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递减排序,剔除非学术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得到档案学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13年底。百篇高被引论文分布于18种期刊中,其中《档案学通讯》最多,有51篇文章,占总数的51%。《档案学研究》12篇。 3 引文内容特征研究 引文内容分析指基于引文内容层面的语义关联,对引用句或引用上下文的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以揭示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和引文主题识别。 3.1 引文主题识别研究。引文主题识别是从引文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以及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主要作用或贡献。 本文主题识别是通过抽取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来实现。百篇高被引论文共有691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4的关键词有34个,累计频次277次,占总频次的40%。出现频次最高的档案工作者19次,档案管理18次,电子文件17次。 表1 高频关键词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将我国档案学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分为四个主题知识群,一是档案学基础研究与档案事业,包括来源原则、档案学、现行文件、人事档案、档案事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纸质文件、信息安全、文化、政府信息公开关键词。二是电子文件和文件运动理论,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电子文件归档、文件运动和文件生命周期关键词。三是档案信息化与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办公自动化、数字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资源开发、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关键词。四是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包括档案工作、虚拟档案馆、传统档案馆关键词。 3.2 引用情感类型研究。引用情感类型识别是通过对施引文献引用被引文献的文本内容,从引用动机和情感倾向分析挖掘施引文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的观点、态度或立场,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倾向识别档案学引用情感类型。 本文根据引用内容,将引用情感类型分为三类,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正面引用指施引文献中对引文的观点、结论或方法的肯定和赞同,还包括在引文基础上展开后继工作,或者应用引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以及引用他人的方法或结论和自己研究进行对比等。 负面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中的观点、结论或方法持否定态度。多是指有商榷性质的文章,或者指出引文研究的不足、缺陷以及目前没有涉及的而本文将要研究内容,主要表述两篇文章研究的不同。 中性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内容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观点,只做内容论述和在综述研究中出现的引用。情感类型界定如表2。 表2 情感类型及界定 由于百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总被引三千多次,涉及施引文献数据量巨大,数据处理困难,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上述引文主题类型中,依据上述主题分类,在四个主题类团中各抽取一篇代表性文献作为样本研究。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涵盖了所有的研究主题,避免因主题不同而产生引文特征不同;二是选取不同作者,既有业界权威,也有不同身份代表,避免权威效应带来研究偏差;三是不同期刊和年代;四是不同层次的被引频次。 表3 抽样样本数据 从上述四篇不同主题的文章被引的情感倾向来看,档案学论文多是正面引用,占63%,不含感情色彩的中性引用占35%,只有不到4%的引用是否定性质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档案学界对所引用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或是对引用文献高度评价,或是应用引用文献的理论和数据,只有极少数是指出引文不足。 进一步分析正面引用大部分是理论应用、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别人的研究理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自我对同一问题的深化研究。因此,理论性强的文章正面引用的可能性更大。如裴友泉[4]等在文章中引用“正如《刍议》所说,目前‘信息孤岛’、项目资金浪费等问题正面临深化的风险……笔者想说是:《刍议》是篇好文章,不仅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人们以警示与反思”表明对引文的正面肯定。 实践性的文章和综述性质的文章多是在文章开头的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中引用,因此,中性引用的可能性大。如马海群[5]等在文章中引用“由图4可见,数字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2006年~2007年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2006)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上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和集中控制的发展路径”表明对引文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综述引用。 反面引用的文章很少,说明档案学界在理论争鸣和商榷中不是太活跃,而这仅有的几篇反面引用也不是对于观点的否定,只是指出引文和施引文献研究问题的不同,或者不全面。同时,理论性的文章由于有观点表述更有可能反面引用。如安小米[6]在文章中引用“第一篇《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问题……该文肯定了电子文件管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对什么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进行明确解释,由于缺少分析框架,对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研究有待系统和深入”,文章指出引文的不足和缺陷,进而提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学位论文的引用会涉及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多次引用,主要包括在文献综述中的中性引用以及在具体的问题和策略中的正面引用。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并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数据源,研究了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指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主题既有传统基础理论内容的继续研究,但更多地已关注网络环境下新的理论和应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旧,新的应用理论逐渐增多。二是信息化催生的档案工作新变化,以及基础理论的应用得到拓展。技术催生电子文件产生、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府、档案网站的建设和数字档案馆等。三是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档案学的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反面引用文章很少。 虽然本文从引文内容方面研究了高被引论文的引用特征,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引文样本选择的局限。鉴于数据量大,在引文类型研究中,只选择了每个主题中的4篇论文进行研究。二是引文内容分析也只对主题和情感类型进行识别,况且主题识别只选择关键词,没有从标题、摘要甚至全文信息中提取主题标识。未来要在文本挖掘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下,进行大样本引文内容分析和主题识别。同时,指出引文内容特征还具有学科特征。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4-04-16)
统计类论文: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论文 一、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课程教学特点 1、学生基础知识层次差异性 大民族高校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民族地区服务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由于民族高校招收学生的生源大多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民族生或者是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整体水平的不均衡,使得民族高校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同时进入大学后,由于概率统计课程特点,它对学生的数学知识基础有着较高的要求,故在知识的延续和递进中使得学生在这门课程的学习效果上有着明显差异,在课堂教学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由于学习基础的差异,学生在知识的掌握上层次差异性明显较大。 2、课程教学方式单一目前 在民族高校的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方式大部分还是使用黑板讲授加电子讲稿、教学内容比较传统,比较注重数学原理的推证、数学计算方法的讲授,即使有个别学校在概率统计课堂教学中有融入实验教学内容,但也仅仅限于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并没有将实际经济问题案例与数学知识、数据分析软件结合起来综合应用,概率统计知识的综合应用性并没有体现出来。教学方式还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布置问题和作业,学生完成作业的传统被动方式。 3、教学内容与学时的矛盾概率统计 课程作为经管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经济数学课程,它有着数学课程的典型特点,非常注重逻辑的严密性、知识的递进性,推导证明的完整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把本科教学内容中所有内容都要设计到,还要保证大部分学生都能把知识点理解和掌握,又存在学时的限制。 4、实验教学体系缺乏虽然实验教学 在我国一些重点高校教育中已引入,但整体都还是实践阶段,目前关于大学数学课程实验的教材也有一些,大学数学实验课程也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民族高校中,经管类专业的数学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缺乏,还没有形成实验教学体系。 二、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 课程引进实验教学的意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经济数学课程中实践性最强的一门课程,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学生在后续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保障性最强的一门课程,是进行后续经济研究的必备工具。目前国外数学课程中引入实验教学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国内重点高校的部分院校经管类专业的数学课程也在通过探索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国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的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中也可逐步引入经济数学实验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可以有以下作用: 1、增强经管类学生学习概率统计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该课程的学习效果和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2、介绍常用的试验工具和软件,深化学生使用计算机数据分析软件的程度,丰富和优化了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 3、借助数据分析软件、数学软件,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的概率统计知识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尤其是在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实证分析能力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4、引入经济实验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理论性强而实践环节较弱的状况。 5、这种经济数学实验教学方式和传统讲授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可以逐步改善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经济数学课程在学习中的“不好学、不善用”的现象,还可以丰富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并且对于微积分、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也有很强的启示性。对深化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促进高校精品课建设和质量工程的发展,提高专业的优势竞争力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课程实验教学的思考与探索 1、概率统计课程实验教学方式的思考 针对目前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在概率统计课程学习中呈现的情形:(1)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显现出的教学内容传统、教学方式单一呆板、轻经济应用;(2)经管类学生不知概率统计知识学了何用,学了不用、学了不知怎么用。本文探索和尝试在经济数学课程之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中引入经济数学实验教学方式和实验教学内容,结合传统讲授方式,探索多元化的经济数学教学方式,丰富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增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实践性和演示性,提高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经济数学的兴趣,学生使用经济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通过调查,在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的“概率统计”课程大多是周3课时以内,本门课程所修的总课时数为48课时以内,在目前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下,受专业培养方案的限制,并且也无成熟的适合经管类专业的概率统计实验教材,无法设立单独的概率统计实验课程。因此,可在目前的概率统计教学内容中融入实验教学内容和方式,在课程内容的部分章节中结合经济、金融、管理实际问题,形成概率统计课程综合案例,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综合案例,介绍它的解决思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品质,数学方法的应用,在掌握数学方法和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分析软件,简化处理过程,锻炼和培养经管类专业学生让其能够知其何用,知其怎么用。经济数学的其它课程总,在内容、方法比较成熟的条件下,可以再单独设立适合民族院校的经济数学实验课程。 2、概率统计课程实验教学方式的实践 可结合相关章节内容特点,周期性的给学生布置概率统计的验证性的实验项目和综合案例实验报告,小组形式完成验证性的实验报告分析和经济实例的实验报告分析。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下体验概率统计数学知识的理论、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及应用概率统计知识和解决简单经济实际问题能力。在有限的学时下,课堂教学中补充了实验教学内容,会使的教学内容课时较紧张,因此,建议概率统计的知识点的讲授上可以忽略一部分非重点的知识的逻辑推证,转为数据分析软件和经济实例数学化思想的讲解,如在概率统计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这一章结合均值和方差的概念计算知识点,可以补充金融学、寿险精算课程中简单金融实例;在讲协方差和相关系数时可以结合管理学、金融风险中的实例,让学生理解实际问题如何数学化,如何将数学知识、数学结果反馈到实际问题中去,在大数定律这一章,可以结合寿险精算中保费的计算案例及精算起源特点的综合案例让学生深入思考大数定律的结论,从而把抽象理论具体化、应用化。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环节的补充和实践,让学生进入实际问题情景,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实际问题如何数学化,数学知识是怎么用,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较好地体现了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逐步转化传统教学方式。通过笔者近两年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在概率统计课程中融入实验教学内容,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结合概率统计内容及与经济问题的联系性选择概率统计实验教学的内容及案例。(2)结合已有资料,与信息技术老师、实验室老师沟通在实验室里配备合适的数据软件如Matlab及Excel数据分析软件包、Spss数据分析软件。在这一步可结合各民族学校学生的整体层次进行选择,由于课时的限制,对经管类学生使用软件以熟练应用数据分析软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主,使用计算软件为辅。因此笔者在实验教学中选择了Matlab和Excel数据分析软件包。学生反映效果也较好。(3)讲授理论教学时也建议在多媒体教室中,理论教学中可以融入一部分计算机数据分析的实现过程,让学生直观的认识数学知识的应用。 四、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课程实验教学的瓶颈 1、部分学生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 过分依赖数据分析软件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引入了实验教学的内容,激发一大部分同学的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学习效果也比较明显,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使得数学知识的应用性较强。但在实验教学中也发现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产生了依赖思想,认为反正有软件,对概率统计知识的具体的计算方法和原理很忽视,以后会不会都可以靠数据分析软件求出结果来。因此也伴生了这种不注重数学理论、数学计算知识的学习,过分依赖数据分析软件的现象了。 2、实验教学师资队伍缺乏 在概率统计教学中融入实验教学的内容,这就使得承担概率统计课程的老师不仅要熟练掌握数学原理和方法、数学的体系框架,还要具备熟悉操作多种数据分析软件的能力,不仅如此,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综合经济案例来给学生引导,还需具备一定的经济、金融、管理专业的相关知识,这就对承担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数学老师必须向复合型的专业数学老师转变。而目前在民族院校中承担这一基础课程的老师普遍教学任务较重,师资紧张,典型现象就是教师忙于代课,对专业知识和计算机软件操作的提高和学习上缺乏时间和精力,复合型的课程实验教学人才和师资紧缺。 3、教学内容和实验内容的取舍 在现有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既定的情况下,要想在有限课时中完成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补充的内容,只能将已有的教学内容中的部分知识点简化了,如何合理安排概率统计课程的数学原理、数学方法的讲授、实验教学内容的补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适当的取舍,这也是目前制约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方式探索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 课程实施实验教学的建议以上的教学方法的探索,已经在实践中有了一定的效果,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概率统计知识、数学思维品质的养成、数学知识的应用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加大对概率统计课程复合型 师资队伍的培训和建设在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方式多元化的探索过程中,要求老师具备以下:数学知识的积淀、计算机操作水平的适时变化、经济类及相关专业知识的积累及数学化能力,这都对概率统计课程的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想加快民族高校经管类专业概率统计实验教学的进程,必须要加大对课程复合型师资人才的培养、培训和队伍的建设。 2、课程考核方式多元化 由于在课程内容中充实了实验教学内容,所以学生的概率统计作业不仅仅是传统的数学习题的计算及推证,还需要学生通过小组的形式完成一些验证型实验报告、综合型经济实例报告的分析。对概率统计课程的考核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加大小组报告成绩、平时考核比重,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全面考察学生的数学学习的能力、创新素质的具备、数学知识应用性的能力。 3、依据专业特点 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充实实验教学案例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由于概率统计课程大多是在大二开设,专业课程也已开设了一些,可依据专业课程内容,适时补充经济问题实例,充实实验教学案例,丰富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者:杨晓荣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统计类论文:类比法教学概率统计论文 1类比法在概念教学中的作用 匈牙利数学家玻利亚说:“类比是一个伟大的引路人。”类比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其侧重的不是逻辑性、确定性、严格性,而是创造性、猜测性、灵活性。概率统计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通过类比引出并揭示其本质。此外,我们可利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借助类比法,有效地掌握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有机系统地统一起来。 1.1随机事件的关系运算与集合的关系运算的类比由于事件可以看成由某些样本点构成的集合,因此可将二者类比学习。例如:集合A∪B表示其中任意一个元素x仅属于A或者仅属于B或者属于A和B的公共部分,我们可以形象地用韦氏图来表示。此时若将A和B看作是事件,则事件A∪B表示“事件A和事件B至少有一个发生”,记作A+B,即概率论中事件的和等同于集合论中集合的并集。同样的类比方法,我们可将集合论中集合的交集类比到概率论中事件的积中去。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先回顾集合之间的各种关系运算,随之再引出相应的事件间的关系运算,最后归纳总结。此外,事件运算的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均可对照集合的相应性质进行类比学习。 1.2离散型随机变量与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类比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学生感觉较容易,但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往往学生感觉抽象难理解。由于分布列在离散型随机变量中的地位与密度函数在连续型随机变量中的地位等同,因此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中的边缘分布列与联合分布列的关系可以过渡到连续型随机变量中边缘密度函数与联合密度函数的关系中去,此外诸如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充要条件以及期望与方差的计算均可轻松过渡。具体我们可通过“把连续的问题离散化”这种方法,实际是将对离散型随机变量中对分布列的求和变成对连续型随机变量中的密度函数求积分即可。表1我们将对其中的部分性质及计算作一个简要的类比。 1.3一维随机变量与二维随机变量的降维类比任何学习都是循序渐进的,一般来说低维空间的知识相对简单,容易被学生接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从低维空间向高维空间过渡学习。降维类比法是将高维空间中的数学对象降低到低维空间中去观察,利用低维空间中数学对象的性质类比归纳出高维数学对象的性质。我们知道一维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分别为:在研究二维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时,我们可用降维类比法得到其联合分布函数分别为:通过上面的类比得知抽象的二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与一维随机变量有着一致的表达式,从而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此外,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列与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的性质与计算均可借助一维随机变量的相关知识引入。 2类比法在习题教学中的应用 类比法是解题的有力工具。在习题教学中,教师若常引导学生用类比思维去寻找解题的方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首先可以利用条件、结论或者结构形式上的类似,联想与之类似的概念性质从中得到启发。例如,在概率统计中有这样一题:已知连续型随机变量X的概率密度函数为f∪x∪=ae-3xx>00x≤≤0,求a。分析:此题若由密度函数的性质,通过积分可求得a=3。但是我们若通过与指数分布的密度函数f≤x∪=λe-λxx>00x≤≤0进行对比,可知a=3。这样在解题中不需要计算便可得到结果。 3、总结 总之,类比法是创造性地表达思维的重要手段,在概率统计教学中有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在概率论的类比法教学中,不仅要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提供恰当的类比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类比中去发现目标对象与类比对象的本质区别,从而真正地认识和理解目标对象,否则则可能导致错误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类比法在概率统计教学中的应用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概率论教学中若恰当应用类比法,可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作者:李燕楠何建营单位:中原工学院理学院 统计类论文:多元统计聚类应用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如何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做出准确、及时的分析并制定正确的决策,已成为企业极为关注的问题。本文重点介绍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及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多元统计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应用 1、引言 多元统计分析是统计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在国外,从20世纪30年代起,已开始在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社会和经济等领域拉开了多元统计分析应用的帷幕,20多年来在多元统计分析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上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在商业企业经营过程中,往往需要对诸如产品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成本、产品销售费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产品销售利润、管理费用、利润总额、利税总额等变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如何同时对多个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这就需要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来解决,通过对多个变量观察数据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揭示这些变量之间内在的变化规律。实践证明:多元统计分析是实现定量分析的有效工具。 2、多元统计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当前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中,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是不够的,为提高科学性、可靠性,通常需要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如果说一元统计方法是研究一个随机变量统计科学的规律,那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是研究多个随机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内在统计规律性的一门统计学科。同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不同的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和简化。 多元统计分析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 3、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商业企业中的应用 在这里,重点研究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及其在商业企业中的应用。 3.1聚类分析随着生产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不断加深,分类越来越细,要求也越来越高,光凭经验和专业知识是不能确切分类的,往往需要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去分类,于是数学工具逐渐被引进分类学中,形成了数值分类学。后来随着多元分析的引进,聚类分析逐渐从数值分类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 聚类分析又称群分析,它是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所谓类,通俗地说,就是指相似元素的集合。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将每个样本当作一类,然后根据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并类,并计算新类与其它类之间距离,再选择近似者并类,每合并一次减少一类,继续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样本都合并成为一类为止。所以,聚类分析依赖于对观测间的接近程度或相似程度的理解,定义不同的距离量度和相似性量度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聚类结果,聚类分析内容非常丰富,有系统聚类法、有序样品聚类法、动态聚类法、模糊聚类法、图论聚类法、聚类预报法等。 在企业销售领域,销售商需要考虑对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同名称商品的分类问题。例如:某商场对销售的20种啤酒进行分类,以便对不同的类别的啤酒采用不同的销售策略,变量包括啤酒名称、热量卡路里、钠含量、酒精含量、价格。根据以上指标,利用聚类分析可以实现把同一类型的啤酒企业归到同一类别。再如商业企业制定商品销售价格时,需要对某个大城市的物价指数进行考察,而物价指数很多,有农用生产物价指数、服务项目物价指数、食品消费物价指数、零售价格指数等,因而要先对这些价格指数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 3.2判别分析在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根据观测到的数据资料,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分类。判别分析是判断样品所属类型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对已知分类的数据建立由数值指标构成的分类规则,然后把这样的规则应用到未知分类的样本中去分类。 判别分析与聚类分析不同,判别分析是已知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类型并取得各种类型的一批已知样品的观测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某些准则建立判别式,然后对未知类型的样品进行判别分析。判别分析按判别的组数来区分,有两组判别分析和多组判别分析;按区分不同总体所用的模型来分,有线性判别和非线性判别;按判别式所处理的变量方法不同,分逐步判别和序贯判别等。判别分析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因此有不同的判别准则,如马氏距离最小准则、Fisher准则、平均损失最小准则、最小平方准则、最大似然准则、最大概率准则等。 商业企业在市场预测中,往往根据以往所调查的种种指标,用判别分析方法判断下季度是畅销、平销或滞销。当然,判别分析经常与聚类分析联合起来使用。在聚类分析中,某商场对销售的20种啤酒进行分类,假定分类结果为一级品、二级品和三级品,现在判断新商标的啤酒属于哪个级别的产品就需要用判别分析。 3.3主成分分析在实际问题中,研究多指标(变量)问题是经常遇到的,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不同指标之间有一定相关性,由于指标较多,再加上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势必增加了分析问题的复杂性。主成分分析就是设法将原来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指标,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取几个较少的综合指标,尽可能多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这种将多个指标化为少数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的统计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或主分量分析。超级秘书网 在商业经济中用主成分分析可以将一些复杂的数据指标综合成几个商业指数形式,如物价指数、生活费用指数、商业活动指数等。在市场研究中,常常需要分析顾客的偏好和当前市场的产品与顾客之间的差别,从而提供给生产企业新产品开发方向的信息。顾客偏好分析时常常用到主成分分析。例如:某汽车销售商在商业竞争对手中选择了销售的17种车型,访问了25位顾客,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对17种车型打分,打分范围0~9.9,9.9分表示最高程度的偏好, 3.4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形成和发展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用以研究解决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问题,由于计算量大,又缺少高速计算的设备,使因子分析的应用和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停滞了很长时间。后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才使因子分析的理论研究和计算问题有了很大的进展。目前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等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应用,它是将错综复杂的随机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再现原始指标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认为因子分析是将指标按原始数据的内在结构分类,使类似指标相关程度高,不同类的相关程度低。因子分析分R型因子分析(从相关系数矩阵出发)和Q型因子分析(从相似系数矩阵出发)。 例如:某销售企业对100名招聘人员的销售策略知识和能力进行测试,出了50道题的试卷,其内容包括的面较广,但总的来说,通过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判断事物的敏锐和果断程度、思想品德、兴趣爱好、生活常识等,我们将每一个方面称为因子。显然,这里所说的因子不同于回归分析中的因素,因为前者是比较抽象的一种概念,而后者有极为明确的实际意义。因子分析在市场调查分析中也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对30个调查区的商业网点数、人口数、金融机构服务数、收入情况等20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如果按照一般的分析方法,我们就需要处理20个指标,并给它们以不同的权重,这样不仅工作量变大,而且由于指标之间存在比较高的相关性,会给分析结果带来偏差。另外,给具有较高相关性的众多指标设置权重系数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于是可以考虑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从而减少分析变量的个数,然后再给它们以不同的权数,从而计算出各个调查区平均综合实力得分,以便决定在某个调查区拟建何种类型的销售点。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均需借助统计分析软件,目前较多使用的有SAS、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这些软件均提供了多元统计分析功能。 统计类论文:财经类院校数理统计论文 1一题多解教学法 数理统计这门课程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学懂书本知识,会做统计题目,而是能够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其问题.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光靠书本的固定公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需要学生在学习中具有创新思维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道题目为例,采用不同思路、不同方法求解,即一题多解,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知识点的联系,而且还能培养其运用多种知识的能力,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如介绍假设检验的接收域时,通过一道具体应用题,分别用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知识构造检验统计量和枢轴量,发现,所谓的接收域与区间估计中的置信区间是一一对应的,通过分析,使学生对统计中两个重要的内容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的联系上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2因材施教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意学生理解知识的情况,应根据不同班级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和手段采取适当调整,可使得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开课之前应通过不同途径了解该班学生的情况,通过所得信息制订总体教学计划.教学过程中也应该主动与学生交流,得到学生的反馈意见,课下也应该对作业情况进行适当总结,调整课时进度.比如应用数学专业学生,专业性质要求在教学中适当加强难度,多安排一些理论推导,强调概念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其他专业学生,应注重实际运用,特别是与统计相关软件的应用,使得其能尽快处理实际问题. 3“辩误”教学法 数理统计的大部分概念比较抽象,学生理解上容易产生困难,因而会出现一些常规错误.在教学过程中,可选择一些典型的例子,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正确理解数理统计中的概念,提高教学效果.如介绍检验的P值概念,教材的定义是“利用观测值能够做出拒绝原假设的最小显著性水平”.就可以选择书中具体例子,通过选择不同显著性水平ɑ,得出接受原假设还是拒绝原假设的结论.通过比较,加深学生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辩误教学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引导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比较问题,正确理解其概念,而不仅仅是对概念的死记硬背. 4结语 数理统计课程虽然概念抽象,方法难以掌握,但作为教师,只要认真探索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具体实例把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推理形象化,加强师生的互动,灵活有效地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就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数理统计课程学习变得很容易。 作者:丁华丁宁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统计类论文:基于类比法的概率统计教学论文 1类比法在概念教学中的作用 1.1随机事件的关系运算与集合的关系运算的类比由于事件可以看成由某些样本点构成的集合,因此可将二者类比学习。例如:集合A∪B表示其中任意一个元素x仅属于A或者仅属于B或者属于A和B的公共部分,我们可以形象地用韦氏图来表示。此时若将A和B看作是事件,则事件A∪B表示“事件A和事件B至少有一个发生”,记作A+B,即概率论中事件的和等同于集合论中集合的并集。同样的类比方法,我们可将集合论中集合的交集类比到概率论中事件的积中去。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先回顾集合之间的各种关系运算,随之再引出相应的事件间的关系运算,最后归纳总结。此外,事件运算的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均可对照集合的相应性质进行类比学习。 1.2离散型随机变量与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类比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学生感觉较容易,但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往往学生感觉抽象难理解。由于分布列在离散型随机变量中的地位与密度函数在连续型随机变量中的地位等同,因此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中的边缘分布列与联合分布列的关系可以过渡到连续型随机变量中边缘密度函数与联合密度函数的关系中去,此外诸如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充要条件以及期望与方差的计算均可轻松过渡。具体我们可通过“把连续的问题离散化”这种方法,实际是将对离散型随机变量中对分布列的求和变成对连续型随机变量中的密度函数求积分即可。表1我们将对其中的部分性质及计算作一个简要的类比。 1.3一维随机变量与二维随机变量的降维类比任何学习都是循序渐进的,一般来说低维空间的知识相对简单,容易被学生接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从低维空间向高维空间过渡学习。降维类比法是将高维空间中的数学对象降低到低维空间中去观察,利用低维空间中数学对象的性质类比归纳出高维数学对象的性质。通过上面的类比得知抽象的二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与一维随机变量有着一致的表达式,从而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此外,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列与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的性质与计算均可借助一维随机变量的相关知识引入。 2类比法在习题教学中的应用 类比法是解题的有力工具。在习题教学中,教师若常引导学生用类比思维去寻找解题的方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首先可以利用条件、结论或者结构形式上的类似,联想与之类似的概念性质从中得到启发。例如,在概率统计中有这样一题:总之,类比法是创造性地表达思维的重要手段,在概率统计教学中有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在概率论的类比法教学中,不仅要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提供恰当的类比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类比中去发现目标对象与类比对象的本质区别,从而真正地认识和理解目标对象,否则则可能导致错误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类比法在概率统计教学中的应用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概率论教学中若恰当应用类比法,可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作者:李燕楠何建营单位:中原工学院理学院 统计类论文:财经类专业统计学论文 1统计学的重要性 (1)所谓的统计学就是用来收集和分析信息和数据的一门科学艺术,它通常是通过对差别的个性进行深入探究,然后找出这些差异之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通常被称为是将科学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的一架桥梁。统计学一般是利用概率论来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将所要观察系统的数据全部收集起来,在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量化的分析和整理,然后在通过所总结出来的信息进行科学的推断和预测,这样就可以为相关的决策提供较为完备和科学的参考依据。首先,统计学是进行数据研究的一门科学,这里的数据并非是指数学中存在的数据,也不是具有抽象性的数和形,而是指那些实际存在的数据、测量的数据、实验得出的数据。其次,统计学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归纳推理的方法,而不是用演绎的方式。之所以采取的是归纳推理的方法而非演绎推理的方式,主要是因为通过演绎推理所得出的结论通常在前提中蕴含,这就会造成在推理的过程中不会对现有的前提进行突破,更不用说会出现较大的创新了。而归纳推理一般是通过从个别到一般,从抽样样本到整体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最后,统计学的研究并非是明确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正是基于它的不确定性,才促使统计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新的思想和理论。 (2)目前,统计学在各个学科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统计学是一门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每一种科学都是对客观事物潜在的规律进行研究的,规律需要在反复的实验中不断地重复出现才得以确立,这些规律通常都会重复出现,而那些不会重复出现的事物就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说四季都在运转,不停的更替,这样才能在不断的重复中研究出变化的规律。统计学就是对不断变化的事物进行潜在规律研究的一门科学。所以,统计学是其他学科得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缺乏了统计学的科学研究是不能成功的,是缺乏新意的。其二,统计学是管理工作的最佳工具。正如同政治家离开了统计无法科学地施政一样,企业家一旦脱离了统计,那么他的决策就会存在着不合理性。每一项工作在进行管理之前都需要对整体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全局。所以,学好统计学就能够更好地开展任意的工作。 2财经类专业中统计学的改革发展与现况 我国的统计学相对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但是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尤其对于财经类的专业来说,统计学的定位和专业知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都要和其专业的主要学科协调和统一,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和谐发展。因此,财经类专业统计学的改革应该建立在对统计学的具体应用的分析基础上,比如可以对统计学理论在社会经济中的有效运用进行实证分析。这是对统计学改革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明确了统计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对统计学的改革,不断地对统计学进行完善。根据上述的结论,财经类专业的统计学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1财经类专业统计学的课程体系改革 根据相关教育学理论的规定,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的知识体系是通过它的课程设计来进行体现的。所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财经类专业统计学在进行课程改革和设置的时候要严格贯彻以下指导思想:首先,要注意将理论和实际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比如可以将统计学的理论和经济管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统计学;其次,要根据专业的主要应用领域和层次来安排统计学的课程,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同时还要强化技能性和操作性课程的比重;最后,要建立具有“参与型”的专业意识课程,并且打造相应的课程平台,这样就可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实现统计学由“主导型”的课程体系逐步地向“参与型”的课程体系过渡。第一,要设置相应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这一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培养统计学专业性的“参与型”人才打造基础平台。比如设置哲学课程,就可以为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提供一种更为开阔和新颖的思维和研究方式;而开设数学、英语这些课程则主要是为了对学生以前学过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巩固,另外,它还可以成为学习专业课程的一种工具;设置这些通识课程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统计学的学习。第二,设置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理论课程。由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将来所要面对的工作环境和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培养出“参与型”的人才。所以作为统计学人才,他们不单单要掌握一定的经济管理方法,同时还需要有“参与型”的意识,在实践中获得更多的经验。由于经济管理理论的课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和统计学相关的理论,在课程设置的时候就要有目的地选择那些和统计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并且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的学科,来设置经济管理理论课程。第三,设置最佳的统计学专业课程。统计学作为一门研究型极强的科学方法,在对其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保证统计学的课程设计实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设置的时候要对以下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1)选择最佳的统计方法论基础课程,以满足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需求;(2)要设置相关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基本理论,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统计学知识的延伸;(3)选择出那些具有远大发展空间的行业的统计方法理论课程,帮学生通过实例来更好地学习统计学,并掌握一定的分析能力;(4)与宏观经济统计核算相关的课程。设置以上课程是由浅到深的渐进模式,不仅有效地将统计学的知识体系进行点与面的有效结合,同时也是对统计学“参与型”课程意识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统计学。第四,注重技能性和操作性课程的设置。财经类专业的统计学在注重统计学理论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落实操性课程的设置,实现学与练的最完美的结合。技能性和操作性课程作为统计学课程最完备的补充,它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与统计学相关的实践或者操作性训练,帮助学生更好地巩固所学的统计学知识。同时,还可以借助相关的统计软件或者多媒体等对学生的技能性进行综合的训练,帮助学生练就熟练的技能。 2.2财经类专业统计学教材的改革 课程建设的优秀部分就是教材建设,教材在统计学的学习和改革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理念的深入开展以及教学大纲的不断修改,财经类专业统计学的教材也随着不断进行更新。统计学的内容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它的内容会根据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新的、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来进行更新或者完善。与传统的统计学教材相比,目前的统计学教材具有以下显著特点:首先,教材的内容更为明确地突出大统计学的思维,并且彻底地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知识框架相脱离,这样就不用再受传统思维和知识框架的束缚,能够更好地对社会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其次,将统计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及时地补充进教材中,及时地对教材的知识进行更新和完善,并且对统计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将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一些标志性的概念全数删去,更加强调了变量这一概念。与此同时,教材还对统计学所要研究的目标、统计学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论述,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更加一目了然地对统计学的理论知识进行了解和掌握。最后,在统计学教材中加入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和对各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原理的讨论,这样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另外,在统计学教材中还突出了对统计学基本思想的分析和探究,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将学与练进行完美的结合。 2.3建设统计学试题库 随着统计学课程和教材的不断改革和完善,部分高校在完成以上两个环节的同时,还创新性地建设了统计学的试题库,并且积极地将这一板块进行补充和完善,使试题库建设取到了显著的成就,这样就可以为有效开展“考教分离”这一环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高校的统计学试题库建设主要有两种:其一就是一种可以根据试题库内的试题进行随机的自由组合生成试卷的方式,这套试题里基本上包含有单项、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和计算题等多种类型的题型,并且所生成的试卷会覆盖统计学所学的全部知识,不会出现内容的重复或者遗漏。这类试题库主要是用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学习成果的,一般用于期末考试等。其二就是试题库的试卷都是已经生成的成套试题,这一类的题型基本上是以考察学生的分析和应用能力为主,比如这类试题都会设置一些有针对性的开放试题,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回答,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的考察。另外,财经类专业的统计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经常地开展一些与统计学相关的科学研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对统计学知识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学习,为学生以后进行深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结语 总之,财经类专业统计学的发展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统计学知识,有利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统计学人才。与此同时,随着统计学的不断改革和发展,高校的老师也应该结合统计学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统计学的教学方法,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断地提高统计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输送更多的统计学人才。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统计学广泛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的新理论,不断开发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深化和丰富了统计学传统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拓展了新的领域。今天的统计学已展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实践发展的需要对统计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新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和不断完善,统计学的潜在功能将得到更充分、更完满的开掘。 作者:初旭工作单位:浙江财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统计类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统计类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关键词:统计;教学改革;实践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考。 1997年国家将统计学列为一级学科,这表明了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著名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登说过这样的话“统计对于追求人类科学的人来说,是披荆斩棘开拓路径的利器”。在实际中,不论是企业管理中的财务分析与预测、营销调研、生产控制,还是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定价、证券投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与控制,都离不开统计,统计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计划、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咨询和监督等服务。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越离不开统计知识的运用。这对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实际操作,重在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受课时,经费等多因素的制约,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尽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统计知识,学会统计思维,更多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统计类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关键词:统计;教学改革;实践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考。 1997年国家将统计学列为一级学科,这表明了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著名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登说过这样的话“统计对于追求人类科学的人来说,是披荆斩棘开拓路径的利器”。在实际中,不论是企业管理中的财务分析与预测、营销调研、生产控制,还是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定价、证券投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与控制,都离不开统计,统计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计划、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咨询和监督等服务。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越离不开统计知识的运用。这对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实际操作,重在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受课时,经费等多因素的制约,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尽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统计知识,学会统计思维,更多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安排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安排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训练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掌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明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如果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与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掌握以下方面的技能: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与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意调查对象的配合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点,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如果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安排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统计类论文:经贸类高职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摘要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注重素质的培养。为此从统计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绩评定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索。 1997年国家将统计学列为一级学科,这表明了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闻名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登说过这样的话“统计对于追求人类科学的人来说,是披荆斩棘开拓路径的利器”。在实际中,不论是企业管理中的财务分析和猜测、营销调研、生产控制,还是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定价、证券投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和控制,都离不开统计,统计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计划、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咨询和监督等服务。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各业越离不开统计知识的运用。这对我们培养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摘要:不仅要把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实际操作,重在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受课时,经费等多因素的制约,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尽可能让学生把握更多的统计知识,学会统计思维,更多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新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更新 教材是提供知识内容的载体,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当前经贸类高职《统计学》教材普遍内容陈 旧,主要表现为“理论抽象、内容繁多、案例分析少、缺乏实际技能的培养”。因此要重新对教材的内容重新编排,对那些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章节作适当的合并和删减,合理布置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和难点要讲透,可多布置一些课时,非重点难点可考虑减少课时。这样可以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讲授完《统计学》课程。 教学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要把传统的只注重讲授统计分析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推导向注重公式、原理和方法的应用转移,减少统计分析计算过程的步步讲解,加大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和剖析反馈信息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一)案例导入教学,培养学生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在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中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广泛的认同。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新问题的能力为中心,根据各章节的内容选用合适的案例为教学服务,运用真实的材料来练习学生,让学生了解实际新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运用统计资料的能力。例如讲到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部分内容时,可以把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摘要:小康社会有两种标准,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一个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邓小平提出二十世纪末我国达到的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这三项指标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末,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属于中低下收入国家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摘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35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通过这些统计指标,学生可以学习指标、指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等概念,学习计划完成程度指标、强度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翻番的计算方法,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等。这样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使学生在生动的数字变化中把握了相关的统计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抽象变为生动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觉得难学,主要难在其概念的严谨、原理的抽象及计算推导的字母表述。因此,要使学统计难变为不难,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的概念、方法原理返回到实际中,通过实例进行生动的诠释。例如讲到假设检验时,可以用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绕歌》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民歌来解释其原理。原文是摘要:“上邪!我欲和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和君绝!”。从这首歌来说,该女子是要证实自己是多么爱这个君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她的原假设,用统计语言描述就是摘要:H。——我是爱君子的,要证实自己爱君子的方式很多,但力度都不够,该女子从不爱君子的角度来反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才不会再爱君子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这几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因环境不受污染)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几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假设在0.05%(显著性水平),而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零,明显低于我们假设水平,既然这几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女子是爱君子的。当然,假如在现实这几种现象真的发生了,在统计学上即发生的概率大于0.05%,那么该女子就“乃敢和君绝”,那么也就否定了原假设,可以认为该女子不爱君子了。通过类似的例子,帮助学生对统计概念及原理的直观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展统计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其教学方法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际演练。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也得以提升。传统的统计实践只是满足于填制统计报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现在的统计实践必须把握以下方面的技能摘要:设计调查方案、收集调查资料、整理调查资料、撰写分析报告。围绕着教学目标,可选择和学生相关的、熟悉的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统计实践活动。可以依据同学们在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让他们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在校园内真正进行一次演练。比如开展经贸类高职在校生生活费收支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经贸类高职在校生逃课新问题调查等。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时,重点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学生而言,这是最难把握的,哪些标志是必须调查的,哪些标志和调查目的关系不大的,可有可无的,这些必须区分清楚。收集资料过程要注重调查对象的配合新问题,以确保问卷的回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充分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Excel,利用Excel提供的统计函数和分析工具,结合电子表格技术进行处理,最后要求学生写出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完整的统计实践活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具体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同学们互相合作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的责任感。 三、学生成绩评定的改革 学生成绩过去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考核方式。如今这一考核方式和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学生成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综合评定。 (一)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征,需通过做作业来加深和巩固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平时作业是少不了的。但班级人数太多,全批全改也不现实,为了使得学生能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可采用分组的形式,在每组中随机抽一部分同学的作业进行批改,中选的学生成绩按实际记录,未中选的学生成绩按该组的平均成绩记录。假如抽中的学生中有未做作业的记为0分,记入中选学生总成绩,该组平均成绩仍然是总成绩除以中选人数,这样可以提高各组成员的集体意识。 (二)专题讲座占总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统计知识的能力。此环节可以考虑布置期末进行。学生可以选择感喜好的专题,阐述对该专题的理解,在生活中应用,以及未明的新问题。采用和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进行分组和抽样,对陈述时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酌情扣分。 (三)实践(包括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上机操作、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统计实践的理解,又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四)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这部分比重最大,题型灵活多样,有主观题,有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的领悟和运用,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对经贸类高职学生的统计学教学中,坚持以“培养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尽量做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求达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统计类论文:高被引外语类论文及选题分布的统计分析 摘要 论文被引率是论文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外语类高被引论文和选题分布的统计表明,外语教学方法学习策略、实验实证调查方面的论文,受关注程度最高,而对外语语言理论研究的论文受关注程度较低。对引证文献分布的分析发现,硕博学位论文对外语类论文的被引频次贡献最大,其次是高校学报论文,而外语类优秀期刊论文对引用贡献最小,对高被引论文关注程度低。 关键词 高被引论文 选题分布 外语教法 论文被引率是衡量论文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被引率高的论文则是高被引论文。研究高被引论文可以“大范围地观察一个学科的发展热点、趋势”,①通过对学科最有影响论文的统计,可以客观地进行学术评价。如何界定高被引率,有研究②使用普赖斯定律(N=0.749n max1/2,N是最低被引频次,nmax1/2是最大被引频次的开平方)。按照这个定律,根据笔者的统计,外语类论文被引28次以上就可定义为“高被引”论文。另有研究③认为,高被引论文应是小比例的论文占据了大比例的被引频次,具有二八特征,这样的论文才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④本文重点讨论这类外语类论文,重点分析它们的选题分布和引证文献分布的特点,以期从中获取有意义的启迪。 1 外语类高被引论文基本情况 统计数据从中国知网获取,至2011年10月前,外语类论文被引频次最高是文秋芳的论文“英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方法上的差异”,共被引1410次,而被引频次≥1000次的有4篇,≥700次是18篇,≥500次的是44篇,≥400次的为68篇,≥300次的为118篇,≥200次的有286篇,≥100次的有914篇。这些论文数量比例很低,但被引频数近二十万次,是典型的高被引论文。下面观察前10篇高被引论文(见表1)。 前十篇论文中,文秋芳、沈家煊各有2篇,独著的占9篇;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占6篇,发表在《中国翻译》的占2篇,《外语界》《外国语》各占1篇;发表最早是1992年,最近是2002年,2000年前后各有5篇;关于外语教学研究的4篇(前3篇和第7篇),关于翻译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的各3篇。从被引频次看,4篇关于外语教学研究的论文,被引频数在10篇论文被引频次总数中约占50%。这些发现表明在外语类论文中,外语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研究的论文受关注程度最高。 2 外语高被引论文选题分布特点 研究高被引论文的选题特点,重点统计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即可。本节主要统计被引频次大于200次的286篇外语类论文。统计表明,286篇高被引论文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翻译研究、语言理论文化研究和书评综述评介四大类构成,分布见表2。 “外语教学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外语学习方法、策略、能力研究、教学实验、调查、实证研究,以及教学教法和宏观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这类论文篇数和被引频次最多,超过总数的一半,表明这一块是引用关注的重点。“翻译研究”包括凡是涉及翻译的论文,虽然篇数和被引频次比例不算大,但篇均被引频数较大。“语言理论文化研究”主要包括语言语用理论、文化差异、语言模因等方面的论文(如题目涉及教学,则归入教学类),所占篇数较多。“书评综述评介”类论文主要包括论著介绍、评述、综述等方面的文章,所占篇数和被引频数都较少,说明被关注程度低于其它类。 为更细致地观察,“外语教学研究”类论文可进一步分为学习策略、实验调查、教学三个小类,见下表3。 第一小类包括外语学习方法、策略、能力培养等论文,篇数较少但被引频数较大,篇均被引频数最大,说明被引高于400次以上的论文篇数较多,反映了这类研究是最受关注的优秀区域。第二小类包括教学试验、实验、调查、实证等方面的研究,虽然篇数较少,但篇均被引频数不小,表明被引高于300次以上的篇数较多,关注度也较高。第三小类主要包括教学教法、教师素质、教学宏观政策、指导大纲等方面的研究,虽然篇数较多,但被引频数占比例不高,篇均被引频数最低,表明被引低于300次的篇数较多,单篇影响力比不上其它类论文。 统计发现,被引频数大于300次的论文篇数占41.5%,被引频数却占59.8%;被引频数在299~200次之间的论文占58.7%,被引频数却只占40.2%;表明两者差异是显著的。就外语教学和语言理论两类研究论文来看,外语教学研究类论文被引频数≥300的有67篇,占23.4%,被引34696次,占34.6%,但在被引299~200次区间,篇数是79,占27.6%,被引19183次,只占19.2%;语言理论文化研究类论文在≥300次级别的篇数是26篇,被引频数占12.4%,在后一级别的篇数是52篇,被引频数占12.3%。 按被引频数排序发现,一小批关于外语学习策略、教学实验调查类的论文所占频数最大,说明这些论文聚焦力强;而语言理论研究类论文被引频数较少,说明对语言理论研究的关注,不及对外语学法、教法的研究。 3 引证文献分布特点 引证文献分布也是高被引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至少可以了解是高被引频次的成分构成。由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数据不完整,笔者分析了被引频数≥700次的18篇论文的印证文献,共16700篇次。表4是引证文献分布的统计结果: 表中“外语类优秀期刊”(包括翻译类)共15种,“其它文献”指会议交流或宣读之类的论文。数据显示,引证文献来自外语类优秀期刊的占比例很小,只有3.6%(不过外语类优秀期刊所占比例也较小)。在外语类优秀期刊中,引证文献比例最多的是《外语界》。在高被引论文中,被优秀期刊论文引用最多的是王初明的“以写促学――一项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试验”,共61次。在各类引证文献中,硕博学位论文数量比例最大,是高被引频数的主要构成来源。处于第二位的是高校学报论文,再次是其余各类期刊论文。 4 结语 综上统计分析表明,在众多外语类论文中,最受关注的主要是关于外语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的研究论文,以及实验实证调查类的外语论文;它们受关注程度最高,而外语语言理论的论文受关注程度相比较低。那么,为什么外语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的研究如此受关注呢?王初明曾经指出,“自从人类出现外语教学以来,探索最佳教法的努力恐怕从未间断过”。⑤外语教学“费时低效”,人们对这种现象既恐惧无奈也心有不甘,因此探索最佳方法的步伐也就从未停止过,这是不足为奇的。也因此,对于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来说,致力于外语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的研究,是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统计类论文:2004―我国体育类优秀期刊艺术体操科研论文统计分析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逻辑分析的方法,对2004~2013年期间在我国体育类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艺术体操科研数量、第一作者专业背景、参考文献状况、科研论文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得出结果:10年来我国艺术体操科研论文数量呈波浪式增长趋势,于2009年数量开始逐渐下降;第一作者是非体育专业的研究人员较少;参考文献语种单一且数量少;艺术体操相关运动基础理论、器材、设备、测试设计、教学等的研究较少以及在中小学开展艺术体操教学没有受到重视。 关键词: 艺术体操;对策;体育类优秀期刊;科研论文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4年1月-2013年12月发表在我国16种中文体育类优秀期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科学》、《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体育科技》、《武汉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刊》)上有关艺术体操研究的论文,共173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本研究通过互联网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查阅了我国16种中文体育类优秀期刊,下载并阅读了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并在网上能检索到的关于艺术体操方面的论文173篇。这些期刊所刊发的艺术体操文章基本上代表了我国艺术体操科学研究的现有水平。 1.2.2 数理统计法 采用Excel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对收集到的艺术体操科研论文分别按发表时间、第一作者专业背景、篇参考文献类型、篇外文参考文献数、研究内容类型进行分类并采用Excel对数据进行处理统计。 1.2.3 逻辑分析法 通过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对我国艺术体操科研成果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从而了解了我国艺术体操科研发展状况。对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出我国艺术体操科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2.1.1 科研量和发展趋势的分析 经统计,2004-2013年发表在中文体育优秀期刊的艺术体操科研论文173篇,10年中数量呈波浪式下滑趋势。2009年量和2005年相比明显下降,仅有9篇。原因主要在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艺术体操集体全能获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以及国际体联在2003年和2005年对规则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极大的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增加。理论的深入研究只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才能显现出研究成果的价值,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艺术体操以35.225分历史性地夺得集体全能银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的首枚奥运会奖牌。这一成绩取得之后,科研人员对艺术体操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松懈的态度,科研成果数量不断下降。 2.1.2 科研论文第一作者专业背景分析 由表1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对我国艺术体操的科学研究已获得了一部分非体育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关注。但是在173篇科研论文中跨专业的研究仅占总数的 1.7%。 2.1.3 科研论文参考文献状况 2.1.3.1 文献载体类型的分布特征 从图2参考文献类型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体操科研论文的参考文献运用类型较全面,但是期刊、专著、规则标准仅三种文献载体就占到了引用总数的93.11%。 2.1.3.2 参考文献的语种分布特征 从表2中可看到我国艺术体操研究人员10年来对语种的使用状况:中文占92.9%,外文占7.1%。可以得出在语种的使用上我国研究人员还是对外文文献引用量较少,没能达到研究发展的需要。可见,加大外文文献的使用是发展我国艺术体操科研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2.2 十年来我国艺术体操科研论文类型分析 2.2.1 运动基础理论 近十年来,运动基础理论类文章共发表21篇,仅占总数的12.1%。很显然,运动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严重阻碍了艺术体操的发展。 2.2.2 艺术体操一般理论 艺术体操一般理论主要是结合艺术体操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从社会体育学和体育文化的角度对我国艺术体操在全民健身等方面的作用及开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对艺术体操运动员的选材、培养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及中外艺术体操的对比。这类文章共26篇,占总数的15%。 2.2.3 运动训练、编排、竞赛 运动训练、编排、竞赛类文章共55篇,占总数的31.8%。从这类文章所占比例可看出大部分艺术体操研究人员更注重于运动训练、编排、和 竞赛这个方面。运动训练的方法、动作创新和编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艺术体操的比赛成绩,对这方面的侧重研究也恰恰说明了其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国艺术体操的在比赛取得骄人的成绩和艺术体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2.4 艺术体操教学及改革 从论文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主要是针对专修班的教学,各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体操课开展还不容乐观,中小学艺术体操课的研究几乎没有,由此可见,艺术体操课程很少在中小学开设。艺术体操课的开设对中小学的学生形体有很大影响,而且有利于艺术体操科学选材及后备人才的培养。所以艺术体操课程应该在中小学进行大力的推广和开展以及增加对此方面的科研研究。 2.2.5 规则与裁判 近十年来,规则与裁判的文章发表数量占艺术体操在体育优秀类期刊总数的19.7%,且每次新规则的修订都引来了许多艺术体操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各研究人员对新规则的研究及理解,艺术体操也在不断变化,如:艺术体操的身体难度动作不断增加,和器械的配合要求不断增高,同时,艺术体操的观赏价值也不断提升,为我国艺术体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2.6 器材与设备、测试设计 器材与设备、测试设计类文章占了总数4.0%,共7篇。近十年来,有3篇论文是关于训练仪器研制(使用)的研究,一篇关于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关于比赛器械、训练场馆的管理和利用、比赛的摄像设备等没有相关的研究。 2.2.7 其它 市场经营管理、软件利用等,如艺术体操宣传片的制作等此类论文占7.5%,共13篇。 3 结论与建议 ①在2004-2013年这10年间艺术体操相关论文在体育类优秀期刊上发表数量呈波浪式递减趋势。2009年科研人员对艺术体操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松懈的态度,科研成果数量不断下降,所以艺术体操科研工作应该有待加强。②艺术体操的科学研究已得到一些非体育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关注,但是科研论文数量还不容乐观。应该加强与其他专业科研人员的沟通,以便利用其他专业知识来研究艺术体操,促进艺术体操的发展。③近十年来艺术体操参考文献载体类型主要是期刊、专著和规则标准,占到了引用类型总数的93.11%。参考文献语种中中文占大多数,外文仅占到总数的7.1%。参考文献引用的语种单一限制着艺术体操的科研发展,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注重多种文献类型和外文文献的检索及借鉴能力,促进我国艺术体操科研的进一步发展。④艺术体操相关运动基础理论方向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对正确的训练和康复有着重要影响;有关艺术体操器材、设备及测试设计方向的论文也比较少,对研究艺术体操比赛等方面有一定的制约。应加强相关研究以便艺术体操在艺术体操损伤、心理、技术分析等方面有重要的突破。⑤关于艺术体操在高校公共体育课开展以及在中小学设立艺术体操课方面的研究较少。说明艺术体操在高校公共体育课上开展并不理想,没有在中小学设立艺术体操的学习则表明艺术体操科学选材及后备人才的培养还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应该呼吁对中小学设立艺术体操课程,为中小学生的形体练习、艺术体操科学选材及人才的培养做铺垫,同时也应加强相关研究以便艺术体操顺利的在中小学开展。 统计类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中运动医学论文的统计学应用错误案例分析 摘要:就近年来体育类优秀期刊运动医学科研论文撰写中常见的统计学应用误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实验分组不合理,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②统计方法不合理,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代替,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多因素方差分析;③误判资料类型,从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两样本率的检验错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关键词:统计学;运动医学论文;体育类优秀期刊 统计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研究结果科学性、可靠性的有力保障。而论文是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通过论文可展示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便于查阅者的了解、评价和引用。因此,在论文中要完整、准确地进行统计学内容的表述,以展示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但运动医学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错误仍相当严重,其中实验设计和统计资料的应用上最为突出。本文介绍论文中出现错误的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正确的统计学内容表述,以便供广大运动医学科研工作者参考。 1实验设计方面的问题 1)实验分组不合理。 例1:《有氧健身操结合饮食控制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胰岛素抵抗、血脂、血糖的实验研究》[1]一文中研究对象为:西安市碑林区某社区代谢综合征患者77人年龄40~65(55.35±7.26)岁。按照接诊顺序将入选MS患者随机分为以下2组,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 该文作者所选取代谢综合征患者年龄跨度较大(40~65岁),因为年龄的不同机能的代谢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认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总体。把他们随机分入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参加试验,两组之间的可比性可能很差,其结论的可信度很低;如果,按年龄段分层随机化,组间的均衡性要高得多。 2)受试对象的选取违背同质性原则。 例2:《不同类型休闲活动对老年女性身体机能影响的差异性研究》[2]一文中对成都市老年大学、锦江区老年活动中心,随机选取离退休5年以上,年龄65~75岁之间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并依据她们的年龄段将活动类型分为:为队、曲艺队、门球队、舞蹈队;测量指标为: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 从一般的常识可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有利于其血压及脉率,肺活量、椎体骨密度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原作者所选取的活动类型为:、曲艺队、门球队、舞蹈。其中是一种智力游戏和身体运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曲艺,门球,舞蹈主要以身体运动为主(曲艺有利于人体的肺活量的提高)。所以原作者在试验设计时违背同质性原则[3]。 在实验设计时一定要遵守3大原则:对照、随机、重复。对照原则:要确定处理因素对实验指标的影响,如无对照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分组时有处理组和对照组。对照原则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除处理因素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的因素应力求一致(即齐同比较或有可比性)。随机原则:是使每个实验对象在接受分组处理时具有相等的机会,以减少偏性,使各种因素对各组的影响保持一致(均衡性好),通过随机化可减少分组人为误差。这是对资料分析时进行统计推断的前提。重复原则:是指可靠的实验应能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出来(重现性),这就要求实验要有一定的例数(重复数)。因此,重复的含义是重现性与重复数。重现性可用统计学中显著性检验的值来衡量其是否满意[4]。 2定量资料统计分析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2.1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错误应用多个t检验 例3:《有氧运动对大鼠血糖、血脂和血液凝固功能的影响》[5]一文中,将30只大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小运动训练组和大运动训练组。对照组大鼠进行自由饮食和自由饮水;运动训练组动物在此基础上给予为期6周的游泳训练。有氧运动(游泳)、运动后2周和运动后4周从眼眶后静脉丛取血,以及实验结束时(运动后6周)断头取血,分别做血糖、血脂和有关凝血指标的测定。用SPSS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常规数理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显著性检验用t检验,P 这类错误是定量资料分析中最常见的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会增加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6]。案例(原)表1资料为对照组、小运动组、大运动组不同有氧运动时间对大鼠血清LDL水平的影响,原作者用t检验分别对各组均数逐一进行比较。对照组大鼠在实验期间血清LDL水平没有明显变化P 0.05。与对照组相比,小运动组大鼠随着有氧运动时间的延长,血清LDL浓度逐渐降低,至第6周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同期(第4周和第6周)小运动组大鼠血清LDL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在应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时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区别。t检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对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当对两个以上的总体(样本)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检验时,如果用t检验,4个总体(样本)均数则需做c24=6次可能组合的检验。若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则将降低统计结论效度。所以,两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t检验,两个以上总体(样本)均数的检验用方差分析。 2.2处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误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 例4:《不同营养干预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7]一文中,实验目的为:观察补充复方阿胶中药与补充铁剂营养对运动性贫血大鼠红细胞及铁代谢指标的影响。方法:以32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为研究对象,每只体重约300 g,随机分为4组,C组为安静对照组(n=8),E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组(n=8),ENⅠ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阿胶营养补充组(n=8),ENⅡ组为递增负荷跑台运动+铁剂营养补充组(n=8)。然后ENⅠ组和ENⅡ组营养补充4周。实验结束后24h内处死。结论:9周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导致大鼠红细胞相关指标的显著性下降,引起运动性贫血,但血液铁代谢无显著变化;补充4周复方阿胶中药制剂或铁制剂,提高红细胞相关指标,改善大鼠运动性贫血状况。数据统计方法实验数据用SPSS13.0软件中one-wayANOVA处理,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 原文采用单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不合适,仔细考察各处理组之间的关系有:是否递增负荷跑台运动,是否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两者都能促进RBC生成,增加Hb含量的物质,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因素),原文在固定一个因素于某个水平下观测另一个因素的作用,这种做法割裂了实验设计的整体性。正确的做法是,先从专业角度上分析二个实验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是否存在二个因素有主次之分、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或交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等情况。也就说对事物的影响只考虑施加了一个条件(因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施加了2个以上的条件(因素)为多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是多因素方差分析还要考虑施加的条件(因素)之间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主次之分。具体看(原)表2资料,施加了两个条例(因素)即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和补阿胶营养或补铁剂营养,然后考虑两条件(因素)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2个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应采用交互作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处理此定量资料为宜。 2.3统计方法不合理,每一种统计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 例5:《高脂饮食对大鼠脂肪组织脂解调节因素的影响》[8],原文中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对(原)表3各组FFA浓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 多个总体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要求方差齐性。方差齐性实际上是指要比较的各组数据分布是否一致,通俗的说就是各组是否适合比较,一般的经验是如果在比较的各组中,如有一组的标准差是另一组的一倍时方差不齐性的概率较大。在做方差分析时,做方差齐性检验主要是确认数据的合理性(不具相关性)。对(原)表3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可发现C组与OR组及OB组FFA浓度指标不能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故不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LSD方法。可以先进行对数、倒数或函数的转换,选择适当的转换形式,直到齐性检验变为不显著(不相关)。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用非参数的单因素分析。 3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统计学错误 3.1误判资料类型,而误用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 例6:题目:《传统体育对老年知识分子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影响的观察研究》[9]原作者对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评定标准是:头痛、眩晕、心悸、耳鸣、失眠、烦躁。各症状按症状轻重不同采用“半定量”计分法,按程度进行分级和计分,共分为4级:(“无”0分、“轻”1分、“中”2分、“重”3分),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经6个月的传统体育锻炼实验,症状计分情况。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除A组心悸、耳鸣、失眠症状外,3组均能改善老年知识分子EH(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P 统计资料常常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两大类,所谓定量资料是指对每个观察单位用计量方法测量某项指标所获得的数值;如身高(cm)、血压(mmHg)、脉搏(次/min)、红细胞(104/mm-3)转氨酶(酶活性)等,都属于计量资料。而定性资料是指记录每个观察单位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和性质[10]:如血型(A、B、O、AB)、职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性别(男、女),等等。本资料观察的是原发性高血压症状疗效,这里的0、1、2、3、4代表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症状的轻重程度,属于定性资料中有序资料,(如:无、轻、中、重;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死亡),但原作者却错误地将其判断为定量资料,表的标题后括号内写 ±s的形式,表中给出也是平均数和标准差的数据。一般来说,t检验仅适于分析来自“单组设计、配对设计和成组设计”的定量资料,用分析定量资料的方法分析定性资料,显然是错误的。正确判定统计资料的类型是选用统计分析方法的首要前提[11]。本资料属定性资料,应根据分析目的,合理选用适合此类资料统计分析方法(如Riditi分析或者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 3.2两样本率的检验误用两样本的t检验来代替 例7:《健身跑运动对中年人血脂异常者血脂、身体成分的影响》[12]一文中将所有受试者随机分成低强度组(L组)、中等强度组(M组)和对照组(C组)。数据统计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形式表示。相关指标数据用t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P 运动医学研究离不开统计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如果选择错误导致结果有偏倚或结果原则性的错误,对运动医学的危害性较大。正确的统计分析是获得正确的科研结论的要素之一。只有明确资料的性质、试验设计类型、分析目的,掌握相关统计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才能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 统计类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 摘 要: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四年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毕业论文的质量是检验教学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尺。作者通过调查统计,从参考文献的角度分析了参考文献著录,以及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分布及时间分布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部分,不仅涉及知识产权和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是评价毕业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从正文中难以发现的问题,从参考文献的著录和参考文献本身透露的信息可以判断一篇论文的质量,从而为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一条切实可靠的途径。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对广东四所高校经济管理类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从2000篇毕业论文中随机抽取420篇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420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共有参考文献4528篇,最多的20篇,最少的3篇,每篇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数平均为10.78篇,不到11篇。对于反映四年专业学习水平的毕业论文来说,11篇参考文献偏少,说明同学们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与利用还是有限的,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参考文献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1.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规范 著录不规范是所有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五花八门,如果严格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UDC025.32GB7714-87)的标准衡量,完全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凤毛麟角,在420篇毕业论文中,基本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只有65篇,占15.38%;84.62%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1著录项目不全 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有:序号、著者、书名或题名、文献类型、出版地、出版者(期刊文章著录刊名)、出版年月(期刊年、卷期号)、起止页码等。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这些著录项目或多或少都有缺失,有缺其中一项的,最常见的是缺起止页码、缺文献类型、缺出版地和缺时间;也有同时缺几项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录项目(如著者、书名或题名)的缺失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干脆就只有一个书名或题名,这只能说明同学们对著录事项不了解,或者对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认真。 1.2著录格式不标准 参考文献的著录除了必备的项目之外,对著录格式也有规定的要求。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起止页码.例如:[1]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8.期刊文章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例如:[1]符莎莉.品牌空心化危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6-7. 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中,除了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不全外,格式的错误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存在问题。格式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序号或序号标识错误,没有括号或不是用方括号“[]”表示;著录符号不正确,有的甚至增加不必要的标识符号,特别是将书名或题名、期刊刊名加上书名号;著录项目顺序颠三倒四,没有按规定的顺序著录;还有文献类型标识符号的错误,等等。有些同学甚至在同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出现前后著录格式不一致的情况。 2.参考文献透露的信息 除了参考文献的著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外,从参考文献部分列示的具体文献来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 2.1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我们把参考文献大致分为著作、期刊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文献类型等四种,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著作1580篇、期刊论文1872篇、网络文献488篇、其他文献类型304篇、没有标注或无法得知文献类型的284篇,所占比例分别是34.89%、41.34%、10.78%、6.71%和6.27%。从文献类型的分布来看,网络文献所占比例很低,说明同学们利用网络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差,这与青年学生的网络利用能力不相称;其他文献类型所占比例也很低,并且主要是报纸,说明同学们对会议报告、学位论文等非公开出版物不够重视。虽然著作和期刊所占比例较高,但表现出来的问题不容乐观,在参考文献中列示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教材,并且很多是本科二、三年级的教材,专著极少;在期刊文献中,低档次期刊论文多、优秀期刊论文少,中文期刊论文多、外文期刊论文少,在1872篇期刊论文中,优秀期刊756篇,仅占40.38%,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经济研究》仅出现过4次,在非优秀期刊中,一些不知名的期刊、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占了相当的比例,说明同学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够,对本学科、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缺乏基本的了解,毕业论文的写作处于一种低水平模仿的层次。既然优秀期刊论文的引用水平如此之低,外文文献少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所有参考文献中,外文文献只有16篇,这和外语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明外语教与学的方向出了问题,而且说明专业外语的教学是存在问题的。 2.2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 分析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同学们对最新资料的获取能力,所引用的资料的时效性,也可以间接地反映选题的现实性。2006级毕业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是在2010年三四月份,所以我们把2009年以后(含2009年)的文献看作是一年以内,2008年的文献为1-2年的文献,2007年以前(含2007年)的文献列入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根据我们的统计,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一年以内的文献1508篇,占33.3%;1-2年的文献744篇,占16.43%;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1868篇,占41.25%;没有标明时间的408篇,占9.01%。一年以内的文献只占三分之一,二年以内的文献不到一半,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是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在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献数量相当多,八十年代的文献也不鲜见。在一个经济急速变革的时代,在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同学们还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对新的理论、新的观点知之甚少,不重视对最新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我们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研究的问题落后于时代,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3.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针对从上面的分析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3.1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从调查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指导老师,对参考文献都是不够重视的,觉得参考文献是可有可无的部分,甚至就是一个摆设。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没有将参考文献作为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毕业论文的质量联系起来,所以每一个毕业生和每一个指导老师都要充分认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3.2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 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美观,而且有方便检索的作用,所以不应看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要齐全,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号要正确,教学管理部门和各指导老师应该对学生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这些问题只要我们重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3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 毕业论文的选题不仅要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要具有现实意义,密切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题的来源可以是学生自己从毕业实习中发现问题,也可以由指导老师提供参考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生自己拟定题目的指导老师要严格把关。 3.4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能力,特别是对网络文献和外文文献获取和利用的能力相当差,进一步调查发现,很多同学都没有接受过文献检索方面的教育,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文献检索能力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技能,文献检索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将专业文献检索课作为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非常必要。
教育学术论文:儒学教育学术论文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作者:詹向红张爱萍单位:合肥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优秀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优秀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作者简介:陈 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CJA120157),主持人:陈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优秀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优秀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优秀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优秀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优秀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优秀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优秀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部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优秀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部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优秀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优秀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优秀期刊(特别是学科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优秀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优秀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优秀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文地理论文:社会调查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社会调查法是落实这一理念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该法,本文按照社会调查法的程序一步步分析了社会调查法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关键词:社会调查法 人文地理 运用 在现行的江苏高考政策下,高中地理教学如不能抓住学生的学习兴奋点,学科就会被学生归入副科行列,仅仅是为了应付会考才学习,新课标的种种要求和理念将很难得以贯彻落实。在笔者多年的教学实施中,始终在探讨如何能让刚进入高中的学生对地理学科有新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地理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形成地理思维和地理意识。通过对新课标的学习,“重视对地理问题的探究。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第三条基本理)。结合教材的特点:地理2“以人文地理内容为主,包括人口与城市、工农业区位因素等经典内容”。它表达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地理。在必修2的人文地理的教学中充分地理社会调查法,效果显著。 社会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一般程序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准备调查内容、准备调查工具、准备调查对象);调查阶段(收集资料,实施调查);分析阶段(审核、整理、统计、分析);总结阶段(调查报告)。在地理教学中对各个程序结合教材、课时安排及学生、学校所在地实际,进行选择。 一、选题阶段 好的选题是社会调查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高一学生多数从未进行过社会调查活动,因此开始进行选题时会较困惑,往往题目大而空或不能阐释地理理论,教师就要给予相应的指导。必修2的“活动”有很好的社会调查建议,教师可让学生参考,但是针对我们学生的特点和时间的局限性。在选题时要注意几个原则: 重要性和目的性――想要通过调查解决什么问题?能否对课本的理论知识进行较好的诠释?如:《苏州外来人口调查》,能较好反映我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迁移理论。 可行性――选择的课题既要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具体实际,同时还要易操作。选题不要追求大、全,要易切人。如工业区位因素调查中,我们就只是选了日常接触较多的商场、超市及苏州的一些专业市场中较特出商品。趣味性――高一学生对地理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副科概念。如果我们的选题不能抓住他们的关注热点,特别是在最初实行的调查阶段,这一活动很可能难以得到落实。我在必修2教学中作的第一个小社会调查是:你家庭不同辈分的兄弟姐妹的人数。题目很小、很易操作,结论却很能说明我国人口模式的变化。 二、准备阶段 课题明确后,进入准备阶段,准备充分与否关系到调查能否得以设施。此阶段要做以下几个工作: “确定谁去调查”:明确调查者是独立还是合作,高中阶段因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培养合作精神的课程理念,通常采用小组合作调查,小组的组成根据课题的要求,本着自愿的原则组合,人数不要太多,通常以4-6人为佳,同时一定要在准备阶段明确各人的分工和具体任务,防止出现小组内部扯皮现象的发生。如在苏州房价调查活动中,按学生居住区域进行相应组合。 “向谁调查、调查什么?”:紧扣选定的主题明确调查的对象,如苏州外来人口的调查中,外来人口包含新苏州人(已在苏州安家)、外来打工人员、外籍来苏工作人员。调查内容则是要参照相关资料,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拟定提纲对所有提出的问题和项目加以精选,分别轻重缓急,使其系统、完整。如东西山柑橘业发展的思考,要对东西山的柑橘业历史和现状提出数据层面上的调查,又要提出发展方向等深层次的问题。 “怎样调查?”:根据调查内容确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的方法许多种,常见的有问卷法――设计调查问卷,高中阶段的调查问卷设计要简单明了。不能让问卷太过复杂化,以免在调查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干扰调查的主题。如苏州外来人口的调查问卷中学生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1,您的家乡;2,您的年龄段;3,您来苏的时间;4,您的收入段;5,您想在苏州长期居住吗?6,您对苏州较为满意的方面有;7,您对苏州不满意的有。虽然只有几个小选择题,但却包含了我国人口迁移的方向、对迁出迁入的影响、苏州面临的人口问题和城市问题等知识点。文献法――日益发达和普及的英特网及苏州众多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文献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调查基础。如苏州市区的面积和形态的变化,学生从网络和图书馆收集了从平江府图到苏州未来五年的发展图。访问法一通过与特定的对象(可以是某些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是经历了许多地理历史事件的老者又或是某一地理事件的经历者)交谈获得资料。观察法――现场观察,选择好观察的时间和地点,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可观察性。如苏城交通状况调查,选择的时间为工作日几个时间段、周末,地点为主要商业区(观前、石路)、主要学校区、几条主要的公交线路等。 三、调查阶段 作为社会调查最主要阶段,它是对我们先期准备工作的最有效的检验,同时又是对我们的学生能力考验和培养。 协调好时间的安排:高中学习时间紧。在进行相关的社会调查时首先要和班主任说明调查大概安排,同时一定以家校的形式告知家长,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多数调查时间尽量安排在研究性学习时间,同时让学生学会用平时有意识收集一些有用的地理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调查注意事项:作问卷调查和访谈时衣着要得体、态度要诚恳、语言表达要清晰有礼。如遇到麻烦的事和人要耐心、尽最大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 发挥小组的力量:调查小组相互间既有明确的分工,又要彼此帮助。遇到问题依靠集体的力量。每个小组选出一名沟通和协调能力较强的学生负责协调事务。时刻保持与指导老师的联系,学会运用社会力量帮助自己。 所有的户外的调查要注意安全,特别在进行交通状况、水污染等调查时,要将安全工作落实到人。 四、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阶段 本阶段根据课题的特点进行小组整理,包括数据的汇总、图表对比、问题归类,注意调查的第一手资料的保管。分析时可以参考课本的知识体系或寻求老师的帮助。 五、展示和评价阶段 调查结果的展现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小论文、小简图或是课堂论证。对于一些具有新颖的观点的小论文推荐参赛。同时老师对于学生收集的资料和相关结论整理可作为日后的地理教学的资源库。 评价的方式和结论是我们社会调查得以长期坚持的关键。学生非常注重老师对其具体的评价,教师千万不能以好、一般等含糊的字眼评价。根据新课标的第五条课程理念“注重学习过程评价和学习结果评价的结合”,结合陈澄教授对探究学习评价要求(如下表)设计相关的生生评价、师生评价的表格,建立学生研究学习档案。并将评价结果计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通过家校平台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能力的提高,亦可与班主任协调,将在社会调查中表现突出的学生的能力写入学生报告册或在学校组织一定形式社会调查成果汇报展。以期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通过社会调查这一学习方法,我们做到了新课标对学生关于“从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提出探究方案、与他人合作、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要求。同时学生基本具有了一定的地理素养,在我的地理课堂中经常会有学生用他所看到、所听到的来证明和解释地理理论,真正体会到地理无处不在,地理无处不用。 人文地理论文:高等师范学校“人文地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摘 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改革。笔者在“人文地理” 教学中,融入了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有效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锻炼了学生观察、分析问题;实践研究;文字表述;团队协作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 改革 实践 在高等师范学校地理科学专业中,“人文地理学”是面向21世纪人才培养的主干课程,是本科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空间组织和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广义的人文地理学还包括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涉及人口问题、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人类活动行为等重大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愈加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知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地位日益凸显。 “人文地理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实践应用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理论联系实际,给学生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充分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我们在传统的“人文地理”教学的基础上,融入专题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人文地理教学设计 突破传统的人文地理教学模式,设计了三大板块。除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讲授外,特别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 1.课题讲授 采用启发式教学,主要讲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2.课堂讨论 包括两部分内容:①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在各分支教学中的应用;②运用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地理现象。 3.实践活动 通过调研的方式,包括观察、考察、问卷调查等,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将学科知识用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 二、“人文地理”讨论课的设计 1.专题讨论――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在各分支教学中的应用 人文地理学[1]前三个章节主要讲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且贯穿于后面的各分支章节,具有以线带面的知识结构体系特点。各分支内容讲授前,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个分支章节:人口、农业、工业、聚落、语言、宗教、旅游、政治、人类行为。每个小组运用已学习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参考相关文献,通过组内讨论,分析各人文地理现象的起源与分布(文化区)、迁移与传播(文化扩散)、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景观表现(文化景观)等。 讲授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扮演提问质疑的角色,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对人文地理学知识体系的认识也得以升华,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讲授宗教地理学这一分支章节时,根据知识的前后联系,教师列出如下讨论提纲(表1),采用启发提问式教学,既打破了为讲宗教而讲宗教的课堂枯燥乏味的尴尬,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知识解释人文地理现象。 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尤其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在解决人地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彰显。例如目前人类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人口众多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甚至全球政局变动等,人文地理学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人文地理学的学习过程中,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教师要注重挖掘与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密切相关的人文地理现象,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从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进行课堂讨论,并予以点评。达到学以致用、巩固所学知识、开拓思路的教学目的。 该类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的相关地理知识,有一定难度,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难易适中,同时讨论过程中,教师应予以适当提示。由于这类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运用、整合人文地理概念和理论的重要途径。表2列出了部分讨论主题。 三、人文地理实践教学活动设计 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实践教学是观察、认识、研究人文地理事象的重要手段,是人文地理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深化地理知识、形成科学的地理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具体模式有观察、考察、社会调查等。高师人文地理实践教学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确定合适的实践调研课题 确定研究课题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关键。首先,课题的难易程度应在学生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既要达到深化课堂内容的目的,又能保证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顺利完成。其次,选题要密切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应用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灵魂,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把钥匙。因此选题应侧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或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选题要考虑学生的兴趣。教师根据当前热点问题、教材内容及以往经验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实践调研课题,此外还应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并帮助学生进行可行性论证,集思广益,扩大学生选题范围,完善实践教学内容。 2.做好实践调研前的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一般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动员、收集相关资料、编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等环节。实践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性学习过程,其教学效果主要取决于学生积极、严谨的学习态度,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端正学习态度、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保证实践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实践教学前还应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对目的地的自然、人文、社会地理环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为编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等提供背景资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应包括实践教学任务、路线、范围、实施方案等内容,以便提高实践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调研资料的后期整理 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培养学生分析人文地理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地理探究能力,并初步具备一定的地理科研能力。调研资料后期整理三部曲:建立数据库、数据的统计分析与空间表达、撰写调研报告。针对研究目的和方法选择合适的软件如EXCEL、SPSS、ARCGIS等数据的统计分析和空间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制图,并将数字语言转化成文字语言,进一步归纳人文事象的时空变化规律,撰写调研报告。 4.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及时评价实践教学效果,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实践教学效果评定应包括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能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等。为此构建了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体系包括三大板块:一是专家点评,即每一小组推选一名同学针对调研内容、方法、结论等现场演讲,由3~5名教师组成专家团进行点评;二是选出优秀调研报告,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补充、修改,撰写成科研论文,在相关杂志发表;三是依据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表现、个人成绩和小组成绩等因素综合评定每位学生的实践教学成绩。此外,应及时了解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完善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 例如,结合经济地理部分的学习内容,确定了“三峡广场与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结构比较分析──以零售业业态为例”的调研课题。根据调研内容和目的,确定以走访式调研方法为主,通过对两个地区商业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确定调研范围和路线,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采取小组分工与协作的组织方式。 通过调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三峡广场与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行业结构趋同度高;②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层次结构高于三峡广场商圈;③级差等级地租对两商圈商业业态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从商圈优秀向出现:百货商店、专卖店――超市、专卖店、小型商店――便利店、一价店、仓储超市的业态变化特征;④三峡广场应根据级差等级地租进行商业业态空间结构调整;⑤解放碑商圈有条件发展为大型购物中心。以上结论对两大商圈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人文地理学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是对传统人文地理教学的重要补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深化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整个过程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独立钻研、语言表达、科学研究、团结协作的综合素质。 人文地理论文:例谈人文地理试题的解题策略 一、人文地理试题的特征 人文地理试题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人口、城市、资源、环境、产业发展等问题为重点,以图表为支撑,考查人文地理主干知识,考查考生运用图表、数据解题的能力及对地理信息的采集、整理、归纳、分析总结的能力。人文地理试题有以下几个特征。 1.区域性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地域分异的科学,以区域为研究优秀。人文地理试题常以微观区域为背景,考查区域内重要的人文地理事物和现象,要求考生能运用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来分析或评价某一区域环境中的人类生产活动的合理性。 2.综合性 地理学研究的地球表面是一个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这决定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地理学不限于研究地球表面中的各个要素,更重要的是把地球表面作为统一的整体综合地研究,着重研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故人文地理试题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3.探索性 地理学这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习地理科学知识,认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引导学生掌握地理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关注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地理问题,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也就是说,学习地理是奔着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去的,作为考查地理知识和地理素养的人文地理试题必然具有探索性的特征。 4.开放性 地理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其目标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地协调观,培育家国情怀,拓展全球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学会运用地理的综合思维、区域认知方法认识、理解、解释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学生掌握学习和探究地理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具备地理实践能力,为未来学习和走向社会打下基础。开放的人文地理试题能全面考查学生是否具备科学的人地观、发展观,是否具备辩证分析问题、科学合理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近几年来,人文地理试题的开放性越来越明显。 二、人文地理试题的解题策略 1.科学建模 人文地理学虽然知识点多、散,但人文地理内容“形散而神不散”,可以通过建模的形式将知识点串联起来。例如,我们在学习鲁尔工业区时,要详细分析鲁尔工业区的工业类型、支撑其发展的基础、兴起衰落的原因、整治的措施,整理出一套有关鲁尔工业区的模型。我们还要将鲁尔工业区模型进行补充、修正,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工业区模型。我们还可针对某类试题,建立答题模型。一个完整的答题模型包括四部分:标题、适用条件、答题要点、备注。 2.精准套模(套用模型),巧妙用模、验模 完成各类问题的建模只是完成了基础性工作,要想在人文地理试题上获得高分还得精准地分析背景材料和巧妙地运用模型。 一道人文地理试题一般由背景材料、图形、设问三部分组成。在做题时,我们一般分四个步骤进行,下面以2016年高考江苏省地理试卷第28题第(1)题为例(试题略),简述套模、用模方法。 第一步,粗读材料、细审设问。拿到试题时,要快速、粗略地浏览所给材料和图形,知道材料和图形描述的是攀枝花城市转型的地理现象。然后要认真、仔细地阅读分析每一个设问,从设问中剥离出所考查的知识点,思考可套用的模型。第(1)题设问有两个。一个是攀枝花发展成为“钢城”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钢城”顾名思义攀枝花的工业以钢铁产业为中心,故可将设问归为传统工业发展的条件。另一个是攀枝花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攀枝花作为老工业基地,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和发展中没有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该设问可以归为传统工业区衰落的原因。 第二步,依据模型要点细嚼材料,提取有用信息。根据第一步对第(1)题设问的分析可知,本题要用到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要点为位置、交通、市场、能源、钢铁原料、水源、科技、劳动力、政策、产业基础等。第二个模型要点为产业结构单一、钢铁过剩、资源短缺、煤炭地位下降、技术冲击、环境问题突出、配套基础设施落后等。 第三步,整理答题要点,并作修订检查。在整理语言要点时,要将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用针对性和专业性强、逻辑性和层次性分明、条理清晰的简洁语言表达出来。要点间要相互补充,以形成完整的答案。 第四步,书写答案。要求字迹清楚,分点作答。 以上四个步骤中,第一步实际上就是通过细审设问来套模,第二、三步就是用模、验模的过程。 在解答人文地理试题时按上述步骤和方法能有效提高解题的效率和准确率,但要娴熟地运用此方法还需多加练习。 人文地理论文: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评析及编写建议 摘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多种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按照教材的编写体系及结构,将教材归纳成理论分析型、总论分论型、概括论述型3种类型。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其特点及不足之处。从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版本更新、表现形式、学术规范、配套教材建设等方面提出新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思路体系。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材版本;教材评价;编写思路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 G・J的《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作者简介:周小伍(1988-),男,河南新蔡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地理教育,城市与区域规划。 人文地理论文:试论如何应对高中地理中人文地理的考试 【摘 要】高中地理由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大模块组成,然而人文地理成了许多同学学习的难点,大家普遍认为人文地理知识点繁多,背诵内容冗杂,有许多知识点不容易理解。在考试中人文地理也成了失分比较大的模块,导致学生成绩不理想。那么如何学习人文地理就成了解决高中地理学习难题的关键。 【关键词】高中地理 人文地理 教学 地理属于高中文科专业,在高考成绩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是从历年的高考成绩来看,地理平均得分是最低的,有很多文科生,都是被数学和地理拉低了分数,所以提高数学和地理成绩对于高考考生来说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来讲讲如何提高地理成绩,高中地理分为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很多人认为自然地理是难点,的确在学习上自然地理是难点,但是在考试中人文地理反而是最大的失分点,那么提高人文地理的得分有利于整个地理成绩的提高。那么人文地理在学习和考试中存在哪些问题呢? 1.人文地理知识学习容易,活学活用难。人文地理知识都是一些易懂的知识点,在老师的讲解下同学们都能听懂,但是在考试中会给出一个全新的地方或事物让同学们去用人文地理知识作答,很多同学都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地理知识点,所以往往在考试时,人文地理都会失掉很多分数。 2.人文地理知识点繁多,难以准确记忆。人文地理是地理中最需要记忆的地方,一个小的人文知识点往往就有许多记忆的地方,所有的人文地理知识相加起来就是特别多的知识点,导致同学们在记忆时,很难将知识点记忆完整,这样在考试时就只有一个印象,很难将知识点答全,导致考试失分。 3.人文地理中有重叠部分,同学难以理解。在不同的知识点里却有相重叠的部分,同学们就会感到很疑惑完全不同的知识点却有知识点重叠,这让许多同学难以理解,从而导致知识点的掌握不到位。 4.选择题中,迷惑选项难以排除。在高考地理中有12道选择题,其中人文地理选择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很多同学都无法选出正确选项。迷惑选项和正确选项非常相近,一不小心就会选到错误答案,选择题失分会对总体成绩造成巨大的影响。 5.在综合题中,同学们普遍得分都很低。综合题是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结合,多数是简答题,同学们在做综合题时无法正确地去分析题目,在回答时经常答一些无用之话,很难准确精炼的作答。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如何解决上面的问题,从而提高地理成绩呢? 1.多做练习,将知识点在不同的题里运用,锻炼学生能对知识活学活用的能力。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同学们才会在遇到新问题时,将所学知识运用正确。当然老师在选题时应该注意所选题目的代表性,没有必要去练一些没有用的题,既浪费时间,又没有练习作用。 2.形成知识网络,与现实相结合,攻克知识点繁多的难题。由于知识点繁多,学生难以准确记忆,这就要求学生要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帮助记忆,同时将知识点与现实相结合,能够加深学生的记忆。当知识与生活相结合后,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知识点,而且能够将知识点记忆牢固。 3.对于知识重叠,学生们应该将有重叠的知识点整理在一起,学习其相同和有区别的地方,用对比方法进行记忆。当然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该有意将知识点有重叠的地方提出来进行对比教学,解决同学们的疑惑。 4.选择题得分方法。首先学生应该熟练掌握相关知识,这样在进行判断时才能有正确的知识依据。其次,学生在作答时应该对题目和选项进行仔细分析,不能粗心大意,因为题目和选项中有很多的迷惑,一不小心就会选到错误的答案。最后,老师应给学生做一些典型选择题并进行分析讲解,把题目中容易出现的陷阱都进行讲解。学生在做选择题的时候可以将题目中的关键词划出来,对题目中的“绝对”、“错误”、“部分”等关键词进行分析,不能被这些迷惑词所迷惑,这样才能将地理成绩提高。 5.综合题得分低,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么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是地理成绩是否优秀的关键之一。综合题同样要求学生对地理知识有熟练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在作答时,使用正确的知识点。综合题对题目的分析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们要求学生在审题时要十分认真仔细,抓住的题目的关键词,细心推敲,思考应该运用哪一部分的知识点来作答。其实综合题作答有一定的答题模版,学生应该背熟答题模版,同时需要老师引导学生进行各种综合题的练习,直到学生能正确运用答题模版到对应的题目。学生在答题综合题时,应该认真分析该题目属于哪种综合体模板,从而选对模板进行作答。 在高中地理人文地理部分的学习中,同学和老师应该不断合作,老师在讲解时应该抓住重点,把知识点进行合理的整合,使繁多的知识点更有条理。老师在对人文地理讲解时尽量与实际相结合,便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学生在学习时可以自己建立知识结构,背熟知识点。在综合题答题模板运用时,切记不可乱用,一定要用到与之相对应的题目上去。老师让学生练题时尽量找一些典型题,并进行讲解,学生在练题和老师讲解时不断反思总结,争取能将所学知识灵活准确地运用到考试中。 学生在考试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审题,在做题中注意不要受干扰项干扰,使本应该做对的题目失分。总而言之,老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教学方式,用最简单的方法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学生在学习时应认真学习知识点,对老师所讲的知识及时复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马上去问老师,不要让自己有疑问;练题时认真对待,做错的题目在老师讲解时认真听讲,不断反思自己;在考试时仔细分析题目,选择题谨防迷惑选项,做综合题时不要答废话要用准确的知识去作答。 地理属于文科中的理科,是许多文科同学学习的难点科目,有很多同学就是因为地理成绩影响了整体的成绩,所以地理不好的同学应该去不断提高自己的地理成绩;地理成绩好的同学需要减少失分率。自然地理,都是一些比较不容易变的定律,如果学生认真学习多练题,会有不错的效果;人文地理看似是死知识只要背就好,但是人文地理反而是考试时最灵活的题,会有变化多端的题目,所以学习人文地理容易,但是考试难。所以要提高地理成绩,就应该将地理知识活学活用,不要太呆板。 地理不仅是一门高考科目,它更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世界,自然地理帮我们知道世界的奥秘,自然的神奇;人文地理让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世界各地的发展及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学习地理不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 人文地理论文: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 摘 要: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条件对城市发展,特别是都城建立和发展具有加速或者延缓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洛阳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帝都,优越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居“天下之中”的独特优势,“河山拱戴”的战略地形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先天条件;丰厚的中原文化积淀,特别是包容文化的形成、传承和创新,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文化保障。北宋以后,洛阳以及中原地区之所以逐渐衰落,与中国宏观地理格局变迁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成为中国工业重镇,焕发出发展活力,仍然与其地理背景和人文环境关系密切。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原崛起,洛阳学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研究洛阳学,研究千年帝都形成、演化、发展变化规律以及源于洛阳的包容文化,可以较好地阐释为什么全球四大文明发祥地只有中国传统文明在包容文化氛围中传承至今,而且一直具有很大的韧性,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支撑这种传承发展能力的包容文化,在中国推动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的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特别值得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进一步弘扬,是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的支撑学科。 关键词:洛阳学;包容文化;古都变迁;一带一路;千年帝都;文化自信 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相继出现“长城学”“故宫学”“北京学”“长安学”“黄河学”等新兴学科。2010年11月,中国和日本近20位学者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召开“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共同催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洛阳学”。洛阳学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全面综合探讨洛阳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当今洛阳城市发展问题以及洛阳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对古代洛阳城市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规律、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包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夏商周时期到汉魏时期、隋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先后有13个朝代在洛阳建都,时间跨度达1500多年。洛阳为什么能够成为千年帝都,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目前学界对洛阳历史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从人文地理角度,特别是把当地的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特征紧密相连进行视野更加开阔探讨的成果不多。①本文试图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环境变迁与洛阳城市的兴衰等方面,对洛阳之所以成为千年帝都的原因进行解读,通过分析洛阳城市产生、发展、变迁、兴衰的历史规律,对洛阳学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为探索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传承创新的方向,为全球化3.0时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区域发展规律方面的学理支撑,为洛阳市未来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 宜居的自然环境、重要的战略地位、“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以及便利的交通优势,既是古代王朝国都建立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地理环境优势。 1.宜居的自然环境 旧石器时代的伊洛河盆地的气候比较炎热,雨量比较充沛,森林比较茂密,如考古工作者在伊川穆店的旧石器遗址发掘中出土有梅氏犀牛化石;在洛阳凯旋路的旧石器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大象化石。②适宜犀牛、大象等大型动物繁衍生存。虽然洛阳所在地区的气候历史上有过比较明显的波动,但伊洛河盆地长期处于由暖温带南部边缘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特别是按照系列考古文献验证,伊洛盆地历史上气候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正是因为气候条件适宜人类居住与生存繁衍。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伊洛河盆地的农业已经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洛阳水源质优且比较充沛。清洁而足够的水源是影响和制约一个城市特别是一国都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③“十三朝古都”洛阳在历史上的兴起、发展、繁荣以及衰败无疑与伊洛河盆地河流网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发源于华山南麓的洛河及其下游的e河、涧水等支流以及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伊河,其河道和水量虽然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些河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水量比较充沛且含沙量少。充足、稳定、优质的水资源,不仅保障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发展,也为洛阳城市的形成,以及洛阳古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中国北方城市比较稀缺的水源保障。 2.“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战略地位 洛阳地处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过渡带的伊洛河盆地,北靠邙山,南望伏牛、伊阙,东临嵩山,西依秦岭。北边的邙山共有49峰,峰峰相峙,成为洛阳北边阻挡黄河的天然屏障。其中,比较有名有神堤山、景山、首阳山、荆紫山、黛眉山、马头山等。南边的龙门山(又叫伊阙山),西起熊耳,东连嵩山,地势险要。东南边的万安山(又叫玉泉山、大石山)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西南边的周山(又叫秦山),西承崤山,蜿蜒起伏。洛阳正好处于由东北向的崤山弧形构造带和东西向的秦岭构造带所构成的西高东低、三面丘陵环抱的簸箕形盆地的出口处。中部和东部为伊、洛河冲积平原。黄河横卧于邙山北侧,成为伊洛河盆地的一道天然屏障。伊河、洛河以及清河、磁河、涧河、e河等支流,蜿蜒其间。洛阳周边雄关林立。其中著名的有函谷关、虎牢关、伊阙、轩辕关、大谷关、旋门关、广城关等。这些都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重要地理依托,特别是“河山拱戴”的地形地貌特征,自然成为过去生产力水平较低条件下全国非常难得、比较理想的都城城址。 3.“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 洛阳素有“天心地胆”“九州腹地”之称,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④据考古发现,夏都斟、“商汤所都”西亳、西周国都王城等都在今天的洛阳。为什么会出现三代均以洛阳为都城这种历史现象呢,用西周周公的话来说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⑤。在中国古代社会,受交通工具简陋等因素的影响,自古就有“立都必居中土”⑥的传统,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礼制。“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⑦。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学者指出,“故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⑧。“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⑨。“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⑩。其中“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B11。先秦时期的“天下之中”包括晋南、豫北、豫中、豫西广大地区。B12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武王、文王营建东都洛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周族发源的岐(周原)和以后定都的丰镐两京都不在天下之中,“周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B13。这也就是说,在西周初年人们的认识中,雍州居西岳华山之西,即“天下之中”之外。而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枢,北至幽燕,南逾江淮,西对关陇,东抵黄河中下游平原,道路远近大致差不多。B14在古代历史条件下,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便于周边地区对都城物资供应,而且便于对四面八方的管控。 4.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优势 地处古洛水北岸的洛阳,承东启西、接南连北,是从华北、华东以及中原地区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洛阳就是连接东西南北的节点。殷商时期,洛阳是中原人西进黄土高原的桥头堡。西周时期,是周人东出和东方各路诸侯觐见周天子的必经之路。春秋时期,洛阳处于各个诸侯国举行会盟的重要地方。战国时期,洛阳的交通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陆路从洛阳经虎牢关可以到达东部平原地区,经伊阙可以到达今许昌、南阳等地,经黄河津渡可以进入河北。沿黄河向西可以进入关中地区,向东经伊洛河入黄河,并利用黄河下游的相关水路可以抵达东部、南部、北部等诸多地区。东汉以前,向东主要是利用伊洛河、黄河、济水和鸿沟等进行物资运输。东汉时期,“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B15隋唐时期,随着通济渠的开通,从洛阳经通济渠进入邗沟达到长江流域,经通济渠进入永济渠可以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洛阳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洛阳的兴衰与伊洛盆地的河流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洛阳不仅是“河图”“洛书”的出现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地和包容文化的滥觞地。 1.多种文化交流融合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一直是多民族乃至多国家人士的聚居地。西周开国,即有众多的戎人移居陆浑等地。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佛教传入中国,来自中亚诸国及波斯、印度、日本、新罗等国家的众多人士汇集洛阳,或为使节,或传法,或留学,或经商贸易。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立后,菩提流支、善无畏、金刚智等印度佛学大师或在洛阳译经,或瘗骨洛阳。特别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将首都迁到洛阳,不仅与汉文化成功融合,而且发展出灿烂的佛教文化。龙门石窟作为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瑰宝,也是具有全球影响的文化标志。洛阳现存的众多墓志和实物,记录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丰富史实。现在,洛阳仍然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全市共有45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98.8%,其他少数民族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2%。其中,超过1000人的民族有回族、满族和蒙古族。少数民族以回族为主,近6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0%以上。事实上,日本学者倡议建立“洛阳学”,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阳与古代日本存在着关键性的联系,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2.包容文化形成与发展 因为自然环境优越,历史延绵流长,人类活动积淀而成的文化资源丰富,加上洛阳历来贤达云集,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在各方圣贤追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既照顾各种流派、学说、思想、观点的独特性,又融会贯通产生了源于各家、又高于各家、引领各家的包容文化。从而使洛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既集东、西、南、北各家文化之大成,又引领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之潮流。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就出自洛阳,被奉为“人文之祖”的伏羲氏,根据河图画成八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文化之源。作为著名的千年帝都,洛阳传统文化深厚,特别是包容文化的形成与延续,为洛阳提供了能容天下之事、善接天下之客、愿与东西方合作、乐于在合作中共赢、特别讲究“天地人和”的特殊品质。因此,洛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读本。据考证,中华文明首萌于此,中国道学肇始于此,中国儒学渊源于此,中国经学兴盛于此,传统佛学首传于此,中国玄学形成于此,中国理学寻源于此。洛阳还是姓氏主根、客家之根,对中国客家文化影响深远。在洛阳,周公“制礼作乐”,老子著述文章,孔子入周问礼,班固在这里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程颐、程颢开创宋学,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曾云集此地,谱写华彩篇章,左思一篇《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构成了华夏历史文明的骨干。 3.经济比较发达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农耕地区之一。我国东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洛阳正好处于西部黄土高原和东部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早在新石器时代,伊洛河盆地就有了原始农业。据考古发掘,这里是我国最早种植粟、稻子等农作物的重要区域之一。作为商汤的王都所在地,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商人和商业的滥觞地。西周初年,居住在洛阳的商朝遗民,依然保持着商人经商的传统和以富为贵的旧俗。东周时期,洛邑所在的伊洛盆地盛产水稻、小麦、豆类等,是东周时期重要的粮食产区,并开始成为“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名都,秦汉时期的洛阳已经成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B16的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心。隋唐时期,洛阳已经是人口超过100万、商贾云集、国际贸易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在古丝绸之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达的经济为洛阳成为千年帝都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4.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洛阳在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东汉时期,汉明帝派遣使臣班超出使西域,打通了西汉时期荒废已久的丝绸之路,且首次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此后,中西民间贸易大开,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描绘的那样:“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是完整的丝绸之路的路线,即从东汉时洛阳出发,最西端到达当时的欧洲罗马帝国。而丝绸之路首次将罗马帝国和中国连结在了一起,有效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局动荡,但对外经济交流一直没有中断。据《三国志・魏书・鲁暇传》记载:当时的洛阳依旧是“商贾胡貊,天下四会”。据《隋书・裴矩传》记载,隋炀帝曾下令在洛阳“三市点肆符设帷帐,盛列酒席,遣掌番率蛮夷与民贸易”。唐代,仅客居在洛阳的外商就有上万家。其中,阿拉伯、波斯等国的“胡商”最为活跃。可见,当时的洛阳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经济贸易交流大都会。 人文地理论文:浅谈同课异构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人文地理学是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与变化,以及社会人类活动的地域结构形成与发展的一门学科。当前环境下,有多项教研资料表明,于人文地理教学过程中应用同课异构教学法,可通过多维角度分析和探讨教学重难点,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热情,且还可增强教学效率与学生人文地理知识实际运用能力,教学效果良好。本文主要从现阶段我国人文地理教学现状及其主要问题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了新时期背景下同课异构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关键词】人文地理 同课异构 教学 应用 一般来讲,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础理论为“人地关系”,内容涉及面较广,科学、有效的课堂教学对增加学生人文地理学科知识积累,拓宽视野,培养和发展其探索精神与唯物论等具有重要作用。但现阶段,我国许多教育机构的人文地理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理念与课堂设计落后、教学目标偏移、教学方法单一等多种问题,学生学习兴致不高,教学效果不佳。本文主要探讨了新时期背景下同课异构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现论述如下。 1 依据人文地理学特点,科学设计教学目标 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地理知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发生改变的,所以该学科的三维课堂教学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也需因势而变。同时,从人文地理教学来看,其教学目标主要为学生学习过程与方法的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两方面内容,故其教学目标的设计也许及时转变。 当前环境下,教师在人文地理实际课堂教学中需依据该学科特点,科学设计或制定教学目标,具体来讲就是情感与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设计。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讲,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目标与课堂教学效果很难评价,且操作不易,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密切关注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与其日常行为习惯等,或可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了解和明确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实时发展情况,之后再制定教学目标。同时,为准确评定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水平,教师需提前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效,若其顺利完成若干指标,才可评定为情感、态度、价值观达标,且以上各项检查指标需具体,且具备可操作性,以保证教学评定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2 通过同课异构,突出课堂教学重点 人文地理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如文化历史、区域规律、社会问题等,而不同类型教学内容的课堂教学重点也各不相同,所以在人文地理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依据学科特点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有目的性地选择课堂教学侧重点,通过同课异构教学突出乡土地理特征与人地关系,帮助学生突破学习重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首先,突出乡土地理特征。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应用同课异构教学法,需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作为课堂讲解案例辅助教学,这样一来不仅可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亲切感,使其了解当地的地理条件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发展什么产业,而且通过乡土地理教学还可增强学生自身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提高其学习效果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其次,人地关系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环境均遭到很大程度上的破坏,如全球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等,在此种情况下,人文地理教学需将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作为课堂教学侧重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依据当地农业、工业的发展特点,教导学生如何面对环境破坏以及该采取哪些环保措施,培养学生的环保与节能减排意识。 3 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在以往传统的人文地理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均采用固定、单一的“授-受”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枯燥,课堂氛围呆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乐观。 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需及时转变或革新教学方法,为同课异构教学提供方便,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笔者此处以“案例教学法”为例简单阐述一二。首先,人文地理学具有社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这就要求学生需具备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与社会经验,所以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可指导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历史古迹参观与问卷调查等,不仅操作方便,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少,而且此种案例教学还可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并掌握相关地理现象,以培养其地理思维。其次,教师在课堂中所应用的案例需符合新课程标准,并在教学过程中保证教学案例的科学性与充足性,将抽象的教材知识具体化,以增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总之,目前我国许多学校的人文地理教学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任课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合理应用同课异构教学法,依据人文地理学特点,科学设计教学目标,并在“同课异构”理想指导下突出课堂教学重点,及时革新课堂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人文地理论文:西方人文地理类纪录片剪辑技巧与商业化生存 摘 要:电影的画面是由镜头和景别的定位来决定和营造的。西方人文地理类纪录片除了呈现恢宏壮阔的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外,丰富的景别,平易的拍摄角度,大量的运动镜头以及高剪辑率等镜头与剪辑上的特色和风格,也给此类宏大庄重题材注入了活力,增强了严肃的纪实类影像的可看性,这种有别于传统格里尔逊模式的纪录片风格显示出西方纪录片发展的娱乐化,商业化倾向。 关键词:人文地理纪录片;剪辑技巧;商业生存 一、研究缘起 近些年,以美国探索频道和英国BBC纪录片节目为代表的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不是在朝夕之间形成的。人们从那些不同寻常,并通常感人至深的纪录片中,发现了好莱坞大片所不能拥有的特质:真实性。在编造的戏剧性在故事片中显得越来越苍白的今天,善于捕捉真实事件戏剧性的新纪录片既具有曲折情节所带来的观赏性,又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正如美国学者艾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中所说,真实感和权威性是纪录片的命运所系。无论动机如何,对于利用它们的人来说,这两点是引诱力,也是对事实进行启发或者欺骗的力量源泉。在西方纪录片发展历程中,人文地理类纪录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类型,它从人文视角解读地理,将历史,考古,建筑,天文,动植物,现代生活,民族民俗与地域相勾连,令观众在空间的转换中,感受时间的力量,体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和谐。 对于中国来说,纪录片和电影一样源自西方。西方电影在叙事模式,镜头运用,解说词写作,后期剪辑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理论底蕴和实践经验。其中,电影的画面呈现什么,尤其是怎样来呈现,是由镜头角度和景别的定位来决定和营造的。画面构成的角度选择,实际上表明着创作者对影像的感情与态度,采用什么样的镜头角度来呈现影像,与影片编导要刻画何种人物性格,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事件,渲染何种情调氛围密切相关。镜头角度能使画面影像获得某种形象造型性和审美倾向性,而不同的景别的选择实际上规定着影片画面的表现内容范围和特色,不同景别揭示不同的故事信息和特定的叙述指向。 本文仅就镜头和剪辑运用这两个方面,结合两部有代表性的影像作品来分析西方人文地理纪录片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 本文拟采用样本分析的方法,选取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Channe1)拍摄的《赤道》和英国BBC拍摄的系列片《美丽中国》中的一部――《潮汐更迭》。 《赤道》一片拍摄了同属赤道维度线,但宗教,文化,政治却各不相同的九个国家和地区,探讨了全球化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影响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该片镜头总数为366个,每个镜头平均长度5.8秒。 《潮汐更迭》一片拍摄的是中国海岸沿线地区的人与自然冲突而又和谐的图景,该片时长3543秒,镜头总数1218个,每个镜头平均长度接近3秒。 三、样本分析 (1)影片的景别分析 景别是指被摄主体和画面形象在屏幕框架结构中所呈现出的大小和范围.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中,电视借助音画体系进行传播,而镜头的景别可视为电视语言系统中的一些符号载体.(注1) 景别的变化首先带来视点的变化,满足观众从不同视点观看被摄物体的视觉要求;其次,景别的变化是实际造型意图,形成节奏变化的因素之一;再次,景别的变化使画面中主体的表现范围发生了变化. 一般把景别分成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五种. 远景具有广阔的视野,常用来展示事件发生的时间,环境规模和气氛.比如表现开阔的自然风景,群众场面,战争场面等等.远景画面重在渲染气氛,抒发情感. 全景用来表现场景的全貌或人物的全身动作,表现人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景和全景相比,包容景物的范围有所缩小,环境处于次要地位,重点在于表现人物的上身动作.中景画面为叙事性的景别.因此中景在影视作品中占的比重较大.拍到人物胸部以上,或物体的局部成为近景. 近景的屏幕形象是近距离观察人物的体现,所以近景能清楚地看清人物细微动作,也是人物之间进行感情交流的景别.近景着重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刻画人物性格最有力的景别.画面的下边框在成人肩部以上的头像,或其他被摄对象的局部称为特写镜头.特写镜头被摄对象充满画面,比近景更加接近观众.特写镜头表现人物画部细微表情,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而背景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消失.特写镜头无论是人物或其他对象均能给观众以强烈的印象.在一个蒙太奇段落和句子中,有强调加重的含义. 两部纪录片尽管景别比例不同,但也能看出共通的地方:五种拍摄景别均有运用;同一作品内部,特写所占比例明显高于远景比例.经过观察,影片中各种景别的交替运用,且全部得以利用,丰富的景别最大限度地反映所摄对象的面貌.同时,从观者角度来讲,景别的变化也有效降低了因为题材的厚重带来观影的疲劳感.因为景别的变化是影响作品节奏的因素之一.不同景的镜头进行切换,使观众在视距的变化中产生一种节奏的变化.景别跨度大(比如远景切特写)视距跨度大,节奏就快,反之则显得节奏慢. (2)拍摄角度分析 拍摄角度,就是摄像机与视野中的人物或者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不同的角度体现不同的美学价值和心理效用。 仰角和俯角镜头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时也代表观众的主观视线,突出被摄物体,或者高大或者渺小,给观众的感觉也是神圣或者卑微。 平角拍摄则接近人们平常的视觉习惯和观察景物的特点。 两部纪录片里的仰角多是描述大场面,地理场面,交代背景,地域位置等;而一般的生活场景和叙事都用平角,显得客观,周到,全面;仰角则主要用于宗教,巫术,运动等的镜头,渲染氛围和心理。 在《赤道》近一百分钟的镜头语言中,航拍镜头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仰角16%,俯角22%,平角62%。《美丽中国:潮汐更迭》中的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在这些镜头画面中,观众可以看到靠近赤道的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地貌:被云雾遮挡的虚无缥缈的冰山,夕阳笼罩下宁静祥和的村庄,烈日照射下曲曲折折的海岸线,清风过后的郁郁葱葱的山林。 (三)固定镜头与运动镜头分析固定镜头是指机身,机位,镜头的焦距都不发生变化.运动镜头是指机身,机位,镜头的焦距有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包括推,拉,摇,移,跟。《赤道》中推拉镜头较少,整体风格影调平缓舒服,节奏感强,快慢相同;摇移镜头运用较多,展现宏观场面和多角度变现动作,对比强烈,着重表现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变化以及固有传统的沿袭,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除去航拍镜头,《赤道》中很少使用完全固定的镜头,大多数使用摇移镜头。 固定镜头具有稳定,客观,富有历史感的特点。但与运动镜头相比,固定镜头容易造成画面死板,缺乏表现力。(注2)《美丽中国:潮汐更迭》中运动镜头的大量运用较好地克服了纪录片容易沉闷,拖沓的问题。摇移镜头的大量使用生动地表现了中国海岸沿线的自然生态面貌,居民劳作生活场景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四)影片剪辑的分析在纪录片的剪辑运用上,两部影片采取巧妙的方式处理画面,保障画面流畅的同时注重节奏感。 1.运用叠画来削减大量重复相似的镜头。比如《赤道》中印度尼西亚人朝拜的过程中,大量虔诚的信徒的脸部特写的叠加,然后便是街道上车辆画面的叠加,路边蔬菜瓜果特写的叠加;《美丽中国:潮汐更迭》中海边渔民打腰鼓欢庆画面的叠加,岸边渔船彩旗飘舞画面的叠加,岸上鞭炮呜响画面的叠加……创作者把大量的单个镜头归类串联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阵容。同时,相同内容的重复也对其特定思想意识观念的传递起到了强化作用。 2.利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方式,把原本冗长的长镜头变成短小跳跃的短镜头,在相同时间段中,使得相同内容的画面出现的次数变多,增加了节奏感。 3.运用空间蒙太奇。比如,《赤道》中结束马纽斯歌剧院中音乐家的歌唱画面后,接下来出现的画面是马纽斯的船只以及劳力,最后再回到音乐家唱歌的画面。总之,两部纪录片较为合理地运用了高超的快速剪辑技巧弥补固定镜头过多带来的沉闷和节奏的拖沓,比如《美丽中国:潮汐更迭》以每个镜头平均三秒这种接近音乐电视剪辑速度的高剪辑率。 四、结论 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人文地理纪录片制作理念显示出娱乐性倾向。从镜头和剪辑的运用角度上讲,丰富的景别,平易的拍摄角度,大量的运动镜头以及高剪辑率给宏大庄重的题材注入了活力,增强了严肃的纪实类影像的可看性。 由于人文纪录片较之电视新闻节目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敏感性,较之电视娱乐节目和影视剧又扬弃了其宣传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直接与露骨,因此人文纪录片有着相对“纯洁”的叙事动因。 当今中国影视界,纪录片的商业价值已经受到西方影视产业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文纪录片在其诞生之初,也早已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西方对人文纪录片的运作方式也带有浓厚的市场化特征。对西方纪录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影视理论本身,对其在中国的商业化和市场化道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注3)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文传播的重要环节,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人文地理科学,其内容和产品形态都在无形中提高人们的人文地理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地理纪录片对于唤起人类关注人类自身、关注自然、关注生命和未知领域的认知和探索态度,才是人文地理类纪录片的最终延伸。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摘 要:本文结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实际情况,对该课程的教材选择、课时安排、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详细设计,并探讨教学方法的改革措施。 关键字: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教学改革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以人口、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应用及管理为内容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专业。目标是培养适应我国城乡与区域规划建设的实际需要,具备人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资源管理等相关应用领域宽广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城市和规划管理等领域从事资源开发、城乡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一门技术性科学,与地理学、地图学、测绘科学、遥感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学密切相关,涉及土地科学、资源学、环境科学和城乡规划等学科知识,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型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GIS 独特的功能使得它和城市规划有着天然的联系,既为城市规划提供分析手段,同时也促进了城市规划业务的信息化,为本专业的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规划、人口动态变化等提供强大高效的分析工具,其分析结果能够为相关的决策人员提供有力参考。因此,GIS课程教学对该专业来说较为重要,让学生掌握 GIS 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能在本专业熟练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教材选择与学时安排 该课程选择《地理信息系统概论(第三版)》作为理论课的教材,该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主要介绍了GIS基本理论、技术体系及其应用方法,主要包括:GIS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空间数据结构、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处理、空间分析、应用模型和产品输出等,内容全面、且阐述详尽,是一本被很多高校使用的GIS经典教材,方便学生全面学习GIS的理论、技术与方法,适合地理科学类专业的本科生作为专业基础课教材。在实际授课中,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对不同章节内容讲授的比重做出适当调整,使学生既可以深入学习GIS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所学的内容也满足专业需求。 本专业对学生利用GIS软件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学生需要熟练掌握ArcGIS软件的基本操作、屏幕数字化、专题制图,以及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因此,该课程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72学时,其中理论课占36学时,实践课占36学时。实践课学时较多,可以使学生每周都进行上机练习,以达到熟练掌握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设计 该课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GIS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术,还需要学生熟练操作相关软件。在教学时间方面,安排每周一次课,每次四学时;在教学内容方面,多数情况下,每次课的前两节讲授理论基础,即GIS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在后两节则针对前两节的理论内容,进行相应的上机实践练习,使学生可以集中半天的时间,针对教材的某些知识点进行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验证理论的学习过程,即“理论联系实践”,真正做到从学中做,从做中学。另外,在实践课的内容设计中加强了基础操作练习,并针对专业方向增加了部分实例练习。该课程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及“理论联系实践”教学内容对比,见表1. 三、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 在教学方法方面,理论课以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为主,实践课以教师实操演示、学生根据实习指导书练习为主,且每次实践课都需要提交实习报告,作为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之一。 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同学可以完成课堂内容,多次的实践练习也让学生对软件操作熟练掌握,同时越来越有信心和兴趣,但是,还有学生过于依赖实习指导书,在操作过程中不积极思考其中蕴含的原理与方法,很多操作步骤练习过后就忘记了,不能转化为实际能力。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教学方法的欠缺,需要利用启发式教学代替填鸭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GIS方法与技能解决实际专业问题。 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以期末笔试为主,占总成绩的60%,为了提高学生的上机实操能力,在期末考试前增加ArcGIS上机实践综合能力测试,以抽签选题的方式,每人8分钟独立完成指定操作内容,按照内容完成的完整度进行打分,测试成绩占总成绩的15%,另外,出勤率占总成绩10%,平时成绩占15%(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报告、课堂表现、课堂笔记等)。 四、结语 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 GIS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术,能够熟练运用 GIS软件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GIS 课程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对专业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需结合国内外的教学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完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GIS技术。 作者简介:王丹妮(1988-),女,辽宁抚顺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统教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人文地理论文:GPS技术在我国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述评 [摘 要]以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满足其获取研究对象实时位置的需求。本研究通过整理国内各主要优秀期刊中GPS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进展,得到GPS主要应用于行为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交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四大领域,并逐领域进行了文献评述,发现GPS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前景,同时存在诸如学者不够关注GPS设备等问题。最后,本文提出GPS在未来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三大应用趋势:GPS高技术的进一步应用、“泛GPS技术”的应用、基于GPS的大数据获取。本研究通过文献的梳理、评述,对国内GPS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GPS;述评;中国 1 引言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是当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门研究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1]。传统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具体包括三大主题:人地关系的传统,区域研究的传统,空间分析的传统。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根本对象,人文地理学旨在揭示区域人地关系的动态变化规律;区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即从地域的观点去研究人文现象的区域差异、区域分布、区域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空间分析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人文地理学强调地方和空间对过程与现象的重要性,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和人文特征,探讨其形成过程[1]。相比传统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虽然体现出更关注人类社会化的趋向,但从前述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来看,其仍然围绕着地理空间的特性进行研究。人文地理学在地理空间属性的基础上,进而分析该地域的人文现象的特性。因此,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对事物位置(Position)信息的获取,当明确虚体文化和实体地物的位置属性后,才能进一步开展人地关系规律的研究。 地理学中研究的“位置”指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而人文地理学中的“位置”则可进一步细化为人类或人类活动的产物的空间位置。位置有多种表达方式,利用经纬度、平面笛卡尔坐标系等方法可表示地物在空间中的绝对位置,而利用图论(Graph Theory)等手段则可表达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可以说,在人文地理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对于人类活动位置的描述具有更高的要求。然而,以往人文地理研究中位置信息的获取渠道较为单一,在行为地理学中,涉及到人类行为的研究时,往往仅能通过间接获取(如访谈、调研、第三方描绘)的方式获得位置信息;在交通地理学中,则主要通过外业实测的方式研究车流量的变化,无法实时获取车辆的位置信息。综上,尽管在人文地理学中对人类活动的位置信息获取具有相当的需求量,但以往对位置的获取手段较单一,且消耗的工作量大,这是制约人文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难题。 2 GPS:一种获取地理信息的技术 2.1 GPS定位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GPS即全球定位系统,它有一个对其所运用的技术和定位原理有着更深刻描述的全称――授时与测距导航系统/全球定位系统(Navigation System Timing and Ranging/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2]。GPS的前身是美国军方首先内部使用的“海军导航卫星系统”,简称NNSS。1973年美国开始着手更为实用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直至现在,这个系统以其实用性、精确性以及可靠性占据了全球大部分的用户份额。随着卫星导航系统的选择增多、精度提高以及接收设备的普及,各类相关的民用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传统测绘行业方面的应用有RTK设备的普及,在大地测量领域中替代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传统光学测绘仪器,使测量效率大大提高。在非测绘行业,如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工程领域等都有很多的应用。而在本文所关注的人文地理的研究上,GPS也体现着巨大的潜力,小型的GPS穿戴设备能够让被试人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完成行为试验,从而为人的行为学研究提供更可靠、更充足的研究数据。 2.2 GPS的基本定位原理 GPS的定位原理是利用空间分布的卫星以及卫星与地面点的距离交会得出地面点位置。简言之,GPS定位原理是一种空间的距离交会原理。设想在地面待定位置上安置GPS接收机,同一时刻接收4颗以上GPS卫星发射的信号。通过一定的方法测定这4颗以上卫星在此瞬间的位置以及它们分别至该接收机的距离,据此利用距离交会法解算出测站P的位置及接收机钟差。GPS定位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一是观测瞬间GPS卫星的位置。GPS卫星发射的导航电文中含有GPS卫星星历,可以实时的确定卫星的位置信息;二是观测瞬间测站点至GPS卫星之间的距离。站星之间的距离是通过测定GPS卫星信号在卫星和测站点之间的传播时间来确定的。 2.3 GPS的优秀技术与实现 2.3.1 绝对定位原理 GPS绝对定位又叫单点定位,即以GPS卫星和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观测值为基础,并根据卫星星历确定的卫星瞬时坐标,直接确定用户接收机天线在WGS-84坐标系中相对于坐标原点(地球质心)的绝对位置[2]。根据用户接收机天线所处的状态不同,绝对定位又可分为静态绝对定位和动态绝对定位。因为受到卫星轨道误差、钟差以及信号传播误差等因素的影响,静态绝对定位的精度约为米级,而动态绝对定位的精度约为10~40m。因此静态绝对定位主要用于大地测量,而动态绝对定位只能用于一般性的导航定位中。 2.3.2 相对定位原理 相对定位,是用两台GPS接收机,分别安置在基线的两端,同步观测相同的卫星,通过两测站同步采集GPS数据,经过数据处理以确定基线两端点的相对位置或基线向量。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多台GPS接收机安置在若干条基线的端点,通过同步观测相同的GPS卫星,以确定多条基线向量。相对定位中,利用这些观测量的不同组合求差进行相对定位,可以有效地消除这些观测量中包含的相关误差,提高相对定位精度。目前的求差方式主要有三种:单差、双差、三差。在差分GPS定位中,按照对GPS信号的处理时间不同,可划分为实时差分GPS和后处理差分GPS。实时差分GPS就是在接收机接收GPS信号的同时计算出当前接收机所处位置、速度及时间等信息;后处理差分GPS则是把卫星信号记录在一定介质(GPS接收机主机、电脑等)上,回到室内进行数据处理,获取用户接收机在每个瞬间所处理的位置、速度、时间等信息。按照提供修正数据的基准站的数量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基准站差分、多基准站差分。而多基准站差分又包括局部区域差分、广域差分和多基准站RTK技术[2]。 3 GPS在国内人文地理学论文中的应用 GPS技术作为仅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定位技术,在地物位置信息的快速获取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各种GPS设备获取的位置信息可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补充,有利于该学科对关注于更微观的人类行为活动研究、时空性的地理活动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梳理了GPS在我国几本优秀期刊中与人文地理结合的文献。本工作共收集、梳理文献36篇。从时间上看,GPS于2000年前后开始应用于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其中每年的论文数量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自2013年起,有关GPS与人文地理学的文献每年达到将近10篇,可以得出,GPS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进一步结合的趋势。从期刊上看,发表在“三地”上的论文占了总论文数目的将近一般,表明GPS与人文地理学结合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科研价值,逐步受到大众的认可。 根据论文主题,笔者将整理所得的论文按主题分为行为地理、交通地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等四大类,其中行为地理、城市地理各有14篇论文,说明GPS在我国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行为地理和城市地理两大领域;此外整理得到关于交通地理的论文5篇,关于旅游地理的论文3篇,可见GPS在交通地理、旅游地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应用。下文将就具体类别的文献进行综述。 3.1 行为地理:揭示空间中个体时空运动规律 行为地理学是一种研究人类不同类群(集团、阶层等)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为类型和决策行为及其形成因素(包括地理因素、心理因素)的科学[6]。在我国,行为地理学的起步较晚,而将GPS应用与行为地理学中的研究为近5年内才运用的新技术。柴彦威等具体而全面的阐述了以往缺乏有效的空间数据的获取手段是行为地理学发展的局限,而以GPS为代表的定位跟踪技术的应用使得行为数据在精度和信度上实现了突破式的发展,是行为数据获取的一项有效技术[7]。而在实例研究中,GPS作为行为数据获取的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居民一周行为的日间差研究[8]、女性居民一周时空间行为的日间差异研究[9]、城市商务人士的行为活动特征研究[10]等相关研究中[11-15]。另一方面,关美宝等学者将基于GPS获得的行为数据应用于人类健康活动(如良好且具有幸福感的出行体验)的研究中,阐述了研究健康地理的重要性[16]。龙瀛等提出使用IC卡刷卡数据结合GPS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17]。 纵观已有的GPS用于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文献可得到以下规律,在研究内容方面,GPS主要作为获取人们行为数据的技术,而这些数据大多被用于两类研究:一是研究具有某一类特征的个体(或身份、或性别) 的时空行为特征与其身份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个体的特定行为与个体在时空中移动规律的关系(如通勤行为、健康出行行为)。在GPS设备方面,关于行为地理学的研究中所使用的GPS设备大多为手持性GPS(如Trimble Juno SB手持GPS)或手机内置GPS、车载GPS等简易GPS设备,在精度方面有待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行为地理学研究中虽大量用到GPS获取设备,然许多文章中作者并未过多解释GPS设备的类型、精度、获取时间等重要信息,有失严谨,笔者认为这是需要学者们日后注意的方面。 3.2 城市地理:土地利用分类与城市地物空间分析的辅助手段 城市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工业化的加速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地理方面的研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纵观GPS与城市地理研究想结合的文献,笔者整理得到GPS主要的两大功用,一是作为城市土地分类研究的辅助手段,二是作为城市地物点收集的辅助手段。相应的,GPS在城市地理方面的应用则主要是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如分类、动态预测)与城市地物的空间分析(如可达性)两大方面。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将GPS应用于古城镇复原的研究中。 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方面,GPS主要用于遥感影像控制点测量、影像配准与几何精校正、城市4D产品的生产等几大方面。陈文穗等以福州市为案例地,综合运用RS、GPS、GIS技术,提取土地利用的空间信息,最后运用SPSS进行空间统计,分析驱动因子[18]。诸云强等为了提高土地变更调查的效率,设计掌上土地变更调查系统,基于PDA将GPS卡、GSM、数码摄像头集成于一体,利用高精度GPS OEM板和GSM实现了GPS实时差分处理,形成一个小型轻便的土地变更调查系统[19]。党安荣等将GPS测量点进行转换生成ArcGIS的点状coverage,然后与土地利用分类图进行叠加,对照和分析其相符的程度[20]。崔伟宏等采用MARK-10 GPS系统,论证了利用GPS野外快速获取技术于20~30h 有效工作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乡的土地变更调查,土地动态监测的精度在2m以内[21]。张镱锂等使用GPS定位,以西藏拉萨为案例地,研究1951―1991年西藏拉萨城市的扩张面积变化,得到拉萨城市中心历史变化、拉萨市城市扩张特点及城市扩张对耕地占用,城市环境变化的影响[22]。在城市地物点空间分析方面,张景秋等以北京城区6个行政区内的594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23]。周素红等以深圳为案例,通过海量浮动车的GPS大数据,分析和验证了双商业中心的交通吸引时空规律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发现城市商业中心的交通吸引存在显著的幂函数关系,验证了传统的地理空间衰减规律[24]。齐兰兰等引入出租车GPS数据对医疗设施端点特征指标、服务端特征指标、环境要素指标等进行检验,衡量这些指标对医疗设施端点吸引量和主要服务范围的影响作用[25]。在古城镇复原方面,王一帆等基于开封市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研究成果, 运用地图学方法、GPS、GIS技术,探讨了古代城市空间结构复原的基本思路、方法和操作步骤[26]。胡继华等通过GPS解算基站与基站之间距离与通行时间的方法,以广州市6条BRT线路共142个车次为研究样本,研究不同线路,不同时段的公交车到站时空分异规律,并借助时间可靠性这一概念,最终得到路径长度,经过站点个数、土地利用类型和时段均与公交车通行的时间可靠度有关[27]。 综上,GPS在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城市地物节点的空间分析两大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关注于利用GPS技术的古城镇复原。与行为地理学方面主要应用的手持GPS设备相比,城市地理学方面应用的GPS设备更为广泛和先进,精度要求也更高。 3.3 交通地理:辅助路径规划“捷径” 交通地理学是研究交通运输在生产力地域组合中的作用、客货流形成和变化的经济地理基础,以及交通网和枢纽的地域结构的学科。在交通问题日益显露的今天,交通地理学也越发被重视。如今,公交、出租车等交通工具都安装了车载GPS设备,甚至公务用车也进入安装阶段。利用这些GPS设备获得的车辆移动数据,我们可以逐步实现交通路径的规划。董红召等通过GPS车载设备或信标系统等方法采集交通路网各个结点驶过车辆的空间信息,提出了一种能够描述群体性动态出行规律的典型行车路线理论[28]。杨林等以京沪高速江苏段为实验对象,采用高精度差分GPS/惯性导航设备(DGPS/INS)采集系统获取设施的空间坐标数据,基于GIS技术进行数据的管理,设计并实现了高速公路沿线设施采集与管理[29]。胡继华等基于GPS结合出租车的经验路径,通过大量的出租车行驶轨迹数据进行提取归纳,建立了经验路径数据库,提出了基于出租车经验路径的路径规划方法[30]。纵观交通地理学方面的文献,GPS的主要应用为辅助路径规划与设计,基于GPS可得到某类型行车(如公交、出租车)大数据,该数据对于城市交通路径的优化和交通拥堵的问题的解决有重大意义。 3.4 旅游地理:揭示时空旅游行为规律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又称娱乐地理学。在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提高的今天,旅游行为作为最重要的一种休憩行为受到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旅游行为的质量。近年来关注于旅游地理学方面的研究逐步增长,而GPS技术也开始应用于旅游行为的研究。在此领域,GPS主要用于收集旅游者的出行数据,得到行为数据后,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分析出行者的旅游时空规律,对旅游规划和旅游消费行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旅游行为研究方面,黄潇婷等从生物节律视角出发,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理论,采用GPS 追踪技术,以北京颐和园为案例,研究了旅游者在景区微观空间尺度内的活动过程、节奏和规律[31]。此后,黄潇婷等以颐和园旅游者时空行为2009年活动日志调查和2010年GPS追踪调查两次获取的数据为基础,从样本有效率、代表性和数据真实性、精确度维度对数据质量进行了对比分析[32]。李春明等以Panoramio 网站收集的10年内447名游客在厦门市鼓浪屿上拍摄的2272张照片作为基础数据,详细介绍了借助带有地理参考信息的照片来研究游客时空行为的方法,分析了游客在鼓浪屿景区的时间变化(日变化、周变化和月变化)、停留时间、日均游客量、游客流向图和旅游热点区域,并且利用前人的研究结果和媒体公布的数据对该方法进行验证,得到了相似的结果[33]。综上所述,在旅游地理学领域GPS的应用为旅游行为的研究,而用在该领域的GPS设备主要为手持GPS与社交网站获得的照片GPS信息。笔者认为,随着旅游数据的日益增多,很多能获得GPS信息的设备都能用于旅游行为数据的采集,而非局限于专业的GPS,这或许是未来该领域的一个趋势。 4 GPS在人文地理学中进一步应用的展望 4.1 GPS高技术的应用 基于前文所述,虽然GPS在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广泛的应用,然而仅从设备上来说,学者们缺乏对GPS前沿技术的应用意识,如在行为地理学领域被大量应用与获取人的行为信息的手持设备大多采用单点定位原理,仅能获得米级精度;被应用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大量GPS设备同无法获取室内信息,无法达到室内定位的标准。因此当目标进入室内后,卫星会中断对其位置信息的获取,造成研究上的不严谨。根据文章第二部分所述,GPS如今已全面进入RTK时代,基于载波相位的实时动态定位具有精度高、稳定、便捷等诸多特点,在消除了一系列误差后RTK可达厘米级,大大增强了小比例尺研究(如仅研究一个社区)的精度。在交通地理学领域,GPS的主要用途为路径的设计与规划,以往的车载GPS也应更新为前沿的GPS设备,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 4.2 “泛GPS”数据的应用 区别于目前专门用于获取地物准确位置坐标信息的GPS设备例如RTK与手持GPS接收机,泛GPS概念是指在目前社会生活当中提供人的位置信息的间接途径或者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位置数据获取手段。百度地图热力图是近来运用手机GPS信号进行后台数据整理制作而成,可以有效反映城市内人流的集聚程度,并可以获取整日与整周的数据和动态变迁,具有极佳的直观视觉效果和现实意义。滴滴打车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民出行的重要手段,其便捷的手机客户端结合了GPS的定位技术,客户可以向游弋在3公里范围内的出租车发送打车信号,让司机师傅根据乘客目的地按意愿“接单”,节约司机与乘客沟通成本,降低空驶率,最大化节省司乘双方资源与时间。 在科研领域当中,网络爬虫抓取技术成为获取民众位置信息的技术手段,科研人员通过抓取技术获取手机用户微博、微信与网络的点击时的GPS坐标信息,整合为人流大数据,在城市规划界的区域人流评估、重大节假日人流评价等领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泛GPS技术亦将更广泛地应用于人文地理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手机、汽车等可提供位置信息的电子设备被广泛使用的时代,泛GPS将更多地扮演大数据的角色,对研究人的行为与群体动向的学者,以及研究空间对人的影响的研究者都是一种值得展望的全新手段。 4.3 基于GPS的大数据获取 GPS的广泛使用,为以研究“人的行为和地理环境相关关系”为主要目的人文地理注入新的研究方法。传统人文地理研究中,为了获取研究个体的行为规律,问卷记录、访谈调查、跟踪记录是获取个人和某类群体行为习惯最为普遍和直接的方式。这种数据获取方式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获取的数据方式基本上通过抽样调查获取,而抽样获取到的数据需要进行数据代表性的说明,否则容易出现抽样数据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第二,传统调查获取的数据往往只能静态的表示调查者在某个时间点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行为特征,但是很难在时间轴上记录调查者的行踪轨迹和连续的行为特征;第三,在传统的数据获取方式中,调查者记录的位置信息往往是相对位置信息,然而相对位置信息通过地图进行表示的时候,普遍存在较大误差。 上述提及的GPS在人文地理研究的应用中,大部分的GPS数据都需要结合其他专题数据进行分析,如位置签到,微博签到数据需要结合新浪的数据;又如交通线路疏导,同样要获取车主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同样,GPS位置数据也是大数据的一种类型,当位置大数据与其他地理专题大数据结合时,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或揭示某种现像或规律。“大数据分析”已然成为趋势,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已经开始搭建自己的大数据平台,旨在通过各类行业的大数据为人和企业带来生活与生产的便利。其中,很多种大数据都与地理位置信息有着紧密关系,若大数据缺少地理位置信息的辅助,则很难在空间维度上给用户提供直观的感知。地理位置数据借助GPS仪器获取,而专题大数据大部分由各行业处理并存储在云端的服务上,想要获取这部分的数据,则要借助网页抓取,模式识别等技术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提取。归根到底,GPS有助于获取高精度的地理位置大数据,为大数据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人文地理论文:高师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教改初探 摘要:长期以来,高师人文地理教育改革存在与中学地理教育改革的脱节问题。长此以往会影响专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因此,对高师人文地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高师人文地理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措施。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一、引言 按照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方案,一级学科地理科学是由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构成,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二级学科。我国人文地理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育部高校专业目录也明确了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科专业主干课程的地位,同时,高中地理新课标改革已成为教改研究的热点。作为主要培养高中地理教师的大学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专业课程教学仍然循规韬距,加大了毕业生就业及教学的难度,挫伤了在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将直接影响着专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素质教育实施。因此,为了实现高师地理与高中地理的无缝对接,对高师地理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势在必行。 二、高师人文地理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师人文地理专业是培养中学地理教师的主阵地,高师人文地理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学人文地理教师知识与技能的建构。然而,目前我国许多高师地理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实践教学方面并未突出教师职业的独特性,与基础地理教育改革对未来中学地理教师提出的素质要求相差甚远。 1.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落后。教学过程是师生双方互动的过程,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积极回答问题,多给学生交流合作的机会,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地理课堂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掌握地理知识,培养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从而达到培养高素质、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人文地理专业的教学仍以传统的“传递―接受”模式为主,这种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灌输和传授为特征。存在课堂教学单一、忽视能力培养、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等弊端。 2.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教学方法包括了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的统一。“新课标”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教学中,主要采用ppt讲授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 3.实践教学缺乏。实践课程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践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探索精神和科学素养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野外实习调研有利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实习能使学生受到全方位的职业训练,由于许多高师院校在实践教学中投入的经费少等原因,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摸索实践,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实践环节还是显得十分薄弱。 4.教学考评模式简单。和以往学习评价相比,“新课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开卷闭卷多种评价手段,理论实践多元评价目标;注重激励性评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专业教学评价的模式仍以传统的地理知识表征为主的笔试成绩来评价所有学生,教学考评模式过于简单,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绩。 三、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过程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积极探索多元的教学方法,将素质教育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以期提高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高师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已广泛引入我国高校课堂。案例教学法是指利用已有的案例作为个案让学生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教师传授知识、组织学生参与讨论问题、撰写分析报告、教师进行归纳总结等环节来实现教学目的,从而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实践教学法。由于地理知识涉及的面广,很多概念比较抽象,单纯的语言描述难以让学生理解,开展实践性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实践性教学包括现场课、实验课、野外综合考察和教育实习等。教学实践既是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也是人文地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实地讲解专题内容,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观察、描述、测试、鉴别、访谈、记录,获得第一手资料,再进行整理分析,最后归纳总结取得成果。同时,还可聘请专家作主题讲座,加深巩固理论知识,拓展视野。实践性教学既注重知识点的把握,也注重能力培养。通过实践教学不仅能更快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而且能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为以后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好地与社会接轨。 (3)学术辩论。在课堂教学中,对争议很大的问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辩论,辩论双方在课后搜集相关材料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参与辩论过程中学生通过正反两方的辩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问题。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能够较全面、深层次地掌握需要学习的知识点。 2.教学手段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手段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各方面。在传统教学中难以精确描述和学生难以充分理解的抽象内容通过多媒体手段能予以较好解决。丰富的网络资源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大大优化了教学过程,丰富和完善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网络与多媒体的运用使教学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人文地理学是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内容较抽象,难理解,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采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可使抽象的区域环境转化为具体的区域景观,使其更加直观和具体,这样会使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变得形象、具体、生动,易于学生理解,也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达到提高人文地理教学效果的目的。 人文地理学还可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把和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入课堂,如知名专家的讲座、专家访谈节目、优秀的纪录片、国内外学者的精彩授课等,课堂上教师可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最后,老师可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存疑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诠释。这些资源不仅能使学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所学专题知识,而且能了解和把握前沿动态,拓展视野,有利于学生更进一步地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 3.教学评价改革。人文地理学注重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笔试量化评价的考核方式不能如实地反映学生的这种能力,因此在量化成绩时应注重学习过程考核,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即学习过程综合考核法。主要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应以学生参加案例讨论、野外实习、交流、问题回答、出勤、课后作业等作为依据,其所占比例可达的30%。期末考试也应重点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既注重考查学生学习的过程,又看重学生学习的结果,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四、结语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指导性。同时也是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随着高中地理新课标的实施,中学地理教育需要知识面广、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及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素质教育成为高师地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应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采用多媒体手段和改革教学评价体系,不仅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所学理论知识,而且能够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达到向中学输送具有能够独立思考、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目的。 人文地理论文:基于综合导师制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创新人才培养 摘 要 创新人才培养是大学教育的优秀任务之一。本文通过阐述综合导师制的特点,分析本科生综合导师制的主体特征,进而探讨基于综合导师制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地理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综合导师制 创新人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生综合导师制是指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前提下,由专业造诣深厚、品德兼优的老师担任本科生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生活及心理等进行个别指导的教学制度。湖北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正在试点本科生综合导师制,这对地理学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都提出新的要求。强化基于综合导师制的教师因材施教,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是深化地理学特色综合导师制实践、培养创新人才的长效机制。 1本科生综合导师制定位 本科生综合导师制是以高等学校学生学年论文、阶段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一体化指导为主线,兼顾学生的思想品德、就业咨询、选课指导等内容,对学生的学习、科研、思想、就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的教学管理制度与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辅导员、班主任制度及研究生导师制而言,本科生综合导师制强调个别指导和协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机制,特色鲜明。本科生综合导师制不仅“导学”还要“导向”,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教书育人的办学宗旨。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结合地理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实施本科生综合导师制,重点在于对本科生的“综合”指导和创新思维培养。同时,有效对接学工辅导员、班主任的相关工作,使三者之间各有重点。 2本科生综合导师制主体特征分析 2.1学生主体特征 学生个体化思维方式、爱好、性格、态度、责任心等的差异决定需要对学生进行差别化指导,这就要求导师能够因材施教。以湖北大学2013级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为例,在统一的专业课程体系下,不同学生个体的偏好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学生从专业知识入手逐渐对科研产生浓厚兴趣、有些学生以专业课程为基础参加相关的学科竞赛(如挑战杯、创新创业计划等)、有些学生在本专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展交叉学科的学习。学生们体现出来的各类需求不仅仅是基于兴趣和爱好的,还需要导师从专业思维、学术思想方面进行引导。 2.2导师主体特征 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在内容上应该定位在学年论文、综合实习、学位论文、课程设计(作业)等四个方面。导师的职责范围不能“摊大饼”似的扩展,要对接各自专业特长和教学风格。同时,要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习现状和实际情况,适度指导,过高要求和过低要求都不利于学生成长。 3基于综合导师制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1团队组织模式 导师个体的思维往往存在局限性,团队的作用是明显优于个体。因此,要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定期召开团队会议,增加讨论并制定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目前具有人文地理学、植物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多支教学和科研团队,团队间形成互补、团队内形成合力。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的综合影响力能有效推动导师和学生的交流互动,各个团队通过项目成果交流和讨论让导师们能够了解其他导师的研究方向,拓宽知识面、提高学术水平。当然团队组织的更大作用是能让优秀的同学尽快融入团队,快速认识自己,并根据自我偏好参与科学研究和专业课学习。激烈的讨论和频繁的交流一定会碰撞出新观点、新思想,这些不循规蹈矩的结论会让学生们产生新的认识、摒弃旧的观点,是他们形成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 3.2产学研结合模式 构建综合导师制背景下产学研结合模式,协同科研、教学和生产在功能与资源上的优势,将创新思维上、中、下对接耦合,既能将技术创新应用于产业发展,也能让学生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基于综合导师制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优秀支点在于创新,生产、教学和研究都离不开创新,教学中注重对新方法、新成果的推介,科研中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生产中注重创新技术的应用。强化导师在产学研结合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体现,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4本科生综合导师制实施应关注的问题 综合导师制应该是双向选择的,学生可以根据偏好选择导师,导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学生。遴选之前进行宣传引导,保证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导师,双向选择之后导师要尽快融入角色。班主任、辅导员和综合导师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合理权衡三者之间关系尤为重要。形成三者之间联动机制能够有效增进师生感情,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团队。 综合导师制的优秀目标之一在于培养创新(拔尖)人才,通过导师团队的引导,逐步让学生形成创新的思维方式,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如何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仍是未来一段时期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亟需破解的难题。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毕业生去向调查分析 摘 要:以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例,对2007-2015届毕业生就业和考研信息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就业的重点领域以国土行业企业为主,考研方向以地理学科为主,从而为在校生提供实用信息,也为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提供参考。 关键词:毕业生去向 调查分析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前身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在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中属于地理学类,可授予理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该专业具有学科基础广、专业口径宽的特点,各高校培养定位存在资源环境规划、城乡规划、数字城乡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等多种倾向,因此毕业生去向也非常广泛。本文以黑龙江科技大学这所地方本科高校为例,在已有的毕业生跟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至今为止9届毕业生跟踪调查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为在校生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实用信息,也为本校和相关院校专业定位提供参考。 一、专业发展现状 黑龙江科技大学在2002年设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2003年首次招生,2013年正式更名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测量与制图等信息化测绘技术,立足于城乡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面向城乡规划与管理、土地规划与整治、土地评估、测绘地理信息等行业和领域的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秉持“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断强化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依托专业实验室、3S实验室等校内实践基地,以及已经建立的20余个稳定的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加强实验、课程设计、综合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教学实践环节,加强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和综合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该专业自2004年第一轮立项建设以来,借助教学评建大好契机,围绕专业建设指导思想与定位、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管理以及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08年新一轮专业建设达到了校重点专业的要求。 二、毕业生去向总体分析 本次调查分析的对象是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2007―2015历届毕业生,样本容量为368人。调查分析内容主要包括毕业生考研、就业等基本情况。调查分析的来源是连续多年建立的毕业生跟踪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了2007―2015届毕业生去向的总体状况,毕业生累计考研率达16.3%,就业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毕业生占14.9%,就业于国土调查规划、城乡建设项目管理、房地产评估咨询、农林矿产资源、地理信息技术开发等企业的毕业生占68.8%,如图1。 三、毕业生考研分析 2007―2015届毕业生考研总人数为59人。2007届考研10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15.8%;2008届考研14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25%;2009届考研8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14.0%;2010届考研7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14%;2011届考研2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6.7%;2012届考研5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20.8%;2013届考研3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10%;2014届考研2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8%;2015届考研7人,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27%,历年的考研率变化趋势详见图2。以上数据显示历届毕业生考研率并不稳定,主要受当年就业形势、学生意愿和生源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把2007―2015届毕业生考研学科分为地理类、农林遥感类、资源环境类、经济管理类及其他五类。通过数据分析(见图3)可知,考取地理类学科的毕业生为28人,占考研总人数的47.4%,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如考取土地资源管理、生态学、农林遥感等方向的研究生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地理类学科在本专业2007―2015届毕业生考研学科中所占比重最大,所以对地理类学科考研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分析(见图4)。地理学科分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信息系统、地理教育四大类。考取自然地理学研究生为10人,占地理学科考研总人数的35.7%;考取人文地理学研究生为4人,占地理学科考研总人数的14.3%;考取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生为13人,占地理学科考研总人数的46.4%;考取地理教育研究生为1人,占地理学科考研总人数的3.6%。可见地理学科中考取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的比重最大,主要是因为地理信息系统作为朝阳产业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而且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四、毕业生就业分析 对本专业2007―2015届除考研之外的309名毕业生的就业信息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就业于国土调查规划企业、城乡建设项目管理企业、房地产评估咨询企业、农林矿产资源企业、地理信息技术开发等各类企业的人数为254,占总就业人数82.2%;就业于机关事业单位的为55人,占总就业人数17.8%,详见图5。 就业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去向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参军、事业单位,其中行政机关单位就业人数为42;参军人数为4人;事业单位就业人数为9人。显然在行政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最多,但是由于受国家政策和就业形势等方面的影响,行政机关单位的就业人数集中在2007―2010年,以后迅速下降,近年来几乎为零,如图6所示。 就业于企业的去向主要有国土规划类企业、房地产评估咨询企业、城乡规划设计企业、地质勘察类企业、地理信息技术开发企业等。其中在国土调查规划类企业就业的比重最高,在规划设计类企业和地质勘察类企业就业的比重最低,由此可见国土规划类企业是本专业学生在企业就业的重要领域。在各类企业就业的比重详见图7。 五、结论 通过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2007―2015届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得出:虽然历届毕业生考研率不稳定,但考研学科方向相对集中,主要以地理学类为主,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和自然地理专业占绝对优势。在行政机关就业的毕业生集中在2007―2010年;在企业就业的比重较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就业的重点领域面向现代企业,而在现代企业就业的历届毕业生又以面向国土行业为主,主要从事国土资源调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复垦专项规划及项目设计、地籍测绘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工作。 [作者简介:张晓燕、王愿、刘威均为黑龙江科技大学在读本科生,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通讯作者王兰霞,黑龙江科技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生态环境;孟祥瑞,黑龙江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人文地理论文:带首届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班主任的心得体会 摘要:大学中班主任的角色看似平淡,实则重要。尤其是担任新专业班级的班主任工作,面临着很多工作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90后”大学生往往个性更加鲜明、物质文化需求更加多样化,尤其是新专业的首届新生,他们往往面临着“前无来者”的窘境,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将来。如何做好这些大学生的班主任工作,帮助学生迅速找准自我定位,重新燃起学习的热情,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总结笔者担任首届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班主任近两年的经验与教训,浅谈青年班主任如何胜任这批“首届专业”大学生的教育工作,同时也给从事相似工作的同行一些启发。 关键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班主任;“90后”大学生;本科教育 好的开始便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对于大学里班主任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而言,如何高效地把大学新生引入正确的学习和生活轨道中来,便显得至关重要。现如今,“90后”已经是高校校园里主力军,他们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中长大起来的,他们个性更加鲜明,接受各种信息和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更加多样,同时也更加容易叛逆。具体到“首届”专业的大学新生,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对未来极高的期许来到大学校园,当发现自己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例如本专业国内尚无毕业生、考研也没有对口专业、不知就业前景如何等,这时这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挑战性。 一、首届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分析 截至到本文截稿,笔者担任首届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的班主任工作已近两年。在实际的工作中,笔者总结这些大学生的特点如下。 (一)学习目标不明确 学习目标不明确应该是绝大多数首届专业学生的通病,尤其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因为该专业的两个部分,人文地理和城乡规划,都是教育部调整教学目录之前独立的两个专业。 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许多学生在学习《管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课程时,明显表现出学习的热情不高,而对真正的城市规划专业所学习的专业课却表示出了更高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学习这个专业就应该是画图、建模等。所以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的认识本专业就尤为重要。 (二)学习方式方法陈旧 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还是表现出了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特点是只学习老师上课的时候所教授的内容,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尤其是在学习一些系统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专业上时,表现出了明显的弱势。笔者在翻阅了学生近几学期的考卷时发现,几乎大部分学生在回答论述题的时候,除了课本中的一些要点,几乎写不出其他的支持论点的内容,足以表现学生的学习逻辑性没有被很好的建立。 (三)学习动力不足 伴随着我国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又进一步使我国本土文化受到外来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趋向等要更加的灵活多变。另外,学生考研方向不明确。一旦大部分学生没有考研的意向,学生一般都会学习热情不高。笔者发现自己所带的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已经有人出现了“每科考60分,只要能毕业就成”的疲软心态。 (四)“90后”学生个性普遍偏强 笔者所带的班上的同学,大体都是“95后”的孩子。首先,在这个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学生接收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很强,但是由于涉世未深,很容易受到社会上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干扰。所以班主任要积极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在这个宣扬个性的时代,学生表现自我和发展个性的需求也很突出,如何正确的引导学生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最后,学生归根到底都还是一群刚刚成人的孩子,还是特别需要班主任和其他老师的关怀和呵护。 二、担任首届新专业班主任工作的心得体会 结合上文所总结的学生在学习和心理上的特点,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这两年的工作重点。 (一)专业上的答疑解惑 正如前文提到的,学生对于新专业的模糊认识通常是其学习热情低迷的主要原因,那么帮助同学们弄清楚本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便也成了班主任工作的重中之重。 1.班主任首先要帮助学生认知这个新专业产生的历史和发展的机遇。2013年,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地理学进行了学科调整:将之前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现在的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首先,地理学在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而城乡规划学则稍显年轻,但是这两个学科的学科合作和交融在我国却早有历史渊源。很多以经济地理学见长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所,如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科院地理所等很早都参与过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发展等工作,为城乡规划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其次,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这两个学科,他们都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根本属性上有学科的互补性和传承性。城乡规划学侧重于微观空间层面上的研究和细部的实践操作,却不擅长对于学科理论的研究与拓展。因此,我们崭新的专业“人文地理和城乡规划”专业的出现,即改善了城乡规划学科对于社会经济理论和机制研究的不足,又增强了地理学科与社会实践的对接。可以说,我们的新专业整合了这两个学科的优势资源,将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输送更加全面和优质的人才。 2.帮助学生深入剖析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习重点。在地理学大类的学科分支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最具活力且与社会各项发展紧密联系的,涉及到各类热门问题:如资源环境问题、区域统筹发展问题、绿色城市问题等,专业的边缘性较强。地学思维注重整体与系统、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尤其重视学习方法论的研究,而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研究城市系统、空间、尺度等大有裨益。因此,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培养学生的地学思维尤其重要。其次,还要鼓励学生对于动手能力的学习和锻炼。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虽然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地理学,但其实践性和创造性仍不容小觑。为了能够帮助学生在参加工作后能够很快上手或者能够有更多继续深造的选择机会,作为班主任,也要大力鼓励学生学习实际操作的技巧。如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制图软件,如Auto、CAD、Adobe、Illustrator等。通过这些软件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很快地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转换成自己制作的成果,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对一两门软件的熟练掌握,也能够帮助学生在大三、大四期间更好地学习更加复杂的软件系统,减少其在大四实习期间因软件运用不熟练而浪费的时间。 3.引导学生尽快对个人学业或职业目标的设定。作为班主任,首先应该与每一位学生接触、谈心,帮助、引导其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根据每一位学生不同的情况,逐步帮助其制定大学四年乃至毕业后的人生规划,并逐步落实到每学年、每学期乃至每个月。这样,有了具体的学习和人生目标,学生才会慢慢的养成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二)生活情感上的悉心照顾 作为新生班主任,除了要在学业上、职业规划上予以学生以正确的引导,更要在生活、情感上给学生以润物细无声的照顾和爱护。书面上的案例总会使学生感到遥远和抽象感,而现实生活中恰到好处的事迹或人物学习,通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成果。 首先,对于刚刚入职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大学教师而言,与学生的年龄差距通常不大,交流沟通起来也相对容易。班主任也往往与学生具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因此完全可以拿自身或者自己熟悉人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与学生分享,让学生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其次,班主任在工作中也要时刻关注本院系往届优秀学生在学业上或职业上的发展,如果有条件,邀请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回母校来给学弟学妹开开座谈会,谈谈他们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或者在工作中的心得体会,这样的座谈会通常有惊人的效果。比如,在针对学生学习热情低迷不振的问题上,本文作者几次和学生谈心、聊天,取得的效果都很平淡。大多学生都持有“学习无用论”或者“学这么多不知道以后在什么地方能用的上的”态度,曾一度让本文作者一筹莫展。然而,一次邀请优秀学长学姐回来座谈的班会却给学生的学习热情打上了一剂强力针。原因是,无论是在著名高校继续深造的,还是在满意岗位上工作的往届优秀学生,都表示取得这一切的成果的前提是至少要过英语六级,至少要考取重点高校的研究生等。这样的面对面、真实经验交流的变相教育往往要比老师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的教育更被学生接受,使学生的学习热情普遍高涨,学习目标更加明确,效果事半功倍。 最后,年轻班主任由于资历尚浅,对于学生的教育也更多流于形式,很难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因此,这也要求班主任在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要严格要求自己,端正自己的言行,治学谨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每一位学生一视同仁,特别要主动关心那些落后的学生,和他们一起去探讨落后的原因。只有给学生树立起一个好榜样,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其正确的学习和人生目标,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大学校园生活。 三、结语 每个学生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期许和希望,因此管理学生的班主任工作看似微小,实则责任重大。尤其是担任像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这样的首届专业的学生班主任工作,更需要班主任去聆听学生的困惑和需求,从一开始就要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学习和生活的轨道上,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大学生活,为迎接以后的社会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人文地理论文:中学人文地理教学中的案例教学研究 摘要:中学地理课程鼓励自主学习,提倡互相合作,乐于探索,所以课本中安排了关于人文地理的很多案例。地理案例教学在新课程中是被要求的,案例教学对于人文地理非常适用,是中学地理教学的一种有效方法。地理案例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结合,提供思路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突出人文地理学的优秀概念――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因此,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人文地理的了解,增加学生对实践理论应用的掌握,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中学地理课堂教学中具体实践案例教学,以达到提高教师的重视案例教学的目标,可以有效提高中学地理课堂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案例教学 人文地理 地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涉及到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人类地理学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呢?这就需要面对社会和学生生活的现实,需要将大量的案件与中学地理内容,相结合来提高教学效果。地理学有着丰富的案例资源,如何选择合适的材料来运用呢?中学地理教学成功的关键是合理的教学设计。 一、人文地理案例的选取原则 在新课程教学中,有些教师往往混淆地理情况和例子。地理情况包含在有困难的情况下,包括典型的真实事件的地理问题。一个例子是对一个实际情况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一个或多个困难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含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例子只是为了证明地理现象或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案例可以激发讨论进而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地理案例素材和一般地理教科书材料不同。地理素材把地理事物作为最主要的描述对象,而一般的地理课本以概念、原理为基础,书面表达简练、概括。地理案例叙述的是一些细节和相关的地理概念和原理,知识则“蕴含”在其中。一般的教材往往是在总结语言中使用直接的地理概念和原理,结论明确。案例是集成的一个课堂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学习环境,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的特点,对于教师来说,相当于教学工具的载体。 教学案例应根据教学目的、学生的知识和经验等内容进行选择,并考虑典型、科学以及时代特征、对信息的足够充分性,难度设置要合理。从实际人文地理事件选取案例,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为了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故事的内容和来源要多样化,应该有丰富的和渐进的特点,要通俗易懂,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强调启发学生。教师要选择一些经典的案例,这些案例既要代表性强,又要有广泛的地域覆盖面,视野开阔,具有显著的意义和地理教学的价值。例如,案例教材“鞍钢与宝钢的区位选择”“浙江省乡镇企业发展”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等,是值得采纳的重要的教学资源。只有合理安排和恰当选择教学案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课堂案例教学组织实施策略 (一)呈现案例 案例教学的一个极其重要构成部分就是陈列柜,从案例教学开始就选择合理的方式来展示,不但能够节约时间,使课堂效率增大,同时也可以使学生都能积极自主地参与课堂学习。 案例介绍要直观,灵活多样。一般教师会发出地理文本数据,多媒体演示工具,教师或学生还要参与有关的模拟角色表演。无论演示还是表演,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联系的事实情况和感觉来适应学习环境。 根据案例长度和难易程度不同,教学时间可能会不同。如果案件难以理解教师可以在课前给学生完整的展示呈现,不要所有的问题集中在课堂上;如果案例很短或比较简单,可以呈现在课堂上。 (二)注重对学生的引导 案例讨论是基于案例基础上,教师和学生要挖掘案例潜在的问题,这是事实和课本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是主要的讨论者,教师要特别强调对学生的学习指导。教师在地理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强调对地理问题的探索,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三)对学生的行为表现要多加以鼓励和肯定 案例研究侧重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如果案件具有模糊性,就会使学生的讨论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在讨论和分析中,要使学生通过学习因果关系去观察问题并分析和总结,学生也可以通过联想和批判、质疑的方法来参与讨论,所以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敢于质疑,让学生从过去简单接受转变为自己去积极探索。而教师要在学生进行讨论分析时,尊重、鼓励学生。 (四)应用拓展,整合提升 由于每次的案例是特定的,因此,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为了掌握地理原理,案例研究应适用于拓展学习。学生可以使用一个新的案例进行同样的地理原理的学习,这是教学的关键一环,以确保他们已经能够运用新的地理学原理,这样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让学生开拓思维空间,对他们的创造力也会有一定的激发。在第一次案例学习后安排其他的案例学习,扩大两次之间的学习间隔,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消化知识,并有时间仔细阅读新的案例,并和之前所用的课堂案例进行比较。 总而言之,案例教学不仅可以更新教学方法,更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学生通过案例教学能够学会并懂得探索知识形成过程的规律,这样不但可以巩固学到的知识,提高整体素质和能力,也可以大大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人文地理论文:关于人文地理学习方法的几点探索 高中地理主要分为自然、人文、区域三大块,众所周知,人文地理离日常生活近,相对简单好理解,但是知识点零碎,且相似相近知识点多不易区分,学生答题往往找不到要点。针对日常学生上课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有效措施现总结如下: 一、学习人文地理存在问题 1、课本干条知识记忆不牢 人文地理条框的知识特别多,如旅游资源的分类,一共两大种9小类;比如旅游业对区域的影响有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三大方面分消极、积极影响一共17条。学生在课下背诵时不是背少了就是背混了,在做大题时得不到满分。这在自然灾害与防治和环境保护中此类现象都比较普遍,学生对干条的知识点记不全,很影响大题基础知识的得分。 2、图文知识转化困难 在讲旅游地理第三节中国的世界遗产时,中国35处世界遗产是常出的考试点。学生辛辛苦苦费了很大力气,能记住大部分甚至全部时,结果遇到考旅游资源分布地区时一个都答不上。如中国著名三窟分布在哪个省份,往往张冠李戴;更难一点的如,例举北京的世界遗产,例举出距上海500千米的世界遗产有哪些?学生还不知道上海附近的省都有哪些,更别提能例举出来了往往都瞎写一通。图文不能做到随时转换。 3、原理性知识不会迁移运用到具体案例 在讲到旅游地理第二章第三节旅游自然的评价时,课本上从旅游自然本身、旅游资源的环境、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三大方面九小点进行评价,由于内容少好理解,学生背诵情况较好。但是当遇到如对泰山、对我们熟悉的壶口瀑布进行评价时,部分学生无从入手,部分学生写不全,甚至部分学生九点全部都评论一遍,以致前后矛盾。 4、课堂死气沉沉,时效性不强 人文地理容易理解但知识琐碎、要点不明晰,所以课堂上学生提不起兴趣,死气沉沉。有的学习特别认真的女生课下反映,上课认真听了、理解了也认真记了,可是考试时得不到高分,觉得自己写的对但是根本就答不到得分点上。有些学生上课恹恹欲睡、课堂气氛死气沉沉。人文地理学习时,学生提不起精神很影响学习的效果。 二、解决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课堂中的实践,对人文地理的学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拼图游戏法记忆――以中国34省区为例 学生对图文转化不敏感,主要原因是记不住中国的省份、分区。我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个关于34个省区的拼图游戏,游戏中把34个省份按照轮廓形状分成34份,只需按照位置一一回归原位。在给班里同学播放时,学生特别感兴趣,都争着抢着上台做游戏。在接下来调查发现,只要拼过一两次游戏的同学,很多都能记住34个省份的位置。为了更有效的提高省区轮廓的记忆效果,我把省区轮廓想象成现实中的类似事物,如陕西像兵马俑,宁夏像箭,贵州像哈巴狗,青海像兔子,内蒙古像狐狸,广东像象鼻,山东像老鹰,吉林像雾凇,四川像兔皮,台湾像萝卜、海南像菠萝,湖北想警察帽子,湖南像男人头,河南像三叉戟。我又把几种动物之间的联系起来,如狐狸(内蒙古)吃兔子(青海)吐出骨头(甘肃)剩下兔皮(四川);戴帽子(湖北)的男人(湖南)与女人(江西)照顾老人(福建)和小洋人(浙江)。这样相邻的省份既能记住位置又能记住轮廓,大大提高了学生记忆省区的速度和效度。这对学习整个人文地理都有很大帮助,同时在学习世界地理国家定位时我们也可以应用此类方法。 2、统计法记忆――以35处世界遗产为例 学生在记35处世界遗产时,好不容易记住了名称,结果一对应省区就迷糊了。所以结合本节知识的考点,我按照常考题型用统计法让学生记忆。如按省份划分六处世界遗产的有北京、五处的有四川、三处的有云南等。再比如我又按照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分类,如北京、山西、广东、甘肃、西藏、辽宁等只有文化遗产;这样分类之后,学生不仅能记住常考的几个省区的世界遗产,也能做区域定位的题目了。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世界农业分布、工业分布、气候分布等内容的学习。 3、实例法验证原理性知识――以旅游资源评价为例 用实例分析印证原理知识。如,我在课堂中先讲了旅游资源评价的原理,然后让同学们分组讨论如何评价壶口瀑布。等学生纷纷发言后,我们开始总结做题规律,又让学生对如熟悉的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进行评价,之后又让学生对不熟悉的安徽九华山进行评价。经过实例反复印证理论知识,学生在遇到类似问题时都知道如何入手了。这对于学习人文地理中原理性比较强,应用范围比较广的题目都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方法。 4、死记硬背、默写加强干条知识记忆 学生在记忆旅游资源特点、旅游资源分类等干条内容较多的知识时比较困。针对此问题,开始我让大家死记硬背,先记住一共几条,再分别给每一条填内容,这样就不会少哪条了。后来又让大家课前上台默写,再让同学上台点评,这样反复写反复评,学生互相争强好胜,记忆效果比以前好很多。这对于人文地理中干条知识比较多的内容时,比较好用。 5、组队法加强零碎时间的利用 人文地理中零碎知识很多,但是难度较低,失分主要是课下不记,零碎时间利用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根据月考所带班部分得分不高、失分主要是课本基础知识的同学进行分组,如把只考了50多分的张萌乐、张雪纳、杨倩、陈立、吕鑫、袁云六位同学组成一组,张萌乐任组长,每天组长早上规定背诵内容,晚上晚点之前两两一组互相提问背诵情况。这样零碎时间既得到有效利用,学生成绩也有很大提高。如张萌乐同学在期中考试时获得地理单科第一的好成绩。 6、提高对学生的关注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课堂效率 人文地理好理解但学生课堂表现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主要想法让每一位同学在课堂中都有用。如,高二下学期我们要学习世界地理。首先要学会画各个国家的形状、地形、经纬度。我可以把每个班中学图快、画图好的同学编成一个组,在课前5分钟,让每位成员每节课轮流教给大家画一幅图,叫“车头组”;我让看课本认真、列知识体系清晰的同学分成一个组,上课时专门给大家分析自主学习部分的知识和背诵要点,叫“车轮组”;比如还有电机组、质疑组等。总之,我想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特点,给学生不同的学习任务,我想“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课堂效率自然会提高。 人文地理论文:论初中地理教学中人文地理知识的渗透学习 摘 要:初中的地理知识涵盖面广,内容丰富,不但包括了地理地形、地貌特点,还涉及了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人文知识。以中国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为例,谈了初中地理教学中人文化知识的渗透学习对学生多方面培养的意义。 关键词:初中地理:人文知识;渗透学习 在初中地理课中,人文地理知识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如何掌握和学习这部分内容,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从初中地理课程中选取人文地理知识中的几个方面阐述了人文地理知识渗透学习的重要性。 一、从疆域和行政区划的学习,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自然地理概况 中国幅员辽阔,面积广大,以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国,自然环境各异,南北温差较大,山脉河流较广,全国按照地理位置特点划分为34个省级行政区。通过这些内容的了解和学习,可以让学生对祖国的山河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个更准确的认识。 二、从人口和民族的学习,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家乡的美好感情 我国除了土地面积大外,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口多。我们在学习中都了解到,中国仅用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1%的人口。并且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国家,贵州省就是一个汉、苗、侗族、布依等多个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对我们的祖国和家乡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家乡,各民族团结相处的美好感情。 三、从农、工、商各行业的分布特点学习,树立学生的远大理想 中国的物产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各地域条件的不同,主导产业也不一致。农业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水平的提升以及沿海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使我们在农、工、商各行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农、工、商各行业地域的不同分布特点,可以让学生对各行业的特点有个初步的认识,并树立远大的理想,为祖国的美好建设而努力学习。 四、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随之下降。如何改善目前的恶劣环境保持可续的发展,是这节内容学习的重点。通过这些内容的掌握,可以增强学生的环境意识,教育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参考文献: 张丹,袁丽风,倪才英.农村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现状及对策分析[J].教学与管理,2011,27(22):24-25. (作者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三十四中学) 人文地理论文:基于人文地理视野下的中小城市规划对策研究 摘 要:文章着重讨论了中小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指出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城市规划部门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并使城市的合理规划落到实处。 关键词:城市规划中小城市城市建设对策 城市规划是一门自古就有的学问,是研究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综合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的综合部署,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蓝图,是对城市的空间和实体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它要预见并合理地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和布局,作好环境预测和评价,协调各方面在发展中的关系,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使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认为,一个合乎标准的中小城市规格,应努力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首先实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中小城市具有一、二、三产业并存发展的产业结构特征,所以城市规划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并加以合理利用和引导。中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体现产业结构特点,使其与大城市的产业结构相区别开,走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道路,同时通过城市规划的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发展。 其次保证城市合理化的规模效益:我们说规划一座城市,必须首先衡量该城市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有什么需求,在规划设计中位城市的下一步规划留有余地,增强应变能力,使得该城市能正常运作。而在生产生活方面,中小城市中的大企业不应无限制发展,应该以中小企业为主以大企业为辅,从而保持城市的合理化规模效益。 再次发挥区域宏观决策作用:一般中小城市的兴起都处于城乡结合带,这是时下中小城市规划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此协调好中小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和配合问题,力求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中小城市规划应立足于本市的发展需求,认真研究产业布局的特征和辐射范围,对城市密集地区进行统一部署和规划,充分发挥区域宏观决策的作用。 最后要彰显城市文化底蕴:虽然中小城市规划的诸多方面均滞后于大城市的规划发展,但是由于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悠久的文物古迹,成为了中小城市规划设计的亮点。所以,中小城市规划应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彰显中小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 一、中小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十分严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城市规划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行政管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城市规划管理很好的保障城市规划顺利实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规划管理相对滞后,以至于不能满足于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需要。缘乎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如下问题: 1.城市规划管理缺乏有效的决策机制 由于政府及规划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致使规划管理部门不仅是规划编制与审批单位,而且还是规划决策与执行机构。规划管理职能的划分不明确直接导致政府与规划之间缺乏双向交流,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城市居民对规划的知之甚少,使规划工作丧失了群众的支持与参与。 2.土地规划和环境保护问题严重 时下,城市规划管理中对徒弟的规划和对环境的保护已迫在眉睫。首先,商业区内中小城市密集地,受到了房屋建筑、就业人口、交通拥堵严重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城市中心区混乱,使得城市运行效率大大降低;其次,在城市规划中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绿地面积减小,导致生态严重失衡;再次,大多数城市坚持走工业带动经济之路,导致环境质量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标准,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3.对文物古迹保护力度不够 许多中小城市在开发建设中忽略了这些文物古迹,甚至导致诸多文物古迹已经彻底消失。在城市规划时,一旦城市文物古迹保护与城市开发产生了矛盾,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文物管理部门会服从于政府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安排,从而放弃对历史见证的保护,导致随意破坏、拆迁历史遗存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完善中小城市规划的对策分析 1.强化城市规划意识 中小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将整合原则有效地应用到各种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当中,以达到强化城市规划意识,充分发挥城市规划作用的目的。首先,在规划过程中,应使各项建设标准、城市发展规模以及定额指标等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其次,应处理好城市整体建设和局部建设的关系,运用的科学的方法合理规划城市中各个区域,借此来体现城市的整体性;最后,应充分考虑到城市近期建设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并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因经济建设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发生。 2.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 在中小城市进行城市规划之前,对该城市的空间布局应给与重点关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城市历史资源和特色环境,借此将城市设计落实都规划层面上。在城市景观的规划上应以整体的协调性设计为主,既要符合空间分布及景观组织要求,又要不影响城市整体效果。同时,可将山水、湖泊、人文历史等资源充分地融入到城市空间中。在进行具体规划过程中,应处理好山、水、城市这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3.健全城市规划决策机制 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是城市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努力通过建立城市规划协会、规划委员会等机构或专家咨询委员会,从而提高政府决策能力。与此同时应不断创新规划理念,并发挥组织协调能力,对空间资源进行合理的统筹布局,以此来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使经济得到和谐、有序、快速的发展。 综上,如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城市规划部门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得每一项目都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在对项目的检查过程中,要检查项目建设是否具有“两证一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以及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证件,并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城市的建设就会越来越趋近完美。 人文地理论文:地理教学中如何吸收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思想 【摘要】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自身情况出发,说明地理教学中如何吸收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思想。 【关键词】地理教学 吸收 人文地理学 趋势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优秀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经济、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2.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2.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2.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2.4 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2.5 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应研究的热点。 2.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人微观。 3.从自身情况出发,说明地理教学中如何吸收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思想。 我觉得在以后的地理教学中更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3.1激发学生带着兴趣走进“课堂” 3.1.1合理利用新教材中案例,以提高学生兴趣,拓展学生思维 兴趣是教师提高教学效率的基础。当然兴趣不是追求表面的笑声,也不是寻求课堂的“活跃”,而是要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内在兴趣,因而在兴趣培养过程中,要有一定的方法,如讲多少、怎样导入、怎样通过情境引入教学目标等;再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钻研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规律,使其获得成功的快感,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新的地理教科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为优秀,引进了大量的案例和活动,改变了以往教材知识性文字表述太多,缺少活力的现象。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案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形成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教师必须认真阅读教材中案例的内容,理解各个案例所要描述的具体地理事物、说明的问题、表达的思想等,在深刻理解案例的内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看案例开始,充分发挥对案件内容进行联想、延伸分析的能力。因此,对于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资料的搜集、整理、核实的麻烦,同时是同学们养成演绎、联想等学习的良好习惯,并且培养了他们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 3.1.2创外部的“境”激发学生,以境促情 通过生活引导学生发现地理的乐趣,从而产生学习的动力,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敏感地捕捉学生生活实际与经验中有教育价值的地理问题或现象,创设生活情景,将抽象的地理知识生活化,将具体的生活经验地理化,让学生经过探究活动解释说明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创建富有激情与生命力的生活课堂,例如活动创设情境。如课前地理信息会,课后的辩论、地理角等是创设情境的有效方法,培养学生的合作协调能力。媒体营造情境,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点,从不同的信息渠道剪辑、下载和制作一些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课件,增强学习地理的兴趣,陶冶学生的人文和美学情操。表演创造情景,课堂不应死气沉沉,而应是个生动活拨的交流场所,角色扮演可以把教学内容和学生的愿望、体验紧密相连,创设真正的学习情境。 3.2巩固基础知识,构建“脑图” 3.2.1教师通过对地理知识的灵活应用,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中应尝试让学生在民主、平等基础上与他人合作,发挥同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启发的教育作用,培养协作能力,课堂上应多给学生提供讨论、交流的机会,在学自然地理时,理解的东西会多一些,所以学习这一部分时要多思考,熟练地掌握原理,真正地会用原理。高考地理试题往往以教材外某一事件或某一区域为载体,但答案却在教材之内,所以,拿到题后,我们要将试题所考内容迅速与教材的具体单元章节相对应,看命题者到底要考察哪一部分内容,这样总的方向便能把握住。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情景教学、角色扮演、地理调查等使学生多感官应用,获取各种情感体验,可增强教学效果。这种方法可帮助学生从环境角度开阔思路,以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念与态度来考虑影响某一问题的多种因素,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地理学习离不开地图,地理考试更离不开地图,在某种意义上,地图可以称得上是地理的灵魂。地理内容纷繁复杂,但几乎所有的地理知识都源于它在相关图上的位置。所以,我们要重视构建“脑图”,把每幅图都印在脑中。 3.2.2采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变难为易 善用启发式教学方式,启发式教学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教学观,也是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都应贯彻的总体原则。启发式教育包括:直观启发、设疑启发、情境启发、反问启发、对比启发、主线启发等六种。充分利用教具的直观性和“小”的特点,把地理事物或现象置于学生的视觉感知范围内,形成表象,促进空间想象能力的形成。在教师与学生的语言交流中,教师的恰当设疑提问起着关键作用。以往的地理课堂,班级中只有一部分学生积极回答问题,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态度消极、兴致不高。因为在每个班级中,总有一部分学生上课自觉性不高,容易分神;但也正是这批学生,他们思维比较活跃,生活中比较喜欢争强好胜。因此,提问时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教师对学生起着引导作用。地理教学中有很多的重要地理现象和地理过程是比较抽象的,看不见也摸不着,教师也很难讲清,学生也难以理解,一堂课下来,教师口干舌燥,学生云里雾里,这样的课堂怎么会活起来? 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变难为易,增强效果。计算机多媒体课件,通过其独有的神奇的表达和表现能力,把自然界许多抽象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人们的视野极大地拓宽。如地球公转这个大范围、抽象的宇宙物质运动,通过多媒体投影,便让学生直观地感知。多媒体课件还可把一些无形的地理现象直观表现出来,形成表象。 总而言之, 新课程标准在充分肯定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突出形象化、直观化教学,突出学生的学习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励他们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发展智力和能力。能够指导学生学习、生活、就业,有利于终身发展是工作的重心,在实际的地理教学过程中,还有许多其它方法同样也能起到很好的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作用。但无论使用何种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觉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这样学生的课堂思维才能不受拘束,课堂语言才能真实反映其内心所想,做到真正的“畅所欲言”,从而让地理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学习地理,熟悉地理,喜欢地理和探索地理的第一阵地。
环境经济论文: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构建 摘要: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分析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实验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紧贴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实践平台的特色,围绕提升学生应用创新能力培养,构建实现具备规划模拟、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价值核算等三种功能的实验平台。 关键词: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用型;实践平台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以下简称“资环”专业)是一个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重庆科技学院从2013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目前注册人数约200人。高级技术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实验教学体系的合理设置。本文以本校为例,来研究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问题。 一应用型本科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一)满足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 重庆科技学院正在向应用型科技大学转型,传统授课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资环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通过大量的实验、实训等实践课程才能使学生掌握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及相关评价方法,才能掌握资源开发与利用绩效评估、资源与环境综合规划。 (二)满足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资环专业是学校的新办专业,现有仿真模拟实验室不能满足学生对实践技能训练的基本需求,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实验室的建立使学生能够在高仿真模拟的条件下,掌握本专业岗位的基本技能,缩短从学生到专业人员的转变时间。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应重点围绕石油、冶金等产业中面临的突出的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建成具有较高水平和特色鲜明的综合实验室,下设环境影响评价、资源环境规划评价两个模块。 (三)服务重庆市优势产业、先导产业发展的需要 重庆目前已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石化、装备制造、冶金、电子、综合能源、生物医药和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优势产业集群。而这些企业都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借助学校的学科发展优势,以资环综合实验室为平台,可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资源环境规划、环境经济评价、社会评价、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估、资源环境管理信息及环境认证与审计专业人员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满足重庆优势产业发展。 二现有的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存在的问题 (一)实验教学设备不能满足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需求 目前学校资环专业教学实验室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环评、价值核算等专业软件以及一些常用的环境测试工具等缺乏,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环境核算体系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优秀软件缺失,从而难以系统、充分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现有的实验室硬件较为欠缺 由于资环专业设立较晚,与之对应的实验室建设基础相对较弱。比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果能购买其它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软件设备,不仅有利于各专业各学科的共同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推进学校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发展转型。而目前优秀软件并不完善,对高效开展本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造成了障碍,也无法对本校的石油化工、冶金等办学特色难以形成强力支撑,而且也不利于科研成果的突破创新。 (三)实验室对外技术服务能力缺乏 重庆科技学院定位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石油、冶金两大行业。随着校企产学研合作走向深入,学校与企业界接触交流机会增多,共同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验室成为对外合作的良好载体。由于缺乏处理实际数据的软件、数据库等软硬件,学校对外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效能核算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方面的设备还不能满足校企技术合作发展的需要。 三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设计 (一)实验平台的定位 通过实验平台有计划开展特定学生群体的特色实践,培养学生实验创新能力,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交叉学科领域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实验基地;开设特色鲜明的资源评价、环境规划研发基地;努力建成重庆市资源环境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拓展实验平台辐射功能。 (二)组成部分及功能 1.资源与环境规划模拟实验室 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模拟。以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承载力空间分布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利用强度的不同,按照环境准入角度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功能区,对各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总量控制及资源环境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等问题进行模拟。环境规划情景模拟。根据环境规划目标与方案的不确定性,建立多情景方案、模型及决策支持平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计多种不同方案,利用优选模拟理论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划方案进行模拟优选。区域国土资源规划模拟。根据资源环境政策法规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规划地区的各类自然资源,从地域总体上处理好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供应和需求预测模拟。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发展战略及规划,对油气资源供应及市场需求进行模拟预测,为政府、企业了解中国能源政策及市场供给,合理开发自然提供咨询。 2.资源与环境项目管理绩效评价模拟实验室 油气资源价格及环境质量预测模拟。借助智能模拟系统,深入挖掘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在回避精确数学建模的前提下为社会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主要运用趋势外推、回归分析、灰色预测等方法对未来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污染物和污染源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和监测。碳排放权、排污权及大宗资源类模拟交易。在环境及能源政策下,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配额分配、大宗资源类商品及交易与相关政策研究和评价工作;开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相关公平理论、战略目标、规划方案、体制机制及谈判对策等研究;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能源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环境政策影响模拟。以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费用效益模型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各种政策手段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模拟分析研究。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评价分析。针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影响、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可行性。 3.资源环境价值核算与影响评估实验室 资源环境价值模拟核算。根据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原则与分类,运用资源环境价值投入产出混合模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算方法及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价值进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动态评估模拟核算。对资源环境资产(包括资源环境的组成要素、环境质量)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进行定量评估;通过对资源环境价值的周期性波动分析及动态化发展、资源价值补偿等因素变动的影响,对资源环境价值进行动态监测、预测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补偿及政策影响模拟。通过对环境税收管理、排污权及碳交易、资源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监管,开展环境经济模拟和贸易政策研究。建立环境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展宏观经济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及环境保护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拟;开展环境与贸易政策研究。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风险评估模拟。评估自然资源开发(包括建设项目、区域性开发、立法议案、重大方针、战略性规划或行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分别针对大气、水、噪声等某类环境要素进行专项评价。评估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引发的危害(自然灾害)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造成的可能损失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和决策。 四配套措施 为高效率低成本建设实验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已有校内实验室资源进行摸底,对已有的设备或软件可以不用购置。第二,实验室要依托科研项目进行开展工作。第三,部分软硬件要与校外企业、或高校进行合作。 作者:吴文建 李炳林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采矿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采矿专业学习经济学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产量由1999年的10亿吨发展到2014年的38亿吨,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如此大规模的开采必然对水土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为此,中国矿业大学钱鸣高院士提出了资源与环境协调(绿色)开采技术,改变传统的采煤方法和采煤工艺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等问题,实现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绿色开采,确保采矿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钱院士再一次提出了“科学采矿”的概念。完全成本是科学采矿的经济基础,但完全成本影响价格,而价格和国家经济发展还存在最优配置问题。煤炭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使完全成本难以实现,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公平竞争,从而实现完全成本,为科学采矿奠定基础。因此,采矿专业必须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使企业实现完全成本,形成一个全新的采矿学科理论与技术体系。当前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存在很多问题:重采轻治,严重破坏矿山生态环境;过量开采、过量出口导致优势资源过早、过快耗竭,廉价资源大量流失,资源储备严重不足。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迫在眉睫,采矿专业学生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十分必要。 2.采矿专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采矿专业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以扩展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面,更好地适合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然而采矿工程专业作为一门工科专业,在课程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采矿专业学生经济学基础薄弱,对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中涉及很多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对非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讲,由于没有相关经济学知识的基础,对有关经济学的原理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另一方面,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普遍的认为经济学对以后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认为只要学好专业基础知识就行,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采矿学生不注重经济学的学习,对于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2)课程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枯燥乏味 当前,在采矿专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中,课堂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学形式过于死板,几乎以讲授为主:教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台下当听众。这种教学形式导致学生的学习很被动,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记录、整理笔记上,只满足于理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很少主动去探究理论背后的原因,更谈不上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有些教师偏重于理论的讲解,缺乏案例强化和充实,师生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枯燥乏味,学生积极性不高。这种“填鸭式”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重理论体系、轻实际运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的现象。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但是有一部分教师过度赖多媒体教学,导致某些内容解释不清,知识接受存在盲点,学生跟不上教师讲课的节奏,减少了思考的时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教学效果下降。 (3)教学大纲不规范,缺乏配套的教材和参考书 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不规范,教学目标和任务不够明确。国内外市场关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有很多。有些教材缺乏可读性,章节之间衔接不当,系统性不强。有些教材内容和教学大纲相似,缺少重点和难点。有些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于经济发展现状,不能把采矿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采矿工程之间的关系。 (4)教师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有些是资源与环境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对经济学不够了解,有些教师精通经济学但是对资源环境理论又不够了解,不能把资源环境与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很多高校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师的配备不够重视,大多数教师是由经济学专业转行而来,对于经济学知识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对于矿业工程知识严重缺乏,他们专业实践的机会不多或者自身就不重视专业实践,导致课堂教学中理论不能联系实践。 3.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1)积极引导采矿专业学生学习经济学,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课程,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培养起学生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首先,教师要平易近人,多与学生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让学生先了解课程的整体安排,在第一节课向学生简要介绍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授课计划、考核方式等,使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教学上可以辅以案例教学,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能够勾起学生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拓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多样化,完善教学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不仅要注重基本知识的学习,还要结合科研课题,突出矿业特色,给学生讲述资源需求预测,矿产资源评价,绿色开采,矿山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案例,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打下扎实的基础。结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需要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在某些逻辑性较强、内容抽象的情况下,辅以必要的板书进行推导、演练。积极探索启发式、讨论式等方式展开案例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引导学生创新思维。启发式即以启发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师抓住课程重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介绍案例,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应用案例分析问题。结合课程内容对目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开展综合案例讨论,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加深其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3)选择一本适用于采矿工程专业的经济学教材 教材的选择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在教材内容方面,不仅要阐述清楚经济学基本理论,还要把经济学运用到采矿工程专业的实践中,例如矿产资源评价,资源与环境协调开采技术,矿山污染治理等。教材应该与时俱进,能够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能够反应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前沿动态。教材各章节之间既要系统性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有条件的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生实际结合采矿工程的具体情况自编教材,这样更有利于本校学生的学习。 (4)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要求教师要具有丰富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要精通资源与环境理论,又要懂得经济学知识,然而很少有教师同时具有这两个学科的教学经验,所以应该加强教师的学习和教育,使得教师能够达到这一教学要求。学校要重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进而重视对相关教师的培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师更多的进修和实践的机会,帮助教师提升专业水平。教师自身应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实现矿业与经济学知识的交叉融合,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薛黎明 黄瑜 崔超群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高中地理论文 一、人资环经济学内涵 第一,即人口,对此学科的研究需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正确地理解,我国是人口大国,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虽有放缓的趋势,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不容小觑。第二,资源,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享有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第三,环境,环境的教育是伴随“废水、废气、废渣”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而产生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洁净程度近些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生态文明教育需进一步落实。最后,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学就在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要素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环境,对资源造成了消耗,经济学则是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对资源的边际破坏量等于边际收益。另外,人口迁移的存在,使以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性。例如,我国人口迁入大城深圳,约80%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79~2010年间,从0.15万人上升到798万人,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容纳了5201人,原本资源丰富的城市,在30年间,资源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 二、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原则 1.批判性原则。 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 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优秀,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 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优秀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 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3.网络探究。 使用网络做研究可以快速扩大学生的认知领域,网络信息虽然比书本噪音多,需要学生进行提炼、判别,但其信息更新速度快,针对性强,可以作为课本之外的辅助教学方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给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共享资源、聊天互动,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闫亚琛 左秀萍 何裕杰 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共有产权环境经济学论文 一、方法论:能力和权利视角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谁将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受益?谁承当了环境破坏的成本?为什么受益者能够将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受损者?如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教授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确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确的受损者;受损者存在,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将要被迫承当环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损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环境破坏发生。环境问题是个“开放通道资源的悲剧”(Open-accessResourceTragedy)问题。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开放使用资源的特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权利去污染和破坏它。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行使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东西,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都会受到处罚。此时,按照法律的逻辑,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住在化工厂下风向的穷人拥有和工厂主一样的权利去污染空气。但是穷人却没有机会去这样做。此时,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使用带来了两个悲剧性结果:一是对环境资源的滥用,二是有权力和有财富利益的人对共有环境资源的“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是以牺牲其他人付出代价为前提的。从能力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因为可以利用能力视角去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环境资源,如何去污染环境,如何去保护环境。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认为五个能力维度值得重点关注:(1)购买力(PurchasingPow-er)。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如同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一样,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购买力是对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的基础。购买力是影响环境决策者的经济因素。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增加。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人,愿意为高质量的环境支付较高的价格。(2)决策力(Decision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结果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决策力是一项非经济性的能力。比如,政府决定怎样的污染物应该受到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对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会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游说力量大小的影响。非正式的决策能力和规制能力也会对环境保护发生作用。如1989—1990年,面对严重的工厂废水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内一些社区的居民和工厂进行反复的谈判,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效果。(3)议题能力(AgendaPower)。这一能力将决定哪些环境问题议题将会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在决策力发挥作用之前,议题的设定能力将会是一项弱能力。如一项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被一些大的污染企业阻止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得以纳入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内。(4)价值判断影响力(ValuePower)。它指影响其他人思考、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如一些环保组织宣传各类的环境保护知识,以求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宣传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付出的代价。(5)事件能力(EvenPower)。它的要点是改变人们做出选择的环境,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设置一个可供想象和体验的决策环境,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这五类能力的不平等在环境破坏和保护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权重作为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决定环境被破坏的程度。环境破坏过程中的受益者可以从中得到净的收益,受损者需要负担净损失。另外,重视权利也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富为基础方法的特别之处。以财富为基础的方法以购买力为基础,认为提供多少量的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提供给谁等问题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与此相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二、价值诉求:平等和正义 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会转化为环境权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低收入者等面对更多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层民众通过组织、教育以及权力赋予等方式争取平等的环境和健康权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环境和健康状况。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以下问题:环境、健康和公民权利等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为什么呢?Boyce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拥有更多权力的受益者对环境施加的破坏行动不能被受损者的抵御行动所阻止。以权力权重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如果受益者的权力大于受损者的权力,那么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环境;如果受损者的权力大于受益者的权力,那么巨大的权力不平等可能会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权者从环境中得到收益的价值,而贫穷和无权力者则被迫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购买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术改变的路径。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穷人和富人对环境问题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第三,不平等改变了穷人和富人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时间偏好率是交换现期利益(成本)和远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坏环境的行动会产生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环境时间偏好的人,给予现期更高的权重。他们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换长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长期的利益来交换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现在,而不关注未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越不平等,这个国家富人的环境时间偏好越高。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独裁者会剥夺或再分配他们的财富,他们会竞争性地攫取自然资源等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国际交换,以本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取国外的资产。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财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以社会经济、种族等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适宜与环境不适宜之间的有效性和差异性,而且需要考虑不平等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如何实现环境的正义?需要建立类似于公共健康保护的机制,在环境危害发生前能够阻止它;建立谁污染谁承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原则;消除内在的歧视;对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给予重点的关注和补偿支持。 三、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假设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会上升;之后经过治理和污染企业的转移等,环境压力逐渐降低。Grossman等认为这种关系依赖于三种效应:(1)规模效应(ScaleEffect)。如果总产出的污染强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是一致的,那么产出规模越大,污染也会越严重。(2)复合效应(CompositionEffect)。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不同,行业比重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当期的国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业,若采矿、化工业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会严重点。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中,污染会相对轻些。(3)技术效应(TechnologyEffect)。如果企业采取了更多的技术来防止和处理污染,那么污染会逐渐降低。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性技术,可能是内生性的技术,如为了面对日益增加的资源成本,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对巨大的环境规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环保技术。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说明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量的变化,环境质量会发生相应变化。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会恶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环境质量会逐渐提高。Dinda认为这一变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清洁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正是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而从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向清洁的服务业生产方式过渡,是环境质量又提高的过程。Stern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前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路径。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之路。这样形成了英国的“伦敦雾都”,空气等被破坏的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增加了环保意识,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重点发展无烟工业,环境质量越来越好。相反,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走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挑战。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仅仅是个假设。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给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带来危害。GDP的增加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适合于贫穷国家。Grossman等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而经济较繁荣的国家,环境质量还是可能进一步恶化的。不过,只有“环境的适宜性”才与收入相关,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结果与能力的平等有关。Torras认为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网络覆盖率等权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绝对权力,拥有较高的能力(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们可能通过掠夺资源,污染弱权力区的环境,变相地剥夺穷人的环境权利,而享受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和国家权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匀的,那么人们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达成保护环境和享受高质量环境的社会共识。有效的环境保护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先恶化,后提高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化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是通过政治体系来传递的。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们对环境质量也可能会要求进一步提高。Barrett等认为对于提高环境质量来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重要。经济改革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来获得高质量的环境要求权。同样,保护环境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制发挥作用。 四、环境评价问题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故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估计环境的价值,包括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不过,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结构性的需求和可评价的中立性等其他额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这一原则的分歧也会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简单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间的权衡。Sen认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类比性利用市场分配逻辑进行评价的特殊方法。对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剖析其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谁是环境问题的受益者,谁是环境问题的成本承担者?按照“谁使用谁支付”和“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需要发现现实中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坏者?同时通过市场交易和公共规制政策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降低其负外部性。Princen指出这样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市场扩展和要素流动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离,使得补偿生态和对环境负责的决策变得不可能。通过隐藏成本和资源的分散使用决策,使得公司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断扩展市场和产生的边界。面对代表性群体的压力,环境问题则通过公司的环境替代性策略转移给了其他群体的生态系统或非代表性群体。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Clowney的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效果,人们开始关注自利的游说集团,帮助规制者克服认知的失败,阻止政府浪费,公平地分配资源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水平。不过,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违背了环境伦理、公平性、不确定的方法论等原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偏见和误导。因为它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福利提高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一些优势。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评价环境保护和规制的优势和劣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将生命、健康和自然环境转化为货币形式,将人健康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对未来进行折现。成本收益方法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制定环境保护公共政策时容易出现失误。Heinzerling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正义原则。因为人类应该享受平等的环境资源权利,不能因为财富、权力、能力、种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意愿支付和意愿补偿是对环境价值评价的两种方法。意愿支付价格是购买者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意愿补偿价格是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价格。意愿补偿方法往往会低估环境的价值。这两种估价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者产生差异呢?经济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效应、交易成本、隐含价值和利润激励,心理因素包括禀赋效应、合法性、模糊性和责任。 五、环境问题的产权因素 环境等资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空气、森林和其他植被带来的福利。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以DeAlessi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除了寻租、缺乏治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与环境的私人产权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关。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它们的共有产权以及开放的使用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保护它们。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界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认为政府的规制性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激励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可能会失败。现实中私有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侵入式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战略表现出的不理想结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社区在资源使用和保护中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认为社区是进步性社会变化的阻碍,而现在的研究认为社区带来了社会分权、有意义的参与和保护。Ostrom Hess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如农业中的灌溉系统,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泽等自然资源,现代居民住宅区共同享用的绿化、排水等共用设施。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与国家、市场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认为社区治理的激励不是来自对私人的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忠诚、互惠、声誉、个人荣誉、报复和惩罚。利用社区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间单元较小、社会结构同质和共享行为规范的社区才能有效实施对环境的保护。具有有效制度支撑的社区型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Gordon认为共有产权问题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来解决。虽然有时候环境保护效果并不好,但是稳定的社区和外部压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经维持环境保护几个世纪了。共有产权状态下,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利益方的对话和协商,更多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方便体验、学习和改变的机制设计等。 六、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谁污染谁支付原则(PolluterPayPrinciple)。1972年OECD委员会在对环境政策国际经济学评价中提出了“谁污染谁支付原则”,其目的是鼓励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进入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不会被扭曲。为了保持好的环境状态,这一原则要求污染者承当公共权力机构实施阻止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会产生环境污染,那么这些实施政策的成本应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中。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实施成本,后来就逐渐涵盖了环境补偿金、环境税费以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支出。(2)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识背景下,谨慎性原则需要考虑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对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元规则:如果不可预测知识的改变会导致不可预测规则的调整,那么决策就是预防性的。Kriebel认为预防性原则是进行环境决策的一个新原则,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在不确定性前采取预防性行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某种活动的支持者,对可能的危害性活动指定多项备选方案,公共决策中公众的积极参与。预防性原则要求环境科学家要考虑其研究结果使用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求公共决策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3)生物多样性原则(BiodiversityPrinciple)。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给人类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Costanza等预测,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当,仅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每年就可以为全球创造至少33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培育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了降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风险。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就需要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4)弹性原则(ResiliencePrinciple)。弹性原则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工程性弹性方法关注于效率,依赖于不变性和可预测性;生物性弹性关注于持久性,尽管存在着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第一种方法强调维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种方法强调维持存在的功能。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和生物系统不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弹性原则应该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得到充分考虑。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环境立法规制外,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实现支付责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环境税。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环境税,然后补偿受损者或对环境进行治理。Bovenberg认为环境税不仅仅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而且会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问题。可交易的污染配额制度也是一种较好的规制制度。政府规定一定的污染配额给企业,允许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买和卖这些污染指标。不过,Nash认为污染配额的买卖应该采用拍卖制,而不是传统的分配制。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也是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环境认证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员会推行,主张木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要考虑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木材产品要获得环境许可认证。后来产品的环境认证逐渐被其他行业采用,美国等国家还立法要求某些行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环境认证资格。环境认证体系的实质是要通过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产品中注意环境保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的推动下,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生产布局,全球市场的形成极大扩展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全球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Mol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制约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场的失败。在全球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不能将第三方受损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全球市场中,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然纤维被合成纤维的替代,但是合成纤维巨大的污染成本却没有内部化在它的价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开始逐渐变暖,给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Ackerman指出我们需要转变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减排技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以调剂碳排放权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碳金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平等的温室发展权,基于人权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一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免除部分减排义务。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之一,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行动却步伐缓慢。主权国家之间,就碳排放的规模、碳排放配额、碳排放价格、承担的义务和形式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使得全球性的碳减排行动陷入了“囚徒困境”。 七、总结与简评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点关注的能力和权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权力的不平等,拥有力量对比优势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往往会获得破坏环境的好处,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主张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赋予每个个体和群体平等享有高质量环境的权利是一种较好的价值诉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这类关系却给我们辩证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环境问题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带来的治理困境。在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背景下,人们竞相攫取环境价值,而将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担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要解决好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价值做出正确评价,坚持谁污染谁支付、预防性、弹性以及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环境经济学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过程中收益和受损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担问题。不过,由于环境的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环境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重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用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构建分析维度,拓宽了分析视野。从这一视角来说,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赋予不同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权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径可以实现能力和权利的平等。环境问题生产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发展对应于产权属性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结合可以逐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用的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国内环境公共决策部门借鉴和采用。不过在公平和正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环境治理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它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平等化程度有关,还与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措施的科学性有关。因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决需要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市场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作者:韩文龙 李海宾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视域下采矿工程论文 1.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使命决定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肩负着对采矿技术革新的重任,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矿业是工业的命脉,为国民经济提供主要能源和冶金原材料。能源安全越来越被各个国家所重视,能源安全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我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只有充分高效开采和利用本国矿产资源,才能不受制于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采矿工程专业主要研究学习矿床开采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矿业新技术,国家能源的安全需要无数采矿工作者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当前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对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开采方式粗放,浪费巨大,严重威胁了我国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迫在眉睫,只掌握采矿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已经不能出色完成使命,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弥补了采矿专业学生学科面的不足,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采矿工程师对每一项技术的改革都要充分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2.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能够扩展采矿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面,关系到采矿专业学生能否出色完成使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资源开采、环境保护和经济学原理。课程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的,课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建设 本课程总授课48学时,由于培养计划学生课程设置中只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门经济学类课程,所以要先讲述经济学基础的内容,学时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内容包括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资源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矿产资源经济等。教师在授课过程结合具体案例及科研课题进行深入讲解。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体现信息时代教育特点。教学手段要做到与时俱进,教学当中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运用微信、QQ、邮箱等网络工具辅助教学,突破课堂五十分钟的限制,增加教师与学生交流渠道,促进了教学互动,增强教学效果。 (3)实践环节建设 加强校内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实验室主要针对本科生教学为主,兼顾研究生科学研究需要,目前实验设备逐渐完善。开辟多个与矿业相关的校外实习基地,使学生走出课堂,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真正的把经济学运用到所学专业领域,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课程考评制度建设 对学生的考评应具有科学性,考评体系不仅要考虑期末考试成绩及平时表现成绩,还应增加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参加科学研究情况以及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采取灵活、科学、实用的考评方式,真正的实现素质教育,把学生从应付考试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天赋,挖掘科学研究的潜力,从封闭型教学向研究型、开放型教学转化。 3.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些建议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培养复合型采矿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空间,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使采矿专业学生毕业后更加出色的完成使命,并结合我校实际教学情况对课程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1)认清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加快课程建设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普遍错误的认为经济学课程对以后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认为只要学会优秀专业知识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采矿学生不注重经济学的学习。事实上无论采矿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现场技术人员或者是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都离不开经济学知识。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的主体,只懂得科学技术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采矿专业学生要想出色的完成使命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也应具备经济学常识、经济学素养和经济学思维。 (2)结合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使命优化课程内容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担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学生对矿业知识掌握的较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课程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鉴于采矿专业学生的重要使命、矿大的学科特色及有限课时的限制,需要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内容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内容设置上应注重矿产资源开采、环境保护与经济学原理相互融会贯通,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源高效开采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增加矿产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章节的课时数,把重点内容讲解的更加深入、透彻,使学生学有所获。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的专业素质决定着教学效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选择有采矿工程专业和经济学背景的专业教师任课较为理想,然而很少有教师同时具有这两个学科的教学经验,所以应该加强教师的再学习、再教育,使得教师能够胜任这一教学任务。教师应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实现矿业与经济学知识的交叉融合。此外,教师应当引导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上与其互动,交换对问题的看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4)加大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应该加入与采矿专业相关的工程案例,例如给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授课时,突出矿业特色,结合科研课题,给学生讲述资源需求预测,矿产资源评价,绿色矿山建设,矿山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案例。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总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采矿工程专业肩负保障能源安全的使命越来越重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矿业与经济学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采矿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课程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不断地优化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增加与采矿生产实际应用相关的内容,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加强教师的再学习,与时俱进,使采矿专业学生能够出色的完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 作者:薛黎明 石森森 龚爽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再生水回用与环境经济成效 作者:王国友 谭灵芝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国内外许多城市和研究者对于水资源节约利用以及对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研究和实践逐渐开展起来。Beekman[1]从节水减污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水体保护、节水利用的基本原理。Lund[2]对节水的成本与风险交易以及对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Glenn[3]建立了国家层面水资源循环体系和水实物量核算投入产出表,并运用于南部非洲国家(如纳米比亚)的水资源核算,进而分析水资源对各部门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马忠玉、蒋洪强等[4]就建设我国节水防污型社会的内容与原则进行了论述;高明杰等[5]利用区域节水高效种植结构调整的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阐释了节水效益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效果及意义;柴宏祥等[6]构建了适合我国西部地区绿色建筑节水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综合效益模型。在实践方面,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项目出现在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东、澳大利亚、美国西南部;或出现在那些对废水和水污染物处理非常严格的地方,如美国的佛罗里达、法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及内陆地区。虽然我国城市水系统现状与达成水资源节约利用还有很大差距,但是面对我国水资源、水环境的严峻形势,水危机已经受到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大连、深圳、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相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水资源节约利用和水环境恢复的研究和实践,是我国城市节水经济模式的初步应用。近年来,在水系统中增加再生水回用或其他非传统水资源(如雨水、海水、微咸水)利用的子系统,以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将着重对再生水回用模式进行理论分析,找出发展再生水循环模式的主要途径。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分析再生水利用模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再生水经济模式。采取积极的节水政策措施,以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大力节约用水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利于解决重庆市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重庆市再生水利用模式对沿江地区多个大中城市在生活用水可持续供应、节水以及水循环经济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介于105°17′—110°11′E,28°10′—32°13′N之间,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重庆市东西长约470km,南北宽约450km,面积为8.24×104km2,共辖40个区县。在辖区内,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地形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山地、丘陵面积约占90%,高差达2000m以上。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水资源相对丰富。与水资源丰富并存的另一种情况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利用率不高,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农业用水占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工业用水占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用水行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地区水利设施缺乏;工业主要以用水量较高的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主,污水处理能力有限,水污染严重;重庆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不高,优水差用、中水不用等水资源浪费现象长期存在。可以预期,今后重庆市的城市用水量必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其水污染状况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大,水资源供求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2再生水回用模式分析 城市再生水回用是将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后,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回用,使之成为城市水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污水再生回用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水源,缓解城市对新鲜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排向城市自然水体的污染物量,为城市水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污水资源化及再生水回用应是我国新时期城市水循环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须加速我国污水管理模式的转变,大力提升污水处理技术和提高污水资源化的应用水平。 2.1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现状及潜力 我国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研究,早在1958年就开始列入国家科研课题,20世纪60年代关于污水灌溉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行了城市污水以回用为目的的污水浓度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大连、西安等缺水城市相继开展了污水回用于工业和民用的试验与研究,还修建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利用处理后的城市污水用于电厂冷却水,北京市环保所和北京市政设计院先后在大院内和住宅小区内开展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7]。在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1)尽管已认识到污水资源化的作用,但在实践上还没有将其摆在重要位置上;(2)污水处理率和处理水平很低,与欧美各国的80%~90%的处理率存在很大差距;(3)资金缺乏。污水处理回用需要很大的资金,在运转上也需要很大的投入,由于系列配套设施不全,污水处理水平深度不够;(4)缺乏完善的再生水市场,尽管水价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再生水的价格还没有竞争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再生水价体系是非常必要的;(5)再生水回用的产业政策和法规制度还不健全,鼓励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税收、财政政策不健全,对污水回用的安全评估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目前我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正常年份缺水达6.00×109m3,预计2030年缺水量将达到4.00×1010m3~5.00×1010m3。而目前全国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大约为4.14×1010m3,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为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根据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到2010年我国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要达到60%以上,如果污水回用率平均达到20%,则“十一五”末期污水回用量至少可达到3.50×1010m3/a,这可解决全国城市缺水量的1/2以上。由此可见,我国污水再生回用的潜力巨大。 2.2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经济分析 在传统城市水循环系统中,加入再生水回用系统,必将对整个水循环系统的污染物和处理费用产生影响,为了说明再生水回用对整个水循环的意义,有必要对增加再生水回用后的水循环模式进行环境经济分析[8]。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系统的构成如图1所示。#p#分页标题#e# 2.2.1参数设置 在传统水循环模式中(图1a),设用水系统排入排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1,排水系统排入水源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2,供水系统从水源系统取水量所含水污染物为W3,供水系统对用水系统的供水量中所含水污染物为W4。在加入再生水回用的水循环模式中(图1b),设用水系统排入排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1′,排水系统排入水源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5,排水系统进入再生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6,再生水处理系统进入用水系统的水污染物为W7,供水系统从水源系统取水量中所含水污染物为W3′,供水系统对用水系统的用水量中所含污染物为W4。设排水系统排放污水通过水源系统的水体稀释和自然净化后,污染物得到削减,其净化稀释系数为ε;用水系统、再生水处理系统和排水系统处理水量分别为Q上,Q中,QS下;用水系统、再生水处理系统和排水系统处理后污染物浓度分别为q上,q中,q下。假设整个水循环系统没有水资源损耗,则在图1a和图1b中,各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为:W3=εW2,W4+W7=W1′,W5+W6=W2,W3′=εW5 2.2.2费用效益函数 费用函数是描述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与某种或几种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国外对费用函数的研究开展较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织(EPA)早在1976年就在该国范围内开展了水污染控制和管理方面的调研,取得了大量可靠的基础数据,提出了6大类56种污水和污泥处理工艺的费用函数。在我国,由于对费用函数的研究比较晚,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地区和时间的价差影响,各参数不尽统一,费用函数的可比性差,应用的适用性差。这里,只能借助一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1)供水系统费用函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供水系统费用函数型式较多,美国建立了较为复杂的费用函数模型,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许多常用模型,认为费用函数与供水量、供水管网和污染物去除量均有关,这里以一元线性函数模型进行研究[9]。C上=f(Q上,L)+θ(Wλ-W出)(1)式中:C上———供水系统投资和运行费用(万元/a);L———管网长度;θ———待定系数,可取值为6.02×10-3。(2)再生水系统费用函数。本研究再生水系统费用函数参考国内外常用工艺,选择污水二级处理加深度处理的工艺流程,其中深度处理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该这种情况下费用函数表示为[10]:C中=αQβ中(2)式中:C中———再生水处理厂投资与运行费用(万元/a);α,β———待定系数,根据国内外已有的工程技术经济函数,α取15.37,β取0.83。(3)排水系统费用函数。排水系统处理费用函数按照城市污水二级处理厂进行费用函数拟合,其费用函数与污水处理量和主要污染物的去除率有关[11]。C下=k1Qk2下+k3Qk2下ηk4(3)式中:C下———排水系统污水处理厂投资和运行费用(万元/a);k1,k2,k3,k4———待定系数,可由实际调查确定或经过系列设计计算得到费用矩阵后采用最优化方法仿真确定,有关资料通过费用拟合,得出其取值分别为9,0.657,22,1.7;η———水污染物去除率(一般指COD去除率)。(4)污染损失费用函数。城市水循环系统除了要计算处理污水实际支出的费用外,还应计算污水排放所造成的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是水资源所具有的价值由于被污染而降低或丧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水污染损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虚拟治理成本法(又叫恢复费用法),一种是污染损失评估法。本研究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则水污染损失的计算模型为[12]:F=R(W入-W允)(4)式中:F———污水排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R———单位废水治理所花费的成本;W入———城市水污染物排入水源系统中的量;W允———水源系统允许的污染物排放量(环境容量)。(5)经济效益函数。污水再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在于减少为满足用水要求而必须从水源系统中取水的数量,增加城市供水量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其效益应为再生水量W7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13-14]:B1=μW7(5)式中:B1———因污水再生回用而减少取水量带来的经济效益(万元/a);μ———缺水量所影响的经济产值系数(或供水的单位价格)。在无法准确估量公共物品经济效益时,应按照水资源影子价格进行计算,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近几年进行的技术援助项目研究成果,我国每1m3水的影子价格平均为3~4元,缺水地区每1m3影子价格超过5元。 2.2.3环境经济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传统水循环系统中加入再生水回用这一环节后,整个水循环系统排放的污染物和处理费用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变化量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加入再生水回用这一环节后,排水系统处理污染物增加,供水系统处理污染物减少,排入水源系统的污染物减少,与之对应的费用也相应增减。传统水循环模式与新的水循环模式各项费用之差即为增加再生水回用的环境净效益,则整个水循环系统再生水回用产生的环境经济净效益为:B=θεW6+R(W2-W6)+k3Qk2下(ηk41-ηk42)-αQβ中+μW7(6)对于缺水城市,供水量Q上有限;在污水处理量Q下和工艺一定的情况下,W2,W4也一定,W5和W7只与污水再生量Q中有关。显然,根据不同地区、水域等外界条件确定公式中的参数后,目标函数仅与污水再生量Q中有关。对此函数求导,即可得到使用单位回用水的边际净效益。对于缺水地区,按照规划要求应使用再生水而未使用的用户,该值即为该用户对水循环系统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因此,对用户超过规定用水量后仍使用优质水情况,有关管理部门应对超标用水量按照此边际净效益值处以相应的罚款,以激励用户使用再生水。 3重庆市再生水回用模式环境经济分析 城市污水的利用不但解决了环境污染的后患,而且为城市水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来源。尤其对于逐渐从农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城市,废污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通过污水处理可以将这部分水量用于农业灌溉、城市绿化、景观水道用水,同时还可以使地下水资源得到补给。由于目前对费用效益函数的分析还处于探索阶段,加之重庆市的再生水回用工程还不完善,只能在假设的基础上,对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粗略分析。#p#分页标题#e# 目前,重庆市已投入运行的两个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为1.50×105m3/d,第一中水厂生产中水7.50×104m3/d,根据3,4和5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能力总计为2.50×105m3,合计处理污水4.00×105m3,按照2004年中水处理率的75%计算,2005年第一、二中水厂全面投入使用,日生产中水1.00×105m3/d,2010年处理率提高到80%。如果5个中水厂全部投入使用,那么每天可生产中水3.20×105m3。这部分水资源可以用于生活杂用水、景观用水、农田灌溉用水、工业冷却用水、建筑用水等。在现在污水处理能力和生产中水能力的基础上,重庆市2011年第一、二污水处理厂生产中水能力为1.00×105m3/d,预计2012年5个污水处理厂生产中水能力将提高到3.00×105m3/d。假定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期限为10a,则其带来的环境经济净效益计算步骤为:(1)首先,确定费用函数系数。重庆市费用函数系数具体取值为:ε=0.25,θ=6.02×10-3,Q下=3.00×108m3/a,Q中=3.00×107m3/a,q上=0.29kg/m3,q中=0.05kg/m3,q下=0.05kg/m3,μ=2元/m3,R=2.5元/m3,K2=0.657,K3=22,K4=1.7,α=15.37,β=0.83。(2)根据再生水计算公式和费用系数具体取值计算可得:W6=q下Q中=1563t/a;W2=q下•Q下=15630t/a;W7=q中Q中=1500t/a;W1=q上•Q下=87000t/a;W5=W2-W6=14067t/a;η1=1-W2W1=0.821;η2=1-W5+W6W1+W7=0.834(3)最后根据公式计算污水处理回用工程的环境经济效益:C=1.51×10-3W6+2.5(W2-W5)+2Q中-15.37Q0.83中/10+22Q0下.657(η1.71-η1.72)=8362.46万元/a计算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回用工程对于整个环境经济系统而言,每年可以产生8362.46万元的净效益,可见城市污水回用具有重要的环境经济意义。其中再生水价格的上限应是自来水价格,按国外通行惯例,再生水价格一般为自来水价格的50%~70%。根据重庆市自来水水价和课题组实地调查,重庆市生活用水综合影子价格为3.38元/m3。因此,理论上可确定重庆市再生水价格为1.7~2.3元/m3,再生水平均价格2.0元/m3。2009年重庆市再生水回用量共为2.10×105m3,则再生水的价值为42万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003%。由此可见,重庆市目前对污水再生利用还不够重视,再生水回用量极低,再生水价值还很小。因此重庆市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采取鼓励性措施加快城市污水回用工程的建设进程,同时,制定合理的回用水价格,以促进回用水的推广使用,缓解重庆市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 4结论 设计了城市再生水回用系统,运用费用效益法,对再生水回用改变水循环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对重庆市2009年城市再生水回用模式进行了模拟评估,提出了重庆市清洁生产和再生水利用的选择建议。再生水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供水的压力,但再生水也存在利用范围狭窄,前期投资过高,潜在增加居民和企业供水成本压力的可能性,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所以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并逐渐加大再生水的利用范围和强度。适时提供鼓励措施,促使更多企业进行再生水的投资和利用。建议:(1)为节约利用地下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重庆市应加强工农业清洁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模式;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高耗水行业的结构调整,努力提高造纸、纺织、化工、食品制造业等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2)加大对再生水回用工程的投资力度,制定合理的再生水价格,扩大再生水回用量;(3)为节约利用地下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重庆市市应实行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水权转换;(4)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加强生活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 环境经济论文: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作者:李永前 田东林 金璟 陈传明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一、引言 滇中经济区建设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是桥头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但该地区环境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日益突显出来,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这是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 (一)滇中城市群的规划 按照云南省“滇中城市群”构想,云南省将以昆明为优秀,携手曲靖、玉溪和楚雄进行滇中城市群建设。滇中城市群区域内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是云南省最主要的产业聚集区,2010年前后由工业化初级阶段跨入中期发展,城市群雏形初步形成。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行政辖区范围,总规划面积9.6万平方公里。根据规划,到2030年末,滇中总人口规模约为24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75%。2011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提升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二)滇中地区环境现状 云南省经济高度集中于滇中地区,这一地区的GDP占到全省近70%,故而滇中地区加快发展与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全国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仍处于外延和粗放阶段。主要表现在科技水平低、技术装备落后、生产经营粗放、资源利用率和加工度低,缺乏竞争力;能耗和生产成本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矿产资源深度开发不足,有色金属采选与加工之比为1:5.4,低于全国的1:27,主要有色矿山资源平均综合利用率只有55.76%,煤矿开采率只有36.9%,磷矿资源开采中的损失每年高达100多万吨,水能资源利用率只有7%,生物资源开发相当程度上还是低档次原料生产,资源转化效率低于全国的中间值14.09点。滇中地区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尚未形成,拼资源、拼投入、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水环境污染和饮用水环境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滞后,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辐射环境安全仍存在隐患;环境保护能力与日益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不相适应。因此,在构建滇中城市经济圈,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需要重视环境问题,有必要运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解决滇中城市群的环境问题,以确保滇中经济区国家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是指全球环境或区域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解决也已迫在眉睫。当前,国家经济调控手段已主要传统的计划手段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正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我们应转变观念,重视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以尽快在云南省滇中城市群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各种行为。但是,由于经济外部性及公共商品的存在、加之市场条件不完善,由此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建立并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因为,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可以很好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经济手段的优势 理论和实践证明,环境经济手段与强制手段相比,能以更低的费用实现相同的环境目标。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经济手段的主要原因。同时,与强制手段相比,环境经济手段还有很多其它的优势。通过环境经济手段,不但可以刺激当事人削减污染,还可筹集到大量资金,缓解了环境保护中资金紧张的局面。政府财政也可以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来体现国家的环保政策,鼓励污染者削减污染,使自发治污成为可能,从而降低环境保护的社会成本。同时还可借助环境经济手段,把某些具有经济效益的环保产业推向市场,以减轻政府负担。对于环保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吸收力。与强制手段相比,经济手段能使当事人以它们自身认为更有利的方式来对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促进了市场资源配置职能的发挥。经济手段能够提供一种动态的效率和革新的刺激。由于污染者对它们所造成的任何单位的污染都要继续支付费用,所以,为了减少污染行为,经济手段便可持续不断地刺激技术革新。经济手段的这种财政动机的存在,促使企业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物排放,甚至使排放低于所规定的标准,而强制手段仅仅要求企业达到规章的要求。对政府机构来说,修改或调整一项收费标准总比调整一项法律或规章制度更加容易和迅速。对污染者来说,他们则能够在一个规定的财政预算范围内自由选择污染控制手段。 (二)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 在现实的市场中,市场经济条件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由此造成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某些障碍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商品属性、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生态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生态环境资源无市场和自然垄断等原因,必然出现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即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尤其突出。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必然导致环境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其结果是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以说,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由于市场失灵会导致环境问题,所以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纠正市场失灵。实践证明,政府调控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基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提出了“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在我国,这一论点同样适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需要正确界定云南省政府及滇中城市群各地方政府的作用范围。一般说来,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要减少干预,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p#分页标题#e# 三、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利用经济手段。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主要受利益机制驱动,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可以对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施加一定的经济刺激,从而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保护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有时是眼前的)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忽视或很少从长远角度去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其后果是将污染问题转嫁给了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结果。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取得统一协调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痛苦而漫长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滇中地区出现的昆明市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及曲靖市陆良县南盘江废渣污染事件等环境问题事件都让社会为其承担了较大的事后成本,其隐性成本则更是无法进行估量。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手段是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可通过图1来说明:图1中,MB代表企业的边际效益曲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PC代表边际私人成本曲线,t代表税收(收费)水平或补贴水平。图a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负外部经济性(如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影响: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OC=MB);若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SC=MB)。通过征收环境税(或排污费)t,企业边际私人成本曲线由MPC变为MPC+t,此时,企业的生产水平(排污量)将调整为Q*(此时MSC+t=MB),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刺激企业主动消减排污量。图b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外部经济性行为(如植树造林)的影响:在现行体制下,植树造林一定的补贴,则植树造林的边际效益曲线将变为MB+t,此时,植树造林的规模将达到Q*,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以刺激市场主体主动进行外部经济性的活动(如植树造林)。总之,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地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活动。 (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云南省的环境保护工作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滇中城市群地区的环保工作面临着四个转变:第一,环境决策由单目标决策向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转变;第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第三,污染治理方式由点源治理向区域性和流域性综合治理的转变;第四,环境管理手段从以环境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科技手段转变。其中第一、四两个转变直接与经济手段相联系,这说明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需要运用经济手段。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现在的趋势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下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价格应该反映出资源的不足及其总价值,应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应该减少或取消那些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相适应的产品,应该建立污染控制和环境无害资源管理的新市场。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要求改变在滇中地区传统的、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粗放型,极大地依赖自然资源并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基础之上的,只注重数量的增长,不重视质量的提高,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利益的发展模式。市场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单一的,即利润的增长和数量的增加。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多重的价值判断标准,许多价值的实现只能依靠非市场的机制,尤其是政府机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的进程,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当代人在实现当前发展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不应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所有这一切都极大依赖政府为主导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积极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采用激励措施,实现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有机结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企业、公众的自愿性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规强制、行政管理、市场引导、公众自愿等手段,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的氛围。建设生态省和生态示范区,引导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和协调发展;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环境优美小城镇,改善城镇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动员公众自觉保护环境;建设环保型工厂和工业园区,开展ISO14000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产审计,引导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走循环经济之路,节能降耗减污,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使滇中城市群地区成为环境生态友好地区,促进该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应对滇中城市群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 滇中地区作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又是国家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建设的重点地区,伴随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作好必要的规划,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出发,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处理好已出现的及潜在的影响滇中城市群发展的环境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发达国家从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程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即“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促进环境保护是“环保靠政府”的重要途径。税收手段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同时,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适应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税收政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差别税收。即对不同的征税对象,采用不同的税率。第二,设置环境税。环境税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第三,税收政策的“绿色化”。简单地说,税收制度的“绿色化”就是提高有利于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重,以及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的比例。#p#分页标题#e# (二)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环境金融政策是专门为环境保护目的而实施的投融资政策。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最终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以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首先,完善滇中地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贷政策,重视利用信贷杠杆保护环境。其次,发行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债券、股票和基金。对于某些一次投资巨大的环境保护工程,国家财政可以凭借国家信誉发行基本建设债券,通过债券的形式,既可筹到资金,又可督促公众加强监督。另一方面,通过发行股票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样,既可从社会闲散资金中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又没有到期还债的压力,并且股票持有者以“脚”投票,会使公司更注重自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使公众监督环保意识增强。最后,开展各类环境责任保险。扶持保险公司根据对环境的可能损坏程度或有关产品储存、废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和清洁治理费用的大小收取保险金,使环境损害处罚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在市场机制下,这些金融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的管理环境手段。 (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环境资源有价值,因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若从经济外部性理论来说,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是一项有效的经济手段。在滇中地区生态补偿政策需要从两方面来实施: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支付的补偿。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矿产资源的开采、森林资源的采伐、旅游、放牧、采药等活动。一方面是利用了有价值的生态环境资源,另一方面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生态环境补偿费可以按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来征收。二是受益者补偿。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如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将会使全流域受益。根据收益者补偿原则,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建设的收益者也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通过建立受益者补偿制度,可以筹集到一笔专项基金,以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四)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又称排污权交易,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对于滇中地区的各类企业如何确定排污权的交易价格,是运用排污许可证交易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排污权的价格主要由治理费用决定。而在具体操作时,交易双方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达到一个合理的价位。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上,排污权价格是由排污权供求均衡决定的。而在目前,排污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排污权的市场定价机制。因此,现在由交易双方一事一议地协商排污权交易价格,往往不能反映排污权的供求状况,也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有市无价的不成熟的排污权交易中,排污权价格的协商确定也要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排污权的交易价格至少不应低于交易排污量的治理费用,高于治理成本时,购买方不愿意,低于治理成本时,转让方不愿意。由此可见,尽快培育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价机制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实施的排污权交易中,环保部门都收取了一定额度的交易费用,例如云南省开远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以评估费的形式收取了交易资金5%~10%的交易费。环保部门收取管理费是有其合理性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环保部门收取这部分费用的使用,该资金应用于企业的污染治理,或用于鼓励企业间排污权交易的实现;二是政府的管理也应该市场化、规范化,应防止环保部门借此“以权谋私”,否则将会给排污权交易市场带来消极的影响。 六、结束语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云南省作为国家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区域肩担着重要使命,而滇中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则为云南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在展望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时,切不可忘了“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环境友好、生态文明才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环境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建立正常的生产流通秩序,构筑面向市场的环保技术服务体系和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环境标准、技术政策、示范工程和重点实用技术等引导环保产业发展。推进环保资质认可。大力发展国内环保咨询服务业,培育环保技术服务市场,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环保技术推广转让机制。促进环保设施运营企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针对日益严重的地区环境问题,开展相关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研究,集中研究适合于云南地方的环境税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资源定价政策;充分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监管,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机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滇中经济圈落实桥头堡战略建设的必由之路。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策略理论研究与实施 作者:李晓亮 牛海鹏 张平淡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 “直接管制”类环境政策的管理实践困境催生环境经济政策由社会经济活动的纯经济性和行为的无约束性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形成的理论根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直接控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环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国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时”等8项制度为框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就大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国长期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实践证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能够获得较大的环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识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会成本过高,在有些领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开始重点研究和运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碍甚至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成因更深入的理论认识,使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越发受到重视除去极少的纯粹由自然效应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外,绝大部分环境污染都是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而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类,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为此,七次环保大会明确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具体来讲,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效消耗远高于先进国家,重投资贸易轻消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我国污染形势复杂、污染事故多发、污染留在国内、产品出口国外现象严重,无节制、不公平的消费模式极大地加速了资源和环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时期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优化生产方式、引导消费模式”这一优秀要求展开,而能够基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全流程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的发展与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新时期、新阶段的新问题及外部新挑战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由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监管滞后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 二是发展的新阶段可能带来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前一时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加之该阶段我国发展将面临后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国可能面临新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当下发达国家可能集体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高企、消费低迷等现象同时出现,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并重启国内制造业,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我国限制9种原材料出口案败诉为标志的资源环境领域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一直以来倚重的通过贸易限制保护资源、倒逼环保升级的政策空间,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应用仍存诸多问题 一是对环保的促进作用还有限,“十一五”时期,以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脱硫电价补贴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促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对大规模污染源(如火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工作整体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的还非常少;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较少。 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体系在认清国情、妥处世情的基础上,七次环保大会制定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总基调,提出了“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总要求,指导“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开展。七次环保大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赋予了新任务、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制定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存在环境污染的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研究相关政策手段从而建立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影响企业生产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财政、环境税/费政策,其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是企业生产活动得以维持的根本,因而绿色金融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税/费政策一方面通过惩罚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环境财政政策通常为激励性政策,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的形式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商品消费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采购政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政策、环境税/费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其中,绿色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和信息公开政策可直接引导各消费主体选择环境绩效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商品或本身环境污染较轻的商品,而环境税/费政策通过增加或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引导绿色消费。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风险。绿色贸易政策旨在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可以鼓励生产过程中污染轻、生态影响小的产品出口,从有针对性地抑制和鼓励国外消费的角度,引导和倒逼国内环保升级。上述多环节、多层面、多角度且各有侧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为达到刺激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这个聚集点和连接点,直接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备选政策工具组合。#p#分页标题#e# 二是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定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就是牵住了环保工作的“牛鼻子”。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业,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60%左右,造纸行业和印染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占工业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就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均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粒子导致的灰霾天气,湘江流域、“锰三角”等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等,如果能够针对区域性的问题出台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将一些主要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选择在重点区域,将对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撑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针对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排污交易试点,针对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差异对待、兼顾奖惩的绿色贸易和绿色信贷研究,在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维护区域间发展与环保机会公平均等的生态补偿和绿色财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促进总量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等环保重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环境基本人权、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证。 三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经济政策。直接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调节手段,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讲,该部分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资源定价、绿色税收、环保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排污收费等。这是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而进行的资源环境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 总体来讲,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低成本、高效益、广覆盖,与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有效配合衔接、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从宏观层面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从中观层面引导和倒逼经济转型,从微观层面直接刺激企业等社会主体自觉开展节能减排。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七次环保大会对“十二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则基于“污染者付费、开发者保护、利用者补偿、破坏者恢复”四项基本原则,围绕着“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主题和解决现阶段重大的环境问题的目标导向,分别提出了33和27项“十二五”时期拟重点研究和应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明确布置了该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整体框架和重点任务,具体有:建立一个基本制度,即完善环境产权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环境的稀缺资源地位,界定环境剩余容量用益物权的地位,为有效发挥环境对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同时也为建立基于其的市场交易和环境金融创新等环境经济政策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赋予地方政府环境产权使用权的分配权力,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手段,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完善一项根本措施,即建立全成本的资源定价机制。建立全面反映资源开发、污染治理、环境损害、生态恢复和安全生产成本的资源定价机制,运用价格杠杆调节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收回开发和使用成本。 构建一套基础方法,即环境经济政策效果综合预测与评估方法,结合未来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领域的重大需求,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运用先进的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围绕环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环境经济政策的环境与经济效益模拟分析、多政策效果协同评估等重大方向,构建有效满足需求、辅助决策的环境经济政策效果综合预测与评估方法,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就环境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层次来说,宏观层面的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绿色信贷制度等31项具体政策,中观层面的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等11项,微观层面的直接作用于企业和个体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对高耗水行业实行差别水价等11项(表2)。 环境经济论文:建立企业环境经济指标体制的方式 作者:许善卿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引言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经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现阶段已经有学者对区域经济的环境经济评价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依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本文结合钢铁企业实际情况,对影响环境的因子进行探讨和选取,尝试建立一个科学的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企业的环境经济评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钢铁行业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以及建材、耐火、碳素、制氧、动力等辅助生产的高度综合的工业体系。它是我国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耗大户,占全国总消耗量的10%以上;同时它又是我国环境污染的大户,一直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控制的重点之一。 2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钢铁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性方法,本文构建的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两个级别,其中一级的环境经济指标由2个具有不同引导功能的指标构成,即企业环境经济结构指标和企业环境经济效益指标。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将该一级指标的主要内生变量分别与企业的环境经济系统紧密结合,产生具有指示功能的二级环境经济指标。所有的一级环境经济指标和二级环境经济指标共同构成了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对钢铁企业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3.1确定各评估因素(或指标)的权重 多目标决策评估问题中的指标权重反映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钢铁项目综合评价属于多目标决策评估问题,其权重反映整个经济系统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将评估目标层次化。 (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目标层次结构建立后,上下层次指标间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对同一层次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根据本文提出的环境经济指标,可以计算钢铁企业的环境经济指标敏感性变量,有效地监测企业的环境经济变化,为企业提供较为准确的评价结果,有利于企业根据环境情况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4结论 环境经济评价的关键环节之一是确定环境经济指标,指标的选择对于指标体系的反应灵敏程度起到关键的作用。目前,由于各个钢厂对于环境经济评价的原则不一样,并且涉及区域经济问题,所以评价结果不会完全一致。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基本上能适应当前各个钢厂的要求。敏感性指标的判断对于以后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能提供数据支撑。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还可以不断追踪相应指标,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区域性的限制,本研究仅限于初级研究阶段,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对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环境经济论文: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路径 作者:陈润羊 单位:兰州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前言 西部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当前,在国家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置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西部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在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既实现经济发展,又保护好生态环境,统筹协同是重要前提,而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的设计是当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类型多样,如何进行科学分区,是寻求因地制宜模式的前提,也是实施差异化政策的基础[1]。 2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内涵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使经济和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间按照一定数量和结构组成有机整体,配合得当,有效运转。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模式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源于一定地区关于两者协同动力、路径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提炼与深化。它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对相似地区具有较大的借鉴、示范和推广意义,其本身既有共性,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一面,又具有不断吸收外部系统经验、不断扬弃自身的一面。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不仅仅是目前大多相似条件下成功经验的总结,而更要侧重于对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可能引向成功路径选择的启示和探索的意义。 3西部地区相关分区研究述评 一直以来,西部地区的分区问题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分区的视角和依据,结合环境经济协调的主题,就目前与其分区相关的主要观点和类型进行概括,具体为(表1)[2-8]:①从行政区划结合地理特征角度,西部包括西北5省市和西南5省市,另加内蒙西和广西。也有人认为,内蒙古可划入西北,广西可归为西南。②从区域农业视角的分区属自然区划下的农业部门区划,主要分类依据是农业资源地域组合决定的农业生产地域分异。③基于水资源短缺是西部尤其是西北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节水农业的角度进行分区。④从生态经济视角的分区。根据西部地区生态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从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重点出发进行划分。程国栋提出的四大生态危机区或生态经济类型区,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董锁成在研究方法、研究精度及其分区特征分析和结症诊断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⑤科技部从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根据地理气候特征、生态类型和产业结构类型的特点设置技术集成与区域示范课题,其中5个与西部地区直接相关,但西南只有山区一个,不能代表广阔多样的西南类型。⑥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家发改委从重点经济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农产品主产区等角度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划分,但划分的区域不是成片的。 3.1西部地区分区的基本评价 主要为:①分区视角。根据目前分区研究依据的视角看,主要是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经济区划等角度进行划分。整体而言,目前的分区大部分是把西部所属的区域作为上述分区的具体类型,或以西部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西部内部基于不同研究主题的分类。②分区原则。分区原则是整个分区研究的关键。现有的分区研究依据研究者的目的和用途采取不同的原则,具体到与西部区域内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相关的分区原则有: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经济等原则,每一种分区都有隐含在其后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如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生态学等。科学的分区原应在相应的理论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分类才符合地域复杂性分区的要求。③分区方法。分区规律是在同一地域内部表现为相对一致性,在此地域与彼地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区是把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加以系统揭示和归纳的方法和过程。大的分区方法有定性法、定量法,实际应用得较多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如相对严谨的分区,一般要建立分区的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现在更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法、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方法和技术分析研究区域的分异特征,揭示研究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地域的分异规律。④分区单元。目前的分区单元总体上以分异地区为单位,但也有以县或地州市等行政单元为单位。大部分的分区基于研究目的,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⑤空间形态。有的分区涵盖全部研究对象,在地域上连片;有的分区是针对重点地区展开,在地域上并不连片。⑥分类与分区的结合。一般的分区是就分区论分区,更多的是就研究主题进行先分类后分区,或分类和分区相结合。这种分类是研究主题的主导因子,分区则是分类地域空间上的展开或落实。 3.2西部地区分区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从目前的状况看,西部的分区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需做进一步深化研究:①针对西部整体的分区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西部内部更细致和更精细的分区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对农村地区如何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主题还未触及。②目前大多数分区研究是从整体上对分区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从而得到服务于研究主题的分区结果,但对不同分区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不同区域内的差异化和针对性研究不足,影响了提出差异化的对策与建议。③目前定量研究分区多,但定量研究受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分区评价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差异大。定量是分区的基础,但就研究主题而言一般都较复杂,这就需要一定的定性判断,或基于实地调研和专业素养的经验判断,这样分区的依据和结果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④未来的分区研究要充分结合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才能有所突破。如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解决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利用统计学方法,解决对大量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的处理问题等。 4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分区探讨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的主题就是要探究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可行途径和模式。协同模式分类基准应是“协同关系”及其地域差异,即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与关系的界定和识别,进而划定地域差别化的模式。 4.1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分类分区是构建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关键,其优秀是确定分类分区的原则、用途和目标。分类时要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协同目标、主体、结构、空间、阶段、空间尺度、动力、手段、途径、策略等方面。 4.2分区方案和分类建设对策 分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环境经济学,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方法,在适当定量的基础上,基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主题进行定性判断。在空间形态上,突出重点地区,不追求地域上的全覆盖。在分区单元方面,在考虑行政区划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协同主题确定的分异地区为主要单位,重视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综合上述分类原则和依据,可将西部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区域划分为八大区:城郊农业区、西北牧业区、西北旱作农业区、西北灌溉农区、西南高原区、西南河谷平坝区、西南丘陵山区、青藏高原生态农牧区。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列出八大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各分区分类建设的初步方案,见表2。当然,所列的建设方案目前只是对相关要素进行了初步识别,更精细的内部各要素的识别、关联性、具体协同对策等科学问题,尚需在量化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环境经济论文:改善环境经济政策的路径 作者:聂英芝 张凌艳 单位: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吉林省德惠市环境监测站 1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税费、信贷、价格等经济激励政策构成的,旨在调整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通常实施的环境经济政策中,如环境税费力图实现环境资源合理使用,排污权交易政策力图通过产权制度安排达到稀缺性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环境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总量减排为重点,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电厂脱硫设施建设,集中有限资金优先安排纳入规划项目的建设资金,加大了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了规划项目投资倾向性,推动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2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环境管理以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经济手段相对滞后,部分经济政策面临制度性障碍,如目前还没有全面实施排污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能尽快恢复治理,主要污染物污染治理成本难以下降,严重影响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许多环境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在节能减排中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尤其是管理体制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目前仍然面临行政区之间、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局面,频繁出现的上下游之间的纠纷,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以及现场执法的强制性差等问题使经济政策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上举步维艰。环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执行能力比较薄弱,市县级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人员缺乏、信息失真、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使得已有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常常出现环保监测不到位、执法能力不足的现象,缺乏有效执行环境经济政策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3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 3.1完善环境税费政策 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等现有经济政策,由于排污收费是迄今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排污收费标准远远小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经费,企业宁愿直接缴纳排污费而不愿意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因此需要根据新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污染形势和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需求,在充分分析行业、企业污染防治技术和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承受能力,加大对超标排污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力度,因地制宜地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引导企业自觉进行污染治理,同时对通过产业升级改造治理污染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规范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政策。 严格控制水资源总量优化水资源配置,需要完善鼓励使用再生水的相关政策,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则,科学核定再生水供水成本,结合再生水的水质和用途,与自来水价格保持适当差价,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城市绿化及电力等行业使用再生水,推进实施节能节水等环境友好型产品使用的补贴政策。 重新核定污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行成本,及时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逐步推行不同区域、流域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方式。按照补偿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合理划分财政补偿与收费补偿范围和界限,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等不同群体合理确定垃圾处置收费标准,改革垃圾处置收费方式,探索将垃圾处理费与水费合并收取,提高收缴率,降低收费成本。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及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完善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电价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 3.2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运用经济手段促进重点流域上下游之间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在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有效做法,系统总结各地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积极开展制定生态补偿机制的各项工作,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快开展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出台所需的关键技术研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制定出适用于各省省情的生态补偿政策及对策措施,努力解决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可在重点领域开展跨市县水质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对生态功能区应加强生态保护建设造成的利益损失开展补偿试点,制定符合生态补偿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结合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3.3制定绿色税收、信贷、贸易等政策 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重新规划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不断探索新时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加快“三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构建低消耗、少污染的现代生产体系,保障危险化学品运输和储存安全,限制高污染产品贸易,完善资源再生回收利用制度,彻底改变“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 实施环境税可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对于环境友好行为实行减免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不友好行为实行根据排污总量收缴直接污染税、根据间接污染收缴产品环境税、根据污染物排放种类收缴环境税。构建绿色信贷是可以直接遏制“两高”企业资金扩张冲动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推行绿色信贷、建立企业信贷环保征信系统,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低利率,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不予信贷资金支持,对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实施绿色贸易政策,将逐步取消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或生产、运贮过程中易发生污染事故的高环境风险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严格限制高耗能、低附加值等靠牺牲环境获得利润的产品生产,从源头控制污染。#p#分页标题#e#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制定进度与问题 作者:李晓亮 杜艳春 葛察忠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优秀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性障碍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第六,建立环保部门与各经济部门共建、共用的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信息平台。 建立环保部门与经济部门共享的综合数据平台,建立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应明确职责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构,加大相关从业人员的环保培训力度,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平台、企业征信系统等方式,规范信息共享程序,尽快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信息沟通机制。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生态环境经济调研 作者:包海英 单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林业局贮木场 1林业局概况 内蒙古莫尔道嘎森工局是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国家大型二档森林工业企业,行政隶属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年木材生产能力为27.2万m3商品材。莫尔道嘎林业局地区属于大兴安岭山地寒温湿润林业气候区,并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某些特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寒冷干燥,夏季湿热短促,温暖湿润。地理位置东经120°00′20″~121°19′20″,北纬51°03′15″~52°08′08″,东西宽92km,西北长120km。北与奇乾林业局毗邻,东靠满归、阿龙山、金河林业局,南与得耳布尔林业局接壤,西与吉拉林林业局相连,西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隔河相望。在莫局施业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施业区植物区系以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为主,资源为蒙古植物区系,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莫尔道嘎林业局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机械化作业,达到采、集、装、运、贮、供销相互配套的格局,商品材年产量达到27.2万m3。全局营林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年生产能力更新造林达0.13万hm2;天然幼、中林抚育达1.33万hm2。林产工业,先后开发了板方材、地板砖、单板、抽屉板、卫生筷子、木棒、细木工板、指接集成材、本笔文具、雪糕把、装饰条等多种产品。 莫尔道嘎林业局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主伐局中的一个开发较晚、资源较好的大型森工企业,也是林区上缴利润大户。从建局开始每年需大量采伐森林,而且随着森林采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产木材能力不断增强,这就使得人类对森林资源索取速度加快,这种单纯适应增长的技术体系,并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是资源消耗加快,消耗结构不合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负影响加剧,而恢复生态平衡技术却严重滞后,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而且随着莫尔道嘎地区人口增长呈上升的趋势,造成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压力有增无减,资源稀缺度将增大。与此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减少,莫尔道嘎地区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在莫尔道嘎地区从未出现的沙尘暴已开始光顾此地区,莫尔道嘎河和激流河的鱼类数量明显减少,近几年,水灾和旱灾现象明显增加。综上所述,如不及时调整产品产业结构和经营发展战略,二三十年后势必重蹈“两危”之覆辙。所以,对莫尔道嘎地区乃至整个林区必须实现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的良好统一。而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首要条件是较好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逐步减缓人口增长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观念,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确定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其次,充分认识资源的稀缺性,把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集体化利用,集体利用方式主要是高度重视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科学合理地进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科学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就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体化利用。从而不断提高产出投入水平,降低资源消耗,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应充分认识环境容量及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必须加大控制环境污染的力度,不断提高环境质量。 2客观生态环境平衡应遵循的原则 2.1双重目标原则 生态环境平衡必须坚持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的原则,这是由生态经济平衡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生态平衡这一有机统一体中,生态平衡是基础,经济平衡是主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生态平衡,而忽略经济平衡,引起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失衡,生态经济平衡不可能实现;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平衡,特别是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就会因资源稀缺性、环境容量及净化能力有限的影响,降低生态目标,基至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化循环,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与生态平衡这一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生态经济平衡也不能实现,所以,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才能在提高生态质量的同时,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 2.2综合效益原则 就是指生态经济平衡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长期以来,我们便重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短视作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任何强调效益单一性的做法都会对生态经济平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只有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平衡。 2.3优化结构原则 生态经济结构是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复杂机构,由生态要素和经济要素复合而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即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在一定结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结构优化是功能正常和高效发挥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生态经济要素,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结构优化对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4强化管理原则 生态经济管理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从经济上、法律上、行政上约束人的行为,充分发挥管理在维护、建设生态经济平衡中作用,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生态经济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实现生态平衡。 3经营模式转变途径 目前,莫尔道嘎地区林业生产还未脱离传统林业经营模式,如何把现有林业经营转向生态林业生产,其基本途径如下: 3.1正确把握生态与经济二者的关系 把现有经营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经营现有林,必须正确处理保持生态平衡与开发自然资源的关系,关键在于科学地采伐与更新方式以及相应的营林措施。莫尔道嘎局在对现有森林资源管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本着生态优先的原则,重点保护林业局的现有天然林资源,通过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积极开发利用林下资源,妥善安置富余人员,逐步提高林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林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选择合理的采伐作业方式,主要以低强度的择伐为主,逐年减少高强度的皆伐作业面积。在生产中严格按规程要求作业,做到不超计划、不超采伐限额、不超强度的三不超原则。三是加快更新造林步伐,林业局已成立了30个专业营林队,配备了营林设备,全力开展更新造林和中幼林抚育。四是在防治森林病虫害中,不断强化森林病防站职能,采用国内先进方式灭虫、灭鼠,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有效地保护了森林。五是在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计划时,优先考虑制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措施,做到开发与保护同步进行。#p#分页标题#e# 3.2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森林资源增长 一是严格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林业法律、法规,保护管理好这片资源。二是林业局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联合出击,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春冬木材生产季节,林业局都要组织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进行昼夜巡护,设置举报电话,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偷拉私运、乱捕乱猎等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四是认真组织开展森林资源管理的舆论宣传。进一步加强对全局广大职工群众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更加了解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3.3以林业为基础发展多种经营,使林区综合建设与林区发展互相促进 一是以林业为基础就是要充分认清林区自然经济化特点,把林业做为木材经济结构中基础产业来看。二是综合发展。以林产工业为主导,发展多种经营,在林木产品的精加工和深加工上下功夫,同时,开展养殖业和旅游业。莫尔道嘎局具有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曾有“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的美称。改变过去传统的大木头经济,把过去砍树挣钱变为看树挣钱,努力开发具有本局特点的森林旅游业。现莫尔道嘎地区森林旅游已走向正轨,带动了莫地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上所述,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莫尔道嘎林业局生态经济管理本着生态利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结合的原则,以森林生态等为基础,全面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经济发展事业有机结合,为林区有一个山明水秀,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环境经济论文:构建环境经济指标统计制度 作者:吴波 单位: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 一、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的迫切性 环境经济统计是指有关环境保护投资、产出和环境保护产业情况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构建环境经济指标统计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各国共同遵循的发展战略,其中最基本的命题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将环境纳入传统经济核算框架之中,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非常有必要进行环境经济核算。中国近20年来是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观贯彻到实际管理步骤之中,为此需要建立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为现实管理提供数据基础。这就要求在我们进行环境统计时,必须考虑到环境经济指标的各个要素,进行合理的统计调查的制度和方法的设置。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循环经济要求统计工作在基础和制度方法上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彻底改变重生产、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用循环经济概念指导统计工作,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就要求统计工作建立一套能够准确、快速地反映循环经济发展过程和水平的有效机制,优化统计的经济指标,增加统计的环境指标,扩大经济社会对日的影响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以人为本的指标。增加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统计指标,以充实和丰富有关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环境投资的统计信息。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状况:资源节约状况;环保产业状况;技术创新状况。其中前三个指标是环境经济统计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指标的设定和统计,综合反映和评价循环经济的进程和水平,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情况。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进行绿色GDP核算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开始绿色GDP核算的全国试点,北京、湖州等地已将绿色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推行绿色GDP核算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计算绿色GDP必须要有环境经济统计数据,以考量环境成本投入和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多年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保护环境及节约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改革目前以GDP为优秀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开展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指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更为突出。所谓绿色GDP,就是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费用,得到的经过资源、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直接要求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统计体系,以得到合理的核算数据。绿色GDP通过将资源的损耗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开发活动给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使人们寻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方法和措施。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我国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体系完善的现实需要。我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分为废水排放及治理、废气排放及治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环境系统能力建设。虽然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指标,但没有明确环境经济指标的全部内容,不能准确的反映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环境统计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环境统计在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以及综合分析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现行的环境统计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形势的变化,真正为环境管理和决策服务。目前的指标体系只对工业企业污染源和城镇生活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缺少环境经济指标。这要求在提高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环境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时,作为环境管理基础性制度的环境统计应当扩大统计指标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应将环境经济指标纳入体系,以更好的进行环境管理,更好的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服务。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是环境统计的发展趋势。由于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统计框架的设计中,都开始考虑和进行环境经济统计。目前各国使用较多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主要是联合国统计署(UNSD)开发的环境统计框架(FDES)和经济与合作组织开发的压力—状态—反应框架(PSR)。在1995年,环境统计进步政府间联合工作组根据FDES框架,提出了“环境和相关经济指标序列”,将环境经济纳入环境统计的序列。而最近,欧盟的统计部门根据FSR开发出的环境压力指数的权衡指标就包括环境经济指标。而联合国现在大力推荐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要解决就是如何把环境资产、环保投入如何纳入国民帐户体系的问题,该体系分离国民帐户中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流量和存量,特别是环境保护费用,因而在环境统计中,环境经济自然成为重要的指标要素。在德国,1996年就开始环境经济统计,其法律依据是《环境统计法》。 在德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中,其统计内容是环保投资、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环境保护产品及服务,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固体废物、水、大气污染控制和环境经济。在环保投资调查方面,德国从1997年开始实施末端治理投资调查,2001年首次进行了污染预防投资调查。在环境保护经常性支出调查方面,每年进行一次,由联邦统计局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从4万家企业中抽取1/3,因为环境统计法规定,调查最多只能调查15000家企业。在环保产品和服务方面,从1997年开始进行调查,每年进行一次。环保产品及服务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营业额,相关产品均有编号,企业只需填入相应的号码即可。 二、环境经济统计的框架 环境经济指标纳入环境统计体系,即将环境经济指标与污染排放、生态保护的指标并列,其基本框架和运行体系包含以下因素:环境经济统计的对象。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环境保护投资,环境保护支出、环保产业。环境保护投资主要指政府和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和生态建设投资,前者包括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后者包括土壤整理、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恢复和保险的投资。环境保护支出主要指企业的日常性环境保护费用支出和发生突发性环境事故的支出。环保产业主要包括环保产品的市场与经营、资源的综合利用、环境服务三大领域,如环保设备、环保服务和清洁技术与清洁产品。其提供者可分为指提供环保产品的生产性企业和提供环保服务的服务性企业。环境经济统计的机构与协调。环境经济统计涉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和统计主管部门,做好环境经济统计工作必须协调好三者关系,确立合理的环境经济统计工作机制。这个统计工作机制,应当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主体,统计主管部门为指导,经济主管部门协助。环境主管部门的环境经济指标同时报告给统计部门,作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参数。当统计环境对经济的贡献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还需要增加相关的经济部门如海关、能源等部门配合时,这些部门负有协助之责。#p#分页标题#e# 对缺口性指标进行统计时,队部分指标涉及到象环境资产(包括流量和存量)定价、数据精确性等技术性问题,需要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统计人员处理。环境经济统计调查方法。首先,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每省选择一到两个市开展环境经济数据统一采集和核定的试点。其次,实施重点城市环境经济统计快报制度。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应将本辖区内环境经济数据以年报快报形式报送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再将其作为推算全国年度环境经济指标的基础。最后,在进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季报过渡,筛选企业实行季报制度。直接调查和抽样调查将是环境统计调查方法的重要组成。在原有调查的基础上,各级环保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做好抽样调查,通过代表性强的抽样数据协助判断客观规律,统计结果更准确。环保投资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为政府和生产性企业,调查的领域包括大气、废水、废物和其他污染治理投资,同时还按部门和就业人员进行分类。要区分污染预防投资和末端治理投资,因为污染预防投资很容易被忽略。环境保护支出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调查的领域是企业的日常性环保支出和紧急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环保产业调查主要调查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情况,不仅包括生产企业,还包括服务业。主要是有关产业结构、产业分布、产品和服务的比值、收益等情况。 环境经济统计数据的核算。环保部门应参照统计部门的做法,加强政府部门合作,在数据汇总的基础上,实施总量测算制度,建立环境经济统计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污染防治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科学估算宏观总量。通过总量测算,统计结果超过点源汇总,填补了相关单位瞒报、不报造成的缺陷;同时提高了总量指标的全面性和相关性。可以说,总量测算是环境统计的优秀。环境经济统计应改变总量数据由下级分量汇总的做法,实行分级核算制度。在汇总的基础上,各级环保部门根据当地实际,结合本级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总量测算,各自确定当地的环境经济情况。分级核算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降低某些地区因弄虚作假导致宏观数据失实的影响,并提高数据的实效性。统计部门实施分级核算后,上级核算数据和下级汇总常常存在一定差距。为缩小国家和地区之间数据差距,环境经济统计应实行“下算一级”制度。即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计算各省的数据。同时,省、市两级也要逐步建立“下算一级”制度,对下级的环境统计数据进行审定。在进行环境保护支出核算时,要先编制关于环境保护活动的投入产出表,核算出为直接进行环境保护而实际发生的支出,然后将围绕环境保护活动而发生的转移支付纳入核算,就可以得到有关环境保护支出的核算结果。环境保护投入产出表横向反映环境产品及其主要去向:被生产过程所消耗、用于最终消费和积累,或者被出口国外;纵列反映环保产业生产的投入;消耗各种中间产品,创造增加值。纵向分别专门环保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住户、政府和国外列示,以记录各自为环境保护而承担的支出。 环境经济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整个环境经济统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把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环境经济现象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从中揭示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断地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由此采取对策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必须逐步提高环境经济统计分析的质量,对环境保护投资、支出及环保产业情况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真正使环境经济统计分析能及时反映本地区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真正通过环境统计分析反映出本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比较关系是否合理,真正的影响、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为更好的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服务。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的思索及建议 作者:李建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环境经济学院 随着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之一,解决环境问题变得刻不容缓,环境经济政策在各国得到了的普遍重视,成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 1环境经济政策的历史和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现状 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积极倡导运用环境经济手段,1972年国际经合组织首次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要求各国把环境费用纳入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我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和《中国2l世纪议程》当中提出要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代价。2007年7月总理提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运用价格、财税等经济杠杆和法律、行政手段,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工作”。 2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所谓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综合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保险等经济方式,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是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的人类在环境活动中的行为准则。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环境政策的七项内容,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七个方面很好地使环境保护与财政税收、国际贸易、市场机制、保险市场、金融机构等联系起来,主要内容有下: (1)绿色税收。通过税收来调整环境污染水平,对于环境友好行为给予鼓励,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不友好行为则利用税收来控制,建立以污染排放量为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体废弃物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2)环境收费。环境收费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水平偏低,排污者或排污企业认为他们排放污染物的收费要比治理成本要少的多,对他们不能造成压力,所以应加大环境收费力度。 (3)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从源头上断绝污染者的资金来源,保护环境友好项目的投入,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且实施优惠性低利率,而对污染性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 (4)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是以改善或恢复生态功能为目的,以调整保护或破坏环境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对象,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一种制度,即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上游对下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 (5)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在特定的市场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6)绿色贸易。绿色贸易主要是做好进出和出口的工作,对于出口要严格限制能源产品,低附加值和野生生物的出口,对于进口要加强废物进口监管,从而协调好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外环保的利益关系。 (7)绿色保险。绿色保险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保险制度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一种经济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参加环境保险,如果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以后,由保险公司给被害者提供赔偿。 3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环境收费项目较多,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的税种少,从而使环境经济政策的规范性不强,效率较低。 (2)我国目前排污收费主要的问题是收费标准过低,企业在选择排污和交费两者之间更倾向于选择交费。 (3)生态补偿费方面也存在不足,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对象不够完善,生态补偿费的征收对象不仅有资源的直接开发者和利用者,还应包括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4)环保产业融资存在问题,一些具有成长性、效益可观的中小环保企业贷款难、担保难。 4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几点建议 (1)首先应加强环境经济政策的立法,用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和个人向环境排放污染物,适当地提高环境收费标准,扩大生态补偿的对象,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促进环保型企业的融资,加强完善环境政策体系。 (2)积极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了解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加大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力度,以便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多方利益,坚持科学发展,制止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消除环境问题,只有解决了环境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理论知识的探讨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在环境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环境经济学课程有必要对碳交易知识体系加以普及,本文探讨了限额设定、配额分配、价格管理、监测核查、市场工具等构建碳交易体系的五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知识体系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环境经济学理论已表明碳交易是公认的最具“成本效率”的低碳治理政策工具,但环境经济学却未专门介绍碳排放交易体系,随着碳减排约束的不断加强,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这一知识体系加以普及。碳交易知识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限额设定与范畴 “限额”是指某一交易体系所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限额设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管制气体。大部分排放交易体系关注然手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少数排放交易体系还管制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烃、全氟烃和六氟化硫等。2、管制行业。管制行业的确定需要权衡常规因素:第一,分析某特定行业的减排潜力与减排成本;第二,了解该行业对交易机制的熟悉程度;第三,了解该行业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可行性。3、覆盖范围。如果包括每一个微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会超过管理计划能力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只包括少数单位则会减少配额市场的流动性。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从优秀行业着手,然后逐步扩大管制行业范围。4、排放监管点。交易体系可分为上游体系与下游体系:在上游交易体系中,化石燃料生产商必须根据燃料中的碳含量交出相应排放配额;在下游交易体系中,排放者必须根据实际排放量交出相应的排放配额。 二、配额分配 在指明排放配额总量的前提下,确定每个排放者获得分配排放限额的数量,确定排放配额是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过程,政府通过设定排放限额有效创造稀缺的宝贵资产,然后在经济体不同参与者中进行分配。配额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分配它新创造所有的资产,二是排放者必须从政府买所有它需要买的配额,但大部分的碳交易体系选择的是混合型的。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是拍卖排放配额的10%,基于早年排放而对排放者分配排放许可证,这种方法叫做“溯往原则”。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标杆原则”,根据某同质行业、给定产品组或经济产量的绩效评价确定排放配额的核配方式。采用溯往原则核配碳排放权相对简单,仅需获得待审计设施的排放数据即可,但弊端是奖励了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因为它在不考虑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将最高排放配额分配给排放量最高的企业。其次这种原则还鼓励企业夸大其给定基准期的排放量,用以达到更高排放配额的目的。采用标杆设定原则有助于平等对待具有可比性的设施,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排放配额,从而鼓励企业努力提高排放绩效,奖励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惩罚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但其难点在于要为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异质产品设定标杆。 三、价格管理 由于碳交易市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交易量过低、流动性过差、价格波动都会影响交易系统的环境效益,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工具来降低市场波动、控制碳价格。1、储存配额。排放者可保留剩余配额至下一个履约期使用,配额价格除了能反映当前的配额稀缺程度,还能反映未来预计的配额稀缺程度。2、预支配额。若交易体系允许排放者通过预支未来交易期的排放配额满足当前交易期的规定,则碳价格能够稳定在较低水平。3、价格底线。通过设置最低碳价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可限制碳价波动、减少未来碳价的不确定因素。4、价格上限。通过为排放配额设置价格上限确保排放者合规成本不会超过既定阈值。如果配额价格达到上限,监管机构则必须增加配额供应。5、抵消。抵消信用额度是奖励排放交易体系涵盖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果的凭证。可采取国内抵消信用额度或国际抵消信用额度两种方式。 四、监测、报告、核查及执行制度 为了保证排放交易体系市场既可信又可靠,作为监管者应确保覆盖范围内的设施遵守规则,关键在于监测、核实及报告实际排放量的准确性。防止发生欺诈行为不仅对该市场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还关乎排放交易体系所维护的环境完整性。在力求监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同时还需考虑监测、报告及核查的费用。首先,使用与活动性质及规模相宜的监测规定。第二,报告要求清晰明了,截止日期应予以明确。第三,由外部机构完成对排放数据的核查工作。第四,针对不合规的行为制定各类惩罚措施。第五,设立电子登记处可确保准确记录排放交易体系内发生的全部配额交易。 五、市场工具 除了可供各实体从政府或者拍卖会直接购买碳排放配额的以及市场外,还存在旨在提供上述实体互相出售这些碳排放额度的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政府可以直接拍卖碳排放配额、将拍卖程序外包给私人平台或外部实体、或者聘请银行自行出售碳排放配额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二级市场的交易所可以提供碳产品(碳补偿额度、碳排放额度以及衍生产品),碳补偿额度或碳排放额度还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交易中典型的碳产品类型包括:现货合同,买方一次性购买并获得碳排放额度以满足紧迫的合规需求;期货合同,先进行交易,然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供应碳排放额度和付款;期权合同,其中的一方购买在较晚的一个日期支付特定产品价格的权利,即现在支付期权权利金换取今后以特定价格进行产品交易的权利。 作者:张翼 曾炜 单位:1.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实践教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论文 一、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情况 1.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指南的设计与。在课程教学开展之前,教师团队会根据目前的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根据传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培养能力的要求,设计出学生可能感兴趣并能够完成的科研题目,然后在上课第一周说明实践教学部分的课程组织与考核的要求,课题指南。 2.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团队的组织与小课题题目的确定。在课题指南之后,考虑到培养同学们团队协作能力的要求及开设该课程时同学们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客观现实,任课的教师团队会根据学号随机将同学们组合,组成4~5人一组的课题小组,然后让每个小组民主选取产生小组长。在小组确定后,要求小组长组织同学们在课后利用六个周的时间,根据课题指南,查找相关资料,初步拟定出课题题目,然后与教师一起共同在理论教学开展到第六周时确定最终的课题题目。 3.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的运行、报告及论文的撰写。在题目确定后,结合资源与环境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方法的培养、合作精神及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教师团队会指导各课题团队根据题目,依据以下步骤来开展课题,即:根据小课题题目,确定课题工作内容根据工作内容,确定人员分工阅读文献、撰写述评设计问卷或调查表格预调查修改问卷及表格正式调查整理问卷录入数据分析数据补充调查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在查阅文献环节,教师会演示我国内外学术论文查找路径与方法。在撰写文献综述部分,会给出具体的范文。在问卷设计、预调查到正式补充调查的环节,会结合统计调查、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具体的操作。在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过程中,也会给出相应的范本进行参考,并给出具体的论文撰写格式及规范。撰写出研究报告及课程论文后,教师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合作情况、内容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程度、论文与方法的掌握运用程度、文献参阅的广泛性、创新性、逻辑性、结论及观点的科学性、撰写的规范性等指标,对撰写的调查报告及论文进行评分。 4.答辩。本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并提高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因此要求每个组将小组研究报告或论文做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并以小组形式回答老师及同学们的问题。要求每个小组均参与到答辩的提问中,并根据答辩情况及所提问题的质量及数量对给出答辩环节的评分。 二、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成效 1.加深了学生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由于实践教学是在快接近理论教学总学时一半左右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接下来几周的教学中重点是方法论部分的理论教学,因此能够与其文献查找、调查实践等实践教学密切配合起来。从而加深学生对前期所讲解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的理解及对后续传授的方法及时运用。 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应试教育的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得到了培养。该课程开设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课堂授课、课后练习、期末闭卷考试的方法。发现考试成绩总体来说都比较好,但在毕业实践及毕业论文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文献、梳理文献、撰写论文的能力不一定好。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并结合实践教学的思考,后来才在该课程中开始实践教学。几个学期的实践表明,通过这种实践过程而撰写出来的小论文、小报告质量往往都超出了预期。 3.提高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参与程度,激发了学生的课程兴趣。如何调动同学们参与课堂教学,是许多老师都在思考的问题。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发现同学们对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一是课堂中提问的次数增加,二是课后与教师团队讨论问题的次数增加。 4.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团队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是在教师所提供的参考指南中寻找课题,但随着理论教学的推进及查阅文献的广泛程度的增加,同学们往往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题目,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小组研究题目、内容不在参考指南范围内。就算在指南中的题目,实际上也往往会作出一些调整。这说明同学们能发现问题,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开始。在创新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这种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就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由于考核是在小组考核的基础上结合每一个同学在课题开展、报告及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工作量来打分的,因此同学们之间会为了完成课题、获取好的成绩而进行多次的沟通和交流,这不仅增进了同学的了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其合作精神。 三、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践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小课题研究方面撰写的论文。然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比如资源价值的评估、环境价值的评估等可以考虑与计量经济、统计学等结合而进行计算机模拟。环境经济政策部分也如此。 2.缺乏实践教学的规范指南。到目前为止,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还远不如理论教学那样形成规范的指南,每次都是教师按环节逐步指导。规范的———如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规范性操作手册或指南还没有编制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效率。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平衡点仍待建立。目前该课程课堂教学总学时是32学时。其中26学时用于理论教学,4学时用于实践教学,两个学时用于测验。目前理论教学的学时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但实践教学学时远远不够,因此教师团队得抽出至少16个学时左右以课外指导的方式弥补实践教学的不足。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建立能够实现教学资源有效配置的平衡点。 四、进一步推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1.编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类课程实践教学指导手册》,为实践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教学辅助材料的支撑。根据上述内容,专门针对实践教学撰写教学指导手册,从而为提高实践实验教学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支撑。从内容上看,将逐步从目前的比较单一的小课题研究、研究论文及报告的撰写逐步拓展到环境计量统计、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环境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环境经济政策模拟与分析等方面,以适应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 2.转变考核方式,推进过程考核。本课程的考核目前已经综合考虑到课堂理论教学及实践两个方面。根据实践教学的成效看,适当加大过程考核权重有利于更好地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今后将采取以过程参与为主、以期末考试为辅进行考核。 3.结合计算机模拟实训,加大模拟实训的内容。将结合理论教学,设计“Stata在环境微观计量分析中的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价”等部分来设计试验内容,在实验室中完成相关实训,从而提高同学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小组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 4.继续探索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有效配合,以最终实现培养目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均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合理搭配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目前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还存在着课时的不平衡,在拟进一步加强的上述相关内容的计算模拟及实训方面还缺乏指导手册及师资。将来拟进一步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和实践。 作者:杨怀宇杨正勇李晟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价值量思考论文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环境经济的核算范围应该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关键词环境核算经济价值量核算方法 1引言 环境经济核算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焦点,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测算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为国内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英文简称EDP),以弥补传统GDP指标的不足。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是区分传统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经济过程和环境系统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环境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为了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统计核算的新要求,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其联合发表的题为《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未能包括环境资源因素的重大缺陷,并从1987年起联合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主体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 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同领域中处于领先行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还开始利用实际的统计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子系统———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进行研究。 2国外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本思路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曾对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作了推荐性界定: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按照其要求,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2.1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在统计核算中具体指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度。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侧面反映某个行政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从这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理条件的核算。 2.2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它包括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用以下指标核算:自然资源储量变化串、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及消费量、矿产资源回采串、自然资源破坏成退化程度、资源进出口量。 2.3环境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境资源可分为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包括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等。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 环境指标核算包含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变化量,人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故总量及变化串,废气处理串、工业污水排故量及变化串、森林覆盖串、人均森林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及变化串,沙漠化土地面积及变化串、草原退化面积及变化串、自然保护区面积、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及变化率、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森林覆盖率增长率、格林综合污染指数、“三废”综合利用量、城市噪音水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抗灾串、人均资源数员以及支撑的潜力、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环境经济的实物量核算。虽然实物量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但仅仅依靠实物量核算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全面地描述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计量单位使各种实物数据无法综合,而且也缺乏可比性。要想得出综合并具备可比性的核算结果,必须同时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进行价值量核算。 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 (1)市场价格法。它以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量和相应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从理论上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核算最适合国民经济核算,但现实中的环境资源利用远未市场化,这就为市场价格法的运用带来了因难。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法比较适合于环境货物(如开采的地下资源)数量利用的情况。(2)住户意愿法。它就是以人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健康和福利,利用和改善资源环境而愿意承担的费用作为环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损失价值。由于该方法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随意性大,在目前的环境经济核算中,一般和市场价格法合起来应用。 (3)维护成本法。环境经济成本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环境的资源观和价值观。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资源基础,人类将不复存在。 (4)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用公式表示为: EC=(D-S)×I, 其中:EC为环境成本,D为环境资源需求量,S为环境资源供应量,I为环境成本系数。 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总之,国外价值量核算方法注重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主要考虑耗减问题。同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区户相比,现在,价值量核算方法增加了对“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它在以下两方面扩展并完善了SNA体系:产品生产和最终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由于污染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对我国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思考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行环境核算,以此强化人们的环境与资源意识。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不完善,环境统计资料也残缺不全,要建立我国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合对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核算现状的分析,目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才会更为科学可行: (1)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在核算内容上会产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增加值时,将考虑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等因素,并把它们视同中间投入予以剔除;二是在认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考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在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时要将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来考虑。 (2)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相协调。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也不能单单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企业环境核算内容与方法的设计中要充分体现宏观思维,以保障企业间环境核算信息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根据单个企业的特质区分对待,这样就会使得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考虑的层次更为全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