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职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特点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面向各级工商企业,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能从事国际结算、国际贸易、单证、报关、报检等业务工作,能够胜任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能够具有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的就业方向包括了政府对外贸易经济管理部门从事外贸管理工作,外贸企业从事对外贸易业务及国际市场的营销工作,国家机关、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商业部门、涉外企业、合资企业、大型工商贸易公司或企业从事贸易经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工作,各大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等。同时能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如管理学原理、基础会计、统计学等;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知识,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等;熟悉各类涉外经济知识等,能从事涉外经济工作。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由课程实训、综合实操组成,课程实训目的是检验所学到的技能点,能够在今后的现场工作环境下,进行独立操作,并能熟练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综合实操是通过到实习实训基地实地工作实习,其实训目的是通过实训操作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实景重现工作场景。 二、社会需求调查 当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下我国所推行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充分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整合多个国际合作组织,推进沿线国家的多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国家政策,对于国内外的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对于当下以及未来将对我国的经贸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外经贸人才将产生极大的缺口。同时,根据国家人事部及各类专业协会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在近十年内我国将急需的十几类人才中,经贸人才的缺口是最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多种类型的经济实体不断涌现,国税和地税的分征等因素,对经贸人才的需求幅度增加较大,尤其是熟知业务和国际事务的会计师将成为热门人才。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选择一个热门专业、优势专业,对于今后就业具有很强的前瞻性。2018年互联网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需求量最大的专业排名中,金融专业排名第二,位列未来毕业后就业前景最好的第二位。同时,各企事业单位除了重视学历外,更加看重的技能水平和工作经验。许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更倾向于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经贸人才,这除了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外,还要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营销能力以及商务谈判能力等,能够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三、革新培养模式与教学形式 (一)培养模式:当今教育界对高职高专教学模式和教学形式的研讨日趋 激烈,对于经贸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从传统型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过渡,从而构建出了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而国际经济与贸易是属于经济学门类中经济与贸易专业类的一个专业,肩负着研究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跨国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其新型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形式将直接决定着这一专业的发展走向。我校探索研究了“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是学校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在尊重职业教育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本着“立德为先、强能为本、突出特色、和谐发展”的理念,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而形成的特色育人品牌项目。该项目明晰了每一位学生,从一入校门开始,就要开启他们的“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通过65个专题项目、上百个实践内容的培养、分层、分类为学生搭建育人平台,最终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使学生成为企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 (二)提升教学质量、革新实践教学模式 为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学校在教学形式上立足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际而不断创新实训思路,探索出“二三四”实践教学模式。几年来,通过“阶段轮岗”、“校企内训”、“季节性顶岗”等实习方式,使学生的技能训练与实际操作实现了零距离对接,深化了理论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运用“二三四”实践教学模式:“二”为引项目入校、引企业入校;“三”为教室与模拟工作场所一体、教学与顶岗实习一体、作业与产品一体;“四”为校企共建、校企共管、校企共用、校企共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经常与同行同专业领军学校进行交流研讨,提升教师的教学理论和专业素养,同时与企事业单位密切合作,校企融合、工学结合,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践教学基本设定、共同实施实践教学管理、共同实施素质技能考核,从而全方位、立体全面的保证教育教学的培养质量。综上所述,通过对当前高职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现状分析,探讨出营销经济专业的培养方向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在内、外贸企事业单位从事外贸跟单、单证制作、报关报检、外贸业务等工作,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技能型高等职业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罗燕秋高职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方法探究《课程教育研究》2014 [2]陆改红高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调查现状分析《人才资源开发》2016 [3]吕连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科技、经济、市场》2016 作者:王丽 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研究:浅淡高等级公路环境景观设计 【摘要】随这高等级公路建设综合考虑其功能性要求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合理的环境景观设计,力争使自然环境和景观与公路工程结构物达到有限的协调,建立起新的完整的公路环境景观系统,实现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路;环境;景观设计 1. 公路环境景观设计的重要意义 高等级公路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道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和生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道路周边环境的美观性以及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受到重视。 因此,公路的建设应综合考虑其功能性要求、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合理的环境景观设计,把公路建设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综合环保、美化、历史人文等因素,使公路成为自然景观的新亮点,实现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 公路建设与景观 公路作为一种带状的工程构造物,它的区域跨度大,沿线的景观也不断变化,总的来说,公路景观包括沿线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是指自然界天然形成的环境的总体外观,如高山、平原、河海、沼泽等;人文景观,是指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创造出来的景物,如雕塑、排水设施,绿化工程等,而公路本身也是一种人文景观。 公路建设,必然会对原有的自然景观造成一定的破坏,公路工程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风景破坏、占用土地、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 但是,通过合理的景观设计,施工后对公路沿线进行植被恢复、料场平整、河道疏通、后期养护管理等,我们可以将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尽量减少,同时在公路建成后,形成新的外观优美,行车安全舒适的公路景观。 3. 公路景观设计的原则 高等级公路是功能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在确定了道路的性质、功能以及近期和远期的建设目标基础上,根据道路所处的地域范围、地形地貌、立地条件等自然因素和地域特色、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等人文因素进行综合,确定相应的设计原则。主要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3.1环境保护为基础。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在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加强对景管、沿线资源的维护、利用和开发,保护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当代人,有造福于后代人。 3.2因地制宜,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尽量结合原有地形地貌,避免大填大挖,使公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避免割断生态环境空间或视觉景观空间,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和环境效果。 3.3考虑司乘人员的交通心理要求和视觉效果要求。 安全舒适是公路景观设计的重要目的,因此,在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视觉空间大小、安全设施的色彩及大小、道路感觉的多样性、视觉导向和视觉连续性等交通心理因素。另外,司乘人员是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感觉公路景观的,尤其司机的注视点远,视野狭小,因此要求沿途的景观必须大尺度、大色调、流线型,同时比例协调。 3.4风格鲜明,统一中变化。 公路一般穿越不同区域,因此,充分地结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点,才能创造出风格鲜明的道路景观。另外,在设计上应将中央分隔带、路堤路堑边坡、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等公路设施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确定统一的主题。同时,又根据其功能和服务对象在设景的风格、造型、色彩规模等方面有所变化,使沿途景观富有节奏韵律,有基调有高潮,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达统一,使司机和乘客处于一个良好的行车环境中,从而产生愉悦的心理,消除疲劳,保证安全。 我省地处青藏高原,有这不同的地域及气候,这使的我省的高等级公路在景观设计的原则上也随这地域环境而变化,有的穿越在多年动土寒冷地带、有的穿越在风沙盐渍土戈壁地带;我省首条牧区高速路共茶高速公路在设计中,采用低路堤、缓边坡的人性化设计理念,取消了两边的波形护栏,采用卵砾石镶边带及手摆卵石浅碟型排水沟的新工艺,中间分隔带的绿化采用种草,有效的使工程施工与地理地貌环境相结合,使行车更加安全便捷。 4. 公路景观设计的内容 公路景观设计是在公路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的,公路路线及其结构物景观造型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公路对自然风景的影响,使新建的公路能与原有景观融为一体,以便形成新的公路交通景观系统。因此公路景观设计的内容也和公路的各项设施紧密关联,主要包括了下述几个方面: 4.1公路线形设计的美学要求。公路线型美是公路景观的基础。在选择路线方案时,通过仔细的踏勘,调查每个路线方案的沿线地形地物、风景特点,确定一些风景控制目标(如名胜古迹、险峰奇石、湖泊溪流等),同时确定一些须回避的特征目标,如森林保护区、农田保护区等,然后反复比较线位,充分利用这些风景资源,使沿线视野景观多样化,使公路巧妙地融入自然风景中。 公路平面线形应以曲线为主体,以更好地适应地形,另外,长直线路段也容易导致司机注意力分散而引发交通事故,纵面线形应尽量避免高填深挖,而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最后确定的立体线形应尽量适应地形,与周围的景观相协调,总体线形应是连续、顺畅、可以预知的。 4.2结构物景观造型。公路结构物主要是桥梁、涵洞、立交、跨线桥、支挡结构物等。结构物是公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上,我们不仅要考虑其技术经济的合理性,还要有新颖、优美的外观,还要配合所在路线的其它结构物的造型,以及和该地区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相互呼应。 我省清关公路黄河二号大桥的顺利合拢,使得长桥卧积石、天堑变通途,在黄河上架起了一道亮力的景观;西湟一级公路在护面墙上设计了浮雕图形,融入了风土人情,给行车带来了舒适。 4.3路基路面的景观设计。通过合理采用路基立面和断面造型,在必要的路段采用分离式路基,在良好的线形设计基础上,使公路结构更好地与自然地形、现有地带的地貌相适应,与绿化相适应。 路面对于司乘人员来说,是占据视野的重要景观要素,除了要保证路面主车道与路肩的合理比例外,还可以采用不同颜色的路面材料来分别修筑路肩、行车道和分隔带,既加强了公路的修饰性,又提供了良好的视觉诱导。 4.4中央分隔带的绿化 中央分隔带绿化的重要目的是遮光防眩、引导视线;以利于车辆的安全通行,因此其高度和宽度必须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可采用低矮树种或地表植被绿化,并根据地形及所处环境设置,使中央分隔带的色彩有所变化,增强美化效果。 4.5两侧绿化带的绿化。通过设置公路两侧绿化带、使公路沿线形成一条绿色长廊,是景观环境再造、防尘隔声、协调公路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有效手段。设置两侧绿化带时,应注意在弯道内侧及路口附近保证通视条件,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4.6边坡及垂直绿化。边坡绿化具有很好的护坡功能,对稳定路基、防止冲刷、保持水土具有直接作用。边坡绿化要求覆盖率高,青绿期长,但由于边坡坡面土质为路基填筑用土,或路堑开挖后暴露的土体,土质不宜于种植,且灌溉条件差,养护难度高,因此要求做好草种选择、种植方式、前期养护等工作。 4.7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的景观设计。从景观构在的角度来看,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都是公路景观设计中占地最大,景观设置可塑性最强的部位,因此可以将之作为公路全线景观设计的高潮部分来考虑。这些位置的景观设计应综合建筑形式、地形特点、当地人文特点等方面总体规划,全线各立交、服务区之间的风格应互相呼应,使得人们在出行、旅游更加便捷、更能容入当地风情。 5. 结语 公路环境景观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规范和管理机制,它涉及了公路技术、美学、环保、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知识领域,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日益重视以及美观性需要,因此在实践中总结出有效的经验,使公路建设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提高,创造出更为独特的景观,为司乘人员提供更舒适的行车环境,为社会、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研究: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模式探索 摘 要:结合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实际案例,对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目标、原则和设计要求进行了探索,总结了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具体模式。 关键词:滨海高等级公路 景观设计 设计模式 景观设计是公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交通道路在满足人们出行之一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也衍生出绿化环境、展示文化等多种不同的功能。一个良好的道路景观设计,不仅能够美化道路周边的环境,同时,还有利于降低人们在道路行驶中的疲劳程度,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的设计过程中,生态化、科学性和文化容量大的公路景观设计,对于道路的可持续运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实际案例,探讨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模式,以其为公路设计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江苏沿海开发与临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模式 江苏沿海地区是我国沿海、沿长江和沿陇海兰新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交会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落后于江苏苏南区域水平,甚至落后于江苏全省甚至整个长三角平均水平。交通设施的落后是江苏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建设临海高等级公路是推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的切实举措。 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南起南通、北到连云港,经过江苏省15个沿海市县,串联衔接多个沿海港口、港城和产业园区,规划全长521公里,全线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为100公里。 本次设计路段为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试验段,分别为:(1)南通(启东南、北段):启东北桩号为K120+100-K120+600,启东南桩号为K163+400-K163+900。(2)盐城(亭湖段)桩号为K151+749-K152+749。(3)连云港(赣榆段)桩号为K27+900—K28+900。 江苏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积淀,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是全国最重要的国际港口之一;盐城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海滩滩涂资源,建设有江苏省唯一的部级自然保护区;南通在历史上就有北上海之称,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具有江海共生的独特自然和人文风貌。此外,江苏沿海地区还具有与山区、平原、丘陵等地区截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确立了“亲水绿廊”的设计目标,提出了“虽由人做,宛若天开”的设计要求,形成了安全、生态、多元的设计原则,这为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模式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资料。 2 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应遵循的主要模式原则 2.1 安全性原则 景观设计应服从于道路交通安全性原则,将保证行车安全作为景观设计的第一要义。这就要求景观设计人员在规划路线景观布局时,应最大限度地保证景观不妨碍司乘人员的视线范围和意识判断,并通过错落有致的景观分布降低司乘人员的疲劳感,提高行车安全。 2.2 生态化原则 临海高等级公路建设应遵循生态化原则,这就要求将生态、自然、人文等理念有效融入滨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过程中去。特别是注意保护滨海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将江苏沿海地区的滩涂、自然保护区、港口等景观与公路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使用当地建材、植物物种和文化资源,减少人为干扰的因素,提高公路和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程度。 2.3 多元性原则 公路生态景观是由各类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共同组成的、具有物质功能和美学形式及环境生态效益的景观表现,是充分导入了生态设计理念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公路景观。 临海高等级公路设计应对自然生态景观和社会人文景观给予同等重视。自然生态景观中包括地形地貌景观、水资源景观、植物景观、生态敏感区景观,在临海高等级公路设计中,可以充分的典型景观有海滩风貌景观、滨海防护林景观等,而在社会人文景观中,主要包括民俗民风景观、历史文脉景观、现代科技景观等多个子类型。在临海高等级公路设计中,可以利用的人文景观有港口风貌、岸线设施和渔业生态等。 3 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主要做法 3.1 公路道路两侧绿化的优化设计 以工程建设的总要求及其高等级公路视点快速移动变化等方面的特点,以两到四公里作为基本单位,各个单位以某一树种作为最主要的景观树种,重点突出树的树冠、色泽、质地及其相应的季相变化。景观系列的变化最好以一到五个树种作为限度,树的胸径应在8 cm附近。如果公路两侧原有的景致可以加以利用,则可采用灌木来代替乔木以开阔驾驶员的视野,同时强化绿化带的通透程度以更好的展现公路两侧的景观。 对于非景观林带来说则应以沿线各地区的相应要求为依据,同时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对经济林树种、速丰林树种以及景观林带进行恰当的选取。此外,还应改变“一条路两行树”的传统绿化形式,将行道树改为景点的绿化树。通过对路侧的乔木、灌木及藤蔓植物等植被的相应位置进行合理安排,结合“露、透、封、诱”等相关手法,确保公路成为一条流动的美妙的滨海风景线。 3.2 边坡防护绿化的优化设计 由于沿海地区温度较大,雨水气候偏多,因此,临海高等级公路路段的边坡经常会出现坍塌、破碎以及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工程防护坡面会同原始自然环境形成反差,还会对公路环境的景观带来破坏。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一些公路景观绿化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尽可能采取加固同绿化相结合的边坡防护形式,同时,结合路段的自然生态环境,对花池墙、阶梯栅栏等的新型的防护结构形式进行相应的设计,进一步提高临海高等级公路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还可选择一些爬藤类植物来进行裸露岩石及陡坡的垂直性绿化。使用植草对大面积的裸露土的表面进行覆盖也是防止水土流失的一个相当好的措施,但其缺点在于后期养护工作量会相对较大。 3.3 中央分隔带绿化的优化设计 中央分隔带不仅仅具有景观绿化效果,更为重要的在于,中央分隔带的设置可以有效避免相对车辆发生冲突,并消除驾驶人员在会车时的心理恐惧感。因此,中央分隔带设计时应重点从视觉防眩的角度进行考虑,特别应注意所选用的景观设计方案必须有效地降低司乘人员的视觉疲劳感。具体来说,应以灌木和草皮为主要植被,并适当进行某些开花植物的点缀。尽量选择枝叶较为繁茂的、冠层隙较少的灌木,以实现夜间行车过程中遮光功能的实现,遮断对面及其侧面汽车以及其它方向所投射过来的灯光,最大程度地减轻驾驶人员的目眩。 中央分隔带通常分为整体式及分离式两种形式。通常来说,一般路段多使用整体式,而隧道前后等路段应尽量采用分离式的分隔带。其中弯道、竖曲线中央分隔带应当作为考虑的重点,应对植物的种植密度、植物的高度以及高度的变换位置进行仔细的推敲,尽可能将夜间行车的大灯眩光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还可通过在一定距离进行植物品种的变换来进一步丰富中央分隔带在视觉方面的景观,或通过有色植物对前方重要的结构物进行提示,以便于驾驶员更好地对道路条件变化的进行识别以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3.4 互通式立交景观的优化设计 临海高等级公路的互通式立交景观的设计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景观设计过程,而是需要以互通式立交的空间特性为依据,结合立交的功能、相关安全性方面的要求以及同周围环境相协调等相关因素,采用互通式的立交结构、桥梁造型以及土方工程确保连续自然视觉空间的形成。从功能上来看,设计互通景观的目标不仅是使其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还应最大限度地提高互通式立交的安全效能。具体来说,互通式立交绿化应做到乔灌、草木相互间的结合,根据诱导树、矮树及主树的类型对其进行合理的布置。弯道外侧的植物应做到视觉的诱导,分流端部的矮树则应遵循不对行车视线造成影响的原则,立交内部的空地则应适当进行乔木的栽植,而合流通视区则不得进行植树。对于靠近城市的互通式立交,应通过立交内部的空地及其地形条件设置体现当地地域文化特色的硬质景观;而郊外的环境互通式立交则应尽量追求同周边环境间相互融合的自然生态景观。选择互通式立交绿化的树种及草种时应对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及其种植的目的进行考虑,优先使用本地植物。 4 结论 目前我国公路的景观绿化设计往往成为公路设计中的薄弱环节,尤其表现在缺乏工程、景观、生态等多学科系统的有效合作,使得公路在路线选择和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其次,在设计理念上过多重视视觉效果和近期效果,忽视了绿化对环境和生物的长期生态效益,这导致后期繁重的后期养护维持任务,而呈现的公路景观效果也较为单一、刻板,与环境不相融合。 本次设计在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关于《临海高等级公路绿色通道建设关键技术研究》的课题报告及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临海高等级公路绿化景观概略设计及试验段建设方案》的指导下,景观绿化设计参与到了土建路基设计、排水设计,边坡防护、服务区及观景台选址及交安设计等各项道路工程设计中去,有利于景观设计思路的贯彻,有利于整体景观效果成型。 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研究:浅析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模式选择 摘 要:阐述了根据路基环境进行分类的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思路,探讨了景观设计与土壤治理相结合的设计模式的具体操作方式。文中以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为例,景观设计结合道路路基和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土壤状况等,选择合适的景观设计模式,建立一个临海、听海、看海的滨海生态道路景观。 关键词:滨海高等级公路 景观设计 设计模式 生态 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以道路为载体,将道路沿线的滨海滩涂、湿地、水网、农田、乡村风貌及地域文化有机结合,旨在创建一条集观光、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大道。 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南起南通、北到连云港,经过江苏省15个沿海市县,串联衔接多个沿海港口、港城和产业园区,规划全长521 km,全线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为100 km。 1 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 1.1 项目基地调研 江苏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积淀,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是全国最重要的国际港口之一;盐城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海滩滩涂资源,建设有江苏省唯一的部级自然保护区;南通在历史上就有北上海之称,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具有江海共生的独特自然和人文风貌。此外,江苏沿海地区还具有与山区、平原、丘陵等地区截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这为临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的模式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景观基底。 1.2 景观设计的目标 (1)解决临海高等级公路绿色通道建设关键技术问题,筛选滨海盐碱地适生树种。 (2)建立全省乃至全国示范性滨海旅游目的地。 (3)保护和加强地区自然环境建设,提升路域环境品质。 1.3 景观设计模式分析——根据路基和周边环境分类设计 由于本次设计的滨海路线较长,沿线的地理地质条件和环境特征都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应采取差异性的分类设计思路。结合路基形式、地域环境特征,全线土地环境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是普通段,全线高填方或周边环境为农田、平原等景观类型比较简单的区域。二是低填及换土段,是指全线低填方及进行换土段落。三是指湿地水域段,是指沿线有大片的湿地、水塘、河道、取土坑的段落。四是房屋段,是指沿线密集分布村落的路段。五是临城区段,这是指沿线靠近城区的段落和车流量较大的平交口等段落。 具体而言,对于普通段路线,可以采用灌木、小乔木、大乔木三层式绿色廊道式种植方式,形成具有层次感的绿化布局,引起视觉上的递进效果。低填及换土段,在景观处理上可结合边坡放缓、边沟外移来营造缓坡草地景观,这种舒缓的地形处理有利于缓解司乘人员的视觉疲劳感。对于湿地水域段,主要考虑营造开敞的湿地景观为主,这有利于体现滨海地区的自然风貌,形成地域性的公路景观特色。房屋段路线采用密林式种植手法,不仅起到遮挡建筑物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实现隔尘降噪的功能。在临城区段,可结合沿线用地性质,体现城市现代化气息,景观设计以丰富的景观效果,多样的植物群落和多变的季相色彩营造道路景观空间和景观视线。 1.4 景观设计与土壤治理相结合 临海高等级公路沿线的景观设计,除了达到美化沿线环境的效果外,还可以起到改善滨海盐碱土土质的作用。为此,在本次设计中,结合土方处理和地形改造等方法,对临海高等级公路的盐碱土土壤进行有效的改良。 (1)轻、中盐土区。 轻、中盐土区土壤盐分偏低,绿化实施难度相对较小。绿化过程中,严格按照乔灌木栽培技术实施,可提高植物存活率;采取适当盐碱土种植技术,既能提高植物存活率,还可以扩大绿化植物选择范围,丰富绿色通道植物素材。 ①排盐沟。 结合绿地排水沟施工,采取横向深挖排盐沟的措施,降低地下水位,增加土壤水分渗透效果,达到快速排盐的目的。排水沟须与周围水体连接,且控制沟底标高大于水体水位,避免绿地范围内排水沟积水内涝,影响植物生长及排盐效果。 ②地面覆盖。 土壤盐分因土壤毛细作用随水运动到地表,影响植物生长,因此地面蒸发对土壤控盐影响较大。适当的地面覆盖可降低土壤蒸发作用。在绿地范围内,绿化实施后即覆盖秸秆、稻草、地膜等材料可有效抑制地面蒸发,减少地下盐分反盐,提高植物成活。盐分低的土壤可只覆盖一层秸秆,盐分重的可分层覆盖。 ③地形处理。 结合公路土方回填,在低填、浅挖路段进行微地形塑造,地形起伏高差以不低于0.5 m为宜。地形坡度不宜过大,宜缓坡( ④滤层。 乔木种植受土壤盐分影响较重。地下水位的升降、反盐等现象都会导致植物根部土壤盐分含量升高。乔木种植时可在树坑中设置过滤层,打破土壤毛细作用,降低反盐。滤层大小与树坑底部面积相等,材料可选粗砂、炉灰渣、锯屑、陶粒,为提高过滤效果,可增加薄膜滤层,即以塑料薄膜覆盖于坑底(须同时设置通气管),可有效阻隔盐分。 (2)重盐土区。 重盐土区绿化除了运用上述种植技术,还需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局部换土、全部换土或生物改良。 1)局部换土。 根据实地土壤盐分观测结果及绿化苗木耐盐指标分析,一旦土壤盐分大于植物耐盐指标,须考虑局部换土。根据乔木土球大小确定换土体积,以土球直径增加0.3~0.5 m为直径开挖树坑,坑深为土球高度加0.3~0.5 m,坑底设置过滤层,以壤土回填。 2)全部换土。 土壤盐分6‰以上,种植须考虑全部换土。乔木按种植深度不低于0.8 m要求换土,灌木按0.5 m要求换土,并且底层应做整体滤层,滤层上部铺设土工布,提高阻盐效果。 3)生物改良。 土壤盐分6%。以上,短期内绿色通道建设要求低,可考虑生物改良。一方面实现基础绿化;另一方面从长远角度改良土壤,为今后绿化提升打基础。具体实施可采用田菁撒播,自然繁衍1~2年。此种方法具有较多优点:①管理粗放。②三季常绿,花期长。③生物固氮,改良土壤效果好。④自然形成地面覆盖,降盐效果佳。 1.5 盐碱地景观绿化苗木品种筛选 (1)轻盐土区(含盐量低于3‰),主要适生品种为中山杉、高杆女贞、合欢、垂柳、海棠、红叶石楠、迎春等。 (2)中度盐土区(含盐量在3‰~6‰之间),主要适生品种为中山杉、墨西哥落羽杉、白蜡、湿地松、海滨木槿、夹竹桃、芦苇等。 (3)重度盐土区(含盐量在6‰以上),主要适生品种为刺槐、海滨木槿、香花槐、海桐、香根草、狗牙根等。 2 结语 滨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有着多种可参照模式,结合本次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实践来看,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模式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安全性原则,也即景观设计不能影响公路的正常运行和司乘人员的驾驶行为。二是景观设计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景观设计的同时应考虑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绿化和地形改造应有利于滨海公路沿线的土壤改良。三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原则,应考虑将滨海地区的海滨风光、湿地景观、渔港文化等纳入道路景观设计中来。四是可实施性原则,也即所选路段及设计方案具备近期绿化实施条件。总之而言,滨海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应在遵循景观设计共性要求的同时,创造性地设计反映滨海特点的个性景观,提炼出道路景观设计的创新模式。 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研究:高等级公路景观设计 自然景观,主要是指天然形成的地形、地貌和地物,如平原、山区、草原、森林、大海、沼泽地等景物。这些景物恰恰又是单元生态系统,故又称生态景观。人文景观,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各种建筑物、交通设施、城镇、村落、庙宇等社会文化艺术景物。公路景观设计是指公路线形及其构造物应有美观的造型,与周围环境充分协调,从而构成优美的自然画面。然而任何一条公路的修建,从选线、勘测设计、土石方开采到施工的整个过程中,难免对沿线自然和人文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以最小影响,达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使各种景观和公路工程结构物达到有限的协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在公路修建的全过程中,应把建立新的公路交通景观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任务。 工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公路环境美化、绿化和景观设计,如1965年,美国制订了《公路美化规定》;1976年,日本制订了《公路绿化技术基准》;1975年,原苏联制订了《公路建筑和景观设计规范》等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设计和施工规范中,都有关于公路景观设计方面的技术规定。 2公路景观设计的基本思路 高等级公路车速高,通行能力大,行车道较多,设有中央分隔带,采用立体交叉,控制出入,同时具有较为完善的安全防护设施,所以做好高等级公路的景观设计,结合自然、经济条件及公路与通过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相协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公路景观设计应力争使自然景观与公路工程结构物达到有限的协调,建立起新的完整的公路景观系统。所以,公路景观设计应从使用者的视觉、心理出发研究公路的功能、美观及经济的一致性,同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2.1通视 要求路线各组成部分的空间位置配合协调,使司乘人员感到线形流畅、清晰、行驶舒适安全。 2.2导向 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视觉系统,使司机在视觉所及的范围内,能预见到公路方向和路况的变化,并能及时采取安全的行驶措施。 2.3协调 使公路线形及沿线设施与沿途空间景观环境相协调。 2.4绿化 利用绿化来补充和改善沿线景观。公路景观包括路线和行车道,各种桥梁和沿线建筑,路侧和中央分隔带绿化,装饰和其它设施等,公路景观应形成统一的建筑群体,在保证全路统一建筑风格的同时,不同路段上的景观还应具有各自的特色。 3公路景观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选线应全面考虑环境要素 公路选线、定线时,应注意路线及其结构物的所有设计要素,要尽可能与地形地貌相吻合,土石方的开采量要尽量做到最少,同时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风景的破坏,避开受保护的景观空间,如风景旅游点、温泉疗养区、文物保护区等。对生态景观空间(河流、小溪、森林、沼泽地)和视觉观空间(村落、集镇等建筑群体),要避免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无法避免,也应在设计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公路里程较长,不能作为一个景观单元设计时,应将它划分成几个独立的路段,即建筑小区,使各小区既与公路整体风格互相呼应,又各自具有明显的特色。每个建筑小区内应有主导建筑,建筑小区的长度,应根据设计车速和公路的等级选定,一般与正常车速在3~5分钟内所走的距离相一致。在景观设计时对公路沿线主体建筑风格、路线要素的尺寸、主要转弯点的位置以及景观的装饰和绿化栽植的充实,都应在野外测量工作之前拟定,并将其记入测量工作任务单上。同时,要根据地形图,航测照片,技术、经济评估资料及实地踏勘资料,定出建筑小区的理想界限和所要设计的内容。在进行勘测工作时,应明确每个建筑小区和路线各要素的风格。每个建筑小区应有总的背景(可利用绿化方法建立)和主导建筑。如果在设计中拟将公路沿线的乔木保留下来作为主导建筑,应该编制保留树木的明细表。 初步设计阶段应全面考虑路线经过地区的自然条件,占地面积(其中包括农业、林业和疗养区的使用面);路线线形和横断面造型,同时应考虑施工中包括侧向取土坑、垃圾和废料堆场以及水工结构物等景观造型措施要相互协调,并注意保护沿线的自然风貌,花草种植和其它协调措施的创造出应符合通视、导向、协调和绿化四项景观基本要求。 3.2公路景观造型 公路路线及其结构物景观造型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公路对自然风景的影响,使新建的公路能与原有景观融为一体,以便形成新的公路交通景观系统。公路景观造型包括路线和断面造型、交叉口造型、构造物造型及沿途交通服务性设施造型等。 3.2.1路线空间造型 公路线形是由平、竖曲线与平、纵面上的直线和缓和曲线及圆形曲线组成,即所谓三维空间曲线。随着高速公路的出现,司机对距离远近的判断,很少用几米或几公里作为尺度进行判断,如北京至天津,司机往往不用多少公里,而用多少小时作为达到的标准进行判断。这就在路线空间概念中,除三维曲线以外需引入“时间”概念,成为四维空间理论。所以路线造型设计,不仅要有宽度、高度和长度等几何要素,还要有时间要素。譬如在确定公路直线段长短的界限时,必须考虑时间和车速的关系。因为汽车司机在高速行驶中,随着时间的消逝,视线从近视点转到远视点,从在路上注视转移到了望路外风景,这种转移,会影响司机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同样道理,由于车速高,瞬时变化太多,容易使司机产生判断错误,这样,在路线设计时,如果直线段过长或直线段过短,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汽车司机一般是在距路面只有1m左右的驾驶室看公路的,同时司机要连续不断地变换着行驶方向,所以司机很少去察看较远距离以外的路况,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在路线空间造型时,应考虑公路 线形的顺畅、连续和可预知性。 公路设计者将曲线引入公路路线造型,最初是从地形和工程上的要求来考虑的,例如考虑土石方量、路线长度和造价等,而很少从美学、舒适和安全等因素来考虑。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人们才意识到用美学原理设计和铺设路线的重要性。如直线与曲线的组合,可以克服单调、呆板引起的疲劳和注意力的不集中。所以给司机和游客提供引入入胜的景物,创造令人满意外观优美的线形是很重要的,这不仅能使司机保持警觉和兴奋,而且也使游客心旷神怡,得到美的享受。为此,设计者一定要注意开拓路外景观,尽量利用路前、路旁有趣而多样的景致,并有计划地提供一些视轴、视点和诱导视线的景物。
期刊收录:维普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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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预算绩效管理在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新时代,这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也将促进政府会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本文首先介绍本领域内学者对于政府会计研究的不同角度,然后梳理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最后介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进展,对总体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政府会计;政府会计改革;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一、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经过对文献的梳理,近几年对政府会计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角度: (一)会计学本身的角度,即狭义的政府会计。在准则执行方面,李建发、张津津和张国清等(2017)基于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初步建立起准则执行的框架,该框架包括六个方面,具体包括强制型同形制度压力机制、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管理组织机制、配套措施和机制以及其他机制。刘子怡(2017)从我国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层级性特征和多属性特征出发,分别提出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协同策略和合作策略。周曙光和陈志斌(2018)从我国政府会计人员的执行能力的角度,提出改进会计职称评价机制,推进政府会计领军人才建设,完善继续教育机制的政府会计人才培养路径。路军伟、王舒慧和刘瑶瑶(2020)通过实验发现,宣传培训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效果,但并不能提高其执行意愿,而增加抽查监督并实施一定程度的惩罚时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意愿。周曙光和陈志斌(2021)遵循“理论解析-现实环境-框架构建”的逻辑思路,进一步构建起制度保障机制、执行控制机制、认知驱动机制、执行反馈机制、审计协同机制、人员技术支持机制组成的政府会计执行框架。在政府财务报告方面,潘琰和蔡高锐(2016)对政府财务报告和GFS(政府财政统计框架)、SNA(国民账户体系)在数据信息生成流程、概念框架、推行状况、报表体系、编制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提出政府财务报告应该与GFS、SNA相衔接和协调,使得政府财务报告的微观信息可以转化成GFS、SNA的宏观信息。姜宏青和李科辰(2017)基于不同的信息需求将使用者分为核心需求者、中间需求者、松散需求者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财务报告分析体系。王茉(2018)比较了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差别,并借鉴其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对策和建议。宋达飞和丛树海(2019)从信息需求的角度,结合使用者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将其划分为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两类群体,并从其核心信息需求出发,设计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分析指标。赵军营(2021)采用相似系数公式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国际公共部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相似度较低,这会影响中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提出中国合并报表准则既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又要逐步提高国际协调性。在政府会计信息方面,王芳、谭艳艳和严丽娜(2017)对比了不同监管机构对政府负债的界定,提出对政府负债的界定不一致,政府负债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完整,未经过规范的会计程序等问题,提出了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的具体架构,并提出披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刘晓红(2018)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发现公众网络的关注度和城市发展水平会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会计信息网络公开的质量。周咏梅和信玉(2018)从七个维度构建政府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评价指标并对我国省级政府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不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与透明度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省级政府会计的透明度整体较低且各省存在很大差距。王卓君和郭雪萌(2018)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发现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社会资本和和政府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PPP合作。陈志斌和吴敏(2018)从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内部使用者、准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的政府会计信息使用在行政权力运行的不同环节是如何发挥规范和保障作用的。王芳、沈彦杰和高女杰(2020)对省级政府债券发行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债券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主要跟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财政管理失衡、财政实力不均和披露管制缺位有关。 (二)跨学科的角度,即广义的政府会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戚艳霞和荆新(2016)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可以显著提升财政管理透明度。并且在控制国家制度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提炼了政府会计影响财政透明度的跨国共性因素,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了国际借鉴。王雍君(2016)认为政府会计是财政管理的基础技术。预算授权是财政控制的基础,支出周期是对预算授权的刻画、追踪和监控,两者是政府预算会计理论基础的两大支柱。戚艳霞(2016)提出应当进一步研究政府会计和政府财政统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明确两者的差异并推动两者的衔接,实现从微观政府会计到宏观财政管理的转化,从而促进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李宗彦和郝书辰(2017)研究讨论了英国政府整体报告与财政可持续报告、公共部门财政报告之间的协同,分析其整体报告参与财政治理的路径,结合英国经验并基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提出了建议。章贵桥和李增泉(2018)认为有效利用政府会计信息可以增强政府预算投资效益、健全政府财政预算绩治机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张军、刘波和陈文川等(2020)认为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工具的政府会计未能覆盖财政资金运行过程,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并且结合现代财政的构建过程,构建了政府会计作用机制,即会计信息提供和会计控制作用机制。从政府审计的角度来看,尹启华(2017)研究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必须通过政府审计才具有公信力,而完善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不仅可以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状况,还可以增强各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牛艳芳、孙瑜和周传皓(2018)指出政府会计核算数据是政府预算审计中碎片化最严重的数据,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数据的集中分析效果和政府审计的质量,因此应该对会计核算数据开展质量评价,建立会计核算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这也将为全面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建立良好的数据基础。 二、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 国际政府财务管理协会(2018)提出,审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表提供的必要的基本财务数据是实现绩效问责的基础。徐经长和何乐伟(2018)提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动因,我国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并行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全面预算管理为导向的,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保证和科学的管理理念。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提出近几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革出现了自组织的现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管在理论、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方面都呈现出弱协同性,即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促进政府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助力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进。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会计都属于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核心进行协同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三、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 (一)核算基础角度。马蔡琛和苗珊(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对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一方面为预算中服务和产出成本的衡量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为部门之间的比较创造条件,同时也允许部门根据成本对项目的优先性进行排序。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认为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更加注重高层次的绩效目标,此时收付实现制的局限性凸显出来,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则大大提高财政数据的质量,是更为合适的核算基础。因此,提出要逐步推进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在权责发生制的具体转化路径上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改革步调上要与政府财务报告保持一致;在执行机制上要采取可灵活调整的柔性执行机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虽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政府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和分类不科学导致成本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政府财务报告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应根据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建立全面的绩效分析指标,并根据行业的职能和特点分别设置绩效指标,同时提出指标分析体系可以从政府运行成本、信息透明度、生态环境质量、资产负债率、公共风险防范能力、人均GDP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应该着力解决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难点问题,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准则的协同修订以统一政府部门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会计核算口径,进一步提高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可利用程度。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信息支撑。Brusc(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公共部门和政府的资源使用情况和目标实现情况,所以应该将绩效报告当作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 (三)成本会计角度。靳新(2017)认为成本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的分支,应该包含在政府财务会计的范围内,成为连接收入费用和资产负债的桥梁。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组合构成政府会计的基本体系。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推行政府成本会计核算应该灵活借鉴分步法、分批法、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等企业成本核算方法,为政府,部门和单位预算支出和预算评价提供信息支持。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成本会计的推行会极大地提高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化,并从各种费用的区分,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分类、设置,成本核算主体和成本核算方法等维度论述政府成本会计,并提出修正的完全成本法、估计成本法、市场采购或购买价法可适应我国政府领域的特殊性。此外,王泽彩还提出,在政府成本会计实施中应该充分考虑基层政府和各个小部门、单位的困难,同时结合不同行业、领域和层次的特点有选择地推行成本的核算。姜宏青和王翔(2020)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出发,从信息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政府成本会计的必要性。并综合考虑政府组织绩效和成本的特殊关系、绩效管理的信息需求提出建立分层交叉的政府成本会计信息体系,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成本会计信息的融合。 (四)管理会计角度。林丽妍(2016)从政府绩效性受托责任的角度出发论述构建政府管理会计的必要性,并从政府管理会计的目标、主体和对象、会计方法、政府管理会计报告四个角度初步构建起政府管理会计框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各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围绕“五年规划”制定并实施长期规划,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当政府管理会计达到较高水平时,内部控制报告、成本会计报告、绩效评价报告都可以通过管理会计报告整合完成,管理会计报告将极大缓解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周卫华、杨周南和赵金光(2021)提出在当今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政府会计应该从反映职能向管理职能拓展,政府管理会计可以将业务和财务活动结合以实现“业财融合”,在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方面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政府管理会计是未来政府会计的发展方向。 (五)统一框架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绩效的评价分为“人、财、物”三部分,而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是实现“财”的绩效评价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都要在政府绩效这个大框架下进行考虑和设计。 (六)立法保障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各部门和单位不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导致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立法保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部门单位领导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公共部门需提供的信息类型和范围,明确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的区别等。 (七)信息技术角度。UrbanAsk(2016)提出,我们应该对大数据技术对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做出充分肯定,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数据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体量大、种类多、速度快等特点,这也可能导致绩效评价中相关性的复杂化。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提出建立财政大数据处理平台,建立财政数据共享信息平台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常态化数据管理机制和数据管理标准,并且将政府会计核算系统与国库结算系统、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等子系统全面衔接。姜宏青和王翔(2020)提出运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打破会计核算的时空界限,关联起不同时空的成本信息,将预算资金流动与会计分期和会计主题的拓展结合。 四、总结及评述 首先,从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来看,政府会计从只关注自身的狭义的政府会计的角度逐渐向跨学科的角度发展,广义的政府会计在多学科融合的条件下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有利于形成更丰富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来看,两者都是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数据基础;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两者呈现出协同性。最后,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来看,本领域内学者主要从核算基础、政府财务报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统一研究框架、立法保障和信息技术等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和评述,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对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在统一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政府会计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以及协同问题; (2)进一步分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对政府会计信息提出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建发,张津津,张国清,赵军营.基于制度理论的政府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17(02). [2]刘子怡.中国情境下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的理论框架构建[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7.31(05). [3]周曙光,陈志斌.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行为分析、能力需求与培养路径[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32(04). [4]路军伟,王舒慧,刘瑶瑶.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对宣传培训和抽查监督的考察[J].会计研究,2020(08). [5]潘琰,蔡高锐.完善与发展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思考——基于政府财务报告与GFS、SNA比较的新视角[J].财政研究,2016(06). [6]姜宏青,李科辰.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分析体系构建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7.31(03). [7]王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会通讯,2018(34). [8]宋达飞,丛树海.信息需求视角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02). [9]赵军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比性研究———基于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相似性分析[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1.35(01). [10]王芳,谭艳艳,严丽娜.中国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现状、问题与体系构建[J].会计研究,2017(02). [11]刘晓红.公众网络关注度与地方政府会计信息网络公开质量[J].山东社会科学,2018(08). [12]周咏梅,信玉.我国省级政府会计透明度评价[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32(03). [13]王卓君,郭雪萌.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选用PPP模式[J].当代财经,2018(10).[14]陈志斌,吴敏.政府会计信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影响路径研究[J].会计研究,2018(10). [15]戚艳霞,荆新.政府会计确认基础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跨国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6(01). [16]王雍君.预算授权、支出周期与预算会计理论基础建构[J].财务与会计,2016(23). [17]戚艳霞.以政府会计“良制”促财政“善治”[J].财务与会计,2016(07). [18]李宗彦,郝书辰.财政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财务报告改革———英国的经验与启示[J].财政研究,2017(09). [19]章贵桥,李增泉.财政预算软约束、棘轮效应与政府会计治理效能[J].会计研究,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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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新阶段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立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选取34个指标构建省际可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CRITIC-TOPSIS法对中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分维度、分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区间创新、开放维度差异较大,协调和绿色维度相对均衡,共享维度高低错落。各区域内泰尔指数变化显示: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大,且呈扩大趋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且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距逐渐缩小,发展失衡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指数平滑法得到的2025年预测值,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得到提升,区域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时空分异;CRITIC-TOPSIS;泰尔指数 引言:高质量发展是顺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迫切要求,是新阶段助力中国经济突破现阶段发展困境、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如何根据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阶段特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测度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水平,厘清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与短板,探究区域间与区域内的客观差距及其变化趋势,是深入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学者们大致可分为“三维派”“四维派”“五维派”和“多维派”。“三维派”中,师博和张冰瑶(2019)[1]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个维度建立测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四维派”中,方若楠等(2021)[2]从经济运行、创新驱动、社会和谐与共享、资源环境可持续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冯梅和李文华(2019)[3]从经济的质量、效率、动力、资源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任保显(2020)[4]围绕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及其外部性构建指标体系。“五维派”学者较多,马茹等(2019)[5]从经济运行的供给、需求、效率、运行和开放维度,张侠和高文武(2020)[6]从经济动力、效率创新、绿色发展、美好生活、和谐社会维度,陈景华等(2020)[7]从创新性、协调性、开放性、可持续性及共享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多维派”主要有唐晓彬等(2020)[8]从经济稳定、创新驱动、协调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6个维度,王伟(2020)[9]则选取以经济发展基本面和新发展理念五个方面构建为6个维度,魏敏和李书昊(2018)[10]构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甚至包括了10个维度。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师博和任保平(2018)[11]采用均等权重赋值法进行测度,吕承超和崔悦(2020)[12]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各指标权重,鲁邦克等(2020)[13]进一步运用一种新的综合评价模型——组合加权主成分法,对我国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熵权法也被广泛使用,如张侠和许启发(2021)[14]运用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并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欧进锋等(2020)[15]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广东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另外,也有学者积极探索组合赋权方法,如张震和刘雪梦(2019)[16]在研究中综合采用主观赋权法AHP与客观赋权法EVM确定指标权重。还有一些学者用超效率模型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如唐娟等(2020)[17]通过构建超效率DEA-SBM模型;洪宇和马成文(2020)[18]将SBM超效率模型测度结果与灰色系统理论模型综合使用,构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9,20],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情况和指标之间的重叠性,选用CRITIC-TOPSIS方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下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测算出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泰尔指数,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差异和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以期为各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支撑 1研究设计 1.1测评体系 构建省域可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一是要符合中国国情,且尽量考虑到省域差距,要摒弃以经济总量为主的评价方式;二是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必须具有较高的省域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选取34个测度指标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具体指标的选取如表1所示。 1.2测评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情况和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叠性情况,本文采用CRITIC-TOPSIS方法进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具体步骤如下:(1)数据量纲与同趋势化处理不同测量指标采用的计量单位有所不同,数据间绝对值差别较大,采用归一法来解决数据间的纲量化问题,保持数据的客观性与可比性。对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电力消费量和能源消费总量指标等负向指标取倒数,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2)CRITIC权重确定具体指标及各指标的CRITIC权重数值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3)TOPSIS确定总得分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用TOPSIS方法计算各地区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μi+和μi-,确定其相对贴进度ci,作为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得分,并计算出各维度的得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Qi=Ci=μi-μi++μi-i=12334其中,ci的取值范围为[0,1]。以相对贴进度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Qi,ci的数值越大,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测算结果见表2。 1.3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中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34个指标的面板数据来自EPS数据库、各类国家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填补。 2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2.1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中国31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值由2008年的0.3457持续增长到2019年的0.4174,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见表2)。图1反映2008—2019年31个省份五大发展理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平均得分。可以看出:绿色指标的折线位于最上方,说明绿色发展总体水平最高;各维度间的垂直差距较大,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失衡现象;创新和开放两个维度得分较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力度较小,需进一步增强创新驱动力和对外开放力度;各维度差距逐渐缩小,说明经济高质量各维度发展更加均衡。从发展趋势来看,绿色维度均值保持相对平稳,说明绿色发展得到全面贯彻;共享维度均值上升最快,说明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成绩显著,这与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关联密切;协调、创新、开放维度的均值增长较缓,这一方面反映出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方向,同时也说明受制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拉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改变的长期过程,无法实现快速的增长。 2.2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域比较 2.2.1各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比较 从表2结果来看,31个省份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省际差异较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名列前茅,领跑全国,但海南、福建有待提高,北京、天津的增幅较小。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加速追赶,整体增幅较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较大,但山西增幅较小,经济发展质量未得到太大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其长期依靠煤炭资源拉动经济,短时间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向质量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较低的地区主要聚集在西藏、广西、甘肃、宁夏等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历史的区域禀赋和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重庆、贵州、云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幅较大(均大于20%),经济发展质量改善明显。不过,注意到2019年四川经济发展质量较低的指标,是因为其绿色维度指标中,单位GDP工业固废产生量、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等指标的负向指标数值都比其他省份高出不少。另外,东北三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中,但2019年的总体排名较2008年下降明显,辽宁从11名跌至14名,吉林从21名跌至25名,黑龙江从18名跌至28名,显示东北三省要实现赶超仍需加快步伐。 2.2.2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维度比较 从图2中31个省份的的经济创新发展的维度来看,各个省份的经济创新发展水平两极分化严重,地区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具体来看,广东、北京、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浙江、上海紧跟其后,山东、天津次之,创新发展水平较高均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东部地区的河北和海南因产业结构特点,经济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四川,东北地区的辽宁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水平较其所在区域的其他省份要高,起到领头羊作用。图3反映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相对较小,除海南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之外,其他各省份的协调发展得分数值相对集中,分值最高的分别是山东、江苏、河南,北京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原因可能在于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从图4绿色维度来看,区域差异不大,但北京、上海明显较其他省份低,主要是因为北京和上海区域面积有限,人口密集。西藏、四川明显“凹陷”,西藏因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和能耗、电耗等较大,四川因能源消耗量较大,导致二者绿色维度得分较低。从下页图5开放维度来看,中国各省份经济开放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现象更为严重,地区差距更大,断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江苏的开放发展水平最高;浙江、北京、山东的开放发展水平得分较高,但开放发展仍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他省份的开放发展能力均较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开放发展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积极性。从下页图6共享维度来看,各地区的共享发展水平“高低错落”,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地域面积、人口及分布、地区发展政策和国家政策扶持等因素关系密切。可以看到北京和云南名列前茅,云南可能更多是依靠其较少的人口和较多的国家政策扶持帮助。 3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的测度 计算得到了2008—2019年全国以及四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2008—2019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先波动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以2016年为分界点,2016年之前泰尔指数波动上升说明省际差距不断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有所恶化;2016年以后泰尔指数呈缓慢下滑趋势,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得以缓解,主要的原因是2017年国家提出我国经济己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引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各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得以提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显著,省际高质量发展差距缩小。从各个地区的内部发展差距来看:东部地区整体的泰尔指数较大且持续上升,说明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大,原因可能在于海南得分太低且未得到改善,而广东等地发展水平高且提升速度快;西部地区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内部差距逐渐缩小,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起到积极作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泰尔指数整体较低,地区内部各省份经济发展基础较为接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排名较为集中。 4指数平滑预测 根据对各省份的2008—2019年的数据特征基础判别后,选用指数平滑法中的二次平滑法和三次平滑法分别对中国31个省份202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2025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得到提升,其中西藏提高0.136,河南、陕西、广东提高接近0.1,分别代表了西部、中部、东部地区的发展先锋。北京、天津、四川、宁夏提升缓慢,说明这些地区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找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较大,东北地区发展后劲稍弱,东部地区各省发展动力略显不足。根据预测值计算2025年31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泰尔指数值为0.0086,较全国2019年的0.0073有所上升,说明“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地区间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这也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必须进一步强化。 5结论 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省际可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对200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区域划分计算泰尔指数,利用指数平滑法预测2025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发现: (1)我国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显著,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明显,但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绿色、协调维度水平较高,创新、开放水平较低,共享水平持续稳定增长。 (2)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加速追赶,整体增幅较大,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较为落后,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速度缓慢,排名有所下滑。 (3)各省份的经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水平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区域差异和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协调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相对较小,但个别省份存在“洼地”现象;共享发展水平“高低错落”。 (4)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国家“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后,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缩小趋势已经显现。从各地区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大,且呈扩大趋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且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距逐渐缩小。 (5)从指数平滑的2025年预测值来看,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指数均有所上升,但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长期存在,区域间差距仍可能进一步拉大。 参考文献: [1]师博,张冰瑶.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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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郑耀群,葛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空间非均衡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24). 作者:王利军 陈梦冬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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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浅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 摘要: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2013 年,欧债危机影响持续渗透,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在此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累积了诸多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优秀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优秀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优秀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培育的“换档期”,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和挣扎。这一时期尽显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的压力,迫切需要政府调整思路,在经济下行之际,从长期着手调控经济变量,消解资产泡沫中隐含的经济风险。 作者简介:沙咏梅,女,1978年5月生,硕士,讲师,长期从事农牧业经济、产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优秀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同时,本文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研究程式进行观察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对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做了点滴探讨和归纳。本文认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前提假设 逻辑推理 宏观经济运行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化的历史时期,在该时期内,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即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对此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证分析的缺憾,极有可能导致规范判断的随意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是对既往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怎样做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呢?可称得上方法的方法有若干种。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逻辑方面是严谨的,在应用方面是可操作的。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体会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前提假设——逻辑推理——检验结论。如同数学史和化学史必须用数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研究,音乐史和美术史必须用音乐理论和美术理论研究一样。我们觉得,只有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过程之中,才可能对既往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一些经济史家排斥使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种种理由都是不合逻辑的。 任何一种对某一特定时空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只接受两种支持或批判——逻辑的和经验的。本文将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初步分析,希冀得出与经济发展历程贴近的解释。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较短的时段,是因为受到已知经验(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所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实属大词小用,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时段,推广开来恐有问题。 一、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前提假设,也就是对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种抽象。换言之,就是要首先分析清楚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受到何种经济条件的制约或何种经济条件可资利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时应该首先考察的。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假设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史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在分析特定时空的经济问题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贴近事实,我们必须先来考察其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例如。微观经济学一开篇就先做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两项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如果稀缺性假设不成立,即各种有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即公众对自己的利益、效用均漠不关心,那么,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几乎都消失了。 又如,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教授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建立于这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麦金农博士的欠发达国家货币需求理论无疑是一个楷模。麦金农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做了不同凡响的抽象:1.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差异较大、要素价格不一、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使之趋于一致;2.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齐一的市场利率;3.货币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投资以内源融资为主;4.在一个时段内,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我们将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一下便可知,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几乎处处相反。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麦金农博士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1)式中,I/Y为投资率,d-I&*为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且实际货币需求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大于0。 麦金农博士详细阐述了前提假设与理论函数各变量之间的经济学逻辑。① 从对凯恩斯和麦金农的思路比较中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前提,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前提不存在,结论自然就消失了。这和数学理论中某一定理与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说明的是,“假设”是我们抽象出的是主要情况,排除了次要的和极端的社会现象,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框定了区域。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指绝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排除了类似于传教士的经济学非理性人。前提假设对于一项经济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对近代中国商品巾场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无非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过程的描述。我们首先做下列假定:1.近代中国经济属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总需求。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供给方面问题不大。在正常范围内,有多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呼唤出多大产量。2.近代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3.对于全国经济来说,投资的内源融资方式占主要地位。由于中国金融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投资者必须首先是储蓄者。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利率对投资的意义不大。 在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做几个假定:1.货币供给是不可控外生变量。直至1935年11月,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同时又不是产银国。因此,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银价决定的白银净流入量,在此基础上形成派生货币。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供给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局控制。2.社会公众的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需求(包括企业的营业需求)和贮藏需求(包括企业的投资需求),前者用狭义货币M1代表,后者用准货币(Mq=M2-M1)代表。3.就全国而言,有价证券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尚不占主要地位,有价证券收益率对货币需求无显著影响①。因此,不考虑有价证券与货币需求的替代及相应的市场利率问题。 二、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过程更像一个数学过程,即用数学语言表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在逻辑推理环节上犯错误——这显然是经济学的低级错误。因为,逻辑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建立理论函数的分析过程,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诚然,经济分析工具不全是数学的,数学也不等同于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是数量问题或与数量有关的问题,因此,数学无疑是制造经济学分析工具最好的原料之一。以数学逻辑进行的推导比语言的描述要来得清楚、准确。 如果某种现象、因素与经济数量无关,那么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徒耗精力的。例如,对某一种新产品该不该征税?这个问题的起因便是它影响了分配或再分配的数量,接下来似乎是规范的,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旦确定了应当征税,最后的问题就是税率是多少这种数量概念的确定。研究数量问题最好的工具显然应该是数学。应当说明的是,经济分析过程中,有许多人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因素在其中干扰,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绝非是对数学方法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人提出了掌握更高深的数学知识的要求。聪明的数学家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析出了一整套数学规律,需要聪明的经济学家把属于经济领域的规律还原回去,从而描述出与现实极为贴近的经济运行过程。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分析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假设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对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做一简略的经济学描述。显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总投资应等于国内储蓄加外国净投资,即 I=S+FI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拙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2)式中,I表示总投资,S表示国内储蓄,FI表示外国投资。我们所言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学的大储蓄概念,即除消费以外的国民收入:S=Y-C。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应该是收入的增函数,即 在近代中国,投资的融资方式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攒。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储蓄者。同时,在总投资额中,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银钱业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微弱的。那么,近代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哪个经济因素关系较大呢?我们认为,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应该是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供给曲线效应”,即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厂商的投人品价格与产出品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各自的变动幅度是怎样的。由于近代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我们只好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年代所作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替代全国指数做一点分析。我们用批发价格指数代表厂商的投入成本变动情况,用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产出品价格指数。从表1所列数据来看,除1931年外,两套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物价上升时,零售价格的升幅大于批发价格的升幅;物价下降时,零售价格的降幅大于批发价格的降幅。对于厂商来说,赢利是最主要的生产目的,于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便是他们扩大或缩减生产规模的最佳参照系。 既然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于是,投资也是价格的增函数。对于以外源融资方式为主的企业而言(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不大),在利率一定时,价格上升则降低了融资的实际利率,降低了成本,同样刺激投资积极性。另外,投资具有连续性,当年的投资发生额应与上年投资有关。最后,在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下,外资流入虽与银汇价有关,但由于银汇价直接影响价格,二者是函数关系,所以舍弃汇率变量。综上,中国总投资的理论函数应为: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我们用解析几何图形对中国商品市场做一描述: 在图1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总投资,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储蓄加外国投资,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二象限为总投资函数,曲线在横轴上的截距为上年投资的某种比例βIt-1。当βIt-1一定时,总投资是价格的增函数。但是,投资并非永远随价格的升高而增长。当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价格升至某一点时(如a点),投资额不再上升。第四象限为储蓄函数与外国投资之和,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外国投资FI。当 FI一定时,S+FI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上是一条自原点射出的45°线,曲线上的各点都满足I=S+FI。 当给定价格P1时,过P1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1;当给定价格P2时,过P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2;当给定价格时P3,过P3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3。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Y点。但是,由于总投资不能随价格无限增长,于是,国民收入到达与P3对应的水平时,也将不再增长。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为简单起见,将所有曲线均划成了直线,实际上不然),就得到了IS曲线。应该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IS曲线的斜率相反,这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IS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I=S+FI,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商品市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IS曲线到达b点时,将竖直向上,即国民收入将不再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IS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即 (二)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分析 在分析商品市场时,我们把价格暂定为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价格,就有一个对应的国民收入。那么,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现在,我们将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将被动地去适应货币供给,最后,在价格和国民收入的纠正下,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达到事后相等。对此问题,我们做逐个层次的剥离分析。如果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国民收入,每个社会公众便有了一个可支配收入。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近代中国,人们普遍有一种节俭习惯。从节俭的习惯出发,人们将货币化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贮藏(包括企业准备扩大投资),另部分做日常交易(包括企业的营业周转)。人们只要有货币收入,则首先安排可能的储蓄,甚至节衣缩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安排日常消费。 在图2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交易货币需求,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贮藏货币需求,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四象限的曲线为贮藏货币需求函数Mq=f(Y),显然,贮藏货币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的曲线表示交易货币需求与贮藏货币需求之和,即Ms=Md=M1+Mq。当贮藏货币需求为0时,全部货币需求均为交易货币需求;当交易货币需求为0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货币需求均为贮藏货币需求。显然,该曲线具有等腰三角形底边的性质。在任何时点上,货币供给量都是一定的,全部货币供给必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事后是恒等的。因此,该曲线也表示货币供给量。第二象限上的是价格曲线,当国民收入外生给定时,贮藏货币需求量一定,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购买力则被决定了。于是,总供给一定时,价格是交易货币需求的函数,且二者正相关。 当给定国民收入Y1时,过Y1点沿虚线经四、三、二象限,可得价格P1;当给定价格Y2时,过Y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价格P2。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P点。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就得到了LM曲线。与IS曲线一样,近代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LM曲线的斜率相反,也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LM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Ms=Md,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市场均衡。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IS-LM曲线分析 商品市场运行的结构说明,在一定幅度内,价格决定收入;货币市场运行的结构又说明,交易货币量一定时,收入决定价格。当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决定了,即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收入被决定。要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须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的方程求解:同置于一个几何平面内。IS信与LMo相交于Eo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o、Yo。如果由于国际市场银价、贸易差额或货币制度的因素变动,导致货币量增加,则LMo移动到LM1,受价格上升的影响和国外投资等因素的变动,导致总投资增加,则ISo移动到IS1。于是,LM1与IS1相交于E1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1、Y1。由于IS曲线比LM曲线移动的幅度小,所以,价格上升、经济增长。我们以货币量和投资同时增长为例,如果IS曲线比 LM曲线移动的幅度大,则价格下降、经济增长。如果两条曲线移动的幅度相等,则应是价格不变、经济增长。从1927—193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基本上是IS曲线小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价格上升、经济增长,即货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抑制作用占主要地位。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分析 论文摘要:“美国消费”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带来“中国制造”外需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中国目前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各个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据媒体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汇总,投资总额超过了18万亿元。在外需萎缩、消费难起的情况下,数万亿投资将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政府主导的救市,未能如愿启动经济,而是使经济步入了“流动性陷阱”?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 如果单纯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庞大的投资就是“强心剂”,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保持短期经济增长不垮,市场信心不失,社会不要因经济危机而失控。然而,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通过多印美元、多发美债让全世界来为其救市买单。中央和地方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其资金成本最终都会由全体国民承担。有学者认为,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和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替市场,挤占经济资源,所以政府“托市”只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效率,最终令市场畸形发展,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也许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但在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并得以实施之后,宏观经济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救市计划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一、加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剩下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地方财政、社会资金或其他方式融资。可以肯定的是,商业银行信贷将是融资“大户”。随着“保增长”成为政治任务,在中央、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全力推动下,商业银行信贷在2008年11月、12月出现普遍高速增长,并在今年1月份得到延续。有研究机构估计,今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高达1.4万亿—1.6万亿元,这一增速十分惊人。 面对如此快速、巨额的新增贷款额度,有市场人士质疑: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怎样来审核信贷资金质量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增加信贷也成为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对于国内银行而言,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亏损的背景下,兼顾贷款增长和减少坏账是一个极难做到的平衡。现在银行唯一能祈祷的是:这些项目都是有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好项目”,千万不要出现坏账风险。总体而言,银监会是在暗示通过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新政策的优秀。因此政策上的松口子,很可能为今后的中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坏账风险。 二、传统产业环保问题恶化 作为保增长、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振兴计划所涉及产业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建筑业等。这些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较大,但同时也都是典型的非环保产业。从已出台的钢铁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挽救钢材市场,避免钢企遭受更大损失,因此产业规模拉动国内钢材市场消费的特色十分明显。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目标也是要扩大市场的总体消费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典型的传统行业进入振兴发展时,对生态和环保的威胁也将会随之扩张。在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之中,对于传统行业产业的升级和环保要求,在强调节能降耗的总目标之下,应该说都有一些进步。但现在对钢铁和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大规模刺激,可能会在环保问题上走回头路。当然,在已出台的两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也都有一些环保的内容,如钢铁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汽车产业未来3年将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来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等。但这些涉及环保的规定都显得过于原则、过于象征性、过于表面化,是对传统产业刺激计划的一种“装饰性”的内容。因此,随着产业振兴计划的推进,企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融资环境的两极分化将助推“国进民退”现象 2009年中国企业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拥有资源、现金和政策优势的企业将会是经济风暴过后的“幸存者”和“赢家”。在股市低迷、债市发展滞后、地方财力捉襟见肘、民间投资限制重重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抛出的庞大投资计划将更加依赖银行贷款满足其融资需要。而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抢占优质项目资源,信贷重点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基建和政府引导项目上。以建行为例,其2009年新增信贷规模将达到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13%-15%左右,其中一半左右将投向基建领域。此外建行还与铁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政策规定的最优惠的方式为铁道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2008-2010年期间铁道部重点铁路项目意向性提供3580亿元的综合授信服务。可见,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地方抛出的动辄以万亿计的投资大单,所涉及的领域均以政府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主。在这一轮投资之后,民营企业因无法分享投资“盛宴”的主要部分,地位会更加边缘化。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一部分民间资本的参与,但整体来看,民营资本参与大型基建投资的并不多。发改委资料显示,从项目涉及的行业和企业来看,民营企业只占有大约10%的份额。因此对于一直受信贷歧视的民营经济来讲,2009年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更加恶化。 四、经济运行进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加大 在全球央行一致大幅降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的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全球的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如“金砖四国”),就存在着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一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有以下三点表现:一是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二是利率已达最低水平,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摆脱经济的萧条。三是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长时间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如果中国经济在强大政府支出的刺激之下未能实现预期效果,而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危机之火并不会像乐观预测的那样会在09年下半年趋向缓和,而是可能延烧更长的时间,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药方”并不一定适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也许可以利用庞大基建来刺激内需,由庞大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外需市场,但国际市场的疲软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逆转的。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经济结构和政策长期以来“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等等,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结构是继续扭曲得更为严重,还是得以在疲软过程中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完善?恐怕还是未知数。在诸多强心剂的刺激下,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目前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去年我国经济经受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内突发多起严重自然灾害等困难局势下,通过灵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但也面临着外部需求大幅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等严峻挑战。 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 一、经济运行进入调整期 2008年,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灵活准确的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从“两个防止”调控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取得了良好成效,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 (一)GDP增幅逐季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12.7%后,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08年二季度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回落到10.1%,接近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2008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我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迅速恶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困难明显增加。 中央迅速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做出调整,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去年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仅增长6.8%,逐季回落趋势明显。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增长9.5%。 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总产和单产双双创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受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我国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生产增长放缓,出口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随着中央及时采取了扩内需、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2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小幅回升,经济运行显现出一些回暖迹象。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增速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2%,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四季度增长6.4%。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9.9%。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速回落慢于重工业,全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3%和13.2%,增速比上年回落4个和6.4个百分点。产销衔接基本正常,工业产品销售率97.7%,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全国27个省份生产增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回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1.6%、15.8%和15%,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6.2个、5个和4.6个百分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汽车、化工、钢铁、电力等为代表的部分重工业行业产量出现负增长。 (二)价格增速波动较大 2008年,价格走势总体特征表现为前高后低、大起大落,各月价格水平同比涨幅波动幅度为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年。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经济过热的苗头,物价上涨较快。2008年2月CPI最高增长达到8.7%(十年最高值)。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供给、调控需求、搞活流通、对中低收入者增加补贴的措施。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调控政策效果显现、翘尾因素回落、国内需求收缩,CPI 逐月回调,去年9~12月分别为4.6%、4%、2.4%、1.2%。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5.6%,农村上涨6.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4.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82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 受国际石油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1~8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上涨,去年7、8月份达到最高水平10%左右,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紧张。此后PPI急剧回落,去年12月转为下降1.2,四个月内骤然下降10百分点。PPI的快速下跌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收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市场供给,使产品生产缩减,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无疑雪上加霜。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9%,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5%,涨幅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在住房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加快、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在2004~2007年出现大幅度提升。自2008年8月份开始,住房价格开始高位回落。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5%, 涨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11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500 万人的10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4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万的14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初步显现。2008年第三季度末,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第四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去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比去年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与前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0%相比,四季度末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四)外汇储备5年来首度下降 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汇储备增速终于出现放缓迹象。其中,去年10月份外储减少近259亿美元,出现5年来首度下降的局面。外资流入平稳增长、国际收支顺差由快速增长转为趋于平稳是外储变化主要原因。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呈前快后缓之势,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5%,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市场运行态势显著改善,双边市场特征不断显现,对美元汇率升值仅为0.34%,全年升值6.87%;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10.35%;对日元汇率贬值15.32%。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21.11%,对欧元汇率升值3.39%,对日元汇率贬值3.33%。 二、三大需求有所放缓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三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降温。一是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严峻;二是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后劲不足;三是消费热点降温,短期内很难有其他消费热点可以替代。 (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投资与消费渐趋协调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随着消费的提速,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7年的9个百分点下降到2008年的4.5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投资与消费的运行渐趋协调,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迈出重要步伐。但必须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消费热点降温、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200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呈现负增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降幅比年初扩大15.5个百分点;全国累计生产汽车932.36 万辆,销售汽车936.33万辆,产销增长率分别为5.05%、6.56%,增幅同比回落了16.87个百分点和15.21个百分点,成为自1999年后首次跌破10%的年份。 (二)投资增长有所趋缓,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投资信心,导致2008年9月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去年12月降至22.3%,较年内高点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政府在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亿元,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增长26.1%,加快0.3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4124亿元,增长21.5%。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8.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12.9个百分点, 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三)进出口规模出现萎缩,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2008年前9个月,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5.2%。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国内经济增长减速,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去年第4季度外贸进出口增长明显萎缩,尽管国家几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外贸形势仍相当严峻,去年11、12月份进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单月量价齐跌。去年11月进出口总额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份跌幅则进一步加深到11.1%,其中出口下降2.8%,进口下降21.3%。2008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上年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11330.8亿美元,增长18.5%,比上年回落2.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目前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达69%, 出口急剧下降直接影响外向型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三、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幅回落 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前高后低、逐月快速下降。全年财政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低于2007年32.4%的增速水平。其中去年10、11个月财政收入出现多年少见的负增长。去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了1.224 万亿元的盈余,并且2007年也有财政盈余。但为了刺激经济,2008年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去年12月当月全国财政支出16601.69亿元,同比增长30.8%,全年全国财政支出62427.03亿元,同比增长25.4%,导致全年出现1110.13亿元的财政赤字。 企业效益水平下滑,亏损面扩大。去年前11个月,全国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同比下降31.8个百分点。分月度看,去年1~2月增长16.5%,去年3~5月增长23.1%,去年6~8月增长17.3%,去年9~11月下降26.2%。在39个工业大类中,31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4879亿元,同比增长1.8倍;企业亏损面达到18%,同比扩大3.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放缓。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 四、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 与经济运行态势相对应,去年上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持续从紧,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平稳,M2增速持续低于M1增速;下半年金融调控适度放松,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降息,公开市场操作缩短央票发行期限,减小发行力度,信贷总量控制松动。 去年12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幅在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强劲反弹,比上年11月份增幅高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终止了连续七个月的回落态势,12月末增长速度比上年11 月末增长速度加快2.3个百分点;去年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开始显现积极的效果。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 万亿元,增长9.1%,回落12.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 2008年,股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2008年末,上证指数收于1820.81点,比2007年底下跌3440.75点,跌幅达65.39%。股票市场总值、流通市值均较2007年缩水50%以上。股票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以上证A股市场为例,全年累计成交18.03万亿元,日均交易量732.94亿元,较2007年分别下降41.48%和42.43%。为了保持股市平稳健康发展,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股票市场短暂反弹后仍然呈现下跌走势。23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下跌的态势,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汽车汽配三个行业跌幅均在65%以上,电气设备、医药保健、农林牧渔业跌幅相对较小。(本刊资料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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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近几年对政府会计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角度: (一)会计学本身的角度,即狭义的政府会计。在准则执行方面,李建发、张津津和张国清等(2017)基于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初步建立起准则执行的框架,该框架包括六个方面,具体包括强制型同形制度压力机制、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管理组织机制、配套措施和机制以及其他机制。刘子怡(2017)从我国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层级性特征和多属性特征出发,分别提出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协同策略和合作策略。周曙光和陈志斌(2018)从我国政府会计人员的执行能力的角度,提出改进会计职称评价机制,推进政府会计领军人才建设,完善继续教育机制的政府会计人才培养路径。路军伟、王舒慧和刘瑶瑶(2020)通过实验发现,宣传培训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效果,但并不能提高其执行意愿,而增加抽查监督并实施一定程度的惩罚时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意愿。周曙光和陈志斌(2021)遵循“理论解析-现实环境-框架构建”的逻辑思路,进一步构建起制度保障机制、执行控制机制、认知驱动机制、执行反馈机制、审计协同机制、人员技术支持机制组成的政府会计执行框架。在政府财务报告方面,潘琰和蔡高锐(2016)对政府财务报告和GFS(政府财政统计框架)、SNA(国民账户体系)在数据信息生成流程、概念框架、推行状况、报表体系、编制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提出政府财务报告应该与GFS、SNA相衔接和协调,使得政府财务报告的微观信息可以转化成GFS、SNA的宏观信息。姜宏青和李科辰(2017)基于不同的信息需求将使用者分为核心需求者、中间需求者、松散需求者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财务报告分析体系。王茉(2018)比较了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差别,并借鉴其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对策和建议。宋达飞和丛树海(2019)从信息需求的角度,结合使用者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将其划分为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两类群体,并从其核心信息需求出发,设计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分析指标。赵军营(2021)采用相似系数公式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国际公共部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相似度较低,这会影响中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提出中国合并报表准则既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又要逐步提高国际协调性。在政府会计信息方面,王芳、谭艳艳和严丽娜(2017)对比了不同监管机构对政府负债的界定,提出对政府负债的界定不一致,政府负债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完整,未经过规范的会计程序等问题,提出了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的具体架构,并提出披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刘晓红(2018)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发现公众网络的关注度和城市发展水平会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会计信息网络公开的质量。周咏梅和信玉(2018)从七个维度构建政府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评价指标并对我国省级政府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不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与透明度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省级政府会计的透明度整体较低且各省存在很大差距。王卓君和郭雪萌(2018)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发现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社会资本和和政府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PPP合作。陈志斌和吴敏(2018)从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内部使用者、准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的政府会计信息使用在行政权力运行的不同环节是如何发挥规范和保障作用的。王芳、沈彦杰和高女杰(2020)对省级政府债券发行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债券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主要跟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财政管理失衡、财政实力不均和披露管制缺位有关。 (二)跨学科的角度,即广义的政府会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戚艳霞和荆新(2016)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可以显著提升财政管理透明度。并且在控制国家制度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提炼了政府会计影响财政透明度的跨国共性因素,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了国际借鉴。王雍君(2016)认为政府会计是财政管理的基础技术。预算授权是财政控制的基础,支出周期是对预算授权的刻画、追踪和监控,两者是政府预算会计理论基础的两大支柱。戚艳霞(2016)提出应当进一步研究政府会计和政府财政统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明确两者的差异并推动两者的衔接,实现从微观政府会计到宏观财政管理的转化,从而促进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李宗彦和郝书辰(2017)研究讨论了英国政府整体报告与财政可持续报告、公共部门财政报告之间的协同,分析其整体报告参与财政治理的路径,结合英国经验并基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提出了建议。章贵桥和李增泉(2018)认为有效利用政府会计信息可以增强政府预算投资效益、健全政府财政预算绩治机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张军、刘波和陈文川等(2020)认为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工具的政府会计未能覆盖财政资金运行过程,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并且结合现代财政的构建过程,构建了政府会计作用机制,即会计信息提供和会计控制作用机制。从政府审计的角度来看,尹启华(2017)研究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必须通过政府审计才具有公信力,而完善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不仅可以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状况,还可以增强各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牛艳芳、孙瑜和周传皓(2018)指出政府会计核算数据是政府预算审计中碎片化最严重的数据,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数据的集中分析效果和政府审计的质量,因此应该对会计核算数据开展质量评价,建立会计核算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这也将为全面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建立良好的数据基础。 二、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 国际政府财务管理协会(2018)提出,审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表提供的必要的基本财务数据是实现绩效问责的基础。徐经长和何乐伟(2018)提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动因,我国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并行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全面预算管理为导向的,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保证和科学的管理理念。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提出近几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革出现了自组织的现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管在理论、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方面都呈现出弱协同性,即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促进政府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助力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进。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会计都属于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核心进行协同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三、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 (一)核算基础角度。马蔡琛和苗珊(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对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一方面为预算中服务和产出成本的衡量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为部门之间的比较创造条件,同时也允许部门根据成本对项目的优先性进行排序。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认为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更加注重高层次的绩效目标,此时收付实现制的局限性凸显出来,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则大大提高财政数据的质量,是更为合适的核算基础。因此,提出要逐步推进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在权责发生制的具体转化路径上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改革步调上要与政府财务报告保持一致;在执行机制上要采取可灵活调整的柔性执行机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虽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政府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和分类不科学导致成本信息缺乏可比性。(二)政府财务报告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应根据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建立全面的绩效分析指标,并根据行业的职能和特点分别设置绩效指标,同时提出指标分析体系可以从政府运行成本、信息透明度、生态环境质量、资产负债率、公共风险防范能力、人均GDP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应该着力解决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难点问题,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准则的协同修订以统一政府部门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会计核算口径,进一步提高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可利用程度。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信息支撑。Brusc(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公共部门和政府的资源使用情况和目标实现情况,所以应该将绩效报告当作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 (三)成本会计角度。靳新(2017)认为成本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的分支,应该包含在政府财务会计的范围内,成为连接收入费用和资产负债的桥梁。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组合构成政府会计的基本体系。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推行政府成本会计核算应该灵活借鉴分步法、分批法、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等企业成本核算方法,为政府,部门和单位预算支出和预算评价提供信息支持。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成本会计的推行会极大地提高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化,并从各种费用的区分,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分类、设置,成本核算主体和成本核算方法等维度论述政府成本会计,并提出修正的完全成本法、估计成本法、市场采购或购买价法可适应我国政府领域的特殊性。此外,王泽彩还提出,在政府成本会计实施中应该充分考虑基层政府和各个小部门、单位的困难,同时结合不同行业、领域和层次的特点有选择地推行成本的核算。姜宏青和王翔(2020)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出发,从信息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政府成本会计的必要性。并综合考虑政府组织绩效和成本的特殊关系、绩效管理的信息需求提出建立分层交叉的政府成本会计信息体系,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成本会计信息的融合。 (四)管理会计角度。林丽妍(2016)从政府绩效性受托责任的角度出发论述构建政府管理会计的必要性,并从政府管理会计的目标、主体和对象、会计方法、政府管理会计报告四个角度初步构建起政府管理会计框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各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围绕“五年规划”制定并实施长期规划,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当政府管理会计达到较高水平时,内部控制报告、成本会计报告、绩效评价报告都可以通过管理会计报告整合完成,管理会计报告将极大缓解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周卫华、杨周南和赵金光(2021)提出在当今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政府会计应该从反映职能向管理职能拓展,政府管理会计可以将业务和财务活动结合以实现“业财融合”,在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方面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政府管理会计是未来政府会计的发展方向。 (五)统一框架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绩效的评价分为“人、财、物”三部分,而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是实现“财”的绩效评价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都要在政府绩效这个大框架下进行考虑和设计。 (六)立法保障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各部门和单位不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导致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立法保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部门单位领导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公共部门需提供的信息类型和范围,明确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的区别等。 (七)信息技术角度。UrbanAsk(2016)提出,我们应该对大数据技术对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做出充分肯定,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数据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体量大、种类多、速度快等特点,这也可能导致绩效评价中相关性的复杂化。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提出建立财政大数据处理平台,建立财政数据共享信息平台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常态化数据管理机制和数据管理标准,并且将政府会计核算系统与国库结算系统、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等子系统全面衔接。姜宏青和王翔(2020)提出运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打破会计核算的时空界限,关联起不同时空的成本信息,将预算资金流动与会计分期和会计主题的拓展结合。 四、总结及评述 首先,从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来看,政府会计从只关注自身的狭义的政府会计的角度逐渐向跨学科的角度发展,广义的政府会计在多学科融合的条件下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有利于形成更丰富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来看,两者都是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数据基础;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两者呈现出协同性。最后,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来看,本领域内学者主要从核算基础、政府财务报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统一研究框架、立法保障和信息技术等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和评述,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对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在统一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政府会计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以及协同问题;(2)进一步分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对政府会计信息提出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建发,张津津,张国清,赵军营.基于制度理论的政府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17(02). [2]刘子怡.中国情境下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的理论框架构建[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7.31(05). [3]周曙光,陈志斌.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行为分析、能力需求与培养路径[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32(04). [4]路军伟,王舒慧,刘瑶瑶.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对宣传培训和抽查监督的考察[J].会计研究,2020(08). [5]潘琰,蔡高锐.完善与发展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思考——基于政府财务报告与GFS、SNA比较的新视角[J].财政研究,2016(06). [6]姜宏青,李科辰.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分析体系构建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7.31(03). [7]王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会通讯,2018(34). [8]宋达飞,丛树海.信息需求视角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02). [9]赵军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比性研究———基于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相似性分析[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1.35(01). [10]王芳,谭艳艳,严丽娜.中国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现状、问题与体系构建[J].会计研究,2017(02). [11]刘晓红.公众网络关注度与地方政府会计信息网络公开质量[J].山东社会科学,2018(08). [12]周咏梅,信玉.我国省级政府会计透明度评价[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32(03). [13]王卓君,郭雪萌.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选用PPP模式[J].当代财经,2018(10). [14]陈志斌,吴敏.政府会计信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影响路径研究[J].会计研究,2018(10). [15]戚艳霞,荆新.政府会计确认基础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跨国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6(01). [16]王雍君.预算授权、支出周期与预算会计理论基础建构[J].财务与会计,2016(23). [17]戚艳霞.以政府会计“良制”促财政“善治”[J].财务与会计,2016(07). [18]李宗彦,郝书辰.财政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财务报告改革———英国的经验与启示[J].财政研究,2017(09). [19]章贵桥,李增泉.财政预算软约束、棘轮效应与政府会计治理效能[J].会计研究,2018(12). [20]张军,刘波,陈文川,崔强.现代财政制度构建中政府会计功能作用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20(09). 作者: 曲泽心 单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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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是黑龙江省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研究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与测度标准、群体特征等,对当前和未来黑龙江省如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提出建议,丰富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倍增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被看作根据特定标准而确定的处于整个社会中间等级状态的群体,其定义有多种多样,在概念上也被称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中间阶层”,国外通常使用“中产阶级”。研究主要结合黑龙江省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针对省域特定区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达到倍增目标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 一、国外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西方社会较早地开启了近现代化发展进程,他们的学者也比较早地从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对社会中间位置人群进行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较早使用了“中间阶层”(middleclass)一词来界定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是中间阶层的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按照阶级这一社会关系来划分社会层次,即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形成剥削关系为依据,社会的中间阶层则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如小业主、知识分子)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处于社会的两个极端。埃里克·沃林·赖特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中间阶层分类框架,赖特的模型在其他国家研究者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不同,韦伯依照社会等级分层系统划分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声望、收入、教育和消费等)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的人群。约翰·戈德索普基于以上理论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他以职业分类与市场状态结合起来的标准定义中间阶层,认为中间阶层由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下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性阶级”构成。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是最近20年国际社会学界最主流的研究模式,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收入标准界定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学家们普遍采取的指标。1990年世界银行选取最贫困国家的生活状况,按照购买力评价方法制定了人日均1美元左右的贫困线,并基于此设定了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为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来推算,全世界70亿人口中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了这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此后,世界银行每次提高贫困线标准,相应的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也随之提升。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人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的人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全世界人口中11%是中间阶层[1]。有些学者把上限标准50美元提升为80或100美元,估计2009年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8亿。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收入中位数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 二、我国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要求,国内学术界从此开始了对“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等问题的研究。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21世纪初开始的十年左右时间内,学术界主要就我国是否存在这一社会中间群体达成一致后,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描摹中等收入群体的群像,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职业特征、教育程度、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特征,形成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认识,并比较关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关于乡村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方式的塑造、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价值观、社会态度及成长的个体因素等方面研究将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认识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学术界在以上二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侧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就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和划分标准进行专门研究,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及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或相对平均的水平的居民群体[4]。李春玲(2018)提出社会学对于划分中间阶层主要采取两种理论取向,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划分模式”和“新韦伯主义”两种划分模式;经济学中的社会中间层是按照收入、财产或者消费等经济指标划分中间阶层,即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以收入标准、个人财富标准等具体的划分标准[5]。李强和王昊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生活小康、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不过具体操作上哪些人应该纳入、哪些人不纳入还是很多有难度的[6]。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李强等(2017)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出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年收入6.9—23.6万、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6.7万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按照这三个标准计算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7%、21%、21.9%,城乡之间存在差异。陆学艺课题组基于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类的基础进行测算,得出2007年我国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研究者主要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估算[7]。陈新年(2005)认为,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重为10%左右,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50%[8]。李炜(2020)提出,我国的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特征存在一定交集也有一定差异[9]。第三,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研究。周晓虹(2002)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成长面临着财富分配过于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农民阶层不能顺利融入城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严峻考验[10]。常兴华等人(2012)提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分配制度攻坚力度,完善主体性宏观分配格局,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进中等收入者规模扩大[11]。李培林(2017)主张从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工资制改革、根据家庭负担给予适当扣除或减免税负等税收改革、通过专业化和兼业等途径着力培育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主力[12]。我国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已取得许多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宽阔研究视角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经验价值。第一,研究内容协同推进。党的十六大以后,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统计测度、群体特征、社会功能、扩大对策等内容协同推进,短期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学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制约因素和现实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很多从宏观层面探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发展的具体建议,并且增加了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较为微观的研究内容。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测度无论在视角、指标、标准等各方面都较为宽广,为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开辟了较多空间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着力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总体上还是着眼于国家整体范围内而展开,然而全国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地的产业结构、城乡人口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分布以及老龄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有重要影响。在针对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等研究并不多的情况下,具体到结合黑龙江省这一特定区域的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来实现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目标的研究就更少了。特定区域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发展状况存在很多特殊的因素,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度标准、对症分析影响因素,才有可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和对策分析。概括来说,关于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研究,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确定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标准,与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对话,以期深化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认识;其次,要准确揭示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规模和发展状况,展现这一群体的基本状态特征;最后,要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探讨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对策建议。第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国内外学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根据相对标准建构起比较合理的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结合统计数据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并按照时间序列对比和判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这里主要涉及确定测度标准的经济合理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自动调整等技术问题,统计数据主要依据国家和黑龙江省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城乡调查队的调查报告等资料。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于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比较,从而确定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建议可以借助统计学中收入中位数这一经济标准、参考社会学的测度方法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进行研究。第二,在实践层面,需要基于现实生活描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从而分析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制约因素。这里可以采取分类方式研究其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分布、生活方式、阶层认同、社会态度以及愿望诉求等。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到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的实际状况,对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类描摹。对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的主动因素主要指各类群体工资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被动因素主要是指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退休工资提高等因素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增多;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涉及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从事技术性务工、经营性活动等获得的收入增加、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及各种转移支付产生的收益等。第三,在对策层面,在分析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的可能性及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过程确定未来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点,继而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从宏观政府层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观政策,在中观层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微观层面建设宽容的文化环境、保障重点人群更高质量就业和发展、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归属感等。 参考文献: [1]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社会学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 [2]陈宗胜,杨希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J].国家治理,2022(3). [3]杨宜勇,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研究,2021(6). [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J].经济学动态,2012.(5). [5]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6]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J].社会,2017(3).[7]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8]陈新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5(5). [9]李炜.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辨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6). [10]周晓红.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11]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2(21) [12]李培林.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J].劳动经济研究,2017(1). 作者:白雪 胡警月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通过几十年的持续性发展,内部的审计工作逐渐成为具备一定特色性的审计模式,其主要是对于各类内部根据相应的法律实行经济责任意识、完善人员管理与监督体系、实现奖惩以及预防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医院虽然属于行政事业单位,但是并不以盈利为最终目标,在市场经济环境当中医院的不同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这也就导致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对此,如何更好地在市场环境中保持医院经济管理效果,探讨内部审计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具备显著现实意义。 1内部审计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1.1强化内部审计,优化监督效果 内部审计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内部审计人员可以对医院不同工作部门,在业务素质、职业操守等方面提供监督要求,以此满足医院经济管理方面的需求。内部审计可以将监督管理工作渗透到不同环节当中,对于医院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督促性的作用[1]。例如,内部审计能够促使医院严格根据物价部门的规定收取费用,同时保障收入后的核算及时性,保障核算准确性与完整性,从而为医院法律经济风险的规避提供有力支持。 1.2强化内部审计,预防法律犯罪 目前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医院的经济体系与经济管理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但是,伴随着医院经济体系的不断改变,违法违纪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多,这一些不良的现象、行为已经从以往的公开性转变为隐蔽性,从以往的单独性转变为团体性,从而导致查处、杜绝的难度随之提升[2]。对此,只有不断强化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督力度,在医院平常工作中对不良现象的苗头实现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强化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从而为医院的经济管理提供支持。 1.3强化内部审计,推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医院持续性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医患关系,同时还需要注重社会效益[3]。对此,医院在持续发展中必须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方面进行衡量,一方面以患者为优秀为其提供良好的医疗帮助,另一方面掌握市场态势尽可能减少经济成本、降低劳动力的投入。内部审计工作有着一定的效能发挥作用,可以对医院的资金运行状况给予监督管理,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不必要的运营成本,实现预期经济的最大化。 2强化内部审计工作的有效途径 2.1改进审计体系 目前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按照国家办公厅所发放的两个暂行规定而实行,两个暂行规定当中对于审计工作的规范性以及时限性要求仍然存在改进空间,尤其是在评价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无实际性的操作办法,虽然各个地区也出台了部分细则,但是具体标准并不相同[4]。对此,相关部门需要尽快提升审计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工作,制定具体的经济责任审计标准,并对历任的领导明确具体的审计范围以及时限,同时明确相应的行为准则以及违规处理方法。另外,完善相应的审计体系还可以预防审计人员凭借经验进行审计的现象,保障审计工作的实效性。 2.2完善审计关键环节 借助对关键环节的完善从而实现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准确性评价。评价领导干预时需要对党风廉政问题进行审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性任务。审计的结果需要采取以文字检定的方式对经济责任进行表现,这也决定了审计部门需要承担较高的审计风险。对此,一方面可以对审计结果进行优化,为审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审计结果相应的内容,部门只需要对审计过程中的事项发表相应的意见。另一方面不应用部门审计结果推断整个结果。尽可能减少鉴定语言的评价,采取条件性语言的评价,从而预防审计时的风险。 2.3优化审计工作弹性 做好审计计划的改善工作,有效解决审计工作强度大、审计资源不充足的问题。在对内部实行审计工作时,不仅需要明确党委政府的具体需求,还需要充分考虑审计工作人员的接班素质问题、经费问题等内容,坚持弹性化的审计工作,完成审计任务。在审计过程中不能简单理解成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而是需要将审计力量落实到重大项目当中。对于地方档位与政府委托的项目在缺乏审计资源时需要及时上报,不能盲目而行,在确保审计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增大审计数量。另外,在审计工作中为了更好地保障审计工作实效性,需要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强化经济责任审计部门的业务培训教育,适应新形势之下的审计工作需求,提高审计干部在责任、事业方面的严谨态度,保障审计内容的客观、公正性。内部的审计工作必须在《审计法》的相关规定权责范围之内开展,不能存在职权超越的现象。 3总结 综上所述,内部的审计工作具备涉及面广、内容较多、过程繁琐以及难度较高的特征,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因为各种因素而发生审计风险,对于审计评价的公开性、公平性、客观性的评价必然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审计结果无法有效体现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履行状况。对此,今后需要在内部审计工作质量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和强化内部审计工作,强化防范措施,保障审计工作客观性与全面性,从而提升审计效益。 参考文献 [1]崔静.内部审计监督在医院经济合同管理中的实践应用[J].中国卫生经济,2017,36(8):90-92. [2]牟艳梅.内部审计在会计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方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6,14(s1):107-108. [3]周蔚萱,谢俊峰,吴尧.医改新形势下的医院内部审计免疫系统建设[J].卫生经济研究,2017,23(4):70-71. [4]王霞.公立医院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内部审计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7,31(35):122-123. 作者:赵颖 单位: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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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其首先就需要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其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居民的物质生活需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而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了。 1.计算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影响 1.1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都不是十分的陌生,在日常生活中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可谓是随处可见,信息的发展和知识的增加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其还有助于知识与信息的进一步累积和融合,同时信息和知识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在没有额外投资介入的情况下可以被反复的利用,不断的增值,这些都是计算机电子信息发展对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如在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淘宝、腾讯等产品,都是以计算机科学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其能够对用户消费和浏览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进而调整其生产和经营方式,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创新及发展。 1.2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企业信息和经营环境 传统的经营理论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模式将会直接对企业的管理水平、经营方式和企业业绩产生影响,因此,在企业发展建设过程中,主要需要做好内部控制工作,这样有助于企业信息的传播,也能够营造为企业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但是,在传统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缺乏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支持,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传播速度比较慢,传播质量也难以有效的保证,如许多指令经过层层传播,最终可能会丧失准确性。这些不正确的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则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局面,计算机技术应用之后,信息准确性明显提升,而且许多企业在经营时,还是靠抢占市场信息,取得发展先机的,其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而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原有的经营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新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其有效的实现了信息和技术的共享,改变了传统的市场经营环境。 1.3计算机技术实现生产商与客户的直接对话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方式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渠道发展。在当前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生产商与客户之间能够直接进行对话和交流,产品信息反馈更加的直接,产品信息反馈的采集时间大幅度压缩,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商可以结合自己在与客户交流沟通时取得的种种信息,对产品的外观设计、内在质量等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这样能够更好的满足市场上用户多元化的需求,有效的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有助于企业的长远经营和发展。 2.保障计算机技术对经济发展促进和在经济研究中良好应用的建议 2.1实现企业内部生产、学习和研究的一体化 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想更好的发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作用,企业就不能抱着坐享其成的心态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而是应用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进行筛选和总结,探寻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发展建设。同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其还需要重视企业领导及职工的计算机专业技能知识的掌握和培训,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灵活的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做好企业信息传播和内部控制工作,如果企业工作人员对于计算机科学技术一无所知,那么一切都将会成为空谈。最后,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为了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对于一些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高端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加强与当地高校、计算机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掌握最新的技术,深入落实企业内部生产、学习和研究的一体化发展。 2.2提高企业内部计算机技术应用平均水平 在当前大部分企业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时,存在的一个突出性问题就是计算机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计算机科学技术传入我国并且广泛应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此,在当前的需要企业中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员工对于计算机技术的认识和了解并不是十分的深入,他们所掌握的计算机科学技术都属于入门基础知识。而对于一些80后和90后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开始接触计算机技术对于相关技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导致技术应用水平不均衡,不利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企业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当前企业要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想办法提高企业内部计算机技术应用平均水平,加强对各项客户端的研发,帮助企业员工学习和掌握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技术。 2.3企业应积极应当网络时展需要 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并重的时代,信息化和网络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企业来说,在当前只有积极的拥抱和适应时代,企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发展建设过程中要认识到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并借助网络时代,信息和资源获取速度快的优势,积极的学习各种新的知识,打破企业的地理、时间限制,实现信息化管理,开展多元化的交易模式,争取从多种途径谋取经济效益,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总之,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企业要积极的进行交流合作,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好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而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促进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计算机科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陈新宇.中国商贸.2013(35) [2]计算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探析[J].完德尖措.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7(03)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的思考[J].洪成笋.现代信息科技. 作者:韩小波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优秀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 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优秀,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优秀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市场经济研究: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对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要重新建立劳动者对劳动的支配权利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利和占有权利,恢复劳动者的自主地位;二是民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历史前提。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要求发展商品经济,那么就内在地决定了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基础,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民有经济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基础的民有经济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并不是笼统意义的民有经济,而是具有资本和劳动相联合为特征的民有经济。最后,本文指出,发展民有经济关键在于对民有经济的产权进行有效保护。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优秀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要科学地明晰产权。产权始终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产权明晰的问题上,不仅要明晰物质资本产权,而且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在所有权界定问题上要做到科学和公正,并以此对剩余收益权作出相应地划分,如此,产权明晰才是彻底的。 最后,完善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个人财产的保护要依法,要为民有经济产权保护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民有经济的法律平等地位还有待提高,应通过立法明确个人财产与国有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明确民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享有国民待遇。通过法治,尤其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法律规则、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法院系统以及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律师队伍,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遵守法定的程序,防止政府随意地或不公正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防止简单地、没有原则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牺牲公民的个人权益。 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管理论文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优秀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优秀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00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 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场经济研究:德育市场经济研究管理论文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内容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坚持形成教育合力,形成教育合力,建立多渠道德育管理网络,这对实现德育工作目标,提高德育实效至关重要。根据德育工作特点主要要形成五种教育合力。这就是政治教师与班主任形成合力;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形成合力;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形成合力;党、团队教育形成合力;学校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形成合力。为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校德育工作努力。 市场经济研究:期货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起期货市场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 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 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足交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论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微观资源配置,同时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也可以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故而期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高级形式,它既因为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功能而处于市场机制的优秀地位,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规模扩张的“稳定器”,而且在期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信息还能为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活动提供重要参考。所以我国应当大力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以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市场经济研究: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优秀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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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繁荣,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地位逐渐凸显。但就当下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管理并不是十分完善的,未来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正是在现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宏观调控也迎来更高的挑战。它既要能够预测发展,又要能够调节控制,还要做到开发增值。如果我们能够将其高效应用起来,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水平指日可待。当然,经济的管理不单单是政府一方的努力,也需要全国人民的配合,国家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要重视人民的力量,调动人民的热情,唯有做到这些,才能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1]。 一、宏观调控的内涵分析 (一)概念界定 当下社会,国内外各阶层对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解有很大的出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1.它是中国政府发明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特色的词语,紧密的连接着政府和市场经济管理;2.它是政府拥有的全部经济职能,只要用做解决干预经济问题,就是宏观调控;3.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衍生物,来源于需求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其实无论哪一种观点,它都是通过运用不同的手段起到把控经济的作用,是保障国家经济管理稳健发展的必要方式。其本质是政府经济管理下微观控制和宏观控制的有效结合[2]。 (二)特殊属性 1.目标的总体性。俗话说,有目标才有方向。其具有的这一特性对政府经济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要求,政府要做到从全局出发,大方向把控,以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推进经济管理蓬勃向上发展。2.手段的有效性。有效性,顾名思义就是保证宏观调控对经济管理起到相应的作用。当然,有效性并不是说政府采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后,国家经济一定会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前进,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确定因素。只要做到保证考核数据的真实性,不虚假、不夸大,积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就会取得理想中的效果。3.行为的间接性。它的间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其直接作用对象是各种经济量;第二,对经济主体和经济变量起不到直接影响。只有保证直接对象是宏观经济变量,而非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才可以称之为宏观调控;第三,对经济目标起到作用的并不是宏观调控手段,而需要借助宏观调控手段结合经济杠杆,共同作用调节供需平衡[3]。 (三)常见手段 1.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是指市场经济下凡是与经济有关的行为活动均由政府自发统一调控。针对不同的突发性经济问题,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比如:依据实际需要调整居民收入和物价,通过税收或信贷等方式使我国的经济时刻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解决临时性或突发性经济问题。2.政治手段。如果说经济手段是持续的、温和的,政治手段则是短期的、强制的。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强制命令来对经济管理进行调控。面对这种命令,其他下属机关单位只能选择全权接受并执行。也正是由于政治手段自带的强制属性,使它时常受限,有时会影响经济发展,要谨慎应用。3.法律手段。法律手段顾名思义就是依法、用法。市场经济下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无视法律,对所有的和经济有关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有效利用此手段,可以保护公民和国家的财产不受侵害,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保驾护航。 二、对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误区及重大转变 经济管理是国家政府对国内供需、CPI、GDP等指标的统一把控。但宏观调控手段的应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认知偏差,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修正,使其与国家实际情况相匹配,充分发挥它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误区 1.夸大其经济属性。一提到宏观调控,人们脑海里自动浮现出它的经济作用,并仅仅觉得它有且只有经济作用,这样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它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政策。若想避免宏观调控出现较多乱象,此点不容忽视。2.混淆其真实意义。人们常常认为政府采取的宏观工作都是宏观调控,其实不然。多种多样的中长期规划和宏观调控都是政府宏观工作的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的意义在于处理经济管理中的临时突发性异常,而中长期规划更有助于经济的长时间平稳。3.争论其可诉性。可诉性始终是宏观调控的一大争议,一部分人觉得其属于国家政治行为,并且只有制定决策的权利,没有实际行使的权利,另一部分人则反之。其实无论哪种,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对经济管理的干预、调节功能。4.忽视其目标的宏观性。宏观性作为调手段的一大特性,其地位不容忽视。国家使用宏观调控改善国民经济时,通常是多元化的,从大局出发,着眼于整体,调节经济,平衡供需,拉动内需,改善人民生存生活现状,营造健康经济环境[4]。 (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大转变 1.调控方向的转变。俗话说:国富民强,民强国盛,国盛民安。改革开放到2008年以来,我国不断刺激经济,国民CPI逐年飞速上涨,经济过热,使我国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高峰。2008年至今,国民CPI的增长略显缓慢,PPI也在加大降幅的呈现负增长。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向刻不容缓。2.经济结构的转变。注重市场经济结构的均衡,不单单拉动沿海经济,同时也要兼顾内陆经济。服务、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同样重要。只有平衡经济结构,协调经济发展,才能够优化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3.调控意识的转变。通过宏观调控,刺激老百姓自主投资,权利下放,深化改革,不限制投资主体,支持老百姓创业,给老百姓投资提供便利[5]。同时也要注重建立健全我国的国有经济制度,由靠关系办事变为依法办事。搞活消费者市场,鼓励老百姓消费。 三、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在经济管理体系中,合理优化资源是宏观调控的意义所在。要想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巩固我国的国家地位,宏观调控的应用不容小觑。政府需要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均衡产业结构,摒弃不健康行为,协调人民、企业、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宏观调控成为我们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启明星。 (一)控制粮食通货膨胀 作为闻名全球的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吃饭是国民生活的基础,因此粮食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有这种地位作依托,农民应该更乐于种植粮食,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原因在于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把我国现有的粮食价格远远抛在了后面,农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如果不保障农民的效益,将会严重阻碍经济的进步。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来管控粮食价格,保证粮食的正常生产,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国家在管控价格的同时还可以运用政治手段强制干预,出台相关政策,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以此来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民自信心。宏观调控不光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还能够带动农业发展,拉动内需,让我国的经济管理更上一层楼[6]。 (二)促进国民收入和就业 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民,而维持人民基本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金钱。金钱的直接来源是人民收入,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整体经济水平和幸福水平。当物价高于收入时,人民购买力普遍下降,金钱和物品的交换逐渐失衡,长时间处于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因此,需要国家有效运用宏观调控,合理调整人民收入。当人民的生理需求被满足后,就会转向安全层面需求,这一层面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解决人民就业[7]。国家要积极帮助因各种原因被动失业的人民再就业,成为自己、家庭、国家的骄傲。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不仅仅依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缓解国家低保压力,给国家经济管理提供最大的支持。 (三)保护企业生存和发展 企业是连接国民生存和国家经济的纽带,是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柱。因此,要正视企业在我国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出发,为了保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对企业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其中,最优秀的就是人民自发成立的小民营企业。这类企业更容易受不同阶段国家经济的影响,生存和发展令人担忧。所以,宏观调控要注重保护此类企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给企业营造更适合生存的土壤,促使企业为国家经济贡献更大的能量,体现更高的价值,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经济的腾飞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李秀敏.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商贸,2014(2).[2]徐绍史.宏观调控在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EB/OL].新华网,2015-03-05. [3]张晓晶.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与中国国经济学的话语权[J].经济学动态,2013(12). [4]陈明媛.论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J].知识产权,2015(1). [5]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J].2014(7). [6]张晓晶,董昀.重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探索与争论[J].比较,2013(3). [7]宋书娟.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型的现状综述[J].东方企业文化,2014(20). 作者:刘浩言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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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论文: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不长。本文探讨了数量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及展望。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优秀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性行为、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却已成为掌握经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方法。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发展数量经济学,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我国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优秀;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优秀,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优秀,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优秀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优秀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关系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文章结合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分析得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国民经济总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能源消耗 一、引言 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7.9%,我国占比达93.8%。由于其本身的不可再生和有限性,以及人类对它的巨大开采量,化石能源的枯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和废气威胁全球生态,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负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相互影响的能力越来越强,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分别就我国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现状分析 我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约7500亿吨标准煤,总量虽大,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建国初期,煤炭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 90%以上,之后虽有下降趋势,但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70.7%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66.0%。然而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4%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9.8%。我国目前形成了“煤炭消耗为主,多元化能源共同消耗”的能源消耗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数量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按2010年价格计算)来反应,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95003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0.85779万亿元,增加了约26倍,平均增长率约110.1%。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和品质属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采用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重)、环境约束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物资消耗,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放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面,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在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依据我国1978~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ECT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看出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了约6.6倍,年均增长率5.52%。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近些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合理,经济增长质量有望继续提高。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利用1999-2013共1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X1(单位:亿吨标准煤)与国内生产总值X2(单位:万亿元)数据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联性。经济增长质量(QGDP)各维度的细分类指标由于正负向不同,且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数量级,因此在进行指数合成前,需要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适当合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合成并取为X3。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价单整,且不适用于多变量。所以在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对序列lnECT 、lnGDP 、QGDP的平稳性用ADF方法进行检验(序列取对数后不影响其稳定性)。 检验结果表明: lnGDP、lnECT、QGDP序列及其1、2阶差分的ADF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四、总结 如今能源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主要因为它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动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提供了可能。经济的不断增长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由此可知: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需要以经济增长作保障。同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又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的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数量经济论文: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及应用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有力理论武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其预测和总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两者的融合和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 【关键词】统计方法 数量经济学 融合 应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作为强有力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延伸到经济学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合理的融合和利用,对我国国民增长的每一个环节的分析和评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对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证明,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配合,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先了解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白,在经济学领域中,任何的经济项目都是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然而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客观了反应了经济项目的变化,对其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收集和的分析。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了解当前的经济情况,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并分析它的发展方向。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动态经济和静态经济。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动静集合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在根据以往的数据和信息等形式,进行客观的反应,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综合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方向,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数量经济方法也是经济研究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计量,对经济的投入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利用数量经济方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中。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投入的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预测,利用其规律,回归到原本的公式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融合和应用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 在传统经济GDP的分析模型中,可以对其中的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统计,相关人员对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一定程上的融合与应用。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GDP的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对其经济指标也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影响传统经济GDP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与应用,就是众多因素的一种。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中的系数,对其经济的变化和增长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相关人员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样两种形式对相关的经济数据和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处理。但是,在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人员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初始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在建立的过程中,消除一些外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与我国进出口的税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也给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差。由于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因此在经济信息和数据统计的过程中,相关而对人员应当将其范围,进行不断的扩大,并且将各种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应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也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我国经济发展预测的过程中,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搜集和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描述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等。充分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手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本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的融合和应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分析,寻找经济变化的规律,并客观的反应出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分析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国内生产总之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本文最后还对维持两者的平稳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机构数量及管理政策探究和分析 【摘要】在分析普通金融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的和规模化,对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了,在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一般都是无效的,社会管理部门要对市场金融机构进行调控,控制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社会管理部门在对金融机构作出调整,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 管理政策 一、引言 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作出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控制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致癌物规模和存款规模。学术界也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大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关于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机构规模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一)家庭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在家庭部门的模型构建中,选取2H个连续的家庭来作为主体,每一期都会有H个新的家庭来取代H个旧的家庭。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标准的世代叠加结构。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年轻阶段和年老阶段。在年轻阶段中,每一各家庭没有任何的资产,但是拥有相应的劳动力。在家庭在年老阶段的时候,依靠年轻阶段的储蓄来消费。在这2H各连续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相应的消费偏好。在家庭的储蓄资产中,会用一部分来购买金融资产。由此可知,在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根据相关的计算得出,家庭的最优储蓄率是有折现因子来决定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最优储蓄率是不变的。 (二)生产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将生产部门视为企业组成,生产部门是由G个连续的企业构成的,G足够大,但是小于H,其生产是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的,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在研究中,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完全折旧的。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也是不一致的。各个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金融市场筹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者,完成企业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三)金融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涉及的进入部门是由Nt家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进入机构是有市场量内生决定的,其主要作用是集中所有家庭部门的储蓄金,将家庭的储蓄金提供给企业部门进行生产。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金融市场。根据相关专业的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存在异同,因此,各个企业的金融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和树立越多,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边际报酬也就会越少。由此得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低,金融机构的生产边际就越高。 三、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有效性分析 关于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的问题,是业界一直以来讨论的重点。社会管理部门能否通过对市场中金融机构数量的调整,通过有效的优化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实现金融部门总产出的增加。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竞争市场来分析该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局部垄断 在研究中,根据相关的假设和预算可以推理出,但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在金融机构逐渐增加时,增加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减少家庭部门中每个家庭投资资金的比数,不会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的经济。但是金融市场新增了一定的金融机构以后,必然会增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的消耗。同理可以推算出,如果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成本。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增加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就会节约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 根据资金平衡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在家庭部门总储蓄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消耗的总成本越好,必然就会使得生产部门融得的总资金减少。因此,当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过量的;社会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数量过多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数量,通过有效的调整,可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总成本。 (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相互竞争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把Q作为金融部门为企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固定资金和分析金融机构需要消耗的总成本来判断。在分析中,如果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以减少金融部门所消耗的总成本,使其达到最小,那么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就是有效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新增一家金融机构,就会分去原有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比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专业化的生产,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也会减小。其关系主要如下图所示: 图2-1 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变动趋势及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关系图 在图2-1中MTFC指的是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nt指的是有效金融机构的数量。根据上图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新增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够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消耗的资金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大于金融市场中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的数量,通过对金融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的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小于有效金融机构数量的。当当-MTFC=MTFC时,不管社会管理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减少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都是有效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数量是否有效的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管理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是否有效,都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优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优秀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优秀,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数量经济论文:当前经济的“质量与数量” 透视GDP 我国经济约10年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平均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即10.4%、10.3%。2013年为7.6%,今年一季度是7.4%、三季度7.3%,整体看来经济呈下行趋势。 如果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做好经济转型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在这个10年里保持中高速发展,即7%-8%。但是,必须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定要消除对GDP的崇拜,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消除GDP的水分。 多年来,GDP就代表政绩,而投资最容易拉动GDP,但这种拉动长期下来是有问题的。2009年,政府给出4万亿刺激,实际上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当年达到了9.2%的增长,却带来一大堆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的积压、环境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然后是通货膨胀。到2011年,通胀最高达5.4%,最后是资产泡沫。当年住房销售增加、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都是由过度投资带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抑制追求GDP、用过度投资追求GDP的冲动。过度投资造成GDP有水分,一是豆腐渣工程。二是一些项目建的时候有GDP,投产了却不能再产生GDP。三是一些项目投的时候有GDP,运行以后政府要贴钱,拿财政贴GDP。比如:几十个城市都建地铁,有些建成后不仅不起便民作用,反而成了财政包袱。 透视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发行周转存在一些问题。正常情况下,货币存量和GDP最高也就是1∶1,我们为什么这么高?有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4万亿美元要拿24-25万亿人民币收集来,多放出去24-25万亿人民币。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还不起,国务院有规定,要放债券等。实际上还不起怎么办?向银行借新贷还老债,这个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很多企业和个人手里拿着现金。 因此,看起来钱挺多,但是在很多地方钱不够。所以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影子银行的利息比正常银行高,其规模之大,据最近社科院报告为27万亿。钱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 透视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银行贷款的50%-60%。如果这两部分出问题,那么影响就很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出了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这几个角度讲,逐步采取主要发债,借新债还老债的办法慢慢消除,不是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 对房地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得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北京、上海,实际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对于这类地区,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另一类就是像鄂尔多斯等地区,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要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数据,消化存量大约需要20个月,现在房地产已进入了调整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它关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这种现象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30%,它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有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老百姓财富就缩水。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均价的年增长率是8.6%,通过两年调整期,我认为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供求关系比较平衡。 第二,逐步使房价不再过快增长,就是比CPI可能高一点儿。因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长远来看会涨,比CPI高点儿不会高太多。 第三,在这个过程里,将会出现对开发商的淘汰。有一部分实力差的开发商将被淘汰,这样房地产业会更健康。 从银行来说,也要注意风险。我问过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占30%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5%到26%、开发商贷款5%。个人贷款是优质贷款,一般情况下,除非他失业了或者企业破产了才会断。开发商贷款占银行房地产贷款1/4左右,工行1/5。开发商资金来源大概是这样,39%是自有资金,包括买地;31%是预交款,客户购房预付款;真正向银行贷就30%。这个数字对大开发商来说,即使房价下行,也不会有伤害,对小开发商有影响。 透视新变量 中国经济最终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靠什么?不能靠房地产、靠一些传统产业,要搞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必然要经历变革,金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不管是不是搞信息技术的,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要找机会,现在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汽车制造业也都在讲怎么转型成为信息技术引导的公司。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你的产业生产线,另外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来联结你的有关产业。互联网最大好处是连通,能够连接与你有关的产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你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让你有更多和别人合作的机会。这种企业困难的是资金,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微企业如果有定单,或者有一定应收账款,现在有了互联金融,应收账款和定单都可以抵押贷款,这样就可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周转,这些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优秀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优秀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优秀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优秀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优秀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优秀,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论文: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效用对比,对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这一课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控制流乞数量的有效办法不在于救助制度,而在于提升底层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劳动效用;乞讨效用;数量均衡;贫富差距 一、正文 城市的经济发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乞讨“契机”,然而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却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第一,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者涌入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交通甚至社会安定;第二,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超出个人劳动收入”而进行乞讨的居民的机会成本为其所占有的劳动要素的收入,即流浪乞讨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居民的“随手施舍”其实质是对社会收入的不合理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滋生了其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因此有效地控制流乞数量是解决流乞问题的新方向。已有的学者把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焦点定在救助制度上,并通过一定的调研,提出了对救助制度的看法,然而效果甚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流浪乞讨现象进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学角度的不足。 二、结论 正是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与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相对大小的关系,使得某一地区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均衡之中。由此看来,控制流乞数量在于对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的相对大小的控制,而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所以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即提高底层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中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稳定,最终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当有多个农村A区和城市B区时,结论依然成立。即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不在于如何救助流乞,而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低保的完善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救助站的建立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 三、政策建议 无论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中国梦的实现,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福利问题都是社会道路上应该解决的难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救助制度,完善救助体系,即根据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流浪乞讨现象无法消除,但是需要控制,同时是可控的。政府应该充分通过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使得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在可控的均衡数量内波动。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中国如何创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渊源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等15家新闻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优秀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优秀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优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优秀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亮点,在于用“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主题。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5年多了,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弱复苏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情况下,如何找寻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常关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创新是真正的强大动力。 “回顾中国近年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要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造成环境负面影响,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张晓强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既是当今世界聚焦的方向,也是中国实现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发展动力。“此外,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总理亲自出席达沃斯,与企业家互动,并出席开幕式,做主旨演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高度重视。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张晓强说。 数量经济论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数量经济论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摘 要]本文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各地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且,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这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转型;粗放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而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经济转型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主要在于,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了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并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1.短期任务:调结构促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5%,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53.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8%、39.5%、38.7%、40.4%、39.6%、44.1%、49.8%、43.1%和50.8%。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只有小幅上升。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了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这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2.中长期任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同时,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上升为1。47%,2012年为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优秀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和环境,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过量投放的货币加重了粗放扩张和通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力度稍显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二十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9.2%、2010年10.4%和2011年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著文提出,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评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的7.5%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更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整个春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和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总理在2013年3月2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比重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根据他们对两千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影响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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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小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要求,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理论探索 一、理论领域的新气象:经济学的繁荣 新中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大体说来: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人们不只是从事于抽象的学理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讨,不少理论成果获得采纳,转化为方针政策。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针。以科学理论来推动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最富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成为时代的显学。 二、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所有制多样化,放活了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了要素市场体系,产生了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机制,出现了立足于市场力量和主体积极性和创意的活跃的竞争经济。在体制活力焕发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和财富的迅猛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如:1.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的不稳和时起时伏,2002年以后经济不断过热,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又经历了外生性经济下挫;2.在发展方式上,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发展趋势,依靠对环境、生态、资源等自然物质过度耗用的工业增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滞后等等;3.在分配上,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畸高,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凸出,等等。上述矛盾,从本质上看是转型期体制、机制缺损所造成的。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人们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要求,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全面认识市场的功能和更加自觉地利用市场的作用。市场体制拥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功能,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应该认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财富生产的形式和体制,它能有效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能依靠价格形成机制使产品适销对路;能依靠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依靠自我积累,实现自行发展。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给自足经济、政府统治经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好的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我们也应看到:1.市场机制在分配中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效应,在体制转型期,甚至会导致严重分配不公;2.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失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剧烈的运行波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3.市场经济的消极外部性和成本的向外转嫁,会引起环境、生态、资源等的过度耗用甚至破坏;4.盈利最大化的生产机制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包括公用品、福利品与公益品),从而不能满足困难群体与低收入者的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5.面向市场的竞争性生产与营销,总是激励过度消费,甚至导致浪费资源畸化的生活方式和非理性的物质文明。 完美无缺的体制从来不曾存在过,在认识和对待市场时,人们应该持有全面的观点,而在利用市场时,更要持兴利除弊的态度,关键是做好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这篇大文章,自主地驾驭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 第二,发展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防止财富占有中的私人垄断,从根本上保障分配公正;能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公有大企业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带动力量;公有制经济具有启动快速和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拉动的功能,特别是公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性质,而一个保有恰当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则能成为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体制保证。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帮扶”,必须深化改革,着眼于搞好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创新。公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还要搞好资本经营管理母公司的构建。在农村,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多样新集体经济。总之,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充分适应于市场,要通过具有产权主体性质的公有企业的构建,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活力,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由此把公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构建拥有强有力宏观调控能力的市场经济。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运行中,盲目扩张,结构失衡,发展过热或是沉滞不起等等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经济自我调适和实现宏观均衡。这就要求把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 第四,发展拥有发达的公共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立足于和依靠盈利趋动的竞争性商品生产,也就是:产品生产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受市场力量调节的“私人物品”的生产以及市场性的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存在失灵或缺陷。其一,一些物品在物质技术上具有消费和占有非排它性,依靠市场性生产会发生供给不足。其二,一些产品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需要有生产中的政府干预。其三,市场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众多穷人,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需要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获得满足。亚当·斯密因其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过度推崇和“市场乐观主义”,使他忽视市场的诸多失灵和缺陷。他向世人推荐一个只会使财富与贫困相并行的主要依靠私人物品生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发展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不再遵循斯密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向劳工和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品的当代福利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有关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等也被纳入公共物品生产的范围。因而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超出了斯密模式,成为私人物品生产与公共物品生产共存的体制。当然,西方的公共物品生产被桎梏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存在着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公共物品生产并未能根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对立。 综上所述,基于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理念、新要求,以及基于我国当前改革的现实状况及其趋势,我们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拥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具有发达公共产品生产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而对这一崭新的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论阐明,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在我国初步确立。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配套,尤其要求政府职能要相应的转变。目前政府职能的行使中存在着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因此必须使政府职能归位,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关键词: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 (一)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尤其是适当的经济自由、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信用体系。 (二)加强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增进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的分散性、盲目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不可能或者即使达到均衡,经济上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而有必要针对市场调节在总量均衡目标实现上的局限,引入政府调节。 (三)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因而通过制定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兼顾公平就成为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 二、我国政府职能行使中的越位和缺位 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职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职能行使中仍存在许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所谓越位是指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未能随市场的发育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政府依然在做市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所谓缺位是指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未能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政府未能真正做政府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 (一)政府没有行使其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的特殊职能。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行使其对不发育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这一特殊职能。当然,这种补充和替代是有代价、有风险的,是具有过渡性的,应把握好补充和替代的度,减小由于“政府失灵”产生的代价和风险,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逐渐退出,而不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补充和替代市场的功能已经滞后,并有向长期化、制度化发展的趋势。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非常不利的。 (二)政府对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管得过多。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诱发投资和产业重组的双重功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融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进行,并同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政府没有必要考虑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 (三)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严重缺位。近两年我国的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使法律缺少了应有的威严。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择手段,违背市场运行规则,违反法律,导致整个社会信用水平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同时,我国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能,政府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职能缺位。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政府必须从转变行政观念、社会观念入手,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行政管理上引入服务理念,改变过去“官”就是“管”的观念,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向间接宏观管理为主转移,政府应当以服务为宗旨,要改变一方政府只管一方事情的狭隘思想,树立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力度。 (二)正确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并按有限政府观念与模式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中脱身出来,从“越位、错位、缺位”转向“归位、补位”。那么,政府权力界定的依据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理性,也就是政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在哪些事情上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便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的定位应当是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三)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或“非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也必须专注于重大的战略问题和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将部分职能有效的转化出去。转化的对象就是中介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介于政府和盈利性的私人企业等机构之间的第三部门。政府职能的不断市场化和社会化,使原来“政府—市场”的二维结构正逐渐被“政府—中介组织—市场”的三维结构所替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联结的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的功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志做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是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三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四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水平 ——各界人士谈落实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十八大报告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具体发展方向。各界人士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这为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要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落实。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 社会各界人士认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内外部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中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部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将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表示,从市场体系建设来看,当前国内商品市场已经放开,但生产要素流通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不够平衡。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未来发展将更多依靠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因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各类市场要素顺畅流通,尤为重要。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铁岗说,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往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在环境、土地、能源等方面都受到制约,这就需要我们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摆脱简单扩张的依赖,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经济界人士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认为,这是非常清晰的表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李铁岗说,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压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正是经济转型调整的主要载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迈出新步伐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社会各界人士认为,设定这样的发展目标,表明未来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将明显增强。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表示,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对西部特别是新疆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前8个月,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历史上首次超过石油工业,石油工业“一业独大”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这跟新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福建屏南县委书记林共妙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同地区有不同选择,目标是科学发展,路径上应是因地制宜。屏南不适合搞工业,我们就专心致志把旅游业做大做强,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接待游客人次从2004年的3万人上升到现在的130多万人,直接带动了地方老百姓就业增收和城市建设发展。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委书记许冰则表示,抓好大项目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载体,是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主要抓手。例如,山东东佳集团在博山区投资10.5亿元开发硫钛联产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实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经济发展阻碍因素有待进一步消除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随着改革深入,各种矛盾问题也凸现出来,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并通过实施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这项工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重庆市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表示,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目前还有多种因素制约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孙自铎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调节的关系,二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发展实体经济要注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其中包括结构性减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等配套措施。同时要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创业,这将为我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许光建认为,金融体制及产品的创新始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前需要深化金融改革,运用好金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建议,宜加快建立省际生态补偿机制,减缓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转型中面临的压力,提高落后地区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管见 【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并对近期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也作了详尽的阐述。根据《决定》所提出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观点,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要结合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针对性地采取恰当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和方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结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新兴科学,由于它的广泛性和多层性,决定了它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以及规律性都需在改革的不断实践中加以探索。对于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以下归纳和分类:按经济运行过程和所采取的管理政策不同可以分为需求、供给管理;按管理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间接管理;按层次不同可分为国家、地区、城市、乡镇宏观经济管理;其次,按管理主体的不同经济管理职能是把整个经济管理划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经济调节、经济监督等。 总之,我们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以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政府部门经济管理职能为骨架,以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取得较好宏观经济效益为优秀,将供给与需求、直接与间接、中央与地方管理之综合探索揭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规律,并结合当前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际,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同时,要正确对待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借鉴。我们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一定能得到充分的健全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 【摘 要】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地建立、完善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当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之下,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了各种市场,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种经济资源由市场来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 宏观调控 经济活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运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克服市场调节的局限性、盲目性。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而且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 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做,按照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总要求,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机构,深化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同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的实际情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积极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职能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在国家监管与协调过程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市场上的经营者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其权利的义务的关系大都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协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必须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观念,懂得如何依照法律从事经济活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其要求原则是在其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时候在特定的范围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要求原则的具体表现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国家适度的干预制度,即使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最重要的是,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够早日完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工程中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加快、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行政体系,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第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效率公平的运行机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为重要的辅助,坚持提高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使公平和效率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以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要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经济权益。当消费者的合法经济权益与经营者方式冲突时,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与经营者协调和解,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的地位。 总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够早日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运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划方向,是我国在新设计一项重要的发展国策,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贵州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摘要】 文章论述了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结合贵州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循环经济在煤炭工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并对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提出建议。 【关键词】煤炭行业 循环经济 制度创新 循环经济是以可循环资源为起点、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形成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废弃物)-产品”的反馈式闭环流动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在当前形势下符合我国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实现资源良性循环利用、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由之路。 一、贵州煤炭资源概况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处于西南和中南各缺煤省的结合部。这里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储量丰富,是国内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由于蕴含大量的煤炭资源,素有“江南煤海”之称,是建立区域能源基础的主要资源之一。截至2004年末,贵州省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为587.29亿吨,包括在建生产矿井在内,贵州省已利用的煤炭资源量为83.68亿吨。“十五”期间,全省在5年间新增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近200亿吨,炼焦用煤储量占全国储量的21.8%,是我国南方冶金用焦的主要资源。 贵州煤炭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煤种分布也较集中,依靠它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能源优势,可建设功能、性质不同的煤炭生产基地。然而,贵州煤炭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从业人员素质低、安全事故多发、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据统计,贵州已利用资源量占累计探明储量的比例仅为14.25%,尚未利用的资源储量为503.61亿吨,占累计探明储量的85.75%,贵州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仍属较低水平。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制约贵州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贵州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在贵州煤炭工业实施循环经济战略,走出一条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消耗低、污染少、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更显其意义重大。 二、基于循环经济下的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传统煤炭工业仅获得有限的煤炭开发价值谋得发展,却没有对煤炭深度开发和加工,使自己一直处于基础的、粗放低效经营的状况和相对从属的、被动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发展循环经济,构建新型的煤矿经济结构与模式,使煤炭企业走上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彻底改变了煤炭经济增长方式。 1、发展循环经济对煤炭企业的必要性 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缓解资源的约束。煤炭资源一直是贵州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能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煤炭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贵州省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极为突出,表现在国有重点煤矿历史欠账多,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的环保工作处于空白状态。所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煤炭清洁生产,以发展洁净高效燃煤技术为重点,对填补贵州在生态环境的不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循环经济模式在煤炭企业中的应用 结合煤炭企业独特的运营特点,通过认真分析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模式,循环经济模式在煤炭企业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综合开采,是指开采煤炭资源的同时,将与煤共伴生的矿产品、煤层气、矿井水等多种资源及废弃物统筹规划,综合开采,并进行加工利用。 深度加工,是指对不同煤种、品质的煤炭进行粗加工、深加工或精加工,把煤炭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 高效利用,是指将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如煤矸石、矿井水、煤泥、瓦斯和焦化气等进行综合利用。 循环发展,是指对资源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高收益,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1、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 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循环经济的首要环节。结合贵州煤炭资源的能源优势,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前提,节约能源和资源为基础,依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引进科学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环保节能的设备,淘汰落后的技术装备与工艺,综合开发与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将与煤共伴生的矿产品、煤层气、矿井水、煤矿瓦斯等多种资源及废弃物,综合开采,并进行节能生产和加工利用。同时,技术的创新可加大安全技术改造,增强矿井防灾抗灾能力。 2、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和激励机制 为激励煤炭企业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的建设中,政府应制定一系列规定,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在税收方面,政府也应该采取一些优惠政策,以加快煤炭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适当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资源税,可缓解资源供给和需求间的矛盾;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以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界定标准,收取排污税,以此刺激煤炭企业增加防污设备;增加煤炭企业对这些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规定,以促进煤炭企业购置提高煤炭资源生产利用效率的相关设备;同时,可以在一年内给予相关煤炭企业全免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从而使产业迅速发展和升级。例如,对于企业生产的产品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工业废渣生产的建材产品可免征增值税,并由政府优先购买;对于煤炭企业利用煤矸石、煤泥生产的电力可减半征收增值税,并优先入网。 3、积极调整煤炭企业的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 把发展煤炭循环经济与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注入循环经济理念。充分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拓展“煤矸石―煤泥―热电”,“灰渣、矸石―建材厂―建材产品”,“煤矸石―充填复垦―土地资源”,“矿井水―水处理站―供水”等产业链,建设具有煤炭企业发展特色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式集群。逐步形成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产业体系。 4、抓好人才培养和引进,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人力支持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各方面、各专业人才,煤炭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覆盖面相对较窄。为此,企业要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抓好与大专院校的联合办学,利用社会力量培养人才,同时积极引进所需的各种优秀人才。 四、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保证,就不可能有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现在煤炭企业的发展在抓好技术和人才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制度的创新,这是一种企业管理的创新,是企业发展制度模式的变迁。可见,煤炭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趋势。 1、建立与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循环经济是一门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一体的系统工程,科学和严格的管理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必要条件。就煤炭工业而言,必须加强管理,制定和建立一套法规制度及操作规程,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组织结构和用人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另外,政府部门应该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健全煤炭法规体系,一是修订煤炭产业政策,完善办矿审核制度,制定严格的煤炭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标准;二是根据国家关于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关政策,加快分离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减轻煤炭企业的社会和历史负担;三是研究建立煤炭产业积累衰老期转产资金制度,积聚专项资金用于发展接替产业。 2、加强煤炭执法队伍建设,依法规范煤炭市场秩序 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制环境。在环境执法方面,由于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体制不顺、职责不清,导致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得不到全面的执行。为了确保有关法律的正确实施,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执法机制,特别是建立严格的执法员选拔制度,全面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通过对各个有关执法主体的职能和执法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科学规范。此外,还要在环境执法机构内部建立起完善的执法责任机制和执法监督机制,以加强对环境执法的监督,确保环境执法工作严格依法进行。 3、完善煤炭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评价和监督机制 当前,社会对煤炭企业的监督力度不够,公众参与的渠道不畅。另外,广大市民对煤炭企业所产生的环境行为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信息了解不足,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严。因此,建设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必须重视建立和完善有关评价和监督机制,特别是加大公众参与评价和监督的力度,在立法上要完善公众参与评价和监督的具体程序,明确处理公众意见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实施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保证循环经济战略在煤炭工业中实施。 五、结语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提倡人类活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贵州煤炭工业进入新世纪后面临多种机遇和挑战,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炭企业迎接挑战的必要之路,也是煤炭企业把握新机遇的有利途径。 针对贵州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外部推动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内部驱动作用。在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健全各种保障机制,将实施循环经济战略的发展与产业优化升级结合起来,确保循环经济在煤炭工业中的顺利实施。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全球的经济发展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GDP绝对量已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强国的唯一标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看中的是经济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后劲,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是否造成损害等。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随着我国步入重工业化阶段,所需的矿产资源会进一步增加。借鉴国际经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源重工业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山西省作为能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输出大省,长期以来煤炭产业的粗放性经营导致了山西省内 能源重工业各类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影响了能源重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削弱了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能力。 一、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改变山西省煤炭行业三高一低即: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煤炭开采技术含量低的粗放式开采,改变山西省“越挖越穷”的局面,提高发展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率,山西省煤炭行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到2010年底,山西省煤炭行业有在建的循环经济示范园区20个,其中14个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园区已初具规模。2011年,山西省涉及循环经济项目资金占煤炭可持续发展资金的67%。该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缺乏信息交流平台 山西省各个地区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在建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缺少一个共同的平台互相交流信息。缺乏专业机构,为煤炭行业的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最新的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保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企业内部缺乏与循环经济配套的制度 进驻山西省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煤炭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循环网络,为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工业园区内的煤炭类企业缺乏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制度建设,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为保持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应大力推广和严格执行有利于该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相关企业进驻循环经济园区,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教育,为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对策 (一)建立循环经济研究所 山西省煤炭行业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必须有强大的知识、理论、技术作为后盾。对循环经济概念理解不透彻,对循环经济技术掌握不完全,就不能准确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采用技术不合理,就会浪费大量资本、设备,走不必要的弯路,而建立循环经济研究所可以避免和减少循环经济的盲目发展。因此,建立循环经济研究所是山西省能源重工业开展循环经济的当务之急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循环经济研究所除了对循环经济做进一步研究外,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山西省能源重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1.研究所研究人员通过深入能源重工业基层,了解能源重工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搜集大量采煤、发电、炼钢等企业资源开采、使用、消耗、废弃物产生等生产流程中的原料、能源、固体废弃物的使用和排放量,生产过程采用的技术,对山西省能源重工业企业分布和规模做详细了解,同时建立大型数据库,将搜集的资料记录整理,以便做进一步的分析。 2.研究所应加强学术交流,注重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与联系,努力与国内重点大学和著名科研机构建立密切合作,与一些国外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鼓励成员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政策论坛,定期参加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组织专家互动与学术交流。及时吸收国内外适合山西省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理论和政策。 3.咨询服务方面,研究所应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和专业特长,为山西省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政策咨询、生态规划、环境治理、资源管理、能源利用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各煤炭企业顺利开展循环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4.不定期举办各种短期培训,使煤炭行业的企业领导阶层了解当前循环经济发展动态,了解发达国家和其他省市循环经济试点的发展情况及采用的先进技术、内部政策,提高企业领导层开展循环经济的思想觉悟、拓宽企业领导层的循环经济知识,以便更好地鼓励和指导企业开展循环经济。 5.建立有利于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专业数字图书馆,录入最新的循环经济理论前沿和先进技术,以及现阶段煤炭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应用的专业技术与各项数据,以便于新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时借鉴和查询。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不断采用最新的循环经济先进技术,以及各省市之间、煤炭企业之间的学习与交流。 (二)加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 从煤炭企业管理层面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对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让企业各个部门了解循环经济,认识循环经济,加强企业之间交流,为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打好基础。 1.企业管理层应积极参加循环经济研究所开展的专业性培训,提高企业管理层素质,使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从宏观上把握循环经济发展动态,从微观技术层面上及时吸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先进技术,率先改进企业生产环节,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增加企业竞争力。 2.各企业应该在自己的网站上建立循环经济板块,从网站上可搜集到该企业资源开采环节伴生物、废弃物,资源消耗环节采用的循环技术,在废弃物产生环节产生的废弃物,以便于其他企业方便快捷地寻找自己企业能够利用和消化的原材料。企业通过咨询循环经济研究所专家对企业排放的废料进行分析,以促进企业之间形成能源重工业上下游产业,加深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使链条上的企业共同获利。 3.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中除了关注管理人员为企业效益做出的贡献,还应把对开展循环经济做出的贡献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4.从员工角度来看,企业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循环经济主要取决于员工的素质和技术。为了加快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企业可以组织全体员工学习,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理念,提高员工素质。对于新引进的技术,要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尽快使员工将现有技能与循环经济要求的技术技能接轨。 (三)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企业提高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但良好的外部环境及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不可少,这就需要加强外部制度的建设,为煤炭行业顺利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1.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资源节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煤炭企业,用好用足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实施科学的征收管理措施,保障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效益的有效发挥。围绕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实施宽严相济、有保有压、进退得当的征收管理措施。 2.建立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专用基金。山西省作为能源重工业基地,由于粗放型开采和生产技术的落后,已经对开采环境、周围居民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为了治理环境,使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本着“取之于煤,用之于矿”、“谁治理、谁收取”的原则,建立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基金,对生态环境的恢复提供资金支持。 3.重视高校教育,为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专业人才。在高校的经济、管理、资源环境等专业,设置循环经济相关课程,鼓励学生报考相关专业,为煤炭企业输送各种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山西省循环经济的发展储蓄后备力量。 能源资源的储量及开发利用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山西省长期以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粗放性经营导致了煤炭行业各类不和谐因素的产生。为了缓解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之间的矛盾,山西煤炭行业应该在循环经济研究所的指导下,企业内部和政府制度性政策的支持下,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素质,将循环经济理论与山西省煤炭行业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于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我国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浅谈 摘要:通过分析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和可采取的措施,简要介绍了我国煤炭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典型煤炭循环经济企业的发展模式,指出了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 关键词:煤炭企业 循环经济 综合利用 当前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问题,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所有煤炭企业的共识。循环经济旨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高效的重复循环利用,并以此达到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弃物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率等目的。我国早在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发展循环经济这一概念,并一直以来都在大力提倡和推行。 循环经济类似于自然生态循环体系,将生产链上前一环与后一环进行充分的咬合,并由此不断循环发展下去,最终达到生态经济这一目标。煤炭是基础能源,也是消耗量以及污染量最大的资源之一。在我国,煤炭资源一直以来都是采取开采、使用这样的一次性消费方式,此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到煤炭产品的深加工与再利用这一点上。因此,在煤炭产品深加工、煤炭废弃物再加工及处理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在我国已投入实验和生产中的项目,例如对粉煤灰、煤矸石、尾矿、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已经初见成效,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改善了煤炭废弃物存放难、处理难等老问题,充分实现了煤炭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阻止了对自然环境的二次破坏,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一、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现状 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常规能源,也是最廉价的能源。我国煤炭储量约占世界的17.7%,居于世界第三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开采国,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近年来,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我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较低,现正处于整合阶段。 我国煤炭行业主要情况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能源生产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 (2)需求和供给:供需总体平衡,局部供不应求 (3)运输:瓶颈长期存在(4)煤炭的价格:上升趋势显著(5)行业竞争态势:市场集中度较低 。 二、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 1、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煤炭行业发展模式为优秀,以清洁、高校、安全为目标,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和利用率,推广煤炭的洁净利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煤炭行业可持续性发展。 三、煤炭企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1、推进企业节约工作,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资源开采中存在采厚弃薄、采易弃难、加工层次浅等问题,导致煤炭资源回收率较低,全国煤炭平均资源回收率仅为30%,不足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针对这种情况,煤炭企业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等措施,开采薄煤层和一些埋藏较深的煤层,以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2、大力发展洗选加工,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 通过提高原煤入洗率,可就地排除洗矸并脱除硫份,提高煤炭质量,减少运输量。2007年全国煤炭入洗量由2000年的3.4亿t增加到11亿t,原煤入洗率由2000年的25.9%提高到44.8%,原煤入洗率增加近19%,就地排矸约2亿t,节约运力(平均运距600 km)1 200亿吨公里,同时脱除硫份约530 t。 3、加强煤层气开发利用,推进企业安全发展 煤层气(瓦斯)既是煤矿安全的隐患,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高瓦斯矿井抽放的瓦斯可作民用和工业锅炉的燃料。瓦斯的抽放既减少了煤矿企业的安全隐患,又能提供燃料,值得开发利用。2006年,全国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32亿m3,较2000年增加26亿m3。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累计抽放瓦斯26.14亿m3,利用量为6.15亿m3,利用率达到23.5%。 4、大力发展煤矸石、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 利用煤矸石、洗矸、煤泥等低热值燃料建设综合利用电厂。煤矸石和电厂产生的粉煤灰可用于水泥厂和粉磨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2007年,全国已建成投产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346座,装机容量达到1 346万kw,预计发电量超过600亿kw•h,燃用煤矸石、洗矸和煤泥8 000万t。煤炭企业利用煤矸石、粉煤灰建设水泥厂和粉磨站98处,生产能力2 971万t。 5、加强矿井水净化处理和循环利用 矿井水是煤炭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伴生物,为保证安全生产,需抽排到地面,如不净化处理,则无法利用,浪费水资源。矿井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可作矿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减少企业对外取水量。据估算,2007年我国煤炭生产排放的矿井水达54亿m3,利用量约29.7亿m3,利用率达55%。 6、强化企业节能降耗和综合管理 在企业内部推行节能措施,优化生产系统,强化系统内部过程管理,减少因工序不合理造成的无效能耗。提高企业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水平推行煤炭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清洁管理。 四、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前景 煤炭行业面临大好发展形势。发展的有利因素主要有:煤炭在能源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产业政策有利于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煤炭需求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技术创新为煤炭行业发展提供动力。影响煤炭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很严峻;政策性增支集中出台,成本面临急剧上升压力等等。 “十五”期间,煤炭工业投资持续增加,大机遇、大建设、大发展,需要大投入,因此建立有效顺畅宽阔的融资渠道对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摘要】 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我国煤炭有效供给能力和转变煤炭工业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要充分运用财税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建立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和设立专项资金向循环经济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政策,及资源高效利用政策和资源循环利用政策。 【关键词】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财税政策 循环经济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注重低消耗、低废弃和高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资源,实现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循环的方向发展,由此建立一种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从而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目标,即:在环境不退化和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煤炭工业正处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思想意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离成熟的循环经济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政府对于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定激励性的财税政策,以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我国煤炭供给能力的必然要求 建国以来,我国煤炭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煤炭产量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从发展趋势看,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还将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对能源的需求也将会不断增长。从目前我国已经探明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较少,煤炭储量占到95%以上,未来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提高我国的能源自给能力意义重大,它不仅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且也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有重要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煤炭工业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煤炭的有效供给仍面临下列诸多问题:一是人均年消费量迅速增加而人均可采储量比较少;二是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较差,开采难度大;三是我国大部分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对较低,煤炭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对煤炭的长期稳定供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需要采取措施控制生态脆弱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强度。因此,我国必须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大力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尽可能地增加煤炭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这不仅是促进我国煤炭行业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我国能源长期稳定供给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煤炭行业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 大部分与煤共伴生的固体和液体矿物质都是能够利用的矿产资源。例如,煤层气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也是用来制取炭黑、甲醛等重要化工产品的原料;黄铁矿是用于生产硫磺和制取硫酸的重要原料,等等。长期以来,我国煤炭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煤炭企业主要以开采煤炭、销售原煤为主,产品比较单一,生产过程中把与煤共伴生的大量矿产资源当作废弃物直接排放掉,浪费巨大。按照目前我国煤炭的生产量估算,煤矿每年通风排放掉的煤层气大约有一百亿立方米,目前的利用量只占四分之一左右;排放煤矸石和煤泥大约有四亿吨,利用与无害化处理的数量约有三分之一;排放矿井水总量大约有五十亿立方米,能被利用的量不到一半。发展循环经济,将与煤共伴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不仅可以大量减少矿产资源的浪费,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回收率。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转变煤炭行业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工业一直按照从资源开发到生产加工、再到废物排放的单向物质流动模式生产,这种传统模式不仅废弃了大量可以再利用的资源,而且使煤炭行业的进一步增长缺乏动力,同时也使一些“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煤炭资源开采完毕之后走向没落。煤炭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是从资源开发到煤炭生产,再到资源再生利用,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这种模式不仅使煤炭生产向电力、焦化等下游延伸,而且还能大量减少废物产生。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能以最少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煤碳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转变煤炭行业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财税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财税政策与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方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市场能够对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干预的手段有多种,针对发展循环经济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政策支持体系;二是建立技术保障体系;三是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政策支持体系中,财税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引导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重要手段。循环经济能够带来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改善,发展循环经济对企业来说存在着正的外部性,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引导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进行足够的投入,因此,通过财税政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财税政策对循环经济公共性的调节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主要目标,环境和资源在本质上也是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必然是政府部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财税政策是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导致了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通过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可以使市场主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和外部收益内部化,从而激励市场主体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第二,财税政策也是政府实现资源节约的一项有效举措。财税政策通过影响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自身利益来引导他们的资源开发行为或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第三,财税政策能够引导循环经济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一方面,循环经济的生产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研发成本比较高而复制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生产技术的研发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技术研发的收益不确定。上述两个方面导致通过市场机制难以使循环经济生产技术的研发者获得正常的收益,财税政策的介入则可以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由政府承担一部分因企业研发循环经济技术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同时也能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良性激励机制。 (三)财税政策对循环经济外部性的调节 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方面,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地引导足够的资源配置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领域。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能够保护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不能有效地排除其他人在不付费的情况下消费环境改善的成果,因而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正的正外部性,因此,仅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提供环境保护的供给是不足的。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排污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将经济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强加给其他人,因此,市场机制下会导致污染性产品的过量供给。外部性的存在要求政府必须发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作用,其中财税政策就是一种重要的途径。 总之,对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仅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企业来说,发展循环经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成本高、收益低,成本和收益的不协调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仅仅依靠企业的自觉行为是难以见效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循环经济产品的高成本带来的高价格使他们难以承受,消费者往往倾向于购买价格低廉的传统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财税政策,使企业的外部收益内部化,降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价格。对于那些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通过补贴或减税的形式,弥补因发展循环经济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增加他们的收益;对于生产污染性产品的企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生产成本,进而减少这类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有效的财税政策能够使那些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调动起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三、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是财政补贴政策。对于投资者来说,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投资大、获利少,有些项目可以盈利,有些项目甚至会亏损,但是由于这样的项目对社会来说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就需要经常性的财政补贴来激励这类项目的投资。结合我国国情,国家对煤炭行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补贴,主要应包括国有煤矿安全欠账补贴、国有煤矿生产系统配套工程补贴、行业重点科技攻关补贴、关闭破产及由于国家需要而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下来的部分矿井的非经营性亏损补贴。对上述的这些补贴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各自特点分期分批加以解决。二是设立专项资金,为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优惠贷款。发展循环经济对煤炭行业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性产业,该产业需要的投资大、建设周期也较长,因此,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项目提供优惠贷款,以促使煤炭行业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促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是调整煤炭资源税。严格来说,我国现行的煤炭资源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税,而仅仅是一种级差调节手段。级差性资源税的目的是调节煤炭企业之间的盈利水平,使煤炭企业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开展竞争。目前的税制不仅无法充分体现国家保护煤炭资源和提高煤炭开采率的意图,而且不能将煤炭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因而无法遏制煤炭资源被掠夺和浪费的现状。因此,需要对煤炭资源税进行调整,促进煤炭企业综合利用煤炭资源。二是调整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科技含量高的社会性系统工程。为了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就要依靠科技进步。对于煤炭企业在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方面的研发投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在税前全额扣除的情况下,各项费用增长幅度超过一定比例的部分,应该适当扩大实际发生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比例,从而鼓励企业不断增加对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三是改排污费为排污税。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将排污费改为排污税,税基以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这一改革有助于激励煤炭企业增加防污设备或改进生产方式,使落后的企业和技术自行淘汰。四是推广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增值税税制都是“生产型”,企业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这一税制规定抑制了企业投资环保设备的积极性。为促进煤炭企业购置用于除尘、污水处理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环保设备,需要增加对这些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的规定。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山西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研究 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中一直占70%左右,煤炭行业作为一种主要能源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一直采取“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性发展模式,煤炭行业在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大量的原料和燃料的同时,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燃烧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为遏制煤炭工业的恶性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促使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先进发展模式成为煤炭工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贯彻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以最终实现推动山西煤炭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1 山西煤炭资源发展现状 由于历史的原因,山西煤炭形成“多、小、散、乱”的格局,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等一系列问题。总的来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1 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较低 山西煤炭综合利用技术水平较低,由于煤炭开采造成的大量的矸石和煤层气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许多煤炭企业将这些“废料”直接排向周围环境,既严重污染了生态,也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煤炭的伴生矿产资源存在着严重的破坏和浪费,如果任由这种现象持续,将对山西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煤炭资源的回采率低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将对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资源替代转型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1.2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 以煤炭产业为主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给山西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长期以来,各地方片面追求煤炭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破坏环境所带来的积累性后果。煤炭开采带来水资源的破坏及水土资源的流失,煤炭企业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粉尘排放和煤炭燃烧所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最终形成了山西污染大省、生态环境恶劣的严峻现实。 1.3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山西煤炭为我省的主导产业,大中小煤矿之间的安全生产水平差距十分明显。煤矿管理不严格,煤矿设备存在隐患,矿工工作安全意识不足,非法开采屡禁不止,事故时有发生,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2 山西煤炭行业实施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 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煤炭行业有着重要意义。 结合煤炭工业实际,可以把煤炭工业实施循环经济总体思路概括为:以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维整合为目标,以3R 原则及煤炭工业配套三原则为手段,以六条主线为主要内容,以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强有力的政策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彻底改变煤炭工业粗放的增长方式,精心设计安排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规划,使煤炭工业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煤炭工业实施循环经济要在内容上突出以下六条主线: 第一,从资源稀缺性和煤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出发,以节约为主线,并把源头治理作为第一优先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避免资源浪费;二是节约煤炭行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能耗与物耗。 第二,从环境问题造成的不良后果出发,把清洁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由于煤炭行业环境问题有其特殊性,比其他行业复杂并且治理成本较高。因此,要把治理环境的项目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第三,把一体化整合作为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础。大型煤矿企业可收购小煤矿并进行改造,实现规模化生产,提高资源回收率,解决小型煤矿企业规模过小和非正规开采带来的问题。 第四,在搞好煤炭主业的基础上,可发展与煤炭相关的其他非煤产业,但是选择相关产业需慎重,并不是越多越好,应与当地实际结合,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决策。 第五,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环境质量。 第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结合政策法规,进行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以及管理创新。 3 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构建 由于循环经济发展理论还不完善,对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更少,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力图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实用的指标体系。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设计 根据循环经济的内涵,对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可以从经济、生态环保及循环经济特征等多个方面综合进行衡量。 (1)目标层。煤炭行业循环经济评价的总目标是循环经济模式下煤炭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的量度,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要实现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同时指标的设计要体现对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状况的评价,因此经济、生态环保和循环经济特征三个方面构成评价体系的目标层。 (2)准则层。准则层是目标层的具体反映,本研究设置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污染排放强度、环保控制力度、生产安全环境、循环管理能力、物质能量消耗、资源利用效率、投入减量化九个方面。 (3)指标层。煤炭行业循环经济评价的指标层是影响评价对象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形成的指标,它提供了收集信息的基本框架,一般不需要综合,反映的是影响煤炭工业循环经济的某方面的基础信息,即右图所示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3.2 经济指标 煤炭工业经济状况是衡量整个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经济指标既反映工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又反映工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反映评价对象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本研究选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两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置若干三级指标。 3.3 生态环保指标 生态环境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强度和水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煤炭工业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矿区“三废”的产生和不当处理,以及煤炭在燃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作为一种广义的环境概念,煤炭工业生产和劳动环境的安全性也应纳入评价范围。本研究选用污染排放强度、环保控制力度两个指标来评价企业的生态环境状况。 3.4 循环经济特征指标 循环经济特征指标按照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参照生态工业效率指标进行筛选,它反映了煤炭企业对物质能量的利用水平。其中,包括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管理能力指标、反映物质能量投入利用水平的物质能量消耗指标、反映企业废物资源化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还包括反映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的效果的物质能量投入减量化指标。 4 山西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措施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难以完成,仅仅依靠行业主管部门的力量也难以完成,必须从社会层面采取措施,因此,山西省各级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宏观指导职能,协调各方利益,尽快制定完善的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构架。 4.1 政府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国家和政府应积极制定政策。①完善山西省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引导其健康发展。②构建实施循环经济的制度和规范,具体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③完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达到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并使环保真正发展为一个产业。④制定推动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财政政策,使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有足够的鼓励性政策。⑤加强煤炭行业循环经济试点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作为全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已成为山西省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示范企业。⑥促进国内外煤炭行业循环经济交流与合作,走对外开放之路,与国际接轨。 4.2 煤炭行业协会的作用分析 充分发挥煤炭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指导煤炭企业制订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信息中心作用,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 4.3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分析 (1)转变观念。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在发展思路上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思想。 (2)强化管理。企业应当树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在环境与效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按照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管理制度。加强资源消耗定额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完善各项考核制度。 (3)依靠科技。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要建立以煤炭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提高煤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总之,煤炭企业要发展循环经济,既要加强自身内部建设,也要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既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也需要社会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国家要将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国家长期发展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