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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经济法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一、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逐步成熟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在整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统计,食品质量的合格率逐年上升,并且食品中毒人数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但根据近几年一些恶性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1.初级产品源头污染。这主要体现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农民往往采用价格低、效果好的剧毒、高毒农药,这些低成本的农药严重超出国家限定的标准,对人体危害极大。这一点其实并不能将责任全归于农民,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选择减少自己权利的资源配置方式。2.微生物污染。这类新兴的食品污染相较于前者对人体的危害更为严重,并且形式多变、治愈困难。比如沙门菌、霉菌霉素、寄生虫等,这些病菌、病毒一旦进入人体,随着新陈代谢的循环,迅速地突破人体免疫系统,并且还会产生抗药性,治疗难度很高,如果不及时治疗又极容易导致死亡。3.假冒伪劣产品。众所周知,我国仿制能力极强,加之消费者正品意识不强,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并愈发严重。这些产品往往在地下工厂加工生产,卫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生产、储藏、运输环节严重不规范。一方面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也冲击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正规产品对市场的占有率,造成了恶性的循环。4.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本身就不健全,而在食品生产、检验检疫、监督管理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又十分匮乏,甚至这些专业人员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从中谋取巨额的利润。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本身在交易中就处于被动地位,又没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面维护其权益,甚至具有主动地位的两方联手,更是加重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二、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成因 1.市场规制的失灵。市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当下企业的经营策略仍是扩大市场份额,保证最大利润,而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以此策略接受市场的规制,最终的结果只有规制的失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不完全竞争。在食品市场上,几家独大的局面也是十分突出。在每一个领域,如农副产品、乳制品、餐饮行业等,都有一个或几个巨头在控制着市场,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市场定价方面都存在着垄断行为。而这种不完全竞争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这些行业巨头里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链,采取各种方式攫取高额利润,从而导致消费者的权益被忽视甚至侵害。(2)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关系中永远都存在着主被动,在商品买卖活动中,消费者无法具有与生产者相同层次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商品信息的了解,而生产者所获利润全来源于消费者,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主动地位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消费者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3)负外部性问题。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他们对此没有承担任何成本,从而加大了不规范经营的可能性,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所有的负面影响都由处于被动地位的消费者承担。2.政府监管失灵。市场调节由于自身的缺陷性,不可控性太大,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从宏观上进行调控。而我国政府调控手段往往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处于失灵的状态。(1)监管体系的混乱。我国食品监管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的管辖交叉竞合。我国食品监管体系主要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如果某个产品出现质量不合格的问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疑对此有管理权,而国家质检总局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此的惩罚权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由此看来如此混乱的监管职能分配,对食品安全现状并不会发生有效的效果。(2)上下级协调不力。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并没有做到位,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精神在下级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尤其是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之间相互排挤,更加重了这种不协调性。(3)利益博弈论分析。根据法经济学原理,社会中所有现象都能在“利益”中得到解释。在利益关系中,监管者与消费者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实中监管者往往和生产者站在了同一立场,其原因就是监管者更可能从生产者那里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消费者并没有任何利益提供给监管者。 三、建议 1.整合监管机构,形成规范的监管体系。我国的监管方式一直采用分段管理,把各个环节分配给各个部门监管,这样难免会导致监管的空白现象。因此,监管权力应进行收回,由某一部门集中管理,保证管理的力度和专业化。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权力的行使方式。2.保证信息的公开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市场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显得格外重要。有关机构应定期某类产品的相关解释说明,并宣传相关的法律制度,培养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促使生产者加强行业自律。3.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近期所有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通过媒体曝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应在政府为优秀的监督模式下,加入社会公众的力量,保证监督的多层次性、多视角性,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使生产者的所有活动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4.对有关执法人员的追责制。有关法律仅对生产者进行追责,但对执法人员却并不重视。而作为监管者,赋予他们权力的同时也应给他们施加一种责任,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可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激励他们积极作为。 作者:徐庆康 食品安全经济法学研究:食品安全的经济法学分析 一、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的一般认识 (一)法律因素说 法律因素说包括法律体系、法律制度两个层次的不同认识。1.法律体系方面:杜文波认为,诱发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首要原因在于法律体系和制度的不完善。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并没有对我国的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良好的、直接的、导向性的影响。[4]杨永华认为,食品安全立法的不足则是造成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严峻形势的主要原因。[3](P65刘畅指出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系统性与专业性不强。很多法律法规比较落后且分散,不能满足统一监管食品安全问题的需要,建立科学、高效的食品安全规制法律体系尚需较长时日。[5]郑春燕认为,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内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且条款分散,很多单个规范性文件调整范围较窄。另外,该体系内的多数规范性文件存在部门利益的痕迹和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摩擦。[6]2.法律制度层面:华亚伟、孙春菊认为,《食品安全法》未对分散在各监管系统中的检验机构责权利作出明晰界定,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各检测机构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检测标准和信息共享困难;采样计划不够科学规范;收费标准偏低等。这些问题使得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运行缺乏重要的技术支撑。[7]朱珍华、刘道远认为,从我国现行食品法律体系整体来看,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者和执法者轻民事责任而重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实现后两种责任在国家机关的监管实践中困难重重,从而滋生了更多的违法行为。[8]张莉、曾国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食品安全法》第84条、85条规定的针对食品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制度、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食品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规定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处罚力度不够。[9]吕丽梅、李茂春在分析了《食品安全法》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食品安全法》第53条规定的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的缺陷。[10]崔卓兰、赵静波指出,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没有规定欧美等国家大量采用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成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缺失的一种体现。[11](P104) (二)政府监管因素说 郭斌认为,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存在以下几点缺陷:(1)监管部门、环节太多,监管资源分散,不利于形成高效、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效能;(2)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监管职能交叉重叠,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情况时有发生,食品安全监管难以形成合力;(3)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执法依据不统一,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经常存在地方保护的现象;(4)食品安全的监管基础建设浪费严重。另外,食品安全执法队伍也较为弱小、分散,在针对某一具体违法行为上,往往被迫采取的联合执法模式往往又是临时的、应急的、松散的、治标不治本的。[12]杨泱也认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体制不明确,国务院仅从宏观上划分了各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其中职能部门包括农业部门、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等20多机构,而其实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效果不够理想。[13]刘畅认为,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仅强化了国务院的领导和委员会的综合协调职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管理部门及责任分工。旧有的、欠缺有效性的多部门分段管理模式依然大行其道。[5]龙一平、徐宏伟认为,食品安全执法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并没有严格遵守法律对食品行业的生产者、经营者规定的特殊条件和特殊程序性要求,没有严格把好市场准入关,让一些不合格的主体及其伪劣产品进入了市场,成为诱发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不利因素。[14] (三)食品安全标准因素说 刘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只有40%左右等同或等效地采用了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缺乏必要地科学性和严谨性。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还存在标准短缺,标准复审和修订不及时、时效性差,标准体系不配套、缺乏协调性等诸多问题。[5]白献晓、李雅莉针对河南省内作为部分食品原料的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省域范围内的一些行业从业者在其畜产品安全控制操作中采取双重标准,其出口或外销畜产品依照出口国或外销地的标准和要求进行严格生产,但对本地销售的畜产品实行宽松的管理,甚至于存在将不符合外销质量要求的畜产品转为内销的行为。[15]张莉、曾国真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不足之处表现在食品安全标准数量少、标准低、不成体系,标准之间存在不统一、不衔接之处,甚至相互矛盾。此外,我国有些食品安全标准水平明显低于国际标准,不利于我国提高食品质量水平、扩大对外贸易。而我国质量标准相互矛盾的现象也较突出。[9] (四)消费者因素说 张俊霞、李春娟指出,生产经营者往往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采用巧妙的隐蔽手段,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风险谋取利益———这些不安全因素给食品消费者的安全消费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6]杨泱认为,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能力低于理论消费能力,且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食品产业的粗放式发展使得生产合格食品的各种成本与消费者购买力之间的存在突出的矛盾,特别是在农村,由较低购买力导致的不良市场产品需求导致不合格和不完全合格的食品大量存在。[13]张喜月发现,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广大农民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较少,识别假冒伪劣食品的能力不高。而且,大量农民潜意识里认为即使投诉或举报了也没人管,极少有农民主动投诉或举报,这些因素致使农村食品安全问题较大。[17]郑春燕指出,现代社会是消费主导型社会,是否购买特定食品消费者享有最终决定权。消费者缺乏健康饮食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也给部分不良企业制假售假提供了机会。[6] (五)地方利益保护说 董丽英认为,在农村地区,出于官员政绩、地方经济发展等目的考虑,地方保护主义弱化了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为大规模、专业化的农村食品违法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庇护,使得伪劣食品能够大规模的进入专业化的销售渠道,最终流向广大消费者。[18](P20723-20724)肖西喆指出,为了追求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等目的,地方保护主义者及其姑息放纵行径成为食品安全风险的保护伞和催化剂,使得违法经营的食品行业从业者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害公益。[19](P62-63) (六)市场因素说 张俊霞指出,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过度是市场化,奉行绝对的市场自由,必将导致市场中弱者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和社会不公,消费者权益由此遭受极大的损失。[16]肖西喆认为,部分企业家严重缺失诚信和社会责任,以至于令广大消费者失望和惊恐。[19](P63)孙爱芳分析指出,散、乱、差、小是食品行业问题频出的主因。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总体较低、缺乏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加大了食品行业从业人员违法违规的概率。[20]张芳认为,食品种类众多,生产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难以及时完全汇总食品相关信息,如若监管不力就难以保障食品的长期绝对安全,各种违法行为以与监管执法部门打游击战的方式经常在监管不力或监管不及的地方出现。[21]李海涛认为,食品安全管理存在隐患,主要是食品行业半产业链的生产模式不利于对食品源头进行全面监管,且食品生产环节,存在大量使用抗生素、激素和其他对人体有害的化学药品。[22]卫生部法监司也认为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管理水平仍然偏低。[23] (七)科技因素说 张芳经指出,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和执法增加了难以预知的风险,容易使食品源头遭受不为生产者控制的各种污染,为食品行业的违法经营者规避和逃脱监管与打击提供了更好的工具与媒介。[21](P19)卫生部法监司也认为新技术、新资源应用(如转基因食品、酶制剂和新的食品包装材料)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23] (八)低违法成本说 董丽英认为,现有农村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农村食品生产企业违法责任追究不力,对违法个体或企业处罚过轻。低廉的违法成本导致和助长了农村食品安全事件多发和频发。[18](P20724)张莉、曾国真认为,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制度对食品行业的违法经营者惩罚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民事诉讼中,食品消费者依法维权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两个方面消极因素是相互作用的。[9]崔卓兰、赵静波认为,利益驱动和一些经常发生的地方利益保护行为,无疑大大降低了食品行业违法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低违法成本驱动下的追逐违法经济利益的强烈欲望,成为食品安全监管永远存在难点的原因之一。[11](P103) (九)污染因素说 杨永华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三废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主要是农业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是导致食品安全的直接诱因,并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3]白献晓、张健、李明、张兆敏等四人指出畜禽产品从养殖、屠宰、加工、储存、运销,即“从农田到餐桌”的各环节,都有可能受到污染。[24]卫生部法监司也同样认为,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物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3] (十)食品安全传统文化落后说。 蒋蕙指出,政府的全能主义化、消费者的臣民主义倾向、企业的逐利主义动机,致使政府获得了监管食品安全的合法性和绝对权力。但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知法犯法的行为实践中总有发生。政府多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并非治本之策。因而,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地位要逐步趋于平等,而非政府独大。这样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也会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25] 二、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的经济法学分析 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国家投资、消费中,出口商品、劳务的规模、结构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出口拉动经济的机制受到抑制,出口外贸型经济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国家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的扶持政策在客观上又进一步激发贸易关联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加剧了当下出口贸易的严峻形势,恶化了国内市场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民财富(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局部层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突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发展长期处于一种缺位状态,公众并没有从经济的长期发展中获得实际的好处。这些使得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长期不足,没有发挥出其对经济应有的拉动和发展作用,反而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恶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第三个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实施了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经济计划,短期内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喜人,经济发展数据骄人,维持了年均增长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巨额的投资计划不仅造成了国能大部分行业产能明显相对过剩。而在金融市场领域,现行货币政策的缺陷和不完善,使得市场中既存在着过量的货币,同时又存在着货币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进而造成国内很多行业的经营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力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市场大部分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的上升,并非必然导致产品质量控制和保障问题,而存在缺陷和不完善之处的宏观调控政策与行业成本因素相互叠加,才是国内大部分行业存在产品质量控制和保障问题的根本原因。从经济法学的角度看,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税收、金融、财政、外汇、货币等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或完善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法制度体系,结合严格的市场规制法律政策,有效的国家投资经营法律政策,以降低企业生产或经营成本,或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和建设,给与企业调节产品市场价格的空间和自由,进而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无疑是我国近年来产品质量问题频发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作者:刘镇 单位:平顶山学院 食品安全经济法学研究:经济法学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摘 要:饮食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关乎一个民族的基本身体素质,在当今社会,最首要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大分工的逐步完善,商品化的食品接受市场的调整,食品安全问题逐步突显出来。自“地沟油”、菜籽油、三聚氰胺等事件发生以来,人们对食品的信任度已经趋近于零,而我国对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处于一个薄弱的状态,有关部门对此态度也十分暧昧,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本文就食品安全问题,站在经济法学的视角下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经济法学;市场规制;政府监管 一、食品安全标准的界定 相较于2009年,新的《食品安全法》仍采用列举的方式说明了食品安全标准的适用范围,例如食品、农药残留、重金属等。并且对社会上某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比较有针对性的规定:在农药残留方面,首次明确规定国家对农药的使用实行严格管理制度,禁止高毒剧毒农药用于农作物;在婴幼儿食品方面,明确规定婴幼儿乳粉配方应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在转基因食品方面,规定转基因食品应显著标识,使消费者对此有明确的认知。但是,对食品安全标准仍没有一个立法上的明确界定,根据《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的界定标准,笔者在此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定义:食品安全标准指由国家制定并经公认权威机构批准,以保证国家食品安全秩序,保证人民生命健康的对食品安全性能进行的规定。 二、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逐步成熟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在整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统计,食品质量的合格率逐年上升,并且食品中毒人数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但根据近几年一些恶性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1.初级产品源头污染。这主要体现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农民往往采用价格低、效果好的剧毒、高毒农药,这些低成本的农药严重超出国家限定的标准,对人体危害极大。这一点其实并不能将责任全归于农民,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选择减少自己权利的资源配置方式。 2.微生物污染。这类新兴的食品污染相较于前者对人体的危害更为严重,并且形式多变、治愈困难。比如沙门菌、霉菌霉素、寄生虫等,这些病菌、病毒一旦进入人体,随着新陈代谢的循环,迅速地突破人体免疫系统,并且还会产生抗药性,治疗难度很高,如果不及时治疗又极容易导致死亡。 3.假冒伪劣产品。众所周知,我国仿制能力极强,加之消费者正品意识不强,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并愈发严重。这些产品往往在地下工厂加工生产,卫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生产、储藏、运输环节严重不规范。一方面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也冲击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正规产品对市场的占有率,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4.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本身就不健全,而在食品生产、检验检疫、监督管理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又十分匮乏,甚至这些专业人员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从中谋取巨额的利润。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本身在交易中就处于被动地位,又没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面维护其权益,甚至具有主动地位的两方联手,更是加重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三、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成因 1.市场规制的失灵。市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当下企业的经营策略仍是扩大市场份额,保证最大利润,而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以此策略接受市场的规制,最终的结果只有规制的失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不完全竞争。在食品市场上,几家独大的局面也是十分突出。在每一个领域,如农副产品、乳制品、餐饮行业等,都有一个或几个巨头在控制着市场,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市场定价方面都存在着垄断行为。而这种不完全竞争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这些行业巨头里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链,采取各种方式攫取高额利润,从而导致消费者的权益被忽视甚至侵害。 (2)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关系中永远都存在着主被动,在商品买卖活动中,消费者无法具有与生产者相同层次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商品信息的了解,而生产者所获利润全来源于消费者,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主动地位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消费者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 (3)负外部性问题。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他们对此没有承担任何成本,从而加大了不规范经营的可能性,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所有的负面影响都由处于被动地位的消费者承担。 2.政府监管失灵。市场调节由于自身的缺陷性,不可控性太大,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从宏观上进行调控。而我国政府调控手段往往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处于失灵的状态。 (1)监管体系的混乱。我国食品监管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的管辖交叉竞合。我国食品监管体系主要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如果某个产品出现质量不合格的问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疑对此有管理权,而国家质检总局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此的惩罚权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由此看来如此混乱的监管职能分配,对食品安全现状并不会发生有效的效果。 (2)上下级协调不力。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并没有做到位,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精神在下级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尤其是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之间相互排挤,更加重了这种不协调性。 (3)利益博弈论分析。根据法经济学原理,社会中所有现象都能在“利益”中得到解释。在利益关系中,监管者与消费者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实中监管者往往和生产者站在了同一立场,其原因就是监管者更可能从生产者那里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消费者并没有任何利益提供给监管者。 四、建议 1.整合监管机构,形成规范的监管体系。我国的监管方式一直采用分段管理,把各个环节分配给各个部门监管,这样难免会导致监管的空白现象。因此,监管权力应进行收回,由某一部门集中管理,保证管理的力度和专业化。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权力的行使方式。 2.保证信息的公开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市场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显得格外重要。有关机构应定期某类产品的相关解释说明,并宣传相关的法律制度,培养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促使生产者加强行业自律。 3.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近期所有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通过媒体曝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应在政府为优秀的监督模式下,加入社会公众的力量,保证监督的多层次性、多视角性,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使生产者的所有活动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 4.对有关执法人员的追责制。有关法律仅对生产者进行追责,但对执法人员却并不重视。而作为监管者,赋予他们权力的同时也应给他们施加一种责任,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可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激励他们积极作为。(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基础教学研究:关于《经济法基础》实效性教学的思考 摘 要:《经济法基础》是会计专业学生参加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但是该门课程知识点多而杂,理论性强,对技校生绝非易事。任课教师要提高《经济法基础》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帮助技校生顺利通过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需要吃透考试大纲,并在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上狠下功夫。 关键词:技校生 《经济法基础》 考试大纲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经济法基础》是会计专业学生参加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相对于实践性很强的《会计实务》来说,《经济法基础》知识点多而杂,理论性强,在实际工作中较少接触,但是在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中,只有在一年内两门科目都通过,才能获得助理会计师资格证书。这就要求学生要把《经济法基础》放在与《会计实务》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比较喜欢《会计实务》,而对《经济法基础》却颇为头疼,不大愿意去复习,去做强化练习。那么,如何唤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熟练掌握各知识点,提高《经济法基础》教学的实效性呢?我在这几年的教学中摸索并总结以下几点。 1 坚持以考试大纲为主线,狠抓重点 考试大纲是关于题型设置及知识点要求的指导性文件,目的是为便于报考者了解、准备和参加考试笔试,是资格考试的“指挥棒”,它为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指明了方向,使得我们的教学行为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努力做到“依纲定教”。《经济法基础》考试大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掌握什么、熟悉什么和了解什么。如第一章要求掌握的内容有:法和法律、法的本质与特征、法律关系的要素、仲裁与诉讼、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熟悉的内容有法律事实与法律责任,了解的内容有法的形式与分类、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吃透考试大纲,分清重点和难点,把每一个必考知识点精准的传递给学生。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和以往的教学大纲做比较,找出大纲的变化点,这些变化点往往是高频考点。如2012年《经济法基础》助理会计师考证的大纲继续沿用2011年大纲,但也有细微的变化,尤其是第四章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这些变化的地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同时也要求学生花功夫重点对待。最后在学生复习过程中,考试大纲是学生复习备考的最权威依据,教师要引导学生应当依照考试大纲的具体要求安排复习计划,有针对性的备考,这样既可以查缺补漏,同时也可以节约时间,把时间用在刀刃上,提高学习效率。 2 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鲜活课堂 在教学手段上,基于《经济法基础》是考证课程,许多老师认为,既然是考证课程,学生自然会努力学习的,因此采用的都是“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教师讲,学生听,缺乏课堂互动,课堂气氛不活跃。我认为,针对这种应试课程,一样要注重教学的趣味性,一样可以制作课件,采用声情并茂、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方式。如在讲第二章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时,我就制作了丰富多彩、趣味十足的课件,内容涵盖漫画、动漫视频、案例、图表、巩固练习等。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教学内容更为直观形象,信息量加大,教学节奏加快,教学层次也更具系统性。另外,即便不制作课件,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有声文件,如在讲到营业税法律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与税有关的动漫视频、《今日说法》和《经济与法》电视节目上的相关视频案例;还可以把课堂巩固练习制作幻灯片,直接在课堂上展示并练习,从而节省了打印复印资料的时间和纸张。这样的教学模式大大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激活学生的思维,使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课堂上忙得不亦乐乎,而不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除了“听”之外无事可做,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3 在教学方法上也是可以有所作为 3.1 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基础》课程知识点多,法理性复杂。这对于广大技校生来讲,要学好并非易事。但结合适量的案例会使教学内容丰富且生动。案例教学是将案例讨论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加深对所学法律条文的理解把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教师应想方设法地使用案例组织课堂教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质疑并设问,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学生成为分析辩理的主角,引发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探讨问题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当然,教师所选案例既要来自社会生活,还要具有针对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并且要适合学生口味。通过案例教学法,把学生讨论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将教学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活跃了课堂气氛,变被动学习为互动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2 图示教学法 所谓图示教学就是运用一定的符号、文字、数字等组成图形,以此来揭示或表示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使师生课堂信息传递更符合大脑工作规律的一种手段。我在多年的教学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教学效果非常明显,也深受学生的喜爱。比如我在讲到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居民纳税人分为居住5年以上的和居住1~5年的,而非居民纳税人又分为连续或累计工作90日(或居住183日)以内的和连续或累计工作90日(或居住183日)至1年的,不同纳税人在境内收入和境外收入纳税义务是不同的,这些知识如果仅从书上的文字来讲学生会一头雾水,找不到北。可是用图表明示出来,就非常简单明了。图表如表1所示。 通过这个图表,再利用多媒体制作成幻灯片展示给学生,不同纳税人在境内收入和境外收入的纳税情况就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知识点也就记住了。 《经济法基础》课程中相当多的知识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让这些知识点之间便于理解和记忆,图示教学法可以是经常的选择。 3.3 情景模拟教学法 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指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创设实际情景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模拟或虚拟再现出来。让学生从中领悟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方法弥补了专业学生无法亲临岗位实际操作的缺憾,达到了既帮助学生理解又增强实践动手能力的效果。比如我在讲到劳动合同的订立时,我就把学生分成小组,模拟签订劳动合同。由学生分别扮演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角色扮演双方开始讨论协商,订立什么类型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需要涉及哪些条款,哪些条款是约定的如何约定这些条款,哪些条款是法定的,劳动合同如何生效,生效的时间,劳资关系何时确立等。学生在情景模拟过程中充分的发挥主体作用,他们用心思考、努力探索,教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劳动合同交给学生,然后在课堂中对学生的情景剧随时出现的问题予以引导,充当好“导演”角色。运用该法教师积极致力于建立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在和谐的氛围中达到教学目的,还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 3.4 比较教学法 比较是人们认识、鉴别事物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都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的一切。”正确运用比较法,可以帮助学生分清概念,认识规律,使相比对象的本质特征更加清楚,使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防止知识的混淆与隔裂。如我在讲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时,学生总是琢磨不定,混淆不清,后来我就把这两个概念做了如下比较(如表2)。 当我把两个概念做如上的比较后,就使知识条理化了,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确切地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减轻学习负担,避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培养分析、概括的思维能力。 4 课堂内外结合练习,强化巩固知识点 《经济法基础》考点多,仅靠理解是不够的,还要强化记忆,这就需要学生做大量的练习。首先教师讲完一个重要知识点后就要求学生做巩固练习。教师可以把练习制作成幻灯片放出来让学生做并马上评讲,收到很好的巩固效果。每一节课预留十分钟交给学生做练习或者提问也是一个好方法。当然仅靠课堂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延伸至课堂之外的时间,因此每一节课后,我都会给学生布置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或者计算题等等。每讲一堂新课时,我对上一节课的复习也主要是通过练习来完成的。这就是我的“练习三部曲”即“课中巩固题—课后强化题—课前重温题”。只有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才能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归纳理解,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温故知新。当然,教师在设计练习时要注意紧扣大纲,要有层次性的体现重点、难点,题太难、太易或者脱离考纲,都会导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法基础教学研究:浅谈独立学院“经济法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摘 要】“经济法基础”作为独立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已经成为课程改革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结合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分析当前“经济法基础”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及教学考核体系四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提高独立学院“经济法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独立学院;经济法基础;教学改革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机制的创新,是本科层次的民办高等院校。近年来,独立学院立足于21世纪发展的要求,将学生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经济管理类学生既要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又能运用其分析、解决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经济法基础”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标,是教学中亟需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经济法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 “经济法基础”课程开设已有些年头,但是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方面还存在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目标的实现。 (一)教学目标偏离 “经济法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经济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案件的能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偏重于灌输经济法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教学,偏离了教学目标。经济法理论和经济法具体适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过渡、转化过程,强调两者中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将导致学生难以将经济法基础理论及经济法原则适用于具体的经济法案件中。 (二)教学计划安排不科学 1、缺乏先导性法学相关课程。尽管学生在学习“经济法基础”之前学习过《法律基础》课程,但这些法律基础知识远远不够。这使得学生学习“经济法基础”时较为吃力,教师在授课时也比为难。如《民法》中的基础法律术语“民事行为能力”,都需要老师从概念到分类进行一一讲解,耗费大量时间。 2、学时设置不够。“经济法基础”是一门体系庞杂的课程,涵盖的法律有十多部,教材书通常有十三至十六章,内容非常多。但是学校在课时安排上一般为32个课时。内容多而课时少,以及学生基础薄弱的特点,致使教师不得不花费一部分时间讲授各部门法中的概念、原则等内容,因而无法引入足够的案例教学,不得不忽视实践教学。导致教学枯燥、无趣,学生学习兴趣减弱。 (三)教学内容缺乏专业针对性 独立学院教师往往授课任务繁重,一个学期教学时数为216左右,所任课程在3-4门不等。巨大的工作量导致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不尽合理,缺乏专业针对性。不同专业应该在授课内容上有所区别,但是繁重的工作量致使教师存在不同专业采用相同教学大纲,讲授相同教学内容的情况,没有根据专业差异进行不同教学内容的设置。 (四)教学考核方法单一 独立学院必修课的考核方法通常采用闭卷考试,辅之以平时成绩。即以70%卷面分加30%出勤及作业分的方式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简单考核。但是,“经济法基础”实际上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现有的单一考核方式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出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 二、“经济法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对策 (一)明确教学目标 “经济法基础”课程实际教学侧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的问题导致学生难以将经济法基础理论及经济法原则适用于具体的经济法案件中。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决定了“经济法基础”课程不能类似于一本、二本院校偏重于理论学习,而应该侧重于锻炼学生分析案件的实际能力。所以,必须对“经济法基础”教学目标进行适当调整,明确教学目标。“ (二)调整教学计划 1、经济管理类学生应该在学习“经济法基础”课程前,学习《民法》课程作为先修课程。因为民法的许多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是经济法入门的必备知识。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经济法基础”课程如果仅仅局限于部门经济法的具体内容,往往会导致其对基础概念难以理解,更难以将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难以保证教学效果。 2、增加教学时数。为了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分析案件的能力,增加教学时数是一个较为直接的办法,建议增加课时,48个学时较为适当。当然,可根据“经济法基础”课程在各专业的重要程度进行不同课时的安排。 (三)凸显各专业教学内容侧重点 针对课时量不够的缺陷,教师应根据学生专业的不同,选择符合各自专业的教材,制定符合各自专业的教学大纲,设置有针对性、有侧重点的教学内容。做到“舍全求精”,凸显专业针对性。具体做法为:各经济管理专业以《合同法》、《公司法》为基本内容,其他内容则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需要有所侧重。如市场营销专业重点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财会类专业重点介绍证券法、会计法及破产法等内容,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则重点介绍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内容。前文中还分析了教师授课内容专业针对性不强的原因还在于教师授课任务繁重。所以,教学改革中要凸显专业侧重点,减轻教师工作量也是必要前提。 (四)健全教学考核体系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更注重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对概念的死记硬背。加之经济法基础又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所以,现有的单一考核方式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出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针对这个问题,在考核体系中可以增加以下考核方式:开卷考试(全部题目均为经济法案例);讨论热点经济法律问题;撰写经济法律论文。兼顾培养学生的不同方面,打破以往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建立多维度的课程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田路(1983- ),女,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政法系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经济法基础教学研究:案例教学在中职《经济法基础》课程中的初步探讨 案例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重要手段,它既可以检阅、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又有利于训练专业思维,特别是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已成为培养法律技能性人才的有利手段。开展案例教学的教学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学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 职业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要为社会造就优秀的、综合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学生具备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知识的能力,案例教学可引导学生将知识向能力转化,使知识和能力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时,《经济法》课程属于应用学科的一门基础课程,职业学校开设《经济法》课程是向要向社会培养一批具有法律素养的普通劳动者服务于经济建设,这就要求学生要有比较完整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专业思维,特别是法律实际应用能力。 (二)案例教学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价值 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全部教给学生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这样做,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由于中职学校会计专业的学生没有接受过法学的系统教育,对于高度概括、原则和抽象的法律规范往往不易理解和掌握,如果单靠教师一味的说教来讲解,学生会感觉十分枯燥,无法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但结合适量的案例会使教学内容丰富且生动。 案例教学是非常适合经济法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多是为了适应教学目标的需要,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从周围的实际生活或者书刊报道中选取,在讲授完理论部分后,结合所讲内容,可以采用留思考题或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案例分析,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讲评。案例教学将教学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活跃了课堂气氛,充分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 案例教学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在于通过实际案情的分析,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经济法》中有关合同法的案例,通过案情的展示,学生不仅能简单判断出合同是否违约,而且可以分析出当事人谁违约,具体应以何种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力的提高,不仅包括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还包括随机应变能力。正是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应对理论向实际的转化,更关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案例教学不但培养学生从法律角度观察问题,还养成独立分析、辨别和创新的能力,以应对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面临的复杂法律问题,而这些知识的获取和能力的培养是难以在理论教学的课堂上实现的。其次,案例教学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法律其实来源于生活,而经济法学理论必须关注现实经济生活。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快要迈出校门走向社会,只有把课堂上所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呈现出理论的价值。比如《经济法》课程中合伙企业的法律规定,只有结合具体案例,学生才能深刻认识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对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合伙协议在合伙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合伙企业经营中期间出现变数时——如新入伙人、退伙人的出现,导致债务清偿变的复杂时的如何处理等。案例教学不仅使学生了解、适应社会的能力显著提高,更是学生掌握《经济法》理论的内在规律、反思理论的过程。 通过这种反思,学生在现实理论的基础上,对理论进一步升华。如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不合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问题,都将引起学生反向思索,无疑,这种反思都是有益的。案例教学,由理论到实践,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大有用处的。再次,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和团队精神。比如从案例的收集、整理;到案例解决方案的提出;以及为案例寻找理论支持等,都需要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将个体溶入团队,完成自己的角色。通过案例教学,无疑会增强学生这一方面的能力。 (三)案例教学对理论教学的作用 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而且对理论教学有促进作用,学生日后不论是继续深造还是迈入社会,都不能局限于狭窄领域,没有理论指导会导致肓动,没有案例实践会导致幻想,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既要完成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形态转换,又要重视从案例教学到理论的深化,不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巩固了学生的理论水平。 (四)案例教学的现状及反思 从职业学校《经济法》课程的课时安排可以看出,理论教学占据了大部分的教学时间,课时少,内容多。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职业院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病,这一做法只能使教学局限于从理论进行阐述,缺少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新课标“既重知识又重能力”的要求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适应职业教育的《经济法》教材的参考书有限,这无疑在案例的选取和使用上给教师制造了难度,太深,容易降低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丧失自信心;太浅,又不利于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教学实践表明:案例为学生理解法律打开了一扇窗户,扩展了眼界。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手段,这不仅给学生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的同时提高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最后,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也是决定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这就要求社会和学校在抓紧教师素质培训的同时,创设宽松的环境,尽快造就一批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以使其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专业型技能型社会主义建设者。 (山西省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经济法基础教学研究:高职院校“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教学意图的职业性、应用性思考 [摘要]高职高专院校尤其是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设置了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如何使经济法基础知识教学适应高职高专的社会需求,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课程教学意图体现“教、学、做、练、用” 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务求符合职业能力培养需求;教学内容应具有针对性与适用性;教学过程注重层次递进性,强化技能训练。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知识 教学意图 教学过程 [作者简介]杨波(1969- ),女,辽宁海城人,鞍山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方面的研究。(辽宁 鞍山 114000)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39-02 高职院校会计电算化等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当突出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高职教育应直接为地方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要面向地方区域经济的行业职业岗位的需要。把区域性作为高职培养目标定位的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确定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是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高职教育主要是面向经济产业和行业服务培养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的产业需求和社会服务需求来培养人才,才能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才可能解决一方面高职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很多专业领域又紧缺技能型应用人才的矛盾。 高职院校会计电算化等经济类专业开设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并将其设为专业基础课正是针对以上培养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要求。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经济法基础知识始终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及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各有关经济方面法律的条文规定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经济法律的能力,同时通过经济法基础知识重点课程建设,使学生在学习掌握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经济法学科的理论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系统思维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多年来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实践,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逐步发展出自己所具有的实践性、应用性等特色。 一、课程教学目标和意图体现高职高专的职业要求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重点掌握岗位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适应各专业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的培养目标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课程教学应重视“经济法基础知识”中基本理论与专业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理论观察、分析问题,最终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把“教、学、做、练、用”定位为“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教学的目标。 二、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务求符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1.理论知识教学以“必需、够用”为标准。“经济法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占用学时为45学时,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两者的比例为2︰1。理论知识教学以“必需、够用”为标准,“必需”是指理论教学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教会学生按照这样的层次递进式学习;了解法律规定—查阅相关法律规定—会解读法律规定—运用法律规定;“够用”是指要与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水平相适应和相关专业需要相吻合,以实际课程占用的课时要求为标准。因此在“够用”的标准下,教师“教”的内容要“精”“准”。“精”的标准就要求选取精当的内容,“准”指选准法律规定,同时教师的讲解也要“精”“准”。 2.实践教学在案例的选取上务求“新”“简”。积极选取最新的案例,跟踪经济法发展的前沿,力求做到与现实同步,充实教学内容。“简”是指选取的案例既要简约又要符合考核学生综合知识的需要,要选用有递进层次和层层深入性的案例。 三、教学内容应具有的针对性与应用性 针对不同专业设置不同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经济法基础知识”会计电算化等经济类相关专业开设,由于每个专业面临的岗位关键技能不同,决定了每个专业的教学略有不同。会计电算化专业本课程作为会计资格考试课程之一,可以设计考试系统;其他专业在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相同的条件下,考核内容这方面就没有硬性要求而是主要采取了案例引导教学法。 针对课程性质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在完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根据经济法律的适应经济形势需求不断变动修改的特点,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 针对高职学生就业需求重点讲解相关内容。为了使教学内容更精练、新颖,更能反映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能适应学生,充分体现与时代同步的精神,比如,在内容选取上我们针对当前就业形势,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详细讲解,为将来学生的自主创业做准备。 四、教学过程的层次递进性 “教”是指理论知识教学,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教会学生法律规定,解读法律规定,然后会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即了解法律规定—查阅相关法律规定—会解读法律规定,采用这种方式理解和吃透教材的内容。 关于“学”,以前我们的教学方法是“教师教、学生学”,采用案例引导教学方法实现的目的是“教师教学生学”,这二者之间学生的主体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师教会学生学”,当然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 “教师教学生学”的案例引导教学模式即采用“任务驱动”方式。在讲解某一个章节内容时,流程如下: 举具体案例实例(选取典型案例)—引出本章具体内容—指出问题。 教师讲解本章节具体内容—再进一步解决所举的具体实例—发散思维举相关案例,提高学生能力(根据具体教学状况可以选取教师举例和学生举例两种方式,实现互动)。 为学生提供多渠道的学习途径: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设立经济法基础知识教学网站进行教、学研讨,师生互动;在教学网站上将相关法规收集齐全提供给学生;每章案例资源上网;上传相关案例视频,如《经济与法》和《今日说法》的相关视频案例等。 “做、练”指我们采取的校内校外实践实训教学,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满足企业、社会需要。为此,我们在学习指导和校企交替环节设计了自拟案例、课前五分钟演讲、辩论赛、法院旁听、模拟法庭、10个实训项目等实践实训环节。针对测试知识掌握情况我们设计了考试系统。 经济法基础教学研究:中职会计专业《经济法基础》课程如何制定教学目标 摘要: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结果,是教学设计的重要环节。不能制定恰当的教学目标,将明显制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文章结合中职会计专业《经济法基础》教学实践,在正确理解教学目标的前提下,从制定教学目标的依据、原则、教学目标的表述等几方面,就“如何制定教学目标”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会计专业;经济法;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结果,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围绕教学目标来进行和展开的。就其本身而言,它支配教学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性,起着支配和指导教学过程的作用,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依据。恰当地制定教学目标,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也为教学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许多教师不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教学目标,明显制约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鉴于此,结合中职会计专业《经济法基础》教学实践,就教学设计过程中如何制定恰当的教学目标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正确理解教学目标 在传统的教学理论中,一般把教学目标划分为认知、动作技能、情感三个领域。在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中,一般把教学目标划分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领域,也就是新课程标准中提倡的“三维目标”。如何理解三维目标,目前表达比较混乱,要想正确解读,须从几方面入手。其一三维目标是课程目标,而非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因此,教学目标不是三维目标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教材内容对三维目标的细化,不同的课程内容而有所侧重;二是三维目标三者是交融互进关系,“知识与技能”只有在学生积极反思、大胆批判和实践运用中才能实现知识的构建;三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伴随学生对学科知识、技能的反思、批判的运用才能得到提升;四是三维目标中应以“知识与技能”为载体,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在三维目标中,“知识和技能”是基础;“过程与方法”是途径;而“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具体到《经济法基础》教学设计中,教学目标应以引导学生掌握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学理论解决经济纠纷的能力为基础和重点,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教法的运用和学法的指导,营造自主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形成用法律约束自己行为的世界观。 二、制定教学目标的依据 教学目标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学科的课程标准,其次是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最后是教师的教学个性。新课程标准重在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水平各异,教师仍需要结合实际制定有效的教学目标。 1. 学科(或专业)的课程标准。课标是从宏观上讲述的,它是制定教学目标的准绳。《经济法基础》课程,作为会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的课程标准包括如下内容:①运用案例教学法教学,做到学以致用;②本课程重点讲述经济活动中主要应用的法律法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③尝试性进行研究型教学。《经济法基础》课程的特殊功能在于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经济法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弘扬法治精神,培养学生具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观念,全面提高学生的经济法素养;④本课程作为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将《经济法概述》、《公司法》、《企业法》、《破产法》、《票据法》、《合同法》、《会计法》定为优秀内容,更好为专业服务。 据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学目标必需围绕课程标准制定。一方面,我们制定的所有每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不应当超过课程标准;另一方面,全部目标的合成,也不能低于课程标准的总体要求。 2. 教材(或课本)。教材是确定教学目标的重要因素也是最基本的依据,所以钻研教材是教师备课最重要的一步。教师需要用心钻研教材,全面、深入地理解教材的内容,只有这样,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才能对教材做大胆处理和适当删减,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会计专业选用的《经济法基础》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中等职业学校经济类专业编写的通识课程,共十四章内容,要想在一学期的时间里完成全部章节的学习,教学效果有限。因此,必须结合会计专业培养目标和《经济法基础》课程标准,将《经济法概述》、《公司法》、《企业法》、《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票据法》定为优秀内容,重点学习,旨在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为学生深入学习与理解财经类法律法规打好基础。 3. 学生实际。教是为学服务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脱离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对学生年龄特点和实际学习能力必须予以充分考虑。在重视和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还要适当照顾各个层次的学生学习的需要,做到因生而异、因材施教。近几年,中职学校的生源质量逐年降低,学生的文化课水平、学习习惯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教师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不同的学生不要求整齐划一。有效的方法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力选择起点,鼓励学生只要充满自信,就可以达到适合自己水平的目标,激发再次成功的欲望。 4. 教师的教学个性。由于每位教师的知识能力、兴趣爱好、秉性不同,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风格、有擅长的教学方法。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制定出适合自己教学个性的教学目标。 三、制定教学目标的原则 1. 整体性原则。制定教学目标要从学科的整体课程目标出发,课时目标不能与总目标相悖,力求与课程目标的要求一致。具体地说,应该处理好单元教学目标与课时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让单元教学目标统率各个课时教学目标,各个课时教学目标成为落实单元教学目标的保证。 2. 主体性原则。教学目标的主体是学生,教学目标必须指向学生,要符合学生的实际,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按传统的经济法教学,如果不考虑学生的主体性,一味以教师灌输枯燥的法学理论为目的,则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乏味,是不会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 3. 科学性原则。教学目标的定位应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根植于教材,不拔高、不牵强。如学习《经济法》第八章——合同法内容时,将能力目标定位为“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依据合同范本起草简单合同的能力”比“使学生具备独立起草合同的能力”更容易实现。 4. 层次性原则。教学目标的设定,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个体差异,一般分为三个层次:①初级目标:掌握《经济法》教材中常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内容和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知识;②中级目标:较好地掌握经济法律法规的内容;熟悉常见的公司、企业的设立、登记手续的办理;根据范本起草公司章程、撰写合伙协议、订立简易合同;具备处理简单经济纠纷的能力;③高级目标: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拥有法律的思维和视角,能自觉地深入学习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在经济活动中,养成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的习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分层便于教师更好地组织教学,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教学任务的完成。 5. 可测性原则。教学目标是进行教学评价的依据之一。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该尽可能做到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有利于展开教学评估,评定课堂教学效果。 四、教学目标的表述 制定教学目标,还应注意教学目标的表述方法。在教学设计中,许多教师由于目标表述不准确,用词不规范,造成目标的制定和实际教学脱节,甚至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因此,教学目标的表述还应注意以下方面: 1. 许多教师在教学目标的表述中,只注重描写教师的教而不是学生的学。按照新课程的有关理念,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注重描写学生的学而不是教师的教。具体的描述词语有“能说出……”、“能写出……”、“能根据……做出判断”、“能根据……分析出……”等。总之,目标的描述要清楚地表明达成目标的行为主体是学生。 2.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目标的表述应采用可观察、可操作、可检验的行为动词来描述。而传统应用的“了解”“掌握”“知道”“熟悉”等笼统的、含糊的、难以观察到的,仅表示内部心理过程的动词,往往难以测量,无法检验。而“认出”“说出”“描述”“解释”“说明”“分析”“评价”“模仿”“参与”“讨论”“交流”“认同”“拒绝”等词则是意义明确、易于观察、便于检验的行为动词。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可以查阅新课程标准中“学习目标的说明”,其中列出的一些常用的知识性目标动词、技能型目标动词及情感性目标动词,可以作为备课时的参考。 3. 教学目标的表述有时需要表明学生是在什么条件下或什么范围内完成指定的学习活动,如“用所给的材料分析……”、“通过合作学习小组的讨论,制定……”、“通过模拟情景,体验……”。 4. 教学目标的表述还需要描述学生学习的表现程度和完成的效果,以便于检测和考评。如“能准确地说出……”,“能详细地写出……”、“能达到90%的正确率”等…… 综上所述,在经济法教学设计中,一个运用以上方法表述的教学目标的例句:“通过学习完公司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后,根据所给出的案例,学生能以90%的准确度,在所给的表格中写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其中,行为主体是“学生”,行为是“区别”,条件是“根据所给的案例……、在表中……”,表现程度是“达到90%的准确度”。 总之,教学目标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引领教学的作用。它不仅指导教师如何教,还引导学生如何学。教学目标是灵魂、是导航灯!因此,作为教师有必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教学目标的制定方法,更好地为教学服务,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经济管理与实验教学的相关概念解析 1.1经济管理的相关概念解析 经济管理,是一门综合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课程,既包括经济学理论,也包括管理学理论,它的培养目标是使得学生掌握当代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技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从事综合及部门经济管理的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管理,这一专业的优秀能力主要指的是综合及部门经济管理的基本能力。 1.2实验教学的相关概念解析 实验教学,主要指的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通过控制条件的操作过程,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现象的变化中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知识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学生学到的基本上都是理论知识。而实验室教学就是可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真正生产力的第一步。因此,高校里的实验室教学,在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当前高校经济管理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高校经济管理教学在人才培养上目标不够明确 经济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课程,它主要培养的人才是能够掌握当代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技能,从事综合及部门经济管理的高级应用型管理人才。从当前高校经济管理教学现状来看,高校经济管理教学在人才培养上目标不够明确,所以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理论与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2.2高校经济管理教学不注重学生的实践性教学 经济管理类学科培养的是应用型管理人才,所以它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来掌握所学的理论与技能。由于高校的教育经费是有限的,很难为学生建立专门的实习基地。再加上高校的课程教学是有时间和教学大纲限制的,所以导致高校经济管理教学不注重学生的实践性教学。 3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高校里的实验室教学,在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课堂上,学生学到的基本上都是理论知识。而实验室教学就是可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真正生产力的第一步。实验室教学与课堂上理论教学不同,实验室教学需要一定量的物质基础,而且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很高的费用。所以,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高校里的实验室的话,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对学校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现在,很多的实验室做实验都存在一种资源浪费现象。尤其是那些资源充足的课题组,这就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对高校实验教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系。这样的话,既可以使实验室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又可以降低高校的教学经费。对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3.1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效率 我们知道,如果同样的一个实验,当经费足够多时,很多人就不计成本的进行实验。这种行为就必要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能有一套对实验室教学经济管理的体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提高实验室教学效率,对学校,学生以及教师都是有利的。当实验室经费有限时,学生以及教师都会将各种影响因素考虑其中,进行大量的理论总结之后,争取将实验次数降到最低。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还可以为高校节省很多的实验教学经费,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提高实验教学效率,不仅可以获得经济的教学体系,也可以为学生以及教师节省更多的时间。实验效率提高了,实验的次数就可以减少,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能会更准确。这是因为,随着实验次数的提高,实验设备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设备出现问题以后,如果换了另一个同样的设备,那么得到的数据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偏差。而且,就算把设备修好再使用,实验数据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像那种使用大型设备的实验,一般都尽可能的早点完成实验,而早点完成实验的前提就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做实验的效率,减少试验次数。所以,有一套经济管理实验室教学体系,对提高实验教学效率很重要。 3.2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有利于降低高校实验经费 高校的经费基本上都来源于教育部,当然,也有一些教师会申请基金或者跟企业合作,做一些横向课题。但是,无论经费来源于哪里,都应该发挥经费应有的价值。我们知道,一篇论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并不多,但是为了得到论文作者想要的理想数据却需要进行大量的做实验,以此得到一些数据,然后作者再从这些数据里面挑出一些比较吻合理论计算的值,并应用到所发表的论文中。如果可以在得到足够好数据的前提下,减少实验进行的次数,那么一定可以降低高校的实验经费并且还能减少作者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能让设备更长寿,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因此,如果能有更经济的实验室教学管理体系去督促,去约束学生做实验的次数,我想学生肯定会更加珍惜每一次做实验的机会,会更加注重对实验室理论知识的研究。虽然很多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但是却可以选择一些更经济的手段来降低高校的实验经费。可以得到相同结果的检测手段,如果对实验数据的精度没有那么严格的话就应该优先选择那些更便宜的检测方法。如果一味的追求结果的精度而不考虑成本,那么就算最后得到的结果很准,但是是以高成本的代价换来的,我想也不会得到企业的应用。所以,在进行实验时,将降低实验成本的因素考虑进去,也很重要。 3.3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有利于合理分配高校实验设备的资金投入 高校有足够的实验室设备,是学生以及教师能够进行各种实验的基础。新设备的引进以及旧设备的维护,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新设备的引进所需费用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减少旧设备的维修,维护费用却是我们可以尽量降低的。合理而高效的使用设备,是我们可以尽量做到的。减少对设备的使用次数以及使用过后及时对设备进行合理的清理,一定能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了得到想要的实验数据而不间断的使长时间使用实验设备就会大幅度降低设备的寿命。对实验设备的合理操作也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一种基础,所以对学生使用实验设备的培训教学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必须对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进行构建。总之,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对学生,教师以及学校都是有利的。不仅可以降低实验经费,更高效的得到理想的实验数据,还能够减少自己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我们都知道,做实验是个很费事费力的工作,能够减少实验次数,是所有做实验人都希望实现的。 4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的策略 本文在上述中已经阐述了进行体系构建的重要性,然而每种体系的建立都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协商,探讨才能最终制定下来。实验教学体系是整个高校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教学体系之一,可以说没有实验教学体系的高校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是个相对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因为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实验室。不同的高校可能面临不同的实验室管理问题,所以必须有针对性的建立适合自身的管理体系。然而,实验教学管理体系的建立也可以有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高校也可以互相之间进行实验教学体系建立方法参考。本文提供以下几点策略。 4.1实验教学体系独立化 过去的实验室是作为理论课的补充部分而设立的,它的作用仅仅是对理论教学的一种辅助。这种存在形式必然降低了它应有的教学地位和它在师生心中的分量。因此,这种体制下的实验室必然会对高校实验室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使得实验室设备陈旧、使用效率低下。更严重的是对师资队伍的选择上面,往往任用那些并没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新老师,使得实验教学质量不高的现实状况。面对新的实验室教学要求,就必须将实验室真正的重视起来,实现实验教学体系独立化,让高校、教师、学生能从心里感受到实验室教学的重要性,将实验室的地位重新规划,将其对整个教学体系的作用真正的体现出来。这就要求首先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让实验室的发展同创新教育的需求等同起来。 4.2知识与能力同时抓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 高校内的实验课堂相对来说很肤浅,进行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都是草草了事。相互之间抄一下实验数据,就算是完成学习任务了。这种对实验室课堂的学习态度不是个例,是很多学生的“通病”。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实验室教学体系是多么的不科学。所以,知识与能力同时抓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是解决学生不良学习态度的有利“武器”。如何进行高效的实验是需要获得理论知识的,而能得到理想的实验数据又是知识与实验操作能力相结合的结果。两个方面同时抓才能更好的构建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整个体系构建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它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和改进,需要强大的实验室师资队伍的引导。 4.3实验教学体系开放化 现在高校提出很多新的教学概念,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交叉学科”。也就是说,研究的领域不要仅限于自己的专业,同时也要兼顾与自己专业相近的科目。将此概念引用到实验室教学体系,就是要求形成相对开放的实验教学体系。它要求不同类型的实验室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相互之间可以共享实验设备和一些不涉及机密的实验成果。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设备的投入,还可以避免重复一些不必要的实验。现在很多高校实验室面临的问题是设备更新率不合格,教师的很多设想可能因为缺少实验器材而得不到实验的验证。因此,要充分的加大对实验室设备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人员的作用。开放型实验室的形成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也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但是我相信,它的建立一定是利大于弊,可以更好地造福于师生、高校和社会。 5结语 一言以蔽之,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对学生,教师以及学校都是有利的,它不仅可以降低实验经费,更高效的得到理想的实验数据,提高实验教学效率,还有利于合理分配高校实验设备的资金投入,并且还能够减少自己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因此,高校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作者:赵冬萍 单位: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如今,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技能,高校不仅要教授学生理论知识,也要教育学生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在素质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对办学的最终理念进行了重新思考,期望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全面发展的实用性人才。在高校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较为常见,许多高校都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专业化的国贸人才。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 1.1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主要是负责管理工作,对外贸易的相关事务、涉外公司的有关事宜及国民经济部门都需要进行系统管理。管理人才需要对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知识有所了解,对一些经济情况能进行及时地解析,能够管理一些经贸活动,并且具有处理经贸事务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了解各种贸易政策及贸易机构,对市场要有敏锐的嗅觉,经过一定经验积累后,要能够高效预测市场趋势,进而促进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了解国际贸易所需的各个环节,掌握经济业务所需的基本技能。网络技能也是国贸管理人才所必备的,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较为迅速,管理人才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掌握一定的网络信息技术。 1.2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是对各种商贸活动进行实务操作,例如:国际结算、运输、报关、报检等。无论是哪种人才都需要对国际贸易、经济学、管理学的知识有所了解,这些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基础。商务经办人才要对进行贸易的商品及贸易市场有所掌握,根据市场定位找到相应的客户,并建立相应的客户群。要具有填制外贸单证的能力,了解国际贸易惯例,依据各个国家的相关法律进行商务洽谈,国际核算、运输及保险知识都要掌握,以便进行国际贸易实务的操作。 2国际经济与贸易教学模式的构建 2.1对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构建 不管是培养哪种国际经济与贸易类型的人才,都需要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构建恰当的理论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高效地掌握基础知识,要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学科建设。如今,社会需要综合素质能力较强的国贸人才,语言表达能力是国贸人才必须具备的技能,国贸多是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因此,语言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高校要对学生的语言进行专门训练,也可与国外的一些学校进行合作,联合培养人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要合理设置专业必修课,要将必要的理论知识教授给学生,研究专业的优秀课程,根据社会需要与教育要求来制定课程计划,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的高素质人才;在构建课程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根据社会及市场的发展趋势来制定,让学生了解各个课程的关联,以便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 2.2加强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硬件以及软件投入 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自然离不开实践课程的配合,若要开展实践课程,学校就要加强对各种硬件、软件的投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需要培养具有高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学生在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后要进行适当的检验,应用软件进行模拟操作是高校培养学生技能的重要措施,模拟实验室、实习基地及创业园是许多高校都在建设的项目,学校还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只有高质量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专业素养的学生,因此,各种硬件、软件设备都不可少。教育部门要考虑到高校的具体情况,适当地予以支持,从而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国贸人才。 2.3在教育过程中开展双语教学,提高人才的综合能力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必定离不开语言的交流。学校应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基本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教学时可进行双语教学,给学生创造一定的语言环境,在教学时,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语言水平有所提高。国际贸易中有许多专业术语,教师要规范用语,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双语教学,以便为学生日后的实操提供便利。 3结束语 在许多高校中都设立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并且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对国贸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是培养国贸人才的摇篮,要为学生负责,也要为社会负责,因此,要积极探索高效的国际经贸教育方式,以便培养高素养的国贸人才。学校要根据社会所需来进行知识体系的建设,可进行适当地联合教学,加强学校与企业的联系,为学生搭建提升自身素养的平台。 作者:周略韬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农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农业经济学科教学改革措施研究 一、教学培养目标的确定 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农业经济学科在均衡发展学生德、智、体、能等各项能力的同时,要重点注意学生以下能力的培养:一是学习能力。在大学阶段,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应该是主动的知识采集者、分析者和利用者,是新型的主动性学习的人才。二是表达写作能力。学生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流畅、明确、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三是写作能力。除了口语表达能力外,学生们需要撰写各种调查报告、科研论文、工作总结等各种书面材料,所以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过关。四是实践能力。大学生不能仅仅在象牙塔中坐而论道,空发道理。而应该理论结合实际,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不带偏见地解决实际问题。五是创新能力。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不能拘泥前辈,一定要根据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在创新中培养灵活思辨的能力。六是协作能力。新时代的农业工作内容庞大复杂,大学生必须形成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培养与人合作的习惯。 二、教学模式的设计 农业经济学科在课程教学中诗中贯穿一个主线,就是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教学过程的主线,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诗中坚持培养学生的各种素质,以保证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此外,在坚持培养学生的总体素质的同时,农业经济学科还保证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种能力的培养齐头并进,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齐头并进。不仅仅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能力的人,不仅仅关注课堂理论的学习,更侧重于学生在实践中的获得。最后,农业经济学科还全面关注学生德、智、体、美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 在党的理论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农业经济学科课程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遵行的一个总体的指导原则是:学生的德、智、体、能多方面全面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坚持“以人的教育”为主要内容,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使农业经济学科的课程教学计划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学科的特点,加强课堂理论和课外实践的结合力度;农业经济学科的课程内容要与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相衔接互补;在教案的选用和教材的更新方面,坚持使用统一编订的教材,同时合编教材和自编教材作为必要的学习补充,扩充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将理论和知识统一起来,服务于技能和素质的提升。 四、农业经济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在教材的选用上。 针对农业经济学科课程的不同方向,如果本科目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那么国家统编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参考的首选目标。如果本科目没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那么与其他院校合编的教材或者其他的优秀教材也可以使用。高校自编教材、教研组自编教材也可以作为学习材料来使用。无论是统编教材还是合编教材,亦或是自编教材,他们所选用的或更新的内容必须遵守以下原则:第一,教材中的内容必须真实、可信,能够指导学生在实践中的行动,经得住现实的考验。第二,教材中所选取的知识必须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并非随便编造的。而且这些知识必须体现本学科的学科特点,结合本学科的内容,科学合理地进行编排,包含了目前学界的最新观点,体现了本学科最前沿的发展水平。第三,这些知识一定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接受情况而有目的地进行选取的,能够使学生没有困难地接受,并且对学生的思维有所启发,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让他们能够在学习中不仅仅能获得同类型的知识或相关知识,而且能够对于以后的工作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2.在教学方法上。 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方法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根据课程内容、授课环境和条件、接受对象这三个维度进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学。针对教师教课、学生学习、上课过程这三方面的内容和特点进行程序化的设计。教学设计要包含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预期等内容,分层次制定教学方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学习目的的了解,到学习内容的掌握,都要有所收货。在上课过程中,教师的教课要贴近实际,与具体的操作实现衔接,以便实现教与学的共同目标。 3.在考试方法上。 在传统的考试中,学生的主要工作是考前狂背,在短时间内快速记忆一个学期的学习内容。他们通常将一个学期的内容给整理出来,然后通过记忆重点的方式,在考试中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这种传统的考察方法根本无法兼顾到学生能力的培养、专业素养的习得。改革后的农业经济学科考试内容应该体现学生对于理论理解和掌握的程度、知识自学分析的能力、实践能力、写作能力、创新能力、表达分辨能力、协作能力、文明举止表现等内容,通过开卷或闭卷、检查笔记、撰写论文、课堂演讲、学习表现等形式进行多样化的考核,客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常颖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农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一、教育信息化的内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利用教育信息化发展现代教育提出要求[1]。教育信息化的优秀是教学信息化,是以教育教学理论和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开发信息资源优化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组织管理及教学手段。 二、利用教育信息化开展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然性 (一)教育信息化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教育信息化一方面取代了“黑板+粉笔”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另一方面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网络的普及与多媒体硬件的发展使教育信息化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化也正从各个方面影响着高校教育,这要求教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学习探索,将信息化教育用到日常教学工作中。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 十八大报告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现代化以来,涉农企业和事业、行政管理单位对知经济、懂管理、通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管理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农业经济学作为部门经济科学,以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为主线,研究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与市场、农产品价格和市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和农业宏观政策。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在高等院校培养新型农业经管人才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三)教育信息化是提高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农业经济学课程基本概念较多、知识面较广、理论性较强,要求学生有较广阔的视野,在学习过程中能理论联系实际,思考和探讨中国农业以及农民、农村的现实问题。传统的以教师“备—教—批”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大都是被动学习,很少主动利用信息辅助学习,所以很难达到培养应用型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目标。为了让学生改变观念,积极主动形成学习—思考—再学习的探究式学习习惯,并利用辅助信息充分理解教材中的理论点,达到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效果,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和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利用教育信息化深化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一)准确定位农业经济学课程,明确教学目标与任务 农业经济学是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如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往往是作为第一门专业课开设。农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在新型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信心和对其他专业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农业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是关系到学生整个专业学习质量的课程,要在课程的教与学的整个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化。农业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进步与发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从事农业经营管理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以及基本操作方法。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对高校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要求,建立“能力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思路,强化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将课程教学和学生服务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在授课时,多引用学校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最新数据、典型案例进行讲解。 (二)建设针对性教学辅助资源,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受传统思想影响,来自城市的学生对涉农知识存在排斥心理,加之农业经济学教学中宏观的、理论的、政策的内容比重较多,使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学习动机和积极性。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知识更新周期变短,许多知识还没学会就已经过时了[2]。作为不断发展的学科,当前农业经济学教材中部分内容非常滞后,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且由于出版年限较长,教材中的许多数据已经过时,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教育的信息化使教师可以摆脱传统教学中对人与地域的限制,通过进入数据库,查阅资料、借鉴采用优秀教案、攫取信息,根据本校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合的整合与重组,为学生创建信息资源丰富、知识量大的学习环境,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为了与时俱进,还可以自行编写和制作相关教学辅助教材,并定期及时更新。将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辅助教材,以满足日常教学的基本需要,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意识和较强的信息素养,学到的知识与时代和教育发展同步。利用信息技术创建课程资源高度共享平台,让学生在平台上自主学习,与教师、同学、专家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远程沟通和交流,自由提问、答疑、发表见解、讨论和辩论等。 (三)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合理安排课程实践教学 网络资源的全球化,使得有关课堂内容丰富而多样,传统的备课只在教材与课案中辅以教师的经验形成的一般备课内容,其中很大一部分带着教师的主观认识[3]。教育信息化使得教师的对授课内容通过丰富的资源共享进行广泛的涉猎,从各个方面加深对所受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更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习。农业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包括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实践教学。在教育信息化的指导下,重新梳理现有的实践教学形式,如涉农企业参观、企业家讲座、企业调查等,研究其各自的优缺点及合理的优化组合;研究新的实践教学形式,如参与企业项目策划、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等,论证将其应用于教学实际的可行性。在实践教学的教学设计中,选择以上适当的形式并进行合理的组合,形成不同的课程模块。而后,对于不同模块、各种教学形式下具体的教学内容,制定标准化的实践教学方案。修订教学计划,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利用教育信息化,学生可以摆脱传统的课堂地域和场地的约束。学生在课程实践中,通过利用互联网、个性化信息平台,自主选择对自己有益、易于接受的实践项目,加深对所学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四)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和切入点,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灵魂。目前,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仍然以教师讲授为主,由教师从头讲到尾的“填鸭式”讲授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已成为基础课教学的主要手段。研究参与式教学方法(包括提问、案例分析法、讨论辩论法、“课题”研究、课堂论文和学生讲课等方法)在农业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利用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程度、学生是否扩展了知识面、对当前农业经济问题的热点和难点的理解、学习兴趣是否提升等指标来衡量不同教学方法的效果大小,形成一套适合农业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信息化要求教师不仅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还要掌握网络技能、会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育教学,能够选择性地利用复杂多变的现代信息,开展教学活动、与大学生的交流和沟通。针对农业经济学课程的部分任课教师,或年龄较长、缺乏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或非涉农专业出身,面对教育信息化要解决的优秀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提高自身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能力,提高对办公软件、课件设计和制作、课件演示信息技术的掌握;另一方面要鼓励教师加强交流与合作,走出校园参加业务实践,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快速有效地传递给学生,从而提升教学水平。 四、教育信息化应用于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价值 农业经济学知识面广,教育信息化应用到课程教学改革,对农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教学等进行探索,不仅能够丰富农业经济管理的相关理论,完善农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而且对提高高等院校农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探索性意义,也为其他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提供了参考。快速推进的新型农业现代化使得高素质农业经营管理人才成为竞争获胜的关键,探究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有利于提高该课程专业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专业化水平,使农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保培养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广、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优良的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对促进新型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张云兰 单位: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农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农业经济学科课程教学改革措施研究 摘 要:农业经济学科是建国以后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的一个学科。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农机经济学科在教学改革中成效显著。它以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为学科培养目标,总结出“一条主线,两个并进,三个提高”的教学模式,“三维结构”的教学方法,多元性评价方式和综合性实践活动等。这些创新性的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改革具体措施,在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科;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在新形势、新环境的要求下,农业大学背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即为全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输送高级人才。它所输出的农业人才不仅仅要精通专业知识,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崇高的道德观念、创新性思维方式等优良的品质。这就要求我们农业类高校要转变旧的、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学观念,重新审视并重新制定符合社会潮流的培养目标,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究新的教学方法,以符合新时展对于农业教育以及农业人才的要求。 一、教学培养目标的确定 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农业经济学科在均衡发展学生德、智、体、能等各项能力的同时,要重点注意学生以下能力的培养:一是学习能力。在大学阶段,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应该是主动的知识采集者、分析者和利用者,是新型的主动性学习的人才。二是表达写作能力。学生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流畅、明确、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三是写作能力。除了口语表达能力外,学生们需要撰写各种调查报告、科研论文、工作总结等各种书面材料,所以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过关。四是实践能力。大学生不能仅仅在象牙塔中坐而论道,空发道理。而应该理论结合实际,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不带偏见地解决实际问题。五是创新能力。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不能拘泥前辈,一定要根据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在创新中培养灵活思辨的能力。六是协作能力。新时代的农业工作内容庞大复杂,大学生必须形成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培养与人合作的习惯。 二、教学模式的设计 农业经济学科在课程教学中诗中贯穿一个主线,就是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教学过程的主线,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诗中坚持培养学生的各种素质,以保证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此外,在坚持培养学生的总体素质的同时,农业经济学科还保证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种能力的培养齐头并进,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齐头并进。不仅仅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能力的人,不仅仅关注课堂理论的学习,更侧重于学生在实践中的获得。最后,农业经济学科还全面关注学生德、智、体、美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 在党的理论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农业经济学科课程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遵行的一个总体的指导原则是:学生的德、智、体、能多方面全面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坚持“以人的教育”为主要内容,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使农业经济学科的课程教学计划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学科的特点,加强课堂理论和课外实践的结合力度;农业经济学科的课程内容要与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相衔接互补;在教案的选用和教材的更新方面,坚持使用统一编订的教材,同时合编教材和自编教材作为必要的学习补充,扩充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将理论和知识统一起来,服务于技能和素质的提升。 四、农业经济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在教材的选用上。针对农业经济学科课程的不同方向,如果本科目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那么国家统编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参考的首选目标。如果本科目没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那么与其他院校合编的教材或者其他的优秀教材也可以使用。高校自编教材、教研组自编教材也可以作为学习材料来使用。无论是统编教材还是合编教材,亦或是自编教材,他们所选用的或更新的内容必须遵守以下原则:第一,教材中的内容必须真实、可信,能够指导学生在实践中的行动,经得住现实的考验。第二,教材中所选取的知识必须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并非随便编造的。而且这些知识必须体现本学科的学科特点,结合本学科的内容,科学合理地进行编排,包含了目前学界的最新观点,体现了本学科最前沿的发展水平。第三,这些知识一定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接受情况而有目的地进行选取的,能够使学生没有困难地接受,并且对学生的思维有所启发,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让他们能够在学习中不仅仅能获得同类型的知识或相关知识,而且能够对于以后的工作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2.在教学方法上。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方法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根据课程内容、授课环境和条件、接受对象这三个维度进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学。针对教师教课、学生学习、上课过程这三方面的内容和特点进行程序化的设计。教学设计要包含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预期等内容,分层次制定教学方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学习目的的了解,到学习内容的掌握,都要有所收货。在上课过程中,教师的教课要贴近实际,与具体的操作实现衔接,以便实现教与学的共同目标。 3.在考试方法上。在传统的考试中,学生的主要工作是考前狂背,在短时间内快速记忆一个学期的学习内容。他们通常将一个学期的内容给整理出来,然后通过记忆重点的方式,在考试中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这种传统的考察方法根本无法兼顾到学生能力的培养、专业素养的习得。改革后的农业经济学科考试内容应该体现学生对于理论理解和掌握的程度、知识自学分析的能力、实践能力、写作能力、创新能力、表达分辨能力、协作能力、文明举止表现等内容,通过开卷或闭卷、检查笔记、撰写论文、课堂演讲、学习表现等形式进行多样化的考核,客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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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不容置疑的就是对新农村融入新的能量,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就业难就业压力大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为了帮助当代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找到最恰当的工作岗位,那么就可以利用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和国家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大学生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参与到新农村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有效推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帮助新农村树立新的经济面貌,推动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了确保农村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和城市大学生尽量缩小差距,那么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当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融入更多人才,从而有效地提高当代农村的经济水平,鼓励更多大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为当代大学生创业提供更多有效的路径。 1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创业路径的必要性分析 1.1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难题和经济危机 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标志,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大城市发展,特别是受过应试教育影响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在就业岗位选择过程中更加倾向大城市的很多工作,现代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帮助高校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根据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可以让更多大学生去农村创业,将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很多大学生都积极参与了农村建设工作,在农村创业过程中大学生对创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城市发展相比,农村创业属于基层创业,需要从最基础的小事做起,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在创业过程中落实实事求是精神,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新农村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设计类大学生参与农村建设,长远来看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难题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填补当下新农村的经济发展空白,为新农村经济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大学生的思维比较敏捷,对事情的处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对一些问题有超前的预测,对新时代社会经济建设和农村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 1.2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要求 近几年,我国新农村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不容置疑的是需要融入更多新生力量,来提高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这时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可以转变先前的就业观念,将就业方向倾向于农村地区,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这对于当代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必然是一种新的创业趋势。政府出台大量的新农村建设扶持政策,对于创业者来讲有很好的推动作用,能够均衡城市和农村的人才比例,很好地解决当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自然地提高了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率。所以说,对于当下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高校和政府应当利用社会各项力量鼓励更多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农村建设过程中,打破城市创业饱和的局面,将更多新的人才融入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效推进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经济水平。 2现阶段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创业路径研究 2.1新农村视野下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策略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 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失衡,政府必将会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新农村建设工作,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当代设计类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创建一个好的创业平台,不断调整当代大学生创业模式,提高创业模式应用的效率,所以说构建恰当的创业平台很关键。为了给当代大学生农村创业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那么就需要利用当下新农村建设的环境,鼓励大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农村建设。一开始应当构建合适的农村创业体系,为大学生农村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对创业户籍工资定级问题和创业用地的土地权明确之后,利用政府出台的新农村建设扶持政策,对大学生新农村建设手续办理流程进行简化处理,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大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创业工作,在户籍等方面应当给予大学生更多的优惠政策,让大学生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这不但能够引来更多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同时整体上提高了大学生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有就是为大学生农村建设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平台,以大学生创业服务的理念来帮助大学生解决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定期为大学生开展创业培训,让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对农村最新的发展动态及时了解。 2.2设计类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能够帮助当代大学生创业减轻舆论的压力 大学生是一个家庭的寄托和希望,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毕业后能够在大城市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应试教育和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将就业的方向放在了大城市。很多家长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毕业后参与新农村建设到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创业,所以参与返乡创业的学生数量很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政府重视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是大学生要去农村创业就需要将自己的户籍变为农村户口,这是很多城市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创业的主要原因。受社会很多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在农村创业不能够得到好的发展,也不能够享用社会给予的保障,所以现阶段参与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少之甚少。为了坚定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信念,帮助大学生建立明确的创业目标,鼓励大学生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有关部门就应当充分发挥媒体和宣传部门的作用,为社会营造一个大学生农村创业的良好环境和氛围,鼓励更多大学生能够接受农村创业,从而正确地解读大学生新农村建设的梦想。 2.3利用返乡创业的优势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多渠道的融资环境 创业基金是大学生农村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当代大学生参与农村创业的要求,在经济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持。当下政府出台了很多项大学生创业金融方式,但是受到很多干扰因素的影响,出台的很多金融政策都不能够满足农村创业学生的实际要求。对于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可以利用政府的职能,提供具有扶持性质的贷款政策,将政府机构作为桥梁,通过政府向农村创业大学生发放创业资金,为了进一步减少学生的经济负担,鼓励更多商业银行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经济支撑,并且对贷款的金额要有明显提高。根据大学生农村创业的不同项目内容,根据项目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估,尽可能地对大学生创业门槛降低要求,参与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可以通过经营介绍被投资方,或者通过自己的产品介绍吸引投资方进行投资,强化投资者的信心,构建恰当的商业计划,对自己的创业方向有明确定位,通过这些金融渠道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吸引更多高校大学生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从而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 3结语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新农村建设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作为当下我国经济建设重要的环节,就需要为新农村建设融入更多新生力量。当代大学生就业形式十分严峻,新农村建设为当代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刘丽君,马丽,陈海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学生返乡创业问题研究——基于服务性社会的视角[J].中国名城,2016(08). [2]马玉洁.回乡大学生农业创业的路径分析[J].学术论坛,2014(07). 作者:黎凤林 单位: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城市经济学论文:基于“城市经济学”的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双语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同时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专业学习和思考,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双语教学在中国高校目前还处于尝试之中,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模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通过实践和理论总结以探索适合各类课程的建设办法。文章以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分析“城市经济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介绍了双语课程建设的实践,并对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建设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双语教学;城市经济学;实践;思考 作者简介:雒海潮(1980-),男,河南焦作人,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讲师;曹娓(1982-),女,河南新乡人,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助教。(河南新乡453003) 实施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院校紧跟时展、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要。国家教育部分别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发文要求高校开展双语教学。中国的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它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不绝对排除汉语。[1]具体到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课程情况又有差异,笔者基于在省属高校城市经济学课程上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进行探讨。 一、“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1.适应学科发展背景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1965年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的诞生为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引进“城市经济学”的,之后大量翻译国外“城市经济学”的著作,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也就短短三十年左右。基于城市经济学诞生在国外,在国内发展时间短,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引进国外理论这一学科背景,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学习国外学科发展历程和发展动态。 2.符合双语教学要求 我国本科双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以原创国语言准确地学习该学科的内容,并将所学应用于国内和国外的交流中。[2]“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时间短,中文文献中许多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使用英语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原本就译自英文的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这也恰是双语教学的目的。 3.利用英文教材和语言优势 “城市经济学”英文原版教材语言地道、阐述详细生动、案例多,比中文教材有优势,而且要获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最新的学术理论、最新的参考资料等都必须研读一些原文的专著、教材、期刊和杂志等。 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在该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具有比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实践 1.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笔者在“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中采用的模式基本属于“过渡模式”。所谓过渡模式,是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英语板书,教师交替用英语和汉语讲授,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语出题,部分用中文回答。这种模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专业知识,对教师的要求也低一些,特别适合双语教学初步摸索阶段。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事求是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综合来讲较好。 2.教材的选定和中英文讲授的比例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鸿懋先生认为“一般的理论研究与编著城市经济学教材应有所区别。前者的任务侧重于理论创新,后者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3]根据郭鸿懋先生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同时考虑学生的专业、英文学习情况以及教材的可获得性,教师选定美国学者阿瑟・奥沙利文第4版英文版的《城市经济学》作为主要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分析问题结合了大量的城市现实,并有自己独到的经济学解释方法,论述深入浅出,而且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英文难度和专业难度同时适合授课对象,不仅具有可获得性,而且能很好地贯彻研究型教学的思想。因此,把这本书作为英文主要参考书目。同时,以吴启焰先生的中文版《城市经济学》为配套参考书目。 根据学生英文学习程度调整中英文讲授的比例。“城市经济学”课程是开设在第六学期,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英语,而且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英语四级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初步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因此在上课时英文讲授的比例通常超过50%。为提高教学效果,实行了小班教学的形式上课。 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 此前学生学习过大学英语课程,但是没有开设双语课程,这是学生初次接受双语教学,还是习惯于英语―汉语―英语的心理翻译过程,“城市经济学”是一种抽象思维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学生不可能用英语去思维较抽象的原理。所以在课堂讲授时,采用了中英文结合的方式:相关的图示、图表和较容易理解的部分,以及源自英文的专用术语、概念及对其解释的部分,尽量摘自英文原版教材及文献;而抽象和较难理解的部分,则取自中文教材,并同时提供英文翻译内容,也就是同时采用两种语言。 此外,还通过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来激发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比如结合当前城市规划中的城市经济学问题,适当地给学生发放一些难度适中的英文课外阅读材料,安排课后的思考题,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英文简单回答并进行讨论,以活跃课堂氛围、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形式使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中尽量多采用图片的形式,并且在课件中将“城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等辅以英文注释,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这种直观形象的授课方式,使教师能够较轻松地用英文解释问题,学生也容易理解和深化记忆,并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4.课程资源网络共享 充分把网络资源应用于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中,使网络成为师生共享的资源。利用教学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开放英文版的教学大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各章节重点习题、国内外学者介绍、最新研究进展、中外文参考资料、相关中外专业站点链接、网上教学辅导与讨论区等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引发的思考 1.充分认识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目的,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 国内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有分歧的,笔者认为高校的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应当是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并重的,而且以掌握专业知识为前提,专业课双语教学不是英语教学,不能本末倒置。高校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了解国外的专业体系和专业理论知识,将英语应用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交流,以专业教学来推动英语水平的提高,并将专业知识用英语来推广和交流。[4]但是基于各高校师资、教材、学生和管理政策等情况各不相同,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比如笔者所在的省属地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能过分强调英语,在保证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适当使用英语授课,不能盲目追求双语而忽视教学效果。当然在国家重点高校,教师使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强,而且学生接受双语教学能力也强,就应该更严格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 2.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保证双语课程的开设 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读写与交流,而且还要能用英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可以说运用英语授课的口语水平是判断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双语课程教学的标准。[5]但是目前能用英语上专业课的教师还是很少,像笔者这种经过“哑巴英语”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词汇量大、语法好、阅读能力强,但口语差、听力差、写作能力差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双语教学要求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用英语授课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要尽量使用英语口语作为教学语言,用英语讲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内容并回答学生的提问,这样才能保证双语课程的顺利开设。这就要求加大对一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校内培训的基础上,尽量把优秀教师送到国外高校去进修学习,以提高教师的英语能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建立提高双语教师英语水平的机制。 3.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双语教学不仅对师资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从事双语课程学习的能力。比如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要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这就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语言使用能力,还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即具有使用英语学习较高专业知识的综合能力。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那无疑是在学生获取知识时多了一个障碍,使其无法顺利进行学习,从而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继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以视、听、说为代表的英语综合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比如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可考虑在一、二年级实施英语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学生在三、四年级进行双语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为保证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年级进行双语教学的衔接性,可考虑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后续英语选修课程,使学生在校四年的英语学习不间断。 4.加强教材的建设力度,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教育部对双语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用原版外语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使师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因此教材成为双语教学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有些课程找不到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不适合学生的双语学习,而且由于原版教材在版权、引进经费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再加上配套教参及辅导资料的开发滞后等原因,使得双语教材成为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瓶颈。[6]加强教材的建设包括:学校可以在教材建设上划拨专项资金,解决外语版教材经费问题;至于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可以考虑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配以中文教材作为参考,并结合国内的特殊制度背景,对教材的结构体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还可以考虑编写出版双语教材,编写时邀请外籍专家参加,参考或选用国外教材的部分内容,做到语言地道,篇幅适当,符合我国学生的认识能力;还可以借鉴日本双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采取“把母语教材译成外语教材”。这种教材最大优势是,既能避免学科损伤,又能满足教学要求。总之,加大教材建设力度,通过引进教材、编写教材、翻译教材使课程设置的结构科学合理,有助于学生前后知识学习的衔接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5.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由于双语教学授课教师在备课和授课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比非双语教学产生的工作强度大、资料取得难等,教师一般不愿意开设和讲授双语课程。而且如果学校考核体系将双语教师等同其他教师进行无区别考核,就会挫伤双语教学授课教师的积极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教师开设双语课程的积极性。学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计算教师工作量时,可以适当考虑提高双语教学课程工作量计算的系数,笔者所在学校是2.0,吸引力不强,可以考虑定为3.0;二是在技术职务聘任时,学校可采取倾斜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三是学校每年进行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时拨出一定的立项指标和经费,推进双语课程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四是学校教学质量考评要区别双语课程和非双语课程,建立双语教学课程考评标准。同时,要加强双语教学课程开设资格审查和教学环节督导工作,以保证双语教学的授课质量。 6.营建语言的学习环境,创造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从双语教学实践经验可知,双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是双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7]但是国内缺少英语环境,特别是笔者所在的省属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很少,家庭成员之间用英语交流的可能性更不大,这种不够理想的社会英语环境影响了英语学习活动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校营建浓郁的语言学习环境,逐步让英语成为校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际的手段。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定时播放英语节目,组织学生收听英语广播、收看英语影视节目;购买和引进英语学习软件,通过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在校园网上为学生学习英语、查阅资料提供平台;以双语形式组织课外兴趣活动,比如英语故事会、朗诵会、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英语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总之,语言环境的创建需要多管齐下,使学生在校内拥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保证提供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四、结束语 通过在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笔者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以及作业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笔者还对中国高校双语教学从推行的政策、师资情况、学生能力、教材建设、激励措施以及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高校双语教学还处于初级试验阶段,为达到“能够使学生用外文思想并和母语随意切换”的目标,高校要加大双语教学改革创新力度,教师要逐步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平,真正达到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 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昆明)的若干建议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云南财贸学院主办,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和《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承办的2005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9~30日在昆明召开。参会代表就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会上专家们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建议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 目前许多地方存在单纯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的倾向,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并进而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甚至采取硬性摊派或任务包干的办法,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专家们建议应尽快抓紧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实践。 二、建议抓紧研究目前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正在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建议抓紧研究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国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由三个部门分头管理,国土资源部主管国土规划、国家发改委主管区域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各种规划之间缺乏协调,规划内容重复、规划空间重叠甚至各种规划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四、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有效的制度 目前中国普遍存在城市化的流动化和两栖化现象。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许多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同时还出现局部性“民工荒”。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设置了障碍,农民进城的门槛过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民进程、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制度措施,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改革现有征地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的形式安置失地农民,但补偿标准太低。而补偿标准与土地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农民成了城市化的“无私贡献者”。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农民征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国家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建议改革土地转用制度,缩小政府征地范围,探索集体土地流转新形式,如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政府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调控土地利用;改征地补偿为征地赔偿,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健全农民集体土地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法等。让农民成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 六、建议开展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 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七、建议探索县管市体制 目前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范围内,一些建制镇、乡镇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镇、乡政府所在地人口、经济规模超过了县政府所在地,达到了设置市建制的条件。建议在这些地区试行县管市体制。 城市经济学论文:从城市经济学角度谈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都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显现出了它的特别优势,因此保证实现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就是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化和产业集群是耦合发展的关系,城市必须在分析城市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影响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互动发展模式,最后总结提出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一、概念解析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又称企业集群或者产业簇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邻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或关联机构,它们又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在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它是产业布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二)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又被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程,具体包括了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土地以及地域空间变化。 产业集群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由于产业集聚本身发展的需求,会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产业集群得快速成长使得产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相互提高,支撑了地方农村快速城镇化。总而言之,产业集群促进、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要素就是是影响人口、劳动力和城市产业结构这几个指标。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星——产业集群化 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空间经济结构的重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直接致使城市与区域体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区域因素为一个地区产业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是无法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石)来解释。如果依照这个理论来分析,那么全球化趋势应该会侵蚀地区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而地区优势也必将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导致地方区位替代的可能性变大,但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不但没有受到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影响,还逐渐趋于均衡发展,预期的区域替代性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区域发展竟呈现出了高度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那些曾因为地方自然禀赋而兴起的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内主体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其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其区域产业竞争活力越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发展较快的的城市区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星宠儿,各种竞争资源源源不断的向这里聚集,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些区域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这些城市区域吸引了各行各业,例如技术领先的新型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不难发现,存在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定位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二)城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在当今社会,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的区域节点,有赖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各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世界各国及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必然趋势也是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而城镇体系的建立更是有赖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市化发展。 如今,中国已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重组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产生新的进展和变化——生产性服务行业不断的向大都市聚拢,形成世界性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也是把握了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即制造业的转移,并凭借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进而促进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产业集群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可更好的提升城市竞争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专业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地缘关系接近的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企业,会大大降低因企业间物质和信息空间转移费用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并逐渐产生“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产业集群内个人与企业间隐含的经验类知识的传递、扩散与积累也有赖于其地理、文化和组织的不断融合接近。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产业集聚力变强,并不断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这些都能够进一步得推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城镇吸引力和扩张城市规模以及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有效降低城市化成本 在产业集群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被有效而规律的分离开来,这有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布局合理性,并达到有效共享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目的。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集群内各要素的融合接近,也促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再次降低城市化成本。 拓展城市地理空间 在产业集群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本身会因为城中地价上涨等原因,循序渐进的向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并带动其产业集群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加速城市化。而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某些基础的商品性特色企业集群形成后,依赖这些产业形成的进一步深加工的企业集群,也同样起到了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城市内部系统发展演化最基础的动力源是——产业集群,城镇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分散趋势已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一定的大都市群体空间模式。因此,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四、二者互动协调发展的对策原则 工业化推进为主 现如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应该被视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手段,以工业化带动和促进城镇化,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为避免市群不良发展,甚至形成恶性竞争的后果,例如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因产业同构而引起的激烈竞争,区域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专业化及协作分工。 发挥第三产业在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就目前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非第三产业莫属,随着生产性及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区域政府更要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划优势,并加强城市规划及管理工作,为第三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不断提升各方面产业集群构成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行为为发展企业集群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同时鼓励企业行为的自发组织并完善区域的产业文化,宏观把控城市化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发展工业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因此需根据自身的条件及产业规划目标,培育新的区位优势,优化产业政策环境,鼓励企业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关联,以此来加快专业化分工协作,以便形成有效的创新集群,取得集群经济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然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鼓励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作出了众多先导性尝试,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以往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其中作用较大的则是发展工业产业集群,这样城市化才有基础,诚然,其他服务性产业的集聚发展也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后发展中,政府仍需谨慎承担好宏观调控的角色,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培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探讨了在课程教学中如何突破创新,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专业 教学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理论课。该课程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被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列入了八门优秀课程之一。①但该课程在当前我国以工科定性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可以算是冷门课。以我校为例,该课程是专业任选课,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四年制)。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延续了我校工科教育的传统,十分重视各种设计课与原理课,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经济社会意识淡薄。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正由技术性蓝图向公共政策转变。学科属性的转变对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规划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工作,不懂社会经济的规划设计人员将无法适应社会需求。②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如何上好这门课,一直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1 教学内容框架构建 1.1 针对本专业学生特点增加经济学基础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专业目前在我国是定位为工科,由于目前的这种定位使得各高校在培养方向上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经济社会意识的培养。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学科和经济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边缘学科,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城规专业的学生除个别有兴趣的选修过经济学相关课程外,大部分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在教学内容中专门增加“经济学基础”一章,内容包括:供需理论、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是理解和掌握后续内容的基础。 1.2 教学内容与注册考试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实施专业人员注册管理的制度,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重要考验,对其个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注册规划师考试有四个科目,《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城市经济学是相关知识的一部分。为了使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后的需要,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参考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基本涵盖了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近几年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会适时作相应变动。 2 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方法探索 2.1 教学内容实用化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而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中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将学生密切关注的经济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到城市交通政策时,新加坡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如果把新加坡的经验完全照搬到我国是否适用呢?再比如,讲到城市公共经济一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的做得不太好,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将这些实际问题引入到理论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很多学生对城市规划专业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感到疑惑。如果在教学中能把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才会信服,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引导,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城市规划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在城市规划中也有诸多的应用。如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问题,能否通过拓宽马路和修更多的路来解决?如果不能,为什么呢?经济学利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引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了。 2.2 组织课堂讨论 大四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于这种理论课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环节下功夫。所以,笔者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会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节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题目。每次讨论题目都会在讨论课前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后查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思考。如讲到城市住宅这一章时,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当前的热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我国城市住宅的提供问题;讲到城市土地一章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样的议题看似与书本知识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却能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经济的意识。给学生传达一种观念:规划不是关起门来做设计,规划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也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讨论题目布置下去有些学生觉得事不关己,或是对议题没兴趣,或是以考研考公务员为借口,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笔者做了如下尝试。一是将课堂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只要发言就能加分。二是分组讨论,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讨论时离题或闲聊其他话题。二是可以激励组与组之间产生观点的碰撞,甚至出现辩论的场面。三是学生在规定时间讨论完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代表如果没有说清楚,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通过在课堂当中增加讨论这一环节后,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堂气氛也更为活跃。之前上课不太认真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再则,通过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生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心。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课堂锻炼,也使得不少同学的表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3 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导致学生机械地记忆而不能真正理解和活学活用。为此,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做了些新的尝试。 为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与探索,本课程采用重过程的考核方式。学生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上课出勤(10%)、课堂讨论(20%)和课程论文(70%)。学生的最终成绩能较好地体现其整个过程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为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本课程在最终的考核方式上改为课程论文。论文不要求学生提出多么新颖的观点,着重锻炼学生书写论文的规范性和阅读归纳能力。课程论文结合课堂讨论的题目,学生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来写。针对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基本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及写作的规范性。 4 结论 总之,课程安排力图实现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并重,既避免对过多枯燥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要实现知识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脱胎于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课程无疑是值得推崇并大力发展的。 当前,正临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也正面临转型,科学、审慎地完成课程设置与安排,对于今后城市规划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公共事业管理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摘 要: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存在着跨学科的向度。城市经济学的的性质也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作者从了解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入手进而推出了自己对城市经济学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优秀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作者简介: 徐佳琦(1991 ―),男,汉族 浙江衢州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经济管理学部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摘要:本文对城市经济学进行概述,说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城市经济学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优秀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城市经济学论文: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摘 要 城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城乡规划中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提出城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更生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案例教学法 教学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速度趋于稳定,社会对城乡规划人才的要求也有了一些变化,从规划、设计的技术型人才培养向研究、设计咨询的综合型人才培养转变。城市经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专业课,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原来是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中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城市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律,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城乡规划的本质是引导与控制,对城乡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城乡规划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近些年,城市建设也在逐步转型,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得越来越多,如对城市发展趋势、用地布局、政策制定等具体问题从经济角度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因此该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兴趣低,对相关理论知识理解不够,不理解学习经济学理论也是专业知识学习的一部分,对课程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要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一、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6部分,即城市宏观经济体系(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劳动力市场(贫穷、收入分配及就业的理论)、城市的房屋市场(居住结构理论)、城市运输市场(交通堵塞、污染调节的理论),以及运输对城市结构的意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供求函数、公共财政及政府干预理论)。课程内容多且相对专业程度较高,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解并掌握其基础理论与知识难度较大。在较少的课时中讲解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概念,容易变成“填鸭式”教学,使课堂枯燥乏味,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较难的理论知识也让学生难以理解和消化,学生易产生厌学情绪,要求授课老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将晦涩的经济理论简明扼要地教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以教师讲课为主的授课方式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城市经济学是应用型学科,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运用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城市问题,把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中活生生的案例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相关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必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案例教学法需要学生从实际案例入手,研究案例、分析案例,找出一般规律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法把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结合起来,在案例研究中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的关系,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在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开始应用于法学教育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选择案例,学生自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全班进行讨论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尝试运用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虽然在我国推广得比较晚,但其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教学目标,因此案例教学法常被应用于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适当采用案例教W法,学生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和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等活动,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基本的原理和概念,使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对应用城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一)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城市经济学的课堂上运用案例教学法,主要分为四个环节:首先,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该案例应与章节内容结合紧密,能包含知识点,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并且难度适中,便于学生对真实、直观的案例进行研究。例如,在介绍城市发展战略时,可以结合近期的武钢搬迁到宜昌的案例让学生讨论武钢为什么会迁出武汉,对武汉和宜昌会产生什么影响,使学生理解梯度理论并了解该理论在城市发展中有普遍性原理。其次,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分析和研究案例,运用章节知识点剖析案例,形成个人观点。第三,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其中,相互交流观点。最后,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点评,通过这四个环节,完成一次案例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条件 虽然案例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要很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经济学和城乡规划知识,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能力,能够使案例教学达到应有的效果;再次,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案例,才能在课堂上及时点评与引导学生的观点,对学生没有关注的部分及时提出问题,指出错误之处,这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其次,在进行课堂讨论前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既需要充足的时间也需要完善的图书资料。案例应提前一周下发给学生,并逐步完善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藏书量和电子资料,便于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保证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第三,课堂讨论可采用多种形式。为避免由于学生人数多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发言的情况,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集中讨论各小组的意见让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也可以采用辩论的形式,通过讨论、辩驳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逐步达到普遍性的认识。 四、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弊端 案例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难度适中与教学内容结合较紧密的案例较少,自编案例又费时费力,同时也受到教师自身学识的限制,编写的案例难与课程很好地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也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最好能采用团队教学的模式。其次,案例教学法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也依赖学生课前认真准备,在课堂上积极讨论,要求学生有较高的学习自主性。但在实践中,能积极准备并参与讨论的学生较少,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给学生分组的形式,让主观能动性强的学生带领组员共同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作者单位为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谈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摘要: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包括对城市增长和规模的预测,分析城市可能取得的经济资源和消费需求;对具体城市问题的分析和规划调控的对策建议等,最常见的还在于运用投资估算技术评估各类规划方案以帮助政府和投资者决策,此外还包括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规划方案的实施等。因此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应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关键词:城市、城市经济、城市规划 一、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助于我们更合理的看待城市的空间布局。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优秀,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优秀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该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按照编制城乡规划的节段又可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可以说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而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乡规划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土地资源分配及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城乡规划进行统筹安排与解决。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有一系列理论不如其动力机制为:农业发展史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石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等。 城乡规划将遵循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的一系列研究理论进行相关的统筹规划,达到城乡发展符合经济规律,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发展。 (二)经济中心与中心城市问题的关系 城市规划中城市发展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心辐射式发展,城市群中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优秀辐射周围的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中由经济中心地区向周围辐射发展。 在城市经济学中经济中心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工业生产中心; 2、商品流通中心; 3、交通运输中心; 4、金融中心; 5、信息中心; 6、科学技术中心; 7、文化教育中心。 而城乡规划基于经济中心与城市中心的作用于性质来进行城乡规划的统筹规划。要在格局,交通,建筑等多方面体现经济中心的作用,便于它诸多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领导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 (三)城镇体系的关系 城市,作为物质的生产地,不断输入各种生产资料,输出多种产品;城市又是物质的消费地,每天运进大量生活必需品,运出数以千吨的废弃物。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是昼夜不停的进行着物质,人员,信息和能量等多方面的交换,交换频繁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即城镇体系,而每个节点就是规模不等的城市。 也就是说城镇体系的形成源于经济的交流属于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而城乡规划则应遵循城市经济学对于城镇体系的一系列研究进行城镇体系的有机规划。 城镇体系的特征有: 1、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城镇体系建设规划时一定要着眼整体性的考虑,做到协调统一,全面发展。 2、层次性,城镇体系有大有小,随所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层级而定;城镇体系内部的城镇有大有小,大的成为体系的优秀,小的充当体系的基层。因此在规划城镇体系时应根据规模的大小做相应的规划,使城镇体系的建立具有层次性,无论大小各自发挥效应。 3、重叠性,一个城镇可能成为不同层级城镇体系的成员,并充当不同的角色,因此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做好协调统一,并突出其重要的角色职能。 4、开放性,城镇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随时都在和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作为规划应当满足其开放性的需求,交通的规划直至关重要。 5、动态性,城镇体系形成之后并非福鼎不变,而是处于发展演化之中,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之发生形态上,规模上和结构上的演变。因此规划时一定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进行规划设计,满足其动态性的特点。 (四)人口经济的关系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之中,而城市人口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也就是城市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在进行城乡规划时一定注意起到引导人口流动,解决人口的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 (五)城市土地经济的关系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要读,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的经济特性变现为: 1、稀缺性:由于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来说,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城市规模越大,则往往供需缺口也越大,大城市商业中心地段之所以“寸土寸金”,正是因为其稀缺性而来。而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分配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其相应的土地性能,达到最高利用率,不要浪费稀缺的土地资源。 2、区位效益性:决定经济活动的不同地理位置,称作区位。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土地规划利用时应充分利用发挥不同土地的区位效益性,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3、边际产出递减性: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其边际产出递减性变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收益开始下降。因此,任何过渡开发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 的。因此在利用规划土地时一定要考虑此因素。 (六)城市住宅经济的关系 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它集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与一体,和食物,衣服,交通工具一起,构成了人们每日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住宅的需求与供给,建设与分配,是国际公认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住宅是城市建筑的主体,住宅建设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住宅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没有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居住条件,就不会有美好而持久的城市未来。而城市规划与城市住宅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的脚步也越走越快,但是在更新途中住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很理想,导致许多经济条件差的人不再拥有住宅,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作为城市规划人员一定要着重考虑如何在城市发展更新,与人们的生活现实水平相协调。 (七)城市环境经济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脚步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在不断的给我们敲着警钟。环境不仅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与城市经济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起初,经济增长增加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资源保障,使得环境得到改善。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环境趋向恶化,但到达一定转折点时有缓和趋势,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环境将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当环境无限污染时,我们的经济必然也无法前行。 作为城市规划,应当在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改善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避免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使我们的城市,家园逐渐恢复原有的美丽。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城市规划学的研究领域互相渗透,研究成果也可以互相借鉴。因此我们应在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的空间更加合理,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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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优秀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1]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优秀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基于系统经济学的传媒产业边界模型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传媒产业的特殊性和基于科技发展的动态性,应采取科学、严谨的产业分类原则,以利于研究、总结传媒产业细化、融合和演进规律,采用系统经济学产业分类的(f ,θ,D)相对性准则解决了传统产业划分中某一产业“非此即彼”分类缺陷,并且给出了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描述。产业融合加快和产业边界模糊的发展状态,本文的研究结论适用于当今技术、知识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产业形态多变。 关键词:传媒产业边界 系统经济学 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产业概念界定的内在特征 在界定传媒产业概念之前,我们首先就产业的内涵和基本构成因素做出一致性界定,产业经济学对产业概念比较统一的理解是“产业是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系统,是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分工形式,内部包含有部门、行业、业种等多层级;是面对共同市场空间,生产或提供某类具有共同特性的产品或服务的集合体”。这一概念包含了产业划分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产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本质上要求符合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要求有投入产出;二是产业是复杂系统或集合;三是产业内部的构成要素如产品或服务,具有同质性;四是产业边界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关联。 传媒经济研究领域关于传媒产业的概念界定有以下几种:传媒经济学家阿尔瓦兰(Alan B.Albarran)认为“传媒产业是基于娱乐、告知和资讯等目的的服务产出及基于消费者偏好,自我肯定和社会展示等目的的人造产品的集合”该提法注重了产业产品产出的特征,但忽略了产业系统内的生产活动特征,具有展示平台作用的劳动诸如版面设计,传受终端研发没有包含在内,显然缩小了产业边界。英国学者奥康纳认为:“传媒产业就是经营符号性商品的活动,这些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于它们的传播价值。”这里将传媒产业的产出定义为符号性产品,这又扩大了传媒产业边界,符号性商品通常还包括艺术品的设计、生产等环节,而艺术品的主要特性是不可复制性,这与以大范围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产业是不相吻合的。在《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崔保国教授认为“传媒产业是指传播各类信息、知识的传媒实体所构成的产业群,它是生产、传播各种以文字、图形、艺术、语言、影像、声音、数码、符号等形式存在的信息产品以及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的特殊产业。”该提法并未严格依据产业活动性质和活动特征进行分类,有些行业在中国尚未完全或不可能产业化,如新闻生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有些行业不属于传媒领域,如教育培训、管理咨询业态,如按照上述定义均应包含在传媒产业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国内学者对传媒产业的概念多未作严格界定,讨论研究传媒产业的相关问题时多采取传媒产业的概念范围已确定的研究假设,往往从单一子产业的特征、发展现状来归纳传媒产业总体特征。应当指出,概念和分类原则是指导学术研究的基本工具,传媒产业概念界定的多样化说明当前传媒经济研究领域对传媒产业相关问题尚未取得一致认识,概念存在差异,研究范围和统计口径就难以统一,不利于传媒产业的学术成果指导实践以及中外传媒产业的比较研究。把握好传媒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明确发展方针和指导原则。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产业边界理论对企业经营管理实践,诸如市场进入、联盟或其他设计企业边界变化的决策中都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指导,并且都具备严谨研究假设和逻辑推导,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依据。但是,每个学派都存在自己的不足之处。效率学派为人诟病的就是它的关于产业边界与资产关联性的因果关系。专有资产投资尽管与产业边界有很强的实证关联,但其中包含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资产专用性也有可能是产业生产活动内部化的结果;势力学派运用数学工具多于实证分析,并且现有研究多关注产业边界的扩大,而缺乏对称性的关于产业边界缩小的研究;身份学派的主要缺陷是个人身份、团队身份和组织身份相互关系到底如何还未有定论,造成实际应用和测度方面的困难。效率学派、势力学派、身份学派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在产业边界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其优点和弊端需要各自领域学者深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学派在研究假设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对国家制度层面的考察。原因是欧美经济学发展所处的社会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较少发生,针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革和传媒产业的特殊性,系统经济学在传媒产业边界这一问题上将有更多的研究机会。 对于传媒经济现象,当前主流的产业经济学认为:单一产业或经济区域内,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综合生产力,该产业或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其综合生产力边界,并且分工水平越高,生产力越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由于存在着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因此,系统经济学认为,现实经济现象中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性边界吻合,而是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生产可能性边界逼近。传媒经济现象中,交易效率是促进传媒市场发育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推动力量,在传媒产品的流通效率决定着传媒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传媒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 系统经济学产业分类的( f ,θ, D)相对性准则 产业概念的界定首先要基于产业的正确分类,已有的关于产业概念的定义绝大多数是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传媒产业与一般工业品生产行业有较大差异,当产业发展较快时,研发的技术知识已远远超过产业最初定义,如果按照产业发展初期的划分原则,就人为的缩小了产业延伸空间。另外,针对传媒产业的特殊性,如果传媒产业定义为传播知识、信息的媒介组织的生产、分配、使用、销售等活动,则很难概括和表述传媒产业的生产形式和产品特征。 基于系统经济学的产业理论认为,产业的边界有产品特征决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企业的技术变化和知识做为“黑箱”处理,简单抽象化为生产函数,产业边界由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成本决定,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被认为是在给定的技术状态下,企业内部生产与外包生产之间基于交易成本的均衡。系统经济学认为,产业本身即为复杂经济系统,在系统内,个体为同一生产目的进行技术和知识集成,并体现为知识技术集成—新知识、新技术产生—产品创新的动态过程,产业边界是系统内知识集成效率的表现。 根据系统经济学当中的产业分类(f,θ,D)相对性准则以及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范式,本文认为传媒产业是“创造、生产、流通、销售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信息商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参与、支撑服务的集合”。其中信息商品的限定排除了现阶段尚未市场化的组织或产品,对应于国家政策规定中事业、产业两分开的原则,即将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特定组织传递内部资讯的媒体与参与市场流通,侧重消费特性的信息商品区别开来;创造、生产、流通、销售在反映产业活动的同时,也突出了传媒产业的生产特征,创造既包括产品创新,也包括服务模式和产业形态创新,创新性和智力投入是传媒产业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与之相关的参与、支撑服务的集合”则是根据经济关联度将以“创造、生产、流通、销售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信息商品”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各个离散的经济元按照分类原则连接在一起,比如印刷业、电信传输和接受终端制造行业,现阶段在产业划分中应被纳入传媒产业当中。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优秀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部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威客模式的传媒经济学解读 智慧兑换货币――威客模式的简介 威客,是指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能力、经验转换为实际收益的人,他们是以个人智慧换取经济价值的网民。英文名为witkey(wit智慧key钥匙)。2005年7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刘锋在研究生院管理学院BBS上发表《搜索引擎的困境与对策》一文中,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威客和Witkey的概念①。刘锋不仅对于威客及威客模式概念进行学术性研究,还进行实际商业操作――建立威客网()、组建北京中科威客科技有限公司,并利用媒体宣传开展专业的威客模式推广。 2007年3月,刘锋根据威客网的实践结果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威客模式的车轮式模型》,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成熟的威客模式网站运营模式②。威客模式,指威客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能力、经验转换成个人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成熟的威客模式由提问与悬赏系统、个人威客地图、企业威客地图、智力产品交易平台、信用系统③等五个模块组成,凸显出智力资源、信用、信息等智力资本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基于威客模式所建立的著名网站除刘锋的“威客网”()外,还有“Toidea创易网”、“k68”、“猪八戒”、“智囊团”、“任务中国”等。这些威客网站的运营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可以作为知识经济实现形态的一个细小分支。 智力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威客模式的传媒经济学特性 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欣和哈尔・瓦里安在他们的著作④中曾经指出,目前所发生的数据处理和数据通信革命(意指互联网发展)正在削弱着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和分配所提出的三个假设:商品的排他性、竞争性和透明性所代表的有关财产和交换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由于“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网络时代传播准则,使得目前网络中的经济交易准则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威客模式,可以看出整个威客模式所圈定的智 力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以下三种特性―― ⒈被削弱的排他性 在经济学中“排他性”是指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时该物品的特性。商品的排他性是市场的重要基础,没有排他性的商品流通就难以建立合适的商业交易模式⑤。缺少排他性的市场交易行为,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像是一种交换礼品的朋友关系,而不像是一种买卖关系。 在整个智力产品的消费市场中存在着“排他性”被削弱的特性,这是由于威客作品具有信息产品的公共分享性,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免费消费是一种难以抗拒的主流,所以当威客作品被到网上之后很容易被抄袭,即使已经有人买下版权。目前大多数威客们所做的并不是经济交易,而是一种自发进行“以赛代练”的竞标行动,他们正在冒着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停地被侵犯的风险,而依旧以饱满的热情对于整个威客市场的客户进行普及性的义务教育。未中标的威客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无用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E时代的传播背景下,只要这种智力任务的提供者存在着竞争者或替代者,客户的需求一旦在自己这里得不到满足,那么千千万万的未来客户就会在第一时间迅速地向你的竞争者靠拢,或者客户自己就开始采取措施进行竞标作品的复制。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网络世界内绝不缺少聪明的拷贝者。 ⒉被改变的“竞争性” “竞争性”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消费该商品时,其他人就不能消费了⑥。 在威客模式下,威客们对于任务信息的消费以“共享”的方式进行。可以说,信息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几乎消失了,商品的传统成本概念改变了,每复制和拷贝一个智力成果花费的成本极低,威客们在以无成本的方式进行着创富行动,因而在默许着整个行业盗版、剽窃行径的出现。也正是基于信息的公共传播性,在网络信息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性很强的状况下,加之威客们之间有着一种认同意识使得大多数威客们在逐步树立服务口碑的同时,与其他威客们保持既互相参考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作为威客模式的网站运营商经过长时间沉淀,也积累了大量来自威客们的智力成果,这些成果将成为他们的信息实力,变成他们进一步吸引价值客户和风险投资的砝码。 ⒊增加的“完全信息” “完全信息”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市场上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和自己经济决策有关的一切信息⑦。威客模式中,企业的要求、整体实力是透明的,个人威客通过企业威客地图进行企业的信息查询和联络;威客的个人信息是透明的,其技术实力、服务质量、信誉水平早已作为个人地图的组成部分清晰地公示在互联网上。在以传播力见长的网络时代,订单任务的者会发现,他们可以不再拘泥于现实中有限的几个合作伙伴,甚至可以不用自己花费高昂的人力成本去聘请精英员工,自己需要做的仅仅是把业务到企业的威客地图上面,企业此举既拥有了很大的作品挑选余地,花费的成本也极低。 对比传统市场中消费者关于生产商信息所知甚少的历史状况,网络时代的传媒信息消费者可谓神通广大,威客模式也正是迎合这种市场需求,尽量要求企业威客地图和个人威客地图的信息可以更加全面、细致、个性,方便供求双方更精准地找到他们想要的合作对象。 保护威客的智力成果――威客模式中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威客模式中,运营商搭建平台为威客提供零成本的创富机会,威客进行智力产品的价值创造,在威客们为自己辛苦赚钱的同时,运营商们凭借信息服务也力图赢取符合自身利益的商业成功。他们期望自己的经济成长与威客的经济收获成正比,这样一来运营商与威客之间有着隐性的利益竞争关系,因此在实际运营中也多少暴露出威客模式的短板,本文在此指出该盈利模式中两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⒈智力产品知识产权问题 智力产品与实物产品存在着形态、属性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实物产品可以让购买者“先看后买”或“先尝后买”,但智力产品如广告语、FLASH等一旦让用户观看后就失去了价值。 ⒉智力产品定价问题 由于互联网前二三十年的机构性问题,互联网创作者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智力成果,免费地宣扬互联网精神,一以贯之地积淀才有了互联网今日的繁荣。而今,互联网的天平才刚刚开始向知识创造者倾斜,如电子文献资料收费下载模式的成功运作。但是从威客的发展现状来看,许多用户依然存在不愿付费的心态,要么只愿意出与智力投入不对等的极低价位。 有鉴于此,关于有效保护威客智力成果的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 ⒈威客自身应增强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 威客合法保护自己应得权益,可以在作品中加上水印,或者加上防止恶性拷贝的软件。威客们创作时不仅仅从国外既有的优秀作品中进行借鉴,还不能忽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营养,挖掘出属于中国智力成果创作者自有的民族风格与独特主张,只有威客们自己先自信、自主、自重,才能争取更多的外界尊重。 ⒉威客网的运营商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宣传 威客网站在运营过程中同样有对于威客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进行教育的义务,有保护威客合法权益的责任,面对企业客户时有阐释知识产权合法归属方的责任和义务。 ⒊发挥威客网络平台的互动传播作用 威客网站本身可以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宣传平台,威客网络的运营方略应从信息提供、商业关系建构的简单操作层面进一步上升到人类现代主义、主体意识的文化传播层面。 结语及未来的期望 威客模式关注到人类大脑的智力优势,鼓励网民自主创造,开发智力阶层网民积极性,进一步挖掘人类贡献价值信息的潜能。威客模式与博客、播客、换客、掘客等互联网“客”文化范畴的网络运营模式一起,把互联网的整体思考重心再一次拉回到了人类本身。由于威客模式所提的“价值”并不单指货币价值,货币价值仅仅是有效的激励手段,知识体现的价值还包括自豪感、成就感,这样一来,以人为本的新型网络运营模式必将引发现代人类对于未来互联网发展趋势的理性思考。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研究生)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融资问题探讨 媒介融资制度是指在一定经济体制下如何筹集资金并有效使用资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融资主体和融资模式。媒介融资制度变迁同时也包括融资主体角色的不断转换和融资模式的不断变化。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的实质是政府的主体地位与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 一、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历程 长期以来,传媒与资本市场结缘是一个敏感话题。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媒介资本化贯穿媒介制度变迁的三个大阶段。 ⒈市场化阶段 从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我国传媒已经走上了市场产业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传媒在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的以传媒产品生产为优秀,其他多种经营相并进行的经营活动,可以看做是我国传媒资本化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取消了财政拨款,媒介组织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为了取得自身的发展和效益最大化,开始在经营范围上突破,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国家强制性、整体性地取消了财政供给制度,开始了媒介融资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在这一阶段,政府通过对原有媒介财政供给制度的评估,认为放弃原有融资制度使媒介融资逐步走向市场的预期收益高于推行其他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为媒介融资走向市场提供了外在制度背景,一些媒介组织开始突破原有意识形态束缚,开始了对融资制度市场化的探索,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认知时滞、初级行动团体的低效率,这时融资制度的创新是艰难、缓慢的。 ⒉集团化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媒介产业改革不断推进,由于我国传媒业内部普遍存在的散滥、低效、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并且认识到规模优势对传媒发展的重要性及我国传媒所面临的国际传媒市场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1996年1月,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标志,以政府主导为手段逐步成立组建了一批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到2002年底,我国已成立传媒集团75家,其中,广电集团18家、电影集团3家、报业集团39家、出版集团9家、期刊集团1家、发行集团5家。在这一阶段,传媒组织已经对传媒融资的多元化扩张取得了一致性认识,在传媒微观主体对外部利润的追求下,传媒集团化与融资多元化得以快速展开,有时甚至突破了政府对媒介市场化改革步伐和规则的限制,出现了政府的制度环境与媒介微观主体利益的“抵触”和“冲突”(如政府陆续出台了对媒介集团组建的若干政策)。 ⒊资本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传媒业产业化探索的开始,有的媒介已经开始考虑通过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吸收社会资金,壮大自身实力。截至2002年初,深沪两市已有40多家媒介类上市公司。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四大传统媒介已经全部触市。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传媒业涉足资本市场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直接投资金融、证券业;借壳上市和直接上市。 综观我国20年来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其实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即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合,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资本化后的政治控制,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本回报。我国媒介融资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给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市场型制度的变迁。 二、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的特点 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供给拉动需求同时需求诱制制度供给,形成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稳定的均衡机制,现正处于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向市场型融资模式过渡的一种混合型融资模式,带有明显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⒈我国采取“市场增进式”制度变迁方式 我国的媒介融资制度变迁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控制全部金融资源,采取财政供给的方式将有限的资金进行有效配置;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转换自己的角色,逐渐退出自己直接干预和参与企业融资,通过调整市场开放、产权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实行由“划桨者变成掌舵者”的根本转变。在变迁路径上,政府采取改革开放、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由最初的财政拨款,到由政府主导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团,再到媒介自己独立的在市场上做融资主体,政府的角色逐渐转换。中央政府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型媒介融资模式。而最优的媒介融资模式是以市场融资为主导,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国际资金资源,更好地使媒介有效融资;政府在其中需要起的真正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通过市场竞争促使提高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绩效,减少中央政府对媒介的保护和补贴,使得媒介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有效实施对金融的控制权,保障金融安全。 ⒉边缘突破是我国传媒融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传媒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仅是进行信息加工、传递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起着舆论引导和政治宣传的作用。党和人民要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媒介的控制权。这也是为何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报纸、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原因。因此,我国传媒在进行融资时,没有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是采用了比较稳妥的边缘突破这样一种途径来进行。也就是在传媒和资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既具备了媒介的某些特性,又不被纳入传统的媒介管理体系,以此来规避政策和行业冲突带来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媒介往往将报纸的出版、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播等传统业务和媒介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性业务相分离,使不涉及传统业务领域的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这样,既避免了与政策壁垒的冲突,又承担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从而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⒊政策导向是我国传媒融资的指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业由先前的完全的事业属性,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现了媒介经营管理的重大转变,但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仍然不可动摇。政府和新闻管理机构在传媒融资的过程中,往往先静观其变,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媒介融资的效果,或通过统一文件、或通过领导讲话等形式自上而下地意见、做出决策。得到肯定的,就实施推广;得到否定的,就令行禁止。从总体来说,国家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政府政策的导向是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指南针。 三、规范媒介融资发展的制度措施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为达到以上目的,一方面需要从政府层面进行改革,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淡化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从媒介组织微观层面入手,强化媒介融资的主体地位,培育良好的外部市场,促进企业微观主体自身的发育成长。 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市场的功能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如市场的脆弱性、滞后性等,市场在一些公共部门表现出市场失灵,而计划经济在这一点上往往是克服市场弱点的有力武器,这也是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采取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和渐进式变迁方式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是政府长期以来的影响在短时间里难以消除。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是阻碍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在媒介融资制度创新中。 ⒉坚持市场导向 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本,为国民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进而引导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与再配置。这一制度目标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构建一个综合性融资的组织模式。包括构建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发挥银行信贷融资在融资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促进融资的内生成长、深化财政融资职能与发挥国家信用职能。二是构建传媒融资制度运作模式。市场化企业融资制度的优秀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资金配置功能,构建现代市场型媒介融资制度。三是构建媒介融资制度效率模式。要提高融资效率,走市场均衡的发展路径。 ⒊加强对有效制度供给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资本,更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激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适应性强的制度不仅在于它的高配置效率,它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那些决定经济周期演化的路径、一个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领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及解决社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一种制度是否有效就是要看这种制度是否具有适应效率,是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增强创新性媒介融资制度的适应性,首先我们应积极吸取制度创新国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并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有利于境内外各类投资主体广泛参与的高度发达的媒介融资制度。其次要加强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激励基础。再次要建立风险分担和风险匹配机制,让风险和收益对等,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 ⒋坚持媒介组织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变迁,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也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对于任何情况而言,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缺乏初级行动团体往往是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有效率的行动团体也是减少组织费用推动制度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注重和加强媒介组织制度创新,培育有效率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使媒介市场主体能主动适应媒介市场融资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并加强媒介组织的学习,增加制度变迁所需的知识存量,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尽可能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和组织外部经济内部化为微观主体创造更加丰厚的利润。 四、结论 我国传媒融资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变迁轨迹昭示:制度创新都是在多元利益主体的联合行动或者矛盾协调中完成的。概言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媒介融资体制沿着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方向,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逐渐由集权主导型向分权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继而由分权主导型向全面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再到需求驱动型以及市场引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每一个改革阶段的制度创新在解决旧体制的某些弊端、引进市场化机制的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冲突及受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出现新的问题。传媒融资体制在解决这些新旧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中,自身也在“扬弃”中不断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作者邓正华系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媒介经营管理教研室主任, 张鑫系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干训局局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的现状 【摘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当然了这种变化有好的当然也有坏的方面,但是从大多数情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态势呈现着一个好的趋势,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带入了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平台,也就是我们国家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传媒经济。自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来,我们国家就进入了一个电子产品高速发展的时代,但是不得不说,传媒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冲突问题,本文我们就来分析当前我们国家传媒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 传媒经济学;现状 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不仅仅是新媒体的构成,它也充斥着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升级,传统媒体它包括很多,有电视机、无线电报、收音机等这些比较传统的电子产品,特别是有线电视的发明,从它的出现到现在社会,它虽然无论是外形还是产品结构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一直没有被人们淘汰。我们可以说它是传媒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典型代表。它的l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可以说是传统媒体的代表,它们的出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时期也促进了一定的传统传媒经济的发展,通过电视机,人们可以了解到社会上最新出现的一些新闻热点, 可以观看好看的电视节目,可以说让人们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但是,与新媒体相比而言,传统媒体它所发挥的价值是相对微弱的。也就是说,在传媒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必须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造和完善,从而让它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找出传媒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相融合的地方,并且提出有效改革措施,把握机遇,尽快对传统媒体进行好的转型,从而更好的促进传媒经济的发展。 一、当前传媒经济发展的形势 我们大家都知道,传媒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新媒体的发展与壮大,它还包括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在传递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新媒体它有着高效率、高速度、高广度等优势,所以人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对新媒体有很大的偏重性,这不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接下来我们将对传媒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希望可以对传媒经济更好的明天有帮助。 (一)传媒经济发展业务方向单一 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不能单方面的去依靠新媒体的发展来带动它整体的发展,而是应该以新带旧,相互支持。传统媒体的典型代表就是以电视、收音机、无线电报等,这些电子产品最初的发明是从西方国家传回来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在改革开放前后对于我们国家整体传媒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新时期,新媒体的到来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电视机来说,它只能给人们播放一些视频让人们了解一些信息,而新媒体可以完全取代,它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在人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给传统媒体进行升级改造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对于传媒经济发展而言,它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业务太单一,不能够很好的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也自然就不能创造更好的经济价值,因此,这一点必须进行改进。 (二)传统媒体在传播技术上存在一定问题 作为传媒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的传统媒体,它跟新媒体的发展相比 较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新媒体方便、快捷、高效,这不管是从外形结构还是从它们传递信息的方式上我们都不难看出。传统媒体需要依靠电线来接收信息,这个过程复杂而且不好操作,但是新媒体只需要安装无线设备就可以迅速搜索所有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对于电视来说,它是传统媒体的典型代表,它就是通过天线来接收信息,这样天气下雨电视屏幕就会出现雪花、雨刷等不良反映。这些弱势表明了传统媒体需要被改造升级的必然性。 (三)农村传媒经济发展滞后 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它们受地域影响也很明显。农村地区一般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因此他们在进行有关的物质享受的时候会去选择最经济实用的产品,因此他们对传媒经济发展认识的更少。因此,传媒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显得更加逊色,他们认为自己有电视设备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去浪费金钱在一些不实用的科技产品上面,这就造成了农村地区传媒经济的极大差距。也就阻碍了传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二、传媒经济在新时期的发展任务 有通过上面我们对当前我们国家传媒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分析,我们不难认识到当前推进我们国家传媒经济发展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因此,鉴于当前新旧媒体在社会当中的发展形势,我们必须尽快提高新媒体对于人们生活的应用水平。 (一)追求业务多元化增长战略 新时期,人们要更好的发展传媒经济,也就是要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造,也要对新媒体进行推广和传播,从而剔除传媒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良因素。 从前面提出的第一点问题我们知道,当前传媒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业务比较单一,这很难满足当前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新时期为了更好的推进传媒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从而去最大程度的扩大传媒经济发展的业务水平,当然了也应该充分吸收国内外传媒经济发展的一些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经历才能更快的发展。 (二)有效改进传统媒体传播技术 对于传统媒体的使用,人们也应该逐渐的去改善他们的提供信息的方式和模式,同时也应该采取技术上的支持去加快新旧媒体的融合,让他们的业务多元化的同时安装操作也逐渐简化。特别是无线路由器的安装是新时期的一个进步,它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现代家庭中用无线电视、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已经被无线wifi所覆盖,这是新时期传统媒体传播技术的进步,这是人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 (三)促进农村新媒体的使用 对于农村地区这些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必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让他们认识到新媒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好处,从而让她们主动的去接受新媒体,同时,也应该适当采取一些惠农政策,让他们能“买得起”电器“,“用的了”电脑,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传媒经济才能更好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经济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边际效益分析 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经营人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满足受众,广告商和社会对信息及娱乐服务欲望的需求的经济学分支。传媒经济的产品不同于普通经济中的产品,它并不是某种实际物体,而是一种无形产品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传媒经济学有着和广义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其中就包括边际效益的差异性。 一、传媒经济学和普通经济学边际效益的区别 边际效益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即一个市场中的经济实体为追求最大的利润,多次进行扩大生产,每一次投资所产生的效益都会与上一次投资产生的效益之间有一个差,这个差就是边际效益。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普通经济学产品在多次扩大再生产后将会造成边际效益的递减和边际成本的增加。传媒经济学虽然属于普通经济学的范畴,但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其特性,因为传媒经济的产品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实物,而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传媒经济的部分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再生产是几乎没有边际成本的,甚至后期还会带来边际效益的第二次大幅度增加。 二、传媒经济学和普通经济学边际效益的差异性 戈森第一法则指出当其他投入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某种投入要素不断地等量增加则在超过某一点后其产品的增量会越来越小。在普通经济学中,一种产品的其他要素不变,如果在达到生产量之后继续扩大再生产,边际效益会递减,边际成本逐渐增加。但在传媒经济学中,其他条件稳定的情况下,当传媒经济学产品扩大再生产后,其边际效益也会递减。但由于传媒经济学产品的边际成本很低,扩大再生产不需要成本的投入,所以边际效益递减的就会比普通经济学产品慢很多。延缓传媒产品的边际效益的递减方法就是让传媒产品尽可能地在反复多次使用和推广后依然具有价值,即提升传媒产品的内涵。 首先,信息产品的效益是靠使用的数量来测定的,使用信息产品的人越多,信息产品的效益越好。由于媒体还具有公共服务功能,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当传媒产品的前期成本固定后,后期的边际成本很低,传媒产品后期扩大再生产的边际效益就随之递增。这个递增是有一定限度的,到了只增加投入而效益不增加的时候,需求新的突破就势在必行。 其次,由于传媒产品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所以具有不可消除、不可磨灭性,甚至每一次都是无损耗。并且传媒产品中的部分信息延续性价值很高,在一段时间依然具有可使用性,所以传媒经济学产品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后可能还会出现递增趋势,而不是像普通经济学的产品的边际效益始终递减。第三,由于传媒产品具有双重售卖的特点,传媒经营人并非只将传媒内容产品销售给社会大众,而是主要在第二次售卖中将受众出卖给广告商。广告是传媒市场的主要经济支柱,广告的投放与否取决于一个传媒内容产品的受众的认可度。一个优秀的电视广播节目,如果收视率或者收听率很高,这个节目播出时段的广告费也就随之升高,这些广告费再投入制作成本中,节目自然也就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第四,传媒产品的边际效益具有不可精确的预测性。 由于大部分传媒产品是单向传播的,所以无法预测受众的反应和回馈率。例如,一部电影在上市前我们只能预估票房的大概,但是其中的各种各样变化是我们无法预估的,所以对传媒产品的投资也是属于一种风险投资。第五,传媒产品中大部分产品是没有价格这一环节的,因为一个传媒产品在加工制作后,将被传媒制作者卖给广播、电视台、网站、报社等大众传播媒介。再由这些媒介将产品转卖给受众,而受众则是用时间这种支付方式去消费产品。所以传媒产品中的大部分产品由于没有价格环节(收费节目除外),几乎很难精确衡量其边际效益。第二次售卖市场变动弹性也会增大。想要得到更高、更持久的边际效益,首先需要的就是提高传媒产品的质量,这样传媒产品的自身价值也会相应地提高。受众对于该传媒产品需求量的广度和高度也会增加,广告市场的饱和度也会增加,传媒产品的边际效益就会慢速递减,甚至会产生第二次递增,递增的主要前提是在提供不同质的产品情况下才会产生的。 三、结语 从上述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传媒经济学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两条曲线是不重叠的,传媒经济学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先上升,在后期逐渐下降,最后趋近于零的。而传媒经济学产品的边际效益是先上升后下降,但是,在一段时间后,传媒经济学产品的边际效益还会出现回弹的上升趋势。只有在同质的产品情况下,边际效益才是递减的。为了让传媒产品的边际效益能够减缓递减甚至二次递增,首先要提高传媒产品的质量和提供非同质的产品,从而获得大量受众,再吸引更多的广告商投资,在资金回笼后将资金投入后续传媒产品制作中,达到传媒产业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平衡局面,使得传媒经营人和受众达到双赢,促进传媒市场的发展。 作者:韩向东 刘鸽 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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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万方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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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论文: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 一、棚户区改造的涵义与主要特点 棚户区是指城市中结构简陋,抗灾性差(抗震、防火、防洪性差)、居住拥挤、功能差、居住环境差的房屋集中的地方。棚户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典型现象,它曾经解决了不少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棚户区的大量存在已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瓶颈,严重损坏了城市形象,甚至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棚户区改造的主要特点有:第一,项目所需资金量大。棚户区有大有小,小的被拆迁户有七八百,大的则涉及七八千被拆迁户,改造投资包括拆迁补偿、土地熟化、安置房建设等。项目总投资规模较大,小的需投入一两亿,大的则要十几个亿。第二,改造周期较长。棚户区改造从改造计划编制、拆迁摸底一直到建成出售或回迁安置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需要三至五年,有时大的棚户区拆迁工作就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第三,改造难度大。棚户区改造工程复杂,涉及主体多,投资大。原来棚户区改造是希望多一下市场参与,但现在明显政府力度加大。如果开发商负责的话,居民可能对开发商不信任,拆迁将是个大问题。没有市场的参与,完全依靠政府效率不高。 二、棚户区改造中的主要融资模式分析 (一)政府出资 这种模式手续简单,可迅速解决问题,政府行为容易得到广大拆迁户的认可。但政府操作容易忽视经济效益,容易造成改造工作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政府出资的方式主要适宜于改造用途为绿地、公共建筑用地等改造后没有固定经济收益的棚户区项目。这些项目开发商没兴趣,银行也不太愿意贷款。 (二)银行借贷与土地出让收入 目前大部分的棚户区改造都是运用这两种方式的组合。政府授权从事旧城改造的国有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财政实施担保并进行贴息,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归还信贷的主要来源。此融资模式之所以成为各地主要的融资模式,是因为操作方便。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政府性贷款风险较小且收益稳定,因此银行有贷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需将成立的政府性投资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或流动资金贷款,在贷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主体,再用地方财政作出兜底承诺即可。总体来讲,这种融资方式形式直接、程序简单且利息较低,不失为解决资金瓶颈的有力途径,但其也存在以下弊端:(1)总量受到担保、抵押、质押等限制。财政兜底贷款直接需要财政收入作担保,金融机构要参考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和负责水平来衡量贷款的规模。(2)贷款期限相对较短。财政兜底贷款一般为解决当前资金瓶颈而进行的,其贷款期限相对较短,与改造周期长相矛盾。(3)增大了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商业银行的贷款由于其期限要求和效益原则与棚户区项目的低经济效益不相匹配,因而贷款的成本较高,且资金的使用往往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并且财政兜底贷款只是解决了政府建设投资的资金问题,而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营运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资金的管理成本较高。(4)增加政府风险。银行贷款一般要求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因此在短期内会令政府的债务风险激增,而且政府还必须独自承担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中的各种风险,这都使政府风险大大增加。所以面对庞大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地方政府应拓宽融资渠道,寻求融资量更大、更高效、项目管理更为精细、项目风险更小的新型融资方式。 (三)信托融资 信托融资是融资方根据其项目融资要求,委托信托公司发行以项目财产或现金流为基础的信托受益凭证筹措资金的方式。信托融资的主要特点有:(1)信托以信任为基础提供各种服务。信托是以信任为基础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对充当受托人的个人或组织予以信任。受托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信誉,这是顺利实现委托人信托目的的关键。(2)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依法成立后,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乃至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财产。信托财产可以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财务状况的恶化甚至破产的影响,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债权人一般也无法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3)信托具有融通资金的功能。信托,尤其是资金信托,具有明显的融通资金的特点,在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下,信托资金可以以信用方式提供资金融通,在实践上,信托提供资金融通大多是中长期的资金融通,信托提供的信用形式主要是一种融通中长期资金的信用形式。(4)信托方式灵活,适应性强。信托业务运作时,既可以采用贷款、投资等间接融资或者直接融资方式,又可以采用信托或者方式,使信托业务活动具有灵活性,以适应社会各方的需要。(5)收益分配的实绩性,受托人不承担无过失的损失风险。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和要求,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理,如果有亏损由受益人或委托人负担,受托人在无过失情况下不承担损失风险;如果有盈利,也归受益人或委托人享有。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的规定收取处理该项信托业务的费用和报酬。 (四)ABS模式 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即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最早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项目融资模式,其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它既可以把沉淀的资产变为可流动的资产,实现套现,又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ABS融资方式的观念及其运作方式的推广与运用,将有助于商业银行不良债券的化解、国企存量资产的盘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集及其他各种应收款的套现。由于ABS是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按照规范化的证券市场运作方式,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必须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级,以揭示债券的投资风险和信用水平。债券的筹集成本和信用等级密切相关,信用等级越高,表明债券的安全性越高,债券的利率越低,从而使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成本越低。因此,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一般都希望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但是,对于不能获得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较高级别信用等级的企业或其他机构,都无法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ABS运作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通过信用增级计划,使得没有获得信用等级或信用等级较低的机构,照样可以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通过资产的证券化来筹集资金。 三、棚户区改造融资的保障措施 (一)统一规划 城市棚户区犹如城市肌体上的“肿瘤”,散置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多是楼群中的“夹心层”或“城中村”。要变城市污点为亮点,实施全面改造,就必须以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眼光谋划回迁住宅区的建设工作,综合考虑城市建设、土地利用和环境优化等诸因素,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在符合统一要求的前提下使小区配套设施齐全,除户型外与普通商品住宅没有标准上的差异,也使回迁楼在有限的空间内大到房间的功能、小到灯具的采用,都趋于经济合理、美观实用。 (二)协调指挥 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大面积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要有详尽的住户调查、深人的动员、大面积的拆迁,要有高标准的回迁房建设和适时的居民回迁。涉及到建设、规划、国土、民政、地税等数十个部门。这项工作恰如一台戏,要演好这场大戏,政府是导演,各相关部门是演员,导演精心谋划,演员才能步调一致,在这里主要领导愈是靠前指挥、及时指导,效果就愈好。 (三)透明操作 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下助口果遇到不公正,群众就不支持。因此,公正是居民的最基本要求。公正何来?只有公开才知公平,只有公平方显公正,公开、透明操作是实现公正的关键所在。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将每个过程都公开化、透明化,拆迁安置在阳光下操作,建筑工程在阳光下施工,回迁安置在阳光下人住,回迁居民在阳光下受益,加之办事透明、决策公正,就一定会民情和悦、民心和顺。 (四)严格监管 城市棚户区改造是解困工程、惠民工程,政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社会各界予以最大的关注和支持,要不负众望,真正为人民造福就必须建造出精品工程。为此要实施严格监管,从项目源头抓起,对招投标、规划、设计、拆迁、施工、监理、质量、安全等,一环扣一环地实施有效监管,使棚户区改造的新建小区与新型住宅成为全市最佳园区和最宜人的居室。 四、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棚户区改造容易意义 (一)社会分配的再调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要以市场为主,因此应该满足先富的人追求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愿望,但也不能忽视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这就是说在住房结构上应该是多元化的。具体来说,应建立“四层次”住房体制,即: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中等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对最困难的一部分人由财政出钱进行棚户区改造或减免房租,以此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目的。在这个消费结构中,政府应积极地站在低收入者和困难的群众一边,从公平的角度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棚户区改造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在分配中兼顾公平与效益的一种合适的做法。 (二)有效需求和供给的均衡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商品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时指出,均衡就是需求和供给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棚户区改造之所以能够凭市场化运作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并广受百姓的欢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年以商品住房为代表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开发商和建筑商有开发和建设的积极性,对于百姓来说即使在住房供应方式市场化以后,住房仍然同时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同时政府的积极参与、作为,就使商家和百姓双方的有效需求和供给平衡了起来。 (三)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棚户区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政府协调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大的检验。通过政府主导,落实责任、市场运作、政策优惠、多方集资、公平公正、阳光操作等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棚户区改造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规划、拆迁、施工、补偿、安置、回迁等各个环节的任务,让百姓住进新房,实属不易。经济学讲效率的来源时,有一个理论认为是来自于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对现实问题解决带来的,这种现象称“相机抉择”。棚户区改造应是政府最负责任、效率最高的“相机抉择”典型案例,今后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有理由更加相信政府会具有“相机抉择”的能力,会更好解决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棘手问题。 五、结语 总之,棚户区改造是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一举多得的重大民生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有利于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棚户区改造融资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问题,因此,城市规划工作者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对棚户区改造融资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合理的改造方法和措施,以此促进棚户区改造的顺利进行,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共经济论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解析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优秀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优秀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顺利实施。公共产品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财政分权理论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解释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优秀是使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本文分析了公共产品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对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价值。其中,公共产品的特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问题,了解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属性,这是构建财政预算制度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有助于合理地进行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而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的合理划分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等财政分权理论,则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示意义。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真正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基本均等化。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经济论文: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摘要:当前,把西方公共经济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公共经济发展的视阈中,成为我国公共经济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必需。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公共经济学,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公共经济的著作,但其经济思想却体现了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很多关注,并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这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支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就必须要求从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话语。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公共经济论文: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公共经济分析 [摘要]民生服务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在提供民生服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对政府提供民生服务进行公共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必须重塑公共经济理念,不断加大公共支出,从而更好地服务民生。 [关键词]民生;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经济 近来,中央频频推出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继3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国务院又于6月提出“在农村进行新型养老保险试点。10年后覆盖全体农民”的方案,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民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政府公共经济理念的觉醒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现阶段,除基本医疗卫生之外,义务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民生服务都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承担起主要的提供责任。 一、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经济分析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一般而言,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如果能对传染病患者及时进行诊治,则不但能为其带来健康,而且可能消除由于没有及时诊治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类似大范围的疾病控制,如sars、禽流感和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等,对这些疾病的控制几乎是纯公共产品,当个人在其中受益时,并不妨碍其他人的消费和受益,显然,有且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类公共产品。因而,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政府对于基本医疗卫生的提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体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使其达到最好的健康水平,并使医疗卫生资源在所有人群中公平分配,是任何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如果仅有少部分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那么,这部分人很容易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无法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则成为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没有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的人会通过其他途径,采用各种办法来谋取这种权利,形成所谓“绿洲效应”,导致社会不公的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等信息了解程度不同,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如此。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不可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商品那样,去通过比较“试错”的方式进行选择。对于需方或患者而言,因为对病情或健康不了解,为了早日康复,对供方的任何要求都不敢轻视,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病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质量、数量及成本,乃至所需要的治疗药物的种类、治疗的方式、治疗的地点等方面的决策都由医生做出。病人通常没有选择和决策的权利。医生和医院都存在严重诱导消费倾向,患者只能去承受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导致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必须介入其中,进行适当干预,引导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公共经济分析 在理论界,关于教育产品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教育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有学者则认为教育(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由于为额外增加的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师资、教室和教学仪器等教育资源要相应增加,只要愿意,学校将不交费的人排除在外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困难,即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完全可以由个人或私人部门来提供。尽管教育不是国防那样的纯公共产品,但政府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仍需发挥主导作用,理由如下: 从非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良好的义务教育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效率低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合理,大大低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部分消费者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愿意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义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平等。正因如此,教育公平也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贫困家庭由于无力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意味着只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陷入“贫者愈贫”的“纳克斯陷阱”(家庭贫穷-教育初始投资能力弱-人力资本低-就业困难-收入低-教育再投资能力低)。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无法公平地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行竞争,结果形成“代际转移”,造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显然,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世界银行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之所以一些国家的教育发展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效应,优秀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公平化缺失。教育程度的平均提高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起着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非均等化的教育分布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不仅是其职责所在,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公共经济分析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兜底”机制,可以有效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从而鼓励人们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质量。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是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优值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均衡贫富的性质,尤其是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在保障内容上具有不可或缺性。这种产品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决策成本。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平性,即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职业、地位、贫富均应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阀”或者“减震器”,是社会运行的“粘合剂”。通过社会保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消解人们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实现社会安宁和保证良好秩序。对个人而言,选择适当的保障方式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共决策者能为每个人选择合适的方案,个人就不必为作出决策而浪费资源了。因此,从降低决策成本的角度讲,由政府统一提供社会保障更为可行。 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政府干预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真正为私人提供购买保险的人通常比不为自己保险的人更易得病,因此,风险较小者不愿意购买保险,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保险公司不断提高保费,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买得起保险,保险市场不断萎缩。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为所有人提供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与政府相比,个人在保护自身方面通常是缺乏远见的,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购买足够多的保险。因此,作为“家长”的政府必须强迫他们购买。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若没有社会保障,多数人不会积累足够的财产以维持退休后的适当消费。显而易见,政府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这种能力确保政府可以做私人企业做不到、做不了的事,从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再者,政府有权征税以实现对社会风险的保险,并将其用于收入再分配,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代际转移,使几代人共担风险。 四、重塑公共经济理念改善民生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在私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产生市场失灵。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矫正外部性,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于是产生了公共经济。在现行混合经济体制中,私人经济部门的个人和厂商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经济部门则力图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私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经济,相反,公共经济的存在成为保证私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发展是硬道理”被许多地区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甚至“只要gdp增长,其他方面暂时付出些牺牲也是可以的”,在这种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发展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都可忽略不计,都会迎刃而解。政府公共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尽管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公共收入,却不再将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让渡和退出了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与生产责任,而代之以全面的市场化。于是,政府部门的公共经济职能逐渐被忽视、弱化乃至边缘化。在原有的既大且纯的公共经济形式解体之后,政府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全面的、系统性公共产品上,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远不能适应全社会居民全面增长的需要,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公共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继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奋斗目标后,近期又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标志着公共经济理念的正式回归。通过重塑公共经济理念,建立新的公共经济体系,全面解决中国面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题,由此,中国必将突破发展瓶颈,顺利度过“矛盾凸显期”,实现平衡增长,创造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 公共经济论文: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摘 要: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我国尚未出台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度缺位被认为是当前企业年金发展缓慢的原因。针对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和税惠实施情况,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通过比较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与否的成本收益,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成本收益? ? 1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年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的国家强制建立的性质,又有别于强调自愿、市场化运作的商业保险。而人们偏好即期效用最大化的倾向,使得职工和企业在没有税惠激励的条件下更乐意选择即期工资而不是年金这种预期员工福利,如果政府希望诱导市场主体建立企业年金,以分担政府可能承受的公共风险,就必须发挥外部性内部化的作用,通过权益的让渡来促成。? 2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与基准税收相比(即没有税收优惠政策时的税收) ,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数量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支出,它就是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体现。企业年金的推行带来的职工税收负担减轻与企业工资成本降低,正是以政府税收支出的增加为代价的。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在没有实行企业年金时,职工即期工资增长部分p直接发放,按照企业所得税率33%,个人所得税率按10%为平均税率,则对于该部分收入,政府税收包含: 由以上推算可知,当对企业实行税惠政策时可引起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减少的部分是作为企业年金发放的资金的24.2%。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免征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减少额就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34.2%。接下来p值的估算根据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以2005年工资总额19980.8亿元为基础,假设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且其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则无上限情况下,p的值即企业年金增长了2677.4万元,在上限为4%的时候则为799.2万元。因此,当期税收收入在仅企业缴费免税时的减少额为647.9万元(无免税上限)或193.4万元(免税额度为4%),在企业和个人所得都免税时减少额为760.4万元(无免税上限)或227万元(免税额度为4%)。这些损失的税收仅占当期财政收入的2.05%和2.4% ,而作为养老金p部分的数额要比损失的部分多,即税收优惠是以较小的税收损失换来了养老金的较大增长。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优惠的间接增税效应在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加税收收入,有效减少了当期国家由于税惠所损失的税收。? 3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解析? 在企业年金制度中, 企业年金资金将经历三个交易环节: 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因此企业年金的征税领域也就是与这三个环节相对应的: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的企业年金供款征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对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征税;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对个人企业年金收益额征税。如果用t代表征税(tax),e代表免税(exempt),可以根据征税环节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征税模式。而在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推行过程中,税收政策不统一,既没有明确的税收模式,对税收优惠水平和享受条件也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和限定,导致税惠政策没有发挥其推动年金发展的作用。? 4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1)采用eet税制。eet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符合了次优税收理论,其特点是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是中立的, 同时确保不能重复征税,它反映的是 长期养老金储蓄、在生命期间收入再分配的真实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所得税的不足,因而也更能激励职工参与企业年金。同时,企业也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建立企业年金,更利于实现我国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 (2)统一税基,制定合理的免税比率。税惠统一以工资为基数,而工资应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和工龄工资及各种津贴构成,不包括奖金和福利,且对享受税惠的工资限定最高额度,避免高薪人员获得更多优惠,防止偷税和避税。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比率一般为15%左右,但是考虑到我国财政能力,该比率不能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但也不能过小,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按照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年金未来的替代率将达到20%,要实现这个目标,免税的幅度应该在9%以下,这个额度也要随着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适当调整。? (3)注重税收公平。税收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公平的作用。但目前的税惠政策凸显了很多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高收入者更有条件参与年金,获得更多的优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的差距,这也是很多人对税惠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因此国家应该完善税收政策,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将增加的养老金或者税收转移给养老金不足的人群,缩小收入差距。? (4)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不仅仅是单纯的财政政策问题,还要放在养老保险政策的总体框架下考虑。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以使得企业年金税惠的各项操作有法可依,明确税收优惠的相关环节和税种,以及在税惠政策的核定、监督、征缴等过程中加强政府各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对企业年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管,杜绝一些违规操作和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必须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相协调,才能在合理的空间获得长足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优秀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优秀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优秀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 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 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 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 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 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探究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探究 一、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及演变 公共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学科,产生到发展至今,时间并不是很长,相对来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固有的基本理论,历史渊源还是非常久远的。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由西方最初的财政学发展、衍生而来。最早提出“公共支出”一词的是被称为“统计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他在他最著名的《赋税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共支出”“公共经费”这样的名词,并且对各种“公共经费”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以及“公共经费”在政府税收中的作用。 自此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腐朽的封建枷锁,在政治经济上不断地发出“自由经济”的声音,应运而生的众多西方思想家也从不同方面,用不同的理论和实际行动,丰富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它一生中最著名的文章《国富论》,文章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说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继亚当·斯密之后的是大卫·李嘉图,它继承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和财政思想,发表了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的又一部经济学领域经典之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中阐述了一套成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提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的一种公共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明显地突出了财政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是经济学发展又一大进步。而之后的众多西方经济思想学者开始了对经济学深入思考,巴斯塔布尔于1892年第一次以《公共财政学》为书名出版了经济学专著,这是国家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转变的重大体现。之后于1921年汉特在他的著作《公共财政学大纲》中,又提出了“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第一次把公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提出。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1929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的萧条促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而面对如此的巨变,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家们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出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用国家宏观调控进行调节控制原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带领美国和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经济危机。发生这一经济巨变,无疑使公共经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36年在美国出版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从“政府收支”转为“公共经济”,为日后公共经济学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之后于1959年,“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在美国学者查理·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中,他在书中提到“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让“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在众多经济学者的眼前一亮。之后于1965年,他又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出版了著作,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理论学科诞生,而查理·马斯格雷夫也因此被誉为“公共经济学之父”。 随着“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正是产生,公共经济学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短时间内以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学为题目、书名的著作频繁出现。1969年卡梅隆出版的《公共经济》中,把公共财政学和 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具体区别,而且对公共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系统化扩大,引起了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进行转变。使其成为了经济学领域内一个有独立体系的分支。之后1977年美国学者又把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使其不在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北欧地区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对公共经济进行关注。 一路走来,公共经济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在20世纪末,由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数学方法的紧密结合应用,公共经济学也逐渐融入了其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信息学及管理学,进而产生了许多与公共经济学有关联的边缘学科,如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而公共经济学自身在内容、形式、研究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发展。 二、中国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说来,国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晚,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国内经济学者所熟识。但自对外开放以来,随着不同时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有关经济学的实践和研究飞速发展,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最有力量的分支更是在中国蓬勃发展,自1990年这一概念传入之后,中国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短短几年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著作、期刊等出版物广泛出版,1994年出版了白景明的《公共经济》,1999年出版了郭庆旺等编著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以及近年出版的《地方政府视角的公共经济学研究》,另外于2007年,中国第一个公共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上述成果说明,公共经济学在入足中国之后即获得充分而飞速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较国际经济水平尚有差距,各方面经济实力还不发达,所以中国公共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我们看到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公共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者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在中国不久的将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经济模式会成为中国新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优秀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优秀,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优秀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优秀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优秀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优秀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优秀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优秀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优秀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浅论 摘要: 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状态以及不科学的经济发展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各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科学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 关键词: 西方公共治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经济危机现象越来越严重,典型的西方国家有英、美等国。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公共治理。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公共经济管理创新作为一项全新的公共治理理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根源 公共治理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必须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在构建全新的制度基础上,促使社会、人和政府之间形成更加和谐的关系,并充分运用私人和公共部门,在二者有效配合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并逐渐构建公共经济管理新机制和公共经济范围,促使科学的发展在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中得以形成,更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将“人本主义”进行充分的体现。公共治理产生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运行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体制效率过低,较大的严厉产生于公共经济当中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公共治理实施的主要原因:首先,非科学发展产生于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二者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萎靡以及石油危机不断产生于西方国家当中,国家发展中面对的资金赤字现象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其次,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促使政府各项信息更容易被公民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公共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参与程度提升,有助于政府组建向透明、灵活以及高效的方向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必须能够高效的处理各种国际环境问题,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为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来哪个好的基础,并促使国内运行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基础 新时期,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司化”的公共部门管理。它指的是有效分解集权官僚组织,应用多个独立机构以及小型部门共同组成原有的集权组织,并应用公司化的治理方案对其职能以及权力等进行治理和配置,这种形势下,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以“分级”的方式展开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家便捷、资源调配更加合理等。在对这些小型的公共部门服务以及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可以将效能、效率以及经济三个指标作为重要的依据。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掌握空能下降,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在绩效责任机制下建立起来的。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市场竞争法则以及商业利益原则。政府职能的优化。在实施“公司化”的过程中,政府日常运行过程中不再受各种社会事务的束缚,而其主要的工作是监督各个部门的运行,并制定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在对政府职能进行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相关职能同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拥有以下职能:对公共的服务以及物品进行提供;在开展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将公共经济管理作为重要的措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竞争进行保护,并对团体冲突等进行解决和协调;在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大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等。“公司化”的政府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各个部门运行中处理经济事物的效率提升,在绩效责任制下,各个部门的责任感增强,创新精神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发。 三、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优秀 在公共治理内部,市场化的公共物品指的是政府在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加快公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私人部门进行利用。这一过程中,最长应用的手段就是市场化的公共经济及管理,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展中所持有的公共价值观。他们认为同政府相比,私人企业运行过程中,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各项工作并履行各项责任。基金管理创新。这是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的运营是这一管理所针对的事项。实际的方法为全面估计国有资产价格,并将其作为初始运营资金较高基金运营部门工作,该部门运行中需要保证这一基金逐渐得以增值或保值。这一过程中,自负盈亏是基金部门最主要的特点,而所创造的收入,或继续充当基金进行应用,或转换成公共经济收入开始使用,其运行中的创新,可以将更大的竞争压力施加给国有资本部门,为其发展增添活力。“政府公司”管理创新。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作为公营部门负责社会公益服务责任工作的部门就是政府公司。市场化背景下,这些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同私人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同样需要面对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从而极大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发展潜力,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合同”管理的创新。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当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合同外包,这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对“合同”制进行利用,以“外包”的方式将相关公共物品转交给私人部门或者区域政府,促使其履行相关责任和服务。政府采购市场化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创新当中,政府采购被视为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这一创新中最主要的措施包括“专业化”的政府采购,典型的代表有“国防采购大学”,这是由美国成立的;还有信息技术的采购等,这一措施能够对采购的程序进行简化,并将采购的时间进行缩短。 四、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目标 近年来,西方国家积极实施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这一措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以及“公司化”的政府是实现西方公共治理的优秀以及基础,二者共同努力的过程中,能够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作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人本主义目标。公共治理主义指出,新时期在积极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的只注重对人的“治理”的关注,而忽视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治理活动中,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剥夺人类参与社会的要求并禁锢人的自然欲望。新时期,必须将这一思想进行摒弃,并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给予其自主化以及能动化的机会,促使公共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这也作为最高目标体现在公共经济管理创新当中。其次,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社会治理当中,注重对人类思想道德以及社会风气的治理,而现代公共治理主义同这一传统理念相反,强调公共价值观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应受到尊重。促使社会道德不断得到超越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经济科学发展的最高境界,在对公共价值观念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应建立在理性道德的基础之上。再次,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理念下,政治控制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因此政府运行中,将制度以及宗法的建设视为工作重心。而针对现代社会来讲,精细化成为社会分工最主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下,人的行为必须拥有明确的规范,在促使自身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稳定的法律环境。因此,现阶段,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至关重要。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是伴随着不科学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不和谐的社会环境共同发展的,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实施,有利于西方国家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融入“以人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鉴于此,本文积极加强了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研究,希望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卢星宇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公共经济论文:国企腐败治理下公共经济学论文 一、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 “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 P2,R1 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政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 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政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 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 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 C,换算后得:C1P1 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 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 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政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政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政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政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政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政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 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政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常委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落实可以实现国企腐败治理具体措施中的1、2和5。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常委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常委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常委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常委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常委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常委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常委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常委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常委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落实可以实现国企腐败治理具体措施中的1、2、3、4和6。 三、结论 治理国企腐败可从多个角度入手,如思想道德教育,对清廉者在政治仕途方面的补偿等等,本文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治理腐败,提出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治理机制,并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制度的实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方案。如果上述两点能够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必将对抑制国企腐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必须看到,国企腐败是我国当前一些公共部门腐败的一个缩影,必须和政府官员腐败一起加以综合治理,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作者:李金见 任伟玮 李琛 单位: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国网浙江乐清市供电公司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分析 一、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现象分析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国家制度建设充分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发挥问题上,基于民主关注度的问题存在偏失。在一定意义上对定的民主参与制度,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旧执行政府职能的专治政策。忽视人民民主监督管理作用的发挥,经济管理的公共性不具存在价值。民主制度建设的相对不完善,导致相关民主监理综测得不到有效的落实。经济管理体制的公共性是民主参与形式的直接体现,这个方面的漏洞导致实施工作存在理念上的偏失。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矫正策略探究 1.完善政府职能的主体作用下的工作开展 针对上述偏失现象的分析,积极制定相关的矫正措施迫在眉睫。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强对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作用意义认知,树立正确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态度。坚持注重效率和过程的和谐统一。促进公共经济管理过程的严谨性,完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以注重工作效率的主体功能的实现,从而忽视优秀价值观的现象发生。再者,确定经济管理制度下的服务对象定位,实现管理工作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充分的为公共群体意识着想,才是有效实现公共性能发挥的有力实现途径。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要加大力度进行工作人员内部队伍建设,严格要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从根源上保障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的有效实施。在必要条件下,对工作人员进行责任分工,制定相关的工作管理政策和工作原则上的书面规定制度,运用不可变动的管理形式,约束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 2.注重民主参与意识的实践作用,完善评价监管机制 公共性质是公共管理制度工作开展的优秀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有力实现途径。建立健全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极具必要性,它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共经济的运营功能。建立完善的公共经济管理评价机制,构建民众意见反馈工作机制,完善民众的参与性能。人民群众通过运用适当的监督管理模式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公开、合理性的监督评价,对工作过程和经济运行情况做严格的考核评估。公共经济管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促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信息有效反馈。根据返回的信息材料,及时制定相关的矫正措施完善工作模式。强化公共性意识,倡导人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平等性,通过自身的功能作用有效实现公共性价值观。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偏失与矫正问题的分析得知: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问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对公共经济管理模式下出现的偏失问题进行合理、科学的判断,分析其表现形式。根据存在的基础性问题对公共经济管理制度制定相对应的矫正措施,以此来提高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高质量要求。进一步对政府的主体职能进行明确、对公民的公平参与制度进行完善、强化公共性参与意识教育、制定相关的经济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工作等内容。充分实现公共性在公共经济管理制度中的功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 作者:王帆 单位: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关系探讨 民生一词最早源于《佐传•宣公十二年》,里面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民生指的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及生活情况,以及民众的根本发展能力、根本发展机会及根本权益等。民生问题一直是党与政府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改善民生不但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稳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民生工作作为当今政府工作的第一任务。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拟定管理条例等职责,在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简要探讨了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供相关人士参考。 一、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我国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宗旨在于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及基本收益,确保公平公正地分配资源。在开展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展现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作用,另外,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部门还要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全面掌握及合理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权利。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民众提供服务时,要确保资源合理分配,管理规范,更好地实现改善民生的任务。现如今,人们普遍具备较强的民生意识,这对于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有利于推动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生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仅包含基础的生存条件,同时还包含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公共服务等内容。做好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使社会资源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分配,维护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的预算体系,增强资金使用率,创建全面的监督机构,确保收入合法,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 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对人们的基本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就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要想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应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一)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协调的关系 假如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没有清晰的责任主体,就可能造成相关负责人滥用职权,缩减公共部门的财政收益,让公共经济资源不能合理、平等地分配。因此,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应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创建科学方法对市场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另外,为了确保公共资源能够高效运转,还应创建相应的市场体制,提高经济管理部门的资金利用率,防止因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而出现的问题,更好地为改善民生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影响的关系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民众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民众对卫生、医疗、体育、教育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经济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及商品出现了紧缺情况。因此,假如公共经济的管理服务人员工作效率较低,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及财政效率造成直接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共资源的补给。如果人们在公共商品及服务无法得到满足时,就可能出现负面的舆论及危害,进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部门的信誉度。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及人员应正确认识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效率,确保把民众的需求落实到位。 (三)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保障的关系 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及教育等民生工作一般是由政府出资来补助,例如:减免税收、提供津贴补助等。这些工作的服务同公共管理的资金支出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公共经济的管理部门可以对管理标准不断进行完善,通过提高预算支出等方法对市场形成刺激,另一方面,可以激励私人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保证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然而,仅利用刺激市场的方法并不能全面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由于市场在分配资源时存在盲目性及功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极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分配出现矛盾,所以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市场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确保商品供给数量充实,分配平等,对盲目性导致的隐患及时进行处理,保证分配资源的合理性及公平性,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真正为民众做实事,谋福利。 (四)创建全面的公共经济管理标准 我国政府要想加强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首先就应创建规范、全面的管理标准,将现存的管理制度进行优化,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的方法,降低非公共经济支出。此外,相关部门应把工作的重点投入到处理当前同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上,重点关注民生领域,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及利用率,切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 (五)将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法制化相连接 常言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也需要同相关法律相连接。公共管理人员可以说是公众的人,这种的方法把工作人员的自身同相关权利连接在一起,因此,公共经济的管理人员应切实为民众做事,对民众负责。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把诚信的确立同法制化进行联系,利用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标准,保证工作能够全面、顺利开展,同时也让整个管理过程有法可依。其次,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坚持法制观念,确保改善民生工作的合理性及公平性,为改善民生提供法律基础,更好地满足百姓的需求,为民众服务。 三、总结 总而言之,改善民生是我党及人民现今最为关注的事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观念所包含的范围也逐渐增加,公共经济管理也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进行调整,想民众之所想,确保公共服务同公共补给不发生间断。另外,相关部门还应增强管理人员的道德素养及法律常识,进而不断增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政府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时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相关标准进行完善,确保将改善民生工作落实到位。由此可见,对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李峥钰 单位: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一中国城乡幼儿教育非均衡的公共经济分析 1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下的社会发展 不均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二元化经济基础下导致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化,集中体现在二者难以接受同等优质学前教育。相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状况而言,城市区域的财政支持、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都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城乡幼儿教育水准的不均等带来其个体发展的鸿沟,间接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日益增多。 2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偏向性” 城乡幼儿教育差距的根源就是二者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公共资源由位于城市的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城市偏向”的公共教育政策引发了城乡幼儿教育财政注入的巨大反差,城市幼儿教育在公共资金的支持下快速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却受各方面因素掣肘停滞不前。以教师待遇为例,城市幼教积极落实其教师地位和待遇,实行资格准入制,幼师在进修培训、评选先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等方面与小学教师同等待遇;农村幼教则大多数无编制,非在编教职工的工资基本依靠收取保教费来解决。辽宁省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60%的农村幼师月工资在300元以下,37.22%的幼教月工资在301—500元之间,非在编幼师中高达983%享受不到社会保险,农村幼师的待遇得不到保障。 3幼儿教育属性的界定与公共产品 供给原则相悖幼儿教育具有一定的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它可以由市场来提供;与此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政府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保证其健康发展。此外幼儿教育还存在利益外溢性,高质量幼儿教育的消费者还会回益与社会。2012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乡村人口为64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43%。据此估算农村幼儿总数占全国幼儿的50%以上,形成大量幼儿教育的需求群体。当前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的仅占总数的20%-30%[3],留守儿童的适龄需求数量巨大,农村地区应该有更多的公办园来满足民众的需求。虽然农村幼儿园的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累计63091所。但是从办园主体来看,27%由主办教育部门、10%由村集办,2%由事业单位主办,超过半数(61%)属于民办园,办园机构比较复杂,对幼儿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4农民自身经济困顿与教育公共选择的缺失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是农村幼儿教育的事实承担者。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收入水平不高仍是其子女入园的主要障碍。2012年中国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791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6.3%,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9.7%,财产性收入增长9.0%,转移性收入增长21.9%�,农村家庭用于子女上学的费用寥寥无几。 二公共经济视角下促进城乡幼儿教育均等化的对策 1重塑公共经济理念 均衡配置幼教资源现阶段中国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将有限的经费进行城乡分配的合理化,充分考虑到补偿性公平,对农村幼儿教育实行倾斜化政策。一方面中央、省级政府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县级财政在该项目上的投入,以有效解决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经费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投入公平,不断完善县、乡、村的幼儿园网络,扩大农村公立幼儿园的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村,实现城乡平衡,将普惠的阳光洒向最需要的地方。 2明确政府职责 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政府在幼儿教育监管的过程当中,必须明确自身职责。首先公共部门要对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的幼儿园应监管改建,对园舍条件不符合规定的村办园进行改造,严格把持幼儿园招生人数以适应生均活动需求;其次必须依照实际情况合理调配物资配置,改善农村地区的办园条件;再次以中小学校园布局调整为机遇,针对偏远农村地区,重新配置教育资源,调整出部分闲置学校用于开办幼儿园,以此来改善农村幼儿园资源缺乏的困境。 3发挥社会力量 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要加强对参与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民办幼儿园资质的鉴定,合理运用奖励机制以及契约机制让幼儿园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通过招标活动选择最合适的教育中介组织提供服务,扩充农村幼儿教育的优质资源,减小城乡幼儿教育的差距,让农村适龄幼儿在有学上的基础上,保证所受教育的质量。 4渠道多样化 强化农村师资队伍建设要提升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就必须提高农村幼师的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首先要明确农村幼师的身份与地位,向农村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注重提高农村学前教师待遇,确保农村幼师队伍稳定。其次保证农村幼儿教师的数量需求,将农村幼儿园师生比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缓解幼儿享受优质教育机会公平矛盾,加快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公平”的目标。再次改善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提高对农村幼师甄选、聘用的资质要求,提升农村幼师的专业水准,通过多元化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素质。 三结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办好幼儿教育的明确要求,办好幼儿教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的目标任务。从我国目前幼儿教育的状况来看,在坚持统筹城乡幼儿教育共同发展原则的基础上,要解决城乡幼儿园的经费投入、办园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差距问题,调控各项资源配置倾向农村幼儿教育,加强农村幼师队伍的建设,强化农村幼儿园的监管力度,缩减城乡幼儿教育鸿沟,促进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尹季宁储节旺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大学图书馆 公共经济论文:征收农用地公共经济学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用地是公共产品吗?如果是,那它的服务主体是谁?如果当地政府确实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二、问题的性质及分析 在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的问题根本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讨论的主体是农用地。那农用地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的,即一部分人对这个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而政府征地的时候影响了农民,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的定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产品的产权经济成本(包括界定成本,交易成本,保护成本)这些大于产权经济收益的时候,这个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农用地的制度条件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它的界定成本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以及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或合同,那么,农用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其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归农民,农用地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交易成本是农民耕地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承包费(家庭承包不用交纳),保护成本是相关部门监管人员的工资以及农民在农用地设置保护设施的费用。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农用地是属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是根据产品本身边界线来确定,与它的提供方式还有需求状态无关,虽然外部人员对农用地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农用地提供的主体还是农民集体。那为什么它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既然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农用地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的消费,那为什么还有外部人员和农民集体之分,为什么主体会是农民集体? 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以是集体的或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农民签订了协议并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农用地的消费主体是农民这个集体的,与外部性无关。农民有权使用协议中的农用地,即使农用地与外部人员的利益是相关的,它的服务主体依旧是农民。况且,任何公共产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像公路上有先行后行之分,公共电话亭也是需要投币才能使用是一样的,农用地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前提条件下属于公共产品,可当外部人员参与时,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意义。如果外部人员在法律之外强行征用土地或换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那对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有些地方政府搞发展搞建设于是就想把农用地承包给开发商,而农民也要靠土地生存,就产生了竞争,而这是农用地先来后到的原则,不能因为有权力就不严格遵照法律任意征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农用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公共产品,就像公众认为风景区是公共产品,但是五一长假的时候旅游的人那么多,同样有竞争,这两个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对于农用地,农民还有外部人员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农民是为了生存,而外部人员是为了减小成本,实现收益更高,而且,各自的生存经验即生产函数不一样,农民的生产函数只有耕作这一条途径,而外来人员的生产函数不只是耕地这么简单,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很多,不一定非要农用地。为了生存,作为农用地最迫切需求者的农民不得不显示自己的需要偏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征地悲剧,而且在外部人员征用农用地的时候,原本对这些农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拿到相应的补偿。况且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政府虽征的只是土地,但拿走的却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住所,更何况大多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一点补偿。既然农民对农用地享有权利,即使不愿意出让土地也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人员堂而皇之的强行征地的事件?一方面是产权边界界定困难,农用地是开放性场所,他们进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走形式使外部人员更加肆无忌惮,管理者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手段却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手段和目标的不一致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通过分析可得,农民是农用地的利益相关者,可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轻易地把耕地征走,甚至有时候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呢?决策人、经济人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是经济活动有效的前提。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和决策人之间是否一致,很多时候,经济问题争论的偏差就是从这个不一致开始的。而在使用农用地这个问题上,决策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农民)是一致的,由于最终做出的决策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付出交易成本获得农用地使用权)所以没有产生冲突。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来和农民争地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目标,而且只有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政府才有权力对其征收。 还有明明有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为什么要选择农用地呢?首先是成本问题,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而且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更何况农民是弱势群体。还有些地方政府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样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一个人的计划经济,两个人的市场经济,三个人的公共经济,公共经济是集体主义问题,而集体主义会严重扩大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征地的问题才这么复杂,公共经济的问题才这么难以界定与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 (一)从政府角度 1.充分利用开发区,节约土地资源。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土地闲置荒芜,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这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政府征地进行补偿时,应该最起码不能让农民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合理的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3.加快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会释放出耕地,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不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4.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当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越位,就容易产生问题。 (二)从农民角度 1.转变经营思路和模式。从耕种到收割的主要环节,依靠服务公司来做,而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管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经济效益,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解决很多问题。这一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效率。 2.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即农民可以直接和开发商谈,是出租还是入股,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参与经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作者:聂倩单位:河南大学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教学下计量经济学论文 一、经济学类各专业实验性教学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1.过分重视理论教学, 忽视实验教学。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较大的共性,专业课中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理论课程过多过繁,实验教学课程比重较小,且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这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学生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轻能力。经济学类的金融与贸易专业都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其理论与实验应该紧密相连。 2.教学目标不明确。 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达到系统的功能。专业实验性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由于缺乏明确的子目标,从而影响着这方面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学类各专业都对计算机操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相关的实验环节如果仅限于单纯的电脑打字、数据库操作等内容,没有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就容易导致实验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评价方法不科学、控制措施失效,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形式单一。 目前,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性教学主要是以上机模拟的形式出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究其原因,是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我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环节教学改革的回顾 改革经济学类各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建设同济品牌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我国金融与贸易领域亟需的专业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八门优秀课程之一,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其理论和方法是多门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注重定量实证分析的特征,非常适合将该课程的教学作为一个平台,强化课程的实验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本课程教学团队着力于改变观念,研究、探索和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各项改革设想,采用先进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实验教学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实验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教学培养目标明确。 针对本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善于将各门经济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三是通过实验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视野,拓展研究能力。学生从大量的实验中摸索规律,有助于将专业基本理论加以整合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验中进一步升华所学的理论。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该课程的应用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配合相应的计量软件应用来进行实验教学,保证了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内容丰富。 计量经济学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课堂教学中也较难直接接触到很多实例,使得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困难。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分析和决策,活跃课堂气氛,进而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通过对全国各重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各校均于近年来加强了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的形式一是配合教学内容,上课时进行相关软件的演示;二是运用相应的计量软件,安排学生直接上机实验。另外,有些高校自己进一步编写仿真实验或编制相关的课程教学软件。根据本校的实验教学条件,采取了根据所用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自己重新编写了该课程实验教学的大纲和实验教学手册、教学指南以及相应的案例,提出相应的实验要求和内容,安排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操作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课堂交流和讨论。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亦纳入对学生的最终课程评价成绩。从近年来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以来,有效地将计量课程的专业理论、技术学习与实验教学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能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因为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其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定量分析能力。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使得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定量分析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进一步的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适应社会对研究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2013年刚开始尝试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比如,实验的指导人员不够,实验的数据不够丰富,不同专业的学生怎样设计不同的案例来提高专业的针对性,怎样开发编写适用的仿真实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加以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的因素是教师,要提高教师的能力使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其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一般是由教师选择、设计,教师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只有教师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负责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加强学习、收集新资料,来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掌握科研成果的前沿,并把前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建立激励机制。 把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在制度上真正鼓励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学配套上要做相应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方面应加强对实验课程的支持。 3.加强教学设施的建设。 在网络时代实施实验教学必然要涉及到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其应用环境问题。因此,必须结合专业教学的长远发展规划,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保障实验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作者:楼永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教学与计量经济学论文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案例不够丰富,没有考虑专业差异 目前的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通常情况下教师都会直接运用教材上的案例进行讲授。案例主要涉及一元、多元线性回归及放宽古典假定的内容,一般都是经济问题分析,如居民消费问题、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等。这些案例的突出特点是适用性广泛,只要学生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都能很好地通过案例掌握相关数据分析的方法。在实际教学中,这些案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和学生的专业基础密切结合,不能拓宽学生的视野,部分同学会误以为计量经济学只能应用于经济学,而对于以后如何在自己的专业中应用相关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实践。 2.课程难度大,学生重视程度不一 由于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在经典线性回归理论部分,需要用到矩阵、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大量知识。对一般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并不轻松,文科背景的同学学习起来更加困难。调查问卷中关于计量经济学难度的问题中,有28%的同学选择了很困难,有43%的同学选择了比较困难,选择一般困难的有27%,只有2%的同学选择了不困难。从调查结果看,选择比较困难和很困难的学生高达71%的比例,充分说明对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方面,有41%的同学认为计量经济学对以后的工作学习有用,高达54%的同学认为用处不大,5%的同学认为没有用。当今学生学习有一定的功利性,如果学生认为某门课程在目前对就业、考研没有直接作用,往往不太重视,也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在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目的”问题中,学生回答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目的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通过考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需要注意,选择通过考试的同学中,有10位同学除了通过考试外,其他的选项均没有选择,说明这部分同学学习计量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考核,拿到学分;还有5位同学选择了所有的选项,说明这5位同学是希望通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能掌握相关知识。排在第二位的是为以后学习数据分析方法打基础,当今是大数据时代,许多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学习计量经济学能为数据分析打下基础,学生对此也有较清晰的认识。此外,掌握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软件使用方法排名在第三和第四,而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排在最后,说明学生对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信心不足。 3.先导课程基础差异大 为了探明学生畏难情绪的原因,在之后的调查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计量经济学课堂上,您能否跟得上授课老师的思路,教学内容能否及时消化?从学生调查的结果看,选择完全跟得上的只有9%,选择勉强跟得上的有58%,有33%的同学选择了跟不上。说明在课堂上计量经济学的授课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跟不上老师的思路。占比例最大的是每节课信息量太大,其次是没有及时预习和复习课堂内容,第三是先导课程没有学习,理科基础不好。由于计量经济学的课程特征,上课会用到线性代数、数理统计的知识,学生只有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才能有效地掌握相关知识。实际情况中,一般院校都将计量经济学安排在第5或者第6个学期,正是学生大量学习专业课的时间,课程压力较大,因此,学生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导致学生对于每节课的信息不能充分接收。此外,目前本科院校中,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安排有一定的差异,大多数专业是在第3个学期学习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课程,但数理统计部分由于课时的限制,在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部分授课教师一般不作深入介绍,学生也很少去主动自学这部分内容,掌握程度不是很理想;更有个别院校,将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安排在同一学期学习。这样的教学安排,导致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时,由于存在大量的数学符号,本来就心存畏惧,加上数理统计知识不够扎实,容易对计量经济学课程产生厌学情绪,影响教学效果;对教师而言,在上课过程中需要专门抽时间补充介绍数理统计基础知识,影响教学进程。 4.课时安排偏少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一般的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为48个学时,其中包括40个学时的理论授课,8个学时的上机实验。一些重点院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安排多一些,如清华大学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为54个学时。郑州航院计量经济学安排了48个学时,这样的学时安排,调查中有14%的同学认为课时够用,而有39%的同学认为理论课时不够,有47%的同学认为上机时间不够。计量经济学既需用到大量的矩阵和数理统计知识,又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同时又是一门操作性和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将理论知识讲授与软件使用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面对数理基础和经济学基础程度不一、接受能力有别的学生,教师在有限的学时内,将经典的回归理论能够全面、系统地给学生介绍清楚,已属不易。通过短短几个学时的上机实验,让学生能掌握相关的软件操作技能,也显得勉为其难。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缺乏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分析和介绍前沿的研究成果,这种拓展既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又能增强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兴趣,但因课时限制,一般得不到实施。 5.实验教学效果难 以保障现有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主要是验证性的,教师讲授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SAS等)操作方法,给定学生数据,学生验证经典回归模型的估计、检验方法。这样的教学过程对学生掌握具体的软件操作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使学生掌握相关软件操作方法,学会利用软件实现数据分析,但对学生而言,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尤其是将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应用于专业相关的数量分析,缺乏实践。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1.做好课程衔接和课时安排 从调查的结果看,许多学生觉得计量经济学课程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信息量太大,另一方面是先导课程没有学习,基础不好。因此,在前期的课程安排方面,一定要做好课程的衔接,学生后期要学习计量经济学,一定要在前期安排数理统计学的课程内容。可以采取增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时或者专门开一门数理统计学课程来解决。从课时安排看,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适当增加计量经济学的课时,尤其上机实验的课时。增加理论课时一方面可以讲授如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非经典线性回归的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简要介绍计量经济学前沿知识,如向金融学专业学生介绍金融计量、向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介绍空间计量经济学等,开阔学生的视野,走上工作岗位后学生可根据实际需要自学相关知识,有条件的院校可将计量经济学理论课时增加4~8个。从上机课时看,一般8个课时的上机基本能保证学生熟悉一个软件的基本操作,完成经典线性回归的相关验证性实验,如能增加2~4个学时,学生会对软件操作更加熟悉,对相关分析结果的分析更加深入,以后的应用较为得心应手。 2.改革教学目标 在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本科院校,学生毕业后一少部分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大多数学生都是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从事经济管理类的工作。根据调查结果,学生多数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较大,主要是课程信息量太大,难以取舍,因此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上,应当定位在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相关的软件操作方面。教学过程中首先应当介绍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的基本背景,在授课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介绍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应用范围,尤其是这些方法的经济背景。在介绍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相关检验方法的时候,要把侧重点放在思路和结论方面,而尽量减少或者简化相关的推导过程,要求学生“知其然”即可,而对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通过课下自学的方法“知其所以然”。 3.改革教学方式 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是要教给学生学会利用相关知识进行数据分析,因此,要把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等教学方式充分结合起来。理论教学部分,要更多地采用启发式教学、课堂讨论等方式。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课堂讨论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提前定下讨论内容,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前做好课下准备,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案例教学则需要任课教师提前做好准备,选择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案例。案例分析过程要尽量让学生参与进来,教师提前选择好专业方面的问题。可以安排部分同学进行前期的理论分析,部分学生搜集相关数据,最后在教师的带动下完成案例分析的全过程。 4.改革实验教学 计量经济学应以学生掌握相关软件的操作为目标,对于基本的操作,可以通过教师演示,学生进行验证性实验加以学习。而学生若要真正掌握具体的应用,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搜集数据、建立模型、估计和检验、模型应用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以后才能学以致用。因此,实验教学不能仅仅包含学生在实验室里完成验证性实验的过程,建议增加课程论文。在学期初就给学生布置好任务,要求就本专业的相关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成小组,依据经济理论,选择相关变量,搜集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过程,最后以课程论文的形式提交实验结果。这个过程中老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指导和监督。自己动手进行实践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由于整个过程是结合理论教学逐步进行的,也对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起到了有益的补充。 5.改革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的改变是教学改革的驱动力,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原动力。在调查中,有63%的同学反映没有及时预习和复习课堂内容是跟不上课程教学的原因之一。学生不及时预习和复习教学内容,一方面可能是学风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眼下的考核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考核,要改变传统的以理论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一是要增加上机测试,二是对学生独立完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计、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模型检验和提交数据分析报告等环节也在评价中给予一定比例的分值。建议上机测试、课程论文各占15%的分值,理论测试占70%的分值,这样的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生在考试前通过短期突击应付理论考试的现状,把工夫用在平时。 作者:贺书平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教学计量经济学论文 一、实验教学对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类的金融、贸易专业是培养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级人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既掌握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又接受过相关业务的基本训练,熟悉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外语、计算机运用熟练,同时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研究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大学生实验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的一般途径。对于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一准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极为活跃,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创新工具、规避风险、完善市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创新思维和相应的研究能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二、经济学类各专业实验性教学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等院校培养的经济类专业人才质量与研究型人才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培养的人才缺乏创新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侧重点是学习,也就是吸收知识,用知识记忆的多少来检验和反映教学的效果,从而影响学生创新性的培养。二是人才总体结构失衡。由于在校期间更多地强调专业知识而忽视其他相关研究能力的培养,从而造成低层次金融贸易类人员供大于求,而高层次人才则明显不足。导致以上问题的关键因素,归根到底在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缺乏针对性,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具体表现如下。 1.过分重视理论教学,忽视实验教学。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较大的共性,专业课中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理论课程过多过繁,实验教学课程比重较小,且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这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学生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轻能力。经济学类的金融与贸易专业都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其理论与实验应该紧密相连。 2.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达到系统的功能。专业实验性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由于缺乏明确的子目标,从而影响着这方面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学类各专业都对计算机操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相关的实验环节如果仅限于单纯的电脑打字、数据库操作等内容,没有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就容易导致实验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评价方法不科学、控制措施失效,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形式单一。目前,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性教学主要是以上机模拟的形式出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究其原因,是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我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环节教学改革的回顾 改革经济学类各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建设同济品牌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我国金融与贸易领域亟需的专业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八门优秀课程之一,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其理论和方法是多门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注重定量实证分析的特征,非常适合将该课程的教学作为一个平台,强化课程的实验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本课程教学团队着力于改变观念,研究、探索和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各项改革设想,采用先进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实验教学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实验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教学培养目标明确。针对本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善于将各门经济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三是通过实验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视野,拓展研究能力。学生从大量的实验中摸索规律,有助于将专业基本理论加以整合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验中进一步升华所学的理论。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该课程的应用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配合相应的计量软件应用来进行实验教学,保证了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内容丰富。计量经济学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课堂教学中也较难直接接触到很多实例,使得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困难。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分析和决策,活跃课堂气氛,进而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全国各重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各校均于近年来加强了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的形式一是配合教学内容,上课时进行相关软件的演示;二是运用相应的计量软件,安排学生直接上机实验。另外,有些高校自己进一步编写仿真实验或编制相关的课程教学软件。根据本校的实验教学条件,采取了根据所用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自己重新编写了该课程实验教学的大纲和实验教学手册、教学指南以及相应的案例,提出相应的实验要求和内容,安排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操作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课堂交流和讨论。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亦纳入对学生的最终课程评价成绩。从近年来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以来,有效地将计量课程的专业理论、技术学习与实验教学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能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因为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其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定量分析能力。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使得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定量分析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进一步的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适应社会对研究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进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2013年刚开始尝试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比如,实验的指导人员不够,实验的数据不够丰富,不同专业的学生怎样设计不同的案例来提高专业的针对性,怎样开发编写适用的仿真实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加以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1.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的因素是教师,要提高教师的能力使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其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一般是由教师选择、设计,教师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只有教师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负责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加强学习、收集新资料,来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掌握科研成果的前沿,并把前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2.建立激励机制。把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在制度上真正鼓励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学配套上要做相应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方面应加强对实验课程的支持。3.加强教学设施的建设。在网络时代实施实验教学必然要涉及到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其应用环境问题。因此,必须结合专业教学的长远发展规划,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保障实验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作者:楼永单位:同济大学 实验经济学论文:劳动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 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实验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呈稳步增加的态势。较之于其他实证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主要在于能够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并能可靠地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实验本身具有的可重复性也使研究结论更易于验证。目前学术界仍存在着一些反对实验研究方法的意见,如实验被试的选择偏差,被试所获得的支付水平的高低,观测的数目以及内、外部有效性等。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一、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 and 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 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 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 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 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 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 and 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 (gibbons and 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 and 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 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 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 et 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 and list (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 et al (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 and 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 et 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 and 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 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 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 and 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 and 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优秀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优秀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 and 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 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 ,lau and 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 and kr?ger(2003) 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 and 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 and 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 et 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 and 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 and 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 dijk,sonnemans and van 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 et 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实验经济学论文: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 oral 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nbsp;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 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 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实验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构建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国内尚未完善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进行反思,并研究设计构建了具有创新点、具备改良和提高性的新型跨专业实验平台,研究了平台应具备的素质、平台运行的全新模式,探索相关课程内容的设计选择并强调了校企合作在平台构建中的优势。 【关键词】经济学类;综合实验平台;任务驱动模式;框架构建;VBSE 一、国内外跨专业实验平台发展历史 (一)国外的发展历史 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不论发展时间还是实行规模较传统教育仍略显稚嫩。这个“年轻”的教育学概念最早出现在由维斯泰瑞.W和斯洛普P.B所著的《虚拟公司:走向自主、基于能力的学习环境》一书中。1998年,当欧美学者定义了“虚拟公司是一种学习环境”时,“Virtualenvironment(虚拟环境)”这一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开启了虚拟仿真跨专业经济学科平台构建的先河。进入新世纪,欧美国家对于跨专业虚拟实验平台构建的探索和研究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脚步,2003年,经过知名学者比特R.M、斯洛普P.B以及杰森.D.对荷兰开放大学的VBL(虚拟商业学习)课程进行总结与归类,得出了“虚拟商业学习是专业工作场所学习的综合化方法”的结论,从此使跨专业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正式被列入高校的课程之中,开启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全新时代,开辟了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的新纪元。它将跨专业实验平台的运用由校园直接对接到企业,进一步稳固了跨专业实验平台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实践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至今日,欧美高等教育系统已然发展出了完备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课程,包括哈佛大学、荷兰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一系列世界一流名校仍在继续进行着这类或类似的课程平台的设计研究。 (二)国内的跟进探索 相对于国外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建设,国内相关概念无论是提出还是实践探索都出现的较晚,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高校都处在虚拟仿真以及综合实验平台建设的空白时期,这样的真空期一直持续到2011年,用友新道科技公司首先在国内提出了VBSE(虚拟商业社会环境)的相关概念,并陆续与北京、内蒙古、天津、浙江等多地不同层次知名院校展开合作,不仅开创了校企合作的先河,更是将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平台打造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品牌”。而随着电脑技术以及配套软件的日新月异,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相关企业开始对经济类综合实验平台展开研究与探索,寻求更为科学、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以及寻求与各类高校之间的合作。如今,国内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有不同类别的跨专业平台,即便是同一类别也有不同模式可供选择。 (三)日趋成熟的体系 从最早的VE(虚拟环境),到后来的VBL(虚拟商业学习),再到最后的VBSE(虚拟商业社会环境),无论是国外亦或是国内,对于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的探索和发展,已到了全新的高度和水平,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也逐渐形成了日趋成熟和固定的体系,代表性的系统模式便是以书本教学为主、平台教育为辅,相关配套软件直连系统,在同一角色下进行教育的专项综合实验平台,但同时也不难看出的是,随着跨专业理论和VBSE的迅速发展,这一新兴教学方法也遇到了瓶颈,如何推陈出新,打破固有思维,创立更为先进的跨专业平台,实现由一角向多角的转换成为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与难题,笔者设计了如下的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仅供参考。 二、经济学类跨专业实验课的研究目的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 通过毕业前的综合实验课程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对经济活动相关知识的熟悉、理解和掌握,这不单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校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综合决策能力、综合执行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等各个方面也都得到了有效锻练,这使得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可以更有效地感悟复杂金融市场环境下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并学会智慧投资、科学决策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通过在综合实验中不断地训练和锻造学生自身的全局意识和经济学类学生综合职业素养,让学生从课堂上学到的丰富理论知识能在将来工作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实验与实训挂钩 在大四实习阶段,经济类学生很多都会选择走出校园进入金融领域行业进行实习。但在实习中,他们往往很难快速进入工作进行顶岗实习,在实习阶段难以积累到工作经验,而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的设计与平台的建立,使得学生在通过以往的实验课程学习后,在进入到实习岗位中时,不至于太过茫然,因为金融市场环境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在之前的学习课程中都有涉及,所以学生应付起来不至于吃力,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更好地提升与锻炼自己,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和积极态度进入到紧张、复杂的工作中去,同时学生可以对比发现以往实验课程中面临的情况与真实金融市场情况的不同之处,相互借鉴,两相比较,在对比中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让自身在实验与实训中能得到充足锻炼,养成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建设的主体结构 (一)平台开发架构 将学生培养成集多元化、综合型、实践型于一体兼具团队合作能力、社会竞争意识和理论驾驭实践才能的人才是中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点,“以点带面”必不可少,而作为这个突破口的一“点”,一定要能够串联课堂知识并关联经济学类专业其他相关理论知识。金融市场变幻莫测,数据与资讯瞬息万变,不仅各类市场动荡较大,某些特殊的经济金融事件还具有单向性和单显性,经济金融相关专业投资决策更需要决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故本实验平台以经济学类相关金融证券投资为中心,围绕投资这一优秀教学目标,将经济学类各个不同子专业的相关知识与金融投资这一优秀主题相联接,最终形成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非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中的决策与投资操作。 (二)平台课程内容构建 本实验平台课程的设计与构建,计划采用以细概全、聚沙成塔的策略,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验平台优先寻找个人投资者这个突破口,不求庞大而求全面,率先将金融投资中个人投资者这个模块建立起来后,再进一步依据相关数据不断扩充和升级。围绕投资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首先进行市场投资对象的风险与收益测度,再对每个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进行估计测算,制定投资政策;再进一步选择相适应的投资对象或投资方式。根据各种金融投资分析技术分析的结果,对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进行组合投资,再进行金融虚拟仿真交易操作,构建个人的金融资产组合。在对每个学生资产组合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其组合绩效,并加以调整。众所周知,国内现存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都存在着数据太过单一化、简单化,又与真实的金融市场不相符的通病。而真正意义上想要实现让在校学生了解和认识真实的金融市场,必须将数据尽可能真实化、复杂化。该系统和平台上将全部引入金融市场的真实数据和相关动态数据,故综合实验实训的结果必定会与在真实金融市场中实际操作的结果相同,这也将是对现存的绝大多数国内同类实验平台的改革与创新。 (三)配套设施建设 想要构建优秀的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与之相匹配并互相服务的软件与系统是整个框架构建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便成了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学校方面需要与软件开发商合作,进行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专用软件的开发,先行形成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操作系统的建设。通过以任务驱动为课程软件编程的逻辑来达到学实结合的效果,而所谓任务驱动模式,便是通过学习任务的细化来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熟悉经济学中的规律与相关知识。在这样的任务驱动模式下,不仅能够极大地方便老师们任务,更能让学生们对这样的一节课更加感兴趣,同样的,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的模拟仿真市场更能够贴近真实商业环境下的投资市场,真正的在高等教育中实现学实结合。 (四)平台特色及优势 1.课程设置的创新性。在绝大多数国内院校中,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仍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像欧美国家那样正式走上高教舞台。在课程设置上,本课程具有创新性的特点。特别是在课程内容上,平台以个人投资人作为贯穿整个课程的思路是创新的,也是可行的。在课程软件的开发思路中,采用任务驱动模式,更使得整个课程可以将经济学类各专业的相关知识点串联在一起,并可根据专业特点不同,在有些知识点上有所侧重,方便经济学类在校学生的研修。2.课程的开放性。在经济学类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课是每个学生的必选课,因此在设置上充分考虑到了课程的开放性。建设完成后的课程资源将全部上网,所有选修或对此课程感兴趣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综合实验入口也计划采用实名注册后可自由进入的模式,不仅经济类、非经济类在校学生甚至非在校学生都可通过专门的通道学习本课程,充分实现资源的开放与共享。3.课程开发上的校企合作性。经济学类跨专业综合实验平台采用了校企联合设计与开放的模式,校方课程组主要负责课程内容的设计,合作企业则主要承担综合实验教学软件的开发,课程教学软件的知识产权共享。这一模式仍处于探索中,项目建设单纯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因此,强调与企业的配合与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计划任务。 作者:黄华继 黄欣然 朱锡安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实验经济学论文:经济学教学课堂实验方法应用 摘要: 课堂实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方式。经济学课堂实验主要由实验场所和设施、实验对象、实验控制者、实验道具、实验指南、实验结果分析等要素构成,其教学过程一般由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分析和实验总结四个阶段构成。为了提高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效果,必须在提高任课教师责任感的基础上,加大对课堂实验的支持和投入,强化对学生参与课堂实验的激励,也要尽可能优化实验环境,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关键词: 课堂实验;经济学;拍卖实验 众所周知,从学科性质来看,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无法通过实验来进行教学的学科。但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课堂实验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教学形式正被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所接受。与在计算机实验室进行的软件操作实验不同,课堂实验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模拟现实的经济活动,体验作为一名真正的经济行为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些美国教授最先在经济学课程中开展了课堂实验,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高校教师尝试在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课堂实验方法。从国内外实践来看,课堂实验方法凸显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现实表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将眼光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应该尝试把实践教学贯穿在专业教学的整个过程。课堂是教学活动的最基本平台,也是学生获取知识、锻炼能力的首要途径,课堂并不是理论教学的专属平台,对经济学专业而言,通过课堂实验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式。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游戏,其产生和发展与实验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Thurstone使用心理学研究中通用的实验技术所进行的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发展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VernonSmith等经济学家的大力推动下,实验经济学得到了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采用实验方法来验证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美国大学的教授们开始将课堂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入课堂,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1]。目前来看,课堂实验在欧美国家大学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正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一、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构成要素 根据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内容和教学要求,经济学课堂实验主要由实验场所和设施、实验对象、实验控制者、实验道具、实验指南、实验结果分析等要素构成[2]。也就是所,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以实验教师为实验的组织管理者,以学生为实验对象,以教室或计算机实验室为实验场所,以实验道具为媒介,在实验制度和课堂教学纪律约束下的师生间互动教学过程。 1.实验场所和设施 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必须有相应的实验场所和必备的实验设施。大多数情况下,课堂实验都可以在普通教室内进行,利用教室内现有的黑板、桌椅、多媒体设施等就可以进行。还有部分需要软件支持的课堂实验,需要在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进行。 2.实验对象 在实验经济学中,根据实验目的和实验内容,实验对象原则上可以是大学生、专业人士、普通人士等任何人。而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培养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所以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对象理所当然是所授课程班级的学生。 3.实验控制者 在课堂实验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来负责实验设计、实验观察、实验秩序维护、实验结果分析等任务。任课教师一般是主要的实验控制者,根据需要,也可以请助教或个别学生协助完成部分实验控制任务。 4.实验道具 与传统实验课程不同的是,经济学课堂实验一般不需要用到特别的仪器设备。除计算机化的课堂实验需要借助计算机和相关软件实现外,大多数人工控制的实验只需要借助于扑克牌、卡片、硬币等这些常用的道具。 5.实验指南 课堂实验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完备具体的实验活动实施计划。实验指南就是在课堂实验开始之前向主试和被试介绍实验目的、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实验规则的相关说明。 6.实验结果分析 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是课堂实验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首先,需要利用图表对实验结果进行数量上的描述;其次,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对实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二、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一个案例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一般由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分析和实验总结四个阶段构成。这里以2015年春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学二年级中开展过的口头双向拍卖实验为例,来说明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 1.实验设计阶段 实验设计是整个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的基础[3],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实验目的,编写实验指南。鉴于国内外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资源,在此次课堂实验中,我们直接选用了实验经济学中最经典的口头双向拍卖实验,具体的实验步骤和实验材料主要来自于暨南大学张耀辉教授主编的《实验经济学教程》。该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学生对于具体商品市场买卖的参与,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决策过程,以及供求机制的自发作用如何实现市场均衡。在此次实验开始前,我们准备好了实验指南、实验道具(扑克牌)和用于记录各种实验数据的表格。 2.实验实施阶段 在实验实施阶段,作为实验组织者的教师要科学合理地选择实验对象,有效地组织管理实验过程,及时处理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并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保证课堂实验能够顺利进行[4]。在此次课堂试验中,首先将该班级53名同学分为两大组,第一大组为实验参与者,随机选出22名同学,其中工作人员2名,负责发放资料、维护实验秩序和记录实验数据,实验参与者20人,按照随机原则分为买方和卖方各10人,买方和卖方分别在教室前端实验区的左侧和右侧就座;第二大组为实验观察者,在教室后排就座。在实验正式开始前,工作人员发放并大声宣读实验规则。每名参与交易的同学抽取一张扑克牌,所抽取的扑克牌上的数字(该数字不得泄露给他人)即为其交易底价,并据此计算其最终在市场交易中的总收益。为激励同学们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提前告知大家实验结束后对总收益最高的前三名同学予以与其所得收益对应的物质奖励。在实验正式开始后,买卖双方进入教室前面的空地进行自由交易,大声喊出自己的报价,然后自由商谈,一旦在某一价格上达成交易,两人一起到工作人员处进行审核登记。工作人员登记好相关交易的底价和成交价格后,立即把成交价格写在黑板上,并大声宣读。每轮交易持续5分钟左右,共持续8轮。每轮交易结束后,无论是否成交,买卖双方都要上交其扑克牌,并在下一轮重新抽取。交易双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计算并记录本轮交易的收益情况。实验中给定交易双方的初始信息,即发给买卖双方的底牌分别是数字1到10的10张红色或黑色扑克牌,据此事前就可以画出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规定交易中的最小报价单位为1元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市场均衡价格为5至6元,均衡交易数量为5至6笔。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交易价格和数量逐渐收敛,从第6轮实验开始,成交数量稳定在5笔,成交价格也趋近于均衡价格6元,与供求模型的事前预测结果非常吻合。 3.实验分析阶段 实验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汇总整理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一方面及时向同学们展示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以及买卖双方的底价等相关信息,引导他们自己总结课堂实验中相关数据的特点及变动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用实验结果来检验经济理论,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在所有8轮实验结束以后,我们把相关的交易数据及买卖双方的底价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寻找其中的规律并对其进行解释。在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在黑板上画出相应的市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说明数据和模型的预测结果是一致的,并根据计算出的买卖双方收益总和表明第6轮的总收益为28,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最后,根据每个交易者的收益情况,对总收益最高的三名同学给予与其收益相当的物质奖励(此次课堂实验的奖品是三本不同的经管类畅销书)。 4.实验总结阶段 实验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对课堂实验中取得的成果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对策和措施;学生也需要对自己的实验过程进行总结,撰写实验报告。 三、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中需注意的主要问题 从此次课堂实验来看,学生们对于通过课堂实验的方式来学习经济学理论很感兴趣,参与度较高,对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理解加深。但从此次课堂实验的实施过程及结果来看,要使经济学课堂实验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任课教师必须做好充足的实验准备工作 课堂实验顺利实施的前提是要有详尽具体的实验设计和实施方案。如何根据授课内容及授课对象选择或自己设计实验内容,制作实验说明书,编制实验图表,准备实验道具等一系列准备工作,都需要任课教师在课堂实验开始之前全部完成。这需要任课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要求任课老师必须具有极高的责任感。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教师开展课堂实验教学活动,教学管理部门对于课堂实验的工作量考核也要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 2.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激励 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是课堂实验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5]。学生在参与实验之初往往具有很高的兴趣,但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学生的新鲜感会降低,部分学生会出现简单应付的情况。为了激励学生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当中,必须给予学生有效的激励。常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课堂实验成绩按一定比例计入课程总成绩;另一种是根据实验参与情况及实验收益给予学生一定的现金或物质奖励。具体实施中,可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激励效果最佳的某种方式。此次课堂实验中,我们就采取了物质奖励的方式。 3.妥善处理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到实验效果,甚至影响到实验的顺利进行。大体来看,在课堂实验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两类问题:一是实验者对交易规则的理解存在偏差,如买方相互之间或卖方相互之间所出现的错误交易;二是实验者存在破坏交易秩序的行为,如买卖双方之间、买者之间或者卖者之间相互串通的行为。对于第一类问题,应该宣布交易无效需重新交易,并重申交易规则;对于第二类问题,应该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扣除一定成绩)。 4.优化实验环境,尽量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和结果的真实准确,教师无论在实验指南的文字说明,还是在课堂实验进行过程中的说明解释,都要尽可能避免明显导向性的提示或暗示。实验人员及实验角色的选择都要客观,尽可能以随机方式确定。另外,课堂实验最好在讲授相关内容之前进行,避免学生在实验中先入为主,刻意回避自己的真实选择,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真实性。 四、结论 国内外经济学教学的实践及发展趋势表明,课堂实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方式。为了提高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效果,必须在提高任课教师责任感的基础上,加大对课堂实验的支持和投入,强化对学生参与课堂实验的激励,妥善处理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也要尽可能优化实验环境,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作者:马洪云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 实验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反思 作者:储小俊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引言 计量经济学是将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等综合应用于经济现象,以定量分析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在1998年7月,教育部确定其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各专业八门共同优秀课程之一,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已成为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该门课程的最大特点在于大量数学知识的综合运用,即使对于初级计量经济学,也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等三大数学工具,所以,对于本科阶段的经管类学生来说,其难度较大。在传统的教学中比较注重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等内容的讲授,而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如何与不同专业需求、专业内容联系起来,如何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应用模型介绍的比较少。学生学了不少理论方法,却不知道怎样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更不知道对模型或计算的结果作出合理的经济解释。这种培养方法使得计量经济学丧失了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管理工具的作用,几乎成为一堆枯燥无味的数字和公式。 笔者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应分两条路走,一是侧重于理论方法的教学;二是侧重于实际应用的教学,而对于经管类本科教学阶段,应以计量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为主,因此,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淡化数学理论的推导证明,但重点培养学生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在这一原则下,实验教学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符合当前高等院校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是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根本途径,但在现实中,计量经济学的实践教学仍然是一个软肋,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实践教学的模式、内容等。 一、实验教学模式的安排 根据教育部对实验教学类型的划分,可以把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分为验证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两种模式。验证性实验是指对研究对象有了一定了解,并形成了一定认识或提出了某种假说,为验证某种认识或假说是否正确而进行的一种实验。验证性实验强调演示和证明科学内容的活动,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分离,与背景无关,注重探究的结果(事实、概念、理论),而不是探究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数据处理等技能。所以,验证性实验适合于课堂案例教学,即在课堂上讲授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之后,有针对性的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的优势在于教学设计简化,学生通过实验能及时消化课堂所学的理论,便于掌握理论。 当然,验证性实验的本质是理论教学的补充,而不是深化,无法让学生独立思考,创造性地使用所学的方法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不能结合专业特点,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开展探索性实验教学是激发学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自主研究能力的有效方法。探索性实验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参与和体验的实验教学形式,是一种具有严密的学术性的创造活动。在探索性实验教学活动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专业特点自由选择自己关注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利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实验,独立搜集数据和资料,独立设计实验方案,独立进行模型设定、估计、检验和经济解释。学生通过自主地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培养研究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形成科学概念,进而养成探索未知世界的积极态度。探索性实验教学是创新教育思想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中的具体体现,通过探索性实验教学,教师可以对学生施以全新的教育和影响,使学生能够发现和认识新知识、新事物,为其成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升华,所以,对于实验教学应该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对计量经济学的感性认识,即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对于需要实验的教学章节,教师先讲授理论知识,接着进行验证性实验教学,让学生先模拟课本例题,然后完成课后习题。通过这样的基础的验证性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软件使用知识、加强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了解,然后进行拓展型的探索性实验教学,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这类实验中实行的是严格的实验方案审核制度,学生要先提交实验方案,经教师审核,认为具有可行性后才被允许进入实验室。 二、实验教学软件的选择 Eviews是EconometricsViews的缩写,直译为计量经济学观察,通常称为计量经济学软件包。它的本意是对社会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的数量规律,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技术进行“观察”。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是设计模型、收集资料、估计模型、检验模型、应用模型(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Eviews是完成上述任务比较得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正是由于Eviews等计量经济学软件包的出现,使计量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实用与严谨的经济学科。另外,Eviews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计量经济学软件里世界性的领导软件,引入了流行的对象概念,通过对象、视图和过程实现对数据的各种操作灵活简便。所以,Eviews作为计量经济学专业性的软件,操作的简便性使其成为本科学习计量经济学首选实验教学软件,而强大的专业性功能为今后的学习、使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本科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 在实验教学中,利用软件来完成烦琐的计算,将教学重点放在实验设计、资料收集、计量方法的实际应用、回归结果的分析上,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运用计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全面培养学生素质,这是开设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及经管类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的内容,先从验证性实验开始,最后发展到探索性实验过程,因此,相应的实验教学内容(如表1所示)。 四、实验教学的考核 作为《计量经济学》的实验课程,实验成绩直接按一定比例记入总成绩,不单独开列。实验成绩应由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报告三部分构成。评分标准为:(1)实验准备的充分性;(2)实验过程的正确性与合理性;(3)实验报告撰写的规范性、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创新性。 实验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指对经济理论的分析、建立模型、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一计量方法应用的第一阶段,所以是考核的重要环节。实验过程包括实验考勤、实验操作抽查,主要是在统计数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求得参数的估计值。通过实验过程可以反映出学生对计量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实验的最终结果具体由实验报告体现。学生在完成每一个实验后,根据上机操作结果写出相应的实验报告。 实验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实验教学法应用探索 教学法是教师引导学生进入一门学科的方式方法,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教学功力与水平,也影响学生对该学科的理解、兴趣与把握。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在学术规范上又偏重于用大量的数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原理,历来是学生难学、教师难讲课程之一;而且《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优秀专业基础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理解与把握,也影响到后续相关课程的教学与深入;因此如何改革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质量历来是经济学教师关注并深入探索实践的课题之一。经济学教改的途径与方法有很多,其中把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开展经济学实验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1经济学实验与实验经济学 从科学意义上讲,“实验”是指在确定的条件下,如实验室中,检验某种科学结论或者假设的活动。实验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重要工具,它是科学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工具。在自然科学发展与研究中,实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经验科学,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实验的。实验经济学家对“社会科学不可能实验”的论断持否定的观点,认为经济理论完全具备以实验检验的条件。它具备实验方法的两大优势: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可控制性表现在教师可以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创造与理论假设相符的实验环境,使实验在一定的假设和条件下进行,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可重复性是指任何其它的研究者都能够重复这个实验,并得到相同的结果。基于此,国外经济学家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新领域,将实验方法系统地引入经济学研究,实验经济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普及。实验经济学的作用有四:检验理论、制度设计、发现新的经验规则,同时还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前三个方面在理论研究与经济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经济学实验引入课堂,则成为提高学生对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和掌握水平的有效的辅助工具。 2开展经济学实验的理论依据 2.1经济学进行实验教学符合认知规律的要求。 从认知角度看,记忆是学习的重要环节,只有已形成记忆的东西,学习者才会灵活运用。记忆编码理论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在记忆加工阶段存在视觉编码和听觉编码。视觉识记成效为70%,听觉识记成效为60%,视听结合识记成效为86.3%。20世纪90年代以后,认知心理学又提出了“命题编码理论”,主要强调记忆中的信息是以命题的形式来表征的,其记忆成效要比视觉与听觉及二者混合编码要好。经济学实验教学法是让学生亲自参与计算机或实物模拟的常见经济活动,这种方法既有教师的讲述及计算机或实物模拟中与其他参与者对话的听觉刺激,也有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视觉与编码刺激,与传统的主要通过听觉刺激的方式比较来看,可以提高识记成效。 2.2经济学实验教学法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是发展的,学习者是在认识、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知识的;认为环境为学习者提供的丰富、良好的多重刺激是促使认知结构完善和发生变化的根本条件。在经济学实验教学法中,学生作为实验主体参加实验经济活动,在实际参与模拟的情境中,为适应经济活动的发展,必须认真快速主动思考,得出并验证经济理论。而且这些实验的经济活动一般也是生活中学生能够体验到的,这样,由于实验所创造的情境是学习者所熟悉的,与学生已有认知结构有密切联系,学生很容易对经济理论产生真实感,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浓厚兴趣,很自然地将教学内容与自己以前的经验、知识进行融通,并熟练掌握与加以运用。 3经济学实验教学法的应用 从经济学教学的国际趋势看,有两种课堂实验教学体系:一种是以课堂实验为主体,把所有的经济学教学内容变成若干实验,学生从中体会、学习经济学,这在国外比较常见;另一种是作为辅助,与经济学课堂教学相配合,每学期做5~8个重要实验,使学生深化对经济学的理解,我国通常采用第二种方法。2014年我们建立了唐山学院经济学实验室,在每学期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后,以实验的形式进行经济学教学,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枯燥、缺乏实践能力训练的不足,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经济学实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模拟经济过程,学生以厂方、消费者、银行、政府等主体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经济的运行,最终得到实验结果;通过结果分析引导学生总结规律、验证理论、最终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我们经济学实验室应用的是北京华普亿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工商大学联合开发的经济学实验系统,该系统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在每学期的经济学理论教学之后进行,为期各一周。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经济学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至少在两个方面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教学的不足。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以纯数理的假设与模型推导构建学科体系的经济学,历来是感到枯燥、难懂、头疼的课程,开展经济学实验,模拟现实经济环境,设定一个角色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将干巴巴的“黑板经济学”理论转化成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事实”,在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的同时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从学生的实验结果反馈看,学生在做实验时兴趣盎然,与老师积极配合,使实验得以顺利完成;有学生说,以前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理论似懂非懂,通过做实验一下子豁然开朗;几乎所有学生对经济学实验这种形式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种方式加深了自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激发了学好经济学的兴趣与动力。虽然个别学生由于个人原因导致实验失误,没有取得准确的实验结果,但是学生也能认真分析实验失误的原因,找出自己的错误所在,这也是一种成功。对于老师而言,指导经济学实验更具挑战性。经济学实验的实验对象是学生,学生是人,人是有限理性的,当学生非理性出牌时必然造成实验结果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值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实验值与理想值有很大出入。因此与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等自然科学实验相比,经济学实验对教师的要求很高。首先要求教师按照实验科学严格实验监控、防止学生行为异化;一旦学生行为异化导致实验数据与预测值有较大差异时,教师也能做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最终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开展经济学实验对教师来讲,是比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更大挑战。总之开展经济学实验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经济学教学,以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实现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最终建立独具特色的经济学精品课程。 作者:刘文燕 单位:唐山学院经济管理系 实验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改革论文 一、经济学类各专业实验性教学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1.过分重视理论教学,忽视实验教学。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较大的共性,专业课中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理论课程过多过繁,实验教学课程比重较小,且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这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学生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轻能力。经济学类的金融与贸易专业都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其理论与实验应该紧密相连。 2.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达到系统的功能。专业实验性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由于缺乏明确的子目标,从而影响着这方面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学类各专业都对计算机操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相关的实验环节如果仅限于单纯的电脑打字、数据库操作等内容,没有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就容易导致实验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评价方法不科学、控制措施失效,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形式单一。目前,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性教学主要是以上机模拟的形式出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究其原因,是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我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环节教学改革的回顾 改革经济学类各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建设同济品牌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我国金融与贸易领域亟需的专业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八门优秀课程之一,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其理论和方法是多门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注重定量实证分析的特征,非常适合将该课程的教学作为一个平台,强化课程的实验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本课程教学团队着力于改变观念,研究、探索和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各项改革设想,采用先进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实验教学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实验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教学培养目标明确。针对本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善于将各门经济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三是通过实验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视野,拓展研究能力。学生从大量的实验中摸索规律,有助于将专业基本理论加以整合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验中进一步升华所学的理论。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该课程的应用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配合相应的计量软件应用来进行实验教学,保证了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内容丰富。计量经济学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课堂教学中也较难直接接触到很多实例,使得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困难。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分析和决策,活跃课堂气氛,进而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全国各重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各校均于近年来加强了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的形式一是配合教学内容,上课时进行相关软件的演示;二是运用相应的计量软件,安排学生直接上机实验。另外,有些高校自己进一步编写仿真实验或编制相关的课程教学软件。根据本校的实验教学条件,采取了根据所用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自己重新编写了该课程实验教学的大纲和实验教学手册、教学指南以及相应的案例,提出相应的实验要求和内容,安排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操作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课堂交流和讨论。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亦纳入对学生的最终课程评价成绩。从近年来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以来,有效地将计量课程的专业理论、技术学习与实验教学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能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因为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其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定量分析能力。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使得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定量分析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进一步的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适应社会对研究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2013年刚开始尝试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比如,实验的指导人员不够,实验的数据不够丰富,不同专业的学生怎样设计不同的案例来提高专业的针对性,怎样开发编写适用的仿真实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加以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的因素是教师,要提高教师的能力使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其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一般是由教师选择、设计,教师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只有教师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负责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加强学习、收集新资料,来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掌握科研成果的前沿,并把前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建立激励机制。把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在制度上真正鼓励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学配套上要做相应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方面应加强对实验课程的支持。 3.加强教学设施的建设。在网络时代实施实验教学必然要涉及到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其应用环境问题。因此,必须结合专业教学的长远发展规划,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保障实验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作者:楼永单位:同济大学 实验经济学论文:运输经济学实验教学 1实验构造 构造实验时选取若干节点和运输线路,要求学生代表特定运输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了使实验环境更具备拟真的气氛,增加代入感,设置五个运输节点,分别被赋予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名字,简称京、沪、汉、蓉、广,设计三十条海陆空铁运输线路,其中公路8条,铁路10条,空运9条,海运3条,城市之间运输线路的数据参照08年前后的数据设定。实验过程见。实验开始时,参与实验的学生得到实验说明书,了解实验的规则,并被告知最终的金钱奖励与实验中公司的资产成正比。首先随机将30条线路发给十家公司,那么,在知道下一次线路拍卖之前,每家公司都将能且只能运输持有线路上的运单,积累资产。第二轮开始阶段,进行第一次线路重拍。拍卖的规则为二价一次暗拍。被试者每人交给实验控制者三个心仪的线路及标价,标价最高的被试者获得该线路运营权,而成交价格为第二高标价,并且如果下一轮没有进行重拍,那么该价格将继续作为每轮固定支出成本。掌控者公布谁持有哪条线路,但不公布成交价格,然后,如果有轮空的线路,继续拍卖。最后,由实验控制者宣布停止实验,计算参与者的经营状况并进行分析。 2实验结论 从讲授《运输经济学》的班级中随机抽取10名学生参与实验,并要求学生在实验后填写实验报告,描述实验过程及作出各种选择的理由。实验结果如以下各图所示。观察(、)两个柱状图可以看出,基本上每个实验参与者在实验的任何阶段所愿意付出的固定成本代价,是在40000~80000之间上下浮动的,而平均每轮每条线路能够产生的净利润收益大约在100000上下浮动。即固定成本相当于当时利润的20%。而在()中,公司愿意承担的固定成本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则逐轮下降,随后趋于0.10,也就是说实验得到的运输公司理想的固定成本的比重约为总资产的10%,并且这个值是趋于统一,相互靠拢的。有些公司如7号起始投资倾向高达0.6,而有些公司如2号则一直在0.2以下。显然市场存在一个相互模仿、相互影响的作用。这与对实际企业经营决策者的调查结论相近。可以看出,学生在参加实验中产生了一定的代入感,促使其从市场的经济变化角度观察和判断,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结语 通过设计实验、组织实验和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将经济实验引入《运输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换位思考,积极运用专业理论知识,主动参加课堂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在实验实施的过程中,有如下经验。(1)设计实验不宜过于复杂。实践中发现,过于复杂的实验会损伤学生参与的热情,不利于学生产生代入感,教学效果较差。(2)实验应遵循“有偿参与,绩效挂钩”的原则。在实验中,将经营效果与实验报酬挂钩,有助于学生积极投入。实验报酬可以通过经济报酬、学分奖励等方式实现。(3)分组参与实验,要求组内充分讨论后进行决策,效果较好。要求学生分组扮演经营决策者角色,在决策前组内充分讨论,往往会引发学生参与的兴趣,代入感更强。但每组人数不宜过多,实践中发现,以三到四人组成一组较为合适。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发展模式思考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实验教学 【摘要】深化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是经济学教学研究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课堂实验与实验经济学的渊源出发,从课堂实验的设计、步骤、注意问题、应用价值等方面探讨了课堂实验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法 教学法是教师引导学生进入一门学科的方式方法,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教学功力与水平,也影响学生对该学科的理解、把握与兴趣。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在学术规范上又偏重于用大量的数学语言来表现经济原理,历来是学生感到头疼的课程之一;加之目前我国仍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知识结构建构,导致学生容易生产疲劳感。将经济学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亲身参与经济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将会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一、经济学课堂实验与实验经济学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能像在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揭示经济规律。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这样写道:“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的方法就是通过可控制的实验,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这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所做的实验。”这种思维惯性以及人的意识的复杂性,使经济学演变为一门实验性的科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实验才逐渐起步,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经济学家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新领域,将实验方法系统地引入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随着2003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从事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两位学者,实验经济学得到了迅速普及。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针对某一经济理论或者经济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测决策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实验经济学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检验理论、发现新的理论、进行制度设计、提高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前三个方面在理论研究与经济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经济学实验引入课堂,则成为提高学生对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和掌握水平的有效的辅助工具。 二、经济学课堂实验的应用价值 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的简短的游戏(不仅仅是游戏)。该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模拟显示经济过程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通过这种模拟来检验经济学的相关假设与结论,引导学生自己总结规律,得出结论。通过参与游戏让学生能够对枯燥的经济学理论有比较直观、深刻的体会和了解;通过鼓励学生自己解释现象,总结规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信心,是一种符合我国素质教育观的教学方法。 实验案例一:模拟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通过学生参与到某个商品市场的买卖,来了解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自发作用是如何促使市场上出现合理的价格水平的。首先选择18位同学分成买卖双方,各9人,分别坐在教室前面。另外选出3位同学担任市场工作人员,在实验中核对和登记交易的进行。每位同学都将获得一张扑克牌,上面的数字代表买卖双方的底价,当然上面的数值不能告诉他人。每位同学将在课堂上自由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使他们利润最大化。 实验案例二:模拟一个完全垄断市场,市场上有一个生产者和众多消费者(均由学生扮演),厂商公开报价、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价格决定买与不买;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收益随时调整价格,利用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制定一个最利于自己的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 实验结束后教师展示、公开相关的实验数据与结果,(最好是图形),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让同学们自己总结课堂实验中数据的特点,解释这些规律,引导学生逐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种课堂实验教学方法将经济学原理深深地植根于学生的头脑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该方法的应用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 1、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为后续学科学习提供保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优秀专业基础课,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学科建设的质量。经管类学生大多是文科生,人文知识比较丰富,习惯于感性思维,对定性分析感兴趣;但数学知识相对薄弱,不习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对定量分析不感兴趣甚至害怕和拒绝。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所讲授的西方经济学内容主要涉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是以纯数理的假设与模型推导来构建学科体系,对于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的学生来说,难免感到枯燥、难懂。这也是众多经济学教师感到的引导学生“入门难”的原因之一。开展经济学课堂实验,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将干巴巴的“黑板经济学”理论转化成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事实”,在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的同时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保证了经济学教学质量。 2、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感觉,提高其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沟通能力。经济学课堂实验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改变了过去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单向信息流的局面,而是形成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由于很多课堂实验是在讲授相关原理之前做的,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课堂实验,并在课堂讨论中自己发现所要学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改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学习与研究潜能,在提高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这种智力上的冲击与享受是其他教学法所不能比拟的。 3、提高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与教学能力。与自然科学实验精确的“可控制性”与“可重复性”不同,经济学实验的实验对象是学生,学生是人,是有限理性的,当学生非理性出牌时必然造成实验结果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值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实验失败。因此与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等自然科学实验相比,经济学实验对教师的要求很高,首先要求教师按照实验科学的要求模拟实验环境、确定实验步骤,严格实验监控、防止学生行为异化;一旦学生行为异化导致实验数据与预测值有较大差异时,教师也能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最终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开展经济学实验对教师来讲,是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大的挑战,能够加深教师本身对经济学理论实质 的理解并接触到国外经济学科研的前沿,是个科研和教学双赢的策略。 三、经济学课堂实验的实施步骤 实施课堂实验之前,应该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可以做实验的。目前,实验经济学主要应用于市场实验、个人选择实验和博弈论实验三个领域。第二,实验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课堂实验的主要职能是一种教学工具,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经济学的课堂实验步骤包括以下五点。 1、根据课程内容选择进行的实验。实验要与理论教学相结合,每学期做2—3个重要实验。注意:限于课时,课堂实验不能太多,应简单明了,争取控制在1课时以内。 2、设计实验步骤、规定实验条件、准备相关道具与材料。根据实验目的与要求,设计实验步骤、规定实验条件,制定实验说明让学生了解整个实验过程。经济学课堂实验不存在人力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限制,材料和道具不很复杂,通常是卡片、信封、图表以及表格,也可以是扑克牌,作为参加实验者的收益与成本。条件成熟的话,也可以在配有多台计算机终端的经济学实验室进行。 3、在课堂上实施实验。首先,教师站在课堂上宣布这节课将进行一个课堂实验,注意一般不告诉学生实验的主题,以保证学生的行为本能;其次,确定参加实验的同学;然后将课堂实验说明发给同学,大声向全班同学朗读,回答同学提问、确保所有同学了解实验细节;最后,进行并密切关注实验。 4、展示相关的实验数据,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努力去解释这些规律,引导学生逐步到达结论。借此机会可以向同学传递如何得出科学结论的方法和步骤,对同学的思维能力是很好的训练。最后,向学生公布每一个参加实验的同学的收益,随机抽取一位同学。支付其所获收益的一个百分比以示奖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5、整理实验结果。记录实验数据,作好相关资料的保存工作;让学生撰写实验报告,或设计课后作业,帮助消化相关内容;总结实验经验或新的设计和改进,推动教学的发展。 四、经济学课堂实验应注意问题 为了使课堂实验达到预期的效果,应注意以下三点。 1、有明确的实验指导书或实验手册。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教师必须对学生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和对实验条件加以控制,才能在课堂上再现一个可操作的环境,进而促使实验结果更好的与我们设定的预期效果一致。因此,在实验开始前,教师必须在参考国内外相应实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校经济学经济学教学实际,制定出明确清晰的实验手册。内容包括实验环境、被试对象的选择与分组、实验流程、数据处理与收益计算等内容。在这里实验环境的确定、实验步骤的设计、原始数据的选择是实验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证。 2、清晰的实验讲解和严格的实验监控。实验开始前,教师可将实验说明书发给学生,告之每个参与者(学生)游戏的规则以及游戏的情景,确保每个参与者能够明白自身在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作为主持人,教师应密切关注实验的进行,及时纠正部分学生的违规行为,必要时,聘请其它教师或学生充当实验助手,保证实验沿着正确的路径进行。 3、必要的激励。课堂实验使用激励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被测试个体更努力的思考和学习,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选择两种激励方式。一是计算参加实验的同学的收益,随机抽取一位同学,支付其所获收益的一个百分比以示奖励,这是经济激励。二是可以给予其期末考试成绩加分奖励,即分数奖励。经验表明,奖励时分是学生最兴奋的时刻,课堂气氛也空前活跃,毕竟挣老师钱的机会不是很多的。 五、尚需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在近一年的经济学实验教学模式探索中,我们进行了五次三个经济学课堂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课后调查结果显示98%的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持肯定与支持态度。但也有相当学生反映,由于实验参与人数较少,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实验外,仅作为观察者参与实验,影响其积极性。但如果实行全员实验,既增加实验的控制难度,又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待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学课堂实验中进行新的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实验管理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设计分析 摘要:该文对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设计和应用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实验的有效性,描述了实验路线,且研究了在供应链管理中完成行为经济学实验的条件。通过行为经济学实验可以验证和修正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模型,为学生提供企业供应链管理决策的直观感受,让供应链管理更加接近管理实践。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行为经济学实验;设计与应用 供应链管理是通过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管理,降低供应链供需不匹配的成本,提高供应链收益的理论和方法。供应链管理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数学模型,以描述某个管理决策寻求最优化的过程,如进行库存、定价、生产或协调决策,以实现成本最低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些模型是对实际供应链管理问题的抽象和概括,具体的企业运营环境往往被忽略,这些模型预测的最优结果在管理实践中通常并没有出现[1]。要转变这种因离企业管理实践较远,导致的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问题,行为经济学实验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行为经济学实验是在一定的控制条件下,考察相关经济理论或被试在实验条件下的行为过程,对理论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进行验证或者修正的实验方法[2-3]。将行为经济学实验引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供应链理论模型离管理实践较远的问题。通过合理设计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让被试以决策者的身份参与到实验中,对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模型进行重复运用,在不断地模拟决策中,体会决策结果带来的利益或亏损,能够很好地加深被试对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的理解,知道这些模型的优点和不足,并对这些模型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为将来解决企业的实际供应链管理类问题奠定基础。 1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目标及功能 学者和学生都可利用行为经济学实验对供应链管理进行研究和实践,对参加实验的被试,特别是没有接触过企业运营实践的本科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供应链管理中引入行为经济学实验,主要有以下两个目标:1)可以检验和完善已有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模型通常都包含有较强的假设,追求数学处理上的方便,用作一般的指导思想比较有效,但是应用于具体的供应链管理活动中,模型给出的最优化结果可能并不能实现。引入行为经济学实验后,可以对报童模型、牛鞭效应、供应链合同等供应链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研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的决策行为是否与模型相符[4-5]。2)发展新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如果通过行为经济学实验发现,决策结果与理论模型存在显著的差距,那么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探讨被理论模型忽略的人的行为因素,将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如公平、信任、损失规避等加入到研究假设中,建立新的更加符合管理实践的理论模型[6-7]。行为经济学实验可以在理论分析模型和经济实践活动之间架起桥梁,这是它在供应链管理中最大的功能。虽然通过实证研究也可以检验这些模型,但是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来源通常会遇到有效性的问题。比如,问卷调查都是二手数据,即使接近管理实践,但是很难通过这些数据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因为这些数据不能为研究人员进行控制,只能被动地接受[6-7]。但是,在实验中,可以对价格、成本和需求等比较感兴趣的变量水平进行控制,通过实验数据对决策结果进行分析,找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并进行修正。 2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设计 2.1实验的分类设计 为研究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理论模型与管理决策活动的区别,可以通过考察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来进行。供应链管理模型的目标函数通常是最大化利润或最小化成本,决策变量包括订购或生产数量、零售价格或采购价格以及相关的合同参数等,行为经济学的实验设计要考察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这些变量的选择是否符合模型的预测,那么,良好的实验设计有以下两种方式。1)演示性实验。这种实验只需要一个实验组别就可以进行,主要作用是演示供应链管理中的某种特殊的现象。例如,牛鞭效应是指供应链需求的波动从供给端向需求端逐级扩大的现象,为了演示这种现象,可以设计从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到顾客的4级供应链实验,让每个被试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在零售价格、批发价格和需求等其他给定的情形下,为每一次自己下游客户的需求给出采购数量决策以最小化采购和库存成本,这种被称为“啤酒游戏”的供应链管理实验在研究和教学中已经被反复证明和采用。2)研究性实验。研究性实验至少需要两个实验组别,一个组别为基本组,另一个组别为对照组,对照组的某些实验条件与基本组有所不同。研究性实验的主要作用是在某个模型参数处于两个或多于两个水平以上时,考察两个组别被试选择的决策变量和供应链的效益是否符合理论模型,也就是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研究性实验还可以通过对两个组别实验数据的分析,找出理论模型与实验结果之间偏差的原因。例如,在批发价合同下,供应链管理模型显示供应链上下游在各自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和采购等决策会导致供应链的总体利润低于双方一体化决策的情形,即所谓的“双重边际效应”。但是,在文献[6]的行为经济学实验中,相识和不相识的两组被试在双重边际效应上的表现却有显著性的差异,这里不相识的人组成了基本组,相识的人组成了对照组,不同的商品成本、价格或需求成了模型参数的不同水平。文献[7]建立了一个以公平因素为基础的供应链模型,解释了在批发价合同下,供应链成员之间考虑公平交易的倾向可以协调供应链。为了保证模型参数在实验中保持不变,需要将被试随机地分配给各个组别和角色。例如,如果一个组全部由大学生或女性组成,那么这种具有特别性质的决策者可能会导致实验结果的系统性差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错误,将每一个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随机地分配,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2.2实验路线设计 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的路线设计如图1所示。整个实验分为实验准备、进行实验和实验后期3个步骤来进行。在实验准备阶段,理论假设通常来自已有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为使得实验过程中方便操作,可以对理论模型中的各个参数进行赋值,通过实验来检验模型的决策变量是否符合模型的预测,这些模型预测的结果则可以作为待实验验证的理论假设。实验指导的编写主要是为了向被试介绍供应链管理的背景、实验的具体内容和流程。现在计算机成为行为经济学中常用的工具,特别方便于进行实验控制和数据的收集以及传输,所以编写适合供应链管理实验的计算机程序也很重要。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尽量随机性地分配实验角色给被试,其次要让被试熟悉实验指导书中的相关内容,并在正式开始实验之前,试做实验以加强熟练程度,防止实验过程中出现误操作。在实验完毕后,则需要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并验证理论假设是否成立,在实验结果与理论模型存在显著性差异时,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 3有效的供应链管理行为经济学实验 在设计供应链管理行为经济学实验时,为了使得实验的结果真实有效,必须对一些实验过程中的环节进行精心地设计,避免出现系统性的误差。 3.1实验语境 在供应链管理的行为学实验中,通常需要向被试描述实验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实验条件、扮演角色和决策顺序等,这些文字表达的语境框架应该简短而中立,尽量不要出现带有暗示性的话语。比如,在供应链管理中经常出现的“供应商”和“零售商”等词语,可以用“行动者1”和“行动者2”进行替代;做出“定价”“库存”和“采购”等商业决策,可以用让被试在一个行动集合中进行选择来替代。营造简短而中立的实验语境,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被试出现无意识地决策偏差。例如,在考察公平因素对供应链上下游决策的影响时,应尽量避免在实验中使用公平类的词语,因为这可能会让实验参与者在进行决策时会无意识的出现不同的决策行为。另外,不同的研究人员对语义的理解可能不同,所以在实验中使用简短而中立的语言对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的验证和演示是很适用的。二是简短而中立的实验语境更具一般性,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实验中去。 3.2被试 被试将成为在供应链管理实验中进行反复决策的参与者,他们的个人特征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结果。最常见的情况是研究者喜欢邀请大学生作为实验的参与者,与全为企业管理者为参与者的实验相比,这两种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实验结果的显著性差异则显得比较重要。在供应链管理的行为经济学实验中,大学生被试非常普遍,因为他们都集中于大学校园中,很容易进行招募,给他们支付的报酬也相对较低。研究显示,大学生和企业管理者分别组成的被试,在实验结果上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性,企业管理者在实验中做出的决策并不比大学生好或差,因此,为实验方便,可以将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的主要招募对象。 3.3激励 为了激励实验参与者更加认真地对待供应链管理实验,对他们进行酬金奖励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而且发给他们的酬金数量应该基于他们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如实验完成后的平均成本或平均利润等。如果被试在实验中挣到的钱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么实验参与者特有的内在特征就会变得无关紧要,研究者可以基本上确认实验是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在进行。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措施,就很难让实验参与者将精力集中到实验中来,实验的数据和因此得到的结论都得不到保证。 4供应链管理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案例 销售回扣合同是供应链管理中的一种协调机制,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实验来进行证明和修正。它是指零售商售出商品的数量超过给定界限,每超过一单位,上游的供应商就向零售商返还一定的金额。理论模型研究表明,销售回扣合同可以很好地协调供应链。为了证明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可以通过下面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来进行。 4.2实验 1)被试的招募。在进行实验前,可以在大学校园中招募大学生作为被试,或者让参加供应链管理课程学习的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地将两个人组成一组,一人扮演零售商,一人扮演供应商。2)进行实验。让他们先进行批发价合同的实验,然后再进行销售回扣合同的实验。在每个实验中,应先进行5轮实验,让学生熟悉决策规则,然后正式开始实验。在批发价合同中,供应商对批发价格进行决策,零售商对采购数量进行决策,然后随机的市场需求也开始实现,这时可以计算零售商、供应商和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在销售回扣合同中,零售商决定采购数量,供应商决定返还的单位商品金额,然后随机的市场需求也开始实现,参与各方的利润也马上得到计算。在两个实验中,商品的市场需求分布、生产成本、零售价格、残值等实验参数都是相同的,与4.1节中的数值保持一致,每个实验都将进行40轮。在实验前,应将撰写好的实验指南发给学生,详细说明销售回扣合同的运作机理,以及上述实验规则。3)激励。根据每个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实验结果,按照他们在每个实验中40轮的平均利润水平与理论最优结果的比例,对他们进行奖励,发放给每位参与者一定数额的人民币。 4.3验证假设与模型修正 收集得到的实验数据,对4.1节中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可以利用SPSS等软件和统计推断的方法,验证在销售回购合同中,供应链订购数量的均值是否等于59,供应商设定的单位商品返还金额是否为14.72,销量给定的界线是否为43;还可以验证第二个假设,即销售回扣合同下的供应链利润水平是否比批发价合同高。如果假设都得到验证,那么表明销售回扣合同的理论模型与管理实践一致;如果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则表明销售回扣合同的理论模型和管理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为找出这种差距存在的原因,需要对销售回扣合同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再次设计合理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分析中找到的影响因素,并将影响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完成对模型的修正。 5结束语 供应链管理中引入行为经济学实验,不仅对供应链管理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修正,还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熟悉供应链管理的实践情况,逐渐在供应链管理的教学和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使得供应链管理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结论真实可信,需要对实验进行有效的设计,规划合理的实验路线,在实验语境的选择和设定上要尽量地简短而中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招募大学生作为实验参与者,并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参与者进行合理的酬金激励。 作者:雷东 单位: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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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摘要:管理经济学是对企业发展以及管理决策的宏观指导,企业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可以依据管理经济学中的原理和知识都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出符合公司利益的科学、合理的决策。本文通过对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的现状展开讨论,分析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企业管理;管理经济学;运用管理 经济学是对企业生产以及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方法和技巧引导的学科,对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管理经济学中的需求规律、价格规律、价格弹性、成本分析等方面的原理和知识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导向性作用,面对当前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现状,管理经济学是把握企业发展方向、正确制定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可以引导企业决策者遵循经济规律、制定科学决策,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转折,我国现阶段国内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和战略规划能力是企业获得长远发展对的关键因素,而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却面临着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缺陷。第一,决策失误。企业管理者由于前几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效应,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状况良好,而失去了对企业具体情况的准确了解和掌握,导致企业对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存在缺陷,例如组织臃肿、信息传达延迟、决策信息不全面、企业闲杂岗位较多等问题,导致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决策。第二,管理模式杂乱。企业管理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无法按照既定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和规划,在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越级干预、越级管理的现象严重,这些越级管理、跨部门管理长期以来使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运行程序陷入混乱,不仅影响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更助长了企业的不正之风。第三,人员关系复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风险与机遇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以及股东之间的决策就会出现争议,由于不同股东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人员组织,因此企业一些重大决策无法顺利执行,造成企业整体工作效率低下,最终影响到企业整体的发展。由于我国企业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之后建立和兴起的企业,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传统的管理思想和决策思路依然存在,这就是导致企业管理出现问题和缺陷的重要原因,另外在大型国有企业中,由于人员关系和利益群体的复杂性,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明显打折,因此,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企业发展主要以管理较为混乱、矛盾较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杂乱等方面为特点。 二、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中的管理内容 管理经济学是依据科学、合理的经济学原理对企业生产对象、生产方法、生产计划以及产业分配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决策,助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生产对象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是企业发展目标是以最小的资源量来生产企业产品,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如何通过有限的成本和资源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这些所生产的产品还能够被消费者最大限度地接受,这是管理经济学所研究和实践的内容之一。生产方法方面,由于不同企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不同,不同的企业由于地域限制和科技水平的约束,其生产方法也不尽相同,而企业生产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有着极大的影响,不同的生产方法有着不同的生产效率,因此企业要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企业盈利能力,则必须依照管理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制定科学的生产方法。生产计划方面,企业的生产计划是依照一个时间段内企业产品供应量与市场消耗量的具体数据来制定下一个阶段的生产量,即生产计划。如果企业生产产品过少,则供不应求,无法达到企业利润的提高,而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过多,则又会导致滞销或者价格下跌,也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因此合理制定生产计划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经济学是指导企业科学、合理、健康发展的重要经济原理,对企业的发展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管理经济学可以解决企业生产对象和生产计划这两方面的问题,由于企业在生产对象的制定和生产计划的制定关乎企业效益最大化的最终效果,因此需要遵循管理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合理进行资源的利用和配置,科学地进行生产计划的制定,这样才能实现企业产品生产效益和销售效益的双重最大化;其次,管理经济学可以为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通过科学的资源配置和人员管理,调动企业资源和员工积极性,可以为企业效益最大化提供应有的支持和促进。 四、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1.提高企业生产效益 管理经济学主要是为了提高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的管理思想和思维能力,对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益方面来说,管理经济学倡导利用企业生产函数,通过企业的生产函数准确找出各项边界值,从而制定合理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计划,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达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2.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企业的生产成本是通过企业边际产量来计算和规划的,通过对企业产量与企业产品价格的边界值可以对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数量进行合理的规划,从而达到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数量的合理,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度。 3.合理定位产品价格 产品价格的合理制定是提高企业利润的重要方式。企业管能力者可以通过管理经济学中的价格原理,都对不同价格的市场占有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计算,对产品定价之前准确了解市场中的价格弹性,首先进行较高价格的制定,然后根据市场反应进行调整,最终确定利润、价格、销量、成本的最优值的价格确定,这也是管理经济学的管理思维。 五、结束语 管理经济学是通过对企业管理者管理思维的引导和管理方法的优化,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管理方法,对企业生产对象、产品数量、产品规划、产品价格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和严密的计算而得来的企业管理规划方法,因此将管理经济学的管理原理和理论知识运用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去很有必要,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也可以引导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秦秀兰 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英县供电分公司 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论在监理企业工作中管理经济学的应用 摘要:目前,我国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因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以往的经济管理模式不同,管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的合理应用,使其变得更加高效、科学。经济管理学的应用不仅给监理企业经济带来了更多活力,同时也对监理企业运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及财政资金的进一步规范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监理企业 经济管理 问题 措施 一、当前监理企业经济管理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监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监理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妨碍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管理制度不完善 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监管体系是保证监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然而,一手遮天、全权管理现象在我国部分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中仍然较为常见,内部监控作用在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也未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我国管理体制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约束制度,这使得许多经济管理人员缺乏责任感,从而对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经济管理人员素质相对低下 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现今我国监理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目前各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不再局限于工资发放和物资采购,而是逐步走向市场化,并将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但是,目前多数监理企业财务人员综合管理水平较为低下,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更高的管理需求。我国目前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并不是完全由专业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管理,大多数为行政人员或者专业技术员工,并且这些人员在上岗前并没有认真学习管理经济学,决定了目前的经济管理人员并不能完全胜任现代复杂的管理工作。 (三)信息化应用不均衡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财务管理工作也逐步迈入信息化。部分地区政府为了加强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模式,在信息化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部分地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条件对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进行信息化的发展。这最终导致了信息化的经济管理模式并未在各地区监理企业得以均衡发展。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监理企业对信息化的经济管理模式的全面发展。此外,部分监理企业对管理软件的不合理使用也是阻碍其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问题。科学有效的的管理软件对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但目前我国的财务管理软件利用价值较低,远远不能地满足经济管理工作的需求。 二、管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中应用的意义 (一)完善济管理制度 管理经济学合理的应用有利于经济管理制度的完善。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是开展各项经济活动整体布局的主要环节,是各监理企业实现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科学合理经济管理制度还可以促进监理企业对本单位财务的科学管理及有效利用,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加强管理经济学在监管企业中的应用以及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具体发展规律,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监理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而且可以使经济管理工作更好的顺应市场经济的变革,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 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素质和管理意识是监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的基础保障,是衡量各监理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学好管理经济学可以有效的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可以使各行业部门的监理企业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推进监理企业管理经济学的信息化 监理企业经济管理想要向现代化进一步迈进,信息化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信息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可以使管理工作更加的合理公正,同时也可以使经济管理工作更加高效。因此,管理经济学的信息化是必要的,各监理企业都应注重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加大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投资力度,及时地对信息设备进行更新。同时,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各监理企业在推进管理工作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应注重信息设备的合理调配,确保信息化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各地区监理企业的均衡发展。除此以外,管理信息学所涉及的软件应用也是推进经济管理工作信息化进程的另一途径。因此,监理企业在注重信息设备的更新和调配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经济管理软件的研发与应用这将有利于信息化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及监理企业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监理企业的发展将面对诸多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国加强了管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的应用,这样不仅使经济管理手段得到创新,也提升了经济管理意识,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推进监理企业管理经济学的信息化,从而进一步加强监理企业经济管理的综合水平。只有这样从多方面进行完善,我国监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得到更稳定的发展。 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管理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本管理 【摘 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取高额利润,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也使得成本管理日益重要,但目前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弊端,成本管理的方法还相对比较落后。本文以管理经济学的视角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帮助企业解决其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建立战略成本管理制度,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使企业自身得到发展。 【关键词】管理经济;成本;成本管理 一、企业成本与成本管理 企业成本就是指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其实质是以货币表现的,为生产产品所消耗的物化劳动的转移价值和活劳动的转移价值之和。企业的成本管理是指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通过预测、决策、核算、分析、控制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工作,以使其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现今的企业成本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1)成本管理范畴过窄,只注重对产品的制造成本进行管理,忽视对企业整体经营成本的管理;(2)成本管理观念落后,成本降低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控制成本费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的下降;(3)成本管理方法陈旧,目标成本法实施的效果仍停留在初始阶段,目标成本管理的进一步改进和推广任重道远;(4)成本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企业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形势发展而提高,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对成本的管理手段。(5)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主体确立失误,把成本管理作为财务人员、少数管理人员的专利,成本意识淡漠。 三、强化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企业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进行成本管理的变革,变传统的被动式成本核算管理为主动的战略成本管理,把成本管理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1)成本管理范围应由生产领域向企业整体价值链扩展。通过将成本管理范围外延供应商层面和顾客层面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有助于企业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供应商供货的及时性,为企业实现零存货和及时有效的进行生产(JIT)提供担保,同时不定期的进行顾客调查,以发掘市场的潜在需求和顾客对企业产品的满意程度,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的。(2)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效益始终是企业管理追求的首要目标,企业成本管理工作中也应该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实现由传统的“节约、节省”观念向现代效益观念转变。企业的一切成本管理活动应以成本效益观念作为支配思想,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投入”(成本)的必要性、合理性,即努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付出,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3)现有成本管理方法的改进及先进管理方法的引入。标准成本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其在成本差异分析上的优点是其他成本核算方法无法比拟的,同时用标准成本法进行业绩评估和成本定价仍有一定效果的。只是企业必须根据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精心设计标准成本制度。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企业“学习曲线”应用的实务经验,来提高我们制定标准的质量和水平,真正发挥标准成本制度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市场经济下,企业只有采取措施是利润最大化,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建立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而良好的成本管理制度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获取高额利润的前提条件。只有持续地改进自己成本管理工作,以先进的成本理念来指导自己的成本管理工作,建立战略成本制度,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优势,获取高额收益。 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企业管理中管理经济学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的指导和启示直接决定企业运作管理,企业负责人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对企业发展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本篇文章直接叙述了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作用,探索和阐述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同时还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在企业决策中的指导作用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企业;运作管理;管理经济学;指导作用 管理经济学中将厂商行为作为市场活动中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将管理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全面分析和探究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若是一个正在运作的企业能够成功把管理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该文就经济管理学理论在企业运作中的启示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国企业现在面临的状况 1.错误的决策 企业负责人不了解目前的企业经营情况,对企业组建结构不明确和获取的信息不健全。 2.管理模式混乱 企业负责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违法公司的管理制度,直接跨部门管理,将企业的工作运行程序置于一种十分混乱的情况,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 3.高层之间关系不和谐 企业合作者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不明确,影响公司的最终决策,导致工作人员工作情绪不佳,工作效率降低。 4.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员工不信任 企业管理者不能够充分地信任工作人员,导致员工的工作情绪和对工作的热情降低。 5.决策负责人不根据工作程序办事决策 企业决策者违反企业制度进行企业管理,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二、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 1.生产对象 经济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现有资源来生产人们需要的生活产品,实现最大利润化。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成本资源来生产出最大量的生活产品,同时这些生活产品还能被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应用和接受,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的问题。 2.生产方法 因为技术水平和生产结构不同,使得企业在生产方法上的选择也不一样,而生产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资源在生产中的使用率。所以企业想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生产方式,提升自身的科学管理技术。 3.生产计划 根据具体的市场情况来制定企业生产计划,生产的产品太少,会出现供不应求,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生产的产品太多,容易出现产品堆积,造成企业现有资源浪费。所以,制定生产计划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基本优秀。 4.产业的分配 产品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产品消费者的选择,若是产品分配方式不好,不仅会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还会导致产品堆积,造成现有企业资源闲置。 三、管理经济学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是,为了彻底解决管理经济学中出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计划这两方面的问题,企业一定要制定好合理的产品配置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使得资源既不会过分浪费,也不会满足不了消费者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资源配置还应该结合经济市场需求,然后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方法。目前,在资源配置过程总,最先考虑的发展内容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源,提升资源在企业运作中的使用效率。 二是,企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先考虑自身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增强企业管理者和上下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和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另外,企业还应该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水平,重视科技学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 企业发展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实际的企业运作中,产品的设计工作和研发工作都需要立足于成本角度进行考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取产品在价格方面的最大优惠,让产品在价格方面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为了提高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不仅需要掌握产品价格在市场中的主动权,还应该重视产品生产成本,以低价的方式占领市场份额;另外,如何将管理经济学运行到企业管理中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专业素质,企业管理者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知识来促进产品销售,从而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 利用降低产品成本来提高市场地位在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并不是说生产成本越低越好,而是以管理经济学的企业作为为指导,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高产品的研发效率和生产环节。经济管理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追求最高的产品利润,或者是在利润一样的情况下,追求产品成本最低化。所以说,在企业具体运行过程中,通常将如何运行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促进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引起企业管理者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的重视。 五、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运用 管理经济学的优秀内容是提高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理性思维,使得企业管理者可以全面整体的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树立以经济概念和经济发展规律为优秀进行企业发展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以客观的态度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决策中树立理性思维,同时还高效执行理性思维下的决策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才可能在有效的决策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全面发展。培养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全面应用生产函数,通过利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在企业中的生产成本,同时还提高企业的生产产量。短期生产函数:Q=f(L,K0),保证K0不变,产量会随着L的增大而提高,例如某知名企业中实行的“劳动三人组”这种特殊的生产工作模式,最终结果表明这种工作模式的生产效率远远大于流水线,保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位员工的产量都提高了25%左右。 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边际产量原理来表示,其主要是指在生产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某种可变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总产量的变化,表达式为MPL=Q/L,MPL是可变的,除此之外,从该公式中也可以看出,在总产量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减少劳动者数量会提高边际产量数量。所以企业必须要重视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通过合理应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2)对产品价格进行合理定位。企业管理者通过正确的价格策略来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制定价格之前了解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弹性,按照价格弹性来确定产品的价格变化幅度,对产品价格弹性的预测是制定产品销售方案最重要的步骤。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产品的定价过程中,首先制定较高的价位,然后根据市场产品的价格逐步减价,这种减价方式是产品销售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产品最大利润化一般出现在价格弹性充足的情况下。所以说,通过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思维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企业管理者除了要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之外,还需要了解不同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通常产品需求的交叉弹性值是正值,数值越大,其竞争关系越明显;相反若是数值为复制,则表明产品是互补产品。只有全面了解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之后,才可能消除产品销售市场上互补品和替代品对企业产品销售的影响。除此之外,企业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有关系,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喜好变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措施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需求量。 六、结论 由上可得,管理经济学的运行原理对养成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和做出正确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管理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的运行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而企业负责人应该充分认识和利用这种企业指导作用,把管理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全面应用到企业管理经营中去,同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创建高效的发展策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经济分析的方式来处理企业的不同经营管理问题。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企业管理;决策;应用 一、引言 企业管理中牵涉的决策问题较多。例如,财务决策、销售决策、组织决策、人事决策等等。管理经济学关系到企业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决策。管理经济学是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虽然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被广大管理者所接受,对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生命周期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源于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定义、技术以及规程的较为灵活的综合性结构,生命周期管理属于产品的管理系统,目标是把一个组织的产品以及产品结合的所有生命周期以及价值链所引发的环境负荷及社会经济影响的最低化。同时对企业的产品研发及投放周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基业长青。 三、战略管理(宏观经济) 战略管理是指对企业战略的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就要求高级管理层具备相关的能力及素养。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将国计民生作为目标,透过不同的政策、制度、法律,对市场经济运转的总量与结构进行协调,把控活动的综合。而外延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地区经济、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县区经济、乡镇经济的结合。管理者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把握决定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 四、管理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策之间的关联 管理经济学指的是对企业在一定宏观及微观环境下的研究可以发现,面临如环境束缚等问题应当怎样把有限的资源更加良好的进行运用,来实现既定企业目标。身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界点,管理经济学主要包含了企业决策的经济环境、研究决策最优化的问题。[1]可是,面对企业决策人员来讲,大型繁琐的理论系统可能并非具有实用价值,可通过理论里抽象的一些原则或方法,就能够让管理人员在企业决策里快速掌握重要的事件。只有将原则和方法进行渗透,才可以养成良好的管理习惯,而且把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及习惯的使用在企业生产、运营决策的考量当中,才可以完全感受到管理经济学。 五、投入产出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所有物质资料的生产,都需要将一定数量的劳动对象、劳动方法、劳动力融入生产过程当中,令其结合,从而就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物质产品。所有部门的产品通过用途能够分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所有部门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关联还可以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方面的联系进行分析。因此,也被称之为技术经济性关联。 六、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生产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首先,真正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统治市场。可是,企业只是依照以上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和简单掌握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变动成本进行把控,令其产品单位的平均成本具有竞争力,如此就能够缓解价格弹性及收益之间的关联,并将其使用在需求规律中为企业提供应有的服务。 其次,透过管理经济学里的科学成本分析,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来提高生产的规模,加快生产处在规模报酬攀升的阶段,以此来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将低成本和推销方法有效结合。 最后,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的判断。在系统方面,欠缺对企业经营的指导,进而令企业构成特有的经济学理性思维的意识,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以此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指导。 管理经济学为经营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有逻辑的分析方法,这些经营决策既影响日常决策,也影响长期计划决策的经济力,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它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其主要理论在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等方面为决策提供重要指导作用。 七、设计管理经济学的框架 (1)管理经济学的重新界定体现出应用管理经济学的技术、理论以及方法。企业必定是市场经济里具备独立且完整决策权的企业。社会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企业是具备清晰产权的现代企业,政府行政干预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企业、市场、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基础要非常完善。 (2)面对我国企业急需处理的规模不够经济、经营不是集约化的现实问题,将规模经济、集约经济的内涵进行阐述,并提出实际应用的方法,来处理我国企业的两大问题。 (3)汲取了系统管理学特有的权变管理学派的理论精华,并提出系统权变决策的理论,进而以境遇权变决策来取代传统管理经济学。 (4)为了提升处理不同企业经济决策问题的能力,新框架不断涉及设备投资方案的决策、设备更新方案的决策、生产和库存决策的方法、定价决策、人力资源配置、广告决策等范畴。 八、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1)深刻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空间,快速掌控市场。对于普通商品的需求规律而言,一切其他条件不变,价格降低,需求量提高。价格提高,需求量降低。可是,身为企业只是掌握普通商品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收益的关系给予理解,并将其运用在企业的战略服务当中。 (2)科学的成本分析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和销售,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产品研发过程中,一旦可以有效运用标准技术来降低成本,对集中力量提高产品特色的整体设计十分有利,保证产品质量,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删减多余劳动力,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够较为明显的提升企业效益。转变劳动组建方式,有效运用设备、人才以及生产环境。 企业有效运用规模优势,不但降低供货商的进货成本,还会由于规模的构成降低自身的生产产品部件的成本,令其生产的产品性能持续攀升,价格却明显降低,提高了竞争力,进而积极扩大生产,把长期平均成本掌握在U形的前半部分,令规模经济的整体效应能够达到最优。[2] (3)企业领导应当有效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判断。企业在决策之前应当对市场进行透彻的分析。对市场的需求量、产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来判断产品的定价。企业的领导应当透过价格策略来转变企业的境况,一定要了解产品的价格弹性,如果弹性不足就应当涨价,弹性充足就应当减价,不然,就是自取灭亡。价格弹性的预测成了制定营销计划的重中之重。企业的营销部门应当透过价格促销、交易折扣、兑奖券等不同形式,让收益达到最大化,一定要了解不同顾客群的喜好以及商品的价格弹性。[3]掌握不同商品给企业战略策略带来的作用。并且企业应当通过成本原理,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清晰的认识。 九、结束语 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机遇的不断成熟,市场的不断变化给企业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提出了挑战。经营者只有把管理经济学的精髓融入个人思想,建立积极的思维习惯,并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才可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挣得先机。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不长。本文探讨了数量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及展望。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优秀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性行为、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却已成为掌握经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方法。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发展数量经济学,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我国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优秀;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优秀,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优秀,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优秀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优秀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关系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文章结合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分析得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国民经济总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能源消耗 一、引言 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7.9%,我国占比达93.8%。由于其本身的不可再生和有限性,以及人类对它的巨大开采量,化石能源的枯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和废气威胁全球生态,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负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相互影响的能力越来越强,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分别就我国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现状分析 我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约7500亿吨标准煤,总量虽大,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建国初期,煤炭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 90%以上,之后虽有下降趋势,但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70.7%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66.0%。然而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4%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9.8%。我国目前形成了“煤炭消耗为主,多元化能源共同消耗”的能源消耗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数量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按2010年价格计算)来反应,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95003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0.85779万亿元,增加了约26倍,平均增长率约110.1%。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和品质属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采用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重)、环境约束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物资消耗,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放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面,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在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依据我国1978~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ECT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看出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了约6.6倍,年均增长率5.52%。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近些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合理,经济增长质量有望继续提高。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利用1999-2013共1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X1(单位:亿吨标准煤)与国内生产总值X2(单位:万亿元)数据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联性。经济增长质量(QGDP)各维度的细分类指标由于正负向不同,且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数量级,因此在进行指数合成前,需要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适当合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合成并取为X3。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价单整,且不适用于多变量。所以在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对序列lnECT 、lnGDP 、QGDP的平稳性用ADF方法进行检验(序列取对数后不影响其稳定性)。 检验结果表明: lnGDP、lnECT、QGDP序列及其1、2阶差分的ADF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四、总结 如今能源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主要因为它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动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提供了可能。经济的不断增长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由此可知: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需要以经济增长作保障。同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又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的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数量经济论文: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及应用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有力理论武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其预测和总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两者的融合和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 【关键词】统计方法 数量经济学 融合 应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作为强有力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延伸到经济学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合理的融合和利用,对我国国民增长的每一个环节的分析和评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对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证明,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配合,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先了解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白,在经济学领域中,任何的经济项目都是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然而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客观了反应了经济项目的变化,对其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收集和的分析。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了解当前的经济情况,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并分析它的发展方向。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动态经济和静态经济。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动静集合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在根据以往的数据和信息等形式,进行客观的反应,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综合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方向,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数量经济方法也是经济研究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计量,对经济的投入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利用数量经济方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中。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投入的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预测,利用其规律,回归到原本的公式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融合和应用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 在传统经济GDP的分析模型中,可以对其中的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统计,相关人员对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一定程上的融合与应用。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GDP的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对其经济指标也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影响传统经济GDP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与应用,就是众多因素的一种。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中的系数,对其经济的变化和增长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相关人员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样两种形式对相关的经济数据和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处理。但是,在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人员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初始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在建立的过程中,消除一些外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与我国进出口的税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也给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差。由于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因此在经济信息和数据统计的过程中,相关而对人员应当将其范围,进行不断的扩大,并且将各种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应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也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我国经济发展预测的过程中,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搜集和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描述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等。充分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手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本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的融合和应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分析,寻找经济变化的规律,并客观的反应出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分析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国内生产总之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本文最后还对维持两者的平稳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机构数量及管理政策探究和分析 【摘要】在分析普通金融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的和规模化,对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了,在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一般都是无效的,社会管理部门要对市场金融机构进行调控,控制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社会管理部门在对金融机构作出调整,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 管理政策 一、引言 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作出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控制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致癌物规模和存款规模。学术界也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大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关于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机构规模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一)家庭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在家庭部门的模型构建中,选取2H个连续的家庭来作为主体,每一期都会有H个新的家庭来取代H个旧的家庭。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标准的世代叠加结构。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年轻阶段和年老阶段。在年轻阶段中,每一各家庭没有任何的资产,但是拥有相应的劳动力。在家庭在年老阶段的时候,依靠年轻阶段的储蓄来消费。在这2H各连续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相应的消费偏好。在家庭的储蓄资产中,会用一部分来购买金融资产。由此可知,在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根据相关的计算得出,家庭的最优储蓄率是有折现因子来决定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最优储蓄率是不变的。 (二)生产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将生产部门视为企业组成,生产部门是由G个连续的企业构成的,G足够大,但是小于H,其生产是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的,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在研究中,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完全折旧的。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也是不一致的。各个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金融市场筹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者,完成企业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三)金融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涉及的进入部门是由Nt家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进入机构是有市场量内生决定的,其主要作用是集中所有家庭部门的储蓄金,将家庭的储蓄金提供给企业部门进行生产。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金融市场。根据相关专业的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存在异同,因此,各个企业的金融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和树立越多,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边际报酬也就会越少。由此得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低,金融机构的生产边际就越高。 三、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有效性分析 关于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的问题,是业界一直以来讨论的重点。社会管理部门能否通过对市场中金融机构数量的调整,通过有效的优化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实现金融部门总产出的增加。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竞争市场来分析该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局部垄断 在研究中,根据相关的假设和预算可以推理出,但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在金融机构逐渐增加时,增加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减少家庭部门中每个家庭投资资金的比数,不会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的经济。但是金融市场新增了一定的金融机构以后,必然会增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的消耗。同理可以推算出,如果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成本。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增加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就会节约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 根据资金平衡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在家庭部门总储蓄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消耗的总成本越好,必然就会使得生产部门融得的总资金减少。因此,当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过量的;社会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数量过多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数量,通过有效的调整,可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总成本。 (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相互竞争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把Q作为金融部门为企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固定资金和分析金融机构需要消耗的总成本来判断。在分析中,如果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以减少金融部门所消耗的总成本,使其达到最小,那么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就是有效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新增一家金融机构,就会分去原有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比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专业化的生产,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也会减小。其关系主要如下图所示: 图2-1 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变动趋势及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关系图 在图2-1中MTFC指的是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nt指的是有效金融机构的数量。根据上图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新增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够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消耗的资金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大于金融市场中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的数量,通过对金融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的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小于有效金融机构数量的。当当-MTFC=MTFC时,不管社会管理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减少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都是有效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数量是否有效的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管理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是否有效,都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优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优秀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优秀,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数量经济论文:当前经济的“质量与数量” 透视GDP 我国经济约10年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平均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即10.4%、10.3%。2013年为7.6%,今年一季度是7.4%、三季度7.3%,整体看来经济呈下行趋势。 如果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做好经济转型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在这个10年里保持中高速发展,即7%-8%。但是,必须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定要消除对GDP的崇拜,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消除GDP的水分。 多年来,GDP就代表政绩,而投资最容易拉动GDP,但这种拉动长期下来是有问题的。2009年,政府给出4万亿刺激,实际上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当年达到了9.2%的增长,却带来一大堆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的积压、环境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然后是通货膨胀。到2011年,通胀最高达5.4%,最后是资产泡沫。当年住房销售增加、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都是由过度投资带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抑制追求GDP、用过度投资追求GDP的冲动。过度投资造成GDP有水分,一是豆腐渣工程。二是一些项目建的时候有GDP,投产了却不能再产生GDP。三是一些项目投的时候有GDP,运行以后政府要贴钱,拿财政贴GDP。比如:几十个城市都建地铁,有些建成后不仅不起便民作用,反而成了财政包袱。 透视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发行周转存在一些问题。正常情况下,货币存量和GDP最高也就是1∶1,我们为什么这么高?有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4万亿美元要拿24-25万亿人民币收集来,多放出去24-25万亿人民币。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还不起,国务院有规定,要放债券等。实际上还不起怎么办?向银行借新贷还老债,这个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很多企业和个人手里拿着现金。 因此,看起来钱挺多,但是在很多地方钱不够。所以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影子银行的利息比正常银行高,其规模之大,据最近社科院报告为27万亿。钱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 透视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银行贷款的50%-60%。如果这两部分出问题,那么影响就很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出了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这几个角度讲,逐步采取主要发债,借新债还老债的办法慢慢消除,不是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 对房地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得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北京、上海,实际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对于这类地区,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另一类就是像鄂尔多斯等地区,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要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数据,消化存量大约需要20个月,现在房地产已进入了调整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它关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这种现象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30%,它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有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老百姓财富就缩水。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均价的年增长率是8.6%,通过两年调整期,我认为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供求关系比较平衡。 第二,逐步使房价不再过快增长,就是比CPI可能高一点儿。因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长远来看会涨,比CPI高点儿不会高太多。 第三,在这个过程里,将会出现对开发商的淘汰。有一部分实力差的开发商将被淘汰,这样房地产业会更健康。 从银行来说,也要注意风险。我问过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占30%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5%到26%、开发商贷款5%。个人贷款是优质贷款,一般情况下,除非他失业了或者企业破产了才会断。开发商贷款占银行房地产贷款1/4左右,工行1/5。开发商资金来源大概是这样,39%是自有资金,包括买地;31%是预交款,客户购房预付款;真正向银行贷就30%。这个数字对大开发商来说,即使房价下行,也不会有伤害,对小开发商有影响。 透视新变量 中国经济最终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靠什么?不能靠房地产、靠一些传统产业,要搞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必然要经历变革,金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不管是不是搞信息技术的,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要找机会,现在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汽车制造业也都在讲怎么转型成为信息技术引导的公司。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你的产业生产线,另外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来联结你的有关产业。互联网最大好处是连通,能够连接与你有关的产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你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让你有更多和别人合作的机会。这种企业困难的是资金,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微企业如果有定单,或者有一定应收账款,现在有了互联金融,应收账款和定单都可以抵押贷款,这样就可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周转,这些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优秀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优秀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优秀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优秀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优秀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优秀,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论文: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效用对比,对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这一课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控制流乞数量的有效办法不在于救助制度,而在于提升底层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劳动效用;乞讨效用;数量均衡;贫富差距 一、正文 城市的经济发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乞讨“契机”,然而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却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第一,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者涌入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交通甚至社会安定;第二,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超出个人劳动收入”而进行乞讨的居民的机会成本为其所占有的劳动要素的收入,即流浪乞讨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居民的“随手施舍”其实质是对社会收入的不合理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滋生了其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因此有效地控制流乞数量是解决流乞问题的新方向。已有的学者把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焦点定在救助制度上,并通过一定的调研,提出了对救助制度的看法,然而效果甚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流浪乞讨现象进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学角度的不足。 二、结论 正是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与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相对大小的关系,使得某一地区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均衡之中。由此看来,控制流乞数量在于对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的相对大小的控制,而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所以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即提高底层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中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稳定,最终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当有多个农村A区和城市B区时,结论依然成立。即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不在于如何救助流乞,而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低保的完善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救助站的建立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 三、政策建议 无论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中国梦的实现,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福利问题都是社会道路上应该解决的难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救助制度,完善救助体系,即根据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流浪乞讨现象无法消除,但是需要控制,同时是可控的。政府应该充分通过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使得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在可控的均衡数量内波动。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中国如何创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渊源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等15家新闻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优秀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优秀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优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优秀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亮点,在于用“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主题。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5年多了,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弱复苏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情况下,如何找寻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常关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创新是真正的强大动力。 “回顾中国近年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要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造成环境负面影响,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张晓强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既是当今世界聚焦的方向,也是中国实现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发展动力。“此外,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总理亲自出席达沃斯,与企业家互动,并出席开幕式,做主旨演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高度重视。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张晓强说。 数量经济论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数量经济论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摘 要]本文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各地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且,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这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转型;粗放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而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经济转型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主要在于,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了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并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1.短期任务:调结构促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5%,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53.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8%、39.5%、38.7%、40.4%、39.6%、44.1%、49.8%、43.1%和50.8%。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只有小幅上升。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了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这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2.中长期任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同时,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上升为1。47%,2012年为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优秀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和环境,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过量投放的货币加重了粗放扩张和通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力度稍显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二十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9.2%、2010年10.4%和2011年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著文提出,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评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的7.5%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更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整个春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和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总理在2013年3月2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比重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根据他们对两千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影响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宏观管理论文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 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影响发展管理论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优秀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论文摘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对环境产权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环境产权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产权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优秀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性侵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 人们一般倾向于环境产权是典型的公有产权,所以环境产权应该表现出非排他性。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产权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产权。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乡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个人的享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拥挤的城市,随处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的,特别是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态环境较好、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因此,清新空气在大规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简言之,环境作为一种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一旦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的排他性则明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产权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条件成为稀缺,环境资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环境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也由此产生。 三、产权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范围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产权的研究就是从环境问题入手的。文章通过对许多环境问题的案例展开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学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产权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外部效应问题制度根源的一条重要思路,而环境问题正是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性的具体体现,因此,环境问题是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应用领域,而产权理论又为分析导致环境破坏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界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许多不同观点。市场理性学者对科斯定理的实用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产权途径去解决,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尔、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尔合著的《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一书是市场理性学者的代表作。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环境是一种资产,围绕环境资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场机制是替代环境管理中“专家战略”与“政府控制战略”的有效途径。 有的学者对产权制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是难以界定的。环境产权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产权界定。环境产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财产权利,其与一般财产权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财产权利强调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处分及收益权,集中反映财产主体的权利;而环境产权则既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管理责任。其原因是: 1.环境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一般财产不存在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公众就会遭受损害。因此,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可以放弃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 2.环境资源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自然财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无法使其再生,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笔宝贵财富。 3.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或保护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健康及其生活质量的保障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失去发展机会,但却不能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我国环境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例 1.自然资源产权主体虚置 现行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除外并进一步对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逐渐为国家所有吸收。国家所有看似产权清晰,实则不然。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委托—,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发生了分离。但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确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资源及其收益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或有关集体,但它们却没有支配、转让等产权所有者所应有的任何权利。产权界定即产权关系的不明晰。 2.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缺失 宪法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使其他主体无法进入,没有多元所有权主体的参与,自然资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为现实。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发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价值,使用的不经济性也就成为必然。 3.产权结构的设计不尽合理,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亟待改进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阶段主要是国有产权形式。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逻辑。这种“公有公用”在实践中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森林大面积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哪些正负外部性很大、紧缺和对一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资源,如稀缺的矿产资源,生态湿地等,都需要以强制性的公共产权的形式来安排其所有权,而那些排他性、竞争性较强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矿产资源等,可以通过私人所有的产权安排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单一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权体系,逐步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对于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矿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其所有权拍卖给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产权边界模糊、界定成本过高、外部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如海洋水产资源,地下淡水资源、石油等,应当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由统一的机构组织单独管理,改变过去的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思想教育管理论文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经济学管理论文: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去年以来,国内多数知名景点门票纷纷以“保护稀缺资源”、“缺乏维修费用”等理由,在举行门票价格上调听证会后,纷纷将票价上调50%左右,个别景点票价甚至成倍上涨。对一些地方景区的轮番涨价,媒体上质疑、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普通老百姓更是“触景生情”,很不舒服。有人甚至认为,不顾百姓承受力的乱涨价,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优秀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优秀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那么,涨价之后的情况如何?本次黄金周之前,媒体上曾披露说:今年黄金周的旅游市场并没有出现以往的火爆场面,各个旅游景点的酒店预订率不高,机票价格更是不断走低,甚至突破了50%的下限;调查表明,有近七成人将选择在家休息。虽然五一黄金周各大景点旅游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是,涨价对各大景点旅游有负面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过“穷人的经济学”。他在向记者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总理心忧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怀,让人感动。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老百姓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他们还在为孩子上学、治疗疾病、住房等问题发愁的时候,旅游景区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多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多替那些中低收入的普通群众出游考虑,多向杭州学习——学习他们24小时全部免费开放西湖环湖公园的成功经验。相反,如果动辄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用高票价将普通群众排斥在旅游景点的大门之外,最终受损害的恐怕还是景点所在地的经济。当然,如果对旅游门票收入与旅游经济这笔账该怎么算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妨请教一下杭州人,他们是有“真经”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管理论文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解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丰富的,涉及经济常识的知识点较多,如市场调节、宏观调控、价值规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结构调整、财政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知识,这些都是可能的命题切入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结合经济常识复习需要注意和运用以下知识: 1.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2.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文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 3.价值规律。水电的供求变化影响价格,反过来,水电的价格变动也会影响供求。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水电供应,实行差别水电价格,就是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适当提高水电价格,增加水电供应,减少需求,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4.资源配置方式。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水资源的合理调配、水电价格的制定等,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全国开展了以清理整顿开发区为重点地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体现了国家加大宏观调控。 5.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一,社会经济运行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必须有严肃、健全的法制作保证。否则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体现了法制性。 6.农业。农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农之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也要节约土地资源,保护耕地面积;大力推广节水、节电技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7.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节水、节能、节材、节地与环保、降耗、增效结合起来,发展农业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高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8.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节约能源,有效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效能,提高经济效益。 9.财政的巨大作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等都需要财政提供支持。 10.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1.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2.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4.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各级政府和领导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正确对待GDP的增长。 三、关于循环经济 1、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经济意义? (1)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保产业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3)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国家:①应及时立法,建立相应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之有法可依。②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 (2)企业:①应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②应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环保投人比例,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 (3)公众;推动公众参与。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济知识和环保法规,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积极开展循环回收利用活动,建立循环型社会。 3.为什么要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1)资源具有稀缺性,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2)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5)反映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怎样正确认识“五个统筹”?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着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从统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和有力保障,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加人WTO,为我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协调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总之,“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管理论文: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管理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庸俗? 说到“庸俗经济学家”这个名词,一般我们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3、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快要灭亡的时候,用发展公有(国有)制,弥补了私有制的不足,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崩溃的时候,用发展私有制,弥补了公有制的不足,挽救了社会主义。两极都是运用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社会经济的供求平衡。 4、中国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发展私有制,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会高速发展,甚至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极也肯定会成气候的,包括俄罗斯甚至朝鲜。另一极的停滞,也许要靠这一极的繁荣才能继续发展,历史将会证明. 经济学管理论文:现代经济学分析管理论文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é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优秀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在国际范围内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都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秀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媒体变革管理论文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葛鲁夫最喜欢的用语是“战略转折点”,最近他把这个词用于报业。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葛鲁夫指出,互联网正使传统报业面临着80年代中期英特尔公司曾面临的那种剧变。 葛鲁夫说,印刷媒介的前景是黯淡的。这一行业必须全力重塑自我。“你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到而网络出版做不到的?” 但新媒体的面貌究竟怎样,葛鲁夫并未向与会的编辑和出版业人士阐释清楚。他的漫无头绪也许是由其阅读习惯所决定的。葛鲁夫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查阅新闻的大致情形:上班时在网上看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摘要,以及CBS的市场动态,看业界消息则去CNET。下班后他会在家中看两份报纸,即《圣何塞信使报》和《华尔街日报》。从中你可以发现,葛鲁夫所浏览的本质上都是旧媒体,尽管这些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披上了新媒体的外衣。显然,葛鲁夫并不知道,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形式正在他所熟悉的IT领域内发展起来。这种形式的首创者不是出自那些报刊、电视媒体云集的著名的大都市,而是出自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叫荷兰的小城。 这座小城里有一份名为Slashdot的网上技术出版物,它由年轻的Linux爱好者罗勃·马尔达创办,原是有关Linux的一个信息仓库,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技术人员的“快乐大本营”,其中集结了大量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讨论。Slashdot与葛鲁夫所欣赏的新闻媒体截然不同。它把多个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消费者互相连接起来,完全摒弃了信息中介人,也就是那些专业新闻记者。这家出版物的读者每天向编辑部提供多达400个超链接、新闻线索、创意和完整的新闻报道,但并不从该出版物领取一分钱。经过仔细筛选,编辑部挑出5到10个可能引起读者最大兴趣的题目,然后加上一段很短的提要,并附带一个指向信息源的链接。如果是原创性的文章,编辑部也会在文章前面加上内容提要,再用一个链接指向单独的页面。这样刊出之后,会有成百上千或长或短的评论、指责、咒骂、更正、插科打诨和旁批蜂拥而至。Slashdot的创办者坚信人们有权利匿名发表他们的看法,因而所有不想在网刊上暴露他们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笔名投稿,这个笔名叫做“无名的懦夫”。 我们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会在此时瞪大了眼睛说:“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这样做并不是在观察报道网络的混乱,而是在复制混乱。读者是无法处理这些芜杂的信息的,所以公众才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过滤噪音。” 马尔达及其精干的编辑人员坚信,公众依赖媒体“守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马尔达也清楚地知道,完全缺少过滤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一个网站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名声越大,它也越有可能被其高知名度所摧毁。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它允许读者自由上传书评,最后发现书评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反差。在Slashdot网站上,由“无名的懦夫”们所发出的聒噪足以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马尔达承认,读者人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脑力的增加。Slashdot现拥有70万读者,这对于一个新媒体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Slashdot处于被垃圾邮件、火焰战和离题万里的奇谈怪论所埋葬的危险之中,那么摆脱困境的办法也不是删除这些东西。Slashdot的读者们极其厌恶由一个舆论中心对多样化的声音加以甄别的想法。假如马尔达以新闻检察官的身份出现,就会毁掉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网上社区。作为一个技术天才,马尔达很自然地设想,是否能用某种程序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发展了一种允许25位最受信任的用户对刊发稿加以系统评估的制度,授予那些持续受到好评的用户“主持人”身份。每过半小时,计算机会检查所有的帖子,并给当时在线的读者打分。在任一时间内,都会有300到500名读者积攒到足够的分数,并经随机筛选成为主持人。主持人本身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分数分配,这使得他们有权力对一定数量的帖子加以评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用完他们的所有得分,过期则作废。 马尔达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在传统的新闻采集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试图摸清外界发生的事实,平衡专家的意见,再用一些简略的引语把事实表述出来。Slashdot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专家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引语完整无缺,整个新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保持运行。将来也许新媒体的灵魂人物不再是总编,而是总编码师。 像Slashdot这样的媒体虽小,其吸引眼球的能力却堪与雅虎这样的巨型公司相媲美。广告公司趋之若鹜,Slashdot已被一家公司收购上市。Slashdot造就了一种叫做“Slashdot效应”的现象:当它在网站上刊出一个新的指向另一家网站上某篇文章的链接的时候,那家网站的服务器会立刻遭到Slashdot狂热读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袭击。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在我看来,有点意思的是一家号称“IT写作社区”的网站,允许大量的人就范围广泛的IT话题发表意见。目前它只有评论而没有新闻报道,因而更像一个论坛而不是新闻媒体。如果它人气攀升过猛,必然也会遇到系统如何自我运行的问题。 何谓新媒体 Slashdot可以归入所谓的“新媒体”,《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 这样的新媒体所威胁的是什么呢?它威胁的是传统的印刷和电视媒体,并由此威胁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谈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证传统媒体的上网率,比如说上网报纸又增加了多少家等等,但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数据是阅听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程度如何。 [page_break] 在美国,这样的转移十分明显。1977年,2/3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经常阅读报纸;1997年,成人报纸阅读率下降到只有50%多一点。1993年,60%的美国成年人“定期”观看电视新闻;到1998年,这一比例降为38%。与此相对照,1995年,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一周上网阅读新闻一次;现在,网络新闻的阅读者达到20%。 AOL的史蒂夫·凯斯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同行。但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各种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广播及出版物)的受众分化也越来越大。 我手头没有有关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报刊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电视今天仍然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据www.consult公司1999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内地2/3的网民表示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大众媒体基于两个理由而存在。其一是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需要阅读和观看这些媒体;其二是广告商要借助这些媒体广告。如果读者和观众从大众媒体不断流失的话,广告商也会弃大众媒体而去。 当然,传统媒体不会很快死亡,迄今也没有一个较新媒体完全取代较老媒体的先例。而且,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体的人会指出这些媒体与电子屏幕相比的种种好处,比如报刊读起来更舒服,可以随意折叠、剪贴,便于携带,不怕丢失,等等。然而,如果习惯改变了又会怎样呢?今天,人们可以用更多的办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多信息,并且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在电子屏幕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些都会影响人们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行为。代与代之间对“新闻”和“信息”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3/4的人说他们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但只有1/3的人想要“及时了解新闻”。而在超过65岁的人当中,只有一半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样“跟上新闻”。 所以习惯是会改变的。假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攫取新闻,这会对传统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人们能够对新闻进行电子化的个人定制,真正出现了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所谓“我的日报”,那么我们还能够称这样的东西为报纸吗? 我们不知道新技术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电话、电视和计算机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融合。我们也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在经济繁荣期,不管是新媒介还是旧媒介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网络甚至为旧媒介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许将会呈现残酷的局面。即使是现在,受众的大批量转移已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不错,传统媒体仍然在增长,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杂志问世。但是,杂志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面向细分化的读者市场的新品种,而不是来源于综合性期刊扩大了的读者群。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新闻周刊》1978年的发行量为300万,1998年不过320万份。《生活》杂志已经宣布停刊,转而致力于网络。 现在,整个新闻行业面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要严峻得多,而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越来越少了。在1994年,有53%的人表示经常关注新闻,而今只有45%的人表示关注新闻行业。但信息过度对多数人不成问题。在最新的调查中,将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只有30%的人觉得信息过度泛滥。 新媒体的逻辑 新媒体依照什么逻辑运行?这方面有一个绝好的事例。1998年9月11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此事表现了Internet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全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 新媒体当然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海量的存储信息、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等,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前面所说的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换言之,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 传统新闻业是自上而下的:编辑决定报道内容,记者去收集事实,然后包装成一篇论文,散发给广大受众。与之相反,网络上的新闻是自下而上的:它从新闻组中开头,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报道任何事情。很多报道可能是虚假的、过时的,或干脆就是错误的,但当这些"民间记者"们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 在这种“上下颠倒”中埋藏着革命性变化的种。Internet是一种双向媒介。虽然它的内容也出现在闪烁的屏幕上,但它与电视根本不同。它要求你不仅仅是被动观看,还要主动参与。实际上,Internet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改变电视。 突然地,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及读者和观众发现自己置身于崭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媒介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詹妮弗·沃尔夫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把媒介与公众的新的交流环境看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共生”。在这种共生状态下,“读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媒体的机会,记者也可以以光速了解大众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互联网会创造一种媒介,其入口障碍较其他媒介更低。互联网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互动出版工具。随着复制和传输数据的成本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分配得更为平均。当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后,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发生。同样地,现在造就名声的权力正由杂志、电视台等大众媒介转移到每个人的手中。 如果新闻可以不再由少数人加工后传输给大众,大众传媒的“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将毫无意义。法学专家乔纳森·华莱士和马克·曼根在《性,法律和电脑空间》一书中说,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是坏,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是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而Internet是一个没有守门人的论坛。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听起来很理想,因而值得为之去奋斗。乐观主义者尼葛洛庞帝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Themediumisnolongerthemessage)。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还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激动人心的变化引发出公众对媒介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会发生交叉。过去,人们从仅有的几个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几个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所把持。由此才出现了“媒体精英”的概念。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精英的话语权也会日益削减。不断细分的受众群体将令他们的影响力大为逊色。 今天,媒介行业的“明星制”并没有发生突出的变化,但是,新媒介的逻辑早晚会被加于传统媒介之上。我们这些传统的新闻工作者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个人价值(不论是经济收益还是精神收成)都会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之下大大降低。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经济学管理论文:电视剧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分四个部分: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生产流通的“准市场化”;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现象。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中国电视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大众文化;意义;生产;消费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管理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 [page_break]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Veblen)和康门斯(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of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1995,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经济学管理论文:卫生经济学公共管理论文 1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卫生经济学集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目前已形成了业内公认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卫生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卫生经济学的运用是不同的,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教材分析的实例可能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可以说,卫生经济学是与我国医改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本门学科能够帮助回答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从卫生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来看,本门课程的教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讲解整套理论体系,而是应该在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教给他们用理论去发现表面现象下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1.2卫生经济学是融多学科特点于一身的交叉学科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理论体系中,借鉴引用了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保险、管理学、财务管理、社会医学、甚至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卫生经济学融合多学科的这一特点使卫生经济学课程的部分章节与相关课程的章节有重复讲授的问题,比如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等,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迷惑:为什么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这个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需要对卫生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全面的把握和认知,了解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同时需要帮助学生进行鉴别性的学习,也就是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同一个知识点。 1.3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各章节既能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又相互联系 卫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几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比如卫生总费用一章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有专门的一支研究团队,几十来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而从卫生经济学整个学科来看,各章节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卫生筹资的实践需要卫生总费用核算作为支撑,与医疗机构与卫生服务补偿息息相关,影响到了卫生服务市场的运行,而医疗领域的补偿问题又受卫生服务价格的影响,整个体系形成了网状的联系。卫生经济学的这一特点对教师自身的知识体系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卫生经济学以外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卫生经济学内部的知识体系也要有非常系统的了解。 2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2.1教师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科研互相促进 由于卫生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均较突出,所以为了能将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任课教师须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多地参与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或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教学案例,并充实到课堂教学内容中,真正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做到科研教学互相促进。教学实践表明,在卫生经济学课堂中加入一些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甚至研究过程中的趣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极大兴趣,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 2.2重视课程组成员的集体备课 虽然教师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要,但由于卫生经济学的各章节都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领域,而课程组成员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求每位任课教师精通本门课程各章节,并对所有内容都有深入研究也不现实。若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的方式。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课程组成员间集体备课时可相互交流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心得和成果,获得的本学科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体系以外的内容,比如课堂安排,教学技巧等,也可以进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2.3注意与相关课程组的沟通,处理好交叉章节的讲授 对于卫生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内容交叉的问题,需要课程组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组进行统一沟通协调,在本专业同一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安排各章节的讲授,或进行一定的取舍,或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尽量做到不重复讲授。如医疗保障一章的内容,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偏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而卫生经济学则更偏重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支付角度进行讲解,若卫生事业管理为先设课程,那么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中可以从复习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议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都为哪些人支付了。 2.4引导学生发现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 卫生经济学各章节间相互联系,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能不会及时主动地发现卫生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而引导的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说教,还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开展,如“提高卫生服务的价格,会引起卫生服务需求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卫生服务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诱导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卫生人力资源特殊性的角度回答,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如在卫生资源配置一章中讲到医疗病床使用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分别从卫生筹资角度、卫生总费用角度、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寻找原因,都能得出我国2000年的卫生筹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同时还能将各章的内容联系起来。 2.5每章课程的讲授开始于一个特定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业内认可[2],通过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常规做法是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引入案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开始每章知识体系的讲授之前,先引入一个特定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社会民众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好能够贯穿整个章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本章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整章内容。如对于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学习,让学生从普通感冒带来的各种负担开始思考,进而思考每种负担的大小、数据的来源及可得性、感冒最终的负担如果很大或很小对卫生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提示等问题,从而将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知识点全部涵盖在内。 2.6引导学生学会客观分析我国医改工作的实际问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问题之一,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将我国医改工作的成绩和不足作为案例向学生进行展示。在分析医改工作不足的时候,要把握住的基调是: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群众的就医和健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改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波折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看待问题,并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将来走出校园时,能为国家的医改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消极的抱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还可以列举不同国家的医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明医改工作是个积累经验,逐步改进的过程,并非我国独有的问题,并且我国政府对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力也是我们医改工作逐步推进的重要保障。除以上几条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教学方法,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取多种考核形式等[3-4]。卫生经济学课程要充分考虑其学科特点进行讲解,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满晓玮房耘耘洪宝林何敏媚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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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论文:化疗药物敏感性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探讨体外ATP法化疗药物敏感试验在乳腺癌细胞中的可行性。方法以ATP-TCA法,检测37例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对6种常用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结果ATP-TCA法的可评估率为91.89%;6种试验用化疗药物的敏感率分别为:足叶乙甙14.71%,紫杉醇20.59%,丝裂霉素32.35%,5-氟尿嘧啶47.06%,草酸铂58.82%,表阿霉素67.65%。结论ATP-TCA肿瘤细胞化疗药敏试验可作为乳腺癌患者个体化疗中化疗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关键词]ATP-TCA法;乳腺癌;化疗药物 选择针对个体有效的药物进行化疗是治疗乳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同一化疗方案对不同个体的类同肿瘤的疗效存在差异,化疗前对药物进行体外敏感试验,预测出有效的单药或有效(或敏感)联合药物组成的化疗方案,是提高化疗药物疗效的潜在方法之一。ATP-TCA法(三磷酸腺苷-肿瘤细胞药敏试验)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敏感而稳定的药敏检测方法[1]。本文应用ATP-TCA法对37例乳腺癌患者的乳腺癌细胞进行6种化疗药物的药敏试验,以探讨ATP-TCA法用于乳腺癌患者体外化疗药物检测在方法学方面的可靠性。 1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03年3月~2005年5月在本院手术治疗的乳腺癌(经病理确诊)患者37例标 本。37例患者最小年龄25岁,最大年龄65岁。 1.2材料ATP-TCA试剂盒(包括改良PRMI-1640培养基)由北京金紫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MPL-1型自发光分析仪为德国Berthold公司产品。化疗药物:5-氟尿嘧啶(5-FU,南通制药总厂),表阿霉素(EPI,浙江海政制药),足叶乙甙(VP-16,江苏恒瑞),紫杉醇(TXL,澳大利亚FH科贸有限公司),丝裂霉素(MMC,日本明治药厂),草酸铂(OXA,法国SanofiWinthrop公司)。 1.3方法ATP-TCA操作步骤(按试剂盒使用说明操作):取肿瘤组织标本,在无菌条件下,剥离肿瘤组织的纤维、脂肪及结缔组织,然后用剪刀将肿瘤组织尽可能剪成小碎块,过200目钢网后放入肿瘤组织解离酶液中,置37℃、5%CO2、95%湿度下孵育1.5~3h。在室温下,以1500r/mim条件下离心20min,弃上清液,用Hanks洗2次,以PRMI-1640制成癌细胞悬液,取35μl用台盼蓝染色,显微镜下计数,并观察细胞活性。调整细胞浓度至20~40万/ml,以每孔0.1ml接种至96孔培养板内。按400%、200%、100%、50%、25%和12.5%的血浆峰值浓度,将药物加入培养孔每孔0.1ml,每个浓度3个平行孔,并设最大抑制(MI)和无药物(MO)对照孔,于5%CO2、37℃、95%湿度下孵育6~7天。加入肿瘤细胞ATP提取液0.1ml,混匀后室温下15min,取0.05ml混合液置微板荧光分析仪检测。 1.4ATP-TCA结果评估 1.4.1应用ATP-TCA的条件(1)检测的标本必须经细胞学和病理学证实为恶性肿瘤,且混悬液中肿瘤细胞数 20%。(2)培养板MO对照行必须可观察。(3)药物活性的剂量反应曲线须可观察。(4)平行孔间CV值 20%。 1.4.2ATP-TCA药物敏感和耐药的解读(1)药物敏感定义:高AUC(抑制曲线下面积)值,低IC90(抑制90%癌细胞生长时的药物浓度)、IC50(抑制半数癌细胞生长时的药物浓度)和SI(敏感指数)值,和高TGI(癌细胞生长抑制)值(表示癌细胞生存100%抑制)。(2)药物耐受定义:低AUC值,高IC90、IC50和SI值和低TGI值(特别是在高测试浓度和弱剂量反应时)。(3)敏感度分级,定义为:强敏感:IC90≤100%TDC(测试肿瘤药物浓度)和IC50≤25%TDC。部分敏感:IC90>100%TDC和IC50≤25%TDC。弱敏感:IC90≤100%TDC和IC50>25%TDC。耐药:IC90 100%TDC和IC50≤25%TDC。 2结果 在收集的37例患者中,34例具有评估性,总可评估率为91.89%,乳腺癌ATP-TCA试验药物剂量效应曲线图(见图1)。 ATP-TCA试验结果显示不同个体的乳腺癌细胞对6种化疗药物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在所测试的化疗药物中,它们的敏感率排序如下:表阿霉素(EPI)67.65%,草酸铂(OXA)58.82%,5-氟尿嘧啶(5-FU)47.05%,丝裂霉素(MMC)32.35%,紫杉醇(TXL)20.59%,足叶乙甙(VP-16)14.71%。其中表阿霉素的敏感率最高,足叶乙甙的敏感率最低(见表1)。 3讨论 在本研究中,应用对乳腺癌有较高评估率的ATP-TCA法[2],对37例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进行体外化疗药物敏感性检测方法学的再研究。ATP是活细胞的基本能量单位,当细胞的代谢受损时,ATP合成水平下降,其与活细胞数量呈正相关,故通过测定ATP水平可反映生物体的增殖活性。ATP体外药敏试验的原理是细胞内ATP与荧光素-荧光素酶复合物作用产生可测定荧光(波长562nm),检测荧光值计算出ATP量可反映活细胞数。Sevin等研究认为乳腺癌手术后组织的可评估率为97%,敏感性为90%,特异性为86%,其临床符合率为70%~80%[2]。本组实验结果较之为低,这可能与我们的操作不够熟练、培养过程真菌污染及试验用药有关。乳腺癌被认为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对化疗中度敏感,Rein等[3]用ATP-TCA法测试晚期乳腺癌体外对蒽环类抗生素、肽素类和铂类的敏感性,同时用免疫组化法检测P53、bcl-2的表达,发现体外反应率最高为66.7%,提示化疗反应和凋亡无关及P53、bcl-2的表达与体外药敏结果无关。我们应用北京金紫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ATP-TCA试剂盒,体会到ATP-TCA法有如下优点:(1)成功率及重复性高,达97%;(2)细胞用量少(1.5~2.5)×1011/L;(3)采用荧光检测范围较大,且可定量;(4)药物浓度呈线性范围,有6个细胞级数,判断趋势明显;(5)干扰因素少;(6)改良的RMPI-1640培养基可选择性地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并抑制纤维细胞和血细胞的生长[4]。研究表明,ATP-TCA法用于体外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化疗药物检测在方法学上是可靠的[5]。因本研究样本有限,涉及临床因素不多,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一致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不良反应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回顾性的总结我院上半年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警示。方法对168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抗菌药物的ADR发生率最高,有122例,占72.62%。ADR的临床表现以皮肤系统损害最为常见,有127例,占75.60%,经过相应的治疗均恢复正常。结论我院发生ADR最多的是抗菌药物,其中以头孢菌素类占首位,提示临床根据患儿具体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ADR的临床表现以皮肤损害为主;联合用药应注意配伍禁忌;儿童使用中药注射剂应慎重。用药前要询问患者的过敏史,用药后认真观察,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关键词】药物不良反应;回顾性总结;系列病例分析 本文对我院2006年上半年168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了解引起不良反应的药物及临床表现,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资料来源与方法 对我院2006年上半年门诊及病房收集上报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168例,按患者性别、年龄、药物类别以及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病人基本情况及ADR发生率168例发生ADR的病人中,男性患儿99例(58.93%),女性患儿69例(41.07%),男性患儿与女性患儿发生ADR的比例约为1.43∶1。各年龄组的ADR发生率不同,其年龄分布及构成比见表1。 2.2不良反应涉及药品种类及例数168例不良反应中,单一用药133例(79.17%),联合用药35例(20.83%),联合用药可增加ADR的发生率。引起ADR的药物共计74个品种,其中中药制剂3种,其余均为西药制剂;口服药品25种;按其药理作用分13类(见表2)。抗菌药物所致不良反应占首位,122例(72.62%),涉及39种药物(见表3),其次为抗肿瘤药物所致不良反应为9例(5.36%)。 2.3不良反应分类及临床表现不良反应涉及的系统较多,以皮肤系统的各种皮疹最多,病例127例,占75.60%,提示皮疹是临床最常见的ADR;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次之(见表4)。表1年龄分布及构成比表2不良反应涉及药物种类、病例数及构成比表3抗菌药物致不良反应品种及例数表4不良反应分类及临床表现 2.4严重不良反应严重不良反应5例,占总数的2.98%。主要表现为过敏性休克、肝功能损害及严重药疹。注射用阿奇霉素(齐宏)、头孢呋辛(达力新)各引起过敏性休克1例,拉莫三嗪片(利必通)引起严重药疹1例,布洛芬口服液(美林)引起肝损害1例,这4例严重不良反应经过抢救治疗均恢复正常。另外1例为外院使用中药注射剂穿琥宁引起过敏性休克来我院抢救,因多器官脏器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提示临床医生,儿童应用中药注射剂应谨慎。 3讨论 3.1本组不良反应报告中抗菌药物致不良反应占首位主要是头孢菌素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抗菌药物的广泛大量应用,使其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多,提示临床医生根据患儿具体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在使用药物前要详细询问患儿的过敏史,用药后认真观察,以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3.2从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来看,以皮肤过敏反应最多这可能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皮肤反应的临床表现易于观察和诊断,且不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二是药疹是变态反应所致,目前临床上的一些常用药物,如抗感染药、解热镇痛药、抗癫痫药等,它们的抗原性较强,最易引起该类反应。尽管皮肤过敏反应发生率较高,但是病情较轻,一般予以停药或治疗症状即消失。其中1例为严重药疹,经住院治疗后痊愈。 3.3联合用药不良反应本次调查中,联合用药占20.83%。多种药物联合使用,可能产生协同作用,也可能产生拮抗作用,甚至引发ADR,对病人造成损害。临床联合用药现象比较普遍,但潜伏巨大安全隐患。ADR的发生率常随着联合用药种类的增加而增高,当联合用药超过4种时,ADR的发生率呈直线上升[1]。提醒临床医师给病人开处方时,要注意药物的配伍禁忌。 3.4中药注射剂所致不良反应唯一1例死亡病例为外院使用中药制剂穿琥宁注射液所致,来我院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由于中药成分比较复杂,其所含蛋白质或生物大分子作为过敏原导致过敏反应发生[2],另外,剂型的改变容易导致成分发生变化,很有可能也是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提示临床医生,儿童应用中药注射剂应慎之又慎。 3.5尽管一些ADR具有不可预测性(B型ADR),但是多数的ADR是可以避免的,要求临床医生用药前问清病人的ADR史,家族过敏史,注意药物配伍禁忌等,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把安全用药放在合理用药的第一位。 药物分析论文:孢菌素药物使用分析论文 【关键词】头孢菌素 【摘要】目的分析了解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方法采用用药金额、用药频率(DDDs)、日用药金额(DDDc)、使用数量等排序方法对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第一代头孢使用数量最大,第三代头孢用药金额最大,第四代头孢的使用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 【关键词】头孢菌素;使用分析 头孢菌素类药物,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大量应用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院内感染率急剧上升的主要诱因[1~3]。而通过控制或减少头孢菌素等抗生素的应用,可明显减少或延缓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因此,了解头孢菌素类药物在临床的应用情况,可为制订其控制措施、促进其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笔者对2002~2004年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做一统计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现为三乙医院,2004年门诊量为110万人次,住院病人30758人次。头孢菌素类药物购药数据来源于2002~2004年我院药剂科所提供的资料。药品数据包括药名、规格、包装、批发价、数量、生产公司等。 1.2方法 对所有应用的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数据进行汇总,分别对4代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年用药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用药金额(DDDc)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用药金额按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和药品生产商进行排序。 2结果 2.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 按药品通用名计算,2002~2004年共有20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在我院应用,其品种数量依次为第三代(13)>第一代(3)=第四代(3)>第二代(1),详见表1。表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应用情况(略)注:*根据抗菌谱,把氧氟头孢钠分为第四代 2.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 2002~2004年瑞安市人民医院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详见表2、表3。表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比较万元(略)表3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频度比较(略)注:*为均值 由表2可见,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最大,各年的用药金额均占总用药金额的70%左右,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小,但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了367.03%。2004年,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52.06%。 由表3可见,3年中DDDs排序为:第一代>第三代>第二代>第四代;DDDc排序则为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分别上升5.3%、195.05%、34.68%、428.57%,DDDc则分别下降39.62%、48.44%、35.43%、21.65%。 2.3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2002~2004年瑞安人民医院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按通用名和商品名排序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前5位详见表4、表5。表4按通用名、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用药金额(略)表5生产商销售头孢菌素类药物金额排序(略) 由表4可见,按通用名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187.9、352.75、483.32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25.16%、47.24%、64.73%;按商品名(产商名称)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33.35、81.07、114.33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15.29%、37.16%、52.4%。 2.4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使用数量排序 见表6。由表6可见,片剂美丰、针剂头孢唑啉使用量最大,各占口服、针剂总量的44.63%、43.09%,均为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表6按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使用数量(略) 由表5可见,按药品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66.7、86.28、121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30.58%、39.55%、55.46%。 3讨论 从上述数据看来,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虽在用药金额上第三代排序靠前,但第一代在DDDs排首位,在使用数量方面也以第一代为主,故第一代占临床治疗的主导地位。 数据表明,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大,按通用名排序的前5位的用药金额之和占总金额的64.73%,其中4种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而按通用名、商品名、产商用药金额排序时,结果不一致,说明生产商同时有多种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第二、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上升195.05%、428.57%,DDDc则下降48.44%、21.65%,说明药物价格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医疗机构统一招标采购和浙江省药品实行顺价作价的结果。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数量最大,但第三代的用药金额最高,说明临床医生对头孢菌素类药物选用较为合理,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故价格稍高。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DDDc均在40%左右,由于第四代头孢抗菌谱广,对革兰阳、阴性菌群作用都较强,为避免造成细菌耐药性和二重感染,临床应用上应慎用。在34种头孢菌素类药物中,以注射剂为主,口服为辅,这可能与住院患者症状较门诊重有关。 以后临床医生应加强对药物抗菌谱、药代动力学的了解,更加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遵循“能窄不广、能低不高、能少不多”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尽量做到能免则免,不轻易使用抗生素。 药物分析论文:医院抗菌药物用药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对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增强医师合理用药意识。方法:采用WHO建议的限定日剂量(DDD)和药物利用指数(DUI)分析评价6个科室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利用情况。结果:剂量过大9例,选药不当12例,疗程过长10例,疗程过短6例,频繁换药6例,剂量过小2例。结论:抗菌药物的利用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加强管理。 【关键词】抗菌药物;限定日剂量;药物利用指数;医院;用药分析 药物利用研究是临床药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之一,目的是通过对医院用药现状的调查分析,了解医院抗菌药物的合理利用情况,增强医师合理用药意识,提高医院合理用药水平。笔者采用WHO建议的限定日剂量(DDD)和药物利用指数(DUI)[1]对我院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讨论。 1临床资料 本组观察病例为我院2006年3月1日~2006年9月1日住院病人,其中普外科21例,妇科15例,腔镜科11例;男29例,女18例;年龄19岁~73岁;平均住院日(13±5)d。记录病人以下情况:①病人一般情况,包括科别、性别、年龄、出入院时间、入院诊断;②用药情况,包括用药种类、药名、剂型、剂量、给药途径、用药目的、抗感染疗效、联合用药及用药合理性评价。 2方法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分析用药是否合理。要求:有绝对适应症;药物选择正确;细菌对所选药物敏感;用法用量正确,用药途径正确;联合用药无拮抗、不增加毒性;围手术期用药时间合理;疗程为病人感染症状、体征消失后体温、白细胞计数正常后72h~96h。有规定疗程的疾病,执行规定疗程并达临床治愈标准。在剂量方面以DDD和DUI作为判断医生是否合理用药的标准,其中DDDs=药物总量/DDD,DUI=DDDs/用药总天数,DUI≤1为用药合理,DUI 1为不合理用药[2]。DDD值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5版)和《中国药典》(2000版)成人每日平均维持剂量确定。未收载的其他药品按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来确定。 3结果 3.1抗菌药物利用概况 本次调查的抗菌药物DDDs居前17位的均为注射剂,口服抗菌药物使用较少,其DDDs值排序位于20位之后,所用抗菌药物涉及23个品种。主要抗菌药物利用情况见表1。 3.2不合理用药情况 3.2.1剂量不合理有9例病人剂量过大,如头孢曲松钠半衰期为7h~8h,常规剂量每日2.0g,一次静脉滴注即可。可医师处方中对大部分轻症感染病例给予每日4.0g~6.0g,每日两次静脉滴注,不仅对疾病治疗无益,而且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3.2.2选药不当有12例病人抗菌药物选择不恰当,如病人过敏史记载对氨苄西林过敏,治疗时给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静脉滴注。术前预防用药选择三代头孢菌素类居多,如头颈部四肢手术,应考虑葡萄球菌的感染,首选一代头孢菌素类为预防用药。 3.2.3疗程不当有10例病人疗程过长,8例病人疗程过短。抗菌药物的使用疗程应根据病种、感染程度轻重和临床情况而定,一般持续至体温恢复正常、症状消退后3d~5d。用药72h后疗效不明显时,应及时更换药物,可根据药敏实验结果调整用药。本次调查抗生素使用疗程过长主要表现为手术病人术后用药时间长,如腔镜科胆囊摘除术的病人抗菌素平均治疗天数为4.2d,普外科急性阑尾炎、慢性胆囊炎切除术的病人抗菌素平均治疗天数为7.5d,预防用药时间过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接受清洁—污染手术的病人预防用药时间为24h,必要时可延长至48h,而本次调查疗程过短(用药时间小于48h)者8例。 3.2.4用法不合理在调查中盐酸克林霉素的用法多为药物1.2g加入到100mL液体中静脉滴注,正确用法应为0.6g加入到不少于100mL液体中缓慢静脉滴注。用药中应考虑经济性原则,如呼吸科个别中、重度感染的病人在感染控制后从注射给药转换为口服给药,不仅疗效不降,还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3]。 3.2.5其他不合理用药临床上频繁换药7例,占6.48%。这些病例都是在病原菌不明的情况下,2d~3d更换一种抗菌素,特别是同类药物之间的频繁更换。调查病例中对特殊病理生理条件下的病人,未按抗菌药物的药动学特点选药。 4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头孢菌素类药物应用比例最高,但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频繁使用会造成耐药的流行。从我院细菌室细菌耐药监测情况来看,头孢他定、头孢唑肟对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逐年增加,临床医生应给予重视。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但已有革兰氏阴性杆菌耐药流行的趋势,使用也应谨慎。 药物分析论文:抗结核药物研究分析论文 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论文。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肼(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INH+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脲(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嗪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喹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 0.06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0.25~16.0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 0.5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mg4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0.49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哌嗪,为苯并恶嗪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3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10mg/kg,与HE联用亦比RFP+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利福喷丁(rifapentine,DL473,RPE,RPT):RPT又名环戊基哌嗪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500~600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喹诺酮类(FQ) 第三代氟喹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喹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喹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0.5~2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拮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mg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300mg/d或800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mg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拮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DR-3355,S-OFLX,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0.78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0.25~1μg/ml(MBC1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0.5μg/ml(MBC是2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h血药浓度达3.27μg/ml,达峰时间(1.05±0.17)h。服用LVFX4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4.44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1.89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2.77%。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sparfloxacin,AT-4140,SPFX)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LMLX):SPFX是现行氟喹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0.25μg/ml,MBC0.5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50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0.1或0.4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mg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mg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莫西沙星(moxifloxacin,MXFX,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喹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0.25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喹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嗪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嗪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μg/ml。肌注7.5mg/kg(相当于0.375g/50kg),1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mg/kg[6],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min后,肌肉注射60min后)为35~45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1g/d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脲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喹啉N4吡咯烷氨硫脲,MIC为0.6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脲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0.78~12.5μg/ml之间,其中以乙烯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嗪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嗪,clofazimine,CFM,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嗪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0.1~0.33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嗪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1.0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0.12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苄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 32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苄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苄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苄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苄西林口服3.5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mg/L,加用1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哺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RXM,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CAM,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AZM,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唑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唑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0.1~0.3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7.7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3.04(1.67~4.7)和4.81(3.5~6.69)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30.9±1.9)d、(43.5±4.24)d和(61.3±3.9)d。但是,5-硝基咪唑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嗪类 吩噻嗪类中的氯丙嗪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0.23~3.6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哌嗪衍生物三氟拉嗪(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肼、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10.9%,低于后者的14.6%,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药物分析论文:抗生素药物调查分析论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2013年1500例本院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男824例,女676例,年龄7~62岁,平均年龄(37.55±8.46)岁,住院时间3~19d,平均住院时间(8.62±1.32)d。1303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抗生素药物。 1.2方法 选取1500例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内科病例890份,外科病例610份,依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等标准,对抗生素药物的种类、使用频率、联合用药、用药时间等方面进行分析。 2结果 2.1抗生素药物使用情况 1500例患者中,1303例治疗过程中使用抗生素,使用率为86.87%,其中外科抗生素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内科,用药目的主要为预防性用药(64.53%),抗生素的主要给药途径为静脉用药(90.02%),1303例应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中只有10.05%按实验室药敏结果选择抗生素药物。 2.2抗生素药物不合理应用表现 在1303例患者病历中,410例存在抗生素用药不合理,占31.47%,主要是用药时间过长、用药指征不明及用药剂量不合理等 3讨论 抗生素药物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药物,其种类多、用量大,包括抗真菌药、抗生素及抗结核药等。近年来研究显示,我国抗生素药物应用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现象,尤其在基层医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本文调查发现,本院抗生素药物的使用率为86.87%,明显高于卫计委《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要求 50%的标准,这部分患者主要为手术科室和儿科抗生素的预防性用药,表明本院抗生素药物使用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现象。本次调查显示,抗生素联合用药占61.93%,其中两联用药为59.48%,造成抗生素药物联合用药比例较高可能与临床医师对联合用药的指征及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药物的原因未完全掌握有关,本院仍有部分外科医师仍将联合应用抗生素作为预防术后感染的主要措施,联合用药的随意性较大,并常常加大用药剂量,且联合用药中常常未考虑不同抗菌药物的抗菌谱是否相同、药物的毒性是否存在叠加等;此外,本院无论手术或内科患者,均存在预防性用药现象,预防性抗生素用药比例为60.71%,远高于治疗性用药的39.29%,临床医师抗生素用药目的不明确,往往仅凭经验用药,在尚未得到实验室细菌培养和药敏鉴定结果的情况下盲目用药,且部分医师常忽视用药前细菌培养,导致细菌的耐药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给患者的后续治疗带来诸多麻烦。为减少抗生素药物的不合理用药,可采取以下措施以规范临床用药:①加强医院对抗生素药物应用的领导,成立抗生素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小组,形成抗生素药物的分级管理制度;②加强对全院医师的培训,提高认识,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用药,规范预防性用药;③加大抗生素药物临床用药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在全院临床医师中进行抗生素药物医嘱及处方的专项点评工作。综上所述,基层医院尚存在抗生素药物使用不规范现象,加强抗生素药物临床合理性用药的监督、管理、培训,促进临床医师合理应用抗生素药物,以减少临床耐药菌的产生及控制院内感染。 作者:赵连建单位:河南省郸城县虎岗乡卫生院药剂科 药物分析论文:心肌梗死药物治疗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急性心肌梗死(AMI)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分析疗效。方法使用β受体阻滞剂,并观察其疗效。结论急性心肌梗死后β受体阻滞剂使用时间在提前,使用剂量在加大,使用率在提高,并取得很好疗效,但仍有一些问题,包括早期使用不够、使用剂量偏小,糖尿病人使用低等。 【关键词】β受体阻滞剂AMI糖尿病合并症 据2002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心肌梗死(MI)患者超过70万例,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发病率仍然值得关注。在急性ST段抬高性MI后恢复期住院期间,患者应减少危险因子、降脂治疗、戒烟,并给予其他干预。某些治疗如β受体阻断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AT1型)拮抗剂已被循证医学证实可减少心血管事件而被广泛接纳。左室功能是M1后死亡率的重要预测因子。 现在对于β受体阻断剂治疗心肌梗死后的用药做以介绍: 1.美托洛尔(Metoprolol,倍他乐克)属于无部分激动活性的岛受体阻断药(心脏选择性β受体阻断药),对β2受体作用较弱。它对β1受体有选择性阻滞作用,无部分激动活性PAA),无膜稳定作用。对于高血压患者.本品能显著降低血压,但并不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和电解质紊乱;对心绞痛患者,本品可减少发作次数并提高运动耐量,长期服用可减少心肌梗死的发生率,用作心肌梗死后治疗可减少再梗死的发生率,降低心肌梗死后的死亡率。 2.阿替洛尔(Atenolol,氨酰心安)为选择性β1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剂,不具有膜稳定作用和内源性拟交感活性,但不抑制异丙肾上腺素的支气管扩张作用。其降血压与减少心肌耗氧量的机制与普萘洛尔相同。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阿替洛尔可减少急性心肌梗死0~7天的死亡率。治疗剂量对心肌收缩力无明显抑制。 3.比索洛尔(Bisoprolol,康忻,博苏,洛雅)本品是选择性β1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断剂。无内在拟交感活性和膜稳定作用。不同模型动物实验表明它与β1受体的亲和力比β2受体大11~34倍.对β1受体的选择性是同类药物阿替洛尔的4倍。本品作用时间长(24h以上)。 连续服用控制症状好且无耐受现象,对呼吸系统副作用极小,未见对脂肪分解代谢的影响。 4.卡维地洛(Carvedilol)卡维地洛是一种有多种作用的神经体液拮抗剂,包括非选择性的β阻滞,α阻滞和抗氧化特性。血管扩张作用主要是有选择性的α1肾上腺能受体阻断剂作用产生。卡维地洛通过血管扩张作用减少外周阻力和通过β阻滞抑制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血浆肾素活性降低并很少发生液体潴留。卡维地洛没有普萘洛尔的内在拟交感活性,它具有膜稳定特性。卡维地洛是一种两个立体异构体的外消旋混合物。在动物模型中,两种异构体均有a肾上腺能受体阻断特性。β肾上腺能受体阻断作用是非选择性的β1和β2肾上腺能受体阻断作用。其作用和卡维地洛的左旋体相关。卡维地洛是一种强的抗氧化物和强的反应性的氧自由基清除剂。卡维地洛和它的代谢物的抗氧化特性已被体内和体外动物试验及体外多种人体纽胞试验所证实。5.阿罗洛尔(Arotinold,阿尔马尔)有α及β受体阻断作用,其作用比值约为1;8,通过适宜的α受体阻断作用,在不使末梢血管阻力升高的情况下,通过β受体阻断作用产生降压效果。通过β受体阻断作用抑制亢进的心功能,减少心肌耗氧量,纠正心肌的氧气供需不均状态。另外,在应用心绞痛模型动物(狗)的试验中,证实α受体阻断作用有减少冠状动脉阻力的趋势。此外本品还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超级秘书网 6.艾司洛尔(Esmolol,爱络,欣洛平)艾司洛尔注射液是一快速起效的、作用时间短的选择性的β1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剂。其主要作用于心肌的β1肾上腺素受体,大剂量时对气管和血管平滑肌的β2肾上腺素受体也有阻滞作用。在治疗剂量无内在拟交感作用或膜稳定作用。它可降低正常人运动及静息时的心率,对抗异丙肾上腺素引起的心率增快。其降血压作用与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程度呈相关性。静脉注射停止后10~20min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作用即基本消失。电生理研究提示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具有典型的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剂作用:降低心率,降低窦房结自律性,延长窦房结恢复时间,延长窦性心律及房性心律时的AH间期,延长前向的文式传导周期。 药物分析论文:抗菌药物使用调查分析论文 1资料和方法 将我院2013年门诊及住院部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统计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使用强度、抗菌药物费用占总药费的百分比以及抗菌药物消耗数量等指标。每月抽查门诊处方600张以及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病历30份,对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抗菌药物使用种类 我院抗菌药物品种共计48个,全年总消耗按使用数量统计排在前几位的分别为头孢西丁、依替米星、奥硝唑、头孢替唑和哌拉西林舒巴坦。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近年来消耗量一直居我院前列,被广泛的应用于预防性及经验性治疗中。抗厌氧菌药物奥硝唑也常与其他类抗菌药物联合使用。依替米星属于半合成广谱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耳、肾毒性与庆大霉素相仿。表1显示,在我院门诊患者中全年消耗数量依替米星注射液居于首位。此外,门诊和住院部按消耗数量排名前五位的抗菌药物均为注射剂型。 2.2门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我院2013年1—12月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为15.47%,低于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关于三级医院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得超过20%的规定。抗菌药物处方比例前十位的科室中,外科明显高于内科。其次为小儿科和呼吸内科。门诊全年抗菌药物费用占门诊总药费的14.37%。 2.3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2013年我院出院总人数37515人,其中使用了抗菌药物的人数为19118人,使用率为50.96%。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为每百人天41.6596DDD,略超出卫生部规定的每百人天40DDDs,但如图1显示,呈逐月下降趋势。手术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明显高于非手术科室,其中整形美容科最高,达100%,其次为泌尿外科和妇产科。非手术科室中抗菌药物使用率较高的为新生儿科、呼吸内科以及ICU。抗菌药物全年累计使用强度(DDDs)的品种排名。 2.4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 抽查的360份使用了抗菌药物的住院病历中,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有10%,其中,治疗性使用不合理19份,占52.78%(包括无适应症用药3份、未根据药敏结果选用3份、无指征联合用药3份、用法用量不当8份、无指征更换药物2份);预防使用不合理17份,占47.22%。 3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院抗菌药物全年累计使用强度最高的是β内酰胺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抗菌药物累计DDD值的26.94%,青霉素类和喹诺酮类均占6.97%。头孢菌素类属繁殖期杀菌剂,具有广谱、高效、耐酶、过敏反应少、用药安全等优点。氟喹诺酮类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无需皮肤过敏试验等特点,在抗感染治疗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氨基糖苷类药物在我院门诊用量偏高,这类药物抗菌谱较窄,并有严重的耳、肾毒性,应控制使用。从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室分布看,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以及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均以外科最高,其次为儿科和呼吸内科。目前细菌耐药问题日趋严峻,WHO已向医疗界倡导,在抗感染治疗中能用窄谱抗菌药物则不要轻易应用广谱抗菌药物。然而广谱、高效抗菌药物在我院应用比较普遍。因此,应严格强化临床医师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方面的培训,强调以病原学诊断、药敏试验结果为依据,优先选用有效的窄谱抗菌药物。 3.1治疗用药不合理 ①无适应症用药:门诊处方统计显示儿科使用抗菌药物的频次比较高,且使用的抗菌药物多为广谱、耐酶的青霉素类复方制剂(如美洛西林舒巴坦、阿莫西林氟氯西林等)以及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婴幼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0%由鼻病毒、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所致,无确切细菌感染证据时无需应用抗菌药物。儿科处方经常将抗菌药物与抗病毒药(病毒唑、炎琥宁、穿琥宁等)联合用于病毒感染,且所有的门诊患儿未做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②重复用药:如青霉素与美洛西林、青霉素与氯唑西林的联用等。作用机制相同的同一类药物的联合使用,竞争细菌同一靶位,疗效并不增强,反而可能出现拮抗作用,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③用法用量不合理:老年患者,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1)每日4.5g,一日三次,静脉滴注。头孢哌酮对肾功能影响不大,但舒巴坦经肾脏排泄,成人每日最大剂量为4g。该患者血肌酐清除率显示肾功能减退,舒巴坦一日4.5g超出最大剂量,应根据患者肾功能减退的程度作适当调整。④给药间隔不合理:由于门诊患者就诊时间的特殊性,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及克林霉素等事件依赖性抗菌药物无法一日剂量分多次注射。这几类抗菌药物属于时间依赖性抗菌药物,其杀菌效果主要取决于细菌暴露在有效浓度中的时间,而与血浆峰浓度无关,除半衰期较长的头孢曲松外,均应一日剂量分次给药。另外青霉素类及某些头孢菌素类半衰期非常短,却加入250~500ml的溶媒中1个多小时才滴完,无法维持有效血药浓度,不仅不能有效杀灭病原菌,更易导致耐药性及热源的发生。⑤品种选择不合理:患者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无畏寒、发热等全身症状,仅表现咽红、扁桃体轻度肿大,周围血象显示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正常,考虑病原体多为病毒,其病程具有自限性,如无其他明显的全身症状及明显细菌感染症状,仅作对症处理即可。而医嘱却使用了第三代头孢菌素进行全身治疗。此外,轻症感染患者尽量选择口服抗菌药物。例如单纯尿路感染的门诊患者,左氧氟沙星同等剂量口服与静滴所达到的血药浓度是相近的,医嘱却使用了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静滴。在我院应用抗菌药物的患者中,口服给药比例远低于注射给药比例,尤其一些口服生物利用度较高的品种,建议医师采用序贯疗法,以降低患者的治疗费用,提高患者对治疗的顺从性,节约医药资源。⑥无指征频繁更换抗菌药物:抗菌药物若出现不良反应,如严重皮疹、瘙痒、静脉炎及胃肠道反应等引起患者不适,经医师权衡利弊可予以更换,或者体温持续不降或血象一直偏高,伤口恶化未能控制,药敏试验报道出现用药耐药的迹象,医师可在病历上注明更换原因。无指征的频繁更换抗菌药物可能导致耐药菌产生概率增加,感染控制进程延长。 3.2围手术期预防用药不合理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抗菌药物在预防清洁手术时,一般在术前0.5~2h给药或麻醉开始时给药,使手术切口暴露时局部组织中已达到足以杀灭手术过程人侵切口细菌的药物浓度。抗菌药物的有效覆盖时间应包括整个手术过程和手术结束后4h,总的预防用药时间不超过24h,个别情况可延长至48h,污染手术可依据患者情况酌量延长,抗菌药物选择的视预防目的而定,但必须是疗效肯定、安全、使用方便及价格相对较低的品种[8]。而部分临床医生预防用药时间达到3~8d,术后连续用药数次或数日不仅不能进一步提高预防效果,反而会破坏体内原有正常菌群的平衡状态,大量杀灭敏感菌使耐药菌过度繁殖,这种被选择出的病原菌一旦造成感染常常更加难以控制。此外选用的品种起点偏高,如选用头孢孟多酯钠、盐酸左氧氟沙星等二、三代头孢类以及氟哇诺酮类。如此预防用药并不能降低术后伤口感染率,不仅浪费药品资源,而且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易使细菌产生耐药性而造成不良后果。我院部分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还存在较严重的用药时机不当问题,主要表现在手术结束后才开始用药。 总结我院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新的抗菌药物不断上市,医生未能很好的了解药物的剂量、用法以及联合用药时可能产生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等,无法按照药物理化性质、药代动力学性质给药。②患者因药物知识匮乏,认为好药就是新药贵药,吃好药就能治好病,要求医生开好药。个别医生也盲目选用昂贵和新的广谱抗菌药。③患者的依从性差,不能接受1日内数次给药,要求医生加大剂量一次给药,导致抗菌药物使用不规范。④病原学标本留置不当或者细菌培养过程不规范导致病原菌培养结果不准确,药敏试验无法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给临床选择抗菌药物增加了难度。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院要求各临床科室切实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进行整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监管。成立以院长为第一责任人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督导小组。各临床科主任就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的各项考核指标签订责任状,将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纳入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全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进行监测、实施抗菌药物分级管理以及处方点评制度,同时严格控制院内各临床科室及I类切口手术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的适应症。医院建立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通报和诫勉谈话制度,每月落实评估、公示及奖罚制度。由药学部负责对临床各科抗菌药物使用量、使用率和使用强度进行排序、公示,对于未达到相关目标要求并存在严重问题的,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并将有关结果予以通报。此外,为了加强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多次组织全院范围的抗菌药物应用知识培训讲座,使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熟悉和掌握《指导原则》,并进行严格考核,不合格的医生和药师暂停其抗菌药物处方资格和调剂资格。 4结论 临床医生在使用抗菌药物时,应严格遵循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正确选用药物,注意给药剂量、给药途径和疗程等,减少无指征用药,考虑患者的特殊病理生理情况,尽可能做到个体化给药。作为临床药师,应该深入临床与医生进行交流,互换信息,宣传药品知识,做好用药咨询,配合好医生合理用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配合医务部门参加业务查房,做好抗菌药物的合理用药分析,与临床医生面对面讨论,及时纠正不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和经济。 作者:安薇 单位:湖北省中山医院药学部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分析微课设计模式论文 一、引言 作为医药化工领域比较重要的一门优秀课程,药物分析对于药物的研发以及药品质量的全面控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药物分析的双语教学改革对于该类双语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可利用的大块时间越来越少,而零碎的时间片段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社交媒体以及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开放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在零碎时间内的学习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对移动学习的要求日益凸显。近几年出现的“微潮流”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合理性,如“微信”、“微博”、“微电影”、“微视频”等。正因如此,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高级教学设计师、学院在线服务经理戴维·彭罗斯(DavidPenrose)于2008年提出的“微课程(Micro-lecture)”教学模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它强调教学知识点的“微化”、“碎片化”、“视频化”,一般时长5分钟左右,以便人们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学习。这些微视频可与现代移动技术融合,在移动终端上显现,也可称为移动学习或在线学习。微课程教学模式在国外得到了大力发展,出现了许多微课程网站共学习者随时学习。国内微课教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只在各网络平台上陆续出现了少量微课程。在医药化工领域,关于药物分析双语教学的微课设计研究目前尚无报道,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索。 二、药物分析双语教学的微课设计模式 视频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早已普及,微课教学实际上是将视频教学“碎片化”,但又不是简单地进行切片分割,因为微课教学同样要遵循人们的认知规律和认知心理学。通常来说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时间越久,越容易疲劳,从而丧失学习兴趣。就学习而言,5分钟左右的视频学习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容易集中精力,学习效率也高。视频教学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学习对象分析”、“学习需求分析”、“学习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设计”、“教学实施”以及“学习效果测评”等。其中,“学习需求分析”、“学习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设计”是整个教学设计的基础和优秀。药物分析课程对于医药化工领域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实践性课程,其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开展微课设计时除了考虑上述视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外,还要注重实践内容的设计。其设计模式需要考虑的因素可具体阐释如下。 1.学情分析。由于微课视频是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供所有人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的,而网络学习环境几乎都是开放的,学习者只需要一个邮件地址或者是一个账号就可以登录到平台。而学习者只需要根据自身需要,找到自己希望学习的微课单击一下,就可以学习这门课。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微课设计者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并不知道会有哪些学习者来学习这门课程。因此,在设计阶段,设计者需要先分析所设计的课程是面向哪些学习者以及他们可能会有的知识水平,再进一步分析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设想他们希望学到什么,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需要分析学习者会处于什么样的情境下进行学习,进而全面了解学习者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前期设计。 2.教学目标设定。教学目标是整个微课设计的重要部分,是整个微课教学设计的起点和终点。教学目标的设定具有整体性、灵活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开放平台上微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在对学习对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才能真正以学习对象为主体,使教学目标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通常微课程一般是以一个知识点为单位安排教学的,如进行药物分析双语教学时需要学习中国药典(ChinesePharmacopoeia)的基本情况,掌握药典基本框架和使用方法。微课程设计者需要据此设计好学习对象的学习目标,这种目标设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3.教学内容设计。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要精心设计,药物分析双语教学的微课程教学内容设计要考虑到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关联性,更要考虑到能否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与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微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才能逐步展开,对于微课设计来讲一般兼顾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切分教学内容的同时,要兼顾每个微课的教学内容与整门课程的统一性。对于药物分析课程而言,其本身有很多知识点,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设计成一个微课。所以分割教学内容以一个知识点或者一个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为单位,将教学内容分解成“整课—各章—各节—知识点”的结构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分级。 4.微课视频设计。微课教学视频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处于主体地位,教学视频的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学习者对该课程的学习的兴趣能否持久深入。首先要根据前述的学情分析、教学目标的确定以及教学内容分析来确定教学内容所适合的制作方式与制作工具。然后以一个知识点为单位进行视频内容设计。一般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①学习内容和教学策略设计。即在分析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以一个知识点为单位,使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出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同时应用多种丰富的教学策略,使每一个微课视频可以生动表达每一个知识点。②编辑详细教学内容。即采用文本、图片、音频等手段表达知识点。其中包括微课程标题名称、章节名称、知识点名称、内容、解说等,使微课教学视频制作变得具象化,方便教师的具体制作。 5.微课教学效果反馈。药物分析课程的微课设计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者大部分情况下是在进行自主学习,而且双语教学过程更加需要设计者对自己的微课视频是否能有效地被学生接受有所知晓。这就需要教学评价系统来反馈教学效果。由于微课教学大多情况下是学习者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其时效性非常明显,因此教学反馈环节设计的好,就可以即时获得学习者的学习反馈,更快地修正微课视频。综上所述,药物分析双语教学的微课设计模式至少需要以上五个方面来组成,每个方面还包含一些小的细节,可具体如图1所示. 三、结语 笔者在药物分析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双语教学的不易。而采用新的微课教学方法一方面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习者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学习,这可以较大程度地提升药物分析双语教学的质量。微课教学的优秀是微课视频的设计与制作,其整个过程必须遵循人们的认知规律,比如视频时间长度应在十分钟之内,视频设计者要采用各种方式丰富学习者的视听,使其更加愉悦地接收知识点。微课设计者要注意这些方面。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发展,移动学习需求不断增强,微课这种教学模式会在各领域中得到应用,希望本文能成为此潮流中的一颗水滴。 作者:郑辉 李世军 郑卫新 李万梅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药物分析论文:高职院校药物分析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笔者结合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实际情况,对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加以总结,从药物分析的理论教学内容、实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培养出符合高职高专教育要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关键词]高职高专;药物分析;教学探讨。 《药物分析》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优秀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观念及相应的知识技能,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具有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能力[1],是一门研究药品及其制剂的组成、理化性质、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及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等内容的学科。其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大多难以把握药物分析的特点和规律,无法提高学习水平,有的甚至难以入门。如何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障碍,全面提高药物分析的学习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认真研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药物分析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进,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理论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面向基层的高级技术人才[2]。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此目的指导下笔者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接受能力,选择难易适中、先进实用的教学内容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时以分析化学的各类方法为主线,在介绍各种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测定条件等知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简单的、学生较为熟悉的药物供学生讨论。 并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全面提高药品质量的主题,抓住药品质量控制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三方面的基本规律,紧扣各类药物结构的特点与分析方法之间关系,突出剖析具有特性的方法,尤其重视同一分析方法在不同类型药物分析中的异同点比较。此外笔者还结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把药典知识、药品全面质量控制、药品管理、药品质量标准以及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药物及药物质量管理有关的知识,在课堂和实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具体地讲授过程中,药物分析教材中各类药物基本上是以化学结构进行分类的,所以笔者在教学时紧紧抓住“结构-性质-检验(即鉴别、检查、含量测定)”这条主线,并结合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引导学生从剖析药物结构入手,分析其相应的理化性质,介绍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门课程。 2实训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是高等医药院校最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3]。高职高专教育中,实训课所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笔者对药物分析实验内容进行改革。 首先,笔者设计一些基本技能实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以及基本仪器设备的训练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例如通过对盐酸普鲁卡因、葡萄糖及其注射液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药物原料或制剂的性状观测、真伪鉴别及纯度检查实验,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中常用的性状观测设备及性状描述术语,了解并掌握药品真伪鉴别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熟悉药物纯度检查的常规项目及限量的计算,并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查操作。 其二,笔者还增加了综合性实验,主要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药品质量控制,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实验内容主要综合药物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总结、分析。 如通过对牛黄解毒片及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制剂的质量全检验实验,学生能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检验工作的程序、项目和过程,为其独立进行药品质量的检验、药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等工作积累技能。 另外,笔者根据药物分析方法学的要求以及药物分析在实际工作总的发展趋势,安排的七次学生实验涵盖了旋光法、薄层色谱法、容量分析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常用药物质量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笔者的最大教学资源来使学生真正掌握实际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操作,提高动手能力。 3教学方式。 药物分析课程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操作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中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程、严格的技术动作、细微的结构等,通过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反复演示等手段予以解决,不但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另外,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环境中,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目前假药劣药给人民群众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并受到法律追究的实例,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严重药品事故: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非法搀入过期的四环素,致湖南株洲中毒58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不完整,从而导致欣弗(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集中出现患者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80多例,死亡9例;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因使用了强毒的工业溶剂二甘醇原料,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等。假药劣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患者与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生产厂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实践证明,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能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考核方式。 为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笔者对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进行改革。期末总评成绩包括2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占30%,根据学生实验课表现及实验报告、讨论分析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二是期末考试成绩,占70%。在理论课试卷设计上,着重主观题的分量,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情况和学生知识面。这样,试卷不再是成绩的最终结果,学生学习积极性得以保持,既保证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避免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总之,药物分析课的教学探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教育思想及观念的转变,又涉及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既涉及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又涉及平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与同仁们的不断探讨,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药物分析论文:医院药物咨询开展的价值及作用分析论文 【摘要】探讨和分析开展药物咨询工作的必要性,提出了开展药物咨询的内容,阐述了开展药物咨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药物咨询必要性内容意义 随着人们对用药安全、有效等问题的关注和医疗改革的深入,“以药养医”的局面正逐步改变,在这一巨大挑战下,我们应提高药剂工作的技术含量,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患者提供直接的和负责的以达到提高患者生命质量这一既定结果为目的的与药物有关的服务,即药学服务(PC),以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合理。就门诊药房而言,药师在接到处方后要进行审方、调配、发药、交待等工作,而门诊药房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仅靠发药过程中短暂的时间内往往对患者做不到更详尽、确切的解释。因此,开展药物咨询工作就尤为重要,这是药师向患者提供的直接面向患者的药学服务方式之一,也是临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开展药物咨询工作的必要性 医院面对大量的门诊、急诊患者,就合理用药问题仅靠在发药窗口短暂的时间内医务人员很难做到将各类药品的使用、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注意事项等问题向患者逐一解释清楚。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大量新药不断研制出来,另外,合资药、进口药品不断增加,多种药物合并使用的处方越来越多,致使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不断升高。商品名的使用,造成同一种成分的药品有多种名称,如甲苯恶唑辛制剂,就有萘福潘、平痛新、肌舒平等多种名称。处方中重复用药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头孢氨苄和先锋Ⅴ号两种药合用等。另外,处方中药物互相拮抗的也时有出现,如降糖药甲磺丁脲与利尿剂氯噻嗪合用而导致后者抑制了前者促胰岛腺素的释放。 开设用药咨询服务以后,患者用药中的疑问,可直接向药师咨询,药师可根据患者的提问,有针对性地给予详细指导,从而使患者得到了在医生那里难以得到的药物知识。这种药师与患者面对面的交谈,普及了药学知识,使患者掌握了科学合理的服药方法。这样既可以得到患者的信任,还拓宽了药学人员的专业知识范围。 开展药物咨询工作,可以转变人们对药剂工作的错误看法。在人们的印象中,药师只是从事简单的“照方抓药”工作,对药房的工作要求也只是停留在不要拿错药,服务态度好的水平上。通过开展药物咨询工作,直接与患者面对面地解释与药物有关的问题,药学工作也由传统的保障供应型向药学服务型转变,提高了药师的地位,体现了药师的自身价值,改变了药师在患者与医护人员心中的形象。 随着人们自我保健、自我药疗意识的提高,药物的相互作用、不良反应、用药时间与方法等合理用药内容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开展药物咨询工作,可以满足患者的药疗需求。同时,随着医药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新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师或药师对各类新药信息往往不能及时全面地掌握,药物咨询服务可以将这种工作中出现的暂时问题得以及时补充和纠正。 展药物咨询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指导患者正确合理地使用药物,尤其在门诊量大的医院中,医师与药师每日接待的患者人次较多,工作任务繁重,与患者接触时间较短,不可能对每一位患者做到详尽周密的解释,患者有时对医师或药师的解释产生模糊概念,甚至根本没听明白,药物咨询服务可以更清楚、详细、耐心地解答患者的疑问,使患者合理使用药品,不会因用药不当而影响治疗效果。 二、药物咨询的内容 2.1儿童、老人和成人用药问题。儿童应慎用成人药首先,成人药物剂量大,小儿服用时要分剂量,难免会出现分剂量不准确的问题,剂量过大,毒副作用增大,剂量过小,达不到有效血药浓度,而某些药物如肠溶片是为了使药物不受胃酸、胃酶的破坏,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在到达小肠后才崩解产生疗效,这类药物不宜切开或研碎服用。胶囊剂若要分剂量,只能是将胶囊壳打开,将内含药物用目测的方法分。对于缓控释制剂,因内含不等速释放的药物颗粒(使体内药物浓度平衡,以达到长效的目的),若将其从胶囊内到出分量服用,会破坏药粒比例,影响疗效,同时也失去了保护、遮味和隔离的作用。其次,有些成人药物不适宜儿童服用,如常用的诺氟沙星,经动物实验证明对软骨发育有障碍,儿童和孕妇慎用。感冒通中含有双氯芬酸,对肾小管有损害作用,还可导致急性血小板减少及各种脏器出血,小儿排泄功能差,会导致无痛性血尿的发生。因此儿童应慎用成人药。老年人(65岁以上)各脏器的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均逐渐出现退行性改变,从而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也产生相应的影响。据文献报道,超过60岁的老年人用药物治疗而发生不良反应的危险性是一般成人的2.5倍。因此,给老年人用药时需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学变化及药物动力学特点,就能合理用药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老年人对药物耐受性低,一般开始剂量要小,为成人的1/2~1/3药量,然后视治疗情况缓慢增加。 2.2用药方法某些药物,如高锰酸钾片,具有很强的氧化作用,常用于皮肤、黏膜的伤口炎症及溃疡的洗涤,促进疾病痊愈,在配制坐浴用的溶液时,应告知患者,要用温开水将其充分溶解成粉红色溶液即可,该溶液不稳定,只能保存2h左右,故应新鲜配制,切忌用开水溶解,否则会分解失效;炉甘石洗剂用药前应充分摇匀,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疗效;硼酸粉15g用温开水或生理盐水500mL溶解后湿敷用于消肿,还有中草药的“先煎后下”等这些在使用时需要特殊交待用法的药物应给患者介绍清楚,防止因使用不当影响疗效或导致不良反应发生。 2.3药品的贮存药品都有其一定的储存条件,普通药品常温保存即可,而对于某些特殊制剂,如人血丙种球蛋白、破伤风抗毒素等生物制品需在2℃~8℃下保存。栓剂应在阴凉处存放,防止温度过高而变软变形,影响使用。叶酸、维生素A对光敏感,应避光保存,防止因光线的影响而发生氧化反应,加速药物分解。 2.4服药时间及次数希望药物在胃肠内发挥作用,或者为了使药物充分吸收,迅速奏效,均宜在饭前30min服用,如健胃药、止泻药、滋补药等;反之,要求在消化过程中发挥作用或是避免对胃肠道刺激,则需在饭后15min~30min服用。如助消化药和对胃肠道刺激性较强的药物等;催眠药宜在睡前10min~30min服用;抗过敏药如盐酸赛庚啶于7:00服用药效达15h~17h,而在19:00给药,仅能维持6h~8h;抗贫血药如富马酸亚铁片在19:00服用比在7:00服用的吸收率高1倍左右,故宜晚上服用;解热镇痛药应根据病情酌情服用,对于高热或高热持续不退者,可适当给予解热镇痛药降温,以防止损伤脑细胞,并及时就诊,不可多次给药,避免因使用不当掩盖症状,延误诊治。 为使药物服用之后,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就要注意用药的时间和次数。大多数药物是每日服用3次,但由于药物的半衰期不同,在体内消除快的药物、给药次数要相应增加,在体内消除慢的药物,给药次数要相应减少。长期应用的药物,要注意蓄积中毒。另外还要考虑到每天发病的时间。例如,过敏性鼻炎在起床时比中午重,劳力型心绞痛及其他缺血性心脏病在醒后4h内最为多见等。因此,药物的服用时间(如饭前、饭后服等)须根据具体药物而定。如阿奇霉素应在饭前lh或饭后2h服用,治疗哮喘患者时、类固醇制剂应在下午服用。因为哮喘多在后半夜发作,其血清药物峰值在夜间出现,故对患者的治疗有益。 2.5联合用药问题涉及多种药物能否一起服用。多种药物配伍使用,可能表现为药理作用的协同或拮抗、不良反应的加重或减轻等。我院常用药物有上千种,还有几十种自配制剂。多种抗生素药品合用,多种止痛药合用,多种心血管药物合用屡见不鲜。如卡托普利和维拉帕米与地高辛伍用时,前两者均能显着降低地高辛的肾清除率及非肾清除率,使地高辛的生物半衰期明显延长,血药浓度显着升高,易产生中毒症状。 2.6药物说明由于有些药物有多种药理作用和治疗用途,或者一种药物有多种剂型,使用不同的部位能发挥不同的疗效。另外某些厂家的药品说明书较为简单,患者一时弄不明白,如甲硝唑外用,治疗滴虫性阴道炎,口服或注射,治疗厌氧菌感染;卡马西平除治疗癫痫外还治疗三叉神经疼痛等,我们都给患者分别解释清楚。咨询的内容还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中西药能否一起服用,不要随便加大药量或减少用量,否则达不到治疗效果,甚至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 三、开展药物咨询的重要意义 随着人们更加对自身保健的重视,到医院就诊除看病外,还想多了解一些医药知识,用药咨询处起到了对医生看病的补充,使患者掌握了科学服药方法,获得了对该病用药的知识,对于疾病的早日康复是非常有益的。 参与咨询的人员应具有丰富的临床医学知识。掌握各类药物的药理作用,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证,还应懂得各类药物的理化性质、复方制剂的组成,体内相互作用,药品的保存条件等。做好用药咨询工作,必须不断学习新理论、新知识,还要具有满腔热情地为患者服务的精神,深入浅出地回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药物咨询工作是医院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剂科的窗口。药物咨询工作的好坏,关系到药剂科的工作质量和患者享有的医疗服务质量。用药咨询服务是在门诊药房开展临床药学的新形式和方法。药物咨询工作是临床药学的前哨阵地,做好药物咨询工作对于开展临床药学具有重要意义。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经济学在控制中的作用分析研究论文 摘要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药物经济学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本文对药物经济学的定义、研究方法、实施步骤及作用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药品费用控制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左右来源于药品,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优秀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a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1lunwennet1net)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药物分析论文:显色反应在药物分析中的体现论文 【摘要】显色反应在药物分析中常用于药物的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文章着重讨论药物定量分析中的显色反应类型,特别是用于含量测定的显色反应类型——配位显色反应、氧化还原显色反应、离子缔合显色反应、重氮化-偶合显色反应、亚硝化显色反应、缩合显色反应、碱处理显色反应、脱水显色反应、电荷转移显色反应和超分子显色反应等。 【关键词】药物分析显色反应 前言 所谓显色反应是指在被测药物体系中加入某种试剂而呈现颜色的反应,也叫呈色反应。显色反应在药物分析中常用于药物的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目前在药物分析中的显色反应有配位显色反应、氧化还原显色反应、离子缔合显色反应、电荷转移显色反应、重氮化-偶合显色反应、亚硝化显色反应、缩合显色反应和超分子显色反应等,但是至今未有人加以总结讨论,本文就这些显色反应类型分别加以讨论,以供同行们参考。 一、配位显色反应 配位显色反应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显色反应。利用有机药物分子中含有的配位基团与金属离子或药物中含有的金属离子与含配位基团的化学试剂形成有色配合物的显色反应叫配位显色反应(后者是普遍现象,这里不再举例)。例如江虹等在pH为7.0~8.0的弱碱性溶液中,利用Th(Ⅳ)与四环素(TC)、强力霉素(DOTC)、土霉素(OTC)和金霉素(CTC)结合形成1∶2的浅黄色配合物,建立了用于市售四环素和土霉素药物含量测定的新方法。李胜等[2]在0.8~1.4mol/L盐酸介质中,利用氟罗沙星与Fe(Ⅲ)在室温下形成组成比为2∶1的在402nm处有最大吸收的稳定配合物,线性范围为2~48μg/ml,建立了片剂和胶囊中氟罗沙星的测定方法,相对标准偏差小于2.8%。吩噻嗪类药物在pH2时可与钯离子形成红色配合物,这就是测定吩噻嗪类药物的钯离子比色法。 二、氧化还原显色反应 氧化还原显色反应是利用氧化性物质氧化还原性物质产生有色物质的显色反应。如在pH2.5氯乙酸-氯乙酸钠缓冲液中,在加热条件下,偏钒酸铵迅速氧化异丙嗪,得到一种在520nm处有最大吸收的樱红色产物,可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制剂中的异丙嗪含量。又如皮质激素类药物将氯化三苯四氮唑还原为在485nm处有最大吸收的红色三苯甲臢染料,可用于皮质激素类药物(如氢化可的松)的定量测定。 三、离子缔合显色反应 离子缔合显色反应是利用带电荷的有机药物分子与带相反电荷的染料分子按计量比靠静电结合形成有色离子缔合物。如在pH3.5~4.0的缓冲介质中,西地那非与乙基曙红反应形成离子缔合物,使乙基曙红溶液颜色发生明显改变,离子缔合物的最大吸收波长在550nm,比乙基曙红红移了30nm,建立了万艾可中西地那非含量测定的新方法。 四、重氮化-偶合显色反应 重氮化-偶合显色反应利用芳伯氨基的重氮化反应再与偶联组分形成有色偶氮化合物的显色反应。例如田孟魁等利用磺胺类药物的重氮化反应再与α-萘酚偶联形成有色偶氮化合物测定了磺胺类药物的含量。利用对氨基苯磺酸重氮化溶液与胆红素偶联形成红色偶氮胆红素,建立了分光光度测定珍黄液中胆红素含量的新方法。 五、亚硝化显色反应 亚硝化显色反应是含酚羟基或仲胺基的有机药物分子与亚硝酸根反应产生有色亚硝化产物的显色反应。例如孟召晖利用肾上腺素与亚硝酸钠在中性介质中发生反应,在pH4.74的醋酸-醋酸钠缓冲溶液中,其亚硝化产物具有稳定的特征吸收峰,其最大吸收波长为477nm,测定的表观摩尔吸光系数为1.67×104L·mol-1·cm-1。利血平是仲胺类生物碱,能在稀硫酸介质中与亚硝酸钠发生亚硝化反应,产生在390nm处有最大吸收的黄色亚硝基利血平,可用于利血平原料药的分析。 六、缩合显色反应 缩合显色反应是指利用药物分子中的伯氨基与芳香羰基化合物(如芳醛、芳酮)形成有色席夫碱或利用药物分子中的羰基与含肼基的化学试剂形成有色腙类的显色反应。基于庆大霉素与3,5-二溴水杨醛缩合形成黄色席夫碱的反应建立了庆大霉素光度测定新方法,测定的表现摩尔吸光系数ε430达9.98×104L·mol-1·cm-1;利用茚三酮在酸性介质中与阿米卡星发生缩合显色反应可建立阿米卡星含量的测定方法;根据地塞米松磷酸钠具有4-3-酮甾体结构,与异烟肼发生缩合反应显黄色,在404nm处有吸收峰,建立了异烟肼比色测定麻地喷雾剂中地塞米松磷酸钠含量的方法。 七、碱处理显色反应 碱处理显色反应是利用碱性溶液处理有机药物分子使其形成有色钠盐的显色反应。如大黄素与NaOH反应产生在530nm处有最大吸收的红色大黄素钠盐,用Tween-80-(NH4)2SO4液固萃取体系萃取分离大黄中大黄素,用碱溶液处理所得大黄素,测定了中药大黄中的大黄素。 八、脱水显色反应 有机药物分子通过脱水产生有色物质的显色反应叫脱水显色反应。如雌激素在硫酸-乙醇介质中发生脱水反应,进而重排形成有色物质,这就是典型的Kober反应比色法。 九、电荷转移显色反应 电荷转移络合物也叫电子给予体-接受体络合物,电荷转移显色反应是指一类由富有电子有机药物分子(电子给予体)和缺少电子分子(电子接受体)两种分子形成有色电荷转移络合物的反应。电子给予体通常是含有孤电子氮原子的有机药物分子,电子接受体通常是缺少电子分子,如红霉素与结晶紫形成了电荷转移有色络合物,其最大吸收波长在593nm处,建立了测定制剂中的红霉素测定方法。 十、超分子显色反应 超分子显色反应是利用生物大分子与染料通过分子间作用力、静电引力及氢键等形成超分子而显色的反应。例如蛋白质在酸性条件下与虎红发生超分子显色反应,可以建立蛋白质的定量分析方法。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流产护理分析论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1000例早孕妇女,自愿要求药物流产,身体健康,月经周期正常,年龄18~42岁,停经≤49天。 1.2适应证:停经49天以内,B超显示宫内妊娠,孕囊平均直径≤20mm,无感染性病灶,血常规正常,无使用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禁忌证。药物流产前应排除异位妊娠,否则异位妊娠误行药物流产可导致失血性休克[1]。 1.3方法:第1、2天每早8时各顿服米非司酮75mg,服药前后2h须空腹,第3天8时空腹来院服米索前列醇600μg,并观察4~6h。如果孕囊未排出,可重复口服米索前列醇600μg,直到胎囊完全排出。如果阴道出血量过多,即在无菌操作下行清宫术。 2结果 1000例患者用药后5h内排出完整妊娠物973例,27例失败,其中21例重复用米索前列醇后3h排出完整妊娠物,6例在严格无菌操作下行清宫术。在院观察期间,全部病例阴道出血量相当于正常月经量。妊娠物排出后淋漓出血6~10天,月经复潮在药流后28~40天。 3护理 3.1心理护理:对手术疼痛及有关风险的恐惧是受术者普遍存在的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护士应对不同年龄、文化、婚姻等情况的患者,采用不同的有利于患者的语言进行交流。首次药物流产,多由于环境陌生,惧怕疼痛、出血、不了解整个过程及疼痛持续时间和药流后康复情况等,常表现为精神紧张、不知所措、恐惧焦虑等。对已婚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或避孕失败的经产妇,其忧愁、矛盾心理,多为社会因素,因工作紧张及家务繁忙而致身体恢复时间过短,或不愿为他人所知等心理负担,而表现为情绪紧张。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交流技巧,加强卫生知识宣教,融洽医护患关系,稳定药流患者紧张情绪,缓解恐惧和焦虑。医护人员应亲切劝慰早孕者,用礼貌语言介绍医疗环境、治疗经过、配合方法、中间可能出现相关问题以及应对疼痛的特殊技巧等。护士不但要熟练掌握各种技术操作,还要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采取交流技巧,帮助她们调整不良心理,用通俗易懂语言讲解药物流产的大致过程,使其明白药物流产是一种安全简单的过程,整个过程会有轻微腹痛,但不会经受太大痛苦,90%以上的孕妇会自动排出妊娠囊,从而使其有安全感,情绪亦会放松下来。未婚先孕者,可能存在一种羞耻心理,表现为躲躲闪闪,不愿说出真实姓名、年龄及工作单位,不愿碰见熟人。多由于年龄小、缺乏有关知识及社会适应能力。医护人员不能歧视、嘲笑、议论她们,应同情、关心、安慰她们,宣传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应说明医护人员会遵守职业道德,维护她们的隐私,为她们保守秘密,使她们从心理上得到温暖,卸下思想包袱,积极配合接受治疗。对已婚者多用医嘱性的语言、婉转语气进行有关知识宣教,如采取避孕措施的必要性,可行的避孕方法,药流后相应的休假安排,以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3.2用药指导:护士为患者发放药流药物时,应主动提供咨询服务,应详细介绍服药方法、剂量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少数人服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少量阴道出血、头晕、荨麻疹等,告知患者对症处理后即可解除,以减少其不必要的担忧。并注意观察阴道出血量,有无腹痛及阴道排出物。在家服用“米非司酮”期间如有腹痛或出血过多(出血量≥月经量2倍者)应立即前往医院检查,如阴道有排出物,应保留标本,及时来院检查胚囊绒毛是否完整。 告诉患者药流的危险性,要选择有清宫条件的门诊药流,不允许自行在药店购药。服药的第1、2天可在家休息,也可以正常上班,但应避免重体力活动。第3天8时,患者空腹来院,由护士发放米索前列醇600μg,口服后到门诊观察室休息,观察室环境应保持清洁、安静、优雅,使患者心情放松。放柔和的音乐,内设若干床位,并分别用布帘隔开,设有单独卫生间,卫生间备用消毒便盆,嘱其将阴道排出物保留在便盆内,由专门护士检查是否为妊娠物及胚囊绒毛是否完整。胚胎物排出后需在医院留院1h,观察阴道出血量及腹痛情况,并作相应处理,若阴道流血不多可回家休息。 3.3健康宣教:(1)流产后2周内适当休息,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悲伤、紧张、恼怒,以免影响子宫收缩。(2流产后的最初2~3天,阴道流血量一般相当于月经量或略多于月经量,若阴道流血量过多或持续不净要及时复诊。(3)注意保暖,避免冷水浴及冷饮,避免过冷引起其他并发症。(4)药流后阴道正常酸碱度被恶露血改变,加之子宫内膜创伤,机体生理防御机能减弱、抵抗力下降,极易造成女性生殖道感染。保持会阴清洁,流产后2周和流血期间禁止盆浴和坐盆,禁止游泳。保持会阴部清洁干净,勤换卫生巾、纸。每晚用清水清洗外阴,用清洁干燥的毛巾擦干,切勿用手掏洗阴道,也不可自由用任何药物洗剂冲洗阴道[2],可采取淋浴保持身体清洁。(5)饮食上应吃高蛋白富有营养易消化食物,如:肉、蛋、乳及豆类,忌食生、冷、辛辣。避免重体力劳动和剧烈运动。(6)病发症的自我观察:发热,体温37.5℃以上及寒战现象;阴道分泌物有恶臭现象;严重腹痛、恶心、呕吐现象;大量阴道出血或出血持续2周以上[3]。(7)流产后休息3-4周,如有异常时及时就诊;1个月内禁止同房。 药物分析论文:降压药物不良反应分析论文 1利尿药 有些利尿药会引起体内的离子钾丢失。它会引起虚弱、乏力、腿脚抽搐等症状。多吃一些富含钾离子的食物可以缓解钾的丢失,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把含有钾的溶剂或药片与利尿药一起服用来预防缺钾,像阿米洛利、氨苯蝶啶、螺内酯这几类药都具有保钾作用,它们可以自己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安体舒通一起使用。有些人在长期使用利尿剂之后也有可能得上痛风,但是这种不良反应不常见而且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控制。利尿药也可以升高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控制饮食、合理应用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来控制血糖。只要有医生合理的指导,血糖一般都不会升得太高,但也会有极个别的人出现性功能减退的表现[1]。 2β-受体阻滞剂 醋丁洛尔、阿替洛尔、美托洛尔、纳多洛尔、吲哚洛尔、普萘洛尔、噻吗洛尔会导致失眠、手脚发凉、乏力、抑郁、心率减慢还有哮喘样症状,也有可能引起性功能减退。如果病人有糖尿病同时服用胰岛素,就应该对所出现的症状做密切检测。 3ACEI类药物 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赖诺普利可以引起皮疹、味觉缺失、干咳等。少数情况下可以引起肾衰。 4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 这种药物偶尔可以引起头晕等症状。 5钙通道阻滞剂 地尔硫卓、尼卡地平、硝苯地平、维拉帕米可以导致心悸、踝关节肿胀、便秘、头痛、头晕,总之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很大差异。 6α-受体阻滞剂 这些药物能够引起心率增快、头晕以及站立低血压。 7α、β联合受体阻滞剂 用此疗法的病人经常出现站立低血压。 8中枢激动剂 α-甲基多巴能使病人在起身站立时血压大幅度下降,如果血压降得太低则会使人有晕厥的感觉。同时也会出现困倦、滞缓、口干、发热、贫血等现象。男患者有时会出现性欲减退。可乐定、胍那苄、胍法辛可以导致严重的口干、便秘或者困倦[2]。这些药物严禁快速停药,因为那样会导致血压快速上升并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9外周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 利舍平可以引起鼻不通气、腹泻、胃灼热,这些问题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通过改变用药剂量就可以解决。如果病人有失眠或抑郁倾向,这些药物就应该停用。胍那决尔、胍乙啶会导致一些人长期腹泻,如果患者接受长期治疗,这些症状会有所减轻。一般来说这些药物在病人站立时降压都过于强烈,以致于有些人会在早晨起床或突然站立时感到头重脚轻。如果病人出现上述反应,并且持续时间超过1~2min,坐下或躺下都不缓解的话,就应该减量或者停用一顿。同时有些药物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比如胍乙啶。服用这种药时要避开阳光和人群,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会导致低血压。有些男患者还会出现性功能减退[3]。 10血管扩张剂 肼屈嗪能够引起头痛、眼部周围水肿、心悸还有关节疼痛。一般来说这些症状都不太严重而且这种药很少单独使用。米诺地尔只用于那些顽固性高血压病人,它能导致水钠潴留和毛发增生。 药物分析论文:中药治疗药物监测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查阅近年来大量文献,文章针对中药不良反应的严重性和中药治疗药物监测(TDM)发展滞后的现状,对如何借鉴西药TDM开展中药TDM进行了探讨,以需要进行治疗药物监测的各类中药为突破口,总结归纳了中药TDM的研究思路并分析了其研究方法,且在方法中提到无创伤性样品(如尿液、唾液等)的应用。 【关键词】中药治疗;药物监测;不良反应 中药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drugmonitoring,中药TDM)是以中医药理论及药物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其通过各种现代化测试手段,定量分析生物样品(血液、尿液、唾液等)中活性成分及其代谢物浓度,探索血药浓度安全范围,并应用各种药物动力学方法计算最佳剂量及给药间隔时间等,实现给药方案个体化,从而提高药物疗效,避免或减少毒副反应,同时也为药物过量中毒的诊断和处理提供有价值的实验依据的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由于中药引起的不良反应日趋增多,且随着中草药药动学研究的广泛深入,使人们认识到要做到合理的使用中药,就必须对其在体内的作用规律进行深刻剖析,因而中药TDM应运而生并成为实现中药用药安全性的有效手段。 1中药TDM现状 与西药TDM相比,中药TDM发展还比较滞后,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清楚,这些都制约了中药TDM的开展。虽然没有西药TDM中诸如卡马西平[1]、氨茶碱[1]等成熟的监测理论和方法,但近年来大量的中药药动学[2,3]及临床药动学的研究[4]为中药TDM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药TDM,降低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频数,从而将实现中药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根据血浆中游离药物浓度可间接的作为作用部位药物浓度的指标[5]这一原理,有人提出,在血药浓度-效应关系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对中药及中成药进行TDM的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1)以活血化淤中药作为突破口,开展中药TDM,且已积累了一些资料,如川芎嗪、阿魏酸、丹参酮、水蛭素等[6]。(2)对毒性大的中药开展TDM,需在对这类中药进行充分的药动学研究基础上,通过设计合理给药方案,扬长避短,开发为高效安全新药,故这类中药的药动学及TDM亟待研究[7]。(3)确立TDM的监测指标,从而进行有效成分的治疗药物监测,在这方面,河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对中医90%以上处方应用甘草这一传统习惯,对“中药甘草制剂的TDM”进行了探索[8],提出了以血钾作为其TDM的监测指标,为临床合理使用甘草制剂,避免可能造成的醛固酮增多症(尤其与利尿药合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在血药浓度-效应关系未确立的情况下,目前许多临床药学工作者在努力寻找中药活性成分血药浓度的测定方法,有人提出以中药的剂量-效应关系来代替血药浓度测定,以便求得有关药动学参数,制定合理给药方案[9]。但是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药理活性部位不明确,没有可靠的监测指标,因此,中药的TDM应符合中医特点,紧密结合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理论,以中医的“证”为基础,如易使人失阴亡阳的虚证、急症、重症,在辨证拟定给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监护。药物方面主要是霉、剧、峻方药的作用,如大承气汤[10]等。 2中药TDM的展望 中药TDM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辅助诊断和处理药物过量中毒,在实现个体化用药、制定合理给药方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对中药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与西药相比,中药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即增效减毒。传统的中医以八纲、六经、气血津液及脏腑辨证为理论,对临床望、闻、问、切资料进行归纳,得出诊断结果是何证,再利用中药对症治疗。这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个体化给药,但是要将经验用药推进到科学用药,必需借鉴西医临床药学理论开展中医临床药学,利用客观、合理、可靠的指标(如血药浓度)来进行中药TDM,从而制定中药科学的个体化给药方案。通过中药TDM,获得大量治疗学的定量化数据,指导临床科学地辨证施治,解决长期困扰中医学的特、速、长和显效及其疗效重复性的难题,以带来中医药新的革命。 中药TDM在某种意义上与不良反应事件息息相关,应针对中药不良反应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11]如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用药因素来开展中药TDM。对于那些治疗窗口窄的药物,如细辛[12]日用量超过20g出现不良反应,马钱子生药服用量达到7g可致死亡[13];中毒症状容易与疾病本身相混淆的药物,如洋地黄毒性反应症状出现时,较难诊断的是因洋地黄用量不足,还是洋地黄中毒引起的[14];个体差异大的药物,如白芍、熟地本为无毒之品,常人服用一般不会发生过敏反应,但个别病人服后可引起过敏[15];需长期服用的中药及其制剂,如朱砂安神丸服用过久,可以造成慢性汞蓄积中毒[16];在治疗范围内,具有非线性动力学特性的药物,如双香豆素[17]等都需进行TDM,这些中药已有相应的药动学研究结果,但尚未进行中药TDM,对上述这些中药进行TDM将为药物过量中毒的诊断和处理,提供有价值的判断依据。肝肾功能损伤的患者,药物的代谢、排泄能力降低,若采用常规方法给药易引起不良反应或导致中毒,对这部分患者进行中药TDM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另外,当有些中药血药浓度与效应有较好的相关性,但临床用药已达最大剂量尚不见疗效时,应对这些中药开展中药TDM研究,将成为临床辅助诊断的手段。开展中药TDM,目前样本的选择与西药TDM一样主要采用血液进行药物浓度监测,即给药后不同时间抽血测定活性成分的血药浓度,分析实验数据并计算药动学参数,从而阐明活性成分在体内的动态变化规律。但测定的血药浓度是药物总浓度,不能代表具有药理活性的游离药物浓度,且存在采样时对患者造成反复多次的针刺创伤等弊端。而非创伤性采集的样品,如尿液、唾液、毛发等各有其不同的优点,其中唾液样品几乎不含蛋白,唾液中的药物浓度可直接反映血中具有药理活性的游离型药物浓度,对采样者(患者)可避免采血带来的弊端,在西药TDM领域中,唾液药动学是研究的前沿,也可以应用在中药TDM研究中。另外先进的现代分析仪器、技术和方便、快捷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为中药临床药学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可行的条件,进而将更加促进中药TDM的发展,制定安全、合理、有效的给药方案。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中药TDM刚刚起步,随着进入个体化用药的时代,运用中医学理论,使中药密切结合临床,在人体内发挥最大、最合理的防治疾病效能,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其有关的作用机理,开展我国独特的中药治疗药物监测,对阐明和揭示中药作用机制及其科学内涵,设计及优选中药给药方案,促进中药新药开发和剂型改进及质控,推动中医中药走向世界,并最终实现中药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药物分析论文: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帮助临床医生了解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药物,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合理。方法复习文献资料,从过敏反应、毒性反应、特异性反应、二重感染、联合用药引起或加重不良反应等几个方面,综述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及临床危害。结果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可以预防和控制,应重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结论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抗生素;不良反应 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临床用药中的常见现象。它不仅指药物的副作用,还包括药物的毒性、特异性反应、过敏反应、继发性反应等[1]。抗菌药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类用药,包括抗生素类、抗真菌类、抗结核类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剂类。其中以抗生素类在临床使用的品种和数量最多。目前临床常用抗生素品种有100多种。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但其在临床应用也引发了一些不良反应[2]。抗生素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危害后果是严重的。在用药后数秒钟至数小时乃至停药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均可发生不良反应。常见的有过敏性休克、固定型药疹、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等过敏性反应、胃肠道反应、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患者死亡[3]。因此,加强临床用药过程中的监督和合理使用抗生素对减少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1过敏反应 抗生素引起的过敏反应最为常见[5],主要原因是药品中可能存在的杂质以及氧化、分解、聚合、降解产物在体内的作用,或患者自身的个体差异。发生过敏反应的患者多有变态反应性疾病,少数为特异高敏体质。 1.1过敏性休克此类反应属Ⅰ型变态反应,所有的给药途径均可引起。如: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头孢菌素类等可引起此类反应,头孢菌素类与青霉素类之间还可发生交叉过敏反应。因此,在使用此类药物前一定要先做皮试。 1.2溶血性贫血属于Ⅱ型变态反应,其表现为各种血细胞减少。如:头孢噻吩和氯霉素可引起血小板减少,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可引起溶血性贫血。 1.3血清病、药物热属于Ⅲ型变态反应,症状为给药第7~14天出现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关节痛伴关节周围水肿及发热、胃肠道黏膜溃疡和肠局部坏死。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林可霉素和链霉素均可引起以上反应。头孢菌素类、氯霉素等抗菌药物还可引起药物热。 1.4过敏反应这是一类属于Ⅳ型变态反应的过敏反应。如:经常接触链霉素或青霉素,常在3~12个月内发生。 1.5未分型的过敏反应有皮疹(常见为荨麻疹)[6]、血管神经性水肿、日光性皮炎、红皮病、固定性红斑、多形性渗出性红斑、重症大疱型红斑、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多见于青霉素类、四环素类、链霉素、林可霉素等;内脏病变,包括急慢性间质性肺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肝炎、弥漫性过敏性肾炎,常见于青霉素类、链霉素等。复方新诺明还可引起严重的剥脱性皮炎。 2毒性反应 抗生素药物的毒性反应是药物对人体各器官或组织的直接损害,造成机体生理及生化机能的病理变化,通常与给药剂量及持续时间相关。 2.1对神经系统的毒性如:青霉素G、氨苄西林等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反应,严重者可出现癫痫样发作。青霉素和四环素可引起精神障碍。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多粘菌素类和四环素可引起耳和前庭神经的毒性。链霉素、多粘霉素类、氯霉素、利福平、红霉素可造成眼部的调节适应功能障碍,发生视神经炎甚至视神经萎缩。 新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可引起精神系统不良反应。另有报道,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可能减少突触前乙酰胆碱释放或加强了突触后受体抑制作用,可诱导肌无力危象。 2.2肾脏毒性许多抗生素均可引起肾脏的损害,如: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万古霉素。氨基糖苷类的最主要不良反应是耳肾毒性。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第3代头孢菌素的半衰期均有不同程度延长,应引起临床医生用药时的高度重视。 2.3肝脏毒性[7]如:两性霉素B和林可霉素可引起中毒性肝炎,大剂量四环素可引起浸润性重症肝炎,大环内酯类和苯唑青霉素引起胆汁淤滞性肝炎,头孢菌素中的头孢噻吩和头孢噻啶及青霉素中的苯唑西林、羧苄西林、氨苄西林等偶可引起转氨酶升高,链霉素、四环素和两性霉素B可引起肝细胞型黄疸。 2.4对血液系统毒性如:氯霉素可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中毒性粒细胞缺乏症,大剂量使用青霉素时偶可致凝血机制异常,第3代头孢菌素类如头孢哌酮、羟羧氧酰胺菌素等由于影响肠道菌群正常合成维生素K可引起出血反应。 2.5免疫系统的毒性如:两性霉素B、头孢噻吩、氯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6]。对机体免疫系统和机制具有毒性作用。 2.6胃肠道毒性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较常见。可引起胃肠道反应的药物如:口服四环素类、青霉素类等,其中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等药物即使注射给药,也可引起胃肠道反应。 2.7心脏毒性大剂量青霉素、氯霉素和链霉素可引起心脏毒性作用,两性霉素B对心肌有损害作用,林可霉素偶见致心律失常。 3特异性反应 特异性反应是少数患者使用药物后发生与药物作用完全不同的反应。其反应与患者的遗传性酶系统的缺乏有关。氯霉素和两性霉素B进入体内后,可经红细胞膜进入红细胞,使血红蛋白转变为变性血红蛋白,对于该酶系统正常者,使用上述药物时无影响;但对于具有遗传性变性血红蛋白血症者,机体对上述药物的敏感性增强,即使使用小剂量药物,也可导致变性血红蛋白症。 4二重感染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表面和腔道黏膜表面有许多细菌及真菌寄生。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机体微生态系统在相互制约下保持平衡状态。当大剂量或长期使用抗菌药物后,正常寄生敏感菌被杀死,不敏感菌和耐药菌增殖成为优势菌,外来菌也可乘机侵入,当这类菌为致病菌时,即可引起二重感染。常见二重感染的临床症状有消化道感染、肠炎、肺炎、尿路感染和败血症。 5抗菌药物与其他药物合用时可引发或加重不良反应[8]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是需要联合用药的,如一些慢性病(糖尿病、肿瘤等)合并感染,手术预防用药,严重感染时,伴器官反应症状,需要对症治疗等。由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引发或加重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5.1与心血管药物合用红霉素和四环素能抑制地高辛的代谢,合用时可引起后者血药浓度明显升高,发生地高辛中毒。 5.2与抗凝药合用头孢菌素类、氯霉素可抑制香豆素抗凝药在肝脏的代谢,使后者半衰期延长,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红霉素可使华法林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四环素类可影响肠道菌群合成维生素K,从而增强抗凝药的作用。 5.3与茶碱类药物合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也可以抑制肝细胞色素P450酶系统,使茶碱血药浓度增加。红霉素与茶碱合用时,茶碱血药浓度可增加约40%,而茶碱可影响红霉素的吸收,使红霉素的峰浓度降低。 5.4与降糖药合用氯霉素与甲苯磺丁脲及氯磺丙脲合用时,可抑制后者的代谢,使其半衰期延长,血药浓度增加,作用增强,可导致急性低血糖。 5.5与利尿剂合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庆大霉素与呋喃苯胺酸类合用时,有引起耳毒性增加的报道。头孢噻啶与呋噻米合用时可增加肾毒性,原因可能是合用时前者的清除率降低。环孢菌素与甘露醇合用时,可引起严重的肾坏死性改变,停用甘露醇后,移植肾的功能可得到恢复。 5.6与其他药物合用红霉素、四环素与制酸剂合用时,可使抗生素的吸收降低。大环内酯类红霉素与卡马西平合用时,可引起卡马西平中毒症状。 综上所述,合理使用抗生素,重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对于临床医生安全用药,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诊断分清是否为细菌感染,如利用标本的培养判断认为是细菌感染,才是应用抗菌药物的适应证。熟悉抗生素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特点,掌握药物的临床药理作用、抗菌谱、适应证、禁忌证、不良反应以及制剂、剂量、给药途径与方法等,做到了解病人用药过敏史,使用药有的放矢,避免不良反应发生。在医、护、药三方加强ADR监测[9~11]。 同时对药物监测、临床血液及生化指标检验监测、护理监护等[12]。特别是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进行血药浓度监测的同时也应监测肾功能和听力;合并用药时对受影响药物的血药浓度进行监测,如红霉素或四环素与地高辛合用时,对地高辛药物浓度进行监测或避免合用;口服抗凝剂与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合用时,应监测患者的凝血时间,或避免合用;必须合用时,须调整口服抗凝剂的剂量。 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较多,认真细致的护理工作,特别是对儿童及老年患者的周到护理,是对药物不良反应及时发现和处理的重要环节。对护理人员进行临床药理知识的培训,增加他们这方面的知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 一旦发现不良反应应采取果断措施,如停药或换药。若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这些做法对抗生素不良反应的预防和补救都是行之有效的。 药物分析论文:糖尿病药物以外治疗分析论文 【摘要】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对糖尿病的控制起着很大的作用,通过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可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疗效。 【关键词】糖尿病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糖尿病是继心血管、肿瘤、艾滋病之后的第四大致人死亡疾病。我国糖尿病(DM)的患病率正在呈快速上升趋势,根据统计,目前我国患病率达3.2l%,比10年前提高了3~4倍,有2/3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不良。糖尿病的治疗效果除了与患者病情和现有的医疗条件等因素有关外,尚有赖于患者自身,而掌握一定的糖尿病知识与技能是患者实现有效自身管理和控制的基础,因此患者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在糖尿病的治疗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当前护理工作中,如何开展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探讨最适宜的教育模式,是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大难题[1]。 1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的必要性 1.1我国糖尿病病人对糖尿病的基本知识、检查治疗及自我护理知识普遍缺乏了解一项对216例糖尿病病人调查中发现,58.33%的病人不了解糖尿病的预后情况,21.29%的病人不了解饮食控制的重要性,75.61%的病人不了解高血糖的危害性。有47.9%的新诊断糖尿病病人从未接受过糖尿病教育。87%的病人不了解如何正确使用降糖药物及如何避免其副作用;60%的病人不控制饮食;72%的病人不会自我监测血糖和尿糖;92%的病人不了解如何适度活动,病程中34%的病人发生过低血糖;88.4%的病人愿意积极配合治疗;90.7%的病人认为接受糖尿病知识教育非常必要[2],说明绝大多数糖尿病病人渴望接受全面、系统的指导,从而有效地控制糖尿病。 1.2接受过健康教育后,疗效明显提高有人将98例糖尿病病人随机分为“健康教育组”和“传统教育组”,住院期间向传统教育组的病人进行传统的糖尿病知识宣教;健康教育组则由责任护士按程序对住院病人实施系统化的健康教育。分别观察两组病人掌握相关知识、掌握相关技能及认识态度(遵医行为)等3个项目,结果显示:健康教育组分别为91.5%、93.5%、96.0%,传统教育组分别为74.6%、73.4%、,88.1%,(P 0.01、P 0.01、P 0.05)。国外有研究人员将1395例高危糖尿病病人(有糖尿病家族史、肥胖、糖耐量减低、静坐生活方式者)随机分为教育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由接受过专业糖尿病知识培训的护士对病人进行教育、监督。并由经主治医师进行督促;而对照组病人则不接受任何训练。3个月后随访发现,干预组病人中分别有15%、16%和6%接受了运动、饮食和减重计划,而对照组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3%和2%(P 0.05),说明护士教育和医师督促相结合,在高危糖尿病人群中能增加其对运动、饮食和体重控制的依从性,从而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1.3随着近年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给糖尿病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研究发现,糖尿病在发病上不仅与上述生理病理学上的因素有关,还与社会环境、心理因素有关,如工作学习长期过度紧张,人际关系不协调,生活中的突发不幸事件等社会、心理上的不良刺激,都是糖尿病发生和引起加重的重要因素。临床观察进一步发现,大多数糖尿病人除了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以及血糖增高这些大家都熟悉的症状和表现之外,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思维、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心理障碍和情志活动的异常,如忧思过度、心烦不安、紧张恐惧、急躁易怒、悲伤易泣等。在对这些病人诊治过程中,单纯用药物来治疗,如口服降糖药或注射用胰岛素,疗效往往不够理想,而同时配合以心理疗法,采取形神合一、身心同治的方法进行治疗,常能收到事半功倍或单纯药物达不到的效果[3]。从而认识到糖尿病是一种身心疾病,心理、社会因素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治疗糖尿病也必须重视纠正和消除来自社会、环境的不良刺激,使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恢复正常。在此前提下,再配合药物治疗,身心同治,才能收到满意疗效。因此,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心理疗法是非常重要的。 2健康教育的实施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糖尿病病人的护理工作已由单纯症状护理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包括生理、心理及社会相关知识教育)转变。在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有了糖尿病教育护士协会。护士作为糖尿病病人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必须做好健康教育工作。 2.1教育针对的人群包括门诊糖尿病患者和住院患者糖尿病患者教育内容可分为:治疗基本知识;糖尿病的本质、诊断、治疗原则、急慢性并发症等。基本生存技能;胰岛素注射、服药、家居血糖监测、低血糖处理、运动饮食调节等;预防知识;生病的处理、足部护理、旅行须知等。 2.2教育模式分为个体化教育、小组教育和患者联谊会 2.2.1个体化教育评估了解患者的一般情况;测量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MI)、腰臀比;评估患者饮食、运动状况,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是否伴有慢性并发症;了解近期的检验结果;目前接受的治疗方案;家庭背景及支持等。根据评估的结果了解患者现存问题,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每次重点估计2~3个问题,作为本次教育的目标。根据上述已经确定的目标制定详细的教育计划,包括个体化教育和小组教育方案,预约下次教育时间。最后通过一对一形式的教育,指导用药细则,调整食谱和运动计划。 2.2.2小组教育以小组为单位,每次15人左右,由糖尿病专科护士、营养师、足病诊疗师主讲,通过问答、交流、观看录像等形式让患者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这种教育方式易于提高患者学习的兴趣,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能够详细而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疑惑,增进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另外,小组活动也为患者之间交流提供了1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更好地配合糖尿病的管理。对于住院患者和出院患者可有不同的计划,住院患者的护理教育计划:住院期间,糖尿病护士和医生合作,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制定完整的教育计划,积极实施并及时做出效果评价。出院患者的评估教育及跟踪服务:住院患者出院1~2周后常规来糖尿病中心复诊,糖尿病中心的护士要再次全面评估患者对糖尿病知识的认识程度、饮食、治疗、生活习惯及自我管理水平,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对患者明确目标实施合理有效的教育。对每个患者教育都需制定明确的目标,目标是因人而异,根据年龄、家庭支持、患者存在的问题而定,下次复诊时评估上次的目标有无实现[4,5]。此后,对每一例糖尿病患者一般进行1~4次的跟踪评估。出院后,患者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与中心护士及时联系。 2.2.3患者联谊会可使患者更多地了解糖尿病知识,并打消因患糖尿病而产生的孤独感。一种最好的方法是与同样患糖尿病的病友交流。现在有很多地区成立了糖尿病病友自己的俱乐部组织。在这些团体组织中,你会遇到糖尿病病友也在学习患糖尿病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在一起互相学习,采用新的更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会做得既容易又有趣。如此改变生活和学习方式,对每个病友都有益,并为新的友谊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团体中,许多糖尿病病友聚集在一起,比较他们各自的自我康复记录和交流他们各自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3心理状态分析及心理护理 不同时期、不同心理类型的病人采用不同的对策。糖尿病患者有以下常见心理状态。 3.1悲观、失望、抑郁心态由于此类患者多是l型青少年或2型经长期药物治疗疗效不佳者,需终生依赖外源胰岛素替代治疗。当他们得知没有根治的可能,或有的经数年至十数年满怀信心地积极治疗,最终药物失效,依靠药物维持治疗的希望破灭,常有一种愤怒的情感,对治疗采取消极的态度。针对患者的心理情况,我们在做宣教时用亲切、诚恳的语言取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让患者了解到DM目前虽不能根治,但通过合理控制饮食、适当运动、科学用药、保持良好的情绪可以控制病情,并能像健康人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帮助患者解决实际困难,减轻其心理负担。以宣泄法使患者发泄愤怒的情绪,以升华法转移其矛盾心理,并且反复讲述DM的治疗前景并请恢复较好的患者介绍经验,消除患者悲观、愤怒和失望的心态,解除心理抑郁状态,树立战胜疾病的必胜信心。这类患者情绪稳定后均很主动地配合治疗护理,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3.2恐惧、焦虑的心理由于糖尿病是一种难以彻底治愈的终身型疾患,而且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种种并发症,加上因缺乏相关知识或认识的片面化,一些病人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也在所难免。他们恐惧被截肢而成残疾人,恐惧疾患带来的难以想象的麻烦,更恐惧折寿和死亡。如有些病人发现其他糖尿病人患糖尿病坏疽或眼底出血时,就怕得不得了,紧张、恐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病人甚至夜不能寐,从而使病情加重。还有的糖尿病病人合并有末梢神经病变,肢体麻木、疼痛,也怀疑得了糖尿病坏疽,担心要被截肢,一天到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对肢体疼麻感觉特别敏感,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服药也难以见效。而其实,糖尿病并非不治之症,其死亡率远比许多疾病都低得多。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情都渴望得到有效控制,病人中的长寿者也比比皆是。对以上所述的这类病人,可用转移注意式的心理治疗,这是一种把患者的注意力从疾病上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以减轻病情或使疾病转向痊愈的心理治疗方法,用言语诱导的方法说服和影响,转移其注意力,可收到单纯药物达不到的疗效。 3.3怀疑、拒绝和满不在乎的心理出现此类心理的患者多数为初发病且疾病症状较轻或无症状者,糖尿病早期患者一般都症状较轻甚至根本没有症状,有的还可能反常地“红光满面”,给别人一种“体格健壮”的假象。还有的患者误认为血糖高些对身体健康并无大碍,故对疾病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还有的患者甚至怀疑医生诊断有误,拒绝改变饮食习惯和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服药治疗。还有些患者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血糖成功地下降至正常水平,就自认为病已治愈而自行停药,并放松了对饮食的合理控制,也不注意劳逸结合,直到血糖急剧上升,病情变本加厉时才后悔莫及。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可能使得疾患更加难以治愈,甚至带来致命危险!这时可不与病人讨论病情,等待时机,可先不进入病人角色,但要告知患者家属如何照顾患者,主动关心患者,密切护患关系,以取得患者的信任。可请同病室的患者与其交流,通过发放糖尿病知识宣传资料、知识讲座及健康教育录像等,让患者逐步了解糖尿病的发病机理,明白它是慢性终身性疾病,需要坚持长期治疗。 3.4内疚、自责心理有的患者在认识到糖尿病与遗传相关时,便抱怨父母乃至祖宗八代怎么偏偏把病“传”给了自己。有的患有糖尿病的家长在得知子女也患上糖尿病后,深深的内疚感便油然而生,对于这类患者需用真诚的态度使之相信我们,让他把思想顾虑倾诉出来,让患者了解到DM目前虽不能根治,但合理地控制饮食、适当地运动、科学地用药、良好的情绪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并能像健康人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了解患者的实际困难,以减轻其心理负担,同时取得家属的配合,使患者调适自己的不良心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我们运用温和的语言、熟练的操作、丰富的医疗护理基础知识取得患者的信赖,主动与患者谈心,合理提供治疗信息[6]。对病情变化、检查结果主动向其做科学的、保护性的解释,帮助患者重新树立治疗信心,用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感染和影响患者,促使患者克服厌世的心理现象。 3.5抗拒对立和矫枉过正心理这是两种极端化的心理。一些由于得病时间较长、并发症多且严重,而治疗效果又不明显的患者,很可能对用药或治疗失去了信心,最后自暴自弃地对医务人员采取不理睬、不信任、不配合的“三不”态度。有的患者为了更快地“降糖”,便过量、过频用药,或过度节食、过度运动,最后造成低血糖,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昏厥。第一种情况单纯心理治疗效果往往不佳,需用多种手段配合治疗。第二种情况可用化验单来说明问题,常可收到奇效。 4改善病人的情绪状态 糖尿病人心理治疗的重点是改善病人的情绪状态,克服消极情绪反应,帮助病人合理地安排生活和遵从医嘱。主要有以下方法。 4.1支持心理治疗通过解释、说理、疏导、安慰等,进行支持性心理治疗,以帮助病人消除各种消极情绪反应。 4.2认知疗法帮助病人对糖尿病基本知识的了解,消除不适当的预测、误解和错误信念。提高治愈疾病的信心。 4.3行为疗法某些行为疗法技术可帮助病人遵从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计划,包括血糖自我监测,行为强化,行为塑造疗法等。 药物分析论文:癌症的药物治疗现状分析论文 【关键词】癌症;生物技术;放射治疗;免疫疗法 由于抗生素的发明使得人类对感染性疾病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的寿命因而也大大延长,然而随着生命的延长,使得癌症与心血管疾病跃升为20世纪末的主要死亡原因。由此可见,对癌症的肆虐我们不可轻视。本文以近代重组基因工程技术及人类基因组译码为药物发展界碑,逐一介绍癌症药物的演进,旨在为生物科技研发提供参考依据。 120世纪对癌症的传统疗法 20世纪的癌症治疗主要还是以外科手术、放射线治疗及化学治疗为主,但严重的副作用使得病患畏于就医,而致病情延误,间接的造成治疗效果不彰,疾病无法有效根治等情形。 1.1外科手术(Surgery) 利用手术将固性肿瘤摘除(Lumpectomy),而肿瘤的摘除须于癌症的早期,癌细胞尚未转移时进行,但大多数的癌症未于早期发现,如胰腺癌、肝癌、肺癌、食道癌等,而且某些部位的癌症手术非常困难,如头颈癌及脑癌等;手术切除通常无法完全清除癌细胞,术后的复发可能性及导致癌细胞转移可能性也极高。 1.2放射线治疗(Radiotherapy) 利用放射线同位素如60Co,以体外照射的方式,对癌症细胞的基因造成破坏,使细胞死亡,但是放射线同时也会对正常的细胞造成伤害,目前以研发利用单株抗体结合放射线同位素或癌症化学药物,有如导弹的功能,直接攻击癌细胞,避免正常细胞遭受伤害,同时减少药物副作用。 1.3化学治疗(Chemotherapy) 化学疗法如同放射线疗法,大多数的化学药物是针对癌细胞快速生长的特点所施予的,但是对某些正常细胞如毛囊细胞或骨髓细胞等,生长快速的细胞仍会大幅度造成伤害,而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掉发及呕吐等可能严重危及生命的副作用。一般使用的化学治疗药物有抑制核苷酸生成的抗代谢药物(如5-Fluorouracil、Methotrexate等)、干扰基因复制的烷基化剂(如Cyclophosphamide、Chlorambucil、Mechlorethamine等)、干扰酵素作用的抗生素类药物(如Dactinomycin、Doxorubicin等)、抑制有丝分裂的药物(如Paclitaxel、Vincristine等)、类固醇或荷尔蒙拮抗剂(用以治疗对荷尔蒙敏感的肿瘤,如Predmospne、Tamoxifan等)[1]。 220世纪末的抗癌药物 20世纪末,因为基因重组技术于1973年的发明,造成基因工程蛋白质药物的蓬勃发展,蛋白质癌症药物的发展也随新技术的开发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其中成功研发上市的药物有细胞激素类药物(Cytokine)、治疗用拟人单株抗体(Humanizedmonoclonalantiboby)等。 2.1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 癌症的免疫疗法主要是利用细胞激素(蛋白质药物),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对癌细胞进行一定程度的攻击,目前上市的细胞激素主要有两类:干扰素(Interferon,INF)及介白素(Interleukin,IL),大多为20世纪80年代所研发的产品。目前尚在研发中的产品有:细胞毒杀淋巴细胞生长因子(CytotoxicLymphocyteMaturationFactor,CLMF)、GM-CSF、G-CSF、IL-3、IL-12等细胞激素(其中GM-CSF、G-CSF为癌症病患接受化疗或放疗对造血细胞所造成伤害的辅助治疗剂)。 2.2单株抗体(Monclonalantiboby) 单株抗体是可与肿瘤细胞的特殊抗原(Tumorspecificantigen)形成非常具特异性的结合,目前有些公司推出以肿瘤化学药物结合放射线同位素(如131I或99Yt)的方式,将药物带到癌细胞内而造成癌细胞的伤害,并减少正常细胞的伤害。此类药物是为单株抗体当作药物使用的良好典范[2]。另一种治疗癌症的单株抗体药物Rituxan,以治疗低程度或微囊非何杰金氏淋巴癌,Rituxan是结合B细胞淋巴肿瘤细胞的表面抗原CD20的单株抗体,籍以降低肿瘤数量。 2.3研发中的其他药物 2.3.1抗血管生成(Anti-giogenesis) 药物目前唯一具有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3],原先此药物是设计来抗溃疡的,但之后发现另一新作用为抑制胃癌恶化。目前此类抗血管生成药物大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一般认为此类药物必须与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并用,来控制癌细胞的生长,但不作为治疗癌症的第一线用药。 2.3.2微脂粒(liposome) 技术微脂粒技术可作为癌症药物新剂型,降低癌症用药的副作用,由于微脂粒具有亲水性及疏水性双重性质,可将不溶于水的药物或毒性较高的药物包裹在微脂粒的内部,直接注射到肿瘤患部,这类药物目前有治疗卵巢癌的多柔比星脂质体Doxil。紫杉醇的微脂粒包裹剂型,目前也在积极研发中[4]。 321世纪最具有潜力的治疗癌症新技术 21世纪的疾病治疗将是以基因为主轴的治疗方式,尤其是以基因为主的研究领域上预期将会有跳跃式的进展。现将基因治疗的应用趋势归纳如下。 3.1导入正常基因基因治疗 可分为两类:传统的“基因补偿”与“基因置换”。基因补偿是利用正常基因的功能补偿变异基因的不正常功能,例如p53蛋白质变异时会造成细胞的繁殖失去控制,假若将正常的p53基因置入细胞中,将可补偿p53蛋白质的功能[5]。基因置换则是设法将突变基因从细胞核中剔除的方法,以便维持细胞中原有的基因调控功能。此项技术目前已有多家生技公司正在研发。有科学家指出基因置换法的技术层次太高,且风险太大。目前的基因治疗,大多还是以基因补偿为主。 3.2反义核苷酸链(Antisenseoligonuclleotide) 利用人工合成短的核苷酸链与有害基因转译的mRNA相互结合,以干扰有害蛋白质的合成;此方法目前所遭遇的问题是反义核苷酸链的专一问题及反义核苷酸链的生产必须大规模制造,所以有剂量高、成本高的商业营运问题。 3.3利用自杀基因(Suicidegene) 首先将疱疹病毒的HSV-tK(Tymidinekinase)基因导入肿瘤细胞内,基因的表现酵素将对人体无毒的前驱药物Ganciclovir转换成有毒的药物,籍以杀死癌细胞。 3.4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全群抗原的基因疗法(MHCantigentherapy) Vical公司所研发中的产品Allovectin-7是利用HLA-B7基因(HistocompatibilityLocusantigen-7gene)以脂质(Lipid)混合的基因传递技术,诱导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特定胜肽的辨识,目前已进行头颈癌(Head neckcancer)、黑色素瘤(Melanoma)的人体临床试验。其中黑色素瘤已进入第3期人体临床试验。此项产品极有可能为美国FDA核准的第1个基因治疗产品。 3.5细胞激素基因治疗 由于细胞激素的制备困难,价格昂贵,利用细胞激素的基因来取代以往的免疫疗法,将渐渐成为主流。目前最常用的细胞激素基因为IL-2基因,其他研发中的还有GM-CSF、IL-4、TNF-y等基因,这些基因可直接注射至患部,避免传统免疫疗法所造成的全身性副作用。 4基因疫苗 基因疫苗可以说是传统疫苗的新一代技术。基因疫苗的设计是特别针对癌细胞的特殊抗原基因(Tumorcell_specificantigengene),如黑色素瘤的特殊gp75、gp100抗原,大肠直肠癌的CEA抗原(Carcinoembryonicantigen),籍以转译成抗原胜肽,刺激人体对此抗原的专一性免疫反应,基因疫苗的基因传递系统,在目前最常用得到为Vical所拥有的裸DNA传递(NakedDNAdelivery)技术,DNA以无封装的方式打入肌肉细胞内,刺激免疫系统中的树状细胞诱导免疫方式。 5讨论 科学家对基因学的操作逐渐成熟,跨国际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即将完成,癌症治疗药物的研发将以基因药物为主流。虽然目前尚无此类药物成功上市,但是从NIH的统计资料来看,癌症的基因治疗将会领先其他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治疗而首先推出上市。预期2010年时,所有癌症将可利用新的基因技术,得到有效的控制及治疗[6],使人类不再受到癌症的威胁。 药物分析论文:头孢菌素药物使用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分析了解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方法采用用药金额、用药频率(DDDs)、日用药金额(DDDc)、使用数量等排序方法对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第一代头孢使用数量最大,第三代头孢用药金额最大,第四代头孢的使用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 【关键词】头孢菌素;使用分析 头孢菌素类药物,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大量应用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院内感染率急剧上升的主要诱因[1~3]。而通过控制或减少头孢菌素等抗生素的应用,可明显减少或延缓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因此,了解头孢菌素类药物在临床的应用情况,可为制订其控制措施、促进其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笔者对2002~2004年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做一统计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现为三乙医院,2004年门诊量为110万人次,住院病人30758人次。头孢菌素类药物购药数据来源于2002~2004年我院药剂科所提供的资料。药品数据包括药名、规格、包装、批发价、数量、生产公司等。 1.2方法 对所有应用的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数据进行汇总,分别对4代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年用药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用药金额(DDDc)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用药金额按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和药品生产商进行排序。 2结果 2.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 按药品通用名计算,2002~2004年共有20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在我院应用,其品种数量依次为第三代(13)>第一代(3)=第四代(3)>第二代(1),详见表1。表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应用情况(略)注:*根据抗菌谱,把氧氟头孢钠分为第四代 2.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 2002~2004年瑞安市人民医院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详见表2、表3。表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比较万元(略)表3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频度比较(略)注:*为均值 由表2可见,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最大,各年的用药金额均占总用药金额的70%左右,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小,但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了367.03%。2004年,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52.06%。 由表3可见,3年中DDDs排序为:第一代>第三代>第二代>第四代;DDDc排序则为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分别上升5.3%、195.05%、34.68%、428.57%,DDDc则分别下降39.62%、48.44%、35.43%、21.65%。 2.3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2002~2004年瑞安人民医院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按通用名和商品名排序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前5位详见表4、表5。表4按通用名、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用药金额(略)表5生产商销售头孢菌素类药物金额排序(略) 由表4可见,按通用名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187.9、352.75、483.32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25.16%、47.24%、64.73%;按商品名(产商名称)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33.35、81.07、114.33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15.29%、37.16%、52.4%。 2.4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使用数量排序 见表6。由表6可见,片剂美丰、针剂头孢唑啉使用量最大,各占口服、针剂总量的44.63%、43.09%,均为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表6按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使用数量(略) 由表5可见,按药品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66.7、86.28、121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30.58%、39.55%、55.46%。 3讨论 从上述数据看来,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虽在用药金额上第三代排序靠前,但第一代在DDDs排首位,在使用数量方面也以第一代为主,故第一代占临床治疗的主导地位。 数据表明,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大,按通用名排序的前5位的用药金额之和占总金额的64.73%,其中4种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而按通用名、商品名、产商用药金额排序时,结果不一致,说明生产商同时有多种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第二、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上升195.05%、428.57%,DDDc则下降48.44%、21.65%,说明药物价格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医疗机构统一招标采购和浙江省药品实行顺价作价的结果。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数量最大,但第三代的用药金额最高,说明临床医生对头孢菌素类药物选用较为合理,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故价格稍高。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DDDc均在40%左右,由于第四代头孢抗菌谱广,对革兰阳、阴性菌群作用都较强,为避免造成细菌耐药性和二重感染,临床应用上应慎用。在34种头孢菌素类药物中,以注射剂为主,口服为辅,这可能与住院患者症状较门诊重有关。 以后临床医生应加强对药物抗菌谱、药代动力学的了解,更加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遵循“能窄不广、能低不高、能少不多”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尽量做到能免则免,不轻易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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