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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思考: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的战略调整 我国粮食流通市场全面放开之后,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条件下面临着粮食经营主体多元化、农业结构调整后农产品的多样性、粮食产业化经营多层次的新情况。作为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如何在履行好现有职能的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建立现代银行的客观要求,抓住机遇,实施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战略调整,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是目前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审慎扩展油料信贷业务,探索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为了及时防范和化解油料购销中的信贷风险,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分行提出把握“三个关键”的贷款管理办法。把握“三个关键”即:首先,严格把握风险准备金比例。其次,严格把握市场价格。第三,严格把握库存监管环节。通过支持粮食企业扩大油料购销活动,收到了四个效果:一是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二是解决了农民的卖难问题,提高了农民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生活消费水平。三是促进了农工商联合,粮食企业扩大了经营量,增加了效益。四是扩大了收贷收息来源。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将集中到运用国有大型粮食储备方面。各个地方大批的中小国有粮食企业必然走向股份制和民营化,粮食市场的放开还会使更多的企业和民间资本从事粮食收购,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支持重点也应该随之调整,决不能以所有制来确定支持重点,要以资金的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市场规律选择支持对象,将从事粮食收购、调销和储备的各类企业都列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政策上对所有粮食企业做到一视同仁,对民营资本给予国民待遇,只要能够符合信贷规定、接受信贷监管,农业发展银行就应该给予信贷支持。 二、以支持粮食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服务空间 一是积极支持原粮、油料的粗加工。选择辐射能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加工龙头企业作为直接支持对象,从横向上延伸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服务领域。通过支持龙头企业,改变目前企业数量多、产品质量差、档次低的局面,起到支持一个企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农民的作用。二是集中资金支持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粮油深加工企业。将一些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粮油品种、饲料加工和粮食转化的新兴产业作为扶持对象,使农村涌现出一批档次高、影响大、带动力强的品牌企业,也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择优支持经济作物的收购和加工。随着经济作物在农产品中比重的增加,农业发展银行要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收购资金使用范围上逐步拓展。四是探索支持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新路子。对于那些畅销、高效、潜力大的农产品如优质小麦、油料、高油大豆、荞麦等,应积极探索通过信贷扶持开展集约化经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使其成为加工业可靠的原料基地。五是对转化粮食、市场前景看好的大型养殖企业、畜牧加工企业给于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在内蒙古这样一个农牧经济类型地区,支持农业和牧业产业化,加大对弱质产业的扶持力度,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战略调整更有深远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以构建现代银行为手段,增强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更新信贷管理手段。借鉴国内及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经验,积极构建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运用最新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加强非现场的信贷监管,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益。既包括社会效益也包括自身经济效益,二者不可偏废,要积极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现代银行必须以盈利作为经营的优秀目标,以追求最大效益为自身发展的驱动力。三是建立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走出一条具有农业发展银行特色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路子来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思考: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尽管中央财政对农业项目的投入额度逐年增加,但因为国家财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投入总量和结构与建设新农村的需求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在金融支农资金方面,由于“三农”的投入风险大、比较效益低,受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各商业银行的信贷多投向了效益较高的领域和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农村信用社受历史包袱沉重、规模偏小、商业性性质的制约,不可能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所有需求。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根据市场原理和比较效益原则配置金融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它是为了弥补商业性金融不愿或不能涉足农业领域而设计的一种融资方式,是政策性金融的一种存在形式,既有利于矫正“市场失灵”,又有利于避免“政府失灵”。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肩负着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的重任。 (一)有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从近两年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反映和陕西省农业发展银行宝鸡市分行调进情况看,商业银行主要支持信用级别高但数量很少的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尤其是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多数农户品加工转化企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却能体现地区特色和发挥区域经济、资源优势。经过短期培育扶持,能够形成较稳定的产业规模,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受科技含量低,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原始积累历程短,流动资金和技改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金融支持,以致陷入了投入严重不足,发展后劲乏力的困境。这就迫切需要政策性金融予以引导和扶持,为其提供灵活、多元的金融服务。 (二)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的新上项目在经营初期具有资金投入多、风险大、效益低等特点。而农业科技成果、重点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的开发、推广初期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经考察,这些企业不仅缺乏项目开发初期的启动资金和收购原材料的流动资金,而且加工、储藏保鲜等基础建设也严重滞后。这就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对比较效益低的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项目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率先投入启动资金,吸引商业性金融介入,引导社会资金向农业回流。 (三)有利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属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对粮棉油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服务基本上靠农民自身积累,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拉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是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完善农村电网,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等,预计要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总量将超过6万亿人民币。但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农民无力投入。在许多发达国家,这些项目由农业政策性银行来承担,并且取得了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二、农业发展银行在支持宝鸡市新农村建设中取得的成效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鸡市分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信贷支农。一是大力支持粮油收购。几年来,认真执行政策,适时投放贷款,确保了粮油收购平稳进行,未出过任何问题和负面影响,赢得了政府、企业、农户三满意。二是积极落实粮油调控政策,维护了粮油价格稳定。三是支持国家和地方粮棉储备体系建设,确保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粮油增储、轮换计划顺利实施。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后,农业发展银行抓住新业务拓展的有利时机,在保持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截至目前,共支持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13户,发放贷款近3亿元。2005年12月,宝鸡市政府与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农发行在未来三年,将为宝鸡市农业产业化提供50亿元的政府信用额度。对于充分发挥政府行政组织优势和促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业发展银行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方向 宝鸡市农业发展银行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支持新农村建设:一是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粮棉油经营资格的各类流通企业,符合农发行有关规定的,可予以支持。二是对粮棉油物流建设。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及粮食储运、物流企业。三是继续支持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并将属于大粮油范围内特色农业资源(如辣椒油、湘莲、核桃油)也作为贷款对象。四是支持过腹转化为主的畜牧、乳品和水产养殖业等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五是支持企业的粮食合同收购,以解决种粮农户部分生产性资金。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思考:农业政策性金融创新探索 目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弥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缺陷的需要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角度来考虑,普通的金融机构选择投资的对象一般是风险小、收效快、回报高的项目。而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特点是投资大、回报小、风险高、周期长,在客观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商业性金融机构几乎退出农村市场。农业发展需要积累大量的时间,而且发展道路也很曲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来支持其发展。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机构的产出常常难于度量,而且政府机构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竞争力不足的缺点。由此可见,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通过政府的推动和协调。有了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补贴和调节,才能减小投资风险,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的缺陷,通过政策性措施重新合理配置资源。因此,深化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是保证农村经济有条不紊发展的前提。 (二)实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存在着补贴措施少、国内支持总量小的问题。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大多数年份和某些农产品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目前仍然是个负数。特别是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国家补贴水平低,措施使用相当少,这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宗旨相违背。我们要重视农民收入的补贴措施问题,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完善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措施。面对我国政策支持总量低、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在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国内支持政策体制,让钱用到实处,确保资金投放在农业有关部门和基建支出上。政府通过价格干预的手段调节农业市场,建立完善的农民收入支持体系,通过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建立规模强大的农村信息网。从结构上调整和完善农业国内支持体系,加大农业政府性投资是今后中国农业金融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之间的差距。目前中国的农产品计划与调控的范围和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仅把目光放在沿海地区是不够的,真正地实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还需要放在大范围内才行。 (三)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需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点。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和农村相比,城市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城市的各种金融机构完善,交通方便,有相当发达的二三产业等;而农村的二三产业是一个天然的弱势产业,它的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抗灾能力弱,银行信贷机构少。与城市经济相比,农村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不平衡,因此,我们应该想办法打破两极分化局面,通过政府的支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符合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打破城乡分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做起。“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很久的难题,它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首先要改变中国长期推行城乡不均衡发展战略,使农业经济不再处于被动地位。目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由于条件和能力有限,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不高。在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出面适当地介入和干预“三农”问题,通过一系列政策性金融改革来保障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改变目前经济两极分化的局面。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 商业性金融是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中坚力量,但我国农村商业性金融却存在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大部分商业性金融退出农村,农业政策性金融最具影响力的只剩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业政策性金融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投入不足依据《巴塞尔协议》,金融机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实际情况是,国家财政在农发行成立之初承诺将注入200亿元资本金,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165.8亿元。到2008年末,农发行通过将34亿多元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金后,资本金才达到200亿元。但是,目前农发行商业性业务的资本充足率仍不足7%,与《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农发行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拨付资本金、中央银行借款及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后两者是其主要来源。但是中央银行借款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资金来源成本都比较高,而农发行自身盈利能力不强,所以消化这些成本并非易事。同时,通过市场发行的金融债券期限一般在五年以下,所占比重达到了95%左右,这些都与农发行贷款运用的长期性要求不相适应。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所谓的资源配置优化,1999年已经开始从贫困县撤掉分支机构3万多个,有些县乡机构虽然没有被撤销,但其大多也是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到2003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存款所占份额达到53.4%,而农村贷款中的份额却很少,其中农业银行占18%,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10%,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1%,占其各自贷款总额的比例更微乎其微。即便是覆盖全国城乡网点最广的邮政储蓄,在农村也是只存不贷。作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也表现出与商业银行同样的盈利动机,大量信贷资金非农化,大量农村资金在农村体外流动,被多渠道分流至城市客户。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随着经济金融的全球化,金融业的良好运转与一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当今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现代农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资金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所以加大资金要素的投入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弱质农业从落后走向比较发达,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制不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落后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都有专门的保护。如美国先后制定《联邦农业信贷法》、《中间信贷法》和《农业信贷法》;日本1945年依据《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成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其贷款种类和条件由《山村振兴法》等十余部法律明文规定。它们通过立法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关系,把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他商业金融机构区分开来,运用法律保护权利的同时接受监管。在我国,受农业经营者自身内生特性的影响,加之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较为严重,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而地域和个性的差异形成的逆选择性,更使得农发行的贷款回收率较低。时至今日,我国没有一项政策性银行法律,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以来,每次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实施各种措施。农发行的法律地位至今没有法律法规给予确立,仅有一个政策性银行章程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国外农业政策金融都有立法的保障,在支持农业发展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我国农发行少了法律的保障,立场始终受到质疑。因为没有把法律手段作为改革的主要依靠手段,各项农村经济决策的制定都缺乏规范性,同时造成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具体的经营方式和财政税收方面没有法律的规范,因此在信贷业务上没有保障。农村经济立法不完善是当前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是不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在大银行商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大银行争相从农村撤离,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完善,业务单一,并呈现出萎缩的趋势。这种趋势严重影响着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不利于调节农村市场结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之初并不是以盈利为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其运营状况欠佳,农发行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经营困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几乎完全不涉足农产品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农事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仅仅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批发业务,十分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随着棉粮市场的全面开放,部分外来经济主体涌入农村,国有粮棉面临着各种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不能再独霸市场,并且随着政府新政策出台,定价收购的农副产品逐渐减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收贷业务慢慢萎缩,支农业务越来越少。外来经济力量的冲击、农业政策性银行实力的薄弱等因素使农业政策性金融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而政府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主力军,在这种情况下却不能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 (四)农村金融保障体系薄弱,与新农村建设分散风险的要求相距甚远农业生产具有资本有机构成高、收益低、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的特性。我国农户由于弱小分散,在面对更为开放的市场时,其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为了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稳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金融保障体系的保驾护航。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回报率低,使得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农业保险方面的保费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1%。此外,我国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仅有12个品种,分布在3家期货交易所,交易较活跃的只有7个品种,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套期保值等经济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保障体系薄弱,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策略构想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对资金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由于受国家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较高的农业信贷风险以及不完善的农村保险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国家金融支持力度很难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对于今后如何解决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我们必须从农村经济结构的角度出发,提出适合我国发展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构想。 (一)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投入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并且农户多,农民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可是这些政策性金融改革真正实行起来难度很大。仅仅靠农户之间的互助是不够的,在实行过程中还需要政府进行规范和扶持。而且针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资金短缺,政策性支持金融的力度不够,我们在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或者发展优势产业比如畜牧业、粮食种植的发展方面,政府应该认真研究它的需求特点,想办法给予支持。有时候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农村农业服务,由政府承担这些产业的前期成本,吸引其它投资。另外有一些产业的发展需要担保,一方面可以获得中央的贷款,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给予再担保,或者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鼓励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政策性贷款的担保业务等;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予以农村金融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贴息、担保、再担保,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通过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缓解农村经济压力,从而实现资金的投入。针对资金短缺问题,我们还可以利用国家财政支农和农发行信贷计划相结合,解决资金问题。对于农发行资金不足问题,我们不能采取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融资模式,而应该采取信贷融资模式,以解决资金需求:其一,允许其资金依靠其它银行借款;其二,少数项目贷款可以靠发行债券。另外,财政部门在核定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任务数时,以每年实际拨付给的资本金或补贴退税额为依据,通过预算安排部分支农资金、扶贫资金帮助农发行发展,给农发行优惠政策,保证其政策性业务的正常运行,从而加强其发债能力,使资金回归农村。同时,赋予政策性银行一定的自主权,扩展其筹资渠道。从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来看,为了降低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依赖及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越来越多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来获得。在资金筹措方面,首先应该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来筹集所需资金,其次应该多筹集成本较低的财政存款等。 (二)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保障长久以来,农业发展银行仅仅依靠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来运行。可是作为一家国家政策性银行,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在经营管理权和财政税收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没能得到较好控制。并且经常受地方政府和其他行政性组织的不合理干预,信贷资金常被企业挤占、挪用甚至逃废,在信贷资产保全和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我国必须加快立法进程,立法机关尽快建立保护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法规,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法》、《政策性银行信贷法》等。通过立法来明确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地位、职责、经营原则、组织机构、监管体制、风险承担、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保护政策性发展银行的合法权益,用法律的方式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确立其权威地位,对其信贷业务、法律性质、监管机制、运营机制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规范农业发展银行的具体经营。同时,制定《粮食法》,修订《企业破产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明确挤占、挪用、逃废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大对企业挤占、挪用、逃废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惩处力度,切实保护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合法权益。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农村市场的主体———农民的自身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法律保障。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保障是维护农业政策性金融市场秩序的前提,有利于提高农村信贷效率和加强监管力度。 (三)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市场主体地位市场机制调节影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所以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协调和引导,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市场主体地位,如信用社对农业科技贷款存在风险厌恶心理,政府可以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解除信用社的风险压力。众所周知,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突出特征,我们必须在充分履行政策职能的同时,保障和提升政策性金融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加强政策扶持,关键是要贯彻市场化原则,让政策性金融处于市场的主体地位,当然也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的影响。一是按照现代银行的通行规则建立健全政策性银行的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如对于农发行,必须增强其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力。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革,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引入拥有先进管理经验、具有远大目标的战略投资者,扩充政策性金融的资本实力,增强服务的灵活性,不断完善内部机制。二是允许政策性银行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在经营范围上避免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过分束缚,允许其参与合理的市场竞争,提高政策性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促进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三是充分调动和保护政策性银行的积极性,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 (四)构建与优化农村金融保障体系,降低农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农业的相对高风险且缺乏必要的风险管理,使得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农户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进一步减弱。为了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建设农村经济信息应用系统,从而分散与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一是发展农业保险,构建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建议国家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由国家、保险公司、农民共同承担农业风险;或者国家设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农业风险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从现行的保险公司中独立出来;此外,可考虑成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保险组织,形成由政府支持的合作保险模式。二是适度发展农产品期货,建议在规范发展原有农产品交易品种的基础上增加农产品期货品种,取消部分行业资金的准入限制和投资者准入限制,引导相关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规避市场风险。三是国家在农村经济信息应用系统建设中扩大期货市场信息的传播,使相关经营主体获取农产品现货与期货市场的充分信息,形成现货、期货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体系。 结语 本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从市场资源配置、国内支持政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入手,详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针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陆舟单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思考:简议农业政策性金融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结构、制度、资金来源和运用、功能、市场环境和外部关系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灵活资金运用、完善其功能和理顺外部关系等对完善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启示。 农业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料,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投资期限长,盈利能力相对较低,因而一些农业生产经营项目难以得到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不足,普遍设立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于1994年设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农发行),专门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较窄,经营亏损严重,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分析,借鉴国外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验,促进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完善和发展。 一、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各具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日本、法国、泰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现就这些国家及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比较分析。 1、组织结构比较 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组织结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单一结构,即只有一个金融机构,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分支机构。这种结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简单、灵活,但因为没有延伸到广大城乡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难以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零售业务,因而往往只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批发业务。这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自己筹集资金,然后委托在广大农村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其它金融机构发放农业政策性贷款等业务。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属于此种类型。第二类为复合结构,即该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许多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直接从事一部分或全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贷款等零售业务。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对象为国内的广大农业企业、农产品经营单位或普通农户,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机构成本太高,所以大部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直接贷款外,还把一部分业务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美国的农业信贷体系、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泰国的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和我国的农发行都属于复合结构类型。 2、制度和政策比较 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来看,各国一般都有其相应的法规、制度来规范本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如美国的《农业信贷法》、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和中国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等。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一般比较灵活,能够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如美国的农民家计局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农业危机,帮助新创业的农民以及低收入农民家庭建立农场维持家计等融通资金。随着美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家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该局业务重点逐步转到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开发,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贯彻实施。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信贷资金的投向根据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支持粮食生产,到60-70年代支持粮食、果树、蔬菜和畜产等多种生产经营建设的需要,发展到80年代以后,支持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立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优秀农户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能根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粮食生产过剩的实际情况,从2000年开始退出部分品种粮食的保护价收购,减轻了财政负担,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3、资金来源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主要有借入政府资金、发行金融债券、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吸收存款和国外借款等。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有所差异。美国农业信贷系统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金融债券,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金融改革后拟发行金融债券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资金来源于吸收存款和借入金融市场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4、资金运用比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类似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和金融支持措施,但美国的保护价政策是和限耕政策配套实施的。当前,美、日、法、泰、印等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而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还主要是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和配合执行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在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比例还相当有限。 5、功能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融资功能、弥补功能、扶持功能、倡导功能和服务功能这5项功能。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的比较来看,美国、日本和泰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比较完善,不仅具有融资、弥补、扶持和倡导功能,而且具有服务功能,即除了提供贷款外,还提供一些技术和信息服务,以确保所发放贷款的使用效益和效率。而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扶持功能和弥补功能上,融资、倡导和服务功能尚未能较好发挥。6、市场环境比较 美国、法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比较充裕,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拆借资金相对容易,比较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泰国、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自有资金比较短缺,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较弱,农业人口较多,不可能象美国、日本那样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扶持农业,因而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实现农业扶持目标的同时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7、外部关系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政府的关系。美国、法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松散,自主性较强;而日本、泰国、印度和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都或多或少受到财政的扶持,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贴息贷款的贴息一般来源于财政。第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中央银行的领导或监管,如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附属于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第三、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向其它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或者委托它们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第四、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关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了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发生借贷关系外,还向他们提供一些技术、信息服务等。 二、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 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灵活,能根据农业生产和供求情况及时调整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领域,很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政策性太强以至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难以发挥农发行作为金融机构的功能,因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必须加以完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明确农发行的企业法人地位(企业管理经济的效率优于行政、事业单位)。农发行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法人财产权授权企业法人代表(总行行长)经营管理,总行行长然后再逐级授权给各分支行行长以适当的经营管理权限,政府财政部门对所委托的财政金融有一定的监督权限,但不得随意干预。第二、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统一管理比较合适。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职能定位和经营目标都不同,如果由同一个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容易产生不协调问题。1998年5月,国务院为了更好地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农业开发和扶贫等贷款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这应该是权宜之计。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追求的目标是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尽可能地提高资金的盈利能力。而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贷款的目标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贷款人一般要求能得到低息贷款的支持,这与中国农业银行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把政策性业务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经营,将引起其总资产盈利水平的降低,不利于其商业化经营和应付金融市场的竞争。因此,在粮食经营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并能腾出部分人、财、物、力从事其它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时,还是应该把农业开发和扶贫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划归农发行统一管理,在农发行保本微利的经营目标下,将更有利于保证其对农业的扶持。但是,农发行的分支机构只设至县一级,农业政策性金融由其统一管理后,对一部分离农发行机构较远的乡、镇、村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由商业性或合作性金融机构,有利于提高信贷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对于农发行机构所在的周边地区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机构自行办理。第三、农发行作为金融企业,应该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更有效率,更有利于中央银行的监管,更有利于督促农发行按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国务院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并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财政部门作为财政金融(如贴息)的委托方,有监督权但也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 2、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从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我国农发行从1994年成立以来,资金80%以上都来源于向中央银行借款,到1999年底,长期债券余额只占总资产的5.98%。一方面资金期限短、成本高,另一方面给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增加压力,因此很有必要拓宽筹资渠道,减少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依赖,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在筹资上,首先应该主要靠发行金融债券来筹集所需资金,其次应该多筹集一些成本较低的财政存款等。此外,政府应该不断充实农发行的资本金,降低其资金成本,扩大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提高其金融服务的能力。 3、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则显得不够灵活,主要还是支持粮、棉、油收购和一小部分的扶贫、开发贷款。近几年,中国农产品市场已经从粮食短缺市场发展为粮食生产过剩的市场,随着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还将不断上升,而且,从国际市场来看,美国、巴西等国家都有大面积的耕地休耕,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比国内市场还低,在世界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中国可以进口较多的粮食,而不会引起国际粮食价格太大的波动。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发展策略,这是顺应农产品市场变化需要的明智抉择。2000年开始,国务院决定退出部分粮食品种的保护价收购政策。农发行除了继续支持其它粮食品种保护价收购资金的需求外,还支持粮食企业商业性收购资金的需求,但却没有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因而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很有必要学习国外经验,随市场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内容,在缩减粮食收购资金金融支持的同时转而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较大比例地提高对农业开发、生产、产业化服务等的贷款比重,对经济与生态能协调发展的农、林、渔业等一些获利能力较低的生产经营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的支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思考: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的战略调整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的战略调整 我国粮食流通市场全面放开之后,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条件下面临着粮食经营主体多元化、农业结构调整后农产品的多样性、粮食产业化经营多层次的新情况。作为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如何在履行好现有职能的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建立现代银行的客观要求,抓住机遇,实施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战略调整,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是目前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审慎扩展油料信贷业务,探索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为了及时防范和化解油料购销中的信贷风险,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分行提出把握“三个关键”的贷款管理办法。把握“三个关键”即:首先,严格把握风险准备金比例。其次,严格把握市场价格。第三,严格把握库存监管环节。通过支持粮食企业扩大油料购销活动,收到了四个效果:一是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二是解决了农民的卖难问题,提高了农民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生活消费水平。三是促进了农工商联合,粮食企业扩大了经营量,增加了效益。四是扩大了收贷收息来源。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将集中到运用国有大型粮食储备方面。各个地方大批的中小国有粮食企业必然走向股份制和民营化,粮食市场的放开还会使更多的企业和民间资本从事粮食收购,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支持重点也应该随之调整,决不能以所有制来确定支持重点,要以资金的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市场规律选择支持对象,将从事粮食收购、调销和储备的各类企业都列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政策上对所有粮食企业做到一视同仁,对民营资本给予国民待遇,只要能够符合信贷规定、接受信贷监管,农业发展银行就应该给予信贷支持。 二、以支持粮食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服务空间 一是积极支持原粮、油料的粗加工。选择辐射能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加工龙头企业作为直接支持对象,从横向上延伸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服务领域。通过支持龙头企业,改变目前企业数量多、产品质量差、档次低的局面,起到支持一个企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农民的作用。二是集中资金支持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粮油深加工企业。将一些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粮油品种、饲料加工和粮食 文秘站: 三、以构建现代银行为手段,增强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更新信贷管理手段。借鉴国内及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经验,积极构建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运用最新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加强非现场的信贷监管,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益。既包括社会效益也包括自身经济效益,二者不可偏废,要积极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现代银行必须以盈利作为经营的优秀目标,以追求最大效益为自身发展的驱动力。三是建立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走出一条具有农业发展银行特色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路子来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龙市支行持续深入开展系列金融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加强公众教育服务,充分发挥农发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龙市支行以“助小微 强服务 防风险 惠民生”、“打击非法集资 维护金融稳定 共创和谐社会”、“珍爱信用记录 享受幸福人生”为主线,分别开展了服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月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及《征信业管理条例》专项宣传活动。 一、齐抓共管,推进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为了开展好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和龙市支行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办公室、客户业务部、会计结算部“两部一室”为成员的宣传小组,召开活动筹备会议,制定了《农发行和龙市支行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方案》,将各部门的具体责任落到实处,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好局面,确保了宣传活动的顺利展开。 二、创新思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改进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促进了宣传活动的有效开展。一是在宣传内容上力争做到通俗易懂,在宣传形式上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生动形象。二是加强动态宣传。我行通过悬挂条幅、张贴宣传标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分发宣传单、配置讲解员等方式,向公众进行宣传,增强公众对农发行业务的了解。三是开展银企对话宣传活动。和龙市支行深入企业,讲解农发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并同时向企业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与遵守征信业条例的重要性,引导客户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切实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三、常抓不懈,建立金融服务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 和龙市支行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建立开展金融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一是落实常设办公部门,负责全行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全面落实各成员部门的工作职责。二是按照“部门配合、明确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要求,建立金融宣传工作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和操作办法。三是做到宣传活动常态化,宣传工作实质化,不间断地利用条幅、电子显示屏等媒介,面向企业、面向公众进行金融宣传活动。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十二五”期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严重制约与挑战 “十一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经受住了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将是中国农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机遇,也存在着若干严重制约与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农产品成本在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在周期性波动中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多数农产品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上升,到1998年前后开始下降,到2001年前后又重新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多数农产品成本在新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往往明显高于上一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并且只是略低于上一周期成本上升阶段的最高点(详见图1)。剖析农产品成本增加的来源可以发现,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种子费,特别是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和农药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往往是推动种植业产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的每亩总成本增加了110.66元,其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农药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了33.53元、30.66元、30.61元、29.50元、9.47元和7.25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30.3%、27.7%、27.7%、26.7%、8.6%和6.6%。在畜产品生产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和人工成本是推动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规模养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460.66元,其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19.99元、198.96元和28.77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47.8%、43.2%和6.3%。在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农业效益的改善,从而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从历史经验来看,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之间,往往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尽管不同种类农产品成本开始上升或下降的起点往往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成本波动的轨迹也可能有一定差异,但就总体而言,经济繁荣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经济萧条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变化平缓甚至下降的时期;只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可能会略微超前或滞后于特定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鉴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影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键期,但可以预料未来经济的复苏过程很可能不是一路坦途,在2009、2010年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会比2002到2008年明显放慢。因此,在未来一两年,尽管我们不排除部分农产品出现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就多数农产品而言,其成本变化很可能比较平稳,甚至会略有下降或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不必太多地担心农产品成本的快速上升及由此形成的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 但如将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拉长到“十二五”后半期乃至更长时间,对于中长期农产品成本的上升及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则不可掉以轻心。主要原因是: (1)根据历史经验,尽管农产品成本可能会出现连续几年的下跌,但成本下跌阶段的低谷仍然很可能高于此前开始成本上升阶段的起点。农产品成本的短期下跌,难改其长期走高的趋势。 (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产品生产的土地成本将呈加快上涨的趋势,由此会形成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持续推力。最近几年来,不仅农业的地租水平在逐年提高,由于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工商业用地紧张和地价上涨的问题也在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农业用地机会成本的上升。2009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房地产用地的价格仍在迅速上涨,甚至频繁出现“地王”现象。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比较极端而又间接地说明,土地价格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具有较强的刚性。 (3)至少从中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种植业产品的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仍将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影响能源价格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明显增多,但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的中长期趋势仍将是逐步走高,从而会推动农产品生产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农药费、排灌费、农膜费、燃料动力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的上升。尽管目前国内外油价仍然没有接轨,但在对外开放迅速扩大、互联网传播功能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会成为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带动力。这种情况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产品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等与能源相关的要素价格在总体上仍会呈现上涨趋势。尤其是随着农机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进,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短缺的问题将会不断加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增加,也会推动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中国农业机械化将会继续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可望加速。由此将会导致农机作业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成本中的机械作业费相应增加。 (4)今后,随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资源竞争的加剧,农产品生产的用水成本必然呈现不断走高的趋势。 (5)中国畜产品成本提高的推力同样不可轻视。以养猪业为例,首先,精饲料费是近年来导致养猪业成本提高的主要因素,精饲料价格既受养猪业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受玉米等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作用。当前国际粮价已经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国际粮价的波动及由此引发的部分国家粮食供应的紧张,很容易引起相关国家的过激反应,从而加剧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尽管不排除今后部分年份出现国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但中长期内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比较严重,由此会推动中长期国际粮价的上涨。由于国内粮价和国内外能源价格的上涨,今后精饲料费很有可能继续成为养猪业成本上升的主要推手。其次,随着社会用工、用地机会成本的提高、畜牧业健康养殖方式的推广,以及畜牧业由分散饲养向集中饲养、小规模饲养向规模化饲养、副业化饲养向规模化饲养的转变,养猪业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6)随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消费示范影响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美化生态环境的功能,将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农业发展中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将呈现迅速提高的趋势。由此会导致农业发展对环境和节能减排的要求迅速提高,强化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以畜牧业为例,近年来,一方面,畜禽疫病频繁发生且有长期加重的趋势,控制畜禽疫病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对畜产品安全和畜牧业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的需求却在不断升级,并对加快畜牧业养殖方式的转变提出迫切的要求。由此会导致养殖业中医疗防疫费、死亡损失费、保险费,甚至小区建设费、环境治理费呈现总量加大的趋势,推动畜产品成本的上升。 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严重障碍 最近几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开始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明显加快,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不断推进,表现为各类农业专业户、重点户和种植场、养殖场迅速崛起,有些农业专业户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的雏形。二是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撑作用迅速凸显。三是在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现象迅速推进,重大项目带动、农业项目区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等,越来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乃至组织成员的竞争或合作关系,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有些种养小区实行统一规划,要求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供应农资、统一销售,甚至奶牛养殖小区要求统一挤奶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仍然较为滞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及其对农民增收贡献能力的增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准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活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如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往往有钱养兵、无钱打仗,人才少,素质低,设备老化,为农服务的机制不到位,其农技服务也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技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至于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及其推广应用往往无人问津,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也很少有人重视,对农民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更是相对贫乏。近年来,许多地方畜禽疫病大面积传播,增加了农民的养殖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疫病防治在资金和技术上都存在严重问题,防疫人员不到位。又如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第一,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不足,其运行效率和服务功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第二,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拓不足,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许多地方的地方性资本市场甚至农业保险业务几近空白,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面临启动资金不足、运营资金短缺和农业经营风险集中化的困扰。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青冈县调查时,有些农民说,他们养猪是“前面挣个够,去年赔个够,今年死临头”。因此,“不是农民不想富,而是他不敢迈大步”。第三,中小银行和微型金融发展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由于养殖业风险大,有些地方的农户养殖贷款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第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机制尚待形成,导致农村发展中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 (二)对农业分工协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由此导致农业分工协作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导致营利性、非营利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支撑,不利于形成网络化、集群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不利于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还导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得到有效引导,妨碍农业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影响农民增收和就业渠道的拓展。此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还不利于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形成对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改革的激励效应。农业分工协作发展缓慢,还导致农户之间难以通过联合和协作,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好处,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统购分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降低农产品成本;相反,却可能在农资(机)购置、病虫害防治、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提高农业的经营成本。 (三)在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方面,尚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人力资本支撑。当前,中国农村乃至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正在显著加快,这不仅表现为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表现为农户、农民的分化和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还表现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导致农业发展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导致按行政体系配置资源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思路面临严峻挑战;围绕农业产业区、产业带,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户与农民的分化,往往伴随着农户的专业化和农户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导致农业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对加快农业组织创新的要求日趋迫切,容易衍生出大量个性化、定制化、特惠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导致传统的公益性和普惠式的农业服务体系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改革传统的农业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技推广体系的要求迅速增强。 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尤其需要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民培训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以便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雄厚的人力资本支撑。但是,近年来,中国农民培训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仍严重滞后于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甚至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农村精英阶层的流失,农村特别是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出现了不断弱化,形成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二五”部队。2007年,我们在内蒙调查时,有的基层干部反映,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大多是老头、老太、光棍、灰汉(智能差的人)。农业劳动力素质弱化,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也给农业技术培训提出了新的难题: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在此背景下,就难以提高农业培训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农民培训发展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及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由于创业培训发展不足,在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民往往面临不知“从何下手”、“如何下手”的问题。有的农民说,“我们农民也想挣钱,关键是到哪挣钱?”鉴于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种啥啥多”、“养啥啥不赚钱”的难题,有些农民发出感叹:“谁能告诉我,来年种什么?”许多乡镇干部发出感言:“农村懂营销、会创市场的人太少”,“面对市场农民容易犯迷惑”,“农民培训问题越来越大”,“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人才问题”! 三、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严重滞后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包括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土地、资金、农资、企业家和劳动力等要素结构的调整,甚至产权结构的调整。农业结构升级更要通过农业要素结构的升级来支撑。因此,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快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发育,拓展涉农要素的市场领域,为促进涉农要素和产权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重组创造条件。不仅如此,还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有效对接,为发挥城市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对农村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带动作用,促进涉农要素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加快涉农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还可以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权流动,通过城乡之间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更好地激活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带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体地说,又分三类情况: (一)通过涉农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带动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以土地市场为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之间对土地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土地的资产属性也会不断增强。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维持农村社会和谐的同时,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在加强农地用途管制的同时,通过深化农地制度的改革、培育多层次的农村土地市场或土地产权市场,促进农用地和宅基地的有序流转。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地的节约利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利用土地的资产属性,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周边地区土地、道路、房产和旅游景点等资产价值的提高,为借此带动农民增收、扩大农产品的市场空间,甚至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可能。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挖掘利用土地资产属性的潜力仍待破题,借此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又如农村人力资本市场不发达、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加剧了农业发展中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中低水平过度竞争和粗放经营现象的盛行,也严重影响农业结构升级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二)按照统筹城乡的视角完善涉农要素市场规制,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优质资源的抽吸,为建设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三)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完善农村产权市场,盘活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资源、农业企业的优化重组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上述方面,特别是后两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许多地方充其量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长期存在并可能局部恶化 近年来中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2009年很可能继续增产。由于国内粮食库存充足,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要让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库存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会达到56500万吨上下,较2007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增加约13%。尽管从资源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对2020年前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可以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但要将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面临诸多严重障碍和约束。如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粮食生产面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从中短期来看,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在不断蓄积。2009年的重大天气灾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粮价的稳定甚至上涨。自2008年9月份到2009年6月底,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连续6次扩大粮食临时收储,对稳定国内粮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粮食储备有一定的保质期,按照粮食最低收购价收储的粮食也好,扩大临时收储的粮食也罢,这些粮食迟早是要进入市场的。2009年通过扩大临时收储稳定粮价,实际上增大了2010年、2011年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何况,随着时间的延续,通过扩大临时收储来稳定粮价,还有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鉴于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推动粮价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日益增强。可以预见,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促进农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潜力,有可能呈现加快释放的趋势。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取决于实际政策的调整情况。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在总量上中国粮食生产及库存可以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但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能在部分时期、部分地区、甚至部分品种上表现得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先前的研究[1]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量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减弱;结构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增强;甚至结构问题已经超越总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粮食的结构平衡主要包括品种结构平衡、区域结构平衡、用途结构平衡和品质结构平衡等方面。但是,结构问题往往以局部总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某一品种或某一地区的供给短缺或过剩,这些结构问题或局部总量问题经传播或放大后,容易被误解为全国性的总量问题。 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是确保粮食的供求平衡,它不仅要求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还要求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即使国内粮食生产和库存能够满足粮食需求,只要粮食流通体系特别是粮食物流体系出问题,导致主产区或仓储库点的粮食不能按时足额地运到主销区,粮食供求平衡同样会出现大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市场粮价的骤然上涨和政府乃至社会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恐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大的粮食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往往都与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粮食流通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主要瓶颈,至少是与粮食生产安全并重的问题。可见,即使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粮食流通不畅仍然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起波澜”。黑龙江省是中国粮食生产最具潜力的省份之一。2009年7月我们到该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同志反映,黑龙江粮食最大的问题是运不出去。当然,就全国而言,作为粮食主产省,黑龙江省的粮食安全状况远远好于全国。但它与主销区的粮食安全是相对的。主产区粮食的最大问题是运不出去,主销区粮食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运不进来。 此外,在中国,粮食安全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问题还容易形成放大效应。第一,当粮食运输遭遇煤、油、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紧张的冲击,导致市场粮价迅速上涨时,粮食流通环节的问题很容易被误解为粮食生产环节的问题。第二,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孰因孰果,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每当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双碰头”时,政策研究部门乃至决策层很容易把通货膨胀的发生归“罪”于粮价上涨;受“重生产轻流通”思维惯性的影响,又很容易把通货膨胀和粮价上涨的发生,进一步归“罪”于粮食生产不足。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同样可以发现,在“十二五”时期内,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粮食供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部分时期、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市场粮价的迅速上涨,很可能会不期而遇。因为国内外市场粮价的影响因素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将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特征[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相互影响显著增强,考虑粮食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从国际上看,随着粮食能源用途等新用途的开发,中长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甚至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性增强,在“十二五”时期,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很难出现稳定性的根本缓解,很可能每过一段时间粮食安全又会重新成为世界范围的“焦点话题”。况且,国际粮食市场的“风吹草动”特别是投资炒作,很可能引起主要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过激反应,加剧世界性的粮食安全恐慌,并将这种恐慌传播到中国。 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很可能长期保持高度关注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一旦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特别是面临程度不同的粮食恐慌时,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中,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倾向:为确保粮食安全甚至粮食增产,放松对增加其他农产品供给的关注;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甚至确保其他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因此很容易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由此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的反复和农业结构多元化的“退化”,从而进一步导致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被迫收缩;或农业结构调整时而受到抑制时而受到鼓励,出现“摇摆不定的状况”。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只是粮、棉、油、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极端化而已。这些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严重化,都可能产生类似于粮食安全问题严重化的后果,影响农业产业领域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导致农业增收的潜力挖掘不够或出现反复。当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时,为确保粮食安全,往往要以牺牲棉花、油料和肉、蛋、奶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进一步导致农业增收空间的收缩。 五、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突出的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农业主产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欠账多,许多水库不能关水。每遇严重灾害,单产和总产都要下降。改革开放后,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基本上是在吃改革开放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老本。农村税费改革前,农闲季节经常有千军万马挑大埂、修水渠的场景。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地方类似现象已经荡然无存,甚至小塘小坝的维修和养护也无人问津。因此,农村水利工程不配套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渠道淤塞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农业生产条件长期较差。有些地方农业春旱秋涝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小流域治理长期得不到重视。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的同志反映,该省自然灾害频繁,今年旱灾、涝灾、低温、寡照都很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如跑冒滴漏的水库太多,导致旱地灌不上,涝地排不出。该省青冈县乡镇干部反映,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该地玉米种植经常出现前旱后涝,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因此,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配套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近年来,国家陆续有些项目支持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但往往缺乏配套,导致农民用不起。如有的项目支持农民打机井,但机井打好后无钱拉国电,只给农民配台柴油发电机。农民因使用成本太高用不起,导致机井处于闲置状态,难以发挥作用。至于农田长期只用不养、土地瘠薄、有机质含量下降的问题,在许多农业主产区早已不是新鲜事。 在许多地方,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对于农业的节能减排、节本增效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据我们对黑龙江省的调查,虽然最近几年在农机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当地大型拖拉机增加很快,但仍有不少地方由于缺乏大型拖拉机耕作,深耕深翻面积小,导致犁底层变浅、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因此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都有所下降,加剧肥料和土壤流失的问题,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些地方大型农机具发展不足,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障碍。我们在吉林德惠县调查时,农民反映他们最盼望的是加强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畜禽疫病防治。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深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的问题,已经由农业生产环节转向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如许多地方的电网改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生活用电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生产用电的需求迅速增长,甚至远远超出生活用电的需求,导致农村电网的不适应性日趋突出,变压器容量不够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一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农产品加工保鲜等环节的发展都难有大的突破,要借此拓展农产品市场或通过延迟销售提高农产品价格,都会面临很大限制。农业产前、产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还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拓展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导致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容易出现较大波动。如有些畜牧业较为密集的地区,由于缺乏深加工和冷藏设施,要延迟畜禽销售以规避畜禽价格的低谷,就必须延长畜禽的饲养时间,从而提高畜禽料肉比,降低养殖效益。有些地方由于储藏、加工和销售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行对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力不强。最近几年来,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频遭国外绿色壁垒的困扰,许多地方缺乏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设施,导致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困难明显加大。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增加很快,但许多农民坦言仍远远不够。公路不修,要为农业产业化开拓市场就会困难重重。 六、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明显增加 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也日益走向复杂化和多样化。而且,越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农产品,越是政府干预市场少的农产品,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特征越显著。[3]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往往导致农民实现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容易出现部分年份明显加快、部分年份明显放慢的情形,甚至不排除部分地区、部分年份出现农民农业收入绝对减少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妨碍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那些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也包括那些影响农业发展的传统因素。为适应形势的变化,部分传统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采取了新的变化形式,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如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由此很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出现模仿化和从众化倾向,导致农产品供给上的同步放大或收缩效应。当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波动不甚强烈时,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还不至于那么大。但当其遭遇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时,由此形成的波动放大效应就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农产品能源用途的开发和跨国公司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操纵因素的增强,正好为中国小规模、分散化农业经营方式的波动放大效应提供了作用的土壤。又比如,以往虽然有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但是最近几年来,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的发展,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其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这些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防控难度高的特点。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频繁发生,很容易成为引发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 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包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产品出口绿色壁垒的显著强化,农业多功能性的迅速凸显,农产品消费结构的迅速升级,跨国公司对农业产业链的控操作用迅速增强,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显著强化,农产品市场投机抄作因素的显著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区域分割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一方面,农业发展的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提高;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对现代生产要素的依赖逐步增强,这些现代生产要素对应的成本大多具有能源价格主导型特征,容易因国内外能源价格的波动和国内外农资市场的垄断,导致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的剧烈波动,进而通过影响农产品供给,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七、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可能继续深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日趋活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经济技术研究会等层出不穷,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解决了单个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办不了、办不好或办了不合算的许多问题。到200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1.09万个,实有成员2500多万人。[4]但就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正在加快形成。这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摄取垄断利润,往往以将农民推向农业价值链分配的边缘地位为代价。 农业产业链运作中“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贪大求洋”,过度重视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带动,轻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政绩,提高了区域农业产业化的显示度;但也在客观上拉大了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型龙头企业与中小龙头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谈判地位甚至市场定价能力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居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龙头企业以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为由,要求农户“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固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但如超过一定限度,形成“新品种”对“土品种”的全面替代、企业行为对农户行为的“全面覆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作用。如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多样性的下降,不利于农产品品种资源的保护,甚至会强化龙头企业对农业种质资源的控制;从近中期来看,容易淡化农业发展的区域特色,强化农户作为生产者对龙头企业的市场依赖,并将农户引向对市场粮价被动接受的地位。 在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中“贪大求洋”的倾向,还可能为大型龙头企业对中小型龙头企业的挤压、排斥和控制提供便利,不利于增强区域农业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和本土根植性,甚至影响农业产前、产后企业带动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果。有些大型龙头企业为谋求自身利益,甚至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推波助澜,或人为制造波动。长此下去,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效果和对农业的调控能力,都可能面临严重侵蚀。当前,在那些市场集中度高、专用性强的农业产业链中,更容易出现类似现象。[5]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近年来,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往往更容易出现在市场集中度高、利润空间大、发展潜力好的领域。第二,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呈现加快趋势,并日益体现其战略意图。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正在日益向纵深发展,其控制方式正在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控制中国涉农企业。有的跨国公司甚至扬言,在中国农业中要先清理市场,拿80%的钱消灭对手,拿20%的钱进行投资。第三,目前在中国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但已经开始呈现由加工企业转向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的趋势。如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对中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控制,尽管比重仍然不大,但正在出现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些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可能通过设置超市进场费、要求通过各种食品安全认证等,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成本和门槛,并将大多数小规模、低技术、低素质的农民排斥在农业产业化的大门之外;甚至通过扩大国外农产品销售等方式,挤占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空间。[6]第四,尽管按照通常的理解,延长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但“企业控制产业”的存在及其由加工领域向流通领域的转移,很可能加剧农民在农业产业链增值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剧农产品价值链分配的下列不公平现象:农民“承担成本多、获得利润少”,控制农业产业链的加工企业特别是零售商“承担成本少、获得利润多”。因此,在农产品价值链或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割中,农民往往居于低端,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容易受到价格、成本波动的冲击”,从而影响农民增收,进而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基于前文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应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与挑战,必须超前谋划,增强决策的前瞻性。作出具体谋划与决策固然不是本文主旨所在,然而若能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则本文目标已达到。 (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王一凡(1989年),男,汉族,湖北赤壁,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刘隐(1991年),男,汉族,湖北天门,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摘要: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关系到贫困问题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最大量的人口,不发达的现状和经济困境也往往伴随着这些国家和人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在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国内外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均处于转型期,农业发展也不例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其所面临的挑战,讨论如何采取措施推动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转型;农业;发展 一、 农业在转型期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一) 农业在经济中的贡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异质性,本文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分类是用于考察农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业国中,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这类国家中农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2%;在转型中国家,农业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5%-7%;可见,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并且往往是国家越落后,工业化水平越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的转型,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逐渐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结束以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会减少至很小的比例,甚至为负,这时的农业成为净补贴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已不再重要,而是表示农业不再对发展构成大的阻碍。在中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分为市场贡献、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 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在农业的各种投入不仅仅来自于本部门内部供给,其它部门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而且农民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消费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非农部门,这样就给经济中的其它部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由此扩大了非农产业的销售,促进了其它部门的发展和增长。 农业的产品贡献是指农业部门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的产品贡献,即在农业总产品中扣除农业部门消费后所得到的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作为主要原料,我国的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农副产品加工部门作为主导,工业生产原料有近30%来自农业,轻纺工业这一比例占80%以上,虽然还有一些工业部门不直接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但它们依赖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部门的增长。所以农业品的生产规模及其增长决定了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增长。粮食“十连增”保障了粮食安全,稳定了工业部门的发展环境,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 农业的要素贡献可以分为劳动力贡献和资本贡献。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以各种形式为非农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继而奠定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优势的基础,据统计,在中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为57.6%,在第三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约为52%。;而资本贡献是指在农业剩余中扣除农业部门购买的工业品部分后的净剩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我国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汲取大量资金发展工业。截止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原始积累据推算约为8000亿元以上。中国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做出了巨大的资本贡献。 农业的外汇贡献指的是通过农产品贸易出口创汇,利用外汇进口急需的物资和技术以促进发展。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紧缺原材料和高科技生产技术,急需大量外汇。在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创汇。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0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持持续顺差,直至2004年才出现逆差。同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纺织品的大量出口,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途径。 (二) 农业可以减少贫困、保障粮食安全进而稳定发展环境 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4个贫困人口中就有3个生活在农村,约21亿人每天每人消费不足2美元,8.8亿人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处于极度贫困,贫困形势十分严峻。农业为无数农业经营者和生产者提供了就业,在城市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农业还起到了相当于社会保障的作用。虽然农业的发展不能够让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但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却是举世公认的。据多项评估显示,由于农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的作用至少是非农产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作用的2倍,在中国,这一数值达到3.5倍,据统计,以每日1.25美元的生活费用衡量,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脱贫人口达到6.6亿,贫困率从84%降至13.1%。减少大量贫困人口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农业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也尤为重要,一旦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后果将十分严重,由于粮食无法自给,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支出,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创汇能力不强,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粮食必然会收缩技术的进口,从而影响到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三) 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首先是高耗水产业,直接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其次,农业对化肥和农药的乱用滥用直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并形成污染;此外,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以及温室效应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但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实施和促进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 如何促进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 (一) 提高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可得性 在中国,由于劳动力相对富足,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包括土地、金融资本、水利、科教等方面,而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公共物品分配不均等现实往往限制了农民自由或者公平地获得这些要素和资源,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获得这些生计所需的资源。 在土地方面,放开土地流转市场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退出农业生产的机制,在产权的保护下却又不致于失去生计保障。这有利于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但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缺少实施细则等原因限制了土地市场功能的发挥,使土地配置缺乏效率。对土地进行确权,开放土地市场,对土地市场实行有效监管,形成规范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可以帮助解决土地资源的可得性问题。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缺乏像城市一样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由于风险大、利润低,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业领域,致使农业和农村普遍存在着融资成本高、机会不均等等问题。而农民除了土地,缺少其它可以作为抵押的资产,而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也导致所有权无法进行抵押,而如果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会导致一旦失败将失去生计的风险。这些现状致使小农在市场上无法与其它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建立农村金融体系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金融服务,并以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和融资成本为目标,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在部分地区试点推广无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可以有效减少农户风险,进而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投身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之中,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福利。 在水利方面,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中国的防灾减灾压力也越来越大,节约水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兴建农田水利和灌溉设施成为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水利是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集公共性和战略性于一身。发展水利建设,不仅可以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关系到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 在科教方面,由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于城市水平较为低下,并且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慢于城市,使农村积贫积弱,加大对农村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有助于帮助一部分农民掌握技能实现脱贫并发展生产,投身到现代农业的经营之中。将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相结合,使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供农民自主选择,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农民摆脱贫困的内生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良性发展。 (二) 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加健全 由于农业市场各种强有力的市场主体的参与,为了保证小农的地位不受冲击,应当完善市场机制并加强监管,实现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有效配置,使农民享受农业发展的利益。 在产品市场上,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波动来进一步健全市场体制,依靠完善商品交换、市场信息体系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来惠及农民,利用期货工具来控制大宗农作物的价格;运用粮食储备来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通过降低关税、减少进出口贸易限制、规范市场公平交易来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在生产资料市场,同样面临着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规模不经济等问题,在利用市场自我调节农资市场的同时更要谨慎地使用农资补贴,并对补贴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反馈。 (三) 提高公共投资的数量和质量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国家投入向工业倾斜,这种投资政策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一直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落后开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才使得人们重新重视农业,对农业加大投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路桥、通信、电力等方面。这类公共投资的增加将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由于这类投资往往具有数量大、利润小、周期长等特点,私人和组织无力承担,因此只能由政府和集体提供。通过国家负责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集体负责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闲置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公共投资的效率。 (四)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位生产者和政府的角色。由于农民个体往往是富有效率的生产者,如果能得到组织的支持将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获得规模经济。对小农而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以农户为基础,合作组织为依托,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有助于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克服小规模经营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由于农民组织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其自身常常面临管理能力低下等问题。因此只有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来发展和壮大农民组织,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五) 实现发展的可持续 随着资源的日益稀缺、气候变化加剧以及环境成本的加大,农业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加限制地滥用自然资源了。生产的外部性导致农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于如农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的关切,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首先,要通过法律来明晰产权,明确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公共的悲剧”;其次,采用科学技术,进行保护性耕作,如轮种休耕等,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进行集约化的管理,运用物理、化学、生物和电子信息等手段获取农业环境的即时信息,以此为以依据提出防治污染的对策;最后,发展生物清洁能源并降低成本,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市场并延缓资源耗竭的速度。 三、 结论和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处在转型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近年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降到5%以下,非农部门迅速发展,但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却相当滞后,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需要对农村进行大量补贴,而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使得公共财政捉襟见肘,公共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如果依靠补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将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消费成本,致使公共决策陷入僵局。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当前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前进,必须采取包括促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农民组织化、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等在内的综合措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根据速水和拉坦的研究,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进步道路,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在土地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由于土地相对于劳动越来越稀缺,导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取消土地流转制度的严格限制可以使土地的再配置效率提升,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进而提高效率。而有效率并且公平的市场将成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极佳工具,企业将农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高竞争力,使更多的农民和企业参与发展,并帮助它们“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实力。 农业对于发展的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挥,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新的机遇正在显现出来,而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中国充分发挥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农业的极大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其次探究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最后探讨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及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发展迅速,但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也是越来越突出。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我国的农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20世纪末,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强有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形势一直保持旺盛势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自1999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稳定在5亿吨以上,成为世界最大产粮国,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财政收入的1/4、创汇的1/3、工业增加值的1/2、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农民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农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委会选举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正在逐步普及。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业国际合作与交往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种苗以及大批农业科技成果来发展我国的农业。同时,中国农业科技的国际交往也发展迅速,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有了农业交往,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国还同13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开展了双边合作。 三、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1、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 近年来,由于工矿企业排放的“三废”,以及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农膜,导致我国部分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大中城市郊区的农产品产地、工矿企业区周边的农产品产地、污水灌溉区的环境污染严重。 (1)农田土壤污染 目前,我国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较为严峻。据不完全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万公顷,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2)农用灌溉水污染 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5.59×107公顷,即只有约43% 的耕地依靠灌溉水,而57%的耕地仍主要依靠降水。灌溉水质量对产地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从产地环境角度分析,目前真正受水污染影响的区域估计在20%左右, 其中影响较严重的区域约占5%,受污染威胁面积约为6.50×106公顷。 (3)农区大气污染 由于部分地区大量燃煤,以及焚烧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导致农区大气污染。据估算,我国大气污染农田面积约533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6%,仅淮河流域因农田大气污染累计损失就超过1.7亿元。 2、耕地资源减少 耕地是农作物生长的基地,是农业生产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有效的保护耕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水土流失的加剧,我国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2008 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8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18.2574亿亩,较2007年净减少29万亩,减幅0.016%。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87.4万亩;生态退耕11.40万亩;灾毁耕地37.2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7.40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373.35万亩。同期,全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 3、农业水资源短缺 水是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当前,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形势日趋严峻。首先,人均占有量少。我国水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年缺水量近400亿立方米,约有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达标饮用水;农田受旱面积年均达200万公顷。其次,用水浪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年供水量大约为5500亿吨,而农业用水量约占总量的 70%,其中农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的90%左右。据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用水灌溉定额普遍偏高,实际达到平均每亩灌水450 立方米~500立方米,超出实际需水量的1倍左右,有的地方甚至超出2倍以上。据统计,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50%,1立方米水只能生产0.85公斤粮食,远低于2公斤以上的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 1、具有刚性约束特点的农业自然资源:耕地资源与水资源。 从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看,无论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水平较低,大多数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地资源与水资源也不例外。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从水资源拥有量看,中国平均每年可更新的淡水资源量为2.81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约42.75万亿立方米可更新淡水资源的6.6%,可以说,中国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存在同样的不利条件。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可通过灌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来体现,因为中国75%的粮食作物生长在灌溉土地。对中国而言,相对较少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其农业发展固有的不利条件。除自然资源在国家间不均等分配的固有资源禀赋约束外,国内的城市和工业扩张都需要地理空间和水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约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镇在耕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低于非农产业,在与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耕地和水资源争夺战中,农业和农村的弱势地位逐渐凸显,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2、具有逐利性和软约束的农业社会资源:资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 与耕地和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不同,资金和劳动力属于农业社会资源,而且流动性相对较强,其流动性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由于受到的是流动性软约束,资金和劳动力就有激励通过流动去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总体而言,我国当前仍然是农业部门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农村资金方面。2010年,农村投资的增幅仍低于城镇投资增幅4.8个百分点,农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3.2%。1995年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4.43倍(按现价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出约1倍。近年来,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农业补贴规模继续扩大,农村金融服务有所改善。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0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等农村贷款余额9.8万亿元,同比增长31.5%,高出同期各项贷款增速11.9个百分点;农户贷款余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29.4%;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但不可否认是农村民间资本仍向着投资回报率高的二、三产业转移,且各类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抽水机”角色,农村农业资本依然缺乏,农民贷款仍困难。农村劳动力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结构性矛盾显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于乡村人口基数大,目前乡村劳动力总量依然过剩,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还较大,但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乡村从业人员总数和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3、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约束的农业现入要素:化肥和农药 现入要素的使用对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作物增产的作用巨大,但仍然逃不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效果已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从不同农业生产资料来看,产品畜价格、机械化农具价格和农药价格相对比较稳定,饲料(2010年价格上涨8.3%)、农用机油(2010年价格上涨10.3%)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2010年价格上涨10.3%)上涨明显,但是化肥价格持续下降。2010年,化肥价格在2009年下降6.3%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4%,化肥使用可能已经到了极限。以农业生产中的氮肥使用效果为例。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1.6倍,单位农田的氮肥施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用量。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氮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氮肥的大量使用,氮肥的肥效快速下降,其直接表现为氮肥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下降。有研究指出,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肥料成本增加引发净收入减少。有专家分析认为长期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是氮肥肥效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化肥施用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农民维持单位土地产出量就需要施用更多化肥,似乎陷入了“施用化肥—土地贫化—施用更多化肥—土地更加贫化”的恶性循环。农药的使用也没能避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多年来,我国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就是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投入水平已经相当高。过量使用化肥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样,过量使用农药也有类似的结果。有学者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以1996~2008年省际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的农业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农药使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在-10.664到0.978之间,变化不大,说明粮食产量几乎不受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张立超、翟印礼,2010)。贾卫国(2010)在江苏省12个城市的农化用品投入效率进行分析后,得出1/3的城市已处于农化用品投入规模过大、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结果。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减少农药使用量并不影响农作物产量。按经济学的理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而实践也表明,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使用也是遵这一规律。 4、能够突破资源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业科技方面,据农业部测算,2010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2%,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种子统供率达到66%,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率达12%,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52%。即便如此,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却是当前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总体来说,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40个百分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推广能力不足,技术到户率不高,现实科技的潜力发挥不足,例如每年大约有6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诞生,但只有不到1/3被利用。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降低了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农业用水约占社会用水的2/3,但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五、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1、农业政策的优秀目标应当从实现食品的自供给安全,转变为改善农户的生计状况许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证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因此,在粮食总产品连续3年保持增产(总产超过4.9亿t,2007年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 5亿t)的今天,如何在政府层面上保证农产品供给数量上的安全,同时实现农民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难点。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正视国际农产品市场应有的作用,应当是使农产品供给安全得以有效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2、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与农户生计目标相脱离,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应当集中力量发掘传统农业的精华和乡土智慧,发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就像舒尔茨说过的一样:“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怎样的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事实上,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往往产生于最好的现有技术的扩散,而不是某一实验室新技术的发明,英国的农业革命、美国的土壤保持运动亦如是。 3、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应能促进农民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业已不堪重负,而长期以来中国推广的农业技术却是以资本、土地密集型为导向的,不仅没有利用好最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而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为求得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必须把生态学原则结合到以农村充分就业为中心的战略之中,开发“生态技术”使农民能够就地“自我雇佣”,旨在促进农村的充分就业,并开创一系列的增值增收活动。 六、结束语 农业的发展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得到更好发展的保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在农业的发展中资源环境的约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关系到中国农业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与期权理论实践 摘 要: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虽然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制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多漏洞,农民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可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期权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和流通,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市场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由于农产品和化肥、种子、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展开分析,引入期权理论利用套期保值将农民的价格风险转移给市场,进而分散农业生产中风险,使农民的利益通过市场化得到保护。 关键词:农业生产;套期保值;风险转移 1.前言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支持政策是指由政府机构介入市场,利用行政手段对农产品以保护价形式收购、政府储备或直接对农民进行低收入补贴,以保护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水平。将期权理论引入农业生产和经营,可以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补充和促进,通过市场形式承担和分散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风险,以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2.期权理论运用农业市场概述 2.1期权理论 期权(Option)是指在某一限定时期内按某一履约价格买进或卖出某一特定商品或合约的权利。是一种投资者支付一定费用获得不必强制执行的选择权。 期权的优秀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1)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 投资者获得期权后拥有的选择权,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行使权利,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选择放弃权利。因此,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 (2)期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投资者付出一定成本获取期权,条件不利时放弃该期权,损失是购买期权的成本;条件有利时行使权利,获得差价收益。也就是说,期权所有者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而获得的收益有多种可能,可能是零也可能很大。因此,投资获得期权的成本与其持有期权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3)管理“不确定”以提高期权价值 投资者通过期权锁定了不确定的下界风险,这意味着不确定程度越高,标的资产的波动越大,投资者获得上界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期权价值越高。 (4)运用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 期权可通过标的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动态复制而得,期权定价是通过标的资产动态反应的。决策者可以通过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性,这使得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不对期权定价产生影响。 2.2期权理论与农业发展 利用期权市场保护农业,相对于利用行政措施支持农业,有如下优势:(1)期权交易中的价格,是通过市场竞价过程形成,是期权交易双方对未来供需状况的预期,它的形成基本反映了供求的实际关系。为农民生产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2)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其部分价格风险被期权市场中其他投资者承担,有效的降低了风险; 3.农业生产中期权套期保值应用分析 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构成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为农民在前一年粮种的选种和当年的销售收入都带来的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谷贱伤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在农民生产过程中,由于种子、化肥及生产工具的价格变动,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存在不确定性。 3.1在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 进行这项操作的目的是要规避农业生产者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但是在这里运用的是看跌期权合约而不是期货合约。看跌期权合约是指这一合约的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出售标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可见,看跌期权合约的买方是期望未来标的资产下跌而购买的这个合约。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说明: 7月份,当小麦的现价为1580元/吨时,一位农业生产者正期望从他的一个客户手中获得200吨小麦的大订单。预期客户会要求在8月底交货(合约约定以交货时间价格成交)。农业生产者关注的是小麦价格会从目前水平下跌,从而对他的边际利润产生压力。 很明显,为保持现在的价格和盈利水平,需要对小麦价格进行套期保值。这位农业生产者决定运用多头期权来控制农产品的风险。 查询网站所得到的小麦期货合约的成交价格如下: 7月份:每吨1620元,8月份:每吨1680元,9月份:每吨1720元 上述数据表明市场处于期货溢价状态,当然溢价程度不是很强。于是农业生产者以20元的期权价格买入交易所9月小麦的1720看跌期权。 (1)价格上涨 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价格上涨显然是一种让他们满意的变动。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运用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是否可以让农业生产者在价格发生有利变动时能够获利。 考虑进期权购买成本的话,农业生产者的实际销售价格是1730元,(实际收到的价格1750元-在期货市场上的损失20元)。这比农业生产者要套期保值的价格有150元的改进。 以上表明,利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在市场价格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时,农业生产者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仍能得到价格有利变动所带来的收益。 (2)价格下跌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主要研究在标的商品价格下跌时,利用期权的卖方套期保值的情况。为此,我们假设农业生产者平仓时,小麦的现货价格已跌至1490元/吨。此时农业生产者持有的看跌期权处于实值状态,他会下指令让期货经纪人执行这项期权。同时,他会再买进同等数量的小麦期货合约,来抵消由于执行期权所带来的空头期货头寸。此时买进期货的交易价是1485元/吨。 3.2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涨期权的买方套期保值。 在农业生产者进行生产时,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农业生产者免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考虑看涨期权。看涨期权是指该合约的购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购买标的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 当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在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之下时,期权将不被执行,由此引起的成本仅是全部期权费用。在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上涨,不利于农业生产者时它通过执行期权,将会大大减少损失。因此,在买方套期保值中,主要是针对价格向上的不利变化,由运用看涨期权的保护策略则可为此承担损失。 4.建议 农产品期权市场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关于市场机制和规则的建立还很不完善,各参与主体还处于观望态势。此处针对我国农业期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 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支持为辅 我国农业市场发展滞后,加快农业市场改革,转变政府管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成为当前解决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于是,利用期权这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避免由于价格的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抵御市场风险,对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在农业期权市场建立初期,政府是主要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它可以通过代替农民支付权利金、交易中的手续费及其他相关交易费用,也可以直接向参与农业期权交易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来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使农民真正成为农业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 (二) 培育农民成为规范的期权市场参与主体 由于中国大多数农民受到传统农业经营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期权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生工具,能否被农民大众接受并灵活运用,成为农业期权市场能否在我国成功建立的关键所在。于是,要培育农民真正成为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帮助和引导广大农民进入期权市场,首先必须帮助农民转换观念,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通过农业期权市场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优化粮食种值结构,使其农业生产经营向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 (三) 开展农业期权交易试点,逐步完善市场管理体系 美国于1993年开始鼓励农场主参与政府农业期权交易试点。这种措施使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贴通过期权市场使农场主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目前可以借鉴此经验,在我国实行农业期权交易试点。对优先进入该试点的粮食生产企业和农民,给予粮食期权支持。对于交易对象的选择,可以首先选定某一优质粮食品种为对象,在该品种主产省的某一地区试点。通过交易试点的推行,不断完善农业期权市场体系。确定合理的交割税率,制定符合各个参与主体利益要求的市场管理体制。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吉县支行以十八大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永吉县农发行党支部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在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农发行工作实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和农发行价值体系建设。该行为使全体员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组织全行员工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结合本行实际,制定了《开展爱岗敬业履职尽责主题教育活动方案》,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条红线,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员工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员工再次受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树立和倡导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爱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以实际行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该行党支部在组织员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同时,还按上级行要求,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农发总行的价值体系。即农发行愿景: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使命(宣传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农发行优秀理念: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农发行精神:尽职、务实、创新、自强。党支部号召全行员工认真抓好落实,积极发挥价值体系的优秀引领作用,不断适应新形势要求,拓展理念内涵,丰富实践内容,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使之转化为全行员工统一的价值导向,神圣的使命感召,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将其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用“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愿景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召示全行员工为之而奋斗。 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县行党支部以支持“三农”为切入点,践行经营理念,完善管理机制,向全行员工发出了“转变观念,创新管理,真抓实干,不辱使命,创建一流员工队伍,为支持‘三农’做贡献”的号召。开展了以“我爱农发行,奉献在岗位”为主题的艰苦创业、廉洁从业、建功立业的创建活动,使全行员工进一步增强了大局意识,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推动了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活动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省级分行: 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收购掌握粮源和实施粮食宏观调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维护粮食市场与价格基本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和得力抓手,承担着重要的公益性、基础性和社会性职能。近些年来,各地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部署,大力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企业“三老”问题基本解决,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国有粮食企业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粮食购销,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开始走向振兴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在多元市场主体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受历史遗留问题及当前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国有粮食企业融资难、竞争力弱、经营模式单一、缺乏自我积累等问题比较突出,“小、散、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地位和功能受到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支持作用,促进国有粮食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动战略重组,做大做强国有粮食企业 (一)重点推进县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兼并重组,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保留1家地方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以优势骨干粮库为主体,基层购销网络为基础,通过兼并重组,组建公司制、股份制粮食企业,主要承担粮食储备、政府调控和市场化收购任务。逐步实现“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模式,促进资产、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把国有粮食企业做大做强。 (二)积极适应区域粮食宏观调控需要,着力培育区域性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地方大型粮食企业,并以具备规模优势、资产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的区域性大中型粮食企业为依托,打造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区域性粮食集团,不断提高国有粮食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按照有利于保护售粮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原则,在深入分析本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状况、经营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粮食购销数量、企业辐射半径和应急保障需要,制定本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重组规划方案。省、市、县三级规划方案要上下对应、统一协调,并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及有关部门的支持,确保规划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转变企业经营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着力改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买原粮、卖原粮”的单一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有条件的国有粮食企业向收购、仓储、物流、加工、销售等一体化发展,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竞争力。鼓励地方国有粮食企业通过积极参与“主食产业化”、“放心粮油工程”等,拓展经营空间,实现经营多元化发展。 (五)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创新机制,规范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统一发展战略、统一资产管理、统一财务核算、统一制度管控、统一人力配置的统分结合的公司制发展模式,切实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三、积极协调和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六)在改制重组过程中,要通过采取免征、先征后返或减征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将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的国有划拨土地改变为出让用地。结合“退城进郊”、创办“粮食产业园”等,盘活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资产,扩大资产规模,改善资产质量。 (七)加强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在人员分流、社会保障、经营性亏损处置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争取重组、改制后的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继续享受原有国有粮食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 (八)采取政府注资、企业入股等方式,多渠道充实国有粮食企业资本金,提高企业资信状况,增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偿贷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九)以省、市两级粮食储备为重点,加大对地方储备信贷支持力度,确保省、市级储备粮增储、轮换资金需要,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区域粮食市场调控能力。对省、市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直属库,地方储备先购后销所需的轮换贷款,应给予信用贷款支持。对军粮供应企业保障军粮供应所需资金足额贷款。 (十)对县级粮食储备实行有区别的信贷政策。对制度健全、财政补偿政策落实、符合贷款集中管理要求的,增储贷款要优先支持;对财政补贴不落实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对承担县级储备的企业,地方财政补贴能够弥补价差亏损,或企业足额建立轮换风险准备金的,所需轮换贷款可采取信用贷款方式。 (十一)对经营管理状况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自主经营的市场化粮食收购资金需求,要按照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经营能力,在企业有效资产应抵尽抵,落实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或缴存风险准备金后,可发放信用贷款。不得将自有资金和风险准备金两种风险保障措施同时使用。 (十二)对从事粮食储运、调销、加工的国有粮食企业符合流动资金贷款条件和要求的,要积极给予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促进其扩大经营。 (十三)在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可以发放重组贷款,支持企业资产整合,提高竞争优势。对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战略重组过程中关闭、注销和破产的,农发行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快处置所形成的呆坏账。 (十四)充分利用现有的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积极支持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粮食收储、科技创新、技术升级改造、质量体系建设、军粮供应保障能力提升以及生产基地建设,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布局,尽快做大做强。 (十五)对改革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暂时达不到粮食收购贷款条件的,给予1~2年过渡期限。在粮食主产区和有粮食收购任务地区,一个县(市、区)域内没有具备粮食收购贷款资格企业的,应由当地政府指定,落实必要风险防控措施,选择1~2家条件较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发放粮食收购贷款,确保不留收购空白点,地方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负责对指定企业进行监管,确保农发行收购资金安全。 (十六)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要求,确保粮食收购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申请粮食收购资金贷款须在农发行开立粮食收购资金存款账户,积极配合农发行对收购资金的信贷监管,销售货款要全额回笼至农发行存款账户,并及时归还占用的粮食收购贷款。 五、改进信贷服务,提高办贷效率 (十七)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发展贷款担保机构。通过粮食企业的联合筹资、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向现有担保机构注资、争取财政资金补助等方式组建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定向提供担保,提高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融资能力。 (十八)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共同出资,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财政部门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进行担保。 (十九)不断创新信贷产品,满足地方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对产业链比较完善的粮食企业,农发行要创新信贷产品,以优秀业务为依托,满足企业上下游整个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二十)创新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贷款担保方式,增大对企业融资额度。实行粮食库存浮动抵押、仓单质押等安全、便捷的担保方式,切实改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二十一)对于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使用粮食收购贷款,每年在收购旺季前要及早开展收购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工作,将粮食收购贷款额度核批到企业,并及时通知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二十二)严格执行中国银监会和农发行有关金融服务收费相关规定,严禁违规向企业收费。对于符合收费减免政策规定的,要减免相关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六、密切加强合作,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二十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资信共同考评机制,把企业发展潜力、经营管理能力、履约还贷能力等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共同把发展前景良好、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国有粮食企业纳入“信誉良好企业”名单,在贷款条件和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和支持。 (二十四)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风险共同监管机制,科学区分市场经营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和恶意挤占挪用等非系统性风险,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农发行适当提高对因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市场风险承受度和容忍度。粮食部门要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努力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非系统性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对企业发生的恶意挤占挪用农发行贷款的行为,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十五)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定期联系共同会商制度,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掌握粮食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改革动态等,共同参与当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方案的制定,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及时沟通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经营管理和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协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神,并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和农发行(客户一部)报告。 当前,正值秋粮收购的关键时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要通力合作,认真分析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及早安排和落实收购资金,加强对收购资金监管,确保不出现“打白条”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 摘 要: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的特点,包括命名方式的演变、术语形式的演变和语义的演变等,旨在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与发展研究 【摘要】 综合考虑三农经济的特点、目前的发展形势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的业务范围、经营背景等因素,本文认为,无论是外部经济体制环境还是内部经营管理,农发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金运用效率低、潜在风险大等,导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支农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因此农发行的改革和职能调整势在必行。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金融 改革 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必要性 1、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发展银行的支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随着工业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需要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性金融手段。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通过财政贴息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供应,进行农业发展的硬件建设和生产能力建设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兼有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其宗旨就是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及意图,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它通过对农业项目的先期介入,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引导和鼓励包括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外商以及农民个人在内的社会投资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肩负着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重任。因此,应促进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使它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而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是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除了与当前“三农”形式有关,也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一方面使原有的国有专业银行可以摆脱政策性业务的束缚,真正逐步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为构筑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正着力建立多层次、多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不同领域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弥补其他商业性金融不愿或不能涉足的农业领域的缺口,更好地解决农村金融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与资金加速外流形成的尖锐矛盾。 二、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职能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 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最大的特点在于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政策性金融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实行保本微利经营,不与商业性金融竞争,严格规范地执行国家政策,体现政府意图。政策性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分别承担着商业性支农职能和政策性支农职能。从实际情况看,三者间的职能分工存在错位的现象。农业银行于1995年被界定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但仍肩负一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却成为“专司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机构,业务单一。而且原来归属于农业发展银行其后又重新划转到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有些被选择性地执行,如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可图的就去做;有些被长期冻结,如专项贷款;有些业务成为转移呆坏账的工具。这些现状维持至今仍未打破,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市场定位问题。在全社会呼吁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对农业政策性资金投入的今天,国家并没有尽快明确这个问题,这既影响对“三农”的政策性资金投入,同时还制约农发行的可持续发展。 2、筹资机制不健全,制约业务经营拓展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渠道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的借款、筹资,使得资金运用大受制约。这种基本上依赖中央银行借款的筹资方式,偏离了通过组建政策性银行,以切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联系的改革初衷。根据现行政策规定,政策性银行不得与商业银行竞争汲取社会存款,特别是居民储蓄,此种做法极大限制了其自身的信用创造能力。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负债业务主体主要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吸收开户企事业单位存款等,均属于被动形成的负债。而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经办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很容易导致不良信贷资产增加和财务状况恶化,而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3、业务范围过于狭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 4、内控机制比较薄弱 随着农发行职能的不断完善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信贷风险出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粮油的流通环节风险转变为对农业整体产业的风险;二是由单一客户风险转变为多元化、集团化、产业化的客户风险;三是由政策性贷款风险为主转向由商业性贷款风险为主。但是风险防控机制还不适应需要,信贷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一些规章制度存在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矛盾,亟需进一步整合。适应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业务特点的风险预警体系尚不健全;贷后管理相对薄弱,同时缺乏适合不同类型企业需要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业务多元化发展的需要。风险管理手段不足,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文化欠缺;不良资产化解手段比较单一,清收难度加大。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内部审计和监察力量薄弱,管理粗放,甚至有些政策性银行由于内部管理混乱、违法违规经营,导致不良贷款率高,从而面临很大的信贷风险。 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途径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基层机构甚至与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并与重组,此举并不能完成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制度的创新。因为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国家开发银行等的功能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目标群体,即使完成了组织制度上的变迁,也不能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型。进一步来讲,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并”、“撤”、“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定位或职能调整的问题,而应将其放到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一种符合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情况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制度,使目标定位更加明确,管理手段更加先进,运营机制更加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落实到位,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今后改革和发展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将农业发展银行各层次分支机构进行合理调整 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地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城乡一体化、外向型农业、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等。分支结构按照经济区域设置,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银行各机构运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克服体制性障碍,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形成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中部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受较差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往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发展相对较为封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等。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划设置,有利于贯彻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政府调控农业主产区粮食市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业务范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要在国家支农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内统筹考虑,围绕以农为本的“务农”指导思想,从事综合性农业开发信贷业务和建设综合性农业政策金融服务体系。合理有效地运用资金,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挥职能和作用的主要手段,也是其业务运作的关键所在。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亟待重构、重组与重建的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其特有的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1)坚定不移地做好粮棉油收购和储备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和储备不出问题。首先,为粮食流通企业提供收购资金,支持企业开展粮棉油收购,对继续实行保护价收购的粮食品种要保证资金的供应,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积极支持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手中粮食变现。促进农产品价值的实现,是维护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安全、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手段。其次,支持国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支持提高粮食储备率,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支持农业主产区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建立一批高产、优质、高效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长基地。其次,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基础上,着力调整主厂区农业生产格局和优化品种结构。最后,完善贷款准入制,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支持农业主产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眼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把它们作为贷款对象,并视情况逐步延伸,支持贷款对象逐步打破所有制限制,这样将众多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纳入市场体系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和增强农户市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支持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技术产品,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等,引导西部贫困地区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3)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农发行要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粮棉主产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能力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转化率。 3、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筹资管理机制 (1)允许农发行同步发展资产与负债业务,稳定低成本资金来源。一是增加财政预算支农资金、国家农业投资,并由农发行统一拨付、管理和使用;改部分财政无偿投资为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二是吸收存款,允许农发行扩大吸收企业存款的范围,向非贷款客户或其他金融机构开办协议存款等业务。三是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并利用政府担保从国外借款或发行债券。通过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从国内外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逐步改变对财政资金和中央银行再贷款过度的状况,并随着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提高金融债券的数额和比重,不断增强自主融资能力,这是农发行融资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支持农发行加强与邮储银行、社保及农业专项基金等的合作。 (2)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农发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特定的农业领域或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其在资金来源、资金投放、贷款利率等方面都是确定的,根据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对其进行经济利益补偿也是应该的,所以应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一是国家相关部门应确保资本金尽快足额到位和逐步补充,制定安排相应的利差拨补计划,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政策性贷款的发放季提前划拨资金。二是给予政策性银行与业务收益、风险相关联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呆账核销等优惠政策,允许农发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根据业务风险大小和资产质量状况适当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并按审慎会计原则及时足额提取准备金。 4、增强内部控制能力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改革成为发展空间合理、机制体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切合其实际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1)加快内部改革,提高整体效率和活力。一是建立控制有力、调节灵活、多级负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系统调控体系。强化总行权威,进行资金计划、发展规划、业务战略和管理模式的宏观设计、配置和指导;同时按业务流程科学配置分支机构业务、资金、财务和人事等权限。二是建立健全业务流程经营体系。梳理业务流程,合理分配部门职责,规范工作运行程序。三是完善内控机制和信贷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信贷资产质量监测机制,规范贷款业务操作规程,加强系统内业务审计稽核、行政监察和纪律检查。四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 (2)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农发行职工队伍建设。一是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通过横向调配、优化组合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充实信贷力量。二是按照“能进能出”的原则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公开招聘制等吸引商业银行等人员。三是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干部交流和岗位轮换。四是按照“绩效挂钩、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五是加强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3)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发挥更全面金融服务的作用。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分散。农发行受经营网点和人员结构的限制,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对广大农户和小企业进行有效的支持,从而无法完成全方位服务农民和农业经济的目标。在这方面,可借鉴美国等国外政策性金融的经验,切实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商业性金融的互补合作。利用商业金融、农信社已有网络和信息更为对称的特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扩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对象的贷款规模。 5、加强政策性金融法律支持体系 农业政策性银行能否持续发展,加强农业金融政策立法是关键。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印发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食购销企业与加工企业联营信贷监管试行办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纳制度》。但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法》或《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来明确界定农发行与政府、财政、中央银行以及银行业监管机构等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其经营目标、经营原则、业务范围、管理体制、运作机制、资金来源及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农发行必须吸取以往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经验教训,将改革定位在以扶持为主、效益为辅,建立政策引导、法律保障的农村政策性金融市场。坚持以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为主的政策性功能,争取国家从信贷政策、存款政策、利率政策、财政贴息、政府亏损补贴政策、债券市场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等方面进行立法保护。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特点以及开发性金融基本理论的监管和考核评价办法,严格规范农发行的经营行为。促进对农发行的依法运营与监管,要营造良好的农业金融生态环境,制定《粮食法》,修订《企业破产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条款,明确对挤占挪用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悬空逃废农发行债务行为的法律责任,保护农发行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农业发展 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那么,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扩大 农业对外开放积累了哪些经验,具有怎样的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今后中国农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应该实施怎样的开放战略?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10年来,中国农业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着力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严格履行加入承诺,农业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严格履行承诺,逐步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已经降至15%,不到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62%的1/4,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 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对粮棉等重点农产品以及化肥等农资产品,按照关税配额管理承诺,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及国内市场措施;严守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 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与此同时,积极鼓励农业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科技研发等,对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挥积极作用;加大农业对外合作工作力度,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双边农业合作框架。探 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家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经营,正在建立形成持续、 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 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进一步改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根据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特征,促进与东盟、新西兰等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世贸 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10年的开放历程,使中国农业基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农业全 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贸易摩擦频发多发,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战胜了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比 较利益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种困难的挑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如2002~201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1.8%,比加入前 1998~2001年的10.8%高出一个百分点。特别是10年来,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不动摇,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粮食产量从 2001年的9052亿斤增加到了2010年的10930亿斤,增长了20.7%,年均增速达2.1%。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连续8年丰 收,近几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水平,打破了延续多年的粮食三年一减的不稳定周期,粮食安全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他主要农产品,如油料、棉花、食 糖、肉禽蛋奶和水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等产量也实现新的突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为中国克服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困难,应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了基础支撑。 第三,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贡献明显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增加3552元,年均增长 10.7%。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收入实际增速仍保持8%以上,2010年增幅达到10.9%,不仅高 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之一。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市场日益 扩大。2010年中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20875亿元,比2001年的10424.9亿元,增长100.3%,年均增长8%。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对中 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第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 一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201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489亿美元,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203.6%, 年均增长13.1%。由此促进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了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特色、优质、安全、高 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同时,适度增加资源性农产 品进口。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71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2.2%。农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 了中国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农业贸易依存度由2001年的15%,增加到2010年的20.2%。其中,虽然目前中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依存度只有8%,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由2001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11.8%。其中,油籽、棉花等资源性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如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植物油以及饲料需求,大豆进口从2001年的1038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均增 长20.3%,占国内大豆消费量的84%,相当于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1.4%,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 大国,目前已成为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5大农产品出口国,除欧盟、美国、日本之外的第4大农产品进口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二、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的经验与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由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农业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人对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发展充满疑虑和担 心。为什么10年来,中国农业打破种种悲观预言,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启示?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根据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的新要求,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三农”工作的战略理念和大政方针,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 国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从明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的重要目标,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应对农业国际化竞争挑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连续发出八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施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 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农业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全面实现 从农业“负保护”向“正保护”的政策转型,按照国际通行的测算方法,中国农业补贴率从2001年的5.9%提高到2010年的16.1%。不仅有效保护和 提高了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创新农产品贸易战略。 10年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一方面,优化和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建立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优 势农产品出口体系。10年来,中国园艺、水产、畜禽等优势产品出口在全部农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60%,增加到2010年的70%;粮食等土 地密集型资源性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下降至2010年不足10%。另一方面,适度进口资源性农产品,探索建立统筹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2010年,中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共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 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与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因此,适度进 口国外资源性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对中国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水平。 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采取关税配额管理等进口管理措施,有效把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口的时间、节奏与规模,防范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和市场 形成冲击;积极应用世贸组织规则,应对化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为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农业稳定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特别是 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加快,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中国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进出口管理,着力提高驾驭复 杂国际市场环境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国内农产品调控体系,通过实施最低价收购、临时收储、竞价销售,把握储备吞吐、进出口节奏与时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 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成功化解国际粮食危机的严峻挑战,为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但10年来,对农业开放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有人认为大豆等个别农产品进口过度,对国内生产冲击严重,导致大豆行业集体“沦陷”;也有人认为国内种 业、大豆压榨加工行业面临外资垄断,农业产业安全存在严重隐患。客观看,在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中,存在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对农业开放的不同认识,有的来自对中国农业的强烈隐患意识,担心中国农业在不利的国际竞争中受到严重影响;有的来自局部、地区和行业的利益博弈,担心本国 产品、本土企业缺乏比较优势,难以承受外来冲击;有的则强调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应该由本国农业、农民来分享,因此对农产品进口心存 疑虑,抵制情绪还相当普遍。究其本质,根源在于我们没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把握,对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与利用国际农业资源的依存关系认识不足。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一般而言,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产品进口将 快速增长、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将逐步上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1952~1969年农产品出口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占外汇收入的50%以上,为台湾 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作出重要贡献。但从1970年经济起飞开始,台湾第一次出现6.6万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随着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再也没有 出现过顺差。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双重压力将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战略缺失,目前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但还没有建立有效利用国 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战略机制;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但仍然没有掌握必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与价格话语权,国内市场和企业不 得不依然为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付出巨大代价。 缺乏对农业国际化战略的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 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已经从加入之初的过渡期管理,进入全面参与农业国际化竞争阶段。但是,目前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农业国际化战略,尚缺乏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特别是,还没有制定符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和重点。与此相反的是,部门分割、管理多头、职能错位、层级复杂等问题还 比较严重,没有建立对农业国际化战略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体制机制。在某些领域,部门利益影响全局决策,行业利益左右社会舆论,地区利益挑战中央政策等现象 越来越严重。需要重视的是,目前我们较多地注重于农产品进口限制、贸易保护,没有统筹管理农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相关产业开放的可能风险,农业对外开放政策 体系还不完善,利用外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农业产业安全管理存在一定隐患。例如,各方面都关注的外资在油脂加工行业大举扩张问题,既有部分外资企业违规直 接或变相扩大对油脂加工投资的问题,如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名义申报项目,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可用于压榨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也有个别外 资企业利用某些地方政府“GDP崇拜”心理,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国家油脂加工产业政策。如根据总投资不超过5000万美元项目直接由地方政府审批的规定,一 些外资企业将油脂加工项目投资设在限额以下,或将总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与此同时,少数外国粮商利 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等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在形成快速扩张之势。这在缺乏对农产品贸易、外商投资统筹管理的 形势下,将危及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全局。 农产品国际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亟待加强。 开放条件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不断加快、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影响越来越复杂,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与 此不相适应的是,一方面,国内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国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市场风险管理工具也不健全,市场发育也不够成 熟,尚未形成有效防范和控制国际市场风险的机制。比如,近几年社会普遍关注的大豆问题,表象是近10年来大豆进口激增,因此质疑大豆市场开放过大、是加入 世贸组织后受到冲击最大的产品。但理性分析,其实质是,由于2004年、2008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两次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部分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压榨 企业亏损严重、甚至停产关闭,引发两次行业兼并重组浪潮,而部分跨国粮商在两次危机中都幸免于难,趁机扩张,到目前已经掌握国内70%~80%的压榨产 能。这或许是农产品市场开放10年来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 三、农业国际化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同过去10年相比,今后随着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国际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从国内看,今后主要农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就需要适度进口大豆、植物油、棉花、橡胶等资源性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弥补国内农业资源的不 足。如何进一步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建立持续、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农业比较利 益呈持续下降趋势,提高农业竞争力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日益严重。近年来,由于土地等农业资源成本、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等大幅上涨,中国农业成本 已进入快速上升通道。特别是,由于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趋势日趋显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须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亟待 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与国际市场也未完全接轨。因此,今后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将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对加快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的要求更加紧迫。 从国际看,首先,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保持国内市场稳定的挑战越来越大。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将继续深化,进一步加剧全球农产品供给 波动。二是农业“能源化”趋势有可能更加凸显。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将进一步推动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大幅增加对玉米、糖料、油菜籽及大豆等原料的需 求,全球粮食供求格局将更趋不稳定。三是农产品“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投机资本炒作的影响更加突出,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将更趋剧烈。 其次,农业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继续对农业实行高补贴、高保护政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仍然甚嚣尘上。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几近无果而终,建立国际农产品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步履维艰,不公平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 第三,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利用资金、品牌、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快垂直整合与联盟,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已经控制全球80%的 粮食贸易、70%的油籽贸易,对全球农业竞争制高点的争夺将更趋激烈,今后中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难度会越来越大。 四、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 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10年,农业对外开放的基本取向是,以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大局为优秀,以推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全球资 源性农产品供应链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为支撑,以强化农业开放风险与安全管理为关键,全面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 力,深入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为促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良好条件。 需要采取的关键措施包括: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认识,坚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不动摇,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意义;抓紧制定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规划,建立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 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的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维护农业产业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建立完善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建立 符合农业开放战略利益的农产品进出口支持政策与对外投资保障措施;把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作为新一轮农业开放的重点,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措 施,鼓励各类企业在境外投资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建立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支持中国企业通过参股、 并购等方式,参与农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建设;建立健全外资准入和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报告和安全审查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灵活、有效 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 补贴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农业标准制定,以及动植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等 涉农国际谈判与协作,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促进形成公平、稳定、可预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96 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 自2001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长雷纳托·鲁杰罗,第二任总干事是新西兰前总理麦克·穆尔,第三任总干事是泰国前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现任总干事是欧盟前贸易谈判代表帕斯卡尔·拉米。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摘要:本文从农业经济、农产品生产、畜产品生产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发展格局的特征,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由 以往的“急进式”转变为“温和式”,2020年前后中国农业在产值上将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 段,“以牧为主”的生产格局将最先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中间地带”出现;粮食生产呈现向 主产区集中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之粮仓”的地位将日渐 巩固,黄淮海地区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长江中下游地区由目前的 “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供不足需”;畜产品总体呈现北强南弱态势,肉类、禽蛋生产将进 一步向黄淮海、东北地区集中,西南地区的奶业发展有较大的空间;农业的盲目垦殖与化学 品的大量投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尽快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 偿制度是提升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农业发展格局;演变特征;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产品 产量不断增加,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大力 支撑。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在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过去的60年中,受经济因素、地域因 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在南北方、东西方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现象,主要农产品生产格 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地认识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趋势,对于新时期我国 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大量历史资料,从农业经济格局、农 产品生产格局、畜产品生产格局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格 局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以期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 农业经济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1.1 过去60年来农业经济格局演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源泉,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到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降为30 %左右,农业的经济创收功能已明显落后于工业。至2008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 11.3%。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前30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40%左右,与 工 业基本相当;后30年为22%左右,约为工业的50%左右。从省域来看,我国农业占GDP的比 重存在较大差距,波动在0.8%-30%之间。在经济发达的北京和上海,农业占GDP的比重已 经下降到1%左右,与当今世界的美国、日本较为接近;在四川、海南和广西,农业占GDP的 比重仍高达18%以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印度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稳步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不断上 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的种植业为主向农牧并重、林渔同步发展的现 代农业转变。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2008年农业所占比重为48.4%,比1952年下降了37.5 个百分点,农业内部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瓜果、蔬菜、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 ,2008年蔬菜水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2%,高效经济作物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亮点 ;2008年林业产值所占比重为3.7%,比1952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林业的发展由木材生产 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2008年畜牧业所占比重为35.5%,比1952年提高了24.3个百分点 ,畜产品中牛羊肉、禽肉比重明显上升,结构更趋合理;2008年渔业产值所占比重为10%, 比1952年提高7.7个百分点,渔业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业迅速成长为繁荣农业经济的重 要产业。 从省域来看,牧业与农业的比值波动在0.3-1.5之间(见表1)。牧业产值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 的省市 有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湖南、四川和青海;牧业/农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有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海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畜牧业比 重明显偏低表明我国的农牧结构调整并不与区域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而作为全国6大主要牧 区的新疆和甘肃畜牧业比重也明显偏低又表明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也不完全决定于区域自然资 源赋存。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农业在地域结构调整中有着自身的规律。 1.2 对未来农业经济格局的基本判断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一般在3%以内,农业占国民经济的 比重下降也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的60年,中国农业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 50.5%迅速下降到了11.3%,下降幅度达77.6%,是一种“急进式”的下降。但是,在多重 因素影响下,今后一定时期内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可能转变为“温和式”下降,到2 020年仍保持6%以上。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展望未 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以往10%以上的高增长将极为困难,危机面前,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所受的影响较小;第二,2006年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标志着正式将“以农补工”的国家发展 战略调整为“以工补农”,随着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有可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获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第三,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使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发展方式转变将不再是停留在口头而必须 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节能减排面前农业有着一定的优势。孙新章: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在农牧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以牧为主”论和“以农为主”论 。“以牧为主”论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进入以畜牧业为主的时代,不以畜牧 业为主我国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到20世纪末期中国畜牧业的比重就应该超过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的40%。“以农为主”论认为,在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耕地有限,又有 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以粮食为主,辅之以肉、蛋、奶、菜等 副食。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农业既没有大踏步进入“以牧为主”时代,也没有长期坚持“以 粮为纲”。从发展趋势看,在产值上畜牧业必将替代种植业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产业 。在2020年前后,中国畜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种植业所占比重 下降到45%以下,中国农业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段。在经济发达、较发达、较落后和落后四 大类区域中,首先实现以牧为主的区域即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更不是经济落后地区,而是经 济较发达和较落后地区,即农牧关系转变首先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上。 2 主要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2.1 过去60年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口粮消费量无论在总 量还是比重上都呈下降趋势,而对主要作为饲料用粮的玉米消费量增加显著。粮食消费结构 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1949年以来,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比重缓慢下 降;小麦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幅度较大,之后有小幅下降;玉米所占比重上升 幅度较大,2008年达到总产量的1/3;其他种类粮食作物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显著 下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缓慢下降。 1978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南方和东部,这种传统南重北轻的粮食生产地域格局从20 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变化日益剧烈,粮食生产重心呈“北上”、“西进 ”的趋势[1,2]。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小麦等向东北、华北等北方粮食产区集中, 南方地区仍然是稻谷的主产区,但其生产规模相对萎缩。从流域的角度探讨我国粮食生产格 局的变化,可以发现,松辽河区、淮河区、西南诸河区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增加明显, 而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下降显著。全国主要的粮食调出区已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松 辽河区、长江区、珠江区和东南诸河区转移到21世纪初的松辽河区和淮河区。 2.2 对未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回顾过去的6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起起落落,但增产的总体趋势未变。从发展趋势看,我国 的粮食生产仍有潜力可挖。一是我国具有依靠政策调整刺激生产的潜力。实践经验证明,抓 好粮食生产首要是保护农民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使广大农民重新 燃起依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希望。二是我国具有依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的潜力。多年来,受农 业低效益和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等因素影响,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弃农从工,农业沦为“三八 六一”产业,科技与物质投入严重不足,潜力远未发挥。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保 障的压力也将继续加大。这主要是由于从长期看,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种植 面积继续扩大的空间有限,气候变化对农业将带来不利影响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是向北方和中部集中。从发展趋 势看,我 国粮食生产将进一步延续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东北地 区和蒙新区在国家商品粮生产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尤其是东北地区无可争辩地成为 “国之粮仓”。黄淮海地区在短期内仍扮演商品粮基地角色,但受京津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影 响,从长期看将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将由目 前的“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为“供不足需”,曾经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南粮北运”格局形成 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难以再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亏缺地区。 3 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趋势 3.1 过去60年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稳步快速发展,无论是畜禽饲养量,还是畜牧 业产品产量及人均占有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畜产品生产结构深 度变革。改革开放前,我国比较偏重于发展肉类和禽蛋生产,奶类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肉、蛋、奶全面发展,尤其是奶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在1985年,我国奶类 总产量为289.4万t,仅为肉类总产量的15%;2008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3 781.5万t, 比1985年增长了12倍,为肉类总产量的52%。我国人均奶类占有量达30 kg,由世界奶业生 产中的“侏儒”跃升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 从肉类生产来看,在历史上,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是我国肉类生产的优秀区域, 与“南粮北运”相似,肉类生产也呈现“南肉北运”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 “北上”,肉类生产也开始向北方转移。在1985年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肉类产量分别占30.6 %和69.4%,2008年分别占43.4%和56.6%。从三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 中部 转移的趋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 向黄淮海、东北和蒙新地区转移,华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比重基本稳定。 从奶类生产来看,北方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奶类生产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奶类生产又进 一步由南向北大规模转移。在1985年,北方、南方地区奶类产量分别占67.9%和32.1% ,20 08年分别占91.1%和8.9%。南方地区在奶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从三大区域来看 ,奶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中部大规模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牛 奶生产由高度分散向高度集中转变,正在呈现以蒙新为雁头,以东北和黄淮海为双翼的发展 模式。 从禽蛋生产来看,在南北地域格局上,总体上由南方向北方转移。1985年北方、南方产量分 别占52.1%和47.9%,2008年分别占67.3%和32.7%。从三大区域看,禽蛋生产呈现由 西部 向中部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禽蛋生产由长江中下游地区 向黄淮海和东北转移。禽蛋生产呈现河北、山东、河南“三足鼎立”局面,2008年三省合计 生产量高达1 147.7万t,占全国的42%。 3.2 对未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从肉、蛋、奶三大类畜产品发展趋势看,奶业生产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根据FA O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肉类生产量占全球的31.7%,蛋类生产量占全球的44.9%,为全球 最大的肉类和禽蛋生产国,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奶类生产量仅为 全球的5.5%,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对主要农产品的 消费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较1990年增加了0.6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2 倍;蛋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1.3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5倍;奶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 2.1倍,城镇居民增加了2.3倍。奶类的消费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对肉、蛋的消费增速。 从地域发展趋势看,肉类、蛋类生产将进一步向东北、黄淮海集中,蒙新、东北和黄淮海地 区在奶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将长期保持。从区域供需均衡的角度看,尽管三大类畜产品均存 在北强南弱的现象,但奶类生产的区域不平衡性最大,几乎可以认为是区域失衡。目前中国 80%的牛奶产在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和河北等地,而60%的消费市场在南方。造成奶业发 展南北失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南方高温、高湿,缺少广袤草原,主 观原因是多年来国家在奶业发展方向上向北方地区给予政策倾斜。从今后的发展看,以西南 低山丘陵为重点的南方地区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完全具备 奶牛饲养所需的土地、水、气候和青草饲料四大要素,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草坡、南方中部地 区的秸秆类饲料资源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南方地区奶牛多以圈养为主,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比北方要高;南方地区城市密布,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在与北方 奶竞争中尤其是鲜奶消费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可以认为,只要解决相应的技术难题 ,政策措施得当,奶业生产南北失衡的局面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缓解。 4 农业多功能性演变及趋势 4.1 过去60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 农业多功能性可分为四类,生产功能、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 3]。生产功能与经济功能在上文已经做了阐述,本部分将重点对农业的社会功能、生态 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予以讨论。 农业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承担就业和社会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 重高达90%,至改革开放初期降到70%左右,目前又进一步降到40%左右。虽然60年来农业 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绝对数量直至1991年达到3.9亿人的历史最高点后才开始 缓慢下降,目前仍达3亿人左右。不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如此庞大并非真实需求,在二元 社会制度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无门,不得不以隐蔽性失业方式赋闲于农业。这些剩 余劳动力虽然在家乡无法充分就业,但由于农业能够给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不会 像城市失业那样直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震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农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据测算,我国目前由农业担负的社会保障 人数高达1.3亿人,保障价值为733.1亿元/年[4]。 纵观60年来我国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负面效应要远大于正面效应。从新中国成 立直至20 世纪80年代,在“以粮为纲”口号下,全国上下围着粮食转,倾全社会之力去抓粮食生产, 毁林(草)开荒、填海造田,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农业开垦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大 大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储量,尤其在东北、华北等农业主产区最为严重[5]。除大规 模垦殖外,中国农业在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加上农 机、农用塑料薄膜等的不断推广普及,农业土壤也遭到较为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在部分集约 化农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据统计,1952年我国化肥施用量(折 纯量,下同)仅为7.8万t,单位面积施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化肥施用量已经超 过5 000万t,平均施用量达400 kg/hm2以上,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左右。 文化休闲功能方面,传统农业中的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间套复种、轮作制、淤地 坝、农林复合、猪-沼-果、“四位一体”等生产方式,在世界农业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6]。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农业的 追捧,中国的传统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盛行于粤桂南部的稻田养鱼已难以为继,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从南至北各种以作物和绿肥为主体 的轮作、混作、间套作等优良传统耕作方式已经消失,林粮间作、果粮间作不再提倡,这引 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 4.2 对中国可持续农业未来的基本判断 解决农业的环境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 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根据中国农业环境现状和 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应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节水农业补偿 、保护性耕作补偿、牲畜饲养方式转变补偿、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补偿、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补偿等。 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衰落是中国农业市场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尽管FAO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但在经济全球化面前, 该行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难以改变农业文化传承功能衰落的总体趋势。保护农业文化 传承功能,需要采用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事实证明,农业休闲旅游功能的日渐加强不仅有 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由于历史的积淀,许多传统农耕 方式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对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农耕方式采用旅游开发的模式进行保护, 是一种双赢(既保护了农业文化又实现了经济创收)的措施。 作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机农业在全球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中国面临着 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有机农业又以否定化肥、农药等现代品投入、 以牺牲产量为代价,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流。中国农业必须走集约持续 型道路[7],即以环境无公害、经济高效、能充分吸纳就业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 展模式,是中国可持续农业的未来。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决定了公共财政是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公共财政也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但还面临支出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规模相比偏小等问题。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财政 杠杆效应 财政支农资金效益 在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以及公共财政功能所决定的。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和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一、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财政支农资金规模仍然偏小 从静态指标来看,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相对较低。2002—2011年10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从1905.43亿元增加到9890亿元,增加了近5.19倍,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始终没有超过10%,最高比例是2008年和2009年,达到了9.51%。平均来算只有7.95%。在我国农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双重任务的情况下,如此规模的财政资金支持仍显薄弱。 从动态指标来看,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和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趋势相比,只在少数年份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速度。而从国家经常性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的增长速度和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的衡量来看,仍然以2002—2011年的数据为依据,10年间只有2002、2004、2008、2009年4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方面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余6年都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以上分析可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二)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农户及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四部分构成,设法提升财政资金对其它来源资金的牵引力成为提高农业开发财政投入效率的关键。 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为例,从1998—2007年10年间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自筹资金四部分结构比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就是银行信贷资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投入相对较弱。四种资金投入中,农村自筹资金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占到了34%,其次是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占比为29%,银行贷款占比最低,平均为13%。 进一步进行结构占比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发现: 1、中央财政投入占比与地方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11.48%,基本呈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农业综合开发中地方财政须按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资金配套投入。然而,中央财政投入通常大于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这表明中央财政资金对地方财政支农投入的牵引力有限,未能有效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其实,这种中央财政投入的到位需以地方财政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为前提的农业综合开发融资模式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它可减轻中央财政的支农负担,发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杠杆效应,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动地方财政投资农业开发项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存在农村发展上的明显“马太效应”,即发达省份可以轻松配套,农业综合开发进展比较顺利,农业生产基础得以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升,而财政困难省份配套乏力,导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难以顺利实施,进一步影响其农业发展后劲。还有些地方为了获得中央开发资金而实行紧缩性配套,从而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甚至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2、银行贷款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72.35%,在总体上呈负相关。说明 国家财政投入占比呈波动上升之势,而银行贷款资金占比却最低并呈波动下降趋势,这种财政与金融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上的两极分化格局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财政未能有效地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从项目建设单位讲,由于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在偿还性、利息高低、抵押与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财政投入增加时,自然会减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而在财政投入下降、开发项目资金短缺时,才会被迫增加银行借款需求。就金融机构而言,在银行商业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金融机构通常把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视为放贷的基本准绳,而农业开发项目一般来说周期长、效益低、行政干预比较多、效率也比较低下。 3、自筹资金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相关系数为-60.97%,基本上呈负相关。若将财政投入看作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上层,把自筹资金视为农业开发资金的下层,则金融信贷投入就应是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中间层;在缺乏中间层作为缓冲体的情况下,上层财政投入与下层自筹投入势必直接面对。在政府财力紧张时期,要么依靠加重农民经济负担使农业综合开发继续下去,但这样可能激化干群矛盾,也为现行农民减负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要么搁置开发项目,从而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可见,设法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业综合开发是解决农业开发资金短缺问题的主攻方向。 综上可知,在过去20年农业综合开发实践中,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三)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 从宏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业GDP增长指数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业GDP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宏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微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与支农支出的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从微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也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对策 (一)鉴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偏小现状的建议 尽管于1993年通过、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第六章第38条明确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财政支持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对于农业总投入和财政经常性收入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边界划分,而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指标,导致在执行时灵活性较强,法律约束的刚性较差。 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财政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但是应明确界定“农业总投入”、“财政经常性收入”等关键性概念的明确内涵,规范统计的口径,以便真实地反映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水平;改变模糊的增幅指标,规定当年财政农业投入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得低于上年,始终保持财政农业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稳定增长的份额。 (二)鉴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现状的建议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仅仅依靠公共财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多元投资模式,扩大支农资金渠道。对于金融机构资金,可以通过加大贴息补助、加大税收优惠、为农业贷款建立风险准备基金等方式,减少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其效益上的损失,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继续培育和完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创新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产品设计,突出其涉农性;对于社会资金,应完善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在税收、贴息、担保、补贴等方面给予农业投资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提高农业投资的平均获利水平,同时精简农业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为其提供更为优质的管理、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吸引闲散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项目之中。 (三)鉴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现状的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的原因主要有涉农管理部门多,很难进行协调,各自为政的情况突出;同时由于政府层级比较多,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改革没有并行,事权、财权的权责划分模糊,导致支农政策执行成本高昂;另外农业投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导致支农资金可以被随意分割、截留和挪用,而又未能得到及时遏制,监管效果有限。 因此可以构建“以县为主,上下协调”的支农资金整合路径,因为多数农业项目上的资金是发生在县域范围内的,以县级为主可以就近监管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和发生的问题并快速做出反应;同时以“项目”为基础进行资金的整合,按照项目管理的原则对项目资金进行统筹管理和控制,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业发展银行”)向现代银行运作模式转型的时机,通过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提供指导。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转型 一、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发展历程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至1996年为内部审计逐步建立阶段,1997年至2004年是内部审计逐步完善阶段,2005年至今为内部审计深层改革和进一步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银行1994年成立后至1996年,只有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分行两级行,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审计模式、审计手段同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审计一样,没有自己的内部审计制度。这个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采用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内部审计目标是查错防弊。 1997年至2004年,各级行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逐渐受到重视,农业发展银行开始注重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价作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初见端倪。这一时期内部审计仍然沿用传统的手工审查计算方法,基本上是事后监督,审计成果转化率较低。 2005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建立起了“垂直为主、分级为辅”的内部审计体制,实施内审特派办垂直管理制度,由特派办代表总行在片区内履行审计监督职能。2006年初农业发展银行着手引进和开发审计软件,初步建成了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特点和审计需求的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系统),标志着内部审计方式开始进入非现场审计与现场审计相结合的新阶段。 商业化业务和中间业务的不断发展给农业发展银行带来了更大的信贷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这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要求,要使业务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重视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统一,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的关系。这就要求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控屏障,不断提高全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对进一步发挥内审部门的监督作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只有改变原有内部审计存在的诸如内审机构独立性差、审计职能过于分散、上下信息沟通不畅、内审力量薄弱等问题,打造理念先进、体制健全、运作规范、完善高效的内部审计,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内外部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二、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功能过于分散,审计范围狭窄 由于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起步较晚,目前内部审计只注重发挥其监督检查功能和鉴证评价功能,没有体现出内部审计对组织的增值作用。随着农业发展银行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打造现代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向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查问题,更主要的是针对查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内部审计要突破现有的“查错”模式,置于经营管理的更高层次,从过去以真实性审计为主逐渐转移到为农业发展银行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服务。 现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财务审计和合规审计,缺乏对经营效益情况以及各岗位业务规范状况,尤其是高级管理层的审计,也没有对一些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如管理制度、监督体系等方面的审计服务。 (二)审计模式、手段相对落后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实施与我国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以现场审计为主,主要采用详细审计或依赖审计者个人经验判断的抽样审计方法来实现,这就使得内部审计缺乏科学性,造成有限的审计人力资源难于得到最佳整合利用,不能充分发挥高效的职能作用,而且实施现场审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了审计期限长、审计成本高、审计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审计职能的发挥。 (三)审计人员素质偏低,与现代政策银行要求不适应 内审人员缺乏较高的金融理论水平和多年内审工作经验,部分内审人员,虽长期从事内审工作,但对新开办的业务了解不多,对新业务审计时,标准难以把握,审计效果不理想,存在较大的审计风险。审计整体力量不足,面对农业发展银行众多的分支机构、大量数据和资料,存在未能发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可能,使农业发展银行内审工作面临较大风险。 三、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延伸内部审计功能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应扩展内部审计范围,不能仅仅把审计范围锁定在经营行为,应加强对管理层决策行为、决策结果的审计,围绕主要风险环节开展审计。此外,农业发展银行还需更新内部审计理念,延伸内部审计职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监督检查职能和鉴证评价职能上,而应该起到服务和促进作用,通过对企业各项管理技能的审查,帮助业务执行部门挖掘提高效益的潜力;提出改进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从监督检查职能,逐步拓展到为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提供咨询和服务上来,树立内部审计就是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管理控制职能、鉴证评价职能、咨询服务职能。 (二)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 以前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现场审计,内部审计人员往往使用原始的审计手段,造成审计人员负担重、审计效率低、发现问题滞后等问题,影响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金融工具的日益现代化,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在经营中实现了电子化,为实施计算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的开发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但CAA系统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尚需对系统构架和运用其开展审计的特性作进一步改进。 首先,建立科学的审计信息搜集系统,并实现审计系统与业务操作系统的无缝衔接,实现审计信息传输网络化。对日常经营中的财务数据,内部审计系统及时从业务系统中提取,建立审计信息数据库,使各项业务数据直接为内部审计所用;通过影像微缩技术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扫描、压缩,实现审计资料的远程传输和按权限调阅查看,并将电子影像压缩转存为审计证据,实现高效率的无纸化审计与自动化稽核。 其次,建立数据分析系统。加强内部审计风险识别和量化技术研究,针对每个业务部门、每个业务环节,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优秀审计人员的审计经验转化为数学模型植入计算机系统中,作为内部审计评价标准,尤其是针对业务风险高发环节积极开发业务数据分析系统、风险评估系统、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实现内部审计控制的完整高效。 最后,建立审计结果反馈系统和后续审计系统。内部审计系统根据每一笔业务资料和审计评价标准,自动、定期对各审计对象进行审计,并将分析结果通过审计反馈系统及时传输给管理层和被审单位,由管理层责成被审单位限期整改并上传整改结果。后续审计系统则对整改情况及时跟踪分析,并与审计标准进行比对,实现审计结果的有效利用。 (三)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内审部门应开展“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工作,坚持审计人员进入标准,优化审计队伍结构。在金融行业信息化和金融风险日益增加的形势下,农业发展银行应从以下方面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一,建立内部审计培训方案,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第二,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其他专业知识如财务、金融甚至工程等专业的培训,使内部审计人员成为既精通审计专业知识,又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还对国家产业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具备综合调查、研究、判断、协调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第三,扩充内部审计人员,注重引进学历层次高、专业技术熟练的人才,尤其是引入相关专业如经济、法律、机械、建筑等行业专家,促进内部审计队伍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多元化。 第四,培养内部审计人员运用计算机查询、筛选、排序、统计计算等功能进行搜集,使用回归分析法、统计抽样法等专业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数量化、定性的方法对风险进行监测评估。 此外,还要训练内部审计人员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其高度重视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保持合理的职业谨慎性。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还不能适应农业发展银行由传统政策性银行向现代银行转型的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应树立重视内部审计的新理念,创建以“啄木鸟”精神为优秀理念,即“忠诚、勤奋、敏锐、坚韧、正直、无私”的内审文化,保证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功能;通过扩展内部审计范围、延伸内部审计职能、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提高内部审计人员整体素质等手段,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运行机制,促进内部审计作用的实现。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趋势分析 从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业务范围便因农业的弱质性特点以及国家的宏观支农政策定位而具有相对的垄断性。但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兴资本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的冲击和蚕食。如何调整农发行的信贷政策范围及其管理方式,积极参与这场意义深远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动因 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需要。 2004年国务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17号文件及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对农发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业务对象扩大到以粮棉油为主要原料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转化等企业。2005年中央1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这一系列政策的连续出台,显示出中央政府有意将农发行现有单纯支持粮食流通的职能转变为向农业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的方向上来,以进一步促进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需要。 长期以来,农发行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央行提供的再贷款以及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长期金融债券等两种渠道,具体如图1所示。 \ 当前,央行以再贷款形式供给农发行使用的资金利率为3.24%,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形式的再贷款与基础货币紧密联系,形成了央行货币投放的硬性缺口,不利于当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央行对货币投放的调控。央行目前正试图改变这种因农发行信贷资金需求而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倒逼机制,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并已逐步将农发行的央行再贷款由1997年高峰时的8167.79亿元调减为当前的5699亿元,其余资金缺口改由农发行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来弥补,从而进一步达到了使金融机构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目的。 农发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我国目前惟一的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1998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其贷款规模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自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信贷业务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5―1997年,这段时期是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期,其信贷规模在3年内从1995年的4687.92亿元急速扩张至1997年的8637.33亿元,增长幅度达84.25%; 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今,农发行的信贷业务规模从1997年的高峰降至1998年的7094.66亿元,并长期徘徊在这一信贷规模附近。众所周知,1998年至今我国的GDP的年均增速一直保持在9%左右,长期的经济繁荣促进了众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稳步扩张。而在此期间,农发行的信贷规模一直徘徊不前,再加上自1998年国务院发起的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等政策后,农发行业务发展的能力被严格限制于粮食流通领域,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年农发行信贷规模不增反而降的局面。也正因为此,农发行内部潜藏着强烈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目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5―2007年内部综合改革纲要》,从组织体系、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科技支撑体系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对农发行综合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力争经过3年的努力,初步构建现代银行的基本框架,逐步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 具体到农发行信贷领域,政策调整的目标可以归纳为:“以执行国家政策为前提,以防控贷款风险为重点,以客户为中心,切实加强粮油贷款营销和管理,努力创新信贷服务,构建实现粮油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信贷运行机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 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政策性与商业性分开管理的粮油贷款营销与管理体系。区分贷款的政策性和商业性,目的就是在信贷资金资源的配置和贷款风险的防控上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对政策性贷款在资金配置上依然给予优先保证,对准政策性贷款则在采取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给予积极支持,对商业性贷款在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内依据效益优先原则发放贷款。在信贷管理方面,对政策性贷款业务在继续坚持封闭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以使其更符合基层行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商业性贷款业务则要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在审慎积极开办的同时,探索完善各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办法。 实行前后台制约的部门审贷分离制度,按贷款审批权限和操作流程进行贷款操作,不断完善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实行前后台审贷分离后,信贷管理部门的职能可以归纳为“四个负责”,即:对客户负责、对经营行负责、对前台客户部门负责和对行长负责。此外,为加大省级分行和二级分行的管理责任,农发行决定对贷款审批权限进行调整,上收县支行的审批权限,对总行。省行以及二级分行的审批权限进行重新界定,并进一步改进贷款调查,审查流程,减少贷款环节,缩短办贷时间、建立应急机制,尽可能缩短调查、审查,审批时间。 改革客户信用评级管理,在参考原有信用等级评定办法的基础上,由信贷管理部门制定农发行统一的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为此,农发行组织启动了新的客户信用评级工作,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等级管理,逐步开展行业和区域信用评级,根据评级结果实行不同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政策,及时调整区域和行业信贷结构,按照先授信后用信,严授信宽用信的原则,对经营效益好、信用等级高的优良客户率先推行公开统一授信管理方式。 建立健全贷款监测评价体系,加强贷款监督。一是建立各级分支行合理分工、有效制衡.精简效能的内设信贷部门组织架构:二是调整完善分支机构布局,将二级分行建设成为经营管理的基础平台,强化支行信贷业务经营前台职能;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分支行信贷管理体制,加强贷款监督;四是由农发行总行负责研究设计贷款营运与管理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贷监测评价制度,及时有效地监测全行信贷运营情况,客观分析评价各分支行的信贷管理状况,并对贷款的凋查、审查、审批各环节,贷后管理的情况以及信贷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总结和评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 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按照农发行信贷政策调整目标,农发行信贷组织体系实现了按照业务发展、综合管理、支持保障三个条线设置,强化了业务发展部门在客户营销、拓展市场,服务与管理客户等方面的职能,加强了综合管理部门在综合协调、资金计划、信贷管理、风险控制、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完善了支持保障部门在科技支撑、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等方面的监督、服务职能,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 完善了信贷风险防控措施。对政策性业务,农发行依然按照封闭管理的要求,把好贷款投放关,确保贷款的物资保证;对准政策性业务则实行单独记账,单独管理,并且借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办法,完善授权、授信管理;对商业性贷款,2004年8月以来,以农发行制定的“现阶段商业性贷款管理应急方案”为主要标志,所确定的以粮棉油加工企业贷款为主的商业性贷款,按商业性贷款管理原则,强调贷款运营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严格按照企业效益、风险承受能力发放贷款,不断推行企业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有效资产的抵押担保、企业自筹资金参与粮食经营等风险防控办法。 改进了客户服务方式,努力创新金融产品。首先,建立了客户经理制度,由客户经理负责与客户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信贷需求的变动情况,并通过不断密切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向客户营销农发行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对农发行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综合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农发行通过开展保险业务,国家开发银行结算业务、政府信用协议贷款以及农业应急资金贷款等中间业务,开始了进一步探索金融产品创新的尝试。 当前信贷体系依然存在的问题 2004年以来,农发行按照粮食市场化改革要求重构了信贷管理体系并建立了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优秀的一系列制度办法,为推动粮食流通改革,强化支农作用和防范信贷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化改革和企业改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粮改过渡时期,新体制和新办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信贷管理体制建立的出发点上,没有充分认识粮食改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导致信贷管理体制与粮食企业改革不同步。在粮食市场机制和企业改制尚未到位前,完全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优秀的信贷管理体制及其制度办法,在实践中发生了矛盾,难以实施。 第二,在信贷管理体制确立的基本原则上,没有充分体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各省情况不一,东西部之间、发达不发达地区之间、粮食产销地区之间,情况干差万别,任何统一的贷款办法都不可能实现既指导全国,又管理所有贷款科目的目的。 第三,信贷制度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不够。目前,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过于繁杂,制度办法本身和制度办法之间一方面互补性不够,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重复,容易发生矛盾,造成基层支行难以实施。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够,缺乏整体宏观思路,往往是应急出台、短期效应。 第四,商业性贷款审批过度集中,程序繁琐,办贷效率低。目前农发行的商业性贷款相关制度规定,商业性短期贷款审批权集中到总行和省分行,二级分行以下只有建议权,而所有的固定资产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则全部集中到总行审批,在目前企业授信管理尚未落实的情况下,这种信贷管理体制依然不适应客户营销和提高办贷效率的要求。因此,农发行各个基层支行和企业普遍反映申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时间过长,与企业流动资金运动规律,尤其是农产品的季节性收购资金需求极不适应。这不但影响了农发行的业务拓展和信贷效益,而且也影响优质客户对农发行的选择。 第五,贷款门槛偏高,影响支农作用的发挥。一是贷款对象相对狭窄,不适应粮棉产业发展的实际。现行管理办法仅将直接从事粮棉油加工、粮食过腹转化企业纳入贷款支持对象,而把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畜产品的饲养,收购、加工等间接转化粮食的企业的资金需要排斥在外,不利于农发行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情况过多,对历史财务数据要求时限过长,如近3年经过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且无亏损等。三是在政策性贷款与经营性贷款的划分上,以财政是否承诺还款为标准划分,既不科学,也脱离客观实际。事实上,财政不承诺还款的流转贷款很大程度上是农发行为支持收购、服务“三农”而发放的贷款,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对无财政承诺的商业性贷款,原则上要求足额担保抵押,这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未到位的情况下难以实施。 几点建议 尽快出台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实施立法管理。一是要积极争取全国人大制定政策性银行法,或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使农业发展银行同其他银行一样有法可依:二是要争取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农业政策性贷款管理违法处罚办法,确保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不被挤占和安全;三是要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将政策性支农资金管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落实管理责任制,为农业政策性资金使用、管理营造良好环境:四是大力开展政府信用协议贷款,运用经济办法加强政策性资金管理和防范风险;五是落实各级政府粮改责任目标,明确各级政府统筹改革成本资金责任制,其不足部分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财力不足的可向农发行申请贷款解决。 再造科学严谨、系统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体系。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应在坚持贷款基本制度、原则、条件和管理方式的前提下,整合现行各类贷款管理办法,再造科学严谨、严格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具体分为短期、中长期贷款管理办法两大类。第一大类短期贷款包括:储备贷款管理办法(各类中央、地方储备)、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第二大类中长期贷款包括:一年期以上流动资金贷款、仓储设施贷款和市场建设物流贷款以及今后新开办的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技术改造贷款等。 完善信贷管理操作流程,建立快速高效的贷款运行机制。再造高效的科学严密的贷款流程,必须坚持执行基本制度,保证内部监控到位;坚持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保证权责利相统一;坚持以合理授权(转授权)和集中统一授信为基础,健全各项制度办法。再造快速高效的贷款流程模式:原则上实行一级调查负责、多级审查把关的“平行一垂直”的运行模式,即调查行客户部门负责调查,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后,直接报上级行直至有权审批行的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有权审批人审批决策的运行模式。这样既有利于形成调查、审查、审批决策责任明确,减少多次平行运行和重复调查的问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银企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同时也不失形成有效的前后台制约和上下级调控监督机 制。 建立分级授权和统一授信权责统一的信贷决策机制。一是建立等级行管理,分类授权的信贷管理制度。适当下放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审批权限。二是建立以企业信用等级为基础的授信限额方式的贷款营销制度。统一对贷款企业核定限额,在每年信用等级评定的同时,逐企业按诚信和风险承受能力核定授信限额(多行贷款的要包括他行授信)。在限额内按照分级负责,分类管理要求,落实授权和转授权,合理划分审批权限。授信限额实行动态管理,一年一定,年内需要变动的由省分行,总行审批。三是建立一级调查责任制,减少多级重复调查。除非上级行贷审委或审批人认为有必要再次组织调查的外,一般应以二级分行调查报告为主、省分行前台复查为依据进行审查和审批。四是建立“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分区域信贷管理制度。分别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制定不同的信贷支持重点和信贷管理策略。 建立适合农发行政策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和风险贷款管理制度体系。一是要结合农发行贷款政策性、特殊性的特点,依据贷款政策支持力和企业偿债能力制定适合农发行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办法,完善农发行贷款风险预警、监测、考核体系。二是完善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处置方案和应急措施。在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制定中,应体现适时管理,依法处置,权责利统一,奖惩对称的原则。三是落实风险贷款管理责任制。在农发行内部应明确客户营销、信贷管理、风险管理、稽核审计、财务会计等部门风险贷款管理职责,并按照职责落实管理和清收责任制。 加大客户营销管理和金融产品开发力度。为适应市场化改革,实施优质客户战略。一是通过对客户营销工作和客户关系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树立客户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益意识,促进农发行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按照拓展信贷业务范围和完善支持“三农”功能的要求,突破粮棉油加工局限,开发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产业化龙头企业链所需贷款,以及结算等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满足服务“三农”和业务发展需要。三是要从硬件建设和软环境上,根据客户需要,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功能,尽快开办快速汇兑、贴现、承兑汇票、银联卡等业务,适应客户需要,巩固和优化客户群体。对特殊的客户和客户群体的服务项目应量身定制,专门开发,使之更贴近客户需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高效的信贷管理监控体系。要应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整合农发行现有业务综合系统、Notes系统,以及卫星教育系统等网络信息资源,大力研究开发适合农发行机构、业务、人员与管理要求、特点的信贷操作、决策、管理、监控、服务体系,提高农发行信贷科学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针与政策。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在“三农”领域加大了投入,服务“三农”能力有所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支持“三农”的中坚力量,国家也赋予了其重要使命。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据此农发行加大了信贷业务拓展的力度。然而,发展中必然出现相关问题,关于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思考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信贷业务的简单比较 根据上述趋势图分析,从余额的情况看,2008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长速度低于农信社和农发行,但2009年和2010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速却显著加快,明显高于上述图中统计的三类机构。这有可能是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需要完成“保增长”任务,而在基础设施等固定投资领域信贷大量投放的结果。在完成保增长后,国家又加大了“三农”领域的投入,围绕这一政策导向,相对于上述三类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加快拓展其涉农信贷业务的步伐。这个政策倾向也可以从农信社涉农贷款占其全部贷款比重看出,农信社2008年涉农贷款所占比重下降至65.79%,至2010年又回升至68.42%。 从涉农贷款发展的具体情况看,如果仅以量而言,目前仍以农信社为主,其涉农贷款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以上,基本占了1/3强。农发行的比重从2008年的17.68%下降至14.19%,农业银行的比重从13.48%下降至12.57%。三年来三类金融机构合计仍然超过60%,显示了三类机构信贷支农的优秀作用。 三类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各自重点有所不同,如农发行主要支持粮棉油的收购及大宗农产品的各级储备等政策性业务,同时还注重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等。因此,信贷的期限结构不一样,而不同期限结构的信贷资产增长速度必然会产生差异。然而,如果从趋势的角度看,农发行的比重下降快于农信社和农业银行。在这个角度,因为并未有研究对涉农信贷支持领域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那么在这里假设上述三类机构的信贷支农领域都同等重要,只不过政策性银行首先还要满足国家规定的那些政策性业务,而在满足了这些业务后,如果按照农发行建设新农村银行的目标要求,目前的情况也许就说明了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某种困境。 从基层行业务开始的探讨 县域经济是同“三农”问题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域经济板块,因此农发行信贷业务应该侧重于县域方面。所以对于农发行信贷业务情况的探讨,从县支行即基层行的微观角度入手是合适的。本文选取了河北省南部某县支行作为标本行,该县正是以农业为主,县域内规模较大企业不多,县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该县支行的贷款中,以粮食挂账贷款为主,正常类贷款只占了少部分。 至少从河北省南部的县域金融情况来看,与宏观数据揭示的相一致,占主导地位的是当地的农信社。以样本县为例,该县的农信社贷款余额超过1亿元,而该县的建行、农行贷款余额基本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和农发行县支行正常贷款规模差异不大。而在工业发达的邻县,贷款规模第一的仍属于当地农信社。对于国有四大银行,其业务重心并未放在县域金融上,而仅是通过储蓄业务将县域当作资金来源的重要补充。而农信社则是其他原因导致了信贷业务规模超越农发行和农业银行。 从内部审贷流程和贷后监管来看,农发行和农业银行等大型银行一样,相较农信社并无优势。审贷流程较长、二级分行授权程度相对较低、基层行信贷监管人力有限是农发行和其他大行共同面临的因素。此外,由于业绩考核方面的主观影响因素(主要是风险防控)、特定贷款品种的较高准入门槛和用途严格规范、资金规模在不同类型贷款上的优先权等因素的存在,以致农信社利率更高――相对于基准利率5.31%(本轮加息前)的8%的年率,却能够在县域金融上更胜农发行及其他大行。对某些产品审贷流程再设计以及更完善授权方式的实施,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客户,不过一方面农信社本身的组织结构就很扁平化,农发行和大型银行少量贷款产品的便捷审贷流程并不能改变总的格局,另外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优先性和特定用途必然不同于商业银行,也不可能为了吸引客户而放弃对资金使用的要求。 从历史角度看,农发行基层行广泛分布是有必要的,它们的努力保证了收购无空白点,有效解决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损,切实履行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义务。但农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传统业务,不少基层行业务像样本行那样陷入了萎缩困境。随着农发行“一体两翼”战略的实施,其支农范围不断拓宽,基层行的经营选择方向多元化了,基层行有条件更有生机和活力。 然而,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就基层行信贷业务来说,一是能够继续发放风险和收益都有保障的政策性贷款,这种业务既是必须完成的,同时也因这种业务风险最小,基层行也愿意做,不过该业务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市场条件,例如粮食价格持续上升就使最低保护价收购预案难以执行。二是能够在县域内的中长期贷款上有所突破,这种“扬长避短”的倾向由于其风险考核及规模原因在基层行很流行,但由于地方债务存在隐忧,国家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开发贷款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的快速拓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三是在维持好既有客户基础上营销其他规模较大企业。而实际上,除了粮棉油收购客户外,县域内规模较大的涉农企业农发行大多也有所覆盖,这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情况基本一致。并且,前两年流动性宽松的局面,降低了农发行资金价格优势以及对这些客户的吸引力,同时农发行对信贷资金使用优先顺序的安排也限制了此类业务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如果进一步归纳,宏观数据趋势、基层行业务困局也许是政策性银行恢复自身银行本质,尤其是向类似工农中建这种组织结构类似的大型银行方向靠拢的内在要求所致。这里需要突出大型银行性质和政策行性质。 对于大型银行性质,如前文所述,具体的说就是大型银行的组织架构,容易让这些银行表现出“抓大放小”、“扬长避短”的倾向。额度较小贷款审批也需要履行同样申贷流程,成本上并不合算,而且同等贷款规模下,更多客户数量意味着贷后管理难度会加大,风险责任会加大,各级行相关责任部门以及基层行都不乐见此情况出现。按照打造现代银行的理念,农发行在申贷流程、风险控制、绩效考核等制度方面都朝着四大银行的方向靠拢,因此在信贷业务模式上与这些大行基本一致。所以和大型银行的表现一样,农发行同样偏好于大的、长期的项目。例如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农发行利用农业基础设施贷款等长中期贷款工具,使贷款总体期限结构向长期化转变。 对于政策行性质,专司传统粮棉油收购业务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拓展业务范围既是顺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完善自身走向真正银行的客观需要。但由于仍然是政策行,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涉农领域,开办一项贷款业务需要相关监管机构予以批准并附带不少限制条件。在开展业务方面,还时时受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比例这种无明文规定指标的限制。此外,在对政策性信贷资金的使用方面,必须要按照特定用途使用,并须执行农发行的信贷监管要求。由于政策行性质的限制,因此许多需要银行信贷支持但不在范围之内的涉农环节,如果商业上可行只能由农信社和商业银行来满足。 综上,可以认为目前的农发行业务境况是由其自身属性以及金融机构演变趋势所致,拿存在即为合理来解释应是恰当的。也因此,如果要想发挥更大强农惠农作用,也必须要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扩大支农骨干作用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农”金融需求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 一方面,许多地区农村、农民的一些金融需求较为细小琐碎,如用于个人生产生活的小额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城镇化、产业化,也出现了组织化大规模的金融需求。这里既包括属于公益性质的农村地区各类科教文卫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也包括有着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金融需求,比如大额组织化农业贷款需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需求以及新技术推广和维护贷款需求等。此外,“三农”金融需求包括信贷、存款、支付结算、农业保险、担保等多方面。很多情况下,这些方面是互相依赖、互为支持的,如担保体系的完善就有助于中小额度信贷业务的有效拓展。面对“三农”领域如此众多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金融需求,人为限定某类机构适合的业务并不妥当,需要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力量。 政策性导向的内涵正随着时代而变化 当前,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仅仅完成国家规定的政策性信贷支农业务,比如粮棉油收购业务,就像在2004年前的封闭管理时期那样,是否就意味着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换言之,农发行的信贷政策性导向是否只限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储备和收购业务?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三农”金融领域,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资金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替代竞争关系,对繁荣“三农”金融市场有无益处?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需要突破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传统观念。如果从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显然国家对于农发行的期待是比较广泛的。 农发行同大型商业银行基层组织存在差异 农发行并无私人储蓄业务,需要通过发行金融债这种方式来融资,因此农发行基层行并不具备大型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吸收存款的功能,仅是作为历史的留存。虽然粮棉油业务不再是全部,但同大型银行相比,县域仍然应该是农发行业务的主战场。不过,基层行难以绕开拓展业务收益同风险和成本之间关系的优秀问题,从事县域中小额、短期信贷业务相比区域性涉农金融机构的确是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基层行的社会和经济贡献度。如果基层行的贡献度低,又有什么途径很好发挥出农发行支农骨干作用,同时体现出大型银行的资金批发优势? 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可能方向 建设更加现代化、高效率、有针对性的信贷组织架构和制度,可以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有助于业务的拓展,应是农发行持续努力的方向。但更为关键的,需要考虑“三农”金融需求、国家农业政策的完善以及农发行组织结构情况对业务的影响。 加大金融支农作用应突破传统思维。凡涉及到涉农领域信贷需求的满足,都应该是农业发展银行支持的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支持,一方面是增加了资金回流“三农”领域的途径,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还具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换言之,在涉农领域,众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只不过,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业务有所侧重。现阶段,在做好传统政策性业务的同时,有选择地在能发挥政策性信贷资金导向作用的领域加大投入,比如近期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持续增加的投入。此外,对于传统政策性业务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许多政策性业务而言,实际上属于优良资产。出现问题较多的地方是准政策性的粮棉油收购贷款。这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也是政治上的基本要求,不可能因为拓展其他业务而忽视对该领域的有效支持。鉴于上述事由,以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比例来确立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发展显得极不必要,新思维对于改革和发展很重要。 可以探索农发行信贷资金的批发途径。在县域金融机构中,以往,农信社“一枝独大”,许多农信社由于网络广布,吸储能力较强,因此并不缺乏资金。而随着城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域的兴起,这些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因此资金成为他们中小额信贷业务拓展的挚肘因素。这种情况就为大型银行资金回流“三农”领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农发行应秉持政策性金融的理念,在权衡业务由区域中小涉农金融机构开展的成本收益后,可以探索有效途径来发挥自身资金批发者的作用,培育中小机构的行功能。在同业合作中,这并不是鲜事。但面对众多信贷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中小涉农金融机构,要想借此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在管理体制、授信制度、业务培训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应是必要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以色列资源节约型农业模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以色列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主要是水和耕地资源极其短缺。然而以色列却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在中东沙漠上创造的农业奇迹已经成了世界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典范。先进的理念、管理和技术,使这个国家利用占全国2.2%的农业人口在养活720万国民的同时,还成了欧洲主要的冬季蔬菜进口基地。以色列的农业模式,对于人均水和耕地资源同样短缺的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以色列农业的先进之处 1.1市场化的节约理念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总理到普通农民都具有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早在建国初,第一任总理就提出要系统改造南部沙漠的设想。在以色列,无论是农场主,还是集体农庄的普通农民,他们的产品或品种的标准全部盯着世界市场,符合市场要求是所有农产品的惟一指标。所有的国民生产都是以耗水量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1.2集约化的生产组织方式 以色列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体农庄,另一种是私有农场。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所有制,内部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管理规则,每个社员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私有农场的主人一般是懂技术的科学家或专家,由雇佣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负责生产管理。这两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让土地形成规模,便于集约化经营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以色列农业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点:农业科技适度规模化;生产水平高度专业化;资源达到精细化利用,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发挥市场的调控作用,信息技术充分介入管理。在以色列,农业生产中的品种、规模、花色、种类等各个环节的关键因素均由市场需求决定。政府在全国建立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各地都设有市场信息分析与培训机构,由首席专家和下属团队专门负责市场信息的采集、分析、反馈与农民培训。 1.3领先全球的生产技术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先进,关键在于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首先是滴灌技术,以Netafim 公司为代表的滴灌设备制造企业已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压滴灌和山地补偿式滴灌等技术,实现了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飞跃,滴灌技术对于世界上的沙漠和盐碱地治理意义非凡。其次是光热网膜技术,该技术的研发成功让夏季炎热干旱的地中海气候不再成为以色列农业的障碍,使农业生产在夏季也能正常进行。光热网膜主要有铝箔网膜和彩色网膜,铝箔网膜在夏季可以反射太阳光而起到遮阴降温作用,冬季在地表可以反射和漫射太阳光而增加温室温度和作物光合作用;彩色网膜的不同颜色可以吸收部分太阳可见光而满足不同作物对不同光谱的需求。第三是高产种养技术,包括动植物育种技术、高产栽培和养殖技术、基质利用技术等。第四是精准农业技术,主要是各种光合传感器,利用它们可以对作物生长实现全程监控,随时获得植物生长的相关数据,从宏观生长情况到微观的物质交换都可以达到精准掌握,能为农场的田间微观控制系统和全国作物生长信息系统数据库提供最准确的数据。 2.以色列农业的可借鉴之处 以色列和中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和资源分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色列人均淡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3,中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以色列人均耕地面积0.7 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以色列耕地淡水和资源分布不平衡,只有中北部约20%的土地适宜耕种,南部约60%国土面积是沙漠;最大的淡水源是北部的加利利湖,中南部极度缺水。而中国的耕地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北部和西部广袤的土地生态十分脆弱,不适宜过度开发;水资源分布集中在西南部,人口和耕地密集的中东部水资源缺乏。因此以色列农业的成功模式中,一定有许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2.1节约理念,高效农业 以色列议会于1959 年颁布了《水法》,对全国的水资源开发和管理进行统一管理,并设立专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水政策、发展规划、用水计划、供水配额、水土保护、污染防治、废水净化、海水淡化等工作,力求使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淡水资源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各种节水技术不断被研发出来,农业水的利用率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达到90%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从以色列建国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灌溉用水从每公顷8000吨下降到5000吨,在耕地面积增加了15 万公顷的情况下,农业用水量跟60年前基本持平。 以色列的土地利用效率也很高,由于只有20%的国土面积属于宜耕地,所以他们一方面研发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提高单产和效益;另一方面利用水利设施、滴灌、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改造沙漠,积极地扩展耕地面积,用智慧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瓜果之乡。从20 世纪中后期实施“沙漠绿洲”计划以来,以色列在沙漠地区开发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5 万公顷,随着技术的进步,沙漠绿洲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很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者都是著名科学家或资深专家。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高度发达的农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从源头保障了农业技术人才的高效利用。在以色列,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他们不仅懂技术、会操作各种机械,懂电脑和网络,甚至可能担任着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也有的农民从事作物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改良等科研工作,往往身兼数职,使人力资源和人才得到了充分利用。 2.2高效的研发机制,务实的科研精神 以色列很多农业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教育、积极求实的治学精神、优越的科研条件,使得以色列农业科学家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另外有好多教授担任行业协会的理事、政府决策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或著名企业的决策领导,在这样参与性很强的科研环境下,科学家对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熟悉,科研方向明确而实用性很强。以色列大部分农业科研项目是由生产一线的经营者、企业和协会出资或建议政府出资立项,有很少一部分基础性很强的研究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垂直立项。因此,项目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其目的就是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以色列的农业科研单位不仅开展自我研发,同时注重多方位的合作研发,以色列科学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团体开展合作研究,他们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生物技术、水资源利用、沙漠化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 2.3科学开发农业资源,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以色列在20 世纪50~80 年代之间开发戈兰高地的时候,由于一味开垦而没有注意环境保护,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首先是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大量泥沙进入约旦河和加利利湖,对惟一的生命水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其次是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土壤结构退化,农产品产量品质下降。第三是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严重,耕地不增加反而减少,同时降水减少,水资源短缺问题加重。以色列政府在问题出现后及时调整思路,迅速改变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推行免耕制度,发展节水灌溉,采用了土壤覆盖保护,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很快恢复,生态条件得到迅速改善,目前已经成了以色列最主要的高品质水果出口基地。从戈兰高地的开发过程中,以色列人充分认识到了资源科学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对他们之后的南部沙漠科学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3.对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启示 3.1充分发挥科技的创造力 以色列利用50年时间,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农业,他们所依靠的除了科学而先进的理念外,主要是充分发挥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色列人没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就创造了喷灌和滴灌技术;没有优良的土壤,就创造了无土栽培技术;没有适宜作物生长的夏季,就研发出了光热网膜技术等。科技让以色列实现了农业技术的飞跃,但他们还在不断地更新着技术,以堪称完美的技术不断地延续着神话。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就必须重视科技的力量,注重培养现代化的农业科研人才,让科技切实服务生产。 3.2扬长避短,变劣为优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这一点和以色列很相似。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发展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有时候人类的智慧是可以改变自然的,以色列人利用滴灌节水、利用光热网膜调节温度、用基质改变土壤,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广袤的西部和高寒地区利用充足的太阳能、风能、无污染的环境和现代化的栽培设施来实现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我们也可以利用节水灌溉和高效水肥利用技术让西部沙漠变成绿洲。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一定可以用自然给予我们的优势来弥补限制发展的不足,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农业的腾飞。 摘自《世界农业》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要:本文提出对农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实行适度规模经济,使得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向垄断竞争市场逐步过渡,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同时,通过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策略来提高农民的消费欲望,以促进内需增加,促进经济发展,有力推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适度规模 农民收入 国内需求 城镇化 一、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到目前。这一体制转变对农业发展的推功作用已基本上没了潜力,尽管农业有少许发展。那也是靠科技进步来拉动的。目前,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而把老弱幼小放在家里,在外地挣了钱,在老家农村盖上一个大院子,说是为了小孩子结婚用的,而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在新房里住不到一个月也出去打工了,留下一个用全家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心血挣钱盖的一个大院子没人住,不仅浪费了新房,而且占用了很多土地。老的小的在家少人照顾,家里人思念打工在外的人,在外打工的人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付出了感情上的巨大代价。这与以人为本明显违背,到头来农民还是收入最低,而农民收入低又不能促进消费,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及提高生产总值也有阻碍作用。当然,国家也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等。 二、农业发展落后。农民依靠种地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农产品一般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在我国,农产品基本上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以几亿计算,而购买者也是几亿或十几亿计。产品无差别,对价格没有控制能力。处于这样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即农民所生产的产量都微不足道,单个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责任制后。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处于市场竞争中。产量低不行,产量高却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这个怪现象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及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二)厂商利润与所生产产品的市场垄断力(或者竞争力)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厂商超额利润与垄断力和销售规模成正比关系。农产品由于垄断力为零,所以没有超额利润可讲,原因是生产者、销售者太多。怎样既能使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又能使农民增收,关系重大,不仅仅关系到农业的问题,也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和农业对其他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提高国民消费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的重大意义。 (三)农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在我国不仅农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而且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其他产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民不富裕,不利于为其他行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也不利于其他产业产品的销售,从而难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生产总值。所以,进一步发展农业,使农民增加收入意义重大,需要找出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农业发展途径。 (四)农民增收与扩大内需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由公式Y=C+I+G+(X-M)可知,要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消费C的拉动,而C=a+βy,这个公式中,城市居民的β比农民的β要小一些,就是说,给农民增加收入比给城市居民增加同样收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而且。一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倾向不仅比城市居民大,也比没进城之前也要大一些。另外,健全、加大社会保障体制,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也会使变大,这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也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加大社会保障服务的一个理论依据。要增加农民的需求,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来自于土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其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购买欲望,比如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生活等。 (五)让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定居利于增加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 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后,其消费意愿会加强;另外,解决好农民到城市的户口及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等,都会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欲望,从而大大增加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当今产品的更新换代。 三、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目前科学技术在农业里的大量应用,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原来一家几亩地到了收割时候,基本上全靠人力、畜力,要干上一个月。而现在主要靠机械,全村的土地靠二、三十人耕种即可,为少数人的大面积耕种提供了现实保证。 (二)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要实现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适度规模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讲到,要发展好工业需要先发展好农业。 (三)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已尽,逐步过渡到适度规模经济阶段的时机和必要性已日趋明显,这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所要求的。 (四)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而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气氛并不强烈,在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方面,农业的收益并不充分。 (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农业人口数量是其他任何一国所不能比的,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不能离开,至少是最近几十年内不能离开土地。 综上所述。应按如下方法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国家可以倡导、鼓励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后可按分成制直接向租地的农民那里获得租金,使农业向适度规模经济方向发展。这样既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少数人为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历史,又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绝大多数农民不仅可以不劳动而获得来自农业的收入,还可以安心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其中,国家应为进城的农民提供户籍、小孩上学等一系列有关制度、体制的帮助,使其渐渐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样,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农产品市场发生质的变化,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大量减少,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转变成垄断竞争市场,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弱点,农业生产也有了超额利润。并且随着农业人口的继续减少,农产品的垄断力越强,农产品的超额利润也越多。这样,农民既有了购买的能力又有了购买的欲望,消费会被大幅度地拉动,即C变大了,从而带动了其他行业产品的销售,推动了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见。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由于的变大。乘数也变大,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其次,在非市场领域通过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众所周知:富人和穷人干同样的工作所要求的工资要高一些,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会使得农民的体力价格变得更高一些。从而促使农民进城打工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再次,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等问题,从而提高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
农业展望论文:经济形势展望下农业经济论文 一、2014年我国农业经济总体经济形势 (一)夏粮和油菜籽增产,棉花、糖料和生猪预计减产 1.夏粮实现“十一连增”,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增长。2014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7亿万吨,比上年增长3.6%,实现“十一连增”。据2014年8月农业部调查,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6500多万亩,低于2013年同期的1亿多亩,秋粮作物旱情虽局部偏重但总体偏轻,河南、辽宁、吉林等受灾严重的主产区8月底开始旱情明显改善,全年秋粮长势总体好于2013年,且秋粮种植面积增加600多万亩。2.夏收油菜籽产量再创新高,棉花和糖料预计减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夏收油菜籽产量达1376万吨,同比增长2.5%,达到历史新高,全年预计产量1450万吨,比上年略有增加。根据棉花协会调查,2014年全国植棉面积为6340万亩,比上年下降9.4%,连续第三年下降。10月末调查,预计全年棉花单产每公顷1440公斤,减产0.7%。综合判断,2014年全国棉花总产为615万吨左右,比上年略减。广西甘蔗生长受持续降雨影响,生长情况为4年来最差。全国糖料生产成本不断上涨,收购价格持续下滑。2014年,糖料种植面积降至2600万亩,比上年下降7.2%,预计全年糖料产量将明显降低。3.生猪存栏量持续低迷,产量趋于下降。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猪肉消费不旺,生猪价格长期低迷,养猪户亏损严重。2014年1~9月,生猪存栏量同比持续下降,直到6月后生猪存栏量才环比略增,8月后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超过10%,表明母猪宰杀率较高。虽然从5月初生猪价格出现回升,养殖收益逐步好转,生猪存栏量逐渐恢复,但仍较缓慢,预计全年猪肉产量与上年相比将下降。 (二)农产品价格整体走低,主要农产品价格有涨有跌 1.农产品批发价格震荡下降,预计年底触底回升。2014年1~10月,农产品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年初春节前后消费大幅波动影响,2014年前3个月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经历了一轮较大的波动,随后出现连续4个月的上涨行情。受丰产预期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跌拖累,9月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农产品同比指数更是自5月以来持续低迷(见图2)。鉴于10月农产品批发价格同比指数筑底反弹,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季节性规律,预计2014年底和2015年初农产品批发价格会出现恢复性上升。2.小麦和玉米价格涨幅较大,棉花价格明显下跌。2014年1~10月,谷物价格普遍略涨。其中,小麦和玉米价格涨幅较大,同比增长3%(见表1)。受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预计全年谷物价格比上年保持增长。同时,大豆和棉花价格均出现下跌,棉花价格下跌幅度较大,下降达8.4%。当前,我国棉花库存已创历史新高,近期达到约1160万吨,加之受国际棉价下降拖累,全年棉花价格下降已成定局。3.牛奶价格上涨明显,牛羊肉价格出现阶段性拐点。2014年前9个月,牛羊肉、白条鸡和鸡蛋、牛奶同比价格均上涨(见表2)。其中,牛奶价格受成本推动涨幅较大,同比增长接近10%。在经过多年的持续大幅上涨后,2014年以来,牛羊肉价格出现阶段性拐点,尤其是羊肉价格自2月中旬开始出现连续下跌,虽然价格仍位于高位,但已改变了近年来持续上涨的行情。受繁殖率低、饲养周期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制约,牛羊肉和牛奶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全年价格比上年仍会上涨。 (三)农产品贸易规模保持增长,棉花净进口再次下降 1.农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将创新高。2014年1~9月,农产品进出口1452.1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进口和净进口分别为512亿美元、940亿美元和428亿美元,分别增长6.7%、9.5%和13%。贸易逆差增速较快,主要是因为2013年同期农产品贸易逆差增速为-0.4%。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刺激下,预计2014年农产品贸易规模和逆差规模将延续上涨趋势,贸易逆差规模将逼近或突破600亿美元大关。2.谷物净进口大幅反弹,棉花净进口明显下降。受国内外谷物价差拉大的影响,我国谷物在2013年同期净进口大幅下降后,2014年谷物净进口出现了大幅上升。1~9月,谷物及谷物粉净进口1400万吨,同比增长77.9%。其中,稻谷和大米、小麦、玉米净进口分别为166.3万吨、286.5万吨和160.3万吨,分别增长21.6%、0.2%和4.4%。玉米净进口恢复量占谷物及谷物粉净进口恢复量的28.4%,是谷物净进口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同时,2014年1~9月,棉花净进口199.3万吨,下降38.4%,棉花进口下降主要受国内外棉花价差收窄、配额数量减少和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影响,全年棉花进口量下降基本成定局。 二、2015年我国农业经济形势展望 (一)农业经济增速预计在4.2%左右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年提升,农业经济增速保持了平稳态势。2009年~2013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4.3%,平均增速上下浮动不超过0.3个百分点。2015年,尽管面临国内粮食和棉花高库存压力,以及国际低价农产品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国家“三农”支持政策将继续加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目标价格政策有望进一步落实,货币政策可能适度放宽,主要农产品产量有望保持稳定,农产品价格稳中趋升,推动农业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4.2%左右。 (二)粮食产量可能与2014年持平 除了不可预测的气候因素和较为稳定的农业科技因素之外,我国谷物产量主要受农业政策的影响。借助于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和8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2015年农业生产条件将进一步改善,为单产提高奠定了基础。2015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有望提高,将有利于稻谷和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14年较高玉米价格的刺激下,2015年玉米播种面积可能增加。然而,随着多年粮食持续增产的负面影响日趋凸显,2015年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力度可能会减弱,但增产型政策措施的惯性依然较大。因此,如果2015年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预计粮食产量与2014年持平。 (三)大豆和棉花产量可能继续下降 根据德国“油世界”10月底报告,2014/15年度全球大豆产量预计为3.08亿吨,供大于求的经济形势将延续,国际大豆价格仍有可能下跌,而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价格支撑作用并不明显,农民种植意愿将受大豆价格走低预期拖累,导致2015年大豆产量可能继续下降。同时,当前我国国内棉花正承受大量库存的压力。2014年~2015年度,美国棉花产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包,创4年来新高。同时,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因素的影响,棉花需求增长缓慢,棉花供过于求的局面仍将持续,从而导致2015年我国棉花价格可能继续下降。预计2015年,棉花产量将延续下降态势,降幅约在1%左右,产量可达610万吨左右。 (四)生猪价格和产量将“双回升” 2007年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大体3年经历一个波动周期,2015年生猪价格处于新一轮波动周期的上行通道。同时,鉴于当前生猪存栏量已处于低点,能繁母猪数量同比或环比均连续下降,生猪养殖中的宰杀率过高情形将直接导致供给持续下降,进一步强化2015年猪价逐渐稳步上涨的趋势。在后续猪肉价格上涨的刺激下,生猪养殖收益增加,加之各地规模化养殖比例逐年提高,预计2015年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将出现恢复性上升,生猪产业发展将好于2014年,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三、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一)粮食增产刺激政策不断加码,降低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 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连续多年托市收储,目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40%,远超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水平,如此之高的库存消费比,意味着大量生产出来的粮食消费不了。而且,谷物类粮食净进口数量有限。综合判断,目前谷物类粮食已经供过于求,但国家仍不断强化粮食生产刺激政策,对主产区和农业部门实行粮食增产政绩考核,导致耕地和水等农业资源过度消耗,农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持续生产能力堪忧。例如,为满足粮食增产需要,华北地区主要靠打井灌溉种粮,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持续下降。随着近年来北方旱情逐渐常态化,地下水超采状况只会更加恶化。长此发展下去,华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现象,直接威胁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二)粮食仓储建设财政负担沉重,社会资本遭遇收储资格歧视 按照最新规划,2014年~2015年,国家将新建粮食仓库,可容1000亿斤。调研发现,建设1万吨有效仓容成本为375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225万元,1000亿斤新建仓容共需财政投入高达112.5亿元。考虑到粮食主产区现有仓库中有效仓容占比普遍不超过50%,加之南方地区低温仓库建设成本高,全国粮食仓容建设的财政负担将更加沉重。同时,尽管不少民营企业和合作社建仓积极性较高,建库时间短、成本低,且民营仓容可以作为商业储备,能够灵活应对粮食储备政策变化,但不少地方还遵循“粮库一定要国家建”的思维定势。同时,国家对社会资本收储资质和收储信贷政策支持不足,导致“一边是国企仓容紧张、一边是民企仓容闲置”的现象。许多国有粮食仓储企业不得不租借民营仓库,而且地方国有仓储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无钱配套新建仓库。 (三)农业保险补贴新规落实走样,各级政府责任不清 按照2014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但在实际操作中,始终没有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担的比例,也没有出台实施细则和落实主体责任。为减轻财政负担,许多产粮大县已减少或取消了县级农业保险补贴,但中央和省级财政没有及时弥补保费补贴缺口,导致农民参保意愿下降。此外,由于农业保险大范围推广地区多为农业比重较高地区,多为“吃饭财政”,仅仅依靠地方财政无力增加农业保险品种和扩大农业保险支持范围。如,在北京和成都探索实施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因为得到地方政府财力支持,降低了前期市场风险才得以推行,而东北地区因为缺乏财政支持而难以实施。 (四)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不足,威胁常规作物品种生长环境 2014年接连发生海南、湖北等多起非法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引发民众恐慌。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转基因作物管理体系,制定了多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实行“0阈值”强制标识制度,但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法律,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制度仅限于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番茄等5类作物17种产品,上市转基因食品不标识、标识不清、虚假标识现象普遍存在,转基因种子销售市场混乱,转基因作物定点种植控制能力弱。对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情况,缺乏有效惩处机制,对“基因污染”的防范措施不足。长此以往,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将会频繁发生,威胁常规农作物生长环境,并形成愈发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舆论环境。 四、政策建议 (一)破除谷物类粮食必须持续增产的思维惯性 一是实施相机抉择的粮食产业政策。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调控水平大幅增强的背景下,打消粮食出现持续减产的恐慌性顾虑,树立粮食产量随供求状况正常波动的市场化理念。当粮食供过于求时,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主,兼顾刺激粮食产量,鼓励主产区适当多元化种植、生态休耕和加工转化,避免被粮食持续增产意愿“绑架”,将“储粮于库”转变为“储粮于地”;当粮食供不应求时,以刺激粮食产量为主,兼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二是调整粮食增产激励政策。在当前谷物类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形下,适时降低对农业部门及地方政府粮食增产业绩考核指标,建立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由农业部牵头,联合环保、气象、水利、地质等部门,根据各地农业生态条件和农产品生产结构,尤其是地下水水位变动趋势,研究制定农业生态预警标准,建立农业生态预警监管体系,划定农业生态分级区域,对不同等级区域设定不同的粮食生产任务,在生态脆弱区域加大休耕、水土流失治理和农业生态恢复建设。 (二)实施国家粮食收储向社会资本开放政策 一是鼓励发展粮食仓储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贷款贴息、投资补助、费用补贴等方式,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建设粮食仓储库,对经营困难、仓储设施陈旧简陋的国有粮库,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改制重组。二是改变国有粮食企业垄断经营储备粮的格局。放宽粮食储备承储主体资格限制,赋予农民合作社、民营企业同等参与国家粮食储备的待遇,只要符合条件,经审定后即可进行储备粮经营业务。同时,强化对所有国家粮食储备库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对国家储备粮食违规违法处置行为,从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三)明确农业保险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 由财政和保险部门牵头,尽快制定产粮大县农业保险县级财政补贴取消后的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具体分担办法。积极推进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纳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建议从省级价格调控基金中列支相关费用。同时,由中央设立农业保险专项奖补办法,对财政困难地区推行新型农业保险给予支持。 (四)规范转基因食品和作物安全管理制度 一是尽快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纳入人大立法议程。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建立长久的安全评估和生物监测预警系统。参考欧日韩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现行的规定品种范围的定性强制标识调整为定量强制标识,标识范围扩大到所有含转基因成分食品,明确标识内容和位置,率先在转基因食品领域建立全程追溯制度,对违反标识制度的生产商按照当年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高额罚金。二是强化转基因种子市场秩序。明确规定转基因种子销售者需承担种植指导义务和违规制售转基因种子造成的基因污染责任,违规制售转基因种子企业将被高额罚款,并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建立转基因作物种植公开公示制度,奖励民众举报违规违法转基因种植行为,尽快出台转基因作物良好农业生产规范,不定期检要育种基地转基因作物管理现状,生态敏感地区严禁种植转基因作物。 作者:张义博蓝海涛涂圣伟王为农单位: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 农业展望论文: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措施展望论文 摘要:随着之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旅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生态旅游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虽然很迅速,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找到相应的对策,对我们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问题对策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的基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缓解资源、环境和人口压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业收入,同时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使其纳入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资源,有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点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内涵。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开发田园旅游资源为重点的新型生态旅游业。它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是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高效农业,把农业生产、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由一产向三产延伸渗透、农游两业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并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生活于一体,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新的亮点。它既具有生态性、生产性、商品性、观赏娱乐性、参与性和教育性等多种功能,又有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生态旅游农业具有与传统农业不同的特点:①以生态农业生产为基础,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达到农业可待续发展与缓解旅游业压力,为人们提供新的、使人身心愉悦的休闲娱乐场所,必须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整治,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②以旅游经营为重点,重视有效开发旅游资源,按照旅游业发展要求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切实保证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体验品尝等服务;③具有高效益、低风险特点,经营生态旅游农业可获得农业和旅游业两种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当由于气候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条件的不稳定性造成农业生产减产时,常可通过旅游提高农业附加值而相对减小农业风险,而旅游淡季时农业生产又可弥补旅游收入的下降;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生态旅游农业活动包括农业观光、乡村度假、民俗乡情体验等娱乐性和参与性都很强的活动,让游客通过参与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获得丰富的旅游体验和精神享受;同时农业可为游客提供参观、品尝农产品和体验农事等各种形式的旅游服务。 二、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重复建设严重且开发深度不够。近几年来生态旅游农业景区(点)的数量不断增多,很多景点的投资者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缺乏市场观念和科学的开发理念,按照自己的理解或模仿他人的经营开发模式仓促上马、开山修道,为了降低成本,都会省略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审查评估,没有深入的市场调研、科学的规划和市场定位,造成后期经营、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困难。这样就导致高质量的项目相对较少,不少生态旅游农业区功能设计简单、重复,层次较低,缺乏特色和新意,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是旅游商品不但品种单调、花样少、更新慢,而且多为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地方特色和生态农业特色。 第二,开发时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严重。目前一些景区的经营人员以及游客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不少景区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设施和技术装备。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游客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饭店、“农家乐”等服务系统产生的污物没有得以妥善处置,废物到处堆放,污水随地排流,不但影响了景观,而且污染了环境;工具排放的废气、娱乐设施产生的噪声等使景区形成多重污染,降低了旅游地的质量;物种的不合理配置,严重影响了旅游区物种的生长发育和更新,打破了生态平衡。 第三,基础与配套设施落后。在目前的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区)中,仅有少数景区公共汽车可以抵达其附近的城镇、景区或景区内部,多数景区离公共汽车站较远,也没有旅游专车,游客到达景区极不方便。此外,景区内部交通条件通常较差,路面过窄或路况不好,旅游旺季拥挤堵塞,雨天泥泞不堪。这些都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此外,景点(区)内邮电通讯配套设施落后,还缺少一定规模的旅游接待机构。景点缺乏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开发资金不足,融资问题严重;二是许多景点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游客接待能力有限,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得较少。此外,旅游行业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力度不够以及淡薄的市场意识,都严重制约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区)规划,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有的农业特色。要根据当地农业旅游资源实际和发展水平,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综合规划,包括客流容量和游览方式规划,旅游区区位选择和范围的划定,区内农林牧渔各旅游小区的布局设置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线路的布局规划等。生态旅游农业的特色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农业内涵,这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二,减少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生态旅游农业的生产性特征使其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开发过程中切忌对具有开发性生态环境与景观的破坏,影响生态旅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在旅游项目开发到旅游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要在提高环境质量上下功夫,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定期进行环境监测与预报。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主要包括旅游区大气指标、水污染指标、噪声指标、废弃物指标以及农、林、草、病虫害指标等,这要与相关技术部门、部门、科研部门通力合作,通过定期监测与预报,及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确保生态环境优良。 第三,加强基础与配套设施建设。把生态旅游农业的资金投入计划纳入到旅游业和农业发展的计划之中,创建新型的生态投资体制,实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政府、农民、社会相结合,以不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解决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经费紧缺的困难,完善旅游业基础与配套服务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利用特殊的环境技术和节能技术,合理布局,使建筑设施与所处的周边环境协调一致,突出生态性,增强环境的美感。 农业展望论文:现代农业发展趋向展望论文 农业现代化之本质也就是科学技术化。未来农业将是以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技术装备起来之崭新产业。农业之发展大体经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主要靠大自然之恩赐,传统农业以经验为基础,现代化农业则是依靠科学技术。 一、美国农业发展之教训 以世界上农业最发达之美国为例,美国农业具有很高之劳动生产率。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以美国为典型之农业发展模式越发显示出其存在之问题及危机。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和工业生产十分相似,即投入一定数量之物质和技术,产出一定数量之农产品。有之美国生态学家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采矿作业十分相似,即从土地中榨取、剥夺而且带来破坏;以长期和未来之损害换取短期和眼前之利益。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这两大支柱上之农业现代化,基本上成为工业生产之一个变种,因而发生在工业生产中之污染、损害生态环境之现象,也都在现代化农业中出现;由于农业生产空间广袤,因而造成了更大之危害。其主要问题是: (一)破坏土壤,加速地力衰竭土壤是有“生命”之物体,如果使用得当,土壤会愈来愈肥沃;反之,会愈来愈衰竭。美国现代化农业大面积之连年单作,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加上长期之机械耕作,造成了严重之土壤流失现象。美国每年流失之土壤,高达31亿吨。美国衣阿华州之土壤原来十分肥沃,经过长期之现代化农业之运作,损失了一半之表土。平均来说,衣阿华州农民每生产一蒲式耳(每蒲式耳为35.238升)之玉米,要流失一蒲式耳之表土,种植大豆损失表土更多。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之表土,早年深达6英尺,是世界上罕有之肥沃土壤,目前表土只剩下6寸,其余之,都在冲刷过程中流失。据专家估计,美国由于土壤流失造成直接和间接之经济损失,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虽然50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防止土壤冲刷,每年用于这方面之费用高达10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现代化农业造成土壤破坏之根源没有消除,因此,一切治标措施都收效不大。 (二)减少了遗传之多样性不论在作物和家畜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式之现代化农业往往只使用少数之几个品种,而过去之传统农业则使用众多之本地品种。减少遗传之多样性,对于农业生产是很危险之,因为一旦病虫害爆发,由于品种之单一可能全军覆没。1970年美国玉米叶枯病,使全美15%之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就是因为所有种子都是来自一个易感叶枯病之品种。 (三)大量消耗能源,能源利用率低美国现代化农业是典型之“能源集约农业”,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之食物,是用1吨汽油生产之,如果全世界各国都采用这种能源集约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之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全球之石油储备在15年内就要告罄。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不但大量消耗不能再生之能源,而且能源之利用率极低。中国、印尼、缅甸等亚洲国家传统之农业生产方式,用0.05—0.1卡之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之食物;而美国现代化农业则需0.2—0.5卡之热量,才能生产1卡热量之玉米、大豆、花生等等。美国人吃1罐只有270卡热量之罐头玉米,是用2800卡热量生产之。 (四)大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例如,美国衣阿华州大泉盆地(BigSpringBasin)从1958年至1983年这25年中,地下水中之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这是大量施用化肥之结果。美国31个州存在着化肥污染地下水之问题。 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对于农业工人之健康也造成直接之危害。美国农业工人伤亡率仅次于建筑业、采矿业,被列为三大危险行业之一。 (五)美国现代之养畜业,特别是肉牛饲养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之破坏美国之肉牛饲养主要集中在13个州,有42000处肉牛育肥场;其中200处最大之肉牛育肥场,集中了美国肉牛总数之50%左右。鉴于高度集中饲养,厩肥处理十分困难,造成了很大之空中和地下水之污染。此外,高度集中饲养,用水量也十分集中,造成一些地区采水过量,水源日趋枯竭。美国肉牛育肥场集中之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主要依靠横跨8个州、世界上一个最大之地下蓄水层供水,现在其中3个州之地下水已开采了一半,如此长期不断采水,蓄水层早晚有枯竭之虞。美国现代化大规模集中饲养肉牛,不得不用多种化学药物防治疾病和刺激生长。例如,组织代谢类固醇可以使肉牛增生5%一20%,提高饲料利用率5%—12%,增加瘦肉率15%—25%,因此被广泛地采用。美国全国肉牛育肥场中,95%以上使用各种生长激素;1988年,全美之肉牛饲养场用了1500万磅之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而人类食用了化学药物生产之肉类,对健康是不利之。 美国农业部也曾承认:“美国农业生产效率很高,但是所付出之巨大代价,是当初没有充分意识到之。美国农业现代化给社会、环境和健康带来之问题,应当予以足够之重视。” 对于美国现代化农业暴露出之种种问题,经过有关方面多年之探索,认为唯一解决问题之对策是,逐渐恢复过去以生态系统渗入农业生产中之方式,也就是逐步推行“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owinputSustainableagriculture,简称“Lisa”-“丽莎”)之生产方式。具体内容是:第一,充分将固氮技术和生物防治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第二,减少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第三,有效地利用植物和动物内部生物学和遗传学之潜力;第四,将种植业和养畜业最优化地结合起来;第五,注意节约和保存土壤、水、能源和生物学资源,等等。 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一)综台运用高新技术发展智力农业“丽莎”之生产方式提出后,不但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拨出专款作为研究和试验费用;并且在国家农业学术馆中,设立“丽莎情报中心”传播研究成果。不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丽莎”也进行了大量之研究和试验。人们认识到时代愈进步、科学愈发达,农业生产就愈需要智力来运作。农业未来学家预测,目前太旱、太碱、太瘦、太湿之土地,将来都可以通过特殊先进技术,转变为良田沃野。以色列已经在过去一些无法耕作之土地上,利用滴灌技术栽培柑桔等各种作物,就是明证。 目前我国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之技术路线方面,必须注意到我国农业技术结构之现状和农村经济之条件,技术路线之执行应能促进技术结构之优化。在技术结构上,我们应建立多元复合型之农业技术结构;在技术路线上,应选择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以工程技术为辅之综合型农业技术路线。在综合发展中突出重点,抓住农业技术创新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之突破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化。 (二)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采用精细形态生产方式之原因,首先是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日益医乏,为了经济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只能采取四大密集:技术密集、劳力密集、资金密集和生态密集之手段。其次,运用精细形态之生产方式,可以在过去不能或很难从事农业生产之土地或空间进行生产。例如,干旱缺水、山地陡坡、盐渍滩涂乃至沼泽荒漠地区,都可以用水栽法转变为生产基地。水栽法不用土地,而是用营养液,在控制环境之条件下进行生产。这样,不但延长了生产季节,也扩大了生产之空间。中东一些炎热、干旱、缺水之地区,过去不能生产新鲜之蔬菜,目前已经用水栽法解决了问题。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采用精细形态之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高科技、高收入之农业,就一定会吸引青年扎根农村,使农村成为真正大有可为之广阔天地。第四,精细形态之农业,在交通方便、风光秀丽之地区,只要稍加装备、经营,就可以成为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中心。这样,既可增加收入、促进农产品销售,又可以让城市居民领略田园风光;牧歌情调。 (三)信息农业方兴未艾当代世界正在由工业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通信卫星技术为特征之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同样,现代信息技术也正在向农业领域渗透,形成信息农业。信息农业之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农业基础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全面自动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信息农业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信息化,二是农业信息产业化。 所谓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之一部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之概念描述。它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之过程。农业信息化又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业演进之过程,表现为农业工具以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为基础到以知识技术和信息控制装备为基础之转变过程。 农业信息化有三个明显之特点:(1)农业信息技术在其他技术序列中优先发展;(2)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之作用日益突出,农民更注意用信息指导生产和销售;(3)信息产业之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乡镇企业之发展,并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据某些预测标准,当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农业中之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之50%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所谓农业信息产业化,就是将农业信息之采集、加工、传递、反馈、服务等形成一个一体化之、以信息咨询为主之知识密集型产业,它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新兴之独立之第三产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农业信息产业化是发展一优两高农业之需要,是农民进入市场之需要,是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之需要,是农业信息部门转变职能、自我发展之需要,是农村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 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及时准确预报病虫害之发生期和发生量,做到及时防治,既节省农药,又减少粮食损失。计算机在饲料配制、优化施肥、作物产量预报、渔业捕捞以及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利用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预报自然灾害,也有速度快、效率高之特点。准确之气象预报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之,气象卫星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将计算机软件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将具有重大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之影响下,我国从80年代以来,开展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之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有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部1994年开始筹建之“中国农业信息网”现已初具规模,已有1000多个县入网。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大多数县配备了微机用于信息管理。全国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遥感技术进行灾害预测预报与农业估产已取得显著效果。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之“小麦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可使小麦增产6%—25%,降低成本4%—8%,增加效益15%—30%;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应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之“中国北方草地草畜平衡动态监测系统”,使我国草地之资源管理由过去常规方法上百人10年完成之工作量只需7天即可完成,经3年运行,节约经费1669万元;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研究之“农业专家系统”能指导农民科学育种、栽培、施肥、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等,已在二十几个省市推广使用,增产粮食13.5亿公斤,棉花35万担,节肥34万吨。南京经济学院研制之“粮食预警预报系统”可显示我国1959—2020年期间粮食生产、消费之中长期趋势,并可提供对产销缺口进行平衡调整之几种可选方案。 节约农业资源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之基础之一,是优秀内容。农业资源,例如土壤、气候、植物和水等是广泛分布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地变化之自然资源。要想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就必须掌握它们之分布、性质及其利用之变化,并取得现时性资料,这用常规技术是无法实现之。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只有运用包括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空间分析技术、模拟模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综合之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农业资源信息系统,才有可能及时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现时性之环境资料,并为领导或经营者提供决策咨询方案,以提高领导农业生产之主动性。据预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变量播种机和变量施肥机等,重大农业灾害之程度会得到较大程度之预防和控制,农民在每亩田之农活用工量可望从目前之10个左右降至1—2个,种子和化肥之使用量将减少30%—50%,产量却提高10%—30%,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在轻松劳作之同时,得到更为丰厚之回报。 (四)生态农业大发展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生态科学和原理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之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农业稳定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人口之增加、工农业生产之发展,都加剧了问题之严重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BarbaraWard(1914—1981)很早以前就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之道路是行不通之。他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将种植水稻和养畜、养鱼结合,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之作法十分欣赏,而且提出一个十分有价值之观点:“唯一能够生产足够粮食,满足日益增长之人口需要之方式,是将所有适合耕作之土地,实行双作和三作。”由此可见,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之间作、套作、混作、轮作,施用粪肥、厩肥、绿肥,实行生物防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等似乎落后,但是保证了农业长期持续发展之技术,实际上是先进之生产方式,应该作为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之一个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创造一个生态平衡之农业,就必须抛弃原有之以大量消耗石油、化肥、化学农药为代表之农业现代化之模式,取而代之之是以遗传工程、生物技术为主之高技术方法。当今时代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工程等学科之飞快发展,在分子水平上探明生物机能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对于利用生物遗传工程技术之研究成果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之诸多问题寄予很大希望。 遗传工程开始了人类首次涉足动植物机体内部之活动,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并具有内在之抗虫、抗病、抗逆、抗旱和自肥能力;也可以使作物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在动物方面,运用遗传工程,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缩短生长期、妊娠期及增进家畜之各种性能。例如,将美洲驼和骆驼之基因互相移植,使新种具有两者之优点。 遗传工程还可以根据需要,使农牧产品产生某种特殊之品质(风味、色泽、酸甜度、营养价值等等)。科学家已经预见到,将来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育成超级瘦肉型之肉猪、带有鹿肉风味(鹿肉在西方被视为野味之王)之牛肉。 人类目前主要粮食只有6种,科学家预见,到2025年,由于遗传工程之应用,可以增加到37种。这对于丰富人类食物之来源,解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之严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五)都市型之工厂化农业日趋成熟自然农业最大之特点是靠天吃饭,其生产之状况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21世纪,由于实现工厂化,通过运用先进科技,农业生产将摆脱或部分摆脱自然条件之制约。所谓工厂化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车间”(塑料薄膜大棚,玻璃温室等)内,借用阳光或人工灯光进行不间断地农业生产。有之人认为,这是根本改变传统农业之重要方向。 用现代科技装备之工厂化农业,集成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现代先进农艺等,其间作物之播种、生长、施肥、灌溉、环控等全过程都实现自动化,称得上是一个高水准之“种植工厂”。“种植工厂”可以通过对生物和环境之控制,使农业生产中之多种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在自然或开放之条件下,水、肥、土、热等很难控制,“种植工厂”则可以充分发挥农业环境之有关潜能。其次,良好之“工厂环境”为生物潜力之发挥创造了条件,使农作物之有机物合成、转化和储存等效率大大提高,形状、味道和颜色良好。此外,“种植工厂”还能够很大程度地发掘作物生产之时空潜力:一方面,作物可种植时间得以延长,复种指数得以提高,部分或完全摆脱季节之限制,一些农作物可做到常年均衡供应;另一方面,对温度、光照、供水和营养之有效控制,使作物平面、垂直之生产空间得以拓展,有之立柱栽培技术可增加数倍产量。 由于未来人们保健意识之加强,对食物品质之要求也随之提高。未来对食物之要求,首先必须符合“干净”和“营养”之标准。所谓“干净”,是指食物不用化肥、农药生产,不用人工防腐剂、染色剂,不经辐射处理。所谓“营养”,是指食物不但保存了最大营养价值,而且不经过长途运输,必须成熟后采收,保持一流鲜度。为了满足上述一系列之严格要求,农产品就必须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农产品长途运输不但降低品质,还要大量消耗能源,造成大气乃至海洋之污染。不少农产品长途运输之包装材料,是不能“生物降解”之,造成了严重之环境问题。据美国环境保护局资料,从1963年到1971年,美国消费之食物,按重量不过增加2.3%,但是,食物运输过程之大、小包装材料,按重量却增加了33%和39%,这就是增加了长途运输之结果。 目前美国已经出现所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这种生产形态,就是企业将生产和消费在地区内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农产品之地区自给。 工厂化农业一般适于布局在都市之周围,所以也有“都市型农业”之称,因为“智能型农业工厂”不仅包括蔬菜、园艺花卉,还有畜禽、特种水产品生产以及微生物生产。由于都市有发达之信息、交通和完备之基础设备,加之都市庞大之消费需求,未来之智能型农业工厂必将云集在都市周边,成为都市经济之重要支柱。 按西方统计,“都市型农业”主要是指“健康农业”和“外食农业”。健康农业是指为都市居民提供安全、放心、健康、新鲜、高质量食品和为市民提供休息、体育活动、农业体验等之产业;外食农业是指盒饭、熟食、配菜以及餐饮、饭店、点心等专门为居民家庭自己不开伙、在外用餐而设立之产业。发达国家之农业产值和加工农产品产值相比,已经达到1:2以上,而我国则呈倒向比率,仅为1:0.4。因此,发展都市农业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上之农业概念,发展大农业,使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延伸。 综上所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之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农业现代化之发展趋势,扬长避短,在做好基础工作之前提下,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智力农业、精细农业、信息农业、生态农业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尽快走上现代化之道路。 农业展望论文:新时期中国农业水利工程展望探析论文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型水利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粮食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权责不明、投入不足、发展滞后、管理不善、效益衰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以保证其能发挥正常的效益。加强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农补项目的建设管理,提高镇、村级水利工程建设的标准质量,确保项目工程的实施到位率,农村水利工程建设行业管理已显得日趋紧迫。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设措施,探讨了农村小型水利在规划、建设、管理与改革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 关键词:水利工程农村现状发展 引言 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统揽全局、着眼长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关注农村发展、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水利建设是当今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环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目前大型水利工程管理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农村还是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水利建设。中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西北部,干旱少雨,水资源贫乏,众多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加剧了环境的负荷,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进一步做好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水利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大有用武之地,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与先导。建设新农村,水利要先行。 一、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现状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沟、渠、圩、坝、桥、涵、水库、机井、排灌站等。农村现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一部分是由乡、村(组)集体投资投劳建成的,一部分是贷款、国债资金或其他农业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兴建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农民个人及联户兴办的小型水利工程数量也日趋增多。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普遍现状值得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1工程管理滞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特别是近几年以,农民的个体经济意识较强,集体观念淡薄,从而在水利工程管理上存在只知用水,不愿管水,在圩堤乱垦乱种、在行洪河道设置鱼网鱼簖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圩堤沿线近年又增添不少鱼塘,出现了新的“两水夹一岸”地段。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有的灌区支渠以下用水混乱,“跑、冒、渗、漏”较为严重,致使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毁损严重。同时由于各领域的生产进度很难一致也很难统一,彼此间为了各自的牛产需要随意截流、堵坝、开沟、放水,把水线和明渠搞得支离破碎,干疮百孔,逐渐失去供水功能,农民们没办法只好在原灌内打井种稻。大量开采地下水,也是对水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下去,不光是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生存环境也会受到破坏。另外,由于近年来的过度垦荒,水体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严重,水库库底淤积层越来越厚,而承包者既没有清淤的意愿也没有清淤的能力,这样下去就不单是一个蓄水问题,还潜在着洪灾的危险。 1.2财政投入不足由于农村地方各级财力紧,严重制约着农村重点水利工程配套和小型水利工程补助。新农村建设以来,虽然国家大力扶持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在规划布局、项目安排和资金补助上给予很大倾斜。但我国很多农村地处欠发达地区,难有较多资金用于农村水利重点工程的建设配套,致使部分工程无法按期启动,开工建设的也很难按计划竣工验收,加大了继续向上争取工程项目的难度。同时所有财政支持的资金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所需补助资金差距较大,主要还是靠受益群众自行解决,政府只能“以奖代补”形式,普洒细雨。转贴于1.3农村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近年来,由于水利项目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很多水管单位内设机构不科学,非工程管理岗位多,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据调查,2006年某省水管单位职工总数为32118人,其中离退休职工5079人,在职职工21002人,超编严重。在人员总量过剩的同时,各地水管单位真正急需的高、中、初级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工程技术人员492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9%,且大多集中在省、市属水管单位。技术力量薄弱,不利于水管单位的发展。 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发展 2.1进行科学管理要把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注重向管理要效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建后形成的小型水利资产要及时移交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向他们颁发产权或使用权证书,采取专业管护、拍卖经营、个人承包等形式,以便形成切实有效、适合当地社会情况和不同工程类型的运行管护模式,使新老水利工程都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其次,要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工作,以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因为农村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除涝、降渍、防治地方病等除害减灾功能。所以以水利为主的工程兼有经营性和公益性,而防洪除涝等工程完全是公益性,不具备经营条件。根据各种不同农村水利的特点,需要对不同功能的水利工程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使水利工程在完善的工程管理条件之下,取得较好的工程效益。以水利为主的工程,既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偿服务,核算成本,降低费用,促使工程良性运行,又要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旨。 2.2加强资金投入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需大量的工程投资,应由中央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责任,以此来增加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对现有工程进行维修改造,同时增加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适应当今水利发展要求.在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行政领导,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水利工程建设中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了杜绝挤占挪用农业专项资金的现象发生,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向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汇报项目情况,与财政部门积极协调衔接,争取地方配套资金。 2.3开发人力资源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基层水利行业整体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有计划、按步骤地选拔人才去深造,以适应岗位需要和市场需求;鼓励职工在职学习,不断提高整体素质,使基层水利人力资源切实得到保值和增值。对农村现有水利技术人员进行适当分工,明确每个人的业务主攻方向,尽早造就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地质及地下水、水行政执法、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行家里手,并能统揽全局,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同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并向其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使他们也能独当一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须从项目的论证、设计、建设、监理、管理等环节抓起,做好质量全程监控工作。应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加强资金投入,推行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审签制度,加强政府引导、服务、监督,进行科学管理等。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意义展望管理论文 [摘要]拥有七千年以上历史的韩国农业不仅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且也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韩国传统农业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健康和与环境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随着眼2004年稻米市场的开放,这个国家的农业危机将更加严重。数年前由于大众趋于照搬西方的农业道路并且忽视了传统和环境方面的因素,韩国的农业陷入了困境。 1.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2.韩国农业的起源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black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也有象半用形石刀,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3.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和其发展过程 3-1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Martonne,Emmanuel,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I〉20为湿润地带,I〈20为干旱地带,I〈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3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3-2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 5.韩国农业的传统及其发展方向 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的气候,由于韩国处于的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湿润气候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换的农作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 韩国的农业拥有7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由于向南北方向细长延伸的国土形状,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因此稻子所占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例如1919年,稻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当然,农作物当中最多的还是稻子,其经济地位也到了几乎能代替货币的程度了。实际上,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大豆和米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如《三国演义》中有:“种植了五谷和稻子”的记录。[6]10) 在三国初期,农业从锄头农业发展成犁耕农业,而到了4世纪,又发展成灌溉农业了。那时的稻子农业只能采取休闲的方法,因为,高温多湿的气候下,又要防止杂草,又要防止土质下降。“休闲制”一直延续至新罗统一时代,其记录有全罗南道潭阳的“开仙寺石灯记”和高丽末期的“高城三日浦埋香碑(1309)”。但是这种“休闲制”到高丽后期就逐渐发展成每年耕作的“连作制”形式了。 现在,利用韩国最古老的农书“农事直说”来观察一下15世纪韩国农业的整个面目。[3]11)这个时代种植最为广泛的是黄米,小米,大豆和稻子;其次是麦类和人参等农作物。并且朝鲜前期的农业是以多样的作物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只能是少数人口耕作大面积土地的粗放型性质。一方面,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稻子的直接播种和连作技术。因为当时主要是采用将稻种直接播种在水田或旱田的直播法,而移秧法几乎没有。但是,到了朝鲜后期,稻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移秧法的利用使稻农业广泛地普及起来,水田的轮作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开垦壬辰倭乱造成的荒废的国土过程当中,地主制以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18世纪,移秧法不仅扩大到天水水田(只能靠雨水浇灌的稻田),而且还利用在水田和旱田农业上了。而且,原来的稻子的直播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直播法中,在旱田里直接种植稻子的特殊技术“干耕法”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完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畜力一贯’体系。一方面,旱田农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那时施肥法得到改善,“二年四熟”体系得到广泛普及;瓜,辣椒,烟草,土豆等新的农作物也登场了。 从这样的韩国农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农业克服“休闲制”,以发达的中耕除草技术为基础,向高级的轮作体系和连作体系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人少地广时的粗放型农业向以集约型耕种来提高土地生产性的生产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强劳动集约,深化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的复合化,成功地解决了土质的保护和防止杂草和害虫的问题。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二熟制已广泛普及,将不充足的水资源轮流灌溉水田和旱田这种‘轮水田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到梅雨季节为止,将水稻种植在旱田里栽培的“干田法”在韩半岛西北地区盛行。韩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用“集约化的道路”一词来形容,它同时也促进了韩国农业传统水旱轮换农法和复合耕种。复合耕种与当时盛行的货币经济结合起来,使多样的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变得可能,甚至使得原产地为美洲的农作物也轻而易举得变为己物。 到了17、18世纪,不顾有限的土地面积,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人口的增加进而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种农业变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且,推翻传统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带来的如此的变革,到了19世纪越来越深化,为向近代社会变迁,做着前期的准备。 18世纪以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导致了100人/平方米的极高的人口密度,它的根基主要是农业技术所实现的高水准的集约型农业。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是农业劳动质和量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还有多种富农经济,但是,在每户平均耕种规模不断在减少的当时,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仍然是在无数小农们从事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那些小农们的勤劳带来的“勤劳革命”与当时的极高的教育热结合在一起,在接受西方工业化的时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3)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选择集约化道路的韩国农业的发展直接成为韩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推动力,并且克服肥料资源紧缺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多样的特性,进而形成优秀的‘作付体系’,韩国农业传统中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复合耕种,就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由不均等成长论下的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滋润农民。在“低价格,低报酬”的铁链中,农民们成了新的牺牲羊。因此。韩国农业的衰落已成为定局。试图在农村解决高度成长所需的工业劳动力的财阀们,为了将传统的集约型复合农业转变为美国式的单作化农业,率先提出了韩国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而执著于韩国历史上没有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事实的人们,又凭借WTO的加入,推进着农业开放。 加入WTO以后的韩国农业,在国内方面,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专业农业人员来代替小农,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来扩大规模;在国际方面正准备着2004年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根本’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要求必将带来农民被驱出农业和农村,农业被抛弃的结果。这意味着韩国农业传统的彻底地改变。为此,巨额的农业补助金投入到了农村,传统的复合耕种完全被中断。其结果是土质在下降,杂草和害虫泛滥,进而导致杀虫剂、杀菌剂、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日益增加的农业公害;大米的大幅度增产和杂粮和大豆大幅度减产又导致了大米的减产政策和杂粮和大豆的大量进口,促使粮食自给率一年比一年大幅度下降。 最近的农业危机是由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本质,将农业转化成稻子单作化所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们认为进口美国廉价农产品更为有利。但是如何面对预计在21世纪发生的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呢?更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依从WTO的要求的所导致的。这场悲剧,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东亚的提高劳动的质和量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加入WTO以后的10年来的农业轨迹进行再检讨,并且摸索出恢复韩国传统的道路,再次向多种农作物的复合耕种转化。 6.结论 韩国农业拥有着7千年的悠久历史。它不仅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渗透到韩国的生活和文化里。尤其是大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作用,而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农业是韩国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我国的西方的化学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们现在常说的“身土不二”就说明,传统的复合耕种是又安全又十分必要的产业,因为它能给我国国民提供粮食,健康和洁净的环境。 最近的农业危机的象征就是将在2004年实施的“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可以说当我国农业的传统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它就已经暗示了我国农业的危机。完全无视和抛弃我国农业一直以来守候着的历史特性和环境特性,无条件地模仿西方农业的错误认识,其实就是招来当今的惨败的原因。不难想象,农业问题不能只归结于农民。抛弃农业往往就是对国土环境和国民健康以及民族文化的抛弃,与“穷人的夕阳产业”这种鄙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从农业的环境特性来看,农业衰落往往会影响未来的生存环境。 以水田和旱田相协调为基础的复合耕种被WTO以后的农业政策完全抹杀掉了。东亚长期以来的传统一被打破,土质下降了,杂草和害虫多了起来,化肥和农药用量增多了;结果是大米过剩,大豆,大麦全部需要进口了;一方面要对过剩的大米实施减产政策,另一方面农药麦粉和基因转变的大豆(GMO)问题困扰着人们。粮食自给率也在大大降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开放主义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却恰恰没有出现。 韩国农业果真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按照WTO的要求,选择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吗?对于韩国农业10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应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只有在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时,才能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掩盖现有环境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一味地坚持西方或欧洲的做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然而从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正处在矛盾之中。因为忽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一片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用生态农业的视觉去寻回韩国农业的真正面貌,而这个担子并非轻松。就像以麦为主的西方农业和大米为主的东亚农业有区别一样,各个国家在各自的风土历史中形成的多样的农业文化,应作为人类的无形资产去尊重。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化究竟对农业的价值维护做了何种帮助,它能否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安全性共存呢?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世界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21世纪韩国农业的将来,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展望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推进农业信息化是今后一个时期许昌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战略抓手。做好农业信息化工作,对于促进许昌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强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发展现状 目前,许昌市按照“政府引导,需求拉动,突出重点,统筹协同”的原则,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机融合,在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农业数据库和许昌农业信息网建设以及信息化在农业生产管理和农产品质量追溯中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数据库 许昌市以许昌农业信息网为平台,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数据库。截至目前,许昌农业信息网开通20个主栏目,99个二级子栏目,数据库5万条,浏览量60万人次。实现了国家、省、市及各县(市、区)农业信息网以及30个其他相关网站的链接。2016年全市共各类农业信息(包括自采自编信息)1904条。 (二)积极拓展传播农业技术和涉农政策信息的渠道 一是开通了12316“三农”公益热线。据统计,该热线每月的电话咨询量达1000个,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及回答有关涉农政策1500个。2016年,该热线共接到咨询电话13500个,解决技术等问题27000个。二是整合了“农信通”短信系统。该系统每月发送农业类短信20条,2016年共发送信息256条,有近5万人得到了农业技术、农产品价格、农资价格及实时信息服务。三是和许昌广播电台合办《金色田园》栏目,专家通过广播直接回答农民提问的有关问题。2016年,专家通过该栏目共回答技术类问题600个,解决了农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四是积极组织许昌市农业专家与河南省农业厅及河南省电视台新农村频道搞好互动合作,解答各类技术咨询,不断提升专家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农民群众的满意率达100%。五是组织人员收集编报《农业信息简报》,介绍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以及专家解读、农业动态等,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六是农业专家在许昌市农业信息中心随时接受农民、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上门咨询。 (三)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和农产品质量追溯中的示范作用 一是长葛众品被认定为农业部首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在我们的积极争取和河南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下,众品食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首批40家“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之一。二是支持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了蔬菜安全生产与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为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升许昌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许昌市农业信息中心帮助天和公司建成了“蔬菜安全生产与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该系统在蔬菜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追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市农业信息化技术应用方面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2017年该系统正在进行“追溯系统”的升级,线路和软件以及总控室和电视墙信息显示屏正在规划准备建设中。建成后,通过安装的“温室娃娃”信息化系统,可以随时测出大棚中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露点以及二氧化碳浓度,便于温室作物管理,及时掌握蔬菜管理和生长情况;同时,实现了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通过质量追溯系统生成的二维码,销售者、消费者、质量监管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终端,方便快捷地查阅该批蔬菜生产的地块、品种、种植日期、生产管理人员、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质量检测结果等相关信息,让广大消费者吃到管理标准、营养丰富、质量安全的蔬菜。三是在部分农技推广区域站建成了作物长势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许昌市农业信息中心在长葛市石象农技推广区域站,建设了作物长势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在该区域河南豫粮集团流转土地的万亩方内设5个监控基站点,在有网络的情况下,能实时监测基站点所覆盖的区域内的作物长势、病虫害发生情况,通过各个类型的传感器可监测土壤水分、土壤温度、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降雨量等农业参数信息,获取农作物实时的生长环境信息,所有基站测试点信息的获取、管理、动态显示和分析处理以直观的图表和曲线的方式通过网络终端机显示给用户,从而实现信息共享、作物远程诊断和农业调度服务。 二、存在的问题 许昌市农业信息化工作在河南省处于前列,但由于受农村基层设施、农民综合素质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全市农业信息化工作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出现了农业信息网络设施不健全,缺少专业化的高素质信息服务人才,难以形成正常的信息需求等问题。017年第4期(上) 三、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全市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1%,农村地区每百户的电脑拥有量仅为2.7台。这说明许昌市广大农村地区信息通信设施严重匮乏,互联网通信条件较差。同时,农村地区线路设施的缺乏以及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给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带来了困难。在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不懂计算机,更不会操作计算机,信息化意识相当淡薄。此外,由于农村自然条件、社会条件较差,农村地区通信线路、设施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传输稳定性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争取财政、发改、工信等部门的支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争取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同时,要鼓励引导电信运营商、IT企业、工商资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农业信息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人才培训 许昌市农业系统中人员总量少,能够专门从事农村信息化服务的高素质人才更少。同时,全市农业人才的分布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情况,基层农业信息化人才更为匮乏。要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分级分批培训,提高信息技术人才的素质,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信息服务队伍。一是加大对农村基层信息员的培养力度,使信息员队伍延伸到村,延伸到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二是对全市12316农业专家队伍,要登记造册,加强管理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农业专家的技术带动作用,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三)加强财政补贴,加大宣传力度,激发正常的信息需求 目前,许昌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信息化的应用积极性还不是很高。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信息化的基础,农业的产业化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必然产生对信息的大量需求。在规模小时,以满足自己需要时就不可能或不必要加大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因为采用信息技术需要一定的投入,这对于生产规模小、生产效益不高的农业生产者来说,不可能在信息方面有大的投入。因此,政府要进行适当的财政补贴,以激发形成正常的信息需求。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电台、报纸等宣传平台,宣传农业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信息意识,大力宣传展示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助农惠农的新成果,推广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在全市形成学习信息技术、重视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手段引导并支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浓厚氛围。 (四)成立许昌市农业信息化发展领导小组 成立许昌市农业信息化发展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农业信息化发展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部门联席协商制度,健全发展农业信息化的长效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和规划。建立“资源整合,协作共享”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机制,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公益+市场”的农业信息服务机制,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和质量,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四、展望 在未来的几年里,许昌市将建立起以物联网应用系统为优秀,以信息资源开发为基础,以信息传输服务网络为载体,以精准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业应急指挥为重点的“互联网+现代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探索上下畅通、反应敏捷、服务全面的农业信息化服务。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尤其是物联网技术,加速传统农业改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管理和决策水平,促进农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 (一)加强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强化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整理及开发利用,完善农业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完善12316“三农”热线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和农信通短信平台建设,为全市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便捷、高效率、高质量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完善许昌农业信息网建设,不断调整网站结构及栏目以适应全市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使其发展成集农业新闻、农技推广、市场行情、政策法规、农业数据库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信息服务网站,力争将许昌农业信息网打造成为全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优秀平台。 (二)大力推进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引导一批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农业物联网应用系统,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自动化水平,发展精准农业。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和农业生产操作进行智能监控,提高农业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利用信息技术在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重点支持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健全升级“天和蔬菜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鼓励、扶持长葛瑞之源农业有限公司、襄城县众生源农业有限公司、河南金卡特有限公司等开展农业物联网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逐步在全市建成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农业信息化示范应用基地。 (三)加强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农业信息化工作机构,构建比较完善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集农业信息服务、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控等为一体的信息化技术应用示范点。在农业系统内部建立信息员制度,培养壮大县乡农业综合信息员队伍。积极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培养一批复合型农业信息化应用人才。以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为主体,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破解农业农村信息化推广应用难的问题。 作者:何彦华 单位:许昌市农业信息中心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摘要:介绍了济南市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采取的工作措施,并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了大力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做大做强领军企业、提升科技研发能力等发展方向。 关键词:济南市;龙头企业;现状;展望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近年来,济南市各级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工作重点,强化措施,多元推进,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保持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1基本情况 1.1概况 1.1.1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济南市规模以上(销售收入500万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536家,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00家,其中省级33家、部级4家。2015年济南市实现销售收入446.6亿元,其中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10家,过亿元的67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2015年销售收入总计达到347.9亿元,占总数的77.91%,它们是全市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主力军,这些企业当中除了培育壮大的佳宝、民天等本土企业以外,还有招商引进的现代牧业、鼎泰牧业等一批实力较强的行业龙头,为济南市农业企业发展起着龙头引领的重要作用。1.1.2经营领域不断拓宽依托各地资源与区位优势,经过多年的引导与支持,济南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领域已经拓展和覆盖了粮食、畜牧、林业、果蔬等主导产业,有效地促进了主导产业的壮大。各产业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分布为粮食127家、畜牧101家、林业84家、蔬菜86家、棉麻19家、油料9家、水产8家,其他农业102家。近几年,各级着力引进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利用工业领域积累的经验及资源,转化成自身优势,新建生物质发电、生物有机肥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这些项目发展前景广、后劲足,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1.1.3产业集群集聚效应凸显各县区围绕特色主导产业,科学规划,着力打造,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格局,集聚效应凸显。长清区的茶叶、中药材,平阴的玫瑰、食用菌,济阳的设施蔬菜、章丘的大葱、历城的观光休闲农业等都实现优秀片区支撑、骨干企业引领、关联企业集中的集聚效应。以长清茶为例,目前已经建成了以万德镇为优秀,以立泰山为骨干企业,南湖玉露、莲心雪芽、玉树春等茶叶企业集聚的8000亩长清茶基地;2014年新引进投资的白茶加工项目,带动建立万德界首1100亩白茶种植基地。针对产业技术难题,政府牵头,通过搭建平台、产业论坛等形式,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之间通过交流与合作,整体竞争能力大大提升,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2工作措施 1.2.1政策引导2003年市政府出台《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济政发[2003]23号),每年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2012年出台《关于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意见》(济政发【2012】29号),2013年初拟定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意见的实施细则(试行)》(济发农办〔2013〕1号),明确提出对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晋升奖励、品牌奖励、“三品一标”奖励、项目奖励、招商引资奖励、贷款贴息等方式予以扶持。1.2.2规划布局2014年济南市提出“六个三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的工作重点(30家农业龙头企业、30家示范合作社、30家示范性家庭农场、30个农业示范园区、30家蔬菜标准园、30家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分别起草了具体实施方案,决定利用三年时间重点打造,推进全市农业产业化在重点产业形成规模,重点区域形成特色,重点产品创出品牌,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区域布局,壮大农业主导产业。1.2.3资金支持济南市每年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2004年以来,政府共投入财政资金1.87亿元,扶持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672个,吸引社会投资8.7亿元,拉动银行贷款10.6亿元。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已经与农业银行省行营业部、建设银行省行营业部、农村信用社、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或达成合作协议,搭建银企合作平台。1.2.4培训提升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素质提升工程。当前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的新生骨干力量。但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亟待解决。济南市创新方式,组织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及家庭农场主、品牌创建及市场营销骨干和产业化经营组织财会人员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计划,旨在打造一批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队伍,引领带动全市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发展。2015年接受培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达500余家,涉及650余人次。 2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成长发育中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从济南市的总体情况来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存在规模偏小、数量偏少、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造成的原因除了受外在环境影响,也有自身存在的瓶颈。遇到的外部环境的困难主要有用地难、融资难、用工荒等,内部发展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一是缺乏科技创新,企业优秀竞争力不足;二是品牌意识不强,缺乏品牌知名度;三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 3发展目标及方向 3.1发展目标 到2020年,争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群集聚有更大突破,农产品加工产业优势更加突出,龙头企业在数量、质量、规模上得到同步提升。5年内,重点打造培育15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新增150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稳定在450家左右;发展龙头企业原料生产基地50万亩;80%的农户纳入产业化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 3.2发展方向 “十三五”期间,济南市将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发展高端高质高效农业为方向,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重点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技术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3.2.1大力提高农产品初、深加工水平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环节、重点环节,可以增加供给、均衡上市,提高质量、稳定价格,保证加工、促进增收[2]。要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惠民政策为契机,统筹推进、综合利用、协调发展。要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不断提高加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纵深发展,实现农产品的多重转化增值[3]。3.2.2做大做强领军企业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合作等方式,整合资源要素,发展成为规模化、集团化、整体竞争力强的领军企业[4]。提升领军企业的整体技术研发能力和装备水平,引导领军企业与各类经营组织有效对接,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3.2.3提升科技研发能力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平台体系的建设,提升科企对接水平,争取科研专项支持,加紧解决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培育一批领军的研发人才和创新团队[5]。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能力。 作者:霍秀娜 赵萌 单位:山东省济南市植物保护站 山东省济南市农业监察支队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科技工作现状及未来展望 一、现状 近年来,建平县在开展农业科技工作过程中,以农民培训工程为牵动,结合本县实际,按照既定的实施计划方案,精心组织,县乡两级密切配合,拓展农民培训各项工程普惠面,积极引进、应用“三新”技术成果,广泛开展科普教育活动。1.农民科技培训通过承担农业部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加大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培育力度。2015年全年培训科技示范户1040户,辐射带动2万余户;加强农技人员知识培训,全年集中培训专家和农技人员100名,集中培训5天以上,促进了科技进村入户。2.开展阳光工程完成了2800人的职业技能和专项技术培训任务,同时完成3000人的工程培训任务指标,并建立了培训基地,促进了实用技术到人。3.引进和应用“三新”技术成果截止目前,共引进试验以东单6531、联达99为代表的新品种近40个,示范新品种30个,引进新技术15项,应用在植保检测、土肥检测、农产品检测等方面的新装备10余套。积极参与农广天地,依托网络平台,以农业园区、试验基地为载体,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为牵动,以科技人才培育为重点,以科技服务体系创新为依托,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期间,还与沈阳农业大学进行了技术人才和技术成果的双对接。4.农业科普工作一是通过“农业信息频道”电视互动点播节目,实现科技服务到农户。经过5年来的发展完善,目前信息时长已经超过3000个小时,广大农户坐在炕头上就能充分享受免费的科普大餐。二是启动农业“科技直通车”,送科技下乡,直接服务到农户。2015年科技直通车共行驶20000余公里,覆盖全县31个乡镇的200余个村,发放技术资料3万余份,开展技术培训150余场,直接受益农户达3万余人。三是结合“3.15”维护消费者权益日,向广大农户宣传农业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帮助农户鉴别伪劣农资,同时结合农时季节开展多形式的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传单4万余份,接受咨询400余次,广泛传播了农业科普知识。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在农业科技推广、农民培训工程等方面,成立了由分管县长任组长,建平县农经局、财政局等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责任分工及考核办法,形成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各个培训项目普遍采用向社会招标的方式,确定培训单位和培训基地,同时通过与示范村人员座谈及实地考察论证的方法,确定培训内容。阳光工程培训则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就业岗位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并辅助开展远程培训以达到培训效果。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资源整合力度还不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他部门的协调参与力量不足,没有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项目工程中来。同时,在引进和应用“三新”技术成果方面,触角还不够敏锐,引进和应用的领域还有待拓展,此外引进“三新”技术经费不足也是制约成果转化的问题之一。 三、未来展望 在今后一段时期,建平县将利用各种有效手段,采取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扩大参训农民队伍,使更多的农民从培训工程中得到实惠,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相关部门对农民培训的投入机制,大力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智能化、专业化培训格局,以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同时,充分发挥服务站的作用,落实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创造条件,再创办2~3个科技示范基地,以点带面,推动全县乡镇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综合优势,大力推介品牌农业、特色产品,提高建平县农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作者:迟彩霞 单位:辽宁省建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产业化研究与展望 1发展现状 东辽县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处长白山余脉和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具有山区与平原的综合优势[1],属低山丘陵区,东辽河发源于境内。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面积2186.1km2,人口35.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8.5万人。耕地面积67040hm2,水域面积6540hm2,林地面积74328hm2。到2014年末,全县农业总产值约为26.5亿元,其中农业产业化占62%。 2主要经验 2.1发挥优势,因势利导 东辽县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辽源市区位于县域中心位置,因此可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一是引导劳动力进城,发展合作社。由于市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县里农业剩余劳动力常年在辽源市区打工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土地大量流转带来了机遇,使农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并壮大。东辽县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共成立98个合作社,流转土地量达到总耕地面积的15%。二是引导城市资金出城,成立现代企业。如金州现代农业企业就是引资的典范。 2.2政策倾斜,扶持能人 惠农政策向农业产业化倾斜,如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牧业小区补贴、退耕还林补贴、机械深松补贴等都尽可能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另外保护性耕作、千亿斤粮食增产、高产田创建等农业项目全部由产业化经营单位承担。与此相配套,东辽县还应大力扶持能人。 2.3立足资源,特色发展 东辽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2],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8亿kg的阶段性水平上,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和水稻。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82户,其中部级龙头企业1户、省级8户。围绕金翼集团等龙头企业[3],推动各乡镇农业产业化发展。在企业引导下,全县生猪、牛、羊、禽分别发展到72.57万头、59.86万头、5.74万头和2209.9万只。在特色养殖方面,东辽黑猪共存栏3900头,梅花鹿发展到21580头,放养柞蚕1250把。全县有国家和省认定的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龙头企业8家,创建名牌产品15个,其中省名牌7个,各类农博会名牌8个。 2.4科技下乡,支持园区 辽源市科技下乡,经常选择离辽源市较近的东辽县所属乡镇,尤其是那些具有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市农业科学院为主体的专家队伍走到哪里都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欢迎。县政府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让农民点菜,请专家掌勺,在园区成就大餐。在安恕镇形成四个绿色农业产业化格局:年加工能力5000kg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年吞吐能力20000kg的迅驰冷链物流有限公司,集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观光农业园区,花卉苗木示范区。凌云乡东辽黑猪养殖即将成为特色园区,年出栏3200头,向产业化迈进。 3存在问题 3.1区划设计不够长远 东辽县的产业发展常常锦上添花,谁行扶持谁,缺乏整体设计和长远规划。表现在不同产业间常有冲突矛盾发生,如耕林争地、牧林争山、田渔争水等,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 3.2资源利用不够充分 近几年来,在荒山、荒水利用方面,全县虽然建成多家牧业小区和多片榛子等经济园,但是其实际利用程度还很不够。传统产业资源仍有较大的开发空间。 3.3社会化服务不够及时 产前、产中、产后的政府办服务组织在城镇,服务远不及时;民间服务组织水平和被服务者水平接近,服务态度好,质量上不去。总体来说是缺乏高水平、就近服务的社会组织,这给产业化进程中的种植、养殖增添制约因素。 4前景展望 4.1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4.1.1辽源城市资金正向农村、农业转移一是直接兴办农业企业,如金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二是携带资金同农民合伙办农民合作社。截止到2014年11月30日,这类合作社达到8个,而且规模大、素质高。三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出资,通过定单或合同,组织农民生产指定产品,包供包收,养殖业多采取这种方式。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民进城谋业、安家、落户增多,城乡交流和一体化发展,城市资金会源源不断地就流到东辽县。4.1.2年轻农民弃农进城越来越多一是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怕苦、怕累、嫌脏,期望且有能力到城市发展。二是考虑子女的就学条件,想通过改善教育水平来重点培养下一代,这些人多数是较富裕的人。三是集体进城,在城里有一片天地和事业,比如包工程等。4.1.3农村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年轻农民在农村出现分化,一部分农民在进城的同时,把土地留在农村;另一部分接管土地成立合作组织,两全其美。这部分农民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子承父业,另一类是在农村有牵挂的村组干部和后备村组干部。4.1.4农业产业化基础坚实东辽县通过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市场形象好、发展潜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农产品向产业化、基地化方向发展。围绕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积极探索经营模式,走“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4.2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东辽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但制约因素也不少。一是土地流转价格偏高。由于城市资金大量涌入,土地价格被迅速抬高,平均价格1.1万元/hm2。二是年龄大的劳动力同土地有感情。他们从联产承包开始,在自家土地上经营已有30年的时间,精耕细作,培养出深厚感情,不愿意转出。三是农业生产者产业化生产能力还需要提高。懂生产、会管理、善经营的人之间互不认可,协调困难。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4.2.1普查资源,科学区划应当对现有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传统产业、农业产业化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分析现状,比较优势,提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总思路和框架。根据调查,综合考虑资源、市场、区位、政策等情况,作出科学区划[4]。把玉米、水稻种植和家畜、特色动物养殖放在区划首位。重点做好基地和园区区划,眼光要远,影响要深。要迅速做好山、水开发区划,尽早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4.2.2整合职能,加强协调为落实好区划,应当整合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粮食局、商务局产业化职能,形成合力。加强同发改、财政、土地、环保、电力、工商等部门的协调,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支持[5]。县、乡(镇)、村应当划分职责,明确责任,限定权力,保证产业化健康发展。4.2.3培养人才,推广科技发挥培训机构作用,运用资格培训、技能培训、安全培训等机会,讲授种植、养殖、加工、农机操作等技术,提高新型农民科学从业能力。推广机构应当按照农业产业化需要,推广先进的种植、养殖、加工、农机新技术,适应不断进步的产业化需要。发挥科技中介组织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快速传播和应用。4.2.4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全县应当推动现有产业化发展,优化结构,转型升级。以安石万亩稻田种养基地为典范,围绕鴜鹭湖、椅山水库、三良水库、辽河水库,开发4个万亩稻田种养基地[6]。提升东辽黑猪、柞蚕养殖规模和质量,坚持特色基地建设。用现代化装备武装农业[7],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东辽县农业产业化发展良好,初步形成产业化格局。进一步发展有利条件多、区位优势强、交通优势明显、制约因素少的产业。通过资源合理开发、有效管理和保护利用,承接辽源市转型产业,配合创建市农业龙头企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优化升级、调整结构、科学布局、系统整合,东辽县农业产业化必将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魏长林 张玉英 孔令臣 单位:吉林省东辽县农业机械局 农业展望论文:科技园的有机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1相关概念 1.1有机农业概念有机农业是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5]。1.2有机农产品概念有机农产品是严格按照国际公认的有机农业的原则和法规生产的纯天然、无污染、有益健康的优质安全食品,由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采用有利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方式生产和加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添加剂等物质[6],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奶制品、畜禽产品、蜂蜜、水产品等。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有机食品所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1.3有机农业与有机农产品的相关性有机农产品根据有机农业原则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方式及标准生产、加工出来的,并通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农产品。有机农业的原则是,在农业能量的封闭循环状态下生产,全部过程都利用农业资源,而不是利用农业以外的能源(化肥、农药、生产调节剂和添加剂等)影响和改变农业的能量循环。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是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土壤4种生产因素的有效循环,不打破生物循环链的生产方式。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心食品安全问题,有机农业不光是在发达国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机农业也正在悄然发展。目前正值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发展有机农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传统农业基础好,又有生态农业、生态建设的基础,已经具备开发有机农业很多有利条件。 2“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发展的必要性 2.1食品安全的需要可向社会提供无污染、好口味、食用安全的环保食品,有利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减少疾病发生。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在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农产品造成污染,给人类生存和生活留下隐患。目前人类疾病的大幅度增加,尤以各类癌症的大幅度上升,无不与化肥农药的污染密切相关。有机农业不使用化肥、化学农药,以及其他可能会造成污染的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等,因此其产品食用就非常安全,且品质好,有利保障人体健康。2.2生态保护的需要可以打造环保品牌,减轻环境污染,有利恢复生态平衡。目前国内其他烟叶生产区生产烟叶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很低,一般氮肥只有20-40%,农药在作物上附着率不超过10-30%,其余大量流入环境造成污染。农药的持续使用增加了病虫的抗性,破坏了原有生态链条,且农药用量愈来愈大,施用的次数愈来愈多,进入恶性循环。改用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化学肥料而施用生物有机肥,可以极大改善土壤结构,增加有益微生物,减轻污染,有利于恢复生态平衡。2.3“清江源”品牌提升的需要有利提升“清江源”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有机农业产品是一种国际公认的高品质、无污染环保产品,因此发展有机农业,可以提高园区主打农产品在国内和地方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2.4提高园区当地收入的需要有利于增加园区就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当地农民收入。有机农业是种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也需要大量的知识技术投入,不然尤其是病虫问题难以解决,还需要有全新的观念。有机农业食品在市场上的价格通常比普遍产品高出20-50%,有的高出五倍以上。因此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增加园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3“清江源”现代烟草农业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的品种和布局“清江源”有机农业烟叶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示范区海拔900-1300公尺的4000亩烟叶生产基地,主产以烤烟和白肋烟为主,生产基地辐射涵盖全州烟叶生产基地单元,覆盖面积30万亩。有机烟叶生产严格执行州(局)公司烟叶生产标准化方案,主要遵循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土壤改良、秸秆还田、施用生物有机肥并减少无机肥料施用、严控除草剂、杀虫剂等有害环境的农药、采用天敌或物理方法(黄板、黑光灯)防治害虫。“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其他品类如有机食用菌(香菇)、芫荽、白菜、洋芋、玉米、有机豆类等生产已经取得国家认证的有机(转换)ISO22000:2005和Haccp品牌认证,认证面积总计360亩,对各个品类的生产严格执行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和规范,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部分贴牌的有机蔬菜已经可以供应周边超市。3.2“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的发展模式3.2.1“公司+合作社+农户”是目前园区有机生产主要组织模式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比较适合在园区发展的有机农业生产模式,但具体的组织管理形式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和其他地区相比,园区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决定了其农业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的主要特征,由于认证成本、市场准入以及市场风险等原因,单一农户难以进行有机农业生产,以公司为龙头,“公司+合作社+农户”就成为有机农业生产的必然选择。因而,由公司进行有机农业方案制定,合作社兼有加工与贸易双重职能,与农户集体签订有机生产合同,负责以议定的价格收购产品,并负责指导和监督农户集体的生产,直至采取由公司统一供应所有农用物资,派出公司人员常驻生产基地进行管理等措施,从而确保生产的有机完整性和可靠性。3.2.2“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三种具体模式(1)公司和农户直接签订协议,由公司提供生产技术和统一供给主要投入物资,公司以一定价格回收产品,简称公司化订单式,该种方式适用于多年生经济作物或本地试种新品种等。(2)公司通过合作社和农户打交道,按照高于市场价格回收产品,简称合作社式,该种方式适用于农民熟悉的蔬菜品类的生产。(3)公司把农民的土地租过来,吸收农民成为员工,进行有机农业的生产,简称反租倒包式,该种方式适用于有机烟叶生产。不断完善有机农业生产管理模式,兼顾公司和农民的利益,使有机生产管理规范化,确保有机产品质量,是园区有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3.3“清江源”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3.3.1有机农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缺乏了解,要使消费者广泛认识并接受有机产品还需要做大量的有机农业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消费者从直观判断上难以区分有机产品和常规产品,难免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加上实际存在的质量隐患,使有机农业面临公信挑战。3.3.2园区有机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导致单位生产成本高,加上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销售成本更高,致使周边市场有机农产品价格偏高,影响有机农产品的普及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同样在种植类产品上,多初级产品,更缺乏有机加工品,生产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严重脱节,同时存在生产不足和产品过剩的问题,因而,有机农业生产必须适应市场需求,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4大力发展“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产业的机遇与对策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在2011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指出:“重视提高烟叶安全性水平,调整烟叶生产布局,加强烟叶产地环境研究控制,规范农药使用,推广清洁环保生产方式,建立生态农业标准体系,加快发展烟区生态农业”。从源头上抓好原料生产,为卷烟提供非常可靠的原料保证,已成为领导重点关注的焦点。尤其在“532”、“461”品牌规划落实中,需要可靠的烟叶来做保证,这样才能为消费者提供出安全的产品质量,才能把烟草品牌做大做强。4.1大力发展“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产业的机遇4.1.1有机烟叶充实“清江源”烟叶品牌内涵国内有机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增长为“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有资料显示,国内知名烟叶品牌如“清江源”、“金神农”、“凉山清甜香烤烟”、“丽江特色优质烟叶”竞争已初步定型,国内烟叶市场格局已三分天下;同时一部分成熟的烟叶生产基地已在悄然实践“有机烟叶”的新概念,如“丽江特色优质烟叶”“、红塔玉溪庄园”、和Sunel公司在土耳其种植有机香料烟。为卷烟工业企业提供环保优先、最贴近自然的由有机农业打造的纯天然烟叶成为“清江源”有机生态烟叶的重要内涵。4.1.2示范园区有机农产品与“清江源”品牌的环保效应相得益彰作为“清江源”科技园区次要农产品出现的有机豆类、蔬菜、食用菌等取得国家食品安全认证或有机(转换)产品认证的农产品市场发展迅速,增长潜力巨大,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具有绿色环保理念的“清江源”园区生产的标注有SO22000:2005或Haccp等农产品市场将受到市场青睐。4.1.3环境和食品安全意识要求园区发展有机农业人们的环境和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政府对有机农业日益重视。发展有机农业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农村与农业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资源,提高食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消费者健康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促进了有机农业生产和有机农产品消费。上级农业主管部门编制了园区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出台了有机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奠定了园区有机农业发展的基础。4.2“清江源”科技园区有机农业产业的发展对策4.2.1以提高公众认知度为目标,以科技为支撑,以工业企业为创建平台,全面推行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强力充实“清江源”有机烟叶的内涵,是提升科技园区烟叶乃至大农业生产体系品牌效应的关键措施。4.2.2依靠现代技术进步实施园区有机农业在烟叶生产上必须遵循恩施州公司颁布的强制执行的标准化生产法规,大力实施诸如标准化烟叶育苗技术体系,烟叶大田病虫防治使用生物与物理防治手段如黄板、人工驱虫、黑光灯灭蛾、生物性诱激素、天敌灭蚜等先进技术,使用减少土地危害的化学肥料、使用生物有机肥。强调精耕细作、用养结合、秸秆还田、保持地力常新、农牧结合等有机农业的精髓,同时依靠现代的科学技术在生物学、生态学、土壤科学原理指导下对传统农业的进行新的运作。4.2.3依托科研部门和工业企业共同开发有机农业生产需要一整套不同于常规的生产技术作为保障,有机农业生产面临着病虫害防治、土壤培肥、品种选育、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益等诸多难题,因此需要依托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科研和教学的机构,依托科研部门的专门资源,特别是需要与工业企业联手开发,成立相应的有机农业生产创建平台,从生物技术、生产资料研究、开发咨询重点研究,使园区有机农业发展水平得到持续提高。4.2.4横向开发有机农业品类,拓展示范区品牌效应围绕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建设的开展,以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蔬菜、豆类、瓜果等生产逐步满足园区及周边市场的需求,夯实“清江源”品牌内涵,拓展科技园区有机农业品牌效应。要全方位的进行各品类蔬菜、瓜果、食用菌的有机认证,严格执行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以科技园区的有机农产品提升园区的环境意识,提升产品的横向品牌效应。 5“清江源”有机农业发展前景展望 5.1“清江源”有机农业生产逐步规范有序,品牌效应不断增强随着园区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认证标准和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和社会主管部门的监管、监督力度不断增强,社会和工业企业对有机烟叶和有机农产品的认知度不断提高,园区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自律增强,如保护性耕作、合理轮作、生物(物理)治虫、保护天敌、节水灌溉等新技术推广使用;同时园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丰富的有机农业生产经验,都为有机农业发展提供了实用技术和指南,园区有机农业生产进入规范发展时期。使用“清江源”烟叶优质原料将成为工业企业研发新宠;同时科技园区生产的有机瓜果、蔬菜、食用菌源源不断供应周边市场,“清江源”品牌效应得到增强。5.2“清江源”有机农业产品将向多元化发展,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园区将逐步改变种植业独大的有机农业格局,有机养殖将得到发展。如园区已经通过特种畜禽养殖基地辐射发展4户特种养殖、养殖有机山鸡及绿耳乌鸡20000余只,发展一户有机兔子养殖,养殖有机兔200余只,发展山地黄牛养殖2户,养殖山地黄牛40余头,有机养殖的发展又为有机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料。此后将积极开展园区的有机养殖认证并为社会提供更多品类的有机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更多层次的需求。5.3创建中国一流的烟草农业科技园区“清江源”有机农业生态园区将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利用田园景观,结合有机种植、有机养殖及农业经营体验活动,开发具有园区特色的有机农副产品。届时“清江源”科技园区将建成为集“生态农业示范园”、“观光农业旅游园”、“绿色食品生产园”“、科普教育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功能区兼备的综合农业示范园区,将成为让人耳目一新的中国烟草农业的模范科技园区。 作者:刘学兵 呙亚屏 王磊 秦国辉 单位:恩施香城现代烟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烟草公司恩施州公司 农业展望论文:探究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及展望 1发展高端农业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选择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发展高端农业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与传统农业相比,发展高端农业就是通过高端农业科技的应用,提升农产品的品质,使其满足高端消费群体在绿色、生态、安全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同时运用现代管理方法进行营销与品牌运作,提升农产品品位,塑造高端形象,增加品质溢价,从而实现农业科技、产品品牌创建、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等诸环节的转型升级。同时,发展高端农业使农业与旅游、会展、休闲和创意等诸多产业相互融合,即在巩固传统农产品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向休闲、审美、生态和创意等方面延伸,发展多功能农业,进而通过提供非实物的服务类产品提高附加值,从而促进产业的融合升级[2]。 2发展高端农业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由于农业所提供的农产品同质化趋向严重,产品之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这进而决定了它是一种竞争力低下的弱质产业。而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就要切实改变过去单纯注重数量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高端农业是以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着力点,通过增加高端的农业科技要素投入,引进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达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及市场化经营,从而实现整个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良性互动,提升农业的整体市场竞争力。例如: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国,荷兰的花卉产业走的就是一条高端农业道路,凭借其科技要素投入和产业一体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有效地带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3展望及建议 3.1发展高端农业必须坚持理念创新 没有理念上的领先,就没有行动上的率先,发展高端农业必须彻底摒弃过去的陈旧观念,不断创新发展理念。首先,要树立生态理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消费要求已不单是数量上的满足,绿色、生态、安全的食品已经成为人们特别是高端消费群体的首选,因此,只有生产出符合消费需求的高端农产品,才能占据高端市场,实现农业的高效益。其次,要树立工业化经营理念。通过引进工业组织形式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化营销,把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服务等连为一体,把市场化、标准化等工业经营理念贯穿于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全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产品附加值。再次,要创新营销理念。实践证明,销售环节是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大的环节之一。发展高端农业必须强化农产品营销理念,构建农产品营销体系,搭建农产品营销服务平台,通过高档超市、电子商务平台和农业会展等多种形式的渠道扩充销售途径,实现与目标市场的无缝对接。 3.2发展高端农业必须选准优势产业 由于农业本身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不同地区受大气、水土及地形等的影响,在粮食、蔬菜、水果、林木、畜牧及鱼类等农业产业中,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产业也不尽相同。在发展高端农业的过程中必须对本地区的优势农业产业进行判别和评估,进而确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因为只有在对区域农产品资源类别详细普查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对辖区所属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予以明确,才能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农产品发展高端农业[3]。通过走高端化道路,辖区的优势农业产业会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带来更高的收益。荷兰的花卉产业、法国的葡萄产业、山东平度的芹菜产业等高端农业产业发展的实践说明,选准优势产业是发展高端农业的前提。 3.3发展高端农业必须依靠政府主导 高端农业发展的前瞻性决定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政府的规划、统筹与扶持,高端农业的持续、高效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首先,在政府的主导下培育体现区域资源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宣传和推介,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认知度,进而影响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其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方面建立稳定资金投入增长机制,在农产品品牌创建方面建立年度目标绩效考核机制等,以此调动发展高端农业的积极性。再次,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指导、协调作用,督促农业、工商及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水平,为高端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4]。 3.4发展高端农业必须提高科技水平 先进的农业科技是推动高端农业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源泉,只有通过对高端技术的综合应用,才既能做到农业生产方式上的生态环保,又能追求农业生产的高效率,才能生产出绿色、有机、安全、生态的优质农产品。首先,通过自主创新、引进再创新等方式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业高端服务,打造农业高端产业服务器,着力培育包括生物育种在内的农业高端产业,大力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健全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农业技术队伍素质,使其向知识化、综合化和实用化转变;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向产前拓宽,向产后延伸,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集成化的服务;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给信息、供技术、建基地、搞示范、抓流通,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再次,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聘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现场指导等方式、方法,提升农户、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及农业企业家等农业人才的整体科技素质。 作者:张云刚 单位:中共寿光市委党校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经济运行模式与展望 1、2011年前3季度农业经济运行特征 1.1粮棉产量显著增加,生猪产能快速恢复 前3季度,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粮食生产继实现“七连增”之后,2011年夏粮产量12627万t,比上年增产312万t;早稻产量3276万t,比上年增产143万t;秋粮丰收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迈上55000万t以上的新台阶。2010年我国棉花产量为596万t,是近5年最低的一年。2011年由于受到市场需求拉动、价格高企和种棉收益增加的影响,全国棉农种棉积极性有所提高,棉花种植面积恢复增长,结束了2008年以来种植面积持续下滑的局面。棉花种植面积估计在518万hm2左右,同比增长4.7%,产量将达到720万t左右[1]。由于2010年生猪价格持续低迷,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猪稳定生产,随着国家启动一系列支持政策,增强了生产者信心,全国生猪生产形势持续向好,产能达到高位水平。生猪存栏自2011年3月起恢复性增长,9月达到47158万头,为近3年来最高水平;能繁母猪存栏自5月起开始恢复性增长,9月达到4845万头,为2010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前3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5453万t,同比增长0.2%。 1.2农产品价格总体呈涨势,经营收益显著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是2011年农业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前3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其中畜产品涨幅为27.7% ,高于种植业产品10.6%的涨幅,粮价温和上涨9.9%,生猪价格上涨幅度最高,为39.3%。前3季度,全国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生产经营现金收入达到2313元,较上年同期净增363元,增幅为18%,而2009年同期净增额和增幅分别为72元和4%,2010年同期净增额和增幅分别为119元和6%。与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一样,农业企业效益也大幅提升。前3季度,82家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达到1338亿元,同比增加40.5%;营业利润达到71.6亿元,同比增加44.7%。 1.3主要农产品进口数量下降,畜产品进口显著增加前 3季度,全国农产品进口额为664.8亿美元,同比增长29.6%。与进口额明显增长相反,主要农产品进口量却呈现下降态势。前3季度,大豆进口量为3771万t,同比减少6.1%;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为466万t,同比减少6%;棉花进口量为194万t,减少9.7%;谷物进口345万t,减少28.2%。但是,畜产品成为进口新热点。肉及肉制品进口22亿美元,同比增长43.1%,乳品及蛋品进口20亿美元,同比增长37.8%。猪肉及其副产品进口量达到87万t,同比增长44.6%。高涨的猪肉价格,吸引着各国来华寻找中国猪肉市场的商机,继美国大规模向我国出口猪肉之后,墨西哥、芬兰等国也纷纷组团来华开展“猪肉贸易之旅”[2]。 1.4市场调控频繁,稳定价格作用显著增强 2011年,收储抛储政策成为除产需关系以外一个重要的价格决定因素。2011年棉花价格急涨快跌剧烈波动,从3月的历史最高价30733元/t急速下跌至8月的19329元/t[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8部委联合《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决定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9月7日正式启动,棉价才止跌企稳。上半年糖价一路上涨,市场存在过度炒作的现象。为了保证市场供应,国家9次投放国储糖,本榨季国储糖共抛售186万t,超过上榨季的171万t,价格水平终于回落到接近7000元/t。国家还有计划地持续抛售菜籽油以及国储抛售大豆,对稳定油脂价格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5种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 全面实施种业和草原生态奖补是2011年农业政策的突出亮点。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快速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将经营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进出口种子企业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农业部发证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标志着我国种业兼并重组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在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实施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政策,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6亿元,这是继退耕还林工程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生态建设政策。 2当前农业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 2.1产销对接效率低,鲜活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 我国城郊“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向远离城市的农区转移,向优势产区集中,打破了原有的“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农区补充”的生产布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大中城市近郊菜地和零售网点不断减少,流通环节和成本增加、“卖难买贵”等问题突出。但是,由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对接关系不稳固,区域性、季节性蔬菜价格的波动频率增加,波动幅度也有所扩大。受2010年姜市价格暴涨诱惑(由于游资炒作,产地收购价曾飙升至12元/kg的历史高位),2011年全国生姜种植面积增加30%~40%,同时姜农惜售、存货过多,导致2011年鲜姜无库可存,只能抛售[4]。9月全国生姜平均价格为5.7元/kg,较上月暴跌49%,产地收购价甚至暴跌至0.4元/kg,为近10年的最低水平;全国大蒜种植面积较2010年增加了近20%,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供过于求,9月全国大蒜平均价格为4.2元/kg,较上月暴跌63%。蔬菜等农产品近年来不断上演的“过山车”行情,日益引发群众对“菜篮子”的担忧,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在农产品的生产组织、引导和市场预判方面的多重缺位。 2.2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消费者信心 随着居民食物营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问题愈加关注。但是,产业门槛低、分布散、规模小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市场机制扭曲,价格导向不利,安全监管能力未能及时跟上,质量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制约瓶颈。2011年前3季度蔬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监测合格率分别为97.4%、99.5%和96.5%,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态势[5],但是质量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国的猪肉销售基本上还是以猪的部位来定价格,而不是按照肉的质量高低拉开价格差距,肥肉只能炼油,无法深加工成肉制品,只有瘦肉才能加工成肉制品,导致屠宰加工企业偏好收购瘦肉率高的生猪,3月“瘦肉精”事件引发肉制品行业地震。西瓜和香蕉在5月前后分别受到“膨大剂”和“乙烯利催熟”事件的影响,消费者消费信心受挫,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价格的下跌。 2.3食用油自给率过低,牛羊肉供应存在缺口 2011年全国油菜籽播种面积为594万hm2,比上年下降8.4%,加上品种抗病能力不强,以及受持续干旱和冬春冻害的影响,产量呈现减少态势。由于国内种植成本上升,导致国产大豆面积减少,产量约下降10%左右。加上米糠油、玉米油、小麦胚芽油、葵花籽油等资源开发不足,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已不足四成。随着大豆进口数额不断增长,国际粮商在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里参股或控股,占总股本的66%,国产大豆的定价权也随之被不断稀释。自2010年12月3日以来,国储大豆竞价销售16次,其中14次流拍。国产大豆价格上不具备竞争优势,仅剩下了非转基因大豆这顶“名牌帽子”,后期发展前景及出路堪忧。出于食物营养考虑,居民消费由猪肉转为牛羊肉是长期趋势。随着牛羊肉需求明显增加,羊肉价格自2010年5月起逐月上涨,牛肉价格自2011年3月逐月上涨。但是,牛羊肉市场供给不足:一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进,役用牛减少,导致肉牛存栏下降;二是国家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机制的影响,西部6大牧区牛羊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为了保护天然草原生态安全,减畜任务大,仅新疆将有1000万hm2草原禁牧,预计将核减1000多万只羊;三是猪肉价格的高位运行,提高了养殖户对生猪养殖的兴趣,纷纷提高生猪存栏,以致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牛羊出栏数量减少。 2.4全球棉花大丰收,国内棉花需求不旺 从国际上看,2011年度大多数棉花主产国棉花丰收,全球棉花产量将达到2726万t,较上年度增加238万t,增幅为9.55%[6]。虽然原料价格下跌,但下游纺织行业对原料需求却无明显增长。2011年8月,我国棉布产量为30.6亿m,环比减少0.6亿m,减幅1.92%;同比减少2.20亿m,减幅6.71%。随着棉花的大量上市,而籽棉收购价格主要在8.4~9元/kg之间徘徊,不过轧花厂无利润空间,收购仍旧很谨慎。供给大于需求,棉价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3农业经济运行态势展望 3.1粮食生产稳定,棉花大豆生产积极性降低 由于收益稳定、机械化率大幅提高,粮食生产积极性将会被充分调动,粮经比例将向粮食倾斜,种植面积可以保持稳定。虽然国内大豆产量减少,但是豆油价格受到国外棕榈油丰产低价的牵制,大豆生产积极性仍难以恢复。2010年以来棉价暴涨暴跌对整个棉花产业链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收储仅托底,需求未见好转,难改棉价弱势,这对2012年棉花生产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3.2口粮价格稳中有涨,猪肉价格将回调 国内主要粮食品种在高自给率前提下,价格走势也呈现出独立于国际市场的特性。国内政策基调是支撑水稻和小麦价格稳中有升,为此国家调高了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2012年生产的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均提高到每50kg102元,比2011年分别提高7元、9元和9元。同时,人工费、包地费、化肥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将促进口粮价格上涨10%左右。生猪存栏量上升,饲用玉米的需求将随之增加,将成为国内玉米价格的强力支撑,但玉米深加工消费受到调控压力,糖价下行也将减少玉米淀粉需求。由于牛羊肉供求关系紧张,牛羊肉价格仍将高位运行。但随着饲料价格下调、产能迅速恢复,猪肉及禽类产品价格将在2012年逐步回调。 3.3畜产品贸易将继续成为进口热点 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玉米消费国、最大猪肉消费国、糖的主要消费国、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棉花进口国,还处于食品消费高速增长期。随着国内需求猛增而产量难以快速增长,上述产品的进口都将增加,面临着进口产品结构选择的考虑。在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背景下,进口更多畜产品的方案将会优先于进口更多的粮食,猪肉大量进口将呈现常态化。牛羊肉供应紧张,对国产奶业的信任危机,都将刺激畜产品进口继续增加。此外,为了确保国内的糖、玉米以及大豆的供应,农业企业“走出去”步伐将会加快,收购国际农业企业活动也将显著增加。 3.4科技与流通政策将成为支持重点 2012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牧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现代种业发展,无疑仍将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但形势发展需要将科技与流通列为新的支持重点。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农业生产成本刚性上升,土地、水等农业生产资源刚性约束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科技进步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科技投入重点需要有所调整,由注重农业产中科技向注重产前、产中、产后科技整体布局、合理配置转变,从注重科技研发向注重研发与中试示范并重转变。另一方面,建立完善高效率、低成本、低损耗、安全通畅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显得更加迫切,支持的重点将是以农超对接、农批对接为主要模式,以现代物流和信息化为重点,以产地批发市场、冷库、加工配送中心、电子结算和检验检测设施为主要载体,从而强化产销衔接功能,防止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此外,牛羊肉由于需求增加、存在市场供应不足的现象,预计国家将会出台支持政策。 农业展望论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展望 1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依靠先进经营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开发、标准化生产,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合作农业,催生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产观念的转变,促进了区域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一是产业带动。因地制宜,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了一批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新型现代农业样板区,以点带面,带动培育当地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二是主体带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正确引导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科研推广单位等各类经营主体入园运作,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基地,通过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园区及周边农户共同发展。三是服务带动。通过建设科技培训中心、种苗、种畜(禽)基地、质量检测中心、农产品冷链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对周边农户技术培训、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指导和农产品销售服务,有效地推进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普及推广和园区产品的销售。四是品牌带动。通过强化“三品认证”、创建部级、省级名牌农产品,组织园区基地及周边农民统一标准生产、统一品牌销售,带动提高园区及周边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存在问题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经过近四年的建设,虽然各地做了不少工作,形成了一定规模,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毕竟时间短、推进快,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园区规划和运行管理不够完善,基础设施和政策扶持不配套,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示范带动能力不够强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2.1规划布局不够合理一是园区功能比较单一。部分园区还只属于高效农业基地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的生产基地,局限于农产品生产功能,缺少科普培训、农产品检测、农产品交易等服务平台,制约了园区的示范带动功能。二是产业布局不尽合理。许多园区在规划产业布局时强调高效,突出蔬菜、瓜果、花木、水产等高效设施农业,忽视比较效益较低的粮食产业,容易被误解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只搞高效农业,不讲粮食生产,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导向作用,影响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重视。 2.2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在园区管理上,虽然各地为申报园区都成立了管委会,组建了发展公司,但不少管委会还是一个空设机构,没编制,没经费,没有专职人员,没有专门办公场所,没有服务手段,园区管理机构不健全直接影响园区建设与发展。在入园主体运行上,入园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够完善,农户与入园主体地位不对称,一体化利益均衡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农户利益还是难以保证,在“订单农业”、“合作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履约率低、二次分配率低、风险难共担等问题。在招商引资上,各地都很重视招商引资,但多数集中在产中环节,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后环节进驻的企业还不多。在科技支撑上,一些园区在引智入园、引智创业、成果转化上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科技对农业园区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园区工作重资金、轻人才,重项目、轻智力,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普遍存在。 2.3政策扶持不够配套在园区投入上,部分园区投入不足,直接造成园区基础配套不到位,建设标准低。在土地使用上,由于受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因素限制,园区内建设用地审批难度大。在人才引进和劳动力需求上,由于配套设施条件的制约,高层次技术人才引进难,技术人才力量严重不足,同时入园企业所需劳动力多为周边农民,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低,园区所需劳动力数量异常短缺。在项目实施上,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高效农业、现代农业等农业项目多数需要地方配套,而受地方财力制约和单位自筹困难,多数地方配套资金不能到位,也直接影响农业项目实施质量。 3发展对策 目前,我市农业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的关键阶段,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根据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特点和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完善园区规划,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园区要坚持规划引领理念,对原有规划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进行修编完善,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规划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超前意识,规划一旦确立,园区产业特色、建设进度、基础配套等严格按照规划付诸实施,确保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不断提高园区的承载能力。 3.2完善扶持政策,加快园区发展在财政扶持上,各级政府要建立园区专项扶持发展基金,一些涉农项目要整合向园区倾斜,并减少减免地方配套资金。在用地扶持上,出台相应政策,对园区安排专项用地指标和其它土地运作政策,同时对入园主体所需规模连片土地,地方政府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在金融扶持上,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合作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为园区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服务。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园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先行先试,允许入园主体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解决其长期存在的融资瓶颈。在科技创新创业扶持上,支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到园区兴办农业科技型企业,创办产学研基地、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培训基地等。鼓励科技人员带项目、资金、技术到园区投资创业。同时,对入园企业享受省级经济开发区同等税收优惠政策。 3.3明确建设重点,加速园区提档升级一是提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水平。进一步强化农业“三新”展示、种苗繁育、质量检测、信息服务、冷链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着力提升园区服务能力,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增强园区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水平,带动当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二是提升园区科技支撑水平。紧扣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现代物质装备建设,加强与各类科教单位的对接,加强园区对外交流合作,大力发展生物农业、感知农业、信息农业等新兴产业,积极引进、示范和推广国内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着力提高新品种、新技术应用的研发和孵化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三是提升园区创新创业水平。大力实施“外引内培”战略,广泛吸纳多类型农业经营主体进驻园区,鼓励引导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投资方式股份化、经营方式市场化、管理方式企业化,自主经营,市场运作,突破园区投融资难瓶颈。四是提升园区辐射带动水平。充分利用园区自身设施、产品品牌和营销上的优势,切实为周边农户提供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农产品检测及产品销售等服务,以“订单农业”、“合同生产”等方式,带动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抓好种养生产,有效增加经营性收入,同时,积极吸纳农民入园务工,不断增加农民补贴、租金、工资和分红收入,进一步提高园区生产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作者:钟志仁刘长珍单位:镇江市耕地质量保护站镇江市农委农业处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技术推广的展望 1农业技术推广力量薄弱,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此项因素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有主要的限制性影响,同时此项工作的开展也是推深工作有序发展的必要基础。现如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单位,还是有各种问题同时存在,特别突出的几项问题是:(1)工作人员太少、职能素质不高、工作技能偏低以及分布失调;(2)工作人员的分布呈现的是倒金字塔的模式,上中层人员密集,而低下层人员偏少(3)推广工作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受到以往分配制度的影响,各种学历层次较低的工作人员占据着较大比例,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的知识面不宽,知识层次老化,很难再继续和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挑战相适应,无法正确有效的开展知识传播的工作,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阻碍。 2农业科学推广体系欠缺 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就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使用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将其转变成为实际生产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科技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操作;农业生产技术的促进推广形式建设,是做好推广工作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开展好一般工作职能的重要目标。在最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在稳步确立的过程中,农业科学技术的促进推广功能,正在发生着服务形式以及功能追求的双重变更,但是新型的有效的网络模式还没有成熟建立。因此农业技术以及农村经济的建设发展始终无法顺利开展。特别是西部的一些乡、县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进展,工作过程中的资金严重不足,推广单位的工作人员只有少数的几个,其余的人员都是在其余的工作领域开展工作。因此,各种全新的技术以及研究成果不能够使用在农业生产的建设过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利用率偏低,全国范围内只有40%左右的利用水平,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的70%发热利用率相距甚远。 3推广渠道单一 现在的推广任务仍然是政府负主要责任,没有进行多方面的共同推广,造成农民的实际要求和推广的程度之间出现偏差。在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农民需要了解的技术内容,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实际的生产力,开展必要的农业技术推广创新。 4关注科研建设而忽视推广工作 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现如今仍然是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可是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现如今还是不够重视,就算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我国虽然多次的发表声明要求稳定农业生产技术,可是涣散的局面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善,造成农业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率仅仅只有30%的水平,而且转化成果之后的使用率也只有30%上下。肯定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这一局面的出现,可是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没有充分重视清楚推广工作。现如今,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费用只有农业生产总值的0.125%,推广费用和研究费用之间的比例是1:2,和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调整推广费用和研究经费之间的比例,提高推广使用的费用。 作者:邓闯单位:锦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展望论文:高效农业机械化的展望 1高效设施农业机械装备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少数基层干部对发展高效农业农机化的重要性认识不深,不少园区对高效农业农机装备及其效能了解不够,直接导致在工作上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二是基层宣传不力,农民很难看到样机,导致农户购机积极性不高,此外,每年农机产品目录出台较迟,而高效特色农业生产布局较早,不利于基层农机推广工作的开展。三是农机补贴资金不足,考核的机具进入补贴目录的太少,而且即使进入补贴目录,中标价格也较高,不少农业急需、农民急盼的小型、适用、高效、环保的农机具大多未列入政府补贴扶持范畴,影响了农民、园区投资农机的积极性。四是农户购机积极性不高。农业用地不断被挤占,农民对农业农机投入信心不足,而且农户手中小田块居多,使用机械成本太高。现阶段农机合作组织只能解决稻麦等传统农机,还无法解决零星田块的作业需求。五是在高效农业农机装备上,产品研发滞后于生产需求,从我们对园区的调查看,除面上一些常规机械如喷滴灌、田间管理、大棚设施、茶叶成套生产设备、粪便处理等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以推广外,目前急需的蔬菜生产专业育苗、播种机械设备,适合茶果园作业的开沟和田园管理机械等在市场上还比较少,还不能满足高效特色农业生产需要。 2惠山区高效设施农业机械化发展思路 一要围绕现代农业建设重点工作,不断调整农机化发展思路,确立了围绕大农业、发展“大农机”,推进农机化发展与大农业发展、与现代高效农业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三个配套跟进的工作思路,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积极进行农机化装备结构与区域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加大特色农机发展力度,开展机械化作业栽培管理配套技术研究和机械使用性能、效率评价,总结出不同果蔬的中耕、施肥、除草、除虫、修剪、等作业的机械设备集成和管理技术,建立一整套机械化作业工作规程,将机械化管理系统整合到有机、绿色园区的新建开垦、栽植、中耕、除草、施肥、修剪和采摘等日常栽培、管理作业中,构建高产、优质有机绿色园区机械化管理作业技术体系,全面提升现代高效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 二要以高效农业装备项目为抓手,以高效农业园区为重点,整体推进高效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按照现代高效农业种养业态分布与规模情况,优先发展蔬菜、果品、茶叶、花卉苗木、水产、畜禽和食用菌等七大主导产业中关键生产环节机械化装备,并兼顾其他环节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探索并形成各类种养业态规模化园区农机化发展模式。选择经济实力较强、农机化要求迫切并具备一定基础、种养业态发展较为明显的园区,为其量身制定农机化建设方案,注重机具配置的系统化、规模化、智能化,不断拓展和深化高效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领域。 三是坚持科技驱动,以集成创新提升机械化水平。充分发挥“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无锡市惠山区设施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示范园”在加快高效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推进合作共赢摆上重要位置,不断创新合作的载体、机制和模式,集聚项目、成果、资金和人才等发展要素,持续为高效农业机械化发展服务。特别是结合物联网技术发展和无锡市“感知农业”建设需要,以提质增产和降本增效为目标,在水产养殖、蔬菜生产等领域力争建成机械化与信息化相融的发展模式,形成发展亮点。 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目前面临着由传统农业转向高效农业发展,农机作业服务领域不断拓宽,需要掌握的农机专业信息、专业技能和农业相关知识越来越多,必须不断更新;要围绕农机推广队伍建设,加强对全区农机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胜任新的工作岗位,完成新的工作任务;不断提高区、镇级农机人员和园区农机管理队伍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开拓创新能力。 五是要探索建立完善高效设施农业农机服务组织。由于劳动力资源紧缺,劳动力支出上涨,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日渐显现,要引导农机操作人员拓展服务领域,要从传统的种植业向高效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扩展,特别是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高强度、低回报的蔬菜生产农业生产工作逐渐被劳动者所鄙弃;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农业产业发展缺少生机和活力;等等现象使农业用工紧缺问题日渐成为当前阻遏农业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迫使农业产业技术优秀的转变和农机服务组织的建立;组建机械化管理技术服务小组,在园区试点运作。组成专家技术团,对服务对象地形、环境、品种、生长势、产品结构和运作特点进行调查总结,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机械化作业耕作、栽培、管理技术,为企业和农户开展系统化、标准化服务。 作者:吴益新单位:惠山区水利农机局 农业展望论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展望 1嵊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1.1种养大户快速成长嵊州市积极鼓励扶持种养大户发展生产,嵊州市种养大户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种植业领域,嵊州全市百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有82户,其中茶叶大户30家(66666.7m2以上)、花卉大户30家(66666.7m2)、香榧15家(23333.3m2以上)、竹笋8家(13333.3m2以上)、水果15家(4hm2以上)、蔬菜35家(3333.3m2以上)、粮食15家(33333.3m2以上);在养殖业领域,长毛兔29家(500只以上)、生猪20家(500头以上)、鸡4家(5000只以上)、水产7家(33333.3m2以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嵊州市为减轻种植大户资金压力,采取先送农资上门、收获后再还钱的支持方式,2013年,嵊州市政府继续加大对种植户和养殖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和农户共同承担保费。 1.2家庭农场初具规模从2013年5月17日嵊州市首个家庭农场嵊州市七一家庭农场成立,几个月来,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嵊州悄然兴起。嵊州市加大对家庭农场的培育引导力度,分层推进家庭农场发展深化“兴农”文章。通过对全市农业经营主体的摸底调查,逐步筛选出一批具备家庭农场创办条件的种植、养殖大户,对其进行“点对点”指导,依据农业经营者规模、雇工情况,实施分层分类发展。对经营市场化程度高、雇工人数较多的农业主体,引导其办理有限公司形式的家庭农场;对产权清晰度不高,以雇工经营为主的,引导其发展为个人独资企业类家庭农场;对以家庭经营为主无雇工经营的,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从业者,引导其办理个体家庭农场。截止到至2013年11月底,嵊州全市在册登记家庭农场77家,其中在册公司制家庭农场3家、个人独资企业类家庭农场4家、个体家庭型农场70家。注册资本达1.12亿元,户均注册资本达146万元。 1.3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日趋完善近年来,嵊州市涌现了一批以专业服务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经营服务性组织,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为农业生产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大大降低了农户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资源要素利用效率。目前,嵊州市已建成各类农副产品专业市场19家,年成交额达25亿元左右,其中浙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20.5亿元,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定点市场,为我市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2嵊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行的主要模式 农业经营体制问题直接决定着农业效率的实现,近年来,嵊州市农业经济模式开始由家庭经营向多主体共同参与、利益共享、全方位合作的经营模式转变。 2.1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以生产基地为依托,实施“民主管理、规范运作、利益联结”的模式,发挥了聚集效应,指导和带动农户,有效解决发展效益农业中的资金、技术、信息、销售难题。如嵊州羲之桃形李专业合作社,桃形李基地种植面积120hm2,年产值近1000万元,规范运作,编印了《嵊州市无公害桃形李生产标准》,并建立示范基地,加大设备投入,增强凝聚力。强化对农户服务,邀请专家培训指导,设立技术服务点,随时为农户解决技术难题。打造品牌,“羲之牌”商标被评为2007年嵊州市著名商标。自1997年以来“羲之牌“桃形李连获“省优质水果”、“省优质农产品金奖”、“省农业名牌产品”、“省绿色农产品”、“全国农业博览会银奖”、“全国农博会金奖”等多项荣誉,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大大提高。羲之桃形李专业合作社十分重视网络销售,通过农民信箱等渠道了解需求信息,拓宽了销售渠道,从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2专业合作社+基地+公司+农户合作社集研发、生产、销售等多功能为一体,发挥主导作用,服务农户,带动成百上千的农民发家致富。如嵊州市健而康果蔬葛根专业合作社,引导农户生产绿色无公害的安全、健康农产品,为农户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农业工具,提供种植技术服务及信息咨询服务,合作社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实行专业合作社+基地+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实施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格局,现已与多家农林科学院,医学科学院交流合作,生产的紫背菜、红肉蜜柚等保健果蔬长期为各大超市,各种大中型酒店,蔬菜市场供货,同时受到专家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2.3龙头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这一模式以龙头公司为依托,一般由农业龙头企业主动发起组建合作社,组建大面积基地,引导和带动农户科学种植生产,最后按标准统一收购社员产品。如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与西景山村合作,建设有机茶基地,帮助西景山村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每年以保护价收购社员茶叶,目前,已在嵊州、安吉,以及江西、福建、湖北、安徽等地建立茶叶基地10800hm2,成功联结农户8万余户,2002~2009年连续8年在全国茶叶加工行业中茶叶收购、加工、出口第一,是目前中国厂房面积最大、加工能力最强、联结基地和联结农户最多,集科研开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国际贸易为一体的大型绿茶生产加工出口企业。在“华发”的示范下,嵊州其他30多家茶叶生产企业纷纷在省内外建立基地,由此联结和带动了更多的农户,走出了一条农业龙头企业依靠产业化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特色发展之路。 3嵊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嵊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障碍,如何突破这些瓶颈,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跨越式发展,值得进一步思考。 3.1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主体,家庭经营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户是农业基本经营单位。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史,皆把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现代化化的基本形式。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尊重现实基础、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坚持以“农民”为本,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步伐相适应,要更加着眼于服务、带动广大农民,与农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2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与先进发达地区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嵊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足。不论是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家庭农场、专业经营服务公司、联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相对缺少,实力相对较弱,缺乏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业经济性服务组织,以连锁经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农业流通业态发展相对滞后。嵊州市应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释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活力,规范发展,创新发展,围绕嵊州市茶叶、果蔬、花卉、竹笋、香榧、长毛兔等优势产业,凸显区域特色,打造区域品牌,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竞争力,提升新型农业主体自身发展水平。尤其是要大力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的生力军作用。支持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为嵊州市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 3.3鼓励支持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嵊州市农业经营模式相对单调,以比较传统普遍的合作社+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公司+农户、龙头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3种模式为主,村委会+合作社+农户+基地、龙头企业+联合社+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基地等高级的农业经营模式较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发展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嵊州市应充分发挥现代新有机农业园和绿城现代农业综合体两大项目示范、带动、辐射作用,积极探索适合嵊州区域特点的多种经营模式,形成农业现代化发展合力。 3.4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环境目前,嵊州市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相对滞后,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发展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土地流转阻力重重,农业财政金融支持不足,特别是一些专业合作社、种养殖户融资存在很大困难。嵊州市应继续推动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探索土地流转新路子,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确保土地有序流转。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推动农民以承办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发展产业化经营。加大财政补贴扶持力度,完善金融服务,结合“浙(嵊)商回归”工程,着力吸引浙(嵊)籍企业家回乡投资现代农业,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构建农业专业服务平台,完善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机构,增强公益性服务机构支撑保障和服务能力,做好农业专业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工作。同时,应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 作者:任亚磊单位:中共嵊州市委党校 农业展望论文:农业发展的近况及展望 1科技兴农工作成效显著 充分发挥宝山区农业科技人才优势,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培育了“罗麦”系列小麦、“宝农34”稻米、“宝杨黄瓜”、“江丰茄子”、“长江鮠鱼”等优良品种。建立了一整套涉及粮食、蔬菜、林果、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技术操作规程,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建立了一批通过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形成了涵盖稻米、蔬菜、瓜果、水产品、园林鸡、食用菌、豆制品等种类的一批农产品品牌。积极推广优良品种、群体质量栽培等先进技术,实施测土配方科学施肥,扩大有机肥使用覆盖面,广泛开展农业科技入户、入场活动,加强各类农业科技培训和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2宝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任务 2.1着力优化农业结构,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坚持“基本稳定粮食和蔬菜面积、适当发展林果和经济作物面积、压缩不规范畜牧水产养殖、发展名特优农产品生产”的原则,形成宝山区农业主导产业的特色优势。(1)做优粮食产业。粮食生产重点向高产和优质优价方向发展,充分利用“宝农34”水稻品种的优质特性和已形成的品牌效应,扩大种植面积,在宝山区形成相对集中的万亩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同时发展区外“宝农34”水稻定点种植基地;通过“两头在内,中间在外”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做优做大粮食产业,打响宝山优质大米的品牌。(2)做精蔬菜产业。进一步优化蔬菜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及茬口布局,提升蔬菜生产集约化、设施化、产业化水平,重点发展具有特色、高效、优质的蔬菜生产,建立33.33hm2“宝杨黄瓜”生产基地、千亩广邦菜生产基地、66.67hm2出口大葱生产基地、333.33hm2特色绿叶菜生产基地,形成精品蔬菜产业;同时,建立20hm2特色食用菌生产基地,打造特色食用菌品牌。(3)做活林果产业。充分利用宝山区高压走廊生态公益林带,发展具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和果树品种;重点改良低质、低效果林,建设300hm2特色小水果生产基地和顾村镇星星村26.67hm2特种苗木花卉生产基地,形成猕猴桃、冬枣、丰水梨、葡萄、水蜜桃等优质水果品牌;同时,充分利用宝山区外环绿带、高压走廊林带和苗木基地的优势,实行林间种养结合、复合经营。(4)提升养殖业水平。按照宝山区城市化发展进程,减少畜牧养殖场,发展异地养殖;充分利用全区林地,重点发展166.67hm2特色园林鸡养殖;推进现有鱼塘标准化改造,形成60hm2水产养殖与休闲垂钓相结合的特色水产养殖基地。 2.2着力加强农业设施装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科学规划、连片建设、重点投入、注重实效”的原则,推进高水平农业设施建设,提高866.67hm2粮田、600hm2菜田设施建设标准。推进工厂化育苗、工厂化生产加工的项目建设,推进标准化畜牧养殖场和水产养殖场的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农业设施化生产水平,增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蔬菜、林果生产的机械化装备水平,使全区机械化生产基本做到全覆盖。 2.3着力推进产业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水平进一步探索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在集体农场基础上,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为主、农民入股参与的专业合作社,使全区农业全部实现组织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加大扶持、强化服务,重点培育壮大具有一定规模、产业优势明显、有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产加销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创建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5家、区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0家和发展壮大具有示范效应的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社15家。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对接,建立紧密型利益联动机制,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市场”的生产经营体系。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广泛开展农产品认证,大力培育具有宝山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着力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与市场对接的渠道,建立2~3家农产品展示直销中心、建立一批农产品直销专卖店和专柜,形成多渠道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和网络。 2.4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优秀竞争力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依托科技的支撑作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发挥宝山区农业科技人才优势,加强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联手合作,着力推进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培育、引进和推广名特优新品种,同时进一步提升宝山区特色品种的品质。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形成产、学、研科技示范基地,带动全区农业科技进步。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强农业新技术在农业生产、设施装备、产品加工、储藏保鲜等方面的推广和应用,全面提高宝山区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2.5着力发展种源农业,拓展农业发展增长空间充分发挥宝山区种源优势,加大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断培育拥有自主知产权的新品种,加强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种业设施装备建设、种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业科研部门与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紧密合作,实现种业科研、生产、经营的有机结合,促进种子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重点推进蔬菜工厂化育苗生产,为全区蔬菜生产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加快形成具有宝山特色、品牌优势、幅射效应的农业种源产业,充分发挥种源农业在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打造精品农业、提升农业效益中的重要作用。 2.6着力发展农业旅游业,打造农业发展新亮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发掘宝山区农村文化内涵,进一步搞好区域规划布局、完善功能定位、健全服务设施,发展壮大具有宝山特色的农业旅游产业。重点建设发展东方假日田园、卫斯嘉闻道园、天平小水果采摘园、罗泾洋桥农业生态园、罗泾海星渔家乐、月浦丰水梨园农家乐、聚源桥农家乐、顾村生态景园、杨行三家村农家乐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旅游景点,形成串珠成线、连线成片的农业旅游格局。 2.7着力推进生态农业建设,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按照“资源节约、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原则,着力推进生态农业建设,促进循环农业发展。建立健全农田环境质量监测与预警体系,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增加有机肥和专用复合肥的使用,扩大绿肥种植面积,广泛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使用生物农药,逐年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提升农业生产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探索节能减排新技术,提高畜禽养殖粪便处置利用率,实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零排放。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开发力度,推进秸秆深耕还田,提高农业副产品和废弃物的利用率和附加值。着力推进种养结合、立体生产、复合经营等的农业高效生产模式,促进多种形式的循环农业发展。 3宝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保障措施 3.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进农业发展工作的合力(1)加强对农业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农业考核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2)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创新工作思路,研究制定好各项农业发展的具体规划,细化工作方案,加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指导。(3)全区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切实帮助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4)要加强农业工作的监督、检查,研究制定农业发展的各项评估体系,追踪各项扶持政策、农业技术应用、推进措施落实等方面的实际效果。 3.2加强政策扶持,增强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1)健全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加大对主要农业发展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2)建立农业态补偿机制,完善扶持集体规模经营补贴政策,确保基本农田保护和农业生产能稳定、持续发展。(3)制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鼓励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集体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的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创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品牌。(4)完善相关支农、惠农政策,继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蔬菜林果机械装备、农业科研推广、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保险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3.3注重机制创新,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1)创新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具备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健全科技人员下乡入场的长效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指导和服务。(2)创建农业企业联合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之间的联手合作。(3)建立农业市场销售服务体系,加大农产品宣传力度,拓展农产品直销渠道,扩大农产品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4)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政策法规、农业发展动态、新品种新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信息化服务。 3.4强化依法行政,保确农产品质量安全(1)加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农业行政执法力度,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进一步健全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认真落实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探索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严格执行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畜禽防疫、检疫和农产品安全检测,实行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安全监控,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3.5建立长效机制,培育造就新型农民(1)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加大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管理者和农民的培训力度,大力培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各类农业人才队伍。(2)制定鼓励政策,吸引社会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军人。(3)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引导和吸纳当地年轻农民到农业企业、合作社工作。 作者:王一丹单位: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展望论文:山区有机农业的展望 一、山区发展有机农业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与人才短缺,制约有机农业发展高度山区人才、技术断档制约山区有机农业发展。山区的优势是有机农业,发展有机农业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以青壮劳力为主。农村大量骨干富余劳动力基本都选择外出务工,造成农村留守劳动力严重缺失,资金与精力投入减少,土地抛荒,山区生态农业发展主体严重缺位。新技术研发推广缓慢,山区农村的科技创新和储备能力严重不足,高层次农业创新人才极度匮乏。拥有农业科技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及相关科研单位的科研基础相当薄弱,综合实力不强,形单影孤,形不成真正的产品研发基地和雄厚的研发团队。农业科技缺乏投资主体,从事农业科研及科技成果推广的经费严重不足,不能对农业产业发展未来趋势正确把握,没有具有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科技成果储备,直接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全面规划。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由于缺乏正确的发展趋势判断,偏离了市场需求,产品根本经受不住生产实践及市场的考验,毫无市场推广价值。大多数的农业科技成果最终不能直接指导或应用于农业生产,或缺乏配套的农业科技技术、农业设备与熟练操作设备的专业人才,大多不具备可行性。老百姓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接受存在现实障碍,接纳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差。农户的经营规模制约着农业科技成果的采用。如桔梗产业发展方面,因为没有相应的替代产业方向,该产业原有基础资源利用效益迅速减弱,甚至退回到原有种粮水平。 (二)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制约有机农业发展热度近几年来,国家、省市区各级对有机农业发展问题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发展政策,有机农业发展问题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类似于取消农业税这样农民直接得到实惠的关于促进有机农业发展的国家及各级配套政策就显得有些不足。在刺激农户参与有机农业发展的积极性方面尚缺乏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有机农业产业发展道路上相关的资金支持、土地补贴、贴息贷款、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种植技术的专业指导与培训等等各项具体的产业扶持政策针对性不强,且严重不足。 (三)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制约有机农业发展战略近年来,国家政府在山区经济建设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山区经济建设欠帐过大,生态环境脆弱,防灾抗灾能力弱,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仍是山区有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虽然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年都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农村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山区特别是山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扶持,来源比较单一且耗资巨大,当地乡镇政府承担着很大的建设投资压力,相当多的村集体又几乎没有任何集体经济,村民根本无力承担建设资金。此外,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小于农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比重,形成较大的反差。由于受农民增收速度慢、收入水平低、生产经营规模小等因素的制约,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也不足,更难以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进行维修与建设,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与农业抗灾防灾体系脆弱,直接制约了有机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山区发展有机农业的对策建议 山区未来有机农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前行同步。随着产业扶持政策的进一步细化、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的龙头带动作用显现、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大、百姓参与积极性的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物流仓储的逐步完善、产销一体的现代化全方位营销模式的建立、有机农产品深加工产品系列的丰富等,都会加快有机农业的发展。今后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促进有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发挥自身优势,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山区,土地贫瘠,山多地少,地块相对分散,仅仅依靠祖祖辈辈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很难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都市农业发展规划,结合山区实际,反复琢磨、仔细研究,把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来抓,高标准制定整建制建设有机农产品区的总体发展规划。 (二)注重实践引导,抓好示范典型继续坚持先易后难、以点带面、全面推进、连片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整建制”建设生态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生态有机农业示范村、生态有机农业示范镇,加快培育一批、扶持一批、发展一批、壮大一批生态有机农产品特色鲜明、品牌竞争力强、拥有一定规模的有机农业发展示范带动典型。一要切实抓好大力培育示范镇、示范村工作。选择基础较好、条件成熟、群众积极性高的镇、村现行试点,坚持按照“一村一品,多村一品、一镇一业、多镇一业”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有机韭菜、有机金银花、有机蓝莓、有机茶叶、有机草莓、有机林果、有机黄烟、有机猕猴桃、有机桔梗、有机板栗、有机黑五类、有机蔬菜等“整建制”特色产业基地的快速发展。 (三)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首先,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一是要通过有选择地重点扶持农村龙头企业。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扶持发展新产品研发、有机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延长有机农产品产业链条,生产拥有自己地方特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优质有机农产品。二是要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强自身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就必须要上规模,有了规模企业的发展才会有实力,有了规模产品的推广才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有了规模有机农业产业才会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三是要实施名牌战略,打造名牌产品。在市场经济格局中,不重视品牌的创立、不重视产品的研发,必然在以后的产业、企业发展道路上越走越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提高现有产品的品牌知名度,确立打造“中国名牌”的产业发展战略,依靠品牌优势彰显我们的资源优势,依靠品牌优势锤炼我们的产品优势,最终展现与创造我们的经济优势。四是在大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要鼓励、引导和培育农民通过各种形式成立农副产品加工型企业。鼓励与欢迎社会各界、各企事业单位、外来资本向有机农业产业领域延伸,利用他们的管理与资金优势,带动有机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其次,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要求,大力推进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严格按照特色化、差异化产品,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科技化、专业化开发,基地化、园区化管理,规模化、连片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基本形成了生态有机农业的产业基地上规模、经营主体多元化、生产布局分区域的全方位发展格局。 (四)重视科技,为有机农业发展搭建支撑平台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做好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的普及工作、严格落实有机农产品生产质量监管体系三管齐下,打牢生态特色有机农业的发展基石。一要充实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加大各级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的投入,集成有机产品成果展示、新产品科技研发、有机农业科研团队、有机行业专家大型论坛、有机产业科学实验于一体的大型有机农业综合研究与开发中心。二要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从生态特色有机农业的土壤、水源等基础生产要素的高标准严要求,到种植、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接受严格的近乎苛刻的检测和验收。严格落实有机农业生产基地的生产资料要专供,基地生产户要人人登记备案,日常农业管理要天天有记录,实现有机农业生产基地生产技术有标准、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个个有编号、流通领域的最终有机农产品个个都要检测的产销机制,形成了完善的有机农产品质量种植、生产、流通、销售、市场反馈管理体系。三要健全市场监管体系。严把有机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口,建立有机农产品检测中心,成立区镇两级有机农产品检查执法大队,完善对有机农产品质量的检验与检测,对有机农产品种植标准执行督查与监控,坚决杜绝质量不合格的有机农产品流通并进入市场,损坏博山有机农产品产品形象。 (五)大力发展农业各类教育事业,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首先,要切合实际的按照“面向农民、面向农村、面向农业”的总体方向要求搞好农村职业教育。有针对性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在山区农村推广适合农村、农民、农业的职业教育,适时、适当的进行农村劳动力分流,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为农村有机农业特色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需求。其次,要充分认识对农村人才进行培养、教育的重要意义。要采取各种措施,各方竭力筹措资金,逐步增加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各级政府、各部门要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将其作一项长期事业来搞,使其不断在摸索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为山区未来的山区特色经济建设、有机农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再次,农村的成人教育方式、教育类型、办学模式要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结合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习惯,充分运用多种形式来适应农村人力技术培养、教育,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来。通过自身培训、推广外部先进技术、引进外部优秀人才等各种方式,充实农村经济发展人才队伍。 作者:王颜红单位:中共淄博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教师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对我国农业不利因素论文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全面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第一,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第一,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承诺,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最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优秀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优秀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优秀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应用的探讨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农业机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其在世界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机械性能上更为优越,并且在操控上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高效。本文中具体分析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的应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应用;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度,世界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的促进下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降低人工输出,文章简要阐述了现阶世界农业机械应用电子信息化的实际效能,并阐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EGU与CAN技术联用 从目前情况分析,拖拉机是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广的农机设备,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之一,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以手扶式为主,而随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现阶段主要是以自动行走式为主,由此可以看到农业机械设备的巨大变革。而针对自动行走式设备来说,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比如ECU,即电子控制单元,CAN总线等等,1台大型拖拉机,一般来说安设多个标准ECU,这个装置本身具有良好的性能,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还同时兼具控制功能,属于智能化终端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为农业机械量身定做,根据他们作业环境而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设备帮助农业机械实现新的跨越,在该装置上面,不仅具有统一标准接口,而且还兼具CAN总线技术,还有相应的通信协议。例如:以德国某农业机械而言,他们自主研发的拖拉机配备比较先进的技术信息,分别是ECU、CAN,而上述技术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正在日益完善,并且这类农业机械已经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响较好。该设备大部分部件上面,均已经设置ECU设备,而且是自带标准的I/O接口,将之和CAN总线进行有效的连接,就能够实现通信与控制。 二、 机群调度管理的实际应用 针对欧洲发_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农场管理已经进行信息化时代,办公室里面存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是借助移动作业机械,构建无线通信,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加快农业机械信息化进程,快速传递信息内容。针对DIN9684-5而言,不仅对无线通信协议施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在接口标准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农场计算机装备具有自身的优势性能,不仅可以自由调配作业数据,而且还能存储作业数据,这其中离不开智能终端的作用性,与此同时,还为农场管理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能够依据作业安排,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农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不仅具有专家知识库,而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系统,能够对作业机械信息予以有效的存储,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拟定科学有效农田作业方案,实施有效导航作业计划,而这些决策内容则可以依据无线通信快递,传送至机械智能化终端,实施作业方案。一旦农业机械出现故障,故障信息就会通过相应的设备,即无线通信,到达农场计算机设备,而系统之中存储很多故障的类型,这主要是依托故障数据库,从中汲取丰富的资源,由此就能够对故障进行有效的诊断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提供合理的解决故障方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设备已经日渐成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化的发展上更为纯熟,针对农业机械化作业,基本上可以实现远程管理,从而提升机械化的实用效能,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从整体角度分析,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已经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未来必将取代传统农业机械作业,实现良好的远程管理效果,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而必须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设备,取得优异的成绩。 结语: 总体来说,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已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能够引起农业上的革命,达到事半功倍的运用效果,提升农业产量与效率,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改善机械自动化管理效能。文章中具体阐述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具体应用情况,并提出优化的改进措施。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规则下国家农业政策的选择 [摘要]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在WTO《农业协定》签署之后,美欧等国在不断加强国内“绿箱政策”支持的同时,并未真实降低“黄箱政策”对国(区域)内的农业保护,相反他们试图利用现行WF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给一些“黄箱政策”扣上“绿箱政策”的帽子继续规避其削减贸易扭曲的成员义务,维持并扩大其农业支持总水平,从而巩固和提高其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试图从PSE和AMS两个指标角度来分析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程度和做法,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要分析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政策改革取向。 [关键词]扭曲贸易农业 国内支持 改革 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优秀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通过推动农产品公平贸易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尽管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致使新一轮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但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所展现的谈判技巧和对WTO规则的熟练运用仍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但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产业,多数发达国家每年都以大量的预算支出对农业给予特别支持。各国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一方面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农业支持进行衡量,一个是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eer sup-port estimate,简称PSE),另一个指标是WTO的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PSE衡量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每年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转移总量,它由市场价格支持与对生产者的预算支付组成,因此,PSE是衡量“黄箱政策”加“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AMS是从PSE演化而来,是衡量WTO《农业协定》规定的需要各国作削减的“黄箱政策”包含的农业支持总量,AMS包括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 一、从PSE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2004年,OECD国家PSE达到2795亿美元。其中,欧盟PSE总额为1334亿美元,占欧盟农业收入33%的比重;日本PSE总额487亿美元,占农业收入56%的比重;美国PSE总额465亿美元,占农业收入18%的比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PSE相对较少。从所有OECD国家来看,大约3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的支持,而非市场。从产品分布看,受保护的范围更加集中于大米、食糖和牛奶等部门,使得相关产品的扭曲贸易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美、欧、中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2004年,美欧农业收入得到政府较大支持,特别是欧盟,1/3左右的农业收入来自于政府。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甚微,个别年份甚至对农业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 总支持水平估计值(TSE)指纳税人和消费者每年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所有转移支付的总值。根据表2可知:欧盟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最高,达到464亿美元,占欧盟TSE的40.5%,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59.5%;其次是美国218亿美元,占美国TSE的22.9%,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28.12%;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贸易扭曲政府支付总额很低。从NAC指标来看,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产品政策影响力很大。此外,所有贸易扭曲的政策支持中,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较高,美国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按照以PSE衡量的某一国家(地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美欧都对农业生产者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其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受保护的范围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二、从AMS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一)美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美国是农业大国,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农业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补贴的分配依据农作物的类型,超过90%的农业补贴分配给大约20种农作物。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出口激励、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加强农业科研以及农业保险和救灾、环境保护等方面。 2001年,美国特定产品农业AMS为146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奶制品,占所有特定产品AMS的31%,其次是大豆和棉花,分别占25%和19%,上述三项总和占“黄箱政策”支出的75%。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产品农业AMS的总量和集中度都非常高。美国非特定产品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损失保险、灾害补偿和信用贷款等方面。如图1所示:1986-2001年,美国非特定产品AMS总体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7-1999年,增速十分迅猛,大约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预算。1999年后,非特定产品的AMS略有回落。 根据WTO的农业协议,在过渡期内,美国的黄箱支持不能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并每年向WTO报告其农业国内支持水平。针对这一规定,美国新农业法对国内支持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2001年及之前的报告书中所包含的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 Flexible Contract,简称PFC)列作“绿箱政策”。而在2002年之后,美国用直接支付替代生产灵活性合同,并将直接支付仍作为“绿箱政策”。此项标准的确立对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否超过191亿美元黄箱支持的上限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图2,如果不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则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AMS均不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水平;而如果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2000年、2001年、2006年。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都将超过WTO上限标准。尽管目前业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对是否应该将直接支付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绿箱政策”多存置疑,但现行WTO文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美国显然利用了WT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规避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维持甚至扩大扭曲性农业补贴,为其农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欧盟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欧盟是世界农产品第一大进口集团和第二大出口集团,欧盟的农业法律与政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多边规则谈判举足轻重。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自1962年制定至今,不断地调整、改革,以适应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它的优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政策和市场管理机制等来保护和促进欧盟区域内农业的发展。 欧盟农业支持偏重于针对特定农产品。2001年,欧盟总的AMS是392.813亿欧元。从表3可知,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牛肉,达到97亿欧元,其次是白糖和黄油。而非特定产品AMS主要包括保险补贴和利息返还,金额仅为5.74亿欧元,远小于美国非特定产品AMS。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农业支持的方式,通过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限制得到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量等手段进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费用负担也逐步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2003年欧盟设计了新共同农业政策方案,此次改革方案是围绕适应WTO的《农业协定》展开的,其优秀是改变了欧盟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完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由初期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对农民收入补贴为主的演变进程,被认为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根本变革。 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和贸易强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方针,采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政策,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滚滚潮流,尤其是新一轮多哈回合中对成员国缩减农业扭曲贸易的呼声渐高,美欧一方面顶住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维持甚至扩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在一个较高的总量水平上;另一方面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强化“绿箱政策”,调整“黄箱政策”,坚持在WTO现有文件框架内积极调整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方式和结构,为推动其农业发展和保持贸易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应该说,美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走向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更隐蔽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国际间经济博弈的演进,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熟悉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在WTO现行框架内平等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改革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首要考虑。尽管如此,农业所获得的补贴从总体看还是非常有限。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进一步显化,“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得到了重视和采纳。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坚持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国家设立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发放自然灾害救济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天保工程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在农业的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较晚,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经验还是在财力上都仍显得十分不足,尤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安排上无论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与WTO现行规则仍存在着一定的“背离”。一方面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基数相比,与农业基础状况相比,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仍相当薄弱,总量亟待提高;同时现有的财政、金融补贴方式亦难以使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特别是战略性农产品生产的人口真正从中受益。仍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根据表4,中国对本国特定农产品进行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上更加出现负保护。如1999-2001年,我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直接支持均为负数,这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需要对农业支持方式和结构进行大力的调整。另一方面,按照WTO衡量成员国对农业总支持水平估算方法计算。2001-2003年,中国的TSE占GDP比重为3.5%,明显高于欧盟的1.2%、美国的0.9%、墨西哥的1.3%和巴西的0.6%,据此反映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的水平较高,需要进行大幅削减。根据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即约为480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仅为60亿美元。显然,这又使得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连续多年快速发展、财政税收逐年增加、国力日盛之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陔坚持首先从我国的农业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调整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结构,要把重点放到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补贴来真正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同时,还要兼顾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文本所要求的削减扭曲贸易义务,尊重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积极经验,使我国国内支持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国内农业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WTO规则框架内提高对农业支持的总水平。当前我国对农业支持补贴力度虽有所增加,但在总量上仍与解决农业生产与贸易问题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全局来看,只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方向,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才能支撑起我国农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的差距。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世界贸易的后来者和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在WTO内还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尽快熟悉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的经验和做法,在WTO文本框架内采取有效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其他成员的摩擦。今后我们也应积极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成员身份,联合其他在WTO中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通过发起和组织多边和双边农业磋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充分表达我们对农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更大话语权,使WTO农业政策制定朝着更有利于消除国际贫困、实现公平贸易的目标发展。 (二)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灵活使用“发展箱政策”。尽管与WTO的有关政策相悖,美欧等国都在尽力保持对农业的黄箱支持,目前中国农业黄箱支持尚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在支持结构和补贴目标上作深化调整,使有限的黄箱支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将WTO规则允许的黄箱额度用在刀刃上,起到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农业的作用。此外,《农业协定》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微量允许标准”,这意味着补贴空间灵活性的增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应该有效使用这一条款来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业“绿箱政策”支持。1996-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的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平均水平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82亿美元,并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绿箱政策”补贴中,中国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中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在“政府一般服务”中,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而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农业培训服务、农业科研支持、病虫害控制支持、检验服务支持等的比重很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绿箱支持总体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干预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价格支持,对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和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投入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 (四)改革“黄箱政策”,将价格保护政策逐步转化为直接补贴。《农业协定》生效以来,许多成员国调整了农业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由过去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市场干预,转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建立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体系来减少对黄箱支持占用,改善农产品市场扭曲状况。我国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体系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实际上都是价格支持政策,这是一种需要逐步取消的“黄箱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的国家宏观政策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非常有限,甚至会带来农民利益的损害。而且,保护价收购体系是给流通领域补贴,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的补贴数额很少。按WTO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这为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保护价收购体系改为直接补贴农民,政府价格支持应该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非流通部门。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效率,使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好保护。 (五)加强补贴的集中性和针对性。美欧的农业补贴都有很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各国在农业改革过程中虽然对黄箱支持进行了大幅削减,但对部分重点产品却加强了保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具体类别上所获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能,因此补贴的效果也较差。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集中精力打优势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在进行农业支持结构调整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粮、棉、油、糖等战略性农产品的支持。 世界农业论文:美国农业部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预测 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GDP增速预计将达4.6%左右,但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将略低于2010年,经济复苏放缓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美国的预测基于以下假定。在宏观经济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各地主要央行采取积极行动,以面对从衰退中徘徊而遇到的持续的财政问题。即使采取这些行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仍然将影响经济复苏及为经济预测带来不确定性。第二、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预计2011---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第三、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贸易预测假设各国遵守现有的影响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和贸易改革将继续进行。 小 麦 1.收获面积:预计2010年相对2009年减少480.9万公顷,达到2.209亿公顷,但在预测期内全球小麦收获面积将平稳增加。其中美国小麦收获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至1824.9万公顷;加拿大小麦收获面积也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有857.6万公顷;澳大利亚小麦收获面积实现平稳增长,到2019年小麦收获面积达到1391万公顷;中国小麦收获面积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预计从2009年的2400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245万公顷;欧盟小麦收获面积在预测期内将小幅上升,至2019年达2695.3万公顷。 2.总产量:预计2010年全球小麦总产量为6.57亿吨,预计小麦总产量将逐年增加,到2019年将达到7.19亿吨。其中美国小麦总产量2009年为6031.4吨,预计2010年小麦产量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有5729.7万吨;加拿大也呈同样趋势,预计2018年产量为2524.4万吨;预计2019年产量为2521.9万吨;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到2019年达2663.3万吨;中国小麦产量在2010年预计减产696.3万吨后产量增减幅度不大,2019年预计达1.08亿吨;欧盟小麦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到预测期结束达到1.57亿吨。 3.进口:美国小麦进口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达到350万吨;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在100万吨左右徘徊;欧盟的小麦进口量逐年增加,预计从2010年的550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700万吨。 4.出口:欧盟的小麦出口量2011年预计比2010年减少8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2080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增长较为平稳,在预测期内保持在1720万吨左右;澳大利亚2011年小麦出口量预计达165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1820万吨;中国的小麦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逐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380万吨;美国小麦出口量2010年比2009年陡增1000万吨,预计此后出口量缓慢下降,到2020年将达2380万吨。 5.出口价格:美国离岸价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每吨222.72美元;加拿大小麦出口价格也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高达每吨206.37美元;欧盟出口价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主要国家中出口价最低,到2019年仅为每吨201.02美元。 水 稻 1.收获面积:全球水稻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增加,2009年全球水稻收获面积1.53亿公顷,预计到2019年增加到1.57亿公顷,其中中国水稻收获面积也逐年减少,2009年水稻收获面积为2968万公顷,预计2019年仅为2760.9万公顷;美国水稻收获面积2010年预计减少6.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收获面积为113.1万公顷;澳大利亚水稻收获面积则逐年增加且趋势明显,预计2019年将达到5.3万公顷;欧盟水稻收获面积将稳定保持在45万吨左右。 2.总产量:全球水稻总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2009年总产量为4.35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4.77亿吨。其中中国水稻总产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总产量为1.37亿吨,预计2019年减少到1.34亿吨;美国水稻产量将逐年增加,预计2019年将达到691.9万吨;澳大利亚水稻产量走势与其收获面积一致,预计2019年将达34.8万吨;欧盟水稻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预计2010年为192.4万吨,到2019年将达199.7万吨; 3.进口:加拿大水稻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加,2010年为34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39万吨;中国水稻进口量将平稳增加,预计2020年达62万吨;美国水稻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到80万吨;欧盟水稻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149万吨。 4.出口:中国水稻出口量预计将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减少为107万吨;美国水稻出口量2010年达到364万吨,之后开始逐年增加,预计2020年出口量达421万吨。 5.出口价格: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将缓慢上升,预计2019年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为每吨429美元。 大 豆 1.收获面积:全球大豆收获面积预计会不断增加,2010年为1.02亿公顷,到2019年预计将达到1.11亿公顷;其中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保持稳定,预计2019年将达3135.8万公顷;加拿大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变化不大,保持在14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减少,2010年为868.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达864.5万公顷;欧盟的大豆收获面积保持在37万公顷左右。 2.总产量:全球大豆总产量将不断增加且增幅较大,2010年全球大豆产量为2.52亿吨,预计到2019年将高达2.95亿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为8739.5万吨,预计2019年将达9688.3万吨;加拿大大豆产量预计将缓慢增加,2010年为344.4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378万吨;中国大豆产量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预计2019年将达1579.6万吨;欧盟大豆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2019年达到104.4万吨。 3.进口: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5700万吨,并将持续增加,到2020年将高达8830万吨;欧盟的大豆进口量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1150万吨左右。 4.出口: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将逐年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4800万吨,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例下降较为明显,到2020年仅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36.5%;中国的大豆出口在预测期内稳定在50万吨。 玉 米 1.收获面积:2010全球玉米收获面积1.56亿公顷,预计收获面积将会逐年增加,2019年达1.62亿公顷,其中美国玉米收获面积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收获面积仅3222.5万公顷,预计2019年达到3381.6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8.05亿吨,预计2019年将高达9.19亿吨,增幅达14.16%。其中美国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3.34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3.80亿吨。 3.进口:美国的玉米进口量稳定保持在30万吨;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在预测期内稳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达800万吨;加拿大的玉米进口量保持在180-190万吨之间;欧盟2011年玉米进口量预计为340万吨并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260万吨。 4.出口:欧盟玉米出口量也是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00万吨预计增加到2020年的310万吨;中国的玉米出口量稳定保持在20万吨左右,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5080万吨,到2020年将达5970万吨,增幅达17.52%。 高 粱 1.收获面积:全球高粱收获面积预计将保持不变,2019年将达4400.5万公顷。其中美国高粱收获面积将逐年下降,到2019年仅224.8万公顷;澳大利亚的高粱收获面积保持稳定略有增加,2019年预计达76.8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高粱总产量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预计为6856.6万吨,到2018年将高达6963.1万吨,增幅为1.55%。其中美国高粱总产量略有减少,预计2019年达921.1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总产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225.5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256.5万吨。 3.进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粱出口保持在50万吨左右;美国的高粱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420万吨,到2020年将达530万吨,且占世界高粱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占世界高粱贸易的72.9%。 4.出口价格:高粱的海湾FOB价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83美元。 大 麦 1.收获面积:全球大麦收获面积比较稳定,在预测期内保持在5450万公顷左右,预计2019年大麦收获面积为5462.3万公顷;其中美国的大麦收获面积将逐年减少,2011年预计为120.3万公顷,到2019年将减少到108.9万公顷;澳大利亚的大麦收获面积将略有增加,2019年将达到448万公顷;加拿大的大麦收获面积保持稳定,大概在35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麦收获面积也是略有增加,到2019年预计将达86.4万公顷;欧盟的大麦收获面积相对稳定,预测期内将保持在1300万公顷左右。 2.进口:中国的大麦进口量将稳定增加,2020年将达300万吨;欧盟的大麦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均保持20万吨;美国则保持在40万吨。 3.出口:欧盟大麦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390万吨,到2020年将增加到520万吨;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也将不断增加,在预测期的后半段将稳定保持在450万吨;加拿大的大麦出口将略有减少,2020年大麦出口量将达到110万吨;在预测期内美国的大麦出口将稳定保持在20万吨。 4.出口价格:加拿大的大麦出口价格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48美元。 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的重要性。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大部分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和学者做出的关于某些品种的生产及贸易的预测,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国外的有关农业机构和学者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完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报告。这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加快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全球经济的形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所以对于我国农业整体优势并不明显的状况而言,农产品生产应向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发展,单纯的数量增长已不能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只有走优质、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道路,才可能在白热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需求的变化较大--以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以加工品和食品形式的贸易比重上升。改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式是未来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选择。 (三)建立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体系。农业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学者成立农产品预测中心,将大家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和预测,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及贸易预测报告,为国家的中长期农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世界农业论文: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回落。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将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且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农产品供需矛盾出现,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因此,我国要千方百计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以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农业;有效供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7月中旬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将风险不断扩散,并进而蔓延到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还在深化,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对于刚刚经历粮食危机的全球而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发展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由于金融危机造成流动性紧缺,加之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各国投机性资金纷纷撤离农产品期货市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国际大宗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也出现高位回落。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下跌幅度大。2008年6-10月,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从最高点179.8跌到130.7,跌幅约达49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下跌速度快。2008年10月份国际产品价格与2007年8月份价格差不多。从2007年8月份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共花了10个月,而从最高点跌到2008年10月份价格,只花了4个月。三是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2008年进入7月份,谷物和油脂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分别达到19和30个百分点;进入8月份,奶类价格开始加速下跌,月跌幅达23个百分点,比1-8月份快了20个百分点;进入9月份,糖料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到11个百分点;进入10月份,肉类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7.5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1月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作出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2009年将降至2.2%。全球经济的持续下滑将给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农产品需求下降已显现,今后压缩的空间不大 农产品的需求主要包括食物需求、饲料需求和工业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食物和饲料需求刚性明显,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增减情况;工业需求弹性大。增加和减少的速度快,波动比较剧烈。以谷物为例,口粮和饲料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2008/09年度仅分别比2007/08年度增长1.3%和2.O%,而工业消费增长了11.8%(见表1)。在农产品的各种需求中,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工业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许多深加工企业(如淀粉、味精、生物燃料)效益普遍大幅下滑,企业亏损严重,停产、限产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金融危机波及原油市场,从2008年8月份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价格指数从248,43跌到10月份的136.25,3个月下跌了45.16%(见图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挤压”生物能源“泡沫”,导致大批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还将面临破产。如2008年12月份,美国第二大乙醇生产商Verasun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商Campa GmbH公司第二次宣布破产(该公司年产能在15万吨)。生物燃料行业遭受重创,将大大减小对农产品的工业需求。但是,由于工业弹性大,需求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估计后期工业需求再次压缩的可能性不大。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二)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减少,农产品供给将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土地来看,土地投入将减少。2007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紧张的局面,主要农业生产国如美国、欧盟都减少或放弃休耕计划。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农业法案,将休耕保护计划的土地面积上限由3920万英亩下调至3200万英亩;欧盟委员会决定在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期间将欧盟境内土地的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民极有可能再次加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从资本来看,农业投资将减少。一方面,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一般在资金转移时,投资者首先会从农产品市场不断撤资:另一方面,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会减少。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等出现了信贷紧缩,银行普遍惜贷,农业生产者更难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贷款,这会影响下一年度农作物的种植,给农业生产前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劳动力来看,劳动投入将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将会减少。 (三)农产品贸易额将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世界各国均在收缩消费,加之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必然导致农产品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以谷物为例,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1月份的《全球农产品供求预测》,2008/09年谷物的总出口为2.64亿吨,比上年减少500万吨。这一数据还是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预计今后农产品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出口总额还将下降。在2008年农产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减少,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将异常激烈。由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将贬值,这将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了减少或缓解危机对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家可能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对抗由于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所增加的竞争力,波兰提高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并引入了关税配额限制。1999年2月,配额按季度确定。以防止季节初期进口洪流的冲击。 (四)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综合判断 目前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上。其深层原因是在农产品供给基本确定的前提下,需求大幅度萎缩。从短期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消费者是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切断国际低价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可 能不大;另一方面,供需矛盾可能再次出现。从需求来看,农产品的工业需求在2008年已经大幅下跌,总需求再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很小。从供给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农业投资)将减少。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很难出现“V”型翻转,更可能会呈现出“U”型翻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较长时间保持衰退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是3-5年。金融危机较长时期的冲击下,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在需求基本不变,供给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上升。 三、我国应对世界农业形势变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我国要积极做好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加大支农投入,确保主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是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关键领域、重要产品、优秀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二是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支持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技推广一线工作。三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委托、招标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活动中来。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产品损失。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是农业最重要的抗风险工具。因此,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部署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第三,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离不开农民,需要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办法,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业生产。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主要农产品均衡供应 政府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证主要农产品均衡供求。一方面,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确保国内主要农产品均衡平衡。一是要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要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二是要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国内主要农产品区域间的均衡供应。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农产品经纪人等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主要物流通道和节点项目建设,推广应用散粮运输装卸新技术新设备,改善农产品物流条件。通过各类流通组织的积极参与,采用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平衡区域间农产品供求矛盾。 (三)加强储备管理,确保主要农产品应急供应 首先,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机制,增强国家储备体系。一是要完善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储备机制,储好、管好、用好各级主要农产品储备。二是要提高企业、农户等主体农产品储备意识,鼓励其积极开展储备,使民间储备成为国有储备的重要补充,增强国家储备体系。其次。加强储备督监察,建立健全储备监督长效机制。要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搞好各项专项检查,并且检查结果要严格把关,及时报送,加大对违规动用储备或虚报储备数量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库存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第三,加强行情监测和统计分析,推动储备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要加强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轮换机制,适时吞吐,控制风险,推动储备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世界农业论文: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隶属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垂直层级结构,即称为垂直体系。该体系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包括: 机构重叠,力量分散 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全国是农业科技推广总站。这个主系统依次层层下来,一直到乡,从经费和人员来看,是个“倒三角”,即在与农民越接近的地方,越没有钱,越没有人去干活,而上面的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体系,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现状。 经费不足,人浮于事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官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网破,线断、人散。特别是基层的农业科按推广人员,为了能养活自己,都去做生意(如卖化肥等)。 从“百万美元农业GDP拥有农业科技人数”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说明“人多不干活”,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对农业的贡献在全世界属于最底层。 观念落后,机制僵硬 主要表现在:(1)推广理念――完成政府推广任务,忽视农民意愿;(2)推广方式――多采用行政手段,忽视市场机制:(3)推广目的――注重产量提高,忽视产业整体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两所大学、五所科研院所合并而来,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特色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位于农村的大学,学校地处杨凌,位于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以前是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就必须为农村、农民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所以学校的服务方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向,不是以创收为目标,很大的一部分是公益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学校为“三农”服务的能力7学校通过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垂直体系层面的科技推广体系,决定来探索新的模式,即“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的新模式“。 在提出新模式的同时,又要求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农民满意,即农民的腰包要鼓起来:二是政府满意;三是农业主管部门满意。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一:产业化 就是要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目标,把人、专家和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的载体。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二:永久基地 要选择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中心地带来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只有永久的基地,才能真正显示高科技农业,使“顶天”和“立地”有机结合。通过永久性的基地,实现四个对接(1)大学农业专家和地方推广人员对接;(2)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生产问题对接:(3)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生产需求对接;(4)校内课堂教学和农村生产实践对接。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三:全程质量控制 农业产业化最终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出现食品安全和各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做法 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最佳产区建立永久性试验示范基地 针对陕西的苹果、猕猴桃、甜瓜,茶叶、红枣、核桃、板栗和水产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建立了一批永久性的、专业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推广站。如,白水苹果示范基地、阎良甜瓜示范基地,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西乡茶叶试验示范基地、长武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关中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陕南中药材示范基地、陇县奶牛养殖示范基地等。此外,还与宁夏贺兰清真肉羊集团公司合作建立了肉羊推广基地,与甘肃泾川县合作建立了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酿酒葡萄示范基地等。每个示范基地拥有一支稳定的科技团队,这个团队由学校确定的首席专家挂帅,相关学科人员长期驻点服务,教师与学生流动参与。基地拥有四大功能:(1)示范的平台、培训的讲台;(2)教学、科研的“露天”实验室;(3)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4)逐步成为专业协会的组织枢纽。按产业链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以葡萄酒为例,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酒窖和餐桌,这整个的过程,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这些技术服务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优秀,同时将相应的技术武装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按照产销一体化的思路,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其中培训有三个层面的措施:(1)长期培训,即推广措施和工程措施;f2)中长期培训1,把农民请到学校中,提供食宿进行培训,再把技术带回去;(3)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最后,建立便捷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实时的咨询。 主要成效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出作用。如全国各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示范基地,累计获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亿元,间接效益400多亿元白水苹果基地通过实施“苹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2008年优果率较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果农人均收入3000元,较上年净增300多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80%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探索了“专家+基地+示范村+示范户”科技入户新模式,建立了10个示范村,100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全区发展5万多亩,该产业将阎良区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建立的560亩核桃高接示范园,嫁接成活率达95%以上:陇县奶牛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1000户,带动全县发展奶牛4.3万头,奶牛良种率由45%提高到65%,全县畜牧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世界农业论文:试析世界粮食危机下我国农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三大产业的一体化,目前我国农业的一体化进程不论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还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之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国际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农业国际化 路径选择 一、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概况 最近3年,由于国际市场粮价过高,已经导致多国发生了“粮食骚乱”。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极端异常气候的影响,全球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产量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剧减了30%,导致国际粮食总产量预期下降,国际粮价不断攀升。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受全球流动性依然宽松和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在2月份强势上冲,随后宽幅震荡,维持在2010年尾段较高位的运行区间。 二、世界粮食危机对我国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1.世界粮食价格上升,导致我国粮食进口成本增加 据统计局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截至12月15日,全国粮食价格指数报205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个点,涨幅9%,上涨速度虽较前两年小幅回落约2个点,对比其他年份,仍属于高速增长,延续了近几年的上涨势头。 2.发达国家粮食出口国借口世界粮食危机继续加大农业国内支持力度,提高贸易壁垒 自2010年以来,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主要产粮国均发生了罕见的气候灾害,导致各发达国家政府更加不顾WTO《农业协定》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规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绿箱和蓝箱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就公开允许提高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努力扩大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不断完善国内农业保护体系,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组成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体系。 3.国际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我国在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粮商和四十家中型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食物链,而拥有世界大量粮食储备的“ABCD”四大粮商就已经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近80%,这些企业靠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资金运作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实现价格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 4.粮食金融属性的增强考验我国国内粮食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和与世界接轨的适应能力 当前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其商品属性,粮食贸易金融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与世界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还不密切,国外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对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并间接影响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进程。 三、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加快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推进农业国际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国际农业技术的合作,利用自身在农业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输出我国的优势农业技术和装备;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进口我国短缺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对外投资,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 2.积极参与新一轮《农业协定》谈判,创造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当前的《农业协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承诺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配额,将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特别是进口配额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非国营贸易企业,将会影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进一步改革《农业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才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中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3.培育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打破国际农业企业的行业垄断 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跨国企业依仗对相关农产品资源在生产、流通、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垄断,赚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应该加快国有农业公司的改革,走开放之路;引入新的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权改革,让农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鼓励其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奋斗。 4.完善国内粮食金融市场,促进国内外粮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为防止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带动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粮食金融市场,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市场。除了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风险的自我规避外,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际经验,重视期货品种的开发,服务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需要,在适度开放期货市场的条件之下,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完善我国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前提之下,实现国际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争取实现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彭昌发(1988— ),男,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节水的世界经验 科罗拉多河流域较早应用立法开发和管理水资源 作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实行水权较早的国家,水资源分配是通过州政府管理的水权系统实现的。水权是由法律确认或授予的水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水权可以继承,可以有偿出售转让,有的地方还可以存入“水银行”,这对用水者具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作用。 以科罗拉多河为例,20世纪30年代,内务部垦务局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库容达422亿立方米的胡佛大坝。同时在下游地区修建了几个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如考契拉水利区、伊姆皮里灌区等。当时,由联邦政府协调,有关各州达成了分水协议,并得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伊姆皮里灌区分到约84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洛杉矶的人口和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大,所分得的水量较少。近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需水量剧增,原分得的水量已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洛杉矶大都市与伊姆皮里灌区于1985年签订了为期35年的协议,灌区将采取包括渠道防渗、把含盐较多的灌溉回归水与淡水掺混后重新灌溉利用等措施节约下来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洛杉矶大都市。作为补偿,洛杉矶大都市负担相应的工程建设投资和部分增加的运行费(其中灌溉回归水掺淡水再利用的工程投资为700万美元,另加一定的运行费用等)。 为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亚利桑那州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城市要使用或购买农村地下用水,必须交纳“地下水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受损失的经济活动。 在科罗拉多州,存在一种在干旱时期暂时转让灌溉水权的选择性合同(Option contracts)。城市部门与农村通过充分协商、谈判,来决定转让的水量和方法以及输水时间和价格等。合同中的条款很重要,它要明晰买卖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应具有灵活性,最终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 日本《河川法》明确规定,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农业稻田灌溉用水属“惯例水权”,占有优先,禁止水权交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用水需求增加,争水矛盾突出,法律规定在高效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同时,可通过拥有水权的用户相互协商,对用水进行控制和调整用水量。近年来,日本出现了由城市部门提供部分灌溉设施改造费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则由提供投资的城市部门使用,这是激励农民进行设备更新的一种方法,这种间接的改变用途的水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 明晰农业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公平有效的配水,限制农民无节制的用水,同时又激励了农民们的节水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健全农业节水投入机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节水都有一定的扶持,如政府无偿投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府扶持与农民投入相结合,加大了农业节水投入力度,有力推动了农业节水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干旱缺水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灌溉用水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首先,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仅1902~1991年的8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垦务局完成了10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补助性投资,其中20亿美元为灌溉设施投资。 其次,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是联邦政府扶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效方法。对于一些农民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50年,年利息为3%。农民在还清全部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兴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又促使农民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建立起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为了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联邦政府通常采取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 第四,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也采取优惠措施,水利工程免缴任何税赋,并可获得所征收的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水利贷款,使工程做到按董事会决策的水价征收水费,达到收支平衡,良性运行。 此外,政府还根据需要,通过发行建设债券或从某些受益行业中提取建设基金等,支持灌溉工程建设。以色列国家供水工程投资全部由国家负担,对供水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用水者负担主要部分(70%),政府负担小部分(30%)。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把灌溉水送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庄组织)或莫沙夫(由个体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地边上。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经费有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国家水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不够运行开支时,每年作出预算经审核批准后由政府给予补贴。 澳大利亚灌溉工程斗渠以上的部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农场内部设施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管理单位所收水费只够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民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可向政府专门机构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另外,州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用水更新用水技术和设备,如政府承担的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税补贴更多地向农民转移,以提高农业投资节水灌溉设备的能力,使其灌溉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 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修建诸如水库、引水坝、干渠这类灌溉设施,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向农田供水的支渠,用水户协会负责毛渠的修建。各级政府对灌溉工程设施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灌溉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干渠,由国家兴办,总投资的2/3由中央承担,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23.4%,市、町、村及受益农户只承担余下的10%。如果市、町、村和农民无力支付,通常先由政府垫付,工程建成收益后,再分年归还。县兴办的灌溉工程,总投资的一半由中央政府负担,县政府负担25%,市、町、村及农户负担25%。农户联合兴办的小型灌溉工程中央补助45%。 合理的水价政策体系 从全球范围看,灌溉用水的水价远低于生活、城市和工业用水。即使是在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灌溉系统能够达到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其灌溉用水的价格仍然远低于其他用水的水价。但是,为了鼓励农业节水,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水价政策。 以色列实行全国统一水价,通过建立补偿基金(通过对用户用水配额实行征税筹措)对不同地区进行水费补贴。不同部门的供水实行不同的价格,用较高的水价和严格的奖罚措施促进节水灌溉。 为鼓励农业节水,用水单位所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实际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超额用水,加倍付款,利用经济法则,强化农业用水管理;对配额水的前50%的用水按正常价收费(0.1美元每立方米),其余的50%将提高水价收费(约0.14美元每立方米);对于超过配额用水的前10%,定价为0.26美元每立方米;再多的超额用水为0.5美元每立方米。此外,为了节约用水,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左右,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水价政策,不仅保证了农业用水需求,而且鼓励或迫使农业有效节水,使其成为国际上农业节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美国水价制定的总原则是:供水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偿还供水部分的工程投资和承担供水部分的工程维护管理、更新改造所需开支。同时采用不同级别的水价政策,包括联邦供水工程水价、州政府工程水价以及供水机构的水价等,各类用水实行不同的水价。联邦工程灌溉用水水价,只要求偿还工程建设费用,不支付利息;州政府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用水,必须支付全部的运行费、所分摊的投资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灌区水管部门从水利工程处购水再卖给灌溉用水户,灌溉用水费除水利工程购水费外,还包括灌区水管部门的配水系统成本、运行维护费、行政管理费。 美国所采用的水价结构随水资源条件不同各地有较大差异,但近年来都逐渐采用有利于节水的水价结构,累进水价。另外,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水供水价格的1/3左右,也比抽取地下水便宜。 澳大利亚的供水分为政府控股、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兼有经营、私营等三种,不管哪种模式,对于各用水户都按全成本核算水价,包括年运行管理费、财务费用、资产成本、投资回报、税收、资产机会成本等项构成。灌溉水价主要根据用户的用水量、作物种类及水质等因素确定,一般实行基本费用加计量费用的两费制。全澳要求在2001年实现农业用水的水价完全包含成本。灌溉供水不取利润,供水单位是不赢利的;政府管理的灌区所收水费,只能用于工程维护和运行开支,水费要收支平衡;开支后的结余可接转下年用于工程维护,而不能用于发奖金等,以保持事业性水利管理单位的廉洁、高效。 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完全采取市场制的水价政策,农业用水水价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求完全收回成本。 重视农业节水科研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良好的推广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农业研究组织两大体系紧密合作。以色列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结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科技课题直接来自于生产实际,并由生产部门提供科研经费及试验基地,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组织承担。成果通过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站以培训班、示范点等方式推广,所创利润由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双方分成。这种以生产引导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色列每年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达8000多万美元,占农业GDP的2.6%,居世界第4位。尤其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面科研投入十分巨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已成为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美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是教学、研究、延伸服务一体化。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即原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是负责美国全国田间灌溉和用水的机构,它在全美各地有十多个从事农田灌溉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通过观测试验改进各种灌溉技术、灌溉方法,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服务,并无偿对周围农民进行培训。农业部有一笔专项资金,补助各中心建立自己的示范区,通过这些手段,引导农民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美国的灌溉用水推广机制是一种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型管理运行机制,辅以少量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型管理。在这种机制中,各级董事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负责水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决定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聘任与否,而不是由政府任命。各灌区参与管理的代表,则更是由用水户直接选举,别人不能干预。董事长、经理及工作人员除对国家法律负责外,还要对广大用户负责。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政府管理的灌溉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设施老化严重失修,灌区水利用率下降。而用水户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额的灌溉供水,因此对工程的运行管理漠不关心。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地方性非盈利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灌溉工程受益区用水户组成,或者用水户在该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灌区运行和维护责任的转移,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推广变革启发 一、世界农业推广体制的现状及趋势 (一)政府兴办农业推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证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即食物安全,世界各国都以政府办的农业推广组织作为主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1]。 (二)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也保证了推广经费的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约为60亿美元,平均每个推广员经费为1.1万美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为0.5%。如美国的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20%-25%,州政府承担50%,县政府承担20%-25%,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1]。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农业推广组织重视自我积累,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20%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三)农业推广私人化悄悄兴起,农业推广商业化势头加强 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推广模式中由政府农业推广机构通过教育与培训和咨询服务来传递和扩散农业科技成果的方式正发生改变,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纷纷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出现聘用专门技术顾问,并提供报酬的农业推广私人化形式。同时,世界上许多农资生产公司派出推销人员,在农村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传授农业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技术,成为农业推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推广工作既有国家推广人员,也有商业公司的推销人员,从而调动了广大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和效益。 (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 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面向市场,通过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上下结合,双向互动,使推广工作更具针对性。特别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工作,以提高教育为先导,建立庞大的成人教育工程,尤其重视普通大众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1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其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三者都结合得很密切。此外,在政府推广机构与生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民协会”,重视农民组织在技术推广和农村开发中的作用;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各组织间的紧密联合,成为农业推广面向农场(农户)的主要渠道和十分有效的途径。 (五)农业推广正向形式多样化、服务有偿化转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农业推广形式越来越多,通过计算机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知识越来越普遍,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无倾向性的实用知识,由农场主自主决定采用与否。如加拿大农业推广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并且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连接起来,在已入网的农户中可以随时获得10分钟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在不同地区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传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此外,农业推广服务方式也有所改变。如英国农渔部设立的农业咨询所(ADAS)、新西兰的“新西兰农业”的推广技术服务公司,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以及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方式,以弥补农业推广经费的不足。 (六)狭义的农业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业推广所取代 传统的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农业推广正转向广义农业推广,农业推广不仅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它是以农村社会为范围,以农民为对象,以农场及农户为中心,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内容,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农村社会教育,它不仅使农民获得实用知识和技能,而且特别强调注意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德国政府通过官方推广咨询机构,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根据农家及企业的需要,面向全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二、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当前农业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在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管理权受限制,其业务上的指导和建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未形成有合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现有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之间协调困难,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此外,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科研行为与市场需求、农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农业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工作难以开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进行研究开发,农业企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使得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0.25%[2-3]。很多地方农业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大幅削减推广事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基层推广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使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线断、网破、人散”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新的综合配套技术无法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农业推广局限于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目前的农业推广注重农业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承担把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等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等工作,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农民在商品经济竞争中对科技、市场、金融、文化等方面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五)农业推广人员队伍残缺,综合素质不高 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以下的就占60%,平均万公顷土地仅有12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4]。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人才断层问题普通存在。在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中,接受高层教育人员比例少,人员素质偏低,大部分是属于种植业产中服务型人才,而养殖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人员比重偏小,农业推广人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知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是通过行政指令来搞项目推广,农民在推广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程度低,农民不能成为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用户。农业推广形式还未从过去推广什么农民就接受什么转变为农民需要什么农业推广部门就推广什么,尚未形成“市场—项目—成果—推广”的农业市场反馈机制。在推广手段方面,多集中于技术讲座、技术示范等传统方式,农业信息技术,如信息网络、远程教育、互联网等新的推广技术手段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七)农村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而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到2000年,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仅达到54%左右[5]。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 三、发展面向世界的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 为了保护农业,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持农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保证食物安全,在我国经济不发达、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国家兴办农业推广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发挥,有利于把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现有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借鉴美国、日本、泰国等农业推广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经验,打破目前的条块分割的状况,加强农业推广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和组织协调。随着农业推广由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建议建立起一个高层次的部级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职能,使多元化农业推广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在竞争中合作和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推广资金融资投入机制 在国家财政作为农业推广经费主要来源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融资投入机制。通过立法手段,争取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5%以上。要借鉴美国多渠道多元化筹资经验,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农业推广基金,广泛在社会上筹资作为农业推广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鼓励民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有偿服务,或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如示范农场、植物医院等,有条件的可尝试实行股份制,通过多种形式壮大农业推广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三)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 农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结合是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以州立大学为基础,将州级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内,在农学院直接领导下,农业推广、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堪称典范。日本的农业普及事业协作组织机构,将农业科研单位、学校和改良普及所等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实现了科研、教育与推广的有机结合[6]。我国的农业推广应充分调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推广机构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创造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同时,增强农业推广工作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农业产前引导、产中指导、产后促销方面多下功夫,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开发科研成果、开展推广服务工作。此外,我国有近70所农业高校,要重视农业高校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四)扩大农业推广内涵,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业推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农业推广的内涵更为丰富。借鉴美、日、法、德等国的农业推广经验,农业推广应在保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重点和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家政服务,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外,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维护生态环境、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知识技术更新加快,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里,迫切要求农业推广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上信息,实施网络进村入户工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广大农民普及推广科学知识、先进技术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协会、企业、农民等多方面积极性,通过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村致富奔小康。 (六)鼓励建立多形式的农业推广组织,实行推广队伍多元化 农业推广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一种很受农民欢迎的民间合作经济技术组织形式。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重要作用,尽快制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大力发展农民、企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组织,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专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并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使之在推进农业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以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推广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推广队伍的人才结构和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加强现有推广人员的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知识培训,以在岗学习为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农业推广的服务水平。此外,农民是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推广效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工作要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技术讲座、专业培训、职业高中、信息网络、远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技术员队伍,把科学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传授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思路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农机化新技术现代农业建设论文 1农机化新技术推广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1.1是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农业生产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机的普及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须条件,而农业机械是科学技术的具体体现,通过农业机械才能将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业,发挥其高效优质的作用,达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及质量的目的,农机化推广是科研及生产之间的桥梁纽带,能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农机化推广工作,要通过一些试验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及技术在生产中进行实践,检验新技术装备的各方面特性,比如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适应性、经济性,经过实践总结,不断改进,才能形成标准和规范的机械生产模式及配置方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在农机化发展中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 1.2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增产增收 农机化推广工作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及新产品及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起到增产增收的作用。另外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及农机合作组织的培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进的农机化技术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及农业增效的手段。 1.3农机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传统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农机、农艺、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融合问题,农机与农艺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长期磨合才能使其相互融合,达到应用的生产效果。在推广方面,有的机构性质不明确,在投入上经费不足,推广力度不够,还存在农机农艺难以融合的情况,所以对于农机推广工作,需要深入的细节还很多,任重而道远。 2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应采取的措施 2.1增加投入,提高服务 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中,经费短缺是很多地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上不去,服务能力低下,推广工作开展不利。所以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明确公益性职能的定位,对于推广工作的条件加以改善,完善运行机制,对于工作活力及服务水平都非常重要。 2.2努力创新,提升成效 坚持创新完善机制,采用多元化、服务优质化的工作方式构建新型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农机化科研、教学、推广、生产单位协作长效机制,对于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快新成果的转化,促进新产品、新技术能及时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完成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2.3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离不开推广人员的努力,推广人员的思想意识及工作能力对于推广工作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要积极开展推广人员的教育培训活动,在思想意识方面加以强化,促进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更新,使其在业务素质、专业能力等方面得到综合提高,以适应新时期推广工作的需要。在高校、职业院校吸纳毕业生加入到推广队伍中来,加强队伍建设,发展村级农机推广人员队伍,提高推广一线的技术力量,促进推广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 2.4加大宣传,建立试点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加强宣传,提高各级群众及领导对于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广泛应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进行农机推广工作的广泛宣传,传播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引起农民的注意和重视,加深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认识。要建立示范点和推广基地,通过实地的示范作用,让农民朋友在实际的操作中对新技术、新产品有直观的感受。充分认识到先进生产技术和新机具的优势,转变传统观念和心态,自觉改变生产行为。 2.5大力实行农机补贴政策 新技术、新产品刚开始推广价格都要高一些,这对于农户来讲有一定负担,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各地的收入水平不一样,在生产成本上都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在推广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落实农机补贴政策,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在推广中的补贴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农机具的更新换代,科学配套,合理布局,综合当地的生产情况,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新型农机具的引进及推广给予一定的政策及补贴扶持,促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3结语 农机化技术推广既是一种技术活动,同时又是一项社会和经济活动。农机推广部门在推广工作中,不但要大力强化推广工作的公益职能,更要注重引导和合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积极调动各部门能积极参与到新技术的现场试验中来,推动示范点和示范基地的建设,建立多元化的农机化技术推广和服务体制,把科研院所、农机生产企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协会、农机大户等各方面的力量都整合进来,通力合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把新技术、新产品等科研成果普及运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发挥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具和新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作者:于艳翠 单位:大安市联合乡农业机械推广站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现代农业发展新技术的推广研究 【内容摘要】:物联网视角下的现代农业信息,是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相结合,它是各个阶段都应用先进的技术集合而成的,在各个方面都有信息化技术的研究,这些技术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管理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物联网;现代农业;技术;生产 一、物联网技术推广应用的意义 站在农民群众的角度上看,物联网信息技术的使用,为许多农民百姓供应了许多免费学习知识的机会。这种方式不仅仅能够推动物联网技术创新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工作能力水平技术,改善了农村生产技术水平,鼓动农村管理技术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联网技术也在不断地革新,并且获得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通过了解物联网上的信息技术之后,农民可以清晰地了解市场状况,根据市场状况进行生产,使农民生产出的产品适应社会的供给需求,以此来扩大农民的收益。再者说来,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物联网技术使农民生产更便捷,也为农民生产提供了科学技术。物联网技术为农村的自然发展情况提供了硬件设施,这种社体有利于农民对信息的了解,和对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这种硬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应用物联网技术不仅仅是机械的使用过程,而且物联网技术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学指导,将科学和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也会使农村发展更加可持续,生态建设更加平衡。农村建设可以依靠物联网的技术,可以实现农村发展的阶段性胜利,这种胜利为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道路选择和多种途径以及技术上的支持。 二、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农业资源利用和资源监测方面上,为了更好的建设农业的区域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土地利用方面利用卫星系统对土地进行监管,在地面接收位置上利用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定位,达到农业的区域性的建设。最近几年,我国为了实现农业区域的全方位管理,我国运用传感技术结合全球定位体统相结合的方式,利用技术对农业资源进行信息的收集和准确的定位,对农业资源现状进行分析,合理规划,系统管理。现代社会要求农业发展也与之前有些不同。现代农业对技术的要求比重加大不仅仅要了解农田的状态情况,还要将农田信息的归纳整理和卫星定位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么做能够更加全面的分析农田的状态,对信息进行系统的收集,并且能够形成空间分布效果图形,情况一目了然,这样才能使生产者做出正确的决定,促使农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据调查发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湿地数据检测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搁置在水源进出口处,进行数据的监管,通过对传感器对湿地附近的环境采样收集,将传感信号通过远程设置发送到监管中心,而通过远程设置通过网络进行数据的分析,对数据进行了解和检测,并能够及时检测出影响水资源状况的因素和水污染情况的分析,提供具体的改善方案,具体的实施过程和方法。 (一)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控 保证国家生态安全,农产品质量提高。资源安全是生态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监测农业的生态环境,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环境的监测和保护,以此来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我们应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建设高科技生态监管系统,完善监测网络体制,为农民提供一个覆盖范围广阔的信息平台,为农民提供广泛的信息和知识。其次,国家应该建立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农业生态建设。例如:法国进行了生态环境系统的革新,对生态系统采取信息归纳、传播、管理、公布四个方面。美国在运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对农作物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了解,了解种植的需求方向,为此来调节植物的生长环境。在我国,晶遥感技术和定位系统相结合与地面监测系统取得联系,这种方式被利用在我国生态环境的监管系统之中,前期主要运用传感技术进行人工信息的监测。人工监测和地面监测系统相结合,这种方式是目前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应用较多的方式。在我国多个省市,运用这种技术进行生态环境的监测,来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代农业数字化管理 现代化农业是数字化农业的基础。数字化农业包括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具体的装备设施,信息收纳和农艺系统为基础的,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数字化农业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农业的数字化仍然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人员、农业技术的推广人员和信息收集者、农民的长期努力和奋斗。假如缺少了现代化的农业设备,还仅仅依靠初级的生产工具的话,农业生产受到自然因素极大的限制。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谈不上技术化,也不是数字化的系统所控制。现代农业的信息是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相结合,它是各个阶段都应用先进的技术集合而成的,在各个方面都有信息化技术的研究,这些技术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管理的关键技术。数字化农业是现代化农业主要表现在在数字化上,同时也不能离开现代生产技术的引导,离不开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和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要想实现农业生产的数据化,就需要符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条件,与此同时数字化农业不仅仅是上述条件的简单的相加,而是将它们作为基础进行的综合性系统。数字化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数字化农业的现代化农业是不完整的、留有缺陷的的现代化农业。数字化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精华部分,将现代化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现代化农业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全面的实施,但是它的出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模板,在技术等诸多方面也成为现代化农业的标准。所以现代化的农业不能没有数字化农业。 三、结语 提高现代工业装备在农业的使用率,为农业数字化提供物质基础,数字化农业要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武装农业生产水平,从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用现代信息技术控制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生产结果提供物质准备。 作者:龚艳艳 单位:兰陵县矿坑镇政府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农机化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1农机化新技术推广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1.1是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农业生产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机的普及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须条件,而农业机械是科学技术的具体体现,通过农业机械才能将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业,发挥其高效优质的作用,达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及质量的目的,农机化推广是科研及生产之间的桥梁纽带,能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农机化推广工作,要通过一些试验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及技术在生产中进行实践,检验新技术装备的各方面特性,比如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适应性、经济性,经过实践总结,不断改进,才能形成标准和规范的机械生产模式及配置方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在农机化发展中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 1.2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增产增收 农机化推广工作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及新产品及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起到增产增收的作用。另外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及农机合作组织的培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进的农机化技术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及农业增效的手段。 1.3农机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传统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农机、农艺、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融合问题,农机与农艺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长期磨合才能使其相互融合,达到应用的生产效果。在推广方面,有的机构性质不明确,在投入上经费不足,推广力度不够,还存在农机农艺难以融合的情况,所以对于农机推广工作,需要深入的细节还很多,任重而道远。 2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应采取的措施 2.1增加投入,提高服务 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中,经费短缺是很多地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上不去,服务能力低下,推广工作开展不利。所以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明确公益性职能的定位,对于推广工作的条件加以改善,完善运行机制,对于工作活力及服务水平都非常重要。 2.2努力创新,提升成效 坚持创新完善机制,采用多元化、服务优质化的工作方式构建新型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农机化科研、教学、推广、生产单位协作长效机制,对于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快新成果的转化,促进新产品、新技术能及时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完成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2.3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离不开推广人员的努力,推广人员的思想意识及工作能力对于推广工作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要积极开展推广人员的教育培训活动,在思想意识方面加以强化,促进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更新,使其在业务素质、专业能力等方面得到综合提高,以适应新时期推广工作的需要。在高校、职业院校吸纳毕业生加入到推广队伍中来,加强队伍建设,发展村级农机推广人员队伍,提高推广一线的技术力量,促进推广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 2.4加大宣传,建立试点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加强宣传,提高各级群众及领导对于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广泛应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进行农机推广工作的广泛宣传,传播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引起农民的注意和重视,加深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认识。要建立示范点和推广基地,通过实地的示范作用,让农民朋友在实际的操作中对新技术、新产品有直观的感受。充分认识到先进生产技术和新机具的优势,转变传统观念和心态,自觉改变生产行为。2.5大力实行农机补贴政策新技术、新产品刚开始推广价格都要高一些,这对于农户来讲有一定负担,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各地的收入水平不一样,在生产成本上都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在推广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落实农机补贴政策,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在推广中的补贴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农机具的更新换代,科学配套,合理布局,综合当地的生产情况,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新型农机具的引进及推广给予一定的政策及补贴扶持,促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3结语 农机化技术推广既是一种技术活动,同时又是一项社会和经济活动。农机推广部门在推广工作中,不但要大力强化推广工作的公益职能,更要注重引导和合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积极调动各部门能积极参与到新技术的现场试验中来,推动示范点和示范基地的建设,建立多元化的农机化技术推广和服务体制,把科研院所、农机生产企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协会、农机大户等各方面的力量都整合进来,通力合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把新技术、新产品等科研成果普及运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发挥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具和新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作者:于艳翠 单位:大安市联合乡农业机械推广站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现代农业机械新技术综述 1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 推广新农业技术,首先要从人的工作做起。这就需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资格和素质,严格做到持证上岗。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考试并且考试合格,在人事上实行聘任制度与辞退制度,激励技术推广人员在推广工作上的热情。同时,还要积极引进更多的科技人才参与到推广机构工作,为农业推广事业服务。为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需要对技术推广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与考核。 2大力发展低碳农业配套机械化装备 低碳是时展的号召。在农业机械新技术上引进低碳概念,势必有利于新技术得到更好更广的推广。低碳农业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节约型农业,发展低碳农业技术将依靠低碳农业工程技术来完成。低碳农业工程技术主要是指节能技术。而节能技术则依靠低碳农业配套机械化装备来实现。在发展低碳机械化装备过程中,需要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借助机械化提高效率,并且对田间作物进行信息化科学管理,因地制宜地配建排灌水渠,搞好田间道路交通建设,实现大面积、大范围内的统一机械化作业。低碳农业配套机械化装备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农业机械化、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产地加工与储藏、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基地环境保护以及现代农业公共服务等环节的设施装备建设上。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多位一体化的低碳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系统研究、集成创新的过程。发展低碳装备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开拓以精准播种、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为重点的土地,充分利用农业土地面积,提高资源利用率。总之,大力发展推广低碳农业配套机械化装备,可以更好地健全农业机械化科技推广体系,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对农业增长的带动作用。 3深入优化农机与农艺结合方式 解决农机与农艺的完美结合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一步。简单来说,农艺是指农业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农机是指为实现这些工艺过程而设计制造的相应农机具及其管理运用技术。大量实践经验证明,确保农机与农艺的有机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优越性。从实际情况出发,优化二者的结合方式,需要制定科学的农艺准则与规范机械作业。充分考虑农作物种植工作的各项因素,如播期、密度、施肥期以及施肥量等。然后,再制定相对应的机械化工艺规范;需要制定主要农业机械的技术规格及性能指标,降低机械使用的运维成本;要加强农艺与农机的协同攻关、农机的研发力度,以提高农业系统的产量、质量与可持续性发展。 4总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农业机械新技术为机械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全面提高。通过文章对农业机械新技术推广的相关介绍,笔者坚信坚持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及时在农业中引进并运用各种新技术,完善新技术的推广服务体系,搞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在此基础上,农业机械新技术的发展前景一定是美好的。 作者:陈军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中心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现代农业新技术发展研究 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是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十二五”期间,中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作为主线,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农业是基础的战略性产业,农业发展模式的变化需要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国务院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三个涉农(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和环保技术),2011年中央1号文件的公布,主要突出了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提到了在水资源稀缺的状况下,节水灌溉技术的创新发展是重中之重。中国是粮食消耗大国,水资源短缺最大约束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从保障粮食的供给方面看,应大规模推广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水增粮增效,为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和实现粮食持续稳产、增产提供有力支撑;从耕地的土地资源来看,中国现有耕地面积18.26亿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有2/3以上的中低产田,耕地总体质量不高,而且有占耕地总面积41%的低产田,产量只有总产量的18%。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因此,迫切需要科学、有效地利用资源,强化科技创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和高效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道路。 2.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农业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的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农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重要方针。从“科教兴农”战略提出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的重要论断,从“十二五规划”到“中央一号文件”的方向指引,盘锦农业科技发展都有长足进步。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京揭晓,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处代表伯希•米西卡先生将一块标有“盘锦大米2011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字样的牌匾首先授予盘锦;全国三千多知名品牌中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脱颖而出;大棚育苗机械化水平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3.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是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优秀。由于资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为农业的发展开辟空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农民通过应用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实现有稳定的收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发展,促进“三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联动,迫切需要发展新的农村科技服务系统,加快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民的幸福指数。 二、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途径和措施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紧紧围绕主要方面(如粮食的有效供给、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线,优化农业生产的技术结构,促进农业科技服务水平,提高农业科技管理效率,加快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不断加强农业科技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1.加强水稻工厂化育苗,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水稻工厂化育苗起着重要作用。水稻大棚工厂化育苗降低了育苗作业劳动强度,省时、省工、省力、省地,可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高产出。近年来,国家对水稻大棚工厂化育苗给予了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在2012年省农委下达水稻现代化示范区大棚育秧中心建设任务中,盘锦38个育秧中心符合建设要求。全市新建标准育秧大棚2630栋,占全省3750栋的70%;购置催芽设备22套,占全省30套的73%;硬盘1024.1万盘,占全省1309.5万盘的78%。盘锦水稻大棚育秧水平走在全省的前列。 2.认真组织水稻高产创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011年,盘锦承担了农业部44个水稻高产示范区创建任务(大洼县25个,盘山县19个)。大洼县是全省唯一的部级水稻高产创建整县推进试点,盘山县太平镇是整乡制推进乡镇。 盘锦市高度重视水稻高产创建工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水稻高产创建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细化责任分工。一是统一良种;二是工厂化育苗;三是节水栽培技术;四是统一配方施肥技术;五是统一栽培技术;六是统一综合防控病虫草害;七是推进全程机械化生产;八是落实抗灾应变技术;九是统一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通过全程培训、实地指导、加大投入、统防统治和科学管理,使水稻高产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粮油高产创建活动开展顺利,示范展示效果明显。经省专家组统一对44个部级示范区实测,水稻产量全部达标。作为全省唯一的部级水稻高产创建整县推进试点的大洼县水稻平均产量680千克/亩,超创建目标产量650千克/亩的4.6%,最高产量超过850千克/亩,全县水稻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作为整乡推进试点的盘山县太平镇,经市、县专家组测产,产量高达724千克/亩。 3.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为重点,全面提升科学施肥水平 “农业以土而立,因肥而兴”,测土配方施肥是农业部门重点推广的一项节本增效技术。实践证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2011年全市实施测土配方施肥150万亩(其中盘山县80万亩,大洼县60万亩,市级打捆单位10万亩),采集土壤样品1400个,获得检测数据115000项次,设立“3414”试验14个,配方校正试验22个,建立示范田和示范区159个(示范面积达109万亩),制定施肥配方5个,发放施肥建议卡60300张,创建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区258个(其中大洼县153个,盘山县100个,市级打捆项目区5个)。重点培植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户、种粮大户、科技示范户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全面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全过程保姆式服务,形成“专家进大户,大户带小户,农户帮农户”的良好氛围。 4.加大土壤有机质提升力度,提高耕地质量 为了给后代子孙“留一块绿地、留一片蓝天”,杜绝田间地头焚烧秸秆,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稳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化肥施用量10%。综合考虑本区气候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模式和农民生活习惯,在西安农场、东风农场、新立农场、清水农场、沙岭镇、陈家乡等地设10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设有标示牌,定点调查、监测,了解、掌握土壤理化性状变化情况,向农民展示秸秆还田提高耕地质量的效益,方便农民参观、学习,以带动周边农户实行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的积极性,使农民了解用地与养地的结合。 5.加强肥料新品种的研制、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针对当前肥料市场存在品牌多、质量杂、农民认知程度低以及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环境污染、土质恶化、能源浪费、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必须把向农民推广品质好、价格廉、效果明显的肥料作为农业技术部门的首要任务。因此,把增施有机肥、应用叶面肥和重视中微量元素等一系列措施作为工作重点,重点推广秸秆还田技术、叶面肥喷施技术、增施有机肥技术,全市推广秸秆还田面积8.8万亩(盘山、大洼各4.4万亩),安排两个新型肥料实验点,与盘锦鑫美日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硅酸盐新型有机肥料。 三、小结 中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范围也正在孕育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农业科技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盘锦市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开展水稻工厂化育苗和实行秸秆还田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全面提升科学施肥水平,提高了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11年全市44个部级示范区水稻产量全部达标,作为全省唯一的部级水稻高产创建整县推进试点的大洼县,平均创建目标产量650千克/亩的4.6%,最高单产超过850千克/亩,全县水稻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要继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盘锦现代农业发展,以应对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需要。 作者:杨瑾 单位:盘锦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新技术带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近年来,青岛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和城乡互动战略,用工业的理念来谋划现代农业发展,以建设高效、生态、品牌农业为主攻方向,积极落实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实施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传统的“三农”问题呈现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音乐、吃套餐、睡蚊帐——物理农业养出“贵族菜” 距离大白菜收获还有段时间,可胶州大白菜协会已经接待了好几拨前来订购大白菜的外地客户。去年冬天一度卖到100元两棵,如今又未收先卖,胶州大白菜身份缘何如此金贵?近日,笔者走进胶州大白菜的种植基地,亲眼目睹了“贵族菜”独特的种植管理方式。 胶州市大白菜协会会长徐明振告诉笔者,植物声频控制技术是目前物理农业科技发展的优秀技术。声频发生器根据植物的谐振频率、环境因子和含水量等因子的变化,选择产生相应频率波段的谐振波,这些波动能量直接作用于植物神经脉络上的穴位,与植物产生共振,刺激植物的光合作用,促进营养的吸收,加快植物的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 随着胶州大白菜名头越来越响,胶州更加注重提升大白菜的品质。今年,该市投资1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经过对土壤、水、大气的严格检测,对不同地块土壤取样化验,根据土壤含肥量和不同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元素的肥量,合理用肥。 来到胶东镇后店口村黑增江的白菜地,老远就看见一座座一人多高的“白纱帐”。罩在菜田上的防虫网就像一顶巨型“蚊帐”,可防止害虫危害、减少农药污染。对于菜地里繁殖的少量害虫,每个帐子里还设置了一盏中频振式杀虫灯,利用光、波、色、味四种方式诱杀小菜蛾、菜螟等害虫,彻底杜绝蔬菜害虫。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生物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放赤眼蜂治玉米螟,用生物天敌“收拾”害虫,在青岛地区还是第一次。人们满怀着好奇听生物学博士于毅讲解。“大家看,这就是赤眼蜂的卵。”于博士拿出一个绿网包,里面盛满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如米粒般大小的白圆球,他拿出一小包来演示说,“这一小包就是3000头赤眼蜂,用针把它别在玉米叶的背面,防风防雨又防高温。两三天以后,赤眼蜂就孵化出来了,它会找到玉米螟、棉铃虫、桃蛀螟等害虫的卵,把自己的卵产在害虫的卵里面,利用害虫卵的营养孵化后代。 这样,害虫还在卵的阶段就被‘吃’掉了。一般一亩地放四次赤眼蜂就够了,第一次只需要放一包,等到了玉米螟盛期,就放三包”以前,农民都用农药打害虫,今年为什么要采用生物技术呢?即墨市农业局局长胡思荣说:“用农药防治玉米螟,每亩地大约需要10元钱,而用赤眼蜂每亩地只需要8块钱,并且省工省力、安全无毒,提高了玉米品质,减少了化学药品对环境的污染。慢慢的,赤眼蜂逐渐繁殖多了,害虫自然就会得到控制,还能维护生态平衡呢。今年,我们即墨下大力气搞‘吨粮田’建设,所以这次先在粮食高产区内选择了2000亩秋玉米做试验,明年打算大面积推广开,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避开自然资源的强约束力——避灾农业增强农业的抗灾能力避灾农业,即在农业生产中,避开自然资源的强约束力,变主要依靠地利为主要依靠人的智力及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主动型农业。避灾农业思维的基本点是:消除对抗性,走向顺和性;避免单极性,注重系统性;减少粗放性,增强科学性。 把引进推广新良种、新技术作为增强避灾能力的支撑点和避灾增收的突破口。青岛市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提高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目前,全市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9%。 几年来,青岛市还大力推广旱作农业,通过改进灌溉技术,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特性浇关键水,采用膜下暗灌、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水渠渗透,提高水的利用率;在干旱到来前定期喷施旱地龙、腐殖质酸等抗旱剂,提高了农作物的抗旱能力。 为配合“避灾农业”的发展,青岛市健全完善了农业抗灾测报防治体系。及时根据灾情需要开展技术指导和现场服务,保护农民财产安全。“避灾农业”的兴起,为农民买上了一张保险单。 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都市农业分外耀眼 从一碧万顷的海青茶园到烟波浩渺的陡崖子水库,从古韵悠悠的藏马山到帆影点点的灵山岛,胶南处处激荡着都市休闲农业的身影。 利用农业生产场地、农产品、农业经营活动等资源,超前规划设计,充分发挥农业休闲功能,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体验,提高农民收益——都市休闲农业已成为青岛市郊区利用休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 这几年,崂山、黄岛、城阳乃至市郊各地的都市农业已经展现出其耀眼的光芒,市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发展城郊旅游观光农业是大城市郊区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青岛市郊农业资源优势明显,具有发展都市农业的良好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条件,因此,青岛市计划到2010年在全市范围内建成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功能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成一批以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为特色的都市农业区和高标准的观光休闲农业和都市农业经济带。届时,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8000元以上,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的城郊旅游观光和都市农业区。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现代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探索 摘 要: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是属于我国整个农业机械化进程的P键组成内容,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必不可少的优秀环节。因此,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的推广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益,在农业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农业机械化专业的一门总论新课程,现代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探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意义,分析了现在农业机械化新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新技术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领域也逐步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农业经济飞速增长,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来说,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推广这一项工作是其中的关键组成内容,也是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化以及智能化的优秀方式之一。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的推广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必不可少的优秀环节。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的推广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益,在农业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如何结合当前的新的形势,进一步做好的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推广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重中之重的历史任务。 1 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概念 农业机械化技术,即农业生产中所运用到的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就有了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农业技术,而现代化农业机械的生产和应用却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现今不仅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糖料、茶叶等经济作物和林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机械化水平也有了一定高度,农业机械化作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旋律。尤其是规模农业的迅速发展,更提升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中的地位,并促使现代农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离开农业机械化的农艺成果都只能是“水中月”,是落后的农艺。只有适应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农艺成果才能派得上用场,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2 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的意义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的发展、科技飞速的进步,使得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也突飞猛进。而且飞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也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产值,促进了乡镇的农业生产逐步走向技术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已初步实现了农业生产机械化,基本建成了属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体系,这也体现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先进水平。农业机械化新技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思想,提高其现代化农业的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数要靠畜力和人力去劳动,这种落后的方式明显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的增产以及增收。因此,要想实现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必须要做到高效、优质而且环保的基本特点。这才是符合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且逐步实现知识化以及智能化的最终目的。 3 现代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探索 由于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所涉及到的专业技术不断在进步,涉及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但是目前来说,由于自身对特定空间及时间的要求,农业机械化新技术侧重点不同,增加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在课程中的统一讲解难度。传统课程中的很多原则是被淘汰的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 由于当前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尤其是当前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涉及到形势以及政策这2方面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广泛,渠道越来越多,而且传播的形式也越来越复杂。 对在校大学生来说,对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课本上。因此,需要加大对学生实际机械化操作能力的培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4 结束语 现如今,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技术正在快速前进,提高在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农业机械化的优秀人才显得格外重要。因此,重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教学方法,让学生热爱农业,对机械化新技术产生兴趣是仍需努力的目标。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控制大豆重迎茬减产的现代农业新技术 摘 要:通过对大豆重迎茬地块的对比研究,了解造成大豆减产的因素,找到控制大豆重迎茬减产的有效措施,并将有效措施应用到生产中,实现丰产丰收的目的。 关键词:大豆重迎茬 原因 措施 大豆重迎茬减产的原因很多,有以下几个综合因素: 一、大豆重迎茬使耕层土壤的理化性状恶化,耕层变浅板结。土壤肥力下降,养分失调。重迎茬大豆由于比玉米茬等茬口土壤耕作、施肥水平等差,而使根际土壤微生物区由高肥性的“细菌型”向低肥性的“真菌肥”转化。土壤中养分过分的单一消耗,连续几年种植大豆,每年都吸收相同养分,大豆铵态氮有所增加,磷钾过分消耗,氮、磷、钾比例失调。因而造成营养元素片面消耗,不能满足大豆生育期对土壤养分的需求。从而影响大豆正常生长发育,最终影响产量、效益。 二、大豆根系微生物活动中,能分泌一种呈酸性反应的物质。经常不断的分解出对大豆有毒害作用的物质。使重迎茬大豆正常的代谢过程受到影响,由于土壤酸度增加,根系发育不良,根瘤菌活动能力减弱,固氮能力下降,植株生长受到抑制。 三、大豆病虫草害的发生是造成大豆重迎茬减产的重要原因。重迎茬大豆可使以大豆为寄主的一些病虫害逐年加重,如大豆细菌性斑点病、孢囊线虫病、根腐病、立枯病以及食心虫等危害加重,另外,也会使大豆的恶性杂草加重蔓延。 为了使重迎茬对大豆产量的影响降低到最低,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一、重视整地质量、增施有机肥,适时铲趟 1、推广应用秋整地技术,建立以深松为主的三年轮深耕耕作制度。深耕可打破犁底层、消灭病虫害、提高蓄水保墒能力,抗涝防旱,增温防寒。广辟肥源,每三年轮施一次有机肥,亩施用量3立方米以上,可以大大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改善大豆生长环境。 2、适时深松铲趟防寒增暖。生育期内应加强中耕管理,当大豆供土后进行铲前深松或趟一犁,大豆第一片复叶展开时进行第一遍铲趟。第二遍铲趟在苗高10厘米左右进行,趟成张口垄。第三遍在大豆初花期进行,趟成方头垄,深趟多培土,从而实现疏松土壤、防寒增暖、消灭杂草的目的。 二、选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不同的地区在重迎茬条件下、不同的品种在产量上有很大差别。新的优良品种生长势强、抗性强。按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选用熟期适宜、耐重迎茬的优良品种,可以减少大豆产量损失。2006年表现较好的品种有黑农48、黑农44、黑农50、绥农17、东农42等。 三、加强病虫害的防治 影响大豆产量的主要病虫害有根腐病、疫霉病和孢囊线虫等。这三种病虫害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危害不一样。多雨年份土壤湿度过大,易发生根腐病;干旱年份孢囊线虫病发生较重。2006年我市三种病虫害都发生较轻。要应用好种子包衣技术,应加强对土壤及各种病虫害的防治,选用高效农药品种及时防治。对重迎茬地块必须要加强严防。 四、适当使用氮肥,合理增施磷、钾肥,辅助其它肥料的施用 1、土壤施肥。由于长年不施氮肥,氮肥量减少,不能满足大豆生长的需要,在增施磷、钾肥同时,可施用适量氮肥,以促进大豆的生长。按照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要求进行施肥,推荐使用配方肥。 2、叶面追肥。若大豆前期生长较弱,为补充其营养,促进生长发育,提高抗逆性,根际追肥要在铲后趟前进行,每公顷追施尿素45―75公斤(每亩3―5公斤),追后立即中耕培土;叶面追肥要在大豆初花期进行,每公顷用10公斤(每亩0.7公斤)尿素加磷酸二氢钾1.5公斤(每亩0.1公斤),溶于500公斤水中喷施。施用高效叶面肥可以补充养分的不足,促进植株健康生长发育,对提高重迎茬大豆产量有很好的作用。市场上有一些大豆重迎茬调节剂、叶喷剂、专用肥的效果也很好。 五、控制杂草的繁衍 重迎茬大豆杂草危害较正茬严重,与大豆伴生的苍耳、寄生的菟丝子等恶性杂草能加速蔓延,与大豆争夺营养、水分和光照等,同时,由于长期或重复使用普施特等残效期长的豆田除草剂,使杂草增强了抗药性,又增加了土壤残毒,致使化学除草对恶性杂草的效果不好,还影响大豆和下茬敏感作物的生长,严重者可造成大豆籽粒留有残毒,降低质量,影响出口。最好做法为秋季拿大草,使草籽在未成熟时消灭掉,减少了下年的草害发生。 六、适当加大种植密度 大豆重迎茬种植,由于生长势弱而导致病虫危害加重以及营养不良容易出现死苗、病株、弱苗,减少田间绿色面积。应适当加大播种量,要保证亩播种量在4.5公斤以上。合理分布群体,可以提高大豆产量。 七、应用化控剂促进作物成熟 在大豆初花期选用审定推广优质、高效大豆叶面肥,超低容喷雾,均匀喷施于大豆叶面,促进大豆提早成熟,具有降低株高、防止倒伏、降低结荚部位、增加有效结荚数的作用,增产增收显著。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现代农业中的高新技术 农业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命脉之一。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农业科研投资和研究开发力度,以谋求在2l世纪取得各自优势和重要地位。由此,2l世纪的高科技农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人类提供的粮食及其他食品将更加丰富。 目前,高科技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现状如何呢?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德国农业专家在收割机上安装一台估产装置,同时再装一台卫星导航仪器。卫星定位系统和估产装置便会记录反映每块农田实际年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每块地产量不同的原因,比如土质不一样、使用肥料的差异等。另外,为了除杂草方便,在耕作之前,农业工人携带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在农场地里走动,接收器便会准确定位杂草多的地块,并将杂草多的地块的坐标输入手提式计算机中,再将其他有关数据输入拖拉机上的计算机内,这样当拖拉机耕作时,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便会监视拖拉机行驶方向,在到达杂草多的地块时自动喷洒除草剂,达到除草目的。 在监视虫害情况方面,卫星技术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美国科学家运用卫星遥控技术监测葡萄园的虫害,取得重大突破。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主要的葡萄生产基地,往往因葡萄蚜虫的侵害而造成巨大损失。科技人员利用飞机和卫星对加州的葡萄园进行地面扫描,然后大面积收集葡萄叶面反射的热量和光度变化两方面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出葡萄是否正受到蚜虫危害。由卫星遥控技术提供的遥感分析,为葡萄蚜虫的早期防治争取宝贵时间。 卫星技术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应用很突出。2006年9月15日,我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八号”育种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主要用于航天育种实验。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人介绍,卫星上装载了粮、棉、油、蔬菜、林果、花卉等9大类2000余种约215公斤农作物种子和菌种,搭载数量和种类是1987年开展航天育种研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负责人还介绍,这是我国发射的第23颗返回式卫星,今后一段时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将对卫星进行跟踪并按计划将其回收。中国返回式卫星将为国内外“空间微重力实验”用户提供商业服务,全面迈向卫星商业服务市场。 近4年来,航天育种增加了农作物新品种,并按计划推广了850万亩,粮食增产3.4亿公斤,创收约5亿余元。此前我国已成功进行13次航天育种实验,可以说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用适当的激光对农作物加以照射,既能提高产量,还可以培育出新的品种。俄罗斯科学家先用波长441.6纳米、强度10瓦/平方米的蓝色氦-镉激光束照射小麦种子两小时,隔三小时再用波长632.8纳米、同样强度的红色氦-氖激光束照射两小时。经照射过的小麦种子分蘖抽穗多,穗头饱满结实,平均亩产可提高60千克,小麦的蛋白质含量也增加了5%。 近来,日本滨松霍德尼克斯电机厂用半导体激光照射培育水稻也获得了成功。由于叶绿素容易吸收红光,他们就用以红色为主的半导体激光对稻苗进行照射,用此法培育水稻,3个月就可以收获。 美国科技人员发明的激光成像装置可以发射低能激光脉冲,并记录反射光束返回的延误时间。安装了这种装置的直升飞机起飞后,激光束能扫描飞行的垂直方向,在自动搜寻时如果发现没有树叶便会关闭喷嘴,避免在果树间的空地上喷洒农药。这样能够使得向果园喷洒的农药节约40%,既节省了资金,又减轻了环境污染。 利用红外扫描的方法,还可以为农作物诊断“疾病”。美国科学家派出飞机在900米高的夜空飞行,机载红外扫描仪沿途测量其下方农作物散发出来的热量,然后计算机可自动将其绘制成彩色地图。这样农作物患病或遭受虫害侵袭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一方面可以及时查出病情,有针对性地喷洒农药;另一方面可以预测庄稼的潜在疾病,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激光应用在我国农业中也取得很大进展,例如利用农产品对激光的吸收和反射来检测其糖酸度、质地、ph值、成熟度、干物质。应用激光诱导莹光技术来检测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叶绿素、成熟度、干物质量。利用激光控制光谱技术来检测农产品水分损失量、农药残留量。对于激光检测应用的未来趋势,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期待。 工业机器人对人们来说早已不再陌生,而如今农业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农田里,为农业的发展带来极大便利。 美国研制的施肥机器人能从土壤的实际情况出发适量施肥,因减少施肥总量而降低农业成本,并且有利于地下水质的改善。西班牙发明的采摘柑橘机器人由一台装有计算机的拖拉机、一套光学视觉系统和一个机械手组成,能从颜色、大小和形状判断出橘子是否成熟并决定能否采摘,平均每分钟能摘柑橘60个,是人工采摘量的7倍。另外,该机器人还能依靠装有视频箱的机械手,将采摘下来的柑橘按照大小进行分类。 英国西尔索研究所开发的采蘑菇机器人装有录像机、红外线测距仪和视觉分析软件,能确定哪些蘑菇可以采摘以及属于哪种等级,然后测出其高度以便采摘。它每分钟能摘40个,比普通的手工方法快2倍。 法国研制的分拣机器人能在潮湿肮脏的环境里工作,把大个番茄和小粒樱桃加以区别,然后分别加以装运。它还可分拣不同大小的土豆,并且不会碰坏它们。 英国推出的全自动挤奶机器人用气作为动力,韧性大,适应性强,即使奶牛踢它,两者皆不会受伤。有意思的是,它能使奶牛自己选择挤奶时间,从而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丰富,农业机器人研究起步较晚。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农业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现代农业技术装备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为加速农业市场化、信息化、现代化以使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在“十一五・863计划”中设置了多项与农业机器人相关的科研选题,包括水果及蔬菜收获机器人、农业机器智能导航技术、自主作业农业机器人和农田自动获取技术等。 当代高新技术中,现代生物技术是最具发展前景的前沿学科。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及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21世纪将有大量农业生物技术产品问世。 美国科学家利用抗除草剂基因培育出抗除草剂大豆和小麦新品种,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抗病毒西红柿和烟草。通过转基因植物研究,使土豆的蛋白质含量增加,淀粉含量提高20%至40%。 研究人员正在研制能够代替注射疫苗的超基因蔬菜瓜果,他们用基因工程方法把微生物抗原基因植入蔬果细胞中,并在培养基中用这些细胞培植出秧苗,然后移栽到农田中,结出的种子含有异已基因。这些种子长出的蔬果能够合成细菌原始基因所控制产生的特有物质,也就是说,食用这样的胡萝卜或香蕉,就如同接种了疫苗一样。 用生物技术遗传工程还可以培育出特殊牲畜,促进畜牧业发展。美国科学家给两千头种猪注入生长基因后,约有20%的卵子发育成超大型猪,生下的小猪相当于普通小猪的两倍,3个月后便可上市,省下大批饲料。预计到21世纪前期,用基因工程培育出如牛一般大的猪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农业防旱、节水方面,发达国家也有新进展。“化控节水”是除生物育种节水之外最有效的防旱抗旱措施之一。“化控节水”是一项用于农业生产、花卉、园林绿化、荒漠改造的先进技术,它采用一种高分子吸水材料,这种材料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吸收自身重量几百倍甚至倍数更高的水份,同时还具有超强的保水性,将它放入土壤中不仅能吸收空气与土壤中的水份,而且能将大量雨水或灌溉水牢固地保存在土壤中从而形成农作物的“小水库”。它对作物无毒害、无污染,可与任何肥料农药混合使用,同时还能吸收肥料、农药和各种微量元素,使之缓慢释放,从而提高肥料、农药和各种微量元素的利用率。 “化控节水”能抗旱保水,有效提高幼苗成活率,推迟作物萎蔫的时间,提早作物成熟期,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这种技术在我国河南有些地区已试用。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以现代农业新技术 促进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 为适应市场需求,提高我县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彻底解决我县农产品“多而不优,优而不多”以及生产规模小、产业链条短、综合效益低等问题,近年来,我县在稳定粮食生产面积,确保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重点围绕把我县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黄淮流域最大的小麦生产基地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原料生产基地的总体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攻高产、高效、生态、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使农业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优质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起步较快 我们首先从抓宣传和示范入手,组织有关专家制订了多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标准和操作技术标准,并印成明白纸免费发放到农户手中。经过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使我县又组织申报5个市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使全县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达到19个,涉及多个品种。在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同时,围绕“调优调高”的原则对农业种植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优质农产品的比重逐步上升,几大主要作物农产品的面积逐年增加。 高效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全县依托传统优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实施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目前已初步形成六大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即:黄寨镇的万亩无籽西瓜、城关乡的2000亩花卉、郝岗乡的1.2万亩烟叶、姚集乡的5000亩日光温室蔬菜、练集镇的500亩美人指葡萄,以及沿城巴公路的舒庄、白寺、农场的10万亩良种繁育基地等。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势头良好 我县紧紧围绕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搞好各项服务工作。截止2007年,全县成功申报了爱普饲料、佳利达纺织、福音食品、郝岗乡绿色工程、国家1439粮食储备库等11家为市级以上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目前又筛选出固墙镇绿源精品果业、固墙宏达农科贸等企业.将申报为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靠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结构调整,逐步形成以小麦、玉米、棉花、肉食、中药材、木材等产业链条。目前,各类龙头企业可以带动20多万农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 订单农业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我们把发展“订单农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企双赢、解放“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有效地避开市场风险,解决农业种植的盲目性以及企业原料的不稳定性,在广泛调查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订单农业和标准化农业发展规划》,重点围绕本地现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建立生产基地,拉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提高了产后附加值,实现了农企双赢。2007年我们发展优质订单小麦40万亩,基本实施了未产先销,仅此一项就为我县农民增收4000多万元。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与模式选择 一、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 对于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国内有关理论研究文献很多。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两重性;陈璐(2004)提出,农业保险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孙秀清(2005)则明确提出,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商业性经营已陷入困境,完全由政府主导政策性保险又面临许多障碍。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既有创建之初的快速发展,也有商业化运作的萎靡滑坡。从总体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2003年)。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业务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92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同时,赔付率也大幅度上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达到119%.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又减到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保费不足1元。据统计,1982—2002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在经营,但品种、规模很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后快速发展到萎缩低迷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由于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加入WTO过渡期终结的日益临近,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农业政策性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目前,国内已设立了四家农业保险公司,即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盟农业保险公司、阳光互助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公司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基础上由上海11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金2亿元。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是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的试点。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人新的阶段。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是吉林省内5家企业共同发起,2004年7月由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又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2亿元。安盟是法国第二大综合性保险公司,最早由农民以互助形式组建,已有100多年历史,在农业保险领域占据法国65%的市场份额,是世界农业保险领域的领先者。2000年3月安盟首次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2003年6月获得在西部地区经营财险业务许可证,并且把四川作为安盟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立足点,正在谋求以“财寿合一,肥瘦平衡”的理念赢得中国农村保险市场。安盟公司的进入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多元化模式的形成。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扩大试点范围,通过试点探索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并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为此,有人乐观地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春天即将来I临。 (二)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分析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趋利性的目标追求,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乃至消失,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2.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匮乏,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危害程度会更大,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 3.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作保障,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4.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法规的有待健全之间的矛盾。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而地域和个性的差异导致的逆选择性,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原因除了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保障农业保险良性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缺乏是重要原因。《保险法》是我国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对农业保险不适用。《农业法》也只是泛泛谈及,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二、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基本思路与模式选择 (一)构建的基本思路 对中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而言,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可能选择单一经营主体的道路,不可能缺乏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通过推进七种模式的试点来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即政策性公司经营、相互制公司经营、商业性公司代办、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外资公司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再保险运作。尽管模式很多,但从系统构建的角度看仍是点的安排,没有实现从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支持政策的构建到政策性、商业性保险业务多元化经营主体的形成,以及政府、企业、农产之间效益平衡和持续循环的系统部署。 对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必须在借鉴、遵循国外先进经验和共性规律的基础上,着眼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立足现有金融资源(主要是政策、机构),以政府支持、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导向,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主线,以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完善为内容,以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为特征,以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办,商业性保险公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金融机构经营为组织形式,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加快建立保障有力、运营高效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提供有效手段。 (二)构建模式选择 根据国际经验,综合业内的观点,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政府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负责各地农业保险业务的直接经营;二是成立合作性保险组织经营原保险,政府成立专门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或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经营);三是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原保险,政府成立专门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对构建模式的选择,必须遵循科学、高效、可行、易管的原则,立足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大框架下去构建。 第一种模式:经营成本高、财政负担重。新成立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专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不仅要设立新的机构和遍布全国的网络体系,还要聘用大量的人员,加之专门机构组织体系发展的惯性,势必导致机构的迅速膨胀。其结果必然造成经营成本较高,财政负担过重。同时,面临政府精简机构的大形势,也不合时宜,缺乏可行性。但通过专门机构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思路是可取的。 第二种模式:自愿互助难、组织基础差。农业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加之农村人口素质较低,收入水平不高,农民的保险意识淡漠,在广大农村通过农民自愿互助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难度非常大。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不仅组织基础薄弱,而且通过成立合作性组织经营保险的政策背景也非常不成熟,与国情不符,更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的思路应该借鉴,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或中国再保险公司经营再保险应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和财政资金投入,但必须明确由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的主渠道作用。 第三种模式:合乎规律、符合国情。立足现有资源、促进多元化发展是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构建的重要准则。立足现有商业保险公司资源,发挥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国外的经验,更是市场化运作的客观需要。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高效运行机制和网络体系,实现节约管理成本、完善市场化体制的目标。但必须以单独核算、分账管理和政府对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为前提。立足现有农业政策性金融资源,设立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部门负责经营再保险,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金融资源,确保政府目标的真正实现,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的设立和膨胀,还能够实现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管,并且切实可行,易于操作。 (三)选择模式的具体构建 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在具体操作上可考虑: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履行农业政策性保险经营的职能,实现政策性银行混业经营,主要负责再保险经营业务。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是社会上现有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以商业化、社会化保险公司和经济组织经营为主,以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为辅,实现政策性业务、市场化运作、多元化经营。政府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对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支持。财政承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管理费用。保监会对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进行监管。具体见图1. 选择在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基础上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模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一是充分借鉴了国际上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成功经验,遵循了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有效规避信贷资产风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是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经营的趋势,可以提高经营效益,避免市场垄断,降低财政支出。三是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尽快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易于操作,在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进行构建,避免了设立机构的巨大财政成本投入,国家财政对农业政策性贷款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也可以避免通过中国再保险公司或新成立机构经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需要新建立财政补偿体系政策的复杂性。四是符合政府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支农作用的主旨精神。 (四)外部环境的营造 采取立足现有政策性金融资源、商业性金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政策性业务、市场化运作、多元化经营的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模式,必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政府要在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履行支持“三农”的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将农业政策性贷款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有机衔接,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整体支农效能,适应“三农”发展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巨大需求的新形势。农村信用社改革决不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部,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日渐步人正轨后,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必然要摆上议事日程。(2)要制定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经营方式、保障条件、各级政府的职责、财政补偿机制、再保险机制、农民参与形式、监管等内容进行明确和规范。(3)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中,丰富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内容。可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合作,尽快开展试点工作。(4)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监管。 农业政策论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变迁 内容提要:1962年形成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重要的共同政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制定共同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竞争法则, 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以保护内部市场,建立共同农业预算,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改革,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逐步过渡到了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欧盟农村的全面发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产生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西欧各国认识到使用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和统一欧洲是行不通的,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繁荣。为此,1951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在罗马签署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原子弹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以促进欧洲繁荣和欧洲人民的团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其后经历三次扩大,英国、爱尔兰与丹麦于1973年,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分别加入共同体。1994年,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随后,瑞典、芬兰及奥地利亦于1995年加入欧洲联盟。到2004年,中东欧十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托维亚和斯洛伐克将加入欧盟,现在的欧盟15国将扩大到25国。欧盟东扩后,整个经济区域之面积将由原来的320万平方公里,扩增为43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亦将由目前的3.7亿人,增加至4.8亿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体。 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欧共体最初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区域性、排他性经济集团。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到1961年底,欧洲六国内部工业品进口限额全部取消,1968年,内部关税取消,对外关税统一。经济一体化对六国内部商品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彼此工业基础和实力的差别,必然带来比较利益的不同。因此,引发了农业一体化的要求,以便通过更为广泛领域的合作,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平衡;同时,农业一体化也是欧共体成员国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其他成员国各有自己的传统进口渠道,如西德大量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农产品;二是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农畜产品生产成本高,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只有欧共体国家实行农业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共同市场,以统一的对外关税限制来自欧共体外部产品的竞争,才能为法国、荷兰等国的农产品占领欧共体市场,进而打入世界市场奠定基础。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 二、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1、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 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包括农业收入目标、农产品市场目标、农业结构目标和农村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具体化。主要包括:(1)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农业合理生产和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率;(2)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合理的生活水平;(3)稳定农产品市场,保障供应的可靠性,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农产品;(4)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生存环境,保证食品安全;(5)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2、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 共同农业政策有三条原则,即共同体市场统一(Market Unity),共同体优先(Community Preference)及价格和预算一致(Financial solidarity)。 所谓共同体市场统一,即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完全自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通,逐步取消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筑起统一关税;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制定共同的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的竞争法则。 共同体优先,即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当进口产品价格低于共同体内部价格时,则实行进口征税;当欧盟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共同价格时,就实行价格补贴,控制从共同体外部进口,消除世界农产品市场波动对欧盟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价格和预算统一,则是每年成员国农业部长理事会确定不同农产品价格,并建立共同预算,即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这是欧共体预算的主要科目之一。目前,欧盟共同预算收入约为840亿欧元,其中用于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约占50%。共同预算收入主要来源于:(1)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7%;(2)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3)成员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农业征税;(4)糖生产者交纳的分摊费;(5)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工业所征收的关税:(6)其他附加收入。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具体做法 (1)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1966年5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实行农产品自由流动,分步实施农产品统一价格。1966年11月1日橄榄油首先实行了统一价格;从1967年7月1日开始,谷物、食糖、植物脂肪和植物油实施统一价格;1967年9月1日稻谷实施同价;1968年4月1日,牛奶、奶制品以及肉牛同价。1966年,欧共体90%的农业产量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71%的农产品贸易额以及来自第三国60%的食品进口额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到九十年代初,欧共体国家置于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管辖之下的农产品有:谷物、水稻、蔬菜、水果、糖、酒类、烟草、牛奶、肉、蛋、植物油、动物脂肪和油料等14个类别,占欧共体生产的农产品的96%左右。 (2)建立对外统一的农产品关税壁垒和对内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通过门槛价格、最低价格和干预价格等措施对共同体市场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维护市场平衡,保护生产者利益。 门槛价格(Threshold Price),是对欧共体之外国家设立的,是第三国农产品进入欧共体港口的最低进口价。如果第三国农产品到岸价格低于门槛价格,就征收这两种价格之间的进口差价税。这样,进口农产品只能按欧共体内部统一规定的标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有时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甚至高于标位价格,因为除门槛价格外,还有贮藏费和运费在内,因而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欧共体内部农产品贸易得以保护。 标位价格,也称最低价格(Minimum Price),是依据一种农产品在欧共体内供不应求地区的市场价格而定,其中包括了贮藏费和运输费。农产品标位价格每年定一次,并由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规定公布14类统管的农产品的标位价格。农产品的统一价格不用某个国家的货币表示,而用欧洲货币单位埃居(1埃居约等于1美元)作为计算单位。标位价格因包括贮藏费和运输费,会因地区不同和运输费不同而变化,故只供生产者和消费者参考。同时,各成员国可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以比标位价格稍低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给伙伴国。 干预价格(Intervention Price),是生产者每年出售农产品可以得到的最低价格。谷物干预价格与欧共体最大的余粮区法国的奥尔姆市场条件相联系,它一般比标位价格低6-9%。当某类农产品供过于求,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生产者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后可以从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领取市场价格与干预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或者将农产品以干预价格直接卖给干预中心。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共有36个,享受干预价格的14类农产品的品种、规格和生产限额由欧共体统一规定审核执行。有了干预价格,就可保证生产者收回生产成本并获得微利,可保护农民的利益。干预价格也叫保证价格或保护价格。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其他做法。一是出口补贴制度。这对大部分产品都适用,如粮食,糖,油菜,奶,肉蛋禽,水果和蔬菜等。二是生产配额制度。针对糖和牛奶两种产品,每年根据共同体市场供求情况,提出生产配额总量,分配到各国,再由各国分配到加工企业。对配额内的产品提供保证价格,对配额外的产品则不能得到保证价格或不能得到全额的保证价格。三是对外保护制度。针对蛋和家禽两大类产品。在欧共体市场,蛋和家禽没有干预价格和生产配额规定,通过门槛价格实行保护。四是直接补助。主要是羊肉、油和油脂、烟草、棉花、干饲料、亚麻、大麻籽、啤酒花等。五是,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三 、共同农业政策面临的问题 共同农业政策对促进欧洲农业发展、稳定农产品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后,欧洲人对战争期间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被饿怕了的人们渴望吃饱肚子,存有余粮。共同农业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70年代到80年代,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业产量大增,粮食、牛奶、牛肉和葡萄酒不仅自给,而且有余。到90年代初,欧盟务农人数减少了一半,仅为700万,农业产量却提高了3倍,粮食产量从1960年市场需求的80%增长到120%。但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暴露出一些弊端,受到了来自内外部要求改革的极大压力。 1、预算负担不堪重负。共同农业政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补贴政策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品供大于求,连西德这样一个并无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也出产了大量粮食,农业预算压力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1980年,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占欧盟总支出的73%,到80年代末,仍占到整个预算的63%,仅多余产品贮存一项,最高时一年可花费近200亿埃居,欧盟农产品出口占了世界农产品贸易四分之一,出口补贴最高年份近100亿埃居。 2、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压力。化肥和杀虫剂在欧洲大多数地方广泛使用,许多化学物进入水体,加速超营养化,灭绝了一些敏感的水中生物并进入地下水,污染了人类的水供应体系。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等动物性疾病频繁发生,人类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由于补贴政策只同牲畜的存栏数挂钩,农民为了多得收入,就拼命降低成本,使用有病动物下水作饲料,导致这些疾病流行。另外,由于有补贴政策,农民坐等补贴,对各种疾病不作预防,也不主动采取措施,助长了这些病害的蔓延。 3、内部利益分配不公。欧盟成员国在共同预算中承担的义务和获得的利益不对称,内部分歧时有发生。法国负担欧盟预算的17.5%,欧盟为法国的花费占总预算的17.7%,正好相抵。但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得到欧盟农业补贴的四分之一,农产品是法国重要的出口项目,占法国出口总量的16%,顺差多年在100亿欧元左右。西班牙、荷兰等国也不主张改革,特别是西班牙,每年能拿到落后地区补贴项目半数以上的资金。德国承担了欧盟预算的29.2%,却只能从欧盟得到14.8%的回报,每年为欧盟净贡献110亿欧元,因此,德国主张彻底改革共同农业政策。 4、欧盟扩大的压力。1993年结束的与奥地利、瑞典、芬兰和挪威的入盟谈判,农业被证明是一个最为困难领域,因为这些国家给予农业相当大的补贴。在与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十国谈判中,农业情况更为激烈。中东欧十国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较高,这些国家入盟后,农民人数增加2倍,农业面积扩大40%。据欧盟委员会的数字,若按现行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用于农补的支出每年要增加110亿欧元,另外还需要150亿欧元作为农业结构基金,欧盟的预算负担更重,而这十国农民可以不劳而获、一跃成为这些国家中收入最高的阶层。 5、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强烈批评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扭曲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导致贸易伙伴的严重冲突,制约和阻碍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欧盟不得不在农产品补贴上做出让步。 四、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 欧盟阶段性共同农业政策有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次是在1992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现在正酝酿第三次大改革。 1、1992年6月,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在具体措施上:(1)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谷类价格降低29%,牛肉价格降低15%;冻结15%的谷物耕种面积。(2)收入支持。对冻结了15%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以不同地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根据种植面积给予补贴;对粗放经营的畜牧业生产者也增加补贴。(3)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到90年代中期,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谷物公共储备的数量从1993年的3000万吨下降到1996年的不到300万吨的水平;休耕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农产品产量上升趋势;农业补贴支出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总支出中用于农业的实际开支减至1996年53%。1998年农产品库存支出仅为20亿埃居,出口补贴为48亿埃居。 2、为了面对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农产品贸易谈判要求,特别是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压力,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强调对农业政策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根据这一议程,欧盟确定将2000-2006年的农业预算支出按1999年价格计算冻结在每年405亿欧元的水平上,同时,分步骤、分阶段地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谷物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支持价格降低15%,其后是否继续削减视市场条件决定;播种面积减少10%,损失的50%由欧盟补偿;牛肉支持价格将分三个阶段降低20%,同时通过提供直接收入补贴的方式补偿饲养者85%的损失;奶制品配额制度将继续执行到2006/07市场年度,分配给经济落后地区的配额将扩大,分三步将支持价格降低15%,农民收入损失的65%由欧盟补偿。通过结构展基金支持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对生态脆弱地区和植树造林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实现农业多种经营,维持农村活力,增加农村就业。 经过改革以后,目前,除牛奶和牛肉等产品的价格仍在国际市场价格的1倍以上外,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取得进展。 3、2006以后的改革。针对东欧10国将于2004年加入欧盟、共同农业支出将大幅扩大的问题,2002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建议,法、德两国首脑也就欧盟的农业政策改革达成妥协。主要内容:2006年后,共同农业支出将基本冻结在2000-2006年的水平,考虑到物价因素后欧盟农业预算支出每年增加1%;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三年,东欧十国的得到得农业直接补贴相当于目前欧盟15国水平的25%、35%和40%,以后每年增加10%,到2013年实行同等待遇;欧盟直接农业补贴的发放将采用更为严格的环保、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的标准;建立农场审计制度;每年对单个农场补贴不超过 30万欧元;在未来 10 年内削减 10% 的耕地;未来 7 年内将对大农场的直接补贴每年减少 3%;将 20%的直接补贴转而用于农村发展;谷类干预价格降低 5%;鼓励环保、关注消费者利益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村发展。 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1、财政支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弱势产业,表现为: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生产周期长、生产和价格稳定性差、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显著、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因此,支持农业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各国均通过财政投入等手段加强对农业基础地位的支持和保护,欧盟农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与欧盟的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面对入世的挑战,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应加大。 2、财政支农的实施要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相适应。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一定要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特别是要与国家的金融政策相匹配。1984 #0;1988年,欧共体成员国希望通过约束农产品价格来减少负担加重的农业财政支出,但由于期间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贬值,使得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名义上的价格约束被抵消,预期减少财政支出的目标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因此,要因时制宜的制定农业政策。 3、采用灵活多样的财政支农具体方式。近年来,欧盟对农业支持方式不断调整,重点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补贴;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特别是购买农机具给予补贴;加强农业环保、教育、就业培训;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多元化经营等。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项目繁多,在现有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前提下,大大减弱了财政支农的作用。因此,要改革财政支农的结构,集中使用和重点投入相结合,采用贴息、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取向 加入WTO后,对我国农业即是机遇又是挑战,同时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面临这新形势和新情况,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何迎接机遇和挑战,合理引导信贷投放,支持粮棉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全面提高为“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小康社会,本文略作探讨。 一、当前农业政策性银行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单一,削弱了其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1993年组建,1994年开始运作,是国家为配合粮食购销政策改革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各级政策性银行建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支农方针政策,尽职尽责做好支农资金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在1998年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各级政策性银行被指定专门承担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管理业务,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进一步增强,各项工作也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特殊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使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粮棉油流通环节。对农业的生产环节基本上没有涉足,这使政策性银行成为实质上的粮棉油收购银行,农发行既无法根据市场需要开拓自身的业务,也无法对农业所需的项目给予及时支持,职能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目前,国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均为多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政策性银行不仅从事政府扶持的政策性业务,还进行债券发行、农业直接投资等,业务范围涉及到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将是外国农业全方位的竞争,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也将是全方位渗透,这时农业政策性银行仍保持现有的业务功能和状况,既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农业全方位的支持。 (二)粮棉收购市场多元化,造成收购份额下降,贷款投放减少 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力度加大,浙江等8省市粮食购销市场全部放开,粮食主产区购销正在逐步走向市场,棉花购销已走向市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收购企业都可以进入收购市场,收购主体增加,市场收购渠道呈多元化。这些情况都造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的收购量急剧下降,致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收购贷款业务逐步萎缩。因此,在农业结构调整、收购价格市场化和收购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收购和棉麻企业棉花收购市场的垄断份额被逐步分割,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据调查统计,农业政策性银行1999年支持收购粮食2900亿斤,收购棉花5090万担;2000年收购粮食2700亿斤,收购棉花5160万担;2001年收购粮食2200亿斤,收购棉花5540万担;2002年收购粮食2100亿斤,收购棉花4553万担。从近4年粮棉收购量情况来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收购份额已在逐步下降,从而也导致各项贷款增量逐步减少,1999年贷款净增加178亿元,2000年贷款净增加126亿元,2001年贷款净增加32亿元;2002年贷款净下降66亿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的购销活动与政策性银行的收购资金供应是密切相关的,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和棉麻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将直接导致政策性银行粮油收购贷款投放的减少,粮油收购信贷业务逐步萎缩。 (三)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机制不灵活,影响了经营效益的提高 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建立后,国家虽然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并按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模式管理,但是在实践中,农业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一方面是两权不分,即经营权和所有权未能完全分离,另一方面是经营自主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中,自上而下仍然是以国家行政主体代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企业主体,国家决策取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决策,如有关业务的开展,在国家指定范围内,农业政策性银行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情况,造成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开展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经营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开展。在内部管理方面,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仍然未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农业政策性银行建立后虽然建立了不少制度,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强内部管理,但是在管理手段和办法上,仍然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和过去专业银行管理的一套做法,表现在资金营运、信贷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未能形成以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约束的新型管理机制。特别是在资金的运作上,如何有效地实施风险控制和调节,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仍然缺乏严密的管理体系。在业务开展中,缺乏创新机制,业务种类单一、服务单一,在金融业务的竞争中难以立脚。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取向 (一)继续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支持粮棉收购不动摇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要积极支持粮食安全体系的建立。又要积极支持棉花收购,保护棉农的利益。这既是贯彻、深化粮棉改革政策的要求,也是政策性银行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粮棉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选择。在粮棉购销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国有粮食企业和棉麻企业的市场占有额下降,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千百万农民仍然要以粮棉油的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国有粮棉企业在粮棉流通过程中主渠道的作用必将、也必需继续发挥,信贷支持在粮棉流通过程的支持同样将必不可少。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的任务繁重,同时它作为完全的商业化经营目标,也很难有动力使它涉及粮棉流通领域,而政策性银行经过几年的粮食、棉花收购资金管理,已经积累了较好的资金供应和管理经验,从稳定农业,稳定农民的大局出发,尽管粮棉购销走向市场,但政策性银行短期内还不能从支持粮棉流通渠道退出,还必需在这一关系重大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尽管对退出保护价的粮食和棉花购销资金供应,随着购销活动的市场化,已逐步失去政策性资金供应的刚性约束。但粮棉收购资金的信贷支持,毕竟与其它商业贷款有着根本的区别,政策性银行目前还不能在面对此业务的政策性变化时,产生徘徊不前的顾虑,应该做的只能是在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措施上进行必要的调整,继续做好粮棉购销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 (二)开拓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确保其职能作用充分发挥 农业政策性银行成立近10年来,在信贷支持粮棉流通领域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农业政策性资金的独特经验,这是目前任何一家商业银行都无法替代和比拟的。在10年的发展中,农业政策性银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它的机构已经遍布全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按照现行的政策界定,从总体上看,它的业务发展将从减少走向稳定。一面是我国大农业的发展,急需增加政策性资金的扶持,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却没有承担农业政策性信贷对大农业生产支持的任务;而另一面是已经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遍布全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机构和人力,只承担了单一的粮棉收购业务,这种状况是无论如何不应长期存在的,因此,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当、而且有能力,走出单纯的服务粮棉流通的窄小圈子,重点把政策性银行目前局限于农业流通环节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要把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伸延到农业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应用和推广、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一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应把水利建设、农村交通、小城镇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的改良作为扶持重点,使我国农业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对农业技术推广,应把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和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作为重点,加大投入,逐步提高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进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对农业综合开发,应把它作为扶持重点,当前特别要结合西部大开发,在环境保护、生态农业、治旱、治水、治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四是对农副产品加工,应围绕粮食产业化经营,在目前支持粮食购销环节向粮食产前、前后领域适当延伸,支持粮食购销企业与大型粮食加工企业、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经营,促进粮食加工转化,提高经济效益。五是开办扶贫贷款,应把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就业增长,增加贫困农户收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通过以上方面,使我国农业得到全方位的政策扶持。同时又能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和服务得到不断的完善,最终保证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三)调整管理理念,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为了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业政策性银行要转变工作思路,增强和提高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和强化内控机制,规范和严格内部管理,积极探索农业政策性信贷商业化管理方式。一是增强责任意识,在保障信贷资产安全上形成共识。政策性银行代表国家利益,农业政策性银行风险是国家风险,防范信贷风险就是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信用。在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只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保障农业政策性银行资产安全。二是增强风险意识,在改进管理方法上形成共识。封闭管理以实物监管过程为主,以执行政策为目标,过程和结果均有政策保护;风险管理重在结果,以资金流动增值,收回贷款本息为目标,自担经营风险,封闭管理的一些操作要求需要加以改进。三是增强服务意识,在履行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上形成共识。正确处理好积极信贷支持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关系,把握好两者的结合点,做到两兼顾、两加强。四是增强联动意识,在取得各级党政支持和企业配合上形成共识。要积极向地方政府、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宣传“以销以效定贷”、顺价销售、非保护价粮棉油贷款按规定年度结零和全面执行有效资产抵押、担保等政策,使政府和粮食主管部门能够积极支持和配合农业政策性银行,共同防范和化解信贷资产风险。 (四)健全经营机制,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 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应允许农业政策性银行自主经营和决策,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更体现其企业性。要进一步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运行机制,重点要加强其资金筹措、信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要改变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目前,我国农业政策性资金来源,除国家对农业政策性银行拨付和增加少量资本金外,其营运资金基本上是依靠向人行再贷款解决。在人民银行货币投放充足和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量不大的情况下尚可应付,在国家货币投放紧张和业务量扩张的情况下,即难以保证了。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建立自我营运保障机制,通过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等形式筹集资金,降低资金营运成本,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要健全信贷风险监测考核体系,把原来单纯对贷款总量和余额的考核转变为对信贷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和各种形态的把握。对信贷资产的监控,要改变单纯的内控方式,加强对信贷资金运行外部环境和市场风险的控制,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把现行只重视收支的财务核算改变为经营成本和效益控制,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机制。 农业政策论文: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转型模式的构思 [摘 要] 当前,农业政策性银行正处于改革与发展关键时期,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必然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如何建设农业政策性银行”的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了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前瞻的观念来选择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路径。 [关键词] 资本整合;股份改造;转型模式;构思 一、实行资本整合,实现农业政策性银行转型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政策性银行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实行农业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必须采取国家对农业发展银行的控股方式以确保国有股份制政策性银行的公有制性质。在此前提下使非国有经济股份(包括外资股份)进入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操作上,先对农业发展银行在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具体办法是将银行资本金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对现有银行资产通过评估后作为国家股由国有资产委托人负责,法人股出售给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法人,个人股出售给私人和个人(包括本行职工),为适应银行业务国际化的要求,向海外发行外资股,使目前银行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国家产权主体变为国家控股、国有与非国有共同持股的社会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让民营股东、私人股东、个人股东与国有资产委托人一起共同负责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这有利于寻找真正的人,保证农业政策性银行以执行政策最优化和政策执行成本最小化为原则,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把农业政策性银行打造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率的银行。这样,突破了单一的产权形式,实现了产权的多元化和可交易性。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最终目标定位应该走商业化改革之路,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公开上市。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始步骤,而不是改革的终结。当这个步骤完成后,虽然在银行内部形成了一个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就一定是有效和到位的。所以,当农业政策性银行完成上市之后,国有资本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从中逐渐退出。一方面能进一步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让一些真正关心银行盈利和风险状况的中外战略投资者成为银行的大股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利用减持所获资金来核销从农业政策性银行剥离的历史坏账。这有利于农业政策性银行增加资本实力,从而增强风险抵抗能力,提高营运水平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建立适合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打造一个资本充足、产权明晰、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支农有力、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支持能力的现代股份制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要求,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即通常所说的“三会一层”)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 二、充实资本金,增强资金实力 国外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商业银行,如印度为39.05%,泰国为20.63%,而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人民币,其中由农业银行转划70亿元,工商银行划转30亿元,人民银行划转10亿元,其余部分通过财政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自身缴税退库的资金逐步充实,到2003年底,实收资本金为165.46亿元,资本金占农业政策性银行全部信贷资产的比例仅为2.39%。不仅低于《巴塞尔协定》规定的要求,也远低于国内银行业的一般水平。中央财政要加快充实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通过税后利润转增,年度税收返还和财政直接增补等措施,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定》规定的8%的要求。还可以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允许农业政策性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由地方财政或企业法人,出资入股,扩充资本金,调动地方和民间财富帮农扶贫的积极性,还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建立中央和省级金融支农风险基金,向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贴息和呆账损失弥补,充实和加强农业政策性银行资本和抗风险实力。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改变完全依赖再贷款的局面。 中国政策性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人建议参照国外做法,将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养老基金、医疗基金、住房公积金等资金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近年来,关于农业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关系研究,更是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普遍认为人民银行维持邮政储蓄的转存,向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实际上起了中间机构作用,事实上邮政储蓄已主要成为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如到2003年末,农业政策性银行各项贷款余额6901.81亿元,同期向央行再贷款6507亿元,而邮政储蓄向央行转存款8985.69亿元,因此,不少人认为这种状况应该加以改进。邮政储蓄必须完全割裂与其他邮政业务部门的联系,成立邮政储蓄银行。构建以农业政策性银行向邮政储蓄定向发行金融债券为优秀的新的资金关系,此项金融债券利率应高于普通的金融债券,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同时提供农业政策性银行债券利差补贴。如果能实施这项改革,将极大地理顺农村金融各方面关系,建立农业政策性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还避免了社会上认为“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大量外流”的说法。 三、支持农村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中国农村在解决温饱迈向小康进程中,农民提高了对教育文化的迫切需求。现代化的农业需要农民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知识,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越来越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满足农民生活需要的重要任务。因此,在政府增加农村文化投资,加强对青年农民职业教育和专业培训,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中,也可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加快农村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农业政策性银行还可以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从1999年试行由财政贴息,各商业银行发放无担保的助学信贷以来,由于这项政策性金融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与商业银行盈利原则相悖。由各商业银行分散承担发放,管理困难,到期违约率达到20%,有的高达50%,银行纷纷停贷,学生借不到贷款。2004年,国务院一再采取措施督促推行,但仍然困难重重,有的省市向商业银行招标时流标。因此,可以试行由农业政策性银行在进一步健全网点的前提下,一家承担此项贷款发放,并改在学生家庭属地贷放,由学生本人和家庭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学校仍担负一定连带责任。农业政策性银行可利用遍布全国的机构网络优势,由学生家庭、学校和学生就业所在地三地银行共同管理,督促归还。目前中国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贫困生占到20%,大部分在农村,按助学贷款年人均6000元标准,年贷款将达144亿元,累计6-7年后贷款额将近1000亿,农业政策性银行如果能将这笔资金管好用好,充分发挥其助学扶贫作用,将对中国科教兴国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 四、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创新农业政策性金融产品 发展中间业务及其他业务,也是农业政策性银行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是扩大支农领域的重要内容。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在做好现有业务的基础上,逐步探索依托主体业务,充分发挥现有网络系统功能,开展中间业务及其他业务,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一是扩大保险,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保险不仅发展空间大,市场前景看好,而且可以有效防止开户企业库存物质风险和信贷风险,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促进整个粮棉流通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要逐步扩展保险业务范围,如销售产品、固定资本投保、资金结算、协议存款等。农业政策性银行要从农业保险业务开始,逐步过渡到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从国外经验来看,农业保险风险高,费用支出大,赔付率高,经营者往往收不抵支。因此,农业保险一般是政策性保险,政府通过对农业保险减免税收、补贴经费,或者向农民补贴一定比例保险费,作为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中国国内的保险公司,针对农户和农村企业开展的保险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开展的某些险种,如财产保险、火灾保险和疾病保险等,而农户最需要的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却极其缺乏。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了农业保险,随着中国保险业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化,农业保险功能日益弱化,限制了农业金融的发展。 农业政策性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理应担当起消除这一制度瓶颈的重任,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鉴于农业生产及农业灾害的地域性,必须因地制宜,形成合理的险种布局,分散经营风险;要研究制定农业保险规划,设计具体险种,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对适合政策性农业险种开展保险。二是制订担保办法,开展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是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业担保不仅具有一般担保业的高风险特点,还属于风险行业中的高风险种类,只有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才能正常运作。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四川、河南等地的调查表明,相当部分地区的农村金融系统其实并不缺乏资金,农村信用社每年都有大量的存差没有贷出去,农户从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户缺乏银行在现行制度下可接受的抵押品,对农户还款没有制约机制,因此惜贷现象十分普遍。农业政策性银行以国家信用以基础,可以通过为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为商业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环境。要根据农业贷款的实际状况,研究担保办法,探索实行筹资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租赁担保等多种担保形式,逐步形成“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农业政策性银行+农户”四位一体的金融创新方式,为农业贷款创造有利条件。 农业政策论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变迁 内容提要:1962年形成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重要的共同政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制定共同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竞争法则, 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以保护内部市场,建立共同农业预算,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改革,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逐步过渡到了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欧盟农村的全面发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产生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西欧各国认识到使用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和统一欧洲是行不通的,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繁荣。为此,1951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在罗马签署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原子弹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以促进欧洲繁荣和欧洲人民的团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其后经历三次扩大,英国、爱尔兰与丹麦于1973年,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分别加入共同体。1994年,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随后,瑞典、芬兰及奥地利亦于1995年加入欧洲联盟。到2004年,中东欧十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托维亚和斯洛伐克将加入欧盟,现在的欧盟15国将扩大到25国。欧盟东扩后,整个经济区域之面积将由原来的320万平方公里,扩增为43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亦将由目前的3.7亿人,增加至4.8亿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体。 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欧共体最初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区域性、排他性经济集团。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到1961年底,欧洲六国内部工业品进口限额全部取消,1968年,内部关税取消,对外关税统一。经济一体化对六国内部商品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彼此工业基础和实力的差别,必然带来比较利益的不同。因此,引发了农业一体化的要求,以便通过更为广泛领域的合作,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平衡;同时,农业一体化也是欧共体成员国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其他成员国各有自己的传统进口渠道,如西德大量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农产品;二是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农畜产品生产成本高,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只有欧共体国家实行农业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共同市场,以统一的对外关税限制来自欧共体外部产品的竞争,才能为法国、荷兰等国的农产品占领欧共体市场,进而打入世界市场奠定基础。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 二、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1、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 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包括农业收入目标、农产品市场目标、农业结构目标和农村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具体化。主要包括:(1)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农业合理生产和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率;(2)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合理的生活水平;(3)稳定农产品市场,保障供应的可靠性,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农产品;(4)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生存环境,保证食品安全;(5)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2、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 共同农业政策有三条原则,即共同体市场统一(Market Unity),共同体优先(Community Preference)及价格和预算一致(Financial solidarity)。 所谓共同体市场统一,即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完全自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通,逐步取消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筑起统一关税;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制定共同的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的竞争法则。 共同体优先,即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当进口产品价格低于共同体内部价格时,则实行进口征税;当欧盟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共同价格时,就实行价格补贴,控制从共同体外部进口,消除世界农产品市场波动对欧盟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价格和预算统一,则是每年成员国农业部长理事会确定不同农产品价格,并建立共同预算,即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这是欧共体预算的主要科目之一。目前,欧盟共同预算收入约为840亿欧元,其中用于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约占50%。共同预算收入主要来源于:(1)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7%;(2)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3)成员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农业征税;(4)糖生产者交纳的分摊费;(5)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工业所征收的关税:(6)其他附加收入。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具体做法 (1)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1966年5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实行农产品自由流动,分步实施农产品统一价格。1966年11月1日橄榄油首先实行了统一价格;从1967年7月1日开始,谷物、食糖、植物脂肪和植物油实施统一价格;1967年9月1日稻谷实施同价;1968年4月1日,牛奶、奶制品以及肉牛同价。1966年,欧共体90%的农业产量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71%的农产品贸易额以及来自第三国60%的食品进口额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到九十年代初,欧共体国家置于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管辖之下的农产品有:谷物、水稻、蔬菜、水果、糖、酒类、烟草、牛奶、肉、蛋、植物油、动物脂肪和油料等14个类别,占欧共体生产的农产品的96%左右。 (2)建立对外统一的农产品关税壁垒和对内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通过门槛价格、最低价格和干预价格等措施对共同体市场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维护市场平衡,保护生产者利益。 门槛价格(Threshold Price),是对欧共体之外国家设立的,是第三国农产品进入欧共体港口的最低进口价。如果第三国农产品到岸价格低于门槛价格,就征收这两种价格之间的进口差价税。这样,进口农产品只能按欧共体内部统一规定的标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有时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甚至高于标位价格,因为除门槛价格外,还有贮藏费和运费在内,因而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欧共体内部农产品贸易得以保护。 标位价格,也称最低价格(Minimum Price),是依据一种农产品在欧共体内供不应求地区的市场价格而定,其中包括了贮藏费和运输费。农产品标位价格每年定一次,并由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规定公布14类统管的农产品的标位价格。农产品的统一价格不用某个国家的货币表示,而用欧洲货币单位埃居(1埃居约等于1美元)作为计算单位。标位价格因包括贮藏费和运输费,会因地区不同和运输费不同而变化,故只供生产者和消费者参考。同时,各成员国可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以比标位价格稍低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给伙伴国。 干预价格(Intervention Price),是生产者每年出售农产品可以得到的最低价格。谷物干预价格与欧共体最大的余粮区法国的奥尔姆市场条件相联系,它一般比标位价格低6-9%。当某类农产品供过于求,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生产者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后可以从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领取市场价格与干预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或者将农产品以干预价格直接卖给干预中心。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共有36个,享受干预价格的14类农产品的品种、规格和生产限额由欧共体统一规定审核执行。有了干预价格,就可保证生产者收回生产成本并获得微利,可保护农民的利益。干预价格也叫保证价格或保护价格。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其他做法。一是出口补贴制度。这对大部分产品都适用,如粮食,糖,油菜,奶,肉蛋禽,水果和蔬菜等。二是生产配额制度。针对糖和牛奶两种产品,每年根据共同体市场供求情况,提出生产配额总量,分配到各国,再由各国分配到加工企业。对配额内的产品提供保证价格,对配额外的产品则不能得到保证价格或不能得到全额的保证价格。三是对外保护制度。针对蛋和家禽两大类产品。在欧共体市场,蛋和家禽没有干预价格和生产配额规定,通过门槛价格实行保护。四是直接补助。主要是羊肉、油和油脂、烟草、棉花、干饲料、亚麻、大麻籽、啤酒花等。五是,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三 、共同农业政策面临的问题 共同农业政策对促进欧洲农业发展、稳定农产品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后,欧洲人对战争期间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被饿怕了的人们渴望吃饱肚子,存有余粮。共同农业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70年代到80年代,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业产量大增,粮食、牛奶、牛肉和葡萄酒不仅自给,而且有余。到90年代初,欧盟务农人数减少了一半,仅为700万,农业产量却提高了3倍,粮食产量从1960年市场需求的80%增长到120%。但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暴露出一些弊端,受到了来自内外部要求改革的极大压力。 1、预算负担不堪重负。共同农业政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补贴政策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品供大于求,连西德这样一个并无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也出产了大量粮食,农业预算压力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1980年,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占欧盟总支出的73%,到80年代末,仍占到整个预算的63%,仅多余产品贮存一项,最高时一年可花费近200亿埃居,欧盟农产品出口占了世界农产品贸易四分之一,出口补贴最高年份近100亿埃居。 2、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压力。化肥和杀虫剂在欧洲大多数地方广泛使用,许多化学物进入水体,加速超营养化,灭绝了一些敏感的水中生物并进入地下水,污染了人类的水供应体系。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等动物性疾病频繁发生,人类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由于补贴政策只同牲畜的存栏数挂钩,农民为了多得收入,就拼命降低成本,使用有病动物下水作饲料,导致这些疾病流行。另外,由于有补贴政策,农民坐等补贴,对各种疾病不作预防,也不主动采取措施,助长了这些病害的蔓延。 3、内部利益分配不公。欧盟成员国在共同预算中承担的义务和获得的利益不对称,内部分歧时有发生。法国负担欧盟预算的17.5%,欧盟为法国的花费占总预算的17.7%,正好相抵。但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得到欧盟农业补贴的四分之一,农产品是法国重要的出口项目,占法国出口总量的16%,顺差多年在100亿欧元左右。西班牙、荷兰等国也不主张改革,特别是西班牙,每年能拿到落后地区补贴项目半数以上的资金。德国承担了欧盟预算的29.2%,却只能从欧盟得到14.8%的回报,每年为欧盟净贡献110亿欧元,因此,德国主张彻底改革共同农业政策。 4、欧盟扩大的压力。1993年结束的与奥地利、瑞典、芬兰和挪威的入盟谈判,农业被证明是一个最为困难领域,因为这些国家给予农业相当大的补贴。在与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十国谈判中,农业情况更为激烈。中东欧十国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较高,这些国家入盟后,农民人数增加2倍,农业面积扩大40%。据欧盟委员会的数字,若按现行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用于农补的支出每年要增加110亿欧元,另外还需要150亿欧元作为农业结构基金,欧盟的预算负担更重,而这十国农民可以不劳而获、一跃成为这些国家中收入最高的阶层。 5、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强烈批评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扭曲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导致贸易伙伴的严重冲突,制约和阻碍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欧盟不得不在农产品补贴上做出让步。 四、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 欧盟阶段性共同农业政策有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次是在1992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现在正酝酿第三次大改革。 1、1992年6月,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在具体措施上:(1)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谷类价格降低29%,牛肉价格降低15%;冻结15%的谷物耕种面积。(2)收入支持。对冻结了15%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以不同地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根据种植面积给予补贴;对粗放经营的畜牧业生产者也增加补贴。(3)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到90年代中期,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谷物公共储备的数量从1993年的3000万吨下降到1996年的不到300万吨的水平;休耕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农产品产量上升趋势;农业补贴支出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总支出中用于农业的实际开支减至1996年53%。1998年农产品库存支出仅为20亿埃居,出口补贴为48亿埃居。 2、为了面对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农产品贸易谈判要求,特别是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压力,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强调对农业政策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根据这一议程,欧盟确定将2000-2006年的农业预算支出按1999年价格计算冻结在每年405亿欧元的水平上,同时,分步骤、分阶段地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谷物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支持价格降低15%,其后是否继续削减视市场条件决定;播种面积减少10%,损失的50%由欧盟补偿;牛肉支持价格将分三个阶段降低20%,同时通过提供直接收入补贴的方式补偿饲养者85%的损失;奶制品配额制度将继续执行到2006/07市场年度,分配给经济落后地区的配额将扩大,分三步将支持价格降低15%,农民收入损失的65%由欧盟补偿。通过结构展基金支持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对生态脆弱地区和植树造林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实现农业多种经营,维持农村活力,增加农村就业。 经过改革以后,目前,除牛奶和牛肉等产品的价格仍在国际市场价格的1倍以上外,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取得进展。 3、2006以后的改革。针对东欧10国将于2004年加入欧盟、共同农业支出将大幅扩大的问题,2002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建议,法、德两国首脑也就欧盟的农业政策改革达成妥协。主要内容:2006年后,共同农业支出将基本冻结在2000-2006年的水平,考虑到物价因素后欧盟农业预算支出每年增加1%;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三年,东欧十国的得到得农业直接补贴相当于目前欧盟15国水平的25%、35%和40%,以后每年增加10%,到2013年实行同等待遇;欧盟直接农业补贴的发放将采用更为严格的环保、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的标准;建立农场审计制度;每年对单个农场补贴不超过 30万欧元;在未来 10 年内削减 10% 的耕地;未来 7 年内将对大农场的直接补贴每年减少 3%;将 20%的直接补贴转而用于农村发展;谷类干预价格降低 5%;鼓励环保、关注消费者利益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村发展。 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1、财政支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弱势产业,表现为: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生产周期长、生产和价格稳定性差、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显著、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因此,支持农业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各国均通过财政投入等手段加强对农业基础地位的支持和保护,欧盟农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与欧盟的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面对入世的挑战,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应加大。 2、财政支农的实施要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相适应。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一定要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特别是要与国家的金融政策相匹配。1984 #0;1988年,欧共体成员国希望通过约束农产品价格来减少负担加重的农业财政支出,但由于期间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贬值,使得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名义上的价格约束被抵消,预期减少财政支出的目标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因此,要因时制宜的制定农业政策。 3、采用灵活多样的财政支农具体方式。近年来,欧盟对农业支持方式不断调整,重点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补贴;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特别是购买农机具给予补贴;加强农业环保、教育、就业培训;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多元化经营等。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项目繁多,在现有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前提下,大大减弱了财政支农的作用。因此,要改革财政支农的结构,集中使用和重点投入相结合,采用贴息、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与模式选择 一、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 对于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国内有关理论研究文献很多。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两重性;陈璐(2004)提出,农业保险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孙秀清(2005)则明确提出,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商业性经营已陷入困境,完全由政府主导政策性保险又面临许多障碍。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既有创建之初的快速发展,也有商业化运作的萎靡滑坡。从总体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2003年)。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业务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92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同时,赔付率也大幅度上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达到119%.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又减到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保费不足1元。据统计,1982—2002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在经营,但品种、规模很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后快速发展到萎缩低迷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由于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加入WTO过渡期终结的日益临近,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农业政策性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目前,国内已设立了四家农业保险公司,即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盟农业保险公司、阳光互助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公司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基础上由上海11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金2亿元。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是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的试点。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人新的阶段。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是吉林省内5家企业共同发起,2004年7月由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又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2亿元。安盟是法国第二大综合性保险公司,最早由农民以互助形式组建,已有100多年历史,在农业保险领域占据法国65%的市场份额,是世界农业保险领域的领先者。2000年3月安盟首次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2003年6月获得在西部地区经营财险业务许可证,并且把四川作为安盟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立足点,正在谋求以“财寿合一,肥瘦平衡”的理念赢得中国农村保险市场。安盟公司的进入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多元化模式的形成。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扩大试点范围,通过试点探索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并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为此,有人乐观地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春天即将来I临。 (二)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分析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趋利性的目标追求,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乃至消失,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2.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匮乏,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危害程度会更大,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 3.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作保障,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4.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法规的有待健全之间的矛盾。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而地域和个性的差异导致的逆选择性,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原因除了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保障农业保险良性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缺乏是重要原因。《保险法》是我国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对农业保险不适用。《农业法》也只是泛泛谈及,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二、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基本思路与模式选择 (一)构建的基本思路 对中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而言,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可能选择单一经营主体的道路,不可能缺乏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通过推进七种模式的试点来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即政策性公司经营、相互制公司经营、商业性公司代办、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外资公司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再保险运作。尽管模式很多,但从系统构建的角度看仍是点的安排,没有实现从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支持政策的构建到政策性、商业性保险业务多元化经营主体的形成,以及政府、企业、农产之间效益平衡和持续循环的系统部署。 对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必须在借鉴、遵循国外先进经验和共性规律的基础上,着眼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立足现有金融资源(主要是政策、机构),以政府支持、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导向,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主线,以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完善为内容,以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为特征,以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办,商业性保险公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金融机构经营为组织形式,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加快建立保障有力、运营高效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提供有效手段。 (二)构建模式选择 根据国际经验,综合业内的观点,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政府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负责各地农业保险业务的直接经营;二是成立合作性保险组织经营原保险,政府成立专门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或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经营);三是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原保险,政府成立专门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对构建模式的选择,必须遵循科学、高效、可行、易管的原则,立足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大框架下去构建。 第一种模式:经营成本高、财政负担重。新成立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专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不仅要设立新的机构和遍布全国的网络体系,还要聘用大量的人员,加之专门机构组织体系发展的惯性,势必导致机构的迅速膨胀。其结果必然造成经营成本较高,财政负担过重。同时,面临政府精简机构的大形势,也不合时宜,缺乏可行性。但通过专门机构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思路是可取的。 第二种模式:自愿互助难、组织基础差。农业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加之农村人口素质较低,收入水平不高,农民的保险意识淡漠,在广大农村通过农民自愿互助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难度非常大。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不仅组织基础薄弱,而且通过成立合作性组织经营保险的政策背景也非常不成熟,与国情不符,更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的思路应该借鉴,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或中国再保险公司经营再保险应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和财政资金投入,但必须明确由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经营再保险的主渠道作用。 第三种模式:合乎规律、符合国情。立足现有资源、促进多元化发展是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构建的重要准则。立足现有商业保险公司资源,发挥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国外的经验,更是市场化运作的客观需要。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高效运行机制和网络体系,实现节约管理成本、完善市场化体制的目标。但必须以单独核算、分账管理和政府对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为前提。立足现有农业政策性金融资源,设立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部门负责经营再保险,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金融资源,确保政府目标的真正实现,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的设立和膨胀,还能够实现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管,并且切实可行,易于操作。 (三)选择模式的具体构建 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构建,在具体操作上可考虑: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履行农业政策性保险经营的职能,实现政策性银行混业经营,主要负责再保险经营业务。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是社会上现有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以商业化、社会化保险公司和经济组织经营为主,以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为辅,实现政策性业务、市场化运作、多元化经营。政府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对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支持。财政承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管理费用。保监会对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进行监管。具体见图1. 选择在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基础上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模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一是充分借鉴了国际上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成功经验,遵循了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有效规避信贷资产风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是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经营的趋势,可以提高经营效益,避免市场垄断,降低财政支出。三是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尽快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易于操作,在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进行构建,避免了设立机构的巨大财政成本投入,国家财政对农业政策性贷款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也可以避免通过中国再保险公司或新成立机构经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需要新建立财政补偿体系政策的复杂性。四是符合政府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支农作用的主旨精神。 (四)外部环境的营造 采取立足现有政策性金融资源、商业性金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政策性业务、市场化运作、多元化经营的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模式,必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政府要在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履行支持“三农”的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将农业政策性贷款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有机衔接,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整体支农效能,适应“三农”发展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巨大需求的新形势。农村信用社改革决不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部,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日渐步人正轨后,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必然要摆上议事日程。(2)要制定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经营方式、保障条件、各级政府的职责、财政补偿机制、再保险机制、农民参与形式、监管等内容进行明确和规范。(3)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中,丰富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内容。可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合作,尽快开展试点工作。(4)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的监管。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取向 加入WTO后,对我国农业即是机遇又是挑战,同时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面临这新形势和新情况,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何迎接机遇和挑战,合理引导信贷投放,支持粮棉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全面提高为“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小康社会,本文略作探讨。 一、当前农业政策性银行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单一,削弱了其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1993年组建,1994年开始运作,是国家为配合粮食购销政策改革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各级政策性银行建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支农方针政策,尽职尽责做好支农资金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在1998年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各级政策性银行被指定专门承担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管理业务,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进一步增强,各项工作也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特殊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使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粮棉油流通环节。对农业的生产环节基本上没有涉足,这使政策性银行成为实质上的粮棉油收购银行,农发行既无法根据市场需要开拓自身的业务,也无法对农业所需的项目给予及时支持,职能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目前,国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均为多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政策性银行不仅从事政府扶持的政策性业务,还进行债券发行、农业直接投资等,业务范围涉及到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将是外国农业全方位的竞争,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也将是全方位渗透,这时农业政策性银行仍保持现有的业务功能和状况,既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农业全方位的支持。 (二)粮棉收购市场多元化,造成收购份额下降,贷款投放减少 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力度加大,浙江等8省市粮食购销市场全部放开,粮食主产区购销正在逐步走向市场,棉花购销已走向市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收购企业都可以进入收购市场,收购主体增加,市场收购渠道呈多元化。这些情况都造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的收购量急剧下降,致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收购贷款业务逐步萎缩。因此,在农业结构调整、收购价格市场化和收购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收购和棉麻企业棉花收购市场的垄断份额被逐步分割,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据调查统计,农业政策性银行1999年支持收购粮食2900亿斤,收购棉花5090万担;2000年收购粮食2700亿斤,收购棉花5160万担;2001年收购粮食2200亿斤,收购棉花5540万担;2002年收购粮食2100亿斤,收购棉花4553万担。从近4年粮棉收购量情况来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收购份额已在逐步下降,从而也导致各项贷款增量逐步减少,1999年贷款净增加178亿元,2000年贷款净增加126亿元,2001年贷款净增加32亿元;2002年贷款净下降66亿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棉麻企业的购销活动与政策性银行的收购资金供应是密切相关的,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和棉麻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将直接导致政策性银行粮油收购贷款投放的减少,粮油收购信贷业务逐步萎缩。 (三)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机制不灵活,影响了经营效益的提高 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建立后,国家虽然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并按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模式管理,但是在实践中,农业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一方面是两权不分,即经营权和所有权未能完全分离,另一方面是经营自主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中,自上而下仍然是以国家行政主体代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企业主体,国家决策取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决策,如有关业务的开展,在国家指定范围内,农业政策性银行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情况,造成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开展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经营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开展。在内部管理方面,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仍然未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农业政策性银行建立后虽然建立了不少制度,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强内部管理,但是在管理手段和办法上,仍然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和过去专业银行管理的一套做法,表现在资金营运、信贷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未能形成以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约束的新型管理机制。特别是在资金的运作上,如何有效地实施风险控制和调节,目前农业政策性银行仍然缺乏严密的管理体系。在业务开展中,缺乏创新机制,业务种类单一、服务单一,在金融业务的竞争中难以立脚。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取向 (一)继续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支持粮棉收购不动摇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要积极支持粮食安全体系的建立。又要积极支持棉花收购,保护棉农的利益。这既是贯彻、深化粮棉改革政策的要求,也是政策性银行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粮棉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选择。在粮棉购销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国有粮食企业和棉麻企业的市场占有额下降,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千百万农民仍然要以粮棉油的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国有粮棉企业在粮棉流通过程中主渠道的作用必将、也必需继续发挥,信贷支持在粮棉流通过程的支持同样将必不可少。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的任务繁重,同时它作为完全的商业化经营目标,也很难有动力使它涉及粮棉流通领域,而政策性银行经过几年的粮食、棉花收购资金管理,已经积累了较好的资金供应和管理经验,从稳定农业,稳定农民的大局出发,尽管粮棉购销走向市场,但政策性银行短期内还不能从支持粮棉流通渠道退出,还必需在这一关系重大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尽管对退出保护价的粮食和棉花购销资金供应,随着购销活动的市场化,已逐步失去政策性资金供应的刚性约束。但粮棉收购资金的信贷支持,毕竟与其它商业贷款有着根本的区别,政策性银行目前还不能在面对此业务的政策性变化时,产生徘徊不前的顾虑,应该做的只能是在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措施上进行必要的调整,继续做好粮棉购销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 (二)开拓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确保其职能作用充分发挥 农业政策性银行成立近10年来,在信贷支持粮棉流通领域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农业政策性资金的独特经验,这是目前任何一家商业银行都无法替代和比拟的。在10年的发展中,农业政策性银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它的机构已经遍布全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按照现行的政策界定,从总体上看,它的业务发展将从减少走向稳定。一面是我国大农业的发展,急需增加政策性资金的扶持,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却没有承担农业政策性信贷对大农业生产支持的任务;而另一面是已经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遍布全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机构和人力,只承担了单一的粮棉收购业务,这种状况是无论如何不应长期存在的,因此,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当、而且有能力,走出单纯的服务粮棉流通的窄小圈子,重点把政策性银行目前局限于农业流通环节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要把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伸延到农业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应用和推广、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一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应把水利建设、农村交通、小城镇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的改良作为扶持重点,使我国农业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对农业技术推广,应把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和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作为重点,加大投入,逐步提高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进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对农业综合开发,应把它作为扶持重点,当前特别要结合西部大开发,在环境保护、生态农业、治旱、治水、治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四是对农副产品加工,应围绕粮食产业化经营,在目前支持粮食购销环节向粮食产前、前后领域适当延伸,支持粮食购销企业与大型粮食加工企业、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经营,促进粮食加工转化,提高经济效益。五是开办扶贫贷款,应把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就业增长,增加贫困农户收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通过以上方面,使我国农业得到全方位的政策扶持。同时又能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和服务得到不断的完善,最终保证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三)调整管理理念,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为了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业政策性银行要转变工作思路,增强和提高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和强化内控机制,规范和严格内部管理,积极探索农业政策性信贷商业化管理方式。一是增强责任意识,在保障信贷资产安全上形成共识。政策性银行代表国家利益,农业政策性银行风险是国家风险,防范信贷风险就是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信用。在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只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保障农业政策性银行资产安全。二是增强风险意识,在改进管理方法上形成共识。封闭管理以实物监管过程为主,以执行政策为目标,过程和结果均有政策保护;风险管理重在结果,以资金流动增值,收回贷款本息为目标,自担经营风险,封闭管理的一些操作要求需要加以改进。三是增强服务意识,在履行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上形成共识。正确处理好积极信贷支持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关系,把握好两者的结合点,做到两兼顾、两加强。四是增强联动意识,在取得各级党政支持和企业配合上形成共识。要积极向地方政府、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宣传“以销以效定贷”、顺价销售、非保护价粮棉油贷款按规定年度结零和全面执行有效资产抵押、担保等政策,使政府和粮食主管部门能够积极支持和配合农业政策性银行,共同防范和化解信贷资产风险。 (四)健全经营机制,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 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应允许农业政策性银行自主经营和决策,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更体现其企业性。要进一步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运行机制,重点要加强其资金筹措、信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要改变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目前,我国农业政策性资金来源,除国家对农业政策性银行拨付和增加少量资本金外,其营运资金基本上是依靠向人行再贷款解决。在人民银行货币投放充足和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量不大的情况下尚可应付,在国家货币投放紧张和业务量扩张的情况下,即难以保证了。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建立自我营运保障机制,通过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等形式筹集资金,降低资金营运成本,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要健全信贷风险监测考核体系,把原来单纯对贷款总量和余额的考核转变为对信贷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和各种形态的把握。对信贷资产的监控,要改变单纯的内控方式,加强对信贷资金运行外部环境和市场风险的控制,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把现行只重视收支的财务核算改变为经营成本和效益控制,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机制。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文化建设 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文化建设 当今世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化和网络时代的巨大冲击,企业文化正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动力在全球出现,扎根于世界各国500强企业之中,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被社会所公认.可以预言中国进入wto后,金融企业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未来金融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企业文化将成为我国金融企业管理的主流和驱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在深化农发行金融体制改革的今天,农业政策银行以其独立法人的身份进入市场,成为"政策性、安全性、保本性"的特殊金融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融入农业政策性金融企业文化,发挥农发行工会在创建企业文化的优势与作用,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进一步加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 在十六大,同志向大会报告十个部分中重申: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将把“企业文化和两个文明建设”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创建“农业发展银行企业文化”、加强农业政策性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使农业发展银行在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深刻认识在农发行创建企业文化的内涵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志在建党82周年大会上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优秀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农业发展银行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中,必须使全体员工保持与时俱进的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重要任务,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必须在农业发展银行深化改革中、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 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中国的发展史上足以证明: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就没有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没有解放思想和现在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今天。同志正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高屋建瓴,把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提高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肯定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 先进文化是农发行在深化改革中的动力和泉源。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加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这是目前乃至今后农发行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强化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弄清其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企业长期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被全体员工普遍认同遵从的思想观念,具有自身特色的经营宗旨、精神风貌、价值标准、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企业精神、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总和。它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企业独特的内涵、素质和风格,是企业灵魂和持久动力,它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一种“管理文化”、“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是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企业文化发展史上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20年代,企业文化是以“泰勒制”为代表的“计时、计件”管理理论时期,当时人们关注的只是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物质技术要素”:二十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企业文化是以“人际关系学说为基础的行为科学理论时期”;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企业管理进入了“系统理论时期”;人们开始注意企业的系统性、生态性、社会性,企业从单纯重视“物质因素和经济利益”到重视“人的因素和精神价值”,重视文化氛围。在此期间“企业文化理论”在美国应运而生,并在日本得到成功的实践。美国专家提出的“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从两个方面强调:一是在企业内部,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使命感;二是在企业外部,强调企业对社会的适应性、社会对企业的认同程度和信誉程度,以最终达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总体发展目标。二十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科学理论”很快风靡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初企业文化正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动力在全球出现,并扎根于世界各国500强企业之中。企业文化 对企业的巨大 推动作用已被社会所公认。美国的《幸福》杂志曾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即价值观和哲学信仰。再高明的经营战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动力,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优秀。”企业文化在中国:党的十四大将“企业文化建设”写进了党的报告;随后又在党的十五大提出“按照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企业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中同志指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代表先进文化方向”。这一高瞻远瞩的思想正是从中华民族伟复兴的高度,把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肯定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为我国二十一世纪“企业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在“优秀企业文化”倡导下,中国的“海尔、联想集团”已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联想集团”重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要求员工从“齿轮”变成“发动机”,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经营理念贯穿至每一位员工,每一个部门,使每个部门和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通过指标考核,使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做的事情在全盘工作的地位和责任”;“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说:“他只管两件事:一是组织人事,二是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他注重人的因素和人力资源开发“要盘活资产、先要盘活人,只有人盘活了,资产才能盘活起来。”企业发展不在于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利用了多少资源。”这一经营理念的升华,是海尔集团“创建优秀的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把企业的事业和每个员工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每个员工都有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企业、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生、对理想不懈的追求,被社会公认最高层次、最高品味的“企业文化”,这就是海尔集团成功的秘诀。为此,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成为走上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讲台讲授“企业文化”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纵观我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来看金融文化建设;金融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分支,从内容上大体包括:货币文化、金融企业文化、金融监管文化、社会金融意识。金融企业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租赁、基金、财务公司和城乡信用社等机构。政策性金融文化又是金融文化的一个部分。农业政策性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农发行企业文化的外层,它包括行风、行貌、行容、行歌、行服、政策性金融服务、特殊商品的外在形象和文化体育设施等,是企业的形象;第二个层次是农发行企业文化中层,包括各项工作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规范化管理制度等,是企业联接外层与内层的桥梁和纽带;第三个层次是农发行企业的深层,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观、企业民主管理、员工行为规范、职业道德修养等,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对企业的“兴、衰、存、亡”起着决定作用。 二、现阶段农业政策性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着力点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经营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特殊企业,在以“政策性、安全性、保本性”为原则的业务经营过程中,必须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现阶段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当前,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中心任务是:在目前粮棉油市场化中如何保证收购资金供应,保证国家粮油储备物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目标的实现。做好清产核资、模清家底、防范信贷风险,在保本微利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统一。同时,认真解决“三农”问题,争取国家尽快恢复农业发展银行对大农业的职能定位和支持保护农业的重要任务,做好现行的政策性粮棉油购销贷款、积极拓展大农业开发性信贷业务、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支持“两高一优”农业、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支持大农业开展“农工牧、种养加”项目、实现“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迎接wto的挑战。开拓农业政策性银行国际金融业务,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世界银行、亚行、国际开发协会对中国的大农业贷款。农发行要围绕上述目标做好现阶段企业文化建设。 (二)现阶段农发行企业文化的着力点 随着粮食市场放开,农发行将完成国家赋予封闭管理的历史使命,将承担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发展农业,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奔小康的“三农”问题,农业政策性银行担子将越来越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农发行应在粮食市场化的进程中,继续做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保证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拓展大农业开发业务的同时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加强农业政策性银行企业文化建设。 1、加强对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操作量大的系统工程。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各级农发行的决策管理人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广大员工办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指导思想,提高对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各级行领导要把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摆在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全行的总体规划。各行要成立由行领导,宣传、工会、共青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在第一把手的主持下,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实行“一把手亲自抓,分管行长、工会主席具体抓,各职能部门分头抓”,加强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检查、监督和指导,广泛宣传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方法、策略、步骤,进一步明确企业文化建设对农发行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让广大员工积极主动自觉参与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形成对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一 种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2、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是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彻底改变农发行社会知名度较低的现状,由于农业政策性银行成立的时间不长,客观上存在办公条件差,装备设施简陋,加之大农业开发贷款划转以后,农发行单一支持粮食流通环节,无力解决“三农”问题。与其它各家商业银行相比:楼房矮小、牌子不响、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非常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发行的社会形象、封闭管理和大农业信贷业务的拓展。因此,必须按照国务院总理同志概括的“严格、规范、谨慎、诚信、创新”的“十字”行风和农业发展银行“保本微利”的价值取向,加强对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塑造农发行良好的社会形象: 一是加强行风、行貌、行容建设。逐步改造办公用房、逐件改善办公条件,美化办公环境和营业场所.在办公庭院栽花种草.室内外卫生清洁并有醒目的标语广告:营业间实现“三有”(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四个一样”(即“新老客户一样亲切、金额大小一样主动、业务忙闲一样耐心、粮油企业一样热情”)等服务承诺上墙;要求员工着装仪表端装、开朗大方;保卫人员:统一着装、精神抖擞;全行面貌焕然一新。 二是以“职工之家”为载体,创建“阅览室、室、荣誉室、淋浴室、健身房、小食堂”等;开展“羽毛球、乒乓球、兰球赛、演讲比赛、歌咏比赛、知识竞赛、业务技术比赛”等有益于职工心身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开展争创“青年文明号”“文明示范窗口单位”“十岗百家”女职工双文明示范岗”等活动;开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双先表彰”活动; 三是加快农发行电子化、现代化建设,农发行现行装备较差,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系统,推广应用现代化电子设备,实现全行系统办公自动化、营业电脑化、项目评估数据化、信息反馈网络化和决策科学化,为提高农发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提供优质服务功能、创新政策性金融工具、配备精良的现代化装备。 四、加强环境文化建设。按照农发行自身的特点设计农发行的环境,既要让农发行员工处在美好的环境内工作;又要使每个顾客感受到农发行的文化氛围。 五是加强与社会联系沟通。积极组织农发行员工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实践证明:农发行要做好现阶段封闭管理,按收购政策做好粮油收购资金供应,就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与沟通。因为,农发行是政府组建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各项政策的实施要依靠政府。所以,要正确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农发行应按照国家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明确与粮油企业特定的银企关系。在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中谋求银企合作,认真管好刚好收购资金。 六是加强对农发行金融业务的宣传是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途径。农发行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农发行的性质、经营范围、业务内容、服务宗旨等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农发行在社会的知明度。 3、建立建全内部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是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用制度来规范每个员工的行为,用制度来规范经营管理,用制度在管理中创造效益,地企业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把企业文化建设融于农发行内部经营管理、建立制度化业务管理系统平台、严格执行国家对农发行制定的各项政策,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运用价值规律和金融手段,逐步建立建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和经营机制,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农发行办成“机构精干、素质优良、管理严谨、手段先进、效率一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是农发行在近列内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一、建全管理体制:尽快按行政区域或经济区域建全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上实行“二级管理、三级经营”;彻底解决农发行在县级经济中无机构的问题。 第二、制定备项制度:各级农发行要进一步建立建全《财务、会计、出纳管理制度》、《信贷管理制度》、《资金计划管理制度》、《政治、业务学习、业务技能考核制度》《党建工作制度》《组织人事管理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行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职工之家”管理制度》、《文秘、档案管理制度》、《计算机、网络、软件管理制度》、《安全保卫管理制度》、《各专业岗位责任制》、《内控制度管理制度》、《机关办公管理制度》、《后勤保障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完善经营机制: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机制体现在以下七方面:“执行政策、自主经营、保本微利、风险防范、利益补偿、稳健发展、自我约束”。在决策机制上:“坚持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各级行的领导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好评估论证、增强决策的可行性,保证决策的效果”; 三、农发行工会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在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农发行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农发行要大力发展企业文化,为社会士义精神文明添砖加瓦。在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加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中,农发行工会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工会组织要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载体。 “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一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内容和结构,展现农发行员工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为“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使农发行人为大农业的发展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二是工会在成为企业文化载体中,坚持面向基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为基层服务、为职工服务是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发掘人的潜力、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文化的主导思想。农发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工会组织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关心职工,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基础性的建设资料,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增强农发行企业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二)、充分认识农发行工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因素在农发行的文化投影,它是全体员工在长期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建设具有农发行特色的企业文化,包含着文化形态道德规范、金融哲学、经营目标、信念追求、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企业精神、金融形象和整体金融意识的总和。它不仅蕴含于农发行的理念行为和制度之中,而且凝聚于全体员工的行为意识。它作为现代金融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在农发行经营管理中形成的封闭管理思想、市场经济管理办法、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其出发点和归宿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尊重和坚持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农发行在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的经济环境下,做好现行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促进各项业务工作全面的发展,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合力,实现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进步。农发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实现粮食市场开放的进程中进一步强化经营管理的力量,企业文化融汇于农业政策性金融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反映当代工人阶级先进思想推动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管理思想和手段的革新,这是社会主义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农发行企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农发行工会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增强职工对农发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农发行企业精神,按照农发行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推动农发行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充分发挥农发行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与作用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又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与运作方式,发挥农发行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与作用,不仅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而且对农业政策性金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塑造和展示企业形象,优化企业内外环境、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农发行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代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工会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密切联系。 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群众性的运作,也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党、政、工、青、妇”及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其中党政处于主导地位,工会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参加者,工会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许多相似之处,诸如,工会工作的对象和企业文化的主体都是职工,工会的“四大职能”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2、“以人为本”是工会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战略。 农发行企业文化是一项“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是一种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它除具有政策性金融的特殊性外,还具有千变万化市场经济属性,它贯穿于农发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在企业文化中尤其强调职工的主体作用。工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发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是职工,而工会是职工自己的组织。职工对搞好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工会有责任配合党政部门做好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本”是工会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关心人、爱护人、团结人、信任人、培养人激励和凝聚职工奋发向上、拼搏进取,促进农发行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3、工会开展各种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是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 工会有开展各种活动的优势,可充分发挥各类学习园地、专业培训、文体阵地的宣传鼓舞作用,工会通过演讲会、音乐会、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球赛、赛、书法、绘画、摄影等健康向上的活动,在活动中让职工们各显其能,人尽其才。使广人职工在寓教于乐中潜移默化的增长知识、增长才干、激发热情、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锻炼体魄、集中精力、融洽关系、鼓舞士气,提高群体意识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为企业文化建设增添生机和活力。 4、工会实施教育职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是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会要配合党政领导教育引导职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积极支持参与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断适应粮食市场经济发展。增强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农发行现行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工会要配合各级党组织抓紧抓好《员工行为守则》的推进工作,建立起职工行为规范,通过教育,树立行业新风,培育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团队精神,以创建“职工之家”为载体,把“建家”与“建行、兴行”结合起来.在职工群体中广泛宣传先进人物的高尚行为,用身边的先进事迹教育身边的人。扎实有效地开展“三个代表”学习与实践、形势教育、政策教育、优质文明服务教育、“双文明示范岗”教育和规范化管理教育。激励广大职工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求知关爱、创先争优为主题新世纪职工之家的创建活动。 三是巩固思想文化阵地,积极开展业务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①工会要积极推动和配合党政巩固思想文化阵地,要用正确的理论引导职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增强法制观念和主人翁意识;②工会要配合各部门搞好业务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工会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加强对职工的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鼓励职工自觉接受系统培训,自学成才。③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岗位练兵和技术大比武。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劳动竞赛和技术大比武。选择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引导全体员工向先进学习,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 5、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提高全体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行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业政策银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持续地发展,是工会工作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住“职工(代表)大会”中,工会要对农发行的重大决策、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干部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正确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提高职工参政议政能力,加强从源头参与民主管理。保证“反腐倡廉”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信贷工作质量和贷款抗风险能力.使广大职工往农发行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落实正确决策的经营之道,充分体现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确保农发行各项经营目标的实现。 6、加强工会的自身建设适应新形势发展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 农发行成立各基层行工会以来,工会工作的定位不断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工会不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负有重要职责,而且在各项工作领域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对工会工作不理解,认为工会工作岗位是虚设。实际上工会不是闲职,更不是养尊处优、修身养性的地方。农发行工会要实现从“以封闭管理为中心”转向“以粮油市场化为导向”这个工作重点的突破,在农发行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工会就必须在党纠织的领导下,增强改革与发展意识,加强工会的自身建设:一是在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中,进一步优化工会的组织结构,应在基层行设立专职工会,确保各基层行工会认真履行好“维护、教育、参与、建设”四大职能重任:二是进一步提高工会干部整体素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通过培养、调整、增加、调配、充实,使农发行形成一支精干、高效、廉洁的工会干部队伍,以适应农发行企业文化建改的需要;二是努力转变工会工作的创新思维和活动方式,坚持“以党建促工建,以工建促业务”进一步适应粮食市场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7、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维权上农发行做得较好,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农发行各基层工会的基本职责。各级行工会要止确把握“维权”的内涵,进一步突出工会的维护职能,抓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努力维护农发行的整体利益和每个职工的见体利益;一是要加强利实施工会的监督职能,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白我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工会在劳动保护上的监督、检查作用,群防群治,全力维护职工在工作、学习上的合法权益;二是各基层行工要妥协助行领导逐步改善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改善职工的福利,努力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搞好特困职工“送温暖”活动,做好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障,维护职工队伍的稳定:三是学习运用《工会法》和《劳动法》,充分发挥劳动法律的监督和劳动争议的调解作用,巩固完善劳动关系,营造一个有利于农发行改革发展的和谐氛围。 总之,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农发行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因为,农发行工会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探索和培育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任重道远,各基层行。工会要在党组织和上级行工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基层党组织,尽快形成具有农发行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使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有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农业政策论文: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 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它对于推进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实现农发行新的跨越式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涵义。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农发行内部改革进程,不断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实现农业政策金融又好又快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农业发展银行提出的现实重大课题,也是新形势下农业政策金融实践有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1、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是要加快发展。只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农发行自建行以来,信贷支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同样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历程,但是农发行坚持用发展来克服前进道路中的困难,坚持用发展来消除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坚持用发展来体现农发行的价值存在,不断地将农业政策金融事业推向前进。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发展观念还不够解放,利用政策和区域优势实现有效发展的力度还不够大,发展的步伐和效果还可以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以“好字优先”为前提,因地制宜谋发展,抢抓机遇保发展,奋力拼搏促发展。要努力克服思想保守、安于现状、坐井观天、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着力解决怕担责任、怕冒风险、怕出差错、怕吃亏不讨好而错失发展机遇的现象和问题,着力通过有效发展来充分履行好农业政策金融职能,充分发挥好农业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2、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要坚持有效发展。近年来,黄石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行的总体工作部署和思路,紧紧围绕全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坚持“好中求快、稳中求活、统筹兼顾、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快有效发展,全面提升办行水平。好中求快,就是要在确保执行政策好、支农效果好、资产质量好、经营效益好的前提下,能够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抢占业务发展的制高点,力争各项指标进入全省系统中等偏前行列和全市金融系统中的靠前行列;稳中求活,就是要在保持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调整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深化内部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强经营管理活力;统筹兼顾,就是在抓好全行业务发展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其他各项工作的整体提高,为进一步提升办行水平、打造精品银行、品牌银行形象提供有力保障;创新发展,就是要在准确把握上级行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造一批有影响、有形象、有实效的工作“亮点”,最大限度地挖掘内外潜力,推动农业政策金融整体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3、宏观政策调整为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宏观调控中,始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家安排的各项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也越来越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日前,国家为预防经济下滑,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预计到20xx年新增贷款将超过4万亿元,其中20xx年底前政策性银行将追加1000亿元贷款规模,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及农副产品收购。这些都为农发行坚持科学发展观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加快农业政策金融有效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贯彻落实和探索发展,才能在新形势下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效、新成果。联系到农业政策金融实际,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原则。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业务范围由过去单一支持粮棉油购销储业务,逐步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农业科技贷款业务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建设信贷支持力度。目前,黄石农发行开办的主体业务为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而在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开发、农业机械化、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诸多极有发展潜力的涉农领域还未尝试和有效介入。对此,应积极有效推进农业开发等极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营销,进一步加大涉农领域信贷支农力度,促进全行业务全面发展。 2、 坚持发展的协调性原则。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武汉“1+8”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契机,给农业政策金融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做好传统粮棉油收购储备贷款工作的同时,黄石农发行积极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中小企业等涉农领域新贷款业务,促进业务协调发展。通过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使业务发展驶入“快车道”;通过积极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打造业务发展“双轨道”;通过加大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为业务有效发展安上“助推器”。据调查,黄石农发行20xx年末贷款总额仅6.5亿元,而通过实施上述涉农领域的有效发展和协调运作,20xx年9月末该行贷款总额突破20亿元大关,达到20.2亿元,不到三年时间贷款规模翻了三番,年均增长速度100%以上,其中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和中长期贷款总额近13亿元,占贷款总额的64.4%。通过业务有效发展,黄石农发行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武汉“1+8”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和构建和谐黄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坚持发展的渐进性原则。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应当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企业发育成熟程度、信贷支农区域特征和地方财政实力状况等实现渐进性发展。近年来,黄石农发行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索了信贷支农的三个经济循环圈的渐进性格局,即在黄石城区实施以园区建设为主导,以纺织、饮料、农副产品加工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信贷支持策略;在大冶市实施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以保健酒、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畜牧水产养殖和饲料加工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信贷支持策略;在阳新县实施以特色粮油加工为主导,以大型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农场改造升级、大中型水库整险加固、新农村村村通道路建设及种养殖业、林特产业和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为依托的区域性产业行业支持策略。 4、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有效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国家强调要更加重视“三农”工作,更加重视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供给,实现粮棉油的价格稳定和市场稳定。在从紧货币政策实施期间,农发行市场筹资难度增加,信贷投放面临需求旺盛与规模、资金约束的双重压力。对此,全行上下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要求,未雨绸缪,主动应对,有保有压,有进有退,采取灵活积极有效的措施,用足用好用活信贷支农政策,力促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二是有效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不能盲目追求业务发展,片面注重指标完成,而忽视贷款质量,放松风险管理,要做到既把握好信贷规模的总量,又要不断优化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投向,有效防范风险。三是传统业务与新型业务的关系。粮棉油收购业务作为农发行传统业务,是立行之本,应始终坚持其主体地位不动摇。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中小企业等涉农领域新贷款业务,作为加快农发行业务有效发展的“两翼”必不可少,可以增强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后劲。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以确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随着粮棉油流通体制的深入改革,农发行的传统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银监局批复扩大农发行业务范围后,黄石农发行通过商业性贷款业务的有效发展来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以后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社会效益与内部效益的关系。在业务范围扩大后,黄石农发行结合实际情况,在做好传统政策性业务的同时,把关注点放在提升商业性业务的市场竞争力上来。截止到20xx年9月,全行贷款余额突破20亿元,盈利达到4000余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自20xx年以来,黄石农发行仅对全市数十家省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累计发放贷款10亿余元,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支持企业共实现产值近50亿元,实现利税8亿余元,帮助解决农民工就业3000余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内部效益的共同提高。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农发行业务有效发展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农业政策金融业务的有效发展。而通过有效发展的实施,可以在实践中更加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后期的有效发展创造更高的平台和更加有利的条件。 1、发展是前提和基础。在20xx年年初,黄石农发行就组织全行上下开展大讨论,认识到不发展就难以发挥好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不发展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再生能力。根据黄石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业务发展规划,其中近期目标是通过近两至三年的有效发展,使全行贷款总规模达到20亿元,其中商业性贷款占全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60%以上;中远期目标则是通过三到五年的有效发展,使全行贷款总规模达到或接近30亿元,促使商业性贷款占全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70%以上,形成科学合理的贷款产品、种类和结构的有机组合,确保业务可持续健康发展。 2、风险防范是优秀和保障。随着农发行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特别是商业性贷款的风险防范问题愈加重要,也成为全行业务能否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避免或减少贷款风险,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要不断提升全行信贷管理理念,完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内控,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方法,建设信贷风险管理队伍,明确信贷风险管理激励约束,提高信贷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信贷风险管理模式,为加快业务有效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3、人本管理是支撑和关键。科学发展观的支撑和关键是要以人为本。一是要创造尊重人才、鼓励进步的环境,形成良好的人才发展氛围。鼓励和支持全体员工为改革发展献言献策,调动全员谋求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全行实际,逐步建立客户、信贷、财会、审计等各个专业的人才储备库,充分挖掘系统内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三是优化员工队伍的知识结构。加大对员工积极参加各种学历学习和专业资格考试,促进全体员工向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发展。四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对群众公认、业务能力强且符合任用条件的职工,要积极培养、推荐、任用,充实到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 4、有效发展是归宿和目标。农发行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己任,致力于“三农”政策的贯彻与实施。随着农发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发行应实现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实现自身有效发展,打造现代精品银行。通过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带动自身的有效发展,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5、文化建设是信念和宗旨。深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不断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的各种软硬件设施,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到经营发展的全过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要进一步树立至诚服务理念,增强对内、对外的服务意识,创建和谐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努力创造一个与社会环境相融合、与改革发展相适应、具有农发行特色的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绩优的和谐环境,为打造一流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农业政策论文: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人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的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从历史观察,在18世纪的清代,“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 公元18世纪之初,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18世纪头50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二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都是以后的事。历代也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卓有成效。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半。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问(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康熙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康熙之后,雍正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乾隆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有若干篇章都谈到土地开垦,如天津王顶堤村,几年来共开垦土地1200余亩(低洼地),约占原有面积的十分之一;江苏新海连市朝阳乡农业社开荒2200亩,占原有面积的三分之二;安徽繁昌浮湖乡农业社“大力开荒增产粮食”,在1954年开荒332亩,超过了该社当时的耕地面积;广东台山田美村农业社,也以“人山开荒”作为生产的主要出路。为此“本书编者按”说:“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4年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82 }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土地增垦、“竭力耕耘”之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 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有关。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n80%。 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产值71%,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农村发展研究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某高层人士曾拿此文向他说:谁写得出来?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在地区研究中,我专门研究过江南。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丝绸、棉布,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劝农”,也都把江苏当做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人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农业政策论文:浅谈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 农业发展银行 西部 新农村 【论文摘要】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努力拓展业务范围,加大支农力度,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本文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改革入手,总结了近年基层农发行支持当地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针对当前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这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农发行作为以服务“三农”为根本宗旨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何结合西部实际,确定支持领域和重点进一步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从农发行贵州分行看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持作用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贵州省分行已覆盖全省9个地州市,建立了56个县市的组织网络和金融服务体系,并在其他33个无机构的县市区,设立了29个客户服务组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近年来,针对贵州特色农产品资源较丰富,但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农发行贵州分行充分发挥自身在信贷规模、资金、利率等方面的优势,全力支持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贷款规模从2006年初的6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193亿元,其中,在黔东南州就投入了13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凯里市“两河”治理、凯雷农村公路等建设项目的实施。其信贷投入力度、贷款增长速度均位于全国农发行系统前列。2009年,农业发展银行贵州分行加快加大信贷支农力度,仅上半年就投入40亿元信贷资金,为支持贵州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农发行在支持粮油生产和流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农发行贵州省分行自成立以来,坚持把做好粮油收购资金供应管理作为立行之本。根据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变化,该行适时调整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展粮油购销,确保国家粮改政策的实施和全省粮油收购、储备、调销等业务的正常运行。2008年,农发行贵州分行全年累计发放各项贷款67.66亿元,其中,政策性粮油贷款14.6亿元,同比增加12亿元;粮油收购贷款11.89亿元,同比增加1.28亿元。 2、农发行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发展农村经济,方向是发展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理念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以此带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和推动农民增收。近年来,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农发行贵州省分行累计发放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76.38亿元,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择优扶持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发展,有效发挥了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三农”发展。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项目——投资22.7亿元的竹浆林纸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在贵州省赤水市建成投产,该项目是农发行贵州省分行针对贵州林业资源丰富的实际、累计发放贷款16.4亿元支持的产业化发展项目,也是农发行业务范围拓展以来、全国农发行系统审批单笔金额最大的贷款项目。该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季节性地为社会提供50万个闲置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通过种植出售竹原料、支持基地建设等,种竹农民每亩可增收100元/年,每年可增收2700万元,种竹农民实际增加收入1.03亿元。 3、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贵州省情,农发行明确将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重点、骨干项目,加强对农田水利、农村路网、农村电力、能源、信息网等农村基础设施的信贷支持。截至2008年3月底,该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29.24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22.15亿元,占一季度贷款累放额的75.8%,是2007年全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总额的6.33倍。 4、为涉农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近年来,农发行贵州省分行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截至2008年3月底,该行涉农小企业贷款户数已达136,占全行总贷款户的30%,涉农小企业贷款余额达2.5亿元,在支持贵州“三农”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2008年4月,农发行贵州省分行与贵州省乡镇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就促进贵州省涉农中小企业发展签订担保合作协议,以拓展涉农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化解和分散金融风险,强化政策性银行支持涉农中小企业功能,贯彻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农发行支持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1、不能充分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 西部贫困地区一边是“缺血”的穷财政,有大量资金需求,一边是农发行能够提供政策性的金融支持,而这一需一供却不能有效结合。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的现实下,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又受到诸多限制,应该取消对农发行业务范围的单一申请审批制,凡是有利于农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行业、产业、项目,都应准予农发行介入,成为农发行的业务范围,从业务范围和功能上,让农发行成为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的政策性银行。同时,由于农发行现行的项目管理模式,基层行没有主动权,贷款门坎高,办贷程序繁琐、成本高,造成农发行办贷难、办贷慢的现象。 2、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 目前,农发行商业性贷款的主要方式是担保和抵押贷款,而西部的社会信用担保业处于萌芽期,还没有形成可为农业企业提供担保的信用机构。新农村建设中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即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小企业等业务,多数属于贷款期限长、风险大、利润率低的项目,按照商业性贷款管理要求,欠发达地区大多数项目很难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3、农发行开展商业性支农信贷业务仅处于起步阶段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发展县域经济社会,而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往往表现在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县域经济项目投入大,回收期长,风险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网点不断收缩,存差不断扩大,大量资金不断从农村抽走,农村资金流出严重。支持商业性新业务的开展,必须坚持谨慎积极的原则,这为欠发达地区本身难以开展的客户营销增加了压力。农发行基层贷款权上收后,从贷款到调查、审批到发放,手续复杂,供求时间不对称,有时银行贷款到位,企业商机已失。 4、农业政策性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 在营运管理方面,农发行服务于客户、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基层行还不适应上级行针对支农需要、针对市场变化的信贷计划调整,信贷计划的准确性不高,结算手段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服务要求;一些行对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对现有的数据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实现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队伍建设方面,员工素质与信贷支农的现实需求还不太适应,人才结构不尽合理,项目评估、风险管理、国际业务、法律事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明显不足,岗位激励约束机制亟待完善。 三、对农发行支持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1、巩固传统粮油购销业务 按照国家粮棉改革和购销政策,农发行应适时调整信贷政策,坚持不懈地做好传统的粮食收购、储备、调销信贷工作,巩固好原有的粮油储备、购销企业,全力支持粮油产业发展。根据贵州粮食加工企业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的实际,贵州省分行积极支持粮油加工产业链发展,促进一批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粮油加工产业链品牌的创建,真正形成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农民大幅增收。 2、以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纽带。农发行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平台,给县域经济繁荣注入新鲜血液,对推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机制 切实落实现代银行要求,不断推进农发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一要建立健全信贷管理制度体系,二要努力防控经营风险,三要继续强化资金计划分类管理。牢固树立“内控优先”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逐步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针对2008年产生新增不良贷款的实际,贵州省分行在全省系统开展了历时3个多月的信贷管理与风险防控集中学习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全行员工集中学习信贷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排查信贷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信贷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上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进一步夯实信贷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4、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立足地域经济特点,积极支持特色农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以贵州省为例,虽然其特色优势农业产业较多,市场很大,但是开发严重不足。农发行可以依托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台,依托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农发行的网点、资金优势,通过不断加大信贷,重点扶持市场前景广阔、产业覆盖面广、附加值高的特色产业。如支持优质稻、茶业、杂交玉米、种子和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对于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贵州省分行近年着力支持了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神奇、益佰、信邦等药业企业的发展。 5、创办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 农业项目特别是新建项目,风险高、信贷投资风险大,亟须有一个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来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除了自身要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外,还应建议政府筹建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农业担保公司可建在县一级,由政府提供注册资本金、初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可依托乡镇政府、农业企业等,采取会员制形式,吸收会员资金,壮大担保基金。在担保公司成立初期,政府财政应为担保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待其逐步发展为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后,政府可停止补贴,以实现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政策论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变迁 内容提要:1962年形成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重要的共同政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制定共同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竞争法则, 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以保护内部市场,建立共同农业预算,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改革,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逐步过渡到了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欧盟农村的全面发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产生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西欧各国认识到使用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和统一欧洲是行不通的,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繁荣。为此,1951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在罗马签署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原子弹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以促进欧洲繁荣和欧洲人民的团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其后经历三次扩大,英国、爱尔兰与丹麦于1973年,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分别加入共同体。1994年,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随后,瑞典、芬兰及奥地利亦于1995年加入欧洲联盟。到2004年,中东欧十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托维亚和斯洛伐克将加入欧盟,现在的欧盟15国将扩大到25国。欧盟东扩后,整个经济区域之面积将由原来的320万平方公里,扩增为43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亦将由目前的3.7亿人,增加至4.8亿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体。 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欧共体最初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区域性、排他性经济集团。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到1961年底,欧洲六国内部工业品进口限额全部取消,1968年,内部关税取消,对外关税统一。经济一体化对六国内部商品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彼此工业基础和实力的差别,必然带来比较利益的不同。因此,引发了农业一体化的要求,以便通过更为广泛领域的合作,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平衡;同时,农业一体化也是欧共体成员国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其他成员国各有自己的传统进口渠道,如西德大量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农产品;二是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农畜产品生产成本高,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只有欧共体国家实行农业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共同市场,以统一的对外关税限制来自欧共体外部产品的竞争,才能为法国、荷兰等国的农产品占领欧共体市场,进而打入世界市场奠定基础。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 二、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1、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 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包括农业收入目标、农产品市场目标、农业结构目标和农村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具体化。主要包括:(1)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农业合理生产和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率;(2)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合理的生活水平;(3)稳定农产品市场,保障供应的可靠性,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农产品;(4)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生存环境,保证食品安全;(5)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2、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 共同农业政策有三条原则,即共同体市场统一(market unity),共同体优先(community preference)及价格和预算一致(financial solidarity)。 所谓共同体市场统一,即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完全自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通,逐步取消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筑起统一关税;协调成员国之间管理、防疫和兽医等条例,制定共同的经营法规,共同价格和一致的竞争法则。 共同体优先,即实行进口征税、出口补贴的双重体制。当进口产品价格低于共同体内部价格时,则实行进口征税;当欧盟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共同价格时,就实行价格补贴,控制从共同体外部进口,消除世界农产品市场波动对欧盟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价格和预算统一,则是每年成员国农业部长理事会确定不同农产品价格,并建立共同预算,即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这是欧共体预算的主要科目之一。目前,欧盟共同预算收入约为840亿欧元,其中用于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约占50%。共同预算收入主要来源于:(1)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7%;(2)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3)成员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农业征税;(4)糖生产者交纳的分摊费;(5)成员国从第三国进口工业所征收的关税:(6)其他附加收入。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具体做法 (1)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1966年5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实行农产品自由流动,分步实施农产品统一价格。1966年11月1日橄榄油首先实行了统一价格;从1967年7月1日开始,谷物、食糖、植物脂肪和植物油实施统一价格;1967年9月1日稻谷实施同价;1968年4月1日,牛奶、奶制品以及肉牛同价。1966年,欧共体90%的农业产量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71%的农产品贸易额以及来自第三国60%的食品进口额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到九十年代初,欧共体国家置于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管辖之下的农产品有:谷物、水稻、蔬菜、水果、糖、酒类、烟草、牛奶、肉、蛋、植物油、动物脂肪和油料等14个类别,占欧共体生产的农产品的96%左右。 (2)建立对外统一的农产品关税壁垒和对内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体系。通过门槛价格、最低价格和干预价格等措施对共同体市场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维护市场平衡,保护生产者利益。 门槛价格(threshold price),是对欧共体之外国家设立的,是第三国农产品进入欧共体港口的最低进口价。如果第三国农产品到岸价格低于门槛价格,就征收这两种价格之间的进口差价税。这样,进口农产品只能按欧共体内部统一规定的标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有时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甚至高于标位价格,因为除门槛价格外,还有贮藏费和运费在内,因而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欧共体内部农产品贸易得以保护。 标位价格,也称最低价格(minimum price),是依据一种农产品在欧共体内供不应求地区的市场价格而定,其中包括了贮藏费和运输费。农产品标位价格每年定一次,并由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规定公布14类统管的农产品的标位价格。农产品的统一价格不用某个国家的货币表示,而用欧洲货币单位埃居(1埃居约等于1美元)作为计算单位。标位价格因包括贮藏费和运输费,会因地区不同和运输费不同而变化,故只供生产者和消费者参考。同时,各成员国可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以比标位价格稍低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给伙伴国。 干预价格(intervention price),是生产者每年出售农产品可以得到的最低价格。谷物干预价格与欧共体最大的余粮区法国的奥尔姆市场条件相联系,它一般比标位价格低6-9%。当某类农产品供过于求,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生产者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后可以从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领取市场价格与干预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或者将农产品以干预价格直接卖给干预中心。欧共体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共有36个,享受干预价格的14类农产品的品种、规格和生产限额由欧共体统一规定审核执行。有了干预价格,就可保证生产者收回生产成本并获得微利,可保护农民的利益。干预价格也叫保证价格或保护价格。 (3)共同农业政策的其他做法。一是出口补贴制度。这对大部分产品都适用,如粮食,糖,油菜,奶,肉蛋禽,水果和蔬菜等。二是生产配额制度。针对糖和牛奶两种产品,每年根据共同体市场供求情况,提出生产配额总量,分配到各国,再由各国分配到加工企业。对配额内的产品提供保证价格,对配额外的产品则不能得到保证价格或不能得到全额的保证价格。三是对外保护制度。针对蛋和家禽两大类产品。在欧共体市场,蛋和家禽没有干预价格和生产配额规定,通过门槛价格实行保护。四是直接补助。主要是羊肉、油和油脂、烟草、棉花、干饲料、亚麻、大麻籽、啤酒花等。五是,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三 、共同农业政策面临的问题 共同农业政策对促进欧洲农业发展、稳定农产品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后,欧洲人对战争期间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被饿怕了的人们渴望吃饱肚子,存有余粮。共同农业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70年代到80年代,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业产量大增,粮食、牛奶、牛肉和葡萄酒不仅自给,而且有余。到90年代初,欧盟务农人数减少了一半,仅为700万,农业产量却提高了3倍,粮食产量从1960年市场需求的80%增长到120%。但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暴露出一些弊端,受到了来自内外部要求改革的极大压力。 1、预算负担不堪重负。共同农业政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补贴政策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品供大于求,连西德这样一个并无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也出产了大量粮食,农业预算压力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1980年,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占欧盟总支出的73%,到80年代末,仍占到整个预算的63%,仅多余产品贮存一项,最高时一年可花费近200亿埃居,欧盟农产品出口占了世界农产品贸易四分之一,出口补贴最高年份近100亿埃居。 2、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压力。化肥和杀虫剂在欧洲大多数地方广泛使用,许多化学物进入水体,加速超营养化,灭绝了一些敏感的水中生物并进入地下水,污染了人类的水供应体系。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等动物性疾病频繁发生,人类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由于补贴政策只同牲畜的存栏数挂钩,农民为了多得收入,就拼命降低成本,使用有病动物下水作饲料,导致这些疾病流行。另外,由于有补贴政策,农民坐等补贴,对各种疾病不作预防,也不主动采取措施,助长了这些病害的蔓延。 3、内部利益分配不公。欧盟成员国在共同预算中承担的义务和获得的利益不对称,内部分歧时有发生。法国负担欧盟预算的17.5%,欧盟为法国的花费占总预算的17.7%,正好相抵。但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得到欧盟农业补贴的四分之一,农产品是法国重要的出口项目,占法国出口总量的16%,顺差多年在100亿欧元左右。西班牙、荷兰等国也不主张改革,特别是西班牙,每年能拿到落后地区补贴项目半数以上的资金。德国承担了欧盟预算的29.2%,却只能从欧盟得到14.8%的回报,每年为欧盟净贡献110亿欧元,因此,德国主张彻底改革共同农业政策。 4、欧盟扩大的压力。1993年结束的与奥地利、瑞典、芬兰和挪威的入盟谈判,农业被证明是一个最为困难领域,因为这些国家给予农业相当大的补贴。在与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十国谈判中,农业情况更为激烈。中东欧十国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较高,这些国家入盟后,农民人数增加2倍,农业面积扩大40%。据欧盟委员会的数字,若按现行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用于农补的支出每年要增加110亿欧元,另外还需要150亿欧元作为农业结构基金,欧盟的预算负担更重,而这十国农民可以不劳而获、一跃成为这些国家中收入最高的阶层。 5、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强烈批评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扭曲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导致贸易伙伴的严重冲突,制约和阻碍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欧盟不得不在农产品补贴上做出让步。 四、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 欧盟阶段性共同农业政策有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次是在1992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现在正酝酿第三次大改革。 1、1992年6月,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在具体措施上:(1)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谷类价格降低29%,牛肉价格降低15%;冻结15%的谷物耕种面积。(2)收入支持。对冻结了15%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以不同地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根据种植面积给予补贴;对粗放经营的畜牧业生产者也增加补贴。(3)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到90年代中期,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谷物公共储备的数量从1993年的3000万吨下降到1996年的不到300万吨的水平;休耕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农产品产量上升趋势;农业补贴支出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总支出中用于农业的实际开支减至1996年53%。1998年农产品库存支出仅为20亿埃居,出口补贴为48亿埃居。 2、为了面对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农产品贸易谈判要求,特别是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压力,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强调对农业政策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根据这一议程,欧盟确定将2000-2006年的农业预算支出按1999年价格计算冻结在每年405亿欧元的水平上,同时,分步骤、分阶段地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谷物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支持价格降低15%,其后是否继续削减视市场条件决定;播种面积减少10%,损失的50%由欧盟补偿;牛肉支持价格将分三个阶段降低20%,同时通过提供直接收入补贴的方式补偿饲养者85%的损失;奶制品配额制度将继续执行到2006/07市场年度,分配给经济落后地区的配额将扩大,分三步将支持价格降低15%,农民收入损失的65%由欧盟补偿。通过结构展基金支持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对生态脆弱地区和植树造林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实现农业多种经营,维持农村活力,增加农村就业。 经过改革以后,目前,除牛奶和牛肉等产品的价格仍在国际市场价格的1倍以上外,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取得进展。 3、2006以后的改革。针对东欧10国将于2004年加入欧盟、共同农业支出将大幅扩大的问题,2002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建议,法、德两国首脑也就欧盟的农业政策改革达成妥协。主要内容:2006年后,共同农业支出将基本冻结在2000-2006年的水平,考虑到物价因素后欧盟农业预算支出每年增加1%;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三年,东欧十国的得到得农业直接补贴相当于目前欧盟15国水平的25%、35%和40%,以后每年增加10%,到2013年实行同等待遇;欧盟直接农业补贴的发放将采用更为严格的环保、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的标准;建立农场审计制度;每年对单个农场补贴不超过 30万欧元;在未来 10 年内削减 10% 的耕地;未来 7 年内将对大农场的直接补贴每年减少 3%;将 20%的直接补贴转而用于农村发展;谷类干预价格降低 5%;鼓励环保、关注消费者利益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村发展。 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1、财政支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弱势产业,表现为: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生产周期长、生产和价格稳定性差、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显著、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因此,支持农业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各国均通过财政投入等手段加强对农业基础地位的支持和保护,欧盟农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与欧盟的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面对入世的挑战,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应加大。 2、财政支农的实施要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相适应。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一定要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特别是要与国家的金融政策相匹配。1984 #0;1988年,欧共体成员国希望通过约束农产品价格来减少负担加重的农业财政支出,但由于期间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贬值,使得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名义上的价格约束被抵消,预期减少财政支出的目标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因此,要因时制宜的制定农业政策。 3、采用灵活多样的财政支农具体方式。近年来,欧盟对农业支持方式不断调整,重点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补贴;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特别是购买农机具给予补贴;加强农业环保、教育、就业培训;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多元化经营等。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项目繁多,在现有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前提下,大大减弱了财政支农的作用。因此,要改革财政支农的结构,集中使用和重点投入相结合,采用贴息、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政策论文:省域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模式探索 【摘 要】四川是养猪大省,2007年以来由于仔猪价格、饲料价格和猪肉价格同时飞涨,且疫情严重,生猪养殖面临巨大的风险。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与商业性保险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导致农业保险陷入了内在的两难困境。四川生猪养殖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省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走出困境。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保险 生猪养殖 保险模式 1982年以来,四川率先试办了耕牛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大牲畜保险和农作物保险。1993年,四川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峰,保费收入达到1722 万元。1994年以来农险业务亏损较大,业务规模趋于萎缩, 2003年保费收入下降到83万元。 2004年5月四川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38万元,比2003 年增长188%。随着农业保费收入逐渐增长,试点项目拓宽到奶牛、生猪、烤烟、麻竹等领域。目前比较成功的是眉山市奶牛保险试点和资阳市生猪保险试点。截止2007年农业保费收入7.25亿元,提供风险保障161亿元。其中能繁母猪保险在全国率先启动、率先理赔,承保数量达491万头,生猪承保数量达1664万头,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总量的1/3。 但是四川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现状与农业大省的地位仍有较大差距。特别近年来,四川省频发自然灾害,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严重,保险业务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而相应的政策支持不够,导致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不断萎缩,其生猪养殖保险就是典型事例。 一、生猪养殖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 1.生猪养殖风险的强损性与商业保险经营原则根本冲突 生猪养殖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并发性,疫情周期和频率较高,其结果是成灾率高、损失严重。高赔付金、管理费用及损失准备金之和小于当期保险费收入,与商业保险盈利目标相冲突,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率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生猪养殖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保险公司则不可能介入亏损经营。因此,抑制保险供给以至退出其经营策略是必然选择。 2.生猪养殖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养猪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常发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疫情等,是生猪养殖平稳发展的最大威胁和风险。由于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等问题,导致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不进口我国猪肉等偶蹄动物产品,其市场风险难以应对。作为养猪产业发展唯一“保护伞”政策的低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 3.高保费标准与养猪户低收入不相容 养猪风险的随机偶发性和独立性,是利用大数法则分散风险为前提的。养猪产业风险的广延性、分散性、疫病的复杂性和成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其性质已经不属于典型的可保风险。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定保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最终导致生猪养殖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都严重缺乏。 二、区域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保险由商业性保险向政策性保险的转变,政府需承担如下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即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政府承担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义务;政府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服务对象提供管理费用补贴、保费补贴、巨灾补偿和优惠政策;政府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基于国情和省情,本文提出“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保监会”的政府主导性发展模式。其中①管理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对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的商业公司提供再保险,提供部分保费,经营管理费补贴,制订财政、税收优惠政策。②商业性保险公司负责直接经营相关业务。③保监会负责监督政策性保险业务执行。 这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国家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生猪养殖保险的发展规划、政策制订、宏观调控管理、基本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提供生猪养殖保险再保险支持。获准经营政策性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要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监管部门设计的基本险种,也可经营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的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生猪养殖保险险种。 该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于:一是充分借鉴了国际上发展生猪养殖保险业务的成功经验,遵循了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有效规避信贷资产风险,提高经营效益,避免市场垄断,降低财政支出。三是为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尽快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行性,避免了机构设置的巨大财政成本投入。四是符合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支农作用的宗旨。 三、对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政策建议 1.财政补贴政策 各级财政应进一步提高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补贴,将生猪养殖保险补贴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包括:第一,提供保费补贴。对保险经营费用进行补贴,由政府按照保险公司对养猪户收取的保费收入比例给予全额补贴经营费用,保险公司不从保费中提取任何费用,保费全部用于对养猪户受灾后的赔付。第二,提供管理费补贴。对经营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费用补贴。第三,提供再保险补贴。对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业务购买再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以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保险风险,增强赔付能力。 2.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制度 生猪养殖面临饲料涨价,疫病等风险,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因此,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损失基金,积累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势在必行。 3.税收减免制度 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减免制度有利于扶持农业保险基金的积累,增强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对生猪养殖来说,应将政策性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严格分开,实行单独列账,单独核算,专账专人管理,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保险公司经营一定区域范围内(县以下的范围)的其他险种相关税目免税,从而调动保险公司从事保险的积极性。第一,对生猪养殖保险进行单独的保费收入管理,建立单独的电子化信息系统。第二,对资金结余的管理要明确规定,要求专款专用,不得任意拆借。第三,要对生猪养殖保险分险种核算,积累数据,为未来相关规定的制定提供依据。 第四,建立费用的分项管理系统。建议相关部门对全国的生猪养殖信息进行统计、调查、研究,做好生猪养殖保险的基础工作,掌握完整的产量及疫病统计资料和各种饲料的成本数据,使定损理赔有所依据,从而促进生猪养殖保险快速发展。 4.全省统一承保条件和赔付标准 依法统一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承保条件和赔付标准,坚持承保生产成本和赔偿生产成本原则,避免保险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如农户需要投保产量或产值保险,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相关商业化险种。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银行水利建设论文 一、青海省水利建设现状和面临的困难 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江河源头”、“中华水塔”之美誉。境内河流纵横,雪山林立,冰川广布,沼泽连绵,湖泊众多。据统计,全省水面积在3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35条,河道长度大于100公里的有65条,干支流总长度约28公里。省内有大小湖泊2043个,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有300多个,全省冰川面积约为5225.38平方千米,冰川总储水量3705.92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2.5%。由于受气候、地形等条件的限制,青海水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开发利用难度大、可利用量不足。根据资料显示,青海省水资源总量为629.3亿立方米,全省平均产水规模为8.8万立方米/平方公里,人均水资源量11184立方米,2011年全省总供水量36.23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5.8%。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目前青海省水利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还不相匹配,全省发展基础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的东部湟水流域、西部柴达木盆地是青海省水资源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柴达木盆地工程性缺水与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并存;东部湟水流域资源性缺水严重,中、下游地区水污染形势严峻,一些大型骨干水利工程没有完全发挥效益,供水保障能力仍显不足;黄河沿岸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重大水资源配置缺乏,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不足,城乡水利建设抵御特大干旱风险的能力不强,水资源调控能力仍需加强。 (二)防灾减灾体系不完善 青海省地市州所在城市大多依山傍河而建,易受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侵袭,防洪基础设施薄弱,重点城市综合防洪能力不强,中小河流治理起步较晚,汛期成灾率高,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山洪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小型水库病险问题突出,泄洪设施不完善,排空能力不足,安全隐患较大,预警监测能力还不强,应急机动抢险能力较弱,防灾减灾社会化保障体系还不健全。 (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现有水利工程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效益衰减问题突出。小型水利工程投入少、进展慢,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青海省耕地灌溉率只有44.2%,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0,灌溉水利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用水浪费严重,草场基本没有灌溉设施。据统计,全省仍有近120万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四)水资源保护形势严峻 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35.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9.2%。水土流失且呈加剧趋势,防治投入不足。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一些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预防保护、执法监督等工作还有待规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造成众多湖泊面积缩小或干枯,部分河流污染超标,水质恶化,防治难度加大,部分区域水源涵养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逐步下降,生态环境问题呈恶化趋势。“三江源”等部级自然保护区预防、治理、保护难度大、任务重。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持水利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农发行青海省分行自2007年开办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业务以来,一直在实践中摸索和积累经验,依托政策,抢抓机遇,将具有显著民生效应的水利建设项目纳入营销视野,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实体承贷、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机结合的水利信贷运作模式。截至2013年末,已累计投放水利建设贷款10.6亿元,支持水利建设项目28个。其中,河道综合治理项目5个,重点水利枢纽工程项目7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1个,节水改造、灌溉工程项目3个,防洪工程建设项目2个,农村水能开发利用(水电站)项目10个,已支持的水利建设项目贷款无逾期、无不良,在支持青海水利建设发展的同时,也凸显了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服务“三农”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但由于受水利建设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承贷主体单一、财政配套政策不到位等因素的制约,影响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投入水利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要加以解决。 (一)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 水利建设项目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水平低,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特征,属于高风险投资领域。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农发行迫切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贷款补偿机制,从制度上保证把贷款风险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但就目前而言,国家和地方政府缺乏类似的相关配套政策,对农发行的财政补贴力度不大,风险拨备按税前1%计提,难以使农发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扶持“三农”、支持水利建设中的作用。从操作层面上讲,农发行将水利建设贷款列入政策性范畴,由于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补偿政策和承担风险的保障政策,只能按照商业性信贷管理要求来运作,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支持型”、“财政补偿型”、“政府保障型”等信贷运作模式难以启动,影响农发行信贷资金对水利建设的有效投入。 (二)水利建设贷款模式单一 由于国家没有支持和优惠政策,前期农发行水利贷款模式大部分属于“水地”结合,采用把农村土地收储整治与水利建设结合起来作为项目建设内容,以土地出让收入返还延伸带动水利建设的模式。2012年末,国家有关部委《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出台后,主要采取了各级政府偿债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支持模式。同时,由于财政全额出资的纯公益性水利建设项目,通常政府财政资金先收后支、分批拨付到位,资金到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需要财政垫付性贷款的,按照目前的信贷政策,农发行不支持财政垫付性贷款。水利建设贷款模式的单一,使得农发行支持水利建设无法发挥及时、有效的先导性职能。 (三)承贷主体选择困难 由于水利设施大多产权不清,其管理方难以作为符合农发行要求的承贷主体。根据农发行现行信贷政策,可以作为政府主导的水利建设项目借款人主要有融资平台公司、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目前正在试行的国有独资及控股等公司类客户。但由于政策原因和历史原因,农发行在选择上述三类承贷主体时仍面临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力弱、包袱重,新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要求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面临挑战,一些事业法人缺乏合法有效的承贷主体;一些“机关法人”没有贷款条件和准入门槛,在政策上存在模糊地带;一些国有独资及控股等公司类客户不具备国家规定的项目融资或建设(运营)相关资质,开展BOT、PPP委托代建等融资模式存在制约。虽然水利建设贷款需求量大,但这些都无疑加大了农发行选择承贷主体的难度。 (四)资金监管难度较大 由于水利建设项目对用地规划、流域与气候等均有要求,水利设施一般投资规模巨大,建设标准高,还款周期长,期间所面临的拆迁风险、市场风险、资金挪用风险等各类风险隐患较多。加之水利项目还款资金主要来自项目本身产生的水费、电费收入、政府补贴资金等。水费、电费受市场变化的影响,政府补贴资金受财政预算拨付影响,造成农发行很难对信贷资金进行有效监管,增加了贷款风险。 (五)信贷管理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大多数基层农发行相对缺乏具有一定经验的一线信贷人员,个别行甚至不能独立进行项目评估,操作风险较大,贷后管理能力较低,给贷款评估、贷款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 三、对策建议 在外部政策环境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农业政策性银行应立足于省情行情,优化营销策略,强化风险防控,全面提升办贷管贷水平,发挥其在服务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全力为青海省水利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一)围绕水利项目支持重点,创新贷款营销思路 在贷款营销上要克服等客上门的思想,增强主动营销意识。农发行要主动搜集各级政府关于水利建设的战略规划,筛选适合农发行信贷支持的水利建设项目,有针对性地编制支持水利建设的政策性贷款发展规划,制定详细的贷款项目营销方案,坚持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营销贷款项目;要讲究贷款营销策略,把“政策营销”放在首位,通过政策宣传和农发行职责宣传,抓好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共同把水利建设的“金融工具”运用好;要进一步创新贷款营销方式,采取“高层营销、营销高端”,力求在高层次上加强沟通协调,提高营销效率。 (二)以财政资金撬动信贷资金,形成财政与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合力 要落实公共财政投入政策,建立健全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村水利建设投入力度,充分考虑青海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等因素,对青海水利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给予倾斜。青海省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快建立农村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制度,严格执行“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政策,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大力推行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贷款贴息政策,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由各级财政给予贴息或承担全部利息。对农业政策性银行发放水利建设贷款考虑免征营业税、印花税等税种,按一定比例减收所得税。 (三)积极培育合格承贷主体,破解农村水利融资瓶颈 要进一步明晰产权,解决农村水利建设项目信贷资金缺乏承贷主体的问题。要大力推动中小型农村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对一些中小型水利设施进行拍卖、租赁、股份制改造等,逐步实现农村水利项目的市场化经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框架,大力推广PPP模式。因此,农发行可大力支持地方政府批准授权或委托借款人承担项目融资或运营职能,采用BOT、PPP等融资模式的公司类客户。同时,可考虑成立专门的农村水利建设投资公司,打造农村水利建设项目统贷统还的平台,为农发行介入提供合格的承贷主体。农发行各级分支机构要紧跟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及时掌握水利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储备和安排情况,精心筛选,重点选择民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财政补贴拨付及时可靠,还款有保障的财政补偿性项目;积极支持地方政府关注、涉及民生且有一定经营收益的收益权抵押型项目。 (四)强化金融创新,为政策性水利提供良好产品及服务 传统的水利建设项目贷款偏重于国家和省级大型重点水利项目,对于其它水利项目尤其是小型微型项目关注较少,这和水利建设发展的趋势不符,与大型国家和省级重点水利项目相比,众多的中小型水利项目更加缺乏资金投入,而这些项目对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证却更加重要。因此,目前农发行迫切需要创新水利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一是大力探索尝试水利项目中的B0T(建设-经营-转交)、TOT(经营转让权)、BT(建设-转交)、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新型水利项目贷款模式。针对有资质的水利项目建设单位作为贷款主体,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水利建设。二是研究和探讨创新型农业政策性水利金融产品种类。对农户开展小型节水灌溉、塘渠疏导加固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需求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和扶贫贴息贷款等。对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水利建设项目,先期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地方财政资金到位滞后和项目启动资金缺乏的问题。三是创新金融服务。依托报刊、网站等媒体水利政策信息,宣传介绍水利和现代产品,推动网上融资、网下签约,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融资对接效率。同时,应借鉴国外经验,允许农发行对特定公益性水利工程项目延长贷款期限,服务项目建设。 (五)发挥保险的风险补偿功能,建立水利建设的风险屏障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积极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支持保险公司与农发行建立“信贷+保险”合作,设立农村水利建设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提高对水利贷款的担保能力,实现保险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有机结合。要进一步强化财政对水利建设的促进功能,除发展洪灾保险、电站设备财产险等传统险种外,保险公司可根据水利工程特点和水利建设的主体需求,大力开发与水利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新险种。同时,根据相关信贷管理制度,抓好贷前、贷中、贷后管理,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流程,序时查看工程进度,严格执行专户管理,定期对抵押物情况以及抵押物价值进行核实,确保第二还款来源足额可靠。 (六)整合利用各种资源,进一步提升办贷水平 一要积极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改进,从行业、区域、客户项目等多个角度出发,提高重点水利项目、重点水利客户信贷业务审批效率。加强对青海省等重点西部欠发达地区重点水利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结合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发展规划,制定差别化的水利建设信贷支持政策。二要着力提升项目评估水平。在项目整体把握上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确保项目评估结构完整和数据衔接,调查内容面面俱到,资料核对逐页过目,评估报告具体详尽,力求资料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对于项目手续,不仅要合规合法,更要高效全面。三要着力完善信息反馈机制。信息反馈包括内外部、上下级等全方位的信息。在项目营销前期,对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具的有关文件,应通过各种营销方式促进信息和沟通的系统全面。在评估阶段,通过上下联动,实地评估,全程参与的方式有效缩短信息反馈时间和距离,为项目运行提供高效快捷的办贷服务。四要着力整合信贷管理资源。考虑到基层农发行现有组织架构、人员配备等情况,评估人员可由各行推荐,上级行审定,兼职不调动,在重大项目营销与评估时实行统一使用,形成管理合力,提升办贷运转效率。 (七)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为支持水利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要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搭建农发行支持农村水利建设抵押确权、登记、评估、转让、融资等平台,为农发行介入水利建设项目创造条件。应给予水利建设项目承贷主体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其真正成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实体。要培养贷款企业的诚信意识,落实建设项目资本金和自有资金,确保与信贷资金匹配使用。 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课题组 农业政策论文: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管理论文 一、按现代银行要求,建立符合农业政策性银行特点的信贷管理政策制度体系 信贷管理部门成立以后,针对农发行办贷管贷制度陈旧,信贷基础管理薄弱的现状,先后出台十多项改革创新举措,建章立制百余件,内容包括信贷政策、评级授信、审查审议、作业监督、资金支付、监测分析、系统操作等,基本覆盖了贷款业务的全过程,初步形成了符合现代银行要求和农业政策性银行特点的信贷管理政策制度体系。一是连续7年信贷政策指引,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农发行业务特点,明确业务边界,指明信贷投向,确定重点支持、优先支持、择优支持的领域,制定限制和退出政策。指引的对于各级行把好投向关,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两轮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出台评级授信管理办法,吸收借鉴现代银行内部评级方法和模型,建立了十余套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根据农发行业务特点,针对“三类客户”和“六个分项”实行“区别对待、分别管理”。累计进行客户评级17.5万户/次,客户授信14.5万户/次,对于强化客户准入管理,提高客户信用风险识别和计量水平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三是出台信贷审查管理办法,为实现审贷分离和前后台制约提供了制度依据。制定信贷审查标准化指引,明确审查要素和审查材料的标准及要求,加强了信贷审查基础工作,提升了信贷审查的精细化、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水平。总省行信贷管理部门累计审查各类业务4.4万余笔,其中对3.9万笔贷款提示风险8.1万余项,充分发挥了审查把关作用。四是制定贷款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规范信贷审查审议工作程序,实现了审议工作的标准化。总省行累计审议项目4.4万个,涉及金额4.1万亿元,其中否决项目699个,涉及金额310亿元。 借鉴现代银行先进经验,建立独立审查官制度,对有权审批人起到了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信贷审批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五是出台信贷作业监督管理办法,启动对审批后支付前前提条件落实、合同签约、资金支付等环节的审核监督,累计对4.9万个项目进行了6.1万余笔贷前条件落实监督,对资本金不到位、土地指标不落实、担保手续不完善等问题下达整改意见3万余条,涉及金额1.3万亿元,充分发挥了贷款发放前的最后风险把关作用。制定信贷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加强资金支付管理,确保了资金合规支付使用。六是建立信贷监测分析和风险排查制度,依托CM2006等系统平台,搭建起常规监测、重点监测、专项监测相结合的信贷监测体系,建立了前后台、上下级行联合共管的常态化监测工作机制。累计排查贷款客户7.9万户,退出4825户,收回贷款387亿元;累计向行领导提交监测分析报告上百个,向相关部门提交风险提示数百份,提示风险数千条,发挥了对信贷资金运行和办贷管贷基础管理的监测预警作用。 二、按现代银行要求,打造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科技支撑体系 2005年3月,总行党委做出引进工商银行CM2002系统的重大决策。由总行信贷管理部牵头组织,在工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行上下共同努力,改造后的农发行信贷管理系统(CM2006)于2007年9月正式上线,使农发行信贷业务一举摆脱了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实现了信贷信息系统零的突破。2010年8月,针对CM2006系统不完全适应农发行业务特点等问题,总行信贷管理部又牵头启动对系统的全面升级改造,新增作业监督等九大模块,以及无纸化办贷等19项重要功能,于2012年9月全面上线运行,使系统对农发行信贷业务的科技支撑水平进一步提高。2013年4月全面启动无纸化办贷,实现从贷款受理到贷款发放的全流程无纸化。通过与工行的全面战略合作,农发行在高起点上完成了现代银行信贷信息科技平台的建设,实现了信贷信息系统的跨越式发展,有力提升了农发行办贷管贷、风险防控和经营管理水平。除CM2006系统外,信贷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银监会风险客户统计系统、银税系统、国土资源系统等的对接及应用工作,使农发行信贷信息系统综合管理与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具有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特点的信贷科技支撑体系。 三、按现代银行要求,建设信贷管理人才队伍 截至2013年6月末,总、省、地三级行信贷管理条线从业人员共约150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80%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信贷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才队伍视为农发行信贷管理事业的“第一要素”,坚持用现代银行信贷文化塑造人,用现代银行专业知识武装人,用现代银行激励机制引导人,努力建设一支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人才队伍。一是着力培育现代银行信贷文化,不断丰富信贷管理专业文化理念内涵,使信贷管理从业人员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服务意识和改革意识,将合规办贷管贷与风险防控理念贯穿业务始终。二是大力加强现代银行专业知识培训,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人才培训体系,充分利用网络、卫星视频系统、行校联合办学和现场培训、在岗培训等方式,累计举办培训班3000余个,培训人员达25万人次,信贷管理人员专业素质得到不断提升。三是不断完善现代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制定条线考核评价方案,每年评选“信贷管理优秀单位”,同时对出现违规操作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引导各级机构和各级人员切实履行自身职能,提高内部执行力。经过不懈努力,一支技术精干、作风过硬、务实高效、清正廉洁的信贷管理队伍已经初步形成。 四、总结 信贷管理部门成立以来,通过不断强化信贷基础管理,认真履行审查把关职能,大力加强信贷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协调服务作用,在打造现代银行办贷管贷体制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和成果是信贷管理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改革闯关的进取精神,体现了不惧压力挑战、大胆探索实践的创新精神,体现了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展望未来,信贷管理部门将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总行党委的工作部署,坚持改革创新,勇于锐意进取,不断创造农发行信贷管理事业新的辉煌,为农发行的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单位:农发行总行信贷管理部 农业政策论文: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对三农问题研讨 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是我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决定和影响我国社会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一、中国“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制约 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和根本条件,它为农业生产提供自然资源和环境,并且作为农业生产的工厂进行能量转换和物质生产,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农业生态环境状况极不理想,农业生产依然受到耕地、水资源的浪费退化等资源约束。 (二)农田水利建设滞后 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水库数量虽逐年递增,但有部分水库运行困难,60%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我国旱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较大且逐年递增,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2009年底所统计的灌区数仅有5844处,明显低于2007年和2008年;全部耕地中只有49%能确保灌溉,正常年份农业缺水量达300亿方。但是,农田灌溉水平均利用系数只有0.46,远低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如果能够提高到0.55,每年就可节水300亿方,相当于正常年份的农业缺水量。水利设施落后、建设滞后俨然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 (三)城乡收入不平衡 农业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而农业能否发展主要取决于农民的应得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保障。城乡收入的不平衡突出地表现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城乡差距较大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5153.2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是3.33:1,此比值在1978年改革之初是2.6:1,1985年是1.86:1。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出台多种支农措施,但是并没有转变城乡收入扩大的趋势。 (四)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支持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也逐步取得了新的进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依旧很低,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与农业生产脱节,还没有完成从追求农产品数量增加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极不适应。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支持三农现状分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是国家信贷支农的重要载体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支持和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其对三农的支持贷款从性质上划分可以分为三类,即政策性贷款、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 (一)政策性贷款投向集中于粮棉油收购 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放的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过于集中于粮棉油收购环节,对流通领域投入的资金力度较大,制约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的充分发挥。三年来,粮棉油收购贷款投资数额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其他贷款且不断增加,2009年全年累放粮棉油收购贷款4193.6亿元,同比增长6.2%;农业综合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投入金额分别为338.8亿元、889.4亿元和1558.52亿元。从粮棉油收购贷款的实际资金运作来看,其贷款对象是粮棉油流通企业而非农业生产者本身,农业生产者只会间接的向流通企业出售粮棉油产品而获得部分资金。粮棉油收购贷款的作用是促进了农副产品的销售而非生产,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生产需求的资金并没有任何增加,也没有直接与农发行产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二)农业综合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投入分析 2007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业务领域拓展到农村路网、水网、电网、信息网、农村能源、环境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基地、农村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改造等领域。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截至2011年3月,农发行累计向349家企业发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197.6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59.82亿元,中长期贷款137.85亿元,贷款余额152.52亿元。截止至2009年末,支持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13.37万公里,建设和改造输变电线路2.26万多公里,新增良田534万余亩,复垦土地面积177万亩。截至2010年末,农发行涉农水利建设贷款余额达1037.41亿元,支持项目1362个。 (三)商业性贷款支持三农分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所开展的支农商业性贷款主要有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商业性贷款的规模远小于政策性贷款的规模,也是促使农发行利润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其发放的商业性贷款中,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占有绝大比重,而农业小企业、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贷款投入则比重较小。虽然在2006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山东、重庆、江西、福建四省(市)开展了农业小企业贷款业务试点,也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加大新农村建设支持力度、拓宽业务范围和缓解农业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尝试,但由于投资力度有限,农业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今仍没有妥善的解决。 三、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业务支持三农模式改革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显著增强,三农的发展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政策性银行作为配合、执行国家政策的金融机构,应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通过加大扶持力度与改革业务方向继续发挥在三农中支柱和骨干的作用。 (一)坚持大力支持粮棉油购销储 1.继续加大粮食收购贷款的投放力度 扩大农民收入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保持粮食收购价格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需要有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大力配合。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发展中仍需要将支持粮食的购、销、储信贷业务作为其经营的优秀,并逐步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今后支持收购的范围可以适度扩大:如支持流通范围由国内到国外,支持流通路线由短期到长期,支持收购方式由传统到订单收购和异地委托代购等。 2.全面支持粮食储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十二五”期间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全体公民完成从“吃饱”到“吃好”的转换。《国家粮食安全需求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中也明确提出要求,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农发行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性贷款对储备粮的资金支持,随时根据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保证储备粮资金的及时、足额供应;同时要配合促进国家粮食政策的落实,保证储备粮各项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二)加大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的力度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 1.增加农村中长期信贷业务投入量 目前,中国农村对于长期资金的供求不均衡,存在较大缺口,政策性银行应该重点支持农业综合开发的中长期基础建设项目,只有提供长期的投入才能发挥出农业政策性金融信贷支农的功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银行在选择其长期贷款对象时,要按照政府的发展规划和财政资金安排计划,优先选择国家或地方高度重视的、有配套资金及优惠政策扶持的涉农领域;对于先期投入、预期增长良好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涉及不多的领域给予积极地支持。 2.加大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的繁荣。中国政策性银行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应侧重在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农村生态建设、基本农田改造和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 (1)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水利建设,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对于我国政策性银行支持的重点应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点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兴建中小型水利设施,在区域选择上倾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区域;第二,配合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侧重增加对灌区建设的投入;第三,支持大中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最后,大力支持节水灌溉、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开发。 (2)支持基本农田改造 受到我国耕地数量有限的制约,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质量是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解决对策。对于中低产田的改造不单纯是提高当年产量,而是着眼于根本性的土壤改良,提高耕地特别是要进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因此,政策性银行应侧重于支持农村土地整治、耕地面积改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优质粮油产业工程和优势产业的建设(如蔬菜产业带、棉花产业带)、绿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等;将基本农田改造的支持重点放在支持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主产区的产量大县。 (3)加强对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支持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及不平衡性发展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生态建设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种种的一切现象使得对于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持的需求变得更加急迫。首先,应对农业生态建设长效保护加以支持,包括支持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海洋生态环境等重点生态工程,重点流域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耕地和水资源污染防治、防沙治沙等领域的建设。其次,加大对工业污染、小城镇污水治理项目的支持;最后大力支持农村新能源建设,包括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工程建设等。 (4)支持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中国政策性银行应继续重点支持供电、供水、供气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力度改造农村水、电、路、气。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上可以侧重加强对农村公路上的危桥、安全防护和排水设施建设的支持,范围上倾向于支持“少边穷”地区农村公路的发展。在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上,要配合国家实施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加大信贷投入,支持解决高氟、高砷、水资源污染以及血吸虫疫区的饮水安全。此外,要加大对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积极鼓励商贸、邮政、医药、文化等企业向农村延伸销售网络。 (三)积极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中小企业贷款业务 现代农业建设是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基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又取决于龙头企业特别是加工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农村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政府优先的财力资源来解决,而是通过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倡导与诱导性功能、虹吸与扩张性功能来顺应其多元化的市场融资需求。所以,中国政策性银行应支持培育一批成长性强、带动面广、信用度高的龙头企业,特别是应吸收总结之前支持农业中小企业发展经验以支持优质龙头企业为优秀的上下游中小企业,发挥龙头企业集群效应。要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杠杆和系统资源,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开展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合作。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亟待尽快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优秀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中国农业论文:规模化和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摘要: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城市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限吸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刘易斯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精细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两个发展方向,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业论文:有关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与财政投入政策选择 「内容提要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组织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在wto农业规则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健全农业灾害保障机制是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农业比较优势/wto/财政政策 「 正 文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政策选择。 一、农业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比较优势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1.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在关贸协定(gatt)体制下,农业问题常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焦点,因关贸总协定管理规则不明确,管理体系不健全,执行规定不严格,导致各国或地区撇开有关规定,根据本国的需要建立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护主义盛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第一次把农业问题纳入多边管理体制框架内,世界农业生产与贸易有了多边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纪律。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继承和发扬了gatt的国际规则和纪律,奠定了农业国际化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农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规则保障。 2.农业生产国际化。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已成共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发能力,与国外的劳动力与市场等优势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3.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二、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及其战略选择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需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首先提高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调减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农产品生产,适度进口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宝贵性,加之财力的限制,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主要农产品的高度自给。对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少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减其生产,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调剂国内需求;同时,集中资源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产品,将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再次,在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等)的支持与保护,使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农业保护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旨在支持与发展本国或地区农业的普遍政策,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均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是减少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相反,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均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大量投入。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农业负保护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农业保护方向,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重点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财政投入政策选择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产品品质,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与投入结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国农业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慢,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多。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的大农场经营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在中国现有财政对农业投入水平情况下,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wto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削减后的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水平仍十分可观。如美国在减让基期的国内支持总量(ams)高达2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给予农民,按wto农业协议规定削减20%,美国仍可使用191亿美元的“黄箱”支持措施;欧盟削减后的国内综合支持总量仍可高达796亿美元;日本削减后仍有283亿美元。只要在完成承诺减让后,这些国家仍可以大量使用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保持其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黄箱”政策国内支持的减让承诺,但这些国家的“绿箱”政策国内支持大幅增加,存在着“黄箱”政策支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的倾向。美国“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由1986~1988年基期的24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61亿美元;欧盟由基期的11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42亿美元;日本由基期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29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却非常多,对农业的支持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有力地稳定了农业,真正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并成为出口创汇及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甚至干预他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和34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而耕地面积达1.9亿多公顷,人均按近0.8公顷。 2.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从“绿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平均每年补贴为1514.2亿元,其中“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占25%;其他为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相对wto规则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而言,中国“绿箱”政策补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补贴的对象错位,有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贴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贴给了中间环节;二是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除有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还未建立既符合wto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从“黄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对于粮棉产品,1996~1998年3年平均除对玉米补贴(ams)是正值9.35亿元外(占玉米产值的0.7%),其他产品的ams都是负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差补贴(ams)为281.08亿元,1996~1998年每年“黄箱”补贴实际规模为290.4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4%,按中国承诺“黄箱”补贴8.5%的规定,最高的“黄箱”补贴规模可达1741亿元,扣除已有的290.43亿元,还有1450.57亿元的补贴空间。 3.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逐渐提高农业的积累水平,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生产不仅不征任何税收,反而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给予农业大量的投入,给予农业生产者以巨额的补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现有的农村税费政策,制约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改革。 (1)改革和完善地方税收与财政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基层财政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面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 (2)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的征税范围,直至取消。现行的农业特产税的功能与作用并非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仅仅在于地方财政的增收,弥补日益庞大的政府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发展比较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目的出发,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征税范围、降低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将农业特产品视同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一样征收农业税,只是在计税依据上按略高于同等面积、同等条件下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为标准,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浙江、江苏等省已停征农业特产税。 (3)规范收费管理。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项目,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政经费将出现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4.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农业保险因赔付率过高,又不能获得政府补贴,中国各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基本处于停顿状况。这与中国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相适应。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需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保险公司,公司宜隶属于农业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组织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产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新的农业保险公司需注重经营效率,避免机构庞大、责权利不明、官办色彩浓厚、办事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发生,本着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业论文: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业发展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需要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政府不再参与;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培养有文化、有专门技能的新一代农民。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工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之一。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全方位推进中国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长期落后状态。同第二、三产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差太远。中国经济实现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努力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一、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状态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实政策到位,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 (一)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相矛盾 在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当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必须超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机械化种植。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农业人口,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这就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小农经济的存在是工业化的阻力。有小农经济存在,就无法推进工业化的腾飞。长期以来,中国人已习惯小农经济,一想到改变小农经济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转型成本,就望而却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启动农业转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在思想上尚未认识小农经济延续的严重性问题。然而,如果在工业化腾飞阶段还留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就会遇到经济发展的障碍,就会因农业的基础落后而无法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农业生产必须达到集约规模 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这对改变中国农业传统经营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推进农业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并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而是要在现行政策下实现农业土地的市场化集中经营,让农民自愿地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户手中,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不能发展现代农业,就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没能跳出原有的体制思路看问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的运作十分简便与灵活,以土地的产权运作为优秀,在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是可以进行土地的市场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阻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只要允许土地有偿转让的政策稳定,就可以保证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者的经营稳定和获取良好的经济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有效落实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的农业土地集约经营,逐步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走出传统的土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窠臼。 (三)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下降 在工业化腾飞阶段,为适应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降下来。如果还是7亿多的农村人口、3亿多农业劳动者,工业化实现不了。美国只有3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按同样比例,应只需要1500万农业劳动力。但这与中国农村的现实距离太远,我们不可能很快与美国消灭差距。从实际出发,中国恐怕在近期内还有不少于1亿的农业劳动力。按这个数量,虽然比美国还多得多,但我们还是降了很多。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目标,努力实现降低农业人口的最低目标。新农村建设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如果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不下来,不论对新农村建设有多少投入,农村的房屋和街道变得多好,农村还是旧农村,并不是新农村。这也就是说,新农村的实质要求是农业人口降下来。为实现工业化及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将降低农业人口作为硬任务来抓。但这并不是把农民硬赶出农村,而是城市要主动吸收农村人口,工业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的责任主要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与工业的发展。 二、改革农业生产组织 为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工业化,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要有实质性进展,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须尽快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近几年,有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自发地创办生产合作组织,就是一大进步。这便于农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便于农民与市场对接,便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色列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农业成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具有法人经营资格的农业生产组织,这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创立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城市可以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成分,为什么在农村就不能搞多种经营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而现在应进行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农业合作组织。吸取外国经验,搞多方面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组织。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组织也好,搞自己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组织也好。总之,不能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主要应搞家庭农场。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组织基本都是家庭农场,这是很成熟的经验,应学习与借鉴。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农村走家庭农场化道路是早晚的事,应该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时候再走。 我们还应发展个人或法人投资的大农场。一般说,大农场数量少,但一个农场顶几十个或几百个家庭农场,具有更大的经营优势。要走出传统农业发展的误区,就要大胆向前走,允许各方面力量进入农业领域,创立大型农业生产组织。中国的农业保障不单纯是土地问题,还要在更新农业组织方面下功夫,需要创办中国特色的大农场。 三、采用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产品 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就是说,除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农民自留的消费部分,其余的农产品全部通过市场交易。为此,必须建立农产品经营公司,同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资本运营,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供条件。 (一)政府不要充当市场中介 在向农产品营销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期,许多地方政府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销售有过直接资助或进行组织控制,不论其出发点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场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续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道路,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产业。政府充当市场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赔不起。如,政府号召农民种大蒜,农民都种了,丰收后,好卖或是特好卖,那没有说的;倘若市场不好,大蒜卖不出去,又当如何呢?农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农民不怨政府,大蒜卖不出去,就没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亏。政府是做社会工作的,不是作市场中介的,政府没有能力负责农民的损失问题。政府可以招商引资,可以技术推广,还可以作市场主体,就是不能搞市场中介。现在,县一级和乡一级政府特别喜欢指挥农民,让农民干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很不正常,是与市场经济不合拍的。这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我们在工业化腾飞阶段必须要给予清除。 (二)销售农产品需要资本运作 从创新的角度讲,农产品的公司化、市场化经营是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保障,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障农业生产者稳定收益的基本条件。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在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搭起资本运作的桥梁,以现代资本经营的方式为农业经济服务,可将农业发展带到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链条中,使之能与第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其创建意义十分重要。同时,要与第二、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不能仍是在无金融体系支撑的状态下生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小农生产的发展方式下,现代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业领域,原有的农业金融组织的服务功能也逐渐消退,甚至将自身的主营业务转向城市。显然,离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融资能力很小的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迈不开现代化发展步伐。因此,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产品经营公司成为产业主体,现代金融机构必须大举进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在这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支撑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更在于第一、二、三产业需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协同发展。 四、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 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农业科技研究。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相比减轻农民负担,国家供给农民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 (一)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发达国家都把对农业的投入摆在重要位置,为农业技术研究创造最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所有的农业投入中,重要的是技术投入。技术代表的是劳动力智力因素的发展水平,这一水平决定劳动力整体的发展水平。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技术也发挥主导作用,但从事农业劳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体力,传统的耕种模式要求劳动者必须有强劲的体魄。而在现代农业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没有高智力的投入,就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无法改良土壤,更无法得到优良的品种。农业是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从机械化农业到生态农业,从传统畜牧到现代优质的良种畜牧,这些变化都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的。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农业技术水平上,农业技术上不去,农业的发展就受到制约,国民经济就要受影响。发展农业一定要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做起,哪个国家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其农业发展就会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更需要推动农业进步,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农业技术进步。 (二)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应由国家负责投入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即负责全国的农林牧副渔的良种培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讨论农业生产问题。而所有问题的优秀就是农业技术投入。在中国农业走向市场化进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场化的就是农业技术研发投入。这不是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由政府统一负责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中国也不能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搞市场化,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充足财力保证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投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负责和财政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是长期的过程,非常耗费时间和财力,而且也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但除时间和人才外,最重要问题是必须由中央财政负责农业技术基础研究的全部资金投入。是否重视农业,关键看为农业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五、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农业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传统模式,走上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转变,即提高农民素质。 (一)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提升农民素质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只有提升农民素质,才能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措施为:一是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文盲不能当农民。今后,不用说文盲,就是低素质的农民也是落伍的农民。大力普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这是农民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条件。二是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未来的农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机械化原理、农药知识、畜牧知识、气候知识等,并且要学会运用这些知识。现在,美国的农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样儿活都会,是知识型农民。而我们的培训目标也是要将中国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的农民。培训费用也要由政府支付,这是支持农业走向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经济基础的大事。三是提升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中国农民必须走出传统农业,奔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发展空间。要让中国农民了解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走势,知道怎样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之地。 (二)新一代农民需要接受高等专业教育 拥有现代文化基础知识、农业专业知识及市场经济意识的农民,也应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所以,我们需要高素质的农民。这就需要鼓励大批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回到农村作农民,作新型的高素质农民。办农业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合格的高素质农民,而不是培养农业干部。当前,农业大学必须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协调的现状与整合探析 摘要: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沟通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而只有高效率、高价值的农业产业链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在深入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协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其问题所在,并以三大主体间高效率、高质量的协调为目的,提出农业科技下乡、提高农科成果转化率;在企业和农户之间通过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进行沟通等建议,可以为农业产业链主体间有效沟通的实现尽提供帮助。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内部协调;整合 我们所说的农业产业链其实质是一种与农产品初级加工有密切联系的产业群之间的供需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农业产业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在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使其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而农业产业链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仍然很低,中国现存的农业产业链中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尤其是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效率低、质量差,其弊端从近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初见端倪。因此,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 农业产业链的主体包括为农业生产作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中间产业部门,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而所谓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整合是指产业链主体之间的连接、合作与协调,它根据社会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在产业链主体之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协调各产业链环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而产生出协同效应和聚合质量。其主要内容包括前期部门与中间部门的协调、中间部门与后期部门的协调、后期部门与前期部门的协调三方面的内容。 一、前期产业部门与中间产业部门的协调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其农业产业链的前期产业部门,即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对农业进步的作用越突出,贡献越大。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前期产业部门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科研以及农资装备等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经费投入日益加大,促使农业前期产业部门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使得农业增加值中的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客观分析后不难发现,中国的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作为农业发展加速器作用的发挥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在这里我们主要就农业科研部门的现状进行讨论。 中国的农业科研部门普遍存在着科技成果产出率高,实际转化率低的情况。每年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产出大量的优秀科技成果,然而由于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高校农科所等人才和技术最先进、最密集的科研机构普遍处于中心城市,脱离了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大环境,科研成果大量堆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随着农民对科技对农业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其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知识的需求以及对自身素质提高的渴望与日俱增,而作为与农民联系最为直接的基层农科所等部门由于能力所限,特别是一直以来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只能对农民进行最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的指导,对于高新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推广无法全面而有效地完成,而在其他方面如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上也普遍存在着人才短缺、知识陈旧等问题,亟须新鲜力量的注入。农业科技成果同其他科研技术使得农民对新技术、新技能的强烈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求知欲和生产积极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科技下乡,而只有将实验室里和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农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技能,才是真正的科技下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走出实验室,走出学校,走出大城市,到农村去,到农民中来,通过对农村的调查,与农民的接触,了解什么样的技术是农民最需要的,什么样的培训方式是农民最能接受的,从而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信息的回流,在防止了科研产品堆积现象发生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当农民掌握了更高级更实用的技能,才能生产出多样化的、有高附加值潜力的农产品,进而改善农业预期收益过低的状况,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另外,使农民掌握一定的技术,可以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在提高农产品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进而打破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初级原材料全盘收购的垄断局面,给农户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另外,基层农科所是广大农户获得最新的农科知识和技能最直接和便利的场所,作为根植于农村的农科机构,其与农民的沟通也更为顺畅,更有效率,因此其作用不容忽视。要加强基层农科部门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村级、乡级农科所的财政扶持,加强其科技研发和推广能力;实现高校农科所等与基层农科部门的帮带互助,定期对基层农业科技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通过基层农科部门进行资料和信息的采集工作,了解农民的最迫切的科技需求,通过回流反馈提高这些需求实现的可能性。 二、中间产业部门和后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户以及农业企业是农业产业链的基本主体,这两大主体间的衔接及协调对于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盈利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进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产业链普遍采用的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的运营模式。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市场信息掌握少,在与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的对抗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面对企业因为市场行情变化而降低收购价格,减少收购量等违约行为时,大多数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另外,农业企业面对农户有选择性的出售其农产品,擅自提高出售价格,甚至直接违约将产品卖给他人做法时,从自身成本等因素考虑,最终会不了了之。农户和农业企业这两大主体之间缺乏一种真正合理有效地衔接和沟通,而目前存在的农业中介组织从事的也大多是简单的农产品的收集和销售工作,以赢利为目的,无法真正的搭建农户和企业间的合作桥梁。农户和企业之间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始终无法连接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两者的合作过程中互相算计,斤斤计较,只是简单的考虑当前的短期的利益,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和农户的种养风险。而对于广大农户来说,由于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事掺假行为,欺骗农业企业,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农户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产业链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去,使其同农业企业紧密的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联体又联心,是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当前的状况来说,广大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有效沟通与协调,二者虽然签订农产品买卖合同,但是农户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去,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农户的经济利益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间接导致了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生。 九联集团通过组建肉鸡养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普通农民入股并以合作社的形式建设农场,农民在养殖公司的管理监督下在农场内养殖肉鸡。同时,为了确保农民个人股本无风险,集团公司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平均分红不低于18%。九联集团通过这种运营模式,使得农民成为了股民,并通过合作社与企业真正实现了地位平等,通过分红实现了利益均沾,从而将农民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农户不仅会分享生产环节的利益,而且将分享加工增值环节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会主动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而自觉地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甚至会相互监督,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在这种模式下,农户与农业企业已经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由单纯的生产者转化为理性的经济人——股民,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降低初级原材料质量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几率很小,从而从源头上消除了食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发生。 三、后期产业部门和前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后期产业部门的中坚力量,担负着整个产业链价值提升的重任。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和逐渐萎缩的盈利空间,怎样寻找新的突破口,实行特色差异化经营,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有资金有实力的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或者与各地农业高校联手在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投入极大成本,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体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要想生产出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初级农产品科技含量的高低、质量的好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凸显了源头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在农业科技知识普及的层面上始终存在着沟通困难的问题,企业和农户都有着强烈的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却因为沟通不善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另外,与农户联系密切的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所,却因为资金的短缺而苦苦挣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和农业科研部门联手,改变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机构一直以来只有国家投入,资金严重短缺的状况,通过对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进而改善初级农产品品质,在降低自身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日本农林渔业公库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农林渔业 金融公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启示 论文摘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成功经验,通过对比得出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相关启示。 一、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基本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十分狭小,仅仅相当于我国的1/25,并且日本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约占总面积的80%,多火山、地震,土壤贫瘠,资源比较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雪上加霜,国内粮食严重不足,因此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增加粮食产量,确保国内基本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4月1日,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其经营目标是依据国家政策向经营农林渔业的个人和法人贷放期限长、利率低的资金,以促进日本农林渔业的发展。日本农林渔业公库设总店1个,支店22个,员工924人,资本金3116亿日元。2004年3月末(财政年度)贷款余额32669亿日元,贷款构成主要是农业贷款、林业贷款,其中农业贷款16869亿日元,占比51.6%。 (一)纵观日本农林渔业公库的发展史,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到1960年的战后恢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粮食极度短缺,日本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中,国民处于饥饿的边缘。公库的政策目标是支持粮食增产,信贷基金主要投向农地改造、开拓耕地、改进灌溉设施,用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第二阶段为1960年到1975年的支援改善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商收入增长很快,农业与工商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缩小工农业收入差距和适应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畜牧业和果业比重的需要,日本1961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并且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政策目标是要满足不断增加的果树、畜产、蔬菜等经营实施建设的需要。 第三阶段为1975年到1990年的生产过剩期。由于农业基本法的切实落实,大大促进了大米、畜产品和水果的生产,大米的产量开始出现过剩的倾向。因此,农业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加工、流通领域。在水产业方面,农林公库又创设了支援水产品加工业的贷款资金项目。 第四阶段为199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形成了本国农产品直接与海外竞争的情形。因此,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能与海外农产品进行竞争的农业,成为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周末农业”、“老人农业”现象日益成为阻碍日本农业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此,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设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优秀农户的发展。这种资金制度规定,只要经市、町、村认定是新一代的农业生产者,公库除提供设施资金贷款外,还可以同时向其贷放当地低利息的长期流动资金。 (二)公库资金的筹集与应用 长期以来,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筹集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主管部门——大藏省专门设立一个融资管理机构“邮政投资特别会计窗口”,把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再贷放到每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公库的贷款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农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60.3%;林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24.7%;渔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4.9%;加工和流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10.1%。贷款资金的特征是长期、低息,平均贷款年限为20年,最长可达55年,平均贷款利率为3.89%,其中1998年度为1.77%。在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贷款户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申请减息,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公库可获得“农林渔业振兴基金会”的补偿。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概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11月18日,总行设在北京。其分支机构按照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并经银监会批准设置。截至2006年底,除总行及总行营业部外,设立省级分行30个;地(市)分行(含省级分行营业部)330个,地(市)分行营业部210个,县(市)支行1600个,县级办事处3个。目前暂未在西藏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系统现有员工约5.9万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多种的政策性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若干农业比重大的省、自治区设摆出机构(分行和办事处)和县级营业机构,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来源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从2005年开始加大了市场化筹资的力度,目前暂未开展境外筹资业务。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3870亿元,金融债券余额3131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目前主要用于粮棉油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8844亿元,其中粮油贷款7454亿元,棉花贷款1173亿元。 (二)存在的问题 1、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lo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2、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开放,农业发展银行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等项目政策性资金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3、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三、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启示 对比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业务及其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一)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特殊功能。日本这种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进一步验证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竞争,要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发挥和完善农发的政策性银行功能,进一步加大农发行支农力度。 (二)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公库不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这种需求追随型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战略,较好地适应了农户在不同时期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为政府不同时期的农业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国家对其经营业务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但是与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相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却在不断地缩小,而不是扩大,这样不利于我国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今后必将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增加农发行的业务。 (三)尽管随着不同时期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调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业务相应调整,但却始终集中在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在日本除了国家储备大米由财政提供收购资金外,农产品收购资金贷款都有农协、信用联合协会或农林渔业中央金库(商业银行)提供。也就是说,在日本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和调销资金贷款是不需要政策性银行支持的,至少说明其政策性不如农业生产性贷款的政策性强,农业生产领域才是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可见,农发行从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尽管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发展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如果国家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中的作用,就应该相应调整农发行的业务范围,逐步增加农产品加工贷款和农业生产性贷款,开发对林业和渔业的政策贷款等。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 论文关键词:农业银行 市场定位 研究 论文摘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农业银行应以服务“三农”为重要目标,以县域为基础,实行城乡联动,挖掘现有农村金融资源,使潜在的金融资源逐渐变为利润来源。 一、农村金融机构比较 农行只有认清现状,看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和谐共存。 农行与农信社。农信社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三农发展中的重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撤出农村县域市场以及农信社与农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脱钩,农信社几乎已经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成为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支农机构。然而产权不清、体制不顺及缺乏政策扶持等问题使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相对于农信社,农行实力雄厚,实现股改后,管理机制将更加合理,下一步农行将上市,不论从融资渠道还是从运行机制方面都是农信社无法比拟的。此外通过网点网络建设,高科技的发展,农业银行能够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加统一、快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农行与农发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目前的投资领域基本限制在农副产品收购、储备、补贴资金的拨付等范围内,所以农业生产单位很难与其直接建立联系。而农行是商业性银行,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业务更加多样化,操作更加市场化。目前已拥有将近4万个机构网点,这些网点分布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全国的每一个县市农行都有支行。这是农发行所不具备的。 农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其它金融机构包括邮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正规民间融资组织。总体来讲他们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占比重尚小或尚处于萌芽阶段,从总量上还不能与农行抗衡。邮储营业网点分布广泛,邮储的吸储能力强,但业务比较单一;尚处于半地下经济的民间融资比规范的金融机构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融资能力较农行要差;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涉农业务相对较少。 二、发挥农村金融支柱作用的现实选择 未来农行要实现服务农村金融的目标,要坚持商业运作原则,坚持面向“三农”;确立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业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市场定位;依托网络优势,强化农村金融骨干网络功能,建立横跨城乡两个市场的特色服务体系,促进“三农”融入国际国内大市场;发挥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发展有独特优势、竞争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业务,提升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 ,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发展。 对策之一:要采取多样化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为协调平衡好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关系,农行应该采取科学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重点解决好涉农组织架构设计问题。对经济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应该选择相对独立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在一、二级分行设立涉农业务管理部门,承担统计分析、其他部门涉农业务协调、政策制订等职责;各前台部门应在已有职能范围内细分相应涉农业务;调整县级行内设机构,加大以贷款为重点的综合营销力度。同时,由农行参股或牵头来组建独立法人的村镇银行,把大银行的优势与小银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效增加农行网点的设置。 对策之二:农行应将服务产业集群经济作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优秀。首先,农行要明确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客户优选机制,实行分层信贷服务。将产业集群经济内的20%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扶优扶强;将30% 的企业作为适度信贷介入对象,重点支持企业临时性流动性生产资金需要;将其它50%列入积极关注对象。在信贷授信机制方面,一方面,要对单个集群经济授权总量进行科学的规划,既要支持集群经济发展,又要控制好信贷防止盲目扩张。另一方面,选择一批集群内的优秀企业,由省分行或总行对其进行公开统一授权,提高农行服务集群经济的效率,提升农行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快对产业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农行要加快服务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研究和创新步伐。可尝试建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三位一体的服务方式,打造高效的信贷业务办理平台,同时增加一级分行对集群客户业务创新的自由度,适当放开县支行对集群客户的贷款定价权,通过规定定价区间,由经营行选择,以提升竞争力。 对策之三: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导致土地集约经营程度高,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务工经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调销以及辅助原材料的生产,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所以确立农行在县域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求农行信贷建设直接面向中小企业。优秀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不仅是当地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的重要载体。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那些资质好、信誉高、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优质企业, 努力满足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和就业,使优质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旗舰。 农行还应该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运输、储存及需求潜力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可以大大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农行金融服务“三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现实选择。此外特色产业、产品的发展也要受到农行的重视。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拥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对策之四: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服务“三农”,最终应体现在对人的服务上,农行应该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激活农村的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解决投资与消费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支持农村消费市场建设,把农村消费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将是农业银行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农行目前已确定零售银行业务,作为零售银行发展战略重点,农行应该在个人理财领域下大功夫,积极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 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其管好钱,理好财,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做好理财服务,从而使农行有所为,农民有所得。 此外,在农村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情况非常普遍,家中留守老人和孩子,需要按时交纳各种费用例如水费、电费等。针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需求,农业银行应该开发活期定时定额自动供款业务。这类业务可满足各类客户每月固定支出的需要,也可以利用活期账户或卡账户向外地就学的子女划付生活费或交纳房租金等,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银行的周到服务。 中国农业论文: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发展 一、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税的各项制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50年6月15日,根据主席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的建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税收的措施:第一,只向主要农产物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第二,为了照顾农村的经济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当地减轻农业税并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第三,农业税应当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当加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财政部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1951年秋,西北、东北、华北大区重新颁布了农业税暂行条例。 根据《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新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至42%(后来逐步调整为7%至30%—作者注)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15%.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的,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为了建立健全农业税制度,政务院、财政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农业税灾歉减免办法(草案)》、《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等。 在这一时期,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各地区不尽相同。例如,在征税对象方面,华北区以耕地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耕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而其他地区则以土地收入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又如,在税率方面,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率,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率。 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了《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其中将新解放区已经完成地区的农业税的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调整为5%(提高了2个百分点)和30%(降低了12个百分点),将农业税附加的最高附加率提高到20%(提高了5个百分点)。 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稳定农民负担,必须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1953年8月28日,政务院了《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出从1953年后三年以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当稳定在1952年的实际征收水平上,不再增加。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有就牧业税作出统一的规定,而是授权各有关省的人民政府自行拟定征收办法,报请大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核准以后,转报政务院备案。 二、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统一和调整 1955年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两年来农业税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应加强有关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查研究,积极准备起草农业税法。 1958年6月3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即日起施行。国务院于同日了《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从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黑龙江省)不等,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 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对于个体农民可以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过15%,最高不得超过30%.对于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农业税。对于纳税人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关于农业税的负担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阐述了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将基本稳定在1958年征收额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时提出: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同时确定,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以后,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据此,全国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了44.4%,后来一直稳定不变。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继续明确实行轻税政策,以扶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继续实行轻税政策,取消草场税,牧业税的税率应当控制在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减免税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对于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规定从1979年起,在粮食产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包括大队统一核算的单位),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实行起征点的办法,对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减免,从1980年开始,一定三年不变。各地征收农林特产税的范围和税率,毗邻地区要在负担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队开展多种经营。牧业税也要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牧业税的税率,以省、自治区为单位,应当控制在畜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从1983年起,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停止执行,并相应恢复因实行这一办法而核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对于少数因自然和经营条件很差,解决温饱问题又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对于生产和生活水平暂时下降,困难较轻的农户,可以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 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全面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并对征税办法作了若干改进。 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 1994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后工商税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 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至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至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四、我国稳定农业税政策的措施 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财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稳定农业税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不变。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年至2000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农业特产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照人头、田亩平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严禁违反国家税收政策向农民乱摊税赋,严禁强迫村集体和农民贷款上缴各种税费。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方,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真正使农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报送的《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五、农村税费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向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当年将在安徽省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特别要减轻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开支,妥善解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以后出现的问题,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认真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市级政府也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严格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级“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 六、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大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了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其中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地区;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规定了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干使用的办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在2003年这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指出,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彻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从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税收入逐步增加,农业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则呈逐步下降趋势,农业税负担也呈逐步降低趋势:从1950年到2001年,农业税、牧业税的年收入从19.1亿元增加到285.3亿元,增加了近14倍;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则从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个百分点,降幅为95.1%.从1950年到2000年,农业实产量从2195亿斤增加到9632亿斤,增长了3.4倍;实征农业税仅从270亿斤增加到281亿斤,增长了4.1%;实征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比重则从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个百分点,降幅为76.4%。 中国农业论文:“入世”后的中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 关键词:农业财政政策;农业保护;农业支持;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 从我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特别是要加人wto,理论界、新闻界和政府都在极力主张加强农业保护。我们认为农业支持比农业保护更有利于中国市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wto鼓励农业支持,反对农业保护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不可逆转的国际环境下,wto内各成员国的农业政策都要受到wto理念和规则及其协议约束。wto的农业政策代表世界农业的主流政策。《农业协议》对农业政策分为农业支持政策(support)和农业保护(protection)政策两大类。农业支持是指政府对农业提供:一般性政府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与咨询、检疫、市场促销、水利等基础设施服务);以食物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蓄;国内食品援助;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自然灾害的救济支持;通过投资提供的公共调整计划;地区援助计划;通过资源休闲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环境规划等。这些能在不扭曲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称作“绿箱政策”。农业保护是指政府对国内农业生产与贸易采取的财政补贴、价格干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达到刺激国内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向农业转移收入的目的,其结果替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称作“黄色政策”。wto的宗旨促进自由贸易,消除贸易壁垒,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加以限制甚至消除农业保护。 二、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保护转向农业支持 历史上许多发达国家实行过形形色色的农业保护政策。若以立法为标志,英国于1815年制订《谷物法》对谷物实施“中断性出口补贴”政策(export bounty)。美国于1933年制订《农业调整法》开始实行农产品平价收购政策,20世纪70年代改为类似差额支付的办法。日本从1904年开始征收大米关税。1950年又通过政府补贴提高粮价,成为世界上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农产品供给或出口,都实施了农业保护政策。从其效果看,农业保护虽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内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1.财政负担沉重。在1985年的前10年,美国农业补贴总共高达3000亿美元,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的不足4%,而农业补贴占财政支出的9%。同期欧共体为1000亿美元,占其预算总额的2/3.法国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的仅0.7%,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高达7%。日本每年的直接农业补贴平均都在8000亿日元以上。 2. 扭曲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相比于按国家间、地区间、品种间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贸易,通过农业保护政策谋求国内农产品自给,就要承担巨大的资源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 3. 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农业保护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如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50年来一直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6-10倍。 4. 引发国际贸易摩擦。为保护和反保护实施出口补贴和进口限制而引发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成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激烈的焦点之一。尤以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摩擦最为严重。 5. 为防止过度竞争而实行过度保护,其结果是强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过度保护使农民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经营素质下降,使农民把增收希望总是寄托于生产补贴、价格补贴和市场保护上。尽管给予农业很高的保护,如1982-1984年财政补贴在农业收入中的比重,美国为22%,欧共体33%,日本72%,但农民收入并没有与城市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而是不断下降。 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的重心已由农业保护转向农业支持。美国分别在《1985食品卫生法》、《1990食品、农业、环境保护与贸易法》和1996年的新农业法逐步削减了有关农业保护的补贴,大幅度增加了与农业支持有关的投资。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大幅度削减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日本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农业投资每年达3700亿日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在40000亿日元以上,相当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三、中国农业更需要支持 1. 农业保护并非是农业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农业支持更有利于市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保护的理由主要有:“农业弱质论”、“农业风险论”、“农民收入低论”、“供求平衡论”等。 “弱质”决不是农业的产业特征。农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否认这一点就很难解释世界农业在过去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哺乳工业化)的贡献。建国后40年,国家对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行政开支)约3000亿元,同期农业向国家的贡献高达12000亿元。也很难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很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回报率、工商资本向农业渗透的客观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难解释我国农业一直在“负保护水平下”迅速发展的原因。 农业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1)成本优势。农业的最本质特征是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投人到农业的部分自然资源和太阳能是无偿的,自然生产率使得农产品成本绝对低于工厂化生产农产品的成本。(2)资源优势。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告诉我们,农业对土地占有的垄断性加上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农产品生产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从而使农产品的价格高于社会价值,特别是高于其本身的价值。(3)市场优势。农产品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性和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农民在市场交易中能够处于有利地位,农产品价格趋于上升。(4)高收益优势。工商业的成本利润率一般在10%-25%。1998年我国成本纯收益率,稻谷为55.59%、小麦12.64%、玉米41.94%、高粱46.82%、大豆50.88%、花生40.07%、芝麻107.37%、棉花42.30%、甘蔗42.9%、甜菜35.16%、蚕桑茧30.94%、绿毛茶29.96%、苹果50.43%、甘桔69.42%。这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专业化的区域和企业,其收益率更高。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向农业渗透。 有人认为当前农民收入低,需要保护。我们认为农民收入低不是农业本身固有的,而是由政策和体制导致价格扭曲(如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供求信息障碍造成供求结构失衡、产业组织分割使农业处于低价提供原料的地位和“小而全”的农业经营方式(阻碍科技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造成的。靠农业保护提高农民收入是治标不治本。通过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业的生产和市场的基础设施才是治本之道。 有人认为农业自然灾害多,收入没有保障,需要保护。但是,农业发展历史表明,农产品产量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农业的丰年多于灾年。即使农业因灾减产,由于农产品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农民收入不会减少很多。况且防灾减灾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途径有多种,相比较而言,最有效的途径是农业支持(如科技减灾、兴修水利、治理生态环境和政策性保险等)。 有人认为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求不易平衡,需要保护。以粮食的特殊的战略意义而把所有农产品都纳入保护的范围实在是有点以偏概全。靠保护来增加农产品供给、维系供求平衡不仅代价高,而且扭曲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农产品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供求长期失衡源于农业保护造成价格扭曲、供求信息失真。解决供求平衡只能靠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一个公益产业仅靠保护是不够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恰恰说明了农业急需强有力的支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针对性最强的、最有效的政策是农业支持。 2. 我国农业保护难以如愿 为了确保我国粮食战略安全,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9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但由于农用工业品价格没有相对稳定,且以更高的增长速度增长,使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增长,农民从提价得到的实惠很快丧失。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1993、1994和1995年分别是1988年的128.7%、180.1%和195.9%,而同期的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47.6%、173.0%和198.4%,同期工农产品综合交换比价指数分别为114.7%、96.1%和91.9%。与政府的意愿相反,价格保护没有起到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目的;相反,还引发物价的全面上涨甚至通货膨胀;并产生了沉重的财政补贴;使我国最受保护的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收购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世纪90年代以前,粮食和棉花国内的价格平均水平低于国际价格,而在实行保护价后的1995年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国内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17.8%、28.5%和71.1%。而在1999年依然为12.3%、51.5%和56.2%,大豆为41.8%,失去了价格优势。当农产品价格出现周期性下降时,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销售企业无法顺价销售,造成巨额亏损。1998年全国粮食部门亏损挂帐达2000亿元。在巨大的亏损压力下,收储企业不愿按保护价收购,导致农民卖粮难,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速度分别为9%、4.6%、4.3%和2%。现在出现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思维定式:一听到要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和学者就想到对农业保护,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补贴和减少进口等。而农民抱怨保护价太低,把收入的增长寄托于政府提高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 我国农业价格保护并没有达到它的政策目标——向农业转移收入的目的。我国的农业生产者补贴(简称pse,它是假定取消所有现存的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措施,由此造成农业收入的减少额同原来的收入额的百分数,用以反映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和农业的保护程度)在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3、1994和1995年分别为-2.27%、-25.91%、-38.4%、-21.4%、-26.1%、-18.5%、-24.07%、-7.79%和-4.99%,全部是负值。由于负保护造成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移出价值约1400亿元,1993年至1995年每年从农业净转移出价值高达2194.5亿元、1284.04亿元和1406.3亿元。 此外,由于高额的关税保护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我国目前关税水平牛肉45%、猪肉20%、禽肉20%、柑橘40%、葡萄40%和苹果30%。降低这些商品的关税,加上它们进口价格低,我国消费者福利的增加是不难计算出来的。农业保护没有给农业有力支持,反而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给实施这一政策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带来巨大亏损,那么这个保护政策就值得怀疑。 3.我国保护的能力有限 从我国国情看,我国工业化水平低,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农业人口众多,农业保护难以实施。事实上,少数人怎能保护多数人?发达国家尚且没做到,况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确保粮食战略安全,只能对重点农产品和重点地区实行重点支持。 4.国际贸易环境不允许农业保护,农业支持有利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 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实施保护也是不现实的。wto的宗旨和规则及诸项协议都力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自由的国际贸易新型的市场体制,鼓励农业支持政策。从总趋势看,非关税和边境措施关税化,关税下降至平均水平,生产出口补贴逐步取消,农业保护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如果我国执意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将使我国今后在wto谈判和国际贸易中付出巨大代价。历次谈判,尤其是“乌拉圭回合”wto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都对农业保护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农业协议》对关税与非关税、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做了较大的限制。虽然允许发展中国家逐步削减补贴,但总的趋势是最终取消。新一轮的多哈wto谈判中,农业保护依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具体集中在:进口关税的进一步消减,关税配额扩大,出口补贴,国内补贴,“黄色”政策的规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履行削减国内补贴上要求极为强烈。旷日持久的我国加入wto的谈判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我国农业保护问题。一些想与我国发展正常贸易的国家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对我国入世后能否遵守农业补贴上的规则。已存疑虑,因而附加许多保证条款,给谈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美方附加了许多保留条款。 如果我国执意实施和加强农业保护,将会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引发摩擦,使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的限制,或因反倾销而丧失。客观地讲,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占多数。猪肉、羊肉、牛肉、禽肉、禽蛋、水产品、水果、花卉和蔬菜具有价格优势。例如中国与美国是禽蛋最大的出口国。1985-1998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带壳禽蛋的出口价格之比徘徊在2.44:1至4.18:1之间。某些进口国以我国媒体“加大农业保护力度”为据,认定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是政府补贴造成的,采取反倾销甚至限制进口来压制我们。例如,我国的蜂蜜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价格最具优势。1998年出口价我国为1055.5美元/吨,而阿根廷为1150-1200美元/吨,墨西哥为1300美元/吨,澳大利亚为1400美元/吨。但美国认定我国的价格优势是政府出口补贴所致,对从我国进口的蜂蜜价实行由美国商务部定价(只对中国)。从1997年第2季度起,美国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蜂蜜价格远远高于其国内市场实际价格,致使我国蜂蜜对美国的出口严重受阻。1997年仅出口1.14吨,比1993年的3.34吨减少65.9%。我国出口韩国的大蒜被限制进口,韩国认为我国出口的大蒜的价格优势是由于我国政府补贴造成的。当前中日贸易摩擦也是由于日本实施农业保护引发的。 我国的小麦、稻谷、玉米、棉花、食糖、大豆和油菜价格处于劣势(基本上高于国际市场2至5成)正是由于农业保护的负面结果(实际收益者是农产品流通部门及其企业)。取消农业保护能改变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劣势。通过科技和环保支持将大大提高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赢得优势。 四、实施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1.把农业政策重心从保护转到支持上,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 从总的趋势看,wto的谈判的重点由边境措施转向国内立法,由贸易壁垒转向技术壁垒,从贸易自由化转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贸易问题转向经济社会政策问题。这些趋势将直接指导成员国的农业政策。各项协议如《农业协议》和《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及《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绿箱政策”不加限制。我们要在遵守wto的基本规则,逐步放开国内市场,有步骤减少和消除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应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努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加强有利于农业科研水平和农业抗灾能力的一般性政府服务;设立结构调整基金专门用于扶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市场信息系统为重点的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加强给农民适度的生活保障、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加强以保护农业生产力源泉的农田基本建设(尤其是水利建设)和环境规划与生态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供求价格信息和就业信息);加强农产品检疫检验技术与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的研究,促进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完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增加粮食储备补贴。 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用保险替代价格保护的经验。美国、日本、加拿大十分重视农业保险,用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来代替灾害救济和价格补贴。如美国为所有参加保险的农作物提供30%的保险费补贴,投保农户的作物减产35%以上可得到联邦保险公司很高的赔偿金。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与保险体系,尤其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增强农业风险承受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发展出口保险服务,以保险服务代替出口补贴,促进外向性农业的发展。 2. 明确农业支持的目标和任务 考虑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供求状况和国际竞争力,今后我国农业支持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有效供给、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包括技术、生态环境、生产流通的基础设施、农村信息网络、制度和法律等)为主要任务。 3.确定适宜的农业支持的水平,扭转农业的负支持的局面,尽快达到农业支持的国际水平 我国农业支持总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根据《农业协议》,是以货币和年计量的、用以衡量政府为支持农业生产者增加某种特定产品或非特定产品的供给而提供的支持水平的指标)长期处于负支持水平。1993-1995年间特定农产品市场价格支持总量(ams)高达-546.36亿元(陈敏敏,2000)。1993年农业生产者补贴(pse)低于0而大于40%由高到低依次为鲜蛋、黄麻、水稻、羊皮、山羊板皮、蜂蜜、牛肉、大麻、皮棉、小麦、苹果、玉米、山羊毛、猪肉、黄豆、茶叶;低于40%的由高到低依次为柑桔、生漆、山羊绒、水产品、蚕桑茧、蔬菜(张忠发,1996)。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压力不容我们继续实行农业的负支持。当务之急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的提高,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国内支持总量。 4. 选择正确的农业支持的重点与方式 根据各类农产品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不同的战略地位,按发挥区域、成本、价格、品种和质量等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国家财政负担能力,重点支持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具有成本价格优势的但质量不高的农产品。周曙东和徐志刚用国际通行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指标(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研究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1997年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从小到大排序为:蔬菜、蚕桑茧、柑桔、苹果、烤烟、菜牛、花生、中籼稻、生猪、粳稻、谷子、晚籼稻、小麦、早籼稻、肉鸡、棉花、鸡蛋、高粱、大豆、玉米和油菜子。其中油菜、玉米和大豆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均超过临界值1,而且它们的百元产值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27.38、-7.08和-4.75元,应当国外生产;高粱、鸡蛋和棉花为0.99、0.97和0.92,接近临界值,不具资源优势,而蔬菜、蚕桑茧、柑桔、苹果、烤烟、菜牛、花生、生猪和稻谷,尤其是中籼稻,国内资源成本系数都低于0.8,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蔬菜、水果和肉鸡中农药激素高于国际标准。从地区比较优势来看,早籼稻在浙江、福建和广西具有比较优势,中籼稻在安徽、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有比较优势。晚籼稻在浙江和安徽有比较优势,粳稻在山西、吉林、安徽、河南和宁夏有比较优势。小麦在天津、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北京、黑龙江、上海和云南有比较优势。以上地区的优势农产品应当成为农业支持的重点。 在支持的方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行政手段。wto规则要求市场准入、非关税和边境措施等行政手段逐步让位于经济手段,农业支持将由法律来保障,并要求各国农业支持的去向和水平有完全的透明度。《农业协议》支撑‘绿色补贴“(包括政府用于环保、病虫害控制、基础设施和救灾等一般性服务,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结构性调整援助,区域援助计划,环境规划等),反对”黄色补贴“(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因此我国选择”绿色补贴“为主、逐步取消”黄色补贴“的国内支持方式;分期逐步减让到与我国应当承担的7.5%的水平;逐步取消出口补贴(包括农产品出口的直接支付、出口奖励和为降低营销成本提供的补贴)。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法律与制度体系,制定农业支持法,加强农民权益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加大农业支持立法和督查的力度。 特别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通过技术壁垒来进行农业保护的经验,加强农产品环境质量标准与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通过提高农产品环境质量标准和检疫技术水平来保护我国农业。 5.政府、新闻界和学术界要免提“加大农业保护力度”及其类似的提法 这种提法会授人以柄,引发国际贸易纠纷,还会误导农民。许多人对达成的7.5%的农业保护指数并同意逐步减少的承诺、《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协议》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理解,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农业论文:浅议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 一、 证券市场对于农业发展的功能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形式,证券市场浓缩和凝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优秀要素和基本价值观念,它应该而且可以为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 筹资与投资功能筹资与投资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能够迅速地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散货币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可供长期使用的资本,用于生产和经营,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这些股票、证券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直接投资工具。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资金配置方式,开辟农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 (二) 转制与监督功能 证券市场还具有促使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证券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公司要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先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来运作。企业要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要有良好的业绩。这就使企业时时处在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这些监督包括:①股东的干预。股东作为投资者必然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前途,并且通过授权关系或“用脚投票”实施他们的权力。②股价升跌的压力。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股价,股价提高,对公司是一种激励;经营不善产生的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外部接管,在这种制约下,管理层不得不认真地为公司服务,股东的权益因此得到相应的保护。③社会的监督,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制约,所有这些制约,促使上市公司形成健全的内部运作机制。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的机制转换,培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要求它具有完善的内部运行机制,优越的组织形式。相比而言,上市公司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对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2)启发和影响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企业化转变。证券市场不仅培育农业大中型上市公司,而且以它的标准、效率启发和影响着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方式有较高的效率,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步向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逐步向具有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管理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 (三) 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功能 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会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或企业,从而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功能。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证券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证券市场上,资金在利益的引导下流向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抛弃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证券,从而实现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要进入证券市场,要在证券市场不被冷落,必须先要成为能够赢利的行业,成为比较效益较高的产业。在过去农工商脱节、供产销分离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农业部门仅限于原料性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环节的增值流向了工业和贸易部门。然而,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市场地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功能促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增强赢利能力。(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农业部门的经营性资产中,存在不少重复建设项目,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和部门分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重复建设的旧体制还会发生作用。利用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的弊端。这是因为,首先资本的趋利动机会冲破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部门分割,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其次,证券市场大范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 分散风险功能 证券市场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既给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首先,融资方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实际上将其风险部分地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越多,单个股东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其次,投资方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通过买卖证券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降低风险。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解决了投资者难以变现的后顾之忧,证券市场的出现,为各种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和横向资金融通提供了媒介和场所。人们可以用现金购买有价证券,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人们也可以卖出有价证券,将其变为现实购买力,以解决即期支付的需要。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生产周期长、存在自然灾害等风险。证券市场的分散风险功能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 (五) 社会功能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其超越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首先,证券市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现代化的发育过程,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其次,证券市场成为联系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纽带,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国际形势、国家政局、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投资收。81.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益,也都会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反映。证券市场的走势,投资者的心态、倾向也会反馈到国家有关部门,从而影响有关决策。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投资者必然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保持高度的关切,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功能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农业的关注。在证券市场上,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天会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投资者会因此而更加关注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证券机构更会认真研究农业方面的信息,关注农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信号会反馈到决策层,从而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执行。(2)促进农业部门经营观念的创新。证券市场浓缩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农业与证券市场的联连,带来了经营观念的变化。例如,从只重视产品经营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只重视土地、农具等有形生产要素,到重视股票、债券等无形生产要素等。这是经营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和创新。综上所述,证券市场为农业注入了多种现代生产要素,农业需要证券市场。同时,证券市场也需要农业的参与。农业对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在于:①没有农业的参与,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大为降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②农业所形成的食物与纤维系统是世界最大的产业部门,没有它们参与,证券市场是不完整的;③农产品市场是永不衰落的市场,农业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适宜长线投资的工具,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短线投机行为。 二、 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途径 (一)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途径 股票市场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主体。在债券、基金等证券品种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支撑起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我国农业对证券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至1999年底,共有57家农业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其主营业务和资金投向涵盖农产品加工、畜牧饲料、种植、种子、渔业、水产养殖、林业、农产品流通、化肥、农用机械等领域,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步骤是:1.农业企业化。农业企业化的含义是:加快推动各种资源向农业产业化转移,对各种商品化农业的经营性资产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化是农业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前提。农业经营性资产必须经过企业制改组,才具备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 2.农业企业股份化。农业企业股份化是指农业企业建立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为农业进入股票市场奠定微观基础。农业企业股份化过程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农户联合兴办股份化的企业;对乡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农户取得股东资格;农户以其交售的农产品或服务参股龙头企业,作为优先股东,分享企业利益,不参与管理;专业合作社参股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农业产业化链条不同环节的企业间相互持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必须指出的是,农业企业化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是一个多种模式并存的过程。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我国农业经营必然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农业企业也会表现为不同形态。这种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会存留下去。 3.农业股份公司证券化。(1)扶持现有农业股份公司上市。在农业企业股份化的基础上,扶持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股份公司进入国内外股票市场发行股票,走上资本经营的“快车道”。通过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募集资金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取得规模效益;通过股票市场的转制功能,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管理水平;通过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断培育优质资产,改良弱质资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并运用并购、重组等资本经营手段,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通过股市的巨大影响,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扩大企业的无形资产,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让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农业产业化,让农业上市公司成为产业化经营的有力的龙头。 (2)组建新的农业股份公司并促使其上市。新组建的股份公司可侧重发展3种类型:一是大型。主要是原来国家部委直属的大型农贸加工、流通、进出口企业,经改组上市。二是精品型。选择若干着名的农业精品如砀山梨、涪陵榨菜等,组建农业精品股份公司上市。三是高科技型。把我国农业高科技成果、农科基地组成高科技农业股份公司,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 (3)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随着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化,农村资产得以量化,产权得以清晰,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可以通过证券化,在产权交易市场流通转让。目前,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亟待建立。一个规范化的、有约束力的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盘活农业经营性资产,有效节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复建设,为大范围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创造条件,使股票市场与产权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实现有效联连,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率和规模。 (二)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途径 中国债券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股市,更不能和银行信贷相提并论。中国企业对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是很低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至今为止还未有一家农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我国应重视和加强对债券工具的运用。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主要方式有3种:①发行公司债券。②发行经营型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水库等项目债券。③政府发行农业专项债券。目前,可供农业产业化选择的债券类型主要是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1. 企业债券及发行。企业债券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从筹资者角度还是从投资者角度分析,企业债券有其独特的吸引力。从筹资者的角度来看,发行企业债券综合成本低于发行股票。这是因为:①通过债券融资,债务的利息计入成本,有冲减税基的作用;而在股票融资中,存在着公司法人和股东双重纳税的问题。②通过债券融资,公司可以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公司股东的利润;而在股票融资中,发行股票固然增加了运用的资金,但同时也增加了公司利润的分配基数。③通过债券融资,公司原有管理机构基本不受影响;而通过股票融资,公司的管理结构可能因新股东的进入而受影响。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投资债券可以规避因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投资风险。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信息是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信息是稀缺的。在股权投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委托—关系,道德风险随时可能发生。而债券投资则减少了道德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降低了监督成本。这就使债券能够得到投资者的偏爱。 2.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可以在特定时间、按特定条件转换为普通股票的特殊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性,含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债券性。与其他债券一样,可转换债券也有规定的利率和期限。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债券到期收取本金和利息。②股权性。可转换债券在转换成股票之前是纯粹的债券,但在转换成股票之后,原证券持有人就由债权人变成了公司股东,可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红利分配。③可转换性。可转换性是可转换债券的重要标志,债券持有者可以按约定的条件将债券转换成股票。转股权是投资者享有的、一般债券所没有的选择权。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就明确约定,债券持有者可按照发行时约定的价格将债券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股票。如果债券持有者不想转换,则可继续持有债券,直到偿还期满时收取本金和利息,或在流通市场出售变现。可转换债券的投资者还享有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一些可转换债券附有回售条款,当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转股价(即按约定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的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债券持有人可以把债券按约定条件回售给债券发行人。另外,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人拥有强制赎回债券的权利。一些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附有强制赎回条款,规定在一定时期内,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转股价一定幅度并持续一段时间时,发行人可按约定条件强制赎回债券。由于可转换债券附有一般债券所没有的选择权,因此,可转换债券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公司债券利率,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有助于降低筹资成本。但可转换债券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而会影响到公司的所有权。 (三) 农业利用基金市场的途径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与证券投资基金相对应的概念,是以个别产业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这类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对某种特定产业有兴趣的投资者,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家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运作,以支持这些产业发展。其投资目标既追求长期资本利润,也注重当期收入,是一种典型的成长及收入型投资基金。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是按有关法规设立的投融资金融工具。其经营宗旨是,在严格遵循国家产业政策和证券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以市场、收益为投资导向,募集的资金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进行股权等形式的投资,促进目标企业和项目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经营,提高目标企业的效益,并给投资者以丰厚的投资回报。 1.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定位。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应该是一组基金,既有部级的农业发展基金,又有各地的农业发展基金;既有纵向按行 业如畜牧、渔业、林业等划分的投资基金,也有横向按地区划分的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还有两者结合的投资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的投资基金。资金来源既可以是中国境内的机构或自然人,也可以是境外的机构或自然人,还可以境内境外同时募集。既有境内基金,也有境外基金,还有中外合资合作基金。既有上市基金,还有非上市基金。只有这样的基金结构,才能适应中国各地的差异,才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 2.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在目前我国的经济、金融背景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以封闭式为宜。这是因为:①目前中国投资基金所依托的证券市场不成熟,市场波动大,投机气氛浓厚;投资者不够成熟,其投资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开放式基金,证券市场的波动、社会形势的变化,都会导致投资者冲动性撤资行为,从而影响基金的正常运作。②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农业,农业生产周期长,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是随时可以抽走的游资。设立开放式的投资基金,会造成资金的不稳定。③我国目前缺乏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经验与人力资源,在此情况下设立开放基金,具有很大的经营风险。为适应农业投资对资金相对稳定性的需要,农业投资基金在发展初期应选择封闭式设立。但是应该看到,开放式基金现已成为世界投资基金的主流。世界基金业的发展规律是从封闭式基金走向开放式基金,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开放式基金已占压倒多数。在基金发展初期以封闭式为主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它的操作与管理比较简单,风险与压力较小。但从制度优化的角度而言,需要逐步走向开放式基金。 3.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类型的选择。按组织形态划分,基金可分为契约型和公司型两个类别。它们的区别在于:①法律地位不同。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依据《公司法》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契约型投资基金是依据信托契约组建的,不具备法人资格。②发行的凭证不同。公司型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资金,普通股票的持有者即为股东;契约型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受益凭证筹集资金,受益凭证的持有者为受益人。③有关当事人不同。组建公司型投资基金通常有4个当事人:基金公司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承销人;组建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只有3个当事人: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从投资者的角度看,这两种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基金运作的角度看这两种类型各有利弊。从投资农业的角度看,选择契约型基金较为适宜。首先,契约型基金设立、运作、解散比较灵活,便于操作,投资者不需要组成一个法人实体,只要向基金管理公司买入收益凭证后,即成为该基金的受益人。其次,在基金业发展初期,契约型基金有利于减少管理摩擦,突出专家理财、专业管理。由于契约型基金是一种“虚拟法人”,基金的运作主要由有经验的专家进行;而公司型基金是独立法人,容易干涉基金管理人的经营,出现管理上的摩擦。最后,契约型基金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契约型基金是一种信托基金,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能够使不同基金份额的持有人享有同等权利。 4.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的关键取决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运作的特点是通过管理公司的专业运作,保障受益人的投资回报。选择基金管理公司有两种方式:一是为设立新基金而成立一家管理公司,将基金交给它管理;二是在基金设立后交由已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国内已设立的投资基金和早期的基金基本都采取第一种方式。这样做表面的理由是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少,缺乏相关管理经验,其本质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分工的观念,视基金为自己的资产,不容他人染指。第二种方式乃是以后的发展方向。随着基金业的发展,由一家管理公司管理多个基金的局面将会出现。这有利于管理公司积累更多的专业经验,节约基金管理成本;同时,还可以避免基金的发起人又是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不利于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缺陷。农业基金管理公司应熟悉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村社会,拥有农业经济专家、企业管理专家、金融分析专家和资本运营专家等人力资源。它的设立,一是通过新设立的途径,二是选择具有运作农业基金条件的已有基金管理公司,三是引进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农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盈利行业,国外不乏投资农业的成功经验,引进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基金的运用绩效,而且有利于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如前所述,我国农业产业基金可以是一组基金,但农业基金的管理则应该相对集中。经过市场的检验,经过投资者的筛选,最后形成一两家具有权威性的农业基金管理公司。 三、 发展农业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各行业利润率逐渐趋于平均,农业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在形成和确立,政府对农业企业上市实行重点倾斜的政策,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渠道基本畅通,所以,农业企业利用证券市场融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止到1999年底,农业上市公司通过新股上市、配股等方式在证券市场募集资金近200亿元,相当于1998年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22%.发展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 培育更多的证券市场主体 首先,培育更多符合条件的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上市,提高其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其次,培育更多熟悉农业的投资人,鼓励居民、企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社会法人机构参与投资农业企业。最后,培育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发挥其资金雄厚、专家理财的优势,使投资主体多样化。 (二) 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客体 首先,扩充市场容量,丰富融资品种,以适应和满足不同的投资偏好,例如推出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货等。其次,积极发展项目融资、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以及抵押债券融资。再次,在适当时候,开放国有股、法人股上市,逐步加大国有和集体资产上市流通的力度。最后,参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增加新的融资工具。 (三) 建立多样化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融资并非仅限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还应该包括产权交易市场和其它货币金融市场。可以建立规范化的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的并购、重组,生产资料交易进行融资。另外,民间自发的小型金融机构、社会集资这类原始形态的金融市场经整顿、规范也可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 (四) 努力开拓海外融资市场,稳健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我国农业企业可以创造条件赴国际证券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其次,可与境外资金共同设立中外合资的农业发展基金。再次,允许外商投资农业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上市发行股票。最后,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和逐步实现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允许国际资本有步骤地并以适当方式进入国内证券市场,让外资投资中国农业股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五) 培养和发展专业化中介机构 资本市场上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证券商、投资咨询公司、产权交易咨询公司等。它们能为企业改组、并购、股份制改造、项目融资提供策划、咨询并参与组织工作。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有必要在原有机构中培养或新建熟悉农业产业特点和农业生产经营规律,能为农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活动提供帮助的中介机构。 中国农业论文: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保护与税收政策 由于农业是具有弱质性、需要特殊保护的产业,因而对农业进行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的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在我国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这种对农业的负保护,导致了我国农业积贫积弱。我国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现已成为wto新成员。如何在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护低效率的农业,如何在自由贸易下保护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一、农产品市场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 按照wto农业规则,我国农产品的边境保护实际上将失去其有效性。与此同时,由多年负保护政策所形成的多数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竞争优势,将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如主要粮食成本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以及农业政策倾向转变而逐步消失,农产品价格水平出现了接近或超过世界价格水平的趋势。因此,失去保护的我国农产品市场将面临着国外产品的严峻挑战和冲击。 二、农产品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加人wto后,外国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引起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销售市场缩小,势必对农业生产的结构和数量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农民收人的增加,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对农业的投人,进而影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保持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十分不利。 三、解决农村社会经济矛盾的难度加大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加人wto以后,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必然对国内农产品形成挤压态势,使我国农产品的销售雪上加霜,更加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农业生产的部分收缩,据估计大约有近千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置成本太高,农民的再就业困难很大,亿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影响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我国加强农业保护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良好的农业政策扶持环境 农业问题不可能仅在农业本身的范围之内得到解决,必须首先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扶持环境,即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农业的资源分配格局,变对农业的负保护为正保护,转入工业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就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近期内宜把工农业发展速度比调整到3∶1,并逐步调整到2.5∶1. 除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外,还要采取其他措施。一是必须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攀升,规定其销售价上限,或者对低收入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给予直接补贴。二是建议在制定新的农业税制时,调整课税对象,改变养殖业不纳税,而农业税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适当降低税率,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以此作为加入wto后,政府保护农业的举措之一。三是在农业信贷方面,要改变农业信贷占国家信贷总额比重下降,占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比重较低的状况。同时要扭转农业贷款占农村贷款比重持续下降,即农村资金“非农化”的倾向。 二、搞好关税配额管理,争取最有利的上限约束关税 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争取到对小麦、大米、棉花、豆油和食糖等农产品进行关税配额管理(限对进口确定一定的配额量,对配额内产品进口征收低关税,配额外进口征收高关税),配额准入量的确定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在最近三年的年平均进口量,或国内三年平均消费量的3%之间,选择较大的作为关税配额基期准人量,并承诺一定的增量,到实施期末必须达到国内消费量的5%。国家计委前不久公布了《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这是我国根据wto的规则,在保护内为农业发展多争取一点提高竞争力的时间,以防止国外农产品过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按照国际惯例,在丧失非关税措施后,只能采取上限约束的办法自主提出约束关税,但上限约束关税必须与缔约成员谈判确定。我国承诺加入wto后10年内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削减22.1%,虽然高于发达成员国,但却低于大部分发展中的成员,不利于我国农业的贸易保护。因此,用好配额量,争取对我国农业最有利的上限约束关税,是我国加入wto后加强农业保护的至关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三、并用“绿箱”和“黄箱”政策 在国内支持方面,农业协议将国内农业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箱”政策,可免于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称“黄箱”政策。协定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简称ams)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 由于“绿箱”政策无需减让,且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因此我国应加大对“绿箱”政策措施的保护力度。与价格保护造成国家巨额财政负担相反,这些措施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但是它的“外部经济和社会效益”却很大,能够降低农业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水平,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对农业良性和持久的保护。 事实证明,在农业生产领域,知识与科技已成为最重耍的因素,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坚定地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才能有效化解由于降低关税等措施带来的冲击。因此,我国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逐年尽快将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增加到农业gdp的1.5%~2.0%,将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增加到对农业科研投资的2倍~2.5倍。国家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同样适用于高新农业科技开发企业。 在“黄箱”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只有485亿人民币的支持空间(我国今后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不能超过1986年~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10%,约485亿人民币),但是,这一数字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支持水平相比,还是可观的。今后的重点是加大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力度,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尤其是应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从而不断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四、完善农业保障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保险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高风险国家,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风险尤其是经营风险会加大。为了抗御农业的各种风险,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保障农户收入和生产发展,建议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保护方面的作用。不管选择哪种保险模式,都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第二,改革现行的农业保险体制,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第三,逐步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 五、加强农业税改革 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税的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应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业税制的全面改革。 据有关资料分析,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农业成本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的税费所占比重过高(农业税、期间费用和成本外支出三项合计约占19.1%);二是人力成本过高(约占32.80%),而农民的平均农业剩余微乎其微。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产品价格还要下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建立在剩余分配上的税费制度的基础是薄弱的。为此,作为加入wto后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大举措,近期应切实免除由农民负担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凡应由政府支付的,一律不再向农民摊派。按照公共财政理论,政府机关行政管理支出和义务教育支出均应由财政安排,并由财政开支,同时还应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在此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乡村“吃黄粮”的人员,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有关政策。 笔者认为,现代农业税收体系,应该由“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组成,规范税制中的收入和扣除项目,并确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税条例》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该税法的修订应尽早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经济危机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摘要:经济危机对当今社会已经是众人皆知,变得习以为常。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过度的私有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危机亦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中国经济。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国作为美元外汇的最大持有者也不可避免的遭受牵连。作为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稀少的耕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农业在经济危机大潮中变得岌岌可危。通过分析在经济危机中粮价的波动来判断中国农业所遭受的影响,对预测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粮食安全 最近爆发的经济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各世界组织所关注的焦点,对于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经济危机的危害不可小视。因此探讨经济危机对农业的影响很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业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在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等五个方面。 2008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战胜来自国际国内、自然界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取得了极为难得的好成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为国家成功办好大事、妥善处置难事,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农产品市场萎缩,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五是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这些困难和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迭加,加上上年基数较高,使得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任务十分繁重,难度明显加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切不可放松农业;在全力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任务繁重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农业,必须明确,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农业。 二、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因素 (一)提价政策,拉动粮食市场价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此后党和国家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十分明确地作出了2009年加大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力度,大幅度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决定。2008年10月1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出《关于提高200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明年新粮上市起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每50公斤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87元、83元、83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10元、11元、11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也要较大幅度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度提高,2008年临时存储粮食收购后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销售,意味着国家政策强力拉动粮食市场价格。2009年粮食收购价格、国家最低收购价粮食、临时存储粮食拍卖价格将进一步提升,市场粮价总水平将高于2008年。 (二)金融危机,压低粮食市场价格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在此危机和世界粮食丰收的情势下,2010年国内外粮食市场将出现新的格局。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国,如泰国、越南等国纷纷解除大米出口限制,国际米价更进一步回落。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消费超过全球小麦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小麦需求可能会大幅减少,尤其是亚洲地区。随着国际米价的一跌再跌,国内外米价已几乎持平。中国从2008年12月1日起,取消玉米和玉米面粉出口关税,同时降低小麦、大米和大米、面粉等出口关税。小麦出口关税从目前的20%调到3%,大米出口关税从5%~10%调到3%~8%。 调整粮食出口关税,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由于中国政府对粮食的供应始终维持自给自足的策略,近期以来政府为稳定国内粮食市场,持续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包括对稻谷的临时收储、下调大米出口关税、解除年初对成品粮等食品类商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等。受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撑,在国际大米价格大幅急跌期间,国内米价则始终维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三)石油降价,降低粮食生产价格 世界石油价格在2008年7月11日飙升至147.27美元/桶的油价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直线下降。美林预计,油价短期将触底至25美元/桶;高盛的报告也唱跌,预计油价将至30美元/桶。按照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合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回落的情况,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8年12月19日零时起将汽油出厂价格由每吨6 480元调整为5 580元,每吨降低900元;柴油出厂价格由每吨6 070元调整为4 970元,每吨降低1 100元;航空煤油出厂价格由每吨7 450元调整为5 050元,每吨降低2 400元。与粮食生产息息相关的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减轻了中国生产资料上涨的压力,带来粮食生产价格的下降。 (四)充裕粮源,有效调控市场价格 在2008年丰收大背景下,中国粮食收购量显著增加。据国家粮食局统计,截至11月25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四个中晚籼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中晚籼稻1 456.9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53.4万吨;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等六个粳稻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粳稻442.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244.5万吨;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十个玉米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08年新产玉米641.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467.8万吨。2009年,国家有充裕的粮食调控粮食市场,只要常年拍卖最低收购价和临时存储粮食,就可以有效地保证市场供给,并运用价格杠杆调剂市场价格。 三、农业是根本,粮食更是重中之重 (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农业和农村发展亮点突出,成绩来之不易,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而正在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逐步显现。农产品价格下行,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环境骤变带来的新困难与历史形成的老问题互相叠加,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只要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不出问题,人民温饱无忧,经济社会发展就有良好的基础。 在全球粮价大起大落的背景下,“手中有粮”无疑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大事。据分析,在粮食连续增产之后,“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能不能稳得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农产品的价格开始出现下跌或波动,由此会影响到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收入。”现实中,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米等农产品价格相对上半年高点时有较大幅度下降,反映在国内市场上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针对粮食供求出现的新情况,为了稳定粮食市场、促进农民增收,近期以来,国家先后两次下达国家储备和临时存储粮食收购计划共计3 050万吨,其中包括稻谷、玉米、大豆等多种粮食品种,价格与市场持平或略高于市场价。国家的托市政策,给了农民一个好价格,掀起了一股卖粮热潮。少数地区粮食收购价格有所回升,目前多数地区市场收购价格与国家出台的挂牌收购价格接近或基本持平,有的地方市场价格还略高一些。部分地区农民售粮踊跃,各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收购进度,尽力满足农民售粮需要。 (二)“内外兼修”应对挑战 农产品贸易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最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8年更为突出,2007年贸易逆差大概是40亿美元左右,2008年1到10月,已经突破100多亿美元。山东是农产品出口大省,约有1/3的农产品出口境外,2008年农产品出口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受世界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影响,2008年前三季度,山东蔬菜出口同比下降9.9%,肉食品出口下降20%。在全省500余家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中,约30%的企业微利经营,60%的企业保本甚至亏损,10%的企业被迫转产。这种情况为近十年来前所未有。 面对种种不利情况,各地农产品出口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内外兼修”以应对各种挑战。以山东省为例,山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调理食品出口企业,2008年前十个月,公司出口量下降了20%,但出口额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主要原因是公司凭借质量优良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在稳定国际市场的同时,龙大集团进行肉制品和花生油国内市场的产销网络建设。目前,龙大内贸总量已占到集团销售总额的65%~70%。其中,2008年龙大花生油国内销售额达到5.6亿元,增幅70%多;肉制品预计全年国内销售额将达到13亿元,增长超过50%。 农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将会有所减缓,但也为中国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提供了机遇。今年中国部分省份农产品出口逆势上扬的情况表明,金融危机对不同农产 品出口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质量较高、具有中国风味的加工食品、地方特色农产品仍具有较好的出口市场前景。近期以来,国家进一步下调了贷款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今年还将陆续出台更多的出口鼓励政策,这些利好的政策为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用好政策,今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仍有保持较快较好发展势头的可能。 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展望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可以说是2008年三农成就的两大亮点: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和单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10 570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连续五年增加,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五年增长的好成绩。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3 971元,同比增加650元,实际增长11%,2009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 000元,实际增幅6%以上,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五年超过6%,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 2008年初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月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在遭遇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着实不易;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致使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危机,在外部形势发生严峻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两大亮点,实属难得。 近二十年来,中国粮食生产一直在丰收与歉收之间波动,从2004年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大三农工作的力度,中国农业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得到恢复、稳定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为国家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民收入方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均超过6%。 据分析,在近年来的农民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如,国家先后出台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带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同时,受农村土地征占用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尤其是今年以来农民增收的良好成绩是在众多挑战中实现的:从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汶川特大地震,再到下半年以来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滑以及农民工大量因失业返乡,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 五、中国农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分析指出,虽然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但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扶持、引导下,在困难中中国农业仍然可以抓住多个机遇,可以有多种作为: 在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农资产品如化肥、农药、农膜等的生产成本相应降低,这正可为农民增加投入提供支持,为农民节本增收提供机遇。 在扩大内需的机遇下,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这正是解决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增强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机会。各地可借国家加大投资的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解决多年来农田水利设施落后、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长期制约农业生产的问题。 2011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的重要之年,也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大力扶持粮食生产,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我们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经济模式转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理论体系。新时期,中国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在新时期确立了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农业经济模式 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是探索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这一阶段开始,迈出了探索中国农业模式的最初步伐。其又具体化为:第一,进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1946年5月至1952年底,先后了关于的几个重要文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7月~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国家意志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除中央决定暂不进行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已全部完成。通过,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土地初始配置均等化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民最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经营制度。第二,建立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业生产合作化。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2月将其作为正式决议。在决议指导下,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或成立互助组,或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形式有:最初级的季节性、临时性的简单劳动互助;更高的常年互助组;最高级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同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发展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后中国农业模式的必然选择。长久坚持农民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可能重蹈旧制度的覆辙。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形式。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互助组实现了最初的劳动互助,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保留农户土地与生产资料狭义所有权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土地、资本、劳动的多重互助。 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阶段———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从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底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建立,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动“运动”,确立了制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曲折发展。第一,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模式。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成标志着在农业经济领域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上了土地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道路。第二,实行制,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曲折发展。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的基本模式。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缺乏生存和发展基本经济环境。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赋予农民集体的是产权残缺的产权制度。高额的交易费用,在集体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按照当时决策者制订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对农业、农民、农村执行经济掠夺政策,造成农业长期徘徊。 三、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定型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农业经济模式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持续稳定发展与定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主的经营制度,赋予农户完整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长期不变,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推进土地流转、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在这一阶段,真正找到既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能够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特色鲜明的农业经济模式。其主要形成历程为: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2001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农产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综合配套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0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它保持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基本属性,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不是单一样式,而是因地制宜在保持本质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样式。家庭承包经营制、两田制、股份合作制、家庭农场、农业庄园、集体经营等,都有所发展。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公平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土地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公平保障了集体成员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与收益权,而土地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则保障农业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环境纠纷的司法帮助 近年来,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环境纠纷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现行的农业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够完善,使很多农业环境纠纷很难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获得公正救济。这不仅侵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了有效救济受害者、惩罚加害人、实现保护农业环境等目标,本研究总结了我国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面临的困境,并就此提出完善机制。 1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面临的困境 1.1涉农环境司法主体面临的困境 1.1.1缺乏专门化的环境审判机构 长期以来,有关环境纠纷案件都是在普通法庭审理,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依法管辖。由于普通法院缺乏专业性,对于环境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责任的认定、损害结果的认定、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等专业性高、处理难度大的环境纠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虽然海事法院、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等专门法院也有权管辖部分环境案件,但是这种分散式审理模式常常导致各类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案件时有利可图各主管辖、无利可图互相推诿,难以有机协调形成合力,最终贻误案件的处理,受害人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1.1.2法官对涉农环境司法能力不强 司法是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官的素养与能力直接影响法律适用的水平。农业环境侵权的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技术性较强,不仅涉及环境法律知识,往往还涉及农学、生物学、化学等专业知识。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主体中,法官大多未经过此类专业培训,所以对于农业知识、科技手段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往往力不从心,对环境司法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 1.2涉农诉权主体面临的困境 1.2.1农业环境诉权主体范围过窄 农业环境侵权行为一般不是侵害单个农民的利益,往往是相当地区多数农户的利益,并且往往不是直接侵害受害人,而是通过农业环境这个载体再作用于受害人。如果按照传统的诉讼法“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理论,那么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权就农业环境侵权提起诉讼,这势必阻断了很多侵害农业环境公共利益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1.2.2农业环境诉权主体的诉讼能力不足 我国农民一直以“无讼”为主流观念,常导致农业环境司法的虚置。首先表现为农民证据意识很弱,当农业环境事故发生后不主动保存证据,也不知道有效地收集证据。而农业环境污染多具时效性,许多证据转瞬即逝,况且有些损害结果也不是马上表现出来,所以受害农户在法庭上往往因为证据问题而丧失胜诉权。其次,农民的诉讼经济能力有限。农业环境领域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农民取得的证据有时必须得到权威机构鉴定后才能证明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但是鉴定机构收费很高,加上提起诉讼应当预先支付诉讼费,这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的农民当事人来说,往往因为没钱打不起官司,从而丧失司法救济的良机。再者农民的诉讼技能偏低。由于农业环境案件专业性强,侵权的因果关系复杂,很多农民不知道如何起诉、应诉,举证、质证和辩论。所以在面对复杂、抽象的法律规则和灵活多变的诉讼技巧,农民显然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环境维权。 1.3对侵权者执行司法裁判面临的困境 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很多涉农环境案件的判决在执行实践中面临很多困难。一是,侵权者经济困难无力赔偿损失或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等费用。农业环境问题往往侵害空间广阔,对象广泛,损害结果严重,而且很多农业环境一旦遭受破坏要恢复原状几乎是不可能。如果侵权者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就无法赔偿成千上万农民的经济损失或治理已遭受破坏的农业环境。二是,侵权者不配合执行,对判决不予接纳,拒绝履行义务。在农业环境侵害中,侵权者往往是具有特殊经济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在司法实践中他们很多不履行判决,并通过投亲结友,发动各种社会关系阻止判决的执行,这使得司法裁判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遭遇严重的挑战。 2完善农业环境司法救济机制 2.1健全司法主体 2.1.1建立环境法庭 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指定具备扎实环境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担任法官并参与审理专门的环境案件。这样既能聚民事、行政、刑事为一体的审理模式又能充分整合我国的司法资源,保证环境纠纷案件的审理效率[1]。在国外,如澳大利亚、南非、美国部分州、孟加拉国、科威特、瑞典等国家均设置了相应的环境法庭,专司环境污染的案件[2]。我国自2007年开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审判庭也相继挂牌成立,集中专门审理环境纠纷案件,提高了案件的审理效率,增强了环保执法效果[3]。 2.1.2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由于环境问题证据的技术性较强,法官独任审判难以胜任,仅仅依靠环境法律知识还无法满足审判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实行合议制的审判方式,吸收农学、生物学、化学等专业知识水平高的专家担任陪审员,一方面可以确保法院审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诉讼成本、有效地解决环境诉讼案件。 2.2健全诉权主体 2.2.1放宽农业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 如果按照传统的诉讼法理论,起诉资格仅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的关系人,势必造成很多农业环境侵害的农民无法提起诉讼。鉴于环境保护的社会性、公益性,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法理论进行完善,扩大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范围,只要在农业环境案件中具有事实上的侵害,不论受到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均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起诉资格。范围上讲,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包括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 2.2.2提升农民环境维权能力 首先,提高农民环境诉讼意识。虽然环境侵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但仍解决不了受害者举证能力薄弱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应该加强环境法制宣传教育,亟待解决我国农民诉讼意识不强的问题,提高农民的环境法律意识,使他们在农业环境遭到破坏的第一时间立即搜集证据。其次,在举证方面,公权力机关应该提供有效的救助,受害人可以请求当地环境行政机关鉴定其受害原因和状况,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取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再次,实行农业环境案件诉讼费的减、免制度。现在法学理论正朝着由保护受害者向救济受害者为要旨的方向发展,减免原告预付诉讼费用正是顺应这一法学潮流。在环境诉讼案件中,这一制度为美国立法所确认和日本司法实践所采用。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均有规定;日本的富山骨痛病诉讼首先采用了这一制度[4]。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对经济确实有困难的农民,应当少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以保证农民不致因负担诉讼费困难而放弃权利的保护。最后,构建涉农法律援助制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至今仍未设立专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组织和救助体系。作为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法律援助体系并没有考虑到农业大国的特色。因此,法律援助设计应当考虑到“三农”的特殊性,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改,把农民明确列为援助对象。对于需要法律帮助经济拮据的农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5]。在鉴定费用承担上进一步完善司法援助手段,由政府建立一些法律援助性质的鉴定机构,对于私益农业环境诉讼案件的鉴定费用给予适当减免或缓交;对于公益农业环境诉讼案件的鉴定费用应当免除。 2.2.3完善侵权者责任承担方式 第一,建立环境保险制度(侵权方为企业)。农业环境侵害范围大、对象广、赔偿金额和恢复环境治理费用高,常导致加害企业不堪重负而破产,使受害者也难以及时得到赔偿。为了确保环境纠纷赔偿责任的有效执行,有必要建立环境保险制度。即通过保险机构与危险企业约定,由危险企业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用,由保险机构承担危险企业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该制度以分散风险为目的,危险企业通过保险可以免除或部分免除自己的侵权赔偿责任,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受害者也可从经济实力雄厚的保险机构获得赔偿金。第二,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侵权方为自然人)。如果侵权者是自然人,且能够证明经济困难无力赔偿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责任,那么国家应该出于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考虑构建被害农民的国家补偿制度。先由国家赔偿受害农民的损失,等到加害人经济状况好转,立即向加害人追索原来支付给被害人的补偿费用。第三,启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单一的司法执行力量是有限的、单薄的,使环境侵权案件不能有效地彻底执行。为了避免农业环境案件执行难的困境,应当创新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运行机制,启动多个部门联动机制,加强与工商、公安、交通、电力、银行等多部门的联系,严格限制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的经济活动。比如对其实行断水断电、吊销执照、限制工程招标、取消贷款等联动措施,最终形成一种执行威慑机制,确保农业环境案件判决的有效执行。 3结语 农业环境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完善农业环境保障机制,事关农业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事关广大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事关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立足于法院、原告及被告三方机制面临的困境来探讨农业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途径,这样才能使司法救济的巨大功能发挥到极致。因此,建立环境法庭、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放宽农业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提升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建立环境保险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以及启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已成为当前加速解决我国农业环境纠纷,充分保护农业环境资源的重要途径,应在今后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中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5%的人口、90%以上的国土在农村。建国4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以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小康生活目标,向富裕水平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得到持续发展。 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面临着重大挑战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完成工业化过程,耕地不断转用于非农业,大量灌溉用水也转用于非农业用途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口的刚性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重了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如何处理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民以食为天,优秀是粮食问题。 中国建国47年来,粮食年递增达3%。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总产年际虽有波动,但最大波幅不到10%,已挤身世界粮食稳定系数高的国家之列。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虽然如此,中国决不可掉以轻心。根据估算,到2030年,按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6亿左右,人均占有粮食400kg计算,粮食总产需为6.4亿吨。也就是今后35年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加近40亿kg,年递增1%左右;若按目前单产4200kg/hm2计,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不减,单产水平需提高1500kg。作为农业大国,除了粮食外,我国需高度重视农业的全面发展。《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指出,“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要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实现这一系列宏伟目标,农业科技将起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变化;80年代,为使粮棉油全面丰收,着重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90年代,农业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原动力,更重要的在于到2000年乃至下一个世纪将在农业生产的腾飞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据初步统计,1979~199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认的科技成果有3.2万项,其中受到国家、部门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4815项。这些科技成果不仅有较高科技水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计算〔2〕,1971~1980年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7%,1981~1985年间增至35%左右,以后有些浮动,但目前仍为3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遗传学理论和育种技术的突破,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目前,我国已收集、保存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33万份,其中属国内收集保存的占85%,而且种类十分丰富。自建国以来,全国共培育出41种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5000多个,使粮食等主要作物种植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3~5次,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每次更换一般增产10%~30%,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占30%左右〔4〕。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水稻为例,7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选育并在生产中推广“三系”配套的籼型杂交水稻,这在水稻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不仅为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途径,而且也为自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闯出了新路,极大地丰富了遗传育种理论。据统计,至今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1.6亿hm2,年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近50%,年增产稻谷约125亿kg。在畜禽良种培育上,继培育肉脂兼用型猪新品种之后,80年代又培育出商品瘦肉猪新品系,瘦肉率高达63%,料肉比由5∶1降至3∶1。培育出肉鸡、蛋鸡系列新品系和中国黑白花奶牛、中国美利奴羊等,良种覆盖率达60%~80%。 2.2改进田间管理技术和饲养管理方法,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产出率 如改双季水稻三熟制,北方发展间作套种,发展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技术和水稻叶龄模式栽培技术,以及立体种植技术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综合配套技术等,使全国复种指数达156%〔7〕。此外,通过增施化肥和改进施肥技术,配方施肥、推荐施肥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比传统粗放施肥增产8%~15%;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达333.3万hm2以上,提高水的利用率30%~40%,降低能耗50%,增产粮食20%~30%以上;引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经过研究和技术改进,年应用面积达470多万hm2。在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方面,推广良种良法配套集约化饲养技术。以草地畜牧业为例,在南方条件下可实现0.14~0.20hm2地放养1只羊,北方条件下可实现0.33~0.53hm2地养1只羊。在饲料饲养技术开发方面,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饲养标准和饲料配方,饲料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使饲料转化率提高30%。 2.3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有效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 提出以种植抗性品种、生态系统调控、科学施用农药等措施相协调并因病虫各有侧重的综合防治技术,使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小麦线虫、麦类黑穗病基本消灭,小麦条锈病基本得到控制,粘虫等迁飞害虫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150亿kg。研制成功的一批安全有效疫苗,基本控制和消灭多种畜禽疫病,如牛瘟、牛肺疫、猪瘟、马传贫等,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4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研究发展很快,正在走向生产 中国已成功地利用组培、花培技术,选育出40多种作物新品种、新品系,其中水稻、小麦、烟草等已用于生产。果树、蔬菜、花卉和马铃薯脱毒快繁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利用基因工程已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植物,其中抗棉铃虫棉花、抗黄矮病小麦、抗青枯病马铃薯等已进入田间试验示范。首次研制完成了4等分奶牛胚胎并获得4分胚胎牛。利用染色体技术,在母牛妊娠后20d左右,可准确地判断牛胚胎性别。研制成功3个不同品种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经10万头母猪100万头仔猪示范表明,使用该疫苗可以显著降低仔猪腹泻所引起的死亡率。此外,核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也广泛用于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科技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科研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手段和科研基础的差异,使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和承载力同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为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份额仅为35%,灌溉水利用率和化肥当季利用率均低于40%。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仅为高产国家的41%、68%、54%、45%。在畜禽草资源评价利用、畜禽疫病诊断、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中,技术推广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显然,这些差距从科学技术工作的意义上说,就是潜力、就是希望。 3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总体目标 21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优秀实际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现代农业科技将出现超前性、渗透性、竞争性和创新性四大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浪潮冲击下,农业和农业科技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中国农业生产要实现4个转化,即: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转化;手工劳动与半机械化、机械化相结合,逐步向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转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逐步向高产优质高效集约化经营、科学务农转化;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中国一定要形成大农业的观念与格局,实现农业产业化,即农工贸一体化,使农业获得必要的、应得的效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九五”至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为: 1.以科技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广和普及现有科技成果和适用新技术,减少农民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进一步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2000年提高到50%左右。2010年,为农业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提高、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证,贡献份额将达到60%左右。在土壤改良、杂种优势利用和作物多抗性育种、多熟种植、高产栽培、生物防治、畜禽疫病诊断和淡水养殖等优势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2.加快农业技术改造,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的产、供、销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当前尤其要抓好种子工程。 3.为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攻克一批关键性、综合性的重大科技难题。 4.进一步加强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到2000年使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达到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或接近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农业科技水平的差距,到2010年,争取60%农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加强农业科技发展能力的基础建设。 据此,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沿着4个层次展开: 1.农业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动植物生产力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的重大关键技术。 2.重大应用基础和基础性研究,以提高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增强发展的后劲,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 3.重点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研究,重点加强农作物种子工程,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大豆5大作物大面积生产开发示范工程,畜禽规范化养殖,黄淮海地区节水农业工程,南方丘陵、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工程等建设。 4.高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工作,以获得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快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形成新兴产业。 4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重点领域 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农业形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为播种面积、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据近20多年资料表明,世界粮食增产中25%归功于扩大耕地面积,74%归功于提高单产。中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了挖掘内涵、集约利用土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设想〔6〕。增加粮食的途径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现有耕地上的单产,及减少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逐步推动“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同时还要大力加强菜篮子工程和特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以科技支撑整个农业的发展。 今后加强研究与推广的10大重点领域为: 1.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鉴定、评价和利用。充分发掘利用现有特(优)异种质材料,进行相关目标性状的遗传改进,在超高产、抗虫、抗病、抗逆境和品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加强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 2.动植物新品种选育。选育高产、稳产、多抗、优质的作物新品种,加强抗旱、抗寒、抗涝、抗盐碱等品种选育,并大力推广和示范。在今后15年内使品种更新换代2~3次,良种覆盖率达85%以上,使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贡献份额提高10%~15%。同时在畜禽、牧草、水产优良品种选育及苗种繁育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 3.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针对我国动植物重大病虫草鼠害和疫病的灾情现状和成灾趋势,开展灾害预测和控害减灾技术研究,以及病虫抗药性监测和农药安全有效施用技术研究,为减轻灾害提供经济、安全、高效的配套技术。农药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30%~35%,病虫害损失率降低5%~10%,畜禽死亡率降低8%~10%。 4.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畜禽、水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综合配套技术研究。研究作物“两高一优”综合栽培技术,农作物间套复种多熟增产机理与综合配套技术及不同区域作物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管理系统。围绕提高施肥利用率,研究提出多种改进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10%~15%。在节水高效农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因此根据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的需水规律和农田水分循环机理,研制和推广一批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20%,并进一步开发与扩大灌溉面积。研究畜禽规模化饲养技术,包括优化繁育体系、营养标准、饲养技术、饲料生产技术、饲料配方及综合防疫措施等研究,使饲料转化率提高20%左右。研究湖泊、水库、浅海滩涂等水产资源环境保护和生产管理技术措施,以渔为主农牧综合开发技术,使产值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5%以上。 5.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综合运用生物技术方法,注重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并有大的突破。研究高效、经济、实用的分子标记技术,绘制基因图谱,并培育具优良基因的新种质、新品种。此外,加强作物品质改良基因工程、抗除草剂基因工程研究。建立牛羊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猪胚胎冷冻技术、家畜性别控制技术等,研究基因工程苗、病害的诊断检测和防制技术。 6.不同类型区农业综合发展配套技术研究。针对占全国人口总数68%、耕地70%、中低产田80%的黄淮海平原、北方旱地、黄土高原、南方红黄壤以及松嫩-三江平原等五大区域,从理论、方法、实践上提出不同类型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的多种模式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治理低产因素的有效技术措施,使粮食产量占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85%以上,当季氮肥利用率提高到35%~40%,灌溉水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复种指数提高到160%。 7.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量的增加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投入来实现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生产者或投资者并未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这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规模效益。据有关资料,在粮食增产中,规模效益占15%左右,其潜力相当可观。同时,需加强农业科技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形势等软科学研究。 8.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及饲料开发技术研究。在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增值为初级产品的3~9倍。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深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型饲料添加剂,建立研究开发基地,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业结构。 9.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加强农作物机械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工厂化高效农业工程技术、新型农业小机具及农用航空喷雾技术等研究,使农业生产中产值、省工、节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10.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与开发。综合研究与开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制定绿色食品标准,建立防治农业污染的示范工程,使农业资源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得到减缓。5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我国在国际合作和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优良品种和资源,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稀植等作物栽培技术,畜禽饲料管理技术,现代技术仪器设备,国外智力引进和国内人才培养等。为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乃至提高综合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农业科技目标,还必须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国际先进农业科技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为此,计划在近5年内引进我国农业急需、国际先进、增产潜力大、经济效益好、见效快、覆盖面广、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1000项,以增强农业科技研究实力,推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引进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强消化、吸收与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技术,并加强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经济模式转变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理论体系。新时期,中国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在新时期确立了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农业经济模式 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是探索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这一阶段开始,迈出了探索中国农业模式的最初步伐。其又具体化为:第一,进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1946年5月至1952年底,先后了关于的几个重要文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7月~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国家意志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除中央决定暂不进行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已全部完成。通过,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土地初始配置均等化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民最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经营制度。第二,建立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农业生产合作化。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2月将其作为正式决议。在决议指导下,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或成立互助组,或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形式有:最初级的季节性、临时性的简单劳动互助;更高的常年互助组;最高级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同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发展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后中国农业模式的必然选择。长久坚持农民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可能重蹈旧制度的覆辙。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形式。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互助组实现了最初的劳动互助,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保留农户土地与生产资料狭义所有权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土地、资本、劳动的多重互助。 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阶段———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从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底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建立,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动“运动”,确立了制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曲折发展。第一,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模式。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成标志着在农业经济领域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上了土地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道路。第二,实行制,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曲折发展。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的基本模式。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缺乏生存和发展基本经济环境。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赋予农民集体的是产权残缺的产权制度。高额的交易费用,在集体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按照当时决策者制订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对农业、农民、农村执行经济掠夺政策,造成农业长期徘徊。 三、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定型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农业经济模式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持续稳定发展与定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主的经营制度,赋予农户完整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长期不变,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推进土地流转、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在这一阶段,真正找到既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能够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特色鲜明的农业经济模式。其主要形成历程为: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2001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农产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综合配套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0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它保持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基本属性,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不是单一样式,而是因地制宜在保持本质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样式。家庭承包经营制、两田制、股份合作制、家庭农场、农业庄园、集体经营等,都有所发展。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公平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土地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公平保障了集体成员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与收益权,而土地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则保障农业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国农业经济模式是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业论文:健全中国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制度 2008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加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三农”贷款需求。但纵观我国当前农业贷款现状,虽然国家信贷政策不断向农业倾斜,但农业贷款不良率仍然居高不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体系仍然存在不少缺陷。 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一)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农贷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三农”信贷的主要还款来源是农业生产,但农业具有天然弱质性。农业要依赖于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能整体改变,由于天然资源的影响,农业自然灾害具有不可抗性。农业自然灾害一方面导致农业生产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导致粮食减产,直接影响农业贷款的回收,存在着巨大的自然风险。 (二)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风险较大 当前,一些地方的信用环境不够理想,部分农民信用观念较差。同时,农业贷款多采取信用、保证和联保方式,虽然方便了农户,但与抵押担保方式相比,存在对借款人还款约束力差的问题,部分农户容易产生失信行为。如:部分贷款户虽有还贷能力,但与失信农户相互攀比,坐等观望,长期拖欠本息不还;有的农户受别人唆使冒名贷款或为不具备贷款能力的农户提供担保;还有的农户虚构贷款用途骗取贷款,改作他用。 (三)农业贷款规模过大,与信贷管理力量不相称 农业贷款超常业务量与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人员偏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以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为例,县级以下有1566家机构,信贷人员5434人,管理有贷款的农户267万户、农村个体工商户7405户、农村经济组织7399户,农村工商业14119户,人均管理贷款户496.7户,人均管理贷款968万元。为管理贷款户,信贷员每人日均行程40公里,信贷人员明显不足。 (四)农业贷款担保机制不到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与农村的现实需要及相对完善的城市信贷担保机制相比,农村信贷担保机制的差距明显。一是农村担保资源不足。一方面,农村保证人的担保能力有限,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收入不稳定,代为清偿债务的能力不足,难以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保证人;另一方面,农村担保物范围狭窄,宅基地和房屋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以其提供担保受到法律禁止或者限制,而牲畜作为担保物又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可。二是担保的社会服务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政府等职能部门服务体系不健全,不能与农业贷款新政策相适应。三是银行担保方式创新不足。近年来,金融机构加大了信贷管理考核力度,基层机构没有信贷创新权力。同时,金融机构存在不动产抵押偏好,对其他担保方式审慎有加,与担保组织的合作不主动,限制了这些担保机构功能的发挥。 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构建农村金融风险消化转移机制 一是加快健全农业保险体系,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能尽快得到合理补偿,加快恢复生产能力。鉴于农业保险利润少、风险大、运作困难的实际,政府应该在建立农业保险体系中担负重要责任,在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给予法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优惠和行政上的保护;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如建立农村抵押物流转机构,培育农村抵押物流转市场,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改善市场结构,遏制市场操纵行为;三是以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为主,积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目前吉林省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对农户陆续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农业机械、林权、粮食直补资金抵押贷款试点。 (二)做好信用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防范农业贷款风险的基础,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信用村镇建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户信用档案,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增大失信成本,打击农村恶意逃废债现象,提倡守信履约的道德风尚,促进农村信贷业务进一步发展。 (三)优化农业贷款管理体系,提高管理人员能力 建立科学的农业贷款管理体系,用科学的方式和科技的手段对农业贷款的发放、使用和回收进行管理,这样才能使其真正起到为农民服务的带动与辐射作用。首先,要创新农业贷款的管理手段,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信贷管理系统。涉农金融机构要利用现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创建自己管理严密的农业贷款管理系统,实现全省贷款管理的一体化,使每一家有贷款或担保的农户资料都能通过管理系统查询获得,从而可以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杜绝冒名顶替、超额贷款等问题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农业贷款发放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要建立健全农户经济档案,使之真正成为信贷管理的助手,为农业贷款管理提供详细可靠的信息。其次,要加大对农业贷款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使其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来操作,因此加大对农贷信贷员的培训力度势在必行。特别要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管理技能培训,在传统的包片管理模式上寻求管理上的创新,增加信贷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时间内农业贷款的管理效率。再次,为解决农村信贷人员不足问题,可聘请具备一定条件的村干部为农业贷款协管员,协助各涉农金融机构管理好农业贷款。 (四)要建立农村担保体系,构建农村金融风险消化、转移和承受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发展农产品市场,改善市场结构,遏制市场操纵行为;三是以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为主,有序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
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乡镇经济社会中到底存在哪些滞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才能加快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为深入了解当前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中重点难点问题,笔者先后深入一些单位和一些村,通过座谈、交谈等方式,了解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调研单位概况 黄集镇位于襄阳市襄州区西北,鄂豫两省交界处。东接古驿镇,西连石桥镇,南临伙牌镇,北与河南省邓州市、新野县交界。辖村(社区)41个,共有村民小组283个。版图面积253平方公里,总人口10万,农业人口6.6万。全镇有耕地面积17.5万亩,农业主要以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等为主。工业主要以粮油加工储备、建材、金属管业、服装加工等为主,201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9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00万元。 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建议 1、经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中心集镇建设缓慢滞约乡镇发展。以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为例:1998年,黄集镇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全省25个重点口子镇之一。也是襄阳市三个口子镇之一。黄集镇具有驻镇单位多(国家襄阳粮食储备库、湖北省襄北监狱等)、地处鄂豫边界的区位优势;境内有樊魏路207国道、黄老路省道、“汉十”、“许樊”两条高速公路的交通优势。通过向四周辐射,可建成鄂豫边界的商贸重镇。近年来,黄集镇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了集镇的道路、绿化、给水、排水、市场、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与毗邻的河南各乡镇建设力度相比,黄集镇的建设力度还不足。作为襄阳市三个口子镇之一,黄集镇在边界中心集镇建设上日显后劲不足,发展较慢,一定程度上与所处的位置不符。在某些程度上也与襄阳市的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二)农村债务问题滞约乡镇发展。笔者对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的农村债务进行了解:黄集镇下辖41个行政村(社区),共有村民小组283个, 其中95%以上的乡村都有债务,存在着村村有债,村村欠钱的现象。而且村组债务存在巨额性、多元性、无序性的特点,截止2012年底,全镇村组债务合计117878427元,其中村64267512元,组53610915元,数额巨大。债权人呈现多元化,债务的形成复杂多样,有白条抵款的、有现金交易的、有行政干预的、有亲戚朋友介绍的,随意性较大。村组债务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容易造成干群关系恶化,不利于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因此需尽早寻求制度途径和长效机制。 两点建议: (一)加强中心集镇建设,切实便民利民。通过大力发展中心集镇,完善集镇功能,形成产业支撑,以市场的方式吸引农民向集镇转移,使农民逐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进程。而不是用人为的或行政包办的方式逼农民上楼,赶农民进城。一是高标准的规划管理。建议上级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心集镇建设的指导,对集镇建设高标准规划的编制、特色的确定给予技术支持。加强对集镇向农村辐射规划的管理,学习外省经验,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扶持力度。整合水利、交通、林业、能源、扶贫、畜牧等部门的力量,重点扶持集镇公路、供排水、绿化及垃圾污水处理、电力设施配置、文化广场兴建等宜居环境建设工程,着力改善中心集镇的镇容镇貌。三是加大资金上的重点扶持。切实加快中心集镇建设,出台专门支持中心集镇建设的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四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工业园区。建立“中心集镇建设基金”,对建设中心集镇予以专项资金支持,发展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工业园区,扩大镇区规模,发展镇域经济,使中心集镇与产业园区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形成产业支撑。 (二)多措并举化解村组债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一是“挤水”消债。通过清理债务中的虚假成份,挤掉债务“水分”,消除一部分债务,对村组债务,逐笔清理和审核,将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债务予以剔除。二是核实呆、死账减债。根据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建议区委、区政府对于已经确认为呆、死账的,或债权人主动放弃追债要求的,按照程序予以核销。三是清理债权还债。对乡村干部个人借支款项的,要逐笔清理,限期回收;对农民以前年度欠缴的税费,要登记造册,待有关清欠政策出台后通过基金会逐笔清收;对农村其他资源的发包进行清理,重新发包、公开拍卖吸取资金还债;对乡村组以及个人之间形成的三角债,鼓励债权、债务人协商后相互抵账。四是筹资还债。对用于村内道路以及其他村集体兴办的公益事业形成的债务,建议区委、区政府出台政策,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按照程序,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筹资还债。五是补助还债。希望区委、区政府加大农村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增强转移支付金额,专门用于乡村还债,减轻乡村债务压力。六是增收还债。化解村组债务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和问题,希望区委、区政府能在项目、资金方面予以倾斜和支持,大力发展农村种养殖业和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农业 加工企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消减村组债务打下坚实基础。2、民生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信访稳定工作存在的问题。信访调解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当前乡镇信访调解工作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一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几千年官大于法的意识根深蒂固,老百姓法制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依然习惯于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懂得或者不愿意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问题。二是专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精通调解的法律专业人才太少,一些精通调解的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充实到一线。三是经费不足。专班解决问题需要经费,一个案子有时候要经历多天或更长时间才能调解成功,用车、就餐、日用品购置等都需要经费。四是诉调、刑调对接不力。公检法单位参与调解积极性不高,受人员和干警精力限制,这些单位、人员不愿参加调解。 (二)农田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有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才能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石桥镇、古驿等镇位于襄北岗地,素有“旱包子”之称,一到干旱时节人畜饮食困难,田地旱情严重,农田水利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湖北省2011年开展的“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是一项民心工程,掀起兴修水利事业的热潮。但挖塘后续中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一是渠系年久失修,许多渠系已无法正常使用,特别是末级渠系得不到维修,严重滞约了农业发展;二是水库私有化,一到干旱时节,用水灌溉农民都要支付高额水费,成本太高,不仅阻碍了农民增收还容易引起用水矛盾;三是农田水利投入弱化,现行国家水利投入基本上不考虑中小型农田水利,主要集中在防洪水库建设、中型水库除险加固等枢纽方面,对乡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太少。 (三)城乡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国家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与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之间出现了一些反差。我们在调研中很多老百姓反映:近年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每年都增加,由当初的几百元涨到近千元,现在退休职每月工养老金能拿到一千多元,而参保农民的基础养老金一直都是原地不动,社会上流传多日的农民基础养老金上涨的风声刮了很长时间,可迟迟不见上涨的动静。 三点建议: (一)建立调解中心,推进信访法制化。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证调解经费,为大调解工作提供资金保证;二是认真组织开展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统计考核工作,以案件调解成功率定考核。不要用一些形式主义的打分考核。三是加强信访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把老上访户、缠访户特别是有过非正常上访行为和违法组织集体上访的人员作为教育的重点。建议上级信访部门要对上访群众做好信访法规、政策的告知工作,对一些明显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要引导和要求群众走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一味地、重复的要求基层乡镇政府解决,既不利于诉求人问题的解决,也大大分散了基层工作的精力。四是积极推进诉调、检调、公调对接机制。建议上级部门出台相关制度,全面开展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和公调对接工作,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充分整合大调解工作资源,形成多种形式、多方联动、高效运行的调解模式。五是积极探索和建立专职调解员和专业调解小组,使他们能够不被其他工作牵绊,全身心投入调解工作中去。 (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稳定农业基础。要拿出水利设施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分步实施,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望天收”的状况,切记形式主义的短期行为和轰动效应,花了钱群众还不买账。一是各级政府将农村末级渠系整修和维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二是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通过出资、出劳的方式,共同搞好渠系、堰塘、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三是水利部门收取的水费一部分返给乡镇或村组,专门用于水利设施维修和管理。四是寻求法律或制度途径,实现农村水利设施国有化,使农田水利这一命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避免私有化恶意抬高价格以及为了利益发生用水矛盾。五是充分信任县、乡两级政府,各部门的项目资金高度整合后由县、乡两级政府结合实际实施,而不是各自为政,花钱换来老百姓的怨气。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逐年进行提高,这既是广大农民的长久期盼,也是党践行群众路线、为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所做的一件实事。 3、党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阵地建设存在的问题。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以黄集镇为例:黄集镇现有41个村(社区),近年来镇委十分重视村级组织阵地建设,每个村都建起了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但目前只有三分之二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真正达到了服务群众的功能,仍有三分之一的村无标准的办公场所,许多是利用村小学闲置校舍改造的,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现在许多办公场所都是摆设,即便是农闲时也鲜有村干部在办公,这要靠制度制约。应多抽查找问题,使其达到建起来、用起来、活起来、人气旺起来的目的。 (二)村干部工资待遇问题。襄阳市襄州区每名村支部书记每月工资岗位津贴仅有700元,村副职干部每月仅有400元,组干部每月仅有300元,工资非常低,导致工资积极性不高。现在农村信访稳定、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许多工作都需要村干部去协调,得罪人,受气的事时常发生,特别是许多人瞧不起村干部,让干部心里负担很重。现在农村干部现状是:一部分人凭着责任心干事;一部分人抱着当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的思想干事;一部分人觉得工作待遇太低,因此只干自己的私事,而无心管村里的工作。 两点建议: (一)加强阵地建设,通过发挥村办公场所作用,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一是发挥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作用,让 群众办事找干部很方便,群众心情舒畅上访少,还通过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提高群众参与其中的热情;二是电教设备不能睡大觉,选用有责任心的电教管理员外,强化电教管理制度、提升管理员的经济待遇,使其积极组织村民观看电教节目;三是杜绝形式主义检查,应该从“有没有人值班,有没有人办事,有没有人登记,有没有人气”这些方面检查。让村干部建章立制,有事找干部到村部,每天要有村干部在村部值班,让干部群众养成在村部办公、解决问题的习惯;四是坚持落实基层组织会议制度,从“”(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支部党员大会、按时上好党课)入手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二)村干部工资待遇应逐步提高,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一事逐步提高村干部工作待遇,使大家工作积极性更高;二是采取按实绩计报酬制度,多干事的干部能多拿,而不干事的则少拿;三是对退休村干部要多关心,对家庭特别困难的要给予资金扶持。 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乡镇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一、乡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1.乡镇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乡镇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创新,任何事物的良性发展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样才能统筹各方面的事务。但现实的情况是,乡镇政府无权无钱,就使得各方面工作不好开展,还有县级政府的干预,大部分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权。2.乡镇政府领导干部问题。乡镇政府的领导干部是工作过程中的主要力量,一个良好的政府领导班子,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带领乡镇人民谋得更好的出路,所以要不断提高乡镇政府干部的整体素养,提高干部处理事物的能力。而现在的乡镇干部贪污受贿严重,最近中央政府查的比较严,这种现象有所收敛,但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没给自己准确定好位,没摆正权责的平衡,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谋利益。3.乡镇产业结构不合理,不重视优化升级。先从农民土地问题来看,现在是各家种各家地,没有实行土地集约化管理,会很浪费人力、物力。应该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可以使土地向产业化、规模化方面发展。农村做一些小企业时,往往喜欢跟风,从很多地方乡镇的土地承包者做的工作就可以看出来。这样限制了乡镇小企业的发展。或者有的企业缺少政府的重视,没有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不起来。4.乡镇政府威信不强。乡镇政府鼓励人们统一做一件事时,一些农民不愿意听从政府安排,认为对自己没什么利益可言,牺牲一点点更是难上加难,这就为政府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村民都以自身利益为先,他们认为那是政府的事,需要政府自己解决,这样到了乡镇干部那里,做事就难,导致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又会使农民对政府工作人员更加的不信任,导致干群关系恶化。 二、乡镇经济发展中对存在问题的分析 1.乡镇干部的思想定位错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政府工作人员首要的任务。随着乡镇政府工作的目标和对象发生了一些改变,国家近几年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形势、责任和挑战下,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引起重视,但现在的干部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搞形象工程,领导干部来视察就做的很好,弄假账单,说假话,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搞形式主义,忽略了从实际出发,忽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没能真正为人民服务。2.对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农民的收入很可怜,因为乡镇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搞好了才不至于拖乡镇经济的后腿。近年来,我国总体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但往往会忽略乡镇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我国乡镇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依然属于止步不前的状态,和县、城的发展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3.忽视了乡镇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乡镇有那么多,乡镇之间也会发展不平衡,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操之过急,没充分考虑到其实际情况和基础实力,特别是基础设施较差的乡镇,这样带来了很多麻烦,导致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4.乡镇政府服务体系要趋向社会化、现代化乡镇政府的工作还是原来旧的工作方式,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应多吸取发展的好的乡镇地区的经验,吸取其优秀成果,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来实现和外面的沟通,不要忽视对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文化素养的培养以及乡镇企业中对员工企业文化的培养。 三、乡镇经济发展的解决对策 1.强化政府经济职能,提高乡镇政府服务水平乡镇政府是中央颁布的各个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强化乡镇政府职能可以实现有效的管理,增强乡镇政府的经济实力,同时要创新财政体制改革,县级政府要适当的放权,使乡镇政府有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同时应做好政治方面的工作,给人们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强调“依法行政”要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2.注重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大力扶持民营经济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论是企业还是农业都要注重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形成一条有规律的产业链。民营经济是乡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吸引民资、做大做好民营,增加其对乡镇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做到利益共享,同时要有互帮互助的意识,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在已有的基础上提高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3.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现在,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应多鼓励他们回乡创业。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特色,可以根据其文化,当地资源环境等发展自己独特的经济优势,把特色做成专业化,把优势扩大,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市场,有特色就有优势,就有知名度,以这些为起点或者中心延伸到其他经济方面,来获得更大效益。4.增加项目的投入我们都知道,项目是发展的前提,但项目的投资也得确保是有实际效果的,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还需要技术的指导,项目不论什么模式,或者大小,都应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项目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一丝不苟,打造品牌特色,注重招商引资,需要培养一批专业队伍,来落实各项业务和服务,带动乡镇经济的发展。5.完善乡镇政府的管理体系乡镇政府的管理受到县级一定的限制,乡镇政府的职能被弱化,使得宏观调控能力变弱,缺乏一套平时的规章制度体系,导致管理混乱。这就需要政府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灵活的管理体系,具体事务具体对待,使管理发挥其应有效用。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乡镇经济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乡镇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经济搞好了,对提高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目前我国乡镇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不是一时都能解决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在不断实践中找到更适合乡镇经济发展的道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品质来解决乡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乡镇经济更好的发展。 作者:王凤华 单位: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农业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罗店镇只是一个农业乡镇的代表而已,但是据了解,大多数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问题,难以突破。 (一)镇村规划建设滞后,产业布局不合理 由于规划编制经费不足,规划设计水平低,编制内容不全,镇村规划衔接不紧,前瞻性不强,导致规划在实际执行中需要重新调整的幅度较大。一些镇村缺少规划或者规划编制不够完善,执行不严,房屋建设无序,管理水平低下。[2]一些镇村规划只注重空间规划,而忽视了产业发展规划和社会事业建设布局。还有些镇村只编制了总体规划,却没有编制重点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严重滞后于当地发展形势,产业布局雷同,新农村社区设计风格相似,毫无特色可言。 (二)建设资金投入有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工程,尽管各级财政均有一定的财力扶持,但主要还是靠乡镇财政投入,财力极其有限,资金缺乏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再加上受镇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的供水、排水、道路、绿化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功能不全。如大多数村没有建设生活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村组道路缺乏硬化,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给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三)产业发展环境不佳,招商引资工作困难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效益低、风险大以及银行对工业的偏好,造成了金融机构对涉农产业的贷款日趋下降。现行土地政策对农村建设用地保护更加严格,建设用地供应少、土地审批时间长、用地性质变更难,致使招商引资项目受到影响。乡镇受财政资金紧张的制约,普遍存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现象,导致一些引进的产业项目无法顺利落地。另外,乡镇招商引资一般总量偏少,规模小,层次低,且以本地籍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为主,没有形成较大影响力的产业链,对外地客商的吸引力不大。乡镇资源优势不明显,投资创业环境不佳,本地农民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或创业,丧失了人力资源优势。 (四)干部守旧思想严重,基层组织建设薄弱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部分镇村党员干部难以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意识不强,守摊思想比较严重,热衷于镇村日常管理事物和一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沿袭于传统工作思路,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工作被动、疲于应付。二是带领群众致富本领不高,对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不强路子不宽和方法不多,对办规模企业、上工业项目一窍不通,满足于“村里不出事”。三是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有些村甚至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正常的办公费用难以支付,导致其凝聚力、战斗力减弱。 (五)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乡镇收入构成以农业税为主,缺乏支柱税源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再加上市县级部门支农投入有限,工业发展水平低且基础薄弱,制约了农村财政收入增长,导致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农村的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尚不完善。另外,文体事业投入不足,基础差、人才缺、设施差等状况仍旧普遍存在绝大多数村缺乏文化活动室、图书室和体育设施。 二、解决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合理规划,统筹做好镇村规划一体化 镇村规划一体化是乡镇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在编制规划时必须把中心集镇和农村社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在统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构建功能完善、产业互补、布局合理的城乡统一规划体系。规划要覆盖到镇村,与山、水、田、林、路一一对应,坚持区域公共设施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规划时,还应综合考虑镇村的区位、资源、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镇村布局,以特色产业或龙头企业为依托,建成工业型、农业型、商贸型、旅游型、资源开发型等各具特色的小集镇,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产业支撑体系。另外,要充分发挥规划引导乡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统筹协调和综合调控作用,促进镇村建设合理布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体现特色,形成镇村空间一体化发展格局。 (二)创新投融资管理,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创新投融资管理,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别。一是建立财政稳定投入机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都要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乡镇要统筹安排有关项目和资金的申报,集中使用各方面的项目资金,重点建设农村基础设施。[3]二是建立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按照统一规划、特许经营、有序竞争、加快发展的要求,放开小集镇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依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资本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三是积极筹办各类融资平台,引导镇村树立市场经营意识,盘活用好存量资产,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产业来对待,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三)优化投资创业环境,着力推进乡镇产业发展 坚持产业兴镇战略,鼓励和支持产业向乡镇集聚发展。一是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激励优惠政策,主动争取上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支持,优化投资环境,着力实施亲情招商、乡情招商、友情招商和以商招商,完善鼓励投资的优惠办法,加强与外界企业的联系和信息共享,吸引更多企业到乡镇投资兴业,形成“引进一个,影响一片,带来一批”的联动效应。二是深化土地流转、农村金融服务等制度改革,引导农民向高效农业发展,建基地和产业园,培育示范园和强村大户,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化发展目标。[4]三是降低创业贷款门槛,鼓励农民兴办农家乐餐饮、宾馆服务、交通物流和文化休闲等第三产业,政府可帮助申请低息小额贷款,从而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向小集镇集聚。 (四)推动干部思想解放,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以学习实践“中国梦”活动为契机,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发动干部群众开展“解放思想、实干筑梦”的大讨论活动。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发挥率先垂范作用,使之贯穿于实际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体现在服务群众的各个方面。要着力抓好回归工程,积极鼓励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促成“人回乡、企回迁、钱回流”,带动农民致富,帮助村集体增收,以便支持基层组织建设。同时,要加大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进一步加强乡镇领导班子、机关干部和村组干部等人员的培训管理,严格执行干部绩效考核奖惩制度,坚决打破吃“大锅饭”的现象,充分调动镇村干部的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在党员干部中形成“实绩论英雄、有为才有位”的共识。 (五)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立财政稳定增长投入机制,确保每年有一定增长幅度的财政预算实施民生工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政府主导、农民参与、多方筹资、突出重点的原则,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师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城乡均衡发展。二是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完成乡镇医院和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乡镇医疗服务水平,并尽快建立健全覆盖镇村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三是加大基层文体事业投入,进一步加强镇村文体设施建设,整合盘活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文体资源,发挥政府职能部门、镇文化站、基层文体骨干的作用,[5]推动农村文体事业健康发。 作者:李威 单位:京山县罗店镇党委委员 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乡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它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农村,几千年以来,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设定不断的发生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我国行政机构的改革的需求,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设定进行了多次的重大改革。文章简单介绍乡镇经济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乡镇经济发展;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体系经过了很多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潮流发展,乡镇已经不仅仅在农村,甚至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关系的纽带。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对于乡镇的改革是我国农村发展历程中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里程碑。我国对于乡镇的改革任务已经与2012年全部完成。 一、乡镇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预示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民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一切提高、扩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乡镇的经济发展上的,因此,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比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加广泛。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取消一系列与乡镇有关的规章制度、税收之后,按常理上说,乡镇的经济发展应该像打了鸡血一样飞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西部乡镇的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造成这一切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各乡镇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地理优势以及科学技术都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我国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在经济发展上步调不统一,因此,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经济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东部乡镇和西部乡镇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同,对东部乡镇和西部乡镇的人的教育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差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演变也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由于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尽相同,就导致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的不同,东部乡镇的人更喜欢在自己的城市稳扎稳打,脚踏实地的发展乡镇的经济建设。而西部的乡镇的人则更加自由,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喜欢去大城市发展,不喜欢固守自己一亩三分地。我们无法评论东部乡镇的人与西部乡镇的人哪一边做得好,哪一边做得不对,他们都是从小接受着各自的教育理念,并将各自的教育理念身体力行罢了。因此,这也是造成了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原因,要想改善目前的这种情况,还要从根本上解决深深刻在人们脑子中的教育观念以及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二、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乡镇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差 由于我国人民对自己能够行使的权利的意识不高,再加上我国的乡镇地区多为教育水平不高的农民,就更加不知道要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导致了乡镇的服务人员的热情不高,服务态度不好,农民们经常会遇到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现象,不仅耽误了农民的时间,还降低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形象,使得以后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得不到农民朋友的支持,阻碍政府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乡镇服务增加难度。要改善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就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为人民服务上,只有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凡事都以农民角度去考虑,让农民感受到政府在办实事、办好事。 (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强 由于我国乡镇地区的村干部大多是来自于农民群体,他们能够接受的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造成了乡镇政府职员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政府内部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来带领他们,他们本身也缺乏主动型和积极性,因此,无法彻底的解决农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并且,乡镇政府也只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桥梁,是一个辅助的部门,其本身并没有权利,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制约。 (三)政府对乡镇中的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对乡镇的彻底改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改革完成之后,政府就对乡镇的经济发展不管不顾,将工作重心全部放在了对城市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上,大力关注城市中的大企业的经济建设,因此忽略了乡镇的经济发展,对乡镇中的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相比于城市发展而言,乡镇中的大企业不管是在技术水平上还是资金流动上都比不上城市中的小企业,乡镇的经济建设过于传统,没有创新意识,就算有创新意识也没有能够完成创新意识的团队,从而导致乡镇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四)乡镇的卫生环境差 由于乡镇政府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乡镇人民的生活垃圾,乡镇企业的工业垃圾都随意排放,没有专业的人员治理,造成环境污染,乡镇居民对于这些垃圾也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就算是有人向乡镇政府举报,由于乡镇政府在职能上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为乡镇居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垃圾的堆积越来越多,直接造成了乡镇的卫生环境差。 三、对于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勇于探索,增加项目投入 由于乡镇政府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国家就要定期派出教育小分队,对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改造和义务教育,必须要加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基本文化素养,积极的扶持乡镇的教育建设,同时,国家要下放资金,大力增加对好的项目的投入,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只有乡镇的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了,才能将城市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地基打稳。 (二)政府要注重合理的招商引资 就乡镇经济发展而言,招商引资属于低成本、见效快、高回报的捷径,一个好的投资项目可以吸引很多行业的支持并且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少地方由于招商引资监管不到位、方向不对,对当地的资源环境造成破坏,浪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科学的、合理的招商引资也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前提是有投资就要有资金,单凭乡镇的经济水平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的资助与扶持。 (三)企业必须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 乡镇企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跟城市相比,乡镇企业的启动资金少,技术含量不高,以及乡镇企业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不高,因此,企业必须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的建设,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占有一席之地,才有资格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竞争当中。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讲,要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昌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科学合理的改善工业布局都对建立新型的乡镇企业有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将会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 (四)对乡镇的卫生环境进行彻底的整顿 要对乡镇的卫生环境进行彻底的整顿,首先要提高乡镇居民的不乱扔垃圾的意识,定期的开展与保护环境有关的主题讲座,培养乡镇居民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活场所、以及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意识。另外,也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的规定乡镇企业的排放地点以及排放量的有关制度,其次,乡镇政府要起到带头的作用,科学的、合理的整顿垃圾排放的源头,让乡镇群众和乡镇政府团结起来,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力度,根据相关制度健全赏罚体系,真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可依。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对于乡镇的全面整改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乡镇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对的不足之处,在乡镇企业的经济建设上也存在这很多困难,因此,我们要做到积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国家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强对乡镇政府的监察力度,还要在资金上对乡镇政府加以扶持,真正做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作者:魏文梅 单位: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经管审计中心 乡镇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乡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摘要: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它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农村,几千年以来,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设定不断的发生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我国行政机构的改革的需求,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设定进行了多次的重大改革。文章简单介绍乡镇经济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乡镇经济发展;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乡镇机构的基本体系经过了很多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潮流发展,乡镇已经不仅仅在农村,甚至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关系的纽带。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对于乡镇的改革是我国农村发展历程中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里程碑。我国对于乡镇的改革任务已经与2012年全部完成。 一、乡镇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预示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民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一切提高、扩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乡镇的经济发展上的,因此,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比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加广泛。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取消一系列与乡镇有关的规章制度、税收之后,按常理上说,乡镇的经济发展应该像打了鸡血一样飞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西部乡镇的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造成这一切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各乡镇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地理优势以及科学技术都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我国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在经济发展上步调不统一,因此,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经济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东部乡镇和西部乡镇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同,对东部乡镇和西部乡镇的人的教育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差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演变也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由于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尽相同,就导致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的不同,东部乡镇的人更喜欢在自己的城市稳扎稳打,脚踏实地的发展乡镇的经济建设。而西部的乡镇的人则更加自由,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喜欢去大城市发展,不喜欢固守自己一亩三分地。我们无法评论东部乡镇的人与西部乡镇的人哪一边做得好,哪一边做得不对,他们都是从小接受着各自的教育理念,并将各自的教育理念身体力行罢了。因此,这也是造成了东部乡镇与西部乡镇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原因,要想改善目前的这种情况,还要从根本上解决深深刻在人们脑子中的教育观念以及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二、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乡镇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差 由于我国人民对自己能够行使的权利的意识不高,再加上我国的乡镇地区多为教育水平不高的农民,就更加不知道要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导致了乡镇的服务人员的热情不高,服务态度不好,农民们经常会遇到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现象,不仅耽误了农民的时间,还降低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形象,使得以后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得不到农民朋友的支持,阻碍政府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乡镇服务增加难度。要改善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就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为人民服务上,只有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凡事都以农民角度去考虑,让农民感受到政府在办实事、办好事。 (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强 由于我国乡镇地区的村干部大多是来自于农民群体,他们能够接受的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造成了乡镇政府职员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政府内部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来带领他们,他们本身也缺乏主动型和积极性,因此,无法彻底的解决农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并且,乡镇政府也只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桥梁,是一个辅助的部门,其本身并没有权利,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制约。 (三)政府对乡镇中的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对乡镇的彻底改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改革完成之后,政府就对乡镇的经济发展不管不顾,将工作重心全部放在了对城市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上,大力关注城市中的大企业的经济建设,因此忽略了乡镇的经济发展,对乡镇中的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相比于城市发展而言,乡镇中的大企业不管是在技术水平上还是资金流动上都比不上城市中的小企业,乡镇的经济建设过于传统,没有创新意识,就算有创新意识也没有能够完成创新意识的团队,从而导致乡镇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四)乡镇的卫生环境差 由于乡镇政府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乡镇人民的生活垃圾,乡镇企业的工业垃圾都随意排放,没有专业的人员治理,造成环境污染,乡镇居民对于这些垃圾也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就算是有人向乡镇政府举报,由于乡镇政府在职能上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为乡镇居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垃圾的堆积越来越多,直接造成了乡镇的卫生环境差。 三、对于乡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勇于探索,增加项目投入 由于乡镇政府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国家就要定期派出教育小分队,对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改造和义务教育,必须要加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基本文化素养,积极的扶持乡镇的教育建设,同时,国家要下放资金,大力增加对好的项目的投入,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只有乡镇的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了,才能将城市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地基打稳。 (二)政府要注重合理的招商引资 就乡镇经济发展而言,招商引资属于低成本、见效快、高回报的捷径,一个好的投资项目可以吸引很多行业的支持并且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少地方由于招商引资监管不到位、方向不对,对当地的资源环境造成破坏,浪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科学的、合理的招商引资也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前提是有投资就要有资金,单凭乡镇的经济水平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的资助与扶持。 (三)企业必须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 乡镇企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跟城市相比,乡镇企业的启动资金少,技术含量不高,以及乡镇企业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不高,因此,企业必须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的建设,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占有一席之地,才有资格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竞争当中。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讲,要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昌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科学合理的改善工业布局都对建立新型的乡镇企业有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将会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 (四)对乡镇的卫生环境进行彻底的整顿 要对乡镇的卫生环境进行彻底的整顿,首先要提高乡镇居民的不乱扔垃圾的意识,定期的开展与保护环境有关的主题讲座,培养乡镇居民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活场所、以及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意识。另外,也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的规定乡镇企业的排放地点以及排放量的有关制度,其次,乡镇政府要起到带头的作用,科学的、合理的整顿垃圾排放的源头,让乡镇群众和乡镇政府团结起来,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力度,根据相关制度健全赏罚体系,真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可依。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对于乡镇的全面整改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乡镇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对的不足之处,在乡镇企业的经济建设上也存在这很多困难,因此,我们要做到积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国家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强对乡镇政府的监察力度,还要在资金上对乡镇政府加以扶持,真正做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作者单位: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经管审计中心)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1.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优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生态环境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石,必须得有效的保护。目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问题不断恶化,对如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本文在总结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良性发展尤为重要。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农业的发展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农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紧密相连,二者缺一不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业生产的粮食产量也将大大减少。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平衡。 1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 这些年来,为了发展农业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从短期上来看,农民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带来生态的危机,最终得不偿失。因此,必须重视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水环境,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排名靠后。节约用水的意识不强,水资源的浪费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的水土流失量是50亿t,约占世界的1/12。我国1/2的土地处于干旱地带,常年少雨水,沙漠化现象严重,平均每年增加3000km2。滥砍滥伐现象严重,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现象严重,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2.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合不合理,直接决定资源是否得到优化配置。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浪费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产出效果也不理想。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区域差异明显,各地资源分布不均。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国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性,进行不同形式的农业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实现农业产业的结构升级。我国沿海地区应该适当减少粮食种植,多种植特色植物和农作物,充分利用其有效资源,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我国东北和内陆地区可以发挥其地理优势,多种植粮食作物,足够满足全国粮食需求,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 2.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广泛推广科学技术与服务,利用科学技术建设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业成果的转化率以及科技贡献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所以,我国在科技兴农方面,还需要加大投资的力度,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创新。 2.3实施城镇化战略 实施城镇化战略,推动农村过剩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减缓农村生态环境压力,从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由于我国城乡人口不合理的现实情况,致使全国大部分人员滞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环境压力过大。因此,加速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有直接且高效的作用。我国也要保证人口的科学布局,不仅要保证农村人口能够转移到生活条件好的城镇,同时保证农村人民能够在城镇生活下去,这就要求政府在城镇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稳定房价,为转移的人口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城镇生活,并生存下去,实现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从而减缓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 2.4加快农产品的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农药、化肥品的投入量不断增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第一大国。我国在农药化肥使用方面严重超标,市场上充斥着许多“毒”产品,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农药和化肥是造成土地污染最严重的因素,土地板结、碱化,严重的导致土地无法再生,无法种植农作物。在进行农业生产时,要严格控制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发展科学技术,发明绿色环保的农药,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 3结语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不可偏废。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在不断地恶化,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执法部门依法管理,全国人民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人民才能更加安康,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和富强。 作者:刘森森 单位:吕梁市农业学校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分析 摘要:人和自然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可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在利用自然资源、开发自然资源,而很多的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随着开发的深入总有枯竭的一天。环境危机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随着环境的恶化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到今天,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地球人的共识。虽然科学技术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可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经受了由环境污染问题带来的危害。发达国家如日本的熊本县水俣湾就曾出现过“水俣病”,事后调查是由于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水里造成的。我所要讲的是日本从1956年发现这种病开始,一直到1968年经过了12年后日本政府才重视这件事,才勒令工厂停止废水排放。可见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环境保护工作的艰辛,环境保护所处的辅属地位。人们只注重了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当然到最后受害的往往是人类自己。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环境保护的问题应摆在发展的前面。 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被满足后,就开始追求享乐和舒适的生活,可是人们并不考虑限制和约束,没有限制和约束的发展和使用,最终的结果便是不能持续发展。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过度的使用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在开始使用时往往并不考虑这些,只是注重发展得来的实效,得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当今人口发展和资源之间产生矛盾时,环境问题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人们才开始考虑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了。在现今的情况下,我们的科技是发展了,但这发展是以付出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温室效应、极端恶劣天气现象的增加、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现象,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警告,不适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地球环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人类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首先会影响到人类,因此,人类必须与自然协调才能持续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保护好环境。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应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做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尽量减少资源的消耗,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地球生态环境能和谐发展。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利用开发,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发达国家发展的这100年所消耗的资源要比过去几百年还要多,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已经超出了地球上资源的承受能力了。不过,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国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使地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保障,生态持续发展得到延续,将可持续发展进行下去。 二、环境危机的出现 人类的生存活动是离不开环境的,而正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才使地球的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和依赖,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能源的源泉,因而自然环境的多寡、优劣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和速度,但是自然环境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自然供给的能力时,便难以维系和持续发展。这时,就会出现资源枯竭的危机。人类的新陈代谢和各种消费活动的副产品,都会由环境来消纳和吸收,当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环境质量会下降。就象现在的雾霾天气增多的现象,就是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不足的表现,实质上是人类的不合理的活动对环境的造成的危害的结果。环境危机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人类的社会活动引起的生态退化现象,我们称为环境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是指人类的活动违背了自然规律,例如,涸泽而渔、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等现象;再有一种情况就是环境污染,如前面我讲过的日本的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就是由于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并在环境中扩散、迁移、转化,使环境系统的结构性与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对人或这个区域中的生物产生了危害,使这些生物不能正常生存,直接威胁着人类和这些生物的健康。环境危机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生存也可能构成威胁。因此,一种文明的延续必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人类在活动中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控制环境污染,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可持续性。环境危机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些什么?今天全球都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建设和谐的地球家园,让我们的地更绿、天更蓝、水更清,不仅把先进的科学技术留给我们的后人,还要给他们留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生态环境。 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发展的过程中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可是环境危机是在如今的高科技、高发展速度下产生的,现有的科技手段并不能完全遏制这种现象,因此,人们应该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作用,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规律恣意行事,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阶段,要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考虑协调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任何以发展为借口的破坏环境的发展思路和模式都是错误的,而且环境问题涉及的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割裂开来,要全面地看问题,辩证地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作者:冯亚萍 单位:石家庄市栾城区环保局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可持续发展 一、国内生态环境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虽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环境方面仍然出现很多的问题,如雾霾天气的长期出现,部分地区江、河、湖、海等水资源污染问题凸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刻不容缓。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表现在:1、空气污染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空气污染通常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类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的现象。当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现雾霾天气就是空气污染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的成因有以下几方面:1)大规模的工业生产。2)居民采暖锅炉的大量使用。3)汽车使用量的不断增加。2、水资源污染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的垃圾。水资源污染的成因有以下几方面:1)有机污染。2)有机及无机化学药品的污染。3)各种化工厂和药厂等。4)磷污染。5)重金属污染。3、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态达到恶化的边缘现代工业无限制的扩产,使用的原煤量历年递增,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为1873.3百万吨,同比增长6.1%,在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中的比例首次超过50%,达到50.2%。同时在煤炭被大量开采的同时消耗大量的地下水资源,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采煤破坏地下水资源超过20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12》指出,2035年,中国由能源生产导致的水资源消耗将比2010年增长83%,其中煤炭生产和消费是水资源消耗的主要因素。煤炭的大量开采还造成土地的塌陷,专家介绍,每开采万吨煤炭造成的土地塌陷面积达0.267公顷,仅五大平原煤炭基地中的两淮基地和鲁西基地的搬迁人数就超过了三峡移民130多万的总数。4、乱砍乱伐现象屡禁不止,使大量土地荒漠、洪水泛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的需求不断扩大,特别是对木材的使用量不断攀升,国家为了节制森林的开发,对木材开发机加工的税赋不断提升,更加刺激了一些人的乱砍乱伐现象的发生。森林是空气的调节器,也是植物和各种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锐减。森林具有多种功能,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户田保土,调节气候、增加降雨,保护环境、净化大气等作用。同时森林是生物链最为基础,如植物的叶和果实为昆虫提供食物,昆虫是各种鸟的食物来源,有了鸟才有鹰和蛇,有了鹰和蛇来鼠才不能泛滥。因此森林养育了许多野生动物,一旦森林失去保护,将会给各种野生动带来灭顶之灾。人类也会失去保护。 二、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离不开经济发展,但如果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雾霾天气等恶劣气候、各种自然灾害随之而来,如果人们的生存都不能保证更谈不上幸福生活。同时各种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无限制的开采,今后我们的子孙将如何生存。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强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FortheEarth:AstrategyForSustainableLiving()简称《生存战略》)。《生存战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且着重提出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基本原则。在这九条基本原则中,既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 三、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措施 1、节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计划生育政策是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国策。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于二十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全面开始,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由于我国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4年,为发展中国家妥善解决人口问题探索了道路。2、合理控制大型能源消耗型企业无限制的扩产,对小型能源消耗型企业进行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国家要鼓励大型耗能高的企业进行技术挖潜,技术革新,进行节能降耗,将国内总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将能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将能耗高的小型企业根据本地区特点进行关、停、并转,降低各种能源的消耗,使生态环境得以保护。3、合理的利用森林资源,杜绝乱砍乱伐现象的发生要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森林建设,要坚决与乱砍乱伐现象作斗争,为野生动物创造一个完好的家园,保持物种的多样性,同时大力开展全民绿化活动,增加绿化覆盖率,保护生态平衡。4、建立健全环保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环境保护部门要认真学习国家制定的《环保法》,与其他部门一起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国家生态保护工作,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特点建立切实可行的环保保护标准,要加强环保监察工作,对严重破坏环境的企业及个人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对资源消耗型企业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建设时要严格执行环境评价“三同时”监督工作,对环境评价不合格的企业不予发证。 四、结束语 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子孙后代,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同时要爱护野生动物,要坚决抵制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作者:杨永波 王宪刚 单位:绥化市环境监察支队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探讨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农业会带动非常多行业的进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总体实力开始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可是因为之前为了单纯的利益目的,很多工程、区域的发展都选择将环境牺牲掉。虽然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环境破坏的非常严重,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到最后回头花费大量资金治理环境,已经无力回天。文中将重点分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 【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 人们可以长久的生存下来,依靠的就是农业。只有农业能够得到好的发展,国家才能保证更加稳定的粮食储备。另外,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需要农业的发展程度来进行衡量的。想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无法不对农业生态保护进行关注,我们需要合理的保护生态环境,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结构进行科学的调节,实现农业可持续进步。因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只有对农业生态环境不断的改善,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目标。 1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 1.1农业生产结构不科学 农产品种类非常单一。农业区域的重点目标就是保证全国所有地区所需要的农作物的使用用度,当中还要包含喂养牲畜禽类等的粮食用量;而且我国还有很大面积不合理开发使用的山地以及草原。高速发展的农业范围以及农业机械水平的快速发展,就直接给地下水开采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目前,用水量已经超过了标准量,最终造成土地表面出现沙化情况,将盐碱地面积增长了。尤其是还在城市旁边建立大规模的养殖基地,只会直接增加用水量,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1.2农业自然灾害增多,危害增大 人们过度的对森林滥砍滥伐、荒地开垦,直接造成了地表植被严重受到损害的情形,扩大了出现自然灾害的几率。极有可能出现水土流失灾害,土壤当中微量元素的大量流失,让土壤养分流失,大地变得更加无养分。还可能出现土地沙漠化,让耕地开始被吞没,可耕种土地面积逐渐减少。还会出现全球变暖情况,直接造成旱灾或者洪水泛滥情况。一旦不关心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变,农业受灾范围就会逐渐增大。 2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2.1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宣传工作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以促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功能不仅仅具备生态功效,同时能够行之有效的将人们的实际生活品质提升,确保人们的食品安全。想要更好的将生态农业环境改变,就要确保人们群众有非常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深刻到人们群众心中,让群众思想觉悟提高,增强群众法制概念,同时是增大环境保护宣传最根本的目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要从最根本的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的原因着手,彻底的解决这些污染源,使用科学合理的方法降低垃圾的出现几率,这些方法,都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增强了保护农业生态保护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2.2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需要对农业可耕土地面积进行合理使用和开发。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可耕地进行科学的划分范围和种类,对农业使用土地积极的开展保护措施,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内部使用的耕地面积严格掌控,提升土地农业耕地资源的使用率。要合理开发使用水资源。例如:我国的贵州因为不合理使用肥料造成土壤出现了酸化板结的情况,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同时将不合理使用肥料改善同时使用有机肥料,能够将农业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发挥不可估量的效果。 2.3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发展农业要关心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工作,确保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积极使用有效方法进行治理。因此,就需要加强建设农业基础设备,确保农业进步。保证农业和我国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共进步。农业生态环境的快速进步的首要环节就是加强建设农业基础设备,通过将基础设备健全来实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2.4重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根据我国目前的农业生态环境状况,我国政府开始颁布了一些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可是跟随者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变完善有关的法律规范已经势在必行。因此,国家要充分了解法律法规健全的重要程度,有关单位要保证做好立法工作,提供了实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5将技术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 农业环境安全评价体系当中要使用监测和普查技术,能够更好的将环境质量改善,同时将已经成熟的生物技术以及各种有关技术进行推广使用,将农药、化肥等农业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提高,降低因为这些导致环境受到损害的几率。加上,推广农业技术管理系统,不断对农业技术管理改善,将综合防治技术建立起来,利用实践经验,科学合理的对使用结果进行技术的选择,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技术。 2.6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作用 每层政府和领导阶层需要加强生态保护观念,才可以确保农业可持续进步,利用有关会议的展开和有关规章制度的确定,构成健全的法律系统,同时要农业管理人员需要根据健全的法律系统当中的规范制度进行,将财务人员的自身素养提高,从而提高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水平,促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 总而言之,人类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分的了解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性,同时农业生态环境的进步能够带给经济快速发展积极效果。只有农业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才能保证农业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在比较牢固的生态环境当中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加强基础设备利用、使用科学技术等来帮助农业可持续进步,保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发展能够共同进步,保证我国总体经济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作者:刘俊虎 单位:吕梁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畜牧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畜牧业产品短缺的情况;同时,在家庭副业补充上开始变得市场化、产业化以及程序化,逐渐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但食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生产环境恶劣等问题成了阻碍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基于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旨在推进畜牧业稳定健康发展。 1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1.1畜产品增加,有效供给得到保障在全国经济发展当中,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副产品在食品市场中占较大比重,肉、蛋、奶总产量约为821.5万t,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占较大比重的生猪出栏量也呈现翻倍增长;同时,外销肉鸡、猪肉也增长至600.0万t,使国内外市场得到了有效供给。 1.2产值增长,带动农民增收畜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不仅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农副产品,更使农户经济收入增长,开始占据农业总收入的半壁江山,成为农业增收的关键,很多畜牧业养殖户通过发展养殖过上了小康生活,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1.3质量提升,使农产品安全得到保证随着农产品整改力度的加强,动物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全国开展的屠宰场抽检次数增加,在生猪尿样抽检中,共检样出56批次的盐酸克伦特罗阳性,同比降低了0.09%,实现了抽检性率将低至0.30%的目标。很多城市都相继开展“瘦肉精”抽检,存在零检出率,保障了全国农副产品质量安全。 2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环境问题 2.1自然资源锐减当前,随着土地沙漠化、草原侵蚀的日益加剧,草原上的可利用资源相继减少,自然灾害频发。其中,人为破坏占较大比重,是造成草原面积的锐减的重要因素。此外,与人畜禽争资源的情况较常见,造成饲料短缺,养殖成功率降低。据相关统计显示,我国饲料用粮仅占总粮食利用率的1/3。足以证明当前饲料短缺问题已经威胁到了畜牧业发展。 2.2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随着养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养殖户的增多,污水、污染物等的排放量在不断增加,其中隐藏着非常多的病原微生物,一旦流入河流、湖泊等地方将造成水资源污染,为周围的居民带来了严重危害,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 2.3化费、农家肥出现积压当前,化肥生产越来越便捷,产量也越来越多,很多化肥厂家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为畜牧养殖户带来诸多便捷,由此,农业生产上使用化肥不断增多,造成农家肥大量积压,严重污染了周围环境,公害严重。 3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与保护保护对策 3.1积极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扶持规模化养殖。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规模化养殖才能使疫病防治更为方便,产业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要因地制宜,将规模化养殖用地政策真正落实,降低散养比重,使规模化养殖成为固定发展模式。同时,要对畜牧业养殖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发掘山地草多的资源优势,使饲料短缺问题得以缓解。 3.2加强疫病防治力度免疫使防控工作的重点,要加强对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口蹄疫、猪瘟等的防治与免疫,强制实行免疫病种,坚持“应免尽免,不留死角”的免疫原则,及时做好免疫效果的检查与监督,适时开展监测工作,及时做好免疫记录,使强制免疫制度真正落实,这样才能降低疫病发生率,保证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3.3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针对当前众多的畜牧养殖户,要因地制宜,不断对饲养模式进行创新,发展综合饲养模式,实现“种、养、牧、沼气”四位一体的养殖模式,对畜禽废弃物开展无公害处理,提高综合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养殖、节约能源与资源,提高畜牧业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畜牧业得到良性循环发展。 3.4使用环保型饲料,优化经济机构,提高畜牧养殖农户的素养畜牧养殖户要坚持高质量、健康、可持续和绿色的养殖经营观念,不将数量作为养殖重点,而是在养殖中注重质量。对饲料进行合理调配,多使用环保型与节约型的生物饲料,合理喂养,不随意乱用添加剂。畜牧养殖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要重视区域机构与环境标准的统一,不断对畜牧业发展格局进行优化,使土地资源、能源等得到充分利用,实现养殖地域的合理规划与布局。同时,不断提高畜牧养殖户的素养,加强健康教育与宣传,多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养殖管理,使之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断强化其环保意识,加强对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减少对周围环保、资源的破坏,从根本上抑制环境破坏行为,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4结语 该文主要介绍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分析了几点阻碍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环境保护、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从而表现畜牧业要想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免疫防治、发展生态养殖。 作者:常鹏 单位: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可持续发展既是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含二个重要的内涵:一是需要,指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将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二是限制,指人类的发展和需要应以地球上资源的承受能力为限度,通过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活动,对发展进行协调与限制,要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限制,以求与自然环境容量相适应。没有限制的发展,便不能持续。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经济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社会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的最终目标。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更是迫在眉急的。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在人类深刻认识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能力基础上提出的。它是源于环境保护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必须与自然协调才能持续生存。不适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地球环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竞相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维持较高消费水平的需要。工业生产虽然增长了几十倍,但却出现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贫困加剧和各国发展失衡的社会矛盾。可见经济要持续发展,社会能够和谐发展,保护好环境是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但涉及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发展就是高消耗,高增长的消费经济模式,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应用到作为有机整体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满足人类需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要求人类在尽量减少资源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增长,使系统内部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物质能量的转化率达到最佳效果,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要求人们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以减少自然的负荷,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成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2环境功能和环境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孤立地进行。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趁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或阻延的作用体现了生产力不断提高和自然资源不断开发,社会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便日益加深。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功能有:(1)提供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能源的源泉,也是各种生物基本重要条件。人类从自然地理环境中开采煤、石油、天然气等,利用土地资源生产谷物,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因而环境资源的多寡、优劣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和速度。当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自然供给的能力时,便难以维系和持续发展。(2)消纳和同化人类活动产生的产品,同时也会有一些一时未能被利用的副产品排入环境,成为废物。而人类新陈代谢和消费活动,也产生各种废弃物归还给周围自然环境。当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环境质量会下降。(3)满足人类生存的精神享受。环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源,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对舒适的要求。清洁的空气和水是农业生产必需的要素,也是人们健康,愉快的生活需求。优美舒适的环境,使人们心情轻松、精神愉快,有利于提高人体素质,更有效地工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环境问题是指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结构和状态的变化,产生的原因包括人为、自然两方面。其实质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 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主要包括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两大类。(1)原生环境问题地叫第一环境问题,是由自然环境自身变化引起的,没有人为因素或很少有人为因素参与。这一类环境问题是自然诱发的,是经过较长时间自然蕴蓄过程之后才发生的,或者主要是受自然力的操纵,且人已失去控制能力情况下发生的,并使人类社会遭受一定的损害。这类环境问题包括地震、火山活动、滑坡、泥石流、台风、洪水、干旱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昼做到预防减少损害。(2)次生环境问题是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环境引起的环境问题,也称第二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资源所引起的环境衰退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①环境破坏,环境破坏又称生态破坏。主要指人类的社会活动引起的生态退化及由此而衍生的有关环境效应,它们导致了环境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环境破坏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自然资源所引起的。因过度砍伐引起的森林覆盖率锐减,因过度放牧引起草原退化,因滥肆捕杀引起许多动物物种濒临灭绝,盲目占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因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漏斗,地面下沉,因其他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地质结构破坏,地貌景观破坏等。②环境污染与干扰,环境污染指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并在环境中扩散、迁移、转化,使环境系统的结构性与功能发生变化,对人类或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这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环境干扰指的是人类活动所排出的能量进入环境,达到一定程度产生对人类不良的影响。 环境危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与广泛关注,是因为环境危机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也威协后代人的生存。这必须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它不仅重视增长数量,而且要求发送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是以保护自然为基础,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生态破坏,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作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力之内。是以消除贫困,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虽然未来人对幸福的理解也许会与我们有所不同,但作为人,他们的某些基本需要(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健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因此,在分配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时,我们必须要用代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给后人留下一套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要给他们留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生态环境。 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实现,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人为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是源于科学技术提供资源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的速度。与以往的历史相比,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技术无疑是最先进的,但是,环境危机正是在我们拥有如此空前的技术力量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环境危机不能通过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承认技术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要否认科学技术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要不论科学技术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是要求我们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无论以全球范围,还是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保护生态环境阶段。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要实现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要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关系。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当前人类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不能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割裂开来,更不应对立起来。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或为人类环境保护工作的转折点,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污染问题。从全球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此环境污染更严重。冲破了就环境的狭隘观点,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协调人类与环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才能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当代人之间能否公平地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本与利益能否建立一套鼓励人们的环保行为的制度安排,这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目标的实现;如果当代人之间尚且不能实现某种最低限度的公正,那么,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真正关心遥远后代的利益,因此,当代的集体努力与人人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我们共同的未来》把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这是由于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贫困是对这种权利的剥夺,它使人作为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同时,贫困与破坏环境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因此,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是实现代内平等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要达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保护好环境。 人有权利利用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种权利必须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人又有义务尊重自然的存在事实,保持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在开发自然的同时向自然提供相应的补偿。当然,如此确定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是以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着和谐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在这个事实中,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必须相应调整。在达到新的和谐之前,人对自然的开发方式,开发深度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在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向自然提供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状态。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摘要:人类在经过漫长的奋斗历程后,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与此同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了现实威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此,环境保护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1.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优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球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开发,变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一、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制度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代的经济奇迹所证明了。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市场出了什么错呢? 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民,也可能是乡镇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任何一对交易者看来,他们达成的价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数(或供给函数)曲线上。由于卖者的产品是用多种要素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别人购买,所以该产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决定的。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并没有承担或获得他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会层次上看,所谓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个人或组织间恰当地分配,以至人们宁肯放弃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盛洪,1996)。 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如图1所示)。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实成本生产多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大约是BEE’C所包括的面积),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也大约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积,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 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破坏环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不得不毁灭自然物种。即使在一些国家内部制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很类似于上述的行为。美国人不会因为石油将要耗竭而减少对石油的消费,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节约了石油,也许只是给中国人多使石油创造了条件。在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还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出口”到它国。由于有些穷国有较低的环境标准,一些富国通过进口或投资,使穷国生产更多的污染严重和消耗资源较多的产品,同时享受较便宜的(没有计算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产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间,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较长的、跨越世代的时间,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与当代人谈判,也不能抗议他们的所为,当代人就有可能将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转嫁给后代人。而市场价格,以及代表对时间看法的市场利率,恰恰是由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资源(如树木)而言,当代的价格低于保证树木生长的长期均衡价格,而市场利率则高于树木的自然生长率。这必然导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砍伐树木的结果。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 既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关于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当社会中有关产权的保护和承认的制度不能通过个人之间的谈判建立起来时,政府就作为一种有暴力后盾的第三方加入进来,从而克服了在产权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对对方产权的尊重,但如果这个社会的人很多,如有N个人,要达到他们彼此都互相尊重产权,就相当困难了。一旦有一个人不愿就尊重别人的产权作出承诺,甚至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整个社会的产权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在这时,政府的强制性的对产权的保护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讨论时说到,外部性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在人类历史中,产权制度也是不断进步的,从而不断地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实现的。当知识产权确立以后,有关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得到克服,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例如,在一些乡村中的较小的河流的污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河流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没有有效行使产权的机制,河流被岸边的造纸厂污染了。在这时,如果将河流的所有权个人化,或者将河流在一定时间内的收益权拍卖给个人,就会给这条河带来一个人。拥有这条河的产权的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排污的造纸厂谈判或抗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这样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森林树木的产权个人化,也会改进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状态。因为一旦树木的产权由个人或组织拥有,产权拥有者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树木的砍伐和种值。当树木的自然生长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拥有者就会根据树木的市场现货价格与净现值之比,有计划地砍伐树木。在这时,木材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当树木没有明确归属时的成本,从而会部分解决砍伐森林的问题。 当然应该看到,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这个政策就是征税。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当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时,砍伐树木所获得的市场现值就会较低,用价格计算的树木的自然生长率就会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场利率。当活木生长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市场利率时,树木拥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树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拥有者就有一个变现的市场,也不会因为急于变现而砍伐森林。 说明:当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税时,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线为S,木材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砍伐量为Q0;而征砍伐税后,相当于成本曲线则为S’均衡价格上升为P1,而均衡砍伐量则减少到Q1;其中消费者承担的砍伐税为面积 P1E’E’’P0,森林所有者承担的砍伐税则为面积P0E’’HG,如A图所示。对于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税赋,但考虑到购买者未来仍以获取木材为主要目的,因此未来仍要交纳砍伐税,所以需求曲线移至D’;而出售者已经免去此次交易的税赋,则均衡价格应为P2,而均衡交易量则为Q2;显然比木材的均衡交易量为多。 只要政府对环境的价值有一个恰当的估价,征收环境税的办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问题。无论是砍伐还是捕捞,都不会出现过度问题。这个恰当的估价,就是要通过相应的征税,使价格上升到使资源供给或环境水平保持在长期均衡的水平上。所谓长期均衡,是指资源存量不会减少,并且生长的速度与消耗的速度基本一致;也是指环境水平不会降低,对环境的损耗的速度与环境的自我修复的速度基本一致。这需要对生物资源和环境的长期成本,尤其对环境破坏的临界点有一个有远见的估计。 上面的讨论同时意味着,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存在着一个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收税,也才能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交易双方。然而,当我们涉及全球问题时,这一条件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类似于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不是不能就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但谈判成本会很高。在谈判者较少时,如只有两个国家谈判,涉及两个国家的局部环境时,谈判容易成功;但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参加谈判,讨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时,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时,就要依赖于一种起作用的世界政治结构。在其中,“大国”就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大国”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动机,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较高,它的利益更接近于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大国”有维持达成的环境秩序的实力。看来,中国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了。她既可以在双边谈判中抑制以邻为壑的行为,更应该在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从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来看,我们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一个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问题的方案,如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学行事,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人的基本行为规则和文化取向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人们更为关注后代的幸福,重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以及其它物种作为人类的共生物的延续,人们就会提高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市场利率。因为市场的自然利率是由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形成的。当市场利率降低后,生物资源、环境资源的自然生长率和自然修复率就会相对较高,就会引导人们减少对这些资源的耗用。更一般地,如果人类社会都能够接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即使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也会在全球问题上采取互相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的行为,从而为最终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奠定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手段 尽管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但不意味着政府只是强制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改变几个经济变量,从而改变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最后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与政府对着干,钻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随时随刻都要提防别人,政府政策的成本就会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政策。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费”,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提到要通过改进产权制度,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我国的具体情境中,产权制度的改进需要许多政策上的艺术。例如,在我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将一条河“私有化”显然是较难被接受的。因此,所谓产权制度的改革,还要在现有产权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比如遵循我国农业的土地承包制度,将小河在一个时期的使用权承包给个人或组织,都可以起到“改进产权制度”的作用。因为正如许多文献已经指出的那样,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使用权也是一种产权。只要拥有这种产权的时间足够长,就会激励人们去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而能够去与(比如)造纸厂去谈判或抗衡。利用一些人去与另一些人抗衡,最后达到保护环境的均衡,就会不成比例地放大政府政策的作用,以较小的政策投入获得较大的结果。 类似的设想,就是成立一个“拥有”局部环境的公司。例如,成立一个“太湖环境公司”。当然,这是一家由政府特许的公司。它可以在最初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牵头建立,以后也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改变资本结构,甚至(不一定非得)成为一家私人企业,更好的形式应该是变为一家上市公司,受到公众和传媒的关注。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太湖可能产生的利益。粗略想来,应该包括在太湖中捕鱼捞虾、养殖水产,水上旅游,以及沿岸的旅游、渡假和一些房地产。它的最大利益,就是保证太湖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优美,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就会主动地与太湖边上的那些排放污水的厂家去交涉,责令它们停止排污。在争执不下时,就可以借助于政府以及传媒的力量。这样,太湖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它会日夜监视岸边的动静,而不会象现在那样,中央政府的检查组一走,工厂照样排污。它的存在,将使政府实现政策的成本大大降低。实际上,这家公司是在经营环境。它可以根本不去捕鱼或盖房,它只需要第一改善环境,第二控制对生物资源的捕捞量。它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为改善环境而与排污者做斗争,一方面是根据长期均衡价格计算的最佳捕捞量,拍卖在太湖的捕鱼的特许权,出售或出租水面或沿岸地面。只要太湖的环境变好,水质改善,太湖的环境价值就会变为商业价值。这样,利用人们的逐利动机,通过政府政策的作用,就可以使人们努力地去改善环境,而无需政府再与排污企业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 上面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有些看来不可排他地消费的物品,经过巧妙地设计,可以单个地、或近乎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从而“变为”私人物品。例如看电视。播放电视节目的电磁波在空中传播,任何人有一台电视接收机都可以看电视,电视台很难辨别是谁、在什么地方接收了电视节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电视节目似乎是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然而,当电视台将一部分播放电视节目的时间卖给一些厂家,这些厂家利用这些时间播放广告,当消费者在看电视节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广告,而看广告一方面要占用消费者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销商品的作用,就等同于消费者为看电视付了费。他付费的多少,一般与他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以及电视节目的优劣成正比。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科斯教授曾经提到过,原来人们普遍认为灯塔是公共物品,但他后来发现,在英国早期,灯塔多是私人拥有的。原来人们解决了灯塔收费问题,即在船只经过灯塔后到达的港口收费。因为经过特定灯塔的船只一定是要抵达附近特定的港口的(科斯,1994,第215-239 页)。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可以用到为治理污染的收费上。一个例子是有关处理污水的收费。污水是由下水道汇集到一起排出的,如果分辨出每户居民排了多少污水是很困难的。并且由于污水被视为被消费过的物品,人们不会将重新净化的污水买回来,所以为处理污水收费似乎并不可能。但现在在许多国家中,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具体的办法是,将处理污水的费用加到自来水的收费中。因为一个家庭如果用了多少自来水,就必定制造了多少污水;并且由于人们总是要使用自来水的,所以他们不能回避交纳费用。 实际上,无论是改进产权制度,还是发现收费方式,都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成本和收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目标。当上述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时,最后就要用政府的看家本领,即征税了。实际上,征税的优秀思想,也是要通过改变成本和收益,改变人们的行为,使之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努力。例如,对于利用我国很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可以调低或者免除进口同类产品的关税,使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从而压低国内厂家的收益,迫使它们收缩规模以至停产。当然,进口国应该是该种资源丰裕的国家。这种政策,相当于将过剩的自然资源输出到资源贫瘠的国家。具体的例子,比如造纸业。当然,征税要注意不同物品的价格弹性。当某种资源弹性过小时,征税所导致的价格上涨不会引起消费量的显著下降,同时消耗资源的企业也不会减少收入,因为由于价格弹性很小,税收负担几乎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采用征税的方法,要选择在那些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或资源物品领域使用。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操作手段,就是数量控制。这包括对获取资源的数量(如砍伐树木或捕捞鱼虾)直接控制,也包括对进入某一行业的企业数量的限制。如果能够测算出来保证生物资源持续生长的最佳捕捞量或最佳砍伐量,按照这个数量进行拍卖,可以使价格从短期均衡价格上升为长期均衡价格,从而改变供给者与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是基本不变和稳定的,也可以采取拍卖经营特许权的方式,控制进入的企业数量。这样可以直接避免具有拥挤性质的问题。 总之,只有不仅有政策目标和政策原则,而且有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时,才能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这方面,不断地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将是走向可持续发展新世纪的重要一环。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内容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现象也日益严重。怎样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解决好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二者是统一协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要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 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能危害到后代人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涵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的需求,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这些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要优先考虑。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类过度需求的限制,经济的发展和需求不能过度,要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承受力,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不可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悖。人类的发展要和自然环境相适应,无限制的开发,发展就不能持续。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意义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迫在眉睫。当前的环境问题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域的局部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一系列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的问题急需解决。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我们必须与自然协调发展才能持续发展,许多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了,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到头来是要吃苦头的。等到治理环境的时候,花费的代价是高昂的。我们要吸取教训,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步前进,环境保护是重要的思路。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在尽量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给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自然资源。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用一点儿少一点儿,因此,在发展当前经济的同时,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可忽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做到多利用,少排放,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三、当前的主要环境问题 (一)环境的主要功能。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人类活动的开展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环境是人类开发的对象,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基础。环境的主要功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为我们提供各种自然资源,为我们进行工业、农业、生活等活动提供保障,我们的一切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环境有关,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当环境的供给能力达不到人类开发的速度时,人类的发展就很难持续。第二,容纳、降解人类活动中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人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弃物都排放到环境中,环境通过自身的能力降解了这些废弃物,但当废弃物排放量过大时,就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的质量就会不断下降。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不断发展。面临当前比较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必须加强环境的保护。环境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受到了环境改变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另一方面是人为因素,主要的环境问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1.自然因素导致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环境本身改变引起的,没有人为参与或者很少有人为参与。这类环境问题对人类是有一定的危害的,比如:地震、滑坡、台风、洪涝灾害等恶劣的自然现象。这些环境问题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产生的,破坏力大,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灾害我们需要做到提前预防,尽量减少对人类的危害。 2.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问题。这类环境问题也可以称为次生环境问题,是当前主要的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活动引起周围环境的恶化现象。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过度注重经济的发展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休止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主要表现为:过度砍伐树木导致的森林覆盖率下降;过度放牧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导致草原生态退化,甚至恶化为荒漠;过度捕杀动物,导致许多动物濒临灭绝;过度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下沉,造成地下漏斗的形成;过度开发耕地造成的水土流失等。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开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很多自然景观遭到破坏。次生环境问题还包括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问题。因为人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断将有害的物质排放到环境中,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的系统结构发生了恶化,造成了环境污染。当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如今污染的现状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身的活动,最近几年雾霾的频发,高发,水污染事件的不断曝光,都威胁着我们自身的健康。长此下去,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四、运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受到不断关注的原因在于,环境不仅影响了当代人,还影响到后代人,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非常必要。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的发展,既要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还要保证环境的优化,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的发展形式,逐渐转变为集约型生产方式,清洁生产,以保证生态的完整,无论是可再生或者是不可再生资源,都要做到有效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可持续发展战略符合人类进步的要求,在我们享用自然馈赠的资源时,也要保证后代人的需求。我们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还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和土壤等自然资源是不能破坏的。当前我国的科技水平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综合国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步入了世界大国行列,同时,环境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改变过去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科技的进步,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认清自己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旨就是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不是某一个时期完成的,是千百年人类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是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结语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行为是人类的权利。但是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义务,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就是人们的义务。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已经步入世界前列,但是环境治理工作任重道远。不可否认,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来说,由于破坏度大,治理工作还需要多年的不断努力。现在应该做的是补偿环境,帮助其更快恢复原有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模式,做到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作者:康军刚 单位:行唐县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初探 1把握好环境资源的可再生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托的主线 近年来环境恶化的原因。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就是人口压力和片面发展。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第二种是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现代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着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以至牺牲保护生态环境目标、忽视宏观调控和全球协调的倾向。生态环境污染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现象,而是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改造自然过程中共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突出,往往主要依赖粗放经济追求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环境国策被置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只讲治理经济环境,不讲治理生态环境。在治理环境的对策上不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而是先主动污染后被动治理。在环境治理上,地方政府还是以政绩为先,环境保护摆在了次要位置,各级环境监管部门则是以邻为壑,很少协调对策。环境的保护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促进作用并不抵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经济增长的两大前提就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增长的两大前提就是环境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是一个必要条件,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非常不利于生产。资源短缺则会对经济增长,甚至是一些行业的兴衰,起到决定作用。粗放式的经营和生产生活方式要尽快转变。森林砍伐,过度放牧,陡坡种粮是贫困地区的陋习,由此引出了诸如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等等自然灾害。粗放式的经营和生产生活方式,对于生态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发展经济并不仅仅是我们一代人的事情,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环境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加快发展。经济增长了才会有资金支持环保事业,以改善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所以说,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加快发展。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局面得以实现,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 2树立百年大计,长远发展的理念,造福子孙后代 在工农业中大力大展环保产业。环保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产品开发、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它在美国称为“环境产业”,在日本称为“生态产业”或“生态商务”。环保产业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对资源的二次利用为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丰收提供保障。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消费,城市和农村地区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环保产业链条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减少污水和有毒物质的排放量,叫生产变得更“干净”。清洁生产又被称作“预防污染”,这也是作为其环保理念在生产中的本质特征体现。过往的生产只强调物质生产,对已环境往往采取忽视的态度,这种传统的习惯、概念必须根本改变。当然这需要意识教育不断地在清洁生产中进行,帮助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理念,使清洁生产的要求,为民众服务。政绩的盲目攀比是现在领导干部中的一大弊端,所以要必须树立正确环保理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要抛弃,促进可持续协调发展。不敷衍了事,不搞形式主义。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多做民生工程,拒绝浪费。保护环境要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增强认识,注重引导。保护环境工作中若干法律和法规是十分必要的,依法规范和约束政府,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同时必须严格执行法律,违法必究。要坚决取缔一些污染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其中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要坚决取缔。强大的舆论导向与监督职能,必须要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作者:刘丽宏工作单位:桦川县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关于公路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摘要:文章从保护公路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持续促进作用的角度论述了当前公路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做好公路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 关键词:公路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公路环境保护 公路作为国民经济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公路环境保护问题亦应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公路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如何分析公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取何种措施减少或杜绝公路环境污染、恢复路域生态损失,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这是摆在我们广大公路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公路生态环保与社会经济协调统一发展 众所周知,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发展不能以危害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应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可持续性意味着维持乃至增加人类福利的自然资源基础,使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系。 公路环境保护是基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调节与控制“公路工程与路域环境”对立统一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公路环境保护由两项基本工作组成:一是分析因修建公路而对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根据需要采取专门的环境保护措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二是在公路的设计、施工及运营管理过程中,注意凸显公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使公路在运输功能发挥的同时,对沿线环境的负影响最小。 公路事业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公路建设与公路环境保护的共同发展,换句话说,公路环境保护工作做好了,实现的是公路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如果在公路建设的过程中不去考虑环境保护的问题,可能的结果是当时的建设费用降低了,短期来看是赢利了。但长远来看,由于在建设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公路建设中产生的生态污染、水污染、声污染等必将长时间地破坏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而在不断的改善过程中所引发的费用将比建设时直接投入的环保费用要高的多。影响远不止这些,难以去除的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对公路的环境保护,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关系到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换取较高的公路交通发展速度问题。只有公路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公路建设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影响 公路的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我国公路网的整体技术水平,进一步优化了交通运输结构,尤其对缓解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公路污染以及对周边环境影响的一系列问题。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公路自开工建设到运营管理,整个周期都将对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选线不当会破坏沿线生态环境,公路带状延伸会破坏路域自然风貌,造成环境损失;防护不当会造成水土流失,如坡面侵蚀与泥沙沉淀等;在挖填方的过程中,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公路施工会产生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破坏动物的栖息地,使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这些公路环境问题一旦形成,由于难以弥补,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的阻力。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在公路建设中要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环保,才能真正使公路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军,才能真正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公路建设中对公路环境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要做好公路环境保护工作,就要将环境保护问题贯穿于公路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分解到公路建设的全过程。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阶段,就要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进行环境保护设计和采取环保措施提供依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要进行环境保护设计;招投标阶段要在合同书中纳入环境保护条款;施工阶段要有环境保护设施的施工及监理;竣工和交付使用阶段要进行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环境后评价;养护管理期要进行环保设施维护及处理环境问题投诉。下面重点探讨一下设计期、施工期、运营管理期三个阶段的公路环境保护措施。 (一)设计期的环境保护 设计处于公路建设的初期阶段,如果在设计期间能充分地将环保问题统筹考虑进来,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线型的考虑应结合沿线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及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做到尽量少占耕地,避免大挖大填,以免破坏水土的自然状态。公路经过城镇时应遵守近而不入的原则,进行合理的选线定位,路线布设原则上要避让所有的敏感点,如医院、学校、风景区、人文景观等。减少公路建设对沿线居民的影响,设计必要的防噪声措施。应做好绿化及景观设计。公路中央隔离带、边坡、互通立交、服务区等绿化设计中,在选择当地生长的植物前提下,还要注意植物多样性的选择,使防护工程具有一定的美景效果,尽可能减少硬质景观。改善生态环境,使公路成为使人身心愉悦的绿色通道。 (二)施工期的环境保护 施工过程是做好公路环境保护的关键阶段。也是设计阶段环保理念的贯彻实施阶段。在此过程中,一是要严格按照设计阶段的公路环保理念把环保措施落实到位,二是要尽量减少由施工造成的各种生态环保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如:施工期应作好施工计划,充分利用挖方土方、减少废方,并有计划、规划地取土,防止乱掘乱挖。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边绿化,计划取土,及时还耕,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对施工临时用地,先将原表层熟土集中堆放,待施工完毕后,再将这些熟土推平,恢复原地表层。要充分考虑施工驻地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粪便等,做到集中处理,不直接排入水体。不能把沥青、油料、化学物品等堆放在民用水源附近,并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体。严禁将废油、施工垃圾等随意抛入水体。要对施工现场及运输道路定期洒水,运输粉状材料要加以遮盖,防止尘土飞扬,这样不仅有利于现场操作人员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沥青路面施工,沥青混凝土拌和厂设在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点以外的下风向处,既方便生产,又须符合卫生要求,不采用开敞式、半封闭式沥青加热工艺。施工期间如施工路段距住宅区距离小于150m时,为保证居民夜间休息,在规定时间内禁止施工。避免高噪声施工机械在同一区域内使用,安排工人轮流进行机械操作,减少接触高噪声的时间,对在声源附近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应发放防声耳塞、头盔等,对工人进行自身保护。 (三)养护管理期间的环境保护 公路施工建设完毕,并不意味着公路环保工作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养护管理阶段要将环保工作贯彻到底。要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在靠近公路两侧,特别是敏感区附近多种植乔、灌木。这样既可净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衰减大气中的总悬浮微粒,又可起到美化环境、降低噪声以及改善公路路域景观的作用。公路养护中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增加养护机械投入,推行养路机械化。采用对空气污染小的材料。 要真正将公路环境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们必须加大公路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从宣传教育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公路从业者的环保意识,加强对公路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实现我国公路建设、公路环境治理水平双提高。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才能富。公路事业要做“好”字文章,就是要着眼长远,要从国家的大局出发,要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首先从做好公路环境保护工作入手,推动公路建设良性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任敬叶(1978-),女,山东东营人,供职于东营市公路管理局,研究方向:路政管理。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摘 要]随着时展步伐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愈加严重,并且已经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的我国,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环境问题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针对于这种日益严峻的情况,环境保护在我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我国出台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从战略上提出了保护环境的概念,对于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我国现有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在指出环境保护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明确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有机融合,改善我国当前的环境质量。 [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关系 引言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作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我国来说,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是能够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协调,还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保护效率的提升,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政策。 一、我国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已经是改善了部分地区的环境状况,但是整体的环境状况还是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同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大气污染问题 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中表现最为明显,居民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大气污染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较差,大气污染严重,对于居民的身体健康也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造成我国大气污染严重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汽车尾气、煤炭的燃烧以及其他污染气体的过量排放造成。有数据表明,我国的酸雨出现频率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酸雨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的雾霾问题已经逐步扩散,不仅是我国的北方地区遭受雾霾的影响,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一些中西部地区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问题。 (二)水资源问题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短缺、污染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水资源数量和质量,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用水困难的问题。虽然经过我国“南水北调”、“西水东调”的战略性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情况,但是我国工业污染和废水处理的有效性较低,造成我国水资源仍是处于一种短缺的状态,严重的威胁到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的引水质量和数量。 在我国的环境污染中,还存在土地恶化问题,植被覆盖率不高的问题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于我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响,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问题,急需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才能造福子孙后代,实现我国的健康发展。 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一)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通过在我国实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能够使得能源、水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合理利用,不仅是能够避免资源浪费的问题,还能够在有效利用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的目的,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在实行的资源有偿利用的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资源能够随意使用,或者是过度使用,应该在秉持适量的基础上进行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状况 人们总是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发展,在每天的生活中需要从外界摄取一定量的能量、空气以及水分等,一旦这些物质受到了污染,人们在日积月累的摄取中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就会产生一定的威胁,也是对于社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能够从源头上改善这些问题,降低出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才能保证人们在的身体健康,才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贡献。 (三)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现在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物生存的自然空间,导致现有的生态系统出现了紊乱,物种的消失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证生态系统永续利用的基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在现在的情况下,物种进化的速度缓慢,但是消失的速度却远远地快于其进化的水平。实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尽可能的保护物种多样性资源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资源,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举措,不仅是具有生态学中的实际意义,还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要内涵。 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环境保护 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对于自然的改造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预估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人们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环境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一切社会活动都有赖于环境的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环境保护政策能够为人们的进一步发展做铺垫,因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环境保护,因此,不能单独的看待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环境保护的实质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实施环境保护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这各过程中人们对于社会、自然资源以及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水平不断上升,并且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保护的实质就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具体来看,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对于资源、环境的利用趋于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保护了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进行限制,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如此,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给与人们健康生活的保证,对于国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现。 结论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预期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又反过来促进了环境保护水平的提升,因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两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在我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国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程中,应该着力解决环境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环境保护的实施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延边大学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这个基础,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队自然的伤害可谓是数不胜数,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发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类以生存的大自然被弄得伤痕累累遍体鳞伤。如今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开始了发达国家的后路,但是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国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不断加强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的取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延续的保证。 【关键词】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 一、环境保护可行性方案 环境保护是利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解决各种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称。科学技术的多方面的措施,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下面从政府和公民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一)健全环境保护地方法律法规体系,为环保提供法律依据与支持 对待工业三废除了鼓励相关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措施、对高耗能企业鼓励安装节能设施,还需在市场规律的整体要求下提高惩罚力度,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用法律保护环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把依靠法律治理环境推上正常轨道。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个体,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是很必要的。其次就是要完善相关环保机构,像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宗旨是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实现国家环境与发展的目标,围绕维护公众和社会环境权益,充分体现中华环保联合会“大中华、大环境、大联合”的组织优势,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环境事业发展,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的进步。 (二)培养公民的环保新概念,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3.22日是世界地球日,社区和学校可以举行相关的会议活动等,向居民和学生说明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学生作为祖国的花朵、作为未来祖国的接班人,培养其良好的环保修养对于祖国长远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 (三)垃圾分类不乱扔 回收利用好再生 在垃圾中,约50%是生物性有机物,约30%―40%具有可回收再利用价值,“变废为宝”在这里获得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收获更多的是培养了公民良好的环保意识,这才是无价的。垃圾分类降低了处理时的成本,营造了美好的社会氛围。 二、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一)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环境友好的决策和制度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从群众角度出发,从改善环境质量出发,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发展战略、规划,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研究综合环境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改变地方领导单纯追求GDP发展的想法观念,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观念深入领导心中。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设以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约其他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废物回收再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循环利用率。积极利用经济手段、运用市场机制,鼓罡餍懈饕到谠甲试础⒔档臀廴九欧牛患绦推广各类循环经济试点示范。 (三)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 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 (五)加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 我国立足于解决好国内环境与发展问题,改善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同时也走向国际,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积极参加相关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维护国际利益,履行国际义务,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做出贡献。 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做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不受到大的影响,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双丰收。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简析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摘 要:生B环境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石,必须得有效的保护。目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问题不断恶化,对如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本文在总结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良性发展尤为重要。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农业的发展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农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紧密相连,二者缺一不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业生产的粮食产量也将大大减少。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平衡。 1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 这些年来,为了发展农业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从短期上来看,农民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带来生态的危机,最终得不偿失。因此,必须重视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水环境,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排名靠后。节约用水的意识不强,水资源的浪费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的水土流失量是50亿t,约占世界的1/12。我国1/2的土地处于干旱地带,常年少雨水,沙漠化现象严重,平均每年增加3000km2。滥砍滥伐现象严重,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现象严重,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2.1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合不合理,直接决定资源是否得到优化配置。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浪费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产出效果也不理想。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区域差异明显,各地资源分布不均。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国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性,进行不同形式的农业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实现农业产业的结构升级。我国沿海地区应该适当减少粮食种植,多种植特色植物和农作物,充分利用其有效资源,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我国东北和内陆地区可以发挥其地理优势,多种植粮食作物,足够满足全国粮食需求,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 2.2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广泛推广科学技术与服务,利用科学技术建设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业成果的转化率以及科技贡献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所以,我国在科技兴农方面,还需要加大投资的力度,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创新。 2.3 实施城镇化战略 实施城镇化战略,推动农村过剩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减缓农村生态环境压力,从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由于我国城乡人口不合理的现实情况,致使全国大部分人员滞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环境压力过大。因此,加速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有直接且高效的作用。我国也要保证人口的科学布局,不仅要保证农村人口能够转移到生活条件好的城镇,同时保证农村人民能够在城镇生活下去,这就要求政府在城镇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稳定房价,为转移的人口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城镇生活,并生存下去,实现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从而减缓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 2.4 加快农产品的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农药、化肥品的投入量不断增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第一大国。我国在农药化肥使用方面严重超标,市场上充斥着许多“毒”产品,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农药和化肥是造成土地污染最严重的因素,土地板结、碱化,严重的导致土地无法再生,无法种植农作物。在进行农业生产时,要严格控制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发展科学技术,发明绿色环保的农药,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 3 结语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不可偏废。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在不断地恶化,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执法部门依法管理,全国人民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人民才能更加安康,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和富强。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理论法律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民法商法行政法 论文摘要:部分法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对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其间的联系与区别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呈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 一、法律部门划分的一般理论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肖先涉及到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其次是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 划分法律部门的意义,在于力求准确地制订、解释、适用法律,以恰当地调整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关系。法律从旱期的“诸法合体”状态到今人“各法分离”格局,既说明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多元性,也反映了人对所生存环境的认识能力不断强化。法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法律部门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是法律发展的规律;因而在尊重传统部门法划分时应当小局限于已有分类。 对法律分类的基本观念,大体有三种主张:1.主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人的主观假设,诸如“自然法”、“实在法”的划分;2.客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山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3.主客观统一论,认为法律的划分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法学家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在主客观关系方面,主观主导’一。法律划分,应当属于认识论范畴,相对而言,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的观念史符合认识论原理。认识具有相对性,法律的划分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一般认为,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尽若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表述不一,但是经济法具有特定调整对象——以社会整体性和国家调控性为基木要索的经济关系——的共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立法机关对于法律的分类上,经济法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经济法有较为密切联系的法律部门主要有民法、商法、行政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少于且由立法机关来阐述其关系(参见顾昂然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在实务界,两者的关系曾经是模糊不清的,以往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多数是民事案件,以至于法院系统将经济审判庭史名为民事审判庭,让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本存在了。这是误解。现在看来,经济法与民法的个性大于共性,它们是具有不同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两者的调整对象都与经济关系有关。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民法调整个体性经济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其次表现为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调整对象本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所谓社会性经济关系,是指具有社会影响的经济关系,包括具有社会性的公平交易秩序建立和运行关系及社会经济平衡协调持续发展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制关系,表现为公平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女全公平交易关系等;后者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关系,表现为产业调整关系、则政税收关系、金融平衡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监若关系等,其中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制、调控、管理关系。其次是主体不同,民法的主体是具有一般法律人格的自然人、法人。经济法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属性的消费者、经营管理者,虽然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可以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但是毕竟具有了社会功能属性而小同于自然人、法人的法律地位。第三是调整方法不同,民法的调整方法主要是通过仃意性规范调整意思自治行为,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民事制裁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采取强制性规范、注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相结合以及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第四是内容不同民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亲属法等。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平竞争、弱者保护、市场规制、经济平衡、宏观调控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法、价格法、预算法、则税法、金融法等。第五是功能不同,民法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应市场交易的基本规范以建立微观一般交易秩序。经济法的功能是克服市场缺陷建立公平竞争秩序,弥补民法不足。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此区别都是相对的,区别的意义在于理论上有利于部门法建立,实践上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商事关系发生在商事话动中,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关系和商事行为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与商事话动有密切联系,但是经济法与商法在发展原因、作用基点、性质理念、内容制度等方而都有较大区别。总体来看,商法与经济法的的关系是一元交 叉关系。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和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对此现象可以认为,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的商事话动简捷、高效、安全、营利要求的扬弃和发展;而经济法的形成,则是对商法强调商人营利和商行为自由、安全、简捷的个体倾向而难以避免走向垄断、妨碍竞争、滥用权利,造成整体不平衡的纠正。也有学者认为,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总之,对经济话动的法律调整,是由于经济话动从个体性而社会化、从私益性而公序化、从局部话跃到整体平衡的发展演进过程,而使法律调整旱现多元和完整。所以,商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基础性、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平衡性、后续性法律。 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商人地位和利益,由此出发,而作用于商人(经营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过程;经济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因而要反对垄断,限制不正当竞争,从社会利益出发来平衡与商人利益的关系。商法作用过程是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的作用过程是立足一般,兼顾个别。两者在结构上正好是互补关系。 从两者的性质和理念来看:商法是属于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其中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等法律理念被侧重于从私法方面来理解和阐释,即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个体相互关系的公平以及个体行为的效益和安全、经济法是具有私法和公法因索的社会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应当具备的基木理念则被侧重于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去阐释,强调社会整体的自由而反对个体的极端自由,强调社会结构的平衡和社会公正而限制个体成员滥用优势,强调社会整体效益和交易安全而反对个体暴利和私权绝对。商法和经济法在性质和理念方面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说明两者之间有所交叉,有所相异。 从两者的内容和制度来看,商法主要规定了商人、经营者的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商事行为的技术性规定和营利性规范这此内容,形成了公司法、企业法、票掘法、合同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法律制度;经济法主要规定了市场准入和退出以及商事话动(经营性话动)竞争的规范、商事组织对市场的.片有关系以及政府如何调整此种关系、商事行为涉及社会公众利益时,两者如何平衡、政府如何保障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振兴和发展等,这此内容形成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资源保护法、投资法、经济发展法、产业振兴法等法律制度。虽然将以上法律制度分为商法或者经济法,但是也应当注意当今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第一,此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种法律制度并非十分纯粹,因而在一种法律制度当中包含了另外一种法律制度的规范内容是正常的;第一,商法与经济法的交叉,不存在相互替代和包含问题,这是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复杂对法律的要求,也是人们认识到这种要求的存在而做出的反映。 总之,经济法与商法是相辅相成、交叉区别的两种法律现象,尽若这两种法律在我国尚未法典化,但有关单行法律和法规已经制定颁行,经济法和商法分别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两者的侧重点小同以及现实对这此侧重点的需要。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175,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 ,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经济法律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现实性探讨法律论文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本文谨从经济法的概念入手探求经济法的独立性,并在回顾经济法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经济法历史上是重要的法律部门,而且现实仍是重要的法律部门,当然要更加明确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还须与相关的法律部门进行比较,最后以经济法的非凡性分析经济诉讼和经济审判。 要害词:经济法,法部门,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现实性,市场失灵,公共失灵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非凡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治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定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要害,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治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非凡性,在经济的治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发展和现实性 经济法成为法律部门首先是要有独立性,但现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法现实性其实就是经济法的现实存在依据,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说明。经济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成文的法典,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很多相关经济的法律条文,但这时的法是诸法合体,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的进步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随后在20世纪初出现分野,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法”,典型的如捷克等还制定了专门的《经济法典》。但随着苏东集团的解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学说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经演变的经济法,从“战时经济法”到“危机对策经济法”,再到比较成熟的“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分析这一过程,可见它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轨迹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熟悉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同时民主经济的推动,一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比如,不正当竞争、垄断这些问题光靠民法规范的市场调节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不规范的金融治理以及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就是一个明证。 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边规范职能经济部门的治理,又逐步的放权,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进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经济形式逐渐趋同。经济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完全否定那种经济法的“阶段论”(8).法律部门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精神(9),也就是它有它的现实性,即适应经济现实而生。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国的经济法强调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样。英美法系没有部门法划分的传统,也就没有经济法部门,但事实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被称之为“经济宪章”,可以理解为这是其重要的经济法内容。德日对经济法德研究由来以久。由于民商法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关注经济法的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法。但不管怎样,经济法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注重到经济法的重要性,借鉴近年来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经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法的重点不在反不正当竞争而在财税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状况会逐渐的改变。 经济法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符合现实基础上的法部门才有其合理性。事实证实,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光靠计划抑或是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就是市场跟公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所在。公共权力有很大的张性和破坏性,它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必须依法划定合理的阶域,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是经济法的双重任务(10)。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究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限定,以防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11)。普遍的情形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国家就由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变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但我国的情况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就是要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12)。我们更多的是克治所谓的“公共失灵”,下放权利,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总之,经济法的现实使命就是调整公私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填补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调整空缺。 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必须由经济法重点加以调整和规范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13),通过治理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国家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国家调节这一辅助手段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按一定的程序制定经济政策等行为,如利率、税率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整有利于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使“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二,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利用,经济就会放缓,因而维护并鼓励正常的经济竞争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天性决定了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甚至走向垄断,而垄断者会维持自己的垄断价格剥夺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技术和服务止步不前。另外恶性的竞争损害了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还损害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对此,传统的民法调整显然是力不从心。 最后,经济法的调整为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提供保障。市场越是开放发达,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非凡是金融体系对此要求更高。假如金融监管不力,则会导致金融投机猖獗,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经济法必须从主体资格、程序运作等方面加以规制和监管。 当然,需要经济法调整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叙。 总之,经济法都是顺应时代而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法部门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前面仅从理论上以部门划分的标准阐明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就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治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在制定时忽略了一点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的关系,很显然,商家在信息力等方面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假如完全按照民法来调整的话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涉入这一关系中,通过调整国家与商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非凡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14)。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要害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笔者在解决经济法主体地位是碰到的最难的也是思量最久的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存在。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治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15).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治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治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治理关系,工商治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五、小结 上面的分析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但是时代在发展,现实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让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正如前面在论述经济法的现实性所说,经济法顺应现实而生,它一定会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边缘法律论文 所谓经济法的边缘,是指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其优秀是廓清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老问题,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以确定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关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都是与研究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之为“调整对象说”。这一学说有多种观点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优秀的观点是以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为前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法律部门,然后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②。这一理论,看似对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作了划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并没有真正阐明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可能划清它们的界限。这里明显的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不同学者所认识的不同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或经济法的范围绝非毫厘之差。 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1、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3、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表现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二、调整对象与法律部门的划分 经济法具体的调整对象是什么,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仅研究调整对象对于确立经济法部门即经济法学研究范围的意义。 调整对象说的基本观点是将经济法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能否取得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综观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诸流派及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可分为两大派,即肯定派与否定派,但两大派的基本论据是一致的。否定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因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经济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型,或者指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并应找到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找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由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者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③肯定派则是以肯定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为国为依据,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肯定派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又有多种观点。但均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里可以看到:无论哪个流派、哪种观点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反复使用了两个概念,即“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概念是否可以等使用?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否一致?确定它们的涵义直接关系到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对于确定经济法的概念具有直接影响。 经济法律论文:低碳经济的法律创建透析 作者:王祥修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 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比重仍然停留在1∶5∶4的状态,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工业作为主要产业部门导致高能耗成为必然,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发展滞后。由我国在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决定的。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表示质疑,并认为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超越国内经济问题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减排问题,并且试图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此次大会上承诺具体的减排目标。尽管《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再次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重述,也给我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积极实践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以能源环境技术为优秀的新一轮国际发展实力的竞争浪潮即将形成。谁在能源环境技术创新中领先,谁就将主宰绿色发展的潮流,谁就是未来世界的最大赢家。我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低碳经济发展调整的能力。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法律规制 (一)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性法律到目前为止,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性法律主要有两个: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公约》于1992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开放签署,1994年3月21日生效。我国于1992年签署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了该《公约》。《公约》由序言、26条正文和两个附件组成。《公约》主要目的是应对因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约》正文中规定的“目标、原则和承诺”是其优秀内容。《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公约》第三条规定了各缔约方为实现最终目标和履行《公约》各项规定而应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的原则;预防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国际合作和开放经济体系原则。《公约》第四条规定了各缔约方应作出的承诺即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议定书》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参加联合国第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议定书》共28条,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定量减排指标,规定了履行《议定书》的灵活机制等。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艰苦谈判,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今后加强落实《公约》的领域,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由于《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截止的时间是2012年。2012年以后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怎么安排?这正是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希望解决的问题。但会议并没有获得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而只是将中美等5国提出的一份非约束力的协议作为会议成果。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最终达成的两项决议,分别是《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决议,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决议。不过,在各经济体减排温室气体、发达经济体为气候基金提供资金等问题上,尚未出台量化目标。(二)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国立法英国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中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理念之后,又于2008年正式通过《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的目标在于提高碳管理水平,促进经济转型。这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该法案提出,英国将在1990年基础上,到2050年至少减排CO2量的80%。该法案还要求制定5年一次的“碳预算”,2009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新的财政预算时,也同时宣布了2008至2012年的碳预算,将到2012年的减排目标细化到22%。2009年7月,英国又公布了详尽的《英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这份方案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同时出台的配套方案有《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5]。美国虽然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也重视以立法的形式规制低碳经济。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战略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稳定配额交易价格的“限制———交易体系”;配额分配鼓励科技投入并保护美国的消费和就业;主要奖励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技术、适应和低收入援助;国际合作。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提出新能源政策,预计到2030年,所有新建房屋都实现“碳中和”或“零碳排放”,成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2009年2月,美国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7870亿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2009年3月,美国众议院能源委员会向国会提出《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该法案由绿色能源、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向低碳经济转型4个部分组成,该法案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不仅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时间表,还设计了排放权交易,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以最小成本来实现减排目标。印度政府一直重视运用环境友好、提高生产技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方式来满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鼓励新能源的运用,印度政府于2001年颁布《能源法》,其意义在于调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国家的长效发展。印度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计划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政府于2008年6月30日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根据印度宪法,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都以公民基本权利为限,尽管印度宪法没有明确赋予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但这为法院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可能。”[6]此外,丹麦、德国等国还通过加强科技立法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丹麦为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起了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市场互动关联的社会支撑体系。在这一体系里,科研机构组织专家对低碳技术项目进行科研攻关;中小企业积极投身于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运作,并以市场为导向及时反馈低碳技术的使用效果;政府不仅对低碳技术研发进行宏观引导,还通过税收激励、价格补贴、优先采购低碳技术产品等措施对低碳新产品进行扶持,确保新技术成果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德国不仅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还专门制定气候保护技术战略,确定了未来研究的四个重点领域,即气候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等。(三)我国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目前,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关的国内法律主要有:《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煤炭法》、《电力法》、《环境保护法》等。除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外,国务院制定了一些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了一些相关的部门规章,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一些相关地方性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一些行政规章。另外,我国还制定并实施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2000~2015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等规划与政策,这些规划与政策虽然本身不是法律,但却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立法的不足之处 发展低碳经济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有相关法律对此进行了专门规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仍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当前,低碳经济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被确立,但其规定却是由诸多繁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加以调整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此条文的规定与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的要求不完全吻合,其内容也不能涵盖低碳经济发展的全面要求。二是到目前为止,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还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三是即使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其他的法规、规章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规章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这种情形对发展我国低碳经济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二)能源基本法缺位目前,我国已经施行《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能源单行法律。在能源问题日渐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制定一部系统的、综合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为、反映低碳理念的基本法就非常必要。能源基本法的出台将健全中国能源法律体系,为能源领域单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能源单行法之间以及能源单行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不仅如此,关于规范能源诸如石油天然气、原子能、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专门性法律至今还未出台。(三)现行有关低碳经济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由于长期受到“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相关的低碳经济的法律条文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够从“细”做起,不能有效规范、调整和解决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四)有关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相对滞后《煤炭法》、《电力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规定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不相适应。(五)公众参与制度不到位,法律引导作用乏力2010年3月“中国低碳与能源发展论坛”指出,“发展低碳与低碳经济,绝不仅仅是靠政府、靠政策推进的事,而是关乎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产业、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事业。”[7]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人们缺乏普遍参与“低碳行动”的意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低碳”或“低碳经济”是什么,法律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回应,法律引导作用乏力。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 加快国家战略立法,适时推出低碳经济法第一,要修改《宪法》,在《宪法》中确立“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战略”的内容。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已先后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如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提出了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于2007年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澳大利亚于2008年了《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2008年提出的“福田蓝图”,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美国政府在寻求一个综合、平衡和对环保有利的能源安全长期战略中,把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9]第二,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低碳经济法》(以下简称《低碳经济法》)。《低碳经济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和普遍适用的指导规范,是超越能源法律政策、产业法律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法律政策之上,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低碳经济法》的目标和内容是确立低碳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步骤、法律原则、主要法律制度,为制定和完善次位阶的低碳经济法律规范提供依据。构建以能源基本法为优秀的能源法律体系第一,尽快出台《能源法》。我国虽已出台《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单行法,但是这些单行法都不是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只是对能源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规定,并未涵盖所有的能源问题;此外,就是从上述能源单行法调整范围的角度出发,也存在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操作性等问题。目前,作为统领整个能源领域的综合性立法《能源法》正在制定过程中,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第二,要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与《节约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配套法。第三,修改完善《煤炭法》、《电力法》等法律,进一步增强其可操作性。《煤炭法》虽然新近进行了修改,但这里认为,我国《煤炭法》还应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不仅要解决煤炭产业自身的产、供、运、销以及矿山安全等问题,还要抓住机遇对如何防治煤炭开采和利用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加以明确规定,特别是对如何清洁利用煤炭资源,以降低煤炭行业的碳排放作出规定[10]。《电力法》正在修改中,《电力法》的修订中应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强制入网、电网建设的责任与义务、电力企业的监管等加以规定。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充分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发展低碳经济要充分利用财政金融的作用,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通过运用市场机制,实施开征碳税、提供财政补贴、发展碳金融等措施,将低碳发展外部问题内部化,有效激励了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经济建设。这既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能对发展低碳经济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体现法律功能的进步意义。为此,在低碳经济立法中,不仅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还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研究试行开征二氧化碳税,逐步完善碳交易体系,积极构建起以碳保险、碳证券、碳基金等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组合要素的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加强科技立法,促进低碳经济科技的创新科技进步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的根本出路。通过科技立法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发展什么、限制什么,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科研工作机制,保证低碳科学技术活动的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英国为发展低碳技术建立了有效的低碳技术资金投入、开发、成果转化与扩散机制。德国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我国的低碳科技基础立法状况不佳,部分领域科技立法内容稍显滞后,这对于我国低碳科技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为此,要加强低碳科技基础领域立法建设,通过进一步明确低碳科研院所的法律地位、科技规划的主要步骤,构建多元化科技投入体制,完善国际低碳技术合作与交流立法工作等,建立起促进低碳科技发展的基本法律体系。加强消费立法,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向低碳转型,更需要引导大众的生活消费理念和方式向低碳转型,使低碳消费模式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一条基本有效途径。国外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对消费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的消费行为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方向转变。如欧盟各国注重运用税收手段对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行为进行调整;荷兰等国对生活消费垃圾征税;德国对回收率低的饮料瓶实行押金制度,等等。为促进我国低碳消费模式长效机制的建立,要进一步健全低碳产品认证标志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消费税制度,适当提高汽油、柴油的税负水平,进一步拓宽奢侈品和奢侈行为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继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绿色采购的立法及实施机制等。 经济法律论文:立法经济法律论文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体系的主要构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构成,在当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专门规定。比如,1936年的“五五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制度,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在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3章基本国策部分专门设置国民经济一节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予以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的规范方面,国民政府通过了大量经济性立法对国民经济予以管理和调整。第一,财政税收。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预算法》、《决算法》、《营业税法》、《公库法》等一系列法律、条例。在预算法律方面,主要有1928年8月9日公布的《决算法》、1935年8月14日公布的《会计法》、1932年10月19日公布的《统计法》,另外还制定颁行过《预算法》、《审计法》。在税务管理立法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一些列法律、法规,包括1934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印花税法》、1936年7月21日公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等,另外还有《营业税法》、《遗产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等。在国库管理方面,1938年6月9日公布的《公库法》主要规定对国库的管理。该法规定,公库现金票据证劵之出纳、保管、移转及财产之契据等之保管事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指定银行。前项事务属于国库者,以中央银行。属于其他各级公库者,其银行之指定,应经上级政府公库主管机关之核准。在未设银行之地方应指定行政机关。第二,银行金融。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先后颁行一系列关于银行事务的法律法规。1930年4月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银行法》,拟具《银行法草案》59条,1931年2月28日立法院第133次会议地方将《银行法草案》提出讨论并三读通过,1931年3月28日公布了《银行法》,共计51条。《银行法》第五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五十万元,无限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金至少须达二十万元……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之责任[5]。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银行可以任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组织形式。同时,还加重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及股份两合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的责任,以保证银行资本的充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进而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还建立了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所谓的“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了规范这一金融体系的运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等规范。同时为了加强对货币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银本位制的措施,从而使中国币制走向统一和正规。第三,邮政交通。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颁布了《铁道法》、《邮政法》、《航空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1929年5月21日公布了《中国航空公司组织规程》、《中国航空公司条例》;1930年6月19日行政院公布了《长途汽车公司条例》;1932年7月21日公布了《铁道法》;1935年7月5日国府公布了《邮政法》。第四,社会团体管理。在社团体系的管理方面,先后有《商会法》、《商标法》、《交易所法》等法律、法规出台。1929年8月15日公布的《商会法》,共计9章44条,主要规定了商会的宗旨、性质及其职能。 该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有: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等[6]。另外,还有《商会法施行细则》的颁布。1929年4月,工商部拟具《交易所法草案》及施行细则草案,呈由行政院第21次会议决议送立法院。1929年5月4日立法院第22次会议讨论,立法院第49次会议三读通过。1929年10月3日公布了《交易所法》。1930年5月6日公布的《商标法》,主要规定了商标的申请原则,禁止注册商标的情形等规定。该法规定,不得作为商标呈请注册情况有:有妨害风俗秩序或可欺罔公众之虞者;相同或近似于同一商品习惯上所用之标章者;相同或近似于世所共知他人之标章使用于同一商品者[7]。193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日施行《商业登记法》。第五,工矿业。在工矿业管理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工厂法》、《矿业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1929年12月30日公布的《工厂法》,规定了童工女工年龄、工作时间、休息及休假、工资、工作契约之终止、工人福利、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工人津贴及抚恤、工厂会议等各方面内容。《工厂法》规定,凡是平时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的工厂适用本法,凡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工厂不得雇佣为工人,成年工人每日实在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原则。凡工人继续工作至五小时,应有半小时之休息,工资之结付应有定期,至少每月发给二次。1930年12月16日公布了《工厂法施行条例》。1930年5月10日立法院第88次会议通过《矿业法》,不久农矿部公布了《矿业法实施细则》。该法规定了矿业国有的原则,矿业权属于物权一种,获得采矿权需要依照本法规定取得。1929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工业奖励法》,1932年9月30日公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另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的颁布。第六,土地立法。在土地管理方面先后有《土地征收法》、《土地法》、《土地登记规则》等法律、法规。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28日颁行《土地征收法》。但由于其内容仅仅涉及土地征收事项,且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于是《土地法》制定工作就提上日程。首先是《土地法原则》的拟定。“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会议开第169次会议,胡委员汉民、林委员森,根据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旨,酌用廖仲恺在广州与沙尾博士等讨论土地税法之结果,并参考胶州、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关于土地之法案,草拟《土地法原则草案》……旋胡委员等迭开会议,共同详加讨论,于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审查完竣,提经第171次政治会议决议通过,于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函送立法院查照。”[8]1154其次,立法院根据《土地法原则》草拟条文,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第10次会议讨论制定各项法典,其中议决土地法由委员吴尚鹰等人起草,并特聘戴传贤、王宠惠为顾问。土地法起草委员会依据土地法原则,迭次开会研讨,历时年余草成《土地法草案》共405条,1930年6月3日立法院召开会议,最终通过。《土地法》共分5编397条,应当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中规模比较宏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立法活动。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土地登记、第三编土地使用、第四编土地税、第五编土地征收[8]1158-1159。在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其后接着规定哪些土地不可以私有,包括可通运之水道、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矿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名胜古迹等。同时,土地法还规定政府根据地方需要、土地种类以及土地性质对个人或团体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额予以限制。另外还有不得转移和租赁与外国人的土地种类,包括农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域及领域边境土地等[9]。除了在抗战末期国民政府行政院1945年9月25日公布的《收复地区临时登记规则》外,还于1946年10月2日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 二、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 诚如石柏林先生所言,民国时期的经济法体系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其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而且,关于该体系所起的作用问题还是一个学者们很少涉足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客观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笔者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给予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首先,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强调国家干预和宏观管理。在一切国家中,特别是现代国家,立法者总是通过各种立法和执法活动,来保证诸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保护环境,维护交通、通讯秩序,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在立法方面,执行社会管理事务则主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监督、管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国家需要出台一些列的法律法规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因而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应当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首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对国家的预算、税收、银行、工商业团体进行监督和管理。 其次,界定和规范各种经济组织及其行为方式,以规制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运行规则。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种市场主体规制法规,对公司、商会、同业公会等市场主体进行规制。如公司法主要针对公司的类型、对外行为以及股份公司的入股、退股、清算、解散、公司发行公司债、公司会计等进行界定和法规。商会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包括:筹议工商业改良及发展、工商业的征询及通报、国际贸易的介绍及指导、工商业的调处及公断、工商业统计调查编纂、工商业证明及鉴定等事项。而《工商业同业公会法》主要规定,同业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工商同业公会章程须有该地方同业公司行号代表三分二以上之出席方得议决。 最后,保护、扶持和奖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合法活动,为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造就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南京国民政府还通过诸如《商标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等对商标、专利、华侨回国创办实业予以保护和鼓励,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工业上之物品或方法首先发明者得依本条例呈请奖励,受奖励者享有专利权十年或五年。《商标法》则规定对商标的保护,“凡因表彰自己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批售或经纪之商品欲专用商标者应依本法呈请注册。商标所用之文字图形记号或其联合式须特别显著并指定所施颜色”。可以说,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虽然还有种种局限,比不了我们现有经济法所强调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市场监管和市场规制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苛求过去,“总的来说通过这一立法活动,中国基本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南京政府制定的这一系列经济法规,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的最高水准,在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史上有较高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亦有较大促进作用”。 作者:韩业斌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利益与平衡的经济法律论文 1.经济法律中的利益平衡点 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就是经济法律中确定利益平衡关系的“度”。在经济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如何保证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关键看如何确定利益平衡点。因此,在整个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律在内,利益平衡点的确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寻: (1)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找寻。经济法律约束市场经济活动,也就是保证经济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经济法律的制定,包括经济利益平衡点的制定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主体利益。因此,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寻找。经济活动直接反映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充分认清经济活动中,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找到确保经济活动长期繁荣昌盛的利益平衡点。 (2)应当从利益的追溯中确定。利益永远是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利益追溯的规范和约束也是经济法律的最根本目的。利益平衡分配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条件。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是市场经济利益的法律表现。 (3)应当符合时代要求和客观实际。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时间、空间、政策、主体等活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阶段,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安排为主。而21世纪,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更应当注重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使每一个主体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利益保证,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2.如何追求经济法律利益平衡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关系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紧密关联。因此,如何找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实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就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利益分配的基础上实施。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自由、效率、可持续发展为最根本的目标,因此在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的追求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1)立法部门要充分考虑利益平衡实际。立法部门握有建立健全法律的权利。经济活动中所有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出自立法部门。因此立法部门要在充分考虑当前市场经济实际的情况下,综合各方因素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法律。 (2)执法部门要全面反馈经济法律的不足。经济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执法部门要及时找出法律制定与事实相悖,或者偏颇之处。这样,执法的过程就成为了纠正经济法律不足的重要环节。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发现法律中不符合经济法律利益平衡标准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立法部门。 (3)经济活动主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法律的主要规范对象,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诉求主体。因此,经济活动主体能够最深刻的感知到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特别是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问题。经济活动主体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经济法律中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及时反馈。 3.小结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问题,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经济法律的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确定就是找到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的问题。要想确定利益平衡点,就要在经济法律的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权限,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接受经济活动主体的监督。 作者:高宁一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经济法律论文:教师教学经济法律论文 说服教育必然要摆事实讲道理,在新的教育环境下,要以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为目标。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结合所代的课程谈谈我的感受。 (一)要有针对性。 当代中职生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认为自己已长大,成熟,其实阅历浅,看问题很简单,欠周全。有时还会产生错误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讲道理必须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做到有的放失。因此,要求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并学会赏识学生,学生才能信任你。在经常与学生真诚谈心中,注重观察学生的倾向性问题的出现,从而把握其思想的脉搏。比如,我针对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但又对学习法律抱无所谓态度的思想状况,第一堂课上就例举了某厂长身为厂长,不懂法,虽为“公”偷税,但最终入狱的实例,使一个活生生的法盲展现在学生的眼前。网络的出现有些学生认为那是虚拟的,无拘无束。我以上海某女生网上发表言论,散布某企业食品的成分有毒的虚假信息,从而被该企业告上法庭,最终承担了法律责任的教训,对全体学生无不是一个深深的震撼,促使学生自觉提高法律观念。 (二)要有真实性。 当代中职生,虽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但网络信息大量涌现可能会使信息中鱼目混珠,特别是大量的负面信息事件使学生从过去学到的完全美好时代一下子掉入负面信息的灰暗时代,再结合听到的身边一些不公正或不透明事件的出现,导致其偏听偏信。他们要求老师能实事求是的说明问题,而不要美化和掩盖事实。否则对你就会缺乏信任感,对你的教育就会置之不理,认为是假大空。因此,教师必须对学生要讲真话,不要回避,把最真实的事情一面呈现出来,全面分析看待,学生相信了你这个人,才会相信你的话。比如我在讲到“我国法制建设”这一问题时提到腐败问题就不能回避,而要向学生讲清腐败问题是共性问题。在我国腐败确实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但要清醒地看到主流是好的,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同时我又列举了近年来大量的国家对大案要案的追查,打“老虎”、拍“苍蝇”,特别举到山西政界高层的大动惊。从而说明党反腐败的力度有多大,最终使学生更加坚信党的领导,相信明天会更好。 (三)有感染性。 以学生为本,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能够把学生带动起来,使教学由外部的刺激转为内部的需求。即通过师生合作探究生成观点,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这就要求教师教学设计要有趣,把直观生动的事例引入课堂,设计新颖有引导力的问题,使学生一直处于迫切想探究结果之中。教学方法要多样,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使问题更直观、形象,更有说服力。教学语言或朴实简练或风趣幽默或凝重,从而把教育寓于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比如讲知识产权保护时,我以天津一家手风琴厂为例。开始大讲该厂“鹦鹉”牌手风琴在国内畅销状况,随后话锋一转引向进军日本市场,当谈到在日本被迫更名时,学生们都很愕然,迫切想了解内因。我顺势引入正题,问题获得解答后每个同学都无不产生惋惜之情。乘势我又引到中国产品“贴牌”问题,做外国名牌企业的“打工仔”。引导学生分析利弊,探究原因,增强了学生创中国名牌意识,无形中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四)有时机性。 抓住时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抓住时机的关键在于判断准确,就是要抓住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时期,抓住学生思想的变化时期。这就要求教师平日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变化,密切关注地区、国家、世界大事,把合适的最新热点导入课堂,从而引发学生浓厚的兴趣。比如由这两年最红的“中国好声音”我引到其赞助商“加多宝”,由其广告引到与”王老吉”的大战,从而上升到商标权保护的问题。再如讲授《破产法》在讲清破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时,我结合本地区的企业现况,讲到阳钢的破产,不失时机引导学生,使他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择业的风险和竞争的紧张程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奋发学习的热忱和自立自强的决心。总之,我坚信教书必须在“育人”上下工夫,心灵的教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经济法律论文:探究性学习经济法律论文 最合适经济法律课程教学的是情境探索式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借助一定的教学方法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他们自觉、主动地观察,并借助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去思考、去感悟,最后动手实践,把所学的知识内化为能力,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信念。在这种新型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扮演着课堂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参与者以及材料的提供者等角色,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不仅要在课前下足工夫,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课堂操控能力。下面,结合经济法律课程教学的实践经验,笔者谈谈对运用探究性学习方式的看法: 1.材料或案例的选择要合适材料或案例的选择是探究 性学习课堂设计的基础,材料是否合适,将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在选择探究材料或案例时,教师必须注重材料或案例的亲历性、经典性、近期性和趣味性。亲历性,即学生亲身经历的有直接或间接体验的材料,因为有了经历和体验,学生才能有所感悟,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灵共鸣,便于达成共识;经典性,即这一类材料能集中突出教学重点,有助于教师实现教学目标;近期性,即最近发生的事情,它更贴近生活和现实;趣味性,即选择的材料或案例生动有趣,寓教于乐。 2.材料内容展示的形式要贴切 在教学实践中,展示材料内容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学生表演、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教师口述等。表演最适合学生,如果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表演则更佳。这样一来,材料就更具说服力,学生也能一目了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教师必须在教学前做好精心安排,学生的表演不仅要真实可信,而且要重点突出,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运用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等方式时,切忌平铺直叙,必须有层次性,即分阶段性的演示或讲述。这样可以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预测事情未来的走向;在运用教师口述时,教师不仅要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及调节课堂气氛的能力,还要求学生必须跟上教师的节奏。 3.探究性学习的问题设置要重启发和引导 探究性学习始于问题的提出,重在问题的解决过程,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过程,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主动探究、体验、发现,在探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探究性学习问题的设置是关键。首先,教师从触动学生心灵最感兴趣的事件入手,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其次,设计的问题必须环环相扣,水到渠成有所衔接,体现出逻辑性和整体性。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再次,提问形式要多样化,切忌固定化和模式化。这需要教师大力开发和灵活运用多种提问形式,如说一说、猜一猜、议一议、算一算、想一想、忆一忆等。教师只有常讲常新,才能使学生兴趣盎然,不产生疲劳感。问题解决重在启发和引导。运用学生表演的方法,教师只要组织得好,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得到震撼和顿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传统的教师口述时,教师必须从学生感兴趣的材料入手,通过逐层剖析,启发和引导学生层层剥离;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学生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只有从中发现问题,才能适时地进行引导。这就要求教师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师恰当的鼓励下,才能使学生敢于表达、愿意表达,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思考。 4.探究性学习的反馈要及时经济法律课程探究性学习 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课上悟道,课下主动、有意识地修正自身的行为。只有及时反馈信息,才能保证最佳的教学效果。信息反馈过迟,是很难纠正学生头脑中固定化的错误认识;信息要及时反馈,才能使教师根据学生的听课反应,调节教学方法,制订补救方案和措施,强化学生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认识,从而使教学目标落到实处。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经济法律论文:ERP系统经济法律论文 1经法系统与ERP间的数据传递 ERP系统调用经法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订单服务,把采购订单传递到经法系统,经法系统起草合同并选择ERP系统传递过来的订单,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点击合同结束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回传到ERP系统。同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履行服务,ERP返回合同履行信息。 2经法系统与财务管控间的数据传递 经法系统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调用财务管控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同步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传递到财务管控系统。合同在经法系统审批完成后,点待办任务进入到结束流程页面,在该页面中点“结束合同会签流程”按钮,会通过接口把合同审批信息同步到ERP和财务管控系统。 3ERP与财务管控间接口数据传递 首先是ERP采购订单信息传递给财务管控系统。(1)ERP按照接口定义的字段设置中间表,当ERP新增了采购订单或原采购订单数据发生变化时,ERP对中间表数据进行实时更新。(2)手工触发ERP服务,ERP服务响应并将中间表中新增或者发生变化的增量数据反馈到财务管控系统。(3)财务管控系统接受到ERP反馈的采购订单数据,首先判断必填字段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不进行后续处理,直接记入财务管控日志表。关键字段包括:采购订单号、合同编号、合同名称、所属项目定义号、供应商、订单总金额。(4)未清项信息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ERP定时触发程序ZCWPAY001,将新增数据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并在中间表ZCWTPAY01中记录数据。如果财务管控处理结果为“成功失败信息”,则反馈给ERP,ERP记录反馈的同步结果,作为下次同步判断增量信息的依据。其次财务管控系统资金支付凭证回传ERP系统。 凭证同步接口,需要设置字段同步资金支付凭证的辅助信息供应商、采购订单、未清项目(ERP未清凭证号)等传入到ERP。ERP接受财务管控同步的资金支付凭证,同时根据科目、供应商、采购订单号、未清项凭证号等信息对供应商进行自动清账。资金支付凭证同步到ERP成功后,ERP的反馈信息接口需增加字段,将所清账的原未清项唯一标识(公司代码-凭证年份-凭证号-行项目号)反馈给集成平台,集成平台根据该信息调用管理对象接口,停用相应的未清项对象记录。再次做资金支付申请时不能再选择。 4总结及展望 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信息集约化、系统集成化将成为未来电力企业信息系统应用发展的趋势,经济法律系统与ERP、财务管控系统的业务集成在电力行业中的应用,要求业务应用厂商在开发接口服务时,按照统一的接口技术规范,同时要依据集成组件所提供的身份认证手段,设定服务访问身份认证的模式。同时加强数据加密管理,对于部分有特殊安全防护要求的业务数据或用户名、口令等敏感数据,要制订相应的加密方案,保证敏感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通过各系统间的业务集成接口技术,实现电力企业中的数据集成和资源整合,以促进应用集成水平和效果的持续提升,加强各系统使用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不断提高系统性能。 作者:岗巧针单位:新疆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法律论文:中职教改经济法律论文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中职教育首当其冲要改革的是触动灵魂的课程。它是是一把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这把钥匙灵不灵,关键在老师是否真正触动学生心灵。让他把心灵最真实的一面毫无保留的呈现,从而引导、修正。为使它真正发挥塑人的作用,教师必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大胆方法创新,让学生由台下走到台上,突出教、学、做一体化模式,运用信息化技术,创新教学方法,精彩设计课堂,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职业能力、技能培养。这样做必须解决两个突出的问题:如何做到让学生敞开心扉?如何让学生顿悟真谛?下面结合经济法律课教学实践谈谈笔者的看法。 1多方举措让学生敞开心扉 首先,教师以身作则,并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就是通过你的日常行为让学生感觉到你的人格魅力:为人坦诚,真实可靠。学生相信你是你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比如在开学第一节课,为了引导学生明确就业前景,规划在校目标。笔者设计了“购买未来”的活动,列出多种人生目标,要学生“购买”。活动开始,同学们过于拘谨一言不发。这时有个胆大的学生反问“老师你要什么?”,笔者如实的说出了自己的购买的是旅游,并且把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同学们分享,并调侃未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相约旅游。这下同学们畅所欲言开了。在真实温暖的气氛中原来陌生的师生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其次,情暖心田,融洽师生关系。师生关系的建立更多是课下功夫,课间、课下是师生交流的好时机。为此平日多搜集时事、应聘、就业等方面的信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朋友试的谈话中,使同学们的困扰、疑虑得以解决。对个别问题学生朋友似的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其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中教师成为学生的良友和可亲的长辈。再有,尊重人格,鼓励为主,树立信心。中职生自尊心都很强。因此上课提问要注意因“才”提问,并加以适当引导,并及时鼓励。在鼓励声中会使学生信心满满不断去探究。笔者坦诚地告诉学生,只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对于问题学生,课下教育课上更要表扬。持之以恒,正能量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一个好学上进的良好氛围。 2精彩设计课堂,使学生顿悟真谛 案例教学不失为一种好的学生为本的教学方法。应用得当,使学生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很快悟到真谛,事半功倍。要求教师得才能兼备,有很高的综合素质。要求事例经典,构思新颖,有良好的启发诱导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学生情绪的操控能力,课堂气氛的调节能力等。首先事件的选择必须经典,能使学生心灵上产生共鸣,有所感,急于发。其次问题的设置是关键。从学生有切身体验或者从学生的内心需求发问触动其心灵,使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再有为了整体性,设置问题必须环环相扣,有衔接,做到水到渠成,道理自明。这样既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满足其求知欲。 再次课堂形式多样化,切记固定模式化。常讲常新需要教师大力开发,多种形式灵活应用。可以采用教师边举例边发问、学生讨论争辩、现场演示,还可以是辩论会、故事会,还可以观看网上下载的经典案例视频让学生谈感受等。比如新生第一节课笔者的设计构思如下:用活动“购买未来”激发学习兴趣,使其明确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必须学得一技之长,必须学好专业技能课。紧接反问学生,如果你是公司老板要招聘员工,首先看他的技能还是人品?并举一招聘小例,让学生猜一猜最后谁被应聘上。在学生的争辩中得出,成功首先是做人的成功。之后引导学生,回归课本,明确这门课就是教你如何做人,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这样学生明确了这门课的重要性及教学内容。最后这节课在《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歌声中结束,坚定了学好知识、技能,迎接美好未来的信心。 3改革传统的考试方式 中职生不久的将来,就要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实实在在的学会做人,是进入社会的前提。现实生活中不知礼碰壁,不守德受阻,不守法毁了一生的例子太多了,给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钟。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由传统的去记忆改成真正的去践行。因此,笔者认为考核,重在实践,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掌握主要法律精神的前提下,借助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真正把它融入日常行为中,能用学到的法律评断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不做违法之事,并且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总之,中职教改势在必行!在教改之路上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经济法律论文: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 这种田庄制的运营形式主要是,土地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内务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再由农民向政府缴纳租金。到了年末政府就将这些租金的以部分按原来土地的比例给这些大地主。这样既能保证每年的粮食产量,又曾加了政府的税收,还能保证八旗贵族的利益,在当时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但是在清朝后期,由于法律的特别优待,一些王公贵族整日无所事事,慢慢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经常私卖祖产,把政府分来的田地偷偷的典卖给他人。这种行为造成土地大量的兼并。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又颁布了法律来加以控制颁布“井田”制。主要的目的是把田地分给没有职业的旗人,有他们来统一耕种。这一制度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制度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就是这种优越的条件也丝毫没有引起无业八旗子弟的兴趣。旗人受不了整日忙碌的耕种,不久逃离者十有八九,这种制度也不能维持了。有时候对特殊人群的优待,反而是一种无意间的坑害。 后期由于军事的需要清朝的统治者在边疆地区推广屯田制。前期军队在战争时期从事军事活动,在和平时期从事农业生产,这与八旗制度建立的目的有点相似。八旗军战时为兵,平时为民。这种生产方式既能保证军队的粮食供给,又能节省部队平时的开销,为中央政府减少负担。这种生产方式逐步演变成了,军队占有土地后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在岁末向军队缴纳一定的租金。这样在能保证军队保证战斗力的同事,军队又有足够的粮食与经济收入。当然清朝的统治者也梦想着“江山永固,一同万年”,在康熙年间皇帝颁布御诏称“永不加赋”,这时期中国的人口较之前增加了3倍,这一政策是之前的历代王朝所不敢尝试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在经济方面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于商业方面的立法也大多以防范商人偷税漏税为主。统治者似乎认为商人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而没有商人也不利于国家的统治。这促使统治者制定较为复杂的税制来向商人征税。对于商人的成功避税,贡献最大的要数当时的官员了,他们熟知法律可以帮助商人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避免沉重的赋税。一个法律的出台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虽然皇权对商业有所抑制,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在清朝早期曾经实行“迁戒禁海”政策,禁止出海打渔住在海边上的居民也要迁移至内地。虽然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收复台湾。在当时台湾岛的粮食来源主要是依靠大陆,如果将大陆的居民内迁,以当时台湾的粮食储备来看,这些粮食是不足以维持半年的。清代针对商人的法律规定也十分严苛,商人禁止穿绸缎,商人一旦从商其子女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阻止东南沿海一带的工商业发展。 在清代末期手工业作坊及商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一些地区的人从事商业,后以地域血缘为纽带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商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商帮。其中有苏州一带的盐帮,山西一带的晋商,和安徽的徽商,这些商帮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随着商人的财产不断积累,他们对身份的要求也是越来越迫切。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思想深深的根植与这些地位较低的商人的头脑中。他们大多希望后代能考取个“功名”光宗耀祖,更有甚者为自己的祖宗买一个官职来冲脸面。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拉拢商人他们颁布法令准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从此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与普通士子一样的权利,这一法令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从侧面促进了清末商业的发展。 作者:张妍张橙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法律论文: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 一、“田赋征实”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实施的背景 (一)日本对陪都和四川各地的战略轰炸,使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后方的粮食征购对整个抗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轰炸重庆,无异于对平民宣战,其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国人放弃抵抗投降。四川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除成、渝两地外,四川地区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日机的轰炸使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后方的粮食征购对整个抗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难当头,军粮的保障日益成为战略性问题。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的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当然,除“田赋征实”外,还实行了“借征”等措施。 (二)国民政府行政院政策上的失误,导致陪都和四川地区粮价猛涨,引发粮食危机爆发,不得不实施“田赋征实”1939年秋,四川粮食获大丰收,行政院通过了《四川省新谷购储大纲》,仓促决定大量购粮并强制实行,导致粮价猛涨。1940年,四川遭受旱灾,粮食供需失衡,粮价飞涨,政府的军粮收购计划也难以完成。随着日军加紧攻击和掠夺,使国统区生活更加困难,物价飞涨,物品和军粮民食需求量增加,政府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作战部队及后方公职人员和居民的粮食供应,致使国家粮食和市场粮食短缺,导致各地粮价普遍飞涨。粮食危机爆发。粮食危机的爆发,促使政府更清楚地意识到粮食问题,“实为治国首要……已成为当今一致之国是”,不能让粮食问题动摇抗战的根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挽救危局。 二、“田赋征实”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地区实施的概况 (一)“田赋征实”制度的制定1.颁布条例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了贯彻国民党1941年4月在陪都重庆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将田赋暂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的决议,决定“田赋征实”机构分为经征与经收两部分,经征归原财政部筹设田赋管理委员会负责;经收与粮食管理部分由新成立的粮食部负责主持。并先后颁布《战时各省田赋改征实物暂行通则》、《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2.通过三项原则1941年6月中旬在陪都重庆举行全国第三次财政会议,以“田赋征实”为中心内容,通过了下述三项原则:(1)自民国30年(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征收实物。(2)田赋征收实物以民国30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为准,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3)各省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项,由经征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办理。在会上讲话,认为这是“全国基础精神”,国民完纳田赋是为了整个国家,采行粮食库券征购或实行征收实物“就是要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来调济军粮与民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和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基础上,会议的这个决定得到各个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二)陪都、四川地区对“田赋征实”制度的贯彻实施1.“田赋征实”的行政机构设置1941年“田赋征实”开征前,国民政府粮食部建立了督导机构,首先做好粮政宣传、调查大户存粮和除弊便民等工作。与此同时,财政部、粮食部报经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把全川划为四个粮区,共同委派刘航琛为川东南区(辖43县)特派员,潘文化川东北区(辖21县)特派员,邓锡侯为川西北区(辖17县)特派员,何成浚为川西南区(辖38县)特派员,在全川领先进行督导征实活动。1941年全川(含陪都重庆)的征实、征购,数额大,从开征之日起仅四个月零22天,即超额100.8%,完成任务。2.粮食调查统计工作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陪都重庆、四川地区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也成为国民政府开展粮食调查统计工作的重点地区。陪都、四川地区按照河流地势划分为六大自然区域:成都平原区、岷江流域区、沱江流域区、涪江流域区、长江流域区、嘉陵江流域区。粮食品种的调查包括:上等米、中等米、下等米、糯米、稻谷、小麦、玉米、高粱、黄豆、蚕豆、豌豆、绿豆、豇豆、菜籽、芝麻、花生、面粉、菜油、麻油。[3]3.全川(包括陪都、四川地区———笔者注)交纳粮食的数量1941年,中央下达全川征粮600万石,随赋购粮600万石,共1200万石。结果实收1382万石。1942年,中央下达全川征粮900万石,购粮700万石,共1600万石。实收1658万石。1943年,中央配额与上年同,征900万石,改购为借,借700万石,实收1605万石。1944年,中央配额征900万石,借1100万石,并加配160万石,共配2160万石。实收1941万石。1945年,全川征实仍与上年相同,征900万石,借1100万石,实配2134万石,实收1822万石。这一年开征时日本已经投降,抗战已经胜利,粮民却仍然照交粮食,照2000万石之数交到九成。以上五年中,全川田赋征实共计实收8408万石,完成了中央的配额,在全国征实的实收总额中,四川即占三分之一。 (三)民众支持抗战,拥护田赋征实田赋征实,既增加人民负担,也增加交粮麻烦,但全川人民认识到大敌当前,后方所以比较安宁,完全有赖于前方军队浴血奋战,值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民众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因而对征兵、征工、征粮都积极拥护。粮民把纳粮当作是爱国、救国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任务。所以在为抗战而征实的5年中,绝大多数粮民都依照期限,把应交的粮食交纳清楚,除1944年及1945年稍有短欠外,其余3年都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配额。在政府方面,对各地具体情况也较及时了解,对确定因灾歉收之县,有的核定在征收的数额内酌予减收,有的扣回赈谷若干石,有的折征部分代金,通过民食供应处异地缴纳,还有不产稻谷的县折征杂粮。如1941年,全川全征稻谷的有121县,全征玉蜀黍的有7县,兼收稻谷和玉蜀黍的有6县,专收青稞的有1县。还有不征稻谷而改征大米的有川西平原的十几县(这些县份佃农向业主交租,历来也都是交米,以米0.46石作稻谷的1石)。凡此都是县征收机关为排除征收过程中的困难而采取的便民措施。 四川省田管处负责各县田管,依据财政部颁发的宣传大纲,大力配合县级机关进行宣传,印发了各种小册子、传单标语、文告,号召和鼓励粮民纳粮。中小学师生、各级行政人员、征收处员工,都在进行宣传鼓励,说明纳粮是为了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省田赋管理处还于1941年11月15日出版了《四川田赋改制丛刊》,不仅登载了张群、黄季陆、向传义、邓锡侯、潘文化等人的文章,还登载了征实的重要法令、统计资料等。其他新闻报刊也不断发表阐述田赋征实意义的文章和人民拥护征实、踊跃交粮的消息,对征实中的舞弊事件也作了揭露。由于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大大启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使征实工作进展顺利。1941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县级征实工作竞赛中,征实数量的前三名皆在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第一,梓潼县第二,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第三。当时参与田赋征实工作的陈志苏、陈雁、张惠昌等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四川田赋征实》一文中记录了每年9月10日开征以后,各县粮民肩挑、背负、车运,前往征收处交纳粮食的生动事例。 作者:丁新正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经济法律论文: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论文 1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国有资产的产权分配不清目前的法律不承认地方的国有资产归属地方政府支配,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已经在对地方的资产行驶管理权,导致地方产权与中央的产权不一致。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发展的需要,凭借行政权力来支配地方的国有资产致使中央资产使用脱节,影响国家整体的发展建设;而中央政府把地方的国有资产全部收归中央的做法,也会极大的挫伤地方国资委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国有资产的实际使用效率。 1.2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管不力国有资产管理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腐化分子,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给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失,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尤其是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立法项目还不够完善,一方是对监管的法律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是法律的监管不够系统,导致管理非常的杂乱、分散,没有针对性和强力的约束力。 1.3国有资产使用的预算制度还不完善预算是经过法律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的计划,它指引着国家资产的投放,是保证国有资产使用和管理不出现严重疏漏的基础环节。但是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使用国有资产方面却没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导致国有资产的使用没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作用充分的表现出来。 2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制定的探索 2.1必须坚持的原则分析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家的兴衰强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时,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首先,必须依据《宪法》来制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的制定和出台,都不能违反《宪法》的根本要求,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法制定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其次,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国家的权利来自人民,国有资产也是来自人民的,在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民主的特性,让群众参与到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更好的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价值。再次,细致具体而又分权制衡的原则。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制定要结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进行,尤其是各个政府部门对于国有资产有不同的使用形式,要想将这些资产真正的用在为公众服务上,在国有产权内部就要将产权的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管的权力分开设置,规定每一种权力使用者的权力范围。 2.2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内容分析经济法律的制定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充分发挥为群众服务的重要职能,就必须解决现代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问题:首先,划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国有资产是归国家所有的,但是其使用者却有中央和地方之分,法律要明确二者处理地方国有资产的职权,在满足地方政府使用的前提下其余的资产归中央政府支配。其次,划分国有资产使用的范围,任何超越规定的范围或者中饱私囊的人员,都要受到经济法律的严厉惩处,真正起到国有资产监管的作用。再次,细化国有资产使用的程序,如预算机制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定,这样国有资产的投放才更加有针对性,收益也会更大,群众才能真正享受到国有资产的福利。 3结束语 国有资产的管理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通过分析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基础,并结合当今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法律规定的管理之下,则能有效的指导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的工作,并约束他们的资产使用行为,减少违法现象的产生,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效能和资金使用的价值量。 作者:王璐单位: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经济法律论文 1翻译目的论及其主要法则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以瑞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及诺德(Nord)为代表。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在摆脱传统翻译理论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的基础上,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在“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保持等值”(Nord,2001: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文本目的(sko-pos)作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法则,即目的性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rule)。其中目的性法则指译文预期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是所有翻译行为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连贯性法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内连贯(intratextualcoherence)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即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intertextualco-herence),而忠实的程度,即原文与译文相似或相同的程度由翻译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所决定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中语际连贯从属于语内连贯,即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二者又同时从属于目的性法则(仲伟合、钟珏,1999)。 2翻译目的论关照下的经济法律英译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其“目的”有三种解释,即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译者必须是在明确翻译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翻译活动,而理想的译文也应与原文保持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等值。因此,法律翻译除了要求语言功能的对等之外,还应照顾到法律功能的对等,即原语和译语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的对等(张法连,2009)。法律语言作为最为正式的庄重文体,具有避免出现任何歧义、不确定性及模糊性的特点,而较之汉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法律语言又具有文辞古奥、句法繁杂等独特之处,因此,在目的性原则、语内连贯原则及语际连贯性原则(即忠诚法则)的指导下,汉语法律条文英译时,应该特别注意译文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使译文同样呈现出准确严谨、简洁庄重的语域特征,准确再现原文的语义内容,保持法律语言的严肃性、准确性及权威性,以下将以《公司法》为例探讨翻译目的论三原则指导下的汉语经济法律英译的两大基本原则。(1)准确严谨是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也可是说是法律翻译的生命。译者应尽量以地道精确的语言准确再现原文的真实意义,从而精准地向译文读者再现原文法律信息,在实现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语际连贯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汉语经济法律的英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措辞准确,不能背离原文意义,必要时还需要增加补充性语汇,使原文的模糊信息更加具体化;选词精确,符合专业语域特征;术语一致,达到法律文本术语同一律的要求;增加甚至重复法律行为主体,使之更好地为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等方面。如:例1:第十条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Article10Thedomicileofacompanyshallbetheplacewhereitsmain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islocated.例2:第三十四条……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Wherethecompanydeems,onreasonablegrounds,thatitisforillegitimatepurposesthattheshareholderre-queststoconsultitsaccountingbooks,whichmaydamagethelawfulinterestsofthecompany,thecompanymayre-fusetoprovideitsaccountingbooksfortheshareholdertoconsult,...法律语言中经常也会使用所指较为广泛的模糊词,用于表述法律条文中无法明确指示的事实性质、范围、程度、数量等。如上例1中的“办事机构”在汉语中是一个模糊化的语汇,英语中用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使之具体化,强调其主要行政管理机构,语义更加明确。而例2中的“合理根据”、“不正当目的”以及“合法利益”等都是概括性语汇,翻译时同样选用了“reasonablegrounds”、“illegitimatepurposes”、“thelawfulinterests”等模糊性语汇,从而涵盖原文在原因、目的及利益上的各种可能情况。另外,《公司法》中多处出现“社会”这一模糊性词汇,如“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第八十八条)、“社会公共利益”(第一百九十七条)等,译为英语时都按照英语社会及文化习惯直接省译为“gener-alpublic”、“publicinterests”。同时,经济法律的翻译还应该特别注意译文选词的精确性及术语的一致性,尽量选择专用语汇,保持特定法律专用语汇的一致性,必要时根据上下文选取合适译文词语进行表述。如上例1中的“处所”一词就选用了法律上专指户籍所在地的正式词“domicile”,使译文更为准确、专业、严谨。《公司法》中有大量重复出现的与公司设立、组织机构、财务、解散等相关的专业语汇,在法律条文中都应保持其译文的一致性,如《公司法》全文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公司章程”、“公司债券”、“连带责任”等一律选用一致的专业术语“a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acompanylimitedbyshares”、“legalperson”、“company’sarticlesofassociation”、“corporatebonds”、“jointandseveralliability”等进行翻译,保持概念上的高度统一,避免歧义与前后矛盾。而第二百一十七条解释《公司法》用语的含义时第一项“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译者将此处的“是指”翻译为“include”,选词非常准确,既完全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又贴近译语表达实际与习惯。由于汉语意合的特点,汉语法律条文中也经常省略法律的行为主体,翻译成英语的形合语句时,往往需要增加或者重复法律的行为主体,使之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语义更加明确。如:例3: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Article6Whereanentityintendstoincorporateacompany,itshall,inaccordancewithlaw,applytoacom-panyregistrationauthorityforregistrationofsuchincorpo-ration.例4:第八十九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同银行签订代收股款协议。Article89Wherepromotersoffersharestothegener-alpublic,theyshallenterintoanagreementwithabankonthecollectionofsubscriptionmoneysontheirbehalf.(2)法律翻译在准确严谨的前提下,译者还应注意译文的简洁庄重,力求译文简洁凝练、行文严密、逻辑缜密,从而以法律英语的语内连贯性(即翻译目的论的连贯性法则)更好地实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公司法》的翻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力求从各方面体现译入语的语域特征,如适当简化句子结构或使用动词的被动语态形式;再现原文庄重的语言风格,体现译入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如shall的使用上;重复信息的恰当处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可读性与译文的逻辑性等方面。如:例5: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Article111…Theformofnotificationandthetimelimitfornotificationinrespectoftheconveningofaninterimmeetingoftheboardofdirectorsmaybeseparatelypre-scribed.上例中,译者通过简化句子结构以及使用动词的被动形式,使译文更加简洁正式、中立客观,《公司法》英文版中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如第87、113、127条等。新修订的《公司法》英文版基本没有使用thereof等相关古英语词汇,但通过动词shall来的频繁使用表示汉语原文中显性或隐性的禁止、许可、应该等法律行为(全文共出现564次),准确再现英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与庄重风格,如第五十条中“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Themanagershallattendmeetingsoftheboardofdirectorsasanon-votingattendant.)译文通过增加“shall”一词明确了经理的法律义务。再如:例6:第五十九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Anaturalpersonmayonly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one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Suchacompanymaynot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anew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短短的不足50字的汉语原文中,长达8个字的专业名词重复了3次,其对应的英语译文中只在必要的地方重复的2次,而中间衔接的部分则采用了代词替代,从而是译文在语义明确的基础上更为简洁。汉语意合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法律条文中很多句子都没有主谓结构,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仅仅通过语义衔接,而英语的句子,尤其是正式严谨的法律英语,则必须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分句与分句之间也必须有显性的连接词,如例7:第一百九十七条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Article197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theterritor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branchofaforeigncompanyestablisheduponapprovalshallobserveChineselawsandshallnotimpairthepublicinterestsofChi-na.ThelawfulrightsandinterestsofsuchbranchshallbeprotectedbyChineselaws.例7中原文以“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为主语,统领后面四个形式上并列的小分句,英语一文中,通过状语“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首先划定其法律行为的范围,并通过后置定语的形式限定行为主体的合法性,而为了保持句子结构的紧凑性、一致性、连贯性,同时使用代词“its”、“such”等代指前文或后文中出现的名词,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了译文的语内连贯性。可见,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法律翻译应尽量做到措辞准确、选词精确、组句审慎,力求译文表意准确、行文严密、逻辑缜密,更好地实现译文与原文在交际目的、语言意义等的一致性及译文语言的连贯性。 3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语言有着共同的语体特征,英汉两种法律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法律翻译中形成了一定的挑战。翻译目的论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向译文的预期目的,强调目标文本的功能(即“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仲伟合、钟珏,1999)。就法律条文的英译而言,翻译目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译者不仅需要完全理解法律原文的真实意义,在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的指导下,译者还应该确立法律翻译要求准确严谨、简洁庄重的一般原则,同时,翻译目的论还为解决经济法律英译中遇到的一般问题指明了思路与方法。 作者:马金凤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基于经济法视野下企业法律论文 1.经济法与中小企业保护的目标价值一致性 1.1中小企业保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首先,中小企业庞大的数量以及涉猎面的广泛使得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它分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和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其次,中小企业承载着我国很大一部分就业,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分布在服务业、加工制造业以及个体零售方面的数量都较大,吸收了我国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尤其是对近年来产生的就业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再者,中下企业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助力,近年来,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了热门话题,促进我国的企业向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产业发展,是现阶段的目标,中小企业就在其中承担着先行者的任务,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最后,中小企业还是扩大出口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出口产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型企业的发展已经基本定型,进出口行业的效益增长日间转移到表现凸起的中小企业身上。 1.2目标价值的一致性 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是出于促进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而经济法的目标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价值理念则是保护自由竞争,由此可以看出,这两者在目标价值上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的保护可谓是完全可行而且顺理成章的。 2.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及其借鉴 2.1德国的法律保护措施 2.1.1着重法制环境的营造 德国在对中小企业的保护手法上,最常用的是立法手段,比如在1953年出台的《手工业秩序法》,主要是针对规模不大的手工行业的准入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四年以后产生的《卡特尔法》则是对中小企业实施了比较实际的保护,因为其严格限制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压制和收购,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1.2金融行业的支持 德国的银行体系与我国有一定的类似度,由被称为信用合作银行的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上的服务,比如:提供额度较小时间较长的贷款,因为这类银行在德国分布范围广,对中小企业来说最方便。正因为有这种周到的服务,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容易实现,也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2日本的相关措施 2.2.1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日本目前有全世界公认的职能最为科学、完善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其管理网络基本遍布全国,在该网络中,政府占主导地位,成立了专门管理中小企业运营的部门,工作细化到地方,另外,还有社会团体的参与,为整个网络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传达各项政策、精神提供了便利,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2.2.2到位的法律政策 除了科学的组织机构外,与德国一样,日本对于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丝毫不含糊,尤其是在19世纪,出台了各种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竞争的法律,有《防止中小企业破产共济法》、《中小团体组织法》等等,总量达到30多部,其思路是通过立法形式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使其在与较大企业的竞争中不会因为实力的不对等而被兼并。 2.3美国的相关措施 2.3.1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环境 与德国、日本政府一样,美国也是首先考虑通过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最先提出了发垄断的法律法规,无形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谢尔曼法》慢慢的有些不能满足和规范企业的运行秩序,于是《克莱顿法》便应运而生,历史上,对于《克莱顿法》的评价说的最多的就是《克莱顿法》则是对《谢尔曼》法的一种补充,更大程度上为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助力。 2.3.2以技术创新为发展突破口 美国敏感的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加强发展科技,科技革命开始后,美国政府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使得他们进行先进的技术探索和创新,此举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美国以技术著称的几家大企业就是当初扶持的这批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并且就现有统计来看,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十分有活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4美国、日本、德国的措施比较 通过以上对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研究发现,三个发达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是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具体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国家在企业竞争的公正、平等的客观环境,保护自由竞争,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特别为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世界前列,作为发达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中小企业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也给予了很多的扶持,有政策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等等,比如:对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政府帮助企业与专家学者间搭建交流平台,或者是设立各种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基金,使得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以享受到资金的扶持。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甚至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让我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2.5西方国家中小企业保护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2.5.1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着手 就我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小企业的占比依旧很大,并且发展潜力也很大,西方国家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大多以立法为基础,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相比我国目前的现状,法律制度的制定上依旧十分不足,所以,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手段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从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的同时还要注重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确保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 2.5.2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制约,所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当中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可以从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这点出发,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咨询,同时还要注重担保以及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5.3抓紧政策落实与科学配备管理机构 在立法等政策制定出台以后,就要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在我国,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能不能将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分布在城镇,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抓紧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密切关心中小企业的成长,并将其如实地反映给制定政策的中央机构,这样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实际而实用的政策、规章。另外,我国对于中小企业一般运用的是比较分散的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职能的分散,会使得部门与地方的不协调,影响管理效果,所以,科学配备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2.5.4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要造就成功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探索创新是必由之路,在科技力量上,光靠企业自身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制定各项科技发展规划,在中小企业较多的地区建立各种科技园区,或者各种科技基地,为企业间进行交流提供平台,甚至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带领企业走上科技发展之路。在科技创新方面,人才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还应该在为企业吸引人才上下功夫,技术产生于优秀的人才,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些高科技人才优惠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他们。 2.5.5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所谓的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是指为中小企业提供例如:政策扶持、经营技术指导、融资服务、投资顾问、创新技术研发等等一体化服务的组织与机构,在我国,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在体系中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国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要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这一概念体现在面向中小企业上就如提供技术信息、融资与担保、企业间的交流服务等方面,这是政府在服务方面可以做到的;二是中介,中介可以由政府支持,辅助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做到更完善,更全面,一些必须市场化的政府无法干预的就可以由中介机构完成。在这几者的联合作用下,必定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健康。 3.经济法基础下的中小企业保护制度分析 3.1市场竞争中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未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企业独大的不良发展态势,保护小企业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竞争的合理性,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属性,但是自由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是相对的,法律的存在对市场竞争起到了规范作用,为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导向。中小企业的存在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部分,他们与大企业一起保证了市场的运转,市场只有存在多种类型的竞争主体的时候,才能实现自由竞争,而出台各种法律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这一特点,保证自由竞争。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它诞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和控制,直接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可谓是效果最显著的法律,顾名思义,反垄断法直接禁止了大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的垄断行为,保护了自由竞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严禁大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针对价格方面进行的支配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2)为了达到市场支配者的地位采取的不当合并行为。(3)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4)限制竞争的横向限制行为。 3.2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3.2.1金融方面 中小企业的发展少不了财力的支持,所以怎样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制度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作用明显,只有有了畅通的融资渠道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⑩。中小企业的融资可以是直接融资也可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企业面向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而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资本筹集,这种方式的资本是由如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通过存款等方式为企业筹集资本再通过贷款等的方式转移给企业的。怎样从制度层面上为中小企业的金融融资渠道提供支持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点: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目前,我国在金融体制的改革上要多注重中小企业一块,为他们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或者是开辟新的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强中小企业贷款的便利性。二是加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目前要多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担保机构,或者是为中小企业的贷款设立专项用作承担担保的基金,然后由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这样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也使得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险。 3.2.2税收方面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向各种群体或个体收取收入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财物的二次分配,其有着强制性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固定标准。正因为税收的这些属性,使得税收成为很好的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配置的一种手段,并且可以促进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在税收上,如果能善用其调节经济收入和支出的作用也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目前,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上,税收上可以制定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在企业,税收是不小的一块支出,如果这方面国家可以进行扶持,那么会实实在在的为中小企业减负,也是中小企业比较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积累,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从长远考虑,这种方式能取得双赢的效果,经过资本积累的中小企业会迎来更加长足的发展,发展的越好,税收自然也就越多。参考其他国家在税收上的政策,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征税比率的下调,可以通过下调中小企业税率10个百分点左右来进行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等。(2)直接减免税收,对于一些特别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减免,根据经济形势,可以对比如进出口类型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3)调高税收的征收线,对于征收的标准线进行提高,对于一些营业额等不及标准的企业可以减轻很大程度的负担。目前,我国对于税收减免政策上都没有形成法律形式,为了将这些政策更好的落实与发展,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明确的立法是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也需要更加系统的对于政策进行细致化的研究。 4.结语 从我国一些对于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研究看来,中小企业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加大扶持力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样扶持,目前的研究也比较浅显,且偏理论化,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经济法的角度一是比较符合发展的趋势,二是与实际联系的比较紧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其方式是保证市场竞争环境的自由、公平、公正,与本文保护中小企业的目的十分一致,虽然本文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制定实际的法律制度来讨论了一些保护中小企业的手段,但是研究的内容依旧有限,比如法律制度的讨论仍然不全面,需要以后更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马小龙王兴攀单位: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创新教育论文:高校课程考试评价体系下大学创新教育论文 一、国内外考试内容的对比分析 通过查阅文献和在美国访学期间对美国东西海岸著名大学和知名大学的一些理工科课程考试试题进行了研究,其考题大多数来源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其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考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如加工一个特定功能的部件,该选择什么性能的材料?加工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工艺要求?如何检验评价最终成品的功能?物料成本多少?有时试题中夹有学生兴趣问卷,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英国和日本,大学课程的考核则注重能力考查,考试的层次和内容多元化。在国内,尽管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二三十年,可高校现行的考试体系依然存在违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宗旨的弊端。课程学习的考查依然主要沿袭几十年来采用的闭卷笔试形式,绝大多数的课程考试的内容以课堂教学采用的课本为唯一的内容。这样的考试几乎都可以在书本上找到答案,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的考查。因此,随着教育改革向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方向的不断推进,改革现行的考试形式和内容势在必行,设计不同层次的考试形式,内容新颖、科学性和趣味性强的试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探索和创新。 二、高校现行课程教学考试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现行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是传统考试制度延续,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对考试评价目的认识层面出现偏差。 (1)注重考试过程和试卷分数,轻视考试信息分析。课程考试的目的之一在于更充分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的基本情况;反映教师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改进教学方法。而现行的考试虽然也要求教师对考试试卷反映的教学问题进行分析,但实际上大多数对学生答题中反映出来的教学问题及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分析只是敷衍应付而已。 (2)现有的考试体系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于素质教育模式改革。高校教育的评价体系直接决定高校培养和造就人才的模式。然而现行的考试关注的是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记忆,忽略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造力的考察。在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今天,这样的考试导向不利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大量需求的新要求。 2.考试形式限制了学生多方面能力培养。 高校的课程考试绝大部分在课程教学结束后或期末进行,考试成绩对学生学习优劣的评价占据了很大的权重。显然,一次考试,因受试卷考题涵盖的教学内容及主要知识点的考查限制,很难完整地反映学生获取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仅凭期末考试成绩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教学全过程的实际效果。不同性质课程的特点很难通过一次闭卷笔试体现,一次闭卷考试形式也难以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考查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运用知识的综合技能,从而导致学生仅为应付考试过关而学习,限制了自身创新意识的养成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其次,高校现行的课程考试体系呈现如下特点:闭卷考试多,开卷考试少;笔试方式多,面试、答辩考试少;理论考试多,技能、操作、实践能力考察少;统一考试多,因材施考少。最后,目前高校课程考试评价体系直接导致学生只关注分数不重视能力,因为考试分数不仅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升级、毕业、学位等,而且还成为大多数高校学生奖学金、评优推优的主要依据。 3.考试内容呆板,阻碍了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展示。 至今,绝大多数高校课程考试命题范围只限课堂所讲授的内容,通常很少顾及对教学大纲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体系的全盘考虑。主要体现在: (1)命题内容几乎局限于教材和课堂笔记。考查的只是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死记硬背,体现不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这样的考试极大制约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逐渐丧失学习兴趣。 (2)试题类型缺乏新意。长期以来,国内绝大多数高校课程考试题型几乎主要采用填空、单选、多选、判断、简答等有限的传统题型,而综合性与设计性考题、分析论述题等主观性试题较少。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考试内容及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4.试卷命题质量不高。 高质量的试题应该体现出学生对知识掌握和运用能力的全面考察以及教师教学效果的整体评价。一套高质量的试题,除应符合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外,还应检验出老师实现教学目标的情况和测试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和能力的程度和水平,不仅如此,还应能区别测出每个学生学习情况的个体的差异。 5.教师命题自由度受限,妨碍“因材施考”。 高等教育的宗旨除传授知识外,更主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独立判断与选择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协作精神等当今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素质。高校课程教学的重点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分析和总结问题的方法;真正做到授人以渔,使学生能终身受用;鼓励学生在质疑中思维。然而,现行的考试制度与此宗旨似乎背道而驰。受教学大纲的限制,同一门课程由若干不同教师授课,而不同老师教授的学生采用同一试题测评,要求试题必须完全符合教学大纲,且教师授课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从事教学活动。这样的课程教学只会限制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教学特色、扼杀学生的个性。 三、几点建议 高等教育应以人的个性发展和培养创新意识为根本。高等教育现行的管理培养模式单一化和标准化与全社会对人才多样化和人才成长模式多样化的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我国的教育方针早就强调全面均衡发展,而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在用统一流程和标准的“流水线”进行人才生产,鲜有学生的个性发展空间和环境;与此同时,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使得教育工作者及其管理者方便用“标准答案”统一学生的思维,不乐见甚至很难容忍学生对教育现状提出的批评。这些在高校教育理念中刻下的深深的烙印处处体现在我们的管理和培养模式和对课程教学活动的评价即考试中,限制着学生个性的发展与创新意识的养成。 1.破除传统“分数决定一切”的旧观念,建立科学的教与学的考试评价体系。 破除“分数决定一切”的旧观念是教学考试评价体系改革的前提。科学的考试评价制度强调的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应体现从“人”出发。课程教学考试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考试评价活动引导学生学会主动积极学习,促进学生强化掌握知识的能力。同时,科学的评价制度要求增加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考查,促进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体现其教育功能。因此,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高校素质教育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都有重大意义。 (1)确立课程考试是对前一段课程学习的学习效果总结不是为了课程学习过关。毋庸讳言,不少在校大学生有“60分万岁”的思想,其可怕之处就是为课程过关而学习,其后果就是消极应付课程学习,渐渐失去学习兴趣。 (2)树立考试是师生对课程教学的一种互动方式的理念,不是课程教学的结束。通过考试,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知晓自己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过程中的疏忽和缺陷,以便日后与学生的交流中能针对性指出前期学习中的不足,鼓励他们积极思考和深入探索。 2.树立构建主义学习思想,激励大学生主动积极学习。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师生间知识的简单传递,而是学生自己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弄清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内在联系,将所学知识所反映的信息尽量与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认真思考,实现对新信息意义的构建。二是在原有的经验基础上对已有的知识的再理解与再创造过程。这种过程必须是由学生自己亲自去完成,其他人替代不了。对刚入大学的学生用已有的知识解决常见问题并不困难,但他们对老师的依耐性导致缺乏知识的自我构建能力,一旦遇见新情况、新问题就显得束手无策。 3.针对课程特点,改进充实新型评价考试形式。 现在大学课程教学的教与学评价还主要是卷面考试,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真实水平和能力,这种评价分数不能够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1)依据课程内容特点,选择有效可行的科学考试方式。大学课程考试基本形式主要有:闭卷考试、开卷考试、面试或答辩考试、操作合作考试和网络考试等形式。不同的考试形式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来说,对于平行班教学课程考试,由于涉及考试效率与环境容易控制等因素,大多习惯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这种考试考查的知识面广,可设计的题型多。对知识的理解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学习能力和查阅资料的能力的考核,开卷考试有独到的优势。面试或答辩考试不仅能客观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的广度与深度,还可以全面考查和检测其口头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反应能力、想象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心理素质、仪表风度和个性特征等。这种开放式的面试或答辩考试既能将学生置于提问范围所创设的环境中,让其随心所欲运用所学知识表达自己的见解,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又能较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操作技能和协作素质相关的能力评价,操作合作考试是较好的考试形式。此外,这种考试能够较好地增进学生间的相互配合与分工协作,促进学生的团队精神。计算机网络考试方式,不但可以有效评价学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还可以客观考核学生的认知能力。在信息化社会应加强研究和开发这种考试评价方法,大力完善并推广这种高效绿色的考试方法。 (2)改进规范评价标准,让考试有机地融合于学习全过程。基于考试评价实践的现实,充分完善和规范课程评价考核的制度建设,增强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关键。通过评价考核的导向效应,最终实现课程教学评价考核目标多元化、考核内容多样化、考核方式灵活化以及考核评价个性化的改革。 (3)通过课程考核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作为评价教学活动质量的重要手段,考试要实现全面、客观和公正评价的目标,评价工作就必须贯穿教学全过程。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老师可设计一些讨论题或小论文,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师安排讨论学生论文中的各种问题,鼓励创新,营造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氛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结束后,通过设计若干个综合题,以开卷的形式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查阅文献完成考试,学生可以自主选择独自或小组合作完成考试。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调研和查阅文献的实际能力,还增强实际写作能力,分散减轻了学生期末考试压力,让考试变成实现和体验自我价值的一种“游戏”,引导大学教育向能力培养方向迈进。 4.依据大纲创新设计考试内容。 现行的考试命题大多数是知识再现型,考试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不是对知识的构建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对人才能力需求的日益提高,要求高校课程教育考试在内容上应坚持考查能力为主,同时注重培养和考查创新精神,公正客观评价综合素质。这就要求老师在考试命题和评分标准方面力求开放性和人性化。 (1)考试命题不仅要着重立足培养目标的全局,反映课程教学的目的,还要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突出能力考核,评价标准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大学教育应该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这种开放性要求:教师命题要事先设置好问题背景,科学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全面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答案无标准化答案。根据试题的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可充分发挥想象进行解答。答题方法的开放。允许学生采取各种有效的答题方法,鼓励创造性思维。 (2)考核评价标准人性化。命题的开放性也决定了评价标准的灵活性。人性化的评价标准将激励学生通过研究,得出有创意并符合科学的答案从而获优异成绩,而根据教材原文或课堂笔记做出答案的学生则不能得到高分奖励。这种人性化的评价标准使得学生在考试过程中乐于独立思考,勇于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新能力。 四、总结 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关系到高等教育未来科学可持续性发展。在未来社会,学会如何学习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它既是打开终身学习之门的钥匙,又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通行证。现代教育也把培养和发挥学生主体性作为一项重要目标,要求学生不仅学会学习,还要学会研究和创新。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都应充分发挥考试评价体系的“导向”功能,引导高等学校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教育方向发展,培养出大量满足知识经济社会急需的会学习、勤于思考、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基于现代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的教学活动评价制度应该做出相应的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改革考试形式,从不同角度考察学生知识结构、启发引导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探究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彭顺金 周怡 李新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理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高校价值观中创新教育论文 一、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推力 从我们目前的创新来看,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产业领域,以及在人们的生活里,我们的创新水平都和国际上的创新水平高的国家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一、原创的发明和发现很少,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产业领域里,我们几乎都是在照搬人家的思维,缺乏自己的智慧,拥有优秀技术的项目屈指可数。缺乏创新的氛围,创新更多集中在在科研院所里,还没有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是将创新植根于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科技文化的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力,这一点在世界上也越来越成为共识。无论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微软、苹果、以及国外的京东亚马逊,还有迅速成长的搜索引擎服务、QQ、微信,都成为影响巨大,经济实力雄厚的行业。这些行业或者是现在的科技领域,或者是利用现代的科技为人民服务的行业,都愿与一些人的创新,将一些原初的想法经过创业改造,由原来的个人想法经过创新创造,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体就存在不少这样的个人和经济体在不断的孕育。当然国内的这些领域大部分又是照搬别人的,实现我们自己的由无到有。这些创新,丰富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世界与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有千千万万人的创新,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只有人人有创新,人人具有创业意识,国民具有一流的创新素养,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这也是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的根本原因。 二、创新是由人来完成的 创新要依靠人来推动,国与国的竞争最根本的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英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可以忽略不记,然而其近代的科技革命使其成为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在于它涌现了许多大科学家以及文化复兴的大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们国家近代以来一直到目前为止,不但在科技界很难问鼎世界最高科技成果,具有世界意义的科技成果,也指可数,缺乏原创科学。我们要不断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的目的为了人,发展的动力也要依靠人。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很早就指出了这个道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他的科学性就在于,他将人看作社会发展的主体,早就指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也是经常反复出现。一流的国民素养,将来才可以成为一流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拉动社会发展,有优势的一方面,但是如果说过度依靠房地产,将人的居住生活必需品作为赚钱的工具,将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举个例子,如果国家不建立粮食储备库,控制粮价,一斤大米也可以炒到上百元一斤,那样就会有人吃不上饭,之前不是也有过天价大蒜和绿豆和姜,黄金价格和油价也曾忽冷忽热的飙涨。对于住房来讲,是生活必需品,不是赚钱工具。如果只是少数人成为住房的暴发户,其他人成为房奴,将会使社会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活在底线的广大人民,难以发挥出创新才华,倾其一生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生存,如果大部分国民是这种情况,国家的创新力就不强,国家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拼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更在于质量。如果说需要提高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效率,只能在创新领域里,依靠创新推动社会的进步,不同的创新成果可以有差距,这种氛围才是有益的,这种差距会成为推动社会创新本身的推力。 三、创新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人 我们的创新在于创造价值,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服务于人和社会发展。举个例子,如果说提到转基因,其实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这个技术怎样,学术的争论。还有就是做人的良心和价值取向,以及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本身态度。作为科技工作者有人在媒体上反复强调它安全,如何如何。最主要的不是自己宣传。而是躬身自行,如神农尝百草一样,自己要先吃,证明没问题,那才让别人信服,不是鼓励别人怎样拼命去吃,自己怎样做却不提。现在的广告法有条新规就是明确规定明星代言产品,必须自己要先使用。这样才算合乎情理,令人信服。而且危险的事,转基因的产品价格便宜,很容易就造成穷困的人将其视为主食,这样也就有可能剥夺了穷人的健康生存的权利,如果其有害,那就将相当于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穷人的后代面临基因变异的危险和生存考验,那将损害整个人类的利益,因内你很难限制人类的自由通婚,慎重推广转基因,也是在给人们健康生存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收入一般的人群的保护,因为发展的根本就是为了人。在历史上,人类曾经面临过灭亡的危险,当时落魄到了全世界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告诉我们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创新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服务人,人是发展的优秀,有人就有一切,没有人,一切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还会可能会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一个国家越是发达,社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就越大。服务业在GDP中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增加值就会超过百分之三十,所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和需求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将这些问题协调好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就会使社会发展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构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我们必需将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观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行动,同时它也是我们创新的价值取向,创新则是实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条件和动力。 四、结语 高校思政教学中的创新教育,以高校作为创新教育的平台,高校的学生作为创新教育的主体,在高校的思政教学中开展创新教育,可以将创新型国家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使学生能够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创新,成长为有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将创新作为一种自觉的活动,一种自我提高的活动,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加快社会的发展,加快形成社会的创新氛围,以及创业氛围,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个人心中的梦想联系起来,这正如所讲,“在我们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的征程中,尊重个体的价值,让人人都有出彩机会”1。其实,人人出彩的梦想和机会,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作者:马国水 谢东宝 田原 单位: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化学教学理论下创新教育论文 一、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创设创新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一)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好奇心是人类探索的首要条件,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好奇心是推动学生探索化学知识的先决条件。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过程中,好奇心的驱使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学生创新行为形成的内在动力。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他并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天赋,只是对一切事物有着比别人更多的好奇心而已。学生只有对一种事物有着强烈好奇心的时候,才会有创新思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就是因为某些人对一些事物或者现象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才去探索、研究、实验,最终才有了很多对我们现代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发明和创造。正因为牛顿对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产生了兴趣,才有了后来的万有引力;莱特兄弟对于鸟的飞行产生了好奇,才有了可以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飞机。如果没有这些人对于新生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思维意识,更不会有这些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因此,我们要在化学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和探索问题原因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 (二)设计合理巧妙的问题,激发学生探索欲望,渗透创新教育 为学生创设疑问是培养他们探索精神的向导,是促进学生进行积极思维的源头。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疑问,然后学生通过开发自己的思维来解决这些疑问,从而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那么作为教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在化学课堂教学活动中适时合理地提出疑问来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发展创新能力呢?首先,我们要充分分析教材大纲和教学内容,全面考虑每个学生掌握化学知识的程度和层次,然后设计好每个疑问的梯度。这些问题既不能有太高的难度,又不能太直截了当。我们要让学生在问题中找到准备的切入点,然后顺藤摸瓜,通过开发创新思维,积极思考,最终解决疑问。这样的质疑解惑既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感,又可以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二、在化学学习过程中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学生的创新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训练形成的。创新精神是指学生在学习创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主动、勤奋钻研、实事求是、百折不挠、不怕失败的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教师要培养学生对于陌生事物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精神成为一种日常的行为习惯。教师还要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使他们都能够具有敢于挑战和冒险的创新人格。 (一)创新的先决条件是对于事物的好奇心 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作为学习和探索的动力,那么就不可能有那些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发明创造的存在。”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事物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望的重要性。所以,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允许他们在探索化学知识的过程中犯错,不要一味地批评,要多一些鼓励性的评价和适时的正确的引导,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体会到收获的喜悦感。 (二)严谨的学习态度是创新行为的基本作风 许多发明创造是在不断的坚持下,在偶尔的机会当中出现的,有时一个不小心的疏忽就可能导致与成功擦肩而过。法国著名的化学家巴拉尔发现了溴,这让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后悔不已。这是因为在巴拉尔发现溴之前,化工厂就曾将一瓶液体送给了李比希,可是李比希没有重视起来,他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说这瓶液体是氯化碘,而实际上这瓶液体正是巴拉尔发现的溴,李比希就是这样失去发现溴的机会的。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做科学研究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严谨的作风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三)创新精神需要顽强的意志 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很多的发明创造都是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才取得成功的。著名的化学家诺贝尔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小就跟着父亲进行军工产品的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的爆炸事故,他的亲人和助手因此而失去了生命,他自己也被炸伤,可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他一直坚持试验,最终在远离人群的船上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发明家。因此,要想成功,要想取得创新成果必须要有顽强拼搏的信心和意志。 三、结合化学教学内容开展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一切发明创造中,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对学生开展创新教育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培养创新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有意识地展开联想。对于学生提出的想法和问题,教师要给予肯定,对于有问题的地方,教师要正确引导并注意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其次是要培养学生认真观察和动手实验的能力。认真细致的观察是所有科学新发现的基础,实践是把学生的创新意识转换为真正的创新能力的过程。这两个环节要求学生从认真观察开始,通过实验把想法变为行动,最终发现共同现象或不同现象,并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创新习惯。 四、结语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创新教育是一种必然要求。教师要创设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做好对学生的创新教育工作而不懈努力。 作者:乐世仔 单位:江西省铅山县青溪中学 创新教育论文:数学教育中创新教育论文 1“数学是科学的大门和钥匙”,数学理论的运用和普及是信息化社会理论创新活动的基本条件 当今的信息化经济社会中,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都必须拥有数学基础。1959年5月,华罗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哉,数学为之用》,精辟地表述“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不尽其用”。当今和未来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科学的数学化趋势,即高度的数学化。主要表现为数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语言的简明性和结论的确定性广泛深入地向其他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渗透,为组织和构造知识提供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理论科学诸学科如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理论生物学、理论天体物理学等将高度数学化,其他许多自然科学的学科也有数学化的趋势。我们很熟悉的被称为精确科学的力学、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的化学,通常都是以一些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定律,他们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都广泛地运用着数学工具。物理学早就从质的分析转到量的描述,许多物理学理论早已实现公式化了。生物学也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遗传密码的解释、动物增长速度的确立和动物增长公式的引入、医学和农学中的应用等,都是数学化的成功。没有数学,这些科学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数学的发展对其他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数学在向自然科学渗透的同时,也广泛地向人们认为与数学关系不大的社会科学渗透,乃至向思维科学渗透,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工具,并成为一种趋势。在未来科学中,数学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并成为整个科学系统发展的基础,以至于在一切学科领域都将程度不同的采用数学理论、数学语言、数学模型、数学方法等进行研究并得到发展。 2“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教育是创新思维发展的重要基地 人们常说的数学思维,是从人类的一般思维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科学思维,通常从思维活动总体规律的角度可分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三种。由于数学思维对象的数形特征和作为思维结果的数学知识的抽象性,在数学思维的过程中,对此三种思维的应用就有侧重性。逻辑思维是数学思维的优秀,形象思维是数学思维的先导,而具体的数学思维过程往往是这两种思维交错应用的综合过程。至于直觉思维则是数学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前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达到质变时的升华状态。一般认为数学思维有着明显的概括性、深刻性和相似性等特性。事实上,数学理论的抽象性源于数学思维的概括性,数学思维的深刻美和奇异美等源于数学思维的深刻性,而数学思维是在人的一般性思维上发展的结果,从而与一般性思维有着相似或共同之处。数学教育从基本能力的角度要求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常说的运算能力是逻辑思维能力与运算技能的结合,实际上是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部分。空间想象能力则是形象思维能力与空间形式构思的结合,实质上是形象思维的一部分,因而,数学教育中的能力发展,实则是数学思维能力发展,数学教育理应把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数学的思维具有鲜明的智力品质和非智力品质特征。其中,数学的智力品质是指主体的数学思维活动对客观事物数学关系的理解和掌握的水平。其特征表现在数学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敏捷性等方面。非智力品质是主体进行思维的潜在能力的表现,它是影响主体思维活动水平的心理因素,包括动机与意志、情感与兴趣、性格与态度等。非智力品质和智力品质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非智力品质对于智力品质起到引导、定向、强化等促进作用,而智力品质又能反过来促使非智力的品质逐步调整、定型、稳定和优化发展。因而,非智力因素的潜智力性质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表现。但无论是智力品质还是非智力品质都具有明显的后天性,因而,在其形成和发展时期具有可变性和可培养性。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数学思维的诸多训练达到培养主体的优良思维品质。 3数学的“问题解决”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演练场 数学问题的解决,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思维对策进行的一个思维过程,它以理论问题或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为目标,以数学理论和方法为工具,以数学建模为基础,以计算、理论证明与逻辑推演为主要形式的问题解决,其最基础的内容是解决数学问题。在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既要运用抽象、归纳、类比等逻辑思维形式,又要应用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形式来探索问题的解决办法。一般认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是相互联系的,非逻辑思维一般要依赖于逻辑思维的发展,而逻辑方法的具体应用也往往借助于直觉。非逻辑思维发散、自由,联想的方面广,有充分的灵活性,富有创造力,能直接接触到问题的目标,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猜测,结论具有或然性,需要逻辑思维加以实证。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往往出现试误与顿悟两种方式。所谓试误式是对头脑中出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尝试,纠正尝试中的错误,直至发现问题解决的途径。所谓顿悟式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由于受到某种情境的启发而突然闪现出解题的路径或方法。顿悟式解决问题,其问题的始状态与终状态同学习者本人已有的经验认知结构有着非人为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得越牢固,顿悟越易发生。解数学题是数学“问题解决”的最常见形态,数学家的解题的一般策略是从特殊化入手去寻求问题的一般化结论,再从一般化的结论寻求问题的普遍化。G.波利亚在《怎样解题》一书中指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常常要引进辅助问题。因为解决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4数学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基础与优秀 数学教育在人的创新思维与人格、创新能力及精神等的发展上的功效是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理应成为创新教育的主阵地。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独有数学以创新精神为己任、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并以科学的深刻的奇异的思维方法为追求,拖曳、彰显出创新方法的主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和根据数学科学的基础性特点,数学教育应该说已得到很好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在基础教育中数学连同语文和英语一起成为主干课程;在高等教育中,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普遍被定为本科阶段的理、工、医、农、经济等专业的公共课或一些社会学科的通识课程。这些举措,为数学理论的普及与广泛应用,为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就总体状况而言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或认知上的差失,主要表现在初等教育阶段,数学教育依然在从应试教育艰难的向素质教育过渡,还在新课程标准的认识与贯彻的过程中艰难地爬行。而数学的新课程标准未能以创新活动或创新能力的发展为主线,未能紧贴创新教育的层面。在高等教育中,数学教育被“工具性”的过分导引而普遍显得浮躁不力,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陈旧老套(除少数211高校外),教学课时普遍偏少,教学急不择法———填鸭式的满堂灌,从而使数学教育的素质发展性严重挤压变形,创新教育性荡然无存。当前,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人类的未来与国家的繁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创新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所有的学科教学的创新教育实践中,数学教育起着基础与优秀的作用,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得以进一步的强化和凸显。 作者:邹丽丽 单位: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创新教育论文:我国中学英语创新教育论文 一、现阶段中学英语教学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我国推行素质教育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可是在现实的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应试教育思想弊端。如教师的教育思想太过片面和陈旧,师生和家长面对中考和高考这两个人生中的重大考试都有着急功近利的想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以成绩为主,忽视学生面对新奇事物敏锐的观察力;(2)以教师的讲解为主,不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3)过分注重答案的确切性,只允许唯一的标准答案存在;(4)为了便于管理,不给学生张扬个性的机会。 二、英语教学中对学生实施创新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先要树立创新的教学观念,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改进教学方法,掌握现代教育教学艺术,使自己的教学能够适应创新教育对教师提出的要求,进而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形成创新性的思维习惯。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运用创新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为学生创设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学习氛围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只有在没有压力和心理负担的时候,才能够轻松地进行学习,进而激发出他们的学习欲望以及探索和创新的意识。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为学生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并充分发挥自卑的主导作用,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做课堂学习真正的主人。如教师在课前准备的时候,要设计好课堂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多设计一些能够激发学生发散性思维的思考题,或者让学生通过报刊、网络等途径来搜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材料信息,使学生能够通过整理总结的过程获得不同的答案和理解,以此来培养学生求同存异的思维。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还能训练学生在相同的信息里面寻求不同的答案的能力。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比起教师枯燥的讲解,学生更喜欢教师能提出问题让他们自主讨论解决。因为在这样的课堂活动中,他们有着极大的学习兴趣,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从而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那么,如何做呢?我认为,针对不同的课型,教师可以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比如对于讲授型的新课而言,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的思维;对于讨论型的课程而言,教师可以设计相应的思考题,或者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讨论去获得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单纯的听与学的关系,而是成为了学习的合作者。即使学生通过讨论得不出正确的结果,教师也可以与学生共同思考,充分发挥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帮助学生得出正确结论。 (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把创新思维教育融入到英语教学过程中 新课程改革要求变传统的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因此教师必须明白学生绝不能只是知识的接收者,而要能够主动获得知识、掌握获得知识所需要的学习方法,使他们能够发挥自身的学习天赋和能力,勇于创新,善于创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确定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学习,让他们学会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提到,学生的想象能力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基础条件。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想象力,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具体到英语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通过单词、短语、句型和语篇故事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比如,在进行关于体育运动的词汇教学时,我把全班分为四人一组的学习小组,让学生通过比赛的形式收集自己所知道的体育项目。中学生正是争强好胜、活泼好动的年纪,为了争取小组的胜利,大家纷纷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结果表明,这样的活动既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增长了英语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更重要的是使学生的思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古语有云:“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一个好的教师不是单纯地教知识,而是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这些方法的传授需要通过日常的教学活动来进行,而讨论式的教学允许学生质疑,有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可通过质疑解惑,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积极思考讨论。比如,在学习有关动物的词汇时,我通过多媒体把一些动物的图片遮挡了一部分,让学生根据部分信息来猜测这是什么动物,学生认真观察并积极发言,有效激发了发散性思维。 三、结语 总之,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应该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应是一种认识和主动探究的过程,因为教学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探究和创造。作为英语教师,我们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协调好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不断研究并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思考、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使创新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贾现英 单位:河北省隆尧县实验中学 创新教育论文: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创新教育论文 1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创新教育开展的主要方法途径分析 1)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注意进行创新教学环境的营造,以通过具有创新环境以及氛围的教学实践推动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创新教育开展与实施。 创新环境作为高校教育开展的重要条件,对于高校创新教育的开展及其作用效果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高校教育来讲,进行教学实践中的创新环境以及创新条件的营造,不仅要重视对于学生好奇心以及求知欲的培养,以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等习惯,同时还应注意对于学生的探索精神以及创造性思维进行保护,在教学实际实践中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教学和学习氛围,以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提供相应的环境条件。总之,创新教育作为教育开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实际教学开展中学校要注意通过对于各种教学手段以及教学工具的利用,在进行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思想的积极营造与鼓励中,实现浓厚的创新教育氛围环境的营造,通过具有创新思想以及创新精神的典型的树立,以引导和感染学生创新思想与精神的形成,从而实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推动高校教学的发展进步。 2)在高校教学开展中,要想实现健美操教学的创新教育,还应注意对于教师的教学观念进行转变提升,通过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学观念的培养,实现对于学生创造性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 对于教学实践来讲,教学观念不仅是教学开展,同时也是创新教育实施的重要前提,在高校的健美操教学中,如果以传统的教学观念为主,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统一性和规范性的教学目标,以固有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实践的开展,不仅容易导致学生学习中形成统一思想与思维模式,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学生思维发展与创造性能力形成,对于创新教育的开展十分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在实际教学中应注意进行传统教育思想的转变提升,从过去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从接受式课堂教学转变成创新式的课堂教学,以进行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性学习等能力的培养提升,推动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发展与进步。 3)进行高校健美操创新教育的开展实施,还应注意通过多元化教学目标的制定,实现高校健美操教学内容的丰富,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实现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素质的培养提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开展的目的所在,它主要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教学实际制定的,对于高校健美操教学来讲,其教学目标是以学生对于健美操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培养为主,从而帮助学生实现健美操基本知识与技能技术的掌握应用,以实现学生各项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升。而多元化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中不仅强调教学实践的总目标,还以教学过程中正确学习方法以及学习习惯的形成、通过有效学习进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等教学目的以及教学目标的实现为主,以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行全面发展与综合提升。 4)进行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创新教育开展实施,还要求在健美操教学中要注意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运用以及综合全面的教学评价开展。 在高校教学开展中,由于高校学生已经实现较为独立的个体化认知体系的构建,在实际学习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和选择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知识内容选择学习,因此,为了实现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创新实施,就需要结合高校学生课程知识学习特征,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从而实现学生创新思维与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提升,推动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创新教育发展和提升。其次,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综合全面的教学评价也是促进高校教学创新发展的有效措施。通常情况下,比较常见的高校教学评价方式主要有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结果评价、过程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分别具有各自的作用优势,因此应注意通过多种评价模式的结合应用,以保证教学评价的科学有效,从而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完善,促进教学的发展提升,实现学生创新精神与素质能力的培养提升。 2创新教育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实践应用的作用效果分析 根据上述高校健美操教学创新教育开展的方法途径,结合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实际情况,通过创新教学的开展,不仅实现了学生学习兴趣以及积极性的激发培养,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帮助学生实现了健美操理论知识以及学习方法、习惯等的掌握形成,对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能力的培养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其次,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创新教学的开展实施,还使健美操教学方式得到了相应的创新发展,实际教学中由过去的传统管教教学转变成为自主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学生主动性,对于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提升,都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影响。再次,创新教育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的开展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健美操教学模式,实现了现代技术与教学的有效结合,在创新教学模式、推动教学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影响,对于教学质量与水平的优化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后,高校健美操创新教育开展中,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活动不仅实现对于学校教学资源的充分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减轻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对于学生教学学习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也有积极作用和意义。此外,创新教育的实施还使健美操教学中的教育评价方式得到充分发展,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开展,有效的提升了学生的评价能力,在对于学生形成相应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同时,提升了学生对于健美操以及高校体育教学的认识,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与素养的全面发展提升。 3结语 总之,创新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创新教育开展实践的分析研究,有利于促进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发展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作者:杨琳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体育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基于实施问题创新教育论文 一、创新教育实施的现状 很多人士认为创新教育仍旧是素质教育的翻版,没有任何新内容。非教育界人士也有的采取观望态度,因为几年素质教育实施得使孩子被教育成了四不象的“人才”,没有特长,没有专长,又样样通,样样不精通。一个素质教育基础上的创新教育,再怎样大肆渲染也很难让人们完全的相信。于是口头大喊创新教育,却仍旧颁用着那种错误的素质教育实践,把不留作业,文化课删减,增加音体美课,课堂以游戏为主,考试以优良中差评价来充当新型的创新教育。 二、创新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问题 人们接受新事物总是很困难,对新的、一时无法接受的就认为是错的、不可信的。创新有大创新,有小创新,有此创新,有彼创新,搞创新教育绝不是从根本上推翻原有的传统教育,把教育变得面目全非。创新教育其实并不神秘,提出它是为了把它作为素质障碍因素教育的突破口,作为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只有从观念上接受了这一新的教育理念,其开展才能畅通,并卓有成效的进行。所以围绕创新教育应树立三大观念:一是树立人本教育观念。即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教育培养的是人,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不能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考试工具和分数奴隶。二是树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观念。学校无差生,只存在有差异的学生,他们都是人才,但都不是完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是扬长避短,使他们都成为人才。三是树立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价值观。其优秀是培养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毅力、创新体力。 (二)认识问题 创新教育的目标不是追求传统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灌输”、“充电”和“加油”等作用,而某些学校却将其曲解,把创新教育与课堂教学对立起来,开辟所谓第二课堂,把课外活动作为创新教育的主渠道。于是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小实验等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创新教育的主流形式,导致创新教育的课外活动化和实施主渠道的非课堂教学化。其实,创新教育的非课堂教学化只是对整个创新教育活动的有益补充。如果单单如上理解,便是将创新教育狭隘化了。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创新精神的培育,其次是创新思维的培养,最后才是创新能力的养成。对于基础教育而言,更应该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强烈创新精神的人,能够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树立起坚定的创新目标,充分发挥出其创新潜力和聪明才智,释放出其学习和创新激情;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缺乏创新思维的人,能够保证顺利解决对他而言的新的问题或能够深刻掌握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进行广泛的迁移。一言以蔽之,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创新能力得以实现的前提基础。 (三)理论归结问题 自从上个世纪末提出创新教育课题以来,至今已有15年,但创新教育的实施仍处在摸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如今全国各类都大张旗鼓的口喊“创新教育”,但实际上往往都是各行其是、各走其路,并无统一要求、统一部署。其实施的理论指导也是空泛无条理,造成各个阶段都是试探着前行,操作上很盲目,无指导性,无明确性。创新教育有自己明确的内涵界定,但由于实施时间短,研究任务重,其理论尚不系统,有情可源。而且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实践必须有理论指导,要想更好的实施它,需先形成一系列明确、系统、规范的理论,全部工作才能有方向、有目标地进行。 (四)评价效能问题 创新是一个既具层次性,又具相对性的双重概念。有人指出:基础教育的创新有三个层次:其一是相对于自己的创新;其二是相对于全体学生的创新;其三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创新。由于创新的层次性和相对性所具有的特点,因而导致教师对创新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缺少深度,故而在对创新教育的评价过程中,教师往往易越俎代庖,以自我为中心去概括和评价学生的创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生这一创新主体的角色意识,从而导致创新教育评价过程的教师中心主义和创新主体的主体性失落。创新教育评价过程的教师中心主义和非学生主体化误区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表现为评价过程的教师中心主义和非学生主体化不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人格的养成和主体能力的增强,而且,过多的外部评价会弱化创新主体的内部评价或自我评价,最后形成对外部评价的期待心理。这样,常常会因缺乏对创新主体思想意识、情绪状态的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而产生对创新主体的主观的消极评价。这些消极评价容易成为创新主体追求创新的拦路虎,使其创新精神和能力减弱。而反过来它又强化着教师的消极评价,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便更加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结语 实施创新教育虽然历时不久,但我们在实践与探索中已经发现了问题。在尝试实施创新教育之时,既然目标正确,我们就该奋力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争取胜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虽然教育改革的道路曲折漫长,但教育创新是客观必然,不可阻挡的趋势。当创新教育发展到较为成熟之后,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必将屹立于世界,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作者:徐娜 单位:东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基于网络社区学术科技创新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教育观念有待转变。 学术科技创新活动重在学习实践和知识内化,强调活动的主体性、参与性、开放性、探索性。然而,当下高等教育依然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多数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忽视了学生主体的需求选择和情感体验,流于形式,重规模,轻实效,灌输式的活动吸引力不足,甚至遭致学生反感,导致参与率低。在活动评价方面,多以竞赛评比的结果来反映学生参与活动的成效,过于强调结果,而忽视了活动过程中对大学生坚持意志品质和刻苦钻研、团结协作精神的引导和教育,以至于大学生参与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动机不清或不正,没有做好准备面对科研中实际困难和挑战,结果多数科研团队或是半途而废,或是草草结束。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多数习惯于被动式接受学习,因此,部分大学生面对需要主动钻研的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时产生距离感,或认为自己能力不及,或认为自己更应花时间在课程学习上,进而选择放弃参与。 2.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组织管理统筹联动不足。 目前,我国各高校针对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基本形成了组织保障体系和激励评价体系,但在各个体系之间、各个工作层面之间和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缺少统筹联动机制,一般具体工作都落在团委等个别部门和辅导员上,面对活动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常会出现管理职责不清、信息反馈不畅、工作效率不高、资源整合不足、政策不到位等现象,影响了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深化发展。 3.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成果层次有待提高。 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持续开展,虽然在成果数量上有较大增幅,但成果层次不高,尤其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反映民生热点问题的优秀成果更是难得。首先,科研选题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不够密切。目前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普遍停留在各级各类竞赛层面,片面追求竞赛结果,加之大学生习惯于较封闭的校园生活,缺乏足够的社会调查,难于把握社会需求的脉搏,在科研选题方面往往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与社会脱节,与市场脱节,科研选题价值不大。其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缺少多学科交叉指导和跨学科项目培育。大部分大学生学科视野偏窄,知识结构不完善,将科研创新项目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而指导老师也大多缺少综合学科背景,科研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局限。再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缺乏充分的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校的专项经费,很少有社会资源直接投入到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之中,远不能满足深入开展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需要。 二、网络社区对促进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作用 1.网络社区有利于促成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主体的教育自觉。 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首先要促成教育主体的教育自觉,而传统教育形式主要是学术科研竞赛、学术交流报告、创新成果展示等,可供大学生选择的学术科研内容和形式较为有限,活动的时间、场地和参与人数,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都有限。网络社区可以打破时空的壁垒,宣传覆盖全体大学师生,传输海量资讯满足内容的选择,线上线下统一联动。大学生在网络上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资源、学习伙伴,正真实现个性化学习。借助网络社区,学校教育也可变“格式化”教育为“自助式”教育,更加体现对学生主体的尊重,满足学生主体成长需求的选择,更能激发大学生创新的潜能,增强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吸引力、号召力和生命力。 2.网络社区有利于形成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一体化机制。 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应从全局着眼于深化发展,探索一体化机制的实践。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一体化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学校各部门、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一个纵向的、高效的组织管理运作机制;二是,强调活动设计的关联性,协调各级各项活动之间的关系,使全校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网络社区在信息收集、传输和存储上的巨大优势给予了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一体化机制有力的支持,有利于组织管理工作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有利于学校各级部门和单位相关工作的协调统一,有利于信息的实时获取与反馈,有利于学校各级各项活动的统筹联动。 3.网络社区有利于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大学生学术科技协同创新体。 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创新项目水平的提高,学术科研创新的目标在于服务社会生产实践,好的学术科研项目应该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因此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需要,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另外,跨学科的学术科技创新教育有利于拓宽和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其科技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是大学培养综合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这需要在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中整合校内学科资源,加强多学科交叉指导。网络社区是实现社会资源和校内资源汇聚最为便捷的途径。网络社区可架起社会与高校、不同学科之间的信息桥梁,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成果的层次,有利于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有利于大学生学术科技协同创新体的建设。 三、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网络社区的建设 1.建设个性化学习活动平台。 一切教育目的都需要通过教育活动来实现,因此个性化学习活动平台是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网络社区的优秀平台。将原有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体系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串联,扩大活动体系的覆盖面,同时对网络社区中各类活动参与情况的分析,及时掌握活动受众群体的分化趋势和参与需求,分层次设计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引导师生参与共建,增强社区对师生的粘性,不断提高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网络社区基本格局中,通过微博、博客、相册、网盘等平台整理、存储、分享个人的学习心得和学习资料;创建群组,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学习需要,与志同道合的老师、同学聚集在一起,分享、研讨学习和生活;建设公共社区,设置公共的活动和应用服务,如网络课程、在线报告会、在线调研、在线咨询、论坛、分类信息检索、资源上传与下载、应用创建开放平台等。 2.建设组织管理工作平台。 统筹兼顾,高效便捷的一体化组织管理工作平台是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网络社区的基本保障平台。建设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组织管理工作平台,第一要覆盖管理对象的和建设管理队伍。通过校方实名认证网络社区成员,按校级、院系级、班级分级设置管理权限,并在学校和院系建设两级工作站,在技术、宣传、组织、运营等方面组建学生干部团队,以此将大学生学术科技网络社区覆盖全体大学生,同时建设层级分明的管理队伍,调动广大学生参与网络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要实现管理信息的畅通传达。在网络社区集成即时通讯系统,实现像QQ一样的在线聊天互动功能,还可以实现手机短信群发功能,以确保工作通知、活动信息无遗漏、高效地向全体社区成员传递到位。第三是专项工作的规范、高效管理。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的专项工作一般涉及科研项目的申报、评审、下达、中期检查、结题、归档,以及科技竞赛作品的申报、评选、展示、表彰、归档。在网络社区中并入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项目管理系统和项目数据库,学校、院系各级管理者即可对各级学术科技活动项目的信息进行收集、统计和调取。 3.建设创新成果孵化平台。 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成果层次的提升需要汇聚校内外的资源和力量,创新成果孵化平台即是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网络社区的高层平台。首页是网络社区对外宣传的窗口,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成果可以通过这一窗口向全社会展示和宣传,吸引社会资源进入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教育当中,寻求社会生产转化的合作对象。同时,社会需求也可以通过校内社区招标公告向全校师生招募合作研发团队。校内团队也可以通过公告、论坛和群组等多种应用广泛征集项目创新方案和招募项目成员,形成多学科的协同创新体,提高创新项目的层次和水平。在网络社区中搭建起产学研合作信息沟通桥梁,形成创新成果孵化平台,加快社会效益的产生。 作者:曾振华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 创新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创新教育论文 一、当今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从英语教学教育的现状分析存在的现象 1、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学习英语没有多大的必要,就是为了多修几个学分,所以,在进行英语学习的时候,没有积极性和热情。 同时,对于大学英语课时的安排来讲,课时安排的时间很少,教学的内容也不多,由于英语教师在进行为学生授课的过程中,总是以自己为教学的中心对象,不重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经常的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对于教材上的英语知识,按部就班的讲授给学生,根本就不重视对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出现学生上英语课的时候感到乏味,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从当今的英语教育教学来看,英语教育教学的创新教育势在必行。 2、英语教学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差别在英语教学创新教育中主要是在沿袭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创新教育模式。 它和传统的英语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模式。在传统的英语教育教学中,学生只为了考试而学习,教师只是为了考试而教,学生长期的处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只是倾向于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固定的学习内容,听从教师的安排,将英语考试作为学习的目标,善于运用模仿的学习方式,会按照教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这样,不仅压抑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更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英语课堂教学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传统的英语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英语教师没有创新意识,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以书本为教学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教学的主体,没有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忽视了对学生的创造性的培养。而在当今的英语教育教学创新教育中,学生除了学习书本上的英语知识以外,还喜欢倾向于探讨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会受到教师授课内容的限制,针对于英语教师在讲课中持有异议的话,会积极主动的进行更正,他们有批判的精神,通时还善于发现问题,具有极强的创造力。 二、实施大学英语创新教育相应对策 1、教师要有创新教育的观念 英语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创新的英语口语教学。在传统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注重讲解英语知识,学生在下面听,老师提问学生进行回答,这样的教学模式导致出现了“高分低能”,哑巴式的英语,对于英语口语教学来讲,学生回答老师提的问题只是一个片面的教学。从语言学习角度来看,学生对语眼看到的和耳听到的,经过大脑之后,形成一个概念。所以说,英语教师要尽量的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少用母语,来增加学生的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同时还要激发学生经常使用英语进行口语语言活动的交际。 2、英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英语情景教学。 英语教师通过给学生创建良好的英语情境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乐趣,该能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英语学习中来,从而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欲望。所以说,英语教师一定要将教材中的重点知识提前设计成英语对话的的情景进行英语教学,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语法和句型,还能让学生进行英语实践的练习,更有利于学生掌握英语教材中的知识,达到提高他们口语交际的能力。 3、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英语教学中,良好的教学氛围有赖于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尊重,平等对待学生。师生间的平等不仅体现在人格上的平等,也思想意识、情感体验行为方式上的相互尊重。教师要有宽容的态度,没有教师的宽容就没有学生的自信。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常常遇到学生回答问题有错,不会听写英语单词,阅读理解困难,甚至提一些答非所问的问题,对于这些,教师不应求全责备,挖苦讽刺学生。教师应对学生耐心细致地讲解,循循善诱地解释。努力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教师的宽容、大度和鼓励能使学生树立自信、自强的学习信念。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1、培养学生自信、灵活、好奇的个性,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心理学家认为:创新能力需要良好的个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增强学生学好外语的自信心,克服怀疑心理。要善于在某一语言形式上集中注意力,或及时转移注意力,发现错误的词语及时纠正。另外,在实际教学中要增加学生的灵活性和选择性。事实证明,过多的规定性、责任性的学习往往阻碍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强的人在校成绩不一定很高。 2、培养学生敢于创新、不怕犯错误、敢于从失误中取得知识的精神。 怕出错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创新需要探索和尝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善于运用已学过的语言知识创造新句、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鼓励学生争论与自己看法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不怕出现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探讨语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四、结束语 由此可见,大学英语创新教育的实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和源泉,同时也是培养当代大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我们要把传统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转变成创新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在这个创新教育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大学英语教师要有创新教育的观念,更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才能使创新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中发挥它特有的作用和价值。总之,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一定要敢于尝试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来提高学英语教学质量。 作者:韩阳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基于初中地理教学的创新教育论文 1调动创新思维积极参与以提高对知识的认识 创新思维的调动首先就要通过提升学生对地理的兴趣才能激发他么的创新思维,而提问则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催化素。精心准备的问题能很好的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敏捷性。精心准备的问题相当于为学生制作的一个磁力场,以教师为导体,联合初中地理教材中的内容作为一种诱发物,从而激发学生的对地理的好奇心、兴趣和求知欲,促使他们对学习地理的动性,启动他们的创新思维。然而学生的求知欲是学生学习中最活跃的部分,只有新鲜、奇怪、具有悬念和启发性的问题才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的思维、记忆变得活跃从那进行更好的学习。例如:在第八年级的初中地理上册中教学的《土地资源》,当学生了解了我国的土地资源特征之后,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提问来活跃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发挥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如:对于我国的耕地和林地人均相对较少的特点,请问该怎么做呢?那么在后备耕地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提升农业生产等的问题呢?请同学们快速的思考,迅速的回答出来。待学生回答完毕之后,教师要对学生的回答迅速做出肯定或者是否定或者是及时的进行补充。这样的做法,使得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变得顺畅,也加快了思维的灵活度。通过自己的大脑对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与书本上相似的结构,当学生在获得了喜悦感和成功感的同时还能不断的提升对问题的应变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便于增强雪上创新思维的敏捷性。 2培养学生的情感从而协调发展 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情感的投入和交流的过程平等[2]。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想,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唯有关注和注重学生的情感,方能促进学生在“知识、情感、意念、行为”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教师在教学方面,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知识的的传授以及技能的培养,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其实,学生在学习上以及实际生活中是渴望得到尊重、肯定、平等的,对于老师来说,希望老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教师应该在教材中去挖掘能够培养和感染学生情感的部分内容,然后分别在情感和形象上进行加强润色,加强学生在学习上投入情感,促使学生在认知的过程中从而获得体验学习的积极情感。例如:北京古老的故宫、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有雪域之称的青藏高原、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等等,这些对地方生动形象的描写,深深的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那些地区产生崇敬、赞美喜悦的情感,从而激发学生对地理内容的以及我国的地理环境产生情趣和热爱。例如:在教学《长江》时,首先教师要结合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葛洲坝的建设,并结合长江的水资源开发,从而积极引导学生收集有关工程建设的资料,以开展主题为《长江知多少》的活动,此时此刻,同学们的内心已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便会在课后积极的找寻资料,或者是查看相关的硬碟、图书,精心的准备这次活动。实际上,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而且在活动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在轻松、有趣、愉快的氛围里尽情的学习新知识和培养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努力下清楚了有关于长江的任何故事,也对长江的过去和未来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展望。这样的学习过程,在教师轻松、学生愉快、课堂和谐的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 3结合地理学的特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1充分利用地理图册 形象的地理图册能更加直观的反应出地理事物以及地理规律,这也是地理知识的第二种语言。准确的利用地图册能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等。例如让学生学习“中国分层设色地形图”的时候,根据其地形的颜色变化,找出三种颜色的分解以及相应的高度,通过自己的分析、联想、概括,在其中寻找出地形的本质特征、属性以及内外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让学生了解了我国东低西高的地势以及了解分三级阶梯的特省,而且还激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 3.2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 地球上的万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气候、位置、河流以及工农业、资源等,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总而言之,地理具有综合性。老师咋教学中,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对地理知识进行相关的调整、梳理、提升,不断的解释现实生产与生活中的地理现象。例如:黄河与常见之间的比较,气旋与反气旋之间的比较,通过找寻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从而加深学生对不同概念的理解,以便于提升学生的分析、比较和概括能力。 4结语 总之,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和最高级的体现。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自主学习有一定的发展。地理属于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课堂中对知识的积累远远不够,因此,转变观念、利用地图册是培养学生地理创新思维的重点,而且还能优化我们的初中地理课堂。 创新教育论文:初中物理教学创新教育论文 一、创造性的实验设计 创造性的实验设计包括:增加和改进演示实验,变演示为学生分组实验,利用实验解答物理习题.教师的这些创造性的思维和手段,不但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物理现象和规律,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使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最佳的创造性思维. 1.演示实验的改进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许多知识都是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为此,书中几乎节节都安排了演示实验.但在实际教学中有些实验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我经常对这类实验加以改进,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 (1)压缩体积可以使气体液化的实验.该实验可见度小,在教学中我把该实验移到投影仪上方做.通过放大后显示在屏幕上,这样乙醚液化后的液滴附着在瓶壁上,全班同学都能观察到,教学效果很好. (2)组成串、并联电路的演示实验.由于灯泡很小,开关很小,平放在讲台上演示,学生在座位上根本看不清.虽然教科书中介绍该实验在磁性黑板上进行,但普通中学很少有这么好的条件.在实际教学中,我利用双面胶纸把灯泡、开关等器材粘到黑板上.这样可见度增加了,接线过程学生可看得很清楚,大大提高了演示实验效果.在新课结束后我让学生针对元件位置不动的情况下改变开关的控制作用,让S1控制L2,S2控制L1,重新到黑板上连接实物.学生的积极性特别高,他们还自己相互设计出新的题目大家练习.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 2.变演示实验为学生分组实验 (1)改进后的观察平面镜成像实验.该实验取材容易,教师只需给学生提供一张黑白各半的纸,让学生自己准备一块小玻璃板,两只跳棋,两个小夹子,就可方便地动手做实验,比教师做演示效果要好得多. (2)利用弹簧秤和钩码,做物重与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实验,操作简单,效果也较好. (3)利用可乐瓶制成的溢水杯,结合弹簧秤、石块、易拉罐做阿基米得原理的实验.其实教学实践中,只要教师不怕麻烦,动脑筋,想办法,提倡“瓶瓶罐罐当仪器,拼拼凑凑做实验”,许多的演示实验均可变为学生分组实验,让学生亲自体验探索与研究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 3.通过实验解答物理习题 物理中有些习题比较抽象,但通过实验进行分析,不仅形象,且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学生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实际做一下,结果小试管徐徐上升.学生在惊喜之余,对该题中的大气压的理解会更深刻. 二、创造性的问题设计 创造性的问题设计包括:将书中例题或习题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加工、组合,由浅入深化解难题,对同类问题归类复习.这些创造性的问题设计不仅会使学生思维开阔、思路灵活,而且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有助培养学生的发散、收敛思维能力,是训练学生灵活多变创造性思维的良好途径.巧妙地把同类问题归结到一起,学生既感新鲜,不乏味,又培养了创造思维能力. 三、结语 总之,创新教育要求教师在创造性的思想指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利用现有课堂,在教学中把扎扎实实完成教学任务与开发智力结合起来,把传授知识与启迪创造性思维结合起来,把常规训练与创造智能结合起来;围绕教学内容的巩固、扩展、激发创造性思维,开拓创造视野,开发创新教育.教育赋予学生的不止是知识本身,更在于超越传统的气魄,只有真正实现了创新教育,我们才能培养适应“三个面向”的“四有”新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创新才有希望. 作者:金花 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创新教育论文:化学教学视野下创新教育论文 1.在有效的化学教学情境中,产生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的产生,并不是空洞的想象、无凭无据的猜想,而是一种思维、灵魂的闪跃.这种状态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和谐的氛围.因为轻松自然平等的环境,创新意识最容易被激活.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就应该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这种宽松的教学环境,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环境的创设,必须要求教师真正和学生相处融洽,师生感情浓厚,教师要敢于放下架子,以平等的身份和学生相处.长此下去,学生习惯了师生的感情架设的轻松氛围,在宽松的教学空间里,思维自然会开放,发散,学生就会大胆提问,质疑,积极参与探究,主动探究,创新意识自然而然会产生.在宽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容易产生.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创设容易使学生产生好奇心的情境,好奇心是产生创新的内驱力,促进学生形成创新意识.如教学《最简单有机物—甲烷》时,提供学生有关信息:甲烷分子中的四条C-H键完全相同,H和C之间的距离和各个夹角也完全一样,学生会产生一定的疑惑,出现好奇.把甲烷中的两个氢原子换成两个氯原子后,只有一种结构,让学生自主构建甲烷的结构,最后教师用电脑制作正四面体的立体结构,为学生提供直观认识.同时为学生提供材料让他们动手制作,自己搭建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加深印象,产生创新意识.有效的问题情境创设,可以激发学生质疑.通过自身积极探究,自主解决疑问,能够提高创新意识.教学《甲烷的取代反应》时,可以准备两支试管,在试管中分别按比例收集好甲烷和氯气,一支用纸包好避光,另外一支用点燃的镁条照射进行对比实验.让学生进行观察,提出质疑:实验中得到哪些信息?你能获得哪些启示?持之以恒,学生就能够在质疑中产生创新意识. 2.在高效的化学课堂教学中,训练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的形成,不是一两天的事,必须通过经常的训练才能产生.这种训练往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的设计,有效的引导,学生的创新能力才会提高.学生想象力包括联想和猜想.联想是将新知识和已有知识进行对比,由已有知识来想象新知识可能具有的特性.如教学《硝酸》时,让学生思考:为何硝酸必须保存在棕色瓶子里呢?以前学过什么物质是保存在棕色瓶里的?能否根据其保存预测硝酸有什么样的性质?这样不仅让学生运用同化的方法,建构新知识,将新知纳入原有认知结构,而且也培养了学生联想能力.有很多的新发明最初都是猜想,然后进行实验.如果能够得出结论,再经过反复的实验,验证,就可以成为新知识,新理论.创新思维的训练,主要是训练学生的思维的多样性、独特性、灵活性.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关键要创设情境,使学生能够进行多方向、变换角度去思考,解题时注重一题多解的训练.如教学《硫酸》时,提问:如何稀释浓硫酸?让学生进行讨论,在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后,进行实际的操作,可以借助视频展示实验过程,让学生在观察了错误实验后,产生了伤害性的结果时,学生往往印象更加深刻.最终提供学生相应的材料,让学生彻底理解:浓硫酸浓度大,约是百分之九十八,密度比水大,稀释时能产生大量的热.若将水倒入浓硫酸中,放出的大量的热量水滴沸腾飞溅出来,故在进行浓硫酸稀释时,一定要记住把浓硫酸慢慢倒入水中而不是将水倒入浓硫酸中,并不停的用玻璃棒搅拌.化学实验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为在实验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动手能力,动脑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故在高中化学课堂中,教师要想方设法为学生创造实验机会,除了要完成课本中的学生实验,还要补充一定的实验,让学生在不断的动手实验中,获得新的发现,形成良性的思维习惯.化学有许多内容都是生成性的,如果仅仅由教师将实验现象或结果,告诉学生,抄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听、读、背,那效果是最差的,学生不仅不能很好地记住结果,而且事倍功半,甚至出现记错结论的现象,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相反,如果学生能够自主进行探究,积极实验,在实验中不仅观察到实验结果,归纳小结出结论,而且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和提升.如教学《硝酸》时,教师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可能动手实验,在实验中获得新知识,同时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想象,观察力等,像科学家那样在探究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3.结语 总之,在高中化学的教学中进行创新教育,一方面要重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要重视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关键在于创设有效的情境,让创新教育走进我们课堂,走进我们学生生活,让创新成为现实. 作者:钱祥军 单位:江苏省海安县实验中学 创新教育论文:高职教师创新教育论文 一、灵活多样的课堂组织形式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前提 高职生源普遍基础知识较薄弱,理解能力较差,自学能力不强,学习缺乏主动性。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讲台上讲授、学生坐在下面听,“填鸭式”的理论知识灌输,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通过灵活多样的课堂组织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前提。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围坐一圈,是很好的课堂组织形式之一。分组围坐的模式,有利于小组成员间面对面地互相探讨、辩论、取长补短。每组选定一名小组长,一名记录员。小组长是小组的总负责人,协调小组成员开展讨论,对培养其积极性、责任性有积极的作用。记录员负责将讨论内容的要点记录下来,不仅能培养学生勤做记录、形成书面材料的良好习惯,也便于讨论结果的总结、整理。每次课程更换小组长和记录员,使得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安排小组的成果展示及小组间的答辩、打分。每组请两名学生上讲台,通过幻灯片、白板等将本组的成果展示给大家,进行必要的阐述,并由其他小组成员提问,类似于答辩过程。学生自我阐述、自我评价的课堂组织形式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及思维的敏捷性,而且能理清思路、开阔眼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组与组之间的辩论、评价也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学生用活页材料是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综合开发用于引导学生开展课堂学习的文本材料,让学生记录各教学环节中的主要内容,如思考过程、讨论结果、重要知识点、操作体会及相关内容。学生用活页材料的应用,不仅能培养学生勤做记录、形成书面材料的良好习惯,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用活页材料,有助于增强课堂学习的目标性,并能对课堂学习过程起到很好的引导性,增强课堂学习的条理性。课堂结束,学生看到自己写得满满的活页材料,满足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这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课堂内适当运用趣味性的小游戏,对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具有启发意义的小游戏更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启发式教学的灵活运用是开展创新教育成败的关键 遵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指导思想,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启发式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关键。启发式教学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是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规律,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启发、诱导、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启发式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指导思想,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1.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自身应牢固树立启发式教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启发式教学是否能真正落实到具体教学的各个环节的前提。随时考虑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尽可能地为学生创设发现问题的情境,提出富有启发性和思考性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的各种学习能力。树立终身教育思想,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提高终身学习的自觉性,积极参加各项科学研究项目、教学改革项目,通过培训、继续教育以及顶岗实践,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形成基础文化知识宽广、专业知识扎实,又具备一定的职教理念的复合型人才,才能使自己始终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真正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历史重任。 2.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 根据课程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领域的发展,根据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师要及时根据择优原则、择新原则、适用原则、先评后选原则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未及时编入教材的新知识,教师可以通过讲义、图片、实验册等纸质材料,设备、模型等实物资源,光盘、课件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在课堂内外作为课程的补充和扩展,使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3.课堂内开展启发式教学。 在课堂内,教师应围绕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明确知识的重点和难点,理清思路,有目的性地在学生重难点知识上设置问题,启发学生,并注意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为学生打开思路,通过班上学生集体讨论,相互补充,使学生水到渠成地掌握知识。 4.注重创新型实训环节的开展。 重视和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既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也是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主要标志。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能力的需要,构建科学的实训教学方案,形成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提高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前提。在实践教学体系中,教师应减少为了巩固理论知识而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环节,如认知性、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应增加具体运用专业知识、技能于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专业知识,增加使职业技能熟练化的实践环节,如模拟性、操作性的实训类型。教师应特别注重创新型实训环节的开展。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和主动创新为主体是创新型实训教学环节的主要特征。 三、案例分析 以高职《液压传动》课程《绪论》内容为例对创新教育的课堂实施作进一步阐述。不管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近几年较为流行的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在高职《液压传动》课程中通常会安排约两个学时来介绍液压传动的基本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场合,即课程的绪论。在《液压传动》绪论的讲解中,大多数教师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千斤顶为例,借用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讲解帕斯卡原理,通过计算、推导,分析为什么人们可以通过较小的力举起较大的重物。其实,以启发式教学为指导思想,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由学生自主学习完成。课前,教师设计一份用于《液压传动》绪论教学的活页材料,明确本次课程的学习目的、需要完成的内容。课前,每小组桌上摆放一个实际生活、工程中使用的千斤顶。两课时的课堂教学由以下四个环节组成。 1.教学环节一:引入案例。 结合生活常识,由学生举手发言,表述日常生活中千斤顶的用处,并说出自己最大的感受,并记录到活页材料中。教师播放千斤顶在生活及工程中实际应用的图片和视频。此环节通过引入来自生活的案例“千斤顶”,使课程内容变得通俗、易于接受,“问题式”教学方法,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每人分发一份活页材料,使学生有很强的新鲜感。 2.教学环节二:趣味性游戏。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趣味性游戏。一人站立于千斤顶之上,另一人摇动手柄将其顶起,轮换操作,并将体会记录到活页材料中。游戏中,教师提醒小组成员间互相配合。趣味性游戏,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动手操作”环节,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同时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动手操作”,能有效地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小组成员间的协同操作,能逐步培养学生的团结意识、合作意识。在此环节中,教师提醒平时不愿动手、不愿参与的学生积极投入到游戏中去,明确告诉他们你才是学习的主体,这种真正“以生为本”的教学细节,能慢慢地消除他们排斥学习的消极心理。 3.教学环节三:自主探索。 此环节是优秀内容,根据对千斤顶的初步认识,结合已学的课程知识,请学生亲手绘制千斤顶的工作原理简图。此环节难度较大,可分步进行。根据学生实际绘制情况,分阶段播放帕斯卡原理的视频和千斤顶内部结构的视频,逐步引导学生。在没有提示时,很多学生几乎没有头绪,基础较好的学生也只能表示出已学过的几类机械传动的模式,但是观看帕斯卡原理的视频后,不少学生试着将大小油缸表达到示意图中,但是对如何进油、如何复位等细节还是表达不清。观看了千斤顶的内部结构视频后,几乎每个组都能总结出一幅工作原理基本合理的示意图。教师请学生将小组讨论、总结后的工作示意图画到黑板上,向同学讲解其工作原理,并接受同学的提问。自主探索的学习过程,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记录讨论过程,总结讨论结果,展示讨论成果,都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在教师巡视过程中,教师关心学习基础较差、学习能力稍弱的学生,肯定他们的可取之处,鼓励他们敢想敢做。每一位学生都会为自己取得的进步和成果感到自豪。这样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4.教学环节四:真实环境体验。 教师安排学生观摩实训室组装完成的液压缸系统和液压马达系统,并思考实际液压系统和千斤顶的区别、液压系统的工作方式、液压系统的组成部分等问题。此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真实环境的体验,不仅增强了对液压系统的感性认识,同时更加明确了课程的学习对象和学习目标,对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有很大帮助。通过和千斤顶系统的对比,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液压系统工作原理的理解,同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都大有帮助。教师通过多种课堂的组织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结合“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教学指导思想,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现高职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作者:黄金永 屠立 金茵 单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创新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学观念下创新教育论文 一、教师要明确创新的内涵 一方面要明白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都是很活跃和丰富的,要注重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另一方面要明确创新是要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平时的教学,善于让学生思考问题和培养不同的思维方式,挖掘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内容,让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具备运用能力和理解能力,总而言之,就是要学生具备主动性、独立性和思维逻辑性。 二、培养小学生自主创新意识 从以往的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方向转变。主动学习是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的基础,也是促进学生进行创新的基础,因此要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比如在《小蝌蚪找妈妈》这篇文章中,要求学生先预习一遍,再展示出各种动物的图片,让学生回答都认识哪些动物,哪个动物是小蝌蚪的妈妈,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课后生词的拼音标注和解释,对生词进行发音,通过发音看学生在音标的认识和发音上还存在哪些问题,以便于在接下来的教学中进行纠正,最后通过生词的偏旁部首学习刺激学生主动学习意识,比如生词中有“辶、艹、女”等部首,教师就可以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回想以往所学汉字中哪些字有这种偏旁部首,并要求回答这些汉字是什么意思,按照这种教学方式能渐渐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加强小学生对所学语文知识的运用能力。书本知识都是固定的,只有将固定化的知识进行活灵活现的运用,才是对知识的真正把握,才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比如在学习《大自然的语言》这篇课文时,学生不仅能对文章中的词句进行学习,而且能了解物候现象来临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每年不同的开花时间,推算出当地的农业季节,这些都能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所以教师可以利用这篇课文的知识,要求学生课后观察大自然的“语言”,增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改进和完善创新教学的方式 创新教学要营造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氛围,依据现阶段应用较多且教学效率较高的方式,认为小组讨论、情景教学以及多媒体教学比较适合小学语文教学环境。小组讨论式教学能增加学生创新的动力。将班级学生分成水平相当的小组进行讨论和比赛,能间接激励到那些不爱思考和学习的学生也参与其中。比如在讲解《》时,让学生分成小组熟读课本,要求小组成员讨论后回答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什么,结合课本或是自己的语言来回答,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述能力,又能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增加学生的创新动力。情景教学能增加学生创新的源泉。情景式教学不仅能营造学习的气氛,而且还能增加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为创新提供源泉。比如在学习《雪地里的小画家》时,根据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的内容来让学生发挥想象动手画画,展示自己所理解的竹叶、梅花、枫叶和月牙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学生对课本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为创新意识培养提供有利的条件。利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多媒体教学能比较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供具体的形象,比如在讲述《翠鸟》一文时,教师就可以播放翠鸟的外形图、鸣叫声以及捕鱼的动作,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形容翠鸟的外形特征,再通过阅读课本,看书中是如何描述翠鸟的,与自己的描述有什么差异,通过这种形象的展示,也能有效提高学生创新的思维能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探讨,我们看到,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育观念,弄清楚创新的内涵,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意识,改进和完善创新教学的方式,并使这些方式能有效起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改革创新教育的作用。 作者:于婷泽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劳技课实践基地 创新教育论文:化学教学视域下创新教育论文 1.改革化学学习措施,以提升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中学化学老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紧抓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学生当前的认识结构将化学知识富有的逻辑性相互组合串联起来,选择正确适当的教学方法,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内容,科学、正确的运用化学教材,并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组织设计,使学生接受了解更为有趣、更为有序的知识内容.中学化学老师在对化学知识难点进行分化时,一定要使用科学的教学办法,使知识深入浅出发展,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比如说很多学生在掌握、记忆元素周期表时,往往会感到非常困难.老师可以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根据周期表中的族对所有常见的以及常用的元素符号进行分散识记,也可以根据周期表格形式将常用的前三十六号元素、0族元素以及别的主族元素画成一个表格,然后将表格统一印发给学生,让学生每天都带给身上,有空就翻看,这样通过长时间的记忆、阅读,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就会牢牢记住所有的常用元素.对于容易混淆以及不容易掌握记忆的化学知识内容,老师可以将其编程顺口溜或者是韵语口诀,帮助学生掌握记忆,比如说老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化合价以及药品取用知识,编制成朗朗上口的歌曲或者是顺口溜,像《化学之歌》等等,通过歌曲以及口诀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知识内容,同时由于教学过程带有一定的趣味性,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兴趣. 2.引导学生发问,以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培养 中学化学老师在进行课堂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以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创新思维活动的开始首先需要问题的提出,然后根据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进而通过回答过程挖掘出新的问题,再解答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培养.如果学生不能主动发现问题,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提出问题,就会导致学生的问题思考能力以及发展能力受阻,长时间下来学生的思想就会变得迟钝、僵持,对于学生今后各方面的学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学化学老师应当充分利用创新教学活动,在使学生明白了解质疑、提问的重要性之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通过问题的创设而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行培养教育. 3.利用讨论方法,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创新能力 中学化学老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适当使用讨论的方法,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使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参与到讨论中,同时还可以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充分发挥出所有学生的主体性.与此同时教师应当放下架子,将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地位上,与学生建立良好的管理.老师不仅要学会接受学生的所有意见,也应当激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独特的见解,同时给予学生适当的鼓励,如学生的见解错误老师应当先夸奖学生,再用和蔼的语气指出学生的错误之处,这样学生与老师之间才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学生与老师才能够为了更好的解决某一问题而共同努力、相互合作,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够得到应用,进而在应用中得到提升.比如说老师在利用pH试纸进行实验时,可以发放给学生pH试纸以及浓度适当的酸碱性物质,像肥皂粉、洗衣粉、小苏打、醋、盐酸等等,让学生在实验之前分别猜想一下这些实验物品是酸性、还是碱性,并在实验之后用讨论的方式探究这些物品为什么是酸性、碱性,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探索精神,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pH试纸以及酸性、碱性. 4.结语 总体而言,化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这就是化学创新教育的本质.中学阶段的学生大部分都处于青春期,这些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基础文化都非常的好,同时这一时期的学生都非常具有独立意识,所以化学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化学创新教育活动中去,进而对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探索能力进行培养提升,使学生成为敢于发现问题、敢于创造、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唐明亮 单位:西藏林芝地区第一中学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及对金融改革要求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 从外部看,两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出口依赖程度较高。1950~1957年,德国出口依存度平均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达24.5%,在发达国家中偏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过25%,2006年最高超过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1951~1956年,德国基本保持平稳的顺差状态。顺差主要源于贸易盈余,年均约3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1.5%。1957年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凸显且不断加剧,1969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取代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国际资金疯狂投机德国马克的1971~1973年,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突增至634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引发了数次货币危机。我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规模仅为265亿美元,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跃至132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9%;2008年最高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除经常项目顺差外,我国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其主要来源是FDI)。我国2002年以来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汇储备不断积累。1960年代,德国的外汇储备平均约为80亿美元,1972年超过200亿美元,1973年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德国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2002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底为3.8万亿美元。可见,中、德两国在经济转型期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第四,国际政治、经济摩擦频发。国际收支顺差及过多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等国家指责相应时期的德国和当前的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要求货币显著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国因此承担了所谓的“军事补偿成本”,我国被执行“超级301条款”,并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国内看,两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储蓄率偏高。德国储蓄率从1960年开始上升,1970年最高为29%,1975年以后稳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从37.5%上升至2009年达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国储蓄率仍高达50.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德两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加之本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1952~1960年德国基本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率仅为1%,1961~1969年约为2%,1970~1972年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低位运行,2007年大幅增长至4.8%,2008年创下5.86%的新世纪之最,2013年为2.6%。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基尼系数虽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国际警戒线以内。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就超过了0.40,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最高为2008年的0.49,但实际数值可能高达0.61。通过对中、德两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的比较发现,德国内外经济矛盾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断加剧,1969~1973年达到高潮,1974年起逐渐消解。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浮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发凸显,2007~2008年全面表现出来。截至2013年底,上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相当突出。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紧迫。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引发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对经济问题的消解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五方面:一是汇率制度改革。汇率政策主要负责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市场化变动能改变需求的方向,“使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或从进口转向本国产品”,从而自动消除顺差或逆差,并对输入型通胀起到“防火墙”作用。改革固定汇率制度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调整还可减轻本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动(或抑制)经济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管制阻碍了上述功能的实现,难以发挥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市场化的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联动机制,利率政策通过影响汇率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效的货币政策能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控制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此外,货币政策还可通过收入的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开放可通过消除金融歧视、削减准入壁垒、放宽经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容量、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国内金融资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其中,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允许本国居民和企业海外投资,还能平抑国际收支顺差。五是本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将降低一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有利于缓和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风险。 二、德国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国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缓解了内外经济矛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一)主动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国名义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为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国内低通胀等因素,马克的升值压力很大。德国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外汇、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来稳定马克汇率,并对其外汇盈余进行冲销干预。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缩减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对此,德国意识到:在对外开放不可逆转、经济内外矛盾的情况下,马克汇率调整是无法避免的,拖延只会造成冲突的加剧和机会的丧失。因此,1973年,德国取消对汇率的管制,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在1979年彻底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固定汇率制的终结意味着中央银行解除了汇率干预义务,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重新掌握货币发行的主动权。 (二)分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1962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调整利率限制对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利率的干预,转而推行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制,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过度竞争引起金融不稳定。1973年底,德国中央银行取消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和信贷规模管理后,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为提高,支持了德国经济的转型。 (三)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1957年,德国通过了《联邦银行法》,在立法上保证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预算和人员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约,独立性较强。1971~1972年,德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德意志联邦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控制通胀,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资本流动,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债券(1972年)。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总量由24.7亿美元增至40.1亿美元。1973年德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政策开始真正发挥效力,对治理通货膨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随即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率,将当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机期间,又适时调低伦巴德利率和贴现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经济衰退、恢复增长起到关键作用。1974年,德意志联邦银行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实行货币目标制。稳定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体系开放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国内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海外扩张。截止1970年,德国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参股金融机构共计85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限制较少,并较早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德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 (五)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德国马克早在1958年便恢复了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的管制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防止投机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货币当局对马克债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资银行发行以马克计价的债券、禁止浮动收益债券等。然而,资本账户管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马克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资产不断积累和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国坚定了马克国际化的决心。经过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机后,德国马克以稳定的币值逐步赢得欧洲各国的信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德国马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以“去美元化”为目标的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此后,德国马克实际已演变为欧洲的锚定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汇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约12%,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三、启示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续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但人民币波动区间相对较窄,升值压力犹在;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德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放松汇率管制不会严重冲击经济运行,有助于化解内外经济矛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本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应继续坚持“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完善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应积极筹划利率全面市场化的过渡机制与举措。第一,设置缓冲机制。德国实行的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实际上是对利率市场化后金融环境突变的一种缓冲措施,我国探索类似的过渡机制有利于减缓金融市场的波动。第二,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利率市场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资金或将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资产泡沫将是监管的新课题。 (三)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德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两点借鉴:第一,货币政策应首先考虑国内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实现国内目标为第一要务,兼顾与汇率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不能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证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为其他因素所钳制。建议从法律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超然性,保证其职能的发挥。 (四)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200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资本账户管制趋松;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金融理念与技术显著提高。从德国的做法看,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可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本币国际化和汇率体制改革夯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内外矛盾。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加速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之一。在短期内,金融市场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因此,应扩大与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借助香港国际贸易、金融平台,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继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拓宽人民币和国内外汇的流出渠道(如允许企业和个人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货币。在中、长期内,应联合其他亚洲国家探索建立可行的亚洲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最终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 作者:王年咏刘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经济转型论文:探究经济转型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研究论文 摘要: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有着自身的特点。就中国来看,资本积累是由单一向多元方式转化,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也掩盖了转轨时期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以来中国资本积累方式的特点,从制度的角度反思当前中国资本积累所存在的问题,强调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转型论文:浅谈我国经济转型的信用困境原因分析论文 摘要:以博弈论为基础构建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用缺失问题。通过“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推导,研究发现,实现信用交易守信的途径主要有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在中国由弱流动性社会向强流动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应信用交易的守信保障机制并没有同步建立,这是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之所在。 关键词:转型社会;信用困境;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博弈论 一、引言 所谓“信用困境”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失信行为泛滥的现实,这一现实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故称之为“困境”。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演进过程,虽然体制建设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但是一些思想意识转变却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转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还没有在短期内完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失信行为还比较普遍,人们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信用规则行事。 社会的“信用困境”可以说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角债”问题,到后来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再到近期的资本市场造假丑闻频出、地方政府信用形象不佳。虽然失信行为的阶段特征不同,但是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国目前尚未走出社会的“信用困境”。针对上述信用问题,本研究将以博弈论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深入挖掘我国当前“信用困境”的内在根源。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守信问题最为广泛的研究是在产业组织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之间的战略博弈。所不同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与前提假设下,企业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出现巨大差别。例如,古诺模型、波特兰模型等经典产业组织模型在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后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国外有关博弈论模型应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很少将博弈论模型引入较为宏观的信用问题分析,或者说国外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对宏观信用状况分析的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国外的博弈论方法当前多结合信息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运用于机制设计等微观研究领域。 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首先,很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信用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等)强调“信用”本身的重要性(茅于轼,1999;郭红玉,2002;刘拥军,2003)。部分文章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信息不对称)试图给出信用缺失的一种解释(肖建,2003)。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对于信用问题的分析多处于概念阐述阶段,即使将信用问题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只停留在概念引入阶段,缺乏规范的数理分析。从2006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模型来分析信用问题,尤其是解释当前中国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这些研究文献存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不拘泥于微观领域,而多侧重于宏观领域,这也许更多是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还都是将比较基础的博弈论模型引入信用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博弈双方既得利益的策略设计过于简单,导致博弈模型推导比较简单,博弈分析的结果也比较模糊,很难将与社会信用机制相关的制度因素作量化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方面,不仅全面地引入了博弈论的基础模型和多期模型,而且较为详细地定义了社会信用制度的相关变量,使得模型的推导过程更为规范,其结论也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述博弈论模型的时候,将“社会流动性”变化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形态比较的一个线索,通过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结合博弈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信用困境”是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相关信用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产物。本文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不足,那就是博弈论模型仅限于完全信息,对于信息不完全的更为复杂的博弈模型,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引入,不断充实博弈论模型对社会信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三、“信用困境”的博弈论分析——“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一)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构建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信用这个概念进行适当的阐述。信用的本质是衡量人们对契约(包括正式的有形的合同和非正式的无形的合同)的遵守程度。从单个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是否遵守合同可能与个人的天性和教育背景有关,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对合约的遵守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规律性趋势,或者可以看成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如果这种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均衡状态,符合纳什均衡的基本特征,即没有一个参与者在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会有单方面改变战略的激励,那么,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整个社会所体现出的共性的制度安排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深入分析信用问题,我们离不开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在介绍具体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模型的基本假设,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深入理解。 假设(1):模型中作出守信或者失信决策的行为主体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该模型中的信用决策主体是利己主义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信用决策主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2):基于以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需要具体探讨关于不同决策的成本、收益问题。首先,守信的决策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守信的成本会大幅提高。当然,守信同样会带来收益,这种收益相对于守信的成本而言,往往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个人信誉、良好的商誉或者是良好的政府公信力等。同时,失信的决策也是有成本的,这种行为模式的成本与失信带来的收益相比也是趋于长期化的。失信带来的这种长期化成本相对于守信的长期化收益而言更加难以消逝,一旦失信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可能像阴影一样,让人挥之不去,无法摆脱。同样,失信也会带来收益,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这种因失信而产生的收益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也更加趋于短期化。因此,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信用行为决策简单地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守信或者失信的成本收益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守信或者失信的行为决策问题也就成了一个衡量和比较守信、失信的净收益问题,带来更大净收益的行为模式往往更加有可能成为人们最终的信用决策选择。 (二)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1模型的推导 (1)A表示因为守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这里我们称之为“信用价值”,即我们现实中通常可以观察到的信誉、商誉、公信力的无形价值。这种守信带来收益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 (2)E表示因为失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上文关于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谈到,这种失信带来收益在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同时更趋于短期化。 (3)β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即失信行为被惩罚的严厉程度。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通常而言,β 1。从下文的模型结论可以看出,如果艮1,那么失信行为将会成为人们的最优选择。 (4)P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力度,即失信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整体社会管理体制可以有效监管社会全部交易行为的P倍(0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守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失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E×(1-P)+(E-β×E)×P=E(1-β×E) (2)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无法得到失信带来的额外收益,其双方的整体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0 (3)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守信的决策,那么守信者因为守信可以带来良好的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收益,同时因为守信也让渡给交易对方失信者E的利益,因此守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E+E×β×P (4)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均做出了守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可以因为赢得并维护了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长期性收益,交易双方的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分析模式虽然需要依靠很强的理论假设作支撑,与现实情况相差较远,但是,这种分析模式比较清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图1)。 考察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守信策略能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那么必须要满足条件:A E-E×β×P且(A-E)+E×β×P 0 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βP 1或者0 βP 1,且A E(1-βP) 考察这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失信策略也可以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如果博弈满足条件: A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 0 βP 1,且A通过上述守信均衡和失信均衡的条件比较,我们发现实现守信均衡的优秀条件在于两个:监管力度βP是否大于1,信用价值A与E(1-βP)的大小比较。 2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简单变形 为了使得上述模型更能反映现实世界情况,我们这里引入“补偿机制”的概念。假定α代表守信补偿比例,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以一个什么比例转化为交易中守信者的补偿。从对补偿比例α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补偿比例的值域应该介于0到1之间。上面分析的是一种极端情况:α=1,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全部用于补偿守信者的损失。引入守信补偿比例α的概念之后,图1中的博弈模型可以变化为图2。 (1)当α=1(全补偿),即我们上文分析的博弈。 (2)当α=0(无补偿),该博弈的解为: 当A E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A当E-E×β×P(3)当O α 1(部分补偿),该博弈的解与情况(2)的解相似: 当卢P 1或者0 βP 1且A E-E×β×P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0 βP 1且A当0 βP 1且E-E×β×P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守信补偿比例α基本的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守信者的补偿力度越大,即α的数值越大,信用交易者就越有激励在交易中守信,反映在上述博弈论模型中,即出现(守信,守信)为唯一均衡解所要求的条件越宽松。 3模型分析小结 从上述简单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保证信用行为博弈出现(守信,守信)的唯一均衡解主要依赖于两类条件:(1)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反映在模型中为βP,即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如果交易的一方选择了失信行为,那么他(她)有P(0以α=1(全补偿)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为例,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足够大,能够满足βP 1的条件,使得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 0,那么根据模型的假设,信用交易行为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不能使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 0,即0 βP 1,此时依赖市场利益调节机制,模型中的信用交易行为仍然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其条件为:A E(1-βP)。当0 βP 1,且A (三)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侧重于分析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对于信用交易者的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复博弈(信用交易)的前提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在单期博弈的守信收益不够大,即A在推导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模型的一个关键性假设。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在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中,A被视为守信的长期收益,而且根据现实情况,守信带来的收益一般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一种比较极端同时又比较贴近现实的情况,即每次博弈中如果信用交易者做出守信的行为,那么他(她)将得到一个A的守信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只能在多期博弈的最后一期全部实现。因此,在两期博弈中,即使是博弈双方在第一期均保持守信,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在第一期的收益也均为0。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考察两期博弈的简单情况。 第一期的博弈模型见图3。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守信,守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4。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失信,失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5。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两期模型中假设贴现因子为1,即第二期的收益贴现到第一期之后没有贴现损失。为了更加贴近实际情况,我们假设在多期博弈过程中,考虑信用交易者采取如下的带有“报复性”的行为策略。自己在第一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守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失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失信。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可以证明,当AE-E×β×P,两期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都是守信。 首先,我们证明,当信用交易的一方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的另一方的最优策略也是采取上述策略。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者甲也采取上述策略,则甲的总收益为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失信,那么甲知道遵循上述策略的交易者乙会在第二期失信,则甲在第二期的最佳策略应该为失信,因此甲的总收益为E-E×β×P 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守信而在第二期失信,甲的总收益为E-E×β×P 2A。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交易者乙遵行上述策略的前提下,交易者甲的最佳策略也是遵循上述策略,反之亦然。这说明,上述策略是一个纳什均衡策略,其均衡结果为“双方在两期都守信”。 如果把上述的两期模型推广到N期,根据上面的逻辑,我们不难证明,当AE-E×β×P时,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一个纳什均衡结果。这一结论表明,即便守信的单期收益很小(AE-E×β×P),在多期博弈模型中,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一样可以实现“守信”的行为均衡。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结论 1实现信用交易出现守信结果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 2第三方监督者通过提高对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使得失信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利益上的吸引力,进而使得失信行为消失。可以说这是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 3当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不能被满足时,即0 βP 1、E-E×β×P 0时,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也可以让市场信用交易行为出现守信均衡的情况。但是相对于上述第三方监督者的监督惩罚力度的“强条件”而言,这种市场利益保证可以视为一种“弱条件”。 在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只要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足够大,即A E(1-βP),那么信用行为博弈的结果可以出现(守信,守信)的情况。如果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不够大(A但是,在多期信用交易(搏弈)的情况下,这一条件可以放松,如果单次博弈守信带来的收益不够大(AE-E×β×P),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个纳什均衡结果。可以说,在多期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要求变得更加宽松,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可能性增大。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应用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应用上文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分析结论,同时引入“社会流动性”这一概念。这一部分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社会形态社会流动性变化和相应信用制度的变化,可以导致不同社会形态满足不同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结论性条件,进而导致不同社会形态出现不同的社会信用状态。通过不同社会信用状态的比较分析,挖掘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条件下的“信用困境”的根源。 (一)传统社会的信用制度安排——“儒商秩序”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儒家信条在整个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同,商业并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商业活动中的高级交易活动——信用交易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商业行为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传统社会发展到16世纪左右,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一样,传统社会的这种商业崛起趋势不断明朗化,并积极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儒家传统“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逐渐松动,人们逐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即只要利义一致,牟利也符合道德规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传统社会后期出现了“利以义制”的新儒家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在这个传统社会局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山西商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是宣传新儒家商业思想的理论先导,将自身的行为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合理化,而且切身履行着“利以义制”新儒家商业信条,不仅实现了晋商足迹遍布天下的辉煌,而且实现了“汇通天下”这个传统社会的金融梦想。此处以晋商票号为例,详细解读传统社会弱流动性条件下,信用制度安排如何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 虽然晋商票号不仅限于本地经营,还不断追求着“汇通天下”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晋商中的各个商业家族,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弱流动性状态,这种人员的弱流动性状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这种弱流动性状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票号总号的稳定性,(2)票号背后家族关系的稳定性,(3)晋商票号历史传承的稳定性。这种时间和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为传统社会实现稳定且良好信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现实保证。首先,基于传统社会下“人治”模式,对于信用交易行为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处于“真空状态”,不仅相关法律接近空白,而且缺乏保证相关法令实施的制度性安排。保证良好社会信用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幸运的是,这种利益机制在“弱流动”社会条件下,通过小范围内重复交易实现了信用信息在局部范围内自然充分扩散和信用交易带有多次博弈属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传统社会良好信用状况。 而且,传统社会实现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策略能成为博弈双方的均衡结果是一种相对稳态的博弈结果。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生发出广泛的“集体惩戒机制”(即人们会排斥不诚实的人,并对发现别人不诚实而不排斥的人进行追究),这使人们不易于打破这种惯例,这就是MaynardSmith所说的“演进稳定性”。㈣它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维护,每个成员都会自觉遵守——无论他出于习惯、模仿还是理性计算的动机。因此,我认为传统社会的信用秩序有着很强的自我维系能力和自我延续能力。 (二)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秩序——以美国为例 这里谈到的现代社会,是针对上文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当前转型社会的概念而来的。现代社会既是指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工业社会,也是指转型社会的转型目标。这部分以美国为例,具体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状况,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扩展。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这种“法治”取代“人治”的根本转变填补了传统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监督惩罚能力的缺失,大大提升了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惩处力度。这里所说的信用监管制度包括行业自律的内容,但是主要以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持。美国相继颁布的《个人信用保护法》、《信用平等机会法》、《公正贷款对帐法》、《破产法》、《个人信用限制计划》等法规,规范了信用活动。不仅如此,美国多年的司法成功实践基础使得美国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信用法律。总之,有效的法律系统和高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有效地保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守信均衡的出现。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信贷社会可以实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情况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体制还可以保证“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均衡“弱条件”的实现。这无疑为保证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增加了一个制度性保险。现代西方社会完善的国家征信体系满足了强流动性社会的信息扩散特点,在关键信用信息的统一搜集和统一制度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交易者的交易行为的强流动性伴随着信用信息的强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社会较为普及的信用评级系统为充分流动的信用信息进行了科学的加工,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信用信息不仅能够充分流动,而且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现实信息。这样,从“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框架来看,守信带来的收益A将被放大,因为良好的信用信息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交易者获知;同时失信带来的收益E则很难实现,因为在潜在交易者比较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带有失信历史的人进行交易。“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 E(1-P))就很可能被满足。 (三)现代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 结合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贯穿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分析主线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分析的基本背景,对于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危机根源的分析,社会流动性这个基本背景显得更加具有解释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转型社会。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双重转型”,即同时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历史遗留任务,又要追赶信息化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主体形态正在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个性转型。这是因为,社会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的现代化。同时,这种双重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还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化伴随下的双重现代化进程中,在双重现代化推动的人的自由个性现代化进程中,两股力量正在合力推进社会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这种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以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习惯为起点,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但是就在这个制度“破”、“立”交替的过程中,一系列制度转型问题凸现出来,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危机的出现。 具体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原有的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被打破,原来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本背景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契约裁定渠道已经限制了交易扩大的客观需求,但是整个社会建立起如现代社会那样的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又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以及财力和物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让人们接受和适应新的全民征信制度。这种背景下,社会一方面不相信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借助于全民征信系统,无奈之间,社会自发选择了一些带有典型权宜之计意味的预防失信的制度。首先,社会部分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亲缘商业模式,以家族企业为基本经营模式,试图模仿传统社会依靠家族信任来避免信用缺失问题。不可否认,家族信任作为传统社会维系信用的基本模式,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交易的范围不断向纵深延伸,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漏洞百出、难以为继。其次,传统社会亲缘、地缘信用模式在转型社会的另一个演变就是“熟人经济”或者称“关系经济”,这种模式无非是亲缘、地缘信用模式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实的一个变体,以关系为纽带,力图在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进而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但是,这种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模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简陋,以至于在现代社会浪潮袭来的时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和不知所措。 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反映在“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社会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威慑作用不大,守信均衡的“强条件”(E-E×β×P 0)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在缺乏完善的社会征信体制和社会信用评级体制的情况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变体特征和“权宜”特征,因此,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 E(1-P))也难以满足。可见,依据“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逻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信用危机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论 理论上讲,社会出现守信均衡至少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法治让位人治,“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薄弱;但是在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下,基本可以满足“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这一条件,实现弱流动性条件下的局部守信均衡。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虽然社会流动性大大提升,但是其完善的立法体系和高效的司法制度使得“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可以在强流动性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保证守信均衡的实现。同时,现代西方社会借助于强大的征信网络和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同样可以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利益调节机制”的作用,使得现代西方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更加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典型的转型期,“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导致“信用困境”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顽疾”。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弱流动性状态被打破,强流动性的社会中,保证传统社会的守信均衡的制度安排在转型社会中的功效可谓捉襟见肘,甚至逐步走向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系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任务,目前尚未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与强流动性社会相匹配的信用法律制度、征信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社会的守信均衡尚需时日。可以说,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就是造成我国“信用困境”的根源所在。要摆脱当前的“信用困境”就必须要加紧完善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社会信用制度。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含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宏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优秀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优秀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优秀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优秀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优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公务员之家: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稳妥的渐进式的演化,转型经济都将成为一段历史,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经济理论相互融合,虽然最终不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进一步发展繁荣,但它供给的经验、教训以及发展经济的方法思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供给借鉴。 经济转型论文:资源税制改革增长经济转型论文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要有效利用资源,更要合理保护资源,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应进行改革,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让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1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3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4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改变现行中央和地方按照资源税项目分配的格局,改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后,采用中央和地方按收入总额分成的办法分配,将中央与地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加强资源税征管的积极性。具体分成比例可按中央30%、地方70%的比例实施。这种比例主要是考虑到中央要从宏观上实施调控,需要掌握一定财权财力_而地方要承担资源保护、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等任务,所以总额分成比例应该高一些。对西部的资源大省,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普遍较低,资源输出地区在资源保护、资源补偿方面需要大量支出,且又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这类地区的分成比例可以按2:8为宜。另外,中央还应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这类地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投入,帮助这类地区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源富有,地方贫穷”的困境。 总之,完善资源税有助于促进企业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助于全社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资源税改革加快经济转型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要有效利用资源,更要合理保护资源,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应进行改革,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让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一、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三、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四、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改变现行中央和地方按照资源税项目分配的格局,改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后,采用中央和地方按收入总额分成的办法分配,将中央与地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加强资源税征管的积极性。具体分成比例可按中央30%、地方70%的比例实施。这种比例主要是考虑到中央要从宏观上实施调控,需要掌握一定财权财力_而地方要承担资源保护、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等任务,所以总额分成比例应该高一些。对西部的资源大省,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普遍较低,资源输出地区在资源保护、资源补偿方面需要大量支出,且又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这类地区的分成比例可以按2:8为宜。另外,中央还应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这类地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投入,帮助这类地区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源富有,地方贫穷”的困境。 总之,完善资源税有助于促进企业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助于全社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何谓生态风险、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四)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关系走向全球,同时也把风险引向世界,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态风险,靠单个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在生态风险治理中,我们必须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风险,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会计国际化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是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我国必须要参与到会计国际化协调的过程中来,而且要建设一条符合中国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论文关键词: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会计环境;会计标准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中国更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并且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1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潮流中,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大门将向世界敞开。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样超越国界的经济,必然要求作为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规格”,以消除语言障碍,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便利。 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的全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才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推动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2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 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会计的国际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需要资金,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工作。引进外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环境能合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外国投资者很难看懂当时的会计报表(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中国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尽管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国际财务准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此,中国一直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包括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动全球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除非相关的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明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国际国外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协调的重点问题,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并与我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推进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对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我们不应被动消极地接受其他国家协调的结果,而应积极地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协调的发展和动向,充分借鉴吸收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照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会计协调的进程中,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也能解决我们国家所面I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比较多,且关联交易较为普遍,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为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有了可乘之机。而对这种情况,我国不得不对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进行修订,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求企业将所有非货币性交易均作为同类非货币性交易处理,同时我国对债务重组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企业监管和业绩评价看,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利润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强调的是过去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偏向利润表对利润指标较为重视,而国际财务报告准确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按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侧重于规范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也不一样,这就使我国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难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完全一致。 从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大陆体系。法律条款规定的内容必须予以遵循,相应地,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中也要体现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比如,我国(公司法 规定企业应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积金等,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写进我们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通过企业的会计核算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予以提示。 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看,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居多,国家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社会公众等投资者则是一些较为离散的小股东,机构投资者较少,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此,我国现实的选择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但又不简单地照抄国际会计准则,要从中国现实的会计发展实际出发,主动地协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要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考察其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不仅要重视现在环境下的适应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国会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会计国际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转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并且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进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各国的会计国际化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现成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环境,研究各国存在的特殊问题,不断调整改进,完善国际准则,使之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针对的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因而我国会计标准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所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是受我国的现实环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向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反映我们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将会更广泛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协调。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会计国际化协同进程的方式方法,抓紧研究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动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会计国际化的具体步骤和处理方式,将对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颇有助益。首先,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是应达成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会计术语和内容都相当准确一致,各个具体准则制定中均可依赖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标和基础之上进行具体准则的协调进程,单从会计的角度考虑,这无疑会减少协调中的磨合,加速协调的进程,为中国会计准则最终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其次,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制定进程,以适应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制定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化进程表,深入分析国际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着手进行准则间的详细分析和差异对比,使我们会计国际化走上系统性,实质性议事日程。再次,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之外。如何尽快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实现会计实务操作的国际接轨是会计国际化的又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如何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构架下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兼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积极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等,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在国际协调方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以便在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的影响力。此时,我国更应当加强与亚洲国家会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化会计准则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使之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情况和需求。并确立我国在亚洲国家会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国整个会计人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会计改革和进行国际协调的需要,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财会人员需要学习,单位负责人也应当能够了解一些会计知识,还有监督、检查等部门也需要接受新的会计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我国会计的日益国际化,国内的会计人员不有只重视国内,而要将眼光放远于世界,将自身的知识与国际化的会计潮流相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加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并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领域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共同参与,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形成相互协调的发展,形成发展的统一步伐,使得我国会计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有更多方面的支持力量,也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反之,如果只有会计发展的“一支独秀”,那会计的发展就不存在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了。总之,会计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的一个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也有更多领域的需求,为此,经济要平稳,快速的发展下去,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与进步。 4会计国际化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会计国际化也只能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而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差异,例如:①中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关注程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尚存在差距;②、现行中国法律、法规环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应用环境的要求还存在一些不一致;③公平竞争的交易环境仍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有时相当不规范;④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⑤目前中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还不够完善。导致会计实务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等等,这些差距都预示着中国会计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与艰辛,为此,要实现我国的会计国际化,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监督医院财务经济活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及市场信息,对院领导的决策活动进行事前监督;拓宽相关知识领域,对院内经济运行实行全方位跟踪监督;熟悉现行财政法规政策,对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大胆监督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的经验型财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医院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医疗单位,其支柱经济活动就是医疗器械及药品的购与销、一个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管理上的内涵十分丰富、在购置大型设备时,既要考虑到医学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技术、熟悉通晓现形各类财政法规、政策、严格自律,廉洁奉公,财务人员不仅要知法,还要守法、对财经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及遵守进行监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通过对医院财务监督的分析,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财务工作人员应该充分发挥职能,进行更为有效的财务监督,以此保证医院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财务监督 医院财务监督是医院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医院发生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管理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离开了财务监督,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就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财务监督的目的在于督促财务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揭露财务活动中的薄弱环节和违法行为,制约和约束不法行为,保证财务活动的正常、有序、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实现医院财务管理目标。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知识经济飞跃发展的时代,我国经济转型已形成新的转折点态势。在新形势下,《会计法》对我们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权力。根据医院的财务工作实际与性质,医院财务监督应从多方面展开。笔者就自身工作的实际出发,认为医院的财务监督应该包括对领导决策行为的监督、对医院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对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 一、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及市场信息,对院领导的决策活动进行事前监督 随着我国卫生改革的深入和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及无限变化,传统的经验型财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医院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按照传统的会计组织管理模式,在医院会计工作中,会计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人工传递会计凭证完成的,由此造成会计信息的滞后往往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第一,会计系统记账不及时,无法随时对医院的经营结构和资金运作进行控制;第二,财务部门拿到滞后的会计信息(药品调价单、物价行情表)到月底才做会计处理,下月初才可能将报表报出,这种会计信息处理的滞后,导致医院出现账实不符的不良后果;第三,严重影响了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进行正确的决策。此外,财务人员的财务活动往往局限于机械的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对日常的经济决策活动少有发言权,认为只要把账做好就算是完成了本职工作。殊不知,财务核算工作是基础,财务监督工作才是重点。 作为一个医疗单位,其支柱经济活动就是医疗器械及药品的购与销。在医疗器械的购置中,领导决策尤为重要。这需要领导通过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技术,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最佳方案,并在实施中加以完善和修正,以实现决策活动的目标。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药品、器械更新换代迅速,价格扬抑变化剧烈,会计信息的滞后常常使院领导把握不准,决策失衡。而财务监督则可以为科学合理领导决策提供参谋。财务人员通过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及时、正确、全面地反映资金活动情况、分析考核经济效果、提供精确可信的数据,参与到经济活动的决策中。为充分发挥参谋的作用,我们必须迅速实现医院的现代化管理,将医院财会电算化系统与各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并同物资市场、药品市场等联成网络,架构市场、各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有效而畅通的信息渠道。使各部门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资料与市场行情相接轨,并能同步地传递到财务部门,为财务部门所掌握。财务人员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建立并实施医院会计系统的实时预测监控系统,及时收集、处理、汇编,分析经济数据,产生各种有用的经营信息,及时协助领导发现、堵塞经营活动中的漏洞,纠正经济运行中的不良苗头,使财务会计人员的事前监督得以充分体现。 二、拓宽相关知识领域,对院内经济运行实行全方位跟踪监督 一个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管理上的内涵十分丰富。《会计法》要求财务会计人员事事要参与,行行要监督。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努力使自己从一个简单的事后核算型人员转变为一个核算管理型人员。把财务会计人员的工作从单纯的记账、报账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成本控制,资本预算、营运资本管理、风险控制、业绩考核与评价、战略管理等等方面。 为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在财务人员日常工作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学习“充电”,扩展相关业务知识,包括税法、金融法、计算机理论与应用,财政管理学、国际贸易学、市场营销学、现代化管理学以及同医院经营活动紧密相关的建筑预算、决算常识,经济合同常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应该是财务会计人员新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迫使财务会计人员必须提高综合素质,在搞好自身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迅速拓宽与会计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财务人员一定要克服惰性,及时主动的进行知识更新。上级主管也要积极地支持财务人员继续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地为工作服务。实践证明,只有让财务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日趋合理,方能使财务会计人员在医院整个经营活动中行使全方位的有效监督。 在医院进行工程项目建设、购置新的大型设备时,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督。在购置大型设备时,既要考虑到医学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可行性。财务人员要综合系统地研究物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种物资、资金的效能。笔者近年来在该类事项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做到首先召集全体财务人员各自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相关知识对项目的前期准备,即在资金的筹集、市场前景预测、成本效益等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特别是一些直接影响决策是否科学的几大要素,如资金成本、投资效益、每年的净现金流量、项目市场发展前景及未来增加的业务量、投资回收期等,都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据供领导采用。领导决策后,我们就积极参与招标谈判,设计建议,进行质量监督、资金划拨、验收决算等活动,使财务监督贯穿于基建、设备购置的始终。这样既能较好地控制成本,又能按合同、按进度分期付款,保证工程质量,同时还有效地杜绝了一些经济犯罪的发生,避免了单位的经济损失。这是一种事前监督,是一种预防性的、主动的监督,是在某项决策活动之前作出的,财务人员提出自己的专业性意见。这样就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防止了决策失误,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加强了预算、计划、预测、决策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财务活动的合理性、有效性,提高决策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对医院的活动开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医院领导决策购买医疗器具和设备后,我们还会继续进行监督,而且对医疗设备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进一步的进行监督。这种事中监督贯穿于财务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通过对财务预算、财务收支情况、费用标准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便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保证财务制度的正确执行和各项收支按照预算进行,确保资金的安全,节约及有效的使用。 在监督医疗设备的使用活动中,也会对相关财务活动进行分析和反馈。这是医院财务监督的后续环节,是决策活动实施后,收集各类相关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及时反馈,以求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不断改进。这样可以充分挖掘潜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益和资金使用效果。财务人员要跟踪了解物质资产带来的各方面的后果,为下一次财务监督及经济决策积累经验。 三、熟悉现行财政法规政策,对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大胆监督 财务会计人员是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的第一知情者和具体操作者,其工作性质决定了财务会计人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扮演着前沿门卫者身份。因此,我们的财务会计人员至少要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优秀素质。一是要熟悉通晓现形各类财政法规、政策;把关必须依法,依法必先知法。因此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一切收支范围、标准、数据比率及操作程序,财务会计人员必须熟记无误,严格执行,准确把关。近年来,笔者认真地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收集装订成册。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差旅费报销标准、个人所得税征收比率、各类会议经费开支标准、药品器械及各类易耗品的采购审批、出入库程序、公务接待审批程序及开支标准、各类劳保、津贴、补贴范围及标准等等。由于较好地熟悉了各类财务法规政策,因此在工作实践中能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为领导签批报销发票、费用等把好第一道关口,从源头上遏制了虚假票据的流入和虚报、重报等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堵塞了财务管理漏洞,确保了医院的成本合理控制,同时也为全院干部职工的党风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二是严格自律,廉洁奉公,财务人员不仅要知法,还要守法,在群众中树立可信的良好社会形象。三是对财经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及遵守进行监督。为保障财务监督的及时有效,财务人员可以在遵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一套符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的监督约束机制,将制度规范真正落到实处。 实行财务公开制度是促进医院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财务公开是医院财务活动公正、公开的体现,通过财务公开制度能将医院的经济活动予以公开化和透明化。在公开财务活动的同时,也应就医院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财务公开的主要形式有经济活动的公示公开、财务报表披露及其分析、医院阶段性经济形势报告等等。这些信息的披露不仅有利于医院领导日后开展的决策工作,还有利于医院职工对医院经济情况的了解。 此外,外部监督也是监督医院财务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独立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第一,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财政、财务、审计等部门主要是就医院在进行财务活动时是否严格遵守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第二,独立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则是从专业角度监督检查医院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确保医院财务活动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第三,在群众监督方面,医院的宗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保障人民健康,应该广泛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舆论的监督、批评与指正。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今天,知识就是资源,就是资本,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只有不断吸收新知识、掌握新情况,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飞速变革的时代,才能更好地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作用。 经济转型论文:知识经济转型财会素质提升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财会人员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率先在这方面向自己的员工提出了明确要求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在千年之交、世纪更迭之际,人类社会即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种变化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及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财会人员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抒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仅从会计工作的实际谈谈财会人员应具备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三大意识”。 1、发展意识 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工业革命,确立了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现代会计赖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随后,西方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厂制度而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变化,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凸显出来,并由此形成了以对外报告为专职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报告为主旨的管理成本会计。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人们对物价变动、企业破产、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公司税务等因素高度关注,使会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分化出通货膨胀会计、清算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税务会计等等,初步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会计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工具的创新、社会保险业和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又产生了国际会计、企业集团会计、跨国公司会计、合并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等等。美国伊利洛斯大学E·贝尔考依教授针对现有会计存在的局限性和会计使用者对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写了《会计未来趋势》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未来会计的六大发展趋势:①社会经济会计。它主?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从澈图屏科笠稻没疃陨缁岬挠跋欤荚谡媸捣从衬程囟ㄆ笠刀陨缁岬墓毕祝约八陨缁嵩鹑蔚穆男星榭觥"谌肆ψ试椿峒啤4郴峒撇嘀赜诙晕镏首试春筒莆褡试吹募萍郏鍪恿硕云笠底畋蟮娜肆ψ试吹募萍郏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试椿峒票厝挥υ硕"鄄ㄗ时境杀净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鹜ǔS辛礁隼丛矗凑褡时竞筒ㄗ时尽O钟谢峒浦蝗啡险褡时镜某杀荆蝗啡喜ㄗ时镜某杀荆坪踉擞貌ㄗ时臼俏扌杌ǚ汛鄣模馐且桓鲅现氐奈笄"芟纸鹆髁恐苹峒啤U庵只峒撇唤黾锹加肽郴峒破诩涞南纸鹗罩в泄氐幕峒剖孪睿ㄏ纸鹬苹峒疲布锹加上鬯鸬娜饲坊蚯啡说南纸鹆髁浚ㄖ赣κ照士畹氖栈睾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鸱⑸苹峒疲O纸鹆髁恐苹峒剖墙纸鹬苹峒坪腿ㄔ鸱⑸苹峒迫谖惶宓幕峒坪怂阆低场=⒄庵只峒浦频母灸康模谟谙蚱笠道婀叵等颂峁┧窃诰霾吖讨兴匦璧南纸鹆髁啃畔ⅰ"莶莆裨げ獾谋啾āF笠挡莆裨げ獾谋啾ㄖ饕嵌云笠档牟莆褡纯龊陀芰性げ狻K孀诺缒缘钠占昂驮げ馊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档土嗽げ獾某杀荆蛊笠涤锌赡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鲋当ǜ妗2簧倩峒蒲ё胰衔衷诘摹熬焕泵嫣荒苷嬲?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他们主张计算增值额,并编制增值报告,以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我们姑且不去评说贝尔考依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计从来不会停滞不前,总在不断衍生和翻新。这种变化,一方面沿着越来越细微的轨迹发展,另一方面沿着越来越宏观的轨迹发展。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会人员没有发展的意识,没有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就必然落伍。 2.创新意识 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给传统的会计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它提出了全方位的、严峻的挑战。撮其要者,胪列三个事例: 其一技术创新对传统会计的挑战。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众所周知,由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动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技术创新是主导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使其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可以使一家处于发展颠峰的企业一夜间跌入谷底,彻底丧失再发展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技术创新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更象变戏法似的扑朔迷离。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无法应对。传统会计建立在借贷记帐法、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对于确认、记录、计量、报告企业有形资产的流动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企业专利权、专营权、版权、技术秘方、商标权、品牌权、商誉、回避竞争协议、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市场开发、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无形资产的揭示则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不能真实地、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技术创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模式的诞生。 其二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的冲击。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金融创新大趋势已露端倪。现在金融工具创新已由第一代(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迈进。在这一阶段,一种新设计的金融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投入市场,参加运作。如一些银行、证券公司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顶”、“保底”、“加圈”、“互换期权”、“汇价幅度期汇”之类,还有新的不动产类衍生工具和通货膨胀类衍生工具。这些新创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当,能够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投资报酬;反之,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灭顶之灾的倒闭、破产。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会计不能及时、准确、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风险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要适应这一情况,必须对传统会计中的会计要素定义、对会计确认标准的原则、对会计计量的基础以及对会计报表结构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金融工具创新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其三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会计的洗刷。信息产业代表着新一代的生产力,是促使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络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是一次飓风式的洗礼。现有会计模式仅局限在帐户左方记借,帐户右方记贷;仍利用三个世纪以前发明的反向抵减技术来实现会计信息中的正、负数表达;仍运用纸张、笔墨加算盘等技术手段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加工、显而易见,这种会计模式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产生、文字、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为技术基础的,已经适应不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基础,容纳不了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技术发展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3、开放意识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就会计领域而言,开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只是充分反映经济活动,监督经济过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看门狗”和“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根本担当不了主导社会资源流向和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重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模式,这当然离不开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会计国际惯例,引进西方的财务呈报概念框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体系。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分隔也逐步消除,会计及会计学科的国际一体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综上所述,作为跨世纪的财务人员,必须有开放的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对西方会计进行精严的选择,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推动中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人的能力的挑战,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程度。要想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名合格财会人员,必须有相关的知识作基础。 1、通晓专业理论 按高标准要求,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鉴于目前财会队伍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我拟将会计专业理论分成几个层次,并依据这些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的远近,提出程度有别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会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来说,主要有逻辑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获取感性知识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它是一个由哲学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会计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种类方法的有机体系,是更有本质的理论。它对于充实和完善会计理论。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理论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方法必须有透彻的领悟和精湛的运用技术巧。只有这样,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方法论,对于从事具体财会工作的同志来说,对这些方法也要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这有利于财会人员从最高层次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运用它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熟悉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收益、费用、资金、营运资金、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存货、递延资产、制造成本等。二是会计工作质的规定性,如会计本质、会计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地位、会计任务等等。这些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构成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会计发展理论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与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的关于会计进化规律性的理论。比较会计理论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地区)的会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的系统知识,其内容涵盖比较会计的概念与形成基础,比较会计的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建议等等。会计基本理论与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其中会计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是支撑,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会计理论体系之中。财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力争熟悉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的一般规律。财会人员熟悉了这些理论,能够从较高的视角上把握财会工作的运行规律,提高财务分析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其一。其二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密切。会计实务必须得会计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得以继续维持;而会计理论也只有在解释和说明会计实务中得以验证。譬如,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业务是财会人员经常要处理的会计实物,正确处理跨期费用是均衡各期费用,正确如实计算成本的需要。之所以需要处理摊提业务,我们可以用继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给予解释和说明。为了考核各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费用,以权责发生制原则为标准来划分各期费用,已付但应由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要列为待摊费用,预计将要付出的费用应由发生之前各期负担的,要预先计提。财会人员熟悉会计理论,用理论对这两类实务作出解释和说明,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业务处理就不再是随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会计应用理论。会计应用理论是研究会计工作量的规定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会计工作的运行规则及完善问题,对会计实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会计应用理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财务通则、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规范的完善问题:二是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存废问题。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和纽带。会计应用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最密切、关系最直接、应用性最强的理论,而且包含许多政策性规定,对此,财务人员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阶段上,而要达到准确掌握和运用的程度。 2、善长计算机操作 笔、纸、算盘是传统会计工作的“老三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这“老三件”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历史博物馆。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络的开通,预示会计工作的手段、工具、条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估计在财会工作中完全实现计算机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尽管不少财务人员进行了计算机的普及培训,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数人只是停留在用计算机打字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水平上,与财务工作计算机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财务人员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并能针对本单位、本企业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这不是过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现在的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能运用笔记帐、利用算盘算帐的基本技能一样,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当财务人员,可以说,这是关系到财务人员的“饭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3、能用外语交流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会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财会人员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他们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种外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如果语言不通,只有依靠翻译才能进行交流。带翻译除了增加交际成本和极不方便外,还会因为翻译人员的气质、语言风格、讲话技巧、文化修养、会计专业知识与当事人的差异而影响交流效果。语言也是猎取新知识的工具。在“知识爆炸”的社会里,要掌握国外会计领域的新知识、新动向、新趋势,不懂一种外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知识经济时代,不懂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外国语言的人,就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很难成为卓有成效的财会人员。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率先在这方面向自己的员工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日本大企业伊藤忠商社从1978年开始,要求其全体职工都要在4年之内通过一定级别的外语考试,并逐步达到能用外语会话交流、撰写文章。松下商社和丰田汽车公司分别从1993、1995年开始,公司不再设翻译,要求全体职工无一例外地具有独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我们的财会人员,是单位和企业中重要的职员,从现在起,就要发奋砥砺、刻苦学习,尽快掌握一种外语,以开放的姿态、开明的形象步入世界,迎接会计国际化的挑战。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危机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探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良好的增长势头一度让政府欣慰不已,然而,这种增长依然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目前普京总统除了面临国防开支、内外债务、社会支出、企业结构改革、改善恶劣的投资环境和克服日益加剧的人口危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之外,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尽管俄政府已经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克服危机,要保持持续增长并不容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俄罗斯在摧垮了旧制度的同时并未找到一种建立全新制度的力量和方式,导致了改革的混乱和经济的无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俄罗斯数百万公民的福利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增长;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 在21世纪的今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模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叶利钦时代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俄罗斯转轨的路径失误在于其试图要在一种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和法制基础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便寄希望于市场经济模式能够自动更正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陈旧的企业经营机制,藉此来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绝对垄断地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结果却造成了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乃至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今,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普京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 一、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1~5月,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工农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0.4%和1.2%,进出口稳步增长,居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5.2%。经济的好转让俄罗斯政府欣慰不已,俄联邦政府很有信心地预测,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后3~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5%~8%,俄罗斯将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达到强国富民的宏愿。 诚然,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实现了高速跳跃式的增长,即在1999年增长3.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7.5%。工矿业生产增长约9%,是过去30年(包括前苏联时期)的最高纪录;钢铁工业的增长率为17.9%;机械和金属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7.5%;化学和石化工业的增长率为15%;木材和木材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3.2%;有色金属的增长率为11.5%;食品工业的增长率创下了9.1%的纪录。总之,俄罗斯曾一度动荡的政局出现较长时期的稳定,国内经济呈持续增长趋势,整个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油价飞涨也充实了国库,国家杜马通过了以自由经济改革为基础的税收法案。 尽管如此,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这种增长就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俄罗斯仍然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经济落后条件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和严峻的挑战,要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不容易。首先,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发生过大幅的波动,其中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分别为该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生产急剧下降,财源枯竭,财政金融体系接近崩溃,国家曾一度被巨额的预算赤字、三角债、偷漏税、外汇市场严重动荡、经济美元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用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仍旧极其不足,尤其是对以前诸多年代所积累的各种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这些都在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尽管俄政府目前已经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克服危机和推进经济快速高质量地增长。其次,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曾经为了实现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作出了努力,这两位领导人都力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并且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要使用过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借此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难题也是不太可能的。摆在普京总统面前的依旧是诸如国防开支匮乏、内外债务增加、政府预算赤字、社会支出负担、企业结构改革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指数有恶化的趋势,可见,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石油、天然气的行情。在今后的5年内,俄罗斯将会遇到3个比较严重的危机:一是2003年的债务危机,到那时需要还本付息的外债金额将增加60%;二是2004~2005年的投资危机,到那时设备将严重老化,电力部门的设备将无法继续使用;三是2005年前后的能源危机,资源的耗尽将引起“天然气”中断。 二、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 总体看来,阻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 目前俄罗斯国民经济美元化和资本外流的现象正在进一步加深,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十分严重,老百姓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2001年1月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975.6卢布,比2000年12月下降了36.5%。2000年4季度时,俄罗斯人均收入低于规定的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人数达392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6.9%。如果按汇率计算,俄罗斯日前的年度消费预算大约为250亿美元,这同美国纽约州的预算差不多;如果按消费者物价指数计算,那么250亿美元则是3个纽约州的预算。通常国家的债务往往不是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支付,而是按照现行汇率来计算。俄联邦政府债务负担在今后几年内将非常沉重,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统计的官方数字,俄罗斯政府的外债大约为20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政府同伦敦俱乐部签署了部分(120亿美元)注销苏联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协定,加之在2000年初,俄罗斯政府偿还了一部分美元债务,俄联邦政府目前的外债仍是联邦全年度预算的6~7倍左右;虽然外债总额有所减少,但还债前景并不明朗。据统计,未来10年,俄罗斯每年要偿还130亿~190亿美元的外债,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财政支出能力,由此可见,解决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到2003年时,俄罗斯将面临新一轮还债高峰,届时外债偿还支出将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如何缓解沉重的外债压力是对政府不小的考验。 另外,俄罗斯目前另一个较大的预算开支是军费。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一种十分艰难的境地,政府很难削减军费开支,即使保住当前的状况也属不易,国家尤其需要花费精力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之间合理地分配资金。此外,在社会开支方面的预算,俄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居民的退休金和工资也常有拖欠的现象。相比之下,在那些不是由国家而是由退休基金(按积蓄制度积累起来的)支付退休金的国家里,居民所拿到的退休金的数额要多得多,而且不会拖欠。俄罗斯要过渡到这种制度,还需很长时间。 (二)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 早在1992年12月29日,随着《俄罗斯联邦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的颁布,俄政府对大部分国有财产实行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拍卖,决定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一时间,在俄罗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然而事实上,私有化在客观上受制于经济动荡、法制不健全和政局不稳等因素,它并没能达到促进企业改革和增加生产的目的。相反,私有化因政局动荡和政府职能弱化而导致的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诈骗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社会逆反心理,很多百姓怨声载道,私有化对俄罗斯经济进程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积极的影响。 回顾以往几年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快速的大批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改革者原先所期望的企业重组,生产和投资反而倒退到极低的水平,大部分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供销关系得以沿袭保留,私有化没有给企业带来生机,相反却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改革者们原本希望通过企业私有化的方式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产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积累资本,实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创新,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却导致了低效的所有权关系。“产权”的最优分配并没有带来合理的刺激机制,尤其是,企业的所有者疏忽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一旦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那么这个企业就会被竞争对手接管或破产倒闭。通常条件下,如果在企业内部有了最优所有权结构,那么企业最终会拥有“最好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却受到“不完善”的企业监管的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俄罗斯企业中所实施的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配”几乎不能在企业内部实现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在企业外部实现合理的竞争机制。 俄罗斯的企业在经历了1992年底开始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之后,如今,私有化在俄罗斯国内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俄罗斯政府打算在最近3年内完成2.2万家企业的私有化。在2001年上半年就要出售由国家控股的19家大型企业的股份,其中包括几家大型国有煤矿和石油天然气公司。例如政府将分别卖掉库兹巴斯煤矿和哈卡斯煤矿的79.73%和43%的股份;卖掉奥伦堡油气勘探公司、下瓦尔托夫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和斯拉夫石油一梅杰恩油气勘探联合公司的15.5%、4.73%和3.28%的股份。此外,政府还准备出售莫斯科河运公司21.3%、科夫托尔铁矿24.8%、米哈依洛夫铁矿4.94%、盖斯基铜矿10%、南乌拉尔镍矿23.35%、新库兹涅次克炼铝厂14%、俄罗斯国家保险公司49%的股份。此外,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还准备在2001年内向政府提出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另外700家企业的名单,并准备向政府提供相关企业的详细资料,这是普京上台以来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私有化举措。 与以往私有化不同的是,国家在对这些企业进行拍卖时,俄罗斯国有资产部将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提出私有化协议,并对出售企业的理由和时间进行论证。俄罗斯政府此次拍卖的公司均不是国家明令禁止拍卖的“超级企业”,为防止失去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俄政府在2001年财政预算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企业进行了限制,即凡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超级企业都将被禁止拍卖。尽管如此,由于有了第一次私有化的教训,俄罗斯百姓对“私有化”仍旧是谈虎色变;同时,俄私有化部门正准备说服杜马议员解除私有化拍卖的禁令,让更多的大企业迈入私有化行列,使得人们更加担心私有化有可能会再次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 如今,俄罗斯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像往年那样是充实预算收入,而是重组经济,但重组的主要负担首先来自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有些方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第一次私有化浪潮不同,此次私有化的规模虽然小于上次,但其影响不可低估。俄罗斯通过先时的私有化对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拍卖,但是国家在过去5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是明显下降了,私有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所有权结构,防止再次出现以新的同样不良的所有权结构取代旧的不良所有权结构。建立高效的所有权结构比不惜代价的快速私有化更为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未来几年在册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暂时还无法评判这种现象会有多严重,对社会的危害会有多大,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就已经过着相当困难的生活。俄罗斯失业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整个俄罗斯大约有1000万失业人口,比2000年同期上升28.9%,同时,实际收入水平也大幅下降,这种局面造成消费市场继续低迷。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企业来讲,目前需要的是: (1)政府制定有益于企业参与竞争的政策,拆除垄断,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建立来保障局外人参与竞争; (2)制定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把企业从社会福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3)制定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物价和保障货币供应及流动资金,建立功能正常的银行体系,以不是过高的实际利率来为企业提供贷款等等。 国际上的一家著名咨询公司曾断言,俄罗斯的企业如若能够成功地进行结构改革,俄罗斯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将长期保持递增8%,这会使国家在几十年内发生重大变化。毫无疑问,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中,企业改革对于恢复经济增长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然而,俄罗斯长期关闭的亏损企业占国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4,其产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需求,如果指望这类企业来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显然不现实。俄罗斯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它们负债太重,效率太低,但对于它们所在的地区和城市来说,它们又是维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劳工就业所必不可少的,地区政府不敢也不肯让它们破产倒闭。俄罗斯国内的另外一部分工农业企业的亏损面也很大,预算拨款、财税和企业资金结算拖欠极为严重,这就给企业造成了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性投资不足等问题。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普京总统对税制进行改革后,银行系统的种种问题也亟待联邦政府解决,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俄罗斯现有1300家银行,但大多数都面临破产,如何对这些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将是一个十分困难和敏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大多数赢利的企业都已经被私有化,而国家手里剩下的都是些 亏损企业,很少有人愿意买这种企业的股票。私有化部门没有能力对这么多亏损的企业进行有效管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在起作用,大部分企业的亏损因素也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程,加之国家总是在无休止地变换规则,企业改革的所有制关系还不十分稳定,相互之间矛盾的法律,这一切都无助于俄罗斯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正在逐步复苏,然而其富豪阶层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美国的财政部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估计,俄罗斯人手中持有约600亿美元的现金,几乎与美国人的现金持有量相等。目前这些现金大部分以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了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除了塞浦路斯和Cayman岛等传统避风港之外,一些西方银行也成为这些俄罗斯外汇的藏身之所。美国通用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发表报告称,过去10年间俄罗斯人从纽约花旗银行转出的外汇资金总额达到7.5亿美元,花旗银行承认对此监管不力,未能给予合理的监控,也是因为当时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又如,2000年俄罗斯的贸易顺差有600亿美元,然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增长了160亿美元,加上用于偿付外债的110亿美元,还有330亿美元不知所踪。这笔外汇的一部分变成了外币储蓄或是海外投资,还有一部分就作为现金被俄罗斯人直接持有。 根据保守的估计,过去10年,俄罗斯外逃的资本已有1000亿美元之巨。而根据一份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仅在1992和1993年的两年间,俄罗斯就有700多亿美元不翼而飞,在1994—1998年间,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总数超过了1400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资本外逃数额是115.23亿美元,2001年在此基础又略微降低。资本外逃数额中的一半是合法流出的,或许更确切些,不是法律允许而是由法律疏漏所造成的。莫斯科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罗兰·纳许说:“这是一片灰色的区域,大部分的资本外逃违背了法律精神,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本身。如果你想进口酒,那你最好在报关的时候报成是免税的婴儿食品,再贿赂一下海关官员,那么统计数据上就会显示出便宜的价格,而非昂贵的酒品。”俄罗斯大部分的进口物资一般都与所申报的品名不符,资本外逃现象仍在继续。 面对如此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政府的责任是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使企业家们在国内的投资比运出国更有利、更可靠。一旦俄罗斯国内形成了能够对投资者有充分保障的投资环境,则不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会蜂拥而至。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降低税收政策等等)需要资金,要得到资金支持又必须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基础,而要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则需要国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法律杠杆和行政杠杆的作用来调节。 (四)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 对于目前正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的俄罗斯经济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经验和资本或许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法制不够完善,管理体制十分落后,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保护主义盛行以及俄罗斯不合理的税收体制,迫使外国投资者在对俄罗斯进行投资时仍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此外,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过去都有过痛苦的投资经验和在文化背景上的强烈反差,他们不愿意在长期项目上将大笔资金投到俄罗斯这个市场上。俄罗斯人往往会以怀疑或者敌视的目光看待外国人及其投资者,大部分在俄罗斯的投资者被当成犯罪团伙,或者成为政治家试图攻击的目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乔尔·赫尔曼这样认为,“这种敌视态度是因为对资产与合同应具有的效力缺乏尊重,也是对少数持股人的作用缺乏尊重的结果,这仍然是能否吸引更多投资者到俄罗斯的主要障碍。” 俄罗斯已经被列入经营环境最差的国家行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8年在俄罗斯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只有32亿美元,比1997年的高峰时期有所下降;1999年为42亿美元,2000年外国投资总额达到了109.58亿美元,虽然同前一年相比,增长了160.9%,但是平均到每人头上则只有74.04美元,2001年俄罗斯的外资总额接近100亿美元。这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同其他的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吸引外资额的数目少得可怜。据美俄企业家理事会说,大多数公司认为普京的改革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在重返俄罗斯之前都在采取观望的态度。 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俄罗斯全国有4万家公司和银行被黑手党控制,这些不法分子与大大小小的官僚相互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金融寡头们争相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俄联邦领导层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前总统叶利钦的家庭成员也曾卷入了纽约洗钱案,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如果不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惩治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就得不到改善,俄罗斯经济就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俄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摧毁俄罗斯经济社会优秀中的腐败,使税收系统合理化,大大削减政府支出,否则,改革注定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休克状态。俄罗斯最需要的是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能维护社会公正的、能保证政治稳定的经济体制,而为了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必须实施减轻税赋、整顿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建立法律保障等措施。 (五)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 俄罗斯联邦已深深陷入近百年来的第四次人口危机。前三次均同战争、饥饿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次却发生在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可以说是目前阻碍俄罗斯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根据近10年来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趋势,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人口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种群退化现象十分严重,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 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只有121.58万人,但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俄罗斯人口自苏联解体之后已下降了330万,截止到2000年10月1日,俄罗斯的人口为1.45亿。2000年度的头9个月人口就下降了55万人。2001年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减少了95.8万人。在未来的15年内,俄罗斯人口将下降1100万,如果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保持目前水平,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16亿。 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的人口学家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霍列夫断言:“如果俄罗斯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的问题得不到重视,俄罗斯民族将在21世纪末从地球上消失,长此以往,俄罗斯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的确,在俄罗斯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比例日趋增多,青壮年劳动力则日显紧缺,让俄罗斯政府引以为荣的俄罗斯辽阔疆域将会开始没有那么多人去开发和居住,荒原依旧荒芜,国家的安全将有可能失去保障。导致俄罗斯人口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数减少和出国潮汹涌澎湃、因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引发的各种传染病使大量俄罗斯人丧命、酒精使大量俄罗斯男子命归黄泉、俄罗斯人的自 杀率越来越高等等。 对于拥有偌大国土面积的俄罗斯来说,人口数量不足的局面越来越令政府感到焦虑。俄劳动部社会人口政策与人口社会保障发展局局长萨马林娜也警告说,“国家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俄罗斯人口出现了危险的‘剪刀差’现象”。也就是说,人口出生率下降同时伴随着死亡率急剧增长,因此,俄人口数量减少现象在本质上区别于欧洲。从长远看,按这种人口发展趋势,21世纪还没有过完,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自己偌大的国土了。我们可想而知,今后几年,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将不仅仅是资金短缺,还涉及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自2015年开始,俄罗斯将会更加尖锐地感觉到劳动力比资金更为缺乏。根据人口学和经济学家的估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要正常发展,至少还需要500万左右的劳动力,而除了移民之外,俄罗斯无处可以得到这些劳动力,不然的话,俄罗斯这片广阔的土地只能继续衰败。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4人,目前看来,不依靠外国的劳动力来开发远东地区是不可能的。 始于1992年初的经济转轨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近10年痛苦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俄罗斯精疲力尽,人们今天似乎应该从一种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经济现实,如何保证俄罗斯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和贫困之后获得秩序与繁荣也决非轻松之事。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俄罗斯2001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4%,同时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使通货膨胀率也按计划控制在14%至16%之间。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条件则是,国家必须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资金,维护经济自由,改善国内经营气候,力求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要寻求一种在国家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针,同时力求通过中央政府来协调投资,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必要的贸易壁垒,以此来保护俄罗斯自己的工业。俄罗斯必须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俄罗斯应该找出适合自己目前经济发展脆弱性、适合自己国力、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之路。即使俄罗斯能发展成为在经济上和民主上都很成功的国家,它也永远不会同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完全一样。 经济转型论文:中、俄两国市场经济转型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权力资本扩张、贫富差距在扩大、市场秩序混乱、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民主问题法制化、民生问题制度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优秀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关注民生,重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这是中国在新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一个新的亮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理论和实践说明,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成功的,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但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如果过分迷信市场而政府无所作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忽视有效的社会政策,也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健康转型构建一个牢固的安全网。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所内含着的公平、正义、民主、人道、自由、平等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依存,实际上是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种体现。 本文系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于2007年8月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德对话:社会市场经济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会议对论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作者根据会议讨论和评论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在此对会议主办方和评论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期产业断层危机论文 经济转型主要是指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增长方式转型、金融及经济体制转型的合成变动,其中主要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过程。这种转型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因而是一种阶段性质的变化或飞跃。 从经典文献来看,世界工业化升级的进程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第一阶段为初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轻纺、冶金、化工等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替代;第二阶段为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为新兴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对传统工业的替代;第三阶段为高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对一般精细加工业的替代,以金融、电信、工商、法律咨询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长足发展;第四阶段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动力。这四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逐次递升的进程,经济成长必须逐次通过这四个阶段才能走向现代化。所谓经济成长的“产业断层危机”就是指经济成长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产业结构错落和经济动荡。 一、产业断层危机的特征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上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升级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在经济成长中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还受引进境外的产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于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磨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磨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也伴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实际上,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至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出现增长落差在所难免。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多的一般持续20几个月,少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时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衡,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性障碍,一时难以转岗,被迫进入失业状态,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发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能力越薄弱,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发生空虚,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的瓶颈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可能遇到的断层危机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入工业化转型期的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的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导致型;(3)泡沫经济导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导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此外还有资源瓶颈导致型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断层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成长可能将面临“产业升级型”的断层。未来的5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支柱产业的大规模全面替代或质的变化。届时,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将出现一个较大的浪潮,势必由于我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引发国民经济的大幅动荡。 其一,资源瓶颈的制约。总体来看,我国部分基础原料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战略性资源仍然构成我们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日渐短缺已成为我国“十五”计划乃至今后长期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威胁,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连生活用水都困难,这将严重限制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一度出现双双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能源需求量锐减;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结构调整,造成相当数量的中小煤矿关闭或停产,能源供应出现了“买方市场”,使得中国能源发展的矛盾逐渐由总量平衡为主,转变为结构调整为主。然而,就石油资源来说,我国的石油储量和持续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缺口只能依靠进口石油来弥补。据国家计委透露,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近200亿美元。据预测,中国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将上升为30%。按此计算,2000年国内石油消费为28,000万吨,按石油消费年递增5.5%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石油消费将达到47,826.8万吨,届时进口石油将达到14,348万吨。我国能源消耗系数高,节能难度大。为此,依靠进口石油维持经济增长,将面临重大的进口风险。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其五,产业虚高度化和产业空洞化趋向。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将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来10年中,伴随传统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转换,传统工业的逐步淘汰、萎缩,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吸收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加上大量民间资金急于寻求有利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餐饮、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也将带来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服务业发展超出了实业投资正常需求之外的时候,必然导致无形交易的过度发展,产业空洞化必将随之出现。这些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以上,但工商业企业却很困难,GDP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务、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的替代会引起一部分过剩资本游离实业之外,刺激房地产业、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调控不当,风险会加大。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汇率联系制度、利率联系制度导致国际资本空前流动,国际游资、热钱对我国的冲击也会加大,也会引发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国民经济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将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 其六,经济周期的节律。到2005年前后我国将面临建国后的第10个经济周期的低谷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第5次经济周期低谷。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先后经历过1956年、1959年、1967年、1972年、1978年五次经济波动,平均6年左右一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但是其间也出现过4次低谷年景,分别为1981年、1986年、1991年、1999年,平均5.5年左右一次。按照1999年为第9次周期低谷计算,下一次即第10次经济周期低谷点大体在2005年前后。如果第10次经济周期低谷届时来临,可能会与大规模产业升级的矛盾相遇,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衰退。当然,鉴于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起飞时期,届时的经济衰退,不可能是古典式的循环,可能与1999年的经济低谷相似,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结构失衡。 综上所述,产业升级中的产业断层危机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它与结构失衡、产业错落、经济周期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中长期经济成长的中断过程,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从现在起,就应当注重产业升级中的衔接,化解经济成长的瓶颈,减缓可能出现的断层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尽可能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向前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国民经济转型时期工农关系论文 一、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现状和矛盾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二、政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政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政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政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政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 (3)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政,4.6万个乡镇财政,县乡财政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政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我国县乡财政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政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政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政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政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政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政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政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政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政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政直接借的,但都属于政府债务,对未来的财政发展将构成压力。 3.欠发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基层。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我国财政运行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一般的讲,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工资发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县乡基层,而且绝不是个别基层地方发不了工资。工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足额发放,有的工资政策兑现不了;二是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拖欠;三是在中西部地区,此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除以上问题之外,有的地方还存在财政虚收问题,在农村税费试点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财政收支缺口增大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在哪里?笔者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或很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县乡基层财力紧张的重要原因。(2)财政供养人口太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6万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1280万,平均每个乡镇300多人。某省每个乡镇平均达448人,有的乡镇达1177人。这必然会加重财政困难。(3)财政管理中存在开支随意性大,铺张浪费的问题。(4)有不少基层地方盲目办企业,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5)财源单一,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三)农村非税项目繁多,非税收入膨胀,农民综合税费负担加重。 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是处理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问题是,现在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包括统筹费、提留款、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苦不堪言。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了4.28倍,村级提留增长了0.62倍,乡级统筹增长了1.29倍,其他收费增长了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7%~12%之间(详见表4)。 表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总体税费负担的变化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须说明的是,农村实际存在的其他收费(即“三乱”)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得多。据国外有关专家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的“其他收费”可能在724亿~1086亿元之间,因此,农村税费总数在1809亿~2171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在225~269元之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10.2%~12.2%之间。此外,农民税费负担在地区之间、农户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异。大量情况和资料表明:从区域看,在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轻;在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更重。从不同的农户看,较富裕的农户,农民税费负担较轻;在贫困家庭,农民税费负担较重。 众所周知,我国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价格已连续多年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着艰巨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总体税费项目繁多,综合负担不断攀升。可以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上不来,负担下不去,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与之相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农民负担问题决不可忽视,这是关系到治国安邦、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从制度环境考察,“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按现行有关制度规定却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难度。1994年底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内容是对跨省就业的民工实行按需流动,凭证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外出打工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允许打工,否则一经劳动监察大队发现,就做盲流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民工流入的措施。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采取了三条措施限制使用外地民工:一是在企业招工程序上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二是由劳动、民政部门组织珠江三角洲县市与本省贫困县市挂钩,逐步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出来;三是设立“安置就业基金”,为本省就业难的劳动群众提供就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 此外,农民进城打工须付出高昂的成本费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既有益处,但也要付出转移成本。据有关典型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需交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要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打工者在城市要得到就业,至少要付出2000元左右的打工成本。“2000元打工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个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或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务农所得。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化改造,大兴土木,拓宽道路,扩大绿化带,拆迁了大量的路边市场和房屋,其结果是城市变漂亮了,同时许多打工的农民失业了,城市居民生活也变得不方便了。例如,北京市2000年拆迁房屋300万平方米,2001年拆迁400万平方米,拆迁的同时,必然会大大增加进城农民的失业风险,这些失业的农民或者被迫无奈回家,或者滞留城市加大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子女上学。流动儿童即使能上公立学校,也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如有的要交学校2000~5000元的赞助费,另外每人每学期还要交600元左右的借读费。在许多城市,这些收费额的15%由学校上交教育主管部门。普通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交不起这些费用,他们的孩子就失去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好事,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就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但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社会服务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制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上述种种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绝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 三、我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大关系”前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和长远战略高度把握上述问题,无疑是今后处理和解决好“三大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判断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工业化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3010~5350美元,中期为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为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 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1)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2)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3)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4)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今后“三大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今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时期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不可抑制地扩张,这将为缓解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潜力巨大,从而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后中国的需求潜力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结构变动将创造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要继续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要随之上升,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推进往往是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而我国传统产业恰恰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大力发展,这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再一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界银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GNI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月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月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今后随着“小康”社会的推进,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无疑会不可抑制地增加,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 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一般状态下,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详见表5)。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存在巨大的需求拉动,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人均GDP只有720美元,2000年也只有900美元,属于典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综上分析,可以有理由推断,中国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 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步提高,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为3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未能有效充分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再次,工业化推进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延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强化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进行的,这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强化工业化基础的必然选择。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到了工业适度反哺农业的时候了。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2000年中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单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由小到多,主要工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财力分配和金融资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比1980年的1159亿元增长了10.5倍;银行存款余额同期由1661亿元增加到123804亿元,增长了73.5倍。这标志着国家当前和今后具备逐步强化“三农”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条件。 (三)充分认识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既包括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制度转型(即市场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要看到其重要性,而且更要看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正视差距,缩小差距,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断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于当前和今后中长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国家对“三农”的支持,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各国经验表明,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在中国,我们需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繁重。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据有关预测,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万~800万人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亿~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2)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农民收入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及价格水平关系密切。但当前农村不仅人地矛盾突出,而且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5年下跌,可以预料今后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3)国家财力尽管不断增强,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但期望短期内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四、今后中长期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我国国民经济转型是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转型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今后能否有效地缓解和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第三步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市场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体思路应把握两条:一条是政府需要“花钱”,也就是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财力资源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分配的力度;另一条是政府不需要“花钱”,即下决心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政府从制度供给方面改变现行对农村歧视的做法,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思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中长期为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提出下述对策要点: (一)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一个重要建议是,今后的长期建设国债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力度。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5年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6600亿元,作用巨大。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债投资项目仍有较大规模尚未完工以及防范财政风险的因素,我们预测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仍需持续2~3年时间,但力度要降低。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增发长期国债仍将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必要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建议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使用方向,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公共设施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是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从中长期看,今后即使停发了长期建设国债,国家财政的预算内投资也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重点,一方面改善农村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力争通过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在未来5年内使我国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一个根本的飞跃。 (二)完善财政支持农业政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财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力争在“十五”期末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划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2)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从今后的趋势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调控目标,改变农业投资中的随意行为,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投资法》。立法应将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行为作为规范的主要对象,同时既要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也要对其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作出规定,这必将促使整个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强化政府投资主体的导向功能。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规定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着力强化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考虑:(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水利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2)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就是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为此,财政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的支持。(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成本高,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受到限制,关键还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这方面,财政要增加气象投入,建立、完善各种专门性自然灾害气象预报服务;加强对病虫疫情监控的投入,减轻农民损失;增加对农产品信息网络和营销组织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连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营销组织;支持农民合理储备粮食,减轻国家粮食储备压力。(4)调整农产品补贴政策,改变农产品补贴环节。多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用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益低下,农业和农民没有受益,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是:大力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把这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环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另外,特别还要考虑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具体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助制度、农产品市场风险补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粮食补助制度、特殊困难农民生产补助制度等,从而为降低农民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再一个问题是,要注重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有利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为了提高社会农业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农业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1)要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国家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3)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农民和社会办项目的补助。还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层,与其所具有的财政能力极不匹配。就中央和省级来讲,其财政教育投入分配,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于支持基础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欠账较多,成为当前我国整个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为了加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 首要的措施是,需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思路是“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教育投入总量中,拿出至少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另一个思路是,在确保教育投入原有渠道增长的前提下,“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总量中,再拿出10%的资金专门投入基础教育。上述思路的共同点是:教育投入结构存量不变,增量调整,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此外,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县为单位,计算县级人均财力,以此作为对县教育转移支付的基本依据。人均财力是当地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讲,人均财力水平高,则当地财政状况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好,反之亦然。因此,以人均财力作为教育转移支付的依据,有助于将中央和省的基础教育投入真正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而切实有效地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二是专项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需说明的是,上述无论哪类转移支付资金,都要直接转移到县,避免中间环节截留和改变用途。 当然,从我国国情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县级都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中央决定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这一政策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表明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加重了县级的责任。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县级公共支出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能力和保障程度。 (四)明确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金融政策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在: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资金日益短缺。因此,必须研究和调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尽快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此,要调整农业银行改革思路,强化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讲,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公司带农户”等方式,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支持和做好种子、种苗、预购定金的投放和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营销支持力度,集中规模资金,提高经营层次和决策效率,满足优良客户的资金需求。同时,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农村电网等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还要进一步做好信贷规模工作,积极稳妥地发放小额到户扶贫贷款。 要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业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建议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款,使农户种养业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选择地支持高科技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支持农民扩大种养业规模,提高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创新信贷业务,发展农民子女教育、住房、农村交通运输、生活大件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 (五)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2001~2010年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事关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某些束缚被解除。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进城后打工农民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向外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面向外出打工农民的收费也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也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管理得当。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事实表明,放开户口后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最后,考虑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就业并不稳定,需要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使农民形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这是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政策支持力度。 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之一,在反贫困中具有某种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反贫困效率的高低对新时期农村反贫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五”期间,我国中央政府用于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9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30倍。2002年增加到291亿元(包括财政扶贫和信贷扶贫)。以1990年价格估算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0元计算,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3000万人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反贫困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今后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逐步降低贫困率,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分享整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反贫困职能定位既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要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化进程。为此,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需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 最后,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七)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向市场化转轨固然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系数加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从当前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也是由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今后在城乡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农村比重大,农民人口多,国家能解决好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错了,因此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二是不顾客观现实情况,主张实行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最紧迫的是需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政策问题需要明确:(1)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都相当高,而且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拓宽范围,我们不可能短期内在全国马上普及农村社会养老体系。从长期趋势分析,农村养老的基本格局是,家庭养老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即使将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普及了,也离不开家庭的保障功能,在当前尤其是如此。(2)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市场化、工业化的双重战略性任务,财政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常态,加之农村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国家难以包揽农民的养老保障。依靠农民自身及其农村集体的资金积累是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基本途径。而且筹资标准和保障标准要互相适应,都不能定高了,要考虑农村的负担能力。(3)考虑到农村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允许在农村各地存在一些差异,切忌养老水平和筹资标准的“一刀切”。 另一项任务是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是以农村居民为对象,通过不同的筹资方式和管理办法,实行集体与个人共同筹集医疗卫生费用基金,按一定比例补偿农民的医药及预防保健费支出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合作医疗基金筹资水平,既要考虑本地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预防保健需求为宜。农民个人筹集的数额,应坚持适度的原则,与农民协商确定。有必要指出的是,农民依个人意愿按村民讨论通过的筹资标准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属于农民的正常消费性支出,应该受到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不应列入“取消农民负担”项目。 经济转型论文:市场经济转型与城市管治论文 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分析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经济转型论文:市场经济转型论文 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分析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经济转型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转型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出传统模式,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要求,推动县域领导干部转换发展思路,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方式,把县域经济调整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优秀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优秀,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4.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县域体制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紧迫要求,应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对县域党政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推进体制创新,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体现“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应致力于扭转全部精力抓经济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工作都能得到同等重视,复原政府调节、监管、服务、管理职能,形成新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府作用得到充挥发挥。 总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转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将成为一句空话。应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强对县域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使县域经济逐步走上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经济转型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转型的研究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出传统模式,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要求,推动县域领导干部转换发展思路,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方式,把县域经济调整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优秀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优秀,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4.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县域体制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紧迫要求,应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对县域党政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推进体制创新,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体现“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应致力于扭转全部精力抓经济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工作都能得到同等重视,复原政府调节、监管、服务、管理职能,形成新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府作用得到充挥发挥。 总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转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将成为一句空话。应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强对县域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使县域经济逐步走上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编辑出版学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专业。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以来,一直重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列入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项目,本文将一年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成果进行总结。 一、人才规格定位 根据浙江万里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展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办学层次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层次定位是:开展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人才。把本专业建设成为与浙江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成为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与省内其他高校有所区别的编辑出版学专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校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符合社会需要,向着为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方向上发展。因此,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杂志、图书、网站、电子出版物和报纸的策划、编辑、制作、运营等业务技能的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社、报社、广电媒体、新闻宣传单位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策划、编辑、制作、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 在服务定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将立足宁波,面向浙江,朝向全国,专业办学努力为浙江省出版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服务,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新媒体、网络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的策划、采集与印制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媒体策划与传播工作,出版社图书编辑、发行与管理工作。最终形成与浙江省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相配套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形成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品牌特色。 由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验教学上将侧重培养全媒体出版人才,并将环节设课、校媒合作作为发展特色。 二、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硬件建设 2008年5月,编辑出版学专业成功申请浙江省省属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60万,学校配套30万,建立数字编辑出版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9年12月竣工。实验室建成后,创新和完善了以数字出版为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实践适应现代出版业需要的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该实验室将促进相关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能提供编辑出版人才培训、出版产业创新与咨询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该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软硬件设施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与我院已有其他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保障。 目前依托该实验室,编辑出版学专业获得Adobe考试中心认证,可以进行版式设计类课程认证考试。2011年4月27日宁波地区“新创意新媒体校企技术交流研讨会” 由本专业主持召开。随着“流媒体编辑出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积极申报,本专业实验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2、实验课程开展情况 “实验课程”共设置有9门课程, 26学分,优秀实验课程有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校对实务、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印刷流程工艺。本专业实验课程与理论教学课程前后呼应,互为延伸。如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的《数字出版实务》、《印刷流程工艺》等课程是对理论教学课程中的《数字出版概论》、《杂志出版印刷实务》课程的延伸。在课程开课时间上一前一后,学分设置上保持总量平衡,既符合课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要求,也理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实验教学体系特色 1、全媒体导向,提升实验教学前瞻性 全媒体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介质形式对同一主题进行多媒介同步发行的全新出版理念。为满足社会对全媒体出版人才的需求,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围绕“一个实验平台、数个受众群体、数种媒体展示形式、综合出版能力”,侧重培养学生在杂志、报刊、广电、网站等各方面的操作技的,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文与科学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创业精神培养,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 2、环节设课,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 环节设课是对全媒体导向的落实和深化。全媒体强调学生通过课内实验和课外实训,掌握受众阅读行为确定、信息查询与确认、不同载体的加工技巧与等专业优秀能力和技能,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以报纸、杂志、网站、电子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选择具有价值的媒体内容进行加工,涉及到的实验内容繁杂,如果面面俱到不但现有人力物力无法配套到位,教学重点和主要方向也无法把握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根据全媒体技能要求,将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电子杂志制作、印刷实务列为重点,环节课如同人体的关节一般,与基础教学课程、专业教学理论课程、其他专业实践课横纵相联,导向清晰,既适应现有产业形势,又具有很强的发展弹性。 3、校媒合作,检验实验课程体系的实用性 校媒合作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发展的动力源和压力源。浙江万里学院与《东南商报》社会新闻部紧密合作,双方共建全媒体实验平台技术,报社提出业务需求,学校马上作为命题单元马上布置到实验课程教学汇总。通过探索,本专业的能够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与理论教学的前后呼应,能够实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研究成果。郭鉴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系主任、东南商报社总编辑助理,胡婉芳系东南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 摘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比较优势中获得竞争优势,要拥有五种比较优势: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上手快(入门快);熟悉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优势 编辑出版专业与非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同时竞聘一家出版媒体的同一个岗位,应该靠什么取胜?只能靠比较优势。他人的优势无法达到,而自己的优势没有形成,是现行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症结所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快、专、新。“广”指知识面广博,“快”指上手快(入门快),“专”指专于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新”既指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强,又指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工作的技能。具体来说,必须具有以下五个比较优势。 一、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 编辑出版学专业应为出版单位培养编辑出版人才,但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普遍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尤其不想招聘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性强的编辑工作。湖南出版集团在网上公布的2010年校园招聘广告显示,出版社在招聘一般性图书编辑(如教材开发编辑)和一般性图书营销人员时尚愿意接受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但在招聘专业性强的图书编辑(如法律编辑、音乐编辑)时就只要其他相应专业的毕业生。这并不奇怪。整体来看,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确实难以胜任那些专业性强、学术性强的书刊编辑工作。比较而言,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专中有杂,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杂中有专。当两个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竞聘编辑出版工作的同一个岗位时,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竞争优势自然是专、精、深。显而易见,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如果一味地强调另一学科的专业深度,就无异于削足适履。不像非编辑出版专业那样专于某一个学科,恰恰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特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是一个知识面广博的杂家,应当是其首先必须具备的一个比较竞争优势。 编辑究竟是专家还是杂家?以培养编辑为重要任务的编辑出版学教研人员必须反复思量这个老问题。笔者的一贯看法是:“编辑成不了专家,情有可原,但做不了杂家,不可宽恕。”① 笔者非常赞同辽宁出版集团老总俞晓群的观点:“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份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②张元济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编辑的知识,好比农民的粮食和商人的资金。粮食储备得多,农民遇到灾荒时心里就踏实;资金丰厚,商人遇到危机时就能绝处逢生;知识广博,编辑就可以胜任更多稿件的加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必须努力使自己“博”起来。 二、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上手快入门快 比较而言,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科学,是行业之学、领域之学,不是理论科学”③,它直接服务于编辑出版实践。编辑出版学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原理,但它们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在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中,既不能满足于对编辑出版经验的概括,更不能盲目追求玄虚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是为编辑出版的业界培养人才的,如果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能或者大部分不能在编辑出版业界就业,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为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用实践去检验理论永远是一根必须具备的标尺,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实践的检验,学科发展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④诚哉斯言!西方出版强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以实务技能教育为本位、以在职教育培训为特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尽可能快地胜任编辑出版的日常工作。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如果需要半年的适应期,那么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只应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彻底失败。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例如,有些毕业生写不出像样的选题策划报告、营销策划方案和书评,甚至连校对工作都做不好。因此,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业务技能课必须进一步予以改进,在教学中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真正予以落实,必须设法使专业实习取得更大的实效。 三、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努力构建自己有特色的“专” 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杂家而妄自菲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专”。与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相比,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专”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专”包含四种情况:(1)专于编辑出版的流程与技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表现为上手快入门快,但这不是根本,上手快入门快不等于后劲足。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用半年甚至三个月的时间也可以掌握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与编校技能,熟悉编辑出版工作流程;(2)专于编辑出版学以外的某一门学科或某一个领域。这种“专”主要因今后从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不同,因人而异。例如,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文学,从事法律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法学,等等。不言而喻,这种“专”并不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比较优势,因为专业学习阶段再怎么专于另一学科也几乎不可能达到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对这一学科的专业化认知水平;(3)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专于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这种“专”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形成自己比较优势的极其有效的突破口,应该而且必须具备;(4)专于新媒体的编辑、出版、传播工作。这种“专”既是应对数字化挑战的需要,又是建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一条捷径。 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要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简述理由:(1)从一般的意义来说,熟悉编辑出版史有益于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认识编辑出版活动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2)从特殊的意义而言,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为重新包装运作这些好书,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3)在研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的过程中,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从而拓宽知识面;(4)学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可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追求。 四、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 今天,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熟悉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这是因为: 1.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对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出版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新的出版形态不断涌现。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出版技术史。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1970年,美国学者贝利将“当天的订数能够当天印刷,第二天发货”作为人类的理想。⑤仅仅过了24年,他的梦想就逐步变成现实。1994年,德国出现了能够随时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打印系统”,使按需印刷成为可能。2004年以来,按需印刷在我国从概念迈向生产操作。2004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属下的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我国首项按需出版工程,致力于数字印刷在出版业以及商业领域的应用推广,为图书馆按需印刷数千种近现代善本图书和期刊。⑥ 数字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数字出版的优势日益凸显。一首《老鼠爱大米》彩铃下载的收入就达到了5000万元,而这首歌的专辑未必能卖出500万元。在日本,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手机书籍”成为一种新兴文化。数字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运行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出版的内涵,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与阅读的习惯。传统出版业只有积极应对挑战,并适时调整战略部署,才能在新一轮的出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积极的先期进入者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培育着品牌和市场,将成为数字出版的领跑者。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直接为出版业培养人才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要了解新媒体技术,要熟悉新媒体运行的流程,要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的技能。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唯有逐浪前行。 2.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是构建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捷径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编辑员、网络搜索引擎工程师、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网络课件设计师、电子商务师、网站策划师、网络游戏设计师、彩铃设计师、网络、短信、DV创作人等新职业。2006年的预测说,未来八年,网络编辑的需求量将呈上升趋势,总增长量将超过26%,其缺口将达到100万人。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调整了人才培养的定位。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于2004年创办了编辑出版专业。起初,也以书刊编辑作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与大多数院校所设专业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将培养目标定位在电子网络编辑上。浙江工商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创办人梁春芳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要根据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大批的数字出版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要只将视野局限在传统出版领域,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数字出版方面”。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向网络编辑转型,为此开设的课程有:网络编辑、网络出版与书业电子商务、电脑图文设计、网页制作与网站管理、数字资源检索、图像传播等。这样的调整,不仅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避实击虚、培养比较竞争优势的有效举措。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校初级助理网络编辑考试达标率为96%。 早在1996年,北京印刷学院创办全国第一个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就将多媒体设计和工具软件应用引入设计艺术教学,让书刊装帧设计方向的在校生可自愿选择转为多媒体艺术设计,并于当年实现艺术与技术复合型本科毕业生的输送。由于所培养的人才同新兴的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因而一路走俏,培养规模达到每届毕业200多人,还供不应求。可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站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前端,成为数字化编辑、出版、传播的弄潮儿。 五、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观念上与时俱进既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又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对编辑出版人来说,观念上与时俱进是其首要素质,创造性思维是其最重要的思维。干任何工作,要想出类拔萃,都需要与时俱进与创新,但编辑出版工作更离不开这两点,原因有三: 1.编辑出版工作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特色 特色是出版物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本。我国出版业中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还浪费了读者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是创新能力低下的体现。要避免这种现象,就必须坚持创新。邹韬奋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⑨ 2.从编辑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出版业是真正需要与时俱进的行业 后,篇幅短小但蕴含丰富的“小诗”盛行一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对此褒扬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极力批评,梁实秋说:“《繁星》与《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与《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⑩然而,这两本诗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名著。观念陈旧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但绝对成不了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1991年,金丽红策划出版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王朔文集》。她这样形容当时想做《王朔文集》的冲动:“我第一眼看到王朔的一本书《我是你爸爸》就立刻被吸引了,这个标题多么吸引人啊!于是我就有了做王朔的书的念头,而且是做他的全套文集。”业内人士评价金丽红的眼光很“毒”。这种“毒”的本领源自观念与时俱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董事长王建辉在论及杜亚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时说:“做编辑要与时代的主潮相一致,要激动潮流,不与时俱进是编辑家的大忌。” 3.编辑出版人只有适应变化,才能策划出适应变化的新颖选题 一个编辑出版人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并不取决于学科专业与教育背景,而更多地与性格、价值观、人生态度、社会阅历、思维倾向有关。人文类文摘杂志《读者》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理工科出身,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郑元绪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小学徒出身的王云五能够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中国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得益于他年青时的广泛阅读,与时俱进及创新,如出国考察并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是,专家往往迷信过去的经验,权威经常迷信理论教条,这恰恰是创新的死敌。杂家、外行、新人少有习惯性思维的束缚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对新知新学新资讯新环境反应快,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反而更容易闯出一条新路、干出一番事业。在知识结构的专业性、深入性、学术性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几乎无法赶上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但在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的创新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该而且必须强于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人,其职业素质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开放的心理、博大的胸襟、高昂的热情、积极的参与意识。对新理论、新观点、新题材、新文体、新体例、新风格、新版式、新工艺、新作者等,编辑出版人都应持欢迎、接纳的态度,要像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策划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有我新的出版物。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 摘要:课程逻辑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它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错误理解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违背学科逻辑,忽略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已经严重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将课程逻辑结构简单化为学科逻辑的观念,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组织中兼顾学科逻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使学生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编辑出版课程内容,为以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建设;逻辑误区 作者简介:王勇安(1962-),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问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 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优秀,谁是,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可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编辑。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编辑出版学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专业。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以来,一直重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列入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项目,本文将一年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成果进行总结。 一、人才规格定位 根据浙江万里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展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办学层次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层次定位是:开展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人才。把本专业建设成为与浙江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成为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与省内其他高校有所区别的编辑出版学专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校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符合社会需要,向着为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方向上发展。因此,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杂志、图书、网站、电子出版物和报纸的策划、编辑、制作、运营等业务技能的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社、报社、广电媒体、新闻宣传单位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策划、编辑、制作、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 在服务定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将立足宁波,面向浙江,朝向全国,专业办学努力为浙江省出版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服务,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新媒体、网络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的策划、采集与印制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媒体策划与传播工作,出版社图书编辑、发行与管理工作。最终形成与浙江省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相配套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形成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品牌特色。 由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验教学上将侧重培养全媒体出版人才,并将环节设课、校媒合作作为发展特色。 二、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硬件建设 2008年5月,编辑出版学专业成功申请浙江省省属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60万,学校配套30万,建立数字编辑出版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9年12月竣工。实验室建成后,创新和完善了以数字出版为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实践适应现代出版业需要的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该实验室将促进相关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能提供编辑出版人才培训、出版产业创新与咨询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该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软硬件设施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与我院已有其他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保障。 目前依托该实验室,编辑出版学专业获得Adobe考试中心认证,可以进行版式设计类课程认证考试。2011年4月27日宁波地区“新创意新媒体校企技术交流研讨会” 由本专业主持召开。随着“流媒体编辑出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积极申报,本专业实验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2、实验课程开展情况 “实验课程”共设置有9门课程, 26学分,优秀实验课程有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校对实务、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印刷流程工艺。本专业实验课程与理论教学课程前后呼应,互为延伸。如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的《数字出版实务》、《印刷流程工艺》等课程是对理论教学课程中的《数字出版概论》、《杂志出版印刷实务》课程的延伸。在课程开课时间上一前一后,学分设置上保持总量平衡,既符合课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要求,也理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实验教学体系特色 1、全媒体导向,提升实验教学前瞻性 全媒体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介质形式对同一主题进行多媒介同步发行的全新出版理念。为满足社会对全媒体出版人才的需求,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围绕“一个实验平台、数个受众群体、数种媒体展示形式、综合出版能力”,侧重培养学生在杂志、报刊、广电、网站等各方面的操作技的,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文与科学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创业精神培养,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 2、环节设课,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 环节设课是对全媒体导向的落实和深化。全媒体强调学生通过课内实验和课外实训,掌握受众阅读行为确定、信息查询与确认、不同载体的加工技巧与等专业优秀能力和技能,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以报纸、杂志、网站、电子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选择具有价值的媒体内容进行加工,涉及到的实验内容繁杂,如果面面俱到不但现有人力物力无法配套到位,教学重点和主要方向也无法把握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根据全媒体技能要求,将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电子杂志制作、印刷实务列为重点,环节课如同人体的关节一般,与基础教学课程、专业教学理论课程、其他专业实践课横纵相联,导向清晰,既适应现有产业形势,又具有很强的发展弹性。 3、校媒合作,检验实验课程体系的实用性 校媒合作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发展的动力源和压力源。浙江万里学院与《东南商报》社会新闻部紧密合作,双方共建全媒体实验平台技术,报社提出业务需求,学校马上作为命题单元马上布置到实验课程教学汇总。通过探索,本专业的能够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与理论教学的前后呼应,能够实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研究成果。郭鉴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系主任、东南商报社总编辑助理,胡婉芳系东南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协同创新 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摘 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为例,从教学方式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探索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思路和做法,可为相关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6+1”协同创新;编辑出版学;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作为地方教学型本科高校,我校始终坚持走“产、学、研、用”合作办学之路,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媒体行业人才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建成了与地方媒体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省内唯一省级特色专业。 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编辑出版学属于文学学科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其人才培养应具有应用性与复合型特征。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47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生,其中,8所为教育部直属高校,39所为地方高校。通过走访调研、查询教育部阳光招生网[1],对比分析这47所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定位与目标,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具有不同特点。 研究型大学强调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具有创新精神、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以武汉大学为例,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要求,具备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理念和市场意识,掌握系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和专业技能、广博的科学与文化知识,能适应出版业市场化、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学研究型大学则重在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如中国传媒大学,主要培养目光敏锐、创意新颖的数字时代的新媒体编辑、记者以及新闻从业者,为转型中的中国媒体产业输送具有新时代新技术特点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教学型大学则以岗位实践能力培养为主,重点培养应用型的编辑与出版发行等人才。如北京印刷学院,主要培养掌握编辑出版、语言文化、经济管理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书刊编辑策划、出版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新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出版单位、发行部门、新闻机构等从事编辑策划、出版管理、发行营销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教学型高校,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紧紧围绕地方新闻出版产业特点和发展需要,联系地方行业媒体协同办学,着力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理论基础全面、专业技能突出、职业品格优良,能在报刊、书籍出版、新闻宣传等部门,从事一线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近年来,突出网络编辑人才培养比重。 二、“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即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协同运行模式(如图1)。这一模式与新闻出版行业采、编、印、发运行模式紧密结合,高校与其他协同主体间可以进行调整,相互融合,以满足高校专业教学和企业用人需求。打破关门办学的瓶颈,与新闻出版产业、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解决了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以确保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004年以来,我校先后与省内9家报社、2家期刊社、3家出版社以及2家民营出版公司、3家网站、4个印刷厂、6家新华书店等29家媒体、企业签署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聘请这些媒体、企业的老总和技术管理专家作为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与兼职教授,逐步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图1 “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示意图 一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集中体现了“产、学、研、用”思想的精髓。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6个协同主体紧密合作,突破高校人才培养关门办学局面。通过引入行业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整合资源,形成了编辑学、出版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计算机、艺术学等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多单位协同的立体辐射式合作专业建设模式。 二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实现了高校与协同主体间的深度融合。各协同主体可以结合行业、企业优势与特色,针对行业发展需求和技术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教学内容的改革、“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与高校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合作,为培养新时期多媒体数字化行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三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有利于高校与协同主体间协调发展。一方面,根据协同主体提供的市场变化、行业发展、技术更新、人才需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保证了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应用性;另一方面,把行业人才市场的短期性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求,又可以满足行业企业当前对人才的需求与咨询服务的要求,促进行业企业与高校专业建设双向健康发展。 三、“6+1”协同创新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实践 1.“6+1”协同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式 在多年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我们探索建立了“教室与岗位协同、教师与导师协同、学生与员工协同、作业与作品协同”的双岗位、双教师、双身份、双成果的“四双”机制,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灌输式向开放式、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室与岗位协同是指在教室里完成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专业技能的训练、岗位实习则在校内外产业基地群现场完成。 教师与导师协同是指实行企业和学校“双导师”制,协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通过建立媒体专家资源库,选择企业导师与校内专业教师协同指导学生岗位技能训练,形成了校企互派,双向兼职;校企互动,共育“双师型”骨干教师的机制。 学生与员工协同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以学生身份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以行业企业员工的身份,明确行业企业员工的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充分体验行业企业员工的角色与感受。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 [摘要]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深入研究,发现各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由于学源背景不同、教师结构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也有很大差异。从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从培育数字出版专业特色与方向、优化技术类课程教学、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和强化数字出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数字出版 出版教育 课程体系 数字化演进 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版业数字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带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实践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数字出版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其出版物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由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元素构成。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又懂得设计艺术,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素养,又要具备数字出版实践操作技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在“宽口径、厚基础、多技能”的要求下,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时代传播多元化趋势,拥有策划创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在数字出版领域从事网络出版、创意策划、新媒体出版技术与管理、数字装帧设计、媒体运营、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课程设置是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的,因此,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当前出版产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优秀;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各个环节对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有了更高要求[2]。对此,一些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作出了相应调整,以应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带来的变革(见表1)。 从表1可以大致看出:一是与其他学源背景相比,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具有图书情报学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更加明显;二是脱胎于印刷专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的技术色彩更加浓厚;三是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更为重视数字出版技能的传授。 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都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因此课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向更为明显。相比较之下,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较多沿袭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则不仅新设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字出版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编辑、多媒体应用技术、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等,并从2008年开始实行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2011年,教育部公布年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同意武汉大学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武汉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原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外独立招收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以适应转型升级后的出版行业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高级专门出版人才的需求。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变化并不大,但是它于2008年新增了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其课程以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内容加工与传播类课程为主,而以传统编辑出版学课程为辅。大陆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往往只是增开“网络与电子出版”“电子出版技术”等较少量的数字出版课程,似乎尚未形成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化。此外,台湾世新大学的出版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今设在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下的数位出版学专业也脱胎于原来的印刷专业,因此其课程设置特点与北京印刷学院非常相似,其中网络信息媒体相关课程与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比例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代表性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媒介融合以及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对本科课程设置进行了数字化调整,但是仍需加强和拓展。 二、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我国数字出版教育和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传统出版产业发展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两种驱动力,因此必然需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思维以形成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高校尚未能或未及开设独立的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及相关课程并形成体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其往往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嫁接一些数字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也仍以纸质载体和传统出版流程相关理论为主导。显然,想用“旧瓶装新酒”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革新编辑出版学专业,并以此来满足一个年产值已经超千亿的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是不现实的,我国必须建立起符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理念和专业课程体系。 其次,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数字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的出版教育与出版产业严重脱节。”[5]这种出版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在数字出版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与国外相比,园内院校理论课程较多[6],而进入实验室上机练习,进入企业实战训练,接受来自业界人士指导的机会较少。从对国内数字出版相关课程调查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像网站设计、数字出版物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等实际操作课程已逐步进入出版学专业课程之中,但整体比例依然偏低。而在开设的技术类课程中,技术与实践缺乏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两张皮”的现象,无法为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术学习能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定位探讨 摘 要 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需要继续调整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1)专业定位不应以图书编辑为重点,列举四点理由。(2)应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就业去向应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本科教育 专业定位 课程设置 (1)各门类图书编辑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外文、医疗、科技、建筑、美术等专业图书,文史哲等普通文科本科毕业生难以胜任,缺乏专业知识的编辑出版学尤其如此。图书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信息传播体系中,知识的生产、加工与传播是难度最高的,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显然不合适。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2)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纸质图书将逐渐成为高端、小众化读物,畅销书毕竟只是少数。包括纸质和数字在内的图书编辑需求量将会逐渐减少。 (3)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大量供应,图书编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上作为相对高端的岗位,更青睐研究生层面,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生做图书编辑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4)目前就业情况已经证明了该目标设置的不合理,每年能够进入编辑行业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多在小报小刊和网站,无法胜任一般图书的编辑工作。该专业就业去向的设置一般是“书报刊出版单位和文化传播单位”,但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去甚远。 2 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 (1)正确认识传媒环境,理解编辑出版学在其中的位置,将优秀能力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每个专业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特质所在,否则该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编辑出版学的特长是“信息加工与传播”,特别是文字信息。在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声音信息中,该专业最擅长的应该是文字信息的传播,其能力就是文字信息的编辑、加工、复制、传播等。图像、声音都不是我们擅长的,以普通文科为基础来招生和教育的专业,既没有美术功底,更不能以发展计算机技术为目标,不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在全新的传媒环境中,应当突出一种技能,兼顾其他技能,以文字信息传播为主,图像和声音为辅。 (2)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如前所述,缺乏“专业知识”是该专业的软肋。笔者认为,软肋可以变为优势,那就是通识教育,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要有所涉猎;传播学、社会学、传媒管理、营销学等社科知识要有基础;具备编辑能力即信息加工与传播能力;具备传媒人才的基本素养。这样,作为传媒工作者,其优势就是某个专门学科所不具备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既有别于文史哲,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也就是优秀优势。 (3)就业去向不局限于出版行业,而是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书、报、刊、广播、影视以及网站等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也传达出这一信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也不再是狭隘的“为出版行业培养人才”,而应着眼于整个传媒行业,以及非传媒行业中的各类文化传播工作。无论何种媒体,编辑的原理是共通的,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能力也是共通的,在培养目标上应当围绕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来设置课程。学生应当掌握普遍的原理与基本的文字技能和编辑加工技能,再通过实践对不同媒体加以了解。应当强调从事某个工种的能力,而不是强调为哪个行业、哪种媒体服务的能力。 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3.1调整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导的课程模式,增设通识课程、能力培养课程 目前优秀课程依然围绕图书出版而设置。所谓“出版无学”,出版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问、没有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需要深入学习,更多的是实践理论和应用知识,所以一旦把其拆开,方方面面都开设一门课程,其结果便是内容重复、单调,花费时间而并没有学到丰富的知识。应该将该类课程取其精华进行压缩、合并,减少课时,同时增设通识课程,在已有的传播学、营销学、统计学等基础上,增设文学、历史、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 能力培养课程目前是薄弱环节,学生动手实践机会较少。除了现有的杂志编辑实践、图书营销、毕业设计,还应当增设写作训练、报纸编辑、网站编辑等实践模块,而且不应当只体现为一门课程,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四年的能力培训项目。在能力培养中,以文字能力的培养为优秀,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表达、编辑、加工、宣传、营销,从而胜任信息传播的工作。 总而言之,应改变以“传授理论”为主的模式,不是讲授“技能型知识”,而是着重知识学习,加强能力培养,提供技能实训的机会。 3.2时间安排上,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大三开设专业方向 以传播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着重培养语言文字能力,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电脑技术为基础知识,这应是每个方向的学生都具备的。大三可以开设几个方向:编辑学、出版学、数字出版等,每个方向开设两三门专业课程即可。编辑学侧重图文信息编辑,出版学侧重出版管理、出版商务,数字出版侧重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诸如各类数字内容的生产,也可以适当参与动漫、游戏制作,比如剧本的加工编辑等等。 关于该专业的培养体系,教育业内人士已经有不少讨论,每个高校也都有不同的定位与特色,但总体上看该专业培养效果不佳,市场竞争力不强,说明培养方式有待继续调整以适应市场需要。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独立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独立学院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面临着办学体制和专业发展的双重困境,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摆在所有同行院校面前的一个共同难题。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分享专业建设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能为同行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最早的几所名校“拓荒探路”到今天的数百所高校共同实践创新,已成为全国高校覆盖率较高的专业之一。其发展规模过快,专业设置门槛偏低等因素造成的后遗症不断凸显,如优秀课程不确定,教材编写不成熟,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内容、方法与出版业发展实际脱节,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适应以及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等问题,都值得编辑出版学界同仁认真思考和研究。①②③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原有的传媒产业格局大变脸的社会背景下,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浪潮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专业内涵、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环境的转变对人才培养过程提出的新要求,即大编辑学时代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提出的新要求、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和出版行业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新要求。这三个要求也正是目前所有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面临的三大共同难题,能否认识到并适应这个趋势和要求关系到专业的生存与发展。④ 与普通公办院校相比,大多数独立学院在师资、资源和条件以及政策方面存在着种种短缺和限制。如果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墨守陈规不求突破,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面临着问题。当前大多数独立学院都把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作为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而要培养较强的实践动手创新能力,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但从目前的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来看,还存在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在专业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实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落后,实践性师资缺乏,缺少“双师型”人才,实践经验不足,动手能力不强,教学效果不佳;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设施及基地建设不足,实践教学管理和组织松散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⑤因此,独立学院要想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特色,必须构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同时又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具体以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以下简称珠海分校),分享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办学过程中进行的改革和探索,以期能为相关院校同行提供参考。 一、编辑出版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十年的专业建设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全面而又行之有效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采用“课堂-课外-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在课内外实习基地的搭建上,先后在校内外通过学院和学校层面不断地为本专业同学开辟实践舞台,在学习模式的探索上,探索出一套以研习式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专题研习工作坊(如图1),该模式从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开始,与专业课学习相配合。 图1 工作坊实践模式 在学生学业指导方面,实行“全程导师制”,为学生各阶段学习指派不同层次的导师,加强学生选课、研习、实习、升学、就业等学习活动及人生规划的系统性指导意见。在课程学习方面,实行课程导学模式,课程导学将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落实到每一门课程,内容包括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知识、能力与技能结构、学习方法、考核方式、以及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的先进教学资料、讲座视频录像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设在文学院,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是该专业的先天优势,同时突出了实践实验性课程的设计。如在实验课程属性维度方面,具体划分为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工作坊课程、个性课程,通识选修课等实验课程。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又开设了新闻、广告、电视、报刊、图书、教科书、网络、音像电子、摄影和摄像等覆盖当前编辑出版多个专业实践领域的优秀课程。其中,教科书编辑学、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开设为全国类似院校首创。 在师资队伍构建方面,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走入编辑出版一线,了解行业实情,专业从开办之初就聘请了有多年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高级编辑担任专业的教研室负责人和专业优秀课程教授,教师与编辑身份的重合,不仅提高了教学成效,还有力地缩短了专业教学和行业实际的距离。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我们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台的优势,先后多次引进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师资。 在学生课外实践方面,专业设立了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自愿组建科研团队开展小组合作的课外科研活动。学院鼓励教师结合科研和社会实践不断开发新的实验项目,在本专业特色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上,专业下属的编辑出版实验室自2004年以来,成功创办了面向校内外的报刊图书等各类实践成果展,这一展览模式已成为本专业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成果展示的特色平台。 二、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施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落脚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上,这是由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没有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就培养不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没有创新的实践教学体系,也就无法孕育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因此,在贯彻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大框架下,在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导向下,还应就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认真思考,针对专业特点来构建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当前实践教学状况的审视与分析 笔者一直承担本专业实验课程和工作坊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亲身教学和收集大量师生反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基础理论课与实验实践课以及相应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联结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如何将基础理论课的知识内容与专题实验课的操作环节联系起来,真正地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实现理论的效果,一直是困扰实验教学的主要问题。部分高校采取单一教师同时教授两门课程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但是长久来看,并不能发挥教研团队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因为毕竟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术业有专攻。 2.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有待创新 以工作坊为代表的实践实验课程的内涵决定了其教学不同于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但多数教师在思想上并没有转变观念,仍然采用一言堂式的讲授教学,或者名义上虽然让学生开展小组创作,但各小组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之间没有沟通和交流,在汇报机制上也只是采用传统的PPT汇报形式,不能完全展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收获、心得,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协作交流的方式,在针对学习者的评价上,大多数教师仍然是简单地套用现有的教学计划、考核标准与方法,采取基于教师个人的主观评价方式,同时还缺乏评价结果的交流和反馈。 3.缺乏立足本专业学生实际和学科特色的实训教材和讲义 以《教科书编辑学》课程为例,目前大多数同行院校开设的是图书编辑学而非教科书编辑学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教科书策划、组稿、选稿、理稿、校对和排版等基本能力。目前市面上的图书编辑学教材有很多版本,但专门针对教科书编辑专题进行探讨的为数不多,而且教科书编辑学的范畴大门类多,编辑理念更新快,如果随意采用,则会出现教材在内容体系上过时和过于抽象、脱离实践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相关工作坊的教学上,多数教师都是推荐多本所谓的“烫手”教材和著作,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在专题的取舍上也存在着较大随意性,学生对整个课程的框架和实践内容都不太明晰等等。 4.缺乏支撑相应课程教学体系的实践教学平台 从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多数教师反馈自己对实践课程有很好的设计,可是苦于纸面化操作,不能利用虚拟网络数字化技术开展模拟仿真实验。同时,由于文科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上的不足,同时缺乏后续的继续学习、自主学习和交流协作机制,学习者即便掌握了实践课程的一些基础知识,在面临具体的实践问题时还是表现出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推进实践课程教学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实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一切又都靠相应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才能得以实现。 5.缺乏创新的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实践自组团队 按照传统的方式,实践内容是根据理论课程体系编排逻辑和篇章节的形式来组织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是单一角度的片面理解,这种教学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运用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学习者学完之后仍有可能不能独立地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另外,如何发挥学生自主实践的积极性,也是实践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实验实践课程多数是分专业、分年级、分班级的组织形式,高低年级不同专业之间同学在学习同一个内容的过程中,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协作和经验传承,更谈不上与社会专业组织机构的交流和学习。因此,除了由教师引导的实践形式之外,应该多成立以专业、课程为背景的专门团队组织。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在编辑出版专业课程框架下,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相应的改革实践: 1.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建立专业综合性联结课程 本专业现已开设报刊、图书、电视、新闻和网络编辑等实践教学工作坊,旨在培养编辑、排版、采访、报道、拍摄和制作为一体的多元复合能力。目前各主干课程都已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联结机制和各课程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如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完成出版现代技术等以技术指导为目的的实践课程学习后,相继进入图书排版等基于任务和项目的实践环节,两门课程的目标和结构已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实现了有效的联结,同样的专业联结也体现在音像电子编辑、视频编辑和网络编辑等与新闻采编学的联系上,可以说这种课程之间的联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能力训练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同时,在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一直倡导的是模拟真实出版行业报刊杂志发行流程基于角色任务的课程实验训练方法,如在图书编辑实践环节,设立主编、责任编辑、美编和内容编辑等角色,通过小组分工的模式共同完成项目实践。 表1 编辑出版学专业相关课程联结关系表 专题项目 相关课程结合 视频项目 广播与电视节目制作与摄影、摄像 2.以多门实验课程联合教学设计为思路,完善课程合作与综合能力开发的机制 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编辑出版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合作机制。每学期末,各课程老师会集中协商下学期的合作意向,定出合作模式;而新学期初则确定具体合作的细节或要求。在学期末,会举办一次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跨年级、多课程的项目作品展,通过展览,锻炼和体现学生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编撰能力、平面宣传品设计排版能力、摄影摄像能力、节目短片的制作能力,新闻能力,展销能力,网上推销能力、市场调查能力、公关能力及分工合作协调能力等。 3.改变传统教学内容编制格局,实现课程资源建设的立体化和多样化 对于部分工作坊课程,在实践中并没有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教材可用,例如笔者承担的网络工作坊课程中的电子杂志制作课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指导电子杂志创作实践的教材。因此,对于实验教材和讲义的编制,采取与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编排实验结合起来的方式,让学生在参与相关工作坊实践的同时,也同步地进行实训指导手册和讲义的编制工作,通过整理成册,形成符合课程实际的自主教材,同时将这一模式在全院工作坊中推广。 4.巩固实践教学模式成果,加强网络支撑平台建设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课程的功能属性已经明确,但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仍比较欠缺。直接套用现成的网络教学平台往往受固有平台模式限制,并不能完全适应学科的教学实际,也不能适应特定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系。譬如,在工作坊教学的电子作品评价环节,急需建立一个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的综合数字平台,将档案袋式评价和自我评价,小组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综合起来,实现评价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功能。因此,我们选取编辑出版专业部分课程为试点,以编辑出版行业市场运行机制为借鉴,以相应专业课程理论为指导开展实验,建立了出版发行的学生社团模拟机制,如完整的报刊设计、编辑、排版和发行机制,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网络支撑平台,运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以网络化的形式再现编辑出版发行流程,达到了高效便捷的专业实训的目的。 5.鼓励学生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探索产学研结合机制 学生通过课程实践萌发了许多有意义的专业创意,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各种有创意的作品,但这仅限于个别课程的临时随机创作,没有进行及时的深入总结和推广展示。应将这一实践形式常态化和公开化,以突显本专业的实验教学特色。因此,可以通过组建学生实践社团,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由专业教师做指导,以课程常规训练项目作为课题,同时通过引入社会项目合作的方式,将企事业单位的真实课题和任务带到课堂,让学生亲身参与项目设计与制作,大胆发挥创意,明确行业标准,体验设计过程,实现专业学习和社会生产的结合,同时以此作为专题教学的形式,探索教学深入实践一线的有效方法和模式,以最终实现产学研的良性循环。 (林书兵,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陈藩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高级编辑)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分析 [摘要]对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2009~2012届112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到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就业情况,收集到了对本专业发展的建议及意见,主要包括转变专业教育理念、增加教师企业实践机会、改进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加大实践性课程等,这些建议对专业建设与改革,培养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都很有帮助。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就业状况 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杨明(1979-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数字出版与新媒体技术;陈少志(1963-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于巍(1969-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教学管理。(吉林 长春 13005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时代数字出版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CXW041,项目主持人:杨明)和2014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微媒体用户调查及其对学业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206,项目主持人:杨明)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191-02 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与分析,既是对高校办学成果和专业定位的有效检验,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衔接效果的“试金石”,又是高校专业建设特色凝练与课程改革发展方向的“路标”。 一、调查问卷说明 本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就业情况,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单位性质、月薪范围、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等;第二部分针对专业满意度,包括在校就业准备、学生最欠缺素质、就业优秀能力、专业发展前景等;第三部分针对本专业发展与改革建议,包括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看法和建议。 本调查向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已毕业的222名学生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2份,其中2009届2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44%;2010届20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33%;2011届3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58%;2012届35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70%。这些毕业生主要在7个领域工作,其中15位公务员,约占13.4%;36人在新闻行业,约占32.1%,主要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从事编辑或记者工作;26人在企事业单位,约占23.2%,主要从事宣传与编辑策划等工作,多集中在广东、吉林和河北;教育行业3人,约占2.6%,多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网络新媒体14人,约占12.6%,主要从事网络编辑、新媒体运营与网站维护工作,多集中在吉林、广东;图书编辑、图书市场各1人,约占1.8%,图书编辑主要是文化传播公司书籍设计、策划、编辑与出版,图书市场主要是出版物销售或市场拓展,主要在长春图书批发行业;在读研究生16人,约占14.3%。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在狭义上只包括报纸编辑、图书编辑以及各种出版物编辑;在广义上还包括了网络新媒体、各类文员及文案编辑等。被调查毕业生中,从狭义上讲,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仅占34%;从广义上讲概念,有72%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 二、调查问卷分析 1.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态度。53.5%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就业前景非常乐观和比较乐观,35.7%持一般态度, 10.8%持不乐观态度,如图2所示。 大多毕业生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但是由于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编辑出版行业将向数字化、复合型方向发展。 在被问及“所学专业对找工作或者目前工作是否有所帮助”时,选择一般、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达到92%,这说明本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符合行业需求。 2.就业能力的优秀要素。被调查者对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力、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能力、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自我创业能力等8方面与就业能力相关的要素所占比例如图3所示。 72%的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熟练运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对任何求职者都有利。熟练运用编辑出版系统、网页制作、图像处理、音视频制作等软件,拥有各类计算机职业资格证书,无论是对于在出版编辑领域就业,还是对于拓展就业空间都很重要。 82%的认为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是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的优秀能力,学校必须加强培养在校生的新闻采编与文字写作能力,特别要加强网络编辑课程教学改革;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 62%的认为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很重要,人际关系与协作精神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素质和能力。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团队合作,高校人才培养要加强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综合专业素质角度来看,策划能力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与课程改革的优秀培养目标。 57%的认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使得更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走上自主创业之路,这既是国家和社会的期许,又是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要求,所以,高校加强对在校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本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专业建设中的不足。被调查者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影响因素的选择情况如图4所示。 专业建设的不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教学实践偏少,68%认为大学期间参与企业实践少,校内模拟实训课时不足,所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实际需求脱节;二是专业知识更新慢,58%认为在校期间所学内容陈旧,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滞后;三是师资力量有待加强,分别有58%、71%、42%的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师的知识陈旧、缺乏企业实践、授课方法单一。 三、对专业改革与发展建议 1.改革专业教学理念。传统的编辑出版教育观念不适应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规格难以满足岗位需要。高校一要转变培养类型,从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转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主;二要转变专业办学模式,从高校唱独角戏转变到高校与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网站等协同办学;三要转变教学形式,从理论教学型转变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并重;四要转变专业人才素质结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兼备转换到综合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知识基础实。 2.改革师资队伍。为专业教师提供进入出版机构实践的机会,让教师参加专业教学研讨与学术交流会议,扩大学术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积极引进数字出版行业专家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聘请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媒体行业研究者等人才参与制定专业规划、课程设置、企业实践等计划,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教师也要学习借鉴先进教学经验,引入案例法、启发式、研讨等教学方法,培育学生专业兴趣。 3.改革课程设置。从事网络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学生缺少对新媒体的认知,建议开设新媒体课程;从事新闻行业的毕业生则认为应该加强培养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从事企事业单位企划和宣传工作的毕业生认为应加强对专业选题、策划能力的培养力度。68%的毕业生强调要增加实践课程;31%的建议提高专业课程比例;另外有近60%的毕业生强调了网页制作、图像处理、视频编辑能力的重要性。 及时更新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应对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冲击,适时进行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提升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与学科研究能力,实施“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培养,建立综合立体长效的教学改革机制,切实提高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 我国新媒体背景下对编辑出版人才有新的要求,而民族类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异同和问题,对此研究出既适合社会大环境又能振兴民族出版业的对策。文章主要讲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编辑出版行业现状;(2)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现状;(3)我国民族出版业发展趋势;(4)民族高校应如何适应出版行业变化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本文就以上述定义对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背景 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依然是构成出版企业竞争力的优秀,编辑的价值是出版中其他任何环节都不可取代的。编辑在出版中,不仅是出版物的首要责任人,还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作为出版物把关人的编辑,虽然在出版环节中的地位没有减弱,但是在行业内,编辑出版工作人员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经调查研究发现编辑出版行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1、编辑人员人才培养不系统。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是,这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不统一,目标不一致,就教科书来说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科书并不是行业内编辑人才所编著的,如此一来,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培养的编辑人才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不足。 2、编辑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在行业内很多编辑没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失去方向,选择时摇摆不定,甚至为了经济价值而放弃社会价值。编辑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文化生产者生产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引导着这个国家额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 3、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编辑力的培养力度不够。编辑的编辑力主要与自身的修养有关,但是作为出版社,对其工作人员的次培养也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出版行业内,出版单位根据其编辑人员的能力来分配其任务,在这过程中,编辑人员和单位只是分别承担制定和执行的角色,单位并不会依据本单位的情况系统地培养编辑人员。 4、行业内编辑思想保守,不愿意与不敢主动创新与尝试,专业编辑容易被专家学者取代。因为编辑工作的特殊性,编辑本身如果在某方面没有造诣的话,很容易被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取代。专业编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开放思想、主动创新和提高自己的话,出版行业也将逐渐走下坡路。 5、行业门槛高、待遇低。编辑是把关人,现代出版行业编辑的优秀业务能力要求高,但这不代表其学历要高,但是行业内普遍对编辑的学历要求高,这就导致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流失。编辑是社会的中级阶层,但是其待遇却令人失望,这也在某一方面降低了其工作热情,影响到其能力的发挥,从而降低出版物质量。 高校是编辑人才培养的基地,所以研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族高校和普通高校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以民族高校为研究对象。 二、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民族高校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族高校中,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有湖北民族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虽然这四所学校所在地相距甚远,但它们都同属于民族地区,其区域内特有的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其他一般高校无法比拟的。 (一)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在其地区内,主要拥有的民族资源为土家族文化,其次还有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文化。 专业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具有扎实广泛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力,具有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的高级编辑与出版管理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是国内最早在民族地方高校设置的专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与系统的现代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训练,在专业知识培养中突出民族院校特点,拓宽学生的人文自然知识,将专才培养与通才教育相结合。要求该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新闻宣传、文化出版和教育科研等部门的编辑业务或出版工作。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与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出版社管理、音像电子出版物、版权与图书外贸等。 主要实践环节:(1)编辑业务实习;( 2)出版发行见习;(3)社会调查;(4)毕业论文撰写,这些实践课程都是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辽通市,其主要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蒙古族文化。 培养目标:培养能够适应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需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职业技能,对编辑出版学领域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及本专业相关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口语表达能力,熟练运用现代办公设备,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新闻媒体、出版部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工作的蒙汉兼通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出版学原理、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大众传播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书业法律基础、新闻写作、新闻理论、图书发行与营销、书刊装帧设计、出版现代技术、网络编辑、出版社经营管理、计算机文字(蒙文)信息处理、现代汉语、现代蒙语等。 (三)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市,以壮族文化资源为主。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的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含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名篇名著选读、比较文学、散文诗美学、基础写作、文学创作、出版社管理、版权与图书经营、音像电子出版物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编辑业务实习、出版实习等。 (四)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民族高校,其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编辑出版事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出版机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从事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管理以及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报刊编辑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等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学科基础课:现代汉语、汉语写作、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 专业必修课:编辑学概论、出版学概论、报刊编辑实务、出版应用文写作、电子出版技术(含上机)、出版市场调查研究等。 专业选修课:传播学概论、新闻采编、图书学、广告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选题策划、中外出版业研究、出版物宣传与推广、公共关系学等。 (五)四所学校的共同点 1、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技能的编辑应用人才。 但湖北民族学院是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以及管理能力;而内蒙古民族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还要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以及蒙汉兼通的专门人才;广西民族大学,不仅对于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和文化经营能力也很重视,而且还重视培养学生的策划经营能力;云南民族大学更多的对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的培养,立足于此,培养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四所民族高校,都设置了以下几类课程:专业基础理论类;技术方法类;业务基础知识类以及宏观环境类。其专业的优秀课程也共同设置了: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出版法律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报刊编辑学等课程。 三、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1、实践课程比重少。社会工作讲求实践性,所以任何专业对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虽然各个民族高校都根据各自的情况设置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但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仍有所欠缺。在校生实践机会的获得主要靠教授课程的老师或学校的出版单位提供,机会较少。学生在实际操作时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缺乏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培养教育。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中均没有开设关于编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养的课程。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一个缺乏职业道德培养的工作人员,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必将在利益选择时失去方向。如果对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该行业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将会给该行业埋下巨大的危机。 3、基础课程的缺失。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设置中都没有重点涉及对学生美学知识的教育、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对网络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一个编辑需要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这种鉴赏能力是需要美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奠定基础。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需要的编辑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还要学习网络知识和技术,但是缺乏系统的审美培养,在装帧设计和图书内容的选择上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缺乏审美能力的编辑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相对来说价值也较低,不仅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利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令人担忧。 (二)师资结构与授课方式不合理 1、师资结构不合理。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师资结构的限制。师资队伍是促进教育的一大因素,但由于民族高校一般处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便导致了高素质教师的缺乏和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且四所民族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基本都为大班授课,教师不能全面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同一课堂学生人数太多,很大程度上拉低了教学质量,阻碍了老师的发挥,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专业教师资源的短缺,教师结构的不合理,这不仅是这四所高校的问题,而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授课老师基本为理论授课,而缺少实践性授课。 2、授课方式的模式化。教学模式一成不变,自始至终都是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讲”,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上接触到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学生学习知识都是被动的,很难让学生消化吸收以及应用课堂知识,没有成效。 四、解决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问题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尽快组织建立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成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课堂模式单一。并且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职业技能,而忽略了社会大环境,忽略学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的意识培养。 2、开设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课程。民族高校大部分都主要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优势,但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忽视了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学校学习任务的安排很少涉及民族文化知识,导致他们对开发民族文化、宣传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很薄弱。 3、大幅度增加学生网络技术课程。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掌握数字技术已经变成一项基础技能,特别是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能力尤其重要,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要学习,现代先进的编辑方法更是要加深了解和使用。传统出版在数字浪潮中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技术上的弱势,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不能再被忽视。 4、增设对器材使用的实践课程。时展速度快,学校硬件设施更新速度相对慢,尤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缺乏硬件设施的使用或者设施较差。学校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应加大投入资金,加强对硬件设施的管理,开设专门的实验室,与数字化和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主题实验室。如果资金条件限制,也可以将此方式改为观看视频或书籍学习,但一定要将该课程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燃起学生对于该专业的热情 5、加大汉语课程设置的比重。无论是针对哪一个学科方向,编辑从业人员拥有牢固的文字根基和文学修养是最基础的要求。不能因为该专业录取的学生都为文科生(特例除外)而忽视了对他们文字掌握能力的培养。 6、增设美学课程。编辑不但需要对文字能力的掌控,还需要基本的美学修养。作为高知识文化的人群,一定要有较高的审美品位。而审美的能力不是几天就能达到高水准的,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培养。 (二)课外活动方面 1、加大编辑出版学的宣传力度。据调查,很多学生和社会群众对于编辑出版学的了解程度很低,大部分人处于完全无知和误解的状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在人才培养上首先就设置了一道阻碍。虽然长期以来,编辑秉持着“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精神,但是如不将此专业在人群中推广出去,不仅招不到优秀的学生,也聘不到出色的老师。这是编辑出版专业发展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2、尽量提供较多的实习机会。虽然各个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实践学习而巩固理论知识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这主要因为实践学习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是学生数量多,出版社、报社、印刷厂的工作环境空间有限,不方便太多人参观学习;其次,学生的参观学习会打扰到工作,甚至影响其工作进度与质量,不适宜长时间、频繁性实践学习;再次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掌握参差不齐,实践学习也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学校并不能放弃实践学习的这一环节,而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根据企业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签订合同协议,开展企业实训基地,学校根据企业的要求来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师队伍,校内课程与企业实训相结合,企业专业人员对学生实践的跟踪督导,加强专业素质与技能的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更贴近企业实际要求的专业人才。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既能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又满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 3、举办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如文章编辑竞赛。目前在高校内策划举行与该专业相关的比赛还不成熟,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较少,但开办与编辑出版专业密切相关的比赛对于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确实,假设一个学生与他的亲朋好友课余时间讨论各种比赛时,当被问及有无获得他学习专业的比赛奖项,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相关的竞赛,这无疑会让该学科在心理地位上落后于其他学科,从而造成学生心里的落差感,降低学习兴趣。而且举办相关比赛还能对专业进行很好的一种间接性传播行为。 4、加强师资力量。因为编辑出版学所学的学科理论知识涉及面广,很多课程都是由非专业老师任教。这就导致,老师缺乏基础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在教学期间只教授与该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归属感,不能将此理论知识用来解决在与专业相关的问题。而且学校的双语教师资源匮乏,学生在学习民族文化的同时几乎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学校要尽量培养该专业的师资队伍,增强师资力量,为学生传授和解决更多更专业的关于编辑出版学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 课程逻辑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它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错误理解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违背学科逻辑,忽略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已经严重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将课程逻辑结构简单化为学科逻辑的观念,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组织中兼顾学科逻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使学生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编辑出版课程内容,为以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建设;逻辑误区 作者简介:王勇安(1962-),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 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问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 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优秀,谁是,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 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可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 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设计策略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①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优秀,谁是,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优秀。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优秀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