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务论文:舆情研究与数据新闻业务探索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新闻业务论文: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创建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摘要: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的课时有限,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高校分校及新建高校大多在远郊,教师下课后即乘班车回市区,与学生的交流很短暂。大学的课时有限,那些课上来不及讲的内容,那些需要反复讲解的问题,那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那些还需要补充和拓展的知识,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如新闻选题、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这样空对空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学生真正走上新闻传播类岗位后,一切还需从头适应,从头学起。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不能无视这个现状和发展趋势,也应将新媒体纳入教学内容中。要解决上述问题,一要设法密切与学生的联系和交流,设法加强在课外对学生的讲解与指导;二要设法让学生置身于实战性的新闻业务环境,以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和工作要求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下课后不能一走了之,还应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课内外教学时空连接起来,将课内外教学工作融合起来。这是大学教师的职责。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第一阶段,2007年:建立新闻专业教学博客,利用网络平台交流的即时和便利,延伸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于2007年11月在东方网开设,现已搬迁至新浪网。6年来上传了教学文章500多篇,50多万字;浏览量已达88万多人次,学生留言及跟帖评论2000多条。教学博客主要栏目有:新闻编辑课堂、新闻评论课堂、新闻业务练习课堂、学生实训作业、学生新闻作品、新闻习报、毕业论文、课堂内外。这些栏目包含新闻业务教学的主干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专业内容,还包括学生实训、实习,课内外交流、毕业就业等环节。教学博客的建立,意味着整个课堂都向社会公开。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问题讨论、学术研究、讲课录像、作业布置、师生讨论、授课笔记、练习题及试卷等都刊登在博客上,方便师生交流的同时,也全面地接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同行的检验和评判。譬如在“新闻编辑课堂”栏目里,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学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全套教学录像。教学博客除了加强与同学的交流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刊登学生佳作,向媒体推荐优秀新闻人才。博客上经常刊登学生的优秀习作及老师的点评和指导,学生通过练习与交流在新闻业务上取得长足进步。06级新闻专业詹佳佳同学的一篇《新闻晨报汶川大地震前十天报道的研究报告》在博客上刊出后,被新闻晨报转载到报社网页上供记者编辑学习参考(多名记者留言),同时邀请詹佳佳同学到该报国内新闻部实习。该同学在实习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发表30多篇新闻报道作品,获得国家奖学金,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07级丁荣同学多次在教学博客上发表优秀习作,多篇作品被东方网转载。随后在东方体育日报和新民晚报实习期间,发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60多篇,其间得到东方体育日报总编辑特别嘉奖。丁荣同学毕业后正式成为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已经毕业工作的同学仍然关注教学博客上的动态,还会登录上来留言,或是点评学弟学妹的作业。教学博客的建立,也意味着相关教师从此再没有完整的休息日。6年来,专业老师每天都要数次打开博客,收阅邮件,关注留言并回复,或是上传最新文章、学生最新作品。无论上下班、节假日,哪怕大年初一,天天如此。 第二阶段,2012年:创办电子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上,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进行训练。应用型本科的新闻专业课教学,不能停留在课堂讲授上,也不能停留在书面作业上。应根据当今新闻和传播业界对前端人才的素质及技能要求,按社会媒体的岗位职责要求,对学生进行实战训练,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和专业环境中,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完成工作任务。2012年年9月初,在新闻专业教师组织和指导下,结合《新闻业务练习》课程的教学内容,10级同学在教学博客上创办了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该报目标读者为本校14000多名学生,遵循新闻价值规律,按照新闻周报的制作节奏和要求,报道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专业学习、教学管理、校园生活、实习就业、校外相关信息等。每个班级每周采编制作一期电子报版面,在教学博客和教学微博上公开刊出。目前两届学生已制作刊出48期电子周报。《新闻习报》创办后,《新闻业务练习》课程就按照该报的采编制作流程来实施教学,从新闻线索的发现、新闻选题的确定,到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学生们都在一个专业流程和高强度快节奏中进行。报纸有截稿时间和固定的刊出日期,学生记者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从而磨炼学生的实战能力。电子报是向全校及社会公众公开刊出的,因此其新闻的真实性、报道时效、报道价值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须承担社会责任压力。有同学新闻稿上不了版面,就会与编辑部交流,向老师求教,力争提高新闻的采访及写作质量。有同学抄袭了某报记者的新闻稿,该报记者很快找上门来。有同学对学校某部门工作的报道有疏漏,该部门即要求下期报纸予以更正。在这个实战环境和平台上,编辑部成员和学生记者们经受了训练和摔打。 第三阶段,2013年:创办新闻服务性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时俱进,教学形式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随着信息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信息接受方式已经逐步转向移动媒体和微博微信平台,新闻业务的教学改革不能无视这种变化,而应适应这种变化。今年10月初,在老师指导下,新闻专业12级学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上创办了一个新闻服务性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一样,《建桥建桥我是新闻》目标读者也是本校14000多名大学生。其采编方针是“关心生活,畅所欲言,报道大学生关注和爱看的新闻”。其特点是信息简短,提供新闻热点、校园资讯的快速阅读浏览,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时事政治与社会动态,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目前,《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微博平台粉丝已近2000,40%信息阅读量超过1000次;微信平台粉丝也已超过3000,每月粉丝增长率保持在60%左右。微博微信平台每日更新刊出,工作量很大。团队由12级新闻专业60位同学组成,他们负责两个平台各个栏目的新闻信息采编制作上传。指导老师则对学生采集上传的所有文字、图片、视频信息逐一审阅修改,不分昼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6年来,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专业教学团队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在新闻业务教学模式的创新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新媒体时代人才需求、可以推广应用的新闻业务教学方式。 1.教学博客已经在专科一届和本科四届同学中得到应用。学生作品在教学博客上刊登后受到媒体关注,40多名同学被20多家媒体挑选去实习。18名同学现已应聘进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上海文广集团、东方网等主流媒体工作。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获得2009年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提名奖,事迹被收入《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汇编》一书。2011年,该教学博客获得本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实践证明博客教学是一个可以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新闻专业教师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教学博客,形成团队效应。有北京、广州高校的新闻专业老师发来邮件,联系交流。还有外地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冒充建桥本校学生与高东老师联系,希望得到业务上的指导。 2.两个学期《新闻业务练习》课程教学中,190多名学生参与采编制作出50期电子新闻报《新闻习报》,在新浪博客和微博上公开刊出,共120多个4开版面,计36万多字(含新闻照片)。学校党政领导,集团办、校办、党委办等部门,要求每期报纸给他们送去纸质版。校长办公室已将《新闻习报》列为重要参考媒体,并将其纸质版张贴在校园阅报栏。有的报道还被网站转载。今年又有9名同学被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等媒体挑选前去实习。 3.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刚刚创办2个多月,粉丝总数已过5000人,60人的采编团队带动了12级新闻专业大部分同学投入到这个新闻服务性平台的采编、制作和维护的工作中,同学们在新闻采编、网页制作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 作者简介:高东,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新民晚报工作10年,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等职,主任编辑职称。 新闻业务论文:移动互联网辅助新闻业务教学探析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谈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新闻业务论文: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新闻业务论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与探索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新闻业务论文: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研究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优秀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新闻业务论文:《红星》报的非新闻业务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新闻业务论文: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优秀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20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务兴起之成因 摘要: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了大众报刊信息传递的阶段,而中国却出现了政党报纸裹挟新闻信息并行发展的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有行将走到末路的清政府,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展,作为阶级和政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媒介,也将政论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武器。相对而言,新闻信息在此期间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但历史并没有对新闻报道宣判死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此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电讯事业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条件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新闻业务兴起的成因。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瞿秋白对新闻业务的创新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新闻业务论文: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新闻业务论文: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优秀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新闻业务论文:延安时期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曾在延安创办过一份油印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当时,新华社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一起驻在杨家岭,同属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1939年6月,新华社进行了一次组织机构调整,除编辑科、译电科和新闻科外,还成立了通讯科。通讯科负责人为海,编辑罗夫(何清),不久又增加了记者海燕(田体仁)。通讯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并担负了向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和香港进步报纸寄发特稿的任务,以及选择译发莫斯科苏联新闻处寄来的英文专稿等。为加强对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指导、促进通讯员工作的深入开展,经中央党报委员会批准,通讯科还创办了新闻业务刊物《通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通讯》为油印32开本,每月一期。 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题写刊头。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共三份供挑选使用,这就是《通讯》创刊号上的刊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任部长的洛甫()同志在新华社召开的延安市通讯员大会上的报告,洛甫在讲话中主要讲述了通讯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讯员的任务和新闻的基本要求等。洛甫同志指出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二、向群众宣传,讲解报纸,讲解党的政策;三、积极写稿;四、反映情况。第二篇文章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写的《介绍新华通讯社》,讲述了新华社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情况。这一期《通讯》上还刊登了海写的《怎样建立边区各县通讯网》、于敏写的《边区通讯员怎样写新闻》等文章。 从1940年3月第4期开始,《通讯》改由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办。在改刊词中写道:“《通讯》过去是新华通讯社用以教育通讯员与推动边区通讯工作的社刊,从今天起,《通讯》决定改为新华通讯社与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联合刊物。因之,它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它的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它应成为教育通讯员与青记学会会员的有力工具,它是边区以至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推动机。”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又参加了《通讯》编委会,这就使《通讯》成为新华社、《新中华报》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三家联合编辑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 《通讯》的编辑方针,正如在1940年3月6日召开的编委会上所提出的:“主要在培养青年新闻干部,加强各会员、各分会、总会及与全国新闻记者之团结,求得工作经验之交换及学术上进一步之探讨”。《通讯》陆续刊登了一系列新闻研究文章,如《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向仲华)、《略谈战地新闻工作》(刘白羽)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提高记者和通讯员的思想修养与采访写作水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大型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由杨家岭搬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驻在一起,统归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领导。新华社内部设广播科和翻译科,原通讯科及其人员并入报社采通科(后为采访通讯部)。以后,《解放日报》在副刊上开辟不定期的《新闻通讯》专栏,代替已出版了8期的油印《通讯》刊物。 此后,通讯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采通部与通讯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也极为具体。同时,新华社各地分社也积极发展通讯员队伍。至抗日战争结束前,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的成长壮大,为党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当年的通讯员后来都逐渐成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新闻业务论文:论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闻业务论文: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新闻史论文:编写“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新闻史论文:问题意识在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新闻史论文:浅谈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新闻史论文:供给侧:问题导入式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新闻史论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之奇葩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新闻史论文:翻转课堂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探索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优秀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优秀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优秀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优秀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新闻史论文:记取新闻史上的几起经验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新闻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优秀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闻史论文:西柏坡时期新闻史研究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史论文:再论新闻史的哲学意蕴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新闻史论文: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史论文: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新闻史论文:外国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