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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与策略 摘要: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非常珍贵的财富。本文将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对高中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与策略进行探究。笔者认为在高中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观,有利于增强学生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教学策略上,笔者认为可以从学生熟悉的内容入手,从新民乐与传统民乐的融合入手,从学生的参与和课堂体验入手。 关键词:高中音乐 民族音乐 有效性 教学策略 在流行音乐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中小学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认知、了解、喜爱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我们的高中学生,虽然在小学、初中经过多年音乐学习,但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识却不足,一提到传统的民族音乐,大部分学生就会表现得冷淡,甚至在音乐课堂上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有时候还会自言自语道:“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让我们学这些过时的音乐,这老师真是个‘古董’”。现在的高中学生,平时关注中外流行音乐,喜欢唱流行歌曲,歌,喜欢看一些音乐选秀节目,所以在学生的心中很难有民族音乐生存的空间。当今收视率、收听率高的电视广播上也很少出现介绍民族音乐的专栏。面对这种现状,如果我们还不重视民族音乐教育,不加强民族音乐的推广与传播,那我们的民族音乐将怎样继承和发扬光大呢?作为一名专职音乐工作者,我正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多种方法,在我的高中音乐课堂给予学生民族音乐的营养,让他们了解和学习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感受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一、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用充满智慧和朴实的生活点滴创造了独特的民族音乐,可以说它是我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音乐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民族音乐种类繁多,非常丰富,这些音乐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作和发展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包括器乐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歌、民间舞蹈音乐等五个类别。高中是基础教育的最后阶段,高中音乐鉴赏课承担着完善学生音乐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任务,而我国千年传承的优秀地民族音乐应当被放在首要位置,因为民族音乐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对青少年的民族意识起到促进作用。《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理解多元文化,弘扬民族音乐”的要求,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深化民族音乐教育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爱国意识,使其品味民族音乐的“灵魂”,陶冶情操,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爱国情怀。因此,深化民族音乐教学,对于高中音乐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本文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血脉,真实地记载了民族过去的生活情感,寄托了人们浓浓的情思,它是整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它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各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得到解读。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让中小学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自尊心,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观 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种类繁多,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它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音乐审美习惯。中国民族音乐通过其音乐的内在美与外在美,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更讲究音乐的韵味、风格。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都是属于民族的,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中的“母语”。学生从小学习和掌握音乐中的“母语”,就能运用本民族自己的方式进行音乐审美感知、音乐表现和音乐思维,从而提高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审美能力。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我国民族音乐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体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民歌有近30万首,曲艺音乐达三百多种,近四百多个戏曲剧种,这些丰富的民族音乐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长期交流和融合的音乐精髓。中国民族音乐的体裁形式、音调、风格都是极其丰富的,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秀的民族音乐是我们一代代劳动人民音乐才智的结晶,是创造和发展我国未来音乐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音乐教育的可贵素材,更是世界音乐文化宝藏中的瑰宝。我们应该感谢祖先和前辈们为祖国创造了优秀的音乐财富,作为接班人,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它、熟悉它、热爱它,并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对于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音乐教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不能脱离本土文化的根,音乐教育也必须继承、弘扬、发展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音乐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虽说如今的流行音乐占据了中国大量的音乐市场,但是中国民族音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音乐创作者们也意识到创作的源泉在民间和民族音乐中。我们的学生通过民族音乐学习,可以加强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二、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的策略 (一)从学生熟悉的内容入手 高中《音乐鉴赏》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内容比较全面,有民歌、器乐曲、戏曲等民族民间音乐。当我在遇到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时,我会在备课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并选择从学生熟悉的作品入手。例如高中《音乐鉴赏》模块第二单元第二节“高亢的西北腔”,我是这样安排的:通过阿宝演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歌曲视频做引子,把学生带入到西北风土人情中。虽然学生平时也不太会去关注西北的民歌,但是对于阿宝这位西北歌手却比较熟悉,而阿宝演唱的这首歌曲,学生也会唱大部分。我从学生熟悉的内容入手,把他们的思维引入音乐课堂,再一步一步地将学生的思绪带入到西北的其他民歌作品学习中,学生也会有兴趣听我介绍西北的花儿和信天游,一起唱着西北民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学生在学唱山西民歌《刨洋芋》时候的场景。《刨洋芋》的歌词是这样的:“土溜溜的蚂蚱,满呀么满地爬,举起那个镢头,来呀来把洋芋刨,一镢头那下去,翻过来瞧一瞧,哟,这么大的个儿,哎哟你说妙不妙。”当学生唱到歌词“呦”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兴奋,原以为学生只对流行歌曲感兴趣,谁知道他们在学唱民歌时也是那么的投入。有的学生在学会了这首《刨洋芋》之后,还有兴趣创编,用《刨洋芋》旋律填词来抱怨平时作业太多,有位同学这样编道:“可怜的高中生,太呀么太累,每天都是作业,做呀做不完,哟,今天这么好,竟然没有作业,真呀真高兴。”一堂关于西北民歌的课上完了,留在学生记忆当中的不仅有信天游、花儿,还应该有《上去高山望平川》《刨洋芋》等更多的西北曲调。 (二)从新民乐与传统民乐融合入手 新民乐(现代民乐)的主要特点是“取民乐之所长,去民乐之糟粕,加西洋之精髓”。新民乐在民族风格上有极强的表现力,它把民族器乐、电声乐队和MIDI音乐结合在一起,加上流行的配器手法,互补长短,使民乐的个性有了更好的展现,丰富了民乐的艺术表现力。 学生喜欢流行音乐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贴近,但对于民族音乐,学生了解的确实很少,因为学生心中的民族音乐就是很传统、很古老、离现实太遥远了,他们很少去了解。要想让民族音乐走进学生的心中,就得让学生对民族音乐产生兴趣。 在上《音乐鉴赏》中“丝竹相和”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对我国传统丝竹乐产生学习兴趣,我提前下载了新民乐女子十二乐坊的《八音》片段,作为课堂的导入,进而引导学生注意观察每件乐器的演奏特点和表现力等等,随后便将课堂引回到“丝竹乐”的欣赏课当中。当学生再一次听到二胡、琵琶、古筝、竹笛等各乐器的演奏时,自然会予以关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理解、感受“丝竹乐”的教学目的。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流行,正是民乐之长,两者的巧妙结合,让民族音乐朝着现代民乐发展。结合现代流行音乐中的民族音乐素材展示给学生,一定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从学生参与和课堂体验入手 中国民族音乐非常有民族特色,一首民歌,一件民族乐器都会有它的独特性,我们应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比如说学习用方言唱民歌,学会几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动作,亲身体验民族乐器的简单弹奏等等,学生的兴趣会比较高。如高中音乐鉴赏自编教材《走近中国古筝》这一课,我是通过以下教学过程,让学生从传统乐器古筝的演奏技巧、音色,古筝名曲欣赏等方面入手参与课堂体验,从而增进了学生对古筝音乐的热爱。 1.新课导入(课前播放古筝音乐,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1)猜猜这是什么乐器演奏的音乐?(大部分学生能说出是古筝)。 (2)这件乐器弹出来的音乐好听吗?(学生说音色很独特,很有意境)。 2.新课教学。 (1)出示课题――走近中国古筝。 (2)古筝简介:古筝原名叫筝,早在战国时代,就在当时的秦国(今陕西)一带广泛流传,所以又叫秦筝。由于筝的历史悠久,被后人称为古筝。古筝属于弹拨类民族乐器,其外形近似于长箱形,中间稍微突起,底板呈平面或近似于平面。在木制箱体的面板上张设筝弦。在每根弦下面安置琴码,琴码可以左右移动,用来调整音高和音质。筝的品种不一,构造也不尽相同。我们现在演奏的古筝基本以21弦筝为主。其主要由面板、底板、筝首、筝尾、前梁、后梁、琴码、琴钉、出音孔和筝弦组成。 古筝的外形古朴典雅美观大方,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3)介绍古筝演奏技巧:古筝的演奏技巧有很多,如滑音、颤音、花指、摇指、琶音等等。 ①古筝中的滑音弹奏:古筝中的滑音分上滑音和下滑音。先说上滑音吧,教师示范:右手弹弦之后,左手在筝码左侧,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按弦,把弦音升高至所需高度,就是上滑音。可以请几个学生依次在古筝上体验上滑音弹奏,这样学生会很专注。 ②古筝中的花指弹奏:老师示范花指的演奏并问学生:你觉得声音像什么?然后鼓励学生参与。以上1、2环节主要是通过学生参与实践,提高对古筝音乐的兴趣,虽然他们的滑音可能弹得不太准,花指不够流畅,但是这些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③教师借助古筝,继续示范弹奏古筝的颤音、摇指、琶音,让学生加深对古筝演奏的了解。 (4)古筝曲《渔舟唱晚》片段欣赏 ①老师弹奏《渔舟唱晚》片段,学生在欣赏中体验其演奏技巧。 ②教师对《渔舟唱晚》后面的花指部分作了重点弹奏,让学生加深对古筝花指演奏的了解。 (四)浙江筝曲《高山流水》欣赏 这是一首历史悠久的传统筝曲,乐曲音韵古朴、典雅,抒情写意。全曲音乐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描绘高山的气魄,后半部分则表现了流水的不同形态,充分抒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赞美。 1.教师弹奏古筝曲《高山流水》,其他学生欣赏、体验。 2.教师带领学生演唱《高山流水》音乐片段,加深音乐记忆。 一节课下来,学生不仅对《高山流水》有了更深的印象,并对古筝的演奏技巧及其音色有了初步的了解。让学生参与课堂体验,提高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这也是我课堂上经常尝试的教学方法。 3.从学生民族情感的培养入手。 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是紧密相连的,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重要的传承手段。在音乐教育中不仅要传授音乐技巧,更重要的是传承音乐背后更为根本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传统民族精神。《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陶冶爱国主义情操。民族情感是指―个国家、―个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它是民族心理特征之一,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本民族历史、本民族的文明进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情感态度。以是否有明确的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观念来划分,民族情感有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水平。民族情感在民族成员身上表现为民族自豪感、民族优越感、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卑感等。一个人形成何种民族情感,与该民族的地位、成就有关,也与个人对民族的态度和认识有关,并受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信仰的支配。积极的民族情感如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和优秀文化等,是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基础之一,同时有利于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从美学的角度看,音乐不是情感,可它却是情感的最佳载体;音乐不能揭示情感产生的原因,却可以把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这客观说明了音乐与情感的辩证依存关系。民族音乐是民族情感的最佳载体,民族情感是民族音乐主题的升华,民族音乐在民族情感的激发和培养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又有外在的相互促进性。可以说在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民族情感的培养是民族音乐教学的最高追求。相关研究也提出了培养民族情感有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培养民族情感是完善学生人格的重要手段。那么,如何通过民族音乐促进民族情感的产生,同时利用民族情感提高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性呢?笔者认为可以利用民族音乐的多种形式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通过充分地发掘我国民族音乐的内涵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同时,还可以通过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中国民族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母体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而孕育、生成并茁壮成长的。因此,在高中阶段音乐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民族情感的激发促进民族音乐的教学。 4.从教师音乐素养的提升入手。 作为一名高中音乐教师,如果想让你的学生乐意接受传统的民族音乐,那么,我们不仅要提前主动去学习和探索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更应该拥有驾驭民族音乐教材的能力,通过对教材的分析和探究,努力引导学生学习、感悟、体验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教师是民族音乐教育的主要实施者,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究,让自己更加热爱民乐、熟悉民乐,并具备强烈的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热情和使命感,同时具备高品质的民族音乐教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正常进行,从而促进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升学生民族音乐素质。 中央音乐学院琵琶演奏家章红艳教授曾在一周的时间里有四场琵琶演出,每场上座率达到九成以上,那是没有鲜花,没有音乐以外的任何干扰的演奏会,它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传统音乐的记忆与情感。章教授以专家的方式去展示我国琵琶音乐的魅力,让她周围的观众体验到了琵琶音乐之美。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高中音乐教师,虽然在演奏技巧上不能去和一个音乐名校的教授相比,但是我们可以拥有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要让我们的民族音乐唤醒优美与崇高,让国人热爱民族音乐。以前我总认为既然学生对民族音乐没有兴趣,我索性就跳开这些内容不上,现在我改变了自己对民族音乐教育的观念,并且自身也在加强民族音乐的学习,如乐器方面的古筝、竹笛我都在学习,还有就是有些地方戏曲不太了解,我也正在努力补充学习。 在我的音乐课堂,不但用钢琴伴奏,有时候我也会用古筝来给学生伴奏,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中国民族音乐值得去欣赏,我用自己对民族音乐的态度去感染学生,让更多的学生走进了优秀的中国民间传统音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尽的义务,这不仅仅是在向学生传授民族音乐知识,更是要让现代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新课程改革对普通高中的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音乐课程标准要求树立理解多元文化、弘扬民族音乐的教学理念。在高中的音乐教学中,对民族音乐教育进行深化教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使学生品味民族音乐的灵魂,陶冶情操,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大力弘扬民族音乐,培养学生高尚情操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加强音乐教师的民族音乐素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音乐教师掌握了中国优秀的戏曲、民乐、中国锣鼓、民歌民谣和民族舞蹈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才能在音乐课堂中加以实施,通过音乐教学和音乐活动中的组织、策划、设计和指导等,让学生走进民族音乐。最后在教学中我们要坚持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有机结合、民族音乐与本土音乐的有机结合、民族音乐与多媒体教学的有机结合、民族音乐课堂教学和课外延伸的有机结合等四结合原则,以便更好地促使学生了解、认识民族音乐。 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关于深化高中阶段民族音乐教学的思考 目前,在流行音乐元素的影响下,很多高中生都热衷于欣赏这种音乐作品,教师也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民族音乐教学对于高中生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没有得到重视,缺乏更多的听众。所以,做好高中音乐教学活动中民族音乐教学工作显得较为重要。 一、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分析 (一)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将会对整个民族的兴衰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民族音乐作品中包含着较为深刻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文化思想和民族音乐紧密联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知识,能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音乐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强化自我民族意识,让青少年更具有自信。 (二)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 当今高中生群体大都喜欢流行音乐,对于民族音乐的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其审美范围较为狭窄,部分学生盲目对明星加以模仿,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而民族音乐在培养高中生心理、塑造人格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提升高中生思想意识以及文化素质有着较为显著的功能和作用。 二、提升高中音乐民族音乐教学水平的措施 (一)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诠释民族音乐内涵 音乐是一种蕴含较为丰富情感的艺术,在高中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中,要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来诠释民族音乐作品深刻内涵。学生通过更多的情感体验来对作品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加以了解,从而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之上提升教学有效性和针对性。例如,在进行《十面埋伏》琵琶独奏教学时,其主要的表现风格就是古代战场上战鼓轰鸣、纵横驰骋、军营如林的场面。教师利用联想等手段来帮助学生对音乐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加以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对作品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进行感受。 (二)通过多元文化理解来提升民族音乐教学层次 在当今音乐教学新课程标准指导下,高中音乐课程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对民族音乐教学内容加以优化,民族音乐的学习对于学生爱国情操的培养、民族意识的增强、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解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对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来帮助学生树立更加正确的人生观念,吸收影视、曲艺、文学以及美术等艺术。强调不同艺术的有效结合,提升对音乐艺术的创造、审美、鉴赏以及表现能力,从而加深高中生对于音乐作品的体验以及感受,保证文化视野能够得到扩展。 (三)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提升高中生民族音乐鉴赏能力 民族音乐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多媒体信息技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把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化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深情并茂的演奏来让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不断提升其自我鉴赏水平。多媒体教学方法所具有的生动、快捷以及形象的优势,能够从根本上激发高中生对民族音乐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进行说唱艺术、民族乐器、原生态民歌以及传统戏曲教学时,若只是凭借教师的单独的讲授难以产生显著的教学效果。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就能够把抽象、复杂的音乐知识转变得更加具体和通俗,带给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感官信息。例如,在进行民族音乐《百鸟朝凤》、《二泉映月》作品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方法来对音乐创作社会背景、创作者生平事迹加以介绍,从而让高中生在学习民族音乐作品相关知识的同时,实现知识面的不断拓展,让学生能够在音乐作品中感受到所有酸甜苦辣,达到心灵启迪的目的。 (四)通过民歌演唱来树立学生的自尊心 高中音乐教学,教师可以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抓住更多高中生,从而让他们能够在学习活动中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并在民族文化中体味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规律,感受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教师可以让学生学习各个地方的民歌,如《看秧歌》、《采茶灯》、《龙船调》等,从而激发高中生产生浓厚的学习热情,树立更加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高中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要能够通过多种有效方式把现代音乐和民族音乐有机结合在一起,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认同,帮助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从而提升高中音乐教学水平。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市青原区井冈山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高中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教学深化分析 摘 要:民族音乐是中华音乐殿堂上的一座瑰宝,汇集着我国劳动人民通过不断的长期劳作、积累沉淀出的民族文化与精神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渗入与发展下,我国大部分高中生对其持有痴迷以及狂热的态度,再加上学校对民族音乐教学的不重视,导致学生对传统的民族音乐了解甚少。本文主要从民族音乐教学在高中音乐课堂上的具体实施策略进行深化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高中音乐;民族音乐教学;实施策略 我国教育部所推行的新课改中已经明确规定,高中音乐教材中要渗透民族音乐知识,要让高中生理解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化内涵,以此来弘扬民族音乐,要将我国各优秀的传统民族音乐作为高中音乐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这就表明高中音乐教师要格外的重视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音乐素养,从而推动我国高中生用传承的民族精神来继续发扬我国民族音乐这一伟大的艺术珍宝。 1 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 高中音乐教师在平日里的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音乐文化内涵,要让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激发出学习的热情,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使得学生可以对各民族的地域音肺幕特色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教师在深入引导学生进行民族音乐的学习时,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多元化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吸收各种曲艺以及文学、美术艺术的精华,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以及审美创造的能力,开拓学生的眼界,增强学生的音乐感受。例如,在学习第二单元《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中的第二节《高亢的西北腔》时,通过播放教材中规定学习的歌曲曲目,来积极地调动起学生对于陕北、西北歌曲的实质感受,体验西北民歌的特点强调,促使学生对于西北民歌有一定的了解。学生在学习《刨洋芋》《去上高山望平川》《脚夫调》等民歌音乐赏析时,可以深入地了解“信天游”“花儿”等民歌载体,并带领学生学唱一首经典的民族歌曲。但是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民族歌曲自身的曲调特点,需要歌唱者有较高的唱腔技巧,因而学生学习起来往往十分的困难且枯燥,这时教师可以找寻一些既具有民族曲风又带有通俗化的演唱形式的曲目,来让学生去学习,以歌曲《山丹丹的花开红艳艳》为例,这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同时也是带有浓厚民族风味的陕北信天游。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阿宝歌手的歌唱版本。教师先教会学生歌曲的旋律,然后再将民歌演唱时的发声技巧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尽量用传统的民歌唱腔来进行演唱,但不能对其要求过高,以免遏制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学习完毕后,教师可以采取分组的形式让每组成员上台来进行演唱,并设置评比环节,以此来活跃课堂的学习气氛,促进学生的学习乐趣。 2 加强音乐知识的扩充,促使地方音乐走进课堂 当前我国高中人教版音乐教材当中一共分为18个单元,而涉及民歌教学内容的只有短短的一个单元的4个章节,由此可见高中音乐教材中摄入的民族音乐曲风的内容太少,高中普遍对民族歌曲教学的重视力度不够,因而才会导致高中阶段的学生普遍对民族音乐知识的认知度不高,缺乏系统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情感植入,因此,新时期的高中音乐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和补充,可以是适当地融入一些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鉴赏,如新疆经典民歌《吐鲁番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朝鲜民歌《阿里郎》《卖花姑娘》;陕北民歌《走西口》《送情郎》;湖北民歌《龙船调》以及山东民歌《唱大戏》等,把这些具有高鉴赏价值的经典民族音乐作品科学的编进音乐教材当中,进而激发出学生学习民族歌曲的兴趣,以此来提升学生们的民族情感。 3 利用多媒体教学,提升学生们的鉴赏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高中课堂教学当中,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其涉及的音乐内容丰富多彩,单凭教材学习以及播放歌曲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高中生的学习需要。因此,教师要充分地发挥出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民族音乐鉴赏课上,教师要将现代信息设备与传统的民族音乐进行有机结合,把民族歌曲内在的文化内涵通过视频播放的形式传递出去,来为学生创造一个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以此来调动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的提升学生的鉴赏水平。例如,在讲解第二单元《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中第三节《独特的民族风》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中提到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民族歌曲特征,来为学生挑选出一些优秀的歌曲视频,如《苍老的大雁》《我要去西藏》《半个月亮爬山来》等;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为学生播放一些较为出名的演唱家所唱的曲目,以及来激发出学生们的观看兴趣,如:腾格尔的《蒙古人》、克里木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才旦卓玛的《北京的金山上》等,并结合歌曲内容来为学生讲解创作的背景等,以此来增强学生们对于民族区域文化的了解,从而感受到中华民族音乐的无穷魅力。 4 结语 民族音乐以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继承了我国各民族的精神情感以及地域特征的共性,因此,把民族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并在各大高校中广泛的宣扬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开展相应的传承活动,是当前音乐教师所要做的首要任务。身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们的民族音乐素养,制定出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案,以此来让学生都知晓自身的传统音乐文化,使其都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策略探讨 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悠久长河中,民族音乐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对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意义。因此,高中音乐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授,可以让学生获得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音乐的学习质量,在提升教师教学有效性的过程中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高中音乐;民族音乐;音乐教学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与继承受到了严重威胁。所以在青少年中普及和推广民族音乐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工作分析,总结并归纳了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本文⒕痛宋侍饨行重点讨论。 一、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情感,提高教学有效性,首先需要高中音乐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从而为教学效率的提升提供基本的前提保证。这要求教师必须拥有喜爱和宣传民族音乐的热情与动力,具备扎实的民族音乐知识和运用能力,随时了解和获取最新的民族音乐发展的信息,并将这些内容有机地融入日常教学,能够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和音乐基础,运用多元、合理、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民族音乐的教学,从而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情境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了解民族音乐的知识,从而有效提升综合能力。 二、创设情境充分参与 很多学生对于民族音乐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不了解音乐所表达的情境和思想内涵,所以难以产生灵魂上的共鸣。对此,教师应当根据音乐的优秀思想,创设多元化的情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获得思维、听觉甚至视觉的刺激,从而更具体、形象地理解歌曲地所表现的意境,并发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学习的认知能力。 举例而言,在欣赏和学习蒙古长调音乐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应的视频,让学生在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中,体会悠长深沉、奔放广阔的音乐景象,进而在感受蒙古游牧生活文化的同时,产生推己及人的感悟,提高学生对长调音乐的理解,促进教师教学的有效性。 另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表演的方式把民族音乐中的情境进行具体的表现。比如,在欣赏《滚核桃》的音乐时,教师可以让几名学生在讲台上领奏,并在音乐的节奏中进行一定的创编。在这个过程中,课堂的气氛得到了充分的活跃,并且学生可以在高涨的情绪中潜移默化地领悟音乐内涵,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三、多样文化共同融合 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民族音乐绝非割裂地单独存在,而是和其他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此,高中音乐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时,应当把相关的文化传统、地理山川、人民风貌进行介绍,让学生在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中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内涵,有助于让学生达到对民族文化的综合掌握。 比如,在学习蒙古族音乐《辽阔的草原》时,高中音乐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关于蒙古族风情的宣传片。让学生在欣赏内蒙古大草原一望无垠、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蒙古族同胞豪爽奔放的性格中理解音乐中波澜壮阔、奔放热烈的内涵,从而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对民族的具体文化也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切实地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 四、充分结合现代元素 不可否认,当今的高中学生作为青少年,他们基本都对时下的流行音乐拥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虽然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有着非常高的欣赏和传承价值,但是我们无法保证在受到现代多元文化,尤其是日韩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所有的学生都会对民族音乐拥有欣赏和学习的热情。针对这个问题,教师不妨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将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时下流行音乐和歌曲引入课堂,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中激发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兴趣,也让民族音乐的课堂变得多元、丰富。 例如,在讲解民族声乐的知识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欣赏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呼斯楞的《鸿雁》等歌曲;在民族器乐的知识讲解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欣赏SHE的《十面埋伏》、卓依婷的《化蝶》、爱戴的《彩云追月》。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欣赏当今一些演奏家和乐团将周杰伦的《东风 破》、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改变成二胡版、古琴版的音乐,让学生看到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对于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提升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促进高中民族音乐教学有效性的方法不一而足。这需要高中音乐教师运用多元化的方法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高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高中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教学研究 摘要:民族音乐是中华音乐殿堂上的一座瑰宝,汇集着我国劳动人民通过不断的长期劳作、积累沉淀出的民族文化与精神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渗入与发展下,我国大部分高中生对其持有痴迷以及狂热的态度,再加上学校对民族音乐教学的不重视,导致学生对传统的民族音乐了解甚少。本文主要从民族音乐教学在高中音乐课堂上的具体实施策略进行深化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高中音乐;民族音乐教学;实施策略 我国教育部所推行的新课改中已经明确规定,高中音乐教材中要渗透民族音乐知识,要让高中生理解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化内涵,以此来弘扬民族音乐,要将我国各优秀的传统民族音乐作为高中音乐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这就表明高中音乐教师要格外的重视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音乐素养,从而推动我国高中生用传承的民族精神来继续发扬我国民族音乐这一伟大的艺术珍宝。 1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 高中音乐教师在平日里的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音乐文化内涵,要让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激发出学习的热情,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使得学生可以对各民族的地域音乐文化特色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教师在深入引导学生进行民族音乐的学习时,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多元化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吸收各种曲艺以及文学、美术艺术的精华,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以及审美创造的能力,开拓学生的眼界,增强学生的音乐感受。例如,在学习第二单元《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中的第二节《高亢的西北腔》时,通过播放教材中规定学习的歌曲曲目,来积极地调动起学生对于陕北、西北歌曲的实质感受,体验西北民歌的特点强调,促使学生对于西北民歌有一定的了解。学生在学习《刨洋芋》《去上高山望平川》《脚夫调》等民歌音乐赏析时,可以深入地了解“信天游”“花儿”等民歌载体,并带领学生学唱一首经典的民族歌曲。但是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民族歌曲自身的曲调特点,需要歌唱者有较高的唱腔技巧,因而学生学习起来往往十分的困难且枯燥,这时教师可以找寻一些既具有民族曲风又带有通俗化的演唱形式的曲目,来让学生去学习,以歌曲《山丹丹的花开红艳艳》为例,这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同时也是带有浓厚民族风味的陕北信天游。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阿宝歌手的歌唱版本。教师先教会学生歌曲的旋律,然后再将民歌演唱时的发声技巧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尽量用传统的民歌唱腔来进行演唱,但不能对其要求过高,以免遏制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学习完毕后,教师可以采取分组的形式让每组成员上台来进行演唱,并设置评比环节,以此来活跃课堂的学习气氛,促进学生的学习乐趣。 2加强音乐知识的扩充,促使地方音乐走进课堂 当前我国高中人教版音乐教材当中一共分为18个单元,而涉及民歌教学内容的只有短短的一个单元的4个章节,由此可见高中音乐教材中摄入的民族音乐曲风的内容太少,高中普遍对民族歌曲教学的重视力度不够,因而才会导致高中阶段的学生普遍对民族音乐知识的认知度不高,缺乏系统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情感植入,因此,新时期的高中音乐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和补充,可以是适当地融入一些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鉴赏,如新疆经典民歌《吐鲁番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朝鲜民歌《阿里郎》《卖花姑娘》;陕北民歌《走西口》《送情郎》;湖北民歌《龙船调》以及山东民歌《唱大戏》等,把这些具有高鉴赏价值的经典民族音乐作品科学的编进音乐教材当中,进而激发出学生学习民族歌曲的兴趣,以此来提升学生们的民族情感。 3利用多媒体教学,提升学生们的鉴赏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高中课堂教学当中,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其涉及的音乐内容丰富多彩,单凭教材学习以及播放歌曲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高中生的学习需要。因此,教师要充分地发挥出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民族音乐鉴赏课上,教师要将现代信息设备与传统的民族音乐进行有机结合,把民族歌曲内在的文化内涵通过视频播放的形式传递出去,来为学生创造一个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以此来调动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的提升学生的鉴赏水平。例如,在讲解第二单元《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中第三节《独特的民族风》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中提到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民族歌曲特征,来为学生挑选出一些优秀的歌曲视频,如《苍老的大雁》《我要去西藏》《半个月亮爬山来》等;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为学生播放一些较为出名的演唱家所唱的曲目,以及来激发出学生们的观看兴趣,如:腾格尔的《蒙古人》、克里木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才旦卓玛的《北京的金山上》等,并结合歌曲内容来为学生讲解创作的背景等,以此来增强学生们对于民族区域文化的了解,从而感受到中华民族音乐的无穷魅力。 4结语 民族音乐以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继承了我国各民族的精神情感以及地域特征的共性,因此,把民族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并在各大高校中广泛的宣扬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开展相应的传承活动,是当前音乐教师所要做的首要任务。身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们的民族音乐素养,制定出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案,以此来让学生都知晓自身的传统音乐文化,使其都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作者:鹿培培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随着现代化素质教学体制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将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实际的课堂音乐教学课程进行充分的融合,可以有效提高音乐课堂教学的质量,引导学生自主的参与到音乐学习之中,培养学生音乐节奏感、创新能力、视听辨别、艺术审美等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新时期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特点分析 随着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教育教学形式正逐渐向专业化、素质化的方向进行转型。高校肩负着培养国家技术型人才的重任,在实际的课程教学活动中,应注重考虑现阶段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引导学生广泛关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形式单一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音乐教师在进行实际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活动时,依然使用“一言堂”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知识的讲授,教学形式过于单一,导致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无法有效的发挥,面对枯燥、乏味的音乐理论性知识,学生无法提升学习积极性,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下降。 (二)师资力量薄弱 专业的教师团队是高校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校音乐教师主要由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为主,其主修的专业课程大多是美声、现代、民族唱法,对于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调、山歌等缺乏有效的了解和学习,因此,民族民间音乐在实际的课堂知识教学中占据的地位较小,学生无法深入感受真正的民族民间音乐。 (三)教学意识的缺乏 民族民间音乐虽然已经纳入音乐课堂教学之中,但由于高校的领导人员及音乐教师对其缺乏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导致实际的教学课程过于程序化,单一的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教学,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三、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的创新方法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 高校音乐教师在实际的课堂知识教学活动中占据重要的指导性地位,具有传授专业文化知识,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责任。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对学生提高音乐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音乐教师应积极进行教学思维的创新,摆脱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在进行实际课程教学时,应努力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对音乐知识学习的兴趣。将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投入到高中音乐课堂教学之中,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使得师生对话、表演等形式在民主的氛围下有效开展,让老师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体会音乐的乐趣。高校音乐教师积极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二)创新教学素材 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校音乐教学中的教学内容主要由理论知识组成,传统的山歌小调等内容存在较少,学生对于本民族的专业音乐曲目了解较少。为改善高校音乐课程教学的状况,提升实际课堂教学效率,学校领导人员应提高对音乐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正确认识民族民间音乐存在的重要意义,积极进行教学素材的创新性改革,丰富教学内容,将民间乐器、山歌小调、历史经典曲目等融合到实际的教学素材之中,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音乐知识的同时,感受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将现代化教学与传统历史文化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培养学生的学科优秀素养。 (三)丰富教学形式 1.开展实践性教学 民族民间音乐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艺术性,在生活中也被广泛应用,高校音乐老师在进行实际的课堂知识教学活动时,应注重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将音乐课堂理论知识与户外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丰富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及学习能力。如在完成了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后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户外的实践课程,将学生带入轻松的环境之中,鼓励学生将自己喜欢的音乐作为背景,进行唱歌、跳舞等表演,实现师生之间的趣味性互动交流,老师在实践活动期间还可以向学生讲解专业的音乐知识,在保证教学效率的同时保持学生对音乐知识的兴趣。为引导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民族民间音乐知识,老师可以为学生布置社会实践性的作业,有的学生在自己的家乡找寻老艺人,向其进行知识求教。有的学生在参加民俗活动时进行了传统音乐的采集,有的学生找到了历史文化馆,深入地了解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文化发展情况。 2.小组合作探究 小组合作探讨是一种新型的课堂教学手段,有助于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老师在进行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如与学生进行《独特的民族风》一课的歌曲欣赏互动讨论时,可以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让第一组的学生鉴赏蒙古族的歌曲,第二组的学生鉴赏藏族的歌曲,第三组的学生鉴赏维吾尔族的歌曲,当探讨完成后,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上台进行观点的自我表述,实现高质量的音乐知识教学。 3.合理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 高校的音乐老师在开展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充分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教学,为学生寻找相关的音像资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到师生互动交流之中。如在引导学生欣赏《草原小姐妹》这一著名乐曲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相关的图片,导入背景音乐,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与学生对这首歌曲进行讨论。通过将优美的音乐与直观的图片进行结合,可以保证师生互动交流的有效进行。在对学生进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的教学时,可以在为学生讲解相关知识的同时为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让学生充分的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同时注意学生在观看之后的情感反馈,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实际的教学互动中老师还应将音乐知识与其他文学艺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引导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提高其音乐应用素质水平。 四、结语 民族民间音乐起源于生活同时也应用于生活,在现代化发展的环境里,民族民间音乐占据重要的地位,将极具传承性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实际的课堂知识教学进行充分的融合,可以有效丰富高校音乐课程教学内容,在将专业的音乐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引导学生深入体会民族民间音乐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意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张建华.浅析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传承民族民间音乐的意义与作用[J].辽宁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18,(17):289. [2]刘丽莎.简述少数民族地方音乐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管理中的实践路径研究[J].现代化教育教学论坛,2017,(16):104. [3]王启明.小议将本土民族音乐融入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专业音乐教学的探索[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124. [4]吴琪琪.简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民间音乐课堂实践教学的成果[J].中国传统文化概论,2017,(18):122. [5]刘慧敏.简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情况调查结果分析[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14):128. 作者:杨晓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多元文化教育观念不断渗透,我国中学音乐教育也日渐多元化,不断融合外国民族音乐教育观念与教学内容。其中外国民族音乐作为教学内容,在引导学生形成音乐世界视野,培养学生尊重多元文化观念,以及促进其健康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探究初中外国民族音乐内容教学实践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初中外国民族音乐内容教学理念与特征 外国民族音乐是西方等多元文化的载体,有着特色鲜明的音乐表现形式,独具风格的乐器演奏等。如意大利歌剧《今夜无人入睡》、法国管弦乐合奏《卡门序曲》、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等,都是初中音乐教材中外国民族音乐代表性内容。但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生所接触的都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对本民族音乐有着天生的偏爱,而音乐艺术教育离不开不同知识营养的灌输,唯有“博”才可“达”。初中阶段针对学生开展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则吻合了多元文化教育观念,是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内容。学生通过外国民族音乐内容的学习,能够进一步体会异域文化特征,最大限度拓展音乐视野,了解掌握各类音乐文化形态,进而从多元音乐文化中汲取艺术营养,为自己所用。这也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多种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体验外国民族音乐魅力,理解多元文化。但就现状来看,学生在学习与欣赏外国民族音乐时,因文化差异、音乐特征等存在难以接受等问题,这也为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如何梳理教学内容,探究高效的教学方法,值得我们思考。[1] 二、初中外国民族音乐内容教学实践对策 (一)引导文化认知 外国民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文化背景特征,一些学生在学习与欣赏时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首先应注重引导学生文化认知,理解外国民族音乐文化背景,降低文化抵触情绪,进而尝试从文化角度解读与欣赏风格各异的民族音乐。例如学习八年级印尼民族音乐《班内》时,首先应消除学生对于印尼民族音乐文化的距离感,理解其音乐文化常识与情感内涵。具体可通过视频播放,让学生欣赏印尼巴厘岛美丽风光、人文地理风情、印尼岛屿文化等,实现氛围导入,向学生展示印尼佳美兰音乐的独特风格以及艺术魅力,让学生在聆听佳美兰音乐片段后谈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再基于此展开《班内》的教学,通过演示法、探究法等引导学生探究思考这首佳美兰音乐风格作品的特色以及情感内涵。[2] (二)强化体验参与 针对学生外国民族音乐学习兴趣不高、排斥等现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强调参与性与体验性,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魅力,体验音乐学习的乐趣,进而加强对这类音乐种类的深入认知与掌握。例如教学加拿大经典民歌《红河谷》,教师首先可向学生介绍歌曲《红河谷》的创作文化背景等内容,通过教唱,启发学生用连贯圆润的声音演唱,让学生听老师的伴奏试唱歌曲,边唱边纠正学生错误的地方;学生唱完之后,教师可进一步互动:“听到大家唱的这么好,老师也想唱,大家来给老师当评委好吗?”引导学生评价老师,提升其参与积极性。接着进一步组织学生演唱比赛,充分利用初中学生的好胜心,通过分组演唱来评比出演唱最佳小组,如此一来,课堂中师生、生生互动自然能够促进情感交融,使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当中。 (三)注重实践创造 除了课堂基础性教学,外国民族音乐内容的教学也需要注重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通过实践创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日常教学中也不难发现,实践活动也是学生最感兴趣、最乐于参与的。因此教师需加强实践活动开展,为学生创设更多表现机会。例如针对九年级《今夜无人入睡》的教学,这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中的一段,是歌剧中卡拉夫在等待图兰朵猜其身份时所演唱。教师在进行课堂导入、欣赏以及歌曲学习之后,随之开展实践环节,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角色演绎歌剧《今夜无人入睡》,邀请部分学生登台演唱,另一部分学生结合歌剧情节,随着同学的演唱即兴伴奏,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表现的机会。同时在课堂教学内容完成之后,可进一步展开实践拓展,可向学生布置课外任务:“我们今天学习了这段著名歌剧,又欣赏到了世界级男高音的表演,请同学们接下来在课余时间查查中国歌剧的有关资料,例如歌剧《刘三姐》,下堂课我们将对比分析并展开角色扮演。”[3]通过课后活动延伸,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升外国民族音乐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而言之,外国民族音乐内容在初中音乐教学体系中体现出了重要作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基于其重要性认识,不断思考与总结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丰富教学内容与方法,使得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更具深度,更显价值。 [参考文献] [1]吴颖.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外国民族音乐”教学探索[J].北方音乐,2017,16:120. [2]林芳芳.外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创新[J].黄河之声,2013,16:54-55. [3]王竹青,李劲松.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中合作探究教学模式的运用策略[J].艺术评鉴,2017,01:118-122. 作者:吴迪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中学
1.引言 目前大部分的中国高等院校的体育课程教授的还是一些现代的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冷落。学生学习这些课程虽然也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身心素质等没有得到全面的提高。然而,民族传统体育十分具有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学习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文精神。高校具有十分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如何将人文精神和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相结合是每个大学体育老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2.在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传承人文精神的益处 2.1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 教师在体育课程中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学生能够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背景,包含的具体内容以及所展现出的各种精神和情感。在不完全了解民族传统体育之前,学生可能会对其有自己的误解,在充分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和意义后,学生就会转变观念,以更加科学积极的态度看待民族传统体育。在学习民族传统体育时,学生既能够学习相关的体育技能,又能够了解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加深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 2.2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质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它强调内外兼修、和谐统一。大学生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学习,还要重视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理。民族传统体育中反映了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思想,有些深奥的含义,对现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些指导作用,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学生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时,自觉地遵守项目规则,在运动中知晓礼仪,全身心的与运动融合。此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般都具有趣味性,在游戏的过程中竞技。这样一来,学生可以在运动时放松身心、陶冶心情,慢慢形成开朗自信、积极进取的新时代大学生。 2.3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之间的团结 民族传统体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地域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着专属于自身的地域特色。因此,在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传承人文精神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让他们在学习民族传统体育时充分了解民族的特点,让他们具有民族精神,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各民族的人们对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是保护的态度,不允许别人无视或侵犯。这种自我意识更加有助于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大家互相团结起来互相配合,展现出民族传统体育的风采和特色。这种团结的力量就是取得胜利的保障。 2.4有利于发展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 体育的含义不只简单的一种,它不仅仅有生物学的含义,同时它还具有社会学的含义。这种社会学含义主要指的就是体育精神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传承人文精神正好和这一含义契合,人文精神的传承有利于校园中的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遇到困难向老师求助,老师给予鼓励并帮助学生继续进步,学生最终努力拼搏取得成功。这些过程处处都体现出传承人文精神的魅力,校园内一片和谐美好的局面。 3.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面临的困难 3.1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制约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各个民族的文化方面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他们本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就不容易被其他民族的人接受。因此,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就有一定的难度。例如:独龙族的人生活在云南,常常在山涧峭壁和湍急的河流中爬山涉水以及过溜索。这些项目需要极大的胆量和技巧,一般人很难进行。因此,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具有民族性的制约的,在高校体育课程中不容易进行展开教学,更别提进行人文精神的传承了。 3.2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地域性制约 我国的领土面积大,地域辽阔,北方有草原,南方有大海。各民族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不相同,因此所创造出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大不相同,具有地域性制约。例如北方蒙古族常常进行赛骆驼,这是蒙古族特有的体育项目。然而骆驼的生存地主要在西北,如果想要在南方高校中开展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恐怕十分困难。南方端午节要赛龙舟,这个体育项目需要有河或者湖,这在一些地方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在高校开展传统体育课程要注重筛选体育项目,选择能够开展的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传承人文精神。 3.3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冲击 体育也是各国之间竞争的一个领域。这其中不仅包括体育竞技能力,还有各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世界中的地位。奥运会中的大部分项目都来自西方国家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今大部分高校也顺应这一趋势,开展的体育项目都是现代体育项目。然而,我们也要重视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积极的开展相应教学,既要保留传统的民族特色,又要寻求更远的价值和发展。 4.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传承人文精神的措施 4.1教学中民族友谊的传递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足足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些民族共同构成了整个大家庭。民族团结是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不仅是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国策。因此,高校在进行体育教学时,要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对待少数民族的同学应该主动关心,建立同学之间、民族之间的友谊。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技能和知识,还要积极的介绍对应民族的风土人情,告诉学生正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 4.2教学中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传递 武术项目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开展较为容易的一项,大多数学校都开展了这一项目。武术不受场地和设备的限制,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同时,武术对学生的身体素质以及老师的专业技能也没去高要求,因此受到了很多高校的喜爱。武术的招式中包含了许多儒家和道家的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尊师重道”、“仁义礼智信”等,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高校体育课程中开展武术项目,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传承人文精神。 4.3教学中体现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民族传统体育中,许多项目需要多人合作才完成,例如:拔河、舞龙舞狮、抢花炮等。这就需要学生们进行团队合作,这是一种协作精神,可以帮助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学会包容讲解和友爱互助。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把全体同学分为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体育项目的比拼。这样小组成员就有了集体意识,不管是上场运动的还是加油助威的成员都有了参与感。团队的胜负牵动着每一个成员的心,他们愿意制定团队策略去争取胜利。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懂得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4教学中注重良性竞争和自我展示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两大类,分别是表演项目和竞技项目。这两类项目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类项目主要有摔跤、打陀螺等,这些项目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在进行过程中不仅要求技术,同时需要竞争名次。学生们在进行这些项目时,就需要具有竞争意识,不能害怕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项目,争取超越别人,取得名次。这样良性的竞争能够帮助学生燃起斗志,增强自身本领。表演项目主要有芦笙舞、民族健身操等,这些项目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学生在进行这些项目时需要有自信,敢于进行自我展示,以最好的状态显示自己的个人魅力。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和提升魅力,做一名积极自信的大学生。 5.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传承人文精神十分有益处,我们要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在教学中给学生传承各种各样的人文精神,帮助他们的身心全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珊珊.论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传承[J].时代教育,2015,(23):218-218. [2]潘彦憬.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性价值及发展分析[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7,(12):60-61. [3]张伦厚.论民族传统体育在普通高校的传承与和谐校园的构建[J].运动,2010,(03):97-98. [4]张杰.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扬传承问题的思考[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3,(s1):80-81. 作者:刘鹤鸣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快速发展,高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招生生源也呈现多样性特点,其中,民族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民族学生作为高校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了解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作用,分析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存在的问题,探索加强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途径,对构建和谐校园、促进民族学生全面发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作用 (一)构建和谐校园建设的需要 科学有效对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领是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前提和有效手段。通过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可以有效实施“和谐校园”构建的新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理念,可以确保和谐校园建设的方向和实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帮助民族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教育,引导民族学生树立和谐发展和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进而促进和谐校园精神的创造、促进制度体系的阐释、分析和普及推广及受教育者的素质塑造。 (二)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 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是民族关系和谐的源泉,在高校和谐校园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让学生更好了解和认识文化内涵,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能够让民族学生在文化交融中增强自我认同感,培养自信心,激发学习热情,促进各民族间多渠道、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学习,提高其在就业和择业过程中优秀竞争力,为进一步提高民族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打下坚实基础。 (三)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任务。民族学生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成长环境更加复杂多样,学以致用更加艰难,因此,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视阈下,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对民族学生思想教育的引领作用,突出重点,将工作做实、做牢、做细,唤醒民族学生“三个”意识,培养民族学生“三自”能力,促进他们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将他们培养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而推动和谐校园的构建。 二、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分类指导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但是许多高校没有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放在贯彻党的意识和主张,自觉服从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来落实,对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肩负起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认识不够,在人、物、力等资源没有给予充分保证,不能有效地将校内外资源的合理整合并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同时没有考虑和重视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没有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结合点,没有聚焦突出问题,缺乏分类指导,导致引领的效果不理想。 (二)引导教育把握不够,缺乏自觉性 首先,高校共青团干部由于人员少,日常活动多,缺乏和民族学生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对民族学生的实际困难、自身压力以及真实的思想状况了解不够,未能把民族学生思想引领工作做实、做牢、做细,工作缺乏自觉性;其次,高校共青团干部多数都是刚毕业就进入共青团系统,在知识认知、工作经验、理念信念等方面比较欠缺,同时缺乏系统化培训和学习,无法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导致开展思想政治引领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不足。此外,由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民族历史等特殊原因的影响,民族学生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国家认同感不强、宗教信仰盲目、价值观偏差、心理素质偏低、学习能力下降,兴趣缺乏和进取心缺失,导致开展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效果不理想。 (三)教育观念手段落后,缺乏创新性 现今许多高校在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过程中,教育观念落后,缺乏针对性、灵活性的个性化指导,在“两课”课程设置上也没有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相对应的教育内容,对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缺乏实效性。同时对多媒体技术、新媒体等媒介以及民族学生所喜欢的文体活动特点掌握不够深入,教育手段缺乏创新,不能有效地对民族学生思想进行的教育引导。 三、加强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途径 (一)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工作机制 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具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民族学生的生活方式、习俗以及民族情感,通过建立民族学生管理体制、管理责任制、预警机制等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机制,学会分类引导,统筹规划,重视民族学生个性差异,关注民族学生思想动态,掌握其发展变化规律,因材施教,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育人环境。 (二)创新教育理念和方式 针对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现状和制约因素,从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特点出发,对民族思想政治引领教育理念和方式进行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关心和帮助民族学生,对经济有困难、心理有障碍的学生要在学习、就业上给予引导和关怀,使民族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理解和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学会获取信息来源的方式,提高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使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高度认同。同时要发挥网络思想政治引领资源优势,将思想政治引领与网络学习紧密结合,加强网络资源的使用、建设和有效监管,积极用主流、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信息占领网络阵地,不断扩宽思想政治引领的新途径,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引领更加广泛深入到民族学生学习和生活。 (三)强化共青团组织作用 共青团组织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因此要把握好形势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紧扣时代主题,丰富教育内容,积极探索有效形式,努力引领民族学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奋进,与学校齐发展,形成团委主导、骨干带动、支部落实,青年学生参与的思想引领工作立体化工作格局,构建依托党团重大会议,深入学习相关路线、方针、政策;依托重大纪念日,开展贯穿全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依托重大历史事件,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机制。同时围绕“三个依托”,通过组织举办报告会、“中国梦”、“一学一做”、“我与祖国共奋进”“三观三热爱”等主题教育活动、“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组织生活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研读报告,首府青年话使命”主题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发挥共青团组织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使民族学生进一步坚定信仰、树立信心、理性思考、明确目标、提高素质,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四)营造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校园文化氛围 尊重和理解各民族间的文化是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手段,是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基础。将不同民族文化融入到整个校园文化的视野当中,才能让校园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因此,我们要积极搭建开展民族文化的活动平台,结合民族文化的特色和风俗,通过开展“民族特色文化”主题讲座和座谈会、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民族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民族歌舞表演等民族文化活动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彰显对民族学生的重视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满足民族学生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培养了学生的个性,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氛围。因此,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要基于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工作机制和内容,创新教育理念和方式,拓宽教育途径,使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引领获得生机和活力,从而推动和谐校园建设。 【作者简介】曾扬阳(1984-),男,讲师,广西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郑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和谐校园的关系[J].劳动保障世界,2013(9):10. [2]孙璐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校园构建的相关性研究[D].南昌:江西理工大学,2009. [3]朱雯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校园构建中的意义与功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2):96. [4]鲁提普拉夏尔皮丁.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2. [5]张永军.构建和谐校园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D].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2013. [6]陈龙涛.民族文化融入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构建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6(4):52. [7]徐卿.和谐校园理念引领下的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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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优秀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优秀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优秀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管理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优秀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优秀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术论文为何抄袭成风? 周报评点 艺术院校与研究单位音乐专业人员职称评定,要求必须有。中级两篇、副高四篇、正高8篇,或者要一本两本专著,或者论文之中至少两篇发表在音乐专业优秀期刊,如此等等。 发不出文章评不了职称。职称上不去,工资、住房、升迁等问题接踵出现,与切身利益挂钩,与个人命运相关。可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写论文、发论文,写书、出书,决不是小事情!然而,音乐优秀期刊只有几家,算上所有音乐期刊只有四十几家,一家一期发10篇照顾性质的“职称文章”,也才400多篇。要满足近千个艺术院系音乐专业的讲师、教授、副教授评定职称文章发表的要求显然不可能。 如果一个单位、一所学校把论文、学术著作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作为衡量专业人员水平与成果的主要标准。那么,写不出文章,或者说写不出那么多篇文章,或者找不到关系发不到优秀期刊,或者说写了书、译了书,没有钱出版,达不到发表指标的人,恐怕只有两种选择:一些达标困难者,俯首认命,甘受惩罚并继续努力;另一些人,可能破坏学术游戏规则,靠抄袭、请人,贿赂编辑等等手段达到目的。前一部分人压抑,感觉社会不公正;后一部分人则采取不正当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的职称文章、职称著作败坏了学术空气,破坏了出版规则,把腐败之风引入学术界,引入出版界。时至今日,已造成严重后果。放眼一望,几乎没有哪家音乐刊物与出版社不遭受这种袭击。这些裹着学术外衣的论文与著作,是造成国内音乐学术期刊与著作出版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分析这帮学术作假者,大多数人并非“生而好抄,生而好剽窃”。他们本来也是孔孟之徒且“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成果,何必抄人家,何必剽窃人家呢?而且,时间充裕一些,他们不一定就是写不出东西不学无术的人。为评职称不得已,为抢时间不得已,为保住现有的职称地位不得已。抄之得法,不受惩罚;抄之不得法者,也无人惩罚。这种抄之剽之不受惩罚的结果助长此风越演越烈:大抄出大名,小抄小出名,不抄不出名,早已越过法不治众的阶段,正在向“抄袭成风”的“康庄大道”上迅走,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善良人们的乐观估计。 治理音乐学术论文与著作发行出版的“抄袭成风”,不是几个音乐优秀期刊编辑部与音乐出版社开一两个会,发一个联合抵制的声明就能解决问题的。加上一种舆论认为,与社会上政治经济大腐败相比较,职称文章或学术著作的穷作者们抄袭与剽窃一些东西,算什么事?谈何制裁?所以,统一舆论也很困难。既然此问题是政府人事部门与科教文卫系统80年代商定出台的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曾经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而现在消极作用更大,那么问题也只能从体制与政策上予以解决。 首先,职称评定社会化是一条路子。让专业职称的评定与专业职称的聘任两分开,单位主要根据你实际业务水平与能力和工作需要决定你的职称聘用,而不是根据你论文与著作的多少。这种评聘分离的办法已被人事部门推广采用。其次,职称评定单位化或地方化也是一条路子。北京大学或者江苏省所属高等院校,助教、讲师、教授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重庆大学与云南高校可以另一套标准。北京大学比重庆大学,江苏高校比云南高校可以制定更高的学术评定标准,不必搞全国“统一粮票”。各校生源不同,各单位工作要求不同,工资待遇不同,对聘任者水平与能力要求也有所不同。其三,减少职称评定论文、著作发表出版的数量,强调质量。一位学者穷其一生研究的一本著作,或者主要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可能几十几百倍于其他平庸作品。鼓励学者与艺术家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同时,也解决了学术刊物少,职称文章照顾不过来的矛盾。其四,艺术表演、创作专业人员的职称文章与著作数量与质量可以再放宽标准。演唱、演奏与指挥表演水平和作曲家创作水平与教学水平同样进入教授职称评定考虑范围。声乐教授写文章不如音乐学教授,而音乐学教授唱歌也不如声乐教授。如果音乐学教授感觉不公平,也可以展示其表演与创作水平,作为职称评定和专业水平衡量的参考依据。强调声乐、器乐与作曲教学工作者的音乐学素养,与强调音乐学教学工作者的创作与表演素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学校教书育人,教学效果与教学水平更是一个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准。不能唯以“文章论英雄”。 好在体制与政策正在逐步改革,如北京地区已实行职称评定社会化,中央音乐学院外聘教授通过本校学术水平测试,星海音乐学院职称文章不以优秀刊物为准等等。这些改革举措的目的,在于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评定一刀切、简单化带来的诸多弊端,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专业人才评定体系。如果职称学术评定文章对参评者压力减小到能够负担的程度,如果学术评定体系公正平等,抄袭与剽窃之风仍然不能煞住,那么,唯有加大监督与惩罚力度才能解决问题。当然,静下心来,研究一下西方学术界为何情况好许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科研课题;看来,问题的最后解决,还得中西结合,对症下药,从根子上消除病因。 音乐学毕业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教师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具体做法 1.整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听力训练的《乐理与视唱练耳》。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在之前已有实践,很多教师在传统视唱练耳课程授课过程中其实也在不断强调两课程间的关系,是两者紧密结合。 2.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四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合而为一,成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目的旨在完成对于音乐作品创作完善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技巧的学习,而非培养一个作曲家。 3.新开设《外国民族音乐》等新型前沿课程,一方面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另一方面,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明确人类音乐的多样性,人类音乐文化、音乐行为的普遍性。懂得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明确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特点和位置。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注重将此课程与音乐理论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对比,突显出音乐世界的丰富与广博,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音乐观念的认识层次。 4.根据《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要求,将中国、外国乐器演奏成为有选择的必修课程,即中外乐器必须各选择一件进行学习,目标是了解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 5.将原有的《音乐教学法》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新课程属于音乐学科教育学的范畴,具有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与音乐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特点,可以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本科教育专业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 二、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 1.密切了学科关联的系统综合性。以《多声部音乐分析与习作》课程为例,将以往《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整合,去除过于专业培养作曲家的艰深部分,充实与实际作品相联系、实践能力相适应的使用技巧。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专业化而非实用化的四门课程、分别授课。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协调统一性。以《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课程为例,将旧有的《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整合拓展为《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更加系统、完善地引导学生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要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没有开设,传统院校仍采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学方式。 3.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性。以《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为例,可以获得对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分析、鉴赏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此类课程除以往在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及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全面系统开设形成了示范效应外,教育部试点院校也随之全面系统开设,除此之外的传统音乐学科学校开设尚不普遍且不够系统。 4.强调了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适应性。以《中外乐器演奏》课程为例,了解掌握相应乐器的基本知识,赏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掌握乐器演奏的基本方法、基本技巧。适应当今中小学课外趣味活动建立军乐队、民乐队的实际能力需求。本课程在非试点院校一般只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只针对某一类乐器。不具备普遍教育意义。 5.拓展了从欣赏到鉴赏的广泛性与专业性。针对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各试点院校适时开设了《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两门课程,将以往《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统一授课的方式打破,更具针对性与专业性,同时突出了对于学生演唱、演奏方式、状态的提升作用。这样的课程在以往有音乐学院系统有类似课程开设,如《歌剧艺术赏析》《弦乐艺术赏析》,但相较于前述的《声乐名作与演唱赏析》《器乐名作与演奏赏析》范围相对偏小,不够全面。 6.明确了专业通识体系的渗透性与交叉性。音乐学院针对与音乐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渗透性与交叉性开设了以下课程——《中外美术简史与名作鉴赏》《影视艺术简史与名作鉴赏》《舞蹈名作鉴赏》。这些课程目前在省内其他同类院校中都是没有开设的,这一点与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十分不协调。 综上所述,教育部正在完善的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对于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是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突出体现了素质教育对于艺术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同时应该将试点院校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引导其他未改革院校顺应教育发展改革的潮流,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延劭楠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间音乐学前教育论文 一、政府层面 以教育法规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南通民间音乐特色鲜明,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陆续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等法律法规,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也显示了政府捍卫民族文化的决心。政策法规具有强制性,在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学校民族音乐教育工作将会事半功倍。1932年,国际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主导制定了以原始民间歌曲教学为基础的匈牙利音乐课程教学大纲⑤。从1945年起,柯达伊一直承担领导制定匈牙利音乐教育规划的任务,推行民间音乐的各种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匈牙利学校音乐教育不断地向着更具有民族性的方面发展⑥。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的基本理念。然而,在多次访谈中,当我们问起孩子们是否会唱南通的民歌时,回答会者寥寥无几。现行的学校音乐教学体系使用的是统一教材,这样的教材更注重普遍性,难以兼顾地方民间音乐。因此,就出现了南通孩子不懂南通音乐的怪现象。如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法规,用教育法规的形式保障南通民间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必将大大促进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层次的民间音乐传承机制。近年来,南通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南通市在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方面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工作卓有成效。(1)充分展示民间文化。南通先后成立了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7个部级、省级项目的专题博物馆,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前来参观。(2)研究挖掘民间文化。2006年,南通大学创建了民间音乐研究室,致力于研究本土音乐文化,并出版了《南通民间音乐精选》等论著。(3)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自2009年以来,为了给民间文化传承人和非遗项目建立传承平台,南通市连续免费开展了24个班次的非遗传习班,累计培训3600人次⑦。这些举措为南通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飞速发展,实现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需要超越“博物馆”式的传统保护方式,改革“口口相传”式的传统传承方式。因此,必须扩大南通民间音乐的普及面,尤其要重视其在少年儿童中的传承。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和小学的课堂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一方面,孩子们通过传唱民间音乐能够更加了解本土文化,热爱家乡,培养乡土之情;另一方面,南通民间音乐能够在下一代的启蒙阶段播下种子。让南通民间音乐走进幼儿园、走进校园,都离不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引导。如果能以政府为主导,鼓励民间的口传身授式传授,促进专家艺人的研究发展式传承,推进学校的普及式传承,创新出一种多层次的传承机制,必定能使南通民间文化得到长效发展。文化和教育部门牵头编写园本教材。目前,相关文化部门已经搜集了不少材料,如《南通地区民歌集》、《通州民间山歌集》、《中国海门山歌集》等,但是这些材料专业性较强,不适合在幼儿园使用。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作为民族音乐的启蒙阶段,应该让幼儿学得轻松、快乐、有趣,切忌晦涩难懂。选好音乐素材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⑧。在政府的牵头下,教育和文化部门可以组建一支由民间音乐艺人、高校民间音乐研究者、幼儿音乐教育专家,以及幼儿教师共同参与的队伍,结合幼儿的生理、心理特征,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筛选、加工、改编。如根据幼儿的审美特征,选择情绪鲜明、旋律优美、节奏工整的作品;根据幼儿以具象思维为主的认知特点,配上渔民撒网、农夫挑担、广场打麦等鲜明图片;根据幼儿的注意力特点,缩短歌曲长度,选唱朗朗上口的副歌部分或者主题部分。 二、幼儿园层面 由表及里,提高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教师是幼儿园民间音乐的具体实施者,提升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至关重要。首先,激发幼儿教师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教师只有自己喜爱民间音乐,才能把这种情感延续到儿童身上。其次,通过集体培训、小组传授、个别指导、组织观摩、民间采风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教师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教师对民间音乐的歌唱、表演是最基本的传递方式。再次,引导幼儿教师阅读文献,仔细体味南通民间音乐的内涵文化。比如,教唱如皋民歌《担旦号子》“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啊”,教师如果只是设计哼唱旋律,模仿律动,让孩子体验挑担,了解挑担的步态和身法,未免肤浅,应进一步引导幼儿看到如皋人彬彬有礼和敢于争先的风气。创新教法,打造多通道的“生态”集体活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是实施南通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结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对于民间音乐的教学采用多通道教学法最为适合。从幼儿的心理审美特点上看,“学前儿童的审美知觉表现出多通道性,这种多通道性来源于幼儿的通感,表现为语言与非语言的动作、表情等身体活动的结合,以及不同感觉之间的联觉。”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其有限,需要用动作、表情、图画等予以辅助。由此,教师应该引导幼儿通过视、唱、赏、动、画、演、奏等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其语言、动作、想象、情感等多通道参与,投入审美体验、情感表达。例如,对于海安花鼓可以通过“赏-敲-创-演”的模式进行学习。先通过多媒体欣赏海安花鼓队在天安门前的表演视频,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演员们是如何敲鼓的;然后出示道具,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敲”花鼓,探索花鼓的敲法,感受花鼓的音色;接着,与幼儿一起创编最基本的花鼓敲击姿势与节奏;最后,创设情境,把教室想象成天安门的广场,列队表演,模拟演出。这样,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感知更深刻,表达也更丰富。本土化环境布置,将民间文化渗透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幼儿园环境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处可见的本土文化更容易激发幼儿的欣赏、探究欲望,所以应从多角度、多方位传递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认知和情感。幼儿园本土环境的创设首先包含空间环境的创设。如在主题墙上陈列民间建筑、田野生活、民俗演出等图片,通过折、剪、画、粘等展示南通音乐文化。区域里可以摆放南通的民间工艺、民间乐器、民俗道具等,引导儿童操作体验。 三、结语 音乐是音响的艺术,幼儿园环境创设还包括音响环境的创设。可以在晨间活动、午睡之后、离园时播放南通有趣的传统童谣,如金沙童谣“大(念duo)头,大头,落雨不愁,人家有伞,他有大头!”通州童谣“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大仓西大仓,东西大仓堆东西”等,还可以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特定节日播放相关的民间音乐。家园共育,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利用社区资源,可以扩大教育空间,丰富教育资源,使民间音乐教育立足当地,形成特色。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儿童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情境在儿童的认知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社区资源指“学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中各种可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设施和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⑩。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引进来、走出去。南通民间音乐的传承人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如海门山歌传承人崔立民、海安花鼓传承人杨培杰等。幼儿园可以邀请这些民间艺人到园里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给孩子们讲述发生在祖辈身上久远的故事。还可以利用市区以及市郊的文化环境资源,定期有计划地组织幼儿参观南通市博物馆、民博园、美术馆、如皋木偶剧团、海门山歌剧团等,进剧院欣赏观看各类民间文艺演出,到乡村田间参与劳动实践,感受鲜活的民风民俗,体验多姿多彩的民间生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相信: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将会在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心里,种下美好的幸福之梦、富强之梦、复兴之梦! 作者:韩恬恬 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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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论文:民族心理学研究论文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心理学研究论文:民族心理学研究问题论文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心理学研究论文:政治心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政治心理学在欧美已经成为政治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与时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意义的认识不足有着很大关系。文章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方法上的意义三方面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主权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邪教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利用文献对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是政治心理学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几乎每个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文字资料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在注重历史资料的同时,也注重对一些文学性的材料的吸收。这些文学性的材料包括歌曲、影视剧、诗歌、小说等。举例来说,经过几十年以后,后人写作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的政治心态。如果仅仅从各种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种历史事件中去探寻人们的心态,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四不像,无法揭示人们本性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各种工作报告还是各种历史事件,人们的许多行为都受着现行规则的约束,他们的言行都是经过社会规则过滤后的产物。而那些文学性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歌曲、影视剧、小说,更能够表达人们的心理。因为这些材料的许多表现手法是象征性的、隐喻式的,容易突破传统的一些束缚,作者的自然情感容易表达出来。而观众、读者在接受他们时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因此容易从这些材料的流行趋向看出大众的心理倾向。譬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歌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顺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从这首歌里,我们会读到什么呢?我们会读出评判一个女人的标准:眼睛大,辫子粗又长,更重要的是读出当今社会中重男轻女意识的自然流露:注重对方的外形,重视对方的温柔的气质,和女方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但因回城而把女方抛弃了,男方对女方所做的只是说声“谢谢”。这显示出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还存在极强的男权意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人们对文献资料吸取的范围扩大了。 政治心理学对政治学的最大的贡献来自实验方法。实验方法是心理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政治学中却很少涉及。实验方法的引入将会极大丰富政治科学的研究。与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相比,实验方法的优势有二:一是能够干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为因果性的问题提供答案。”通过对实验环境的创造,以及程序的设置,复杂的程序被分解,一些因素在实验的环境中变得突出起来,这样就能够为人们提供非常清楚的因果关系。譬如,要考察利益在政治参与动机中的影响,可以在某个单位做实验,把被实验者分成两组,然后告诉他们在某时某地参加某项会议,这里所说的会议应该是对于被实验者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的,也就是说是参与不参与都无所谓。然后一组作为控制组,只是得到参与会议的信息即可。而另一组作为实验组加入利益的刺激,譬如参与会议就有20元(可根据各地的情况对金钱的数量进行调整)的奖励。然后观察两组与会的情况,就可以知道逐利动机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实验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可重复性。运用文献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假设性,因为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实验则避免了以上弊端,多纳德R.金德(DonaldR.Kinder)和托马斯R.帕尔弗里(ThomasR.Palfrey)指出“实验能够重复。而且,根据以往习惯,只要实验程序描述得足够详细,重复就是可行的”。而且,实验具有可重复性是证明某项理论的假设能否成功的标志,换言之,如果同一个实验不同的实验者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证明这个理论假设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有关这点,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做到的。当然,尽管实验方法具有这些优点,但是在运用实验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实验方法只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补充,而决不是代替。 心理学研究论文:心理学研究经济学论文 从心理学研究经济学,这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的新方向。它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学,也颠覆着我们对于如何赚钱和如何花钱的传统理解。同时也给管理提供了新的理念,现代组织中所面临的管理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管理者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所以时刻关注管理新理念并及时用于实践是十分有意义的。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提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随着对奚教授的幸福学的逐步了解,我越来越觉得它能给管理学以新的启示,尤其在中国。中国人从来就很看重自己的生活,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的民族之一,也应该是对幸福最敏感的民族之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该研究幸福学这一新兴科学以及它的作用吗?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幸福学能给管理学什么样的的启示吧!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二)"前景理论"二定律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来看两个好玩的试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50%可能性赢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会选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有这样两种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会选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实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第一个实验中假设你刚刚赢了2000元(以此为参照),那么如果你选了A就相当于肯定损失了1000元;选B50%可能性赢2000元就相当于50%可能性不损失钱,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当于50%可能性损失2000元。 这个似乎玩文字游戏的实验结论对管理决策是很有意义的。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面临两个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万元,50%的可能盈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标比较低,不如说100万元,那么A方案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赚200万元。A和B都是获得,那么大多数人会选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标比较高,比如是300万元,那么大多数人会选B方案,员工会抱着说不定会达到目标的心理,去拼一下。这说明老板(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前景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决策现象。比如群体在奖惩决策时,奖励往往是就低不就高,惩罚往往是就宽不就严。为什么会有这种向中间回归的趋向呢?可以这么解释:获奖励者并非大多数人,多少有奖金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名誉,多几块钱少几块钱人们不会太在意;受到惩罚者也非大多数人,名誉上已经惩罚了,物质上象征性地惩罚一下,给人改过的机会。这就像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幸福学现在还是个不成熟的学科,但其在管理决策行为研究的应用潜力已经显露出来了。人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任何偏离了这一目标的努力都是盲目的,21世纪是个追求幸福的世纪,当经济的发展无法持续提高我们的幸福时,我想幸福学一定会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而管理中对人性的假设也许就变成了:幸福人。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公司要给员工发奖金,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每人发1300元现金,一种是发给员工两张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就餐券,价值1200元,如果让人选的话,谁都知道前面一种更实惠,但如果分别发给两组(不知道另一组的奖励),拿到就餐券的一组会更高兴,并且更愿意为公司效劳。就是这么奇怪! 心理学研究论文: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文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心理学研究论文:网络心理学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一门新兴论文学科正悄然兴起,本文试图从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对网络心理学的概念、特点、研究目标及发展前景作一探讨,以求共识,以此促进网络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理论构建。 [关键词]网络网络心理学前景展望 网络心理学是一门综合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心理学资源和手段,研究心理学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中的应用的边缘性学科。将网络作为研究手段与研究内容的结合正促进着一门新学科——网络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对网络心理学的基本认识 网络的应用与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并有区别于计算机科学的范式。在网络的观点中,重点不是一台电脑的内部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网络的信息流。作为整体的网络具有每台电脑都不具有的特质,这让我们想到了格式塔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的和”。因此,这个新范式将导致网络心理学的诞生,网络心理学将人的群体和计算机网络相类比,用网络的信息交流观研究人和人交流的心理。 1.网络心理学概念的界定 从学科理论研究角度出发,首要任务就是对这一概念进行必要的阐述。对于网络心理学概念的界定,目前尚处于未定型阶段,或者说还处于探讨与争论时期。在此,我们暂且把“网络心理学”的含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而言,网络心理学是指一切与网络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如工程心理学对虚拟现实商店的界面的研究、社会心理学对虚拟社区的研究等;从狭义上而言,网络心理学则是主要探究由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构成的环境下的心理维度,在网络世界这个虚拟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和隐藏在其背后的心理过程及其变化发展。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广义的网络心理学研究将以自己的广泛的研究而为狭义的网络心理学研究提供支持证据与补充。在现阶段中,我们更多的是从传统心理学的角度来反思网络,对于“网络心理学”的含义更多的也是从广义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对于狭义的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基于上述认识,不妨提出一个可供商榷的概念:网络心理学就是指融合与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传统心理学理论为基石,以实证研究为手段,研究并揭示在互联网相关情景中人的心理、行为及其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一门应用性心理学学科。 2.网络心理学基本特征分析 网络心理学是一门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不断升级而日益深广发展的学科,因而它具有鲜明的计算机网络特征。 (1)交互性。实时互动是网络心理学的突出特征,人类告别了在广播、电视、报纸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历史,人人都可以在Internet上随意点击、各取所需,主动控制信息内容、流量并与之交流。如远隔重洋人们可以通过Internet“面对面”地沟通,也可以利用网络电话或网络会议系统与网上的心理医生进行实时响应的切磋或咨询,也可以给有关专家发E-mail,或在聊天室里应用私聊功能。 (2)灵活性。人们可以利用掌上电脑、信息家电、甚至移动电话等各种有线无线的上网工具,随时随地检索、阅读世界各地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同业人员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世界范围的交流;有心理压力或心理障碍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相关文章或与专家交流…… (3)隐匿性。由于人们在Internet中可以隐匿身份、容貌特征等个人资料,使得人们更易于与有关人员交流、咨询平常不便或不愿讲出的问题。 (4)共享性。网络心理学的资源共享是前所未有的。计算机网络大大解除了资源地理位置的束缚,用户使用千里之外的资料就象使用他桌面上的一样。如一篇答复某强迫症患者、提供系统脱敏治疗计划的贴子一旦在Internet上,即成为共享资源,其它医患人员都可以参考并加入交流。心理学与网络相结合,其内容之集中、资源之博大、影响之广泛是任何传统手段所不能企及的。 (5)更新性。网络心理学内容丰富之快、刷新周期之短,是传统心理学难以达到的。随着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知识、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的日益紧密,网络心理学发展与更新将紧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前进的步伐。由于学术成果没有刊登“壁垒”,使得网络心理学研究领域可以容纳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层次的声音。而且研究成果可以随时补充、更新,使得网络心理学研究体系日趋完整和科学。 (6)扩散性。作为第四传播媒体的Internet,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网络心理学因而能藉此打破众多传统界线,如在北京上网贴上一篇网络心理学论文,几分钟内也许会从硅谷跟贴一位数学家对该论文的质疑。而且Internet的使用者不仅在网上传收信息,还会把信息带到网下传收,使网络信息在非网络用户中得以接收和反馈。 (7)经济性。上网费用低廉、信息资源检索收发方便快捷,大大减轻了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和受益者负担,使得网络心理学更有条件迅速发展。 (8)并行性。由于Internet的存在,多结点间信息传输使大范围的心理咨询、测量与调查或为不同地理位置的患者进行跨越时空“集体治疗”成为可能,心理诊疗者同被诊疗者之间单对多、多对单、多对多的诊疗模式轻松实现。 二、网络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梳理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如同心理学自身研究领域一样宽广与多样化,几乎心理学的每一分支学科都可以而且正在与网络相结合而成为网络心理学自身的研究对象。正如约翰苏勒博士所言:“因特网为心理学家以及其它行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处理与收集信息的高科技手段,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必然造成深刻的冲击。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以及实验法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对应的形式。网络为心理学界揭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很多研究方法。其次,随着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的快速发展而出现了诸如网络成瘾、网络环境的去抑制特点、虚拟团队的管理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心理学开始考虑将网络作为自身的研究内容。再次,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因为不同的技术载体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涉及到人机交流、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三种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正是网络心理学的研究问题所在。此外,在进行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网络改变了人类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时间、空间和感观上的构成,它需要一套有别于传统道德准则的独立的阐述说明。 在与计算机心理学、传播心理学与影视心理学等类似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相比较,可以看出,网络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网络心理学研究将涉及心理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实质上,这正是网络作为当今信息社会的基础载体的必然结果。 三、网络心理学研究目标的确定 作为一个全新的边缘性学科,它的研究目标就是用心理学这一传统学科的独特视角和观点来分析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从而来指导网络用户正确使用网络、正确利用网上资源和进行有效的网络管理。 1.研究人们在虚拟环境下的多种心理状态与心理变化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促进信息、资源获取方式得到极大地改变,如收发电子邮件与查询信息等;网络娱乐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刺激与享受,但同时也产生了网络沉迷、网络依赖等一系列综合症状;网络也带来了空前广泛的交流空间,人们的交往模式、社会交往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隐蔽性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心理变得更加复杂,信任感降低;同样网上出现的负面行为、病态行为,也会影响到个人、家庭。因而研究人们在不同的网络应用中的不同心理问题就越显得重要。 2.研究网络应用心理与现实对应环境的心理差异 不同的网络应用产生的新的行为模式、心理模式与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行为、心理有着巨大的差异,网络所蕴涵的文化与传统人文思想也有着巨大的落差,人们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与落差中所呈现出的新的道德、伦理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3.研究网络应用所对应的多种心理需求 从研究用户不同的网络应用心理出发,从分析网络用户的心理需求、心理特征等着手,找出现存网络应用的弊端,为设计开发更符合人的行为、心理、思维活动方式的网络应用提供依据,这是网络人性化、可用性的需求。 4.研究网络应用而带来的各种心理困惑的心理根源 网络沉迷、网络依赖,乃至网络成瘾已成为目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积极探索引起网络心理问题的各种心理因素、心理特征、思维模式等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对于个体的作用永远是双重的,如何让网络更好地促进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目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四、网络心理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互联网对人的心理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众多心理学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网络心理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网络心理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1.网络心理学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严谨的程序与体系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相对于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行为研究来说具有自身的特点,它在研究环境、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都有新的变化,因而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并不能满足网络心理研究的需要。就目前而言,网络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仍未突破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束缚,只是将一些诸如心理测验、调查问卷等方法从现实中的应用转移到了互联网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效率,但是本质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并无差异,这就造成当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方法难以形成严谨的程序和体系。 2.网络心理学研究内容缺乏科学的系统化 对于一门学科来讲优秀的内容体系构建是关键。纵观当前网络心理研究的内容仍然较为分散和片面,具体而言有如下一些表现。首先,对于不同层次的网络使用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青少年群体,忽视了心理比较成熟的成年网络使用者的研究;其次,网络心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网络空间内人的心理行为及其表现,缺乏对于网络使用者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过程关系的演变研究;再次,网络心理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描述层面,局限于简单的数据解说,缺乏基础的理论概括。因此对于网络心理学研究来说,要拓展研究思路,更多地将新问题与具体理论相结合,从新的视角切入研究,促进这一学科体系内容的建立。 五、网络心理学研究前景展望 网络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心理学领域相结合而诞生的新课题,体现了各学科融合与借鉴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网络技术和传统心理学结合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网络化趋势,另一方面心理学已经将网络中的心理行为与现象作为自身的研究内容。网络心理学的提出体现了心理学工作者对网络心理研究学科倾向的认可,也明确了相关研究应从系统化、学科化的角度建构网络心理研究的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网络心理研究促进了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整合心理学研究、提高心理学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互联网认识的不断深入,网络心理研究也将向全面纵深的方向发展,促进网络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发展和理论构建,也带给心理学学科新的发展契机,真正展现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心理学研究论文:心理学研究整合论文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心理学研究论文:小儿麻醉心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其住院和接受医疗期间可出现严重的心理反应,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文章初步探讨了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小儿麻醉心理学心理反应 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小儿手术麻醉前如未做好适当的心理准备,不仅影响麻醉的实施及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1953年Eckenhoff提示一个事实[1]:每6个接受扁桃体摘除术的儿童中,就有1个在术后出现人格障碍;若麻醉诱导骚乱不稳,则2名儿童中就有1名产生精神创伤症状。因此麻醉医师必须能够运用医学心理学知识,在术前为病儿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以减少或避免小儿的精神创伤,便于麻醉的实施,本文从几个方面初步探讨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1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心理活动从简单、具体不断地向复杂、抽象发展。从最新的反射活动到随意活动,然后发展到意志活动、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活动,也从最新的无意发展为有意的,即小儿从直接受外界影响和受成人支配,发展到越来越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行动。从出生时仅有一些素质的差别到逐渐形成个性。因此,小儿心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有规律的过程,是受先天遗传、环境影响和经验积累的制约。当小儿在患病或接受麻醉、手术时所表现的心理障碍与此有关。 三岁以内患儿,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也无所谓悲观与乐观及不安情绪,只能用啼哭来表现自己的种种感觉,这与此阶段的年龄特征有关。同时,他们完全是在成人照料下生活,只跟父母和养育者,小儿的情感是需要抚爱和逗弄等。 学龄前小儿,脑神经发育接近完好,大致接近成人生理发育,心理发育也逐渐成熟,能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进行比较,但毕竟是个半幼稚、半成熟的孩子,依恋心理明显存在,自控能力差,但可塑性也特大,喜欢受到鼓励和夸奖,以增强其心理承受力。 学龄期小儿,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知识经验的增长,已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存在来拟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规定行为准则,当患病时心理压力与成人近似,非常注意医生和家长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因此,要注意避免增加患儿的心理压力或创伤而影响治病配合与效果。 2术前的心理状态 医学心理学认为:病人对疾病的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患儿对疾病的态度既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同时个体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患儿对疾病也持有不同的反映。 在消极的心理反应方面:有害怕疑虑、恐惧心理、忧郁反应,主要表现有不安全感和孤独感、胆小怕事、情绪不稳、行为举止退步现象,较重者表现为惊恐,特别是术前在手术室门前与其家长分离时,恐惧反应更加明显,常见哭闹不安、战栗、惊叫、挣扎、逃跑等姿态反常,对麻醉前操作极不合作。 积极的心理反应:多见于学龄期儿童,一般与麻醉医师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消除了不安心理,表现较为安静、合作。 家长的疑虑:既怕麻醉浅使小儿痛苦,又怕麻醉过深发生意外,或怕麻醉影响小儿的智力,常表现紧张、忧虑、心理不踏实。 3产生各种心理反应的因素 小儿住院和接受医疗可发生严重的情感问题[2]。一些病儿在出院后长期持续存在行为紊乱,其干扰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小儿的年龄。 6个月以下婴儿对离开双亲无烦恼,他们很容易把护士当作母亲,从心理学角度看,此时是接受大手术的良好年龄,但长期分离也可能影响双亲与小儿的感情。其它各年龄组小儿与家长分离都有不同程度的害怕、疑虑、恐惧等心理反应。小儿情感理智上发育尚不成熟,对手术治疗不能理解其合理性。家长的焦虑、紧张不安的心理活动常可影响小儿心理活动;环境的影响,医院对小儿来说是一个陌生地方,住院后与家庭分离,以及住院时间长短;家庭背景也可对小儿引起情感问题与家庭对他们的溺爱程度有关;惧怕静脉穿刺及手术麻醉,小儿对麻醉的恐惧主要是害怕术中不能入眠、手术疼痛或术后不能苏醒;以往手术麻醉不愉快的回忆重现,可拒绝再次麻醉的实施。麻醉医师的影响,术前没能与小儿做好心理谈话,没能取得小儿的信任或因操作不熟练使他们遭受了痛苦。 4不良心理反应对麻醉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术前小儿所出现的严重心理反应,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由于严重的心理学反应可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麻醉前小儿心理准备不适当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有可能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如恐惧、夜尿、抑郁、焦虑、行为改变等后遗症,可延致数年[3]。小儿因恐惧心理拒绝麻醉操作。由于恐惧反应,可使胃排空时间延长,诱导及术中、术后易发生呕吐误吸。 5麻醉医师所面临的任务 一个麻醉医师必须认识到预防小儿心理创伤,小儿的心理准备与术前用药同样重要。 对幼儿期多和患儿在一起,在麻醉操作上采用:在未入睡前让其与父母陪伴,这主要是消除患儿的“迟延模仿”。麻醉以全身麻醉为主。对学龄前期由于他们的思维是直观的、无抽象思维、自我较突出,故术前除多和患儿在一起外,还须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说明麻醉的安全性,并想办法使患儿早日适应环境,熟悉麻醉师。麻醉选择是基础麻醉或全身麻醉。 对学龄期,他们已有抽象思维但很幼稚,对自我有较清楚的认识,故与家长一起引导患儿配合我们麻醉,同其它患儿的亲身说法加以教育,并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麻醉和手术的问题,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通过以上做法如患儿能配合麻醉,则选用神经阻滞麻醉如硬膜外麻醉,力求做到手术区绝对无痛。反之则用基础或全麻。 少年期,他们思维已开始成熟,但考虑问题爱从自我出发,故他们对手术和麻醉的恐惧一是手术、麻醉本身,二是对他们将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手术外露部位的羞涩和恐慌。针对上述问题和患儿讲明麻醉的安全性,将来不影响他们的智力及身体健康等,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麻醉方法基本同于成人,术中尽可能早的让他们安静入睡。 6结语 以往临床工作中,人们都注意到患儿的种种不安情绪,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因受生物医学模式影响,没把心理、社会因素摆在一定位置上,这是较为遗憾的。特别是在小儿麻醉时,不可忽略心理因素,给患儿带来心理创伤,期待在今后工作中,作更大努力,探讨小儿心理与麻醉手术的关系,取得更多临床经验。 心理学研究论文:税收心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税收遵从是近年来公共财政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框架。事实上,税收遵从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问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社会影响、社会规范、态度、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因素也对税收遵从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就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此甚至产生了专门的税收心理学,其主要运用社会调查、受控实验等方法研究纳税人和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认知、态度等。 [关键词]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税收心理学 一、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行为是人们受思想和心理支配而表现在外的各种反应、动作、活动和行动。行为长期以来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他于1913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被称为“行为主义宣言”。他用三句话宣布了三条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其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的;第三,其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心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该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基本因素,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基本因素。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心理是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即行为科学,那么,作为人类基本行为和主要行为之一的经济行为也理应是心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比经济学发展得要晚一些。在19世纪,心理学尚处于幼年期,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作为对经济学的“唯我独尊”和对人的主观变量刻意排除的回应,长期以来心理学也对经济活动失去了兴趣,表现在心理学家对于动机、行为的形成、刺激和欲望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检验假设,但却忽视了对经济行为的直接研究——尽管经济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基本行为。这种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疏离使得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两败俱伤”。 对心理学而言,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对经济学而言,一味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放弃对人类心理变量的研究,就会使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形成“单向度”、“真空化”,反而不科学了,而且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卡托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心理学的经济学不能成功地解释重要的经济过程,而没有经济学的心理学就没有机会解释最一般的人类行为。”尽管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的隔阂和疏离,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的共生带。 二、经济心理学的诞生 经济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发轫于17~19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这个时期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它们各自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之前,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谈论经济问题时常常牵涉心理因素,谈论心理问题时往往涉及经济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但随着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理论思考不再研究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某些看来较为专门属于经济科学(或心理科学)的问题。当一门学科在它专门的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观点时,研究者就可能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特定兴趣中去,这样同相关学科的联系也就必然被削弱了。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非人为使然,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于是,20世纪以来,在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以卡托纳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为标志,诞生了跨越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人为樊篱的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待到卡托纳1975年出版《心理经济学》时,经济心理学才开始作为一门科学被接受。 归纳近年来经济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1)对金融行为的经济心理分析兴趣日趋浓厚;(2)发端于前景理论的实验经济心理研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并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3)经济社会化和经济知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4)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发展领域是对谈判行为的研究;(5)经济心理学研究将更多地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宏观经济体系等宏观参照结构联系起来;(6)态度研究将在经济心理学中产生更大的影响;(7)归因理论已被引入到诸如购买失误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等许多研究中;(8)消费者行为研究仍将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什么是税收心理学 税收心理学的先驱性工作是由斯哥摩尔德斯做出的,他把税收心理学看作公共财政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分支。他认为税收心理学应该包括对决策者们决策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及对纳税人税收心理的评估,后者被认为是税收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随后,穆勒和斯达姆派尔对税收态度和公共支出进行了研究。斯达姆派尔特别注重把税收认知和税收态度作为税制的自变量(例如边际税率)和税收遵从的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来描述。斯达姆派尔、贝切特等人、斯哥摩尔德斯和其他研究者都把这类态度和认知称作“税收心理”,恩里克则称它们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斯达姆派尔的模型表明,逃税不仅是一国税制影响的结果,还取决于纳税人对税制的态度、对税收目的和税收公平的认知等。斯哥摩尔德斯通过调查,对纳税人的“税收心理”、“税收压力”和“税收道德”进行了评估。卡托纳利用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税收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研究认为,除财政政策的自身变化外,诸如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 刘易斯对税收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归纳:税收心理学主要研究纳税人、税收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广义的普通大众的偏好、认知、态度和信念,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和运用调查表。 四、心理学能为税收研究做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对税收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技术的运用;二是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 首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方法和技术(比如社会调查)可以对纳税人的态度和偏好进行评估。目的是将从纳税人那里收集的有关态度、偏好、满意度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并与理论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的证据,对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此外,税收调查还可以为布坎南在《民主财政论》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如纳税人通常是多么无知啊!他们知道财政政策的选择吗?他们对财政制度的影响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迫缴税?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是什么?如何评价?他们能在收益和减税之间进行有效的转换吗? 其次,社会心理学中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为税收心理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税收调查中需要对纳税人的行为特征进行假设,如果我们采用心理学中有关态度影响实际行为的假设,就能为逃税分析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角,从而突破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再如,对税制简化的研究,就要应用到沟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书面沟通的理论。简短的句子、通俗易懂的词汇和更加亲切的语言风格有利于驱除詹姆斯和刘易斯所谓的“财政迷雾”,有利于增强纳税人对税法条文的理解程度。此外,在有关税收效率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有关工作动机的理论、货币刺激作用的理论以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同样,在有关税收遵从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公平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归因理论以及前景理论等。在归因理论应用方面,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方面保守的人更有可能把财富和贫困归因于个人而不是环境,因而不太赞成税收政策的再分配作用。 心理学研究论文:学校心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学校心理咨询受医学影响而产生了三个局限:即(1)过于重视心理治疗技术;(2)过于强调心理疾病普遍性;(3)对于心理疾病的治愈性过于乐观。针对医学模式的不足。以学校心理学产生的心理测验、特殊教育、学习理论和心理卫生四个基础为依据,提出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和开设心理素质教育深为两个基点、以心理咨询为辅助的学校心理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中,评估系统和教育系统是优秀因素,而心理健康咨询只是全方位、系统化服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素质教育从一种思想观念变成具体的行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大城市中的一些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并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从心理疾病的防治和心理使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学生的各类行为问题。原来被认为是思想品德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心理障碍。可以说,正是素质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诱发了学校心理服务的广泛开展。 学生心理健康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然而,它不可能涵盖中小学整个心理服务的范围。如果我们仅仅把学校教育心理学的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势必会导致以偏概全,妨碍学校心理学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发达国家学校心理学的建立过程和我们的自身的实践经验,探索国内学校心理学的服务模式。 一、医学模式的先天不足 近些年,我国的学校心理学服务强调对个体心理障碍的咨询与矫正,试图通过诊断、干预和治疗等技术,解除学生的种种心理不适。教育部门在要求学校开展心理学工作时,强调要设咨询室,于是一些学校专门开辟了一间专门的心理咨询室。一张桌子,几个沙发和一台录音机,挂一个牌子,心理教师等着学生前来预约了。这间房间很容易使人想起医院中的心理门诊室,心理教师希望学生把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利用交谈的方式,排解学生的心灵痛苦。而在学校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中,许多内容都是与青春期身心健康有关。更多的内容涉及的是心理疾病,如强迫症、恐惧症等,教师所举的例子甚至是个别虐待父母的事例,这些事情毕竟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不具有代表性。 这是一种医学的模式,因此“有人批评前几年的学校心理辅导咨询化,咨询化模式就是没有考虑学校教育的特点,去开辟心理教育途径。”当我们从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的角度引入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时,必须有一些假定为前提: 第一,心理教师必须具备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技能,对什么是心理疾病及相关因素有深入了解。我们知道,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十分复杂的,目前世界上存在着200种以上的心理治疗方法。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人一般必须受过医学训练。从这些条件看,学校中心理教师显然存在着先天不足。 第二,学生的心理障碍必须足够普遍。心理健康的对应物是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如果我们开设心理咨询室,试图借助心理咨询技术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其主要应针对的是心理障碍,即心理不正常的个体。比如,一个学生拿了别人的书,班主任找他谈话,通过谈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这位同学赔礼道歉,问题得到了解决。这种行为的偶然失误是是非观念不清的表现,并不属于心理障碍。只有自己有这样的书仍然拿人家的书的人,才是一个心理障碍者。再比如,学校中打架是经常发生的.但大多数打架行为并不是由于心理障碍,而是学生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冲突,遇到了利益冲突不知解决的办法,这是一个情绪控制和决策不当造成的,其中虽包括心理因素,但并不是由于反社会的人格障碍所导致的。而近年的心理智询工作所依据的是一些估计:如有的估计中小学生当中有心理障碍的人数为10%到16%,有的高达20%。其实这些估计一般缺少必要的信度和效度。 第三,在学校中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还必须假定,心理疾病是能加以解决的。可事实上,像强迫症、偷窃狂等心理障碍,即便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心理医生,其治愈率也是很低的,较严重的心理疾病只能通过药物加以控制。反观学校中的心理教师,面对真正的心理障碍,既缺少经验,又缺少技术,恐怕难以胜任。尽管如此,学校中的心理教师仍然被期望成为心理医生、在这种期待中,他们也常出现“角色混乱”,他们对掌握解决心理障碍的技术,了解心理障碍的病因,往往具有超过一切的兴趣,对自己的工作常抱以这样的信念:解除学生的心理疾病,让学生发生奇迹般的改变.上述三个先天不足,已经妨碍了学校中的心理服务的开展,如有的学校心理咨询室建立多年,但门庭冷落,几乎没有什么“患者”前来咨询,心理咨询室形同虚设。其实,这种结果是上述三个错误假定必须导致的,我们不可能指望教师摇身一变,从一个品德课的施教人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二、从医学的模式到教育的模式 当我们的学优秀理咨询陷入困境时,我们其实正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学校心理学刚刚起步时的同样错误。 现代学校心理学产生于美国,1896年,美国的特殊教育专家魏特默在费城建立第一个心理诊所,还创办了第一个医院模式的学校,即俄勒岗学校,专门诊断和矫正智力落后、心理上有障碍的特殊儿童。他利用种种干预手段解决儿童问题,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心理服务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学校中临床心理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临床的模式不适合学校教育,它以牺牲大多数儿童的心理服务为代价。到了60年代,一学校心理学在美国正式建立时,人们已经摒弃了医学模式,接受教育的模式.如1954年美国学校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上,对学校心理学的服务所作的规定为:“由有教育经验训练的心理学家,应用心理测评、学习理论、人际关系的专业知识,辅助学校工作人员,去促进所有儿童的成长,丰富他们的经验,并识别与帮助特殊儿童”。在这个模式中,没有提到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提到心理健康,而是首先以所有儿童为服务对象,然后才是特殊儿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据估计,目前发达国家的学校心理学工作人员在心理咨询上的时间不到总工作时间的5%。 在学校心理咨询中,有四种运动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心理测验运动,心理测验产生之后,许多测验被应用于学校,加智力测验、主题统觉投射测验等;第二是特殊教育运动,针对学习落后的儿童,学校要进行特殊教育,而这种特殊教育在诊断和干预上都离不开心理学的帮助。第三是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运动;第四是学习理论的发展,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学习过程和改变行为的过程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使心理学更加能够帮助学生改变自己。这四种运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心理测验为诊断智力落后儿童提供了工具,而特殊教育则提供了相应的干预手段和方法,此外,学习理论不断提出有效的行为改变技术,促进人们对有心理障碍儿童的干预与帮助。 由此可见,学技心理学服务是一种全方位、整体化,以评估和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模式,而心理健康和治疗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服务中,我们应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心理教育的途径,促进学生在学习、人际关系和对环境的适应,发挥内部潜能.走向成熟与成功。近一两年来,我们看到了某种转变,一些学校开始开设心理健康课,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角色扮演和训练,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学校心理学服务模式的建立 在目前学校心理学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宜以心理咨询和心理障碍矫正为主要任务。学校心理服务可以以心理评估和心理素质课程建设为两个基本任务,以辅导和咨询为辅助措施。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学优秀理服务的模式。 首先,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强调心理档案的建立。学校心理学应针对绝大多数学生的问题展开服务,通过一些团体方式的心理测试,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可以就学生智力的发展、人格发展和行为问题及教养方式和学习适应性进行测评。这种测评一方面可发现个别落后学生的心理问题,以分析其规律和原因,为特殊教育提供资料;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班主任掌握学生的一些心理特征,为思想工作提供依据,以测评为重心,就必须考虑目前学校心理教师的水平与素质,他们大都是班主任和德育教师转过来的,没有受到心理学的正规训练、对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缺少掌握,而从测评开始,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心理学不同于德育教育之处,强化心理学的科学概念。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另一个学校心理服务的基本任务是心理素质课的建设,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有效的教学不仅是普及心理知识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过心理课的讲解,使学生们对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心理问题有一种明确的认识,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改进的能力。在课程中应重视心理训练的作用,让学生自己参与进来,主动思考。 这两个基本任务的实施,也是培养学校心理教师的重要手段。心理教师通过掌握心理测试,对心理学测量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在实践中掌握心理学的技术。而通过上心理素质课,教师还会进一步地发现学生的反应,加深对心理学应用的理出和领悟,对于提高自身水平很有帮助。 最后,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并没有忽视心理咨询工作,而是把它放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认为,只有在上述两个任务实施之后,才可以极大地促进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在测试之后,学生和家长激发了解决心理问题的愿望,想了解心理问题,主动到咨询室请教。在上心理课之后,学生们的问题也将暴露出来,他们会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具有新的信心,所以,也会来到咨询室主动咨询。而只有到这时,心理教师的心理咨询工作才会变被动为主动,进行个别辅导和集体辅导的时机才真正成熟了。 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提高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通过测试,教师可以发现本校学生现有的心理特点,用所得资料撰写论文和报告,如进行职业心理测评后,教师可以对本学校学生的职业兴趣的分布进行考察,了解学生就业动向,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科研成果中的资料还可以为学校的领导的办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如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优势,有哪些弱项,应如何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等。 学校心理服务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如教师与学生的交往问题,家长和教师的配合问题,集体气氛的创造等。与学生的心理疾病相比,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心理学研究论文:理论心理学研究论文 一、理论心理学的概念 科学体系中总是包含着理论成分,不同的学科中也都存在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如物理学中有理论物理学,化学中有理论化学,生物学中有理论生物学。这些理论学科区别于实验或应用学科,它们不是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而是以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等非经验的或思辨的方法探讨问题。在上述这些学科中,理论学科成为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家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这些学科分支也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在理论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理论心理学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它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像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一样,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理论心理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实验心理学创立之前的哲学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理论心理学,因为它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并试图从各种具体的心理现象背后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哲学心理学并不能称为理论心理学,因为理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任务和理论体系,它是心理科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心理科学的全部,它与实验心理学是并存的。相比较来说,哲学心理学虽然在方法上与理论心理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哲学;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当时,哲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全部,而不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论心理学也不同于以观察、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实证学科或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使用理论思维的方法,从性质上讲,它不是一种经验学科,而实证心理学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同理论心理学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素材。一切实证研究皆以一定的理论和假设为基础,同时,理论的构建又必须建筑在一定的事实上。所以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两者的分工只是为了心理学科学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是永远的分道扬镳、互不相涉。离开了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成了纯粹的主观臆测,离开了理论心理学,实证心理学就会见木不见林,变成没思想的操作。当代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正是轻视理论心理学的必然结果。 就理论心理学的范围来说,理论心理学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是心理学学科性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是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的部分,否则就是一个缺乏优秀的松散联盟,不成其为科学。实体理论不同于元理论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心理学现象或问题。如果说元理论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抽象思辨的方法,那么实体理论的探讨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方法。有关元理论和实体理论的更进一步阐述,请参阅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1] 在上述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概念中,我们已经指出理论心理学不同于以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的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门非经验学科。那么非经验的学科能不能成为科学?是否只有以观察与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学科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呢? 把研究的问题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贯观点。心理学的发展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心理学中成为衡量科学问题和非科学问题的惟一标准。 依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科学知识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因此科学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凡能以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就是科学问题,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非科学问题。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极端的方式宣判了非经验学科的死刑。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昭示出科学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观点,以至实证主义者也对经验证实原则作出修改,承认非经验的逻辑证实的科学性。科学哲学的这一发展使现代心理学家认识到:“经验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被以往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大高估了……我们许多人现在都愿意承认科学工作的范围要比经验工作大得多,也就是说,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扶手椅上的心理学家(即理论心理学家,译者注)”。[2]二、理论心理学对心理科学的作用回到本文目录 理论心理学的非经验性质并不防碍对心理科学的贡献。它对心理学科学的作用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心理学具有提出假设或作出预测,为实验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的功能。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阐发了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先行指导作用。他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理论先于经验观察,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科学研究者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而理论心理学正具有这种功能,它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设,或对某中实验的结果作出预测,这些假设和预测本身也是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新行为主义者赫尔的假设——演绎的理论体系。赫尔从公设出发,演绎出100余条定理和假设,尽管后来的验证是不成功的,但在为实验研究提供素材方面的功绩却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理论心理学所采用的逻辑分析法具有判断和鉴别概念、命题、理论真伪的功能。对理论概念的判断和鉴别并非时时处处需求助于实验验证,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判断理论概念的真伪。例如:若某一理论体系中既包含着命题F,也包含着命题非F,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概念连逻辑检验都不能通过,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付诸于实践检验呢? 科学哲学家劳丹(Laudan,L.)曾提出对理论体系的逻辑检验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理论内部的命题与一个该理论赖以建立的外部命题的逻辑一致性。对于任意一种错误,理论心理学家只需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作出判断,不必劳神经验的检验。 依据逻辑学原理,命题有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两种。必然命题要么全真,要么全假,只要通过逻辑分析可以确定,因为在必然命题中主项已包含了谓项。或然命题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真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假的,需要进行经验的验证。科学研究所涉及的是或然命题,因此需要观察和实验的参与。但遗憾的是,心理学中许多的研究把必然命题当成或然命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理论心理学的逻辑分析可以鉴别一个理论概念究竟是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从而节省心理学家的劳动。 第三,理论心理学还具有抽象和综合功能。抽象和综合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心理本质的了解不能仅靠零零碎碎的经验材料,而必须对来自经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和改造,舍去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和一般特点,这种抽象和综合的过程是理论心理学的重要功能。心理学发展到今天仍处在分裂和破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理论心理学的抽象和综合作用,没有把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研究结论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高度。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经验科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理论学科需要的迫切性。他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至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3]心理学恰恰处在这样一种阶段,需要理论心理学发挥它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优势,为建成统一的心理科学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目前在心理学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理论心理学空乏无物,没有实际内容,不能作出任何科学发现。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受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实证主义把科学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认为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是科学发现的途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就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昭示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是通过思想的实验发现了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利用这一理论上的发现,天文物理学家推测出宇宙“黑洞”的存在。尽管人们并不能从经验上证明宇宙黑洞的存在,但是从没有人怀疑这一发现的科学性。被心理学视为“规范”科学的物理学况且把理论上的发现看成是科学的进展,为什么心理学要把理论发现排斥在科学之外呢? 相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实证心理学家来说,理论心理学确实有它的“空泛”特点。因为理论心理学重整体概念、逻辑思辩、抽象综合,而不像实证研究那样重经验观察、实验取证、分解检测。但这属于科学分工的不同,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偏重。实证的研究主要在感性分析和细微之处下工夫,精益求精、察微知著;而理论的研究以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见长,把具体的事实和结论升华为一般性的理论。两者的歧异并不形成根本的对立,两者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才是心理学的统一之路。 心理学研究论文:理论心理学研究论文 一、理论心理学的概念 科学体系中总是包含着理论成分,不同的学科中也都存在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如物理学中有理论物理学,化学中有理论化学,生物学中有理论生物学。这些理论学科区别于实验或应用学科,它们不是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而是以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等非经验的或思辨的方法探讨问题。在上述这些学科中,理论学科成为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家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这些学科分支也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在理论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理论心理学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它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像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一样,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理论心理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实验心理学创立之前的哲学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理论心理学,因为它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并试图从各种具体的心理现象背后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哲学心理学并不能称为理论心理学,因为理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任务和理论体系,它是心理科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心理科学的全部,它与实验心理学是并存的。相比较来说,哲学心理学虽然在方法上与理论心理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哲学;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当时,哲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全部,而不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论心理学也不同于以观察、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实证学科或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使用理论思维的方法,从性质上讲,它不是一种经验学科,而实证心理学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同理论心理学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素材。一切实证研究皆以一定的理论和假设为基础,同时,理论的构建又必须建筑在一定的事实上。所以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两者的分工只是为了心理学科学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是永远的分道扬镳、互不相涉。离开了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成了纯粹的主观臆测,离开了理论心理学,实证心理学就会见木不见林,变成没思想的操作。当代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正是轻视理论心理学的必然结果。 就理论心理学的范围来说,理论心理学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是心理学学科性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是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的部分,否则就是一个缺乏优秀的松散联盟,不成其为科学。实体理论不同于元理论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心理学现象或问题。如果说元理论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抽象思辨的方法,那么实体理论的探讨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方法。有关元理论和实体理论的更进一步阐述,请参阅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1] 在上述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概念中,我们已经指出理论心理学不同于以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的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门非经验学科。那么非经验的学科能不能成为科学?是否只有以观察与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学科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呢? 把研究的问题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贯观点。心理学的发展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心理学中成为衡量科学问题和非科学问题的惟一标准。 依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科学知识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因此科学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凡能以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就是科学问题,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非科学问题。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极端的方式宣判了非经验学科的死刑。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昭示出科学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观点,以至实证主义者也对经验证实原则作出修改,承认非经验的逻辑证实的科学性。科学哲学的这一发展使现代心理学家认识到:“经验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被以往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大高估了……我们许多人现在都愿意承认科学工作的范围要比经验工作大得多,也就是说,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扶手椅上的心理学家(即理论心理学家,译者注)”。[2]二、理论心理学对心理科学的作用回到本文目录 理论心理学的非经验性质并不防碍对心理科学的贡献。它对心理学科学的作用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心理学具有提出假设或作出预测,为实验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的功能。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阐发了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先行指导作用。他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理论先于经验观察,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科学研究者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而理论心理学正具有这种功能,它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设,或对某中实验的结果作出预测,这些假设和预测本身也是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新行为主义者赫尔的假设——演绎的理论体系。赫尔从公设出发,演绎出100余条定理和假设,尽管后来的验证是不成功的,但在为实验研究提供素材方面的功绩却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理论心理学所采用的逻辑分析法具有判断和鉴别概念、命题、理论真伪的功能。对理论概念的判断和鉴别并非时时处处需求助于实验验证,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判断理论概念的真伪。例如:若某一理论体系中既包含着命题F,也包含着命题非F,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概念连逻辑检验都不能通过,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付诸于实践检验呢? 科学哲学家劳丹(Laudan,L.)曾提出对理论体系的逻辑检验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理论内部的命题与一个该理论赖以建立的外部命题的逻辑一致性。对于任意一种错误,理论心理学家只需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作出判断,不必劳神经验的检验。 依据逻辑学原理,命题有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两种。必然命题要么全真,要么全假,只要通过逻辑分析可以确定,因为在必然命题中主项已包含了谓项。或然命题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真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假的,需要进行经验的验证。科学研究所涉及的是或然命题,因此需要观察和实验的参与。但遗憾的是,心理学中许多的研究把必然命题当成或然命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理论心理学的逻辑分析可以鉴别一个理论概念究竟是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从而节省心理学家的劳动。 第三,理论心理学还具有抽象和综合功能。抽象和综合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心理本质的了解不能仅靠零零碎碎的经验材料,而必须对来自经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和改造,舍去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和一般特点,这种抽象和综合的过程是理论心理学的重要功能。心理学发展到今天仍处在分裂和破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理论心理学的抽象和综合作用,没有把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研究结论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高度。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经验科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理论学科需要的迫切性。他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至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3]心理学恰恰处在这样一种阶段,需要理论心理学发挥它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优势,为建成统一的心理科学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目前在心理学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理论心理学空乏无物,没有实际内容,不能作出任何科学发现。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受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实证主义把科学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认为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是科学发现的途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就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昭示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是通过思想的实验发现了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利用这一理论上的发现,天文物理学家推测出宇宙“黑洞”的存在。尽管人们并不能从经验上证明宇宙黑洞的存在,但是从没有人怀疑这一发现的科学性。被心理学视为“规范”科学的物理学况且把理论上的发现看成是科学的进展,为什么心理学要把理论发现排斥在科学之外呢? 相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实证心理学家来说,理论心理学确实有它的“空泛”特点。因为理论心理学重整体概念、逻辑思辩、抽象综合,而不像实证研究那样重经验观察、实验取证、分解检测。但这属于科学分工的不同,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偏重。实证的研究主要在感性分析和细微之处下工夫,精益求精、察微知著;而理论的研究以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见长,把具体的事实和结论升华为一般性的理论。两者的歧异并不形成根本的对立,两者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才是心理学的统一之路。 心理学研究论文:色彩心理学研究论文 色彩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不同波长的光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色感时,必然导致人产生某种带有情感的心理活动。事实上,色彩生理和色彩心理过程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有一定的生理变化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活动;在有一定的心理活动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生理变化。比如,红色能使人生理上脉搏加快,血压升高,心理上具有温暖的感觉。长时间红光的刺激,会使人心理上产生烦躁不安,在生理上欲求相应的绿色来补充平衡。因此色彩的美感与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快感有关。 1.色彩心理与年龄有关根据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人随着年龄上的变化,生理结构也发生变化,色彩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随之有别。有人作过统计:儿童大多喜爱极鲜艳的颜色。婴儿喜爱红色和黄色,4~9岁儿童最喜爱红色,9岁的儿童又喜爱绿色,7~15岁的小学生中男生的色彩爱好次序是绿、红、青、黄、白、黑;女生的爱好次序是绿、红、白、青、黄、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色彩喜好逐渐向复色过渡,向黑色靠近。也就是说,年龄愈近成熟,所喜爱色彩愈倾向成熟。这是因为儿童刚走入这个大千世界,脑子思维一片空白,什么都是新鲜的,需要简单的、新鲜的、强烈刺激的色彩,他们神经细胞产生得快,补充得快,对一切都有新鲜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也增长,脑神经记忆库已经被其他刺激占去了许多,色彩感觉相应就成熟和柔和些。 2.色彩心理与职业有关体力劳动者喜爱鲜艳色彩,脑力劳动者喜爱调和色彩;农牧区喜爱极鲜艳的,成补色关系的色彩;高级知识分子则喜爱复色、淡雅色、黑色等较成熟的色彩。 3.色彩心理与社会心理有关由于不同时代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感受也不同。古典时代认为不和谐的配色在现代却被认为是新颖的美的配色。所谓反传统的配色在装饰色彩史上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一个时期的色彩的审美心理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很大,所谓“流行色”就是社会心理的一种产物,时代的潮流,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新的艺术流派的产生,甚至自然界某种异常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都可能对色彩心理发生作用。当一些色彩被赋予时代精神的象征意义,符合了人们的认识、理想、兴趣、爱好、欲望时,那么这些具有特殊感染力的色彩会流行开来。比如,60年代初,宇宙飞船的上天,给人类开拓了进入新的宇宙空间的新纪元,这个标志着新的科学时代的重大事件曾轰动过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宇航员从太空中带回新的趣闻。色彩研究家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了所谓“流行宇宙色”,结果在一个时期内流行于全世界。这种宇宙色的特点是浅淡明快的高短调,抽象,无复色。不到一年,又开始流行低长调、成熟色,暗中透亮,几何形的格子花布。但一年后,又开始流行低短调,复色抽象,形象模糊,似是而非的时代色。这就是动态平衡的审美欣赏的循环。现代世界上,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空气环境的污染等问题,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科学研究上的生态学理论兴起。以此为背景,许多国家利用人们要保持生态平衡的心理,提出将流行自然色调的理论。后来由于霸权主义的威胁,经济萧条,政治局势不定,社会上又产生恐惧战争心理,国际流行色协会又了卡其色(即军装绿)的流行色。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时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使得人人都想得到一件军装上衣、蓝裤子和一顶军帽,这成了当时的流行色。后来西方又流行“历史主义时代”的理论。1982~1983年国际流行色协会的沙漠色象征着古丝绸之路。中国丝绸协会提出流行“敦煌色”也曾受到重视和欢迎。法国提出1983年春季女装流行“巴罗克”或“罗可可”风格色占有主要地位。60年代中期,抽象派的“光效应美术”在西方国家的美术界曾成为最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之一,这个流派于1965年春在纽约市现代艺术馆举行“感应视力”展览会引起观众们的重视,此后这种艺术形式立即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实用美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纺织图案设计、时装设计、商业美术设计、装潢设计以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都十分流行。 流行色一般的流行规律是,长期流行红蓝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绿橙色调;长期流行浅淡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中深色调;长期流行鲜明色调以后,人们会追求沉着色;长期流行暖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冷色调。大概这就是人们的生理需求所形成的欣赏需求的生理生态平衡吧。 过去我国男子是不穿红着花的,尤其是“”时期,人们称中国是蓝色海洋。红色是革命色彩,十分神圣。号召向解放军学习,人们开始热爱草绿色军装。80年代开放政策实施后,国外的东西传入中国,我国青年人开始穿红着花,喜爱对比色,鲜艳色,高纯度色彩。不过,如同流行歌曲一样,流行色只是在青年人中间流行,他们成为社会色彩流行的代表者。 4.共同的色彩感情虽然色彩引起的复杂感情是因人而异的,但由于人类生理构造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共性,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单一色,或者是几色的混合色,在色彩的心理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感情。根据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色彩的冷暖:红、橙、黄色常常使人联想到旭日东升和燃烧的火焰,因此有温暖的感觉;蓝青色常常使人联想到大海、晴空、阴影,因此有寒冷的感觉;凡是带红、橙、黄的色调都带暖感;凡是带蓝、青的色调都带冷感。色彩的冷暖与明度、纯度也有关。高明度的色一般有冷感,低明度的色一般有暖感。高纯度的色一般有暖感,低纯度的色一般有冷感。无彩色系中白色有冷感,黑色有暖感,灰色属中。 (2)色彩的轻重感:色彩的轻重感一般由明度决定。高明度具有轻感,低明度具有重感;白色最轻,黑色最重;低明度基调的配色具有重感,高明度基调的配色具有轻感。 (3)色彩的软硬感:色彩软硬感与明度、纯度有关。凡明度较高的含灰色系具有软感,凡明度较低的含灰色系具有硬感;纯度越高越具有硬感,纯度越低越具有软感;强对比色调具有硬感,弱对比色调具有软感。 (4)色彩的强弱感:高纯度色有强感,低纯度色有弱感;有彩色系比无彩色系有强感,有彩色系以红色为最强;对比度大的具有强感,对比度低的有弱感。即地深图亮则强,地亮图暗也强;地深图不亮和地亮图不暗则有弱感。 (5)色彩的明快感与忧郁感:色彩明快感与忧郁感与纯度有关,明度高而鲜艳的色具有明快感,深暗而混浊的色具有忧郁感;低明基调的配色易产生忧郁感,高明基调的配色易产生明快感;强对比色调有明快感,弱对比色调具有忧郁感。 (6)色彩的兴奋感与沉静感:这与色相、明度、纯度都有关,其中纯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在色相方面,凡是偏红、橙的暖色系具有兴奋感,凡属蓝、青的冷色系具有沉静感;在明度方面,明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明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在纯度方面,纯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纯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因此,暖色系中明度最高纯度也最高的色兴奋感觉强,冷色系中明度低而纯度低的色最有沉静感。强对比的色调具有兴奋感,弱对比的色调具有沉静感。 (7)色彩的华丽感与朴素感:这与纯度关系最大,其次是与明度有关。凡是鲜艳而明亮的色具有华丽感,凡是浑浊而深暗的色具有朴素感。有彩色系具有华丽感,无彩色系具有朴素感。运用色相对比的配色具有华丽感。其中补色最为华丽。强对比色调具有华丽感,弱对比色调具有朴素感。 研究由色彩引起的共同感情,对于装饰色彩的设计和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恰当地使用色彩装饰在工作上能减轻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事故;在生活上能够创造舒适的环境,增加生活的乐趣;甚至在医学上也能用于治病(如眼科医生总用绿色配合治疗眼病)。工厂车间、机关办公室冬天的朝北房间,使用暖色能增加温暖感;锅炉房、炼钢车间采用冷色能加强凉爽感。红与绿,黄与蓝,黑与白等强烈的配色容易引起注目,用于交通信号、安全标志,可以避免发生事故;用于商品广告可以引人注意,达到宣传效果。货物箱子用浅色粉刷,可以减轻搬运工人的心理上的重量负担。住宅采用明快的配色,能给人以宽敞、舒适的感觉。娱乐场所采用华丽、兴奋的色彩能增强欢乐、愉快、热烈的气氛。学校、医院采用明洁的配色能为学生、病员创造安静、清洁、卫生、幽静的环境。夏天服色采用冷色,冬天服色采用暖色,可以调节冷暖感觉。儿童服色采用强烈、跳跃、闪烁、明快的配色更能表现儿童的活泼感,以逗人喜爱。美丽娇艳的眼饰色调可使妇女显得年轻、奔放、活泼、富有朝气。朴素、大方、沉静的服饰色调可以衬托青年男子稳重、自信、成熟的性格。倘若是大红大绿的花哨衣着被青年男子穿着就能使人产生轻佻、不稳重的感觉。因为把精力全部投入事业的人是没精力放在寻求色彩刺激上的。在医学上,淡蓝色能够使人退烧,血压降低;赭石色能使病人血压升高,增强新陈代谢;蓝色有利于外伤病人克制冲动和烦躁;利用蓝色荧光灯照射患有黄疸病的婴儿有一定治疗效果,绿色有利于病人休息,红、橙色可以增强食欲,紫色可以使孕妇安定,减轻分娩的痛苦等。 心理学研究论文:民族心理学研究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心理学研究论文:小儿麻醉心理学研究论文 摘要: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其住院和接受医疗期间可出现严重的心理反应,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文章初步探讨了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小儿麻醉心理学心理反应 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小儿手术麻醉前如未做好适当的心理准备,不仅影响麻醉的实施及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1953年Eckenhoff提示一个事实[1]:每6个接受扁桃体摘除术的儿童中,就有1个在术后出现人格障碍;若麻醉诱导骚乱不稳,则2名儿童中就有1名产生精神创伤症状。因此麻醉医师必须能够运用医学心理学知识,在术前为病儿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以减少或避免小儿的精神创伤,便于麻醉的实施,本文从几个方面初步探讨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1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心理活动从简单、具体不断地向复杂、抽象发展。从最新的反射活动到随意活动,然后发展到意志活动、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活动,也从最新的无意发展为有意的,即小儿从直接受外界影响和受成人支配,发展到越来越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行动。从出生时仅有一些素质的差别到逐渐形成个性。因此,小儿心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有规律的过程,是受先天遗传、环境影响和经验积累的制约。当小儿在患病或接受麻醉、手术时所表现的心理障碍与此有关。 三岁以内患儿,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也无所谓悲观与乐观及不安情绪,只能用啼哭来表现自己的种种感觉,这与此阶段的年龄特征有关。同时,他们完全是在成人照料下生活,只跟父母和养育者,小儿的情感是需要抚爱和逗弄等。 学龄前小儿,脑神经发育接近完好,大致接近成人生理发育,心理发育也逐渐成熟,能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进行比较,但毕竟是个半幼稚、半成熟的孩子,依恋心理明显存在,自控能力差,但可塑性也特大,喜欢受到鼓励和夸奖,以增强其心理承受力。 学龄期小儿,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知识经验的增长,已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存在来拟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规定行为准则,当患病时心理压力与成人近似,非常注意医生和家长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因此,要注意避免增加患儿的心理压力或创伤而影响治病配合与效果。 2术前的心理状态 医学心理学认为:病人对疾病的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患儿对疾病的态度既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同时个体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患儿对疾病也持有不同的反映。 在消极的心理反应方面:有害怕疑虑、恐惧心理、忧郁反应,主要表现有不安全感和孤独感、胆小怕事、情绪不稳、行为举止退步现象,较重者表现为惊恐,特别是术前在手术室门前与其家长分离时,恐惧反应更加明显,常见哭闹不安、战栗、惊叫、挣扎、逃跑等姿态反常,对麻醉前操作极不合作。 积极的心理反应:多见于学龄期儿童,一般与麻醉医师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消除了不安心理,表现较为安静、合作。 家长的疑虑:既怕麻醉浅使小儿痛苦,又怕麻醉过深发生意外,或怕麻醉影响小儿的智力,常表现紧张、忧虑、心理不踏实。 3产生各种心理反应的因素 小儿住院和接受医疗可发生严重的情感问题[2]。一些病儿在出院后长期持续存在行为紊乱,其干扰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小儿的年龄。 6个月以下婴儿对离开双亲无烦恼,他们很容易把护士当作母亲,从心理学角度看,此时是接受大手术的良好年龄,但长期分离也可能影响双亲与小儿的感情。其它各年龄组小儿与家长分离都有不同程度的害怕、疑虑、恐惧等心理反应。小儿情感理智上发育尚不成熟,对手术治疗不能理解其合理性。家长的焦虑、紧张不安的心理活动常可影响小儿心理活动;环境的影响,医院对小儿来说是一个陌生地方,住院后与家庭分离,以及住院时间长短;家庭背景也可对小儿引起情感问题与家庭对他们的溺爱程度有关;惧怕静脉穿刺及手术麻醉,小儿对麻醉的恐惧主要是害怕术中不能入眠、手术疼痛或术后不能苏醒;以往手术麻醉不愉快的回忆重现,可拒绝再次麻醉的实施。麻醉医师的影响,术前没能与小儿做好心理谈话,没能取得小儿的信任或因操作不熟练使他们遭受了痛苦。 4不良心理反应对麻醉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术前小儿所出现的严重心理反应,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由于严重的心理学反应可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麻醉前小儿心理准备不适当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有可能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如恐惧、夜尿、抑郁、焦虑、行为改变等后遗症,可延致数年[3]。小儿因恐惧心理拒绝麻醉操作。由于恐惧反应,可使胃排空时间延长,诱导及术中、术后易发生呕吐误吸。 5麻醉医师所面临的任务 一个麻醉医师必须认识到预防小儿心理创伤,小儿的心理准备与术前用药同样重要。 对幼儿期多和患儿在一起,在麻醉操作上采用:在未入睡前让其与父母陪伴,这主要是消除患儿的“迟延模仿”。麻醉以全身麻醉为主。对学龄前期由于他们的思维是直观的、无抽象思维、自我较突出,故术前除多和患儿在一起外,还须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说明麻醉的安全性,并想办法使患儿早日适应环境,熟悉麻醉师。麻醉选择是基础麻醉或全身麻醉。 对学龄期,他们已有抽象思维但很幼稚,对自我有较清楚的认识,故与家长一起引导患儿配合我们麻醉,同其它患儿的亲身说法加以教育,并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麻醉和手术的问题,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通过以上做法如患儿能配合麻醉,则选用神经阻滞麻醉如硬膜外麻醉,力求做到手术区绝对无痛。反之则用基础或全麻。 少年期,他们思维已开始成熟,但考虑问题爱从自我出发,故他们对手术和麻醉的恐惧一是手术、麻醉本身,二是对他们将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手术外露部位的羞涩和恐慌。针对上述问题和患儿讲明麻醉的安全性,将来不影响他们的智力及身体健康等,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麻醉方法基本同于成人,术中尽可能早的让他们安静入睡。 6结语 以往临床工作中,人们都注意到患儿的种种不安情绪,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因受生物医学模式影响,没把心理、社会因素摆在一定位置上,这是较为遗憾的。特别是在小儿麻醉时,不可忽略心理因素,给患儿带来心理创伤,期待在今后工作中,作更大努力,探讨小儿心理与麻醉手术的关系,取得更多临床经验。 心理学研究论文:学习心理学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学习记忆学习环境设计有效教学 [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由于跨学科合作的成果使得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文章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神经科学及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分别阐述了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以往经验的不足和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一、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呈现的新特点 (一)学习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从历史看,有关学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心理学的领域。但是,今天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已变得十分宽泛,其中包括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跨学科研究,同时还涉及跨文化研究、各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学习领域已经取得的很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大进展,这种专业分布式的合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学习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相结合 学习研究的新进展已将科学与实践的关系带入一个新时代。研究人员正在走出实验室,去关注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学校中教师、学生、家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中的从业者和专家都已成为研究中的互动对象。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学校中的学习与工作场所中的学习一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中对于新兴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关注更使得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能通过开发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回报。 (三)学习理论流派纷呈 由于学习研究的跨学科性,所以研究者既可以从某一专业角度解释人是学习本质,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理论的互补与创新。因此,在今天的学习研究领域中,涌现出很多不同的学习理论流派,可以说是流派纷呈、视角多元。这在学习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在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上竟是如此的一致,它们共享着如此理论假设和共同基础。总之,今天的研究者不仅对杜威、维果斯基、皮亚杰等的研究成国进行继承与发扬、批判与反思,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依靠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推陈出新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 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三四十年发生的心理研究的革命对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学习理论的产生为教学提供了新的见解、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跨学科的研究和新的科研合作形式使人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把基础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希望。 (一)发展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虽然有众多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学习者,但儿童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成人学习者。对幼儿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学习发展的一扇窗户,这些研究还显示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呈现的动态图景。最新的对婴儿认知和幼儿怎样建立早期学习素质倾向的理解也提出一些让幼儿顺利过渡到正规学习情境的途径。研究发现:(1)人具有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先天素质,幼儿主动的探究他们的世界。在特殊领域,比如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因果关系、数、语言等,婴儿和幼儿具有极强的好学易学的先天素质。这些对学习的偏爱有利于早期学习或使之成为可能,也为低龄学校教育铺平道路。(2)学习策略很重要。事实上,儿童能够通过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学会任何东西,但当儿童被要求学习他并不具优势的领域时则需要具备有目的的学习策略。儿童需要理解学习的含义、作为学习者他们本人的身份、怎样作计划、进行监控和复习,需要反思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学习,学会自己理解问题。这些元认知技能为学习提供了策略性能力。(3)儿童既是问题解决者,又是问题制造者。他们试图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寻求新的挑战。在遇到失败时他们提炼并改进自己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在成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策略,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获得的成功和理解在激励着他们。(4)成人在帮助儿童在新的情境与熟悉的情境之间建立联系。儿童的好奇心和坚持性得到成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引导儿童的注意力、组织儿童经验、支持儿童努力学习以及控制儿童所学信息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所以儿童显示出的能力是在他们与环境的经验中和与照顾他们的成人的接触中形成的。 (二)教育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1)学习环境设计 学习理论并没有提供设计有效学习环境的简单处方,但学习理论却包含了设计原理。新的研究对学习环境设计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考虑教什么、怎样教以及怎样评价学习。研究发现:第一,有效教学开始于学习者带入教学环境的已有知识,包括文化实践和信仰,还有学科内容知识。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程度是与学习者用他们目前建构新知识的程度相一致的。第二,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区知识的提取和运用变得容易。强调知识中心的教学引起一些质疑,比如教学聚焦与帮助学生使用他们当前知识和技能的方法的程度。第三,评价问题也代表了看待学习环境设计的重要视角。反馈对学习来说是基本的,但是课堂上的反馈并不常见。学生的测验和论文可能得到分数评定,但这是发生在学习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还需要形成性评价,为学生提供机会修改和改进思维和理解的质量。第四,有关学习环境的重要视野是学生促进理解共同体意义的程度。学生、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分享同样的标准,使学习有价值、有高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提高人们互动、接受反馈、学习的机会和动机。 (2)有效教学 各类专业知识都不仅仅是一般的问题解决技能,还要求有组织有序的概念知识和探究过程。各种各样的学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组织起来,都有其各自的探究方法。研究发现:有效教学的教师需要"教育教学知识"--即有关如何教好特定学科的知识,而这又区别于一般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专家型教师了解他们所教学结构,他们以这种结构作为认知路标来指导学生的作业,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在平等讨论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是相互作用的。学科知识结构本身并不能引导教师。以前错误的观念是教学仅仅包括一些一般性的方法,一个好的教师能够教好任何一门学科,学科知识本身就已经足够。(三)神经科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神经科学发展证实了很多理论假设,包括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经验的重要作用。对于新的学习科学来说,它的新颖之处,就是它吸纳了很多科学领域的重要观点和例证。比如说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仅仅这三门科学,已经为学习科学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有关学习和发展的详细研究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智力发展的较为完善的图式。神经科学对学习机智所作的贡献是加速了非侵入性成像技术的出现,比如正电子放射X线断层摄影术(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FMRI)等。这些技术使得研究者们能够直接观察人类学习的功能。关键性的发展是修正大脑结构建立心理结构的过程中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不仅仅是以前的程序化的模式展现。有些支配学习的规则已被揭示。其中一个简单的规则是实践增强学习。在复杂环境中经验的多少与大脑结构改变的程度有很大的相关。研究发现:(1)学习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2)结构的变化改变大脑的组织功能,换句话说,学习能够组织和重组大脑;(3)大脑的不同区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学习。 (四)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新进展 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认知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学习领域研究有科学、数学、历史等,有效教学方面的研究有教育学、学习环境设计。评价学习、追踪学习的进展,需要新技术,而不仅仅是课程事实,开发有效的研究方法对这么广泛的学科研究尤为重要。现今,学习研究领域新技术的一些特点与新的学习科学的原理是一致的。 由于新技术是互动的,现在为学生创造一种能够在做中学,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解深度、建立新的知识的环境变得更为容易。技术现在可以帮助人们把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可视化。学生能够用类似于在学校之外环境中使用的工具的可视化建模软件提高他们对概念的理解以及从学校环境迁移到非学校情境的可能性。新技术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巨大信息源的通道,包括数字图书馆、可分析的真实世界数据以及能够连接其他能够提供信息反馈的人。所有这些都能加强教师、管理人员还有学生的学习。 新技术可以以多种方式帮助我们创建这样的环境,既为教师,也为教师所教的学生。但是,在考虑如何使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方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关小过程教师们需要了解什么?有关教师对于技术本身需要了解什么?什么样的培训在帮助教师使用高质量的教学程序方面最有效?已开发出来的基于对学习原理有充分理解的好的教育软件、教师支持工具还没有达到标准。 三、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综合分析当代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者认为未来的学习研究应关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学习的基础、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学习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学习技术的研究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方面,建议加强认知、学习、教学方面的基础研究,神经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学习与学习环境、教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形成性评价体系的研究;在科学学习的基础方面,建议关注研究性课题以及在真实环境中影响研究知识向有效教学方法转化的因素。组织合作学习环境,开放多样性学习的积极资源。确定能够有效测量科学学习的评价类型;在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方面,应开发出能对学习科学领域进行学科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的量化指标,新的研究应致力于在学习科学中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整合;在学习研究中的合作方面,应鼓励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通过共同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现在需要作出努力指导培训计划以培养这样的跨学科学习;在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许多正规教师专业培养的典型方法大多不利于教师的学习。因此应通过研究来揭示人们是如何学习成为有效教师的。需要研究来决定各种类型的专业发展活动的效能,包括职前、在职研讨、工作坊、暑期学院等形式。 总而言之,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记忆不再被看成是简单的联想,事实表明结构不仅包括知识,也涉及到意义。学生不再被看成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知识的建构者和生成者。社会文化情境、学习共同体、非正规学习、理解性学习,现代技术、教师学习、专家知识和脑科学已经成为当今学习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心理学研究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 几十年来,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一门统一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其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把个的和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探讨整合起来的呼呈,建立整合的科学大一统的整合社会心理学。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多种学科之间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行为心理学的提出和构建妆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势在必行,总的设想是将社会行为的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整合起来,从丰富多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切入,着力研究聚群行为心理的优化整合。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优秀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 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综上所术,社会行为心理学的发展趋向是整合;关节点是要将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起来研究;切入点是当代社会热点、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而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探讨是整合的着力点。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主要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群体交叉作用上。 我们可以相信,21世纪将是心理学大有作为的世纪,整合社会心理学也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时代! 心理学研究论文:经济全球化中心理学研究论文 1管理心理学要义 管理心理学从管理出发,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成果与其他相关的学科成果应用到管理活动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研究组织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体、群体、领导、组织的具体活动的规律性。它包括丰富的内容,涉及组织管理中的各种心理问题,探索激励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各种途径和技巧,提高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引导和控制,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与建立组织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注意不断满足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发挥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组织效能为目的的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是各门科学独立的标志,管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心理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基础之上,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因而也是一门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边缘性学科,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科J。概括地说,管理心理学要义是以组织中的人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问。 2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应用价值 (1)学科特色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又都是离不开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体是人,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个体、群体、领导、组织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发展。这就表现出这一学科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涵盖性、维度和宽广的应用空间。管理心理学重视组织中个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中群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领导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心理与管理的关系。可以说,它的发展是所有组织成员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现代化的组织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无时不在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学注重与外部组织的联系,注重与外部组织人的联系,使组织在社会复杂系统中达到自适应。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具备了特色、基础和应用几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点,正是对“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一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个体、群体、组织等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呼唤新的研究成果为之服务。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管理心理学发展和应用空间广阔,特色和魅力彰显。 (2)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医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而是从‘物质一精神’的整体上把握人。”‘‘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心理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开发。对于每个人来说,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是创造积极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创造力是人类巨大潜能的表现。据研究表明,用来进行心理活动的大脑容量有100亿个比特,可以装下全世界图书馆的藏书内容。《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载,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差别是用脑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这个鸿沟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为从理论上讲,人脑的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中得出如下的结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O%~9O%。可见,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会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员工的替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进而使组织中的人群交往和合作达到1+1 2的效能。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为开发组织中人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3)提升管理现代化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 现代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现代化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它同单凭个人主观臆断的管理、经验主义的管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分工协作也从组织内部、国内组织之间向跨国之间发展。跨国公司作为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是必须面对的。了解民族差异的管理者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共同工作时,可以适时地调整管理风格,使组织中的人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自身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们知道英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会避免问英国人个人问题;而希腊人对个人问题却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你对他感兴趣。管理心理学在发展中关注了这些新课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被抽象为劳动力,并被作为与资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产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学中,人性假设理论是基础儿n叭。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心理学强调推行“顺乎人性“的管理,强调尊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增进与组织员工的感情联系;强调各种激励机制,满足职工的各种合理需要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根据人的个性差异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人尽其才;强调民主管理,提倡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强调管理是种服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于顺应全球经济化,提升各类组织的管理现代化效应,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都是彰显的。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O世纪9O年代苏联解体,到计算机网络风靡全球,从亚洲经济危机和复苏,到欧洲统一货币,跨国集团、跨国组织的跨国经营,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的加速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经营模式。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往往在其他国家、地区开设子公司,如可口可乐要在4O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跨国组织中的跨文化差异对组织中个体、群体及组织自身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科研究要为时展服务。管理心理学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从个体理论向整体组织理论扩展;在理论发展上,重视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上,更强调组织的动力学和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在研究领域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框架,管理培训与发展、工作业绩评估、管理决策、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重视精神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的研究。激励问题是管理心理学的优秀内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及行为学派等诸多理论。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后,虽然很少有新的激励理论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激励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励是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使员工意识到自己也是组织管理者,进而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激荡》一书中所说,“人类正从一种饱肚子的经济走向心理经济。”当代管理思想家、英国商学院教授韩迪(C.Handy)特别提出“企业会员(membership)的概念,强调建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心理契约。他认为,如果员工被视为企业的“工具”,无论再怎么赋予员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进效率,而无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只有将员工看成企业的会员,给予他们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利,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马斯洛等认为的那样,追求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员工进入组织工作,为的就是组织能够提供机会满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唯有受到激励,人才有干劲,尽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员工在组织所受到的激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外附激励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内滋激励如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个人的能力与兴趣和发展等J。提供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也即是物质激励一精神激励相结合。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更加重视人在组织中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需求。 其二,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个性,是组织的优秀价值。培育充满创新精神的组织文化离不开组织人员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为了有利于创建一个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具备更多的能力。传统的企业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而新型管理还同时强调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正在全面影响着现代组织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组织效能的发挥。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组织文化中,全球经济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摩擦等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使现代组织更加重视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在管理心理学的新视野中,把现代组织看成是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获取新知,发挥知识或团队的整合效能。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高度柔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组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技能。传统组织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学习型组织则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体,又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学习人”。美国排名前25家的企业中,几乎全部是按照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视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研究。传统工业管理,往往“管理过度”而忽视对人的关注。现代组织管理需要领导方式转型,关注组织中人的发展,让每个成员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美国学者布莱克和穆顿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描述了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五种风格,证明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有效的。现代组织与个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呼唤一种心理默契。这种心理默契,无疑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的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乃管理行为之本质,文化激荡、管理创新、激励行为,乃世界进化之动力¨。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应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敬重。无论是领导给员工过生日,送蛋糕,还是节假日到员工家中慰问;无论是领导的一句夸奖,还是领导轻拍一下员工的肩膀,都会给员工一种情感上的慰籍。对员工表示私下的人文关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专程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销员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书。 4结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不仅在国际视野中应用范围宽广,呈现出繁荣,也为它在中国本土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组织应是开放性组织,它越来越重视组织整体目标对社会进步所承载的责任。政府与现代各类组织关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摩擦以及冲突等,为管理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跨国公司,也给跨国组织中异国员工管理,个体、群体、领导跨文化差异与行为等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些新课题居于经济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需要跨学科研究,但它们都与管理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密切相关,管理心理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时代意义和应用价值。 心理学研究论文:意识心理学研究论文 第一节意识生成理论 我们不用定义来解决“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对于这种人们常用的概念,往往是人们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确切地描述,又会众说纷纭。一门学科引入它作为概念后,上来先为它下定义,就会引起理解不同的人之间无谓的争论。如果先进行各种研究讨论,到取得一定结果以后,到人们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取得共识的时侯,再用确切文字定义,就水到渠成了。 一、对意识的初步分析。 1、意识、意识活动和意识功能。意识是大脑的一种属性,它是大脑里进行的一种活动,是大脑的能够进行这种活动的属性。意识是大脑中进行的一种以信息流动、信息处理为主要形式的活动,在活动中有时也有肢体运动参与。我们使用“意识活动”这个概念描述意识的活动特征。从含义看,“意识活动”强调的是意识的活动性,“意识”强调的是意识活动所引起的一系列现象,意识比意识活动含义更广泛。 意识不是大脑所有的活动,它只是大脑活动中的一类。我们把这类活动的作用用“意识功能”这个概念表示。“意识功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意识有这样一些功能:意识能监视、控制全身的活动(严格说,意识不能监视、控制人体的所有活动);意识能使人类认识、改造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意识能发泄、表现、抑制自己的感情;意识能使人有独立的思想、人格、个性、个人意志等。 意识、意识活动、意识功能三个概念是指的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这三个概念不是包含关系,意识不包含意识活动,它就是意识活动,意识也不包含意识功能,它的作用就是意识功能。三个概念的区别是强调的侧面不同,在需要强调不同侧面时,分别使用不同的提法。 2、讨论意识的途径。由于除哲学以外没有其它科学认真地讨论过意识,人们对意识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在迷信说法中,意识是灵魂,是生命特有的可以脱离肉体存在的东西。它强调了意识与生命的特殊关系,但是否定了意识的客观物质性;它强调了意识对肉体的独立性,但是否定了意识与肉体的不可分离性。意识的确是生命的特有现象,但不是所有生命都有意识,只有人才有意识;意识有产生个人思想、个人意志、个性等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中表现出意识对肉体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意识并不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意识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因此意识不是迷信说法中的灵魂。迷信说法之所以有人相信,就是因为它也有正确的东西(意识的生命性和意识对肉体的相对独立性),只是它把正确的东西荒谬地夸大,对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加以歪曲,迷惑了糊涂的人。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讨论意识。 作为大脑的一类活动,意识显然是心理活动,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可是由于它与心理学的其它对象纠缠在一起,很难单独作为心理课题研究。例如思维、情感都是心理学专门的课题,意识就和它们纠缠在一起,使思维、情感具有意识的特征。以至于很多人把具有意识特征的思维和具有意识特征的情感当做意识。 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一个人独立的思想是意识的重要组成,但它们都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如果思维是意识特有的一种活动,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大课题,把思维作为它之下的一个小课题来研究。但是,实验表明没有意识的动物也有简单的思维能力,最著名的是荷勒的大猩猩实验。在他的实验观察中,大猩猩可以在够不到食物时想出把短棍接长的办法拿到食物。这里的大猩猩显然表现出简单的思维能力。计算机也可以模拟一些思维,目前模拟思维的计算机是绝对没有意识的。这些都证明思维是可以独立于意识以外的活动,思维并不是意识的特有活动。但讨论意识离开个人思想,离开人的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就不是完整的讨论。在这里,意识显然与思维纠缠在一起。 再例如,人类特有的感情也是意识的重要表现,感情显然是情感活动的结果。如果情感活动是意识特有的活动,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大课题,把感情作为它之下的一个小课题来研究。但是,动物也能表达感情,它们也有情感活动。动物的这些情感活动也是没有意识的感情活动,这表明情感活动并不是意识特有的活动。但讨论意识离开对个人感情的讨论,离开对感情的表现、发泄、压抑的讨论,就不是完整的讨论。在这里,意识显然与情感纠缠在一起。 于是问题出现了:如何把意识最本质的东西突出出来,使意识能够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课题,又不至于与其它课题纠缠不清。我们从意识的许多功能中找到一条优秀的功能,把它叫做意核。在继续的研究中又发现,意核对其它活动的控制和相互促进,使其它活动发展进步,可以解释出意识所有的功能的产生:意核控制和促进思维发展,从而产生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功能;意核控制和促进情感活动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个人感情和人对感情的表现、发泄、抑制;意核控制和促进意志活动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个人意志、个性、性格。 这些发现使我们确定了讨论意识的途径:先讨论意核的功能,再讨论意核的生成,进一步讨论意核对其它活动的控制,讨论意核促进其它活动的发展,讨论意识全部功能的生成,就这样形成一套完整的意识心理学理论。 3、意识的优秀功能──意核。人类的意识表现得很复杂,有很多现象表明意识的存在和它的独特性,但是什么是它最本质的东西、最本质的功能呢?我们在研究用计算机模拟意识时,对比这个被称为电脑的设备,发现目前的计算机再先进,它也只能靠人编的程序工作,而没有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自身活动的能力。电脑控制的机器人也是这样,是靠程序控制自动操作的,但是由于没有自我,它并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人与它们的区别不就是这一点么?意识的本质不就应该是这种功能么?这就是意识的优秀功能──简称为意核。意核指的就是大脑的这种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功能。 意核的功能不包括在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肢体活动等任何一种活动之中,也不是它们的综合活动或组合活动。意核是独立于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肢体活动之外的一种大脑的活动能力,意核又是意识的各种功能中的一项功能。对它可以独立研究、讨论。 意核与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等心理活动和肢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由意核监视、控制这些活动,就会使这些活动具有意识特征,构成完整的意识活动。例如,由意核监视、控制思维,促进思维发展,发展后的思维加强对世界的认识,由实践到经验,再由经验到理论,再由理论到系统理论,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后的思维使人从实践得到认识,由认识得到的经验、理论提出发现、发明、创造等改造世界的设想,再经过实验、实践实现设想,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改造世界能力。再例如,由意核监视、控制情感活动,促进情感活动的发展,感情在发展中产生高尚的、伟大的、美好的感情,这些感情还具有了个人色彩,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个人感情;意核对感情的进一步控制才形成了具有意识特征的对感情的表现、发泄、压抑能力。以此类推,就会解释出意识的全部功能的产生过程。这样就构成一套合乎逻辑的、系统的意识理论。 需要指出,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应用了动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各种活动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不断发展的思想。在讨论中,我们使用动态心理学专用的词汇:生成。一个新的心理活动、新的功能从原来功能中产生出来,叫做生成。 意核是一种人出生时不具有、后天生成的大脑功能。意核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最初,意核是由记忆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区域产生的,这个区域是在存储由感觉获得的丰富资料、由肢体活动积累的经验、由思维形成的认识时形成的。然后在这个区域中生成了监视、控制全身其它活动的功能。第三步,意核生成后,它又促进了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等心理活动和肢体活动的发展,使这些活动具有了意识的特征。最后,意核和被意核改造的其它心理活动共同形成人们心目中的意识。 4、意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大脑功能。有些人主张动物也有意识,这就使意识更加令人难以研究、讨论。我们反对这种主张。因此我们要明确指出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功能,除去人类之外,地球上任何其它的生命都没有意识。 人类曾经与猴子、猩猩有共同的祖先。与曾经雄居地球的恐龙相比,人类这个物种在体形、力量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人类祖先是在体形和力量上比较弱小的一个物种。为什么人类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动物世界中一支独起,独霸世界,并逼迫得很多比它在体形和力量上强大得多物种灭绝呢?人类凭的是有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是什么使人类有高于其它动物的认识能力和无比强大的改造世界能力呢?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大脑具有的意识。 我们知道,大脑完成认识与改造世界工作的不是意识,而是思维。是人类的思维产生了各种认识,是思维想出了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思维产生了发明创造。另一方面,有很多实验都证明一些动物也能够进行简单的思维。但是为什么这些动物的思维没有发展到人类的水平呢?为什么这些动物没有认识并改造世界的举动呢?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人类的意识促进人类的思维高度发展,这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有人曾经说,是制造工具,促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从考古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进化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动物实验中(最权威的是荷勒的大猩猩实验),猩猩可以折断树枝去取食物,猩猩也可以连接小棍去取食物,这可以算做是制造工具的行为。在另外一些实验中甚至可以教会大猩猩使用由词汇、语法构成的手势语言。表明大猩猩也有使用交流工具的能力。但大猩猩并没有因此进化成类似人类的物种,是因为猩猩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它们的大脑不够发达(这一点与大猩猩不能使用声音语言一样),大脑的不发达使它们不能生成意识,没有意识又使它们不能从简单的使用和制造工具行为进化到进一步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的大脑不具备产生意识的条件,它们因此不能进化为类似人的物种。值得庆幸的是,在遗传基因的变化中人类的祖先幸运地获得了使大脑发育得很发达的遗传信息,使得人类的大脑发达到能够生成意识的程度,人类的祖先才发展为今天的人类。这段讨论说明了意识生成一定要有必要的先天条件。 在白鼠的大脑发育实验中人们看到:大量运动的白鼠大脑皱折要多于不运动的的。这表明:动物的大脑在出生后还要继续发育,在大脑的后天发育期内,后天的活动会使同种动物的大脑发育有很大差异。对这个结果,本文称之为大脑的多用则发育原理。意识是在大脑发育后生成的。狼孩具有人类大脑,却由于生活在狼群中而没有发展出人类的思维和意识。这个事例表明了人的大脑只提供了意识生成的条件,意识的生成还与后天环境有关。只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能够生成意识的人类社会条件下,后天环境对产生意识的影响被掩盖起来。狼孩的事例向我们表明:后天环境是意识生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意识是先天条件与后天环境的共同产物,先天条件不足的动物和后天环境不足的人都不能生成意识。为了突出意识产生于后天,我们用动态心理学的词汇“生成”描述意识的产生。 上面,我们表明四个观点:第一、意识是人类大脑具有的功能;第二、意识使人类具有了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第三、意识的生成要以大脑的相当发达为先天条件;第四、意识是大脑在后天环境中生成的。 二、意核。 1、意核是意识各种功能中的优秀功能。意核是意识的优秀功能,它体现出意识的本质。 只要对自身进行试验,你就会知道:你的绝大多数活动都要受到意识的监视和控制。例如做动作:你抬一抬手,视觉和动觉、触觉都会把得到的手的动作情况汇报给意识;在抬手的过程中,意识还要控制着手抬的高度,控制着胳膊弯曲的程度;意识还为你决定了抬手的目的,监视着该动作能否达到目的,根据感觉报告的动作情况,修改动作方式或结束动作。另外,意识也监视和控制你的心理活动:你思考一个问题,意识知道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从哪儿想起,意识为你安排如何思考。意识更要监视你思考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意识为你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束思考等。我们把这种意识对人体活动的监视和控制功能叫做意核,意核虽然是意识各种功能中的一种功能,但它是意识的优秀功能。 不仅如此,意核是以“我”的面目完成监视和控制的。当你动作时,你会意识到“是我在动作”。当你摸到其它东西的时侯,你会意识到“是我在摸我以外的东西”。意核的“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功能叫做自我意识,它能使一个人作为清醒的活动主体而存在、而活动。 综上所述,意核的功能表现为两点:第一是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第二是以“我”为主体实现监视和控制。综合起来说,意核是大脑的一种以我为主体控制监视人体活动的能力。 2、初等认识和高等认识。我们把由感觉器官获得的资料和由肢体活动、心理活动产生的经验再经过大脑思维活动处理产生新资料的过程叫认识。认识是大脑的一种活动,是大脑获得资料的活动,但它不是简单地把信息传递给大脑,而是由思维对信息进行处理后送到大脑的。认识有时作为动词使用,指的是活动过程;有时作为名词使用,指活动获得的新资料。思维是处理信息的主要操作。 先简单说一下思维,思维有初等思维和高等思维。试验证明了一些动物能够进行简单的思维,那是一些没有意识的思维,这种思维叫初等思维。儿童在生成意识前也会生成这种初等思维。语言活动和意识生成后,人类的思维在它们的促进下发展为高等思维。所以,动物的思维都是初等思维。人类个体在语言和意识生成前的思维是初等思维,在语言和意识生成后,有语言和意识参与的思维是高等思维。 动物也能够认识,例如野兽对食物的情况、对周围环境都有认识,家畜对主人、对主人指示也有认识。再例如很多动物对要发生的事情有简单的预见,这是通过认识实现的;家畜家禽对主人的习惯很熟悉,是通过对主人的认识实现的。这些都是动物的认识。动物的认识过程比较简单,它们把感觉到的东西记忆下来,在头脑中由初等思维做处理,就能够得到认识。这些认识会保存在它们的记忆中,成为它们行事的依据。儿童在生成意识前的认识能力与动物类似,比动物略高级一些。为了与意识生成后的认识加以区别,我们把动物、儿童的认识叫“初等认识”。 意识获得信息的过程我们叫做高等认识。注意,我们本来应该说,在意识生成后进行的认识叫高等认识。但是高等认识是意识获得的全部信息,意识不获得高等认识以外的信息。所以我们换一种说法,两种说法的含义一样。为什么这样?在了解意核生成过程以后,就会有答案。意识得到的高等认识信息已经不是感觉器官、活动部位、心理状态原来的信息,它们经过很多道手续进行处理,才报告给意识。这些处理大体包括形式简化、特征提取、符号化、思维简化等。意识得到的认识信息已经非常简单、抽象、概括。这使得经高等认识后的信息与感觉信息、肢体活动信息、记忆信息、心理活动信息有了很大不同。 高等认识资料的表示方式与初等认识完全不同,高等认识获得的资料是用交流语言、内化语言(一种由交流语言简化成的大脑内部语言)、形象语言(用图形、声音形象、其它感觉形象表示的语言)表示的,也是用这种形式保存在记忆中的。而初等认识是用形象语言表示和保存的。大脑中的其它信息(例如触觉接受的疼的信息)是用大脑神经信息编码表示和保存的。这是因为高等认识是由高等思维完成的,高等思维又生成于言语活动之后,高等思维使用的语言中就增加了交流语言和内化语言。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的意识只能读懂大脑中用交流语言、内化语言、符号语言表示的东西,而对大脑中用神经信息编码记录的东西毫无所知。由于传递给意识的全部信息都是高等认识,上述就事实表明,高等认识也是有语言限制的。我们把交流语言、内化语言、形象语言叫做意识可读语言。 认识还在不断发展。初等认识发展为高等认识后还要继续发展。在意识控制思维活动后,意识用对思维的认识进一步改造思维,由此生成了科学思维。科学的思维参与认识过程的信号处理,生成科学的认识。经过人与人的交流,集中人们思维的成果,科学的认识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和理论,它们也是人类共同的认识。 本段提出初等认识与高等认识的区分,提出高等认识是意识获得的唯一信息,提出高等认识资料是由意识可读语言记录的,都是独创性见解。 3、意核的生成。一个人刚刚出生时,并没有意核,就是说他大脑中没有一个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机制存在。随着发育,随着这个人接收外界信息的增加,随着他的肢体活动能力和心理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他言语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发展,意核才在大脑生成。 那么大脑是如何生成意核的呢?基本过程是这样:在意核生成前,大脑的某一记忆区域存储对客观世界(包括外界和自身)初等认识的资料,当这个区域发展出独立处理这些资料的能力,又在处理过程中获得了对“我”的认识,并取得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权利以后,这个区域就生成了意核。详细讨论如下。 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表明,大脑细胞是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的,本文称之为大脑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原理。这一点与被叫做电脑的电子计算机不同。电脑的CPU具有处理功能,但只有很少的存储空间,资料保存主要靠存储器;而存储器只有存储功能,处理要靠CPU。这种特征使电脑的硬件必须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人脑细胞的存储和处理兼备特征使人脑的一部分可以具有独立的功能。在大脑研究中已经证实:人类大脑有很多功能定位区,它们分别完成相对独立的任务,甚至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由大脑的不同部位完成。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大脑功能定位。我们把这叫做大脑功能定位原理。对大脑的研究还表明,大脑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些功能定位区受到损伤时,其它部位可以代替它的部分功能。我们把这叫做大脑功能替代原理。这样的大脑结构就为意识的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顺便指出,这种把实验结果总结为原理并作为规律的做法,在动态心理学中经常使用。 意核是意识的优秀功能,意识是人类大脑特有的功能。意核生成过程就要由正在发育的儿童说起。正在发育的儿童渐渐生成初等认识的能力。由于他们生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使得他们有较好的初等思维能力,有较为发达的记忆能力,并因此获得了丰富的“初等认识”。这些初等认识主要是思维对感觉得到的资料和肢体活动获得的经验进行处理的结果。根据大脑功能定位原理,这些“初等认识”要保存在大脑的一个固定的区域中,我们把它叫做“认识存储区”。意核的功能将从这个区域生成。最初,这个区域的任务就是保存对全身活动的“初等认识”资料,也不过就是一个具有记忆功能的区域。根据大脑的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原理,这个区域还要对这些“初等认识”的资料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是向人体各处索取经初等思维操作处理过的情报。这相当于收集全身活动的情报,具有监视全身活动的性质。根据大脑的多用则发育原理,这个区域的细胞由于大量的记忆活动和收集情报活动会特别发育起来,该区脑细胞的发达为该区生成新功能创造条件。渐渐地,收集全身情报到“认识存储区”的处理工作就转变为对全身活动的监视功能。 “认识存储区”神经细胞的特别发育也使它有可能扩大存储容量和生成新处理功能。新的处理功能来自该区域获得的认识资料。当意核获得某种认识后,会试图把认识转化为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是以前没有的,就生成了新的处理功能。具体而言,这里指的获得的认识资料就是对控制全身活动的认识,试图进行的就是“认识存储区”向全身发出活动指示。在意核的监视功能生成以前,没有意识的动物和生成意识前的儿童也有指挥、控制全身活动的能力,它是由一个叫做自动控制系统(后面还要详细讨论它)完成的。在“认识存储区”获得的“初等认识”中,也有对协调全身活动的认识,“认识存储区”凭借这种认识产生一种“试图”,试图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一些活动指示,其中有些指示竟然被自动控制系统执行了,“认识存储区”由此获得这种试图成功的新认识,依据这个新认识“认识存储区”加强发出活动指示的活动,渐渐地“认识存储区”便这样有了对全身活动的控制能力,于是一种新的处理功能便在“认识存储区”生成了。 大脑的一个普通的记忆区──认识存储存储区,就这样生成了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功能,使它具有了意核功能的两项特征。这个认识存储区也就转变为意识功能区了。 4、意核生成过程的三项说明。 第一、试图是动物和人的一种本能。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说:当意核获得某种认识后,会试图把认识转化为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是以前没有的,就生成了新的处理功能。这种说法,有些人可能感到离奇。 早在桑代克进行迷笼实验(饥饿的猫被放在有插销的笼中,它用大量胡乱动作,最后打开笼子吃到笼外食物)后,他就提出尝试错误理论。尽管他的理论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但实验揭示一个事实:动物(和人)在无法实现自己欲望时会胡乱使用一些活动试图实现自己的欲望,在大量失败后,就可能从胡乱尝试的方法中找出偶然出现的正确方法。产生这种“试图”时并不必须有思维参与。小孩、不聪明的人在猜测时无根据、不动脑子地胡猜,就是人类无思维参与产生“试图”的例子。 根据这些现象,我们提出我们的“试图理论”:在某些需要无法实现时,动物和人会本能地采用一些胡乱的活动(包括肢体活动和心理活动)试图实现需要,这个举动叫做“试图”。一些能够满足需要的活动被确定下来,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活动能力。我们认为“试图”是动物和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一种本能。在他们没有经验或办法实现欲望(或需要)时,一定会产生一些胡乱的试图以求欲望(或需要)的实现。而很多正确的活动方式、新的能力、新的功能,甚至新的思想就产生于对这些试图的选择(主观选择和客观选择)之中。“试图理论”是我们的动态心理学中讨论功能生成的一个重要依据。 “试图理论”与桑氏的“尝试错误理论”的区别在于:本理论只根据实验和观察,指出动物与人有这种本能,把它作为一种产生新活动能力的规律,没有对细节进一步猜测,进一步讨论。而桑氏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忽视了实验本身指出的普遍规律,自己根据实验细节猜测出几条规律,他讨论的有些细节没有普遍性,结论就不免有片面和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只好由人指责了。“尝试错误理论”有问题并不表明桑氏迷笼实验没有意义,也不意味着根据这个实验得不出普遍性规律。 第二、认识对意核生成的两项作用。在意核生成的前一部分我们指出,认识要求大脑为它分配一个“认识存储区”,这个区域又生成了意核功能。这是认识对意核生成的第一项作用,认识为意核生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在意核生成过程的后一部分,我们又提出:在获得对全身活动控制的认识后,意核又依据这种认识试图发起对全身活动的控制。这是认识对意核生成的第二项作用,认识又可以作为意核生成新功能的依据。 第三、意核的生成与人类的言语有密切关系。动物虽然也能相互交流信息,但动物不能创造和使用人类的由词汇、语句和严格语法组成的交流语言,也因此动物不能生成意核和意识。儿童只有生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成意核,起关键作用的是语言交流。那么,语言对意核生成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语言促进了思维的发展,为思维提供了一个抽象操作的工具──词语;同时意核也提供了抽象思维的操作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把一批具体事物用一个词汇表示,再把一批词汇作为一批事物用一个新词汇表示,多次这样做,就可以使信息大大简化。这种简化,大大加快思维对信息的处理,提高了认识的水平。其次是,语言使意识获得“我”的概念,获得了“我”是主体的重要认识。这里用什么符号表示“我”并不重要,不同民族就使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我”,有些部族人还只能用自己的名字表示“我”。关键在于从大量的有关“我”的资料中抽象出“我”的概念,并且用一个词汇表示它。有了“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意核便有了“我”这样一个简单的看问题的立场,意核才能以“我”的面目监视和控制全身活动。 5、自我意识的生成。最初生成的意核只是产生了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功能。意核还要以我的面目从事这种控制和监视工作,才算具有完整的功能。这就是说,还要生成自我意识。那么,自我意识是怎样生成的呢? 自我意识是在意核的控制下对“我”进行认识的结果。意核是怎样认识“我”的呢?它需要完成三项认识工作:第一、对自身与外界区别的认识。第二、对自身机体统一性的认识。第三、对自身历史统一性的认识。很明显,在我们的理论中,自我意识生成于意核生成之后。观察儿童成长的过程,他先学习控制自身的活动,后产生“我”的认识。这与我们的理论是相符合的。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与外界的区别的呢?这主要得益于人体生有丰富的感觉器官。在感觉器官接受的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外界情况的。除去视觉、听觉以外,触觉在确定自身与外界的界限上贡献非常大,痛觉则在确定自身范围上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人体的内部感觉又不断向意识报告内脏、各器官的情况。高等认识生成后,认识到内部与外部是严格区别的不同事物,进而把人体抽象为“我”,把这个界限外的事物抽象为“外界”。于是一个“我是独立于外界的个体”的认识产生了,它成为自我意识生成的第一个基础。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的统一性的呢?这得益于意核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功能和人体丰富细致的内部感觉器官。它们把人体所有情况都报告给意识,包括对全身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身体状况的报告。高等认识生成后,对这种现象加以认识,经过必要的思维、抽象,一个“我是一个全身紧密联系、并可以配合行动的统一整体”的认识产生了,它成为自我意识生成的第二个基础。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的历史统一性的呢?这得益于人脑记忆具有的长久记忆功能。由于长久记忆,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经历合成为“我”的经历。长久记忆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反例表现出来。有些小孩忘记了小时侯的模样,忘记了那时做过的事。尽管给他拍了照,录了像,他也会奇怪:“那是我吗?不是吧!”一些失去记忆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正常的人在对长久记忆中的历史资料进行认识后,就得出“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认识。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第三个基础。 这样,“‘我’是具有与其它事物独立性、具有全身统一性和历史统一性的独立体”的完整认识就产生了。由于这些认识保存在意识功能区,就是原来的认识存储区,意核便把“我”与这个存储区合为一体,把“我”与这个区域的功能(即意核)合为一体,并产生以“我”自居的试图。当意核(它不过是大脑某个区域的功能)以“我”自居的试图实现后,就生成了自我意识。它开始以“我”的面目出现,对人体进行监视和控制,这时的人就开始懂得什么是“我”了。 至此,意核的全部功能都已经生成。也可以说,这时的人已经有意识了。 6、意识的生成。从意核生成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讨论一个功能的生成,要逐一讨论它的所有功能是怎样逐一生成的。我们在讨论意核的生成时,先讨论了它监视功能的生成,又讨论了它的控制功能的生成,最后讨论了它的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功能,此后才确认意核的生成。讨论意识的生成也要逐一讨论意识所有功能的生成。但是这并不难,沿意核控制、监视人体的其它活动的、促进它们发展的线索就可以得到意识所有功能的生成过程。 例如,意核监视、控制思维活动后,首先把思维的进行确定为“我想”“我思考”;然后它开始安排思维的方式方法,确定或改变思路;在思维过程中指挥回忆活动搜集资料、搜集过去成功的思维方式、方法、思路。在思维遇到困难时,意核指挥意志活动参与思维,帮助稳定情绪,使思维坚持下去。最后,意核控制的思维产生“我”的思想,“我的思想”不过是以“我”为主体思维得到的结果,但它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意核控制的思维还不断进行着对世界的认识,并通过思维提出发明、创造、生产的办法,实现对世界的改造。这样,个人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等意识功能便逐一生成了。 再例如,意核控制、监视情感活动,首先意核把情感活动确定为“我的感情”“我的情绪”“我的爱恨”;然后,意核根据对情感活动的认识来监视、控制情感活动,决定是否表现感情,是否抑制感情,是否毫不控制地发泄感情;意核还控制着对感情的学习,使原始的、简单的感情发展为高级的、有风度的、表现多样的、含蓄的感情。最后意核控制的情感活动成为具有个人特征的感情。感情有了个人色彩后,人类特有的、丰富的、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柔情的、缠绵的感情故事才不断产生。 以此类推,不难得到意识全部功能的生成过程。 在讨论意识生成过程以后,我们可以较确切地描述意识:意识是指意核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人体的各种活动后产生的所有现象。意识活动是指在意核监视、控制下人体进行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意核监视、控制的肢体活动和意核监视、控制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的中心在大脑,所以意识活动绝对是一种心理活动。 三、发动意识活动的需要问题。 1、需要是机体活动的发动力。世界上的运动分有序运动与无序运动两种,所有的有序运动都是由某种需要发动的。例如,当太阳内部的原子反应(属于无序运动)积累大量能量后,就产生释放能量的需要,于是发动了爆发活动,在太阳表面就可以观察到黑子现象。汽车停止时,产生要求司机发动的需要;汽车没有燃料时,产生要求人为它加油的需要。这些需要满足后,汽车才能正常行驶。生物的活动是广义的运动,动物和人的活动更要有需要发动。动物在需要食物时,就发动寻找食物的活动。人在需要知识的时侯,就会发动学习知识的活动。但是,无生物是不知道自己的需要的;动物仅仅是在非意识层次知道自己的需要,但不能计划自己满足需要的活动;而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能够为满足需要制定行动计划。 无生物的需要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需要,没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动物和人的需要是以心理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心理学中讨论的需要活动。在本文中,需要活动这个概念专指动物和人产生某种需要的心理活动,需要则包含没有心理活动的需要和需要活动,需要与需要活动是有联系但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进一步讨论中,我们常使用“XX的需要”这样的说法,它是指一种具体的需要活动。前面的XX代表需要达到的目标,例如需要满足食欲,叫食欲的需要。再例如,需要发动一个认识活动,我们就叫认识的需要。后者是一种较高级的需要,它的目标不是得到一种物品,而是完成一项活动。“XX的需要”用法,可以使需要活动随产生的需要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种需要活动,例如,认识的需要就是一种需要活动。 人的有些活动只由需要发动,不由需要活动发动,如人的内脏活动。自然的呼吸是一种内脏活动,它是由人体对氧气的需要发动的,但不必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只有在呼吸不畅时才产生有心理活动的对呼吸的需要活动。肢体活动、心理活动则是由需要活动发动。 2、发动意核的需要活动。意核也是一种活动,它也要由产生某种需要的需要活动发动。在意核由生成到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种需要活动发动它,其中有一种是最重要的需要活动,这就是对认识的需要。 认识的需要是一种需要活动,它要求发动对不了解的事物加以了解的活动。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其它动物没有的一种需要活动。观察儿童的行为可以发现,儿童对周围的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是“认识的需要”的外在表现。动物也有好奇表现,但它不是为了满足认识需要的。例如,小猫见到一个球,就会扑上去,抓,咬,追。它是把捕食动作转化为游戏,它的需要是玩球。但小猫并不需要认识这个球,它也不会由此产生对球的什么认识。小孩则不同,当他们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后,就从只会把玩具放到嘴上吃、看它走、听它响等幼稚状态下摆脱出来,他们往往拆开玩具,看看它们为什么会走、为什么会响。在他们掌握语言以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向大人问为什么,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这也是认识的需要在起作用。我们从对上述现象的观察中确定,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活动。 人类个体为了满足认识的需要,要进行很多活动来配合认识活动,例如观察、用动作作用于被认识的对象等。而意核要监视、控制这些活动,就生成意识活动,在不断认识过程中形成完整的意识功能。 回顾意核的生成过程:正是大脑不断产生认识的需要,使大脑获得大量简单认识的资料,大脑要为这些资料划分出认识存储区,才为意核的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还是由于不断产生的认识需要,认识存储区才不断向全身收集情报,由此生成对全身的监视功能。又是由于不断产生的认识需要,使认识存储区获得了对控制全身活动的认识,而认识“存储区能否控制全身活动”的需要,产生了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指示的试图,从而生成了意核对全身的控制功能。同样出于认识的需要,获得了自身与外界区别的认识,获得了自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认识,获得了历史的“我”与现时的“我”是一个统一体的认识,从而生成了自我意识。 不仅在意核的生成过程中,就是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认识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心理阶段,就是由对自我能力认识的需要发动起来的。再例如,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需要发动了人类通过观察、实验获得资料,通过分析、总结形成结论,通过对实践资料的思考获得理论,再通过逻辑思维使理论成为系统的、逻辑的理论体系。还例如,发明创造是由“对新思想、新事物、新材料”认识的需要发动的活动中产生的。 3、讨论认识的需要的意义。任何活动都是由需要和需要活动发动的,这是动态心理学《活动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活动”是我们研究意识心理学时提出的新观点。它们联系起来使意核生成理论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没有对认识需要的讨论,意核两个功能的形成就会使人感到没有理由。 进而,我们又能够以认识需要是发动意识活动的需要为线索,解释出意识活动的所有表现。 四、意识的程序和语言问题。本专题的目的是指出意识对人体的控制和监视不是万能的,有很多东西它不能管,这就表现出意识监视、控制能力的局限性。并从理论上对意识监视、控制能力的这种局限性做出解释。 1、意识的语言问题。意核在保存认识资料动的认识存储区生成,该区域资料的记录方式对意核的功能影响会很大。大脑有大量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活动,表示这些信息的是大脑神经编码,人们在实验中对它有所探测,但是目前还无法解读它们。在人类言语活动生成前,简单认识是用形象语言记录的。形象语言是由表象信号进一步简化而来。感觉器官获得的信息量太大,不能全部传递给大脑中枢部位,要经过一系列处理和简化。例如视觉信息经过去色、特征提取,大面积去除等处理,就得到视觉表象。这种表象再经过典型化处理,才能作为记录用的形象语言。典型化处理是一种对形象的抽象处理,例如视觉,用一种树的表象信息表示所有的树,就是典型化处理。经典型化处理后的信息已经是一种符号化的形象,不再是原来的形象,所以叫形象语言。 在语言活动生成后,认识存储区的资料由于交流的需要开始使用交流语言记录和保存。由于交流语言有虚词和语法结构,这些是说给对方的,对自己没什么用,因此就产生没有虚词,语法不严格,实词简化的内化语言。内化语言比交流语言简单,更有利于记录和保存认识资料。 由于意核生成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能够被意核读懂的也只有用形象语言、交流语言、内化语言记录的资料。意核不能读懂大脑神经编码表示的信息。意识以意核为优秀,它也只能读懂这三种语言记录的资料,不能读懂大脑神经编码。意识得到感觉信息,是被处理、被转变后的形象语言,而不是感觉器官原来的大脑神经编码。这些处理可以看作是由大脑神经编码翻译成意识可懂语言。意核和意识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功能也受到限制。例如,它不能了解人体内用大脑神经编码记录的内部情况,也不能了解记忆中用大脑神经编码记录的情况,它不能产生用大脑神经编码编写的指挥活动的程序等。 2、意识的工作区域问题。意核是认识存储区生成的功能,尽管这个区域变得很发达,但是毕竟有容量的限制。很多资料要转移到大脑的其它区域保存。于是出现意识的工作区域问题。资料只有在意核功能区(原来的认识存储区)中,意核(从而意识)才感觉资料是清晰的、明确的。在其它存储区的、尽管用三种可懂语言记录的资料,意核(从而意识)也感觉资料是不清晰的、不明确的。因为在资料转移到其它区域后,意核功能区只保留这些资料的目录、摘要,没有其它细节。也只有在把其它区域的资料调入意核功能区,意核(从而意识)才感觉资料是清晰的、明确的。 从对回忆过程的自省观察中,每个人都能证明意识工作区的存在:在回忆完成前,你对要回忆的东西只有模糊的印象,当你完成回忆后,与这事情有关的所有细节便很清晰、很明确了。回忆实际是把其它区域存储的资料调入意核功能区,使意识能够阅读的过程。 意识的功能也受工作区的限制,由于工作区容量有限,思考时常常出现想不清楚、感觉象一团乱麻的现象。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叫思路混乱,其实思路混乱只是表面现象,本质的原因是意识功能区工作区容量不够,工作区与非工作区资料交流不畅所至。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对于简单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理清思路,即便是漫无边际地瞎想,也能想出结果。足见思路清楚不是决定因素。对于简单问题来说,意识功能区容量再小,也足够大,需要的资料完全放得下,与其它区域交换资料的渠道也畅通,思路混乱一些,也能完成思维。对于复杂问题则不然,由于意识功能区容量有限,思维所需要的资料放不下,与区外交换资料的渠道也不能畅通,就会感到一团乱麻。解决的方法表面上是清理思路,实际上是在确定思路后清理工作区,把思路外的一部分东西清除出去,只保留思路需要的那部分,为思维工作腾出足够的容量,并能够保证与区外交换资料的渠道通畅。 经常思考的人,由于多用则发育原理,大脑的意识功能区发育得好,容量大,思路不清的现象就少。他们好象不用经常去清理思路,也能把复杂的问题想清楚。另外,经常思考的人,在确定好的思路方面经验也丰富,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好的思路,占用最少的意识功能区,解决复杂问题。 3、意识的程序问题。“程序”是计算机词汇,它是驱动计算机工作的信息流。大脑的活动有没有程序呢?应该有!人们都知道,意识就能为思维安排程序:先想什么,后想什么,依据什么,如何收集必要的资料等。意识也可以为肢体活动安排程序,先由哪个部位活动,后由哪个部位活动,活动达到什么目的。但是意识又不能为人体的很多活动安排程序:不能为消化系统安排程序;不能安排感觉接受信息、简化信息的程序;不能安排需要和情感活动的程序;甚至对于记忆,意识也不能安排把资料放在何处,怎样寻找存放好的资料等操作;更不能为意识、意核安排工作程序。 人的活动应该有一致性,要有程序就应该是所有活动都有程序,不可能一些活动有程序,另一些活动没有程序,那么为什么有些活动的程序意识能安排,有些活动意识不能安排呢?为什么意识甚至不知道一些活动有程序呢? 是这样的,问题不在于有无程序上,各种活动都有程序,只是人体的大部分活动程序是由大脑信息编码“写”的,意识与意核读不懂它们,就不知道这些程序的情况。意识为活动安排的程序是用三种可懂语言“写”的,意识自然就知道它们。 对于人体的活动而言,它们是按大脑信息编码“写”的程序工作的,用三种意识可懂语言“写”的程序对活动没有意义。但是在意识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指示,把安排的程序交给自动控制系统时,自动控制系统会把三种可懂语言程序翻译为大脑神经编码程序,从而保证活动指示被执行。这里的情况与计算机的高级语言程序翻译为计算机实际执行的脉冲电信号语言程序非常类似。 有些活动,自动控制系统不能把意识安排的程序翻译成相应的大脑神经编码,意识为它们安排的程序就无效。例如呼吸、消化、意识、意核这些活动,自动控制系统就不能为之翻译。 自动控制系统的翻译还是单向的,它不能把大脑神经编码程序反向翻译为三种可懂语言程序,所以意识对很多活动不能知道其原来的程序。有些活动,意识可以通过感觉了解活动进行的情况,想象出其活动程序,虽然与反翻译类似,但不是真正的反翻译。 拿消化系统来说,消化系统是由很多器官配合工作的,每个器官的活动都要有控制信息,它们之间的配合也要有相应的信息。显然,一定会有消化系统每个消化器官的单独工作程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程序,这些程序就是用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不能读懂大脑的内部信息编码,这些程序又不能反翻译成三种可懂语言,意识就永远无法知道消化系统的工作过程。以此类推,感觉活动的程序,记忆活动的存取程序,需要和情感活动的程序,以及意识活动的程序都是由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都不能读懂它们,并永远不能知道它们的工作过程。 意识是大脑的活动,驱动它应该有相应的程序,但这些程序是由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是无法了解的。另一方面,意识即便为自己安排出程序,由于自动控制系统不能翻译,这种安排也无法实现。所以,意识既不能知道自己的工作程序,又不能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程序。 由于上述的情况,对于自动控制系统不能把三种可懂语言程序翻译为大脑神经编码程序的活动,意识实际不能进行控制;对于按大脑神经编码程序进行的很多活动,只要感觉器官不能获得它们的工作过程信息,意识就无法了解它们的工作情况,实际上不能对这些活动进行监视。这显然使得意识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 4、意识局限性的意义。我们通过意识的语言问题、工作区域问题、工作程序问题解释了意识的局限性。这种解释的成功,进一步证明意识不过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它不是大脑的主宰,更不是万能的灵魂。同时,意识的局限性也表明意识对外界对活动控制也不是万能的。那些自我意识扩张的人,错误以为意识是万能的,把自己的意愿置于其它事物之上。那些片面强调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的人,错误地以为意识是万能的,不顾客观条件去办事。那些宣传迷信的人,也错误地以为意识是万能的,把意识叫做灵魂,说它不死、不灭、成仙、成神。所有这些意识万能论,都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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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思考:浅谈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现状 摘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一个语种文种都相对繁多的地区,由于汉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双语教育便逐渐成为了这里少数民族教育组成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基础部分。并且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蒸蒸日上,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是以新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全面的开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教育质量,维护祖国的和谐统一,同时也是大力推动民族教育事业的需要。 关键字:双语教育;少数民族;新疆 一、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过程 由于新疆地区及民族的特殊性,在实施双语教学以前,人们长期以来都是以自己民族语言授课和使用自己民族特定的教育模式,所以人们根本不具备汉语交流能力,也就无法理解汉族的文化荟萃,采取一种封闭式的教学形式,很少与外界交流,知识面很窄,视野也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严重的影响到了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导致了那时候的新疆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我国的其他地区。 双语教学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4年自治区政府批准教育厅在疆内开办双语教学实验班,直到1967年爆发,不得不搁置双语教学的计划。结束后,教育厅再次开展双语教育并第一次提出大中专院校汉语教授课程,这便是新疆地区最早的双语教学,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终是没有实施。 20世纪90年代,新疆双语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小学双语教育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于1997年自治区教委正式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实验方案(试行)》。在未来的五年里面,自治区教育厅举行了三次全区性关于双语教学工作的会议,对新疆的整体的双语教育实验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及时的指导。不难看出双语教育已成为少数民族自身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 2004年至今则是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成熟期,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谨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划分、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加快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就能够达到民汉兼通的目标。近年来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办公厅又不断下发了多份关于双语教育的文件,在文件中指出双语教育的规划和措施以及对落实、贯彻到实践中的重视。短短几年时间,双语教育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大规模的普及,可以说在双语教育的发展上,自治区政府与少数民族民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 当今新疆双语教育的重要性 1、 对形成国家一体化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民族种类繁多的高度统一国家,在这样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里,为了使各个民族能够在各个领域进行相互学习与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体,就有必要拥有一种各个民族可以通用的语言,于是就定为了处于我国主流文化地位的汉语,这也是由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积淀等各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通过对双语教育的实施,才得以使中华民族上千年积累下来的价值体系、历史经验等得到更广泛传播,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各名族对中华文化以及国家的认同,对形成国家一体化和增强中华名族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经过双语教育也有助于杜绝一些本民族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使各民族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让各民族团结起来,长期汉文化的渗透使学生更能够理所当然的树立起当今社会的政治观念,从而形成相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不断提高全民族整体的思想素质,学做一个爱国的人。 2、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我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名族与名族、名族地区与国外边境的贸易交流也不断增多,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毋庸置疑就是汉语,汉语已逐渐成为国际交流市场的重要媒介,不学汉语就根本无法面向全国。新疆少数名族想要扩展视野,适应到这个经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就要好好学习和把握汉语言文化,这样新疆的少数名族才能适应现今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并且在学习汉语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课的基础上学习到科学技术,提高新疆少数名族的双语能力也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3、 对发展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双语教育有着发扬少数名族文化中优秀文化的功能,是党和政府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展现了我国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通过少数名族本族语言与汉语的交融,加快了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迈进,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才得以发扬和传承下去。因此双语教育就不单单是对汉语言学习的过程,同样是一种传播文化的途径,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树立起全球化的观念,学会理解和尊重不同名族的不同风俗和文化,在政治上能够平等相处。除了要熟练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当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时,也要坦然的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进行合作事宜。 三、 目前新疆双语教育的现状 1、 新疆双语教育的师资现状 新疆地广人稀,一直保持着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模式,所以很多中小学分布也就相对分散,很多在新疆农村工作的双语教师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条件都十分艰苦,所以很多大学毕业生以及志愿者都很少愿意来到这些地方进行教育工作,一般来到农牧民区支教的教师都不会留在这很久。尤其是双语教师工作负担重,待遇等方面也一直不高,所以农村的双语教育根本就吸引不了优秀人才来从事教育工作。 现在新疆的双语教师呈现着严重匮乏的局面,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教学水平也不高,特别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农牧区双语教师更为短缺。而且很多双语教师在任职前都没有进行过培训,而有些进行过培训的双语教师在培训中汉语一直都使用的很好,进入到工作中之后,也就只有上课的时候是给学生用汉语授课,一到课后进入了自己母语的大熔炉就自然的继续说自己民族的语言,时间久了汉语基础也就越来越差,也同时影响了他的汉语教学质量。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思考:自制玩教具对农村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义 在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的保障下,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正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成为了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民族文化的差异让汉族教师在基层的工作岗位上困难重重,为了吸引幼儿的课堂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自制玩教具成为了他们的一项法宝。充分利用农村的天然资源,通过废旧物品利用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玩教具,在课堂上吸引幼儿的眼球,增强幼儿的兴趣,自制玩教具填补了农村少数民族教育的单一性和简单性。因此,自制玩教具对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的帮助十分重要,简单分析如下: 一、解决农村玩教具稀缺的困难 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是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保障了农村少数民族幼儿免费上学的权利,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解决当前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提高新疆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和办园质量。虽有党和国家的“保驾护航”,但是全免的情况也造成了幼儿园不能像城市幼儿园收费那样拥有很多不同作用和方法的玩教具。因此就需要教师自己通过锐利的眼睛和敏锐的观察力发现周边的废旧物品,开动脑筋发挥创意将废品变成宝贝,用被大家废弃的物品制作成玩教具可以在生活和教育教学活动中使用。大家可以不需要大型的玩具,也不需要多么贵的教学材料,牛奶箱子、看过的报纸、药盒、卷纸硬壳、石头、纽扣等等最简单、最不起眼的物品都可以通过老师的巧手加工后制作出玩教具运用在课堂教学上,解决农村玩教具稀缺的困难。例如:拼图是大家最常见的开动脑筋的玩具之一,幼儿园不可能买来各种各样的拼图供幼儿玩,所以,老师可以用彩笔描绘出任何图案然后用硬纸壳制作成拼图,只要用心,我们就可以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拼图供幼儿开发大脑、快乐游戏。 二、激发幼儿主动参与的愿望,引起兴趣 语言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少数民族幼儿与汉语教师之间沟通的障碍,也使得课堂教学活动变得乏味。如何引起幼儿的注意,教师除了学好维吾尔语和给予孩子关爱外,运用吸引孩子眼球的玩教具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幼儿只有在产生兴趣的情况下才会主动去学习,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幼儿园的孩子太小能够专注于一件事的时间很短,老师教授起来也很吃力,但是爱玩游戏又是孩子的天性,老师可以抓住这一关键点,把玩教具运用在课堂上,把要学习的主题贯穿在游戏里,让幼儿产生积极愉悦的心情,在欢声笑语中掌握知识,把枯燥乏味的学习内容转变成有趣好玩的玩具使用中,那会产生不错的教学效果。例如:作为农村的少数民族幼儿外出旅游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因此学习有关于风景或者建筑的主题就只能通过观看图片、想象之类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效果很差,没有亲身体验,看几张图片就没有兴趣了,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运用卫生卷纸里面的卷纸硬壳制作《小弹珠旅行记》,让小弹珠随着卷筒滚动到一处然后请幼儿说出所到地点名称,在游戏中幼儿就掌握认识了这些不能亲身所到的美丽风景区。 三、开动幼儿智力,锻炼动手能力 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会慢慢发现,幼儿不仅喜欢运用老师制作的玩教具去游戏,还喜欢观察老师的制作方法后开动小脑筋自己去制作,从中也使幼儿懂得原来不用了的“垃圾”也可以再次被使用制作出很多好玩的玩具。很多孩子天生就好动坐不住,如果把这种好动转变成“动手”制作也是一件好事。孩子的脑子里总是会有很多奇思怪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创意”,想法加上实践,那么孩子的将来将无可限量。老师把制作玩教具的过程也可以呈现在孩子面前,让孩子亲眼看到整个制作过程,老师也可以耐心地解答孩子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个过程也是孩子了解和学习的过程。我在制作玩教具的过程中,有些孩子会不太关注老师在干什么,而有些孩子就非常喜欢围在旁边热情的“帮忙”,小嘴巴中不断问着他不解的问题。制作完后,问题最多的孩子还会主动要求老师将剩余的材料送给他,第二天他会将模仿老师制作的玩教具带来幼儿园向老师展示,通过这一举动我发现老师制作的过程也是幼儿学习、观察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授知识的途径。通过自己动手辛苦制作出来的玩教具,幼儿自己玩起来会兴趣更浓厚,快乐也会加倍。 四、加强教师技能,夯实工作基础 幼儿教师必须是全能的,音乐、美术、舞蹈等样样都要精通,要全面地做好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导者。在工作中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更好地为幼儿服务。玩教具的制作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锻炼观察力和创造力,加强了教师的技能训练,夯实了教师的专业基础。当有了玩教具利于课堂教学活动,利于幼儿产生兴趣更好掌握知识这样的前提后,教师在平日的工作中就会认真地去做一个“破烂王”,只要视线能目击到的废旧物品就有可能成为利用的材料,时间长了,作为幼儿老师的细心就不成问题了。玩教具要成为教师课堂活动的课本,老师也根据本班幼儿不同的特点和接受能力,认真、仔细、耐心地钻研,充分地挖掘出安全的“废旧材料”的使用价值和教学潜能,制作出适合本班幼儿课堂游戏和学习活动的玩教具,为幼儿更好地掌握知识和学习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保证了幼儿的学习成果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技术和素养,夯实了作为幼儿教师的工作基础。 本着“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成长”的宗旨,幼儿教师应该将自制玩教具作为课堂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发挥设计制作、巧妙利用玩教具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自身的洞察力和制作能力,提高玩教具的制作水平,做好幼儿学习游戏的支持者和坚强后盾,为幼儿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生活环境,满足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多种发展需要,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发展。农村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利用好周边的“天然材料”,用奇思妙想的头脑想象出无限的创意,帮助少数民族幼儿夯实基础教育学习内容,为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使用双语教学的调查思考 摘要:我国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涉及到使用何种语言文字教学的问题。从语言文字的功能、传承民族文化和寻求现代化发展三个视角,结合藏族村民的双语教学情况,本文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 双语教学 若干思考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中,既要尊重各民族传承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又要满足国家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的要求,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有理论探讨的价值,也有实践的意义。 1 少数民族使用何种语言教学的标准 语言是一个民族特有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大多以本民族语言作为日常交流工具,并对其怀有特殊的感情。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保存着该民族的历史记忆,并记录着该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前进的轨迹。因此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 然而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交流,它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但任何语言文字交流功能的强弱都会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国家的限制,二是使用规模上的限制。考虑到语言文字传播使用的广泛性以及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交流的普遍性,应该推进国民教育中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 汉语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以汉语言为载体的科技文化知识已形成完备的体系。从寻求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学好汉语才能更好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从而改变人才结构,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竞争力。 2 以对藏族村民的调查为例 藏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数目和分布地区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对他们的调查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下文例举了对藏族那曲县香茂乡的达嘎多村(以下简称达村)和宗热格村(以下简称宗村)的村民的双语教学情况的调查。[1] 香茂乡在民主改革前属于阿巴部落的范围,阿巴是一个较大的部落,在民主改革前有230户,1090人,分布在约200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但整个部落能识字的寥寥无几。据调查,即使到了民主改革前夕,香茂乡的三个定居点中只有15个人能不同程度地读懂藏文,仅占调查人数的10.5%,而这15人中还有8人是还俗的喇嘛,1人是有机会通过接触喇嘛自学藏文的当地头人。[2]民主改革后,藏文教育才得以普及,相继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承担起了藏文教育和传播的主要任务。在农牧区,藏文普及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年以上的牧民通过扫盲达到了藏文基本的读写水平。截止2009年,达村和宗村能熟读藏文的人数比例从10.5%增至了67.5%。 目前,藏区普通牧民的藏文文盲比例与五十多年前相比已明显降低,达村和宗村的村民受教育人数基本上达到了2/3的多数,达村的文盲人数更降至了全村人口的1/3以下。不仅如此,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牧民子女也有增多,如不少牧民的子女在那曲县城免费就读寄宿制中学,达村还有三名分别就读于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和拉萨师范专科学校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校接受的仍然是藏语教学。藏语教学同时也普及到了对学龄儿童的教育中,达村和宗村的小学每周开设的28个课时中有1/3是藏语文课程,这还不包括其他以藏语为教学用语的课程。同时牧区学校也开设了汉语课程,占总课时量的1/5。 依照《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修正),藏区村民可以选择学习藏语、汉语以及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等。就这三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对藏族牧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首选语种中藏语的选择率最高,而次选语种中汉语的选择率最高。这说明藏语对其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远大于汉语,但是次选率基本上集中在汉语又说明村民们普遍认同对国家的归属感,也认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的重要性。 3 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3.1 语言文字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少数民族教育中使用何种文字影响到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感,而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程度又决定了其选择学习和使用哪种语言。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处于相对弱势,有些甚至是濒危语言,少数民族对这些语言的认同更多的是对其民族文化功能的认同而非交际工具功能的认同。但是,人不仅有社会属性还有自然属性,存在于骨子里、流淌于血液里的民族情结并不会因为本民族语言掌握的多少而产生改变。我们在双语教学中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并不是试图恢复这些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而是对其族群母语认同意识的尊重。 3.2 语言文字与民族未来发展的关系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关系到少数民族新一代在高级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系到各民族在未来中华大家庭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文化的竞争是“优胜劣汰”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同样也符合这一规律,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文字如果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很可能会在激烈的语言竞争中逐渐消亡。因此对少数民族母语的保护是应当长期坚持的一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3.3 语言文字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我国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民族状况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尊重多元文化,不只是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还进一步保护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上。中国的少数民族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推进教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还要通过学习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以保持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对少数民族实施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教学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简介:陈晨(1985-),女,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思考: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之历史发展 摘 要: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双语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搞好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双语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受民族教育的特点制约的,双语教育的历史与民族教育的历史密不可分。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双语教育 发展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 发展教育是培养人的重要手段,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别的民族的影响,因而其民族教育也自然会受到别的民族的影响。所以,研究我国的民族教育,除了必须联系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外,还要注意从民族关系中分析民族教育的形成特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不同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的不同分布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我国民族教育的特点极为复杂,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 从我国各民族中存在的教育形式上看,民族教育大致可分为无组织的教育和有组织的教育两大类。无组织的教育是一种自然教育,是在家庭或社会中无意识进行的,不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而有组织的教育则是通过聘请专职教师和设立专门场所,系统地、有目的地来实现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意识到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体会到教育的价值后才产生的,是人类进步的表现。 二、中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双语教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秦汉到明清。秦统一中国后,我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始终制约着各民族语言的发展。汉语成为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清代乾隆年间,新疆各地设立学塾,招收一部分维吾尔族青少年入学,学习汉语文。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派汉族教师到各地的学堂、学塾,对维吾尔族青少年施以汉文教育。锡伯族早期为军事体制,实行军事教育,在教育中使用满语文和汉语文教授《四书》、《五经》。 第二阶段清末至民国。清代后期,在资产阶级新学的影响下,我国教育进入了废科举、兴学堂、办实科教育的新阶段。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进入新的高潮阶段。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50年代起,国家就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为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新文字,为一些不完善的民族文字进行改革、改进。除了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外,还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 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客观现实,我国制定了“创、改、选”的方针,即根据少数民族“自愿自择”的原则,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或者由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于本民族的文字;对于文字还不完备和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帮助他们逐步改进和改革文字。 处理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关系的正确方法是在通用民族语言的地区以民族语文为主,兼学汉语文,逐步达到“民汉兼通”。各民族必将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寻找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双语教育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演变主要受以下几个条件的制约: 第一,社会变革。如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汉语在西域的地位提高,出现了一批兼通汉语的双语人。 第二,移民。如汉族几次大规模迁入岭南,每次迁入都促进了壮族双语的发展。秦始皇在岭南设三郡,50万军民进入岭南,汉族与壮族杂居,促使壮族兼用汉语。 第三,民族关系的变化。历史上每当民族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化,双语人必然随之增加。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在西藏渐兴汉族文化,当时还派遣了一些藏族子弟到都城学习汉文和汉文化。 第四,人口分布。人口较少的民族,双语现象往往比较普遍。在南疆的柯尔克孜人一部分兼通维吾尔语;在北疆,一部分人兼通哈萨克语;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哈萨克族杂居,多数人通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 第五,宗教的影响。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新疆后,使得当时的一些新疆人学会了梵语梵文。在新疆发现的双语词书如《梵语――于阗语词汇》、《梵语――龟兹语对译字书》,就是适应双语需要产生的。 第六,通婚。不同民族通婚,共建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大多是双语家庭。子女随父母学习不同的语言,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 第七,境外的影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跨境民族有蒙古、藏、维吾尔、苗等30个民族,我国跨境民族的双语现象往往受境外同一民族的影响,兼用境外主体民族的语言。 第八,有无文字。有文字的民族,特别是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容易实施双语教育,可以借助文字编写教材,系统传授本族文化。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母语在双语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辅助第二语言教学,其功能不如前者。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思考: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思考 摘要:双语教学是指教学语言除了母语以外,还用一门语言(这里主要指英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非语言学科的教学。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兼顾少数民族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需求,有效协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在承认和尊重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协调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转化为和谐的对立统一体。 关键词:双语教育; 民族政策; 对策 一、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实施双语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在1996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95”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再次重申了要继续认真实施1994年自治区的“纲要意见”,“重视藏语文教学,积极推行双语教学”[1]。 二、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现状 双语教育事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一直是新疆自治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自治区在总结近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双语教育发展目标:到2012年,基本普及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接受学前两年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幼儿达85%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2004年2号文件后,新疆的双语教育突飞猛进,时隔一年,就读学生比上年增长了4倍。尽管如此,双语班学生也仅占全疆少数民族学生的6.6%[2]。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推进双语教育,建设一支与双语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教师队伍,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加大扶持力度,支持中西部省区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工作[3]。 “作为自治区实施的22项重点民生实事工程之一,2011年,国家将投资4.85亿元,用于学前双语幼儿园基建项目。安排保障性经费6.2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4.99亿元,自治区投入1.28亿元。”赵德忠说,今年基本完成2237所幼儿园建设项目收尾工作,对在园的31.24万名少数民族儿童给予幼儿伙食、教材费补助,对5385名聘用教师给予工资社保等工资性补助。种种惠民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必将使更多孩子享受到良好的双语教育。为积极、稳妥、有效实施双语教育,自治区正在研究编制《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和乌昌地区双语幼儿园建设规划,科学谋划双语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4]”。 三、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褒贬和现存问题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教育法》都规定了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而且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在边远地区,受当地条件所限,很多民族学校由于没有双语教师和缺乏相应的教材而无法开展双语教学;在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中懂本民族语言的教师人数很少,导致本民族的语言无法传承下来;而且在一些民族地区,由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学习汉语没有必要,使得学龄儿童辍学率较高、文盲率较高”[5]。 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援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各对口支援省市援疆政策的逐步落实,新疆双语教育成绩的取得在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实现了成功的实践和发展。新疆双语教学模式逐步完善:社会和家庭对双语教育的认同度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政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以提高HSK成绩为契机,提升少数民族汉语水平;加强双语教材建设的引导,促进双语教材体系的形成,使大批“民汉兼通”的人才脱颖而出[6]。虽然已经形成特色鲜明的双语教育模式,但还是存在很多的现实问题,如师资及师资储备严重不足;乡土教材的编写尚未完全提上日程;不同的教学模式、学生“进口”和“出口”的关系尚未衔接好;升学、就业、晋职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协调,等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提出的硬性指标是:小学、初中、高中汉语教师的HSK(汉语水平考试)成绩分别达到六、七、八级;非汉语专任教师分别达到五、六、七级,并获得相应的HSK证书。自治区的上述标准与地方教师的实际水平相差甚远,基层教育部门也没有完全按此标准运作。喀什地区疏附县政府要求乡村小学的民族语教师至少达到三级,汉语课教师必须达到五级。即使如此,达标者仍不足35%;全县少数民族教师中参加过“双语”培训的仅占9.6%[7]。 四、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对策及建议 2001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在全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母语是传递文化传统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因此,必须把母语学习和文化的提高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我们要做的是,在承认和尊重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协调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转化为和谐的对立统一体。“积极稳妥的推进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必须要遵循教育规律;注重民汉两种语言的均衡发展;注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把质量摆在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从学前抓起、从教师抓起”[8]。黄永宏也进一步说明,检讨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国际上母语教育出色的例子。他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证实,要确保一般的学生能够有效地学习母语,施教目标应以配合应用能力为主。因此,母语教育未来要秉持的两大方针是因材施教和活学活用。“因材施教”是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制定差异教学法和课程内容;“活学活用”的概念则是指更精准和更有效地评估及奖励达到不同母语水平的学生[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做到:一是加强相关专业课教师的汉语培训;二是相应安排不能胜任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三是要避免“双语教育”变为“单语教育”,坚持学生“双语兼通”的原则。今后新疆双语教育工作将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确定的“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的战略思想,认真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抓好“双语教育基本建设工程”、“双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和“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工程”三大工程,全面促进新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努力争取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民族教育的投入,确保民族地区按期实现“两基”目标;进一步巩固“两基”成果,大力加强职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进一步完善规范化的“双语”教育制度,加强“双语”师资的培养和培训,大力培养民汉兼通人才;加强对民族教育特殊性工作的宏观协调和服务功能,努力实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办好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满意的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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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论文:民族中学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公平论文 一、教育公平的基本原理 所谓教育公平,它应该是教育过程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公平,是在人才培养制度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教育价值公平。本质上是要使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能够得到体现。那么,如何确立正确的教育价值取向以确保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呢?传统哲学中关于何为公平的观点为我们合理确定教育公平的内涵提供了两种方向。一种是目的论,它强调群体的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个体权利的实现首先取决于共同利益。这就是目的论公平观的优秀原理———共同善原理,它追求互利性效用。另一种是道义论,主张个体权利与共同善无关,它所关注的是个体权利之间的公平关系。这就是道义论公平观的优秀原理———公平性原理。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价值取向之间的优先性关系,将决定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 (一)教育公平的共同善原理概括来讲,共同善原理是以实现相关个体的应得关系的互利性为目标,以实现互利性共同善为手段。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社群构成性地决定自我,同时也决定了个人总是过着社群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权利。共同善原理反映到教育领域当中,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利益是应该以全体受教育者的共同利益增进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共同善原理支持以整体利益为目的的国家中心教育观,认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与受教育者的个体利益是统一的。在制定教育政策、确立培养目标、考量培养模式的时候,着眼于增进社会群体共同利益,每一个个体受教育者也将从中获益,也就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实现了教育公平。 (二)教育公平的公平性原理针对共同善理论,有人提出反对观点,他们反对共同性的公平,强调公平原则的具体性、历史性。“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一致认同的社会,而是一个分化与冲突的社会———至少在关注正义的本性这一范围内是如此的”。[2]公平性原理首先以保障个体的相互权利为目的,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在教育领域当中,实现公平性原理,首先是要保障受教育者的个体权利,强调每一个受教育者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反对为了共同利益损伤个体利益。因此,公平性原理更加支持以个体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观,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只要能够增进个体受教育者的权利,实现相关受教育者之间的应得关系的公平性,这种教育就实现了教育公平。 (三)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以上关于教育公平的原理,尽管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方面,但都有其合理性,同时又各有不足。共同善原理更多地强调结果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忽略正义实现过程当中的程序性,具有功利性的效用;公平性原理过多地强调对个体利益的保障,强调程序意义上的相互互利性原则,而没有看到社会群体利益之于个体权利的基础性作用。正因为两者各有利弊得失,因此,偏执任何方面,都是一种偏失,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彼此补充,才能构成更加合理的教育公平性原理。马克思曾指出:“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可见,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关系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当是: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也就是努力将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统一起来,将受教育者个体与受教育整体的需要统一起来。换言之,教育公平的实现应该是共同善原理和公平性原理之间的互补性统一。 二、民族中学对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特殊作用 民族中学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它以城乡适龄少数民族青少年为主要生源,以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办学宗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4]为了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主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实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普遍推行现代国民教育的同时,又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创办民族中学,是我国全面推进国民教育、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一项重要创举,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促进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举措,也应当成为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民族中学有不同类型。从办学地点的选择而言,有就地办学和异地办学两种基本类型。就地办学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设立(县级或州级)民族中学,以当地少数民族适龄青少年为主要生源。异地办学则是选择在办学条件比较优越的内地大中城市,创办以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适龄青少年为主要招生对象的高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办的西藏中学。从招生范围而言,有地方性和全国性民族中学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数量最多,几乎全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创办;后者数量较少,最典型的是面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招生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从学生的民族构成及学校的命名方式而言,也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生源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的中学,如西藏中学、回民中学等。另一种是生源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的中学,如广西、贵州等多民族世代混杂居住区域的各级民族中学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了办好民族中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往往在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保障学生学习生活基本需要等方面,对民族中学实行政策倾斜。因此,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中学,都是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教育底子薄、起点低、困难多、条件差等具体实际,为了突破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办学条件瓶颈、提高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而采取的教育扶持措施,体现的是国家遵循补偿原则、[5]致力于通过实现教育公平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民族中学不仅作为民族教育体系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而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往往因为国家大力扶持而在教学基础设施、师资条件、教学水平、学生成才率等方面出类拔萃,成为地方乃至全国名校,成为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向往的殿堂,在促进民族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缩小国民教育的地区和民族差距进而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民大附中践行教育公平理念的探索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在我国民族中学乃至我国民族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在2013年附中百年华诞之际,给全校学生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招生的民族中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解放、国家发展、民族团结、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深刻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学校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着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总理在批示中也指出:“民大附中历经百年风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各族优秀青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爱国、团结、奉献的光荣传统,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立德树人,笃志好学,砥砺前行,造就更多维护民族团结、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的回信和李总理的批示,深刻指出了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办学使命的特殊重要性,那就是:它不仅应承担和出色履行高水平中学的职能,而且还要将培养堪当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神圣使命的少数民族杰出人才的光荣传统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事实上,民大附中多年来正是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抱持这样的使命感办学的。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已逐步构建起能有效促进各民族学生健康成长的人才培养特色模式———“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 (一)“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含义所谓“混和式”(“混”即“多民族、多元文化、多样性”,“和”即“共存、和谐、和平”,类似“掺沙子”)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将学校自身在师生构成的民族、文化、地域等方面所具有的多元性、差异性特点,视为有助于培养师生尊重并欣赏差异、包容并接纳多样的宽厚人文情怀的重要而宝贵的教育资源,因而在编班、编组、安排寝室以及组织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日常接触交往等方面,努力将各民族学生组合、联结在一起,使之逐步走出封闭的自我和各种形式的小圈子,养成与开放、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和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开放、包容人格。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明显区别于内地西藏中学、新疆班的“抽离式”人才培养模式,更适合于多民族中学的多元环境,与前述的教育公平理念有更多的契合。采取“混和式”的办学模式后,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全国特别是民族地区招收各民族学生,使学校成为各民族师生共同学习生活、共同成长进步的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缩影。所谓“混和式”,尽管表面上与“混合式”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重大差别。我们倡导和实践的“混和式”,不仅强调要将各民族学生融汇到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同一学习小组、同一宿舍,将不同民族和地区学生的诸多差异性自然包含其中,而且特别意识到,引导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关注、认识、理解差异极其重要,必须通过正确引导,不仅使各民族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和管理者,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步了解、理解、尊重和欣赏差异,养成文化自觉和包容差异的人文情怀,以适应开放、多元的时代和世界。“混合”仅表明了多元并存的事实,而“混和”则强调兼容并包、多元和谐,追求“和而不同”,旨在使所培养的人才能够自觉践行“美美与共”的理念并服务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 (二)“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现代化教育,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发展,获得适应社会的生存技能,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如果民族中学的教育实施,不能促进个体少数民族受教育者个体的发展,使个体受教育者获益,那么这种教育的实施就是无效的,从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来看也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平是“给予人应得的东西”即机会公平。对于很多身处民族中学的教育者而言,给予少数民族学生应得的东西是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的教育价值。促进所有受教育者的发展,意味着教育实施的有效性,追求实际的效用是教育公平的互利性原理或共同善原理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发展明显加快。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步成长,不少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甚至在加剧消失。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之后,错误地将民族传统文化视为过时、落后的东西,从而疏离传统、背弃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受此刺激,一些学者和民族基础教育工作者又过度地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要求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拒斥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接受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对立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在民族中学的教育设计中,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将现代文明成果充分吸纳到教育教学过程中,使民族、地方的文化与世界的文明,传统的文化与当代的文明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只有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只有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才能使其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继承起来并发扬光大。这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共同善原理,能增进社会群体共同利益,使教育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教育公平。民大附中处在首都北京,这里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在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好这里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帮助学生“站高望远”。这样做,更能从整体上促进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共同发展,从长远角度看,也才能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三)“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尊重了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尊重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要求确认和尊重少数民族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一些传统教育观点认为,学生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这种观点实际上压制了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其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教育观点反映到国家整体层面上,就会导致国家教育权力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忽视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因此要保证民族中学教育的公平性,需要尊重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力和不同学习需求。民大附中为了规范“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构造形态,确立了自主招生、自主会考、教学反馈等教学管理制度,同时确立了寄宿制管理、开办民族班、多导师制等学生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是以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可以更好地保障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此外,民大附中构建了国家主体课程为主、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选课课程门类齐全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上,提倡国家主体课程黏合民族文化内容,选修课程以民族特色内容为主,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研究性学习课程中重点开发民族文化内容,特别是开发了“社会大课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过多样化的民族特色课程设置,既尊重了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传承了少数民族文化,又遵循中学教育的一般规律、符合中学教育的素质要求。最后,民大附中通过弹性化的教学途径改革,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促进了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改革的原则强调教学中心由教师转向学生,倡导以学生为主的“探究式”教学模式,探究内容尽量选取能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兴趣的民族生活材料。这些具体而灵活的人才培养措施可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最终是为了把民族中学教育价值目标取向落实到一切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满足少数民族学生发展需要的根本目标上来。 (四)“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保障了受教育者之间合理的差异性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个体主体性的确认和尊重,必然要求尊重和保障个体差异性。应确认教育评价的差异性,社会整体利益、国家需要不应该成为单一的评价标准,否则是不符合教育公平原理的。少数民族学生个体的差异应成为民族中学教育实施的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表明,每个学生都是具有自己的智力特点、学习类型和发展方向的潜在人才。因此,民族中学教育的实施应该采取多样化方式,以适应少数民族学生个体差异的需要。民大附中的校训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就是各民族都要弘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学校要搭建让每个师生能展现自己的独特风采的舞台,就是要保障不同少数民族受教育者之间合理的差异性。“美美与共”,就是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人与人之间互相学习。为尊重和保障不同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首先,民大附中制定了分层、分级教学制度。鉴于学校学生总体基础薄弱、文化背景比较复杂的特点,学校常规教学实施分层教学管理制度。高一年级依据入学成绩编制为若干个平行班。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同时进行分层、分级教学。按文、理科依据期末考试全科总成绩分别编制重点班与平行班。这种差异化的教学原则,可以更好地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差异确定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实施教学评价,是对少数民族受教育主体差异性的确认和尊重。其次,制定了多元化人才培养评价标准,提出“多元评价”指标。多元评价指标是对高中教育人才培养评价改革中“学业成绩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机整合。特别是提出了按照学生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对学业成绩进行评价的评价体系,这对民族中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及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是非常有效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尊重了各民族学生文化背景差异,可以对培养目标、制度、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并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制度的调整起到控制作用,从而有效保障合理差异性原则的实现。一系列体现差异性原则的人才培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受教育者之间的合理差异,从而也体现了教育公平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公平性原理。这种“混和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其他民族中学人才培养提供价值借鉴。 作者:田琳周利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农民工子女上大学教育公平论文 一、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路太远、太坎坷 (一)高考选拔制度的隐性不公使农民工子女“学途坎坷”。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其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对这些制度加以渗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入学机会,而农民工阶层则因缺乏此类资源而处于劣势。再次,农民工子女跨省异地读书,却要回原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不仅造成异地读书、原籍高考的成本增加,也使考生“水土不服”,影响考试成绩。 (二)心理问题使农民工子女与大学“擦肩而过”。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环境,城市的繁华取代了农村的破旧,城市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农村的低矮草房,城市商品的琳琅满目取代了农村的凋零萧条,这一切对农民工子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但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等与城市孩子完全不同,如语言等诸多问题困扰着他们,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却想极力维护自尊。为了减少伤害,他们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不爱与人沟通,沉默不语,遇到困难或委屈不找人倾诉,憋在心里,自我封闭。又由于生活的不稳定,家庭的贫困以及学习环境的简陋给他们造成了阴影,与家境好、吃穿住行各方面生活条件优越的城市大学生相比,他们自惭形秽,加剧了农民工大学生的自卑感,别人的鄙夷和漠视使自己觉得低人一等,直不起腰板,在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一份首都高校贫困农民工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有60%的大学生因贫困而感到羞愧难当;22.5%的贫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师生间善意的同情;42.2%的贫困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求助,不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生活相当封闭;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不高;近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心理健康。久而久之,他们会对金钱产生一种很大的欲望,他们会由于迫切想改变贫穷现状而放弃上大学,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早点到社会上打工挣钱,因此而与大学擦肩而过。 二、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降低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切实减轻农民工家长经济负担。降低高校学费后,国家应逐步增加高校教育经费。高校也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经费监管,坚决杜绝截留、挪用、挤占和滥用教育经费现象的发生,努力降低办学成本。 (二)规范高校招生程序。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尽量多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考虑。 (三)选择合适的大学学校。农民工子女在选择大学学校时,应该摆脱封建“官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可以尽量报考一些免费师范院校或公费院校,为父母减轻学费负担,也可以选择上一所职业技校,掌握一门优秀技术,做到“术业有专攻”。有些农民工子女片面地为追求名牌大学而苦苦复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加了父母的负担,而且浪费了自己的大好青春。所以,农民工子女务必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放宽视野,全面分析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四)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依据农民工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应引导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自强不息,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自勉,敢于面对现实,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要根据他们的性格、家庭背景、情趣、爱好、个人经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和开导;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对农民工大学生有任何偏见,在学习上要支持和帮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要鼓励他们参加或放手让他们去组织,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把他们塑造成能独立进行道德判断抉择、道德自律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人。 (五)大力加强舆论宣传。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是我国教育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引导媒体在关注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应加大对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正面宣传力度,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宣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宣传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各种关爱行动,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为农民工子女快乐生活、健康成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六)健全对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通过建立奖学金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困难补助制度、社会资助和师生、学生互助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帮困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工大学生的经济压力,帮助解决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勤工助学不失为农民工大学生自行解决眼前困难的有效办法。 目前,在勤工助学方面应努力实现“四化”,即基地化、产业化、规范化、育人化。基地化是指为勤工助学的农民工大学生提供稳定的、长期的勤工助学岗位;产业化是指将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建成按产业方式运作的社会实体;规范化是指勤工助学管理机构要做好内部结构的调整工作和外部的协调工作,使勤工助学活动规范、有序、安全、高效;育人化是指将勤工助学作为对农民工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让学生在勤工助学的过程中提高能力,受到教育。 作者:张艳如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暴力考证下教育公平论文 一、非公正下的教育公平 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会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领域的精英,在教育领域里往往也会是“天才”,通常情况下在教育场域里享有较高的话语权,无论是否为主流话语所认同,他们的存在很少被工具化的手段所影响,那么教育化的过程中的工具化倾向是如何体现在一部分群体上的呢?布尔迪约的研究发现,那些出身于社会中上层的学生明显的拥有选择更为广泛的未来去向的自由,这一部分同学追逐“理想“的空间更大,倾向更为强烈。②而在中国,人数众多的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学生则更多的被实际处境和故有价值观所束缚,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遭遇到阻碍。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效果被放置在了一个看似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其结果是被转化成为个人的、天赋的,这在事实上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就行了合理化、合法化的掩饰。 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是不同的,弱势群体子女多选择在校期间多考取证件,由于进入好的学校和毕业后寻求一份工作除了能力竞争以外,越来越多的依赖家长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能力,不同阶层对入学机会和学校质量差距造成的不公感正在逐步加剧,尤其是近几年来不断曝光的“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等现象”,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下层群体就不得不选择考取跟高的文凭、手握更多的证书,才有竞争力与他们分享社会资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学校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达到使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为其附庸。这也是由于文凭的获取变的越来越容易,文化精英团体不断壮大造成的,所以社会选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开始由文凭转向表现力、社会背景大多数机制还是为特殊阶层设立的,但又给予弱势群体一定的份额,才能维护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转,掩饰“暴力”机构的特性,体现其公平的一面。 二、文化资本差异维系稳定运转 布尔迪约看来,各个阶层习性的差异性,形成了选择学校、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而在竞争中,具有充足的文化资本和同一阶层习性的人群往往占据上风,从而造成了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受习性和场域等因素影响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运动资本。比如,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中上层子女大多拥有书籍、绘画、声乐等客观资本,但这些并没有之间转换为学历资本,而是一定的文化资本。由于家庭背景、经济资本、个人能力等的差异,在进入教育场域时就表现获取机会的不平等。但是大多数人仍相信通过进入学校获取更多的社会认可的标签来改变现状,实现由中下层步入中上层社会的转变。这种文化再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文凭的授予,即学校通过颁发各种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方式来维护社会不平等。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下层阶级的后代们已经通过学校教育授予文凭的制度获得了“成功”,但深层次来看,他们做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所付出的很多倍。尽管如此,它让中下层群体看到了希望,使之陷入文化资本的陷阱。因此,教育体系在对各种阶层关系的再生产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作为掩盖文化资本不公这一事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总结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深刻的影响着基层之间在各个场域里的再生产,尤其在教育体系里,为教育机构及特权阶层的合法性存在提供了一种掩饰的途径。几千年科举制的影响;中国社会特有的、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国家规模的、严格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这里只是从文化资本、再生产等概念来围绕大学生群体考证现象进行阐释。 作者:焦鑫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教育公平视角的民族英语教育论文 一、过度的语言课程在遮蔽或架空民族教育的内涵和功能 20世纪70年代末,英语作为第一外语,逐渐进入全国的大、中、小学课堂。1984年,在国家政策和教育改革的双重影响下,英语正式列入高考主科,此后几十年里,英语成为必不可少的考试科目,从小到大,从中、高考到雅思、托福、四六级,每个中国学生都要经历无数次英语考试。英语本应是沟通外界的桥梁,却成为应试教育的沉重负担。直到最近英语高考改革方案的提出,才使得“英语热”有了降温的趋势。2013年10月,山东省教育局公布的2014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不再将英语听力成绩纳入高考成绩中;北京市在2016年将中考语文卷总分值由120分增加到150分,英语卷总分值由120分减至100分。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英语教育只以语言输入为主,脱离学生经验与真实生活,孤立而被动地强调语言技能训练。此次英语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实质上反映了对传统的、应试的、功利的、受技术理性支配的教育理念的批判,对回归教育为本的、解放性的、实践性的教学理念的反思与重建。尽管社会各界对英语教育改革持不同意见和态度,但这次改革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一次“大手术”。 对少数民族教育的认识,有几种误区一直存在。首先,将“少数民族教育”等同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认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标志就是学好语言课程,尤其是汉语和英语,认为少数民族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就是以学习语言为主。其次,把“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或“三语教育”理解为“专门的语言教育”,认为“双语教育”或“三语教育”的重要标志就是学习正确发音、积累词汇、学习各种句式,强调专门的语言技能训练,以量化形式作为教学质量的衡量标准。这些误区导致民族教育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忽视了学科知识与语言学习的平衡关系,也忽视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相互关系。内蒙古三语教学的实践证明,比两种语言学习付出成倍辛劳的三种语言学习过程,只能培养极少部分三语能力均衡的少数民族学生,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语言学习并没有成为教育和发展认知的有效资源。过重的语言学习负担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其他科学知识和发展个人兴趣的时间与精力。内蒙古的蒙古族小学在开设英语课程之前,蒙古语文与汉语周课时数就已经占周总课时数大约30%。随着英语课程的增设,三种语言的周课时累计数已达到总周课时数的37%,其语言课程比重比同年级(小学三年级)汉族小学的30%、香港小学的27.5%、美国小学的20%、日本小学的18.5%高出很多。 内蒙古民族学校高中阶段“三语实验班”的语言课程中,英语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19%,汉语课时数占总课数时的14%,而蒙古语课时数比例下降到7%。这种为保证汉语与英语课程的数量及质量而忽视母语教育的现象在内蒙古的各级民族学校普遍存在。“三语实验班”与普通班课程设置的最大区别在于英语课时数及蒙古语课时数的不同。这些课时数的变化不只是量的变化,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是民族教育的潜在危机。不可否认,“三语实验班”的课程设置能够帮助极少部分三语能力均衡的民族学生在高考和就业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竞争力。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一方面语言教育的过度重视影响了学生的学科均衡发展,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在语言教育教学中过度重视英语而忽视母语的现象会削弱他们的社会竞争力,使民族学生最终成为三种语言哪样都不精的“语言中间人”,甚至是“文化中间人”,从而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生存发展,逐渐走向教育的边缘,进一步加深教育不公平。这不仅违背了语言教学的规律,也违背了人的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遮蔽或架空了民族教育的实质内涵与功能。对少数民族成员而言,获得实用的语言技能无疑是等同于获得个人及所属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在我国,汉语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则是通往世界的重要工具。然而,只专注于实用语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会导致少数民族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甚至失去认同感的危机。 二、以汉语为媒介语的英语教学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教育不公平 媒介语指教学过程中传递知识的中介语言,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的中间过渡性质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负载着其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传承者民族绵延不息的文化。因此,任何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都会在教育发展中遇到教师用何种语言教学,教材用何种语言编写等难题。究竟哪种语言适合在课堂上使用的争论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文化、种族、权利和身份的较量。1970年美国公立学校的中国学生反对在教育上受到起点不公平的教育方式,而控告旧金山联合区域学校。这场震撼全美、影响深远,从而促进双语教育在全美蓬勃发展的“劳控告尼克尔斯诉讼案”(Lauv.Nichols),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中国学生因为校方没有为其开设相应的课程而导致他们学习困扰这个事实,而是当使用中国学生不了解的语言来指导学习时,中国学生是否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控告方认为尽管校方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与其他学生相同的设备、书本、老师和课程,但这不等于公平待遇。事实证明,中国学生相对于英语语系的学生获益较少。最终最高法院要求学校当局推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和双文化教育。世界很多国家,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低下一直是不争的事实[2]。在中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业成就一直低于汉族学生。国内很多相关研究有效地论证过媒介语言的选择是影响少数民族英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克勇(2007)、张宏伟(2013)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以及马丽范(2006)、蒋燕(2013)、龚江平(2009)、乌力吉(2006)关于青海、贵州、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的相关研究等。内蒙古的蒙古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同时加授汉语和英语课程(有些学校在二年级时加授汉语,三年级时加授英语)。其中,第三语言英语的学习是在“三语教育”体制下,以第二语言为媒介语展开的。语言学家JamesCommins提出:人的两种形态的语言能力,分别是一般生活的语言能力BICS(BasicInterpersonalCommunicativeskills)和认知学习的语言能力CALP(CognitiveAcademicLanguageProficiency)。用JamesCommins的理论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业成绩低下的原因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对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少数民族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缺乏正确客观的评估,盲目认为少数民族学生可以用汉语交流(BICS)就可以用汉语授课(CALP)。除此之外,在教学中少数民族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最大困难,是母语表征的感性经验和认知结构在以汉语为中介的教学过程中难以被感知,少数民族生活、生产的世界,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特征很难在教学中呈现显性化[2]。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并不是要放弃第一语言,而是要多具备一种语言表达能力,多一种沟通的频道。目前的民族学校英语课程如果以汉语作为媒介语,我们不免担忧其他科目是否也有可能逐渐转向汉语授课。那么,不久的将来,作为民族教育优秀的民族语言可能就会被抽离,民族学校承载民族文化、传递民族文化的功能也会随之消失。民族最重要的内涵是尊严平等和文化公平传承,失去本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场所,被文化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学生将成为现代教育的最大牺牲品,教育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三、对策及建议 (一)探索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自身规律,以多学科理论指导三语教学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必要前提是当前实施的民族教育是否遵循三语教育教学的规律、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显然,只用语言学理论去解决少数民族英语教育问题过于片面、狭窄。这里至少提出了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我国著名的蒙古语学者清格尔泰经过研究认为:现行的蒙古文字是一种纯粹的拼音字,它在拼音的方法上与西欧以及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没有什么不同。不但如此,从它的渊源关系来说,他也是从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的共同祖先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的。母语与目的语如果具有同源关系、相近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语言特征,就会促进目的语的学习,形成“正迁移”。相反,母语与目的语间的差异将阻碍目的语的学习,形成“负迁移”。因此,以蒙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英语比汉族学生占优势[3]。该理论突破语言学单一的视角,从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深刻论证了蒙古族学生学习英语的优势所在。同时,这也说明蒙古族学生用母语学习英语比用汉语等媒介语言学习英语更有优势,为民族学校选用何种语言教授英语这一问题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纵观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或三语教育相关的研究,基本限于现状的描写或经验分析,缺乏理论支撑以及地方性特征对教学模式、课程结构、师资配备、教材选用等方面充分的分析和考量。除此之外,双语或三语教育的研究依然局限在语言学本体研究或语言教育技术等狭窄领域里,这使得少数民族学校在使用何种语言教学、使用何种语言编写的教材、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课程从哪个年级开始设置较为科学、语言之间的迁移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各持己见。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瓶颈在于跳出语言教育的范畴,从历史、文化、社会,甚至更广泛的领域中去审视和思考问题,解决内蒙古民族教育问题就必须遵循并揭示蒙古族教育在课程特征、语言价值和文化追求方面特殊的、复杂的发展规律,同时深刻了解与分析内蒙古蒙古族当今所处社会状况以及整体的教育状态。 (二)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特征,科学设置三语教育课程框架制定宏观的学术标准和测试手段时,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特征,给予各民族地区更多灵活性和自主权。同时,各民族地区可出台特殊政策与富有竞争能力的奖励基金而不是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并帮助民族学校建设适合当地民族学生特点要求的学科与课程。少数民族学校可以根据这些学科学习以及学校活动来配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比例,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去改变课程结构,以满足不同区域和不同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科目设计上,改变当前过度强调语言课程的狭义的教学倾向和忽视科学、社会、艺术等更广泛的教育目的,同时增加了解人和社会的生命教育课程。如香港小学的多元智能课、多元学习活动课、视觉艺术课等,日本小学的生活课、家庭课、社会课等,美国小学的环境教育、反教育、多元文化和多种族教育等值得借鉴。语言课程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及良好的学习态度与方法,强化“文化”的语言教育,而不是重“语”轻“文”的教学观念。除此之外,在课程体系中安排适当的生活实践课程。比如,西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中,内蒙古的有些地区过多地撤并牧区学校,片面推行“学校进城”,致使蒙古族儿童远离牧区环境和母文化。合并后的城镇蒙古族学校课程往往很少涉及牧区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内容。这使很多不能继续升学的来自牧区的蒙古族学生成为文化“边缘人”,从而扩大了教育差距。 因此建议把乡土教材的开发及其教师队伍培养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公共资源分配中,国家和地方财政明确承担乡土教材的开发、印刷及人才培训等方面的资金。在教材建设中,也要杜绝全盘搬用汉语教材的做法,充分考量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母语的学生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进行学习的特点和规律。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需要,不仅追求公平的发展,也要追求有质量的发展。少数民族学生有着独特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了解他们的学习能力与需求,才能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作者:塔娜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 一、教育扶贫的形式与教育扶贫工程 教育扶贫作为致力于解决教育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主要形式包括:(1)开办“教育扶贫班”;(2)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就业扶贫;(3)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4)实施教育扶贫工程;(5)设立教育扶贫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经济保障;(6)捐献钱物;(7)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学校提供各种资金,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等。教育扶贫工程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的680个县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全面加强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学生资助水平以及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举措,让农村落后地区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劳动者人人掌握职业技能,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就我国来说,在国家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是在1995年,为推动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党和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是一项教育扶贫的伟大工程,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从地方层面来说,最早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是2002年辽宁省实施“大中城市对口支援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省内高校对口支援贫困县基础教育工程”“各市城镇学校对口支援农村中小学工程”和“社会各界援助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系列教育扶贫工程。 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相对较早。日本的教育扶贫实践最为典型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业、无业人群聚居东京的城郊,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实施了几个主要教育扶贫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建立贫困学校;其二,在收容所设立附属小学;其三,成立专门的夜校;其四,重视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美国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确保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条件;采取专项措施,保障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师资,对提升美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则采用“差别原则”实施“教育优先区”方案和“教育行动区”计划。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与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方式,是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的现状所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质高农村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举措。这对提高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分布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最终实现全国教育事业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现实矛盾情况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愈发凸显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的目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包括这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经费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或者是使其获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作用教育扶贫作为推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举措,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通过不同的名义,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教育扶贫,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些教育扶贫工程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力地推进了教育公平。以湖北省为例,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以及恩施州地区的入学率、毕业率等受教育情况,自从湖北省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投入、政策制度保障,以及一些部属和省属高校的对口支援等扶贫工程的帮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教育扶贫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发展。反之,在逐渐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也对教育扶贫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教育公平促进了教育扶贫工作的多元化、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教育扶贫的工作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地区、人口特点,更加富有成效。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不断完善着双方的发展,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最终将实现双方的优化以及效果的最大、最优化。 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缓慢,充满着困难与变数的过程。我们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积极促进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把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放在相对贫困、落后,缺乏教育资源,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逐步缩小地区、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要准确把握教育扶贫工作的形式和目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采取不同的扶贫工程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育扶贫工程的作用,逐步推进教育公平,以求最终实现教育事业的“共同富裕”。 作者:韩坤刘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城乡间义务教育公平论文 1推进城乡间义务教育公平的路径分析 1.1经济方面: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投入主体重心上移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步伐,已经成为超过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在全国公共教育支出的比重还是过低,并且存在投入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坚持合理的义务教育资金配置原则,是解决城乡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首要方式。所以现阶段亟须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需要建立科学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完善的财政资金审批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应分担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承担更大的比例,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主体。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过度依赖乡镇财政,而地方财政又不能投入充足的经费。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将投入主体重心上移。 1.2政策条件:待遇同城化,促进城区教师流向农村相比于前2个方面,农村教师的队伍建设也是解决城乡间教育公平应该注重的问题,从现实来讲,农村教师的待遇、生活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都远远落后城市教师,导致优秀教师向城镇或其他省市的发达地区流动,向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的学校流动。此外,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低薪聘请代课老师的现象,目前,全国还有20多万名代课教师,他们中绝大多数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在编教师,有的甚至不足在编教师工资的一半。所以农村地区经常完不成招聘计划,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还有有的地方因为财政困难“有编不补”,导致了偏远山区面临着“后继无师”的困境。师资队伍的建设关系到农村教育事业和经济的发展,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提高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扩充农村教师队伍,需要靠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编制问题的解决。政府应该尽快制定科学的政策,增加农村教师的收入,从财政中拿出更多资金补助农村教师,彻底来个倾斜,收入高的跟城区拉开距离,翻上一番也未尝不可,同时建立城乡一致的教师编制。只有缩小了城乡学校条件差异造成的收入和地位鸿沟,才能形成双向教师交流机制,并从根本上达到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出台“一校两区”的政策,将农村的学校并入市区的名校,成为一个校区,并将名校和农村学校进行捆绑式考核。“一校两区”可以减少教师流动阻力,因为教师没有身份区别,只有岗位区别。捆绑之下的两个学校能够统一人、财、物的资源,并有校长统一安排。教师、教学资源和教育理念自然会输入农村。例如:成都的发展模式就遵循了这种“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城乡一体”的发展战略,是兼顾时间、空间、内容3个方面的实践发展模式。 1.3社会方面: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就是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在我国,应让各级财政部门设立困难家庭子女读书救助专项资金,加大城乡对口支援力度。大胆吸引企业参与农村教育建设,以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建立专项救助基金,吸引社会慈善资金来扶持农村学校的建设。此外,国家和社会应关注处境不利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2结束语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民族、阶层的差异是导致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城乡义务教育不公平问题,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从制度、政策、经济和社会层面入手,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社会改革,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从根源上来改变产生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本身。 作者:王译研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 教育公平论文:我国义务教育公平论文 1国外在促进义务教育公平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教育立国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实施教育公平,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其中教育立法、政府作为被认为是确保教育公平平等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国家在其宪法和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平等公正的理念。比如美国的《初等与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t),它是美国的基础教育法案,重点在于关注入学与公平,认为财政应补贴弱势群体。再如日本,多年实行义务教育“平准化”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全覆盖公立学校,其义务教育办学宗旨是,尽量不在义务教育阶段提供富裕阶层歧视其他阶层的机会。在城乡学校硬件建设上日本通常使用同一张图纸,没有薄弱校和豪华校之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学校,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体育馆、天文馆、游泳池等等,各种教学设施均齐备且标准化,这就从基础教育设施方面保证了公平性;从师资方面看,日本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没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之分,老师从属于每个市、区,而不是学校,每隔一定年限老师就要流动交流到其他学校,待遇不变,这就保证了师资的公平性;从入学方式看,日本义务教育阶段不存在“择校”这一说法,进什么学校完全取决于居住地的从属,没有任何赞助费。 2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公平的若干建议 (1)政府立法,严格执法。美国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曾经说过:“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文明都要大得多。”确实,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义务教育关系着整个国民素质的高低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义务教育不公平现象绝不是“市场化”所能解决的,追求和实现教育平等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和政府,这是一种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需要依靠行政力量和公共财政来逐步消除。政府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不仅要针对义务教育公平立法,还要加强监督,严格执行,必须在教育的强制性、免费性、普惠性三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否则就背离了义务教育的立法原则。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第二十二条)。但当前部分地方尽管名义上取消了“重点学校”,实际上通过五花八门的名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依然存在。只有通过教育立法、强力监管及问责的方式真正地建立标准化学校,取消重点中小学,才能真正将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2)财政均衡投入,建立标准化小学。我国多年来的义务教育现状表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经费负担、生均经费等方面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义务教育公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财政制度密切。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不平衡必然带来地区间教育投入的不平衡,教育公共服务的差异应当由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用以保证薄弱地区达到最低教育公共服务标准。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只应加强而不能弱化。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树立新的资源配置理念,改变传统的观念,积极支持薄弱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尽快使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场地基本达标。 (3)均衡配置师资,真正取消重点,建立师资流动制度。师资的配置在地区间、城乡间、校际间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质量上。“教育名师往重点学校跑,优秀教师往大城市里跑,合格教师朝城镇挤”是现今师资配置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解决这个问题必需从制度上改革,让所有教师资源在各个学校之间流动起来,建立有效的教师交流轮岗机制,这种均衡的“软件配置”可以瓦解当前的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分现象,基本能保证学生接受到质量与水平大致相同的教育,满足人们平等的教育需求和地区教育对人才的需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也就能因此而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实现。 (4)从政策上倾斜补贴边远贫困地区。公平在很大程度上看的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策。边远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主要还是要靠国家的政策。政府要从政策上保证学生的救助,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提高教育普及率;政府要保证这些地区教师的工资福利水平,让教师安心进行义务教育,最好能在教师工资待遇上根据区域进行科学地划分,实行不同的工资标准,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工资就要越高,鼓励教育人才流动到不发达地区。 3结论 平等性是义务教育公平的实质特点。但是,任何公平都超越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绝对的教育公平,只有相对的教育公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实现义务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教育公平是一个永远逼近“公平”的过程,政府、社会、教育工作者都必须为推进教育公平而长期奋斗。 作者:刘芳单位:太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公平论文 1自闭症儿童具有很强的教育可塑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融合教育思潮。研究自闭症的各行业专家纷纷提倡自闭症儿童走融合教育路线,从各自所在领域的角度出发发表观点。一致认为,自闭症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需要在正常化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自闭症的存在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着的;如果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能克服神经发育损伤所造成的障碍,那么就会遭受第二次身心障碍,会出现认知等一系列行为问题。言下之意为要抓紧进行教育干预;神经科学研究证实,经验在修正大脑结构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而经验的获得最理想的场所莫过于学校,学校教育可以让自闭症儿童体验到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对于30%智商正常或超常儿童来说,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2自闭症儿童受教育权实现的现实困境 2.1自闭症儿童家长因认识不足延误最佳教育干预时机研究表明,3~6岁是自闭症的最佳治疗期,也成为治疗关键期。在对自闭症儿童及时进行早期康复教育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半数以上的患儿情况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且教育干预时间越早,训练强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则治疗效果越好。但可惜的是,由于家长普遍缺乏对儿童自闭症的正确认识,对孩子早期的异常反应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说话晚是民间所说的“贵人语迟”,孩子不合群是独生子女具有的特点,没什么要紧的,故而延误了孩子的最佳教育干预时机。 2.2自闭症儿童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继康复治疗费用因自闭症是一种发生于儿童期的严重神经发育障碍,属慢性病程,需终生治疗。这给自闭症儿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根据杨静对河北省内5个城市中99个自闭症儿童家庭的收入调查数据显示: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母亲占总调查对象的60%以上,而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父亲的比例也近一半。这说明自闭症儿童家庭收入偏低成为坚持治疗的困难之一。据专家研究,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效果至少需要两年才能见成效。仅康复训练费一项,每个月需支出2000元,还不包括上学、养老以及终生需要付出的生活费用,这的确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在国家没有建立相应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情况下,照顾自闭症儿童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家庭身上。每年都有不少家庭因无力承担康复治疗费用而放弃接受教育康复训练。 2.3特殊教育资源的缺失使自闭症儿童遭遇入学难自闭症儿童中有20%是正常智商范围,10%是超常儿童,可见约有30%的人有上学能力。家长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就学机会,但普通学校出于没有特殊教育师资配备的考虑,大多选择了劝退;尽管国家规定普通学校不能拒绝能够在校学习的残疾儿童入学,但大部分学校出于本校利益考虑,仍拒绝自闭症儿童入校,而现有特殊教育机构的缺失也使得相当一部分自闭症儿童无处可去。 3对自闭症儿童推行教育公平的建议 3.1完善特殊教育法律并制定配套措施首先,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自闭症等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从全球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与人权发展角度看,通过立法实施特殊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残疾人特殊教育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参与机会是否平等、是否享受平等人权的基本尺度。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均颁布法案,保障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并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服务。我国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只有一部特殊教育方面的法律,且该特殊教育法律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用词空泛、原则性表达多,无明确的法律问责制。很多条款带有“号召”“鼓励”之意,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法律条文更像宣传资料,具体操作性不强,结果导致执行与监督困难。特殊教育法律应明确规定,任何教育机构不能以自身原因为由拒绝接收自闭症儿童入学。法律对于自闭症群体受教育权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以立法的形式将自闭症等特殊群体受教育权法定化,确认受教育是特殊群体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利,并非恩赐、施舍。第二,明确特殊群体与普通人群享有同等受教育权,使其在形式上获得教育平等权。其次,为自闭症儿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国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只是保障了残疾儿童的权力,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因此,对自闭症儿童来讲,可以考虑制定以下相应配套措施。第一,规定自闭症儿童的鉴定标准以及鉴定机构的构成和资格。特殊儿童接受相应教育之前,需要对残疾类型与程度进行鉴定,但是现有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中没有鉴定标准,对鉴定机构的构成与资格也没有规定,这样就不能相对准确的鉴定,也就不能保障特殊儿童接受适合他们的教育。第二,对自闭症家庭提供一定的资助补贴。为避免自闭症家庭因经济原因放弃康复治疗,建议对自闭症家庭给予一定的资助补贴。关于补贴方式,可以将补贴按照1∶1的方式拨至家庭和康复机构;既督促家长将补贴用于康复治疗,又对康复机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2确保随班就读自闭症儿童享受到特殊教育资源在我国现阶段,融合教育的理念就是采用随班就读的模式,即将特殊儿童安置在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里。这是一种在普通教育机构中对特殊学生实施教育的形式,为特殊儿童创造适宜的教育条件进行教育教学。建议普通幼儿园和学校招收轻度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使他们能接受融合教育。并要确保随班就读班的资源合理配置,在财政经费投入等方面要能支持到位,每所学校均配有特教老教师,保证师资力量,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切实的帮助。 3.3建设社区教育资源,加大儿童自闭症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力度社区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凡是社区中能够影响人的思想、知识、技能的事业与活动都可看成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社区中的设施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文献资源和组织资源,以社区教育为基地,加大儿童自闭症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力度。随着儿童自闭症发病率的不断提高,且家长因认识不足容易延误最佳干预时机,造成终生遗憾,因此有必要开展以社区、家庭为基点的儿童自闭症健康教育知识的宣讲,同时社区还可以将相关知识张贴出来,供居民阅读,以提高自闭症儿童家长乃至广大民众对自闭症的正确认识,强调早期干预训练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儿童自闭症的早期预防和治疗。 作者:付忠莲单位: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公平论文:文化视阈下城乡教育公平论文 一、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表征 (一)城乡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方法和科技上的引进等各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村面临教师资源缺乏,学校条件艰苦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倡导大学生去支教,然而,这毕竟只能是一时的办法,不能解决长久问题。城市中的学生接受更先进的教育、享受更优秀的教师团队的教育、丰富的学习资料和高科技的学习工具等,农村的学生想要享受如此待遇则需要付出更大的艰辛与努力。 (二)城乡教育的选拔结果上不公平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许多农村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拼搏,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然而,在择校问题上又面临了不同的境域。许多地区实行地区保护政策,报考分数均有户籍限制。由此,要想与城市的学生进入共同的大学,农村学子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教育结果上的公平要求达到学生的学业上实质性的公平,教育质量上和目标层面的均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二、文化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归因 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没有在实质上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问题如不解决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违背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寻求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想出解决办法成为目前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研究此方面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各学者分别从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探讨。其中文化因素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部分,在文化方面,根据环境的不同,有学者按照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视角进行剖析。总体上来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都影响着我国教育的现状。文化对城乡教育的影响重大,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事业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 (一)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公平的影响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表现在思想、行为、认知等各方面。首先,总体上看,在研究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文化中教育理论相对薄弱。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首的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尤其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传延至今,“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思想,尊师重道的和谐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纵观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公平思想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其次,具体而言,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之中,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分明,讲求秩序的同时忽视了公平的重要性。受缺少民主的文化传统影响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中本身就缺乏公平意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尊重权威思想与现代文化中提倡的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传统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促使国人养成了保守、忍耐的文化理念。 (二)城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活圈,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大不一样。受不同的地理环境、乡土人情、生活环境等的影响,二者的差异和异质性特点是形成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现实原因。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二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城市文化具有崇尚理性、重视革新、思想开放的特点;乡村文化中有着较强的风土人情气息,思想保守,重视经验的特点。与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中更富有传统文化韵味。城市中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远远快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新技术的率先使用,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真正缓和。相反,农民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机械化的使用、生活来源单一、收入较低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另一方面,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困难的尴尬局面。与城市居民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了农民是弱势群体的心态。由此产生的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处于文化之中的农民学子将自己划分为劣势的一方,成为“心理弱势者”。 (三)家庭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从结果上看,城乡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学生所处生活文化环境的不同。在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中,家庭、学校、社会是个体发展面临三个重要环境。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家庭文化、学校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环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农民进城务农人数的增加,农村中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一次,家庭教育的缺失,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导致许多问题儿童的出现。在农村,辍学现象严重,许多子女失去学习兴趣,还没有成年就加入了进城务工的队伍。从长远上看,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 (四)学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学校文化影响学生的发展,教育资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资源。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国城镇初中生均经费347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2190元,相差126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仅为城镇初中生均经费的60%;全国城镇小学生均经费2855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1847元,相差1008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不足城镇小学生均经费的70%。教师的城乡配置状态也不容乐观,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总体上仍然存在教师编制过紧、年龄结构老化、学科结构不合理、教学水平偏低等问题,尤其是英语、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师资缺乏。 (五)社会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严重缺失的体制原因。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教育信息建设无力顾及,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社会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精英文化主导的主流文化,而这种主流文化更多以城市文化价值观为主导,乡村文化价值观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位置。比较而言,城市文化能够较快吸收、体现、适应社会文化,而乡村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反应相对迟缓,往往呈现出与社会文化的种种不适应。如农村学生从学校转入职场所需转型时间比城市学生明显偏长,适应社会能力明显偏弱。 三、结语 城乡教育的差距体现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造成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从文化角度讲,主要原因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城乡文化的差异等。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问题日趋暴露,城乡教育公平是所有教育公平中影响最大、最具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类型。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的客观上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实践。树立正确发展方向,唤起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转型、文化创新和全面发展,推进城乡教育公平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和方向。 作者:曹十芙单位: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聋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公平论文 一、聋人大学生的被动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残疾人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人才的选择和竞争要放到市场中进行考察和筛选。由于聋人较难与健听人进行沟通,加之大多数聋人大学生是成长于封闭的聋人圈子,对外界社会缺乏真正直观的了解,导致他们正确分析和适应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能力较弱,对未来就业后融入社会大集体没有充分的准备,使其生活和就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造成了聋人大学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存在被动性。目前,俄罗斯鲍曼斯特国立理工大学和美国盖劳德特大学都有专、本、硕、博完整的聋人大学生高等教育序列,而我国只有专门招收聋人专科和本科的高校,还没有开设专门招收聋人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和学校,所以我国聋人高等教育体系急需完善。此外,有幸进入大学校园的聋生可选择的专业多数为艺术、计算机类;天津理工大学虽开启全纳教学模式,使条件符合的聋生融入健听学生班级学习物理学、自动化、工程造价等专业,但目前尚属于实践阶段,学生期末学习结果尚不知晓、就业前景和社会需求都是未知数,而且不一定是聋人大学生所感兴趣的,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再一次造成了聋生“被”选择。 二、社会对于聋人大学生就业的态度 (一)政府和多数企业的态度。近年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残疾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给予残疾人高等院校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通知》中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切实将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明确帮扶对象;加强组织领导,年内全部实现就业。”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一节中明确提出,要“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残疾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适于聋人集中就业的政府主办的民政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均以较低的聘用条件招聘聋人大学生,并提供一定的专业技术培训,有利于提高聋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在解决聋人大学生就业困难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二)少数企业和社会人群的态度。聋人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就业率低于肢残学生和视障学生,尽管招聘会面向肢体、视障和听障人群,但一些企业宁愿选择招视障和肢体残疾人,相比之下为聋生设置的岗位并不多,针对聋生的就业培训机构也相对较少。因此,企业和家庭要视聋生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转变观念,相互尊重,互相帮助,换位思考,同时摒弃歧视和过度保护的思想,在聋生成长过程中训练其独立自主和交流沟通意识,培养其自信心,并且尽可能的让聋生融入社会,和健听人一样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三、建议和措施 (一)加强心理教育,合理规划课程。环境对人的发展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是指社会、企业、学校和家庭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积极健康的内心环境。只有在积极乐观的心理环境下,聋人大学生才能乐于接受新知识,乐于与人沟通,最大限度地锻炼能力。毕业之际,聋人大学生面临社会角色转换、处理人际关系及就业等各种问题,聋人高等院校需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加强针对聋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就业指导课程,开展心理咨询与团体辅导,举办就业讲座和讨论,改变过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方式,主动引导聋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促进聋生就业自信和就业竞争力的提升。聋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应纳入聋人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并贯穿聋人高等教育全过程,其中大二、大三是心理教育和就业辅导的最佳时期,以团体就业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是最佳选择。 (二)提高培养质量,完善师资队伍。制定以培养优秀人力资源为目标的培养计划对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效果的保证有重大意义。首先,聋人高等院校应充分考虑聋生的生理特征,从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实践环节、辅导形式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地设计聋人大学生培养计划,注重培养聋生的就业竞争力、社会适应力和专业技能,而不是仅仅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一种手段;其次,专业和课程设置要与培养计划紧密结合,聋人高等院校应拓宽院系和专业选择面,以全纳教育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工具,院校适时与其他院系沟通,增加全纳教育专业和课程选择,同时增加实习实践环节,使聋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与此同时,建设一支素质良好、结构合理、能够满足聋生教育教学需要的聋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从根本上确保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以达到提升聋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全纳教育模式。由于听力受损,聋生的心理与健听生有很大差异,更容易产生自卑、孤僻、不愿与人交往,合作能力差等问题,这些不利于聋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因此,普及全纳教育是聋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纳教育提倡学校应该接纳所有在校学生,并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鼓励聋生和健听生一起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一方面,对于聋生在全纳教育班的学习来说,仅仅依赖教师的课堂教学很难全面照顾到聋生的听力障碍和学习能力,因而需要课外的教学补充辅助系统帮助聋生完成课后预习和复习、答疑、解惑等。另一方面,教师必须掌握心理学和特殊教育学的相关知识,并为聋生量身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在课堂教学中应采取个别教育计划,同时实施差异教学,激发聋生的潜能,使每个聋生都尽可能得到最适合的教育,做到真正的教育平等,有教无类。据调查,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学生早于2005年开始通过全纳教育的融合学习模式辅修第二学位,每年都有10%左右获得双学位的聋人大学毕业生。2013年该校又通过全纳教育模式面向聋人增招了除艺术设计和计算机专业外的4个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工学和管理学专业,此举是我国聋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目前,由于国家政策、聋人高等教育现状和聋生认知、适应能力等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我国聋人高等全纳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聋人大学生全纳教育模式系统的建构,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残疾人教育公平的进程,有助于我国教育公平目标的顺利实现。教育公平是提高聋人大学生就业率的基础,也是提升聋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根本保证。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全纳教育时代的到来必将加快教育公平目标实现的步伐。 作者:邵辰童欣单位: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新居民公平教育管理论文 一、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发展现状 自2000年以来,桐乡市的务工人员开始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伴随此现象产生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2001年桐乡市出现了第一所由外来人员私自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后因新居民学龄子女的不断膨胀(自2004年到2007年四年间,桐乡新居民子女入学人数由13173人增至21587人),此类学校快速发展,至2007年底,全市有民工子女学校14所(不含公办的新民学校),其中市区6所,濮院镇4所,石门、河山、大麻、崇福各1所。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林立,其教学质量及教学设施根本无标准可言,一些教舍甚至是危房,一些教师自身仅为初中毕业生。因此,为保证新居民子女接受与当地居民同等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从2009年开始,桐乡市以全面实施“校安工程”为契机,按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接纳为主”的原则,通过公办学校就近吸纳、新建公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和整治关停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三大举措,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在努力改善新居民子女就学条件的同时,桐乡也在不断规范办学行为。2008年5月,市教育局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子女学校星级评估方案(试行)》,从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教育效果三个方面对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进行星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新居民子女学校实施补助与奖励。另外,从新居民服务管理和教育长远发展出发,桐乡市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新居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发展规划,即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对新居民民子女学校进行优胜劣汰和资源整合,从而全面解决新居民子女就学和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问题,有效提升新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全民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作为桐乡市的新居民第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桐乡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桐乡市未来城市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新居民子女教育管理的困难与瓶颈 (一)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不断膨胀之间的矛盾加剧 虽然桐乡已经在逐步加大对新居民子女教育的财政投入,但是面对新居民的大量涌入,新居民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2012年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数量为65879人,2013年达到了67924,增幅为3.10%。面对如此庞大的学龄期孩子的数量,政府不断加大对新居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但全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新居民子女人数只占了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的38.48%,这意味着有近63%的适龄新居民儿童没有在桐乡接受义务教育。虽然桐乡已先后投入1.18亿、每年追加投入1亿多来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需有大量财政投入,政府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从教育资源方面来看,目前桐乡在硬件设施以及教室上都显不足。每年入学新生约有5000多,但达到学龄的子女有无法全部满足其入学需求。而且在软件上,师资难以保证,按照师生比例20:1来计算的话,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需要两千多教师,因此,目前在新居民学校的教师有约三分之一是临时代课人员。而前来桐乡务工的新居民多半有多个子女,要逐一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但挤占了桐乡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同时由于人数众多,资源需求量过大,政府不堪重负。 (二)当前的户籍制度阻滞教育公平的实现户籍制度是我国社会分层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到国家教育财政补贴方面。在新居民及子女离开户口所在地之后,其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新居民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新居民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其教育的财政补贴仍由当地政府支配,而不是随人的转移而转移。从人口流出地政府来讲,入学人数是越少,其教学资金不减;但对于人口流入地(如桐乡),政府则是不堪重负。而流入地政府如进行收费教育,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必因此受到处罚。 (三)积分制准入门槛的设置加大了新居民子女就学困难 2013年6月,桐乡市政府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积分制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目的是对新居民进行“提质控量”。《办法》首先在新居民子女就学中采用,并试图以控制新居民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数量来达到减少本地新居民的数量。对300个新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家庭只占19%,43%的家庭是两个子女,31%的家庭是三个子女,因此,如果按照积分制管理的办法施行,那么新居民中将有约80%的家庭的子女将无法在桐乡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 (四)教育考核导向与教育目标不符,影响了城市对新居民子女入学的接纳 目前的教育考核机制是以升学率为导向的,地方的升学率直接与当地的教育考核绩效挂钩,因此,地方会努力追求高升学率。但是目前的现实是,新居民子女的成绩普遍较差,据调查,去年新居民600名多报考普高的新居民子女,只有15人上线,入取率不到3%,与本地居民的普高上线率50%以上相距甚大。如果把新居民子女也纳入考核成绩的话,将影响到整个桐乡的教育考核。因此地方上的多数学校不愿接纳新居民就读。同时对于异地高考,国家目前还未有相关的政策措施。而当前的各省市的中学教材不统一,高考内容不一,这也影响了新居民子女的高考,使义务教育的后续教育难以为继。加上其他经济、家庭教育、传统观念等等原因,新居民子女的学历提高缓慢。由于教育考核对普高的偏向,真正能解决企业用工荒的职业技术教育却逐渐的边缘化。虽然桐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2%,但新居民子女却鲜有问津。一边是企业的用工荒,另一边是就业难;一边是要求提高文化素质、提高学历,另一边却是对继续教育的拒绝。这也是当前教育考核的导向所致。 三、接纳与融入:新居民子女教育公平的选择途径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新居民管理中,诸如计生、就业、治安等许多现实问题与新居民的教育素质有关,所以,应立足长远,本着公平正义原则,不断提高和加强新居民子女教育。 (一)逐步建立平等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 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是新居民优生优育的关键,也是逐步改变传统生育观的根本。新居民的多生、超生,往往是出于对养老、疾病等的恐慌,而我们所说的传统观念,也是与此相关。就我们对新居民子女调查的情况来看,80%左右的新居民有超生的行为。同时,而另一则调查数据显示了教育在新居民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容乐观,调查显示:由于不符合在桐乡本地就学,在子女回老家读书时,新居民会回去照顾子女的不到3%,绝大部分父母仍会选择留在桐乡工作。在生存与教育的两难选择中,教育是被放在生存的背后的。而这些回乡读书的孩子在老家或是由老人看管,或是独自生活,种种情况,令人担忧。如此成长境况会对孩子心理及日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会成为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桐乡就学的新居民子女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在走访中,许多新居民学校的班主任都谈到:“带新居民子女班累多了”,因为这些孩子基本都缺乏家庭教育,父母工作或是三班倒,或是上班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平时连孩子的吃饭、洗脸、洗衣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无法顾及,更谈不上对子女的教育与沟通。孩子的行为品德在学校得到培养,但是一回到家里就故态复萌。而且许多孩子的父母学历都是初中以下甚至是文盲,这些家庭一般都生有三个、四个孩子。根据对妇保院450份生育初胎调查的数据显示:母亲学历在初中以下的初胎的平均年龄为21岁,最小的甚至15周岁就生育了孩子。可谓是学历越低,家境越贫穷越多生孩子,结果是孩子多无法接受教育,导致更加贫穷。因此,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之圈,唯有提供更多、更平等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把新居民子女纳入正常的教育体系,让他们健康成长,提高素质,走出怪圈。 (二)统筹资源,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建立正当的教育衔接制度 教育财政是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和保证教育稳定与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联网,实现学籍划拨。对于在父母工作地入学的新居民子女来说,其所在地的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可以通过网络划拨到入学所在地,同时学籍也应该一并划入入学所在地,并做好学籍的无缝衔接。如此一来,既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因不断转学而带来的心理负担与课业压力,还防止了新居民户口所在地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不合理利用,将极大的促进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公平对待新子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二是对违反计划生育者,一方面对于他们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可以划入到教育经费当中;另一方面,可以要求雇佣违反计划生育者的用工单位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这样不但可以促使用工单位较少雇佣违反计划生育的新居民,同时也能因此而迫使一部分新居民少生孩子,选择不超生,不违法计划生育。三是高考制度的衔接,让更多的新居民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 (三)充分发挥积分制、网格化社会管理制度的积极作用 在积分管理中,以是否违反计划生育为积分门槛,采用一票否决制。但这样的措施由于会将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最后可能引起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满,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应设“门槛”为减分,再适当提高父母的学历分,这样一样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桐乡。要在分数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最大可能滴满足新居民子女的教育需要。同时,网格化管理是要保证新居民的居住、用工等社会秩序正常化,在网格化管理中应关注新居民的出生率,计划生育问题等情况,以便于教育管理部门掌握情况,对当地教育作正常、适当的安排,更需要在新居民的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建立计划生育联网,两地联动,及时并确切掌握新居民的计划生育情况,对新居民具体情况实施积极化管理。 (四)改革教育考核制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调研中发现,使管理部门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居民子女在当地就学会影响本地的教育水平,最直接后果就是影响当地的升学率。要解决当前的就业难与用工荒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职高教育。对300名初中在读的新居民子女调查结果显示,54%的学生表示在毕业以后想要进工厂工作。同时对一些公司的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职高毕业生对新技术的掌握及动手能力甚至高于高学历的学生。所以,职高教育还是很有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职高应该更多的做好宣传,鼓励学生进入职高就读。而对于选择就读的学生,可以采取奖励、委培,定向毕业分配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同度和就业率,进而为相关企业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 (五)加快经济转型,以企业需求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企业对于教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粗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对工人学历要求不高,就会吸引大批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如果是高新企业,则对文化要就提高。以桐乡著名的浅秋羊毛衫公司为例,在2003年浅秋公司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达80%,到2014年为35%左右,高中及职高学历在2003年是8%,现在是14%左右,大专及本科层次的人员从2003年只有3名,而今占了30%的比列。浅秋公司的发展历程说明,加快经济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将不断引导学历高、素质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来桐乡落户,进而将使新居民的人员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因而,桐乡应努力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未来行业,大力发展文化传媒,现代农业,旅游开发等对高素质人才需求旺盛的产业,以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四、结语 在桐乡就学的新居民子女,有35%出生在桐乡,有73%选择了将来留在桐乡工作,所以他们将是城市未来20年的生产主力军和桐乡对外的竞争力。对于这些未来生产主力军的培养,要本着公平正义原则,立足脚下,放眼长远,以有限的资源接纳最大容量新居民子女就学,多方位提升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最终的目的是新居民能平等和谐的融入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作者:沈林洁单位:中共桐乡市委党校 教育公平论文: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论文 一、教育公平的意义及现状 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因而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公平是正义和平等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因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当前,教育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教育发展中的公平缺失,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上。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中小学生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在城市,优质教育、高等教育的资源仍显不充足,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更好教育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此外,教育投入的不均也导致了不同地区、城乡、阶层之间在享有教育资源方面的巨大失衡。 二、推进教育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当下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实现教育公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来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对于由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公平缺失,必须通过对教育政策、教育制度进行调整与创新,从而尽量减少和消除教育不公。 1.增加教育有效投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教育有效投入的相对不足与教育成本的高昂,使许多农村贫困地区的学校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部分地区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中小学生辍学现象。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为推进教育公平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要按照《教育法》和有关规定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确保实现每年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增幅高于财政性开支增幅。要积极探索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渠道,在政府增加教育经费的基础上,拓展吸引民资、利用外资、企业出资的新路子,改变过去由政府包揽的办学体制,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协同参与,公办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新体制,群策群力共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从而保证让每个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2.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非常大,而且在改革发展进程中,这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从教育者所获报酬来看,农村教师的收入比当地城市的同行要低,这也直接造成了落后地区许多优秀教师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教育质量。因此,缩小地区教育资源差异,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实现教育公平,就是要求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规划布局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确保不同地区、阶层的受教育对象都能获得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教育投入的支出结构,针对地区和城乡差距,重点保障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的需要,对贫困落后地区教育发展实行扶持和倾斜。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出台义务教育最低财政标准,对达不到财政标准的县(市)乡,由省财政通过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制度给予财政支持。 3.科学制定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体现教育公平,是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近年来,教育机会的分配却越来越呈现出有利于家境良好的学生的趋势,愈演愈烈的择校风,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体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很大程度上沦为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现象屡禁不止。如果不能矫正日趋严重的教育不公,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资源的优化并不能使最大多数的群体普遍受益,这显然有悖构建和谐社会的要义。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加强政策引导,为实现教育公平奠定扎实基础,逐步加快调整步伐,统一办学标准。对各地中小学评估应采取以达标制为主、星级制为辅,制定办学的基本标准。对于办学条件差、不符合最低标准的学校应严令其进行整改,促其达到最低办学标准。要努力消除地区、城乡间录取分数的差距,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相对平等的分数线。要严格执行考试和招生过程管理,在录取工作中实现操作公平。当前教育政策调整与创新的重点应放到实现义务教育的底线公平上来,从制度上充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均等,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也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能将他们的义务教育责任完全推向市场。这是当下减少和消除教育不公的最佳也是最为可行的路径选择。 三、结语 总之,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各级政府有责任维护公众的教育基本权利,提供均衡化的教育服务,实行公平的教育政策,并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尽力向弱势群体倾斜。只有积极倡导一种趋向公正的全民教育,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 作者:张玉生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教育公平论文:剖析义务教育以教育公平为目标论文 【摘要】实现教育公平,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教育政策制定上的不合理造成的。要实现教育公平,有必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文章根据公共事业管理的理论,通过对基础教育属性的分析,探讨了教育公平。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公平;义务教育;资源配置 义务教育,是指我国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基础教育。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86年国家制订《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就强调了确保每个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公平合理、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的权利是义务教育的任务,强调了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受教育需求的公平性是义务教育的出发点。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义务教育必须以教育公平为目标,笔者引入公共事业管理的理论,并通过分析我国目标义务教育存在的非公平现状,提出确保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的对策。 一、理论:教育公平是基础教育的终极目标 作为公共事业,教育管理通过提供优质足量的教育产品来保证公众的个性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优质足量涉及效率,保证公众的个性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公平。公共事业的发展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效率是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强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公平强调教育管理的效果与教育管理的本质和最终目的的关系。企业基于其生存和追求利润的目标,效率成了其当然的首要指标。效率作为一种手段,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它与私营企业的区别就在于效益在私营企业看来是一种目标,而就公共事业而言,只能是一种手段,是服务于公平的手段,最终必须服务于公平的需要,教育不能本末倒置,这是公共教育事业管理的特性所决定的: 从本质上讲,教育事业是关系到社会大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公共利益的特定的社会公众事务。从理论上分析,公共教育事业管理,涉及到两个理论:一个公共事务理论,一个是公共产品理论。当然由于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也说明教育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教育的不同部分,其纯与私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非义务的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受益,很大程度主要体现在教育者个人,私人产品性也很突出,产品提供的方式以混合提供为主要,实行成本分担机制。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强制义务教育,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为主要目标,社会受益面最大,教育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外部性最高,因此决定了这类教育产品公共性程度非常高,已是倾向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甚至某种意义上就是纯公共产品。产品的提供方式以政府的公共提供为主要形式,即由政府无偿地向消费者提供,实行免费教育,满足社会的公共消费需要。 二、问题:目前义务教育的非公平问题 目前教育最受诟病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由于牵涉到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大众对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公平接受高质量的敦育。但是基础教育阶段存在背离公平原则的倾向,主要体现在校际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政策制定上的不合理。1986年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由于政府实行义务教育的政策,基础教育是公共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每个人的享用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不应该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由于提倡提高办学效益,教育提出重点发展个别高质量的小学、中学的主张,政府在教育投入、教师资源配置、学生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这样的结果是优质教育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学校手中。重点学校制度使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资源的非均衡分配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学校间的差距造成了公众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重点学校制度以精英教育培养尖子生为目标,与义务教育使人人享用平等教育的宗旨是背离的。就近入学制度是保证义务教育的主要手段,但是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的不合理,学校间明显差距的存在使这一政策无法体现它的公平原则。就近入学意味着你没有选择好学校的余地,碰巧跟好学校做邻居,那么你就可以上好学校,碰不巧就只能上差学校,这本身就是带有偶然性的,有人称之为是“家庭居所决定是否享有优质资源”。 择校意愿的产生和择校制度,就是因为伴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化而派生出来的。从理论上看,择校是“家长们放弃了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按学区免费就近入学的优惠政策,主动选择其他学校就读”,是个人选择性的行为,并没有违背“人人享有教育机会”的教育公平。而且从理论上讲,择校给予受教育者选择自己心仪学校的权利,择校有助于构筑学校间的竞争机制,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从现实上看,择校与高收费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名校通过留出一定比例的择校名额而获得额外的经费,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教育优质资源的稀缺,为了能得到较好的教育,老百姓不得不在义务教育阶段就为孩子的受教育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对家境富裕的家庭来说,择校制度能使他们通过交纳高额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好的教育资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但是当它一旦与高收费联系在一起时,就意味着部分的人占有了本应是大家共有的资源,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说民办学校因为其民办性质,是有满足个体(下转第151页)(上接第147页)受教需要,提高办学质量、效率的话,无须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采取择校高收费无可厚非,那么,通过将公办学校的优质初中部转化为民办途径而使择校高收费合法化,这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公共的物品变成了部门和教育实体的私人物品,而使公众失去平等享受优质公共资源,这就是从理论上和道德上完全说不过去的。尽管从理论上说择校可以帮助你通过交费或考试的方式,重新选择,但这是不是又是对交不起高学费的人来说是不公平呢?而实际上对负得起高额学费的家庭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教育的公平除了基本的要求是上学的人人机会平等外,还包含“人人公平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但是高质量的教育却必须花费高额的费用。目前各项制度推出的结果并不能实现对公平的维护,而恰恰相反是对公平的损害,以“精英教育”为导向,以分数为取向的重点学校制度成为了推广普及素质教育的障碍,损害的正是大多数人享受义务教育阶段高质量教育的利益,这是对义务教育普及素质教育的宗旨的背离。对此杨东平教授深刻地指出:一般认为,就事实而言,世界各国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机会不公平严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20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 三、对策:推行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政策 为了切实转变应试教育,实现素质教育的良性运作,有必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义务教育维护公平原则和公平目标的手段和重要保障。目前应试教育之所以仍然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优质教育不均衡。由于重点学校制度和选拔精英的教育主导,就必然会有应试教育和择校高收费,就必然会有学校与学校间进一步的差距。推行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要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取消重点小学、重点初级中学;将原来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的师资进行重组,调配到原薄弱中小学去,加强薄弱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以强带弱,实现义务教育水平均衡发展。在各校资源均衡的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就近免费、就近免试入学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水平相当的基础上的竞争才是有效和合理的。没有了重点小学、重点初中,各校均衡水平发展,老百姓也就不需要为子女避免进入差学校而四处择校,学生也不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为考上一所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奔忙于各种辅导班而失去了本应快乐轻松的童年。只有这样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取代应试教育,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此中国的教育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地解放我们的孩子。为保证义务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就有必要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均衡投入和加强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调控上。因为教育的相当部分,提供的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特别是义务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政府为保证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合理享用到公共教育资源,需要承担经费投入和监管调控的职责,以此保证教育公益性。 教育公平论文:教育公平的基本架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教育公平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促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充分与自由发展。教育公平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和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又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教育公平;教育理想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民主进程日益加快,教育公平问题成了当今世界教育界共同探讨的中心课题。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类要真正地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距离还很遥远。教育公平的实践追求有待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教育公平的涵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侧面,具有社会公平的一般涵义。所谓公平,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处理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等应合理之义。所谓合理,从最抽象、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要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最根本的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教育公平观是不同的。人类历史上关于教育公平观的思想源远流长,社会变革将教育公平思想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度,使教育公平思想不断丰富与完善。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的科尔曼(Jamescole一一man)和瑞典的胡森(TomtenHusen)对教育公平概念的界定最具有代表性。 科尔曼把“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归纳为四种涵义: (1)在前工业社会中,家庭是生产单位,并承担社会福利和教育的职责。教育面前机会均等,在当时绝不是一个目标。(2)在工业社会中,教育机会均等发展到创办面向人民群众子女的、基础的、服务的和公款资助的教育。(3)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着眼于建立能够为所有儿童提供同样机会的教育系统。也就是说,不论社会与其出身,人人都能够不受限制地根据机会均等的原则受到教育。(4)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教育机会均等被解释为受教育结果或学业成绩的均等。科尔曼还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胡森则分别对教育中的“平等”和“机会”进行界说,他认为“平等”有三种涵义:(1)指每个人都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2)以平等为基础对待不同人种和社会出身的人。(3)促进学业成就的机会均等。“机会”则是指几组变量:1)学校外部的各种物质因素。2)学校的各种物质没施。3)家庭环境中某些心理因素。4)学习环境中某些心理因素。5)学习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巴黎,1960)中对“教育机会”提到了四条具体的原则:(1)使初等教育免费并成为义务性质;使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保证人人遵守法定的入学义务。(2)保证同一级的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都相等,并保证与所提供的教育的有关条件也都相等。(3)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级教育的人的教育以及他们根据个人成绩继续接受教育,以适当方法加以鼓励和推进。 在我国,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涉及到教育公平的四个层面。 第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人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其自身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发展,这样的教育才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教育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人学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有均等的对待,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的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人的天赋、机会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式地实现,故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予以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二、教育公平的社会基础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侧面,它的实现需要社会条件作保障。科尔曼是较早分析教育不公平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教育家之一。他认为教育不公平的产生与教育的社会背景有关。例如,他认为形成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生的教育背景的差异。教育背景主要指社区环境。父母所受的教育及所属阶层。 胡森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根据教育机会均等这一现代的和更加激进的概念,为实现在生涯中和在生活质量上更大的公平这一长远目标,应当在一个含有学校但比学校更加宽广的背景中,即在整个社会中采取行动。教育改革并不能取代社会改革。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他们强调,学校教育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产生的实际作用是维护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造就平等。人们不可指望仅仅通过改革学校制度本身便实现教育公平。他们认为,迄今为止许多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未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的其它各项制度。在《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一文中,鲍尔斯批判了“资本主义教育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教育决不是作为追求平等的一部分;而是为满足资本主义雇主对有纪律、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要,为了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有技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原阶级结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鲍尔斯和金蒂斯并不完全否认普及公共教育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统治和阶级从属关系的存在,这种进步作用不是被淹没便是遭到削弱。因而,他们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实行社会的民主,其最简单的形式是:通过把经济义务管理上的民主从生产单位扩大到国家经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来消灭阶级统治和物质上的从属关系。只有在这种革命的框架内,教育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认定的三重目标,即发扬社会平等、促进青年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和使新的一代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封建社会不存在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实现教育权利和机会的真正民主和平等。只有消除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社会前提。只有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人们在教育上才有可能实现平等。恩格斯指出:“只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就不可能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只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崭新的教育制度,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权利才得到根本解决。 从上述教育公平思想的论述中可知,教育公平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和经济。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保证教育权利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的平等,才能为教育机会平等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广大人民才能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的公平。社会经济基础作为教育公平的物质保障,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并没有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实行绝对的教育平等,这无疑为时过早。 三、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 (一)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 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又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权利的公平最为重要,它是一切教育公平的基础。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更多是外在的、形式的教育公平。 1、教育权利的公平。 教育权利的公平又称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基本内容。只有受教育者权利得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教育发展的基本宗旨,亦即以人为本位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教育的健康发展确立起必要条件。 什么是受教育权?简单地说就是接受教育的权利。从法律规范的意义上说,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在我国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总纲,《教育法》为基本,相关法律为依据,教育行政法规、条例为补充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另外,受教育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受国际性公约所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如《世界人权宣言》(1948)、《儿童权利宣言》(1959)等。 受教育者的不同,也就是受教育权利的主体不同,其受教育的权利也往往不同。就学校教育阶段而言,我们认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受教育的自由权。表现为:有选择教育形式的自由权;有选择学校的自由权;有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自由权等等。第二,受教育的要求权。表现为:有要求相同的就学机会、教育条件等的权利;有要求受到不同的教育,即受到合适其发展的教育的权利。第三,受教育的福利权。简言之,便是受教育者有从国家、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那里接受法律规定的,包含自身所要求的诸项“教育帮助”的权利。这种“教育帮助”即教育福利权的享有依赖于义务主体对法定义务,甚至道德义务的充分履行。 2、教育机会的公平。 教育机会的不同将导致受教育者未来发展可能结果的不同,因而不应低估教育机会问题对于整个教育公平体系的重要意义,它是在为每个受教育者的具体发展提供一种统一的规则。教育机会平等有二层含义:一是共享教育机会,即从总体上来说每个受教育者都应该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教育机会二是差别机会,即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根据平等的理念,每个受教育者应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因而在教育机会面前,也应是人人平等。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受教育者所面对的最一般的学习机会而言,受教育者有着相似的发展潜能,其基本的学习技能能够大致具备。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应注意起点平等,政府必须确保每个适龄儿童都接受一定程度和质量的义务教育。保证每个人平等地接受基本的“保底教育”。 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只坚持共享教育机会的平等,将之推至极端,而否认差别教育机会的合理性,则难免失之偏颇教育机会的绝对平均主义必会压抑、损害教育的活力。种种复杂的现实使绝对的教育机会平等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成为不可能。第一,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受教育者对于教育机会的各种需要。第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尚缺乏一种严密而周全的机制对于教育机会进行均等化的分配,除非将整个社会“标准化”,以丧失教育发展的活力为代价。第三,看上去是同样的教育机会而对于不同的受教育者来说,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很不相同的意义。第四,受教育者在先天性因素如自然禀赋、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差异很大,所获得的“代际转让机会”不同,后天所处的环境亦不一致。 (二)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 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微观层面中的教育公平是宏观教育公平的具体化,是内在的、实质的教育公平,体现了整个教育公平体系的教育学特征。 l、课程中的公平。 学生应该学习哪些类型的课程?获得哪些性质的知识?如何向学生传达这些类型和性质的知识?这涉及教育本身内在的权利和机会问题。 课程是关于学生素质发展的蓝图,学生学习不同的课程,他们的潜能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学校课程设计.应保证课程的最大价值,即为学生的发展设计最有价值的课程。由此来看,学校课程都蕴含着特定教育机会。科尔曼在他关于教育机会平等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机会寓于某种特定课程的接触之中。机会的多少视儿童学习的课程的水平高低而定。对某些儿童来说,所达到的课程水平越高,所获得的机会就越多。”课程所蕴含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是实质的,内在的。学生是否就学,反映的只是形式上的,外在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问题。 从课程实施的角度上来看,课程价值实现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发展的程度。对每个学生来说,尽管学习的课程是相同的,但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体验是不同的,每个学生对课程内容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解。因而,他们从课程中获得的实际发展机会和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再有,对于教师来讲,由于价值观,专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课程的理解也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影响教师对课程的实施。 2、教学中的公平。 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围绕一定的内容进行的特殊的交往活动。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表现出复杂的教育公平。教学中的公平主要是对待的公平,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学生个性差异的公平。现代班级教学组织形式强调教学的标准化、同步化、统一化,忽视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及其个性发展的需要,明显地不符合教育公平的要求。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尽量避免这种同步划一的情况发生,因材施教,尽可能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这才能更充分地体现教育公平。 第二、学生受关注的程度。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对某些学生有更高的期望,或者更多的积极的关注往往会促使这些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课堂教学中学生所受教师的关注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分优、良、中、合格、差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关注,更不应对有某些缺陷甚至缺点的学生有嫌弃之意。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可以体现在课堂提问、作业评语、课间交流等活动之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还应体现性别平等上,不应对男女学生的任何一方偏爱。 3、教育评价的公平。 在教育对待中存在公平问题,在教育评价中也同样存在公平问题。评价的公平和对待的公平总是相伴的。教育评价中的公平问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评价所依据的价值观的合理性和评价标准的合理性。教育评价总是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所依据价值观不同,那么人们进行的教师评价,学生评价,教学评价,德育评价,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等等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别的。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制定的评价标准不同;标准不同,所得出的好与坏,优与劣、善与恶的评价结论就不同。 第二,教育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的公平。教育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直接影响评价的结果。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的科学性,制约着教育评价的公平。如对侧重记忆的考试,学生仅仅通过对学习内容的死记硬背就能够达到考试要求,而这种考试对思维敏捷、创造力强的学生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同样,同一种教育评价的工具或手段,对某种背景下的学生有利而对其他背景下的学生则不利,也会影响评价的公平程度。此外,对评价结果的解释和处理也存在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论文:剖析教育公平内涵及其现状论文 摘要:教育公平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促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充分与自由发展。教育公平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和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又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教育公平;教育理想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民主进程日益加快,教育公平问题成了当今世界教育界共同探讨的中心课题。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类要真正地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距离还很遥远。教育公平的实践追求有待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教育公平的涵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侧面,具有社会公平的一般涵义。所谓公平,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处理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等应合理之义。所谓合理,从最抽象、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要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最根本的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教育公平观是不同的。人类历史上关于教育公平观的思想源远流长,社会变革将教育公平思想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度,使教育公平思想不断丰富与完善。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的科尔曼(Jamescole一一man)和瑞典的胡森(TomtenHusen)对教育公平概念的界定最具有代表性。 科尔曼把“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归纳为四种涵义: (1)在前工业社会中,家庭是生产单位,并承担社会福利和教育的职责。教育面前机会均等,在当时绝不是一个目标。(2)在工业社会中,教育机会均等发展到创办面向人民群众子女的、基础的、服务的和公款资助的教育。(3)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着眼于建立能够为所有儿童提供同样机会的教育系统。也就是说,不论社会与其出身,人人都能够不受限制地根据机会均等的原则受到教育。(4)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教育机会均等被解释为受教育结果或学业成绩的均等。科尔曼还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胡森则分别对教育中的“平等”和“机会”进行界说,他认为“平等”有三种涵义:(1)指每个人都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2)以平等为基础对待不同人种和社会出身的人。(3)促进学业成就的机会均等。“机会”则是指几组变量:1)学校外部的各种物质因素。2)学校的各种物质没施。3)家庭环境中某些心理因素。4)学习环境中某些心理因素。5)学习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巴黎,1960)中对“教育机会”提到了四条具体的原则:(1)使初等教育免费并成为义务性质;使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保证人人遵守法定的入学义务。(2)保证同一级的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都相等,并保证与所提供的教育的有关条件也都相等。(3)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级教育的人的教育以及他们根据个人成绩继续接受教育,以适当方法加以鼓励和推进。 在我国,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涉及到教育公平的四个层面。 第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人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其自身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发展,这样的教育才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教育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人学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有均等的对待,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的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人的天赋、机会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式地实现,故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予以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二、教育公平的社会基础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侧面,它的实现需要社会条件作保障。科尔曼是较早分析教育不公平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教育家之一。他认为教育不公平的产生与教育的社会背景有关。例如,他认为形成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生的教育背景的差异。教育背景主要指社区环境。父母所受的教育及所属阶层。 胡森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根据教育机会均等这一现代的和更加激进的概念,为实现在生涯中和在生活质量上更大的公平这一长远目标,应当在一个含有学校但比学校更加宽广的背景中,即在整个社会中采取行动。教育改革并不能取代社会改革。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他们强调,学校教育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产生的实际作用是维护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造就平等。人们不可指望仅仅通过改革学校制度本身便实现教育公平。他们认为,迄今为止许多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未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的其它各项制度。在《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一文中,鲍尔斯批判了“资本主义教育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教育决不是作为追求平等的一部分;而是为满足资本主义雇主对有纪律、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要,为了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有技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原阶级结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鲍尔斯和金蒂斯并不完全否认普及公共教育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统治和阶级从属关系的存在,这种进步作用不是被淹没便是遭到削弱。因而,他们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实行社会的民主,其最简单的形式是:通过把经济义务管理上的民主从生产单位扩大到国家经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来消灭阶级统治和物质上的从属关系。只有在这种革命的框架内,教育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认定的三重目标,即发扬社会平等、促进青年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和使新的一代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封建社会不存在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实现教育权利和机会的真正民主和平等。只有消除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社会前提。只有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人们在教育上才有可能实现平等。恩格斯指出:“只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就不可能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只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崭新的教育制度,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权利才得到根本解决。 从上述教育公平思想的论述中可知,教育公平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和经济。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保证教育权利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的平等,才能为教育机会平等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广大人民才能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的公平。社会经济基础作为教育公平的物质保障,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并没有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实行绝对的教育平等,这无疑为时过早。 三、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 (一)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 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又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权利的公平最为重要,它是一切教育公平的基础。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更多是外在的、形式的教育公平。 1、教育权利的公平。 教育权利的公平又称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基本内容。只有受教育者权利得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教育发展的基本宗旨,亦即以人为本位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教育的健康发展确立起必要条件。 什么是受教育权?简单地说就是接受教育的权利。从法律规范的意义上说,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在我国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总纲,《教育法》为基本,相关法律为依据,教育行政法规、条例为补充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另外,受教育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受国际性公约所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如《世界人权宣言》(1948)、《儿童权利宣言》(1959)等。 受教育者的不同,也就是受教育权利的主体不同,其受教育的权利也往往不同。就学校教育阶段而言,我们认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受教育的自由权。表现为:有选择教育形式的自由权;有选择学校的自由权;有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自由权等等。第二,受教育的要求权。表现为:有要求相同的就学机会、教育条件等的权利;有要求受到不同的教育,即受到合适其发展的教育的权利。第三,受教育的福利权。简言之,便是受教育者有从国家、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那里接受法律规定的,包含自身所要求的诸项“教育帮助”的权利。这种“教育帮助”即教育福利权的享有依赖于义务主体对法定义务,甚至道德义务的充分履行。 2、教育机会的公平。 教育机会的不同将导致受教育者未来发展可能结果的不同,因而不应低估教育机会问题对于整个教育公平体系的重要意义,它是在为每个受教育者的具体发展提供一种统一的规则。教育机会平等有二层含义:一是共享教育机会,即从总体上来说每个受教育者都应该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教育机会二是差别机会,即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根据平等的理念,每个受教育者应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因而在教育机会面前,也应是人人平等。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受教育者所面对的最一般的学习机会而言,受教育者有着相似的发展潜能,其基本的学习技能能够大致具备。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应注意起点平等,政府必须确保每个适龄儿童都接受一定程度和质量的义务教育。保证每个人平等地接受基本的“保底教育”。 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只坚持共享教育机会的平等,将之推至极端,而否认差别教育机会的合理性,则难免失之偏颇教育机会的绝对平均主义必会压抑、损害教育的活力。种种复杂的现实使绝对的教育机会平等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成为不可能。第一,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受教育者对于教育机会的各种需要。第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尚缺乏一种严密而周全的机制对于教育机会进行均等化的分配,除非将整个社会“标准化”,以丧失教育发展的活力为代价。第三,看上去是同样的教育机会而对于不同的受教育者来说,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很不相同的意义。第四,受教育者在先天性因素如自然禀赋、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差异很大,所获得的“代际转让机会”不同,后天所处的环境亦不一致。 (二)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 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微观层面中的教育公平是宏观教育公平的具体化,是内在的、实质的教育公平,体现了整个教育公平体系的教育学特征。 l、课程中的公平。 学生应该学习哪些类型的课程?获得哪些性质的知识?如何向学生传达这些类型和性质的知识?这涉及教育本身内在的权利和机会问题。 课程是关于学生素质发展的蓝图,学生学习不同的课程,他们的潜能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学校课程设计.应保证课程的最大价值,即为学生的发展设计最有价值的课程。由此来看,学校课程都蕴含着特定教育机会。科尔曼在他关于教育机会平等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机会寓于某种特定课程的接触之中。机会的多少视儿童学习的课程的水平高低而定。对某些儿童来说,所达到的课程水平越高,所获得的机会就越多。”课程所蕴含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是实质的,内在的。学生是否就学,反映的只是形式上的,外在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问题。 从课程实施的角度上来看,课程价值实现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发展的程度。对每个学生来说,尽管学习的课程是相同的,但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体验是不同的,每个学生对课程内容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解。因而,他们从课程中获得的实际发展机会和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再有,对于教师来讲,由于价值观,专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课程的理解也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影响教师对课程的实施。 2、教学中的公平。 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围绕一定的内容进行的特殊的交往活动。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表现出复杂的教育公平。教学中的公平主要是对待的公平,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学生个性差异的公平。现代班级教学组织形式强调教学的标准化、同步化、统一化,忽视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及其个性发展的需要,明显地不符合教育公平的要求。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尽量避免这种同步划一的情况发生,因材施教,尽可能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这才能更充分地体现教育公平。 第二、学生受关注的程度。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对某些学生有更高的期望,或者更多的积极的关注往往会促使这些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课堂教学中学生所受教师的关注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分优、良、中、合格、差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关注,更不应对有某些缺陷甚至缺点的学生有嫌弃之意。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可以体现在课堂提问、作业评语、课间交流等活动之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还应体现性别平等上,不应对男女学生的任何一方偏爱。 3、教育评价的公平。 在教育对待中存在公平问题,在教育评价中也同样存在公平问题。评价的公平和对待的公平总是相伴的。教育评价中的公平问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评价所依据的价值观的合理性和评价标准的合理性。教育评价总是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所依据价值观不同,那么人们进行的教师评价,学生评价,教学评价,德育评价,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等等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别的。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制定的评价标准不同;标准不同,所得出的好与坏,优与劣、善与恶的评价结论就不同。 第二,教育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的公平。教育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直接影响评价的结果。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的科学性,制约着教育评价的公平。如对侧重记忆的考试,学生仅仅通过对学习内容的死记硬背就能够达到考试要求,而这种考试对思维敏捷、创造力强的学生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同样,同一种教育评价的工具或手段,对某种背景下的学生有利而对其他背景下的学生则不利,也会影响评价的公平程度。此外,对评价结果的解释和处理也存在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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