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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年发展依旧光辉灿烂,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过去,也指导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文明的瑰宝和精神财富,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站在教育学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则可以将其当作宝贵的教学资源,而学前教育作为幼儿启蒙教育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够积极运用传统文化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能很好地培养幼儿的文化素养和良好品德,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一、传统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意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观念中,心智未开的幼儿需要接受一定的启蒙教育,因此,古代的幼儿教育被称为“蒙学”。在这一阶段,幼儿主要学习日常礼节规范、伦理道德教化、基础知识启蒙等,目的是让幼儿能较早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懂礼节知进退,养成良好的品质。古人是十分看重“蒙学”教育的,认为幼儿在很小时候能得到正确、有效的启蒙教育,对他们未来的性格、品质等都大有作用,可以说是受益终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蒙学”与现代学前教育在教育目标上是存在共通处的。因此,将传统文化引入现代化学前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学前教育发展迅速,从整体而言,学前教育虽然在教育目标和办学形式上紧跟时展的需求,但在实际教学内容上却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欠缺对幼儿文化素养的切实培养。大部分幼儿园在教学内容上侧重于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各类知识技能上,较少关注幼儿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培养。显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幼儿全面发展的。事实上,现代化学前教育具有功利性色彩,各类学习都强调能收到快速的学习效果。而传统文化教育更侧重幼儿的文化根基学习,让幼儿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提高自身的文化和精神教养。显然,如果在当前学前教育中引入这样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纠正功利性教育观念是大有帮助的。此外,在学前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还可以帮助幼儿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故事,并进一步吸收这些典故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精神财富,从而使文化自信在幼儿阶段便逐步打下基础,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 二、当前学前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学前教育对幼儿的未来学习和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当前学前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为各类幼儿园。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在幼儿园落实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教学目标单一 学前教育强调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但由于社会上弥漫着的“赢在起跑线”的氛围影响,部分家长对幼儿教育出现一些焦虑情绪,侧重幼儿的智力开发和各项技能训练,造成幼儿小小年纪便要同时接受很多学科的学习。而部分幼儿园抓住家长的这种教育需求,在学习活动设置上紧紧围绕智力技能这一教学目标,开设了英语、围棋、少儿编程、创意绘画等特色课程,且往往收费高昂,而这些课程只是为了展示幼儿所学习到的技能。学前教育如果只关注智力和技能开发这一项,而忽略了思想品德、良好习惯、独立及合作意识的培养,对幼儿的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二)教学内容的质量不高 当前,部分幼儿园对于教学内容设置和安排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无法真正满足幼儿健康成长的教育需求。而幼儿教师作为教学课堂的实际组织者,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的选择和讲授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学习成效。当前,部分幼儿园的教师多为年轻女教师,她们比较活泼、亲切,与幼儿相处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但部分教师并非专业幼师教育毕业,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相对不高,因此在课堂教学内容设置上缺乏专业性。以教学区域活动为例,为了帮助幼儿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教师会设置传统文化区域活动专题,但在区域活动具体安排上,更多的是展示一些图片材料、手工材料等,缺乏明确的区域活动目标,素材选择上缺乏特色,也无法针对活动背后的传统文化做出更详细、专业的讲解,更多的只是照着教材念书,不善于引导幼儿学习和接触传统文化。此外,在对幼儿的指导方面也存在不足,一些教师在区域活动中更多的只是充当知识讲授者、纪律维持者、矛盾调节者的角色,对于幼儿的实际活动情况没有展开深入了解,体现出幼儿教师的指导和评价能力不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学前教育内容的质量不高。 (三)教学方法偏同质化 教学方法同质化问题在现阶段的学前教育中比较常见,具体表现为幼儿教师对幼儿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而教师的教学活动安排、教学进度安排也是统一规划、统一教学的。在日常生活管理中,幼儿通常被要求统一进行活动,例如统一时间排队上厕所、统一午睡时间、统一吃饭时间等。而在教学活动中,幼儿也要用统一标准来参加活动,例如绘画作业内容、线条和颜色都是一样的,奖励和惩罚也都采用统一标准,一切都要求幼儿要整齐划一。显然,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幼儿的个性差异,也忽略了幼儿的个性和天赋发展,只是从方便幼儿园管理的角度出发,造成学前教育方法出现同质化现象。当然,不能否认幼儿教育确实存在很多共性,例如真善美是每个幼儿需要逐步养成的品质,也需要教师引导幼儿体验和感知真善美。然而,教师也应该认识到不同的幼儿个体是有着不同的个性和兴趣的,就好比在自由选择游戏活动时,有些幼儿喜欢静静地看书,有些幼儿喜欢跳跃跑步等。即便是读同一个故事,幼儿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感受。因此,学前教育在教学方法方面显然还需要多加改进,以更好地尊重和推动幼儿的个性化和创造力发展。 三、在学前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制订多元发展的教学目标 学前教育目标的制订直接影响到幼儿园的教学内容设置和对幼儿培养方向的引领。因此,幼儿园应该从推动幼儿身心健康、全方位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制订学前教育的多元发展教育目标。首先,幼儿园要关注幼儿的思想道德培养。当前,幼儿园侧重培养幼儿的知识和技能,而忽略了对幼儿道德情操的培养。事实上,只有当幼儿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在实际学习生活中逐步学会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美好品德,才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发展。其次,幼儿园还要关注对幼儿独立和合作意识的培养。一方面,独立意识包括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思想,不能过度依赖他人帮助,要学会相信自己,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责任自己当的意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同样强调合作共赢,因此还需要关注幼儿的合作探究理念。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合作完成绘画作品,或者进行合作接力比赛等,以此来让幼儿了解与他人合作的意义,推动幼儿的健康发展。最后,在幼儿评价环节,要采用多元评价体系,除了关注幼儿的智力技能发展后,也要关注对幼儿综合素质的培养。 (二)设置高质量的教学内容 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幼儿创建良好的教学环境,不断提高课堂教学内容的质量,为幼儿的启蒙教育做好全面的教学融入。为了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推动幼儿个性和兴趣发展,幼儿教师应重新调整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根据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学习需求来开展教学活动。举例而言,我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并非所有的内容都能满足幼儿的身心发育特点,因此在学前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要求幼儿教师加以认真辨别分析,包括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区分教育目标需求,如此才能从海量的传统文化中选取出适宜的、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为幼儿奠定良好的教育基础。幼儿教师可以多借助传统故事和教材来讲课。比如,启蒙教材《日记故事》中的磨杵成针故事,既有有趣的故事配图,能够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故事内容也很生动,在相对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幼儿便能了解到这个故事,以及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人们面对困难要坚持、坚持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在这样图文并茂的传统文化故事的学习中,幼儿既学习了古代典故,也会潜移默化地树立良好的道德品格,体验中华民族的智慧。此外,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可以多采用寓教于乐的方法,将知识学习与幼儿爱玩的各类游戏相结合,让幼儿在实践活动中学习知识。比如,锻炼幼儿的手眼协调精准能力,可以采用古代的投壶游戏,锻炼幼儿的想象能力,可以采用传统的弄手影游戏等。角色扮演游戏也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学习《司马光砸缸》典故时,可以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既能让幼儿身临其境地体验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幼儿对司马光砸缸的果断性和智慧的理解。 (三)树立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当前,学前教育一般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实行统一授课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幼儿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幼儿的个性发展。事实上,由于幼儿在身心发育、家庭教育环境等方面各有不同,他们在接受知识程度、理解问题水平、看待问题角度等难免会存在个体差异,幼儿教师要清晰认知到这种个体差异,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尊重这种差异,显然这就需要幼儿教师树立因材施教的理念。因材施教理念是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最早提出的,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按照学生不同的特点、兴趣、能力等,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差异教学,从而使每个学生的个人特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幼儿教师应该对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多加学习和借鉴,在平常多关注和了解幼儿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挖掘幼儿的潜能。例如,在教师提出同一个问题,而幼儿给出不同的答案时,不要急着否定幼儿,而是耐心地倾听幼儿的心声,并根据幼儿的需求给予适当的反馈。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结晶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肯定,并且以各种方式在多个领域不断发挥作用。而学前教育涉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传统教育中的“蒙学”,强调的便是对幼儿知识技能和道德情操的启蒙。因此,在现代化学前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不仅可以丰富学前教育的教学资源,更好地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也使幼儿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成长,有助于新时期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莉.幼儿教育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研究热点和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教育观察,2021(4):5—9. [2]张婕,约瑟夫·托宾.关注多层次的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思考[J].学前教育研究,2021(9):14—28. [3]岳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中的开发与应用探究[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9(2):72—75. [4]刘海杰.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前教育资源应用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03—106. [5]王怀亮.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园教育的融合与实践[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7):148—149. [6]朱昌渝.民间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实现路径初探[J].中华文化论坛,2018(9):154—158. 作者:孙春晓 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牛角店镇中心幼儿园
一、新媒体的概念 媒体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全面普及,逐渐取代了旧媒体成为主流媒体。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利用数字网络技术,通过局域网、无线网、卫星等通信渠道,以电视、手机、电脑为终端,向用户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称为数字化媒体。具体来说,新媒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媒体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用户可以通过文本、图像、音乐和视频等多种信息格式自由创作内容,不同用户间还可以基于自身的人际关系网对有关内容评论、分享与转发。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平台,与旧媒体存在着本质上区别,新媒体用户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二、新媒体的特点 (一)传播信息的共享性 信息共享性应从信息的概念讲起,信息传递是信息共享性的前提,信息共享性可以理解为信息的传递,当第一个人得知信息后,通过交流告知第二个人,以此类推,逐渐传递下去。虽然知道信息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第一个人的信息并没有随之减少。当第一个人把他所得到的信息通过载体转达给其他人,第一个人的信息量并不会减少,信息存在于事物中,是事物所具有的,人们通过事物获取信息,感知信息。当事物本身未发生变化时,信息也不会因人们获知而减少。 (二)传播速度的即时性 自新媒体诞生以来,新媒体凭借其本身开放自由的传播模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吸引了大批的用户。新媒体的存在可以让信息流极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各地。例如在四川大地震时,虽然当地的网络系统受到巨大影响,但是全国各地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知晓了灾情,得以对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旧媒体时代不可企及的,更不能如此迅速地对受灾人民提供帮助。这充分说明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及时性。 (三)传播过程的交互性 在旧媒体时代,人们只能被动的接收信息,缺乏对新闻信息的驾驭自由。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拥有主动权,自主决定接受的信息内容,随时反馈态度和决定,能够随时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传到网上,供其他人浏览。真正的交互式传播服务,只产生于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中。互联网将它的交互式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如今众多的贴吧与论坛用户,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网友们可以在网络上互相讨论交流,这便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特点。 (四)传播信息的海量性 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技术平台和开放自由的信息传播机制丰富了信息的来源渠道,丰富多样的网络信息犹如一片大海。新媒体信息海量性的特征尤为明显,旧媒体传播信息的时间与空间是有限的,而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量十分巨大,一个硬盘就可以储存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字符,同时传播信息的方式的多样化,所有人都可以是信息源。同时新媒体具有超链接功能,用户可以通过链接了解事件背景、信息以及网友评论,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关信息逐渐累积,事件的真相越来越清晰。新媒体所携带的信息量在理论上存在着无限的丰富性和扩展性,这注定了其本身携带信息的海量性。 三、新媒体给德育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对德育实践工作影响巨大。高校德育实践是社会系统的前沿,在新媒体时代的洪流下,传统德育工作开展举步维艰,新媒体所独有的特点对德育实践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一)侵蚀大学生德育思想观 新媒体平台增加了信息的来源渠道和传播方式。网络信息犹如大海,在海量信息的冲刷下,大学生德育观念悄然改变,学生在道德的选择中迷失自我。自由开放的虚拟网络环境可以十分便利获取信息、自由发表言论,却也导致了难以追踪信息源,难以监控内容。某些信息正在颠覆学生的德育观念。大学生的德育实践工作面临着极大挑战。我国对新媒体的监管技术不够完善,存在很大技术缺陷,某些错误的思想正在腐蚀大学生的德育观念。因此导致大学生思想上的迷茫和价值上的困惑。新媒体时代下如何开展高校德育实践工作,是目前高校德育实践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误导大学生德育价值观 新媒体背景下,人们的德育价值观逐渐改变。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夹杂着大量的消极思想,这些不良思想通过新媒体疯狂传播,使得德育观念薄弱的大学生,人生价值观被迫改变,甚至导致有的大学生不能明辨是非。这类消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工作效果。从这种情况来看,新媒体平台极易受到社会中“歪风邪气”的影响,在信息传播中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如何提供积极向上、思想健康的价值观念,是高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动摇高校德育工作者地位 德育工作者在传统的工作方法中能够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因为工作者的阅历更多、学识更广、能力更强,这些均可以被大学生作为榜样而受到崇拜追捧,而且他们相对大学生来说具体信息源头更近,在掌握的信息量和时效上拥有天然优势。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则逐渐动摇德育工作者地位,导致其逐渐失去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信息的方式网络化、多元化,传播中心的概念相对弱化,传递信息和接收信息的人身份无明显区别。此外,大学生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自主搜索所需信息,一部分德育工作者极少通过新媒体平台与大学生互动,受到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德育工作者与大学生群体逐渐疏远。 (四)降低德育教育的工作效果 新媒体通过自身传播信息,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进而影响人的德育观念。在旧媒体时代,高校可以使用技术手段过滤负面信息,打造一个干净的校园网络。而今,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已无力在技术层面阻挡不良信息。新媒体也凭借这股东风,快速攻占了大学生群体的领地。新媒体平台信息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展开。存在的大量负面信息,通过新媒体平台恶性传播,通常会形成影响恶劣的负面环境,涉世尚浅的大学生群体极易受到煽动和诱惑,丧失理想信念,甚至造成道德品质败坏。新媒体平台所营造的负面环境,严重降低了德育教育工作的劳动成果。 四、新媒体给德育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 四川省科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何立新指出:“大学生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有效载体,已成为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曾裕华教授也曾说过:“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强化大学生道德培养的重要渠道,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方法。”因此大学生德育实践在高校德育教育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学生德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机遇。 (一)丰富德育实践形式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多元性颠覆了高校德育工作的时空观念,德育园地不仅存在于校园中,任何场合都能够作为德育场所。自由开放的生活环境,不断扩大的信息来源,日益紧密的人际关系,导致高校课堂的德育教学不再是“德育圣地”。这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具有有开疆拓土的勇气,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思维模式和理念,为大学生构建生动形象的德育理念学习平台。摒弃传统的文本教学模式,采用图片、音频、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将更具吸引力的德育教育提供给大学生。 (二)提升德育工作效率 德育工作效率低下一直困扰着高校德育工作者,充分了解学生的德育水平是有效德育的基础,若教师掌握所有学生的德育情况,因材施教,德育工作的效率将大幅提高。以新媒体技术为平台开展德育工作,定制私人化培养方案,利用新媒体技术总结学生特点,发现德育实践中的问题,以网络为载体,实现师生间的即时互动。同时新媒体可以迅速将结果反馈给教育者,及时获知德育工作的效果。 (三)拓展德育教育方法 课堂教学为主的德育教育吸引力不足,单向灌输严重。新媒体技术的加入,可以让大学生充分的交流互动。拓展高校德育工作方法,一定要实现德育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的互动,让互动体验贯穿思政课堂教学全过程。在教学的准备期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展开德育调查,把握学生动态,关注热点话题,以此作为出发点设计课堂教学。教学过程中,通过新媒体技术使课堂气氛活跃,让学生主动学习德育知识。教学后期,利用新媒体媒体平台倾听学生的内心声音,吸纳学生建议,积极改进完善。在日常信息服务上,注意引导大学生的德育价值观,利用新媒体平台与大学生交流互动,让大学生在浏览信息时接受德育教育。实现新媒体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相互结合,通过新媒体平台组织实施校园文化活动。利用大学生在新媒体领域的聚合现象,组织针对不同大学生群体的线下活动。让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能够提升个人素养,深化德育实践观念。 五、新媒体时代如何开展大学生德育实践 (一)德育工作的方法创新 探索新媒体视域下德育教育方法,将新媒体技术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德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双向循环,迅速解决德育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正能量信息的传播,随着信息源不断扩大,大学生的个人意识日益强烈,接受德育教育的主观性降低,逐渐排斥传统的德育教育。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德育教育活动,呈现给大学生可视化的德育实践,让大学生以喜欢的方式自觉接受德育教育。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的德育观受其影响极大,因此,高校的德育工作者要将德育教育的地点从课堂转移到到新媒体平台,利用新媒体技术,转变高校校德育教育方式和路径。 (二)德育工作的内容创新 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德育教育内容,打破信息传递的客观限制,消除差异实现内容共享,丰富动态的德育网络信息,使德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表达、交换和搜索信息,加强教学内容的吸引力。新媒体平台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德育内容的可视化,获得大学生的关注。将校园德育实践活动与新媒体相结合,丰富德育活动内容。利用新媒体技术辅助教学,把抽象枯燥的文字内容转变为视听为主的动态内容,利用新媒体设备。选择正能量的贴近生活的德育教育内容,加强德育教育过程中的互动性。新媒体技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生媒体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黄金期。新媒体为高校德育的发展提供了平台,高校德育工作者应积极迎战,抓住机遇,借助新媒体平台优势,拓展高校德育教育途径,突破大学生德育教育困境。勇于探索,总结实践经验,促使新媒体与德育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以新媒体技术为平台,开展高校德育实践工作,为大学生德育实践工作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杨晓露.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救济途径[D].上海师范大学,2018 [2]邹太龙,易连云.大数据时代境遇中的高校德育发展[J].江苏高教,2018(4) [3]何毅.新媒体对中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7 [4]叶明娟.大学生德育实践研究[D].扬州大学,2013 [5]聂彬.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7 [6]王浩,岳佳宁,刘冰.基于新媒体的大学生党建平台建设研究[J].农业网络信息,2016(7) [7]张涛.自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德育困境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8(21) [8]孙晓楠,马永富.基于社交媒体的高校德育工作研究[J].教育文化论坛,2018(6) [9]刘涛.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机遇和挑战[J].新闻世界,2014(5) 作者简介:岳建军,黑龙江科技大学理学院学生。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透析 论文摘要:以区域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崭新的旅游营销方式。由于区域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可采取具有递进层次的战略步骤,即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目的地所有营销因素。 论文关键词:整合营销战略旅游目的地信息接触点营销信息中心 1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概述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指出:整合营销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不同营销功能如:销售、广告、产品管理、售后服务、市场调研等必须协调;二是不同营销单位地区、行业、部门、企业之间必须协调。区域旅游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营销方式,地区将代表区域内所有的旅游企业,以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作为营销主体加入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地区营销的参与者是地区内所有的机构和人员;营销对象J地区内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获益者也是整个地区。随着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迅猛发展,整合营销理论也逐渐进入旅游业,如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南等旅游协作区域与组织,都在通过联合宣传、价格联盟等方式,不断推进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进程,整合营销战略已成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与合作的优秀内容。 将整合营销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就是将所有与旅游目的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信息加以管理的过程,使顾客及潜在顾客接触整合的资讯,并且产生购买行为,并维持消费的忠诚度。其优秀思想就是将区域目的地有关的营销活动一一元化:即以旅游目的地所对应的目标旅游者为优秀,重组区域内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同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目的地形象信息;实现与目标旅游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建立长期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增加旅游有效需求和促进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在整合营销战略上实施中,区域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者存在着不少困惑和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是营销者把旅游目的地的“联合促销”当作整合营销,目的地的信息传播手段要么比较单一,缺乏成效;要么区域内各种形象、内容、信息混在一起,传递出同一目的地不同的声音和形象,而且难以测量传播效果。二是把市场营销理论简单移植到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对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综合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所引发的营销理念和策略变革认识不足;三是对区域目的地营销单纯化为目的地形象的建立与传播,对旅游目的地中的众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关注与协调不够,缺乏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者需要重新思考它们的营销战略,认识到整合营销战略必须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从整合的高度,去俯视和经营旅游目的地;从整合的视角,去设计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以整合的思维,去营造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认识到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对于协同性要求极高的区域旅游业来说,是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 2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实施阶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中指出:企业的营销传播活动进行整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次经历了四个层次—战术调整、重新定义营销传播范围、信息技术运用、财政及战略整合。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内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了目的地的形象、计划、资金等所有要素的整合。那么根据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实施就有着不同的推进层次。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实施阶层: 2.1实施阶层一: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 “协调各种营销传播手段”对于旅游区域刚刚开始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常常采用的,即首先确认现有的各种营销传播方法,如一般的广告、直接销售、促销和公关等的营销因素的作用,然后组合这些方法,并通过对这些信息传播手段的综合协调,以提供明确的、连续一致的和最大效果的营销传播组合。即同一区域旅游系统针对同一客源市场,树立统一的旅游形象,整合营销经费,统一促销策略,采取一致促销行动。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可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直接的传播,即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直接通过营销预算实施传播组合来提升潜在顾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并对其态度施加影响,包括:(1)通过旅游中间商、导游人员、旅游信息中心员工等人员传递有关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的信息。(2)利用大众媒体和特定媒体广告来激发人们到目的地旅游的欲望。(3)对主要目标市场进行数次大规模公关活动。(4)到目标市场举办旅游展览会。(5)对游客或旅游中间商进行销售激励。(6)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会议、会展及体育赛事等。(7)建立目的地营销系统,通过互联网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二是间接的传播,即目的地组织者通过对该地区整个旅游业提供指导、扶持,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氛围,协调和发展目的地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寻求旅游目的地长远和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方式有:(1)定期向旅游业提供便于用户使用的数据信息资料。(2)在客源市场设立办事处。(3)安排旅游产品供应商与潜在的购买者举办洽谈会、展销会等。(4)精心组织旅行经营商、商记者参观旅游目的地并试用旅游产品。(5)出版供旅游商参考的旅游行业指南。(6)建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制定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以及加强产品的质量控制等。 目前我国许多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战略实施基本上处于这一阶层,特别是直接促销手段上,能积极采用并整合、协调为一个整体。如深圳在其旅游形象的传播中,采取了与深圳当地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合作媒体宣传;定期开展旅游教育公益活动;加强城市新形象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采用户外广告的形式置于市内各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树立模范,对城市旅游形象建设中的事件活动、事迹、人物等作详尽的介绍,制作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画册、影碟、手册;加强海内外各大媒体对深圳城市建设、经贸招商、旅游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的宣传报道等。 2.2实施阶层二: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在旅游目的地组合和统—了各种传播手段后,接着可实施整合营销战略的第-4"阶层——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由于消费者决定旅游目的地时,目的地的形象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而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旅游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认识和了解旅游目的地,途径广泛地接触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图1),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被视为与旅游者沟通的接触点,每一个形象信息的接触点都会给旅游者留下对目的地的印象,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行为。所以,旅游目的地组织者要全面分析和认识消费者对信息的接触点,明确目标市场中的旅游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和对信息有怎样的理解方式,并通过形象接触审计,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接触点,即最能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决策过程的关键点和最能说服潜在旅游者信息传递的关键点,然后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利用这些重要的接触点传递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一方面对所有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感觉、态度和行为的各个信息接触点进行管理,以强化可控的正面传播,减缓不可控的或不利于产品或服务的负面传播;另一方面,控制所有与利益相关者接触时所传达的信息,看他们是否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营销策略保持一致。 如济南市通过对其城市的深度分析,设计出起旅游形象“老济南.新泉城”,根据这一形象定位,全面进行城市的营销传播活动: 一是整合媒体信息,包括旅游宣传手册、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网络媒体等,使其统一传达“老济南.新泉城”形象主题,开展的节事活动、公共关系活动也突出这一形象主题服务。除此之外,还全面导入城市的形象工程,如改善济南的城市标识系统,如街道名称、交通干线的指示牌、景点的介绍牌以及车站、商业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指示牌采用或改用特定的标准字体、色彩的中英文,公共活动场所如停车场、公厕、电话亭等尽量推行国际通用的图象标识等。提高旅游服务者的整体素质,树立起他们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创造良好环境,使旅游者拥有对“品牌旅游地良好体验,从而获得更多的“品牌”忠诚度。 2.3实施阶层三: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 寻找和识别了旅游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后,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首先要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客户的资料,进行旅游产品测试与消费者满意的调查-接着进行一对一的、理性的、由消费者主导的、非强迫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传播。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以两种主要相关的形式来表现的: (1)对掌握和储存有关旅游者的信息数据库的使用。数据库中包含了有关旅游者的相关信息:旅游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旅游消费的行为历史;旅游者的具体购买行为、态度、偏好、品牌提及与记忆等。营销者对数据库中有关的游客信息,通过使用广泛的统计方法和工具来评价游客,找出对目的地最有价值的游客进行个性化的营销。 (2)了解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以及其他目标人群的,然后从消费者的角度计划和发展这种传播渠道。让消费者选择方式和时间,以他们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与他们所处情况最为相关的一条信息进行传播。 如香港旅游发展局信息中心定期收集市场数据以促进开拓客源市场:经常针对旅客的需要和来访动机,定期收集有关游客人数、原居地、国籍、性别、年龄、所乘交通工具、住宿酒店、消费方式及金额、停留时间、对港印象及意见和会否重访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旅游发展局制订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对亚洲游客突出宣传香港是“购物天堂;对欧美游客则重点宣传香港的传统东方色彩;旅游旺季时重点营销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以占领高端旅游市场,提高地区旅游收入。 2.4实施阶层四: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 “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这也是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最高阶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的整合。整合营销必须是在了解旅游者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上锁定最有价值的目标旅游者,结合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形象特征,进行营销传播的策划。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即营销者应该认识到,目标旅游者并不是营销传播的惟一群体,其他构成目的地系统的利益相关群体(如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企业、管理部门、社区居民等)也应该包含在总体的营销传播战术之内。 第三,关系管理的整合。要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有效营销传播,目的地的营销者必须制定有效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是营销战略,还包括生产战略、财务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等。也就是说,在旅游目的地系统中,如住宿、交通、购物、娱乐、服务等旅游的每个功能环节内发展出管理战略以达到不同职能部门或行业的协调。 3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目的地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要根据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分阶层、分阶段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全部的实施过程,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本质是目的地管理者对顾客认可的价值的整合。以旅游者的需要与价值为基础,发展多种与旅游者的沟通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关心旅游者的需要,介绍旅游者想知道、能知道并且容易记住的内容,是整合营销的优秀。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传播是从一般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消费心理的管理,把对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等利益相关群体态度与印象的接触管理。在整合营销思想下,根据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态度,发起立体有纵深的宣传战役达到改变旅游心理的目的,如图2。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旅游整合营销论文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适应了现代营销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对指导市场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体系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至少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与旅游营销区域整合等。 关键词:市场营销;整合营销传播;旅游整合营销; 一、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优秀思想 20世纪50年代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营销组合(4Ps)理论奠定了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此后,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随着市场竞争的愈益激烈,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益突出,刺激了企业营销实践的不断创新,拓展了传统营销理论的内涵,并取得突破。由美国唐·E·舒尔兹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目前,对整合营销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全美广告业协会的定义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通过评价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方式的战略运用,并将不同的信息进行完美的整合,从而最终提供明确的、一致的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IMC的优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4Ps转向4Cs。IMC认为传统营销的4Ps理论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在当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环境里,企业要暂时忘掉自己制造的产品,充分重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Consumerwantsandneeds);暂时忘掉定价策略,深入了解消费者为满足自身需求所愿意付出的成本(Cost);暂时忘记产品的分销策略,系统地研究如何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时更方便(Convenience);暂时忘掉企业的促销策略,考虑如何与消费者进行多层次的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2)从由内向外的营销模式转向由外向内的模式。传统的营销模式是企业根据自己制造的产品,确定一定的利润目标,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向消费者进行促销说服,即采用“消费者请注意”的自内向外的模式。整合营销传播则相反,企业系统地研究消费者,分析他们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以此为基础整合企业的信息传播渠道,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即采用“请注意消费者”的由外向内的模式。(3)从一般的促销宣传转向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在传统营销中,企业希望通过大量的信息传递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在现代社会里,消费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意识增强,信息的冲击效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减弱或者并不持久。IMC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对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管理。企业通过不同的传播通道,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设法求得消费者的反馈,建立消费者数据库,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对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工和传播,达到控制消费者购买心理变化过程的目的。 二、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自身的不断成熟,旅游市场由于不同类型需求的出现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非大规模化”,因而被自然分割成了多样化的微观细分市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以其为背景的旅游者消费意识的转化、成熟度的提高,更加剧了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这种变化迫使旅游目的地开始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通过提供多样化旅游产品来针对性地满足日趋复杂多变的旅游需求。而在这种营销战略变革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旅游目的地为了将众多的旅游产品推销给旅游者,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了过多的诉求点,因而不能使旅游产品在旅游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产生品牌形象效应,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将这些旅游产品有效地整合起来,通过一致的媒介诉求点使其形成广为人知的旅游形象,从而形成巨大的吸引招徕力量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传统的4Ps营销理论过多的强调由内而外的营销模式,只是一味地寻找自己需要的旅游者,而不去了解旅游者到底需要什么,这显然是与信息社会中旅游者个性化的需求是相矛盾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旅游地的品牌形象问题。IMC理论为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旅游产品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与所有权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营销的特殊重要性。将IMC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则要求旅游目的地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重组目的地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旅游者的双向沟通,更有效地达到旅游地形象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其优秀思想是对旅游者的客户关系管理,强调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要求旅游目的地不同部门、不同人员从各自不同角度与顾客沟通时有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品牌个性、统一的顾客利益点和统一的销售创意,形成集中的旅游形象冲击力,及时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系统的旅游者信息反馈,进而动态性调整促销策略。IMC理论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并逐渐渗透到旅游营销研究与实践中,但由于该理论本身发展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旅游营销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等并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不断的探索。 三、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 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且是多种营销传播工具的简单叠加或者是集合运用,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 (一)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的产品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重大旅游节事活动以及代表性旅游景区等,受益群体具有广泛性和边界模糊性。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营销主体单一,公共投入不足、营销效益低下等现象相当普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必然出现由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如旅游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整合趋势。因此,必须辨析各主体的自身优势,重新确定政府在多主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职能变化,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整合各营销主体的优势,协同开展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 (二)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 旅游业是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包括旅游餐饮住宿业、旅游交通业、旅行社业、旅游景区经营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众多行业部门,它们围绕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从而获利的目标运行,存在着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旅游目的地政府应通过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调控、整合旅游各行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以提高旅游业整体经济效益。要整合区域生产要素与企业资源,培育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与网络化的企业发展模式,解决我国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等问题,积极推进旅游企业的合作与优化整合。 (三)旅游产品开发整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旅游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层次化与复杂化。为了有效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发展变化的趋势,形成或保持旅游目的地旅游主题与特色,提高市场竞争力,应重新认识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明确区域旅游发展的资源优势与不足,科学甄别、筛选主打(拳头)旅游产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类型、功能定位与层次结构的整合,调控、整合地区间的旅游项目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恶性市场竞争。公务员之家: (四)旅游品牌形象整合 以统一的旅游营销诉求点,培育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构建由品牌塑造、包装、传播与管理构成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体系,取代单纯的旅游产品促销行为,获取最佳、高效的旅游营销传播影响力。旅游品牌塑造要以资源与市场分析为依据,通过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来实现。旅游品牌包装的主要手段是设计、导入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的旅游形象识别系统。旅游品牌形象传播的方法主要包括营销与消费过程控制和各类旅游营销方式、手段与媒体整合。旅游品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构建目标市场游客关系数据库,实现与旅游者的反馈式沟通,调整、控制旅游整合营销传播过程。 (五)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 随着国内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旅游竞争日趋激烈。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整合,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以发展共谋、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共赢为目标,打破行政区经济格局,在一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整合各类旅游经济要素,促进相关地区间旅游营销的分工与合作,追求资源整合、旅游市场“蛋糕”做大后的区域旅游板块整体利益最大化,促进区域内部旅游业有序、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旅游品牌建设与整合营销论文 1聊城古城区品牌建设的途径 品牌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特的文化和个性,要能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价值,这也构成了品牌的实质,成功的品牌是旅游城市的无形资产。要塑造成功的品牌,首先要清晰目标旅游客户,其次要立足优势,确立聊城古城区品牌定位,最后要开发品牌文化资源,丰富水中古城品牌内涵。(1)深入调研,清晰目标旅游客户。通过古城品牌研究课题组问卷调研,了解到现在到聊城旅游的游客中省内游客及周边300公里范围内游客居多,其中山东省内游客约40%,其余游客来自北京、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聊城市初步成为了鲁西区域性旅游中心城市。游客在聊城旅游地目的主要是观光和游览,其次是休闲和度假。在聊城古城区保护与开发完成后,作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新的亮点,以后来聊城参观游览的游客,会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游客来源地的扩展,未来的目标客户将有以下几部分组成:聊城市本市600万居民,6000万山东近远郊自驾度假客群,入境山东国外游客,北京、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游客群体。(2)立足优势,确立聊城古城区品牌定位。所谓品牌定位,就是要在消费者心目中确立产品的独一无二的形象,让消费者想得到某一方面的体验价值,就会联想到某一商品。具体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要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就要有自身的独特竞争优势和价值,如平遥古城品牌,能让消费者看到保存最完好的古城,欣赏一幅包括社会、经济、晋商文化的长轴画卷;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的商业文化城市,呈现了独特的浓郁地方民族特色与优美自然的旅游价值。反思聊城古城区,最独特的自然景观就是方方正正一古城环绕在水中央,这种景色全球罕见。由此形成聊城古城与其它古城的差异性。形成独特的水上古城的品牌定位。当然,只是依靠自然景观还缺少内涵和灵魂,还要进行历史及文化的开发,才能使聊城古城品牌既有形象、又有灵魂。经过反复研讨,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定位为“中华水上古城”,主题定位为“:南北千年事,方圆水上城”,形象定位为“城方水圆,古今驿站,聊城如棋,棋如人生”,宣传口号是“古往今来看聊城”[1]。(3)集思广益,确定古城品牌形象标志。品牌标志是公众识别品牌的信号灯,是一种“视觉语言”。为强化聊城“水上古城”品牌的识别性,可通过征集品牌活动,确定品牌标识。因为“中华水上古城”属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子品牌,建议与母品牌在形象上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有相同的水波纹,便于游客形成联想。(4)开发品牌文化资源,丰富水中古城品牌内涵。聊城古城区的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民俗美食文化、运河商业文化等,这些文化,一方面依托光岳楼、海源阁、范筑先纪念馆等11处保留建筑,万寿观、考院、卫仓等14处恢复重建古迹遗址等有形的物质展示,另一方面通过名人故事、民俗文化、传说、名著等充实。另外可以根据聊城人文特色,结合古城旅游节奏设计,彰显水中古城品牌内涵。聊城当地有一句打趣的俚语“,三个临清猴,抵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聊城一向被称为慢节奏的城市,在旅游项目的设计上,通过品茶、听戏等活动,让游客充分体会慢游的乐趣,最大程度释放人们快节奏工作、生活积蓄的压力,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区。 2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的整合营销 聊城古城区初步完成品牌定位后,要通过整合营销手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完成从一般品牌向知名品牌的飞跃。 2.1整合营销的内涵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旅游产品营销手段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整合营销传播手段日益受到重视和应用。通过整合营销,可以把广告、事件营销、人员推销、微电影营销、博客营销等信息传播工具统一成一个整体,共同传播“江北水城•运河古都”之“水上古城”品牌定位的统一主题,产生良好的信息传播协同效应。通过整合营销,经各种线上、线下,传统的及创新的营销传播手段结合起来,统一发出品牌的“最强音”。 2.2多种整合营销传播,助力古城品牌建设在进行多种营销传播方式时,既要考虑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也要考虑展会营销、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另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线上传播也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传播渠道。第一,优选媒体,广告传播显威力。在进行广告传播时,首先筛选客户群体,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内容,吸引消费者眼球,提高公众聚焦点。传统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其中报纸、杂志具有较好的留存性,可以重点在旅游相关报纸及杂志刊登软文、图片等进行宣传;电视具有传播广、刺激性强的特点,要在央视、旅游卫视进行集中广告宣传,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知名度;广播成本较低,老年人是广播的主要受体,这也与聊城水上古城的部分老年目标客户重合,在品牌宣传时,广播也不可以忽略。户外广告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应在目标顾客集中地如北京、天津、济南及聊城周边地区集中投放户外广告,如路牌广告、机场、火车站大型广告。在酒店则免费DM单投递,介绍古城旅游旅游信息。第二,线上传播,创新手段互动强。据《2014年全球社交、数字和移动》报告显示,中国有13.5亿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为51%,其中互联网网民比例为44%,达5.9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营销传播“触网”成为必由之路。网络营销所具备的成本低、传播广、信息量大等特点,使得企业对网络营销方式趋之若鹜。针对旅游产品的特殊性,网络营销中的微博营销、微信营销、微电影营销成为品牌传播首选的“三微”线上营销传播方式。(1)微博营销。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分享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能够便捷而迅速地“广播”信息,且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和信息主动接受性。统计数据显示,新浪微博用户已超过三亿。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流量,很多企业瞄准了这个潜在用户构成的市场平台,开展了微博营销。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在开展微博营销时,应组织相关人员撰写有关古城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聊城特色小吃、古迹介绍等方面的美文,然后通过对公众有影响力的草根达人、文化名人、意见领袖等热博转发,并通过后续的持续跟进,关注回帖,再与回帖进行互动,培养稳定增长的“粉丝”,使聊城“水上古城”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高。(2)微信营销。作为腾讯退出的即时通讯工具,微信一经推出即受到用户追捧。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微信用户已达到五亿,而微信营销也随着微信工具的推出应运而生,企业可以利用微信营销所具有信息的高送达率、高接收率、高便利性来传播信息。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在开展微信营销时,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模式一:活动式微信——漂流瓶。通过聊城旅游运主题方抛出漂流瓶,微信用户捡到并回复后,即可获得积分,积分到一定标准即可获得免费吃住游聊城“水上古城”的机会。模式二:O2O模式——二维码。微信用户只要扫取在古城内经营商家的二维码,即可获得会员资格,在商家消费时可获得价格折扣优惠。(3)微电影营销。微电影营销作为一种创新的促销方式,具有良好的娱乐性、互动性和传播力,正日益受到追捧。在进行微电影营销时,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模式一:主动式。通过拍摄反映古城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方面的微电影进行聊城古城的传播,激发观众情感共鸣,观众的评论和转发又可以引发电影内容的持续讨论,使的信息得到有效的传播。模式二:竞赛海选式:组织“中华水上古城“杯微电影大赛,微电影内容与要聊城古城相关,获奖者最终可以获得在聊城免费食宿、游览的奖励。同时,微电影大赛的启动会、发奖会也成为古城传播的重要信息源。第三,事件营销,新闻传播效果好。从“海尔怒砸冰箱”砸出海尔知名度、美誉度和信誉度开始,中国企业领略了事件营销的魅力,事件营销通过新闻热点,可以在短时间内以强大的冲击波传输信息,拨动消费者好奇心,吸引公众眼球为品牌加分。竞争激烈的旅游行业在进行旅游品牌营销时,事件营销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如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超高待遇招聘大堡礁岛屿看护员,引来全球30万人竞相应聘的事件营销,成为旅游行业的典范。策划聊城“水上古城”事件营销可以采取以下两类方案。事件营销方案一:借力热点,搭车事件营销。重大体育、文艺事、国际国内展会都是民众关注的事件,可以通过赞助此类活动,来增加“水上古城”的知名度,进行品牌传播。如2014年在青岛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可以向进聊城展园的游客发放刻有光岳楼的平安葫芦,并请游客对聊城古城开发提出有奖建议,通过这种双向互动,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聊城、爱上“水上古城”。事件营销方案二:主动“造”事,策划事件营销。组织有影响力的活动或者策划相关新闻事件。例如可以举行聊城旅游大使选拔赛、聊城风光摄影大赛、聊城特色美食大赛、明清历史知识比赛、运河知识竞赛、聊城民俗文化艺术大赛、组织聊城十佳旅游景点活动选取等,以此拉近于游客的距离,提升聊城古城在游客群体中的形象,丰富聊城旅游的文化内涵。可以参照大堡礁岛屿看护员事件营销案例,策划招聘聊城光岳楼楼主,引起话题,吸引公众,实现通过事件营销进行“水上古城”品牌传播的效果。第四,口碑营销,意见领袖助传播。口碑传播以消费者传播产品信息而使得信息可信度高,消费者接受性强,品牌传播力持久,尤其是某一群体的意见领袖的传播力更不可小觑“。水上古城”品牌传播亦可以策划多种口碑传播途径。策划方案一:策划招募旅游达人活动,将旅游达人亲身体验游古城及周边景色的历程拍成电视,并配合线上线下同时启动,博文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提升聊城古城知名度。策划方案二:邀请历史研究专家、书法大家、演艺界明星、行业协会领导等社会名人游览古城,借用名人口碑,进行古城传播传播。策划方案三:忠诚游客口碑传播。最为广泛的口碑传播还是广大的游客,要通过“最有价值”的古城旅游经历,让每一个游览古城的游客变成聊城古城的口碑宣传者,影响他们身边的人来游览古城。第五,节庆营销,聚拢人气关注高。节庆营销既可以促进目标游客对聊城古城区的了解与消费,又可以提升品牌在游客心目中的价值,成为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整合营销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节庆旅游的主题可以结合“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旅游资源而设定。 节庆营销一: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及“水文化”节提高“水上古城”的品牌知名度。自2002年开始,聊城每年都举办中国江北水城旅游文化节,成为宣传聊城的成功活动,通过节日,聊城走出山东、名扬海内外,让更多的人来到聊城,体会到江北水城的美,运河古都的雅,打响了“江北水城•运河古都”品牌。节庆营销二:聊城“水”文化节。2012年开始举办的山东省聊城市首届水文化节,文化节期成功地策划了包括中国龙舟邀请赛、特色美食大赛、运河城市文化论坛等11项活动。通过聊城“水文化”节,同时也传播和提升了古城旅游品牌形象,提高聊城古城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节庆营销三:国际的温泉养生音乐节。结合聊城具有温泉产品资源,配合打造中国养生旅游首选目的地目标,聊城可以举办国际温泉养生音乐节,通过音乐节,展示聊城聊城旅游魅力,也让更多的游客爱上“水上古城”。 作者:李香萍单位:山东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区域旅游整合营销 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中原城市群开发区域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 区域旅游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来接待旅游者、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是特定空间存在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开发区域旅游资源、拓展区际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对提高区域旅游业知名度、扩大美誉度、有效拓展旅游市场、不断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原城市群是由九个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组成的区域综合体,它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八个中心城市为结点构成了紧密联系圈。中原城市群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旅游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快了区域旅游市场的发展进程。但是,与国内旅游发达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等相比,中原城市群还存在着区域品牌不明、区域协调营销不利、整合营销力度不够等问题,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整合,整合营销的优势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中原城市群旅游业应本着“着眼大区域、营造大环境、发展大旅游、树立新形象”的整合营销方针,以整合区域内所有资源为手段,重组区域旅游业的管理模式和市场运作行为,打破地区壁垒,谋求共同发展,对内重在整合,对外强调一体化、一致化营销,通过综合协调各种传播方式建立一体化营销体系,使区域旅游业保持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实现区域内旅游业整体利益和协调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思路 (一)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内部营销资源系统 1、增强品牌意识,准确定位区域旅游品牌 品牌是旅游产业的优秀竞争力,特色是旅游品牌的生命。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丰富,一些旅游产品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很低。而且区域发展相当不平衡,入境旅游者大部分只是到郑、汴、洛三地,其它旅游城市年接待量很少。 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准确进行区域旅游品牌定位,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前提。中原城市群的国内市场主要分布在省内、国内与中原城市群接界的省市以及有交通干线相连或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对中原城市群有一定的理解。因此,针对国内市场可定位为:中华民族之根,华夏文化的源头;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陈氏太极少林武术,尽在中原;展青山碧水风光,体验中原风土人情。国际市场对旅游地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针对国际市场可定位为:中国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地区之一,中国武术之乡;黄河从这里流过,青山绿水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交融。为此,中原城市群应重点打出三个品牌,即以黄帝故里、河图洛书、姓氏发源地为依托的根文化品牌;以白马寺、龙门、少林寺、相国寺为依托的佛文化品牌;以宋都、宋陵为依托的宋文化品牌。同时,还要以黄河漂流、白云山等为依托,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 2、确立形象意识,科学设计区域旅游形象 在当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形象塑造已成为旅游目的地占领市场制高点的关键。整合营销要求将营销传播的力量集中传达区域统一的旅游形象。中原城市群古文化旅游资源数量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强化历史文化旅游主题形象。“根”是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地方相比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也只有“根”才能把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体优势集束起来,形成合力。由此可确立中原城市群的旅游主题形象:“华夏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 但是,由于中原城市群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已趋于成熟,其对于扩大中原城市群旅游市场规模的贡献度也将趋弱,而且在崇尚旅游个性、回归自然的时代,以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为主的单一旅游产品结构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所以,应培育自然生态旅游的补充形象。郑州的嵩山、洛阳的龙门山、焦作的云台山和王屋山都是部级风景名胜区,加之近年陆续开辟、推出的石人山、白云山、小浪底风景名胜区等名山秀水,可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逐步形成观光、休闲、度假、专项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结构,丰富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形象,增加其吸引力。 (二)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信息传播系统 1、强化统一观念,整合传播信息 用鲜明、独特的图形符号显示自己的特色,用精练、形象、明快、易记的文字概括自己的特色,是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性工作。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形象的传播信息应以地方文化和地理环境为背景,以景观资源为基础,形成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依据主题形象可设计主打宣传口号:“五千年大河文化、八百里锦绣中原”,系列宣传口号:“人文中州、山水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游中原者知中华”,“九州之中、华夏之源”,“文明摇篮、魅力中原”。设计体现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的统一的视觉符号,包括中原城市群旅游徽标、标准字体、象征人物、市花、象征性吉祥物、纪念品、户外广告、交通工具、公众视觉形象和旅游企业视觉形象。同时,要及时商标注册,保护旅游品牌无形资产。 2、拓展传播渠道,整合传播媒介 营销需要借助相应的媒体与渠道向消费者传达信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应大力强化本省主流媒体,如河南以及中原城市群各市电视台、电台、报纸等等,这是旅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例如,借助《河南日报》编发头版新闻、局长专访、市(县)长旅游访谈或深度报道文章,宣传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形象;利用《大河报》、《东方今报》等报纸开办旅游专版,介绍旅游信息;借助河南电视台新闻部采访、播发新闻,配合专题部组织旅游方面的“焦点透视”,协助双休部组织“双休日跟我走”、“休闲策划”等旅游专题节目。针对本地自驾游增多的趋势,也可选择各市交通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同时,有效利用中央权威媒体,播出中原城市群旅游整体宣传广告,联合开办中原城市群旅游宣传专题。邀请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赴中原城市群采访,拍摄播出旅游专题节目。 邀请专家创作设计介绍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宣传品,包括多媒体光盘、VCD、录像带、旅游手册、图片、多媒体解说系统、导游图、门票、宣传折叶、包装袋、信笺、名片等。设计发行或赠送中原城市群旅游画册、明信片、邮票、挂历、台历及旅游纪念品;出版有关中原城市群的书籍、史料和小说;创作推广具有中原城市群地方特色的器乐曲和声乐曲;拍摄以中原城市群为背景的电影和电视剧;派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团体到外地进行演出交流活动等。 3、注重传播策略,整合传播方法 中原城市群可利用形象广告传播策略,通过广告技巧,对中原城市群独特的古都文化和黄河文化形象进行概括和加工,提炼出一个精制但是足以体现中原城市群特色的形象广告;利用公共关系传播策略,协调旅游地与公众关系,使旅游地达到所希望的形象状态和标准;利用数字化传播策略,完善提升中原城市群旅游资讯网功能,努力从设计的数字化、标准的数字化和实施的数字化三方面营造自己的数字化旅游形象;利用空间传播策略,发挥城市边界出入口、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园林对区域旅游形象的展示作用;利用旅游节事传播策略,加速品牌传播,带动区域旅游发展。 (三)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管理系统 1、加强区域管理,完善品牌管理体系 行政区划是制约旅游整合营销的主要原因。中原城市群区域内要打破地区分割、分管的局面,加强各市的联系,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统筹模式、整体的营销传播战略体系和信息平台相结合的联动机制。设立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品牌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品牌的管理事宜,包括品牌的调查、设计、推广、评价和预测,组织实施区域旅游品牌战略,针对游客、市场对品牌产品、服务的改进要求,完善和修订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过程。该机构可以由政府牵头,各个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制定详细的建设和管理细则,明确各自的职责,形成具有旅游地品牌建设凝聚力的管理机制。 成立区域旅游行业组织,履行区域形象宣传、旅游信息咨询、行业协调、自律、企业资质认证与等级评定、对外交流与合作、从业人员培训、服务技能比赛,以至受理游客投诉等职能。完整、统一的价格系统是旅游品牌内涵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主导作用,对景区、旅行社、旅行商等影响价格因素的主体进行整合,避免出现价格战等造成价格体系混乱而影响区域整体品牌形象,针对旅行社、旅行商、大客户、团体、淡季优惠等的价格和返利要统一。营销机构要严格按照品牌整体形象的要求以统一的品牌形象出现,避免景区各自为战。 2、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 目前中原城市群各市旅游“软环境”普遍欠佳,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伴随着产品同质化时代的来临,服务质量将日益成为旅游企业的生命线,未来旅游业的竞争也将是服务的竞争。中原城市群应加强旅游消费过程控制,通过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良好服务,让游客进得来、吃得好、住得舒服、行得方便、购得放心,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建立对区域旅游品牌的信赖感和满意度,进而形成良好的品牌口碑宣传。加快旅游人才资源开发,对服务人员、导游人员实行持证上岗、竞争上岗制度,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精通、服务一流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要加强旅游法制建设,抓紧出台《中原城市群旅游条例》,将旅游产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旅游治安、卫生和应急处理、救援体系建设,确保游客的健康与安全;加大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约失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旅游行业综合服务水平。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谈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 本文以乐山为例分析了乐山市旅游目的地营销方面的现状,以及在乐山市进行整合营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最后针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对乐山旅游目的地进行整合营销的建议和对策,以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乐山市具备发展旅游经济的良好条件,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乐山大佛、郭沫若名人资源以及嘉州历史文化名城等众多旅游资源。本文选择了如何将整合营销理论引入乐山旅游业中,制定出适应乐山旅游业发展、能够指导乐山旅游营销实践的方案,从而更好地指导乐山旅游实践,促进乐山旅游业的发展。 一、乐山市旅游目的地概况 乐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北与眉山接壤,东与自贡、宜宾毗邻,南与凉山相接,西与雅安连界。乐山地区山清水秀,三江拥抱,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名士仰慕之地。过去几千年,乐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包括乐山汉代麻浩崖墓博物馆、夹江杨公阙、乐山柿子湾岩墓等历史文化遗迹,乐山大佛、乌尤寺众多宗教文化与宗教名胜,还有现代人造景观乐山金鹰山庄、罗成船型古镇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乐山人创造了许多社会旅游资源。乐山有夹江天福观光茶园,修建于明末清初的罗成古镇,五通桥龙舟会等。 二、乐山市应用整合营销理念进行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可能性 旅游业多年的发展加上乐山本来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良好的市场氛围,加上地方政府宏观上的积极调控,使得整合营销理论在乐山实施成为可能。 (一)乐山的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作为乐山的支柱型产业之一,旅游业为乐山的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1978年就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随后在 1979 年正式对外开放,1981 年乐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 44 个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之一,1994 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先后荣获了“全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三重桂冠。1996 年乐山大佛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 (二)乐山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结合紧密。乐山自然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集名山、名佛、名人、名城于一体。拥有沐川黄丹大溶洞、乐山平羌小三峡,乐山金口大峡谷等地文景观。有岷山-青衣江-大渡河等水域风光。在沐川、马边大风顶风景区、有许多生物景观。还有乐山大佛景区中的汉代麻浩崖墓等历史遗迹。乐山大佛、乌尤寺众多宗教文化与宗教名胜。还有现代人造景观乐山金鹰山庄、罗成船型古镇等。 (三)地方政府在乐山旅游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乐山多年来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乐山市采取政府主导的方法进行旅游营销。曾多次外出学习考察,借鉴其他优秀地区的发展方式,并要求市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旅游发展的工作。将发展旅游业作为重要任务。当然这一系列的措施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想要将整合营销应用到乐山的实际中去,是很有可能的。 (四)乐山各旅游企业之间已有一定的合作意向。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乐山在酒店,旅行社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市内拥有多家高中低档酒店、饭店,旅行社。乐山早在1992年就成立了乐山市旅游协会,主要经营管理协调乐山各方面的旅游资源等,其下设乐山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等组织。但由于同行竞争压力较大,利益目标不同,所以同行合作的现象还只是初见端倪,没有得到壮大。但是由于整合营销是建立在整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所以当各企业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目标时,合作并不困难。 三、目前乐山市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存在的问题 (一)营销理念滞后。目前,乐山市旅游增长模式粗放,营销理念滞后。旅游收入增长还是依靠吃老本,而对于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旅游营销手段的创新、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旅游发展规划及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甚至包括旅游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仍然有待完善和提高。例如有的景点只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而忽略内在文化内涵的挖掘。各大旅行社将促销的优秀放在价格上,铺天的广告有时就是价格战,忽略了旅游的文化底蕴,大大影响了旅行社创新的积极性。从目前来看,这种单纯靠量不靠质的粗放式发展特点可以暂时隐藏营销体制和营销理念的滞后,但随着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变化与提高,这种简单粗暴的的营销模式一定会制约乐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长期的旅游战略规划。乐山旅游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带来的旅游收入却远远低于当初的预想。作为历史悠久的山水城市,旅游资源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位,发展的步伐也落后于其他很多旅游城市。在构建“名山、名佛、名人、名城” 于一体的花园城市这一主要目标上,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地方。旅游业是一个涵盖范围广综合性关联性强的产业。如何将各行各业的有关联的群体联合起来,就必须要制定一个长远的旅游规划战略。 (三)价格战严重。乐山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混乱。首先是宰客现象非常严重,大佛景区内的农家乐基本上都是看人收费。外地客人经常被宰,而且在大佛上香的费用有些高达数万元。还有就是是高标签价,低成交价,使游客对旅游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在景区内售卖的旅游纪念品要价和成交价有时会相差数倍。三是旅游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的问题。例如许多旅行社报价远低于成本,于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润,在游客游览过程中就会增加很多自费项目或购物场所,这样通过收取回扣旅行社还是有利可图。 (四)旅游产品单一,业务范围窄,经营规模有限。许多游客来到乐山只是单纯的看一看乐山大佛,停留时间很短,然后就赶往峨眉山,不在乐山留宿。通过数据统计发现,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费越高。乐山的这种情况,就使得旅游者消费的时间大大减少,降低了收入。而且乐山范围内共有三四十家旅行社,其中国际旅行社很少,企业规模比较小,业务经营范围相对较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乐山旅行社总体竞争力较弱,对乐山旅游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五)旅游营销队伍素质不高。乐山就目前来看,现有景区、景点、旅行社及旅游饭店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绝大部分学历在大专以下,缺乏高水平的旅游管理人才和旅游理论研究人才。旅游营销队伍素质不高,就影响了旅游信息传递的准确性,甚至有时会用带有隐瞒性和欺骗性的广告来争夺市场,这就造成顾客满意度低,就影响了乐山旅游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和品质,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四、乐山市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相关建议 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充分整合目的地的各种资源,向消费者传播清晰一致的品牌形象,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针对乐山市目前营销状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乐山市可利用的各种有利因素,对于乐山市实施整合营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营销主体整合。对于乐山旅游目的地营销而言,由于市场中有些部分必须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而实现,所以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营销主体。但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因此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就要将不同群体的智慧和能力联合,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任何一个机构和企业都难以做到,只有在所有的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旅游企业、居民、旅游者、旅游行业协会、旅游营销辅助机构(如广告媒体等)等)间建立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从整个目的地地区层次上有效的实施整合旅游营销,才会获得巨大、长远、综合性的成功。 (二)资金整合。在市场营销中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普通的营销模式下,各企业都是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进行营销。但在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作为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出现的情况下,营销经费来源可以拓展到多种渠道。此外,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可以将狭隘的营销资金筹措扩展到广泛的营销资源投入,通过多方面资源投入的来充分发挥各个企业在组织中的作用,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 (三)资源整合。乐山作为一个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资源可以说比较丰富。在整合营销的理论下,乐山应尽力开发出乐山大佛之外新颖的,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借乐山大佛的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借势造势。让乐山的大佛与其他的旅游资源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来对目标市场进行传达,做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传播同一种声音,形成一种品牌。这就需要各旅游资源的积极配合,因为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吸引,不仅取决于每个资源的独立表现,更取决于不同资源之间的协调整合。 (四)旅游产品整合 在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乐山市旅游产品开发和深化必须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牢固消费者为主导的观念,以旅游市场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出发点。好的产品是营销成功的基础。旅游整合营销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旅游者需求,分析旅游目的地内产品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制订目的地产品规划,有针对性地重新组合、包装旅游目的地内现有产品,用整体旅游产品来吸引游客、占领市场从而带动旅游产品的销售。 (五)促销方法的整合。乐山的各营销主体应联合起来共同促销他们的整体旅游产品,行业的联合促销,会降低旅游直观价格,形成价格优势。乐山的营销主体要综合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向旅游者传达一致的目的地信息,以此来在旅游者的心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目的地形象。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不仅要通过整合使原本分散的媒体广告使其能够服务于全局,而且要使其统一于整体目标之下,从而提升各种促销工具的综合效能。 结论:在如今旅游业飞速发展,众多地区为吸引旅游者而展开激烈竞争的强狂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旅游营销不应仅仅是单个旅游企业的任务,而应组织整个城市的力量来完成,以便能更加充分,出色的向旅游者展示城市的风采。作为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的乐山,更应充分认识到这点。乐山等旅游目的地城市更应充分认识到“整合”的重要性。使其在整合营销理论的指导下,让旅游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使旅游整合营销理论从口号式的提倡,真正落实到旅游目的地的实践操作层面上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新闻史论文:编写“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新闻史论文:问题意识在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新闻史论文:浅谈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新闻史论文:供给侧:问题导入式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新闻史论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之奇葩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新闻史论文:翻转课堂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探索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优秀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优秀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优秀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优秀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新闻史论文:记取新闻史上的几起经验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新闻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优秀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闻史论文:西柏坡时期新闻史研究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史论文:再论新闻史的哲学意蕴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新闻史论文: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史论文: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新闻史论文:外国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城市建设融资及风险控制论文 一、经营城市理念对城市建设融资体制机制的影响 经营城市,就是以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对城市空间构成和城市功能载体的各类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延伸资源等进行市场化运作,最终建立完善的城市建设管理投融资体制。城市经营者必须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将城市整体进行市场经营和包装运作,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搞活增量资产、激活无形资产,逐步建立多元化投资、多样化融资、市场化运作的城市建设新机制,以此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投入,实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确立经营城市的理念,围绕经营城市战略加快创新投融资体制,对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经营城市理念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反映市场运作规律和市场机制。一般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和大规模城市建设所需巨额资金相比,财政收入和政府投资往往捉襟见肘。因此,必须树立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手段运作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转变以往由政府各部门管理政府各类资产的程序,实行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径。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转变政府统筹建设的固有模式,实行社会共建,充分吸收社会资本的力量,形成城市建设合力。 2.经营城市理念要求构建城市建设融资平台。要解决传统城市建设融资中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资源分散交错、多头利益难以协调的结构性难题,就必须打造多重类型的融资平台。如无锡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就逐步形成了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建设发展集团、交通产业集团、市政产业集团等多个投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的建立,有效拓宽了融资渠道,改变了政府财政出资的单一模式。 3.经营城市理念要求解决融资中的法律问题。城市建设管理,经常和土地、房产、动迁相联系,有时会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如土地招拍挂如果不能取得国土部门颁发的权证,就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等融资。因此,需要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进一步破解土地融资等融资难题,灵活采用“熟地出让”、“生地出让”和自主开发等模式,有效规避融资法律风险。 二、传统融资模式和政策性融资模式的特点概述 传统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资金来源均为财政自由资金;二是政府一方面扮演了融资与被融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投资主体;三是中央和省、市级层面的政府紧紧把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和审批权限;四是项目规划、融资和资金使用、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主导权也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此模式虽然具有统一性强、集中度高等优点,由于政府可支配的收入和资金有限,而对市政道桥、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不足,导致城市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落后,使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随着20世纪末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大中型城市纷纷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公司,政府财政部门将资产注入并委托其进行融资,这一般也被称为政策性融资模式。为了方便运作,政府财政部门一般会现将资金、存量和增量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委托其进行资本运作和投资管理,随后通过融资中介和金融机构接触,以抵押变现、贷款、转让等方式扩大融资。在融资决策中,政府决定具体投资项目,政策性投融资公司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由政府比选决定。在项目建设期间,投融资公司负责融资管理,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投融资公司进行监管和管理。在项目获得回报后,收益返还上缴至政府。该模式灵活引入了市场理念和投资收益机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融资风险和收益不统一。此类融资平台多采取国有独资公的结构,政府仍实际掌握融资和市场管理的主导权,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决策权一般又被多个政府部门掌握,因此,并没有实现融资主体在风险与收益上的统一。二是融资渠道过于集中。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出资、银行贷款以及基金国债等途经,通过市场扩大融资的比例依然很少。三是建设管理职能缺乏。政策性投融资公司只负责筹集资金和支付资金,扮演了政府的出纳角色,在建设前期没有项目决策权,在项目建设中也缺乏对全方位参与和管理能力。经营性项目收益和公益性项目支出均由政府进行使用和调配。 三、关于城市投融资模式的创新方向 随着国内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投融资模式也逐渐无法适应资金需求,创新城市建设融资模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能力和灵活程度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一些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财权有限而事权繁重,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过度负债、资不抵债的情况。第二,地方政府长期隐性负债和政府下设的融资平台过度负债的问题,可以通过疏导和调整的方式得到彻底解决。第三,可适度采用资产证券化、PPP等新型融资工具,并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通过加强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管理与资本运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创新,就能实现在适度债务的情况下,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合理运行。目前城市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一般有以下几个渠道和方向。一是建立完善的融资偿债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偿债机制,设立地方政府偿债基金,压降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通过财政专项预算、土地出让收益、国资收入统计、已有经营权转让等途经筹措偿债专项资金,在平台债务偿付与地方财政间设立了一道债务风险防火墙。二是引进民间投资。通过BT、BOT及PPP模式在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进行项目合作,通过相关融资中介和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人进行股权交易。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建、管全过程,可有效缓解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融资压力,实现良性示范效应和项目的滚动开发。三是重组各类经营资源。地方融资平台应实施项目差异化战略,根据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运作模式,优化各类资源组合,逐步打造自己的品牌、业务优势。四是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地方融资平台目前的筹资渠道较少,多数情况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资金渠道单一、资金结构失调、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对金融市场各类工具熟悉程度较低。应进一步增强对资本市场常见的IPO、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杠杆的运用能力,并适度尝试和运用信托、票券等创新型融资工具。 四、项目投融资创新的具体模式分析 1.BT模式。目前,BT模式是运用比较广泛的政府投融资创新模式。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的缩写,即项目发起人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投资承包人,由投资承包人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工程建设,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发起人回购,并由发起人向投资承包人支付回购价款的一种融资建设方式。由无锡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建设的北中路大型互通立交、惠山隧道、杨胡路、刘闾路即采用了此种建设模式。在北中路大型互通立交的BT融资过程中,承包人上海建工集团组建了项目公司,并利用其自有资金筹集资金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在项目实施完成后,按合同约定移交,由回购人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支付比例支付相应的回购款。在双方的合同约定中,对项目公司注册资金、公司的经营范围,建设期、回购期与回购宽限期、回购比例等、投资回报款等均予以了详细解释。与传统的建设融资方式相比,BT模式可以有效缓解建设期间的资金压力,可以降低工程实施难度,提高投资建设效率,可以减少发起人融资、投资、设计和施工等工作量,可以减少投资风险。而且BT方式一般采用固定价格合同,通过锁定工程造价和工期,可有效降低工程造价。然而,BT模式也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项目监管难度大、回购费用高等问题。 2.BOT模式。BOT由BT模式演变而来,准确的解释为“基础设施特许权”模式,该模式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合为一体。地方政府在和民营资本达成协议后,向签订协议的民营资本颁布特许,允许其在特定期限内筹集资金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并负责管理养护和经营该设施,提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获得合理回报。如杭州湾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即采用了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开发建设项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运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的BOT模式。宁波市和嘉兴市共同出资组建了大桥项目公司,相关民营企业各自出资成为股东。在大桥建设期间,各股东按既有比例逐年增资,大桥运营期间,将通行费收入按比例分成获得现金收益。使用BOT模式,可有效利用私人企业投资,减少政府公共借款和直接投资,缓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避免或减少政府投资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可提前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益,缩短项目建造期。 3.市政债券。市政债券主要是指以筹集资金进行市政类项目和公益项目建设为目的,由地方政府和政府授权者主导发行的有价证券。受《预算法》等我国法律的约束,目前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还不被允许发行债券。然而,随着城镇化浪潮的不断前行,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市政类项目的不断增多,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缺口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投融资体制又无法解决这一难题。2014年,国家财政部出台了《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对发行地方债进行试点。可以预期,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发行市政债券将有可能成为一种融资新渠道。目前,国外发行市政债券已成为政府筹措资金并有效配置资源的常用方法。如美国地方政府就通过政府、政府机授权机构和直接使用债券机构这三大主题发行市政债券,积极介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市政债券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动力,而且由于发行监管严格、披露信息全面,可以很好地提高地方财政的公开透明程度,有效约束预算,同时还能为市民和金融投资机构的资金保值增值提供更多选择,完善市场交易品类。 4.PPP模式。PPP模式英文为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部门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模式,在公路、铁路、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PPP模式中,政府为达到加快项目建设及有效运营管理的目的,赋予私营资本长期有效的特许经营权和运营收益权。该模式一般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由政府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联合体签订特许合同,并由该联合体负责融资、建设及运营。政府通常与计划出资的金融机构达成书面协议,在不对项目作担保的前提下,方便联合体较为顺利进行融资、获得贷款。PPP模式是在国内项目融资的普及程度正不断提高,这得益于其突出的优点。PPP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的利润率,让私营资本充分参与到项目全过程,督促私营资本提高效能并平衡风险。同时,该模式在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和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政府基础设施服务质量。2009年建成运营的北京地铁4号线采用了特许经营类PPP模式并收到了预期成效。在此模式中,北京市政府负责地铁4号线A段的投资建设。特许公司负责4号线B段的投资和建设。地铁4号线整体投用验收后,市政府将A段使用权交给特许公司,由特许公司在规定期限内负责4号线的运营管理、全部设施(含A、B两段)维护和站内招商经营。市政府牵头制定票价并对运营进行监督。该模式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且投资、运营、建设的主体明确、权责利清晰,通过适度竞争提升了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能力。 5.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与上述融资创新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属于新增资产的融资路径,而更多地是通过整合、盘活已有的存量资产筹措资金。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一般仅限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以该项目所属资产收费权为依托,通过发行证券来实现证券化融资。该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是近几年来资本市场比较重要的融资创新。诸如收费高速公路、水运设施、市政公用类厂房等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享有收费与财政补贴等现金收入且现金流十分稳定,对此类资产,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途经,变现和盘活流动性较弱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并为新项目建设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6.收益债券。项目收益债券一般适用于市政道桥、发电厂、学校宿舍、医院等项目,这些项目通过经营融资,获取一定收入,以此向债权人进行抵押。相比较传统融资对政府财政评级的高度重视,该模式有效回避了评价等级的影响,以项目投资的收益率和远期现金流进行定价和议价。同时,收益债券的融资不能用来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用途,只能用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从而对项目的运行产生了有效监管,杜绝了出售套现的投机情况。但收益债券的每个项目均需要单独发行,从项目论证、审批到发行等一系列工作均需逐项完成,因此发行成本普遍较高。在国外一些地方高速公路的融资建设中,该模式的运用较为普遍。 五、防范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 不可否认,在坚持政策性融资模式为主的情况下,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选用合适的融资模式,可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地方融资平台的有效运作,不仅使银行贷款产生了杠杆效应,同时有效利用了市场化机制,吸纳了大量闲余的社会资金,对解决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瓶颈成效显著。然而,过度融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已颇具规模,风险和隐患不断积累,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产生了一顶影响。2010年6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督促地方政府尽快排查清理地方融资债务,有效压缩清理不规范的融资平台。2014年,国家财政部又颁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要求各地清理存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加强对地方债务的审计和风险评估防控。防范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合理评估并做实地方融资公司。为切实减轻政府负担,主动把成本收益相当的项目交办私营企业实施。对于收益无法还本付息,需要地方政府支持或代为付息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应统筹考虑平台的财务能力和政府债务承担能力,将政府信用支持形成的公司债务归入政府债券的范畴;而对于超出政府债务风控能力的,要限制债务性融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负债。最后,对现有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进行全面重组和针对性的收缩,把存留公司平台的资金做实。通过加强对平台高管、财务人员的管理培训,完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建立融资平台信息公示制度,将平台的负债情况、项目效益、融资来源以及资金流向等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广泛监督评议。 2.科学确定融资计划,动态监管融资风险。地方财政应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和实际偿还能力,结合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具体情况,详细比选各种融资方式和成本收益,科学确定平台的融资额度,确定融资期限、形式、规模、成本、还贷资金来源,确保融资计划的可行性。长期监控项目进展,定期计算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情况和还本付息金额,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有效防范、及时预警并化解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各类金融风险。 3.防范政府信用在借贷行为中的过分支出。尽管政府在地方基础设施融资中并未直接以债务人身份显现,但多数民间资本、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认为这些融资公司有政府信用的支持,风险较低,因此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从而不断加剧政府财政的风险。政府应通过通知、规定等形式,明确融资平台不能向政府索取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融资平台也不能互相担保,以防范大面积政府财务风险。同时,明确财政注入给投融资平台的专项资金不得交叉使用、相互挪用,必须专款专用。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向投资者明确表态不会为投融资平台提供担保,及时提醒投资者树立风险意识,自觉评判投资风险,从而加强对基础设施融资平台的市场约束。 作者:林子江 单位:阳市公务员培训中心 城市建设论文: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论文 一、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资金缺乏,文物保护工作力不从心的问题城市建设过程中,资金量相对充裕,对待文物保护问题,许多城市将文物保护与其开发利用结合在了一起,保证了城市文物保护能够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并且城市建设制定了合理的文物开发利用方案,使文物本身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足够支撑文物的保护。所以,城市建设对文物保护资金问题实现了有效解决。 (二)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制度不健全,文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在多数城市的文物保护中,保护制度不健全是共性问题。在城市建设中,为了实现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通常会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制度,保证文物的保护取得积极效果,达到提高文物保护质量的目的。所以,城市建设对解决文物保护制度不健全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城市建设使得文物资源的优势得到了全面发挥 无庸置疑,那些色彩纷呈、精美绝伦的大量文物遗迹遗物是一项主要的旅游资源。寻古探胜、求知求新,进而达到增长知识、愉悦心情,是广大旅游者的普遍心理。人们希望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历史有所了解,更愿以感同身受的体验,去感悟触摸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而作为人类文化载体,凸显人类发展历程的文物遗迹则能予人以直观、形象、写实、生动的感受。观赏文物古迹,使人们在游中品味,激发活力,同时,那些人类遗存之精美之绝世,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日益丰富活跃的生活和精神之需求,因而成为旅游资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物遗迹数不胜数,令世人所仰望,而文物自身所持有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我们要重点以开发历史文化为主要元素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始终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为要旨。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中国的旅游业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于东方特色的文物古迹,海内外游客出行游览,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体系的一种神秘感和满足欲望。为此,保护好文物,对于我国的旅游事业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文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应该得到全面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了实现这一点,城市建设应围绕着城市现存的文物及古迹,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并结合城市建设和发展实际,打造以文物资源位中心的城市旅游业,实现对文物保护的同时,提高其开发和利用效果。 三、城市建设提高了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质量 基于文物的重要作用以及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文物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既是满足文物保护需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促进城市建设取得积极效果的关键手段。从这一点来看,城市建设对提高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来看,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城市建设制定了具体的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文物保护和利用取得积极效果,通常都会根据文物的实际存在情况,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满足文物保护和利用需要。从当前城市建设过程来看,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建设形成了以文物为中心的开发思路 由于文物具有一定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形成以文物未中心的开发思路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一现实需要,城市建设方案都围绕文物形成了良好开发思路,保证了文物开发能够取得积极效果,进而满足城市建设需要。 (三)城市建设实现了对文物资源历史的发掘和优势的利用 在文物保护方面,要想实现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就要对文物的历史进行全面了解,同时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其优势进行充分利用,使文物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保证其整体优势能够得到全面发挥。基于这一认识,城市建设在文物资源历史的发掘和优势的利用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资源,对其保护和开发利用,既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城市建设效果的重要手段。为此,我们应对城市建设中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有正确认识,利用城市建设契机,积极做好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 作者:张玮 刘宁 单位:西安市城墙管理所 城市建设论文:会展中心城市建设措施探析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引领下,会展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已经在中国崭露头角。会展经济具有比传统经济形式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主题和更加强大的产业关联度及效益扩散能力,并且已经被视为评价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会展业在历经百年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促进贸易、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展示形象、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使产业活动的载体自身获得效益,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促进载体地域内的几乎所有经济与人文内容的发展和繁荣度。但是,尽管“会展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各个国家经济界都极为关注的课题,而在我国相关会展业的学术研究却依然十分薄弱。 一、会展业的基本内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经贸为主体的展览活动由最简单的直接交易演进到现在的展(博)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等多种形式,成为生产消费领域的桥梁和纽带。 会展包括“会”与“展”两层含义,所谓“会”主要是指以会议形式的组织活动,它属于一种高级的社会群聚性活动,通过它的组织,可以交流信息、探讨问题、传道授业、解疑释惑;所谓“展”主要是指以样品陈列、参观和交易为主的展览活动。根据美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展览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定期在固定场所里举办的、来自不同地区组织的商人聚会”,展会上所陈列的商品种类涉及各行各业,形式亦多种多样。 会展的外延很广,包括各种类型的大型会议,如APEC会议、博鳌“亚洲论坛”;展览展销活动,如大连的服装节、沈阳的制博会;体育竞技活动,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还包括常年开设的博物馆、名人或历史事件纪念馆等。在功能上,会展是人们进行信息、洽谈商业合作和进行市场营销的场所,发挥着桥梁和媒介作用。西方大多数企业把每年的参展费用开支作为对外联系交际费列入项目下,在营销方式上则把它与直接销售和电子商务相并列,三者属同一范畴。当然这仅仅是展会的商务功能,事实上展览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经济和贸易,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外交、政治的发展。因此,其影响面和产业关联度也随之增强,进而推动了以展览和会议为主、涉及行业广泛的综合性经济形态的发展,发展形成为会展产业。 所谓会展业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展销,能够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也被称为会展产业或会展市场,在西方称为会展业(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由于会展是集信息通讯、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等在内的综合性的、关联度高的服务贸易行业,能够创造高额的经济价值、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对于社会综合经济指数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呈现有产业基本特征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可以作为会展经济来对待。 二、发展会展事业、提高城市竞争力 在宏观经济部门中,会展业属于服务业。由于会展业本身是一种无污染产业,且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对那些本身地域狭小,但在交通、通讯和对外开放度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发展会展业常常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发展战略之一。按国际博览会联盟的估计,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中,只有10%是展览会行业的,其余90%为相关行业所拥有。在欧洲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会展是城市的面包。现代会展业滚动着商品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会展业的发展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点,构成表征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也说明了该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首先,会展产业关联度高且利润大,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会展业是一门系统工程综合经济,相关行业较多,除了会展业的行业协会、展览设计施工公司、展览公司、展览场馆外,还包括广告、餐饮、交通、旅游等为会展提供服务的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大型会展,吸引大量游客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以此带动交通、旅游、商业、餐饮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展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前连效应和后连效应,所创造的利润相当惊人。据国外统计该行业的利润通常在25%。 其次,会展经济能培养新兴产业群,增加大量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增加1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就可以创造近百个就业机会。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获得了145亿马克的利润及45亿马克的税收。在香港,一年的会展收入达74亿港元,还提供9000个就业机会。我国是就业压力很大的国家,在中心城市发展会展业,一定会创造出一条广阔的新就业门路。 第三,会展业可以促进科技开发和实现科技成果转让,具有技术扩散功能。传播先进的技术成果,展示和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是会展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从科技发展史来看,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如电话机、留声机、蒸汽火车、电视机等都是在展览会上首先进行推广的。会展业可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或推广,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即使是信息技术和手段迅速发展的今天,会议和展览的便捷性、集中性、直观性和快速性对推广新技术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会展对城市的促销功能。在以城市整体形象为依托的前提下,展会促销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会展活动不仅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已的舞台,以借机宣传自已的经营理念和产品品牌,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同时也使城市的影响具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 三、建设会展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 综合关于会展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分析,目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其中上海、北京和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不仅开始迈入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且会展产业的产业链培育与企业经营模式日趋成熟。全国其他大中小各类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提出要把本市办成“国际会展都市”、“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会展中心城市”、“中国会展名城”、“中国区域会展中心”的已经超过了30个,而且其中大多数城市都已把这一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或本地的发展规划之中,有许多城市为此专门组建了政府会展管理或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新建或扩建的会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地而起,由政府亲自策划、组织并给予财政资助的展会一个接着一个举办。在此,以我国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会展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从前瞻的视角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作为现阶段我国发展会展中心城市的战略思路。 第一,加强政府对展览业发展的引导和培育作用,积极促进展览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加入WTO和国外展览公司进入的开放优势,促进国内展览市场的统一,加快对现行展览管理体制的改革,改进管理展览业的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展览会行政审批的改革。同时,运用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WTO规则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扶持国内展览业的发展。例如,可以通过给予会展业优惠税率,对经营好的会展企业发放支持贷款,制订鼓励中外合资、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以及鼓励使用风险投资和鼓励会展项目的资本运作与兼并整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推动和引导中国会展经济和会展产业的健康发展。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在发展会展业中的作用。 在城市会展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政府的作用是一把“双仞剑”。一般而言,政府在会展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包括为会展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但是,单纯的补贴、优惠或税收减免会产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效应,从而抵消企业进行创新和发挥主体作用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的职能是创造有利于会展产业发展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城市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法制的等诸多方面,最终使得城市在资源禀赋、城市产业特色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会展产业的中心地域。 第二,根据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选择能发挥城市资源优势的重点,加快培育一批有品牌效应的展会和一批有专业水准、有竞争实业的会展公司。我国的许多展会是从行业性的交易会或订货会发展来的,如纺织服装业、医疗器械行业、电子行业、农机行业以及百货业等等,规模大、历史长、效益显著,这些展会应该是未来中国展览业的中坚力量。因此,要让品牌展会在本城市扎根,必须充分挖掘内在的优势;同时,随着展览的专业化和市场水平的提高,展览会的主办和组织工作更多地要依赖专业展览公司,只有专业展览机构的成长和壮大,才能提高展览会的整体水平,促进展览业的健康发展。要重视会议、节事活动的同步发展,发挥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有侧重地加以发展方向。以厦门为例。厦门本地经济总量较小,其周边市场与全国各主要会展城市相比没有太大优势。厦门是全国最重要的海空口岸之一,其交通运输条件和城市环境,比之大部分主要会展城市毫不逊色,外向型经济特色和开放度较高,涉外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厦门还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厦门市根据自身的这些特点,在其初步的规划中就曾提出:(1)“会”与“展”二者中,重点发展“会”;(2)“展”的重点是发展专业(贸易)类展览会;(3)争取多举办国际性和涉台会议及展览活动。因此,城市在发展会展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城市资源禀赋条件,培育出一流的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会议与活动。 第三,要重视规模和品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会展公司比较弱小,规模有限,经营范围较窄,档次也不高,没有自己的品牌,难以与国外强大的会展公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展业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努力提高展会组织、策划、服务的水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进行展会活动的创新,争创名优品牌。在中国目前的会展经济条件下,扩大会展企业规模的战略选择,要实现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会展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重视打造城市会展品牌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树立牢固的品牌观念,只有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才是中国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树立了这样的品牌观,才会从场馆的设计、主题的立项、展会的规划、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来实施会展业品牌化发展。要制定长期的会展业发展规划,确立会展业的品牌发展战略。 (2)提升品牌质量。会展的硬件设施是影响品牌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上著名的品牌展会往往都是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因此,要实现会展品牌质的飞跃就必须加大投入,不失时机地更新展会的硬件设备。会展的软件主要指的是会展的专业服务水准,一方面会展企业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会展企业应积极加入国际性的会展组织,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会展服务与国际接轨。 (3)拓展品牌空间。会展品牌的拓展空间具有三维性,即时间维、空间维和价值维。时间维是指品牌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发散和扩张。从展会的角度分析,延续的时间越长,则参展商和观展者之间的交流就越充分,展会的效果就越显著。国外的展会延续时间大约有十来天,而中国的展会往往只有三五天的时间,这对于会展品牌的拓展是远远不够的。会议与节事活动同样是如此。所谓空间维指品牌在地域上的扩张。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就通过在上海举办著名的汉诺威办公自动化展(CeBIT),成功地迈出了世界性扩张的第一步。所谓价值维则指品牌作为会展企业的无形资产,其经济价值的含量是可以增加的,品牌价值的提升实际上也是为会展业品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拓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会展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经营方法和手段,尽力扩大会展品牌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会展品牌价值的提升。 (4)培育网络品牌。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会展业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培育出知名的中国会展网络品牌,网络品牌的建设主要应从企业网络形象塑造、网络展会的建设以及开展网络营销等方面进行。 第四,加快筹建全国性展览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自律、规范和协调作用,积极促进会展的产业化。目前,展览市场的竞争无序和展览业整体水平的低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全国性的行业组织,缺乏一套展览业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职能难以转变。因此,当务之急要尽快成立中国展览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制定展览业的行业规范和服务体系,起草展览会的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促进国内展览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引导国内展览业的发展。 第五,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会展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交易需求的不断增长,专业会展逐渐成为各企业进行产品推广的必不可少的商务活动之一,这一趋势即便是在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没减弱。因为,会展的魅力之处在于可以现场将产品的特色及时传递,并与目标客户直接沟通,从而在短的时间内达成商业合作的目的,这是其他任何媒体无可比拟的。随着产品服务的细分就要求会展举办更加专业化,专业会展是未来会展发展的趋势所在。所谓专业化,是指会展产业链上的分工专业化、会展活动服务专业化、会展项目运作的专业化。从会展企业角度分析,有以下几条: (1)会展内容专业化。会展内容的专业化因其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专业性强,故可以集中吸引该领域精英企业的优秀产品参展,提高展览水平和质量,让参展商更明确展览性质,这是专业会展的最优秀部分。会展内容的专业不仅决定了其会展性质、主题、目的等,也决定了参展商和参观者的范围。目前,我国很多会展组织者经常强调其会展吸引多少专业参观者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专业性强能够提高会展效率、增加成交额。 (2)会展组织者专业化。国际上更多的会展是由大型专业展览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使得展览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广义的展览服务,既包括发生在展览现场的租赁、广告、保安、清洁、展品运输、仓储、展位搭建等专业服务,也包括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配套服务。举办贸易展览会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府不应该成为办展的主体,办展的主体应该是商业协会和专业展览公司,这也是国际惯例。 (3)会展服务人员专业化。会展服务人员工作在会展现场,直接面向参展商、参观者,他们的言行举止、服务规范、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服务水准的最终体现。这不仅是制约我国会展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会展企业目前抓内部管理的着重点。因为,很难想象没有办展经验、对行业认知度不高的人员能够办好专业会展。只有专业人员的大批培育才能够使得会展水平大步提升,才能真正办成质量一流的专业会展。 第六,加强会展专业人员的培训,建立会展业经理培训制度。会展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则,需要大量相关的专业人才。为此,通过专业化培训方式大规模培养会展业人才,已是中国会展业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为使会展行业管理体制能更好地运转起来,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已有的行业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人才的流动性,吸纳新鲜血液,引进国内外的会展专业人才进入到会展行业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以此来提高国内会展管理的水平与理念,保障会展业的管理体制的更好地运转。 此外,应该加强会展经济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给出会展经济更为具体的影响因素和指标,而不是以某几类因素作为判断会展中心的标准。对城市政府而言,一方面将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做综合的考虑;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文化多样性和人文国际化,加大城市开放的力度。 城市建设论文:城市建设视角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1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 2011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为2553亿元,人均70734元,全市财政总收入为651.83亿元,占全省的25.6%,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70.77亿元。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财政总收入的稳步增加能够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和财政支撑,夯实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经济、物质基础。第二,创新资源丰沛。创新不是无米之炊,既需要资金扶持,也需要科研基础设施等硬条件的支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厦门拥有支撑创新的实力:首先,高校及科研院所聚集,拥有厦大等高等院校17所,国家海洋三所、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数十家科技研究中心。其次,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众多,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通过实施“市校同发展”、“院地共合作”工程,与国内多所高等院校达成科研合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重点布局的六个技术创新与成果产业化基地之一。再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665家,企业技术中心127个。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增长增强了厦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最后,创新型人才储备增加,拥有包括包括两院院士、中央“”入选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在内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2.5万余人。第三,打拼文化深植。优秀的人才“只有在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潜能,完成重大成果,开创卓越的事业”[6];城市精神也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资本和城市竞争力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因此,钱颖一认为:“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8]受濒海地理环境和闽南民族迁移历史的影响,“爱拼才会赢”、“输人不输阵”成为闽南文化的精髓,在这种拼搏精神的刺激下,闽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执着追求的民营企业家,并创造出“晋江经验”、“泉州现象”等发展模式,而作为闽南重镇的厦门由于改革开放起步早,各方创业创新人才荟萃,成为全国发展较快、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第四,制度环境优良。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保障。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自2006年以来,厦门市先后颁布、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见》、《厦门市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关于全面推进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决定》、《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厦门市人民政府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的办法》、《关于开展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为创新型厦门建设保驾护航。第五,区位优势明显。对台优势是厦门创新型城市建设不可忽略的区位优势。在中央优惠政策的扶持之下,厦门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建立起对台的先行先试体制机制。既是两岸直航的首批开放口岸、大陆居民赴台的首批口岸,也是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建立起厦金海上“小三通”。而作为唯一经中央批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城市和首批海峡两岸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先后开辟了台商投资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多层次、多功能的开放区域。同时,“一栋楼办公”的模式、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实行代建制、高效集约的工业集中区建设模式等成为全国创新的典范。 2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障碍 一是创新意识不强,自主创新有限。杨志江等人在比较我国各省区市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基础上,指出福建省虽然具有相对较高的成果转化率,但研究开发效率却较低。站在科技文化观念的立场,“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一个科技文化价值观发生作用的过程”[10],通过影响主体对待创新的态度,创新型科技文化观念能够“控制”自主创新的效率。因此,对人才而言,闽南文化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逐利求稳、浮躁浮夸的传统抵消了求异思维、创新意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等创新性科技文化观念对其的积极影响。如厦门的年轻一代为求稳,接近六成的研究生选择机关事业单位,超四成的本科生去了国企;居民的消费方式趋于保守,收入的三分之一存入银行。对企业而言,忽视科技创新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08年厦门市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1%,远低于世界500强企业5%~10%。厦门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属组装性产业,优秀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大多处在产业链中加工、组装和技术研发的附加值环节。二是制度规范体系不完善,创新文化缺失。如果说人才与企业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驱力,创新性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就是外驱力,且一个好的制度、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创新活动的活跃度,因此,创新作为一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关心和支持,还需要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但就厦门而言:第一,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厦门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条例,但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要,如市级科技奖励力度不大,激励效果有限。第二,未形成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试错”的过程,失败率比较高,一般在80%以上,因而需要宽容错误与可能的失败,但当前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行业,均对创新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三是创新支撑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忽视体制创新。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官僚作风、红头文件等普遍存在,行政干预盛行;另一方面,运行机制创新不足,虽然厦门市拥有由各级创新型企业、示范企业、试点企业等组成的创新网络,但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交流合作少,无法很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其次,政府创新投入不足。2009年,厦门市R&D经费为35.14亿元,占GDP的2.02%,排名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10位,远低于同期西安的6.06%和深圳的3.41%。再次,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渠道少。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条件多、要求高,管理部门多、申请程序复杂,因此,其投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但由于其规模比较小、固定资产不多,不容易贷到款;另一方面,厦门市未制定引导国有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规定,也未建立企业信用体系,部份企业缺乏诚信,投资风险大,各类资本不看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积极性不高。四是创新评价体系空白。评价的目的在于纠偏、预防和推动创新的目标与步伐,然而,厦门市缺乏一套完整、客观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与体系,缺乏对创新活动科学、准确、合理的评价与指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努力延缓了创新的进程与速度。 3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对策 3.1强化科技文化观念创新“创新性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前提,它对城市整体发展构想、设计创新计划、指导创新实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要鼓励基础理论创新,推动“创造特区发展新优势”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强化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分工与协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自己,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经济,为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树立“争第一、创一流”的壮志,对比先进找差距,变压力为动力,知耻而后勇,横下一条心,舍得一身力,咬住发展不放松,奔着目标不停步,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合作,在竞争中求发展。其次,要强化机遇意识。自《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修订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运筹,进一步加大对建设厦漳龙泉城市综合体、打造“厦门湾经济圈”的支持力度。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掀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热潮,形成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浓厚氛围。这些都给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抓住并充分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就能争取主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要强化先行意识。“落后就要挨打”,要求我们打破传统,树立“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的理念,树立锐意,奋发有为,突破“等、靠、要”的落后思维,摒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任职理念。要打破按部就班的固定思维,一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项目,可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大胆试、大胆干、大胆闯,用好、用活、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创优环境、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领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面。此外,要强化学习意识。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素质、一种觉悟、一种修养,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知识。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创造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努力把理论付诸实际,变成带领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领导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魄力和勇气。 3.2培育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文化一方面作为“类”特质,反映“所有”创新型城市(群体)共同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另一方面作为“单”特质,反映“每一”创新型城市(个体)独具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因此,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既要符合国际创新型城市的标准,又不能剥离闽南文化的特质而丧失厦门的特色和竞争力。要弘扬拼搏创新精神。发扬闽南文化“爱拼才会赢”的拼搏创新精神,克服急功近利等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在科技界形成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协作开放的精神;在企业界倡导崇尚竞争、勇担风险、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全社会培养科技创新、开放包容、勇于创业的精神,形成人人关心创新、支持创新,爱护创新人才、保护创新成果的氛围。并通过组织评选一批“调结构、转方式”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挂牌一批科技创新公共平台,表彰一批创新型城市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鼓励创新。要推动文化创新。建立创新文化机制,规范创新文化的工作机制,确定创新文化培育的程序与步骤,做到逻辑可靠,目标可定,内容可证;严格遵循创新文化的基本原则,做到方向正确,宽容并蓄,合理合法;完善创新文化的制度体系,做到领导负责,社会参与,宏观调控;建立创新文化的长效机制,做到常规化、制度化、系统化、实践化;完善创新文化的评价机制,强调创新导向,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杠杆效用,使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管理等紧密结合起来。要提高科学素养。开展创新文化活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发明创造、技能竞赛等创新活动,形成鼓励创造精神,激励创造活动,尊重创造成果的创新氛围。定期召开创新文化论坛,开辟创新文化专栏,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期刊论著、网络博客等宣传媒介传播创新文化,加强学术交流,提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进而丰富传播内容,总结创新经验,突出传播重点,把握传播方向,有计划地将文化创新纳入干部培训课程。要鼓励自主创新。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文化是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既要通过打造创新型企业文化,解放思想,鼓励思想多元,创造一个随意、开放、冒险、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内部环境;又要完善与企业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项目扶持、财政倾斜、人才引进、知识产权、科技服务等政策、规范,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要突破思维定势,激发灵感,追求创新,构建专业文化管理团队,加速企业创新文化的形成。 3.3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依据政府与市场驱动力组合的不同,可以将已有创新型城市建设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发展模式,且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趋向于混合型模式[13]。因此,从长远来看,需要抓好如下工作: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简化行政审批,增加行政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推动行业协会管理。转移科技管理重心,从直接管理转移到规划引导、制度建设、政策调控和公共服务,组织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优质创新服务环境,调动创新积极性与创造性。要优化科技管理手段与方式,加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厦门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现状与进程。二是完善科技资源统筹配置机制。推行会商制度,加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完善科技研发、技术标准、对外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创新激励政策,探索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和模式。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实现区域科技资源共享,防止重复立项和资源分散、浪费。要建立两岸三地(厦门、台北/新竹、香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图书信息资料共享协作的运行服务体系,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的对外开放、高效利用。三是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体系。一是增加政府投入。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引导激励作用[14],南方地区正需要进一步改善地方政府对区域创新的扶持和引导[15],因此,厦门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资助、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研究、公共政策等渠道,以财政拨款、研发补助、税收减免等形式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扶持。二是培育和发展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制定和落实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改善创新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创新创业投资领域,并可发行企业债券,培育科技资本市场。三是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建立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平台,引导、支持高新基础企业优先进入海内外证券市场融资;试点科技银行,建立区域性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等。四是健全创新企业发展担保市场,改善担保机构发展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担保市场,逐步形成多种资本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种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外部合作交流机制。加强对台科技交流合作,大力推进“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推动两岸联合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研发平台,联合制定两岸产业技术标准。深入开展面向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地科技合作、面向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的市校科技合作,承接和转化中科院系统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产业项目,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科技项目落户厦门并实行产业化。大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争取更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鼓励、支持我市企业、科研院所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开展双边、多边科技合作。五是健全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建设两岸技术交易和转移中心,鼓励两岸及国内外创新成果的合作与交流,拓展成果转化渠道与消化市场。完善技术创新资助与奖励机制,鼓励建立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专项扶持资金,以培训补助、公共服务补助、激励资助等形式推动技术经纪人队伍和服务体系建设,降低技术经纪活动风险。支持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从事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业务收入可参照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合同的优惠政策规定享受营业税减免。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等。 3.4建立健全创新考评机制创新考评机制首先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指标是导向,一套科学合理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创新厦门”建设的进程[16]。因此,需要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创新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并具有区域特色和操作性强的创新型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建立创新绩效考评机制。要逐步建立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责任制,将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任务细化分解,明确责任,把要把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绩效作为各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17]。要革新考评手段,建立事前评审论证、事中监督管理、事后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估体系,创新考核工具,突出其多元化、科学化;还要注重电脑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引入和运用,丰富考核手段,实现考核工具的智能化,考核过程的程序化,考核结果的精确化,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要创新考核形式,实现多元化,除自我评价、上级评价、同事评价外,还应该增加公众评价;除量表考核外,还可以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进行考核,特别是实行考核外包,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 作者:朱仁显刘建义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城市建设环卫精细化管理论文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问题,近些年来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环卫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对城市建设管理和环卫问题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产生的垃圾数量也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建设发展中,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依然存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环卫精细化的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技术支持[1]。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城市建设中,要设计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帮助改善城市发展环境,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 1、当前城市建设环卫管理问题分析 (1)保洁范围广。这也是城市环境卫生面临的共同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保洁的面积也随之增加,增加了环卫工作和垃圾的清理运输工作的强度,相对来讲管理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这就需要借助海量的信息手段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从而提高效率。(2)人员多,增加了管理难度。在我国当前城市发展阶段,环卫行业大多还是以人工保洁工作为主,其从业人员较多,每个区域、每一片甚至是小到每一条街道,其保洁人员总和多,增加了人员管理的难度。(3)环卫设备较多,数量较大。环境卫生设备主要包括清扫车、洒水车等等专用清洁车辆,对这些设备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和精力,很多城市采用GPS定位管理,能监管其作业的轨迹,但是却无法监管其环卫工作的具体效果。这些都需要采取新的监管方法。(4)管理较为落后。在以往的发展中,受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些城市在发展中对环卫工作缺少重视,在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缺少创新,大多数会基本依赖于人的管理,这样极大地影响了管理效率,也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 2、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所谓的环卫精细化管理,主要是在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能结合城市自身发展需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指导思想,全面把握城市环境的变化,制定细化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促进环卫事业的发展,做到环卫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因此,精细化管理在城市环卫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必要性。其一,是实现环卫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精细化管理系统的建立,能对环卫人员、设备等进行即时管理,对环卫作业的路线范围进行优化选择,从而逐步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也便于对作业的考核管理;其二,有助于助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发展中,城乡居民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普遍较高,政府也认识到了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要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必须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对环卫设施进行改善,这些都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信息平台的设计来实现;其三,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优秀案例,值得我们借鉴,也为我们城市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对该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环境卫生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国可以加以吸收借鉴,结合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搭建现代信息管理平台,促进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改善。 3、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分析 在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中,主要包括三大板块的业务:保洁、设施、管理。 3.1保洁业务 根据具体业务需要,要配合精细化管理系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设置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作为管理者,具体的工作时间根据环卫工作量决定,一般每个班次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个班次在工作中,分责任到具体个人,每个人在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内,要了解拉近分布情况,对其进行保洁,对于明显存在的垃圾,可直接捡垃圾;对于没有大垃圾的区域,可以进行清扫维护,这样可以较快捷地保持大面积的干净。同时,保洁队长要定时对自己所负责的区域进行视察,对所负责的路线进行巡视,并且将每个具体区域落实到个人,缩小每个人的职责范围;此外,还要处理好清运业务,清运的工作量较大,要求也比较严格,城市的生活垃圾量较大,一般都存放在垃圾桶内,一般垃圾的清运时间在凌晨,将其进行集中压缩,集中进行处理。 3.2设施业务 首先是车辆的管理,通过GPS定位系统等,对车辆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其次是渣土管理的设计,了解渣土车辆基本信息,设立渣土业务审批程序,并对具体的审批流程做好规划,不断提高操作的效率,减少人员操作,减少出错率。 3.3设施管理设计 环境卫生设施包括有垃圾桶、果皮箱、生活垃圾场等,这些设施的种类多,数量多,需要对其进行精细化管理,减少管理中的混乱。对垃圾桶、果皮箱等都会有固定的地点,可以在其上面安装自动测重仪器,等仪器重量达到相应重量时,系统会自动报警,然后对其进行处理,还可以在一些设备上安置电子标签,通过网络上传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了解垃圾场的清运等情况,也有助于及时了解设备设施的丢失或者损坏情况,以便及时进行弥补。 3.4管理业务 首先是对日常环卫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对整体情况进行了解查看,做好实时监管;其次是对现场环卫考核情况进行实时传输,将数据传送到精细化管理系统,这些数据信息具体包括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等;最后是对特殊事件的调度,一般包括事件的上报,市民举报的问题等,对这些信息进行详细的登记,并对后期的跟踪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等。还有一些应急业务,如车辆事故,系统故障等突发事故,需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预估,保证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环境卫生工作备受人们的关注,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对环卫工作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从而不断提高环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人们创建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作者:李云飞 单位:廊坊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城市建设论文: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改革论文 摘要:城乡规划教育应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从以往的知识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强调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转变。以城乡规划优秀理论课程《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为例,提出教学中的“整合模式”,针对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资源及教学方法上进行整合,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城乡规划;复合型;整合模式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普及,高校教师不能仅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教学,而更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充分获取、整合与课程有关的信息资源和时事热点,变换教学方式和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对于高校学生,则要求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复合能力。因此,在逐步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城市建设的今天,城乡规划教育也应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从以往追求教学内容完整性的知识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强调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转变。 1《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概况 “中外城市建设史”是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培养方案中的优秀理论课程,该课程授课信息量大,内容庞杂,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园林学等多个学科。加之学生缺乏对国内外城市的实地实习、考察的经历,对讲授内容缺乏具体而形象的认识,而教材中的图片均是黑白效果的二维图片及简单的复原平面图,因此学生很难系统地了解各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城建史课程时间和地域跨度较大,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社会,地域范围包括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区,所涉及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城市的形态和建设情况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内容庞杂且简单罗列,在授课中往往会给学生造成机械地拼凑之感,留下的印象是割裂的空间、拼贴的历史,学生便很难准确地梳理一个城市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 2《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改革 2.1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 中外城市建设史在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多被设置为《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外国城市建设史》两门课,如若授课教师也被安排为两名不同的教师,则中外城市建设史在给学生的授课过程中就被彻底的分裂为两门独立的课程。但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还是西欧诸国,尽管在地域上存在距离,但是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这些地域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是存在相互影响的,我们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决不能忽视了中国与外国城市建设历史的关联性。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城市建设历史,在授课安排上,应加强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见图1),即提高教学内容的综合性与关联性。具体实践过程体现4个方面:一是从中、外史分立讲述的授课方式向打通中外,加强横向联系比较的方式转变;二是从历史断代分期的顺序讲述向纵向梳理突出城市发展主线的讲述方式转变;三是从主要进行理论讲述、介绍案例要点向问题引导、回溯本源方向转变;四是面向历史向贴近现实、展望未来方向转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清思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编织出一整套中外城市建设历史的网络。 2.2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 中外城建史的教材信息更新较慢,尤其是外国城建史教材,国内高校城乡规划专业通常选择的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沈玉麟编著的《外国城市建设史》,而该教材的出版时间始终是1989年12月,信息更新严重滞后。而在城市建设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和依赖教材,导致将教材所及知识静态化讲授的倾向,仅是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下的城市发展变迁做粗浅介绍,缺乏深度教学,其结果是学生听起来缺乏兴趣,难于理解。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城建史的授课过程中进行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当今网络、电视等各类信息传播媒介的自由开放与普及应用这一优势,将课外教学信息资源带进课堂。 2.2.1电子地图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电子地图(如谷歌地图)可以帮助我们非常清晰直观地观看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街区当前的区位、规划布局、道路走向以及建筑景观配置(见图2)。运用电子地图,通过观察当今的城市肌理,将其与城市之前的规划建设历史进行对比,或是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机理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城市的空间发展演变过程。 2.2.2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类网站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城市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选址的变迁、布局的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对代表性城市的规划特色讲解之前,首先要让学生了解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这些相关资料均可在各个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上搜索到。教师在授课时可根据需要向学生展示门户网站上的文字及图片,通过网站上的权威信息资源来更新、丰富授课内容。除了城市政府门户网站,教师还可借鉴一些旅游类网站上的图文信息资料用于教学。因当前许多具有历史考究价值的古镇、古建筑、古村落、古街道被开发为各种旅游胜地,这些作为城市中的元素,也是城市建设史的重点讲述对象,所以均可在这些旅游网站上找到对这些旅游胜地的图文说明。加之旅游成为人人向往的体闲方式,也是学生的兴趣点所在,所以在城建史的授课中,有必要选择一些著名的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借鉴网站信息,向学生讲述其自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规划编制等情况,“寓教于游”,让学生跟着教师的讲解去“游览”景点,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 2.2.3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纪录片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各类城市规划建设的视频能够非常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一个城市的完整面貌,视频的播放配合教材讲述,使学生更能从声、形、色多方位去了解城市的规划特色。笔者在讲述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时,会利用课间等时间有针对性地播放典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视频片段,以加深学生对所讲述城市的直观印象,并就视频结合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如笔者在外国城建史的授课中,由于是国外的城市,学生往往会感觉非常陌生,因此多利用课间时间向学生播放系列记录片《世界古代文明之谜》,该片中会细致的讲解古希腊、古罗马等时期社会发展概况及城市建设特色,向学生播放之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笔者又会根据所讲授的不同城市,向学生推荐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让其回去观看。如在讲到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城,这座曾经繁盛一时却最终被火山吞没的城市,由于当今可以考证的资料大多是废墟遗址,学生无法直观的掌握该城市的布局特色,因此推荐学生回去观看电影《庞贝末日》,以此增加学生对该城市特点及历史背景的掌握。 2.3中外城市建设史教学方法的整合 中外建设史课堂教学应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主的单一教学方法,而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此提高授课效率和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如表1所示。如采用互动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研究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析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在具体操作中,可向学生推荐与本课程相关的书目,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设计研究课题,要求学生完成研究报告;根据授课内容设置讨论话题及热点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并汇报讨论成果。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增加学生互动参与的机会,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以达到复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如在对中国城市建设史的讲解过程中,教材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城市以都城为主,对于地方性城市涉及较少。为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将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可给学生布置课后研究课题,如选取自己家乡的城市,搜集相关资料,对家乡城市的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时期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市特色等内容进行总结,制作PPT和研究报告在课上汇报交流。 3结语 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教师通过合理的方法进行激发和提高。在大力普及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不能再延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应针对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资源及教学方法上进行整合,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作者:彭蓬 刘力豪 成灯华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低冲击开发技术下城市建设论文 一、低冲击开发技术 低冲击开发技术,是指在未开发的场地通过模仿渗透、过滤、存储、蒸腾等水文方式,采用分散的、小规模的工程技术手段,通过减少地面径流和雨水污染,达到使其接近自然水文循环状态的新型雨洪管理技术。目前,该技术主要包括:生态滞留池、绿色屋顶、透水路面、雨水收集装置、土壤改良、过滤树池等,这些技术具有占地少、易于与场地(建筑)结合、建设维护方便、后期维护费用低等特点。除此之外,低冲击开发技术具有多种不同的生态效益,如可以减少地面雨水径流量,减少城市雨洪现象;可以净化水质,减轻水环境污染,促进河流的生态恢复;减缓城市热岛效应,节约能源使用;增加城市美感;为动物提供栖息地等生态效益。 二、低冲击开发技术在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低冲击开发模式最初提出的领域是城市雨洪管理,但从其基本理念出发,可以将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应用延伸到城市规划的各个领域。以下将结合实例,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住区建设三方面,分别介绍低冲击开发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1.在公共场地建设中的应用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建筑主体周边空地、景观广场、附属停车场等的建设与低冲击开发技术相结合,能够同时满足场地雨水管理与城市景观的需求。除城市商业区外,城市工业区、城市公共中心等大型场地同样可以应用低冲击开发技术解决雨水问题。例如德国柏林Potsdamer广场,由于柏林市地下水位较浅,商业区建设一般要求禁止增长地下水的补给量。为此,开发商对雨水利用采用了如下方案:对适宜建设绿地的屋顶全部建成绿色屋顶,利用绿化用地的滞蓄作用蓄积雨水。一方面减少了地面雨水径流量,延缓洪峰峰值时间,另一方面通过绿地涵养雨水、蒸发水分,起到了增加空气湿度、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对不宜建设绿地的屋顶,将屋顶雨水过滤后引入地面蓄水池,并将其设计为水景观,再把蓄水池与建筑地下室的泵站相连,处理后的雨水用作市政用水。在土地稀缺的日本,城市公共场地建设中广泛采用地下蓄洪池及雨水就地下渗设施。一些大型建筑物,如相扑馆、会议中心、机关大楼等通过建造地下蓄水池来储存雨水。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还能把雨水用作喷洒路面、灌溉绿地等市政用水。1992年,日本颁布了“第二代城市地下水总体规划”,正式将雨水渗沟、渗塘和透水地面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并要求新建和改建的大型公共建筑群必须设置雨水就地下渗设施。 2.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的应用 城市停车场、道路交叉口和道路横断面的设计是低冲击开发技术实施最方便、改造最广泛的部分。在建设停车场地、路边停车位时使用“透水植草砖”作为地面铺装,将停车场周边的景观岛、道路中央分隔带、树池等修建为“生态滞留池”“雨水花园”或“过滤树池”等;在道路圆形交叉口、隔离带等地段通过地形的微处理,使雨水沿地面坡度由道路边缘的绿化带切口流入下凹式绿化带内。在公交站点、人行步道等地段广泛利用“透水砖”与“绿色屋顶”技术。值得注意的是,道路作为市政管道铺设的载体,在道路系统中实施低冲击开发技术时,需把管道铺设沟槽边壁做防水处理。美国华盛顿西雅图的SEA街道试点项目,旨在减少城市街景对当地水域和鲑鱼栖息地的影响。项目中将植被洼地、生态滞留池、植被草沟等技术与传统的市政排水设施相结合,使用绿色、环保的手段收集、贮存和净化雨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透水地面,并缓解街道交通。该项目创新性的采用了植被洼地、雨水花园等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道路边缘地下排水管道系统的设计,是城市道路综合利用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典型案例。深圳光明新区市政道路雨水综合利用,该项目是我国首例大规模在成片市政路网中引入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实践项目,其中包括绿化带下沉的生态型道路断面、沥青排水路面与透水人行道铺装设计。针对道路中央绿化带和车道两侧绿化带在汇集雨水方面的作用,分别作不同形式的处理,其中综合采用了植物滞留槽、过滤树池、渗透井、过滤草沟等技术手段。道路中央绿化带两侧立缘石高出路面,绿化带面层低于立缘石。在绿化带内设置由砂、石、土等透水材料填充的渗透层和溢流井来增加雨水的滞蓄和下渗,并将多余雨水排入(溢流)城市雨水管道系统。车道两侧绿化带则建成下凹式绿地,车道边缘立缘石高于车道,绿化带内表面层高度低于车道,人行道雨水则通过路面直接排入下沉式绿化带内,车行道雨水通过在道路和侧立缘石之间安装的透水石等材料汇入绿化带内。绿化带内部同样设置溢流井、透水管道和砂石渗透层,以增加雨水的滞蓄,多余的雨水溢流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系统。路面雨水通过路面透水材料排向路面边缘的雨水收集系统,再通过雨水综合利用系统将雨水直接补充地下水,或经处理后作为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在人行道铺装工程中,使用了环保透水性连锁型道板作为面层材料,调平层和基层分别采用砂层和级配碎石的路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可以在人行道上形成一个微型“蓄水池”来减轻雨季道路排水负担,还能补给城市地下水、增加地表相对湿度,达到调节城市气候、降低热岛效应的目的。项目极大地拓展了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实施范围,为低冲击开发技术在道路工程方面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在住区建设中的应用 利用低冲击开发技术协助建设高性能、高品位的住区环境,使当代住区环境更多样、更舒适、更安全。在新建住宅区的前期场地设计中,设计者通过场地分区来考察场地整体土壤的渗透性,并根据渗透性的差异来进行功能分区。在居住区的后期建设中,要促进低冲击开发技术在居住区环境建设中的充分利用,建设出具有环保特色的住宅院落、中心绿地、宅旁绿地、宅前路等住区景观。德国汉诺威Kronsberg居住小区是为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而开发的居民小区,总用地面积150公顷。该小区在建设中优先使用低冲击开发技术,采用渗透绿地、入渗沟、洼地以及大量透水人行路面等技术,优先利用收集来的雨水作为小区灌溉和环境美化用水。建成后的检测显示,整个小区的径流量增长几乎为零。美国明尼苏达州街区排水改造项目位于美国梅普尔伍德市,该项目是节约工程资金、公共参与和水文方面的典型案例。项目在改造中使用“雨水花园”取代传统路边沟渠排水系统,既减少了路面雨水径流量、净化了雨水水质、降低了建设成本,又保护了街区原有风貌。项目中通过回收废旧材料用作花园基地材料,从郡监狱温室购买的园林植物,并通过公示富有极大吸引力的规划蓝图来吸引当地居民主动参与街区改造。 三、结语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冲击开发技术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该理念的研究与应用目前也仅集中在微观尺度的工程技术领域。加快该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是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实施、维护过程的一种需求。将有限的城市空间和“与自然景观融合”的理念联系起来,努力实现从建设项目选址、设计到后期的城市环境维护,从由政府主导到公众积极参与,是指导城市建设与改造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有力手段。 作者:张举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论文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1.1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档案人才流动性较大,很难培养和留住档案人才。这一点与档案管理工作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一是工作强度大;二是工作比较枯燥、繁琐;三是工资待遇不高。对于人员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政府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期限的大背景下,我市工程档案部门受理档案验收的承诺期限由7天缩短为3天,而且增加了档案预验收环节,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的骤然加大,对档案人员的耐性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1.2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服务技术和服务方法比较落后。资料搜集和整理依然仅靠人工处理的方法,信息化发展缓慢导致工作效率和服务效率普遍较低;(2)即使有些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已经对档案实施了信息化管理,但档案实体的整理和档案信息化扫描的工作进度无法保证即时完成,从而影响了档案提供利用工作水平;(3)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管理设备严重落后。而且各个城市之间城建档案管理水平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对城建档案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导致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1.3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利用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档案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档案利用量的增加,加之人员不足、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档案利用需求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由此导致档案部门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下降,从而也影响到部门自身的发展。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档案信息,是对我们城市建设档案部门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当前形势下,我们有些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在这一点上难以做到。 2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对策 2.1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人才队伍建设 (1)通过“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以及适当的待遇留人”,广泛吸纳人才,打造一支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队伍。适当提高城建档案管理人员的待遇。(2)要定期不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优秀的管理或技术人才,要给予重点培养。(3)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建立,对工作优异者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2.2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1)对档案进行全面的核查,在对竣工档案资料进行移交时,包括前期准备文件、施工文件、竣工文件等资料都要保证其完整、准确、规范和系统。(2)档案信息化工作的基础是档案的著录。由于每个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单位的条件不同,应该研究制定统一的《城建档案著录细则》,以实现档案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3)合理组卷,在整理过程中如若发现案卷内容混乱,无页码等现象出现时需要重新进行加工,并将有联系的文件组合在一起。组卷合理化和规范化不仅有助于科学管理、优化馆藏,还能提高计算机管理的利用效率。(4)档案分类号以及档案题名的准确无误有助于提高检索查准率。对一些含义不清或模糊的题名要进行及时的处理,避免出现计算机无法识别的情况。 2.3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先进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工作的融合,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实现网络一体化:借助相应的软、硬件平台,通过扫描、录入等方式,实现档案的“三态”同步,从而实现网络检索和在线阅览,大大提高了城建档案的利用效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期,信息技术的在各行各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建的档案管理也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将一些已经不符合或者陈旧的管理模式加以改进和创新,以此更好的为城市建设提供服务。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城建档案管理上来,从根本上提高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2.4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水平 由于档案管理单位的人员和编制有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采取服务外包的形式,来完成城建档案的实体整理、图片扫描和数据录入工作,也不失为解决当前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该方法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城建档案整理、档案数字化和提供利用工作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5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和档案的“社会意识” 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城市建设服务是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自身的价值所在。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为社会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档案信息,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我们要注重服务理念、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实现由传统服务向现代服务的转变:一是要改变“重藏轻用”的旧观念,树立“以用为主”的新观念,如指引群众通过“依申请公开”的方式申请利用。二是开展城建档案编研工作,将信息整理加工成册,提供给社会利用。三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信息主动给社会。城建档案部门一定要充分提高“社会意识”,由此提高自身价值。另外,城建档案部门还要加强自身的宣传,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来提升整个社会的“城建档案意识”。 3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在城镇化背景下,面临诸多问题,作为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应立足自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不断的提供利用,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通过提升价值,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来促进自身发展,进一步提高管理和利用工作水平。 作者:宋大庆单位: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档案馆 城市建设论文:小型城市建设论文 一、从小城镇到小型城市:动力与过程 (一)小型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从小城镇向小型城市的转变,背后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在早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聚压力,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以及政府经营城市、提高政府竞争力的需要。第一,工业化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杭州是我国乡镇企业的最早发源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队企业起步并迅速发展壮大,随后,乡镇企业在农村遍地开花,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乡村经济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业集群开始在各乡镇出现,进而产生了一批工业特色乡镇,如瓜沥镇形成了化纤织造、五金机械、电器电子三大主导产业,塘栖镇形成了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等。可见,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的产业聚集,为杭州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第二,统筹城乡一体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小城镇连接城乡,是区域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的中心,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变城乡二元对立为一体化,涉及到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分配结构、产业和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国土资源开发的空间结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心镇产业集聚不仅是农村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的重要支撑,更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第三,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需要。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政府开始经营城市。2005年,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提出“将经营从企业层面延伸到城市层面,把城市当作最大的国有资产来整体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增值,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城市政府还通过改革城镇管理体制,提高城镇的活力。1996年以来,杭州市通过在中心镇实施强镇扩权、扩权强镇和新型小型城市建设等改革,向经济强镇下放管理权。在某种意义上,建设新型小型城市是地方政府吸引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为在区域发展和城市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需要。 (二)小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分析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浙江迅速进入农村工业化时代,尤其是杭州,其城镇化起步较早,其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中心镇培育阶段:2007年,杭州市有19个中心镇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培育行列,2008年,杭州市从行政管理、财政体制、规划、土地要素等方面向中心镇下放管理权限,加强中心镇培育力度,即“强镇扩权”改革。为进一步增强中心镇辐射带动能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2009年,杭州市推进了中心镇“扩权强镇”的改革,进一步扩大中心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激发中心镇的发展活力。小型城市建设阶段:2010年,杭州市制定了《“十二五”中心镇发展规划》,提出“把人口数量多、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带动能力强的中心镇培育成为现代新型小城市”,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杭州中心镇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中心镇建设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2011年,杭州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中心镇培育小型城市的若干意见》,提出强化中心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功能,实现中心镇到小型城市的跨越,加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2012年,浙江省首批27个小型城市试点中,杭州市的瓜沥镇、塘栖镇、分水镇、新登镇被列为试点对象。在较早工业化形成产业集聚的基础上,杭州市政府通过完善城镇规划体系,走差异化的小城市发展道路,创新小型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第一,建立梯次衔接的网络化城镇规划体系。杭州市初步构建了“中心城市(杭州市区)—中等城市(五个县城)—小型城市(中心镇)—特色镇—中心村—特色村”梯次衔接的网络化城镇规划体系。同时,重点培育和建设27个中心镇,把它们建成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联结城乡的新型小型城市;开展“风情小镇”建设,培育特色镇。各区县(市)根据本地实际,形成各具特色的规划格局。杭州市27个中心镇全部完成了土地利用规划编制,24个中心镇新编和修编了镇域总体规划,13个中心镇新编和修编了产业发展规划。第二,采取多种小型城市建设模式,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杭州市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采取三种小型城市建设模式:组团带动乡镇模式、县域副城模式、“风情小镇”模式。组团带动乡镇模式是“以组团建设带动组团中心镇、特色镇和一般镇的发展,实现内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形成相对独立、各具特色、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城镇群”,通过建设诸如工业园区、高教园区、新城等功能区,吸引杭州市中心人口、产业向功能区聚集,减小大城市的压力,实现中心城区与小型城市的均衡发展。县域副城模式是在杭州所辖的五县市的县城之外,“选择若干综合实力强、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作为城市副城……形成向上联结县城、向下服务带动周边的格局”,分散县市中心人口压力,实现县域的均衡发展。“风情小镇”模式,是对有地域、人文、田园和生态特色的小城镇,通过实施产业提升、旅游拓展、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项目,建成一批田园城市内涵丰富、生态功能健全、江南风情明显、体现杭州特色的“风情小镇”。第三,创新小型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逐步提高小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小城市建设上,杭州市积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一是下放事权与财权,赋予中心镇发展决策、项目审批、社会管理、综合执法和检查特许等涉及13个部门44项行政管理事项及权限,使中心镇具有与县(市)级政府基本相同的开发建设管理服务权、社会事业管理服务权和城市管理权。建立与小型城市相适应的一级财政体制,对镇级财政按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核定收入基数,增收部分全额留镇使用,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按规定全额用于该镇相关项目和事务。对派驻机构执行双重管理,各派驻机构的负责人和中层干部任免、调整,均需征得镇党委政府同意。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完善小型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聚集与水平的提升。省级小型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城市综合执法、就业保障服务、城市应急维稳四个中心,公共服务覆盖小型城市周边多个乡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了小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其中,省级小城市的行政审批中心镇均日办理事项264项,办结率达99.5%;就业保障中心累计介绍就业10060人次,解决劳资纠纷500多起;镇均有执法资格人员20人,行使110项执法事项;应急维稳中心排除事故隐患,快速处理各类纠纷;试点镇学前教育普及率、建成区义务教育集聚率、高中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59%、93.98%、99.58%,比2010年分别提高了2.72%、10.48%、4.08%;千人医院床位数为5.31张,千人医生数为3.61人。简言之,杭州市新型小型城市建设基本是在行政主导下,通过建立多层级网络化的城镇规划体系,采取多种城镇建设模式,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产业和人口向的小型城市聚集,实现大中小型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二、小型城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政策只有在地方得到落实,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小型城市建设由于长期以来的管理体制机制不顺,导致城市功能不完善;城镇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城镇的同质化,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城镇政府权责利的不匹配导致城镇政府的选择性治理,这些因素从内部和外部削弱了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 (一)小型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导致城市功能不完善 新型城镇化未能完全理顺城镇管理体制,譬如杭州每个试点镇的派出机构多达30个。虽然试点镇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中心,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派出机构,实现城市管理的一体化。但有些部门的资源仍由各个部门管理,小城市政府根本管不着、指挥不动、协调不了,进而导致小型城市的功能和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在诸如道路维护、绿化养护、地下污水、环境卫生、河道保洁等市政管理问题上,各部门各自为政,影响了城市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在城市管理上,小型城市数字城管均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加强洁化、绿化、美化方面的管理,解决普遍存在的乱停车、乱摆摊、乱倒垃圾和乱建设等问题。另外,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还造成了城市忽视各自独特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缺乏地方文化因素和文化符号的继承保护,个性特色不突出。 (二)政绩导向下的城镇同质化 建设新型小型城市,旨在实现中小型城市的均衡发展。实际上,新型小型城市建设使小城镇优质企业、优秀人才等优越的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城区聚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而小型城市的聚集功能并未得到提升,大中小型城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被进一步强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型城镇化,沦为市县政府“泵吸”资源、实现自我利益、巩固发展优势的工具,而新型城镇化并没有给小型城市带来新兴产业,产业集聚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相反,大城市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被转移进来,给小型城市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的服务功能不全、能力不足仍然是困扰小型城市政府的重要问题。可见,不管是发展模式、产业集聚,还是服务功能的完善,小型城市没有因为被赋予更大的管理权而与其他小城镇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小型城市与小城镇的同质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同质化通过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这三种机制在杭州以及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都普遍存在。小城镇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各项经济指标,不得不走与其他城镇相同的发展道路;小城镇政府模仿其他城镇的成功经验,既减少失败风险,也能提升其行为的合法性;在压力型体制中,必须遵循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为做出政绩而重复建设,甚至大搞形象工程。走异质化、创新发展的道路是新型城市化的应有之意,而目前小型城市的同质化表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限制了体制创新的活力。 (三)农民不愿市民化与城市化背道而驰 本地农民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聚集人口的方式之一。但是,农民(尤其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不愿做市民、不愿被市民化是城郊农民的普遍心态。农民不愿做市民的意愿挫败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良好意图,邢幼田用“市民领域”(civicterritory)的概念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被驱逐和去地域化的农民,其对政府的抵抗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不愿当市民,挫败了地方政府整合乡村土地资源,垄断土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目标。在杭州,农民不愿当市民,并不是因为城镇缺乏产业支撑导致进城找不到工作,而是本地农民无论是生活方式、与城市的联系等方面已经市民化,农民身份成了分享集体收益和获取个人不菲补偿的资格。当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不愿市民化,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后遗症。它表明地方政府尚未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更缺乏解决新型城市化问题的创造性思维和持续性创新能力。 (四)城镇政府能力的弱化导致城镇政府选择性治理 新型小型城市建设虽然扩大了小型城市政府的管理权,但是,普遍存在于小型城市政府的“责任大、权力小”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随着中心镇规模的增大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区域内的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整治、计划生育、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等任务艰巨。与经济发展相比,小型城市政府并没有把公共服务供给当回事。继续把不断增加的财力投向经济建设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是小型城市政府的普遍选择。从硬件服务角度看,城镇内部的基础性功能设施相对薄弱,特别是部分老旧区域、背街小巷的基础配套设施往往较差,联结小城镇与中心县城、市区的快速路网、快速公交相对缺乏。从软件服务角度看,城镇教育、医疗资源并不呈网状节点分布,而是越靠近中心城区优质资源越密集、越远离中心城区优质资源越稀缺;在享受“同城同待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小城镇面临着诸如难以为进镇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难以治理乱停车、乱摆摊、乱倒垃圾和乱建设等现实难题。实际上,出于政绩考虑,将有限财力投入到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经济领域而不是难见效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是任期较短的小城镇政府主要官员的理性选择。可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绩导向的发展模式虽然大张旗鼓地开启了新型城镇化的大门,但是,经济建设并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农民进城、公共服务、城市功能的完善、环境治理等等内容,这些都不是发展型地方政府擅长的领域,基层政府既不具备承担该责任的能力,也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创造力。 三、协同与合作:推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是新型城镇化和小型城市建设的目标。道格拉斯•诺斯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具有促进或限制发展的作用。制度通过调动或抑制人们的创造力来发挥作用。政绩导向下的城镇化已经制约和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新型城镇化需要调动和重启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包括政府及其技术官员的创造力。为此,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机制的作用,走功能分化、协同与合作的发展之路。 (一)以人为本,把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导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保护公民产权的城市化。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本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都不应该以牺牲他们任何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优秀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地拆迁一刀切的模式,而应有多种解决方式,譬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安徽宣城的农村房改、四川成都的农村产权交易所、甘肃庆阳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北京市集体土地流转、山东宁阳的“股份+合作”等等,使农民在有序退出宅基地过程中,从土地流转中得到保障。另外,新型城镇化并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它需要调动全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是“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在于“调动草根阶层的想象力和能量”。因此,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仅仅依靠科层技术专家,还广泛依赖于全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 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小型城市功能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的,能够进行市场化的,尽可能交给是社会、交给市场。政府要管好该管的,既要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又要把职能界定清楚。在完善小型城市功能上,一是把产业定位与小型城市定位区分开来。产业是城市的命脉,但是一个城市的产业定位并不完全就是城市的定位,更不能用产业定位取代城市定位。二是推动服务功能的聚集。为加快小城市的功能聚集,应该加快建设区域商贸服务中心、购物中心、人居中心、产业发展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第三产业;改善试点镇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发展公共交通;健全和提高试点镇的高中、初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提高医疗卫生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小型城市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力。三是小型城市职能和权力的法治化。小城市一方面需要深化扩权改革,另一方面更需要履行职能与行使权力的法治化,避免上级政府随意的下放或上收职能和管理权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小型城市建设的不确定性。 (三)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法治化,提高办事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 针对城市综合服务和综合执法体制不畅的问题,应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和市政管理体制,使小城市政府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法治化。一是清权厘权,公布权力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为重点,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创新行政审批方式,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推进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省级小型城市每个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事项由平均近300项削减到150项以内。小型城市实际行使的审批内容主要是建设行政许可,这部分内容应该从审批改为政府监管。实行并联审批、联合验收制度,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二是创新市政管理模式,整合市政、绿化、环卫等多个部门管理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能力。组建市政公用管理服务中心,承担道路、路灯、河流护栏的管理和维护,供水系统、下水道、污水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公园、绿化的管理和维护,监督管理物业公司的运作,承担天然气供气、电网运行、通信设备使用过程中相关事宜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工作,监督管理地面、河道保洁工作等方面的职能,并对污水、路灯、道路、桥梁、综合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采集,实现市政公用设施的信息化管理。 (四)在大中小型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化,推动城市间的协同与合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竞争,而是需要克服恶性竞争,需要克服由恶性竞争导致的城镇趋同化问题。虽然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指出了强制、模仿和规范导致了组织的趋同化,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如何克服组织的同质化,提升组织的创造力的答案。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欲解决小型城市趋同化问题,可以从政府组织内部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大中小型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工,采取协同与合作的形式调动其积极性。城市政府之间恶意竞争的根源在于城市之间功能趋同、缺乏分工。虽然,横向的大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工很有难度,但是,纵向上的大中小型城市之间分工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小城镇和小型城市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功能区分。二是实行分类考核。在考核上,不同类型的城镇应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不能把GDP作为考核所有城镇政府和小型城市政府的最主要指标,应该把不同类型城镇和小型城市的特色作为考核的最主要指标。三是延长小型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任期。小型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短期任职助长了城镇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延长任期有望遏制这种趋势。 (五)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小型城市的工业规模、产业园区、医疗、教育、工商、流动人口管理和经济事务等等,已经到达了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天花板,如果不突破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束缚,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将大打折扣。实际上,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机制,因时间和环境不同,两者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二者往往不断变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需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作用,取长补短。虽然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诸多矛盾,但是,在城镇规划、公民权保护、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政府绝不能一退了之,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经济建设、投融资等方面,应该由市场机制决定。 (六)提高小城镇政府权能,向社会赋权,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新型小型城市是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设计的,当然,新型小型城市并不具备城市的所有功能,实际上,新型小型城市是大中城市的某一功能区或卫星城。未来的新型小型城市是有限功能的城市。为此,根据小型城市的功能,从市、区(县)下放与职能匹配的权力,上收不属于其职能的权限,尤其是对规划、建设、环保、财政等专业性要求高的属于小城市功能的事项,小型城市政府一时无法有效承接,区县(市)应通过选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到小型城市帮助解决。除了在政府间纵向分权外,还需要向社会赋权授能,提高小型城市社会自主治理的能力,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四、结论 是优先发展中小型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一直是中国城市化争论的焦点问题。杭州新型小城市建设的个案对于理解和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杭州个案说明,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级政府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优先发展哪类城市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理性选择。杭州小型城市建设的个案并不完美,它仍然存在着诸如小型城市功能不完善、同质化、能力不足以及选择性治理等严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杭州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地各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之中,根源于我国多层级多地区的管理体制,即M型政府,或者区域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decentralizedauthoritar-iansystem)。但是,即使一直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杭州市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小城镇培育成小型城市,在政府主导下先行规划,建立有梯度的城镇规划体系,创新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改革策略,为我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我国的小型城市实践也丰富和补充了全球城市化理论。工业化、商业化带动城镇化既是我国也是全球各国城市化的根本推动力。但是,在人口规模、城市类型、城市规模和城市化道路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提并论。我国的城市化无疑极大地拓宽了城市化的理论广度。同时,来自杭州的个案也表明,我国的小型城市建设并非仅仅由市场自发产生,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化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来自杭州个案对我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政策意义:一是坐强城市产业,尤其是小型城市,在全球再工业化时代,甄别和扶持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重振城市的制造业,是城市化的首要任务;二是规划先行,制定和不断修编城市各类规划,突出城市特色,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三是为本地农民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激励机制;四是提高城镇政府的权能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作者:张丙宣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论文 一、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内涵要求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城镇化建设中,着力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资源的整合共享,可以让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信息网络及相关资源;强化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可以让居民享受到更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城市管理中推进社会治安监控体系、灾难预警体系、应急体系等系统建设,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模式借鉴 (一)智慧新城建设型 案例:广东省惠州市是科技部和标准委批准的首批20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潼湖新城是一个典型的智慧新城。新城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规划了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校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工业设计园、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科技与金融服务中心,以及相配套的商务区、智慧生活示范区、三网融合智能化小区,突出强化“产、城、人”的深度融合,目标是打造成为智慧产城融合、智慧技术集成、智慧产业发展、智慧服务惠民的美丽城市。 (二)旧城智慧改造型 案例: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投入巨资启动了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在此过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从无线网的覆盖面来看,经过改造后的南充老城智慧基础设施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大力推进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等一批成熟的智慧应用项目,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三)智慧城镇建设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中国智慧城镇创新示范单位,将“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慧科学”的概念引入城镇建设管理,目前已实现百兆家庭宽带接入和无线网络全覆盖,大力推进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在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城市安防、智能交通、医疗服务和智慧社区等方面的示范应用,基本建成了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智慧商务区和智慧产业区,以“数字惠民”大大提升了周浦居民智能生活环境的水平。 (四)智慧社区创建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始于2012年,组建了智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规划,建立了“智慧社区信息发展中心”和“智慧社区市民体验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列为市、区两级智慧社区首批试点单位。建设重点包括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智慧商圈、人文精神等四大板块,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库(民情档案综合信息库)、一卡(智能炫卡)、两平台(社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和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多系统(以平台为基础开发的各类具体的应用系统)”。 (五)智慧产业园区拓展型 案例:目前我国有30多个部级高新区正在有序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其中江苏省无锡市的T-Park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园区城市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与传统工业园、开发区不同,T-Park是一个智慧产业和生活融合区域,园区规划时就不仅包括了智慧产业发展内容,还包括了园区开发建设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内容,不仅有发达、完善的智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有便捷、优化的创业服务链,是一个不仅宜业而且宜居的大“社区”。 (六)重点开发区智慧提升型 案例:2012年,武汉开发区启动智慧产城一体化战略,委托北京泛华集团对“智慧城”、“生态城”进行总体规划并对重点优秀区进行城市设计,规划面积84.7平方公里,重点打造11大功能片区,其中最优秀的是“智慧城公共服务片区”,重点建设企业服务中心、智慧展示中心、综合数据中心、特色商区、川江池智慧公园、专家公寓和智慧社区等项目,着力创建国际化智慧城示范区和慢生活休闲体验区,打造智慧产业与公共服务完美融合的城市名片。 (七)都市功能区整体智慧化开发型 案例:南京将建邺区江心洲整体智慧化开发,成为智慧功能区建设的经典案例。江心洲是长江沿线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城范围、区位优越、环境优美的江中洲岛,面积15平方公里。南京市政府与战略合作者对该岛进行整体开发,突出以生态、低碳、智慧产业为主导,着力建设科技研发、创意智慧和高端总部高度聚集的国际化智慧产业园区,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生态居住等功能相互交融的国际化低碳智慧岛。 (八)智慧城市综合体带动型 案例:绿地集团以纽约曼哈顿的全智能建筑为模板,在合肥全力建设一个智慧城市综合体示范点。该综合体将立足城市建设的最前沿,把最先进的规划理念、智能技术运用到项目中,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智能建筑,搭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增值平台。在这个智慧综合体中,每一个建筑及信息、设施、设备都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生态链条,建成之后,智慧办公、智慧商贸、智慧物业管理等都将成为现实。 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主要成效 近年来,宁波按照国家和浙江省的总体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及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试点,并在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城市建设中智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力实施“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等工程,加强基础资源数据库和政务云计算中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智慧因子”不断增强。二是城市管理运营中智慧应用系统效用发挥更加明显。智慧城管、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三是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不断拓展。着力发展软件、信息、智慧制造等智慧产业,重点推进宁波杭州湾新区的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宁波国家高新区的软件研发推广产业基地两大试点区域建设。四是智慧功能区块开发积极探索。比如鄞州下应区块“智慧城”完成规划设计,海曙、江北等地“智慧社区”建设成效明显。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尚处于自发性的初级发展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认识不够。比如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决定》中尽管提到了要“坚持智慧管理”、“加快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深化两者融合问题。二是在规划制定上缺乏沟通衔接。城市产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程度不够高,规划制定过程中缺乏沟通对接,规划之间“两张皮”现象突出。三是在工作推进上缺少协调融合。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市领导也不同,这也导致在工作中难以做到深度融合、互动协调。 五、推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加强对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工作融合 一是要深化认识。通过理论宣传、政策引导,进一步加深全市上下对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把融合理念贯穿到各地各部门推进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体系的对接。目前宁波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分别是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这两个领导机构尤其是牵头单位的对接,建立协商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两者融合的重大事项和重点问题。三是要加强工作推进对接。比如在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相一致;在推动卫星城、中心镇建设时,要与智慧城镇建设相融合;在推动老城改造、新城建设过程中,要与智慧社区、智慧综合体建设等相匹配,等等。 (二)加强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融合 一是要促进规划对接。积极探索“多规合一”,建立开放式的规划编制程序,由规划部门召集发改、经信、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修订和完善相关规划,促进城镇化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与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有机对接。二是要适时制定出台专项规划。制定出台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的专项规划,建立规划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规划监管和协调机制。三是要制定出台行动纲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行动纲要,明确阶段性实施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实施主体和各项保障措施。 (三)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融合 一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制造业。结合宁波实际,着重发展智能家电、智能电表、数控设备、智能交通、智能环保等智慧装备产业,以及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物流数据处理中心、重点产品和资源数据中心等网络数据产业。二是要加快发展智慧服务业。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智慧物流、智慧贸易、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文化创业、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高端智慧服务业,大力引进和发展智慧总部经济。三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依托各类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精准农业”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慧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融合 一是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光纤到户、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全面推进无线城市建设。二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近期要重点加快推进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水务管理、污染治理、能源管理、园林旅游等市政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感知化建设。三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智慧技术在教育、医疗、文化、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加快开展智慧学校、智慧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政务等试点。 (五)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体制融合 一是要强化管理融合。进一步推进智慧城管建设,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监控、灾难预警、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环境监测、口岸疫情预警等信息系统,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二是要强化体制机制统筹。在开发建设方面,理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体制,统筹确定开发时序、重点,强化重点项目、重点区块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在投融资方面,着力于建立完善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综合平衡机制、资源资产盘活机制、投入产出与回报机制、重大项目共建共享机制等。在督查考核机制方面,统筹构建两项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协同开展目标进度监测评估等。三是要强化政策法规统筹。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制度规则、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衔接,强化财政投入政策、土地保障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统筹协调。 (六)加快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的平台建设 一是要加快推进智慧新城和城区建设。一方面,在东部新城、南部新城以及余姚城东新城、奉化滨海新城、宁海宁东新城等新城建设中,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行智慧城市管理;另一方面,在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过程中,着重建设智慧化的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推行智慧管理系统,提升老城区的智慧化水平。二是要加快智慧城镇和社区建设。以卫星城、中心镇及TOD小镇为重点,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智慧城镇。推广海曙区“智慧社区”建设经验,以智慧社区管理、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商圈等为重点,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三是要加快智慧产业园区和功能区块建设。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杭州湾新区等重点开发区智慧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完善软件园、研发园、通信产业园、信息产业园等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三门湾、大目湾等区域或合适海岛,探索智慧化整体开发,谋划建设高水平、高能级的生态城、生态岛。 作者:胡跃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智慧城市与城市建设论文 1信息消费与人的生态发展 消费者花费在以智能手机为例的信息消费产品上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满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多少部分是损害了主体的利益而产生了负效应,和人的真正的需要失去了联系,从而导致了人在信息消费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沦为消费客体的奴隶。因此,人的消费和人的再生产和人的发展是辨证相关的,人在什么意义上消费,他就在什么意义上把自身再生产出来。信息消费也是如此: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健康和谐及生态发展的个体;不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不健康及生活质量低下的个体。智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消费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归根到底是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人的发展状态是规约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2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高度组织的社会化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的伦理悖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全方位拓展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那就是高度组织的社会化生活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的式微。这一风险的伦理维度审思有两个层面:首先,信息消费中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价是以个体的私密信息的泄露为代价。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社会人们的选择是多样的,但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更多是被事先安排和陈设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信息消费过程中个人信息外泄的过程:“例如,如果一个冲浪者读了网站的一本关于萧条方面书的评论,接着又在电子新闻版上点击了一个好莱坞明星自杀的新闻,那么关于其买书和读新闻的习惯、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的一些潜在数据可能会被卖到人寿保险公司(它可能会取消针对此人的保险方针),或卖给医药销售公司(它可能会给此人发送药品申购单),甚至会卖给一个公墓(提供‘预先计划’)。用户访问的网站次数越多,数据就越详细,相互关联的数据就变成了个人特征。”虽然信息消费主体的数据收集是隐秘的,但是信息社会中,这一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遭遇过。“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各类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反过来,我们每个信息消费主体也从中感受到了益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选择的自由程度也增加了。但是,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以个体私密信息的让渡为代价的,而且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也代表着个体信息被收集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其次,信息消费主体不仅面临着个体隐私的泄露,而且还面临着因为对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知情权不足丧失选择权的风险。比如,2010年的国内互联网络的“3Q大战”让普通的用户对互联网络的信息消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原来网上的即时通讯消费还有泄漏隐私的危险。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用户已经将QQ作为工作、社交的一个重要平台的时候,突然要求被选择继续消费还是放弃,大部分用户有选择吗?因为放弃的不仅是QQ这个聊天工具,放弃的也许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交方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那样,给人一种“舒适的不自由”,在信息消费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消费者在享受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带来的自由和舒适同时,也逐渐失去应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的失去是因为信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多掌握在生产企业和技术专家手中;而选择权的失去其实是生产企业和广告宣传媒体的一种结盟,对消费者的一种诱导和操控。而且,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消费的操控是隐含巨大的风险的,一旦产品消费过程中出现问题,生产企业、科技专家、媒体甚至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会被公众置于审判台前接受拷问。长此以往,消费者的信任、生产企业的形象、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都将逐渐丧失,整个社会将陷入信任危机的境地。 3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引发的社会公平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活动引发的公平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信息消费空间的拓展可能会增加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数量。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中衍生出来,和弱势群体的大部分特征相吻合,通常包括贫困性、边缘化、低层次性、脆弱性、被剥夺感强等五个方面。除此之外,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更凸显因综合因素引发的信息技术水平低下的特征。因此,除了通常意义的弱势群体之外,城市居民中因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技术能力低下的群体也在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处于一定的弱势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总体数量是增加了的。其次,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的发展有挤压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生存空间的风险。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还同时栖身于数字网络技术构建的“虚拟”城市中,“物质世界的虚拟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及建筑的空间审美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形成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现实存在与虚拟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共同存在”。生活在实体城市空间中的传统消费方式对于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的人而言影响不大,但当以智能化、虚拟化、符号化为特征的信息消费领域和规模日益扩张的时候,甚至涉足到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领域和政府公共服务信息获取的时候,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春运期间农民工购买火车票问题,2011年6月开始试行的网络购票确实方便了一部分群体的购票流程,但是网络购票也无疑增加了另一部分不能或不会网络购票群体的窗口购票难度。特别是在春运期间对于农民工团体而言,形形色色的诸如抢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他们的购票过程更加困难。再者,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上的弱势有可能演化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心理上的不认同甚至是抵触情绪。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分为三种:“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恐龙”,“数字恐龙”即指称的是对现代信息技术、高科技产品等因为不具备相关信息素质和技能因而主观上也有排斥感的群体。在智慧城市如火如荼建设过程中,这部分群体也会在心理上滋生被时代抛弃、被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失落感。“每一个人对于他未知的新文化来说,都表现出‘原始人’的情状,而数字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使一些人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对其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即使是这些人中的知识阶层,也有被新技术、新社会疏远的感觉。”综上所述,对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制约智慧城市能否和谐构建、信息消费能否持续均衡发展的瓶颈。 4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风险规避的路径和对策 首先,正确认识信息消费的价值,形成科学合理的信息消费理念。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除了具有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价值以外,信息消费还具有多维度的伦理价值。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而言,信息消费和生态消费有契合之处,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从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来看,信息消费本质上是符号信息的社会流动,它适应了社会复杂的“互动”要求,对于促进政府廉洁高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独特的作用;从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来看,信息消费从属于精神消费活动的范畴,对于提升个体的精神文明素养、将人从物质消费的无尽欲望中解放出来有推动作用。因此,公众对于信息消费的价值正确认识并形成合理的信息消费理念,是规避信息消费风险的前提。其次,优化信息消费环境,克服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其一,从政府角度而言,在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消费政策,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大对信息消费市场的管理力度,尽力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的消费环境。其二,提升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道德责任意识,改善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建立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分级和过滤体系,使信息消费在公益性和商业性导向上保持必要的张力。其三,信息消费者本身应提升在诸如网络购物、在线支付等信息消费活动中的安全防范意识。再者,加强信息消费主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信息素质教育。由于信息消费是以知识和智力为特征的消费行为,这就决定了消费者的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他们接受服务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提升国民信息素质既要普及全民,同时又要有所侧重,在全民中普及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是保证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具有分享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成果的基本资格和条件;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提供各种形式的信息素质教育意义则更为重大:“只有为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公共投资取消了数字鸿沟之后,高技术的工作才能逐渐侵蚀掉社会排挤,而这些数字鸿沟是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为基础的”。提升信息消费主体的素质,充分发挥信息消费的价值和效用,这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优秀和关键之所在。 作者:魏晓燕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研部 城市建设论文:档案管理城市建设论文 1吸取教训,进一步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强化重建、复建工程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 几经周折,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虽在这次城墙坍塌事故中提供了一些档案资料的利用服务,但是由于相关部门档案意识不够强,对重建、复建工程档案资料收集管理的力度不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1995年城楼重建1999年城墙复建工程的竣工资料未收集进馆。导致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没能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档案利用服务,使档案利用服务水平打了折扣。作为档案工作者每每看到充满期望的档案利用者前来,带着失望的神情离去的时候,我们深感内疚、自责。为此我们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召集全体工作人员针对此类重建、复建、改建项目资料收集难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深刻的讨论、解剖,分析问题的症结,从五个方面着手,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 1.1做好档案抢救性保护工作及记录历史工作 在此次城墙坍塌档案查询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套底图由于接收进馆之前存放不善,出现纸张破损、脆化现象。针对这一现状,我们立即把底图另晒制一套蓝图,折叠装盒存放。并在备考表中注明:图纸的来历、复制过程、日期。另外第一时间到现场拍摄城墙坍塌照片;收集有关报刊关于城墙坍塌事件及抢险救灾等方面的报道,利用各种载体如实记录历史事件。 1.2进一步提高对修复、加固工程档案收集的重要性的认识,贯彻落实城建档案相关法律、法规 西门城楼、城墙是兰溪老城标志性建筑;兰溪文物保护单位;城墙又是防洪工程,每年的6~7月汛期,城墙下的兰江路都被洪水淹没,水位没过2/3城墙的高度。它的修复既是还原城墙风貌,维护城市真实记忆的文化传承、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复的需要,又是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生产、生活的“五水共治”项目,是百年大计。要充分认识到:建设档案没有收集就没有利用;档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项目档案的完整收集对项目竣工后的管理、使用、维护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关部门要充分吸取1995年西门城楼重建、1999年城墙修复时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竣工资料未及时移交、收集进馆给这次抢险救灾造成一定的不便的教训。提升相关部门人员的重视程度,共同做好修复加固工程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217号令《浙江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第八条:“城市建设档案机构接收和管理下列档案:……7、城市防洪、抗震工程;……”;以及第十四条:“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进行改建、扩建或者对重要部位进行维修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设工程档案;涉及结构和平面布置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工程竣工档案,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移交档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理》等对工程档案也制定了有关规定。档案管理部门应分别到建设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进行有关档案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档案法律意识,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 1.3加强部门协调,分清职责,制订具有操作性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方案,由市建设部门负责对西门城楼两旁的太阳宫、九福楼进行动迁、拆除,改建为观景平台;由市水务部门对近200m范围的城墙进行加固修复。两个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工程的修复、重建工作。施工场地有交集,工程有衔接,施工人员繁杂,各主管部门要厘清各自施工单位的工作职责,把修复工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纳入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加强对修复工程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在项目开工之前成立由有关领导分管的工程档案管理领导组织机构,配备专职的具有一定档案管理业务水平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工程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人员网络体系,制定符合修复工程实际情况的档案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程序,保障建设项目档案收集工作的顺利开展。 1.4加强城建档案资料收集业务指导工作,注重建设工程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工程开工时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就要启动城建档案业务指导工作,把业务指导和服务延伸到施工现场。首先,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及时获取修复、加固工程信息,专业指导人员要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两个分项工程的建设情况,然后对工程档案归档分别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工程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做到有档可查、有据可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5建设单位要及时整理、移交档案,档案机构要把好档案进口关 按照规定,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3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移交档案。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整理好一套自工程开工的前期资料、技术档案、施工管理资料及竣工图资料,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建设工程竣工照片,然后移交档案管理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在接收工程竣工资料时要严格审核、查验,资料材质应符合保存的要求,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一律要求其整改。移交的图纸要求是与工程现状相符的竣工图,严把资料进口关。 2结语 城乡建设档案是建设系统各行各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开展规划编制、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竣工验收、抗震救灾、抢险维修、审计稽查的可靠资料,也是城乡灾后恢复重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参考。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利用”的职责,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宗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将档案资源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城建档案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努力提供优质服务,使城建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应对突发事件服务,发挥档案工作的自身价 作者:陈云红单位:兰溪市城建档案管 城市建设论文:创新型城市建设论文 1国内创新型城市建设经验 (1)加大科技投入。天津市、青岛市科技投入呈加速度增长,两市R 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增长。(2)以企业为自主创新主体。深圳市的自主创新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企业内部进行。无锡市高新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3)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武汉培育了一批高科技转化企业,天津市建设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广州市通过积极推动孵化机构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空间。(4)注重凝聚创新型人才。深圳市自2006年开始设立“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使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数达到3000人。(5)优化自主创新环境。广州市、无锡市制定政策,优化创新环境。综上所述,各地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战略推行时间并不长,都是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许多都在探索阶段。 2理论与现实分析 2.1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创新型城市的理论研究对我们的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同时结合兰州市实际情况,我们对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作一些理论分析。从兰州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客观情况看,应按照“TheInnovativeCity”模式,驱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优秀,并不断融合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展开。我们提出实施科技计划、基础能力、应用能力、创新支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产业服务、城市空间、创新文化、开放合作十大工程;围绕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科技进步创新、产业发展创新、社会文化创新的有效措施。力争到“十二五”末,把兰州市建设成为一个创新体系完善、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经济效益优化、社会环境良好、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创新型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 2.2现实分析 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首要问题,也是本课题系统分析的重点。2.2.1推进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优势兰州作为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了全省80%以上的科技人才,人才密度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综合科技实力列全国第九位,具有雄厚的科技人才实力和研发优势。着力推进十大工程建设,努力完成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任务。(1)出台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各项规划计划。市政府相关部门围绕《兰州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分别制订了《指导意见》和《实施办法》等。(2)创新资源基础较强。全市拥有各类研发机构255个。有1个国家实验室、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3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73个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50个(其中省部级38个)工程技术中心和中试基地,96个高校科研机构,36个企业科研机构,3个部级大学科技园,16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搭建科技研发平台,组建了“兰州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兰州大型科研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兰州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等公共研发平台;深化与省内外科研院所的全方位合作,。全市共有原创性研究人员11428人,占全省原创性研究人员的77%。R D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有2190人,占全部R D人员的12.18%;具有硕士学历的有4069人,占全部R D人员的22.63%;具有本科学历的有6987人,占全部R D人员的38.85%。(3)新兴产业具有优势。通过培育引导,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形成了生物制品、现代中(藏)药、生物医学工程、兽医生物制品等10多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专业化生物产业园区;新材料产业领域重点支持了兰州金川科力远公司二次电池及电池材料,金川科技园公司高纯金属材料等项目开发;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扶持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航空航天产业领域重点研究开发清洁高真空获得设备、安全智能防护与监控设备和风电变桨电动机等项目;节能环保产业领域加大了环保热电主要技术及装备、节能变频器等输变电设备的技术提升改造,加大了冶金工业废水处理回用、垃圾渗滤处理及资源利用、生物膜反应污水处理及回用成套化设备的研究开发力度。(4)创新氛围良好。2012年以来,兰州市获批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基地、国家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兰州高新区成为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科技示范基地;市商务局组织争取并成功获批了国家科技兴贸新材料创新基地;城关区被确定为全省首个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县区。安宁区已建成交大科技园、新城孵化大厦、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专利孵化园等6个科技企业孵化器。2.2.2改进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劣势近几年来,兰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但是,与创新型试点城市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1)建设创新型试点城市需要全面、有效贯彻已出台的各项科技计划。但是,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技术领域中的创新,对技术研发部门和产品生产企业的创新,特别是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重视不够。(2)兰州市研发机构数量较多,但是,市属研发机构数量无较大变化,客观上研发机构对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特别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作用不够。(3)不均衡特性明显,呈“三多三少”特征,即传统产业多,新型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加工型产业少;高耗能产业多,环保节能产业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偏少,支柱性产业特征不明显,普遍缺乏牵动性、带动作用大的高科技项目。(4)支撑创新资源有限。一是园区土地资源约束加剧。二是园区内活力尚显不足。三是园区管理体制亟待更新。四是园区缺少特色优势的培育。五是发展定位不明确。六是服务功能不完善。七是创新管理人才短缺。(5)兰州市缺乏整合市内科技资源的有效机制。市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不但实质性合作较少,而且交流也不多,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各自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 3结束语 兰州创新性试点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有益经验的借鉴,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对兰州创新性试点城市的建设,明确了建设的方向,采用有力的措施和准确的定位。 作者:李智明,滕文谨单位:兰州市委党校 城市建设论文:图书馆城市建设论文 1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历史反思 模式带有系统性、稳定性、标志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发展已有进步,但总体仍处在转型阶段,尚未完成角色边缘化、格局自闭性和基于专业服务局限性的转变,发展空间狭小、服务途径闭塞和社会业绩偏低的弊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值得欣慰的是“以人为本”“六化同步”的中国特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之梦,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改革与创新。而且国外图书馆发展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和发展思路,如本世纪初,英国伦敦的IdeaStore(创意店或概念店)就是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教育服务、提高居民素质、满足专业和就业技能培训需求、促进社会发展的典范。学习借鉴不可或缺,但绝不可照搬照抄,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犹如智慧城市建设,基于理念和国情不同,各国选择道路和模式也可不同:美国以宽带网络主导型智慧城市为先,瑞典以绿色环保型智慧城市著称,新加坡以“智慧国2015”资讯通信驱动型智慧城市见长,日本却以“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数字信息技术覆盖型智慧城市独步等。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也不例外。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基于城市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特色化的社会服务模式。借鉴嵌入理论,推动服务方式转变,优化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一个顺应改革致力发展的思路。 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模式的理性思考嵌入(Embed),是舶来品,源自当年美伊战争新闻报道,后被信息通讯技术移植运用,而今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各类工程等领域,成为一门应用性显学。新世纪以来,将此概念引入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笔者提出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指适应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面向全民、融入社区、以人为本、以馆藏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超时空服务为特点、以互动发展为保障、体现终身学习教育特点的一体化教育服务体系。其要义是嵌入服务,优秀是“具体关系以及关系结构”[2],对象是城市居民,目标是促进终身学习教育及其生命发展,关键是互动发展。 2.1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特征 嵌入作为一种渗透参与机制和合作互动方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但运用于智慧城市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领域,有其鲜明的时代性、一体性、互动性特征。2.1.1鲜明时代性时代性,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的社会特征。一是智慧城市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六化”建设方向和发展重点,加强了发展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强调了发展协同性和全面性,为高校图书馆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高校图书馆面临改革新课题。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新世纪,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加快,对城市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质是对教育的诉求。传统的精英化和阶段性教育已逐步让位于大众化与终身化教育。高校图书馆传统社会服务方式显然不合时宜,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但就现状看,无论服务观念、内容与方式都与智慧城市要求尚存不小的差距。改革重点和难点在于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机制,走出校园围墙,融入城市空间,深入用户需求,提供灵活便捷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与平台,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对知识技术学习教育的需求。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和自身发展的需要。2.1.2浑然一体性一体性,是嵌入主体与对象合作关系构建的要求,也是嵌入型服务模式的结构特征。诚然,从独立性看,智慧城市与图书馆是不同概念。高校图书馆是嵌入主体,属于行业专业图书馆范畴。智慧城市是嵌入客体,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新兴形态。两者性质与特点不同;但从关系性看,彼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在社会学视域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同源性。在空间理论下,两者有着不解之缘,具有内生性。一方面城市是高校的依托,为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与物质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是智慧城市科技文化知识信息传播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和实现终身学习教育的理想场所。彼此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2.1.3卓越互动性互动性,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机制特征。一是制约性。是事物规定性与影响力的表现,是制约转化为促进的关键。建设智慧城市,需要资源与IT技术支持,但关键是人,基础在教育。高校图书馆兼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双重职能和优势,但也离不开社会资源与环境条件支撑。这种规定性法则决定两者发展绝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独立系统中完成,必须通过彼此合作互动,方能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发展。二是互补性。是生态意义上普遍存在的发展方式和根本动因。关键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智慧城市是自然与社会空间契合,是科技与人文整合,无疑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高校图书馆是专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知识信息人才的重要来源。三是促进性。是互动功能与效能的集中体现。智慧城市发挥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优势,从政策资源环境上推动教育发展;高校图书馆充分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人才的“育人”优势,为城市用户提供便捷灵活多样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通过开展成人继续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不断提高市民综合素质与创新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 2.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内涵 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是一个建立在两者资源与合作基础上的复合体系,就内涵而言,包括资源、信息、素质、就业、教育、人才培养等要素,共同支撑与架构这一模式空间。2.2.1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当今世界“知识爆炸”“信息高速公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竞争实力。建设智慧城市离不开知识创新和信息保障。因为一个知识贫困与信息闭塞的城市绝不可能成为智慧型城市。关键是构建一个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的立交桥。一是知识信息传递。高校图书馆拥有得天独厚的知识文本和信息资源优势。欲使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关键是保证知识信息传递,推进资源能量转化。既取决于观念变革,重构知识信息自由平等的服务意识,又决定于技术升级和体制改革,加快4G网络建设,扩大资源开放度,共建城市公共知识信息数据库和服务体系。惟此,才能使知识服务社会化,信息供给最大化。二是知识信息共享。是城市民主和谐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体现。城镇居民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群体,而且目前为数不少还处在弱势状态,事实上的知识信息贫困与不均衡依然存在,成为制约智慧城市发展的瓶颈。高校图书馆应把知识信息共享放在首位,面向市民,深入社区,通过举办网校与培训班等多种途径方式,为逐步实现知识信息自由公平公正共享提供可能,促进城市智能化建设。2.2.2城市素质提升与共建所谓城市素质,是指市民综合素质整体状态和发展程度,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科技文化、心理体魄等,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石,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社会教育服务的深层内涵。一是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目前,城市发展正处在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期,面临市场经济和亚文化思潮的冲击。智慧城市需要确立一个风清气正蓬勃向上的城市精神,支撑发展,应对风险。高校图书馆拥有弥足珍贵的科技人文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赋予其时代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足以使市民从中获得思想启迪,情感陶冶,促进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二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城市素质的基座。非先天形成,而是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在这方面,“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生活和文化进程服务的[3]。”高校图书馆作为城市高端教育学术机构,不能不关注并服务于城市基本素质教育和培训。重点是加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教育培训,关键是集聚全社会力量,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共同分担合作共建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其中,既要阳光普照,更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转岗待业居民与新市民)文化和教育状态,提供必要的科技文化教育和培训机会,保证他们的学习教育权益,促进城市社会全面均衡和谐发展。2.2.3就业创业支撑与完善城市就业,是天下难事和民生大事,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是创新发展就业创业体系是智慧城市一项基础性建设工程。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各类矛盾突现期。转岗待业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城市劳动力市场既面临就业压力的纠结,又遭遇“技工荒”的困惑。破解这一难题,惟有改革,别无选择。当此时刻,隶属于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的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根据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职业岗位提出的新要求,主动嵌入对接城市就业创业工程,提供“菜单式”和模块化的教育服务,解决劳动力素质和职业能力偏低问题,为充分就业创业提供可能条件。二是创新发展城市就业创业体系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点领域。在较长时间里,大学被世人视为“象牙之塔”和“精英教育”。诚然,崇尚知识学术,培养专业人才始终是大学之道,无可厚非,但决非脱离实际,淡薄社会需求。面对城市发展加快就业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势,高校图书馆“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应借鉴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就业为导向、为所有社会劳动者服务,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全面履行图书馆社会职能和义务。2.2.4终身教育体系与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建设和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方向。因为城市发展不再是唯“GDP”数量规模模式,而是转向以人的素质为优秀,主要依靠知识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首先,智慧城市是一个重知识、讲学习、全体市民素质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终身教育学习是必由之路。高校图书馆应成为城市居民终身学习接受教育的理想场所和服务中心。其次,智慧城市呼唤“更智慧”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支撑。高校图书馆面对知识创新与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应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教育学习内容与方法,满足城市用户对新知识新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第三,城市终身教育需要建立一个面向人人的学习教育体系。城市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学习教育需求。这种多样化决定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个性化特征,应面向所有用户,以人为本,分型培养,加强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满足社会职业发展与生活需求。第四,终身学习教育是社会生命发展的要求,体现为时空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终身性。高校图书馆应着眼于教育全程性,构建一个适应城市生命发展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体系,不仅满足今日之发展需要,而且为其明日发展服务。2.2.5高端创新人才与培养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说到底是人才培养。但从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进程来看,走在前列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未将人的重要基础作用及人才培养提高到战略层面。建设智慧城市,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财富不是金钱(或在他的时代指黄金),而是指生产性资源——人、知识和资本。”[5]智慧城市不能不重视高端创新人才培养,高校图书馆必须把培养掌握智慧技术的人才作为社会教育服务的中心任务,抓紧抓好。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重点是培养智慧型的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途径是基于高校图书馆资源、技术、人才和环境优势,充分发挥“科技育人”和“文化化人”功能作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高端创新人才支撑。 3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服务策略的实践探索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构建并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推动力,必须制定相应对策,包括战略与战术的支持与保证。国外经验表明,没有统一可供套用的模式,惟有从本国国情、城市特点及高校图书馆实际出发,科学定位,择优路径,方能形成彼此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3.1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空间定位 空间是点线面层关系的综合,运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特点。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拥有自己的空间结构和运行特点,是意识、资源、制度、关系的总和。3.1.1智慧合一智慧合一,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理念定位。智慧城市本质界定具有先导性,关系到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方向和前提。目前,世界智慧城市建设所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事实上反映了不同的行为理念。总括而言,大体分智能型和智慧型,前者是传统城市信息化升级,特征是注重资源与技术要素及其作用;后者代表了发展趋势,主张智(科技)与慧(人文)合一。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发展,不仅要物化的智能基础,而且要人化的智慧保障。“智慧合一”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本质,强调了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价值定向,处在空间的优秀地位,起着引领发展的作用。3.1.2优势互补优势互补,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资源定位。相对而言,城市终身学习教育是最大规模也是层次样式最复杂的教育类型,需要优质资源来保障。目前,城市社会教育正处在快速增长与转型发展阶段,但资源的短缺薄弱依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引入市场机制,综合社会力量,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加强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资源(人财物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是资源空间定位的关键。3.1.3终身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的时空定位。半个多世纪以来,终身教育作为国际教育思潮,具有全面性、全民性、全程性的国民教育特征,是城市社会教育和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的主体。在传统意义下,城市教育长期处在单一封闭阶段,制约了社会终身学习教育开展,影响了城市产业创新、素质提高、职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建设智慧城市,知识创新与产业更新,极大促进了职业与技术发展,人们只有不断学习充电,提高应对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城市弱势群体也才有改善与发展的机会。3.1.4双向驱动双向驱动,是指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关系(机制)定位,建立在对接合力互动之上。一是理念对接。当今城市发展愈来愈注重联盟合作。在此战略框架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要确立联盟发展新理念,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促进开放与合作。二是制度规范。不仅推进建章立制,纳入法制轨道,而且形成以制度保驱动促发展的局面。三是机制互动。源自于内在需求,也离不开外在协调。无论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要处理好“自律”与“他律”和“公转”与“自转”的关系,建立双向合力驱动机制,促进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预期。 3.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路径选择 高校图书馆嵌入智慧城市建设,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服务路径,攸关智慧城市建设大局,决定高校图书馆社会预期和未来发展。3.2.1实施嵌入驱动战略,创新社教服务思路所谓嵌入驱动战略,是指高校图书馆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趋势下面向社会、融入空间、开放服务、提供知识信息教育交流服务的发展战略。一是变革观念,创新思路。“无围墙”是现代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意味着观念开放,思维解放。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应立足公益性,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转变精英教育下形成的单一专业服务观念,重构社会意义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确立大众化终身化教育下多元合作分型培养的服务理念,形成学校与社会、教育与培训、素质与技能多元结合开放互动的教育服务新思路,为嵌入驱动、促进互动、推动发展奠定基础。二是转变方式,走向融合。传统高校图书馆服务强调的是学术性功能,为教学科研服务,空间主要在校内。建设智慧城市,“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1],迫切要求调整思路,转变工作模式和服务方式。实施嵌入驱动战略,就是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克服游离城市社会发展弊端,真正嵌入学习型社会(城市)终身教育服务体系之中,落实在制度构建与实施之上,名副其实地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依托。3.2.2推进资源整合工程,构建集约服务体系资源整合,是嵌入型服务的双边要求,是构筑合作平台的物质基础。关键是建立一个结构合理、覆盖全面、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高效、服务优质、资源共享的集约型服务体系。一是加强资源共建。按照“四化同步”要求,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存在明显不足,不仅是规模数量不足,内涵质量水平也有待提高。在人财物有限的条件下,加强双边共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指导和财政支付,加大对城市终身教育学习体系的支持力和影响力。企事业积极参与,提供一切可用资源,推动社会终身教育学习发展。高校图书馆更应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主题,加大对知识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提高社会教育服务能力,共筑集约型终身教育服务网络体系。二是实现资源共享。打破资源行业壁垒与条块分割瓶颈,使资源有效整合并合理使用,是有限资源得以共享的有效方法。关键是制度保证,改革传统管理体制和方法,形成公约化的服务保障体制,满足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3.2.3加强纵横统筹协调,促进和谐双赢发展在智慧城市下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是一个升级版跨行业的系统工程,涉及结构、功能、资源、环境、条件等领域。统筹协调是中介桥梁。一是在纵向上加强高校图书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衔接与融通。重点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高校图书馆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之中,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广泛应用,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高校图书馆应依托城市数字化网络化平台,拓展社会终身教育学习空间,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为智慧城市建设培养高素质富有创造力的建设者和社会公民,形成体制包容、机制交融、上下沟通、和谐统一的整体。二是在横向上增强与企事业、社区和市民的合作与互动。以满足需求为导向,以统筹预期为原则,以合作互动为机制,构建适应智慧社会需要的终身教育学习体系。面向企事业,以服务产业发展和城市管理为主题,以知识技术创新服务为重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为城市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贡献。面向社区,以建设学习型社区为目标,以推进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和均衡化为原则,加大对城市弱势群体教育服务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学习活动,为就业创业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为市民提供精神文化食粮,为创造和谐幸福社区提供智力支撑,形成各在其位、各司其责、各尽所能、互动双赢、各得其所、和谐发展的局面。 作者:蒋萌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城市建设论文:法治化评价城市建设论文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特有属性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优秀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优秀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各类考核评价具体工作在基本观念、功能、目标上保持相对一致。 (一)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统一性原则在于实现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体系与局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相对一致。城市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在概念和逻辑上达致统一、自恰的周延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具体呈现。当前已经“形成了法治指标评估、大公开与阳光政务、打黑除恶、廉政风险点的排查与控制等法治城市建设模式”③。立足于差异化法治城市建设模式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同时,具体的城市法治建设评价体制机制不能与全国性评价体制机制相矛盾,必须符合后者的基本精神与要求。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地方性原则在于整体法治建设评价一般规律须与局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达致有机统一。在法治建设评价普适性一般规律指引下开展所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工作,还应强调对不同城市、个别地方之特殊规律的具体依循。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应着眼于所在城市法治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客观评价达成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之各项具体工作,推动所在城市治理实现全面法治化。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在于相关评价既应涵盖城市法治建设的全部领域,又应涉及城市法治建设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把握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宏观大局而开展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同时,还应注重设定正当、合理的实施评价之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应通过有序的评价流程设定推动城市法治建设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并在实践中依据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步步推进,方能取得城市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最佳效果。在某个领域、具体环节的“单兵突进”式、“运动”式评价或许可取得一时之效而实现某方面城市法治建设工作的即时整顿、改观,但忽视评价工作整体协调性的做法终究难以谋求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全方位、长远的发展。“此情形下只能走渐进式法治发展道路,不能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积累,方能取得成效。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开放性原则在于强调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评价工作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有益经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以开放的姿态,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各类既有经验,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模式。当然引入、借鉴不应是全盘照搬的,应立足于系统性原则,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逐步国际化、本土化的策略。实现中国式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甚至回馈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实践而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模式,“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全球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②。 (三)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 首先,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领导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前提。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直接关涉到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开展相关评价工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③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中的领导机制应是所在城市党委及上级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制,在党委领导推动下完成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充分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去影响、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具体开展。其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关键。“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④开展相关评价工作应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制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由于城市建设法治化本身既是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现出来,又是由各具体部分和领域的法治状况来构成。“既包括法治的理论、思想、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精神性的隐性存在形式,又包括法治的种种规范、制度与组织架构等物质性的显性存在形式,还包括了通过社会秩序为直观面貌体现出来的法治的动态实践状况及其实际社会效果”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设定还应坚持宏观设计与微观展开、整体推进与部分落实的协调与统一。所在城市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就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宏观设计,以确定相关评价工作欲达致的城市建设法治化之基本目标,进而通过开放、多元的评价工作而凝聚所在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广泛社会共识。 三、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地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实践事项虽不尽相同,但评价体系大体上可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具体设定。 (一)评价组织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组织体系应与政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是互通互联的。皆可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这4个方面来予以设定。其一,评价主体设定。可分为内部评价主体与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来自组织开展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2个方面,考核结果权重比各占50%。外部评价主体来自市民、舆论媒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相对人,包括定额问卷随机匿名评分与各方代表听证会公评2个方面,问卷匿名评分可设定更高的考核结果权重比。其二,评价对象设定。评价对象即为承担城市法治建设职责的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不同对象就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依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分别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其三,评价流程设定。评价流程即实施评价的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设定正当、合理的评价流程本身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应有之义,应强调总体评价流程简单化、透明化,具体步骤环节设定凸显可操作性、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不能因过于繁复的评价流程设定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经费开支。可通过评价流程信息化、数据化、共享化,切实提升评价工作效率。其四,结果应用设定。评价结果固然重要,且必须与评价对象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但是评价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结果的应用还需包括结果反馈,及时将评价结果、问题所在、原因分析等信息返回给评价对象,促成各类评价对象后续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实效逐步改观才是推进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初衷。 (二)评价技术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相关技术手段应包括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反映所在城市法治建设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要求,“符合被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指标名称、涵义、内容、计算范围、计量单位、计算方法、指标数量、指标权重等符合科学原则的要求”②。“执政指标、立法指标、行政指标、司法指标、普法指标、基层民主指标、经济法治指标、法律服务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监督指标”③这10个一级指标可参考列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具体方面,就其达成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④来设定相应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具体而言,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技术应围绕下列事项展开:其一,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相关职责的作为(投入与产出)情况;其二,评价重过程、重增量变化甚于结果,应特别强调评价周期内相关指标的前后变化量;其三,规划的实施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有其滞后性,评价周期不应恪守传统的年度考核,可实施跨年考核或3年左右的阶段性考核;其四,评价过程应是开放、多元的,相关技术元数据、源代码在充分尊重、保护相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向公众适当开放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升级的空间。 (三)评价内容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内容体系应围绕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而设定。具体可依循相关立法、决策、执法、监督和公众满意度这5个基本维度。其一,就相关立法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制度建设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设定规范性文件以确立相关规则的行为而展开。其二,就相关决策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决策过程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在相关决策过程中明确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程度、设计解决方案、做出抉择等事项而展开。其三,就相关执法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目标实现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为实现城市法治建设各项预设目标而实施的相关执法行为而展开。其四,就相关监督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法治成本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为履行各项法治职能而实施相应监督所表征的公共资源投入状况而展开。其五,就相关公众满意度而言。主要是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之评价,涉及相关“政策公平、执法公正、政务公开、政府服务态度、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廉洁、市场监管、社会治安”①之满意度等方面。 作者:范贤政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城市建设论文:园林城市建设研究论文 摘要:园林城市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是发展民族文化特色、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等方面的要求和需要。从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园林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德令哈;现状;问题;对策 园林城市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园林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园林城市建设是发展民族文化特色、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增多的要求和需要。“园林城市”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前身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有些类似于欧洲国家提出的“花园城市”。国家建设部《园林城市评选标准》中指出,园林城市就是要:“保护城市依托的自然山川地貌,搞好大环境的绿化建设,改善城市生态,形成城市独有的风貌特色。”它的总目标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本文立足德令哈实际,从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分析,为使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 2000年以来,德令哈市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龙头,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内在动力为保证,多方投入,逐步推进,相继建成22条城市主(次)干道。中心广场、体育广场、垃圾处理场及公园等一批市政公用设施项目,加快了城市亮化、绿化等工程建设步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乌兰路、柴达木路、格尔木路、天峻路、都兰路、纬四路、战前路(七横)为横线,以环城东路、环城西路、黄河路、长江路、祁连路、昆仑路(六纵)为纵线的“七横六纵”的道路框架。截至目前,完成详细规划编制面积约443.99公顷,市区详细规划编制覆盖率达37%。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建成道路总长62.48公里,建成道路面积131.4万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拥有道路面积达到30.99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9平方米;供水管网达到143公里,自来水普及率达95%;排水管网达到42.81公里,城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229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达19.08%;城市公共绿地面积达24.3公顷,园林绿地面积达205公顷,城市绿地率达19.1%;城镇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5.73平方米;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0%。 按照建设“西部园林城市”的要求,以“一街一树种、一街一特色”为目标,以城市道路、广场、庭院绿化为重点,扎实推进园林绿化和林业五大工程,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2007年春秋两季共投入资金2340万元,完成了黄河北路、站前路等15条新建道路绿化和梨园路、格尔木东路等17条道路补栽任务,组织实施了东山三角花园、河东派出所南绿地2处新建街头和庆华广场、中心广场等6处公共绿地绿化工程以及83个机关单位庭院绿化工作,绿化总面积1033亩,新增绿地265亩,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均达85%以上,是历年来绿化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完成了退耕还林(草)任务0.4万亩,荒山造林种草8万亩,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950亩,经济林4420亩,国家重点公益林补植补栽1.2万亩,高效林营造800亩,低效林改造700亩,“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造林2200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9.59万亩。 二、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新的成效,但也面对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势必会严重制约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一)保持投资持续增长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十五”期间,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德令哈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保持了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但随着国债资金的淡出和国债项目的减少,“十一五”期间争取国家投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受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储备的制约,吸纳社会投资、民间投资的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保持投资持续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能否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已成为制约“十一五”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德令哈市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草场退化,沙化问题突出,水资源紧缺,资源存量不足,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已日益加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约束力不强。从源头上控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全市人民创造更加洁净、舒适、安全、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探索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积极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加快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建设和示范园区建设;搞好城镇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高、承载功能不强的问题。通过“十五”以来的发展,德令哈城市面貌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初具规模。但总体上看,城市发展仍处于较低层次的起步阶段,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高、承载能力不强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市政公用事业经营机制不活、基础设施商业开发和市场化运作力度不够、管理体制不顺、社会化服务和管理体系不健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式滞后、城市园林绿化的技术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成活率偏低较严重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园林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品位较低,辐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距离西部园林城市——“中心城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三)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德令哈地区属典型的高原荒漠半荒漠干旱气候,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年均气温4℃,水资源短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约176.1毫米,而多年平均年蒸发量高达1200毫米以上,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气候恶劣、风沙侵蚀较为严重,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已成为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水平,草原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乱砍滥伐、开发、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过度放牧,是造成森林植被破坏的主要原因。从德令哈市特点来说,冬季漫长,无叶期长达6个月之久,园林绿化时应该突出个性和特色,要在生态学基础上体现应有的景观效应。然而,德令哈市园林绿化植物却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植物群落,园林绿化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非生态的建设模式,绿化树种较单一,生物多样性贫乏。还有巴音河道的污水排放,影响着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建设。 (四)园林绿地存在的功能性问题。城市的绿色主体是园林绿地系统,这些有生命的绿色植物在城市中具有不可替代和估量的效益。城市园林绿地分为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五大类型,每一类绿地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功能不尽相同,规划设计手法与建设也必然应有所差异。城市中优良的园林绿地系统具有以下功能:净化空气,维持碳氧平衡;吸收有害气体;调节和改善小气候;吸滞烟尘和粉尘;减菌和杀菌;减弱噪生;美化环境等。然而,德令哈园林城市的绿化建设中,绿地的实际位置、周边环境与绿地的实际功能相混淆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市区和工业园区相距太近,大量的粉尘、烟雾、有害气体肆无忌惮地向城市上空弥漫,致使人们在欣赏、感受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营造的这座戈壁滩上的绿洲时,围着环城公路鲜花丛绿化带旁驾车、骑车、长跑、郊游时却吸入了质量差的空气。园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绿地指标与实际存在差距。绿地指标是衡量一个城市园林绿地水平的重要标准。按目前的统计数字,德令哈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19.08%,绿地率19.1%,分别比国家园林城市标准35%和30%差15.92和10.9个百分点。国家园林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根据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而定,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超过105平方米的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2000年应不少于7平方米,到2010年应不少于8平方米。根据《青海省城镇体系“十一五”发展规划》,“十一五”时期不同地区人均建设用地不得突破下列指标:其中海西州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315平方米/人,考虑到海西州是工矿区,建设用地占用相对较多,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调整到260平方米/人左右;城镇园林绿化建成区绿化率2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7平方米/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生态与环境组认为城市绿化面积每人平均为60平方米为最佳居住环境。而德令哈城镇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5.73平方米,相比之下,德令哈城市绿化水平与这个标准相差确实较大。这说明,当前德令哈市的绿地率偏低和发展不平衡问题。 (六)城市园林科技含量低,技术水平差。园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与城市的经济基础、建筑布局、地理环境、人文条件等密不可分。因此,城市园林又作为一门艺术,能够展示城市所特有的魅力。德令哈市园林起步较晚,近年来虽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还较低,一些园林工程设计显得不尽合理或缺乏科学性。由于城市土壤、水源、气温等都不能很好地为园林植物提供最佳的生存条件,某些园林植物在栽植不久就会出现不适症状,严重的导致所栽树木很快死亡,给园林部门造成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对于园林绿化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性了解或研究的更少,在工矿区及其周边栽植抗性强或滞尘量高的树种等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园林机械老化、人员少、资金缺、林灌设施不配套,林、农争水矛盾突出,有些林带终年浇不上一次水。三、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据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进生态现代化。从德令哈市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状况较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德令哈市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 (二)充分利用本地植物资源,确保园林绿地植物配置多样化和本土化,突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园林城市自然生态景观 建设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园林绿地的植物多样化和乡土化十分重要。因为城市中即使是30%甚至50%的城市绿地率,由于过于单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式,尤其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对引种奇花异木的偏好以及对本土物种的敌视和审美偏见,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并不很强。当地的自然植被与生态是植物适应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的产物,它能适应当地的环境、气候变化,体现城市生态园林本土特色。这些地方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休闲价值,对营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城市生态园林时,充分利用乡土植物资源、地带性植物区系分布,通过引种、驯化和培育,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生态园林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会使城市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抗干扰能力增强。在城市生态园林的规划和建设中,遵循城市肌理,加强对自然遗产、文物古迹等的保护。在强调生态景观及其生物多样性同时,保护好具有传统风貌地带的名木古树。围绕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特质做文章,体现历史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城市生态园林文化品位,创造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有个性的城市生态园林体系。资源保护管理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都应相互协调,以营造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园林绿地景观。 (三)整体合理布局,长期规划发展,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加强生态型产业结构调整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布局构建应参与到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宏观控制城市绿色脉络。把城市绿化工作作为城市发展先导性行业加以发展,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原则,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编制好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为德令哈西部园林城市建设提供依据。城市绿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建设用地布局、环境污染的防治、道路交通建设、园林景观设计等众多环节。根据城市绿地系统在生态园林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作用,对城市生态机理的研究,主要从城市污染机制到城市排污机制的内在运作秩序进行研究。加强生态型产业结构调整,在主要支柱产业工业园区中合理规划生态工业园区,这部分产业要逐步向生态型、高科技型企业转变,运用各种高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对于城市长远规划来看,选择一种或几种能够促进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型产业替换传统污染工业,并以生态产业增量逐步“消化”污染工业存量。同时,结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工作,明确划定城市建设的各类绿地范围和保护控制线,强化城市绿化建设的管理和监督力度。随着德令哈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与居民生存环境出现极大的矛盾,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可逾越的矛盾。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建设中能做到整体布局、长期规划、放眼未来,才能实现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科研投入,增强园林队伍素质,提高园林城市建设水平 科学研究是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基础,加强绿化队伍建设是提高园林城市建设水平的保证。从设计、实施、管理等各个方面增强绿化队伍素质,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德令哈市园林水平较低,生态环境恶劣,可栽植的园林植物种类匾乏,工业所产生的废水、废气、烟尘都对园林植物生态功能的发挥及其健康生长造成极大的危胁。这些客观现实使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矛盾日趋激化。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通过对植物抗逆性、植物对有毒有害气体吸收以及植物对粉尘吸滞等等的研究,来解决工业区及其周边区园林绿化植物选择问题;通过对园林植物生物生态学特性的研究来合理地配置植物,更好地展示其景观效能,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通过对植物引种、驯化、育种方面的研究来增加德令哈市绿化植物种类,达到生物多样性的要求。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加大科研力度,才能保证德令哈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顺利实施,提高园林绿化水平。 (五)切实解决城市绿化用水问题,建立完善的苗木保障体系 德令哈市雨水少,蒸发量大。园林城市绿化工作中切实解决水的问题至关重要。要坚持节约用水原则,优先发展用水量少、涵养水源能力强的植被。多培育和种植一些耐干旱的节水型植物,普及推广先进节水的滴灌技术,同时,积极推行污水回用和雨、洪水的拦蓄利用,尽可能减少绿化养护的水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德令哈市育苗、植树、造林因缺水而成活率低的问题。引导城市生态系统朝着更加稳定、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完善的苗木保障体系,应包括树种规划、生产绿地规划等,为城市苗木培育提供引导方向,丰富城市园林树种,促进树种规划的不断更新。虽然近年来德令哈绿化规模较大,用苗大量增加,仍需加大苗圃生产能力,满足所需苗木自身供给,建立适应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定数量、一定规模的园林苗圃育苗基地势在必行。同时,做好本土植物品种选优工作,积极引进适合德令哈市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新型优质植物材料,丰富园林绿化生态景观效果。 (六)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和功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加快城市建设的重要保证。所以,要加快德令哈建设青海西部园林城市步伐,重点做好城市绿化及周边防风林带、市区巴音河两岸园林景观建设和河道治理、垃圾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坚持以乔、灌、花为主的“造园”原则,塑造高原特色的园林风貌。注重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功能,体现“高原绿洲城市”和“盆地政治、经济、文化及海西东部经济中心”这一内涵,努力塑造“城市形象、单位形象、产品形象和市民形象”。进一步完善德令哈市的综合功能,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集中有限资金,重点搞好道路、给水、排水、环卫、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采取有偿使用、拍卖、出租、租赁、抵押、转让和合股经营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建设,形成以市场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市场运行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引进外资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走以地生财、以地养城建城的路子。强化城市管理工作,确保道路、园林绿化等建设的实施。防止园林绿地被挪做它用或是人为降低园林绿化标准。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公共绿地、庭院绿化等保护和监督,对各项小区和工程建设,按照城市园林标准确定各类绿化用地,严格小区和单位绿化方案的审批,要求绿化与土建工程同规划、同设计、同施工、同时验收。
建设科技论文:建设绿色林业科技论文 1主要成效 2010年起,林业三新工程项目开始支持技术培训类项目,围绕基层林技员实用技术、美国白蛾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造林关键技术、森林抚育技术等,共立培训项目14个,省级补助资金460万元,组织培训林农4万余人次,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的科技带头人和林果竹科技示范户,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存在问题和不足 2.1科技支撑能力有待增强 林业三新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是林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和推广,通过示范和带动,为林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有力促进绿色江苏建设。从林业三新工程项目实施情况来看,项目的科技支撑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如新品种引进数量虽多,但精品少,推广力度也不足,杨树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很难打破;困难立地造林的品种及技术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盐碱地造林问题仍很多;品种、技术和模式配套组合的集成力度还需加大,产、学、研、推相结合及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2.2科技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受全省林业机构设置的影响,各级林业科技管理体系不健全或不完善,管理人员缺乏,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一是绝大多数市县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有专门从事科技管理的职能处室,林业科技管理工作主要由林业处(造林处)等业务处室承担,个别地市甚至由林业站负责科技管理工作,造成了林业站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林业科技管理部门、又是三新工程项目实施主体单位的尴尬局面。二是由于基层林业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极其薄弱,承担项目的能力总体不足,只好求助于省市科研院校的支持,由此而造成了基层承担单位的项目任务量与资金分配往往极不对等,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2.3实施项目的重要性认识有待提高 项目单位重项目申报,轻项目实施现象存在;有的项目选题创新不强,有的项目贪大求全,品种、技术、模式简单拼凑;有的为申报项目将目标任务无限扩大,而在实施时却大打折扣、无法完成;有的单位对验收查定不重视;有的资金预算不科学、配套资金不到位,造成资金使用不规范,经费支出不合理。47第5期王学东等:强化林业科技推广深入推进绿色江苏建设 3建议措施 3.1提升林业科技支撑能力 围绕林业建设重点和主导需求,继续开展林木引种、品种改良、良种选育等常规育种技术研究,加快转基因、分子标记等生物技术在品种创新中的应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品种,积极开展良种繁育和配套栽培的先进实用技术研发。进一步加大困难立地造林及健康森林培育模式及关键技术攻关及推广力度,在加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支撑上力求科技新突破。加大林业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的科技研发,加快良种选育、林产品精深加工等先进实用技术的转化推广。积极搭建科技服务平台,搞好技术咨询等科技服务,为全省林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的支撑。 3.2创新林业科技管理方式 建设林业科技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标准化和信息化的理念模式引入到项目管理中,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林业科技项目全程管理,并实现全省信息资源共享。充实完善林业科技项目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林业科技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加大技术成熟度高、适合面上推广的林业重大技术推广项目比例,突出技术集成推广,提高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覆盖与辐射带动作用,适当兼顾点上单项品种、技术、模式的创新示范与推广。 3.3严格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密不可分,要管好项目就要管好资金。要严格按照《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合理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按规定的使用范围合理使用项目经费。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3.4明晰项目管理职责 林业三新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工作,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上必须上下协同、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要依据项目合同,了解项目执行进度和进展情况,督促项目单位按照进度要求完成各项建设内容,及时发现和帮助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5完善项目执行奖惩机制 强化项目申报的审核工作,真正使实施基础好、技术先进实用、管理规范的项目得以立项。探索建立项目实施的激励机制,对各市和省级单位完成项目质量情况进行评估,其结果作为今后增加或减少立项数量的重要依据。对项目实施成效显著、代表性强、基础条件好、示范带动面广、作用明显的项目,进行滚动支持,把项目基地作为长期的示范基地。对未按合同规定执行,情节严重的项目单位和责任心差,服务意识弱,脱离项目实施的专家,进行通报,并在3a内不得承担和主持省林业三新工程项目。 3.6促进产学研企优势合作 在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前提下,推进林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生产企业和科技推广单位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联合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林业科技推广单位则是技术的实际需求方,通过项目实施为技术成果提供实战舞台,推动林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及时向生产转化,并将生产上的需求反馈到科研单位和高校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研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共同促进全省林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作者:王学东 杨艳 管鑫 程祎 单位:江苏省林业局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管理信息化文化建设论文 1科技管理与科技管理信息化概述 1.1科技管理 科技管理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分支,一番方面是管理理论和技能应用于科技活动的实践;另一方面是科技活动用于管理理论新的概括与总结。换言之,以管理理论来指导科技活动,以科技活动来丰富和发展管理理论,并同时推动科技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长。一些学者还从外延和层次上对科技管理的概念进行了描述,他们将科技管理分为了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例如“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整体管理,包括制定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确定科研体制和布局,制定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一般称之为宏观管理。对科研单位的具体管理,一般称之为微观管理”,“科技管理是对整个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的总称”,“科技管理,即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管辖、控制与治理,是科技活动过程中,所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功能的统称。”科技管理主要内容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科技预测,根据科技发展自身特点和社会需求,并在对科技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预测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科技发展趋势以及其影响所做出的判断和预见;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它们是科技规划与计划制定的导向标,是对科技资源进行宏观配置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制度保证;科技规划与计划;科技体制,它是指的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科技项目管理;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科技成果管理与科技统计;科技评估,它是对科技活动及其效果的评价和估计。 1.2科技管理信息化 进行信息化建设是科技管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信息化的产出有很多其直接产出有工作效率、管理水平、监管力度、全过程管理、由重前期立项向重全过程管理转变、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提高领导决策的数字化水平,间接产出则包括了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化,从而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终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对科技信息化的投入包括资金、时间、受影响的其他工作、重复投入这四种投入。不管是作为科研项目还是财政拨款,科技行政部门都必须为信息化支出资金。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在信息化方面的资金投入差别很大,同时根据信息化建设的模式不同,其投入也从几万到几千万不等。在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投入最大的不是直接资金,而是时间的投入。与其它成本相比,进行信息化建设所占用的是各级领导和各种专家的时间,这就使得时间成本特别高。例如如一个科技厅的信息化会涉及到科技厅的政府公务人员50~100人,涉及到相关评审评估专家等100~300人,其中这些投入包括调研时间、方案制作时间、选择信息化提供商的时间、信息化过程管理协调沟通时间、使用学习时间等,从开始调研到信息化成功一般会用1年到3年时间。由此科技这个投入是十分巨大的。 2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虽然在进行信息化时所需要的投入十分的巨大,但同时其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其主要体现在通过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可以推动科技管理能力的创新。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是国家科技管理战略思维的一种体现,可以从宏观上对各种科技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并进行更加合理的利用。通过信息化战略的实施可以使得科技管理更加的富有预见性、实时性和公正性,并能够对各种科研活动的各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从而达到降低科研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部仅仅是对促进科技管理战略思想创新、目标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同时它还能够推动科技管理创新能力的创新。在对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求科技管理队伍必须在观念、能力和素质上与其进行匹配,正因为如此进行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可以对领导层、管理队伍的创新能力方面产生促进作用。例如预测能力创新、决策能力创新、执行能力创新等。 3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现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建设内容不应仅仅是只满足科技计划全过程管理,而应建设“多级立体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多级管理这里指的是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建设内容不应是只满足科技计划全过程管理,而应建设“多级立体科技业务管理系统”。立体管理则是指的在上下级单位自己立项的科技项目都通过科技业务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后,再把不同的系统通过数据交换平台连接,从而使信息可以在不同的业务管理系统间进行受控的、无缝、安全的交互。而本文则主要从信息化步骤确定原则和分步实施建议这两面来对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步骤问题进行讨论。 3.1科技管理信息化步骤的确定原则 对于科技管理信息化步骤的确定原则可以从以下三个反方面进行分析:信息化方式、信息化层次、信息化使用人员。从信息化的实现方式来看,进行信息化建设应该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方式。进行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充分的利用原有的基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系统,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信息化方式。从信息化的层次来看信息化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是:先操作层信息化、再管理层信息化、最后再决策层信息化。操作层信息化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高科技管理的效率,并积累各种有效的数据;管理层信息化主要意义在于提高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性,并积累各种数据;决策层信息化的主要意义是使得业务实现智能化,在对数据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为领导提供决策支持。从信息化使用人员来看,应该先内部信息化、再外延信息化。 3.2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步骤 根据上述的科技管理信息化原则,可以将科技信息化建设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信息化。这一步是为了实现科技计划项目从申报、受理,到评审、评估、初审、复审、审定、立项、科技计划编制,到合同管理、资金管理、执行情况管理、验收管理、后评估管理等等的信息化。特别是现在,以目前的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让一套软件对所有的科技计划项目进行管理,从而摆脱以前的那种一个科技计划采用一套专门软件的高成本时代。第二步是将其他的科技业务进行信息化。在该步骤的实现过程中是让其他的科技管理职能实现信息化,这其中包括了成果鉴定、成果奖励、成果奖励、成果转化、成果推广、专利管理、高新企业管理、民营科技企业管理、软件企业管理、工程中心管理、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管理等等。第三步是将专家管理以及专家评审过程实现信息化,从从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选择专家进行网上评审,这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一步却很难一步到位。专家管理的信息化要能够实现以下功能:专家信息管理、专家选取、专家评审历史记录管理、专家信用管理、专家资质管理等等。而评审管理系统需要满足许多种不同的情况,但是必须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还必须保证评审改革的可控、可靠、可信。第四步是实现决策支持信息化。实现决策支持是一种大势所趋,也是很多软件都必须要实现的功能。所以可以通过商业智能软件,对与领导决策有关的要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通过形式多样的图表进行展示,从而使领导决策具备量化的数据和具体的图表作为参考,实现科学决策。第五步是实现上下级协同的信息化。这一步是从多级管理向立体管理过渡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这分两个方面:一是在自身信息化时注意到上下级协同工作的需要,提前做好相关功能、预留相关接口;二是建设数据交换平台,使上下级的业务管理系统成为一个有机、有序的整体。 4结语 总之,科技管理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信息化建设也是一种大势所趋。但是实现科技管理信息化需要从整个大局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信息,才能够既能够让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能够节省不必要的投入。 建设科技论文:农村科技人才与新农村建设论文 1.新农村建设中湖南农村科技人才培养问题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当前全国各地农村科技人才开发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我国小农经济意识、农村教育培训政策等等多种因素的负面影响,致使当前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存在一些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自身存在问题,比如说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对新农村建设中科技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到位。第二是国家政策方面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度漏洞较多,体制不严谨,劳动力就业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第三是教育培训上的问题,由于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不完善,致使许多农民无法接受好的教育,对于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开拓没有很好的途径。第四是农村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当前农村地区医疗水平超有限。 1.1培养理念落后。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间太长,致使农民守旧思想严重,比如说,许多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重义轻利、轻视务农,这些思想在农民中普遍存在,且特别崇尚平均主义。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洗礼,特别是自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观念变了,思想和作风也变了,但这种落后的思想仍是当前农民思想的主流,比如说,求稳,法律意识淡薄等。 1.2轻视农业和农业服务。较多一部分农民认为:干农活又苦又累,又没有前途,特别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再从事这项工作,这种守旧的思想在农村中一直存在。但他们又缺乏农业生产新技术应用的意识,并特别惧怕承担新技术带来的生产、销售等风险,在农业生产方面,往往一些较为适用但有一定的接受难度的新技术无法推广与普及。 1.3对人才培养投入的意识淡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我国经济出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地域性转移。两大特征掺合在一起,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也降低了农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农民没有太大必要参与培训就能直接上岗,造成了低文化程度跟投资回报率不成正比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许多农民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太多资金,从而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民素质也就无法得到切实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长期处于“闭塞空间”之中,他们很难于认识到自己就是人才资源,从而仅凭自我经验主观地认为,从事农业劳动无需培训,所以不愿做教育投资。 2.新农村建设中湖南农村科技人才培养之策 2.1调动农民参与培养的积极性。在农村人才培养中,必须坚持中央“多给予、少索取、放活”的方针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想。政府应加大力度和投入,这是进行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好途径。但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和农村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并不等同于政府直接包揽一切事务而忽略农民作为教育参与的主体。 2.2加强教育培训。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最好途径,自然,教育也是提高农民基本素质、劳动能力,是发展我国农村科技和培育农村人才的第一渠道。除了抓好基础教育,还要积极开展针对农民主体的职业技能和专业农业技术培训。国外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学校和社会是农民教育问题的决定因素与主体,因而要共同参与农民科技教育,相互补充。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 作者:刘广武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建设科技论文:高校科技下经济建设论文 1作用性研究 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是知识人群高度集中的地方,不仅具有实验方式先进、设备齐全的优势,而且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信息资源,有多种专业学科。除此以外,其本身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这就使其蕴涵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想要将这种力量更好的发挥出来,就要将科研开发作为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的重要内容,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建设的需要,并将其引入学校,通过教学实践、科学研究来实现。另外,还要调动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热情,调整改善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将知识分子的潜在科研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设需要的实际生产力,为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科技研发、科技实现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不仅仅是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身发展与建设的需要,而且是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对于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模式思想的约束,以往的高效科研和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这是不正确的。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科技研发,用科技实现生产,形成科研成果、产品,将这种科技成果、产品辐射扩散给社会,给予社会发展科技支持,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完成。 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研发不仅将科技力量转为了实际生产力,而且为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收集情报资料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和方式。科技信息、成果通过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转为社会生产力,不仅是对科技信息和成果的价值的评估,而且还实现了对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全面评估,这对于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发展建设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另外,在研发的过程中,对于原有科技信息和成果的考核和价值评估,成果本身存在的问题研究,以及对于社会市场的需求捕捉,对这些信息进行正确的评估和判断,研发出新的、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科技产品,这个过程对于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锻炼,对于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长远发展和研发水平提高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对科研技术进行扩展时,不仅能够促进某项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对于其他薄弱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技术的研发具有良好的循环促进作用,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本身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萍乡的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作用除了上述的任何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的作用之外,其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促进有关部门加强科技资源统筹,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加强监管,提高绩效,以求解决科技资源“分散投入、各自为战、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的问题,推动科技资源“交流、开放、共享”,加大科研资助创新能力。 (2)促进围绕资助创新能力的提升配置科技资源投入。 (3)促进萍乡市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城市的建设,积极推进产业转型。通过优化科技资源,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自主创新能力,发现科技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促进科技资源平台的建立。 (4)促进高校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需求为导向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着力打造特色优势学科专业。 2萍乡科技资源现状分析 不论是针对萍乡科技资源的主体,还是科技资源的课题,其进展情况都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首先,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具有优势的资源。对于萍乡的科技资源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专业的技术人才,完善的科研设备。其次,是需要全面这些人才的能力以及做好设备的良好应用工作。最后,各个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作,共同研究更加先进的科研成果。萍乡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供需结构矛盾,其二是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问题。长期的地方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形成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但是由于缺乏市场价值,实际生产不需要,使得科研成果被大量的搁置,在供需结构中形成了一种不合理、虚假的现象:在资源应用研究方面,虽然有大量的成果,但是没有实际生产利用价值;而市场生产企业又十分希望高校能够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能够促进他们的生产发展。这种矛盾的节点就在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即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结合实际生产需求进行科学技术研究。而从供需结构矛盾中可以看出,科研成果的问题之一就是实际的应用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应该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方向,是其开始的前提,盲目开展的研究是没有应用价值的,也是没有企业、生产商会采纳应用的。还有一个科研成果的问题就是,高校的研发力量相对分散,难以集中形成整体优势,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部分高校的研发部门管理人员并不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难以组织跨部门、跨专业和跨学科的重大课题或者大规模的研发;或者承接的大项目不能顺利的完成,影响了高校的信誉度。 3优化配置策略 研究方向是研究进行的指南针,如果没有良好的研究方向,再好的资源也无法发挥它的作用。在科研开始前,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确定明确的研究方向。首先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调查来确定。市场调研可以明确的获得市场需求信息,面广而信息全,在调查收集完信息后,需要对其进行筛选,选择有价值的信息,确定方向,进行研究。还有就是可以直接向企业咨询,这种方式能够确定对应的供求关系,根据特定企业的需求进行特定的研究,这样能够有效的保证研发成果的实用价值。管理人员要促进各学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力,在需要合作时,能够及时的投入研究。其次,在进行研究前,要对研发的需求进行客观的评估,通过实际的评估来确定研发人员以及设备的规模,以确定有效的挖掘原有信息资源的价值,研发出更有价值的成果。 4结论 萍乡地方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仍然需要改善,本文就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善措施进行了研究,希望对于萍乡科技资源的配置优化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赖文萍 黄绍斌 单位:萍乡学院 建设科技论文:地方农业科技建设现况及策略 作者:陈俊红 李红 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综合发展研究所 为强化农技推广的公益性服务职能,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保障力度,推动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纳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履职经费纳入区(县)财政预算。为解决科技入户最后一公里,自2010年开始北京在全国率先推动村级全科农技员队伍建设试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10个远郊区(县)39个乡镇共选聘村级全科农技员1 039名,围绕村级主导产业开展全科医生式农业技术、信息咨询等服务,使科技资源与生产初步实现有效对接。发挥社会化服务主体作用1)采取多种措施,调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农民经纪人、批发市场等社会化主体科技服务的积极性,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需求,拓宽服务领域、扩大组织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1]。2)政府与社团组织合作启动了科技套餐工程,市科协所属45家涉农科技社团及相关农业科技组织借助此平台,将科技资源输送到北京现代农业建设中。3)推行推广教授、推广型研究员制度,积极引导农业科研教学人才下基层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至今,累计聘任推广教授(研究员)20人,推广副教授(副研究员)33人,引进和转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205项。将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工作考核,积极引导评价标准向基层、一线倾斜。创新农技推广方式方法实施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国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示范县、院区(校)合作等服务项目,着力解决产业技术研发、产业技术集成示范和产业技术成果落地的关键瓶颈和农民需求难题,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技术熟化—技术成果扩散的快速通道。目前,已建立了果类蔬菜、生猪、观赏鱼、家禽和食用菌5支产业创新团队;大兴、密云、房山、延庆4个区(县)创建国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示范县;中国农科院、市农科院与大兴已连续实施了3期共29个项目的院区合作创新模式。坚持城乡资源互动,强化农村民生科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但推动了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更广阔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北京市通过推广应用新能源、农村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农村信息化等关键技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实施了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和“三个起来”工程,累计投资近200亿元。村村通光纤网络和村村通有线电视目标初步实现,数字影院、数字家园、爱农信息驿站、农村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站点、农民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基本达到全覆盖[2]。科技支撑绿色北京建设实施多项科技支撑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工程项目,打造生产清洁、消费友好、环境优美的村民宜居家园。实施了多项科技支撑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绿化美化等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打造了生产清洁、消费友好、环境优美的村民宜居家园,促进了绿色北京建设。截至2010年,全市环境优美乡镇累计达123个、生态村达1 204个;创建部级优美乡镇43个,评出北京最美乡村53个;密云、延庆两县成功入选国家生态县。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市、区(县)级组织比较健全,各区(县)都相继成立农业局,原有农业服务中心依然保留。但区(县)农业局与农业服务中心职能交叉,存在有权无责、有责无权问题;虽然各个乡镇政府都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但存在多头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不清、外聘人员混岗混编现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有缺位,技术入户(村、场)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不强1)乡镇级服务机构存在编制—岗位—人员脱节现象,人员流动性大,高素质专业人员缺乏。以动物防疫员为例,中专以上学历占14.9%,初中及以下学历占60.1%和92.7%的动物防疫员没有系统学习兽医专业知识或缺少兽医工作经验。2)技术服务方式单一、单调等,参与式、互动式、启发式推广方法还没有得到普及,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服务工具利用率不高。3)服务领域还比较窄,重点放在产中环节,对于产前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和供应,以及产后的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和销售等配套服务比较缺乏[3]。经费尚未得到足额保障在乡镇层面,无论是专业人员配备还是经费保障,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都处于明显劣势。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经费没有充分保障,有科技推广经费挪用问题。由于经费缺口大,迫使基层推广人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致力于创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推广工作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建设和装备了一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但主要集中在区县一级,技术推广和基本建设项目也主要由县级机构承担,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设施条件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业务用房不足。由于乡镇农技推广管理体制改革或变动,部分乡镇的机构资产流失严重,不少办公地点房屋年久失修,业务用房匮乏;绝大部分农民培训工作缺少固定培训场所(地),办公条件普遍较差。第二,仪器设备匮乏。据统计,具有简易仪器设备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平均不足10%,拥有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和培训专用设备的不足20%。第三,固定的区域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少,且建设标准偏低,设施设备不配套,不能满足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的要求。农业科技信息化、市场化服务能力不强信息化服务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强大支撑。尽管北京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但基层农业信息服务能力依然较弱、服务效果不理想。农民科技文化水平较低,制约其获取最新的、有价值的农业信息;部分区域农业主导产业不突出,农民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阻碍了农业信息发挥有效作用[4];信息缺乏统一管理,难以保证信息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社会化主体服务有待强化京郊所建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多以松散型为主,在利益分配机制上还没有真正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大多数组织以技术、信息等服务为主,产后服务少,跨区域、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合作社等组织少。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示范园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尚处于成长阶段,软件硬件配套相对滞后,新技术和新品种自主研发能力也不强,企业+协会+农户生产组织模式还存在筹资困难、法律保障不力、政策措施不健全等问题。高素质的农村人才缺乏虽然实用人才开发增长速度较快,但年轻科技人才和高层次专业人才不足,尤其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中缺乏带头人和领头雁。北京城乡客观存在的差异,又使得农村人才队伍正面临着补充少和流失大的双重困境,目前的人才开发政策还不能全面实现广为吸引人才的目的。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尚未完全解决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不完善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地位和功能一直得不到明确。农业科研院所缺乏统一组织协调和有效合作,无法建立有效的大联合、大协作农业科技服务机制。不同领域农业科研各自为阵,造成良种良法不配套、农机与农艺不协调。农业科研成果有效转化率低对农业科研单位考核偏重学术价值而轻生产应用价值,科研项目选题偏行政指导而轻市场导向,使科研成果与生产实际脱节,尤其是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急需的籽种农业、设施农业、精品花卉、高档果蔬、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旅游、景观设计等新兴产业技术需求还未完全得到满足。农业科研院校缺少相关的科技示范与推广专项经费,科技服务难下沉、难维持。对科研人员绩效考核依然比较重视学历、论文和作者的排名,不太重视基层人才的实际贡献,获奖难、晋升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推进北京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理顺体系,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理顺管理体制本着“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原则,进一步明确理顺区(县)农委、农业局、农业服务中心的行政管理和技术服务职能。重点加强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村级技术服务岗位工作,做到专人专岗专用,使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精力为“三农”服务。建议乡镇机构的人员、经费、资产等由区(县)级农技推广机构统一管理,在人员调配、考评和晋升中,充分听取乡镇政府意见。坚持农业推广机构的公益性和主体地位,敦促落实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纳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相关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公益性职能履行,科学核定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保证专编专用,尽量防止在编不在岗和混岗混编现象。加快推进村级全科农技员工作,力争在北京10个远郊区(县)实现全覆盖。建立健全以农户覆盖率、解决问题有效率、农民满意率为主的动态考核评价机制。采取不定期的实用技能培训和中长期综合素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农技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提高农技推广人员待遇水平,落实工作倾斜和绩效工资政策,提升推广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推广经费投入大幅度提高区(县)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改善基层推广机构业务用房、仪器装备、基地建设、配套交通工具等条件。选择一批重点乡镇或中心区域站,重点支持其设施设备、交通工具、现代化综合服务手段等改善,扶持一批示范展示效果好、运行管理模式新、产学研一体化、地点相对固定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4]。继续推进农民田间学校、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科技套餐工程等建设,并探索科技服务的新渠道和新模式。完善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科技服务加快农民合作组织建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文件要求,完善农民合作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的建设,推动和扶持“五有”品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围绕主导产业,鼓励和支持建立产业联合社。充分发挥农业专家指导组和辅导员队伍作用,加强对农民办社的指导、培训和服务,提高合作社管理人员素质,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性人才。加快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理顺农业科研、教学、推广和生产的关系,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大联合、大协作的机制。研究制订北京市院(校)区合作促进办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办法,促进科研院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其与郊区农业生产和经营等领域中合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基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建立农村实用技术普及推广专项经费,完善科研与推广并重的绩效考核机制,根据科研和技术推广人员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层次、研究项目等实际情况确定评估难度。进一步扩大农业推广教授(研究员)制度实施范围,将研究职称评价指标的设置向一线人员倾斜,向创新人才倾斜,向农村实用人才倾斜。加大新型农民培养力度充分利用农民田间学校、村级全科农技员培训、骨干农民培养等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教育培训,扩大培训规模,创新培训模式,造就具一定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的新型农民。采取内引外联、产学联手共同开发的方式,培育种养业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5]。实施农村农业实用人才素质提升计划,对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提高其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和水平。引导和鼓励大专院校涉农专业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落实相关配套政策。搭建平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搭建农业科技服务信息化平台加快北京市的农业信息资源建设与整合,促进信息资源的互通、互联和共享。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开展技术服务,发挥“12316”、手机短信、远程教育等现代化服务手段,着力提升信息的有效性、多样性、综合性服务水平。组建由合作组织、种养大户、运销大户为主体的信息员服务队伍,向农民及时传递各类信息。支持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逐步推广数字终端设备、条码技术、电子标签技术等新技术。壮大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实力以区域特色产业或产品为基础,推动土地使用权向种植能手、农业企业集中,提升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落实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6-7]。加大对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和外向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由骨干企业牵头,建设内部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服务、自律、协调等职能,以整体优势,提高企业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重点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经营能力的贸易流通型龙头企业、中介服务组织,推动城镇社区、批发市场、超市与郊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对接[8-9]。加强市场的配套建设,完善仓储、保鲜、运输、检测、信息服务等功能,增强市场的聚集和辐射能力,畅通农民进市场的渠道。 建设科技论文:乡村建设中的农业科技综述 作者:古娜尔•阿不力米提 买尔旦•肉孜 单位:新疆科技政策研究所 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低,综合实力较弱。长期以来,农业科技研究注重于农业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没有足够的重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基础研究上,有限的科技投入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造成农业科技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供给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生产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一般性项目多,重点创新项目少;一般技术开发多,高、精、尖技术开发少;引进技术多,自主开发少,等等。这些必然导致了农业科技创新不理想,创新技术运用水平不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下等,并影响和制约农业、农村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够,研发计划缺乏。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农业科技创新开发计划在政府整体规划中的地位比较低,重视程度不高。农业科技创新开发的组织和机构有的有名无实,对特色农业科技创新开发的扶持不够,区域之间也缺乏协作配合,分工不明确,跨部门、跨专业合作项目少。从农村发展全局来看,投入比例比较低,依然表现为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投入不足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网络建设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从而使部分科技创新示范园区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机遇。农业科技创新体制和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我国目前农业发展体制和政策上都有许多不配套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第一,现有农业科技创新机构复杂,任务不清,创新力量薄弱,创新能力不高,效率低下;第二,生产、研究、开发、创新环节脱节,技术创新过程不畅,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浪费比较严重;第三,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与整个人事制度改革的矛盾。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要求实行优化组合,优化出的人员无处安排,使科研单位的技术骨干越来越少,勤杂人员越来越多;第四,农业科技创新市场发育不完善。由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具有研究周期长、不易保密、地域性强等特点,难以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商品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短缺,整体素质偏低。农业科技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老化,综合能力较弱,农村实用人才缺乏,农技推广人才短缺。这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由于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缺乏创新思维,致使人才创新能力不强,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加之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竞争力不强,没有把技术创新和创新人员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条件艰苦,待遇较低,使农业科技创新部门人才流失严重,队伍结构不合理,甚至一些重要专业和创新项目后继无人,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创新的思路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做好新阶段农业农村科技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想和目标要求,完善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工作布局。要扎实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在工农、城乡科技整体发展的层面上部署农业农村科技工作。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发育农村科技中介机构,提高农民生产协作程度,大力发展现代农村科技服务,优化农村发展科技环境。发挥农村科技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在带动产业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增强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的致富能力,加大科技扶贫力度,为协调发展、保持稳定做出贡献。增强农业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农业发展经验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依靠自主创新,为实现主要农产品由严重短缺到供求基本控硅等电子元器件制造质量不够稳定)、直流调速电梯(基本上都是发电机组拖动,噪声大,能耗大)等,还有一些早期电梯受当时条件限制,在设计上存在着一些不安全因素,工作不可靠,安全隐患大,而且能耗大。通过对老旧电梯的技术评估,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措施,引入先进的技术,在提高电梯安全性的同时,能够推动电梯节能降耗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型企业党组织建设论文 1长沙矿冶研究院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现实意义 长沙矿冶研究院创立于1955年,1999年由事业单位转制成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2009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是国家认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的骨干平台,是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类科技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2011年长沙矿冶研究院启动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1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应有之义科技型企业是不断从事创新性研究的企业,在科技型企业中,建设学习型企业意义突出。与许多科技型企业一样,要克服长沙矿冶研究院存在的市场意识不强、人员个性有余规范不足、管理粗放等缺点,必将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推动学习型企业建设,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转化为企业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 1.2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提升党员职工队伍素质的重要手段科技人才是科技型企业的第一资源。长沙矿冶研究院职工2700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45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人,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76人。但是,尚存在人才规模小、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断层等问题。此外,长沙矿冶研究院现有在职党员282人,部分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难以体现。要提高科技型企业科技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1.3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抓手长沙矿冶研究院下设24个基层党组织,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降,党建工作不能融入中心工作,解决不了职工实际困难,党务工作弱化,党务工作人员缩编等问题。这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缺乏与行政工作“相融合、相促进”的工作抓手不无关系。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层党组织对于有力工作抓手的需求。 2长沙矿冶研究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现状分析 2.1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总体情况为充分掌握长沙矿冶研究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作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展了专题调研,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在问卷调查环节,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收回242份,回收率93%,其中,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99%。结果显示,长沙矿冶研究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总体良好,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学习活动的基层党组织占82.5%。 2.2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主要特点①职工对建设成果的期盼多样化。对“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中,你个人期盼得到什么”这一问题,各个选项数据分布较为平均,见表1。②青年职工学习动力最为强烈。科技型企业职工对于学习有天然的需求,这是科技型企业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最大优势。分析各年龄层对于学习时间的安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职工最渴望学习。平均每天学习“2个小时以上”、认为平均每天学习“2个小时及以上合适”的所占比例最高的都是20~35岁,见表2、3。③互联网成为最主要的学习渠道。互联网在信息传递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选择互联网作为主要学习渠道的占33.9%,见表4;平均每天上网“1~3个小时”的占53.8%,见表5。 2.3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①职工日常工作繁忙。当前,我国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长沙矿冶研究院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员工超负荷工作,部分党员常年出差在外,学习时间难以保证,见表6。②对学习内容的需求多元化。调研对象学习的内容较为多元,见表7,认为最迫切想要学习的内容是与工作联系较为紧密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和许多科技型企业一样,长沙矿冶研究院虽然体量小,但是业务方向多、资源分散,这给统一规划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案带来了困难。③对学习方式的需求多元化。在“你学习的主要方式是什么”的问题中,47%选择了“自学”,见表8,在“你认为,比较有效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式”的问题中,选择呈多元化趋势,见表9。这说明,基层党组织开展团队学习的活动还有待加强。 3长沙矿冶研究院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为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长沙矿冶研究院制定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办法》、《2012-2013年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推进计划》、《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考核管理办法》等,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形成了党委统一安排、基层党组织各具特色、党员广泛参与的良好局面。 3.1明确四项学习内容,丰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内涵一是,学习政治理论,向党委学习中心组、基层党组织、关键岗位干部等发放各类学习资料3000余册,广泛及时地宣传中央最新政治理论;组织党员群众学习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谋划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二是,学习决策部署,认真学习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各项决策部署,将集团公司的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纳入长沙矿冶研究院发展规划。三是,学习业务知识,长沙矿冶研究院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2个,是湖南省唯一一家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企业;定期选派青年骨干攻读在职研究生。四是,学习实践经验,制定了《岗位导师制度实施办法》,通过签订《导师带徒协议书》,一对一或一对多地帮助、指导青年职工。 3.2依托三个学习平台,创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法一是,传统平台包括党委学习中心组、党校、“”、内部媒体等。长沙矿冶研究院每年设定不同的专题,组织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活动;举办党校3期,培养近5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在《矿冶人》报开辟多个学习专栏;连续3年举办“领导荐书”活动。二是,特色平台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制度、图书馆、档案室等。加强国家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和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这2个实验室的建设,采取智力引进与人才引进、人才所有与人才所用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行《首席专家管理办法》,每个学科领域设1~2名首席专家,负责牵头开展专题学术报告会等。三是,新型平台包括电视短片、手机短信、协同办公系统、QQ、微信等。连续7年开展“感动矿冶”优秀人物评选活动,评选并广泛宣传先进个人和团队。在协同办公系统“党建园地”栏目上传学习资料350余条,建立了党支部等多个QQ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先后向党员干部发放手机短信数万条。 3.3建设四个长效机制,健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体系一是,领导班子集体学习制度,抓好党委学习中心组学习活动,将其建设成为领导班子共商企业改革发展大事、共谋企业改革发展未来的重要平台。二是,基层党组织定期学习制度,严格落实《关于加强党支部“”制度的实施办法》,每季度制定学习工作安排,基层党组织开展了支部荐书、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青年学术论文检索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三是,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制度,贯彻落实《关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的指导意见》,采取脱产培训与在职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干部培训。四是,党员经常性教育制度,贯彻落实《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实施意见》,把党员经常性教育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各基层党组织每年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4次,党员自学时间不少于12天。 4科技型企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思考与对策 在科技型企业,要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使学习由“软任务”向“硬约束”转变,使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由“抓活动”向“促常态”转变,实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倡导以问题为中心,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中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型党组织的突出特点是以问题导向的学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同于传统学习,后者侧重于知识和信息的传递,前者侧重于吸收和解决问题;后者侧重自上而下灌输,前者是自动学习。就科技型企业而言,因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需要面对更多新问题,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过程。这种把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习在传统观念内被视为工作,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理念指导下,科技型企业职工群众所指日常工作繁忙非但不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最大障碍,反而成为有利因素,可以促进科技型企业职工将学习与工作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科技型企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要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推动科学发展上水平作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4.2创新团队学习方式,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学习效率学习型组织拥有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改变心智模式、自我超越、系统思考五个基本要素,其中,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区别于组织性学习的明显特点。但是,许多学习型党组织存在团队学习效果不佳的情况。要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的无效学习、低效学习变为有效学习、高效学习,创新团队学习方式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科技型企业要创新团队学习方式,必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共同愿景;必须搭建知识共享平台,促进知识、经验等隐性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有效传递;必须经常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摆和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倡导民主平等的学习理念,把潜在的团队智慧变成现实的团队智慧。 4.3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挖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层动力学习型党组织中所进行的学习,是组织学习形式,这势必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行为体系。完善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机制,即建立完善的学习督导机制,将基层党组织负责制与上级党组织监督检查有机结合起来,督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制定学习计划,不定期检查学习计划落实情况;建立完善的学习激励机制,确立明确的舆论导向、奖励导向和用人导向,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具体成效与单位评优选先、党员个人成长进步结合起来;建立完善的学习考核机制,量化学习考核标准,使学习效果的检查有基本抓手、基本尺度和基本依据,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考核制度与干部考核制度挂起钩来。 作者:阙锋陈艳婷单位: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科技论文: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新农村建设中民生科技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技术工程,不单单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需要基层技术工作人员的广泛参与,更需要基层农户的大力配合。统筹农村民生科技发展策略,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农民发展大计为统领,整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民生科技在农村的有效实施。 1民生科技发展必须要体现“以人为本” 民生科技要想在农村得到有效的推广实施,必须要有战略性的思路来引领。“以人为本”是当下最切合民生事业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只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民生事业的发展才有立足之本。像是近些年,各小区污染水源得到了有效净化处理,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民生科技由此带来的福利更是深入人心,为今后科技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以人为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必须要正视当前小农思想、传统农业在农村中已经根深蒂固。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自基层政府部门就要树立民生科技发展的观念,利用市场的推动作用引领社会各基层积极参与民生科技发展之中,使着为农户谋福利深入政府工作人员内心的同时,让大众感受到政府工作的初衷就在于为基层老百姓谋福祉,从而号召民众和政府能够齐心协力的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2民生科技发展建议于国家政策层面予以更多支持 国家应该重视民生科技发展这一项民生工程,将其纳入到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管理范畴之中,鼓励各部门积极开展民生科技研发工程,促进民生科技创新活动于社会中的再创造。同时,国家还应在政策上给此方面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便利,比如;提供科研平台、降低申请学历门槛等等,确保有更多的技术人才投入到民生科技发展之中,为民生科技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国家还应于资金方面与民生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资金来源,同时与民生科技发展项目招标时提供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农民卫生、健康、安全、公共服务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科研项目时,要千方百计帮助其筹集资金,为民生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 3民生科技发展必须要根治于民生大众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发展现状促生了“科教兴国”战略。通过深入基层的科普讲座,加强了农户与科技人员的深度交流,为民生科技发展滋养了生存的空间。但是,就国内农村实际情况而言,如果单靠政府力量实现民生科技于农村的普及,显然是不现实的。由此,建议民生科技用之于民,必须要来自于民,依靠于基层人民群众,为农村中科研爱好者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积极拓宽民生科技的创新空间,调动农户参与民生科技发展的积极性。长久以来,民生科技于农户中创新项目较少,与其群体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有着很大关系。但是,随着国内高等院校的积极扩招、国内科技交流平台的构建,农村涉农科技人员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也不是一件难事。为了提升农户科技文化水平,建议农村实施必要的技术培训工程,大规模的发展农业实用技术,提升农户文化水平的同时让其感受到民生科技的重要性,从而实现农户积极学习的良性循环,为民生科技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作者:吴敏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创新支撑农业建设论文 一、山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一是产学研脱节现象较为普遍,创新运行不通畅。这突出表现在:科研课题关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少,科技人员重视理论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没有真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农业科技研究,由此造成科研与生产脱节。二是现有科技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这严重影响创新能力的提高。三是激励机制不健全,不能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2.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有待提升。目前,山东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实际需要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才总量不足。全省农村科技人才数量仅占农村劳动力的2.29%。[2]二是人才配置不合理。目前,山东省的农业科技人才大多分布在行政机关以及事业单位,长期扎根基层的甚少。根据有关数据,山东省农技推广人才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676,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为1:100。三是由于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吸纳新技术的能力较低。 3.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投入机制尚未形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在1%以上,而山东投入水平只有0.1%至0.2%。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科技投入渠道单一,还没有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由此带来了诸如科研单位的设施条件简陋、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队伍不稳定等问题。从企业投入看,大多数农业企业自身科研实力较弱,未能形成自主研发体系。 4.农业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信息化。近年来,山东省农业信息化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与山东农业大省的地位仍不相符。主要表现:一是缺少对信息建设的统一规划。由此,造成了不少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数据库的作用发挥得也不好。二是缺乏资金投入保障。目前,财政投入是山东省农村信息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致使农业信息化建设资金缺乏。一些自筹资金的单位资金压力更大。三是农业信息传输渠道不畅。目前,山东省对农业信息化相关载体的整合不够,综合利用水平不高,致使农业信息的与传输不畅通,降低了现有农业信息的使用效率。 二、山东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的进程及评价 (一)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评价体系架构根据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求,参照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标准,从山东省实际出发,我们构建了一套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评价体系. (二)山东省农业科技创的测试分析以表1所示的评价体系,以2011年山东统计数据,计算山东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以(0.2,0.4,0.6,0.8)为分数集的对应评语集(极低,较低,一般,较高)进行分析,根据计算得出如下结论:1.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较低。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综合评分为0.42,居于0.4-0.6区间。可见,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较低。这个结论,与2011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根据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2011年全国31个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被划分为四类,其中山东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55%,名列第11,处于第二类,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05%),这与山东经济大省的排名是极不相称的。2.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环境指数较低。以理想状态为100%,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环境指数仅为42.65%。这与山东整体科技环境相符,在2011年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的排序中,山东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54.22%(全国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56.94%),名列全国第13位。这种现状与山东缺乏农业科技人员密切相关。3.山东省农业科技投入指数过低。以理想状态为100%,山东农业科技投入指数只有19.55%,这与山东整体科技投入水平差别较大。2011年,山东省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59.8%(全国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58.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名列全国第7,比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前进4名。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山东农业科技投入中物质投入占比过低。4.山东农业产业化指数一般。如以理想状态为100%,山东农业产业化指数为57.55%,接近一般水平。5.山东省科技创新引领农村经济发展指数一般。以理想状态为100%,这一指数为65.98%,只达一般水平。 三、山东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着力优化农业科技环境一是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通过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进一步整合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农业企业、农技推广机构的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构建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网络,大幅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山东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构建良好政策环境。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为农业科技创新事业提供保障。要完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科技创新中来。要建立和完善第三方科技成果独立评估制度以及农业科技创新的相关制度。三是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公益性推广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四大建设”。四是提升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立足山东实际情况,推进农业信息化,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农业信息需求为向导,以农业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优秀,以推进信息技术应用为目的,强化农业信息化为“三农”服务的实效性,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山东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二)着力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一是确立财政投入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纵观世界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荷兰农业科研经费6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投资。(4)政府只有把农业科技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才能真正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二是开辟多条渠道,形成多元投资格局。要通过政策引导,提高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构建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多元化农业科研融资体系。 (三)着力打造高素质农业科技队伍要通过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盘活优化现有科技人才、重视培养后备人才以及合理配置科技人才资源等措施,努力打造三支人才队伍,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一是着力打造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农村实用人才,包括农村种植养殖能手、加工和捕捞能手、农村经纪人、各类能工巧匠和科技带头人等。他们处于农业第一线,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最直接实践者。为此,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强大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二是着力打造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要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形成结构合理、创新意识强的科研梯队,尤其要注重高层次的中青年学术攻坚人才的培养。三是着力打造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农业科技推广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为此,一要完善培训制度,及时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二要运用经济杠杆调动推广人员的积极性,稳定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 作者:徐建华董志强单位:烟台市委党校政经教研室 建设科技论文:城市建设视角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1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 2011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为2553亿元,人均70734元,全市财政总收入为651.83亿元,占全省的25.6%,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70.77亿元。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财政总收入的稳步增加能够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和财政支撑,夯实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经济、物质基础。第二,创新资源丰沛。创新不是无米之炊,既需要资金扶持,也需要科研基础设施等硬条件的支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厦门拥有支撑创新的实力:首先,高校及科研院所聚集,拥有厦大等高等院校17所,国家海洋三所、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数十家科技研究中心。其次,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众多,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通过实施“市校同发展”、“院地共合作”工程,与国内多所高等院校达成科研合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重点布局的六个技术创新与成果产业化基地之一。再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665家,企业技术中心127个。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增长增强了厦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最后,创新型人才储备增加,拥有包括包括两院院士、中央“”入选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在内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2.5万余人。第三,打拼文化深植。优秀的人才“只有在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潜能,完成重大成果,开创卓越的事业”[6];城市精神也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资本和城市竞争力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因此,钱颖一认为:“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8]受濒海地理环境和闽南民族迁移历史的影响,“爱拼才会赢”、“输人不输阵”成为闽南文化的精髓,在这种拼搏精神的刺激下,闽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执着追求的民营企业家,并创造出“晋江经验”、“泉州现象”等发展模式,而作为闽南重镇的厦门由于改革开放起步早,各方创业创新人才荟萃,成为全国发展较快、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第四,制度环境优良。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保障。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自2006年以来,厦门市先后颁布、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见》、《厦门市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关于全面推进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决定》、《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厦门市人民政府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的办法》、《关于开展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为创新型厦门建设保驾护航。第五,区位优势明显。对台优势是厦门创新型城市建设不可忽略的区位优势。在中央优惠政策的扶持之下,厦门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建立起对台的先行先试体制机制。既是两岸直航的首批开放口岸、大陆居民赴台的首批口岸,也是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建立起厦金海上“小三通”。而作为唯一经中央批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城市和首批海峡两岸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先后开辟了台商投资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多层次、多功能的开放区域。同时,“一栋楼办公”的模式、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实行代建制、高效集约的工业集中区建设模式等成为全国创新的典范。 2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障碍 一是创新意识不强,自主创新有限。杨志江等人在比较我国各省区市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基础上,指出福建省虽然具有相对较高的成果转化率,但研究开发效率却较低。站在科技文化观念的立场,“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一个科技文化价值观发生作用的过程”[10],通过影响主体对待创新的态度,创新型科技文化观念能够“控制”自主创新的效率。因此,对人才而言,闽南文化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逐利求稳、浮躁浮夸的传统抵消了求异思维、创新意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等创新性科技文化观念对其的积极影响。如厦门的年轻一代为求稳,接近六成的研究生选择机关事业单位,超四成的本科生去了国企;居民的消费方式趋于保守,收入的三分之一存入银行。对企业而言,忽视科技创新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08年厦门市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1%,远低于世界500强企业5%~10%。厦门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属组装性产业,优秀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大多处在产业链中加工、组装和技术研发的附加值环节。二是制度规范体系不完善,创新文化缺失。如果说人才与企业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驱力,创新性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就是外驱力,且一个好的制度、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创新活动的活跃度,因此,创新作为一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关心和支持,还需要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但就厦门而言:第一,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厦门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条例,但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要,如市级科技奖励力度不大,激励效果有限。第二,未形成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试错”的过程,失败率比较高,一般在80%以上,因而需要宽容错误与可能的失败,但当前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行业,均对创新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三是创新支撑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忽视体制创新。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官僚作风、红头文件等普遍存在,行政干预盛行;另一方面,运行机制创新不足,虽然厦门市拥有由各级创新型企业、示范企业、试点企业等组成的创新网络,但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交流合作少,无法很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其次,政府创新投入不足。2009年,厦门市R&D经费为35.14亿元,占GDP的2.02%,排名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10位,远低于同期西安的6.06%和深圳的3.41%。再次,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渠道少。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条件多、要求高,管理部门多、申请程序复杂,因此,其投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但由于其规模比较小、固定资产不多,不容易贷到款;另一方面,厦门市未制定引导国有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规定,也未建立企业信用体系,部份企业缺乏诚信,投资风险大,各类资本不看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积极性不高。四是创新评价体系空白。评价的目的在于纠偏、预防和推动创新的目标与步伐,然而,厦门市缺乏一套完整、客观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与体系,缺乏对创新活动科学、准确、合理的评价与指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努力延缓了创新的进程与速度。 3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对策 3.1强化科技文化观念创新“创新性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前提,它对城市整体发展构想、设计创新计划、指导创新实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要鼓励基础理论创新,推动“创造特区发展新优势”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强化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分工与协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自己,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经济,为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树立“争第一、创一流”的壮志,对比先进找差距,变压力为动力,知耻而后勇,横下一条心,舍得一身力,咬住发展不放松,奔着目标不停步,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合作,在竞争中求发展。其次,要强化机遇意识。自《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修订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运筹,进一步加大对建设厦漳龙泉城市综合体、打造“厦门湾经济圈”的支持力度。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掀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热潮,形成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浓厚氛围。这些都给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抓住并充分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就能争取主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要强化先行意识。“落后就要挨打”,要求我们打破传统,树立“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的理念,树立锐意,奋发有为,突破“等、靠、要”的落后思维,摒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任职理念。要打破按部就班的固定思维,一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项目,可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大胆试、大胆干、大胆闯,用好、用活、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创优环境、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领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面。此外,要强化学习意识。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素质、一种觉悟、一种修养,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知识。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创造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努力把理论付诸实际,变成带领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领导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魄力和勇气。 3.2培育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文化一方面作为“类”特质,反映“所有”创新型城市(群体)共同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另一方面作为“单”特质,反映“每一”创新型城市(个体)独具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因此,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既要符合国际创新型城市的标准,又不能剥离闽南文化的特质而丧失厦门的特色和竞争力。要弘扬拼搏创新精神。发扬闽南文化“爱拼才会赢”的拼搏创新精神,克服急功近利等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在科技界形成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协作开放的精神;在企业界倡导崇尚竞争、勇担风险、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全社会培养科技创新、开放包容、勇于创业的精神,形成人人关心创新、支持创新,爱护创新人才、保护创新成果的氛围。并通过组织评选一批“调结构、转方式”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挂牌一批科技创新公共平台,表彰一批创新型城市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鼓励创新。要推动文化创新。建立创新文化机制,规范创新文化的工作机制,确定创新文化培育的程序与步骤,做到逻辑可靠,目标可定,内容可证;严格遵循创新文化的基本原则,做到方向正确,宽容并蓄,合理合法;完善创新文化的制度体系,做到领导负责,社会参与,宏观调控;建立创新文化的长效机制,做到常规化、制度化、系统化、实践化;完善创新文化的评价机制,强调创新导向,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杠杆效用,使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管理等紧密结合起来。要提高科学素养。开展创新文化活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发明创造、技能竞赛等创新活动,形成鼓励创造精神,激励创造活动,尊重创造成果的创新氛围。定期召开创新文化论坛,开辟创新文化专栏,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期刊论著、网络博客等宣传媒介传播创新文化,加强学术交流,提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进而丰富传播内容,总结创新经验,突出传播重点,把握传播方向,有计划地将文化创新纳入干部培训课程。要鼓励自主创新。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文化是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既要通过打造创新型企业文化,解放思想,鼓励思想多元,创造一个随意、开放、冒险、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内部环境;又要完善与企业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项目扶持、财政倾斜、人才引进、知识产权、科技服务等政策、规范,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要突破思维定势,激发灵感,追求创新,构建专业文化管理团队,加速企业创新文化的形成。 3.3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依据政府与市场驱动力组合的不同,可以将已有创新型城市建设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发展模式,且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趋向于混合型模式[13]。因此,从长远来看,需要抓好如下工作: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简化行政审批,增加行政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推动行业协会管理。转移科技管理重心,从直接管理转移到规划引导、制度建设、政策调控和公共服务,组织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优质创新服务环境,调动创新积极性与创造性。要优化科技管理手段与方式,加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厦门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现状与进程。二是完善科技资源统筹配置机制。推行会商制度,加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完善科技研发、技术标准、对外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创新激励政策,探索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和模式。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实现区域科技资源共享,防止重复立项和资源分散、浪费。要建立两岸三地(厦门、台北/新竹、香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图书信息资料共享协作的运行服务体系,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的对外开放、高效利用。三是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体系。一是增加政府投入。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引导激励作用[14],南方地区正需要进一步改善地方政府对区域创新的扶持和引导[15],因此,厦门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资助、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研究、公共政策等渠道,以财政拨款、研发补助、税收减免等形式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扶持。二是培育和发展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制定和落实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改善创新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创新创业投资领域,并可发行企业债券,培育科技资本市场。三是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建立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平台,引导、支持高新基础企业优先进入海内外证券市场融资;试点科技银行,建立区域性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等。四是健全创新企业发展担保市场,改善担保机构发展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担保市场,逐步形成多种资本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种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外部合作交流机制。加强对台科技交流合作,大力推进“部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推动两岸联合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研发平台,联合制定两岸产业技术标准。深入开展面向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地科技合作、面向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的市校科技合作,承接和转化中科院系统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产业项目,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科技项目落户厦门并实行产业化。大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争取更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鼓励、支持我市企业、科研院所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开展双边、多边科技合作。五是健全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建设两岸技术交易和转移中心,鼓励两岸及国内外创新成果的合作与交流,拓展成果转化渠道与消化市场。完善技术创新资助与奖励机制,鼓励建立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专项扶持资金,以培训补助、公共服务补助、激励资助等形式推动技术经纪人队伍和服务体系建设,降低技术经纪活动风险。支持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从事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业务收入可参照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合同的优惠政策规定享受营业税减免。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等。 3.4建立健全创新考评机制创新考评机制首先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指标是导向,一套科学合理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创新厦门”建设的进程[16]。因此,需要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创新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并具有区域特色和操作性强的创新型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建立创新绩效考评机制。要逐步建立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责任制,将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任务细化分解,明确责任,把要把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绩效作为各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17]。要革新考评手段,建立事前评审论证、事中监督管理、事后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估体系,创新考核工具,突出其多元化、科学化;还要注重电脑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引入和运用,丰富考核手段,实现考核工具的智能化,考核过程的程序化,考核结果的精确化,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要创新考核形式,实现多元化,除自我评价、上级评价、同事评价外,还应该增加公众评价;除量表考核外,还可以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进行考核,特别是实行考核外包,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 作者:朱仁显刘建义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建设论文 一、科技期刊诚信的问题分析 学术论文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参考文献引用不当;篡改、伪造实验数据;剽窃他人尚未公开的研究成果或实验数据;请他人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这些诚信问题的发生主要责任归咎于作者本人,期刊对此虽然具有审查义务,但因一些实际问题和具体情况的局限性,期刊编辑人员本身也是真假难辨,因此把全部责任归咎于期刊本身有失公平。本文主要从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诚信问题的发生主要责任在于期刊编辑部的情况进行阐述,而对主要责任在于作者本人的情况在此不做阐述。 1.违规处理。2011年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8种期刊违规刊发学术论文问题的处理情况。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对严重违规的《中国包装科技博览》等6种期刊予以停业整顿、警告等行政处罚,对《管理观察》等两种期刊予以通报批评,同时责令立即纠正违规行为。2013年4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给予《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考试》两种违规刊发学术论文的期刊停业整顿6个月和3个月的行政处罚。2013年9月14日,山西、河南、山东三省新闻出版局分别对《中外故事》、《故事世界》、《科技信息》给予停业整顿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其予以纠正并彻底整改。近几年来,由新闻出版总署官方或由其专业媒体如《中国新闻出版报》或其他媒体平台报道的一些对于科技期刊的违规行为的通报及行政处罚已屡见不鲜,但仍屡禁不止,一些科技期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不惜铤而走险,期刊出版完全背离《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严重扰乱了期刊出版秩序,给期刊界和学术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一号多刊。“刊号”是“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习称。刊号由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简称“ISSN”)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简称“CN号”)两个部分组成。所有经过批准登记的期刊,不论其发行范围如何,均配给CN号。公开发行的期刊则还可分配ISSN。刊号的分配原则是一刊一号。期刊经批准更改刊名或出版地后,审批机关将重新配给刊号。2005年《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期刊,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须按创办新期刊办理审批手续。由于许多学校和科研院所要求老师评职称和学生毕业都要求其必须,因此,很多老师和学生因问题而困扰,一些不法分子看到此商机,就以谋取高额回报为目的,非法租用刊号,向作者收取高额版面费,完全不顾及期刊的质量水平,搅乱了期刊出版市场,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3.。是指从论文创作开始到论文最终发表的过程,完全交由中介去操作的现象,而则是指论文由作者本人创作,论文的发表交由中介去的现象。目前,现象的产生,主要以谋取高额回报为主要驱动力,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为手段,依托与期刊编辑部的强大关系网,低薪聘请校园专业,来完成全过程。在对众多的网站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网站登载着大量的合作期刊,更有甚者某一本期刊与多家网站均有合作,论文的购买者、中介、专业和期刊编辑人员,在各方的密切配合下,使得整个论文从到的工作流程相当顺畅,不禁让人感叹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并且逐渐成熟,并且具有高效性和保密性。现象的产生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利益驱使,还有期刊界缺乏行业自律和国家对于其监管的乏力,种种原因造成了这一行业的产生并助长了其发展。但在查处的过程中,应该分清情况,仍有许多期刊只是被不法网站利用,打着正规期刊的旗号招揽生意,实则与该期刊没有一点关联。这种行为完全扰乱了学术出版环境,给社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 4.涉嫌抄袭文章比例高。由于部分作者对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缺乏一定的了解,参考文献应遵循著录标准正确使用的意识薄弱,造成了期刊刊载的部分论文经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文献系统和万方数据的相似性检测系统检测后出现了较高的文字复制比,因此不禁怀疑此类论文出现了涉嫌抄袭等学术诚信问题。根据目前期刊出版行业惯例,学术期刊普遍都以文字复制比30%作为判断标准,来初步判定文章是否涉嫌抄袭等学术诚信问题,这个判断标准目前还没有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均由期刊编辑部自行制定判断标准作为其收录原则之一。在期刊编辑出版的工作中,各个期刊编辑部依据各自制定的判断标准,来判定文章是否立即做退稿处理。如果依据行业惯例将文字复制比30%的论文视为涉嫌抄袭,那么对于期刊中超过30%的文章均涉嫌抄袭的期刊,我们可视为该期刊涉嫌存在学术诚信问题,应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5.载文量过多。据统计,2012年,以我国正式出版的各学科6225种中英文期刊,平均每种统计源期刊的年载文量从2007年的238篇,增加到2012年的357篇,增长了50%。从数字上看,我国期刊的稿源相当充足,期刊编辑部已经不用再为稿源发愁了,那么论文的质量是否同载文量的增长成正比呢?当然不乏一些优秀的期刊,在载文量增加的同时,相关评价指标方面也体现出其质量有了一定提升。但是,总是存在这样一些期刊群体,在载文量增加的同时,相关评价指标连年下降,每期期刊越出越厚,厚的像一本书,更有甚者一篇文章只占一个版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期刊编辑部对稿件把控不严,对文章抄袭率不做硬性要求,只以收取大量版面费为目的,用经济回报去牺牲学术质量,完全无视国家在《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对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要求,严重污染了学术出版环境,可以说其学术诚信完全缺失。 二、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建设 1.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特点。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具有特定内涵,其根源是一种道德责任与行业自律,具体要求是科技期刊应在主观上抱着诚实的工作态度,客观上忠实履行社会义务的行为,推动科技期刊成为科学道德的维护者和良好学风的建设者。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特点由其特定的内涵决定。一是主体特定,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主体是指正在或曾经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单位;二是内容特殊,具体包括两方面:优行记录、劣行记录;三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无论是以纸质档案为主还是以电子档案为主的管理方式,都需要档案归类、档案管理、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技术支撑;四是体系性,科技期刊诚信档案都具有一套科学的分级维护的权限设置控制体系;五是工作量大,据统计,我国目前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约为5000种,约占全国现有期刊总数的50%,数量仅次于美国。 2.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建设的意义。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建设的目的是引入“信用管理”机制,补充和完善我国科技期刊管理体系,提高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我国科技期刊的管理水平。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科技期刊诚信档案建设的目的还包括提高参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活动的相关主体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从机制上约束和规范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活动相关主体的行为,弘扬科学精神,改善我国科技环境,促进国家人才战略的落实,改善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活动及其相关主体的社会形象,推进我国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全面建立。就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诚信环境来看,科技期刊诚信档案的建设已是刻不容缓,以此来规范科技期刊出版行业活动,为不断推进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诚信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姜燕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建设科技论文:基于诚信建设的医学科技论文 1提高“失信成本” “失信成本”顾名思义即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所导致的沉重代价,因失信程度各不相同,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尽相同。具体到医学期刊的建设方面,即是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医学毕业生等因论文剽窃等学术造假行为的出现,获得的被列入医学科研行业及出版行业黑名单等。而目前,导致我国医学科研方面失信现象不断出现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失信成本过低。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人们文化底蕴还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意识及信用观念上认识还较为淡薄,从而影响到良好信用风气的形成。加之,价值观受到激烈的碰撞,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导致人们道德规范紊乱。同时,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也促使人们对某些失信现象习以为常,医务工作者仅在电脑上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一篇冠以自己名字的原创“学术发现”就堂而皇之地成文,一旦经过专家及编辑部审稿进行出版发行,可以给造假者带来一定的学术价值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便被发现,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对造假者也不会带来过大的影响,结果至多是编辑部撤销该论文的发表,但并不会将造假者列入业界黑名单或通报给造假者单位知晓等,也不会影响其行政资源及学术地位。以上原因造成了守信者未得到有效的保护、激励,而失信者也未得到有效的惩处。分析研究美国保障学术诚信的相关制度显示:美国有效的社会诚信机制和学术诚信环境使违背学术诚信的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 如麻州医药注册委员会查实,有1位申请在马萨诸塞州开业行医的医学博士,因在读博士期间发表的4篇论文有作弊行为,被认为此人不具备行医所必备的品德素质,由此未能获准领取执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各个基金会在审批科研项目及经费时,除考查学术能力外,将重点关注申请人的学术声誉。因此,笔者建议适当提高学术造假者的“失信成本”。就医学期刊编辑而言,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1)建立造假者“黑名单”。对发现明显造假的作者除了撤稿、不再刊用其论文外,还应在每期刊物以及编辑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版面予以信息公布,使造假者“无以遁形”,对其学术造假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2)与作者单位建立常态化联系。针对医学期刊作者主要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师、医学高等院校的医学生等,一旦查实造假情况,应通报其所在单位及院校,断绝造假者利用学术造假所得到的晋升职称职务的机会。(3)对于有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发现造假后应通知给予基金项目资助的机构,必要时,建议取消其对基金课题的资助。建议欲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等,必须将学术诚信视为生命,摆放在职业道德的首要位置。加强科学实践及理论研究,再通过学术期刊这个平台,将学术成果进行展示和分享,以期为基层医务工作者起到指导意义,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好典范。 2培育守信环境,加强作者教育 重建学术诚信不仅是学术界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所在。学术界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之外,在全社会普遍诚信缺失的背景下仅仅要求医务工作者诚信是不现实的。对于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治理,社会各界的共识是:只有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才是治本之策。诚信缺失的治理,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当前中国最紧迫的。医学科研诚信建设的原则和规范,必须以医疗、出版的道德体系来体现,该领域的道德滑坡和从事该种职业的主体奉行权利本位、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因受到利益的驱动,违背道德体系的事件屡有发生。针对学术诚信缺失的治理,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科研人员的信用制度及科研项目诚信保证金制度,强化科研道德与诚信管理,建立、健全科研道德与诚信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学术期刊需要建立事前的引导与预防机制,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应主动地告知作者如何避免学术失信的发生,如论文中使用的定义是否科学、合理;文献的来源是否清晰、准确,文献的引用是否真实、准确;论文实验的设计是否合理,结果、讨论部分是否能被其他学者印证;论文所采用的材料是否真实、客观,论据是否严密等,应协助作者避免抄袭、剽窃及自我剽窃。同时,在投稿时要求每位作者签署学术诚信保证,并将一旦发现明确造假后期刊将启动的追责程序告知作者,增加威慑力并促使其提高警觉。 3完善审稿程序 目前,国内的科技期刊一般采用编辑初审、专家复审和主编(或编委会)终审的三级审稿制度,三级审稿制度根据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对稿件质量进行取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所刊论文的科学性及学术性,但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3.1编辑初审环节是论文否能进入复审环节的第一道关口,能初步决定论文是否采用。 基本的作法是每期刊物设立1名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在通读整篇论文的基础上,对其政治导向、学术价值及学术内容等进行全面审查;同时,由责任编辑进行送专审等操作,这种做法明确了每期编辑的职责,增加了编辑的责任心,如出现学术造假情况可以有效地追责,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术失信行为的发生。但此做法也导致了所谓人情稿的出现,切记稿件质量就是期刊的生命,编辑人员应不受人情关系干扰,不怕得罪人,将刊物的学术质量放在首位。故建议由电脑随机分配送审专家,责任编辑只是对专家审稿后的程序负责,防止人情稿。 3.2初审通过后,将稿件送论文同行专家复审。 编辑部门尽可能选择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熟悉稿件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审稿,这对于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有积极的意义。首先,稿件送审时,坚持小同行对口送审,专家针对稿件取舍提出自己的具体意见及看法,以便及时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其次,对审稿专家也要进行事后问责制度,将其专审的论文是否涉及学术失信问题作为评价审稿专家审稿效率及成绩的重要因素,并根据此标准调整审稿专家名单,使那些学术严谨,对稿件真正负责的专家留在审稿专家队伍中,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进行发表。 3.3终审阶段是封锁学术造假的终末阶段。 医学科技期刊作为维护医学学术诚信的守护者,理应站在维护科研学术诚信的一线。因此,在编辑部加强对违反学术诚信的惩罚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学术期刊的主编(或编委会)、审稿人及编辑人员而言,若任由失信稿件流入审稿流程甚至进行刊登,其行为的本身就是严重的失信行为。要使得学术失信者难于在社会上立足,必须从审稿流程上就杜绝失信稿件,主编(或编委会)、审稿人及编辑人员必须严防死守,拒绝此类稿件的进入。日常工作中,首先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组建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审稿队伍、编辑队伍;其次,重申对主编(或编委会)、审稿人及编辑人员的问责制度,要求主编或编委会、审稿人及编辑人员对每一篇拟刊发稿件的学术诚信问题负责,通过此问责制度,严格惩罚失信行为的发生。 4建立统一领导 目前,国内对科技期刊诚信体系建设的探索主要还集中在呼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期刊的版权保护措施,由国内科技期刊行业共同声明等。基于目前尚停留在行政命令、书面文件和行业自律阶段,笔者建议设立部级监督机构,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会同科技局,共同开展科技期刊信用评级管理制度,将科技期刊的学术诚信作为考核体系中的一项优秀指标,调查全国范围内的科技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信用现状,以此来决定科技期刊的最终信用等级,并引入末等淘汰制度。实行各医学期刊反失信调查联网制度,若某一作者在一个期刊上出现学术失信现象,即被列入全国学术信用登记之中,扩大其学术失信的影响面。同时,成立部级监督机构,有效地行使监督及制裁权,如向作者所属科研机构直接去函,以行政命令对学术失信者进行严厉的惩戒,提高学术失信者的“失信成本”。国家领导人刘延东在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零宽容”政策。在学术不端行为不断曝光的今天,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坚守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如何坚持三级评审制度是每一位学者及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考虑的问题。远离学术失信、尊重读者、尊重科学是医学期刊编辑不容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张耀元单位: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 建设科技论文:加强体系建设的农业科技论文 1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供需方面的问题 1.1农业科技成果供给问题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在供给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大部分学者在关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问题、转化渠道、资金的投入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且有人提出要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上述几方面已成为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我个人认为农业科技成果在供给问题上还主要有科技人员的素质问题,如果科技人员没有相应的科技素质,科技成果的质量、转化和应用将也成为空谈。农业科技人员主要包括科技研发者和农业推广科技人员,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都离不开科技研发者和推广人员。 1.2农业科技成果需求问题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还有相当部分的小农生产存在。最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农业生产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西北和西南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这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对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小农生产在农业经营规模上达不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就无法有效运用科技成果。而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农业专业教育,农业技术教育,再加上农民长期在饮食结构方面不注重营养,身体素质也较差,这就形成了农民的主体素质比较低,对农业科技没有正确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科技成果有效的需求。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是阻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我们的高度关注。 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供需的建议 2.1加强我国政府对农业科技转化的支持 农业科技的转化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策方面,政府要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农业科技的转化。例如对农业科研人员、农业科技推广者和对农民素质的提高有相应的政策,从政策抓起,在西北和西南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便有利于农业科技的转化。在资金方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的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科研的发展滞后农业实际的生产,也影响到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需要政府在资金方面大力支持,这样才有保障农业科技成果有效的应用到农业实际生产中。政府的出现也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容易导致“搭便车”以及“市场失灵”的现象的出现有了一定的保障,能最大限度地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2.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 2.2.1加大农业推广体系建设 农业科技推广是农业科技转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也只能将永远陈列在实验室或冰柜中,失去农业科技研究的实际意义。在农业的科技推广过程中,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的推广任务。 2.2.2优化农业科研体系建设 要提高整体农业科研水平,除了投入大量的资金外,还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力求做到科研、开发、推广的有机结合。 2.2.3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人员的素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美国著名学者舒尔茨说过“人才是关键”。当务之急必须把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来抓。 2.3加强农、科、教的有机结合 要加强农、科、教的有机结合,这是农业科技转化的有力支撑。不管是科研还是教学要根据农业实际生产的需要来进行,若研究出来的成果如果没有农业实际生产意义或无法转化,那么它就失去其研究的价值。因此,科研部门应当深入了解当前现代农业实际需要,结合这一事实进行有效研发;农业高等院校也要尽量根据现实的农业生产需要来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和实践。这3者的有机结合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的有效途径。 3结语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意义重大,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业现代化及农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这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作者:徐晓燕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建设科技论文: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论文 摘要:国内传统产业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放缓,企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企业要走出重组、破产困境,转型发展是唯一的出路,企业技术创新势在必行,创新平台建设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前提之一。文章讲述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现状,从创新平台基础设施设备情况、创新平台人才状况、创新平台激励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简要分析,提出了创新平台建设对策。 关键词:创新平台;建设;研究 当前,国内传统产业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放缓,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形势严峻。企业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部分传统行业的企业减产、重组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才能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降反升呢?企业要想走出重组、破产等经济困境,转型发展是企业新一轮效益增长的唯一出路。转型发展需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突破技术改造升级的难点,而技术创新始终离不开完善的创新平台环境。科技平台是集聚科技资源,科技人才、科技设备、高技术研发水平聚集的地方,具有开放共享特征、支撑和服务于企业技术开发活动的科技机构组织。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包括科技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基地、专业技术研究院等的建设,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创新环境,也是集聚企业创新资源、吸引创新人才有效的组织形态和空间形态,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和新技术带动功能。平台建设能推动企业专业技术升级,实现企业高品质技术新的突破,为企业把握新机遇、寻求新模式创造有利条件,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1企业平台建设现状 1.1平台基础条件不完善 目前,很多企业管理层不重视创新平台建设,不愿意在平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认为平台建设无法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资金投入可有可无,企业是以效益为中心,减少投入意味着增加了效益,企业选择放弃资金投入。创新平台试验仪器设施设备不完善,平台已有的设施难以满足研发创新需要,研发试验无法顺利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开展受阻,有的时候因为研发设备设施缺失,技术开发人员的研发工作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试验验证,企业的研发成果在未经过充分试验验证后直接应用在市场上,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市场风险,失败的研发成果投入到市场可能影响企业的品牌效益和经济效益,说的严重一点可能会失去所有客户对企业的信任,企业失去了市场,导致破产。 1.2平台管理缺失 多数企业未给创新平台配备专门的办公场所、专职管理人员、专职研发人员,认为建立单独的创新平台完全是一种资源和资金的浪费,企业平台建设意识不强,认为企业技术研发无需专门的创新平台,等有需要研发创新的时候临时组建一个团队从事研发工作,研发工作结束,研发人员还能从事市场业务、承担企业生产任务等工作。企业技术研发是一项延续很强的工作,因为没有专职的研发管理人员和专职技术研发人员,研发成果就成为了个人的成果,无法成为企业的成果,研发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沉淀和积累,企业只能依赖员工个人,一旦人才流失,研发技术随之消失,新技术研发人员需要重新熟悉原有技术原理和方案后才能开始新技术开发工作,导致研发效率低下。 1.3平台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 企业高层对平台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平台内科技人员工作得不到企业的重视,薪资收入与同等条件的其他部门人员收入相比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甚至与其他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人员相比较差距较大,企业创新平台内人才职业规划前景不明朗,以至于平台科技人员认为进入创新平台等于失去职业发展机会,很多致力于创新研究的优秀人才选择放弃从事创新研究工作,平台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 1.4管理体制和考核机制不完善 企业创新平台机构不直接面向市场,而平台技术需要应用于市场,平台机构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可平台技术又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对平台建设意义了解不够,企业对创新平台的考核流于形式,未从创新平台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平台管理的考核机制、体制。平台考核机制与研发创新成果无直接关系,创新成果不是衡量平台技术人员的工作绩效标准,绩效考核不能直接体现在个人薪资水平上,平台内技术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有效提高。 2完善创新平台建设的建议 2.1完善平台基础设施、设备、仪器等条件 技术创新有风险,为了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科技人员在新技术投入市场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实验,基础实验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设施为依托,提高新技术开发成功率,因此企业需要加大平台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的投入,为研发创新提供基础保障。企业在年初预算时留出一定比例的预算资金用来购买技术实验仪器、设备和设施以满足研发创新工作过程试验需求,以便平台技术人员对新技术开展实验校验工作,待实验校验成功后再推向市场,以减少新技术的市场风险。 2.2加大平台管理力度 平台管理是技术研发水平管理的关键,要让研发成果真正成为企业的技术成果,就需要有平台管理人员统筹管理平台研发创新工作,明确专职技术人员的职能定位,深入研究平台发展战略,管理企业技术成果,为企业业务发展方向提供指引。建立专职研发队伍,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确保企业技术开发的延续性。 2.3提高创新平台人力资源综合素质 人力资源状况是平台建设好坏的直接决定因素,企业要高度重视平台人力资源投入,大力引进行业领域高精尖人才,充实平台人力资源状况,提高平台研发人员的整体素质,改善创新平台知识结构。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为平台人才提供职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平台人才创新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2.4建立科学有效的平台激励机制 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能推动平台创新工作快速发展,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创新平台建设水平。适当提高平台研发人员的薪资收入,让更多优秀的有创新能力的技术开发人员愿意进入平台从事创新工作,有效提高平台人员素质。建立创新成果激励机制,新的研发成果采取业绩分红奖励或者一次性奖励等方式,鼓励平台技术研发人员大胆开发新技术,提高技术研发人员的创新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创新主体,也是创新平台建设的主体。企业优秀技术和研发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优秀技术和研发能力要以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集聚创新要素。要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形成以专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为龙头,工程技术中心为主体,产学研合作为支撑的科技平台建设体系,努力实现企业创新由自主创新、引进创新、合作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新局面,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要让创新平台成为企业科技要素集聚地,成为成果转化高地,让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谭金星 单位: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论文 摘要:本文论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分析了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途径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 当今,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急速迅猛,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与其他企业文化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有如下特点:一是以人文本。知识和人才资源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壮大的源动力,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到以人文本,企业才能留住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二是具有创新开拓、团结进取的协作精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断创新和开拓、不断开发新产品是这类企业的灵魂和立身之本;新产品和新服务是协作的产物,企业员工只有通过团结协作、共享资源和技能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不断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三是适应市场。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品种、技术含量、发展战略目标要跟随市场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因此它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文化理念也要适应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四是持续学习。发展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频率快,市场变化快是高科技的最大特点,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持续学习,持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自身的优秀竞争力认识不清。部分企业对自身的优秀竞争力没有清醒的认识,一味盲目扩张,盲目多元化,没有真正根据企业自身的优秀竞争力为自己量身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最终,导致自身竞争优势被弱化,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其次,缺乏创新理念。面对当今时代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的急剧更新,有的企业仍然固守传统的、甚至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造成企业内部死气沉沉,管理效率低下。有的企业缺乏创新理念,一味模仿别人的企业文化,不能根据本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造成害怕变革、得过且过的思想惰性,造成企业发展停滞不前,不能进行文化创新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第三,缺乏有效的沟通和激励机制。有些企业员工不关心企业的效益,只关注个人收入,有较为严重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心态。他们对领导不信任,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意见或者建议透露给上司领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自己的工作就不愿意去做,不积极参加决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领导没有和员工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彼此互不信任,不重视员工的精神建设,没有让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激励机制不健全,赏罚不明,分配不公,导致员工失去工作热情,丧失了团结协作的基础,使得整个企业如同一盘散沙。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为企业设计愿景 愿景就是告诉人们要将企业做成什么样子,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期望和描述。清晰地描述企业的愿景,员工、社会、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才能对企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才能激发人们强大的凝聚力王冲中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会党校300011和向心力。战略是企业发展的指引,解决的是认准方向、走对路、走好路的问题;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导向,解决的是在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如何凝聚人心、共同奋斗的问题。而愿景就是战略和文化的关联点,它赋予两者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伟大的梦想。科技型中小企业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就是确定前进方向、规划发展战略、实施重大决策,带领企业实现未来的愿景目标。他要充分考虑当前决策和未来目标的关系,协调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不能为了暂时的现象或者短期的利益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建立愿景的步骤如下:高级决策人员参与反馈信息制定愿景纲领塑造整体图像建立愿景推销愿景接受他人的愿景综合意见颁布愿景。 (二)创新变革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理念 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是标准的自上而下式的层级组织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利于领导和员工的沟通,制约了知识型员工主动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是员工知识创新的组织障碍。扁平型结构则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尽量扁平化,最大限度地向知识型员工提供自由发挥的余地,为他们创造参与企业管理的空间,从组织结构上激励员工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只有实现了企业组织结构从传统金字塔型结构向扁平型结构的转变,才能为人才的创新和顺畅的上下联动沟通扫除体制性障碍。在知识快速更新的当代,原有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受到许多新的挑战,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新要求。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中掌握主动权。首先,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紧盯市场动态,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采用新策划、新方式、新技巧,敢于标新立异,打破员工守旧、沉闷的心态,破除经验主义,有的放矢地建立起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 (三)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首先,弘扬民主,畅通沟通渠道。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智力资本和发展动力,团结广大研发员工,畅通与员工的沟通渠道,是集思广益,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途径,也是企业领导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企业领导要改变家长制作风,在企业内部大力弘扬民主,实施民主管理,让员工充分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其次,建立员工的工作分析制度,打牢人才激励的基础。工作分析是对工作进行整体分析,以便确定每一项工作让谁去做、工作的内容、何时去做、在何地做、怎样做、为什么做、向谁负责,最后形成岗位说明书。它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只有在客观、准确的工作分析基础上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工作分析要在最大程度上让员工自主设计工作内容、方式、时间和工作程序。积极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式,逐步推行弹性工作制度,从而使员工乐于工作,勤于工作,不断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建立职业生涯规划制度,让人才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职业生涯规划是为员工个人在企业里的职业发展所作的策划,是人才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重要步骤。每位科技型中小企业中的高科技人才都有自己的成长目标,有的愿意从事管理工作,有的希望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因此企业领导必须充分了解和理解员工的真正需求,为员工才成才之路出谋划策、扫清障碍。国外成功的高科技企业无不重视员工的职业规划,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想留住人才,发展壮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制度,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开辟绿色通道。第四、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人才的创新能力。科技型中小企业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而企业创新的关键是员工掌握创新必须的知识技能。因此企业要加大员工培训投入,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不断深化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然而,我国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认为员工培训后,技能得到提高,就容易跳槽,不愿在员工培训上过多投入。事实上,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通过培训,员工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能得到提升,企业就有了做大做强的资本。企业强大了,效益好了,员工的薪酬待遇就提高了,员工自然就愿意留在企业,继续将企业发展壮大。这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种良性循环。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让员工有成就感。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留住人才,发展壮大的重要措施。这种公平合理包含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外部公平是就同地域或同行业而言,如果本企业人才的报酬高于外部平均水平,将会促使员工积极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才流失,吸引优秀人才;内部公平是就企业内部同层次或不同层次人才的报酬相比较而言,如有失公平合理,则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和优秀科技人才的流失,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还应该创新员工的薪酬支付模式,将它与知识、能力挂钩,采取与股权、期权、利润分成等相结合的报酬支付模式,在企业内部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使员工有成就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加强团队创新能力 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决定了任何有创意的研发设想都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响应和支持,从而加强团队的创新能力。企业可以建立“内部创业机制”,鼓励员工多提出研发创意,并在企业内部实施投标。员工的创意竞标成功后,他就可以组成一个研发团队,并获得企业的种子基金。同时员工的薪酬和提职与产品研发进展和市场销量直接挂钩,如此,在企业内部形成浓厚的全员创新气氛,将企业的团队创新能力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王冲 单位:中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会党校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论文 一、引言 在信息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型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开发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主力军。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带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据统计,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贡献了66%的专利、74%的技术创新及82%的新产品开发,国家高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达80%以上。然而在现实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融资约束问题最为突出。[1]为了方便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我国政府制定了众多融资和资金补贴政策,部分政策的效果明显。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许多企业未能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导致很多好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审核流程繁复、帮扶部门间缺乏信息沟通、非市场化机制严重等问题。这些导致了帮扶政策效果不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仍然比较严重。以上各种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现实中的“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2]也导致了政府部门很难实现资金的精确“滴灌”。①针对该问题,以往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朱鸿鸣等[3]提出通过建立“科技银行”的方法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陈作章等[4]也对商业银行的“科技支行”进行了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徐力行等[5]通过对南京22家银行的调查,认为匹配程度、关注对象和抵押担保是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设计的产品最薄弱的环节,并提出了改进措施。来明敏[6]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银行贷款融资进行了匹配,认为应改变我国旧有的金融模式,提高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程度。本文认为,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金融机构及其主要业务产品,而且并没有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角度分析信息的供需,未能真正缓解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刘俊棋[7]通过建立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模型,发现互联网金融的众筹模式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刘飞等[8]认为,完善金融服务、培养金融服务主体、平台建设、开发市场和推动创新是解决目前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帮扶不力问题的重要手段。李全等[9]建议以政府公益性平台作为支点,利用互联网金融推进多层次、多角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本文认为,这些研究虽然都提到应以互联网金融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也提到应通过设计融资平台来缓解信息不对称,但是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基于互联网金融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将政府部门、互联网金融企业、银行、行业龙头企业、担保和保险公司以及咨询师等独立第三方引进平台,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透明度,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产学研的结合。 二、互联网金融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经常不能被完全满足,重要原因在于银行一般要求其提供一定形式的抵押或担保,[10]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多数难以提供这样的抵押物或担保。另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业务和产品的专业性较强,也很难迅速找到能够完全理解其特点的资金提供方。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自身的优势恰恰能够帮助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局。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11]其常见模式是个人对个人(P2P),即不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借贷双方直接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的无担保借贷。[12]通过集中处理支付信息和移动式风险评估的大数据分析手段,互联网金融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对资金供需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配对并控制相应的风险,将金融中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13]具体来说,互联网金融在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以下作用:1.用专业的信息技术降低融资成本米什金(Mishkin)[14]认为,金融中介的两大能力表现为:一是通过专门技术降低成本;二是利用信息处理能力缓解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利用强大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可以对供需双方的个人信息和信用等级、[15]还款情况、[16-17]文化背景、地理位置、[18]外貌特征、[19]社会活动参与[20]以及需求紧迫性[21]等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进行高效匹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金供需双方尤其是政府信贷资金与科技型中小企业间[22]的搜寻和签约成本,从而也缓解了因缺乏担保而形成的融资约束。2.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互联网金融的一大特点就是信息透明。[23]在实际运行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其他主体,都必须通过互联网向外披露其提供资金的对象、金额和还款要求,从而铲除了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生存的土壤,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融资成本。[24]3.日趋规范的业务流程为借贷双方的利益提供保障无论是电子银行等传统金融服务,还是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网络租赁等新型金融服务,目前均已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监管之下。例如,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规范非金融机构的支付业务,使得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范畴、监管等有章可循。互联网金融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如风险控制手段亟待开发、监管力度不够和互联网金融六要素缺乏等。因此,本文一方面将互联网金融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之中,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通过基于互联网金融融资平台的构建,更好地促进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发展。 三、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 为消除信息不对称和非市场化机制,突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推动互联网+的发展,进而为企业创造一种新业态,[25]本文提出建立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该平台的基本模式为:由国有企业牵头,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负责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构建和维护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将相关政府部门、资金提供方、行业龙头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与咨询师等独立第三方纳入同一平台之中。1.融资平台设计原则(1)简化审批程序并共享信息企业融资实践中,各政府部门在进行帮扶前都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料进行审核,所需资料纷繁复杂,给企业造成很多不便。另外,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造成信息的重复收集。因此,本文在构建平台时着重考虑了政府各个部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的需求,通过在平台上收集、整合、提取相应的信息并提供给信息需求方,提高各政府部门信息获取的效率,简化了申请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项目核准网上并联办理”的实现。(2)构建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的公私合作关系(PPP)平台本文所提出的平台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力求基于互联网金融业的强大互动功能,实现政府主导下的政企合作,共同创建平台。在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这一方面能够高效推动项目运转;另一方面也对政府进行监督。(3)避免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公平、公正的环境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因此,本文在平台设计时也重点考虑了这一点,努力实现其公正和公平。(4)通过严格审核建立诚信机制本文所建立的平台,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本信息、知识产权状况、项目研发情况、获取政府资助情况、银行贷款、还本付息、融资偏好等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查形成高质量的数据库,推动企业诚信机制的建立。2.平台参与方及其职能(1)平台建设主体本平台应包括以下参与方: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如中小企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或科技厅(局)等单位)、互联网金融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代表和资深咨询师(尤其是高校教授)等。①政府部门及国家参股企业。政府作为构建主体建立一个国家参股的平台公司,并通过招标等形式吸引互联网金融企业共同参股。在该平台公司中,政府占股应不高于35%,这样既不会影响该平台的市场化运作,又可以保持国家在平台中的话语权。各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参与,如中小企业局、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厅局)、金融工作(服务)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等。平台公司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敦促各部门提出信息需求并据以整合数据,辅助各部门执行和完善帮扶政策。②互联网金融等科技型民营企业参股。在平台公司中,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吸引民间资本,利用优质的网络资源、便利的宣传手段和快速的融资手段,为平台中的企业提供各种融资选择。其次,在原始资料汇集、数据分类、数据挖掘、数据丰富和调度、数据及分析结果输出、资金使用跟踪、融资效果评价、融资偏好分析等方面为平台提供数据支持。政府可以向这些参股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免费提供“天河一号”等大型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并赋予其一定的优先使用权。③其他参与方。在平台公司中,政府还应更多地引入独立第三方为平台的运行提供咨询和参考。首先是行业龙头企业。平台应分行业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并由行业龙头企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另外,平台可以为龙头企业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具体信息,帮助其进行筛选,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其次是咨询师。本文建议政府为平台公司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并邀请咨询师作为独立董事参与到平台的决策之中。同时,平台还可以对这些咨询师的意见采纳情况、咨询效果以及后续服务进行跟踪,形成咨询师数据库。再次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建议在平台建设和运行中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使之与行业龙头企业拥有同样的话语权,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各相关政府部门鉴于政府部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审核材料繁杂、各部门需求信息不一致、融资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在构建平台时,应首先收集各部门所需要的信息,由平台公司进行分类和汇总,统一其所需信息的表格,真正实现“并联审批”,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一次申请,终身受益”。(3)资金提供方本文提出的平台允许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大众投资者等参与其中,这些主体可以从平台获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历史还款情况、研发、知识产权价值等方面的信息。同时,资金提供方也向平台公司提供其对信息的偏好,从而帮助平台提供更多、更全的数据信息。(4)资金需求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是本平台服务的最终对象。在平台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只需向平台公司一次性提供完整的信息,并及时更新这些信息,就可以通过平台向各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申请扶持政策或者优惠贷款。重要的是,平台公司会对各企业进行公允评估,再加上行业龙头企业的评判,实现信息的高质量传递。(5)保险和担保企业在本平台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获取融资时很可能需要使用无形资产作为质押。平台可以在为放贷企业提供信用信息的同时,也向保险和担保公司提供相应的信息,从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加稳定的金融环境。3.融资平台构建思路首先,由政府牵头通过招标的形式,建立政府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共同参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在平台公司中,政府占股不超过35%,其余由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经招标后参股。同时,平台公司的业务应按照行业特点进行模块划分,在每个模块下都形成行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咨询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其次,平台公司在政府的牵头下与各政府部门进行对接,了解各部门的信息要求。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存储、数据挖掘、分类和分析形成基础数据库,并定期对这些数据进行动态更新。再次,平台公司对政府部门所需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形成统一的电子申请表格,从而规范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时所需填写的内容,整合、优化各政府部门的资料索取内容和过程。之后,平台公司将承接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帮扶请求,利用互联网金融的数据分析,与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要求进行匹配。完成匹配后,资金需求和供给方自行接洽、自主签约。同时,对于需要担保的企业,可由平台公司帮助其选择担保或保险公司,担保和保险公司也可以利用平台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决定是否担保。另外,外界信息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平台公司应当根据外部动态数据的变化不断调整。平台公司应定期更新各政府部门的资料需求,定期向资金提供方、保险和担保公司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还款情况,每半年或一年调整一次数据需求。整体的平台设计方案和各方职能如图1所示。4.平台的优势(1)简化融资程序平台公司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实现信息共享,从而简化融资和帮扶政策的程序,使得资金需求、资金供给以及保险、担保方都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寻找到合适对象。(2)消除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平台公司不仅能够促进政府支持政策的公开和透明,而且公开被帮扶企业的信息,从而避免产生非市场化机制和权力寻租现象。(3)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是缺乏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根据产业集群理论,在产业集群中必须首先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平台公司可以帮助龙头企业快速搜集信息,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4)推动产学研相结合自从国家制订“2011计划”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促进高校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建立适应产业、区域特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本文所提出的平台引入高校教授作为参与方之一,也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5)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平台公司不仅能够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而且对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①丰富风险控制手段。目前,互联网金融业主要的风险控制手段是引入第三方(第三方律师事务所、银行和政府等)监控,但是由于这些主体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本身缺乏利益关系,风险监控能力有限。将国有企业引入平台公司之中,可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水平。②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形成。在平台构建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遴选,挑选出具有良好资质、历史记录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帮助其逐渐成长、形成规模,提高在行业中的地位。机会成熟时,政府可以引导这些企业形成行业协会,通过设立行业公约、行为规范等促进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四、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发展策略 在平台公司的构建和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大量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应对策略。1.破除阻力,加大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扶持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形成的固有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互联网金融确实给传统银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在推进其发展的过程中,居统治地位的传统金融机构很可能通过多种方法限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了应对这种可能出现的“隐性壁垒”,政府应首先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互联网金融看作是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努力为互联网金融业发展铺平道路,当其与传统金融业发生冲突时,应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同时推出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政策。2.对互联网金融企业适度放手,避免“过度监管”另一类可能出现的“隐性壁垒”是政府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过度监管。在本文提出的平台公司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很可能出于风险规避目的而限制其业务的开展;而作为监管方的人,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也很可能为了确保贷款的回收而限制贷款的发放。为了打破这种“隐性壁垒”,应在平台公司成立之初就建立完整的、科学的风险控制机制。首先,应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进行风险评估,评估部门有充分的权力决定每项贷款的风险级别;其次,要建立风险监控委员会,对评估部门的评估结果进行监督;再次,要提高全员的风险监控意识和能力,定期接受最新的风险控制技术培训。3.防范“新型”非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种可能出现的“隐性壁垒”是某些参与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在平台公司中,除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参与外,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金融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也都参与其中。这些参与方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都有可能在长期活动中形成一定的话语权优势,并很可能由于自身利益优先帮扶某些企业,而放弃一些有潜质但不符合其偏好的企业。为此,应加强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共同决策。在平台公司中,除了国有企业的股份不超过35%以外,其他参与方应有公平的话语权,这样在做出最终决策时,各方都能够对其他主体所做的决策进行监督和制衡,从而防止“新型”非市场化机制的产生。五、结论与展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融资难,申请程序烦琐、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各级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帮扶效果有待提高。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将互联网金融引入其中,消除企业与政府和资金提供方的信息不对称,简化资金申请程序,实现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精确“滴灌”式的资金帮扶。但是,目前各地对处于成熟期尤其是二次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存在一定的缺口,没有找到这些企业融资需求的真正痛点。同时,又由于这些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因此经常被认为不再需要政府的帮扶。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将对处于二次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探索其融资的可行之路。*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知识产权保护、政治资源获取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1272180)、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大数据背景下天津市智能化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应用研究:基于资源整合的路径”(项目编号:ZFZX2015-26)、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天津市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与现代金融服务业互动机理研究——基于‘玻璃门’‘弹簧门’问题的对策探讨”(项目编号:ZFZX2013-32)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莉 吕晨 高洪利 单位:南开大学商学院 建设科技论文:科技期刊品牌建设论文 一、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发展现状 笔者通过与国外科技期刊的对比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发展过于缓慢、落后,其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科技期刊所发表的文章质量较低,不仅不具备原创性,并且所覆盖学科的能力比较低,无法从根本上将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展现,影响力减弱。近几年,我国各个地方针对论文有了硬性要求,很多人为评职称发文章导致稿件的质量呈现下降的趋势,科技期刊也逐渐成为了部分在校研究人员与单位人员发表稿件的主要载体。科技期刊的发行数量低,期刊所发表的页码与论文的页码不多,发表的周期比较长,并且形式与内容上比较单一。在发行方式上比较传统,许多科技期刊的月发行量为负增长。从科技期刊的编辑部门分析,编辑人员的素质较低,编辑队伍的稳定性过差,科技期刊在开拓市场的时候不具备活力,在经营管理中缺乏动力与创新意识。在我国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中,科技期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仅仅在一个地区,科技期刊的种类就超过500种,但是真正在国内知名检索软件中能够检索的期刊种类却非常少。这种低水平,同质化的现象导致科技期刊之间形成白热化竞争现状。 二、影响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因素 1.品牌建设中的学术质量因素 众所周知,科技期刊的内容便是学术性,科技期刊对学术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换言之,质量是科技期刊的优秀与关键。在科技期刊的品牌建设中,质量上的取胜是直观重要的,因此,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是当前科技期刊在品牌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2.品牌建设中学术策划以及科技研究的重点跟踪 要想从根本上提升科技期刊的整体学术质量,加强品牌建设中的学术策划以及科技研究的重点跟踪,则需要对科技期刊的学术策划以及组稿问题进行关注。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可以得知,在所发表过的论文中,省级以上级别的论文所具备的比例为:2011年占所有论文总量的7%,2012年为8.2%,2013年为9.5%,2014年为9.6%。其中以中华医学会系列的杂志为代表,发表省级以上的重点课题论文比例超过40%,组稿率超过10%。 3.品牌建设中的人才因素 人才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具备一支具有责任心、专业性强、水平高的编辑人员,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科技期刊的内容与质量。在科技期刊的发展中,编采人员则是决定期刊成功与否的关键。一般而言,我国科技期刊需要专业的人员组成编委以及审稿队伍,而这些人员往往具有高层次性、专业性、国际性,能够带动我国科技期刊的创新发展,能够提高科技期刊的品牌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对其进行关注。 三、我国科技期刊所面临的问题 1.科技期刊不具备品牌建设的意识 从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而言,我国科技期刊在出版与发行的过程中并不具备品牌建设的基本意识,不具备品牌标示,甚至没有相应的组织参与到国际期刊的宣传与学习之中。针对这种现象,则需要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坚持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主要的战略思想,在提高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同时,还要在意识上具备品牌思想,在积极构建品牌识别系统中,促使我国科技期刊朝着专业化、网络化以及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2.科技期刊在品牌的维护与管理上不到位 现如今,我国科技期刊在品牌建设中缺乏维护与管理,并且部分科技期刊并没有将这两项列入到品牌建设的组成内容之中。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科技期刊缺乏相应的品牌建设机制,并且缺乏国家层面的科技品牌战略发展要求,从而导致科技期刊在发展中内容与方向出现偏差。针对于此,需要积极调整科技期刊所出现的偏颇现象,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指导,实现论文内容与人才机制的创新性发展。 3.科技期刊的品牌不具备国际化 在我国具有品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种类非常少,虽然由许多科技期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是却真正缺乏国际品牌意识,没有形成国际品牌期刊。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来稿量仅仅是年收稿量的0.5%,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期刊合作的论文数量不足1%。该数据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科技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具备国际性,并且缺乏对国际化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品牌建设。 四、创新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措施 1.积极彰显特色,选择优秀期刊进行培育 总体而言,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比较大,要想改善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需要在重视期刊品牌建设的同时,对优秀期刊进行培育,使其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首先,要选取期刊目标,对期刊进行重点打造,积极将期刊推出国内,推向世界,使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其次,还要积极打造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以及不同专业的科技期刊,实现科技期刊的品牌代表性,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指引前进的方向。 2.实现分类指导,积极打造重点期刊 通过对科技期刊进行分类整理,能够遴选出品牌建设的重点期刊,按照科技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国内品牌期刊”、“国际品牌期刊”、“地域品牌期刊”等等,在实现分类指导之后,能够进一步健全并完善我国科技期刊的品牌化建设体系以及品牌建设机制,进一步将科技期刊的品牌建设纳入到我国期刊的长期发展之中,这对我国科技期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正确把握政策,进一步保护期刊品牌 在把握政策的时候要进一步纠正学术期刊发展中所出现的偏颇做法,不要将收录在资料或资料库中的论文作为衡量科技人员水平的唯一条件,要正确把握好发展政策,在创新论文质量、内容、要求的同时,还要将国家重点所复制的课题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知名的品牌科技期刊中。此外,对于评定职称、学术成果研究、毕业研究、课题研究等方面还要进一步增加国内期刊的数量,从根本上保证科技期刊在品牌质量上具有独特性。 4.加强对科技期刊品牌的推广与宣传 从本质上而言,科技期刊品牌的塑造是一项比较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其中涉及非常多的环境,比如科技期刊的质量、科技期刊的文化、科技期刊的品牌策划等,因此,在实施科技期刊的品牌宣传上,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要建立比较系统的科技期刊品牌标准体系,对各类科技期刊进行整合评价;其次,要启动我国科技期刊品牌推广与宣传工程,加强对科技期刊进行宣传,并且尽可能地采取多种品牌宣传措施,特别要有计划地实施品牌建设的推广,保证科技期刊品牌在建设中具有影响性、知名度,能够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品牌标志。 作者:华云 单位:徐州医学院《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编辑部 建设科技论文:企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建设论文 1江苏省企业科技创新的现状 1.1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一是企业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上占主体地位。根据2014年11月公布的《2013年江苏省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与科技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其他单位的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支出达1450亿元,同比增长12.58%。其中,工业企业科技创新与研发经费投入1239.57亿元,占总投入的85.48%。二是企业在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科技人才的投入中占主导地位。截至2013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科技机构19335个,拥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37.67万人,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研发机构17996个,占机构总数的93.07%;企业拥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33.22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8.18%。 1.2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 一是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日益频繁。最近5年,全省各地有关于各类型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交流座谈活动不断增加,江苏省政府更是连续几年组织江苏省中小型企业科技成果展。二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占主导。据调查,超过60%的企业正在或者准备投入资源用于提升企业生产技术的科技活动中。三是专利保护意识不断提高。随着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专利保护的重要性。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拥有几百项专利,正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四是注重人才引进。目前江苏省各型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已经占社会人才总数的90%以上,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加入到了企业中,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五是注重品牌的培育。现在众多企业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并加强品牌的保护工作,以便使自己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并逐渐开拓自己的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 1.3企业创新环境不断改善 最近5年,江苏省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推进科教兴省战略规划,从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积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建立能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环境。在城市创新环境问题上,60%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对“十二五”发展规划、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计算机网络普及程度等都给予了较高评价;超半数的受调查企业对本地人才市场培育程度、城市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条件、网上人才市场发展程度等环境因素都给予了积极肯定。 1.4企业创新发展成果丰硕 2014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六年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全省企业共申请专利26.1万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2014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57277.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36%;完成出货值13232.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44%。其中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新材料制造和智能装备制造占总产值的60%以上。全省按国家新标准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7703家。2014年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产品10277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51项。已建部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133个,科学技术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1.5民营科技企业正成为江苏省企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随着企业注册资本限制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陆续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在全省企业经济发展中,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最具创新活力、最具创业精神、最具创优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使得民营科技企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根据江苏省2012年度民营科技企业统计快报数据分析,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截至2012年底,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53687家,同比增长45.4%,其中苏锡常地区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二是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截至2012年底,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实现总收入35883.8亿元、净利润达2588.2亿元,为历年最高。三是高素质人才的积极参与。借助灵活的运行机制和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民营科技企业正不断吸引着大量创新人才的加入,尤其是众多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使得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储备不断增加。目前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博士和硕士从业人员达1.1万人和7.4万人,并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在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正肩负着重要的任务。 2江苏省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 2.1大部分企业缺乏真正有竞争性的优秀技术 尽管我省企业出现了如富瑞特装、常柴股份、江南电缆等自主创新的典型企业,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在优秀技术方面主要还是依靠从国外引进为主,拥有优秀技术的企业还不足1%,有近八成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航空制造、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等领域,许多关键技术仍然被国外企业所掌握。这使得一些企业,尤其是刚成立的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买断或者支付国外公司的专利,甚至有些只能成为科技企业的代工厂,从事低利润、高成本的简单加工,难以进行科技创新等科研活动。 2.2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仍然相对不足 从国际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一般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但是根据江苏省自主创新企业统计数据(2012),约20%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2%,仅39%的企业这一比例超过了5%。所以从整体来看我省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还低于国际水平。一方面,众多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缺少吸引优秀人才的条件。在企业性质、文化、科研技术条件、企业科技创新环境以及对个人发展前途等方面,多数企业不具备优势。所以很难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更多的只能依靠企业的技工,长期依靠仅有的一些人才自我摸索和实践。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由于资金规模有限,仅有的一些资金难以引进先进的设备。装备水平不高阻碍了企业对新技术的引进和吸收,限制了企业的二次创新。 2.3企业融资渠道少,内部管理不完善 伴随着新一轮企业对外扩张和提升企业优秀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入手,规划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第一,融资难融资贵。由于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经营稳定性差,信用等级低和可用于抵押给银行的资产不足,这使得商业银行不愿意对这些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就导致了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取资金来用于自身发展。第二,管理思想和手段落后。许多企业规模已经扩大,人员已经增多,但是,在管理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创业时的方法,尤其是民营企业,许多重要的岗位大多被家族成员所占据,虽然从处理业务的角度依靠自己人较为可靠,但是从创新发展的角度,家族成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并不一定跟上企业的发展要求,直接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3增强企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的建设思路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需要建立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动力机制来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保障。 3.1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包括企业内部激励与外部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员工。为了充分调动员工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企业一方面要为员工提供展示自己技能的舞台,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对员工开展自主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使员工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与此同时,政府也应积极准备,通过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和搭建一系列创新活动平台,为企业科研提供包括人才、资金、项目等在内的社会资源,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 3.2催化机制 随着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甚至个人都取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我们现在专利申请量和商标申请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如何将这些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的市场化。通过明确科技成果产权人、利益分配等关键因素,使这些科技成果和专利能够为企业所用,并为社会创造价值。 3.3供给机制 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等众多要素的支撑。其中,人力资本最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积累是企业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应积极引导企业有效地引进和改造企业的生产技术,不断增加自身的技术资本的积累,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此外,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培育壮大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局面。 3.4竞存机制 市场经济,强者生存。随着企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如果不参与科技创新,不获取新的技术创新,就很难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来。当然,有竞争就会有合作,企业在自身的科技创新之中也需要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与有供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高等科研高校等开展不同方式的合作,进行合作创新。在合作中取长补短,提高创新能力。 3.5需求机制 不断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本。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高,企业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就必须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与此同时,企业对技术自身的需求也会越来越旺盛。一方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益,就会增加对现有新技术的追求来节约成本,扩大生产;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研究未来的新技术,这将利于企业形成自身的优秀技术体系,增加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作者:蔡冬林王丽丽单位: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