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优秀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优秀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小说以1692年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审巫案为缘起,讲述了女博士生康妮在暑假回到萨勒姆一栋旧屋后,所发现的与过往纠缠的联系以及种种神秘事件……作者凯瑟琳・霍伊正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美洲和新英格兰研究的博士学位。其先人曾卷入萨勒姆审巫案。凯瑟琳・霍伊认为,在历史或者文学作品里,萨勒姆审巫案通常都是作为其他东西的表征出现:要么是社会力量对抗;要么是表现殖民地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在这些视角之外,人们忽视了一点对于经历过萨勒姆审巫案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作者尝试从萨勒姆村民的视角去考虑问题,用历史知识、传说、人类学知识牵引读者深入17、18世纪,探索历史上作为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人的恐惧、厌恶以及喜乐。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优秀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优秀,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全球化;欧美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化;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优秀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美术理论论文:西方现代美术教育理论分析论文 一、工具论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优秀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优秀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 nbsp;〕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程新标准管理论文 传统的美术教育注重写实性的绘画造型能力,专业美术人员的造型能力为目标进行的课程设计,对观察和表现都设定了较高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比例、透视、体积、明暗、构图、质感、色彩等造型艺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做到能准确真实地描绘观察对象。这种教学方法用在儿童美术教育上,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中造型技能技巧的难度,是理解力还不强的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难以达到的。它容易把儿童已有的艺术直觉,潜意识的艺术创作活动压制下去,使儿童的艺术思维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模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传统美术教育培养的学生,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大多以简笔画、卡通形象居多,就是明证。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教育思想,把儿童美术教育看作是针对全体儿童的基础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美术人员,而是以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目标。《美术课程新标准》教学较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这一宗旨。其原则是借助客观形象,强调主观感受。《美术课程新标准》摆脱了单纯传授造型技能的教学模式和强调写实性的写生教学,它在教学中提倡发挥儿童的艺术直觉,在写生作业中要求学生不仅仅要观察事物的外在形象而且能联想到与观察对象相关的其它事物及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并把它表现在画面上。它鼓励学生在观察与表现中不拘泥于客观事物本身,学生可不受客观限制将观察视点扩展,进行超现实的表现,学生在创作式的写生作中学习基本的造型技能。这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发了学生的艺术冲动,培养的是学生的审美素质、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最基本的造型能力。从传统教法到素质教育,从传统教材到新的课程标准,在十来年的儿童美术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对儿童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美术课程新标准》多少有些体会。我觉得,贯彻实践好课程新标准,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上,让学生逐渐尝试学习作品的创作,从而达到教学目的。一、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人的心理发展中的认识过程来看,创作的过程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过程,没有感知生活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丰富的想象,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儿童画的创作过程无疑也是这样。儿童的生活、活动是有限的,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观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针对儿童的年龄特点,在教学中,我主要是引导孩子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观察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而不是把我们成人眼中观察到的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要求他们表现出我们成人眼中的世界。比如在《给自己画像》一课的教学中,我没有讲解面部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只是让孩子们在镜子中观察自己,注意找出自己最大的特点,可以通过与其他的同学或教师比较,把观察到的自己最有特点的地方画出来。结果每张画都各不一样。有的画大眼睛,有的画大鼻子;还有一名学生展开联想画出自己眼睛中映射出的外部世界,生动地表现了自己最大的特点——大眼睛。每张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这里我重在教给学生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以逐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只有通过观察——分析——认知,才能有根据把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加工,改造产生新的形象,才能可能展开丰富的联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奇的图画。二、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种渐进的、盲目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随着错误反应的逐步减少,正确反应的逐渐增强,终于形成固定的,稳定的“刺激——反应”的联结,这就是著名的“试误说”。尽管这种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我认为在美术活动与教学中,让学生大胆进行尝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曾经说:“我很喜欢荷花,但我不敢画荷花,要画,就得给我二十刀宣纸,把二十刀宣纸画完了,才可以说我会画荷花了。”这些是经验有得之言,是很精辟的。从国画大师李可染的几个印章中,如:“废画三千”,“七十二准”,“千难一易”。可以看出大师在摸索创作中的艰苦历程。儿童的尝试摸索,限于对情境领悟能力不强,难免会有一些盲目,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避免,关键是看教师如何引导。在美术教学中,教师适当提供宽松的气氛,给学生恰当的“尝试”机会,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学习的深入研究。例如:学习中国画时,我让他们自己去尝试一下,这种特殊的绘画工具毛笔和宣纸会有怎样的绘画效果,让他们自己观察水多而墨少时和水少墨多时等不同的画面效果,让他们自己体验如何掌握用笔轻重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让他们自己分析该用什么样的笔法去表现一幅画。孩子们尝试着不同的绘画效果,惊奇地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着墨与水的交融……感受着国画这个艺术画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体验着水、墨、色所带来的特殊艺术效果,创造着一幅别具风格的作品。三、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儿童绘画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反映儿童的天性,表现出儿童的形象思维,是儿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视觉语言。由于儿童单纯、幼稚、天真无邪,他们拿起笔来毫无顾忌,由着自己的性情来,俨然一位艺术大师,充满创造性,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真实的约束,往往形成稚拙、梦幻,甚至荒诞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毕加索感叹道:“我花费了终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如果教师不解放自己的思想,不采用生动、灵活的教学方法去诱发儿童的创作灵感,而给他们套上一些条条框框,要求他们用工具把线条画得直直的,把太阳画得圆圆的,让他们用橡皮反复擦、反复改等等,孩子们的画难免死板、毫无生气。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提高儿童的绘画技能,反而会使儿童的思维僵化,捆住手脚,创造力被扼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童的绘画行为往往蕴蓄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为了造就充分艺术创造力的画家,更为了培养一代充满创造力的现代人才,我们应高度强调尊重、保护、鼓励儿童的自由活动和想象空间,从而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表现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美术老师,在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真正有了自己的活动,学生的个性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秋游》一课中,我在秋游活动前先布置学生注意去观察,秋游时所看、所做、所想的,再启发引导他们记忆、想象中的秋游景色编一个故事并画下来,作业完成后,我又让孩子拿着自己的画给同学边看边讲故事,我惊奇地发现孩子们的记忆,想象力和创造力是那样的丰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大胆放手让学生去体验生活,每个学生都能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践证明,小学美术教育,既不能以造就专业画家为目标,也不能胡乱臆造,而应“东”“西”合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学生的各个方面,通过绘画这一活动形式来发掘孩子们自身的潜能,培养孩子们敢于追求美、勇于创造美的精神。这正是美术课程新标准的区别于传统教材教法的根本所在。也是当前美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文化管理论文 美术是一门综合课。既要培养学生绘画能力,又要培养学生动手制作能力。进而使学生受到美的陶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把美术与活动相结合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下面我以浙教版美术第五册《小饰物》为例进行教学。我分两课时教学这课。一、制作小饰物1、介绍小饰物的作用,激发学生对美的追求。①展示小饰物图片。在学生观看过程中告诉学生小饰物的品种繁多,有胸花、领结、发夹、耳环等等。制作的材料更是五花八门。使学生对小饰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使学生在材料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考虑。②展示装饰有小饰物的人物图片。让学生评论他们这样装饰好在哪里?学生各抒己见:有的说使人物显得更美丽、更有精神了。有的说令人觉得别出心裁,眼前一亮。也有的说这样装饰得恰到好处。师小结饰物的作用:饰物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起到点睛的作用,但要装饰得恰到好处。那你想不想自己来做小饰物呢?你能装饰得恰到好处吗?2、动手制作在制作前告诉学生这次制作是要比赛的。一听到比赛学生做得更认真了。他们利用自己准备的材料发挥想象进行制作。下课后初评出优秀作品。有的学生材料准备不齐或没做好允许课后完成。3、提出下节课比赛的要求入围的选手能否留意电视中模特时装表演的步态。展示时把自己制作的饰物放在身上适当的位置。尽量做到大方、得体。此外我还告诉学生如果有更好的小饰物作出来了拿来给我看一下。好的作品还有机会参加比赛。每个学生可以制作多件饰物选择最好的进行比赛。这样一来给没有入围的同学创造了一次机会。对已经入围的同学也是精益求精的考验。二、展示比赛第二课时是比赛活动。我把学生带到操场上围了一个圈。并选出几个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学生做评委。请班长主持活动。随着比赛开始录音机里传出优美的音乐。选手们踏着音乐节奏依次出场。几个评委根据参赛人员的仪表、饰物的质量以及是否装饰得恰到好处三个方面进行评比。学生的饰品真令我眼前一亮。几根鹅毛与一朵红色纸花扎在一起,再串上几颗珠子加上别针就是一枚别致的胸花。用白色纸板和鹅毛做成一对翅膀扎在衣服上成了一位小天使。还有用纸板和金纸做成的黄冠。用细绳编成的手链。用树叶串成的项链、耳环等等。我也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兴奋着。他们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一次比赛中所展现的是一朵朵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火花。从主持到评委到模特以至观众。每个学生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我认为这不但是一节成功的美术课,更是一节成功的活动课。在活动中充分地展示了美术的魅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电影艺术管理论文 [摘要]电影是一种诉诸听觉、视觉、感觉的综合性艺术,人们对一部电影的欣赏已经渐渐从单纯的故事情节扩展对音响、音乐、色彩、画面、造型、光影的细节层面上来了。不管是西方好莱坞的大片,还是我国本土的大制作电影,制作者们都越来越喜欢选择从这些细节层面大做文章,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性和欣赏性。美术在电影色彩、光影、造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主要对美术与电影之间内在的艺术联系进行阐述。 [关键词]美术电影艺术联系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色电影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吉祥图案设计管理论文 [摘要]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吉祥图案,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含义而富有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本文拟从远古先民的自然信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富有浓郁特色的民俗等方面全面诠释传统吉祥图案所透射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吉祥图案,文化,意蕴,信仰,思想,民俗 “吉”,与凶相对。《易系辞上》:“吉,无不利”。《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后来,吉祥专指吉兆、歌颂之意。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其实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满幸福,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决大多数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蕴藏在中华各民族的博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华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据史书记载,早在尧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经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并重视吉凶之兆。商周之时巫术盛行,预卜凶吉,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教义与儒学经学譏讳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汉代的装饰图案中,就有吉祥汉字的出现。隋唐之际,在与外来纹样的融合中,创造出了诸如宝相花,唐草纹和陵阳公祥等富有吉祥意义的民族新纹样。宋元时期,吉祥纹样不断受到来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影响,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到了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封建上层意识与市民意识相互渗透、融合,传统的祥瑞思想转变为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清代装饰吉祥图案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装饰吉祥图案发展到了极致,并被广泛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是中华民族在持续不断达数千年的造物活动中,融合中国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作设计才华,不断融合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next] 一、信仰的意蕴 意蕴,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思维内化的延伸。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产生与古代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在困难、挫折中逐渐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外在的世界,只有顺从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丰收,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于是,趋吉避凶成了原始人类寻求生存环境的本能。人们在创造了器皿时就装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的话,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的碟形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图腾信仰,即图腾崇拜,是古代大自然信仰中发展出的信仰形式。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意即原始时代的每个氏族部落,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以至无生物作为保护他们的象征或标志,因而这个氏族或部落视之为忌物,信仰并崇拜它,以促使氏族或部落的发展或繁荣。如最具民族特色的龙凤图案,就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理解的心态。 众所周知,龙是想象性动物,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集九种动物之特征,有“九似”之说,《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自古以来,龙就聚多种象征意义于一身:勇猛,威武,神秘,吉祥,喜庆等等。同时,龙属动物也有很多,如虬、夔、蛟、饕餮、窃曲、并逢、积首等,古代奴隶社会统治者常在皇室使用器皿上运用龙及其变体纹样,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与神秘。这个时候,龙的图案从图腾渐渐带有了政治色彩。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龙凤吉祥图案多用于宫廷与皇室,它们大多气势恢弘,灵秀飞扬,成了区分统治集团尊卑等级的伦理标志。在民间,龙也是吉祥的象征,它播云降雨,驱邪降妖。民间的许多活动如“赛龙舟”、“闹龙灯”都是人们祈祷平安丰收。龙及其组合图案都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原始龙文化的文化意识,渗透着中国自古特有的民族生命意识与崇祖意识。龙作为兼有神话、图腾的意象,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美的象征。 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凤也是一种想象的深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传说中只要凤凰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自古以来,凤和龙都是吉祥图案中常见纹样。商周时期的凤纹质朴、肃穆;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凤纹气质刚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南北朝时期的凤纹,体态修长飘逸,常和云气纹组合;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明时期凤纹则有了定势,云纹冠,眼细长,尾羽作四列飘起。明清以来,凤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凤凰牡丹”、“凤栖梧桐”、“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吉祥组合图案,表达了一种向往美好幸福、太平的愿望。原始图腾文化是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由图腾发展而来的吉祥纹样折射出了最真实、最纯朴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next] 二:思想的意蕴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吉祥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中,孔子创立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它从人际关系而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护人际关系。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广泛运用。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一种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广大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同时,在儒学影响下,我国许多封建思想在吉祥图案也有反映,如“学而优则仕”的“一路连科”、“路路连科”、“青云直上”等,表现科举高中,仕途顺畅;如“俸禄富贵”思想,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玉堂富贵”、“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故有“儒道互补”之说,儒、佛、道三家也常常合流。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就表现了古代士大夫在儒、佛、道三家中徘徊。道家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使追求长生成为了普遍的人生目标,于是就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吉祥字样以及“五福捧寿”、“群仙祝寿”、“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等吉祥纹样。传说吃蝙蝠肉可以成仙,蝙蝠图案成了吉祥的象征,元代“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都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化,都成为传统中国工艺美术吉祥图案特具特色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盛行,这对吉祥图案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佛教艺术题材之一的莲花成了此时期盛行的吉祥纹样。在莲花纹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的“宝相花”,其名称与佛坐象名称——宝相相同。“宝相花”的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亦“八吉祥”,原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八吉祥”成为建筑、染织、陶瓷、地毯上吉祥图案极普通的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供器所用。它们分别表示:法螺——宣传佛教妙言;法轮——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曲度众生;莲花——清净;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灭。从这些佛教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都要人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要求人修身养性,追求至善至美,达到幸福的永恒。历朝历代统治者以此笼络人心,它们或独尊儒术,或三教并立,上以其风化下,渗透着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经久不衰,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及和我们对语的精神同构。 三:民俗的意蕴 工艺美术是生活的美术,我国传统工艺,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而其用以装饰的吉祥图案就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民俗,即民风世俗,亦即民间的生活习俗,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也可以说是民俗的“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 远古时期人对生殖的崇拜及儒家以父亲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和创造生命的自豪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及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此类朴素的愿望,吉祥图案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又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做福、多寿“三多”图案,有金红色的鲤鱼上坐一白胖娃娃的“望子成龙”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丰富多彩祈福的祥瑞图案。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西方不同,我国劳动人民重视在世,热爱生活,而不去追求天国,寄于幻想,因此,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这种观念表现在吉祥图案上可谓形式多样,千姿百态。有表示幸福的“纳福迎祥”、“翘盼福音”等,有表示情爱的,如“连理枝”“同心结”等;有表长寿的,如“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有表喜庆的“喜上眉梢”“马上封侯”等;有表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总之,这些内容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体现出来的民俗意蕴,从时代性、民族性等方面都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它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不自觉的群众意识和群体意识行为,具有巨大的内在力,形成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心凝聚力。 四:结束语 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民族崇拜、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习惯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创造着不一样的民族,这也是我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的原因。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以自身的独特风貌和饱含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为自己在世界艺坛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空间,它将引起当代人们弘扬与开发民族文化的新思考。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智力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素质培养管理论文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3、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着特殊意义。把艺术教育由专门传授技法技能转为培养素质这是美术教学的革新。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与规律,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素质主要是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学生的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忽略和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健全。 4、结合美术科特点,发挥其特殊优势,发展学生的智力,学生的素质如何,与其本身智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智力,包括了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几方面,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有着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和各种感官,使他们的各种感官及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 三、课题的实验和策略 1、遵循四大原则,开展教学实验。美术教学除了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 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四项原则: ①、审美原则,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区别美与丑的能力,通过参与学习逐步提高审美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 ②、直观性原则,重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现代先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马蒂斯曾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深入观察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 ③、实践性原则,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美术双基,通过参与实践,大胆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眼的观察力、脑的思维力、手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眼、脑、手的协调运用。 ④、创造性原则,这是研究的重点,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优秀,艺术教育贵在创造,艺术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才能,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综合性的有造才能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营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襄括世界。”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提倡独创精神,加强创新意识,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并促进抽象思维的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大胆改革课程内容,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开展第二课堂,依“纲”还需靠“本”,三年来我镇使用的是岭南版美术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丰富,体现了美、新、活三大特点,有利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课程内容安排时,我们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本地本校实际,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及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使学生对家乡增进了解,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使他们学会结合生活,联系实际,有条件的学校,还增设了陶艺、电脑美术等课程。各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美术技能往往是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坚持开展第二课堂、美术兴趣小组活动使学生的艺术潜能得到发掘,综合素质也在活动中不断提高。 3、实行开放性美术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改革课堂教学,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师生平等,尊重个性,有效地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力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来。 4、实验形式灵活,体现民主与集中。 几年来,我们实验的教研活动持之以恒,制定了详尽的教研计划,各组员分别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实验的研究分集中研究和个人研究两种形式,个人研究,就是平时组员根据本校及学生的实际,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探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的方法。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集体研究,每个学期都有三、四次全体组员集中研究活动,进行观摩教学、互相评课、技艺切磋、交流教学体会、参观学习等。尤其是观摩教学,我们力求有专题,并有针对性,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个目的,解决教学教研中碰到的问题,在评课交流中,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出发点,做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气氛民主和谐,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真正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四、教研出成果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我镇的美术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以创造力为优秀的智力得到发展,学生学会辨别区分美与丑,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追求美、表达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生活。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也相应得到提高。 近几年,美术教师在参加省、部级的美术课调教评比中,获得4个奖项,教师的美术教育论文6篇获省级、部级的奖项或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名列市的前茅。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美术活动和书画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获国际奖90多人次、全国奖220多人次、省级奖160多人次、市镇级奖约330多人次。 五、探讨的问题 1、我区的美术教育发展不够平衡,取得较好成绩的相对集中在几所学校,特别是集中在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一些偏远的学校,还没有配备美术教师、美术室也十分简陋或没有美术室。也谈不上美术教学研究。今后应该提高学校管理层的认识,更新观念,加强实施素质教育的力度,加强艺术教育的力度。此外,美术中心教研组也尽可能把教研活动普及到美术教育薄弱的学校去,促进全区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2、面对21世纪教育形势的迅猛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发展和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校园网络化。要使自己不掉队,与时代同步,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前段,我们绝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已通过了计算机初级考试,促进了大家的计算机学习,今后我们还要学习有关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根据教学教学的需要,设计制定相应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新的学年,我们在安排教研活动时,就注重开展有关美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讲座学习。同时也要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的学习,踏踏实实为美术教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贡献。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信息技术教育管理论文 小学美术课程进行了新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分几个学习领域进一步明确了美术教学的方向,鲜明地提出发展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美术的兴趣,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培养创新精神和审美能力。 我们利用信息技术教育的优势,使之与美术教学的整合,能更好地达到美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即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法、丰富视觉、触角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并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了解美术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方法,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美化环境与生活,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的实践能力,提高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不断地完善人格。 美术是视觉及造型艺术,具有可视的形象特点,因而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教学用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 一、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积极参与“造型、表现”的美术学习活动。“造型、表现”是美术学习的基础,十分强调自由表现和大胆创造。在低年级尤其注重感受、体验和游戏等灵活的教学形式。使看看、画画、做做、玩玩融为一体。在教学时,利用互联网、校园网,收集有关的美术课题的信息资源,制作色彩纷呈的教学软件,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例如教学《各种各样的鱼》、《可爱的鸟》、《鲜花世界》、《游太空》、《海底世界》、《可爱的动物》等耳熟能详的课题,运用现代多媒体组合教学,通过声音、动画、视频、投影等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亦动亦静,能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学习。高年级要求运用形、色、机理、空间等美术语言,以描绘主体造型的手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和材料,表现所见、所闻、所想的事物,发展美术构思与创造能力。同样,借助信息技术的有利因素,为学生创设有利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认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运用电脑、投影、录像等多媒体组合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进行造型活动,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也通过对各种美术媒材,技巧和制作过程的探索与实验,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 三、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设计意识,使学生学会按美的规律去设计生活。这一学习领域主要是让学生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美化生活及环境。例如用废品泡沫拼砌《高楼》、用碎布贴《可爱的家乡》用画报贴《南海之滨》等,我们可以先摄录一些优美的环境与建筑物,指导学生分析、感悟与理解。再用摄录投影等方法表现设计制作过程,使学生了解“物以致用”的设计思想,运用设计和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进行有目的创意,设计和制作活动。在学习图案、纹样、封面设计等内容时,则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设计初稿、骨格、设色到完成作品,设计制成教学课件。分层次地展示不同的变化的骨格形式,不同的色彩配置、引导比较与分析。还有,在电脑绘画软件里设置各种特效处理功能,如对图象进行各种变形、复制、缩变、旋转、镜像合并、及色调调整等。进一步扩阔学生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也使教学过程加强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简易的设计制作。通过操作鼠标变换设计形式和各种特效的处理,使他们信息技术教育与美术设计意识与应用都得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四、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对高年级的学生,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具体内容如《民间艺术作品》、《中国建筑介绍》、《中国优秀雕塑作品》、《精美的邮票》等和通过一系列的浏览、收藏,再运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五、结合信息技术教育,在美术教学中,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性的提出是美术课程改革突破的重点与难点,体现了美术教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综合性既是融美术和学习领域为一体,也是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结合。并且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首先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既丰富了学习的内容,也开阔了学习的途径。大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电脑美术,包括绘画、设计、动画等内容。 教师可以根据美术教学内容,设计制作必要的教学课件,开展形式灵活,多元化的美术教学。学生则可以引导进行简易的电脑绘画、设计等,着重于认识、理解和参与,激发持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语文、音乐等学科,开展综合性的学习。如练习绘儿歌、童话、神话、日记等配画、插图。另外也可以用综合材料制作面具、头饰,并投入表演等。对设计简易的布景、海报、课外或校园的情报专栏等专题性的手抄报以及校内或户外的文娱、体育、少先队等项活动的设计制作、展示。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这个“好帮手”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主动请教他人,并积极与同学、老师或家长合作设计制作。还注意学会在网上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不断进行参考、比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学习。 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使美术课堂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新的突破。使教学化难为易,化复杂抽象为直观形象。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包括视觉、听觉、触角等多样化的外部剌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认知和学习途径。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大教学密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同时通过投影屏幕,丰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加强了记忆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也丰富了想象。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智力。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写作漫议管理论文 文学界早就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美术界随后也有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文学与美术的一大相通处,是文字写作。美术的文字写作,指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中的学术和非学术书写。对我们当下的美术写作而言,无论学术与否,这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何没有大师、我们在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时期还需不需要大师?本文无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欲就此议论一番,而不仅仅是发几句感叹。 一、大师何在 从事美术写作的人,只要是认真的,就该算是学者。美术学者大体可分三流,一流学者有理论独创,可称大师;二流学者虽无独创,但讲究学术性,且有学问;而三流学者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实与学术无缘。 真要给“一流学者”一语下个学术定义,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各家标准不同,更不知谁有资格来定这标准。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在美术领域内以其理论独创而具有国际公认之成就和影响的,就算一流学者。照这个标准,时下国内美术界鲜有一流学者,那些活跃于各美术论坛的主要,多是二流。其中更有不思上进者,只以美术书写为利器,在名利场中厮杀,成为三流文字的炮制者。 由于国中为数极少的一流学者,一心向学,深居简出,在闹哄哄的美术写坛上看不见,我不愿打扰他们,所以此处只拿洋人来说事。洋学者在中国美术圈子里有影响的,多以英语书写。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移民,一流学者之多,远超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我这样说,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术在全国总人口或受教育人口中的比例,二是美术书写的理论水平。与地大物博、地灵人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较,英国实在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界,却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远非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能比。且让我按时序举出英国的十位美术学者。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画家,其《视觉与设计》(1920,也译《视觉与形式》)一书,早有中译本出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颇有影响。 克利夫·贝尔(ClieveBell,1881-1964),也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其名著《艺术》(1914)一书,以“有意味的形式”观,而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深远。 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其名著《艺术原理》(1938)早有中译本,对中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也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1893-1968),重量级美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著作等身,其《西方现代美术简史》一书的中译本,对中国“八五新潮”影响极大,而《现代艺术哲学》的影响也不相上下。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Clark,1903-1976),老牌美术史学家,其《文明史》、《风景画论》和《裸体艺术》在欧美风行一时,后两者有中译本,国内的艺术理论学者和画家都对其情有独钟,而《裸体艺术》更在中国一版再版。 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奥裔艺术史学家、理论家,其形式主义名著《艺术与错觉》(1960)于八、九十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现在仍是美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麦克·苏利文(MichaelSullivan,1916-),专攻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美术史学家,后来也从事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同另九位学者相比,其理论成就也许稍逊,但在亚洲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却是一位泰斗。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1996年修订版)、《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会》(1997年修订版),后者有中译本。 约翰·伯杰(JohnBerger,1926-),艺术家、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是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家,他在二十世纪中期为英国BBC撰写的关于艺术的系列电视片《观照之道》,使他成为极富影响的批评大家。 提摩泰·克拉克(T.J.Clark,1943-),当前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派美术史学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国内有无其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描绘现代生活》(1984)和《向观念告别》(1999)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影响极大。 诺曼·布莱逊(NormanBryson,1949-),大西洋两岸之美术理论和批评界的新起学者,也是从形式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美术史学家,通晓欧洲、中国、日本艺术,代表作有《词与像》(1981)、《视觉与绘画》(1983)、《视觉文化》(编著,1993)等,是中国批评家高明潞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导师。 这份名单,来自权威参考书《二十世纪主要艺术理论家》(ChrisMurray.ed.KeyWritersonArt: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我增添了肯尼斯·克拉克和麦克·苏利文两位,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另一位不在这部参考书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路希·史密斯(EdwardLucie-Smith,1933-),他编写有大部头的《今日艺术》,有中文节译。虽然他的书有学术快餐之嫌,但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二十世纪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美术学者,远不止列出的这些。仅艺术心理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就有奥籍形式主义理论家安腾·艾仁椎格(AntonEhrenzweig,1908-1966),他以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而著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1896-1971)将英国学派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推向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催生了这一学派的一代新人,如艺术心理学批评家彼德·福勒(PeterFuller,1947-1990)等。 中国的人口和地盘,不知是英国的多少倍,我们国内美术界的学者,对这些英国大师的著作,也都比较熟悉,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美术界却很少有类似的学术大师?当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是重要原因,但我们总不能老是抱怨外因,难道这当中一点也没有我们学者自身的内在因素?莫非势利、庸俗、懒惰不是学者们的内在原因?我暂且点到为止,这个话题后面再说。 二、两种书写 阅读上述一流学者的美术书写,对他们的治学之道,可揣摸一二。但凡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文字书写,都讲究严谨的学术规范,其理论的来源、论证的逻辑、结论的陈述,等等,都有条有理。他们的写作,在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书写的典范。同时,大师们又不受条条框框的拘束,其书写文字,有充分的自由精神。通常说来,最严格的学术书写,该算博士论文。但这些大师们,已经超越了博士论文的层次,学术规范不是对他们的禁锢,而是他们天马行空的缰辔,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超越的境界,便会误以为大师们的美术写作,不是严格的学术书写,于是有人便会去效法大师的逍遥笔意,写些既不学术又无学问的文字。这类既无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无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书写的自由,不是经过了严格训练之后获得的自由,而是不知学术为何物的自由,颇有无知无畏的勇气。看看时下美术刊物上的文章,这些信马由缰的制造的文字垃圾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我们美术书写的主流。 什么是学术?简略地说,就是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探索,是治学方法的规范。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前辈美学家,其学问都是一流的,他们学贯中西,对哲学、美学、美术的理解,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他们的治学方法却大不一样。朱光潜基本上是个西式学者,虽然写过《诗论》一类看似中式的文字,但他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西方美学史》等专著,却是治学的典范。我觉得,朱光潜的西式学术性,与他大量翻译欧洲经典美学和哲学著作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宗白华基本上是中式的,他不写朱光潜那样的文字,而写《美学散步》里的那类文章,颇有散文笔调,与钱钟书的治学方式相近。我猜大家都读过宗白华论意境的两篇文章,《中国艺术之意境的诞生》和《中国艺术三境界》,也都能看出作者的学问有多么深厚,而表述文字却又多么平易。这两篇文章就是我所说的“超越”的范例。宗白华有深厚的学问和素养,又有严谨的学术训练,其学术规范不在文章的字面上,而在通篇的构思和表述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学术性。但是,也许正因为宗白华之文字的平易,这两篇文章才容易被人误读,会以为他不讲究学术。 宗白华的艺术家气质较重,的确不象朱光潜那样学术。但他那平易的文字,有深厚的学问作根底。当今那些口若悬河、语无伦次的,其学问不及大师之十一,其学术更无从谈起。我喜欢读宗白华的文字,但我读时却非常警惕,留心他字里行间隐藏的学术性,以防误读之。 在西方,与宗白华相似的也大有人在。前段时间我读美国著名当代小说家阿普代克(JohnUpdike,1932-)的美术文集《看看而已》(JustLooking:EssaysonArt),深感其学问了得,又叹其全无学术规范。阿普代克少时习画,后入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美术系求学,毕业后转而写小说、诗歌、书评,其著名长篇小说“兔子”系列,使他成为西方世界的顶级作家。很多年前我读其小说的中译本,只看到故事,无法领略其文字书写的魅力。后来读他的美术文集英文版,这才体会到他的文字魅力和语言力量。比如,阿普代克谈论法国印象派,不忌讳雷罗阿、德加等大师的威严,他纵横捭阖,对法国画家大加鞑伐,而对美国画家如沙金特等,尽管其画媚俗,却大加褒扬。阿普代克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美国画家?因为他有学问有眼光,他能说出法国大画家的短处,能说出萨金特的长处,例如其肖像画的“心理深度”,说得让人心悦诚服。 这“心理深度”的概念,是阿普代克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透露了他的学识和他的敏锐与深刻。但是,由于阿普代克的书写语言并无学术性,所以我以为他不过是画坛票友,到美术界来凑热闹而已。直到上个月,我在《纽约时报》的艺评专栏读到他写的书评《新艺术之城:抽象表现主义及其后果》,才发现他的学术性藏而不露。这篇书评是为美国艺术史学家杰德·珀尔(JedPerl)关于二十世纪中期纽约美术的史著《新艺术之城》(NewArtCity)而写的万言长评,其描述、分析、评价、总结,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对该书的内容与写法、观点和语言,评得有理有据。这篇书评,褒贬得当,文气磅礴,以势夺人。读了之后,我不再认为阿普代克只是票友,而认为他是横跨文学和美术两个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正好,阿普代克又有新的美术文集将在本月出版,书名《仍然在看》(StillLooking:EssaysonAmericanArt),我赶忙预订,急欲先睹为快。 宗白华和阿普代克的美术写作,有共同之处,即以深厚的学问为基础,将学术性隐于字面之下。他们“深入”而不“浅出”、“厚积”但非“薄发”。我从他们的书写中得到的教益是,不要盲目信奉所谓“深入浅出”、“厚积薄发”之类古训,因为这类古训似是而非,让人不动脑子,以浅薄为能事。试想,一个学者,若在专业领域内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浅出”、“薄发”?如果仅仅是为流行刊物写文章,当作别论,可是专业领域内的读者,应该读得懂“深入”和“厚积”的文字。作者的浅薄,会娇惯出浅薄的读者,而读者的浅薄,又会反过来呼唤浅薄的作者。如此这般市场效果之供需调节的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学者满足于三流书写,这于艺术、教育、学风,有害无益。 如果说宗白华和阿普代克是一流学者中不以学术见长但有真学问者,那么一流学者中还有另外一类,即所谓学究,他们的文字书写讲究严格的学术性。美国解构主义四大理论家中的希利斯·密勒(HillisMiller,1928-),横跨文学与美术两个领域,他的《插图》(HillisMiller.Illustra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一书,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绘画问题,既有学问,又很学术,字里行间灵气闪现,堪称治学的典范。 三、形而上的旅程 说了一流学者,再说二流学者。其实,做学问的人都眼高手低,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只有双眼紧盯一流学者,才有可能做到二流水平,否则只怕连二流都做不到。二流学者也可大致分为两类,学究的和非学究的。 去年回国,在书店见到一部翻译书,是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Carrier)的《艺术史写作原理》,其论题和内容很有意思,是关于美术写作的,于是买下一本。翻开书,见里面介绍说,卡里尔是“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真的孤陋寡闻,可怜到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读了卡里尔的书,感觉他无法同前述一流学者相比。尽管他有学问,也很学术,但没有理论建树,更无灵气。就文字而论,他过分学究,近乎迂腐。不过,这部书的好处,是向我们展示了学术书写的样板,哪怕有矫枉过正之虞。不管怎么说,卡里尔也该算二流学者,而且是二流学者中很上进的一类。 我觉得,在学术书写中保持一点必要的学究气,是防止浅薄的一种有效手段,只要不象卡里尔那样迂腐就行。在眼下的国内美术写坛,也有这种稍有学究气但很上进的学者。就我近年读到的而言,沈语冰和常宁生便相当学术,也有学问。前者的新著《二十世纪艺术批评》,在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立论,是一种通常的治学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如果稍微不慎,便会成为贩卖泊来品的进口公司。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相当形而上,作者和读者易入五里云中。幸好,作者对此相当清醒,在书写中很注意个人的立论和阐述。常宁生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史课程与教学》一文,是篇综述,写得几乎面面俱到,属介绍性文字。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的品评和观点融入其中,融得不露痕迹。我读这篇文章,时时会心而笑,因为文中所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有同感。 与卡里尔式学究相反的,是那些不求上进只想钻营的人。这些人原本也有学问,算得上二流学者,可是却迷失在闹哄哄的名利场中而无心治学,只能写些三流文字。其中更有甚者,心术不正,视美术写作为谋利手段,或以奇谈怪论来耸人听闻,或以吹牛拍马来卖身求荣,或以胡言乱语来中伤他人。这样的美术书写,已与学术不搭界,不说也罢。 前不久,多年不通音信的画家朋友何工,突然传来一些图片,都是他近年的绘画。初看,只有黑白二色,我以为是网络设备有问题,传输中丢掉了颜色。一问,才知确是黑白绘画,画家着意为之。去掉了色彩的干扰,我得以专注于这些画的意旨,并感受画家笔触中流露的情绪。这位朋友当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居住,后来回国,又多次重访北美,并到过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经历和见识,加上他个人生活的丰富和曲折,使他的内心旅程,成为黑白绘画的主题。这些作品,画的都是他在美国的羁旅,既是双脚天涯的形而下之行,也是思想漫游的形而上之行。我喜欢这些画,因为我从这些画中,看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也看到了今天的自己,还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美术书写。 何工当年画过一系列欧洲火车站的抽象之形,如今又画行者旅人的具象之形。从形而上的角度说,我们从事美术书写的人,也是一个旅人,我们阅读前辈大师,便是在内心中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有时候我们会搭错车,有时候车会晚点,说不定还会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总是在往前走,总是在想着自己前面的路。我们也会看车窗外的风景,会惊叹风景之美,并与风景对话,但我们又总是让风景飘到身后。当然,我们也会回头,但回头是为了与车上的旅人交谈。在形而下的交谈中,我们内心里形而上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形而上的旅程和形而下的旅程是交织互动的,正像朋友的画,从抽象的车站到具象的旅人,其间有一条潜在的思想行程,象火车一样前行。 这形而上的思想就是哲学,是人生的哲学和艺术的哲学。一位从事美术写作的朋友,曾谈起二流学者求上进的问题,说美术写作写到后来,非有哲学不可。此话极是。我想,哲学该是美术写作中看不见的基础和动能,若无哲学,任何书写都不会上进,作者最终会从书写的峭壁上掉下来,沦为三流。所谓学问,所谓灵气,其实都需要哲学的支撑。一旦没了哲学,学术书写只能是文字垃圾。前面说到的卡里尔,是美国大师级著名艺术理论家亚瑟·但托(ArthurDanto,1924-)的学生。但托的正职是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攻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是但托哲学的一部分,是他哲学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国内美术界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托的哲学,好在他的艺术理论已经有了中译本,如《艺术终结之后》。但托早已退休,却一直兼作《国家》周刊的艺评专栏作家,多年来基本上每周写一篇美术评论。他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美术文集。这些书写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而《国家》杂志并不是美术专业杂志,所以但托不能写得太学究。可是,由于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托的文章写得深刻、有见地,毫无泛泛之言。有次去听但托的讲座,我以为他会讲美术,结果他讲的是佛教哲学,真是不服不行。 写艺术评论,大多是为人作嫁,难得什么理论建树,而一旦有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即便有点理论,也只会是嫁妆上的点缀,无学术可言。但托的书写不为稻粱谋,即便写展评,也注意理论的阐发,并有看不见的哲学作潜在支撑。我们的二流学者中,那些不思上进而自甘堕落的,其书写不仅没有内在的哲学,甚至表面文字都不通顺。且看他们的三流书写,连汉语语法都不过关,更不知措词、修辞、逻辑为何物。曾读到一篇这样的文字,也讲美术写作,作者振振有词地说:写文章,只要把意思说出来就行了,不必讲究语法。对此,我是否该说,画家只要把人画出来就行来,不必讲究人体的解剖结构和透视的抽象变形?同这样的没什么学术可言,真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耻。 四、题外的话 本文批评二流学者的三流书写,并不是只提倡学究文章。与学术书写并存的,还有一类学术随笔,用散文语言谈学术问题。这既是学者间的家常话,也是同学术界之外的读者交流,从内容到语言,平易却不浅薄。求上进的学者,一手学术,一手散文,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散文这一文体,原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惟与诗歌相别,只要不用韵,就是散文。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先秦、唐宋的散文,内容和写法都不拘一格。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散文专指美文,如抒情散文,这使散文的概念大受局限。八十年代以前,有所谓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其文风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现在回头看去,才意识到杨朔的抒情或流于造作,刘白羽的叙述和描写不乏琐碎,秦牧的说理稍嫌牵强,这三位前辈都有矫情之处,与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之散文的微言大义和朴素自然相去远矣。 自八十年代后半起,年轻的散文作者致力于文体的开拓和语言的试验,诗人和小说家也越界而入,成就不凡。诗人对散文的语言有所贡献,但有些诗人过于情绪化,他们以诗歌思维方式来处理散文的结构,结果鞭长莫及,顾此失彼。小说家写散文,如烹小鲜,大多是高屋建瓴,但却无暇顾及谋篇布局的精细与微妙。到二十一世纪,有“新散文”出现,不少作者以不为而为的态度,倒是写出了一些天然浑成的作品。 依我愚见,写散文妙在为与不为之间。为者,袖手于前,对立意、结构、语言都思考再三。不为者,疾书于后,力求自然洒脱,不留斧凿之痕。在某种意义上,越界写作有助于求得为与不为间的平衡。当年上中学,读到过一部科普文集,刘书荣的《自然的启示》,介绍仿生学。作者之“为”,在于科普,讲究立意;作者之“不为”,在于散文,用语毫不造作。在这为与不为之间,作者的叙述自然晓畅,通俗易懂,写出了一部难得的好书。上大学时,读到过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介绍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作者是当时的知名作家,长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但似乎不太懂美术。也许正是这不太懂美术,才是使他的文章,回避了专业问题的探究,而能够面向普通读者。那几年,报告文学流行,作者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艺术家,其“为”在于布朗库西,其“不为”在于美术,于是将这位雕塑家写得有血有肉,而不再是艺术史著里的冷面孔。 画家写散文,也是一种越界行为。拙于文字的画家,一越界便章法全无、词不达意。长于文字的画家,对写作有自觉意识,他们下笔,行文有道,立意、结构、语言,都在不经意间水到渠成。读画家陈丹青《纽约琐记》和《退步集》里的一些篇章,不得不叹服作者的修养。这位写作的画家,既有不为写作、不为绘画的超脱,又有专注于写作、专注于绘画的执着与敏锐,并在为与不为之间,长于把握分寸,是为修养。 所谓立意,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有意思或没意思。一篇有意思的散文,首先要以其用意来得到读者的认同。古人说立意高远,有儒道哲学的意味。所谓结构,是写作技巧的要义,若无结构,立意便无法实现。过去的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说的就是结构与立意的关系,只是现在的作者少了些拘谨,转而追求行云流水般的自由自在。所谓语言,指行文措辞,只要受过写作训练,懂得语法逻辑,便不会有问题。但是,艺术是一个学术科目,要用散文谈艺术,实际上就是要在学术语言与散文语言之间游走,难的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气语调,庄也谐也,均在拿捏得当。 散文的最大敌人,是肤浅和矫情。我读过不少当代名家的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有些作品的肤浅,让人瞠目。当然,名家们到海外旅行,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我们不指望他们对某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有多少了解,不指望他们写出多么深刻的文章来。想想看,他们短期出行,奔波于若干国家,要记住所到之处的名胜,已不胜其难,更惶探讨问题。于是,这些名家只好搜肠刮肚,肤浅以应,挤出一点自欺欺人的感怀,以矫情来掩饰空泛。余秋雨的海外游记散文集《行者无疆》,便是这类肤浅与矫情的典范。 学习书写之道,模仿是入门的捷径。毕加索初学画时,先是大量临摹古典主义和写实绘画,然后又临摹后印象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在洞悉了他人作画的奥妙后,他开始模仿其画风。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马蒂斯、德加、雷罗阿,出神入化,几可乱真。这样,到了“蓝色时期”,毕加索终于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并在以后不断探索新方法。学习写作也一样,翻译国外名家是一种临摹,细读然后照猫画虎也是一种临摹。且看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作家,凡成气候者,有几个不曾模仿?国外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整个模仿了一遍,然后才有人找到了自己的路,终成大家。但是,如果只模仿而不能最后跳出他人的影响,就会象临摹四王山水而终究找不到出路一样,永远都学步邯郸,没有自己的风格。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的对话》,记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经历,展示了画家怎样以艺术的眼睛和心灵去发现并欣赏自然之美。国内老一辈艺术家写的回忆文章,如刘开渠、刘海粟等写他们当年留欧学画的经历,与东山魁夷殊途同归,都记述了作者对艺术的理解,其文笔之优美,比得上职业作家。最近读到加拿大旅法作家曼盖尔的艺评文集《读图:边看边想》(AlbertoManguel.ReadingPictures:WhatWeThinkaboutwhenWeLookingatArt.Toronto:VintageCanada,2002),与阿普代克异曲同工,没有学究的迂腐和八股的繁琐,却有深厚的学问和语言的博大气势。 就写作本身来说,无论是学术书写还是散文书写,都讲究立意、结构和语言,只是散文的立意不必太学究,结构也随机应变,语言更是轻松随意。一个作者,如果受过多年学术写作的训练,又有多年学术书写的经验,极容易变得迂腐呆板,这时,转而写些学术散文,说不定会有智慧与灵性的闪烁。 美术理论论文:工艺美术现象管理论文 [摘要]:在现象学视域中,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的实用和审美与原始先民生活世界相关,是在其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的。在克服传统审美要素与其实用性的基础上,我们对楚文化的漆器进行审美关照,使作品去蔽,使其通达自身,并敞开了一个作品所包含的世界。 关键词:楚文化工艺美术漆器实用审美物存在世界 工艺美术是为生活的艺术。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先秦时期,楚人在偏僻荒夷的楚地,凭借着自己积极进取、革新鼎故的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体系,楚文化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美感的风格,以致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为这伟大的创造而激动不已。在楚文化中,富于成就和特色,首属那美仑美奂的工艺美术,单就其中的漆器,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依然闪耀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流逝的光阴,不但没有使它们失色,反到使它们越发璀璨夺目,那艳丽的色彩、流动的文饰、华丽的图案,无不折射着古代楚人工匠的卓越技艺与精巧才思,也沉淀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后面,是民族自身的生存状况。当然,工艺美术与人们的生存状况的关切,不是在感性的、理性的、或道德层面上的,而是发生在存在论境域中。它们同时也是在此境域中获得独特的表现形式,传承与表征着艺术,为历史建基。 但是,它们被悬搁于高墙内阁之中,脱离了自身的世界,被人冷落,甚至遗忘,“存在自身具有的遮蔽性,也导致了这种遗忘。”1对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进行审美关照,就是要让其去蔽。只有当我们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亦即接近他们自身的本质空间。 工艺美术的出现,离不开民族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先秦时期的楚地,湖泊众多,森林茂密,气候温润,特别适合漆树的生长。长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式田园生活,使大自然之风物已渗入到楚人的生活与文化之中。他们把漆树粘稠的分泌物涂在器具上,以使其光滑、耐腐。一般的文化只是存在者,从这种文化存在整体去探寻存在者,是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只有切入到文化所关联的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才能揭示艺术品的存在纬度。漆器的出现,也是远古人民长期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它是发生在存在论上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表现。 就构图而言,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很多是模仿自然的图案,如动物、植物、天象等,还有人们劳作、娱乐的生活场景,还有许多抽象出来的图案。楚文化中的崇火崇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凤是原始先民从鸟中抽象而成的图腾,在工艺美术中多见。战国时期的漆双凤鼓,用双凤作为鼓架,两兽作为鼓座,以双凤首悬一圆鼓,造型优美,生动可爱。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彩绘漆内棺”,棺身两侧壁板均有黑漆绘制的一堵“回”字纹样格子门,在门两侧站着执戟持戈的神鸟、神兽。足档中部绘有一“回“字纹窗户,窗户周围及棺身外壁遍布姿态各异的龙、蛇、鸟、兽等图案,多达900多个,整个构图神秘又浪漫,俨然一副神灵保佑地宫的画面。 原始的漆器作为先民们不自觉的“艺术品“,把天地人与信仰旨趣聚集于一身,被聚集的每一方都在作品中展开游戏与嬉戏。在这些纯朴天真的作品里,浸润着乡土的情感与气息,对故乡与家园的眷恋,对天地的敬畏,对神的奉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作品是关涉到其所关切的世界的生活方式。”2 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制作主要是以作坊和官府所设工场的形式来组织完成的,这些技艺世代师徒言传身教,口耳相承。这些技艺介于纯艺术与技术之间,是熟练的技艺与精工细做的产物。远古时期,艺术与技术不可分离,后来技艺则是分离后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技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工艺品的品质。 漆器的制作就是一个技艺要求很高的过程。从工种分有素工、髹工、画工、上工、铜扣黄涂工、铜耳黄涂工、清工、造工、漆工、供工,实际上,从制胎到制漆,供漆、作底、髹漆、彩绘、镶扣、镏金直到最后完成,都每步必须,可见漆器制作的繁复与精巧。在实用的要求下,工艺美术除了坚固耐用,还要美观。实用对象又是审美对象。漆器装饰性的表现也是丰富多彩,除了颜色绚丽多变外,对漆饰也要求甚多。有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樨等,对于每一道漆层的厚薄都有严格的控制。如剔犀的雕镂外,要露出朱黑相间的色彩,剔彩则要露出几种不同的漆色,即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厚堆,至数十层,有锡胎者,有红花黄地,二色眩观。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夺可观,传世甚少。”3工艺繁复、精雕细刻可见一斑。作为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在创作者的拿捏与把玩中,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但是某些实用对象却要求人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尽管他们仍是实用对象,它们却用自己的装饰方式在想方设法讨人喜欢了。”是否具有观赏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是区分工艺美术与一般制造品的重要标准。即使如此,自然性与实用性之于审美的工艺美术,仍然是规定性的。在工艺美术的制作中,人手凭借一些特定的工具或器具完成特定的工序。在这一制作过程中,牵涉到人与物的关切。这些物包括被摹仿的自然物如动植物,以及用于描摹这些自然物的质料。制作者依凭自己的摹仿外,还融进了作者的想象。楚文化中工艺美术品种繁多,凝重中洋溢着几许生气,流淌着这些艺术本身的生命。其中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制作者在制作中将物置入了工艺美术作品之中,如此顺手,以至于这些物或材料似乎根本不存在,从未受到过打量,也没有被意识到,在使用中,未能使物敞开。同样,处于对象位置上的物,即被关于物的流传的、流俗的观念所束缚,又与人相距太远,处于幽闭之中。进入作品中的物,已成为作品它即不同于自然物、器具,也不同于手前之物、手上之物。作品中的物,为物性的敞开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些楚文化中美仑美奂的漆器,被搁置在那些安静而又隐蔽的角落,不在占据人们的视角,离开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非本真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物之物性自身被遮蔽,偏离了其存在的境况,那么,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亦即思存在,就是我们使遮蔽着的存在如其本性地显现出来的途径了。 从漆器的产生到成熟的几千年历史中,它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要用于实用的生活用品,另一个走向了专供宫廷贵族把玩的摆设装饰品。制作技艺也不断走向精巧。如后期明清时期的镶嵌工艺,金漆工艺都使得漆器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艺术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这些洋溢着鲜活的生命韵律的漆器,汇集着原始先民的心智与才华。现在,已无从追问创作主体,他们早以消融在了历史文化之中,没有突显出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和无数个创造着灿烂的楚文化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了一起。在这悠久的楚文化背后,却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 漆器本身就是一个物的世界,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物进入了作品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亦即穿越透过美的诸要素与实用的规定,通达作品之本身,一个作品才是在其现实自身的作品,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敞开了的世界。“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者之存在。”4在对漆器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要将其去蔽,原始先民的生活世界向人们敞开,并显现出来。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同时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亦即敞开了作为独特存在者的人的世界,使人们回到其本身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我们工艺美术世界看到的是楚文化包罗万象的情态,或者说是一种造物的方式,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形式和人类远古文明的存在方式。 在艺术现象学领域中,一切审美的活动都是有作品“面向实事本身”的,“它排斥中介的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起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5因此传统的审美标准在其语境是行不通的。在现代艺术现象学中,“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漆器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的世界,更是一个与原始先民生存状况相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情感的家园。 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真理已自行设置入作品中”。6因此敞开作品所包含的世界,对于人类极其重要,这是因为,“因此根据现象学的解释,正是世界的开放性界定着人类。”7敞开了一个世界就是走向了真理,人类才能实现自由。 美术理论论文:游戏美术设计师管理论文 一款游戏的开发需要游戏策划,游戏程序,游戏美工三个团队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如果说游戏策划赋予了一款游戏灵魂和骨架,游戏程序让游戏得以运转,那么游戏美工就是为游戏增添血肉。所有在一款游戏里面可以看到的角色,敌人,场景,物件无不出自游戏美工之手。毫不夸张地说,游戏美工就是游戏虚拟世界中的造物主。在一个游戏的开发团队中,人数最多,工作量最大的,就是游戏美工人员。如今,游戏开发这一行业在国内得以飞速发展,游戏美工这个职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游戏美工呢? 我们走进国内著名的专业游戏培训学校,GA游戏教育基地,回顾过去几年中GA培养的数百名游戏美术人才。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学员大体可以分成三类。这三类学员的成长轨迹,代表了三种典型的通往游戏开发领域的途径。下面三个学员的真实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李星从小就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父母很早就开始培养他,希望他能在美术领域有所成就。从小学开始他就一直坚持参加各种美术培训班,最终顺利考上四川美院。大学四年,李星逐渐喜欢上了游戏,刚开始是喜欢玩,后来逐渐对游戏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后,李星决定做一名游戏美术设计师。然而尽管在美术方面功底扎实,但是对于游戏开发必须掌握的3D图形技术,李星却一窍不通。几次应聘游戏公司,都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有必要的软件技能而功败垂成。几次碰壁后,李星报名学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刚开始,由于软件方面基础为零,学得很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掌握了3dmax和ps等软件工具,也慢慢适应了用电脑作为绘画工具的工作方式。这时他在美术方面的深厚实力开始逐步展现出来,成为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毕业之后,李星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多家著名游戏公司的赞赏,顺利拿到了工作合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科班出身的李星很快体现出过人的美术实力,工作表现受到公司的充分肯定,短短一年多时间已经成为该公司主美。 杨沈杰大学学的是室内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辗转了多家企业,一直从事室内装潢效果图制作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个职位竞争激烈,薪金福利待遇也一直不如人意。杨沈杰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状况后决定转行做游戏美工。看了很多游戏公司的招聘要求,杨沈杰觉得自己会用3d软件,能制作各种物件的模型,贴图,应该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几家公司的考试后,却发现并非那么容易。所谓隔行如隔山,同是使用3d软件来制作各种物件,游戏公司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的效果图制作。在朋友的介绍下,杨沈杰参加了GA的游戏美术课程的学习。5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杨沈杰越来越感觉到3d图形技术在游戏中的应用,有许多特殊的技术和标准,这些都是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另一方面,之前制作效果图,在贴图方面几乎都是使用材质,自己手绘的能力也急待提高。在GA学习期间,杨沈杰几乎天天披星戴月,学习到深夜。最终他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项目小组,以徐家汇教堂为蓝本制作了一个精美的游戏关卡。这为其应聘就业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最终杨沈杰顺利被EPICGAMES录用。 和以上两位同学相比,余静同学成为游戏美工的道路就要艰难很多。余静所学的专业跟美术以及设计没有丝毫的关系,毕业之后从事的是销售业务的工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出于对游戏的热爱,余静还是说服家人,决定改行做游戏美工。由于没有任何美术方面的基础,也从来没有接触过3d软件,余静第一次到GA求学时,甚至没有办法通过入学测试。而她没有轻易放弃,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参加素描、色彩等传统美术培训班的学习。同时,找了很多3dmax方面的书籍自学软件。时隔一年之后考核通过,进入GA开始学习游戏美术课程。由于基础比较欠缺,虽然软件方面通过下功夫多做多练,能够赶上同学的步伐,但是美术方面的能力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提高的。毕业之后余静的应聘考试远不如同期的其他同学那么顺利,开始的几次都被游戏公司拒绝了。GA的就业指导老师帮她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余静应聘了几个职位都是角色制作,角色设计师在美术基础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余静仅仅参加过一年的业余学习,与美术专业的应聘者竞争肯定是吃亏的。想明白这个道理后,余静改变了策略,精心制作了一些并不复杂的物件和场景,仔细观察生活中的真实物体,下了大功夫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做得非常细致精细。果然,新的作品赢得了游戏公司的认可,最终顺利成为一名游戏场景设计师。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前面提到的三位GA学员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最终都完成了同一个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努力的重点,都是各不相同的。 在游戏美术领域,科班毕业的美术院校学生无疑是最具有优势的,他们受过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有扎实的基础,出色的艺术感觉,纯熟的绘画技法,这些对于一个游戏美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类人也是游戏公司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往往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一类学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学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几乎没有接触过数码图形技术,不会使用各种软件。更不用说游戏行业内部的标准和流程,以及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没有这些基本的技能,就算美术功底再好,也很难叩开游戏公司的大门。 因此,像李星这样的学生,其实努力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一是熟练掌握游戏开发中使用的各种软件;二是尽快适应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三是了解游戏开发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技术手段。虽然要学的东西非常多,但相对于美术方面的积累和提高,学习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见效的过程。应该说,这三类学生中,距离游戏行业最近的就是这第一类。 第二类是一些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这些专业并非纯粹的美术专业,但或多或少都跟美术有一些联系。他们在美术方面虽然不如美院的学生那么专业,但也都具备基本的手绘技能,有一定的美术感觉。例如建筑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平面设计专业等等。这类学生的一个特点是,往往比第一类学生的软件应用能力强。甚至有一些能够比较熟练的应用3d软件。他们成为游戏美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相对第一类学生来说,在软件方面的障碍更小。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技术方面并不了解游戏制作的特殊性。虽然他们有一定软件基础,或许在工作中也曾经应用过相应的软件,但游戏开发中的一些标准,习惯,以及一些特有的技术手段是他们无法掌握的。假如以往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一些技术误区,甚至有可能局限他在游戏领域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虽然他们比第一类学生在软件方面有优势,可能入行更容易一些,但在美术功底方面的不足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来,限制今后的职业发展。 针对这两个问题,这一类相关专业学生的努力方向就应该有所不同。在初期的学习阶段,应该注重游戏开发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站在一个游戏美术的角度去逐步养成一些应有的操作习惯,多把注意力放在游戏开发中特有的一些技术手段的学习上。像杨沈杰那样主动去参与一个小的项目开发会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而更长期的学习重点还应该放在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美术功力上,作为一个游戏美术设计师,这将会是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过程,只有不断的提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像余静这样的第三类学生应该说是面临最大困难的一类。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完完全全的门外汉在一两年里成为合格的游戏美术设计师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几年前,游戏美术完全依靠手绘的时代,确实如此。不过近几年诞生了许多新软件,大大方便了3D模型的制作;以往完全依靠手绘的模型贴图,现在也可以通过修改一些现成的素材来完成。这使非美术专业的学生从事游戏美术设计工作成为可能。当然这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对于第三类的学生来说,成为游戏美术设计师的道路无疑会比前两类学生更漫长也更艰难。除了坚持和努力之外,明确目标非常重要。很明显,这一类学生想在短期内达到美术院校学生的水平不是很现实。然而了解游戏公司的项目开发的话就不难知道,一个游戏中既有做角色,怪物,武器这些复杂物体的设计师。也有负责制作场景的设计师,一把椅子,一扇门,一盏路灯,这些物件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且往往这些场景物件的制作量又很大,需要的美术设计师职位也很多。所以对于第三类学生,我们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一个点上。对于复杂物体模型的准确把握,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提高的,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贴图的绘制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如果做得精益求精,虽然看起来不炫不酷,也一样能够赢得工作的机会。 总的来说,游戏美工虽然是一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游戏公司对于游戏美术的选拨都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这与很多行业是不同的,游戏美术设计师往往并不看重学历和证书。只要技术过关,作品能符合游戏公司的要求,实际制作考试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成功就业。相信所有怀着游戏梦想的年轻人,只要目标明确,方法得当,都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美术理论论文:儿童美术教育管理论文 摘要:探索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美术教育界共同关心的大事。有识之士认为“一个现代代的未来人,要有知识,才干,有开拓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这种观点反映了美术教育界对儿童人文教育的关注。儿童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及态度,发挥想象力。新世纪的儿童美术教育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线的美育是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时代所需的人才 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优秀:是否拥有高素质创造型人才。探索、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在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难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立足。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改革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式教学,研究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注重情感、态度,注重探索、创造的开放式教育。 (二)儿童早期的艺术教育 情感源于艺术的锤炼,创新的精神源于对个性的尊重,而这些应是在儿童早期就撒播下的种子。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同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一直被视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游于艺”就是他重要的教育主张。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绘画、文学里找到他们遗失的情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教育论》中就曾提出“儿童学习艺术应该是为了发展优美的感情,不应变为手艺。” (三)儿童美术教育的功能 儿童美术教育在现代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态度,有利于儿童想象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儿童主体性品质和创新精神,特别是美术教育中注重对儿童个性和创造性潜能的开发,这是对人的发展最有价值的贡献。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教育理想,儿童美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始终在促进这一理想的实现。 童年的记忆使人刻骨铭心,因为个体早期生命经验的存在,组成的儿童种种涂画行为。根据陈鹤琴先生的研究发现,并断论:“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涂画,儿童画是随着他的身心发展而发展的,与儿童的感觉、知觉、动作、骨骼、语言及思维等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着生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儿童有运用符号表达情感的天赋,儿童的涂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相宜的。”前苏联教育家认为,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灵”,让人自由成长,让想象自由飞翔,让心手合一,让色彩写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即便是儿童美育的灵魂! (四)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备受冲击,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儿童,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就被置于一个由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造成的复杂的文化社会结构中,他们还没具备抵御能力时却被成人所异化。在转型的现代社会中,成人对于生存和名利的压力无形中波及到儿童,使得本是最具人格陶冶感化作用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有些家长和成人出于对儿童非理性期待,各种蜂拥而至,以盈利为目的的比赛,以及仅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等,致使儿童绘画中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比比皆是。 曾几何时,儿童美术失去了它的情感色彩。台湾画家、作家、儿童美术教育家席幕容在她的《画出心中的色彩》一书中说:“应该让孩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下好好地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不喜欢看儿童画展,更不爱看有大小奖状罗列的儿童画展……观察自然对于儿童不但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资料的储存,一个处心积虑要先人一步的生活的开始,他已不再是儿童,或者说,他心中有一部分已不再是儿童了。”尽管席幕容此言看似偏激,但那确实是出于对儿童心理的感受与想象。鲁迅说:“杀死了今天也就杀死了明天,”一旦发生了席幕容所说的那种对儿童心理扭曲,“儿童画”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没有所谓的鲜活的色彩。 (五)儿童美术教育与人文教育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便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主张重视美育,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维多里诺正是因为看到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压抑人个性的那一面,才给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并在学校的墙上饰以儿童游戏的绘画,以激发儿童的热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国展开,它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涉及了社会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虽然,“人文精神”是由文学界提出来的,但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界,而成为众多学术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及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以人生为目的,人生理想、意义为优秀,继而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的。 我国儿童美术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儿童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情感体验,他们喜欢怎么表达,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促进儿童心理走向成人心理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在美术活动中,感性的知识转授,人性化环境的熏陶,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使之内化为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格。儿童美术教育亿具有的人文性质是永恒的,它始终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和关爱。正如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福禄贝尔所言:“探究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成为一名画家,探究声音和唱歌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儿童的画来自于心灵的图式,这个图式凝聚了早期的生命体验,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非理性期待与标准,放下那些功利和条条框框,和儿童一起融入绘画。在儿童的美术世界中,给一份人文关怀,给一些宽容与理解。二、儿童美术教育需要人文教育结合 面对众多的困惑,很难说今天的儿童美术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谈起儿童美术教育时,很多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怎样教育”这一现实的问题,包括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怎样才能提高画画水平等等。但是,谁都知道,不懂得心的教育就不能有好的教育主张和方法,不懂得儿童美术教育是什么,就不可能有突出的教学效果。丰子恺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教育观体现了他对美术、音乐、文学的全面精通和研究,他将人文精神的塑造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儿童美术教育不仅涉及到美术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艺术门类等都有广泛的涉及。以人文为主线的美术文化贯穿于美术学科中,我们转达给儿童的视觉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儿童的潜在能力是通过人文文化的感召力来释放的。 (一)正确认识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从来都是和孩子从同一方面看他们的画,而且是从同一视角。我们往往忘了考虑,儿童美术教育是一个承接和释放情感的载体,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有一些早期的原生态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每个孩子都在发展着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的位置,教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二)拓宽儿童美术视野,让儿童热爱美术 儿童美术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元文化思想渗透的、综合的、全面的审美文化教育,“美是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美的事物。传统的美术课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绘画及技能的培养上,使原本应当丰富、生动活泼的美术课,变成了机械的模仿和乏味的操作训练。美术不应当局限于课堂中,课堂造成了儿童部分个性的缺失,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儿童美术教育的终点不是要儿童走向一个共同的点,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应该注重过程,既在过程中提炼美术的精华,让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受阻碍,自由发展。 大自然是每一位儿童向往的天地,儿童的生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优秀,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想像即无穷。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教育者要善于抓住观察的时机,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适宜的环境,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儿童拥有稚嫩的童心,它无不被情所牵引。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心理学家发现,美术、音乐等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心灵的平衡发展。要让孩子热爱美术,作为执教和教导者,对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每一颗渴望在白纸上“舞蹈”的心。 (三)美与情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提炼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术教育更是通过生活中那些直观、生动、具有美感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的教育。因此,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启迪儿童对真、善、美的认识,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罗丹曾说过:“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社会的风土人情、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爱,到处都蕴藏着美,需要我们引导幼儿去发现,并使他们知道美在哪?为什么美?使他们从小就受到美的熏陶,生活情趣高雅,积极向上。 爱因斯坦在他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美……”他确信“个人的生命只有当他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的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造就了他的伟大,而这精神境界很重要的精神来源在于他从小对艺术的热爱。美术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世界。 (四)美术教育体现人文的价值,为健全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现代教育和教学思想非常重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儿童为教学的主体,更注重人的品质与修养的培育,杜威提出要保存儿童的天性,……当读到这一段论述时,不由回想起尹少淳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段精辟论述:“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画,千万要保护儿童美术学习的重要品质:如高昂的兴趣,旺盛的想象力和主动大胆的创造精神。 福禄培尔(FriedrichFroebel,1782-1852)指出:一个孩子的主要性格,决定于个人兴趣愿望的自我活动。儿童可以从工作中学习,经由运动神经连接思想与行动,可说是发展思考过程的最佳方法。儿童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加活动的愿望。因此,美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统整人格。 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说话或交谈,是缓和个人情感与他人之不和,以及侵蚀行动最有效的安全活塞。由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言来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渲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和适应能力,受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之效。 美术作品注重想象,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儿童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作或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 每次美术尝试,对儿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新的挑战中他们所体验、感受的那份快乐、自信、成功,为他们今后能够勇敢面对新问题、新环境作好了准备。#P#三、全面发展的儿童美术教育 (一)把合适的美术教育还给孩子 日本的儿童美术教育重在体验与创造,他们准备了各种彩色泥土给孩子尽情玩乐,让孩子体验色彩、自由作画,鼓励个人的表达方式。而要让儿童画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画”,评价方面非常重要。日本公立幼儿园的教师从不对孩子的画横加评价,而是细心地把每个孩子的画悬挂张贴,由孩子们欣赏讨论。边霞博士认为我们的教师应该转换评价的方式,如可以问孩子“最喜欢哪一张”而不是“哪一张最好”,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允许孩子表现和发展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允许不同评价尺度的存在,允许个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评价还是教师一言堂,“这张画我喜欢”“这张画很干净”“这张画画得很好”“这张画乱七八糟,我不喜欢”,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美术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还给孩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 (二)家庭与儿童美术教育 儿童的早期教学与家庭影响较大,在自由宽松氛围里生活的儿童,一般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思维灵活,无拘无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儿童是在成人的价值观里成长的,他们被家长所鼓励,赞扬的某一方面和水平,均是建立在家长的文化素养上。家长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与人文文化教育观背道而驰,但儿童天天都要和其打交道,生活在一起。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影响下,儿童们的身心和文化素质已开始有一定的模式,当这一模式与美术教育观念对话时,随时发生矛盾与冲突。 阿恩海姆评论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艺术与美术创造中的基本因素是在儿童作品看不到萌芽的。”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没有学习任务和压力,他们可以自由尽情地去游乐,且乐此不疲地从事一切艺术活动。他们从自己的探索中不断得到反馈,得到享受。例如,儿童的绘画兴趣是这样被激发的:儿童随意涂抹,却能成为一幅作品得到成人的赞赏,这时所带给儿童的不仅是过程的愉悦,还能及时获得结果的享用。当他完成一幅来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样,他也很容易从成人那里得到正面的反馈来加强作画的动机。 (三)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在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援助者”而非“教导者”,互动中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结果是要把儿童引向一个较为完美的状态,而其中包含了人文的情怀及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教育。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深层次的隐性文化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影响,一个能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胜任美术教学工作的教师,我认为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走进童心世界 教师所耕耘的是一片净土。教师工作之所以纯洁,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纯洁的孩子,教育工作者不能容忍用肮脏的灵魂去玷污这圣洁的土地。做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爱心。热爱本职工作,就会自觉地去辛勤耕作,就会去认真地实践,就会时刻警告自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就会认真选择自己的事业,勇往直前。当好孩子的美术教师,必须要热爱生活,要有耐心,帮助孩子学会宽容和理解,使孩子能理解、尊重人、关心人,懂得如何和别人合作,能够很好地与人交流,相处与配合。 孩子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的身上没有太多道德理论的束缚,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如此重要,教师要千方百计来保护,扶植儿童兴趣的萌芽。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种种期待与标准,和孩子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你不仅能发现孩子的另一个世界,也能唤醒你自己正在沉睡的另一种感悟。 2、精通本职专业,力求全面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要能解读儿童绘画,善于与儿童沟通。如果不能了解孩子就无法做好本职工作。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以人发展为中心,教育儿童的前提建立在尊重和了解儿童,一切以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为基础上。教师不仅要须知心理学知识,而且要具有理解儿童,善于和儿童建立密切融洽关系的本领。他们能随时进入儿童的天地中来,能听懂儿童的心声,知道儿童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并能以平等、友善的态度与儿童做朋友。只有这样,教师才有资格去帮助和指导儿童。 美术教师还必须熟悉儿童们创造的视觉语言符号,能欣赏和正确评价儿童作品。儿童绘画反映儿童的内心世界,教师要通过儿童的作品去了解他们的爱好、性格,他们的成长状况。教师对儿童的艺术创造要充满热情,具有关爱之心,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因势利导的做好教学工作。教师指导儿童不能以个人爱好为准则,不要对儿童轻易去批评和否定,要以友爱协商的态度,在美术活动中,至始至终,帮助儿童身心及人格的全面发展。 3、让人文教育走进儿童美术 人文教育提倡创建积极的充满人性味的师生关系和学习氛围,让每一个儿童在这种氛围中充分展现个性。《学会生存》中指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换言之,人文教育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教师所应具备的人性观。美术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历史感、责任感和自我感,那就是如何独立思考,发展自身,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相通。此外,也要了解外部民办及其面貌,与我们的感觉、心境、精神、情绪等所能体验到的内部世界融为一体。用这样的人文精神去开发儿童的美术素养,陶冶情操,促进个性发展。 “世间的大人们,你们是由儿童变成的,你们的童心不曾完全泯灭。你们应该时时召回自己的童心,亲身去看看儿童的世界,不要误解他们,虐待他们,摧残他们的美丽与幸福。”丰子恺先生对儿童心理的了解和对教师工作的要求使我们为感亲切。新世纪的儿童比以往更聪明,更具有探索精神,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目前这种科技日益先进的社会生活里,美术学习有助于儿童发展自身最大的潜能。 让我们召唤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正在成长的儿童美术教育,把精神、把传统、把最广泛意义下的文化相传下去;关怀意味着爱,用爱美化儿童心灵,缔造出具有灵性的儿童美术,还儿童一个率真的童年!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法运用管理论文 [摘要]:新课程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方式的改进和指导,明确“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尝试教学法”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概括出以“尝试”贯之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在中学美术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尝试教学、中学美术、教学主体、尝试作用 中小学教育改革轰轰烈烈,但传统的“注入式”、“--言堂”仍普遍存在,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学生自学能力弱。创造能力低,这种情况在我们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前美术课教育中,也存在同样的弊端,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绘画兴趣,束缚学生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开拓型人才。尝试教学理论,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由探究,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具体操作是“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采用灵活多样的尝试策略,为教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笔者认为美术课以练为主的学科特点非常适合运用“尝试教学法”,中学美术教学界有借鉴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必要,“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有利于推动美术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促进全体学生在素质教育中均得到同步发展和提高。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 “先试后导”是指让学生根据教学目的先自己进行尝试。教师根据学生的尝试情况再进行指导,强调先让学生试一试。以练习为主的美术课正适合充分运用尝试教学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先不讲绘画技法或制作方法,而是让学生自行观察范作先试着画或试着做,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体地位,而教师则退居“幕后”,对课堂实行监控,及时指导.及时矫正,发挥主导作用。“先学后教,以学为主:先练后讲,以练为主”,充分体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精神,改变了教师主宰课堂的现状,实现了教师角色的换位。这正是当前实行创新教育所必须的。 二、“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 “先练后讲”是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先练习,教师在学生练习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当前,许多学生在美术课上习惯于听教师讲解后才进行练习,根本谈不上动脑筋自学。而尝试教学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尝试教学法,从问题开始,经自学自我解决间题,再经讨论才去听教师讲解,是有主体意识的学习。“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非常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特别具有深刻性,它不仅使学生学会一些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学会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掌握思考方法,发展智力,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如笔者在《美术字》的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一边看步骤图及课本中的美术字写法与步骤,一边进行练习,给予尽可能大的空间发展其自学能力当学生碰到了百思不解的难点时,教师再及时给予讲解,这样在学生学会写美术字的同时培养了自学能力。 三、“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是指让学生先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教授、尝试教学法冲破了“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先让学生大胆去尝试运用绘画技法或进行手工制作。对于没有教过的绘画技法,看不懂的画面效果或脑中还未成形的制作方法,学生能够凭借已有旧知识大胆地尝试,通过自学相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知和能力,注重培养他们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了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在中学美术课中运用尝试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等,着重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轻松,视学习为乐趣。尝试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模式,只要我们美术教育者不断摸索与实践,定能让这颗现代教学中的明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教学艺术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课堂艺术法教学管理论文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促使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美术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寓知识技能于兴趣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美术学科成为一门活泼、轻松、富有魅力的学科,使美术课堂成为学生各显其能,发挥想象,并能与老师互动交流的场所。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人们的各种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美术教育的内涵也在日益丰富。教师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应当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如何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方面大胆尝试、不断创新,使美术课堂教学优化为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 第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重要前提。 兴趣是学习心理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它能够成为学习的直接动力。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打开学生心扉、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也是优化美术课堂教学的前提。从兴趣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特点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美术室注意环境布置营造气氛,教学中除了运用实物教具和挂图等简单手段,还运用音乐、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多媒体等电教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应用多媒体手段辅助美术教学,增加美术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中,现代教育呼唤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美术教学既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较而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实效性强,有省时、省力、直观、灵活、生动、节奏快、容量大等特点。比如,在七年级的《结构素描》一课中,运用FLASH动画可以将“近大远小、近低远高”的透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可以在FLASH制作的运动画面中随心所欲地变化字体,使学生从中掌握美术字体的变化规律,同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如: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资料来源往往局限于书本图片或几本书籍、杂志中的精彩图片,但那一张张小得可怜的图片使学生即使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楚。如今,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各种信息,并有机组合,声形并貌,这样,学生无论在课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清楚,也不会因为教师的语言不够生动、演示的画面过小而对美术失去兴趣。随着“校校通”的开通使用,一个美术课件可以为多所学校下载,网上资源可以共享,使得美术课堂素材更加丰富,有限资源得到无限使用。可想而知,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对美术课堂教学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二)拓展美术教学材料,丰富美术教学课程的内容。 当今的美术在现代艺术材料和艺术技术、交流传播媒体、视觉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老师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美术教学和学生,而不能只停留在教授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法上。比如,在七年级的《标志设计》一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让学生采用即时贴进行剪贴的方法制作和创意小队活动的标志,从而塑造可爱、活泼、健康的小队形象,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符合初中生好动的心理特点。美术材料的日益更新使得老师在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有了拓宽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如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体现了变废为宝的环保意识,版画的制作体现了这种绘画流程给人带来的视觉美感和快感;再如,在八年级《纸的造型艺术》一课中,老师不仅仅要教学生纸的剪、折、裁、叠、卷等方法,还要使学生了解和感受到不同材质的纸张的制作特点,更主要的是让学生怎样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美化自己的生活,做到学以致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是课堂教学的关键。 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创造的心理和环境氛围。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会产生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如何创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氛围呢? (一)充分运用教师语言的艺术。 课堂并非是老师的一言堂,因此老师的话不一定多,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和引导。老师就象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言词中透露着思辩与智慧,话语中体现着幽默风趣、语调中包含着抑扬顿挫。老师在主导教学时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中得以轻松地展现自我,那么,学生就会把对老师本人的喜欢迁移为对美术学科的热爱。以六年级的《发射构成纹样》一课为例,我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旋涡、波纹、射击的靶心等例子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引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以唤起学生对感知过的事物或场景的联想;再促使学生比较这些现象的共同点: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和由四周向中心集中;接着我以这些现象的共性向学生提问,从圆形引申到正方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图形等。最后我运用多媒体的动画效果展示一些发射构成纹样的作品,同时加以具体形象的描述,使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对发射构成纹样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完整意义上看,这是从认识到理解再到发展创造力的过程。在此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堂气氛宽松,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会了发现与思考、同时也学会了探索与创造,从学生的作品中表现的正是不同层次的创作。 (二)尝试失败,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学好美术的信心。 与其他学科比较来说,美术学科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尝试失败的教学方法,就是事先不必给学生过多指导和框框加以限制,让学生在多次尝试与失败中自我进步。当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时,或出现抵触情绪、不想画时,老师不应该责怪、批评学生,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心中想要表现的作品,使学生在失败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更新颖、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剪纸》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把剪纸和纸贴画混淆在一起,因此,学生的作业中有剪纸,也有纸贴画,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只有通过展示一些个性鲜明的图例,帮助学生了解和区分纸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而不能完全否认学生的作业,要帮助受挫的学生树立自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课堂教学设计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类和传授绘画技法上,而是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变化和组合、创造出无数个新造型、新形象、新形式。 第三、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理念所要求的“以学生发展为本”,比如:他们让学生课堂讨论、动手练习,表面上似乎学生都很活跃,思维也开动起来了,但是,老师最后还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无形中限制着学生的思维,学生还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虽然学生的绘画技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样很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个性的发展。我认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是,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技能外,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把心中想画的东西画出来,甚至画得更好。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比如:八年级的《漫画》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示名人漫画,使学生对漫画的多种形式一目了然;运用PHOTOSHOP的技术对图片进行修改,使人物的特征更加夸张,从而达到漫画效果;鼓励学生运用漫画的特殊功能把生活中的事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学生能够从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优化美术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对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术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悉心研究教学教法,改进教学,这样才能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艺术。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作者简介:汪虹(1982-),女,湖南邵阳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思考 大学英语教育是普通高校课程中的重要科目之一,是大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期间的必修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对英语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面临着挑战。在大学阶段,英语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本着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不再只是单单重视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在课程中引入了英美文学类课程,可以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理解,对英语运用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英美文学类课程的特色 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在英美国家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文化,包含着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并且影响着英语语言的发展。 1.英美文学中的时代因素 英美文学的创作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作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受社会意识和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创作出影响深远的作品。例如,英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劳伦斯,他的作品和风格中现实主义尤其凸显,在《菊花香》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写作背景,突出描写了劳伦斯家乡诺丁汉郡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让人们在阅读作品时,能够在头脑中,形成二十世纪一个英国郡的三维立体画面,形象生动。在作品的写实描写中,读者也能感受到矿工家庭的心酸血泪,生活艰难不已。作者以自身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为蓝本,精心地加工和描绘,把二十世纪英国工业发展迅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带来的变化深刻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在每一本著作的创作中,作家都是深受社会的发展所影响的,作品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英美文学类课程需要在当时的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去解读,在理清人物背景、时代背景等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后,再去解析和欣赏英美文学作品。 2.英美文学中的历史因素 文学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产生的,受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影响,文学受时展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每一本传承后世的作品都深受时展和变革的影响。在英国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就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文化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在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对美国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数描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内心世界,使内心的境界和精神的世界得到了很好的升华,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呐喊,在文学形势和内容上实现了很好的创新。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中,要理解和分析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要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件对文学作品的发展影响巨大,只有在理解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当时创作作品的心理状态和作品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对鉴赏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分析风格有很好的作用。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在作品中感受英文化的沉淀,才能实现开设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实际意义,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的思考 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开设有其深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英美文学课程是以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基础设置的,充分考虑到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在实际的基础上完善课程的设置,实现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 1.英美文学课程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所接收的英语教育不同,英语水平差异大。在英美文学的课程中,要时刻注意到学生英语基础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课程的设置可以根据本学校学生的特点,开设基础阶段的课程和提高阶段的课程,学生在基础阶段的课程中,可以很好地巩固原有知识并逐渐地提高英语水平,在提高阶段的课程中,学生可以很好地培养文学素养。 2.师资力量是优化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要因素 是实现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实施者。教师的英美文学素养的系统提高是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保障。应该提倡教师加强自身文学素养和对英美文学的科研,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实际的教学中,积累经验和方法,实现在实际教学中的反思和提高。 3.英美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学方法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措施 教师要在学生的英语语言条件基础上,充分斟酌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与目标,把握好课程的质量评估,以及学生接受程度与教学效果的平衡等。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构思和研究需要在实践中去提高和完善。英美文学课程能够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解析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扩大大学生的视野和提高他们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素养。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优化对实现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吴燕 单位: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类课程群研究 1小学教育专业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依据 1.1培养目标的特殊性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小学实行“包班制”的教学实际,直接对高师培养可以胜任多门学科合格小学教师提出明确要求,这与中学教师普遍采取分学科培养显然不同,显示出其特殊性。比如美国,人们认为教师教育应该以培养“全能型”、“理想教师”或“反思型的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导致美国课程建设十分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教育,重视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也很重视通识教育。在日本,小学教师教育课程以培养具有多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为目的。我国不少省市和地区的小学依然实行“包班制”教学,要求教师至少担任两门学科的教学,这就需要具有综合素养的教师。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基于“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能力强”的指导思想,坚持培养多能一专、学有专长,综合素养过硬,能适应小学教育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合格的小学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基本确定,进一步深化小学教师教育改革,自然就是构建凸显多科性、全面性的学科专业课程群,以适应小学对学科教师专业化高素养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1.2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 在我国,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的依据和导向。国家也明确指出:“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2012年教育部下发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也强调了教师的专业化特色:“小学教师是履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在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里,要求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要使学生“熟悉至少两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语文是小学的主科。“语文素养”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优秀概念。文学素养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所谓语文素养,是指中小学生具有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展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在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5]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小学教师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这是高师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一个重要标尺和依据。1.3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语文课程特点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自然融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文学是文化的载体。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语文教学可以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生活教育,促进其审美人格和精神生命的成长。学前和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初始阶段。小学语文教材有许多文质兼美的课文。在教学中侧重工具性的同时要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教育。张志公先生曾说过:“应当向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文学教育。”高师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的开发建设,要基于小学教学教育实际和师范生未来专业化发展需要,开发建设可以切实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课程群。在文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阅读感悟力和心理模式,形成良好阅读习惯,感悟丰厚人文内涵,丰富想象力和个性化情感体验,逐渐养成温儒敏先生所说教师应具备一种可以“化育人”的博雅气质。 2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策略 2.1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平台 首先要拓宽渠道,搭建一个全开放的文学教育平台。比如,让学生自由到其他院系如中文系选课听课成为可能,可以解决不少小学教育专业设在缺乏语言文学类师资的教育科学院或文学师资不足院系的问题。其次,要开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类课程群。多样化体现在:既要开设作为专业的文学类公共基础课,如写作、儿童文学、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也要开设往语文学科方向深入开去,依据文体分类不同以文学文本导读为主的系列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作为专业任意选修课来设置,以便学生个性化选择。如唐诗欣赏、宋词赏析、明清小说选读、20世纪欧美文学专题、中外文学经典导读、儿童文学名著导读、中外童话经典导读、电影欣赏、课本剧编创等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课程平台的搭建,可以发挥高校中文教师研究专长和优势,引领学生亲近经典,咀嚼经典,了解文学研究领域前沿信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切实提升文学接受力和文学素养。同时也能满足学生对文学课程不同层次的需要。这就兼顾到文学教育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利于未来教师建构学术性强、宽厚的文理基础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结构。 2.2构建一个学科融合的文学课程体系 受认知科学影响,当今发达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相结合。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年的研究探索,人们在小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上也已达成基本共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必须考虑其多学科支撑的复合结构,凸显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相融合的特点,保障未来教师任教充足的学科知识涵养。首先,要多设置经典文本导读的课程。教师要摆脱长期以来受传统中文系重视帮助学生系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构建的影响。教学中加强文本细读指导,丰富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增强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力和接受力。其次,要开发建设一些将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相融合的课程。除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小学语文教材分析”、“小学语文案例分析”等文学与学科融合的专业教育课程,还可以开设如“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古诗鉴赏与小学古诗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外国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中外童话与小学语文教学”等系列课程。这些课程以一种前沿性、综合性、交叉学科的特点,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师范生带着进入社会的期待视野,积极参与到课程学习中,积淀和丰富文学经典阅读体验,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目标才可能落到实处,学生的语文素养才切实得到提升。 2.3鼓励学生参与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 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文学课程教学要使学生在积极主动参与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多读多写,涵咏诵读文学经典,受到文学“随风潜入夜”的熏陶浸润。首先,多开发建设文学实践类的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开设儿歌采风、童话创编、课本剧创编等与专业相关实践性强的文学实践课程。还可以多开发建设文学隐形课程,通过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热爱与兴趣。多开展讲儿童故事竞赛、经典朗诵竞赛、儿童课本剧竞赛、演讲比赛、儿歌创作竞赛、童话创作大赛、儿童节目主持人大赛等。其次,职前和职后一体化,充分利用在职小学语文教师师资培训的资源,反哺本科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教学。如让学生观摩、学习特级教师文学教育新理念的课堂教学;聆听优秀教师校本研究经验;从优秀语文教师成长历程经验交流会中汲取有利于自身专业化成长的营养等。再次,改进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根据课型的不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与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角色扮演,朗诵经典,课本剧表演,读书讨论会,模仿根据经典改编的影视片段等。综上所述,旨在开发建设更多既适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又能形成跨学科综合性教学能力的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切实提高高师职前小学教师教育质量,有效促进学生的专业化成长。 作者:吕沙东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探索 摘要:开放教育的目的是借助线上线下的教育资源,培养和提高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大量劳动者的素质。在开放教育文学类专业教学中,对于网上形考作业的评语大多程式化,笼统而流于形式,缺乏温情。如果立足于学生本身,量身定做适合他们个性特点的的作业评语,对激发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养育学生人格会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学生人格养育 一、引言 当前开放教育突出以育人为本,以提升学生的软硬实力为本,而学生的人格养育离不开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在开放教育学院文学类专业课的教学中,形考作业评改是重要的一环,而给开放教育学生形考作业下评语,则是这一环节中的点睛之笔。评语是师生间推心置腹的交谈的载体,既有评价功能,又有导向作用。精妙真诚的评语,在学生职业素养的行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能从诸多方面完善开放教育学生的人格。因此,教师应考虑学生的职业和人格发展,追求字斟句酌的评语,从而发挥最大的指导和育人效能。 二、诚于嘉许,宽于称道——驱动开放教育学生“进取”的动力 现在开放教育学生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工学矛盾,对学习没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信心。“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愿望,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探索和理论统统都会落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肯定,赞赏,而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作业更渴望和老师能有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在网上教学实践中,开放教育的教师应常怀赞美之心,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发现学生作业中的惊喜,哪怕是几个词语,一个句子都要真诚的鼓励。拟定评语中,老师应诚于嘉许,宽于称道,毫不吝啬地赏识学生,不遗余力地鼓励其学习热情。对那些学习不主动的学生,老师更应该给予学生情感的慰藉,帮助他们唤醒学习的热情和激发进取的动力。 三、春风化雨,至爱无痕——拨动开放教育学生“感动”的心弦 “言为心声”,做人讲究一个“情”字,文学本身深含一个“情”字。对文学类学生的评语,要以情动人。这要求教师能深入到开放教育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心灵最细微的活动,要以朋友的身份来“谈心”,把公式化的泛泛评语转化为发自肺腑的真诚帮助。这样缩短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还会使师生关系变得和谐融洽,大大提高开放教育学生对评语的阅读兴趣。“似家常絮语,像亲朋叙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字字句句扣击学生的心弦。只字片语中传递出的是老师在用心去关注他,用情去欣赏他,用爱去发现他。进而熏陶引导他们去关爱他人关照万物,熟悉感动,心怀感恩。 四、推心置腹,有的放矢——打开开放教育学生“真诚”的心灵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诚信之言,立真人人格。我们要求教育开放教育学生诚信为人,在文学作业中有我的心迹。因此,老师在评价开放教育学生的作业时,也要遵循开放教育学生各阶段的年龄特点和认识事物的规律,要做到正确客观,不要随意拔高要求,不要求全责备。在学生作业面对的问题中分析,重点点评,给他们拨除迷雾,指明方向,开出“对症良方”来,使其有所警醒和收获。教师的评价时还要因人而异,推心置腹,客观公正,治学严谨,必然会对开放教育学生耳濡目染,真心换真心,教师的真诚必会打开开放教育学生心灵中的那扇真诚之门。 五、智慧幽默,少下断语——丰富开放教育学生的健康情感 开放教育学生情感丰富,面对社会与竞争,他们承载太多的精神压力,因此有些作业中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教师要善于发现,可用商量探讨的口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使之能获得一种思索的冲动,产生再创造的欲望。所以,老师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可采用启发式评语,委婉含蓄,尽职地启迪开放教育学生,引导他们遇事冷静,少抱怨,多些正能量,积极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有如此健康的生活的态度,豁达的胸襟和高境界,开放教育学生笔下才会流淌出清新、俊美的文字。 六、少下断语,多些商榷——培养开放教育学生的合作意识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教师的评语只能代表一家之言。所以,教师不应轻下断语,而应多站在平第的立场上进行探讨。探讨式的话语是一种对学生充分尊重的体现,会传达给学生一种老师客观看待事物的态度。教师可采用绵针式评语,有目的的暗示开放教育学生改正作业中的不足,使作业写的更加完美。教师的这种客观、平等、民主、宽松的讨论氛围,也培养了开放教育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格要求。开放教育要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而在网上教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鼓励学生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要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教师也要借助手中的笔,与开放教育学生坦诚交流,借助智慧,在作业评语中渗透对学生的人格养育。 作者:周岑 文学类毕业论文:都市消费者与文学类书籍设计论文 一、消费者和书籍设计 (一)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精美实用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是书籍设计的艺术性同时也具有依附性,不能只强调书籍设计的艺术性而忽略了书籍的基本功能,使书籍设计丧失最基本的信息传达功能,而走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富有创意的书籍装帧设计其艺术性是书籍本身价值的一部分。而书籍的艺术性本身就是具有商业价值,精美新颖的书籍装帧将打动读者的心,潜移默化地让读者对该书有了好感,唤起读者的购买欲望并下定决心进行购买。 (二)书籍设计的前提——消费者。当今设计作品在市场中华丽商业价值时,就需要面临经济效益、生产工艺、制作成本等必然的问题。书的使用价值固然是书籍最本质核发的价值,但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仅满足于书籍的使用价值是不能深切打动消费者的。在众多的书籍中,如何使一本书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与众不同就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师在设计书籍时首先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二、现代都市生活与书籍设计 正如庸所说的“男人、女人之外,上班族是人类的第三大族群!”,都市上班族内心的压迫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存在,外表光鲜的写字楼对上班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驱使着上班族以一种一致性很高的生活方式方法生活,这个群体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作为设计者,要以第敏感的眼光观察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抓住这个族群的生活共性特点才能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书籍。 (一)生活方式与艺术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设计,具体到都市文学类书籍来说,其设计是和生活在都市的人密切相关的。在书籍装帧艺术中,每一位设计师都应该考虑到实用与审美功能相结合的设计原则。作品《包豪斯》一书的设计,从策划、立意到书籍形式、版式、开本及翻阅方式的独特设计,都是围绕着表现包豪斯的实用精神、功能性至上又不失设计美感的原则与宗旨来进行策划设计的。 (二)人性化设计。设计是满足人需要的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设计艺术起到了人与物和谐亲近的桥梁。如《漫话旗袍》一书的函套设计,提取了服饰本身的各种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到书籍的函套设计中。以“旗袍”的领口、花扣、开衩等局部结构形态为设计元素应用到书的函套设计中,希望整个书的函套拟人化,将衣装的概念直接直观地融入到书中,设计意图明确,传达力很强,更受大家喜欢。再如《藏地牛皮书》,采用了柔软轻飘手感的荷兰蒙肯纸,方便阅读者携带;书籍内部,字里行间有许多用铅笔随意圈点的框框和一些手绘箭头,另外再加上各类手绘地图,就像一个亲切的导游,引导读者发现旅途中的快乐,充分体现了人性化设计的独到之处。 三、减压理念与书籍设计 近些年我国书籍装帧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大。对于书籍“消费者”这个概念,不同的消费群体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具有强烈的个性。而生活对习惯相似的消费群体具有很大的共性,设计师应该从这个特定的消费群体的生活中总结出他们的共性特点,设计出来的书才能符合这个消费群体的需求,不能对消费者一视同仁。在现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没有自己特色的设计作品是会被埋没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之中的。 (一)都市紧张的快节奏生活。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上班族们披星戴月的奔波忙碌,甚至忽略了自己内心深处某个角落的自由空间。而书籍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可以给他们带来慰藉,在文字的海洋中,忙碌的人们可以放开沉闷的工作,放飞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心的旅行。书籍设计者的使命就是将书籍的内容和书籍的形式完美的结合起来,在视觉上给人美的享受,引起读者的购买欲。 (二)减压理念在设计中的体现。1、修长开本的设计。修长形状的开本设计给人以崇高感,使书籍的形态显得清秀淡雅,明丽挺秀,增加了几分浪漫和诗意美,是小资情调的钟爱。设计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张小娴把现代都市人的思念方式用一种冷静智慧的语言描述得无比透彻,都市上班族是她的书籍中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追求高品质的、清秀的、精致的美。因此修长的书籍开本形式是这类书籍设计很好的选择。2、清新色彩的设计。清新的色彩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对设计者来说,白色总是意味着挑战。白色在设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空白能突出要表达的内容。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力求利用白色空间以求达到精致的效果,白色纸面的空白显得宽阔无比,能更好地突出其它颜色或图形的魅力,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吸引力。3、笔记本式的设计。为了缓解上班一族整日快节奏、紧张高压的心理状态,使书籍的设计更具亲和力,作品《张小娴散文集》的设计将“书”与“信”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书的封口,由依次排列的黑色色块组成,它们由上至下将书的封口占满。每一个色块都代表一个章节,这样的设计方便读者的查询与记忆。书的每一页都是向内折叠的,这时的书籍就是一本信纸簿,当展开书页反向折叠,信纸便又恢复成书的功能,表达思想传承信息。整体设计就是让读者通过亲自动笔书写、绘画、圈点来记录心情感受,就像我们写日志随笔那样可以随意记录自己的心情与读书感受。力求营造一种轻松的意境,给读者清新、自然、乐观、美好、向上的感觉,符合张小娴的散文风格。 (三)实用的赠品设计。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读者的选择越来越多,为了使书籍设计显得与从不同,设计者还要努力挖掘出他们设计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别的需求。作品《张小娴散文集》设计了一个随书赠送的台历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都市上班族工作繁忙,精美实用的台历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可以方便的提示出日期、记录事务等,增加了书籍的附加值,犹如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使这套书籍在众多的书籍作品中脱颖而出。 结论 综上所述,在都市文学类书籍设计中充分调查研究都市消费群体是很有必要的,是适合现代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需要的。书籍设计者只有把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实现书籍价值,实现书籍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作者:成卓 单位: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由于各行各业对既精通专业业务又有较强的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的目标。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的各方面的提升提出具体的培养措施和培养方案。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人才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不仅增加了对外语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提高了对外语类人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社会对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在质量、层次、综合素质上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外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因此,有效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英语复合型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全方位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也成为该领域师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状况 近几年,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呈现出了明显上涨的趋势。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统计,我国高校目前与外国语言文学类相关的专业已下设64个。在我国,目前1145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达994所,日语专业的达506所,俄语专业的达137所,德语专业的达102所,法语专业的也达到126所,西班牙语新增到58个。虽然各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招收上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基本上都是同类专业的简单复制,缺失人才培养的特色教学,缺少全方位精英人才的输出。 二、当前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语言、会话扎实的基本功,全面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俗、文化,而且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所掌握。以英语为例,根据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大类:英语专业知识、英语专业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大纲对新时代的英语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即:既要掌握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提高用英语沟通的能力,也要拓展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高质量的外国语言文学类的毕业生。然而,这种高质量、全方位外语人才的培养,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教学条件、教学手段、师资力量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实际的教学中总会有各种问题亟待解决。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培养学生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是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学生要增加对外国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并提升理解能力,从而能透析外国语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学习者要在实现外国语言文学基础教学目标的同时注重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我国许多高校却不能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教师不能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与应用型课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很好地培养学习者跨界学习的本领。教师自身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教学目标、培养目标,更别说是培养出符合更高要求的优秀人才了。 (二)课程定位偏低 良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准确的课程定位。而在我国,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学生培养的教学目标致使课程定位偏低。在大多数高校,教师在教授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时候多以教授作家作品为主,或主要局限于讲授文学发展史,对提高外语综合应用的技巧与技能帮助不大。事实上,教师在教授此门课程的过程中,应着眼学习者未来,着眼世界,让学习者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其目的语的应用能力。课程定位偏低,培养的学习者将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语用场合,达不到人才的合格输出。 (三)教学方法老套 传统老套的教学方法无疑会阻碍高素质,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我国各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的讲授者们大多还是无法摆脱老套的着重讲解文学书上的史料,事实,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仍是很多高校教师的桎梏。同时,学生也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对于其个人外语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学习过程中也基本是背诵点名家、名句应付了事,这大大阻碍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内动力,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改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刻不容缓。 (四)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高校外语专业所实施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师资力量的要求很高,师资力量及其水平也就成为了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少高校教师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上,为增加收入从事兼职等社会工作,这些都极大地牵扯了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由于某些高校地处偏远,现代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例如网络技术应用、电子、多媒体教学等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运用较少。随着国家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滞后,对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只有不断加大对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才能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亟待提升和扩充的师资力量,换句话说,提升师资力量势在必行。 三、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与实施 (一)找准教学目标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明确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只是单纯的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既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又要扩充学生语言以外的知识面。另外,教师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多了解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以及外国语专业人才未来的社会职业走向,只有这样,教育者才能在实际教学中找准教学目标,以更高的目标要求和定位学习者,从而为社会输出更多高质、多面的人才。 (二)明确课程定位 课程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定位既要完成培养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提升目标,实现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文学素养的双面提升,又要考虑该课程对学习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与帮助,只有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的课程定位才能平衡语言教学中的偏重现象,也只有有了明确的课程定位才能取得优质的教学效果。 (三)革新课程教学模式 在我国,教育者一直传承着传统的教学方法,这其中有很多优良的部分值得教育者去传承,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大量的文学常识、信息,还要有灵活运用所学语言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灵活应变能力。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培养目标的未来需求,不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模式。教育者在教学时,应该将课堂的主体中心由自己的一言堂转化成学生的竞赛、讨论,竞赛使学习者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产生学习的兴趣,而讨论让学习者的思想碰撞,汲取各自的思想精髓,拓宽思维,提高英语的思辨能力,从“了解是什么,到理解为什么”,对所学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教师在学生的课堂讨论过程中,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尽量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讨论,尽量做到不干预,让学生们知道,每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学习者那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不要单纯的判断某种声音的对与错,必须让学习者理解,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思维角度,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个角度就可能造成对问题理解的偏颇。在参与的同时,教师有要适时做好课堂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坚决不做“权威、专家”,因为那样只会禁锢学生创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 (四)培养学生进行文本文学阅读能力 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终身学习的需要,对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更是如此。阅读能力是文学学习中最基础的技能,也是教师首先要对学习者强化训练的优秀本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给学生介绍值得鉴读的好书籍,让学生在这部分阅读中充分汲取养料,由开始读书到会读书,另一方面教师要在课上介绍阅读方法的同时,反复训练学生对这些阅读方法的运用。在信息、书籍如此浩瀚的今天,好的阅读方法无疑会使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注意对学习者语言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多元化阅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力、甄别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五)切实提高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应用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走进课堂,成为辅助教师授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声动、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被教师使用,以此来扩大课堂的容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日常应用过程中,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注意,多媒体教学是为了增加课堂的学习乐趣,为语言学习者营造实地学习的语言氛围,绝不是教师为了方便,将自己的教案,讲稿照搬照抄的从纸质材料上转移到课件当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研究,提高自身对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他们的教学辅助作用。另外像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的4A网络平台,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将需要学生单纯记忆的知识,文学信息事先到平台,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下独立完成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而教师同时也可以将扩展语料、信息到平台,布置讨论话题,有限的课堂时间讨论未完的话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学生互动。 作者:张敏 单位:黑河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戏剧影视文学类人才培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发源地,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探索一条适合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提高教学质量,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讲尤为重要。新建本科院校是指2002年以来经教育部评审批准的、由专科层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高校和少数升本较早些但仍然处于转型期的高校。这类高校由于是在专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从办学层次上来讲属于本科院校,但其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等依旧受专科模式的影响,要真正完成质的飞跃、顺利度过转型期依旧尚需时日,并非一蹴而就。新建本科院校相对于老牌高校来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都处于劣势。例如,实验室建设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实习基地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跟不上发展的步伐、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等等,这些不良因素都会影响到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水平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因而,新建本科院校各个专业应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构建各个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凝练出新建本科院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以下简称戏文专业)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紧扣培养目标,量身制定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明确指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培养目标的是:“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三层含义:一是该专业毕业生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要有电影、电视等剧本创作的能力,三是要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人才培养目标,新建本科院校要量身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既不与教育部戏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违背,又要有自己的特色。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拓宽专业口径,从课程体系及课程模块上打好基础,造就“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二是密切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确定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有别于其他院校,进而来凝练专业特色;三是戏文专业生源均为艺术生,文化课成绩较差,基础薄弱。而本专业的研究对象是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深厚的综合文化素养,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就很难深入。因此,人才培养方案中极有必要设置相关加强学生文学素养和创作基础技能的课程。 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戏文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文化课基础薄弱,对理论学习具有畏难情绪。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主要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但专业理论课教学又往往比较枯燥单调,因而,传统的理论课讲解并不能充分调动戏文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有必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教学改革:一是除了对基本概念理论、重要知识点讲解要详细、深入浅出适当拓展外,还要适时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长镜头的概念时,将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影中的长镜头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解,通俗明了;比如讲授《中国戏曲史》时,由于学生对昆曲的曲牌、宫调等戏曲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可以结合戏曲界比较关注的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几出,用抢答的方式数某一曲牌出现的次数,不同宫调和不同曲牌之间的区别,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二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一张嘴、一支粉笔讲到底”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课堂容量大,内容丰富,以声音、色彩、画面等相互配合,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具有重要作用。三是要给学生预留充分的创新思考的空间,理论课教学时可以留一些悬念,引导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专题发言,营造自主学习课堂氛围,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四是由课堂讲授延伸到课外研究。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列出较为丰富的课外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教学由课堂延伸到课外研究,初步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 三.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 考试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一张试卷定成绩,学生在考前临阵磨枪,一番紧张的突击后获得一个好成绩。这种考试方式对于实践性教学较强的戏文专业来讲,并不能真正检验出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剧本创作与实践》是戏文专业的优秀课程,以影视剧写作技巧与实践训练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该课程重点在于对学生剧本格式的讲授与剧本各个元素、写作技巧等写作实践的训练。这门课程如果采取传统的一张试卷考试方式来进行理论检验,就无法突出本门课程以剧本写作为优秀的检验目标,使得平时授课的讲练环节与现有的考试环节严重脱节,势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授课的有效性。因此,基于这门课程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必须对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考试。比如,采取“自创剧本考试”的方式或者“平时成绩+剧本创作成绩”的考试方式,既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以自由发挥,又让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中感觉到学有用武之地。此外,戏文专业的其他优秀课程,例如《表导演基础与实践》、《视听语言》、《摄影摄像技术》等都绝非简单的通过一张试卷考试的形式,就能够来检验出教师教的效果和学生学的质量。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来检验学生的成绩。 四.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由于戏文专特别注重实践,无论是实践课教学还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单纯的掌握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人才的培养是失败的。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例如,该专业优秀课程《表导演基础与实践》的教学,就不能拘泥于理论讲解,要将学生的实践教学搬到课堂,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体现出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师可以精心挑选学生自创的剧本,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将之排演成DV短剧。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还锻炼学生的编剧能力、导演能力、表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和兴趣融为一体,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学习和创造的快乐,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情感。 五.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隐性课堂相结合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显性课堂的话,那么课外活动则可以称之为隐性课堂。学生在显性课堂教学中更主要的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隐性课堂则是充分让学生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内化并运用于实践、锻炼学生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场所。因而,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与隐性课堂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新建本科院校要结合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特点,给学生提供给你充分的隐性课堂活动空间,让他们有展示自我、进行创新活动的空间。例如,可以成立学生摄影协会、DV空间、剧社等各类学生活动社团,定期举办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剧本创作大赛、话剧大赛。让戏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仅使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那么大学教育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专业特点和学生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走教学改革之路,才能探索一条适合自己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文学类实践教学 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理论教学为主,在教学中重知识传授、重课堂讲授、重单向灌输,久而久之导致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市场经济双向选择背景下,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遭遇困难。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的要求,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当前高校教育质量工程中,优化课程结构,狠抓学生优秀能力的培养,将学生能力培养置于人才培养的优先地位,便是当前的关键性实务。具体到中文专业,就应根据其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造,改进相应的教学方式,设计新型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培养格局的突破和转变。实践教学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如何融入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形成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以优秀能力培养为主线,重构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的建构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以笔者所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为例,中文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的目标确定为: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强化全过程的实践教学,着力于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注重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实践教学成为学生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基本指导思想为“高素质、强能力、显特长”,构建具有专业特点、岗位要求和学校层级类型三维关联度的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体系。结合其定位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向,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具体而言,保留中文专业传统的专业基础课程,以确保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凝炼优秀课程,把握相应的理论精髓;综合课程内容,合理取舍,形成语言类、文学类、写作类、应用传播类四大课程群,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手段,鼓励学生合理利用这个载体学习、提高。首先,文学类课程内容注重名著解读的学理归纳,培养学生“思”的能力。将原来文学分阶段授课的方式改为块状式讲解的课程,弱化史的完整性,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发展为线索讲解,以考察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并辅以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选修课,重点培养学生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其次,适应市场需求,优化语言类课程教学,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操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以应用语言学内容为主,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第三,优化写作类课程内容,强化学生文字表述训练,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日常应用写作、新闻写作等课程,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应用传播类内容的实验化,利用传媒技能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 二、分立教学层次,改变“教”、“学”态度和方法 调适知识性、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比例,注意课程设置与学生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匹配,强化实践性课程的比重。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一种设计性教学,其优秀环节是设计有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课程内非独立实践环节;一是独立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大量包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的开设,如计算机文化基础、多媒体技术与运用、动态网页制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应用写作等必修和选修课程,支撑“文化信息传播”的专业方向,并针对实践教学环节内容,编写出完整的教学大纲,设计出详细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考查措施。这样就有助于强化学生基本专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特质的显示度。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分为实践环节必修课和实践环节选修课程,如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作为必修的专业实践课程,新闻采编实践、传播策划实践以及办公文秘实践等作为选修实践课程。每门实践课程通过时间安排、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查措施的完整设计、确立实训主体并激发其内在动力从而达到实训目的。如实践必修课程“社会调查”,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两周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了职业技能。以上是显性计划里能反映出的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课程设计,另外还鼓励所有老师进行课程实践性探索。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的任课老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成功:从传统的角度,要求学生多读、多背、多写,立足传统打基础的一个方面。从创新的角度,强调师生互动,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1)除了老师讲授之外,某些次要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由学生在课堂上主讲,老师补充。有些章节也直接安排学生自学,写出相应的学习提纲;(2)就重要的教学内容,设置论题,布置辩论会,在课堂上由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论辩;(3)布置某一专题的学习时,让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独立完成小论文;(4)利用成都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课堂延伸至名胜古迹,如在讲李白和杜甫时,组织学生到江油太白堂和杜甫草堂,让学生感受传统历史文化。 三、恪守“结合”原则,加强过程评价,形成职业能力。 1.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相结合。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生是否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能否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收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衔接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我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证、秘书证、教师资格证、广告从业资格证等。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在此涉及到师资问题,从中文专业教师基本构成看,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居多,但多数只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由于自身缺乏实践,无法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安排教师到实习基地或指定单位兼职进行“锻炼”,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弥补实践性环节的缺失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 2.课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采用“岗位模拟”这一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充分利用课堂、实验室和校内其他资源,如校园电视台、校报编辑部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一方面开门办学,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双方互利性的校外实习基地,集中开展实践实训,推动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外学分的设置和管理,把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生综合素质和操作能力的提高、专业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拓宽、社会发展人才类型需求相结合,在相对稳定的专业教学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构造一定富有弹性的中介。这对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曾经指出:“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的永久的接触,否则就要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向其所处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正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 3.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能力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课内活动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无法进行充裕的安排,因此与课内作有机联动的活动设计,然后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现途径。充分利用中文专业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作用,通过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开展读书征文竞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4.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培养学生初步科研意识。学生毕业论文和各种科技创新竞赛活动,选题均可源于专业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通过师生间研讨式交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5.正确进行能力评价,注重过程考核。评价既是一种压力或激励,又是一种反馈环节,可以帮助学生从中获得积极的修正信息,自觉提升短缺的能力。能力评价方式走向多元化,不拘一格,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常规与竞赛结合等等,评价的组织也改变单一模式,个体评价(师与生)、小组评价(教师小组、学生小组、师生混合小组)、评委评价(以比赛方式进行评价时)等等结合使用。根据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培养指标,制定学生专业基本能力测评方案。如秘书实务课程,任课教师选择几个岗位,描述出岗位要求,组织其他专业教师构成招聘团,对学生进行分组模拟招聘演练,学生感觉如临现场。又如,我们考核学生的写作能力,采取制作手抄报的考核方式。学生自行设计、制作版面,组织材料时强调对原创性文章视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进行奖励加分。这样一份小报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版面设计能力、书写(打字)能力、审美能力、美术能力、材料遴选等能力,又因自己作品跻身期间具有某种发表的“模拟”,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学生小报制作完成后,教师在班上展出,学生自行评定分数,最后择其优者进行推广展示,产生良好的效果。今后,拟不断地通过课程跟踪、毕业生就业情况、社会用人单位需求变化等的系列分析、调研,完善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彝语言文学类发展过程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彝族总人口为776•23万人,彝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有470•57万人;四川省,有212万人;贵州省,有90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近1万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有: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从继承和发展彝族语言文化的长远利益出发,有关部门及国内的有关彝学专家学者先后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传统彝族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并在各省的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了各自规范(整理)后的彝文,取得不同程度的推行效果。西南民族学院也顺应时代要求,开办了彝语文专业。 一、新彝文的出台及彝语文专业的设置 1950年,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在西昌专区访问期间,就协助西昌军管会对彝族语文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1951年1月设计了一套拼写彝语的新文字。同年2月2日西昌专署召开发展彝族语文座谈会,决定实验推行这种新文字。中共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在这次座谈会上,号召专区各机关干部努力学习彝族语文,决心长期为彝族人民服务。这个号召得到各民族干部和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响应,从3月到7月,便先后在西昌和大凉山中心区的昭觉一带,掀起了学习彝族语文的高潮。参加学习的干部和学员们都认识到学习彝语文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西昌专区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和昭觉的基层干部训练团是当时热烈学习彝语文的三大中心。发展彝族语言和实验推行彝族新文字的工作,从一开始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结合着彝族人民的需要来进行的。因此,如彝族师资的培养,彝族小学和民族干部学校各科教材的编译,彝族干部的识字教育,以及汉族干部的彝语文教学等工作,从1951年3月初便有步骤地展开了。西南民族学院也为了适应彝族地区社会需求,设立了彝语文专修科。这就是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前身。彝语文专修科开办以后,采取了多层次办学,多学制并举的办法,共培养新彝文编译、教师和推行人员近2000人,成为新彝文最大的实验教学基地。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学制,编写多种教材,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为新彝文的实验教学以至新彝文方案的修订完善工作作出了贡献。彝族、汉族、白族、纳西族、僳僳族等各族学员毕业后,有的被分配在彝族地区开展彝语文工作,有的在地方民主改革工作队工作,有的在政府和部队当翻译;有的被分配到国务院彝文翻译处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党代会和其他全国性的会议及活动做翻译;有的被分配到省级机关和教育部门继续进行彝语文人才的培养工作。1958年,民族语文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民族语言委员会等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单位被撤销,并取消了彝文学习、实验推行等工作。彝语文专修科中断招生。1960年5月24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撤销“新彝文”的决议。 二、规范彞文的推行与彝语文专业的复兴 彝语文工作曾经走过较长的一段弯路,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四川省委川发(1975)72号文件中指出的,“1951年创制的《凉山彝语拼音方案》(即新彝文)离开原有彝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条件不具备,没有搞成。1958年停止推行后,又离开原有彝文直接推行汉文。也由于绝大多数彝族不懂汉话,只学汉文,形成语言和文字脱节,不容易学,也不容易巩固”。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广大彝族干部群众一致强烈要求使用自己的原有文字。1974年9月,四川省委决定采用原有彝文,在整理、规范的基础上予以推行。根据省委的决定,四川省民委和凉山州政府对原有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在原有彝文字的基础上,以四川凉山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从近万个原有彝文字中选出了819个原字加上次高调符号及一个替音符号共1165个规范彝文,并引入现代标点符号等新成份,制定出了《彝文规范方案》。规范后的彝文为表音的音节文字,不论其词义有何不同,只要读音相同,均用一个字表示。规范彝文有43个声母,10个韵母,4个声调;为了使书写统一,彝、汉文对照翻译时排列一致和使用方便,规范书写格式一律从左到右横排。《彝文规范方案》还确定使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和彝文原有的数字。四川规范彝文使用范围是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甘孜州、乐山地区、云南西北部的宁蒗县、昭通地区等。彝族人口共有230多万,不懂汉语的占80%。规范彝文通过在四川省成功推行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西南民族学院也恢复了彝语文专业。当年,彝语文专业的考生除了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外,还要进行彝语文口试及面试,彝语文面试是委托考生所在地的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进行的。当时,160多名彝族青年踊跃报考西南民院彝语文专业。最后录取了49位作为恢复后的第一批彝语文专业大学生。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彝语文专业缺师资,缺教材,教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编教材,用蜡纸刻印教材和辅助学习材料等,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创造条件把彝语文专业办得非常成功。当时彝语文专业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中还未设立,所以,该专业不能以彝语文专业毕业,必须同时学完教学大纲规定的汉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方能毕业。为此,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了一倍,一方面要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一方面还要完成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再加上学校为了办好第一届彝语文本科专业,要求教师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创造性、摸索性地教学,教学质量要求高,教学的各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学生们背负双重学习任务,刻苦学习,最后除了一位同学降级以外,其余48位学生都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被分配到中央机关、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四川省级机关、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广播电台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机关和县政府工作,成为第一批各条战线的规范彝文工作骨干。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另一方面为了认真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改善、加强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大纲的制定,西南民族学院停止了1978年的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招生。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979年开始,按照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进行了每年的常规招生。1977年恢复招生后,彝语言文学专业与藏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合并成立语文系。1984年,彝语文专业和藏语文专业脱离语文系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92年,单独成立了彝语言文学系。2000年,彝语言文学系更名为彝学系。2003年,彝学系更名为彝学学院。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在校学生500余人,其中,本科生421人,硕士研究生70余人,彝学方向博士研究生11人。30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开办了短期进修、专业证书、中专、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各种层次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班。迄今为止,已经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等省区的彝、汉、白、藏、纳西、哈尼、傈僳、壮、侗、佤等16个民族的考生中招生。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不同层次的彝语言文学人才。一批批彝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走向彝族地区,成为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骨干,为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广大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还先后接收了来自美国、法国、瑞士、德国、波兰、捷克、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前来学习彝语文和彝族文化,为加强国际交流、宣传彝族文化、逐步实现“中国彝学、世界彝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经60年的艰辛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蓬勃发展,彝语言文学专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坚定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民委和四川省的重点学科、四川省品牌(特色)专业和教育部特色专业。2001年,彝学系被确定为四川省彝汉双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的结果,是学校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是一代代潜心于彝学事业的志士仁人无私奉献、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倾注毕生的心血,共同写就了彝语言文学专业发展壮大的华丽篇章。 三、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纵观彝语言文学专业60年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特色优势。西南民族大学彝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外没有、国内少有的传统优势特色专业,目前在国内外同一学科专业中处于领先水平,是西南民族大学的特色和品牌。但是,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赋予今天的大学以新的内涵,影响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特色专业,如果不经营、不改造、不发展,就只能成为保守的特色、落后的特色、苍白的特色,最终必然会被全球化、现代化所淹没。因此,必须赋予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特色。惟有如此,传统的特色专业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走向辉煌。这便是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当然,这种改革,并非背离传统,而是“经营传统,经营特色”,让“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正如大河奔流,一脉相承,贯穿古今,融通中外,承先启后,与时俱进。 (一)双语(多语)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在学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彝语言文学专业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深化教学改革,大胆调整和拓宽专业口径,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双语教育教学和双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从理论上讲,“双语”或“多语”现象在本质上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互补的最直接的体现。“双语”或“多语”劳动者的目标是既保存世界语言的多样化,又促进信息交流的顺畅和通达。这也是为创造未来文明的人们所共同期盼的。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汉”双语和“彝汉英(日)”等多语已经成为广大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的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传播、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国内近800万彝族人民主要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这一特点导致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急需熟练掌握“双语”和“多语”的各类专门人才,而且,这种需求是长期的、大量的。基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彝语言文学专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专业改造,从单一的“彝语言教学”走上了一条“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和“双语”、“多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赋予了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色彩。在保留彝语言文学这一传统特色专业的同时,先后开办了“彝汉双语文秘”、“彝汉双语经济管理”、“彝汉双语行政管理”、“彝汉双语师资”、“彝汉翻译”等多个专业(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开办的“彝汉双语文字信息处理”专业,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古老的彝文走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有益尝试。2002年,彝学系又成功开办了“彝英双语”专业方向,这个专业方向的开办,标志着传统的“彝学”正在努力走向世界,为让“彝学”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彝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8年,新开办了“彝日双语”专业方面,标志着彝学院的“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至此,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多个本科专业(方向),2个硕士点和1个博士点研究方向的学科专业结构。这一学科专业结构的建成,标志着古老的彝文作为一种国家学历教育文种,在共和国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上已经全面实现“通车”。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常设4个本科专业(方向),即“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彝汉翻译”、“彝英双语”和“彝日双语”。这些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科学,知识结构合理。 1.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和其它文科知识的,能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主干课程:现代彝语、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传统文化、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哲学、彝族诗学、彝族语言与文化、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彝族史、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2.彝汉翻译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翻汉、汉译彝、彝汉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汉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标,能在彝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古籍整理、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的工作的专业人才。课程设置:现代彝语、彝语方言比较、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现当代文学、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诗学、彝族文字学、彝族传统文化、彝族语言与文化、彝族史、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 3.彝英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英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经济管理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英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英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语音、英语语法、英语写作、高级英语、欧美文化、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彝族文学概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艺美学、文化人类学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4.彝日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日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管理研究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日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日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日语、日语会话、日语听力、日语语音、日语泛读、日语语法、日语写作、日语视听说、日语翻译、高级日语、日本文学作品选读、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汉语写作、演讲与口才、文化人类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二)着力提高双语(多语)人才培养质量 彝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彝族地区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加强彝汉双语和彝汉英三语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注重学生整体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为原则,使学生真正做到思想上自强、学习上自立、心理上自信、行动上自律,从而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做事。尊重学生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因材施教,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本科毕业生陆续考上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有的在校生作为与海外大学的交换生被选派出国学习,有的毕业生远渡重洋,赴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这是彝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实践成果在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体现。2009年,“彝语言文学专业多语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有力推进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科学研究 由于彝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专业课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主要靠教师自己编写。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为了解决专业教材匮乏的问题,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编写出版了《彝族文学概论》(“九五”国家重点教材)、《彝语概论》、《当代彝族文学作品选读》、《现代彝语》、《彝族民间文艺概论》、《彝汉翻译》、《20世纪彝文优秀作品选读》、《彝族民间长诗导读》、《彝文写作教程》、《〈勒俄•玛木〉释义》、《彝族尔比克智释读》、《民俗学概论》、《现代彝语概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教材,彝语文专业教材匮乏的老大难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课程建设方面,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口径的不断拓宽,彝语言文学专业坚持“经营特色”的理念,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结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合理,课程质量不断提高。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连续3年间,“现代彝语”、“彝族传统文化”、“汉彝翻译”和“民俗学概论”等4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并在为实现部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不懈努力。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结合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彝学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特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先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作8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50余项,40多项成果获各级各类奖。这些成果中“彞文信息处理”等相当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同一学科研究领域里的空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四)强有力的师资队伍 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仅有4位教师。难以想象这4位老师在当时承担着多么繁重的工作任务,才撑起了一个学科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通过选留、引进、培养等多种途径,加大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在西南民族大学各专业师资队伍中,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力量是最强的队伍之一。全校现有彝语文专业教授9人,副教授8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人,四川省教学名师1人,二级教授1人,三级教授6人,博士5人,在读博士3人。应该说这是一支政治素质较高,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2007年,这支队伍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学团队。回顾历史,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光彩在闪耀,内力尚不足。也就是说,在经营特色,凝练特色,彰显特色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科专业建设实践中,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头上的光环不少。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自身的优秀竞争力还不够强。主要表现在:学科专业尚处于弱势地位,做大做强困难重重;重大特色项目的立项研究不多,学术地位不够高;精品课程建设还没有达到部级水平;人才培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今后,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过去、研究现在、谋划未来,摒弃那些不利于学科专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坚持改革创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坚持高标准、高要求,紧紧依托“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继续保持和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适度扩大本科教育规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坚定不移地走“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及“双语”和“多语”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力争在精品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强特色研究,提高科研水平,提升学术地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努力把彝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成为一流的特色优势学科专业。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等教育改革下汉语言文学类发展 21世纪是我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世纪,这个世纪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这类人的基本条件是:1、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即拥有稳固而宽广的基础知识和坚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还具备开拓创新和综合分析的能力;2、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即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要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基本趋势是转变培养人才观,要教会大学生如何进行思维创新,培养综合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成长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因此,这也对作为我国高校独立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本土特有的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而且是我国高校中设置最普遍的一个基础性文科专业。长期以来,我国各类高等院校都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在高校、新闻文艺出版部门和科研机构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工作的人才。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不仅仅是需要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的教师和学术研究人才,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语言功底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具备良好的文字宣传能力和扎实的新闻知识,能够起草合同、策划广告等。为了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各类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进行改革。 一、改革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包括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科研型、学术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迫在眉睫。 二、改革课程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目标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日常应用文写作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文学作品创作能力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要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手,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实用能力,针对具体现象提出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得学生运用的语言、文字等更加灵活、形象。另外,还要将最前沿的研究话题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放眼世界。 四、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需求相脱节,原因就在于学校安排的实践环节过少,学生必要的能力不能得到强化。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提倡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提高能力。首先,在校要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使之能够从事写作、阅读等基本的工作,同时,学校要设立一批实践基地,使学生早日接触社会上真正需求的知识,力争缩短学业与就业之间的距离。 五、改革考核方式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以学习技能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考核的不仅仅是理论课程,还要考核学生实际掌握的技能。课程考核要将“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化考核方式,通过提问、习作、小论文、作品研讨会、课堂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另外,高校还可以让社会的职业权威人士、认证部门来考核学生的某些课程,引入社会考核体制。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为日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教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论语》就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大教育家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弟子的个性化教学案例。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卤莽、文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只有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施教不同的教育内容,达到同一的目标要求,这既切合教学对象的思想实际,又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层次性。让学生在不同的层面上获得提升,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个性化教学是远程教育的必然要求 所谓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师以个性化的教为手段,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目的,并促进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教学活动。个性化教学包含三个因素,即教育者、教材、受教育者。“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是个性化教学的具体体现,个性化教学是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受教育者当前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能力水平等智力因素及其性格特点、学习动机类型、认知风格等非智力因素千差万别。针对不同受教育者,教育者只有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近几年,电大开放教育招生专业不断增多,地方中小学教师学历不断达标,政府公务员学历持续提升,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出现了招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规模。学生人数过少的现象,给开放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迫切需要个性化教学以适应目前的现实。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特点 1.网上辅导多于面授辅导课时随着远程开放教育模式的改革和探索,教师面授课程已经逐渐为网络教学所替代。传统的教师面授课时正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电大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网上教学资源建设和虚拟空间社区的师生交流被提上日程。 2.教师一专多能在电大远程教学中,“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已经有了新的内涵。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者,要“授之以渔”,而且是知识载体的创建者,教师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完成网上教学资料整理更新以及课程资源建设任务。电大课程责任教师既要熟悉教学理论内容,又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其教学工作量不是减轻了,而是比以前更重了。事实上,开放教育教师往往要负责很多门专业基础课程或对多门课程进行教学辅导。在多媒体教学方面,电大远程教学要优于传统教学,各专业教师基本会制作或参与制作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程。 3.个性化教学的优秀———创新性每年专升本的学生中都有在专科阶段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基础知识衔接上比较困难。学校针对这部分学生要开补修课。教师教的学生人数每届总量并不多,但辅导学生的课程数量却很大。每一个教师精力是有限的,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出现,旧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要把工作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创新,挑战自我。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实践探索 1.灵活的授课机制电大学生多数是成年在职人员,学生上课出勤率受到一定影响。当某届学员本身人数少而又出现严重缺勤时,大班授课方式就很不合适。经过探索,我们认为出勤率较高时在教室授课较好,因为有多媒体大投影,可以方便学生边听边看课件,可以提问或集体讨论。而出勤率较低时,采取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座谈交流方式比较好,或与学生一起浏览课程网页,营造出教和学的和谐氛围。 2.根据教材设计不同的授课方式对于文学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程,学生兴趣较浓厚,教师以讲课为主,提问和课堂讨论为辅;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性课程,比如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和西方文论等学生不太感兴趣的课程,可采用师生共同参与、合作讲课的方式,即教师给学生示范讲解后,让学生轮流上讲台,每人讲一个作家或作品,难理解的地方教师在讲台下配合解释。学生参与式教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台上学生讲得认真,台下学生听得注意力集中;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课程,则是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学生,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让这些在职的中小学教师讨论发言或讲解课程设计方案,非常贴近教学实际,来自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3.进行多样化的网上教学辅导网上教学辅导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在网络远程学习环境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有明确学习目标的课程资源。网上教学辅导的内容包括自主学习指导、电子教案、课程BBS论坛、期末复习指导、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等。自主学习指导内容包括公布上课的时间和地点、预习上课的主要内容、课程的重难点提示、思考题。电子教案是对全书内容框架的梳理,以及对每个章节重难点的详细分析。课程BBS论坛是网上师生互动的平台,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考试重点定期专题讨论题和小组讨论题,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可非实时提问。期末复习指导侧重各章复习重点训练并给出参考答案。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是让学生熟悉课程的考试题型及解题思路。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是学期临近结束时网上公布作业参考答案,便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答题方式是否准确。 4.富有特色的形成性考核方案电大学生平时成绩占终结性成绩的一定比例。平时成绩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上课出勤率、书面作业和网上学习。平时成绩的标准,一要突出电大特色,网上学习分值比重加大;二要突出成人在职特点,上课出勤率所占分值相应较小;三是突出自主性,学生的学习进程和网上学习方式可以自己做主;四是学习时限性,应该有一个大致时间范围。对于网考课程,中央电大制定了详细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布置了网上作业,并限定具体的答题时间,逾期成绩为零。中央电大形成性考核方案的优点是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提高学习效率;不足是尽管教师不断提醒学生学习时限,但是学生由于工作繁忙,有时还是来不及按时答题,结果失去了考试机会。 总之,“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是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在开放教育中,“材”包含两个含义:其一是指教学的对象———学生,学生不同,教学方法应该不同,对于电大开放教育的学生,应该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面授辅导为辅。其二是指教学的媒介———教材,教材不同,面授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网上教学也应该有所不同。电大开放教育的课程责任教师承担多门课程,课程性质不一样,资源建设应各具特色。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媒体,都彰显了电大教育是远程“因材施教”,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开放教育个性化教学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训教学 “行动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不同人种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行动研究”的定义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于一件合作事业之上的方法”。他的这一理论很快传入了教育领域,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行动研究”都下过定义。综合众多的说法,我们这里所说的“行动研究”指的是通过对学校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局部性的改革探索,在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研究个案之一: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采编能力的尝试运用行动研究来探究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作用,我们课题组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为了提高中文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进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我系于2007年成立了“红杏花”文学社,指派有写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文学社的总顾问和指导老师,同时不定期邀请外面的作家和本校的专家来举办这方面的讲座,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如曾请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程维来讲诗歌创作,激发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考虑到学生发表作品较难,经上报院党委宣传部批准,系里于2008年创办了内刊《红杏花》杂志。这本由学生自己写、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既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同时也成为他们进行实训的阵地。 “能说会道,能写会造”,这是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写”是一般的写作要求,这里所说的“造”指的是创造,也就是能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要比一般的应用文体写作要求更高,由此必须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从理论转向技能,除了教师的指导,还要不断地进行写作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通过调查发现,红杏花文学社有专门的章程,有固定的活动,每年有自己的计划。它每年定期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戏剧表演节、小说研讨会,对促进学生的文学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就业的方向除了从事教育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到新闻出版业工作。为了拓宽就业面,在实训教学上我们对学生采编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系里的指导老师会经常在文学社举办采编业务方面的短训,对新生进行业务指导。2010年12月3日,笔者对文学社全体成员进行了编辑业务方面的培训。当时内部刊物《红杏花》正在编辑第三期,已经排出了样刊初稿。作为总指导,笔者在审阅过程中发现了较多的问题,于是从稿件内容把关和编辑排版两个大方面,对全体社员提出具体要求,并结合已经在审的杂志清样,从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进行了讲解。如这期杂志中文学社社员何某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加上几千年的礼义思想的影响,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往往非要复杂地给各个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送点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并不是批判什么,而是强调钱的重要性。……”笔者明确告诉学生:民族宗教问题绝对不能碰、政治问题不能随便碰、消极颓废内容不宜发表。 通过指导老师对文学社学员的指导,学生的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学院报纸的副刊上,曾多次发过“红杏花文学社作品专版”。江西省写作学会每两年要举行一次“大学生写作大赛”,系里指派作家祝春亭教授担任这项赛事的指导老师。除2002年首届比赛没有参加之外,其余的比赛中文系都组织学生参加了。在这项比赛中,中文系的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数十名学生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其中获得一等奖为第二届6人,第三届、第四届都是10人。由“红杏花”第四任文学社社长、中文系2008级专科一班杨高海编剧的《爱在苗乡》,在学校演出获一等奖,该剧参加全省高校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获得了旅游商贸学院赛区三等奖。与此同时,学生的采编能力也得到提高。他们拟于2011年4月出版第四期《红杏花》杂志,在审稿和编排上与第三期相比,同样是这些学生唱主角,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杂志内容健康向上,编排美观得体,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有的学生在学院的报纸任采编,有的则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由此可见,加强写作、采编能力方面的实训教学十分必要。研究个案之二:表演与研讨会对推进学生科研能力的作用运用“行动研究”来推进学生的科研能力,必须遵循“行动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一般来说,教师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如下:①发现教育问题;②分析问题,找出原因;③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④实施方案;⑤反思方案的实施效果。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从中去发现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从2006级、2007级本科班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来看,我们发现他们普遍存在着科研能力不够强的情况,专科学生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例如,许多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不新,重复别人的观点,缺乏学术价值;还有不少学生只会就事论事,叙述作品的情节占太多篇幅,论文的理论性不够;另外还有部分学生写出的论文逻辑性不强,整篇文章不知所云。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锻炼不够,学生主动进行的研究性学习太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系里决定加强实训教学。在实训教学方面,重点又加强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表演,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二是通过开作品研讨会,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些专业课,涉及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其中不少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让学生组织剧社,进行文学作品表演,学生要演好角色、进入角色,就必须对作品和角色有一定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作品的认识往往会有所创新。 诗歌朗诵会,是实训教学中经常举办的一项活动。“红杏花”文学社成立后,每年4月都要举行大型诗歌朗诵会,以提高学生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戏剧表演,也是促进学习的途径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分角色朗读来体会戏剧作品,如《雷雨》《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都曾作过尝试。“红杏花”文学社为庆祝成立一周年,当时准备了丰富的文艺节目,其中就有话剧《雷雨》片断的表演。在此之前,中文系学生曾将《简?爱》的精彩片段以话剧的形式搬上舞台。学生还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爱在苗乡》。为了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教学,笔者曾于2009年4月22日在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的《世界华文文学》课上举行过“林海英作品研讨会”,要求全班每个同学必须发言,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互联网的发达,使学生可以上网查找一些研究文章,这使得他们可以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然而也有其负面作用,就是一些不愿动脑筋的人会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其负面作用,我们在2010年3月16日举行研讨会,特地将本系作家祝春亭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作为研讨的对象,以杜绝他们上网抄袭。再如2011年3月19日举办的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研讨会”,系里派了四位指导教师,邀请了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和江西电力职业学院的文学社代表参加。学院督导郭教授对此也很感兴趣,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前往观摩,并在学院的《督导简报》上作了介绍。学生的发言稿,一部分准备修改后发表。研讨会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课题研究模式”(也叫项目研究模式),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模式。实践证明,课堂与课外相结合,通过表演和研讨会等形式,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活动,对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作用。经常性地开展表演和研讨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研究个案之三:技能竞赛对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的促进我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有一大部分是师范类的。作为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赛代训是实训教学最常见的形式。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相关的比赛,开展得较普遍的主要有书法比赛和演讲比赛。“三字一话”(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和课件制作,是成为一个教师要练好的基本功。书法比赛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三字水平,而演讲比赛、辩论比赛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和表达能力。这些实训形式,对师范生极为重要,所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教学必不可少的内容。结合校园文化活动,通过竞技促进实训教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例如师范生基本功技能大赛,学生参与的热情就很高。 江西省教委师范处2008年推出了第一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要求师范生在演讲、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以及课件的制作上,能一展自己的基本功。笔者单位每学年都要在班、系两级举行演讲、辩论、朗诵、书法、制作课件等比赛,在比赛之前让相关老师给学生作辅导,但主要准备工作由学生自己去做。导师团对此项活动进行全程指导,葛林、万师齐等学生代表学院参加省里比赛取得了不俗成绩。在全省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中,中文系有五位学生分获二、三等奖,特别是本科组,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的成绩。2010年学院为迎接省里第二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先举办了本校的选拔赛。通过指派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参赛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以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举办类似的大赛的确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我系为例,为参加学院的师范生技能赛,系里先举办了预选赛。学生知道如果能获奖,对将来他们应聘教师很有帮助,因此踊跃报名。通过比赛,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努力方向。而对预赛选拔出来的学生,系里分别指定了三位在书法、演讲和课件制作上有经验的老师,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辅导。这样便可弥补其中某一项内容的不足,使他们在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上得到整体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践教学调研与策略 近年来,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普遍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在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几乎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都在强调实践教学。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比较多见,但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本科院校,有其自身的特征,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其他高校的经验对我校不一定适用。因此,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结合自己的校情生情进行实践教学。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实践教学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前学生的能力现状、当前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看法,分析其特点,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创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力求建立体系化的实践教学,从而突出能力培养,突破制约学生顺利就业的瓶颈。 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能力现状、对实践的需求等各种情况,结合我校民族类普通高等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一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二是固本与实用联姻,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是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实践的兴趣。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人才锻炼方式 洛阳理工学院属于地方性的新建本科院校。根据学校特点,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在全纳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把培养目标定位为实用型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力求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著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优秀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汉语言文学类应用型人才培育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从学历教育向职业能力教育转变。大众化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模式的多元化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层次化。面对这样一种大的转变,一些专业的培养模式与目标必定要进行大的调整,必定要尽快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中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科类专业中的主干和优秀专业,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专业。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几乎各个层次的高等院校都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年来招生人数有增无减,社会需求虽然也在不断增大,但总体来说是趋于饱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同其它专业一样面临着结构性就业难题,而这一难题对地方院校来讲就更加严峻。地方院校应有符合适应地方社会要求和其自身办学条件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我国高教的实际情况,潘懋元教授将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研究型的、综合性的,这类大体上是我们的重点综合大学;第二类是应用型的、专业性的,培养各行各业各种专业的应用型的各种专门人才,包括一般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第三类是职业性的、技术技能型的。第一类大学侧重于科学发明与创造、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第二类侧重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开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第三类侧重于生产现场的技能操作、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此看来,培养应用型人才应当是地方性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对地方性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重心必须下移,由以往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适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正确认识和客观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使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保持其原有优势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在当前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成为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地方本科院校作为依托地方、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院校,承担的是大众化教育的培养责任。然而,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像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一样,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己任,与研究型、综合性特点突出的重点综合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有的尽管调整了培养目标,但是,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培养体系,专业结构以及相关的课程设置仍然没有实际性的变动。所以在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茫然失措,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地方性院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知识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自然也有了新的要求。社会现实要求其所培养的,已不再仅仅是具有审美能力、写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的单一知识型人才,而是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品位,良好的语言交际能力,并能很好地运用语言进行教学科研、文学创作、文秘写作、广告策划、新闻宣传、公关谈判、对外交流等活动,具有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大多局限于文学类科目,比较单一。而目前市场需要的是综合汉语言文学及其它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较宽泛的就业面所决定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其主要弱势表现在:其一,知识转化能力低,转化率低,学校所学知识不能变成自己在工作岗位的实际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素养,高校毕业生任职后,就业单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付出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对毕业生进行培训,以完成从毕业生到社会人才的角色转换,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表现为人际交往、沟通能力欠缺,自我定位不准确,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不足。团队合作精神不强,或自我封闭,或以自我为中心。其三,实践能力弱,动手能力差。如办公自动化设备操作不熟练,公文写作水平不高等。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多数毕业生在离校前很少接触社会,缺乏对自身能力水平的清醒认识,对市场的深入调研,在校期间的职业准备明显不足,不能很好地培养和挖掘自己从事岗位工作的潜力,导致不能成功择业。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是当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一个问题:即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的理解,不能机械地复制实用性专业的“应用型”内涵,而必须顾及该专业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体悟的最直接的载体,它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该专业人才培养一方面要考虑职业技能的训练,又要考虑人文素养与素质的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重心在于学生的人文素养,而非一对一的实用性技能,它的应用型,决不能仅仅体现在“技术”或“技能”的层面上,而应更广泛地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一般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看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提供的一些精神底蕴,是其它具有特定职业对应性的专业所不及的。汉语言文学作为传统专业,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许多新兴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等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母体里剥离出来的。这正是它的基础性、综合性、宽泛性的有力证明。因此,在考虑这一专业的改革发展时,我们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完全应该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综合优势。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与职业应用相关的技能培养模块的设计。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要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改革和建设稳步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改革。转变观念,突破陈规,从培养目标及要求、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适合现实要求的变革。汉语言文学培养方案的设计原则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既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既充分注重深厚人文素质的培养,又认真考虑某些应用技能模块课程的安排;还要有对更高层次深造有切实帮助的课程设置。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本专业学生完成“在学习中研究”和“在研究中学习”的思维转换。在整个培养体系中要大力强化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的培养,这既能给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益处,也能使学生素质有明显的改观,对于树立人才的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坚持以培养能力为本位,坚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专业改革指导思想,积极调整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定位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想很好地实现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就必须针对本专业目前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造。在保持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同时,设计新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进行科学的课程规划和相关的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由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教育的转变。将学校教育与未来职业所需能力相融合,真正做到学有所用,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根据新形势下专业发展的实际要求,课程设置应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应用性,二是突显特色化。开设的课程必须注重实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未来的网络编辑方面的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未来各类媒体的从业人员仍将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为主体。我们应根据未来行业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力开发应用类课程,提高这类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提高计算机能力以应对办公自动化、交际信息化、影像化的时代特征。当然,我们要十分清醒地把握住,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追求应用性过程中决不能失掉其自身特色。本专业的许多基础课看似只能陶冶情操,在未来工作中少有实际功用,但正是这些课程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人的思想在感性层面上获得了理性的提升,对人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我们要以专业知识为优秀,培养实用性人才为导向来优化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可以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三大板块构成,同时开设相关的应用模块。基础课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为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课程等。专业课又可分为专业优秀课程和专业辐射课程。专业优秀课主要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专业辐射课是与专业相配合的一些选修课以及对就业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如: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公文写作、秘书概论、公关礼仪、新闻采编、广告设计、办公自动化等课程,尽量向学生传授最前沿的知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考研、就业意向有侧重地进行选修。实践课包括毕业论文、实习、见习等职业实践和技能培训活动。这样以专业优秀课为学生的专业素养提供基础支持,以专业辐射课带动、促进专业的改革。拓展专业口径,完善课程结构,优化课程内涵,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既有扎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能根据人才市场的变化,自我调适,自我发展,不断地获取新知识,掌握实际技能,成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 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不足的现象,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平时作业、毕业论文、实习等,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政策方面,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这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要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注重第二课堂训练,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训。在保证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注重课内课外结合。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阶段。二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加大职前培训的力度。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可由原来的学校、机关、新闻媒体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以适应毕业生实习多样化的需求。注重实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业务部门学习锻炼,或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建立适合地方性院校特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使汉语言文学由过去的那种单一型的中文专才培养,转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兼备的多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由过去的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向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多途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讨改革,达到既充分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扩展学生就业渠道,提高竞争能力的培养目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解决目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中存在的就业与深造两方面的困境,拓展就业途径,提高就业能力,缩小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与继续深造的能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学生应用能力锻炼 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指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储备能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敏锐地感知并吸取新知识的能力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是在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将汉语言文学各学科所涉及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或指导实践发展的能力,也包括学科毕业生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在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及实训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和实践。 一、围绕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首先,在突出专业优秀课程的基础地位以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增设并强化部分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作用较大的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包括文学类、语言类两大课程群。为保证专业基础课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本专业的优秀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理论、写作在我院继续开设。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结构,形成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几项基本应用能力的培养,设置了相关课程,形成课内教学指导与课外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写作能力的培养主要定位于应用性文体的写作。叶圣陶曾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为此,我们压缩了写作基础课的学时,增加了应用写作、新闻与采访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系列课程,引导学生进行不同文体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的写作训练。根据学生实际写作基础,对文章字数不作过多要求。创建文学社,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主讲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网站上创建“雏鹰习作”平台,发表优秀的学生作品,并以作品发表的数量作为期末考核的重要依据。具体实施方案及考核要求由课程主讲教师完成。同时,文学史及文学理论主干课程,结合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大一的学生能够完成“读书笔记”;大二的学生能够完成“热点评述”、“问题综述”;大三的学生能够进行“读书报告”及“学科论文”的写作。具体实施过程及考评措施由相关主讲教师负责。围绕口语表达能力开设《演讲与口才》课程,同时结合《现代汉语》语音部分,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规范及表达能力的训练。《演讲与口才》课程突出课堂实训,并采用精讲精练的方式,考核方式以口试为主。同时定期举办诵诗会、演讲比赛、辩论赛。围绕文章阅读解读能力的培养,开设《先秦文史哲精读》、《论语研读》、《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精读》等经典文本解读类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不同风格作品的赏析方法。文学类课程除了基本的文学思潮及知识点外,要求教师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感悟作品,以培养学生阅读元典的能力。 定期开展读书报告等活动,强化对学生课外阅读的管理,使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其次,分设专业方向,开设系列专业技能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此部分课程主要根据市场“出口”确定课程内容,使学生的专业学习能与社会工作接轨。目前针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就业需要,开设了教育教学方向、新闻传播方向、文秘文员三个基本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选修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以适应学生就业流向多元化的趋势。再次,加强开设专业拓展类课程,如中国文化史等,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社会工作适应性。同时适当压缩专业深化类课程,保留一些对于完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和系内特色课程,如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增加选修课门数,扩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整体课程体系突出“开放式”和“动态型”。开放式指课程向就业所需课程辐射;动态型指除决定专业性质的专业优秀课程系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外,部分课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毕业生就业趋势以及学生选择意愿适时调配。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加强保障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强、适应面宽等多方面优势,但在以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经济指标为价值尺度的现代社会,却凸显劣势。尤其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基本沿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之生源素质的差异,培养的学生很难与一本、二本院校的同类专业学生相抗衡。因此,只有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实现“错位竞争”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形成除了基本课程的调整外,还需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来保障。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切实提高学生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高校研究的重点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环节内容主要为学院统一规定的课内实训、毕业见习、毕业实习。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面较宽,很难进行统一的实习,大多采用分散实习方式,指导教师很难进行跟踪指导。因此我们将实践课与活动课列入正式的课程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变过去积极分子个别参与的实践活动为普及式教育,使每个学生都在实践性环节中受到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训练。同时,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 三、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基础差,缺乏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课堂听课状态及课堂纪律都与其他本科类院校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教师讲什么、讲多少不是首要问题,学生学了什么、学了多少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情况,我们尝试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尚未形成所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同时独立学院学生由于入学分数较低、知识面较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为避免出现“一言堂”的情况,可以设计讨论等环节。 2.倡导“学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这一方法主要在高年级实施。随着学生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学导式”学习方法为主。所谓“学导式”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倡导学在导前,凡是学生能独立完成的课程内容,尽量让其主动完成,教师主要进行过程指导。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的指导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和服务上。师生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课下讨论交流,使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也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学类论文:都市消费者与文学类书籍设计论文 一、消费者和书籍设计 (一)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精美实用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是书籍设计的艺术性同时也具有依附性,不能只强调书籍设计的艺术性而忽略了书籍的基本功能,使书籍设计丧失最基本的信息传达功能,而走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富有创意的书籍装帧设计其艺术性是书籍本身价值的一部分。而书籍的艺术性本身就是具有商业价值,精美新颖的书籍装帧将打动读者的心,潜移默化地让读者对该书有了好感,唤起读者的购买欲望并下定决心进行购买。 (二)书籍设计的前提——消费者。当今设计作品在市场中华丽商业价值时,就需要面临经济效益、生产工艺、制作成本等必然的问题。书的使用价值固然是书籍最本质核发的价值,但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仅满足于书籍的使用价值是不能深切打动消费者的。在众多的书籍中,如何使一本书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与众不同就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师在设计书籍时首先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二、现代都市生活与书籍设计 正如庸所说的“男人、女人之外,上班族是人类的第三大族群!”,都市上班族内心的压迫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存在,外表光鲜的写字楼对上班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驱使着上班族以一种一致性很高的生活方式方法生活,这个群体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作为设计者,要以第敏感的眼光观察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抓住这个族群的生活共性特点才能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书籍。 (一)生活方式与艺术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设计,具体到都市文学类书籍来说,其设计是和生活在都市的人密切相关的。在书籍装帧艺术中,每一位设计师都应该考虑到实用与审美功能相结合的设计原则。作品《包豪斯》一书的设计,从策划、立意到书籍形式、版式、开本及翻阅方式的独特设计,都是围绕着表现包豪斯的实用精神、功能性至上又不失设计美感的原则与宗旨来进行策划设计的。 (二)人性化设计。设计是满足人需要的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设计艺术起到了人与物和谐亲近的桥梁。如《漫话旗袍》一书的函套设计,提取了服饰本身的各种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到书籍的函套设计中。以“旗袍”的领口、花扣、开衩等局部结构形态为设计元素应用到书的函套设计中,希望整个书的函套拟人化,将衣装的概念直接直观地融入到书中,设计意图明确,传达力很强,更受大家喜欢。再如《藏地牛皮书》,采用了柔软轻飘手感的荷兰蒙肯纸,方便阅读者携带;书籍内部,字里行间有许多用铅笔随意圈点的框框和一些手绘箭头,另外再加上各类手绘地图,就像一个亲切的导游,引导读者发现旅途中的快乐,充分体现了人性化设计的独到之处。 三、减压理念与书籍设计 近些年我国书籍装帧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大。对于书籍“消费者”这个概念,不同的消费群体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具有强烈的个性。而生活对习惯相似的消费群体具有很大的共性,设计师应该从这个特定的消费群体的生活中总结出他们的共性特点,设计出来的书才能符合这个消费群体的需求,不能对消费者一视同仁。在现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没有自己特色的设计作品是会被埋没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之中的。 (一)都市紧张的快节奏生活。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上班族们披星戴月的奔波忙碌,甚至忽略了自己内心深处某个角落的自由空间。而书籍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可以给他们带来慰藉,在文字的海洋中,忙碌的人们可以放开沉闷的工作,放飞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心的旅行。书籍设计者的使命就是将书籍的内容和书籍的形式完美的结合起来,在视觉上给人美的享受,引起读者的购买欲。 (二)减压理念在设计中的体现。1、修长开本的设计。修长形状的开本设计给人以崇高感,使书籍的形态显得清秀淡雅,明丽挺秀,增加了几分浪漫和诗意美,是小资情调的钟爱。设计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张小娴把现代都市人的思念方式用一种冷静智慧的语言描述得无比透彻,都市上班族是她的书籍中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追求高品质的、清秀的、精致的美。因此修长的书籍开本形式是这类书籍设计很好的选择。2、清新色彩的设计。清新的色彩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对设计者来说,白色总是意味着挑战。白色在设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空白能突出要表达的内容。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力求利用白色空间以求达到精致的效果,白色纸面的空白显得宽阔无比,能更好地突出其它颜色或图形的魅力,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吸引力。3、笔记本式的设计。为了缓解上班一族整日快节奏、紧张高压的心理状态,使书籍的设计更具亲和力,作品《张小娴散文集》的设计将“书”与“信”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书的封口,由依次排列的黑色色块组成,它们由上至下将书的封口占满。每一个色块都代表一个章节,这样的设计方便读者的查询与记忆。书的每一页都是向内折叠的,这时的书籍就是一本信纸簿,当展开书页反向折叠,信纸便又恢复成书的功能,表达思想传承信息。整体设计就是让读者通过亲自动笔书写、绘画、圈点来记录心情感受,就像我们写日志随笔那样可以随意记录自己的心情与读书感受。力求营造一种轻松的意境,给读者清新、自然、乐观、美好、向上的感觉,符合张小娴的散文风格。 (三)实用的赠品设计。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读者的选择越来越多,为了使书籍设计显得与从不同,设计者还要努力挖掘出他们设计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别的需求。作品《张小娴散文集》设计了一个随书赠送的台历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都市上班族工作繁忙,精美实用的台历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可以方便的提示出日期、记录事务等,增加了书籍的附加值,犹如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使这套书籍在众多的书籍作品中脱颖而出。 结论 综上所述,在都市文学类书籍设计中充分调查研究都市消费群体是很有必要的,是适合现代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需要的。书籍设计者只有把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实现书籍价值,实现书籍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作者:成卓 单位: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类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思考 大学英语教育是普通高校课程中的重要科目之一,是大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期间的必修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对英语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面临着挑战。在大学阶段,英语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本着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不再只是单单重视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在课程中引入了英美文学类课程,可以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理解,对英语运用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英美文学类课程的特色 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在英美国家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文化,包含着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并且影响着英语语言的发展。 1.英美文学中的时代因素 英美文学的创作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作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受社会意识和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创作出影响深远的作品。例如,英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劳伦斯,他的作品和风格中现实主义尤其凸显,在《菊花香》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写作背景,突出描写了劳伦斯家乡诺丁汉郡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让人们在阅读作品时,能够在头脑中,形成二十世纪一个英国郡的三维立体画面,形象生动。在作品的写实描写中,读者也能感受到矿工家庭的心酸血泪,生活艰难不已。作者以自身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为蓝本,精心地加工和描绘,把二十世纪英国工业发展迅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带来的变化深刻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在每一本著作的创作中,作家都是深受社会的发展所影响的,作品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英美文学类课程需要在当时的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去解读,在理清人物背景、时代背景等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后,再去解析和欣赏英美文学作品。 2.英美文学中的历史因素 文学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产生的,受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影响,文学受时展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每一本传承后世的作品都深受时展和变革的影响。在英国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就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文化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在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对美国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数描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内心世界,使内心的境界和精神的世界得到了很好的升华,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呐喊,在文学形势和内容上实现了很好的创新。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中,要理解和分析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要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件对文学作品的发展影响巨大,只有在理解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当时创作作品的心理状态和作品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对鉴赏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分析风格有很好的作用。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在作品中感受英文化的沉淀,才能实现开设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实际意义,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的思考 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开设有其深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英美文学课程是以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基础设置的,充分考虑到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在实际的基础上完善课程的设置,实现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 1.英美文学课程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所接收的英语教育不同,英语水平差异大。在英美文学的课程中,要时刻注意到学生英语基础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课程的设置可以根据本学校学生的特点,开设基础阶段的课程和提高阶段的课程,学生在基础阶段的课程中,可以很好地巩固原有知识并逐渐地提高英语水平,在提高阶段的课程中,学生可以很好地培养文学素养。 2.师资力量是优化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要因素 是实现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实施者。教师的英美文学素养的系统提高是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保障。应该提倡教师加强自身文学素养和对英美文学的科研,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实际的教学中,积累经验和方法,实现在实际教学中的反思和提高。 3.英美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学方法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措施 教师要在学生的英语语言条件基础上,充分斟酌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与目标,把握好课程的质量评估,以及学生接受程度与教学效果的平衡等。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构思和研究需要在实践中去提高和完善。英美文学课程能够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解析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扩大大学生的视野和提高他们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素养。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优化对实现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吴燕 单位: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类论文: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类课程群研究 1小学教育专业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依据 1.1培养目标的特殊性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小学实行“包班制”的教学实际,直接对高师培养可以胜任多门学科合格小学教师提出明确要求,这与中学教师普遍采取分学科培养显然不同,显示出其特殊性。比如美国,人们认为教师教育应该以培养“全能型”、“理想教师”或“反思型的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导致美国课程建设十分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教育,重视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也很重视通识教育。在日本,小学教师教育课程以培养具有多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为目的。我国不少省市和地区的小学依然实行“包班制”教学,要求教师至少担任两门学科的教学,这就需要具有综合素养的教师。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基于“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能力强”的指导思想,坚持培养多能一专、学有专长,综合素养过硬,能适应小学教育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合格的小学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基本确定,进一步深化小学教师教育改革,自然就是构建凸显多科性、全面性的学科专业课程群,以适应小学对学科教师专业化高素养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1.2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 在我国,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的依据和导向。国家也明确指出:“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2012年教育部下发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也强调了教师的专业化特色:“小学教师是履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在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里,要求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要使学生“熟悉至少两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语文是小学的主科。“语文素养”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优秀概念。文学素养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所谓语文素养,是指中小学生具有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展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在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5]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小学教师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这是高师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一个重要标尺和依据。1.3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语文课程特点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自然融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文学是文化的载体。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语文教学可以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生活教育,促进其审美人格和精神生命的成长。学前和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初始阶段。小学语文教材有许多文质兼美的课文。在教学中侧重工具性的同时要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教育。张志公先生曾说过:“应当向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文学教育。”高师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的开发建设,要基于小学教学教育实际和师范生未来专业化发展需要,开发建设可以切实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课程群。在文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阅读感悟力和心理模式,形成良好阅读习惯,感悟丰厚人文内涵,丰富想象力和个性化情感体验,逐渐养成温儒敏先生所说教师应具备一种可以“化育人”的博雅气质。 2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策略 2.1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平台 首先要拓宽渠道,搭建一个全开放的文学教育平台。比如,让学生自由到其他院系如中文系选课听课成为可能,可以解决不少小学教育专业设在缺乏语言文学类师资的教育科学院或文学师资不足院系的问题。其次,要开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类课程群。多样化体现在:既要开设作为专业的文学类公共基础课,如写作、儿童文学、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也要开设往语文学科方向深入开去,依据文体分类不同以文学文本导读为主的系列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作为专业任意选修课来设置,以便学生个性化选择。如唐诗欣赏、宋词赏析、明清小说选读、20世纪欧美文学专题、中外文学经典导读、儿童文学名著导读、中外童话经典导读、电影欣赏、课本剧编创等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课程平台的搭建,可以发挥高校中文教师研究专长和优势,引领学生亲近经典,咀嚼经典,了解文学研究领域前沿信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切实提升文学接受力和文学素养。同时也能满足学生对文学课程不同层次的需要。这就兼顾到文学教育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利于未来教师建构学术性强、宽厚的文理基础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结构。 2.2构建一个学科融合的文学课程体系 受认知科学影响,当今发达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相结合。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年的研究探索,人们在小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上也已达成基本共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必须考虑其多学科支撑的复合结构,凸显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相融合的特点,保障未来教师任教充足的学科知识涵养。首先,要多设置经典文本导读的课程。教师要摆脱长期以来受传统中文系重视帮助学生系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构建的影响。教学中加强文本细读指导,丰富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增强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力和接受力。其次,要开发建设一些将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相融合的课程。除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小学语文教材分析”、“小学语文案例分析”等文学与学科融合的专业教育课程,还可以开设如“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古诗鉴赏与小学古诗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外国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中外童话与小学语文教学”等系列课程。这些课程以一种前沿性、综合性、交叉学科的特点,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师范生带着进入社会的期待视野,积极参与到课程学习中,积淀和丰富文学经典阅读体验,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目标才可能落到实处,学生的语文素养才切实得到提升。 2.3鼓励学生参与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 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文学课程教学要使学生在积极主动参与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多读多写,涵咏诵读文学经典,受到文学“随风潜入夜”的熏陶浸润。首先,多开发建设文学实践类的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开设儿歌采风、童话创编、课本剧创编等与专业相关实践性强的文学实践课程。还可以多开发建设文学隐形课程,通过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热爱与兴趣。多开展讲儿童故事竞赛、经典朗诵竞赛、儿童课本剧竞赛、演讲比赛、儿歌创作竞赛、童话创作大赛、儿童节目主持人大赛等。其次,职前和职后一体化,充分利用在职小学语文教师师资培训的资源,反哺本科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教学。如让学生观摩、学习特级教师文学教育新理念的课堂教学;聆听优秀教师校本研究经验;从优秀语文教师成长历程经验交流会中汲取有利于自身专业化成长的营养等。再次,改进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根据课型的不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与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角色扮演,朗诵经典,课本剧表演,读书讨论会,模仿根据经典改编的影视片段等。综上所述,旨在开发建设更多既适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又能形成跨学科综合性教学能力的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切实提高高师职前小学教师教育质量,有效促进学生的专业化成长。 作者:吕沙东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文学类论文: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探索 摘要:开放教育的目的是借助线上线下的教育资源,培养和提高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大量劳动者的素质。在开放教育文学类专业教学中,对于网上形考作业的评语大多程式化,笼统而流于形式,缺乏温情。如果立足于学生本身,量身定做适合他们个性特点的的作业评语,对激发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养育学生人格会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学生人格养育 一、引言 当前开放教育突出以育人为本,以提升学生的软硬实力为本,而学生的人格养育离不开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在开放教育学院文学类专业课的教学中,形考作业评改是重要的一环,而给开放教育学生形考作业下评语,则是这一环节中的点睛之笔。评语是师生间推心置腹的交谈的载体,既有评价功能,又有导向作用。精妙真诚的评语,在学生职业素养的行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能从诸多方面完善开放教育学生的人格。因此,教师应考虑学生的职业和人格发展,追求字斟句酌的评语,从而发挥最大的指导和育人效能。 二、诚于嘉许,宽于称道——驱动开放教育学生“进取”的动力 现在开放教育学生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工学矛盾,对学习没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信心。“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愿望,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探索和理论统统都会落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肯定,赞赏,而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作业更渴望和老师能有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在网上教学实践中,开放教育的教师应常怀赞美之心,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发现学生作业中的惊喜,哪怕是几个词语,一个句子都要真诚的鼓励。拟定评语中,老师应诚于嘉许,宽于称道,毫不吝啬地赏识学生,不遗余力地鼓励其学习热情。对那些学习不主动的学生,老师更应该给予学生情感的慰藉,帮助他们唤醒学习的热情和激发进取的动力。 三、春风化雨,至爱无痕——拨动开放教育学生“感动”的心弦 “言为心声”,做人讲究一个“情”字,文学本身深含一个“情”字。对文学类学生的评语,要以情动人。这要求教师能深入到开放教育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心灵最细微的活动,要以朋友的身份来“谈心”,把公式化的泛泛评语转化为发自肺腑的真诚帮助。这样缩短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还会使师生关系变得和谐融洽,大大提高开放教育学生对评语的阅读兴趣。“似家常絮语,像亲朋叙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字字句句扣击学生的心弦。只字片语中传递出的是老师在用心去关注他,用情去欣赏他,用爱去发现他。进而熏陶引导他们去关爱他人关照万物,熟悉感动,心怀感恩。 四、推心置腹,有的放矢——打开开放教育学生“真诚”的心灵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诚信之言,立真人人格。我们要求教育开放教育学生诚信为人,在文学作业中有我的心迹。因此,老师在评价开放教育学生的作业时,也要遵循开放教育学生各阶段的年龄特点和认识事物的规律,要做到正确客观,不要随意拔高要求,不要求全责备。在学生作业面对的问题中分析,重点点评,给他们拨除迷雾,指明方向,开出“对症良方”来,使其有所警醒和收获。教师的评价时还要因人而异,推心置腹,客观公正,治学严谨,必然会对开放教育学生耳濡目染,真心换真心,教师的真诚必会打开开放教育学生心灵中的那扇真诚之门。 五、智慧幽默,少下断语——丰富开放教育学生的健康情感 开放教育学生情感丰富,面对社会与竞争,他们承载太多的精神压力,因此有些作业中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教师要善于发现,可用商量探讨的口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使之能获得一种思索的冲动,产生再创造的欲望。所以,老师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可采用启发式评语,委婉含蓄,尽职地启迪开放教育学生,引导他们遇事冷静,少抱怨,多些正能量,积极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有如此健康的生活的态度,豁达的胸襟和高境界,开放教育学生笔下才会流淌出清新、俊美的文字。 六、少下断语,多些商榷——培养开放教育学生的合作意识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教师的评语只能代表一家之言。所以,教师不应轻下断语,而应多站在平第的立场上进行探讨。探讨式的话语是一种对学生充分尊重的体现,会传达给学生一种老师客观看待事物的态度。教师可采用绵针式评语,有目的的暗示开放教育学生改正作业中的不足,使作业写的更加完美。教师的这种客观、平等、民主、宽松的讨论氛围,也培养了开放教育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格要求。开放教育要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而在网上教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鼓励学生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要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教师也要借助手中的笔,与开放教育学生坦诚交流,借助智慧,在作业评语中渗透对学生的人格养育。 作者:周岑 文学类论文: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由于各行各业对既精通专业业务又有较强的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的目标。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的各方面的提升提出具体的培养措施和培养方案。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人才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不仅增加了对外语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提高了对外语类人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社会对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在质量、层次、综合素质上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外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因此,有效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英语复合型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全方位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也成为该领域师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状况 近几年,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呈现出了明显上涨的趋势。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统计,我国高校目前与外国语言文学类相关的专业已下设64个。在我国,目前1145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达994所,日语专业的达506所,俄语专业的达137所,德语专业的达102所,法语专业的也达到126所,西班牙语新增到58个。虽然各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招收上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基本上都是同类专业的简单复制,缺失人才培养的特色教学,缺少全方位精英人才的输出。 二、当前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语言、会话扎实的基本功,全面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俗、文化,而且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所掌握。以英语为例,根据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大类:英语专业知识、英语专业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大纲对新时代的英语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即:既要掌握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提高用英语沟通的能力,也要拓展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高质量的外国语言文学类的毕业生。然而,这种高质量、全方位外语人才的培养,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教学条件、教学手段、师资力量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实际的教学中总会有各种问题亟待解决。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培养学生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是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学生要增加对外国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并提升理解能力,从而能透析外国语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学习者要在实现外国语言文学基础教学目标的同时注重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我国许多高校却不能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教师不能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与应用型课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很好地培养学习者跨界学习的本领。教师自身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教学目标、培养目标,更别说是培养出符合更高要求的优秀人才了。 (二)课程定位偏低 良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准确的课程定位。而在我国,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学生培养的教学目标致使课程定位偏低。在大多数高校,教师在教授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时候多以教授作家作品为主,或主要局限于讲授文学发展史,对提高外语综合应用的技巧与技能帮助不大。事实上,教师在教授此门课程的过程中,应着眼学习者未来,着眼世界,让学习者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其目的语的应用能力。课程定位偏低,培养的学习者将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语用场合,达不到人才的合格输出。 (三)教学方法老套 传统老套的教学方法无疑会阻碍高素质,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我国各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的讲授者们大多还是无法摆脱老套的着重讲解文学书上的史料,事实,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仍是很多高校教师的桎梏。同时,学生也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对于其个人外语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学习过程中也基本是背诵点名家、名句应付了事,这大大阻碍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内动力,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改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刻不容缓。 (四)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高校外语专业所实施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师资力量的要求很高,师资力量及其水平也就成为了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少高校教师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上,为增加收入从事兼职等社会工作,这些都极大地牵扯了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由于某些高校地处偏远,现代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例如网络技术应用、电子、多媒体教学等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运用较少。随着国家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滞后,对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只有不断加大对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才能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亟待提升和扩充的师资力量,换句话说,提升师资力量势在必行。 三、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与实施 (一)找准教学目标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明确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只是单纯的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既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又要扩充学生语言以外的知识面。另外,教师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多了解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以及外国语专业人才未来的社会职业走向,只有这样,教育者才能在实际教学中找准教学目标,以更高的目标要求和定位学习者,从而为社会输出更多高质、多面的人才。 (二)明确课程定位 课程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定位既要完成培养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提升目标,实现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文学素养的双面提升,又要考虑该课程对学习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与帮助,只有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的课程定位才能平衡语言教学中的偏重现象,也只有有了明确的课程定位才能取得优质的教学效果。 (三)革新课程教学模式 在我国,教育者一直传承着传统的教学方法,这其中有很多优良的部分值得教育者去传承,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大量的文学常识、信息,还要有灵活运用所学语言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灵活应变能力。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培养目标的未来需求,不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模式。教育者在教学时,应该将课堂的主体中心由自己的一言堂转化成学生的竞赛、讨论,竞赛使学习者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产生学习的兴趣,而讨论让学习者的思想碰撞,汲取各自的思想精髓,拓宽思维,提高英语的思辨能力,从“了解是什么,到理解为什么”,对所学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教师在学生的课堂讨论过程中,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尽量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讨论,尽量做到不干预,让学生们知道,每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学习者那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不要单纯的判断某种声音的对与错,必须让学习者理解,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思维角度,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个角度就可能造成对问题理解的偏颇。在参与的同时,教师有要适时做好课堂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坚决不做“权威、专家”,因为那样只会禁锢学生创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 (四)培养学生进行文本文学阅读能力 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终身学习的需要,对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更是如此。阅读能力是文学学习中最基础的技能,也是教师首先要对学习者强化训练的优秀本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给学生介绍值得鉴读的好书籍,让学生在这部分阅读中充分汲取养料,由开始读书到会读书,另一方面教师要在课上介绍阅读方法的同时,反复训练学生对这些阅读方法的运用。在信息、书籍如此浩瀚的今天,好的阅读方法无疑会使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注意对学习者语言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多元化阅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力、甄别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五)切实提高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应用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走进课堂,成为辅助教师授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声动、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被教师使用,以此来扩大课堂的容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日常应用过程中,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注意,多媒体教学是为了增加课堂的学习乐趣,为语言学习者营造实地学习的语言氛围,绝不是教师为了方便,将自己的教案,讲稿照搬照抄的从纸质材料上转移到课件当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研究,提高自身对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他们的教学辅助作用。另外像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的4A网络平台,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将需要学生单纯记忆的知识,文学信息事先到平台,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下独立完成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而教师同时也可以将扩展语料、信息到平台,布置讨论话题,有限的课堂时间讨论未完的话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学生互动。 作者:张敏 单位:黑河学院 文学类论文:戏剧影视文学类人才培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发源地,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探索一条适合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提高教学质量,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讲尤为重要。新建本科院校是指2002年以来经教育部评审批准的、由专科层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高校和少数升本较早些但仍然处于转型期的高校。这类高校由于是在专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从办学层次上来讲属于本科院校,但其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等依旧受专科模式的影响,要真正完成质的飞跃、顺利度过转型期依旧尚需时日,并非一蹴而就。新建本科院校相对于老牌高校来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都处于劣势。例如,实验室建设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实习基地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跟不上发展的步伐、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等等,这些不良因素都会影响到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水平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因而,新建本科院校各个专业应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构建各个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凝练出新建本科院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以下简称戏文专业)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紧扣培养目标,量身制定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明确指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培养目标的是:“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三层含义:一是该专业毕业生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要有电影、电视等剧本创作的能力,三是要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人才培养目标,新建本科院校要量身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既不与教育部戏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违背,又要有自己的特色。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拓宽专业口径,从课程体系及课程模块上打好基础,造就“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二是密切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确定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有别于其他院校,进而来凝练专业特色;三是戏文专业生源均为艺术生,文化课成绩较差,基础薄弱。而本专业的研究对象是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深厚的综合文化素养,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就很难深入。因此,人才培养方案中极有必要设置相关加强学生文学素养和创作基础技能的课程。 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戏文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文化课基础薄弱,对理论学习具有畏难情绪。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主要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但专业理论课教学又往往比较枯燥单调,因而,传统的理论课讲解并不能充分调动戏文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有必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教学改革:一是除了对基本概念理论、重要知识点讲解要详细、深入浅出适当拓展外,还要适时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长镜头的概念时,将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影中的长镜头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解,通俗明了;比如讲授《中国戏曲史》时,由于学生对昆曲的曲牌、宫调等戏曲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可以结合戏曲界比较关注的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几出,用抢答的方式数某一曲牌出现的次数,不同宫调和不同曲牌之间的区别,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二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一张嘴、一支粉笔讲到底”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课堂容量大,内容丰富,以声音、色彩、画面等相互配合,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具有重要作用。三是要给学生预留充分的创新思考的空间,理论课教学时可以留一些悬念,引导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专题发言,营造自主学习课堂氛围,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四是由课堂讲授延伸到课外研究。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列出较为丰富的课外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教学由课堂延伸到课外研究,初步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 三.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 考试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一张试卷定成绩,学生在考前临阵磨枪,一番紧张的突击后获得一个好成绩。这种考试方式对于实践性教学较强的戏文专业来讲,并不能真正检验出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剧本创作与实践》是戏文专业的优秀课程,以影视剧写作技巧与实践训练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该课程重点在于对学生剧本格式的讲授与剧本各个元素、写作技巧等写作实践的训练。这门课程如果采取传统的一张试卷考试方式来进行理论检验,就无法突出本门课程以剧本写作为优秀的检验目标,使得平时授课的讲练环节与现有的考试环节严重脱节,势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授课的有效性。因此,基于这门课程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必须对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考试。比如,采取“自创剧本考试”的方式或者“平时成绩+剧本创作成绩”的考试方式,既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以自由发挥,又让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中感觉到学有用武之地。此外,戏文专业的其他优秀课程,例如《表导演基础与实践》、《视听语言》、《摄影摄像技术》等都绝非简单的通过一张试卷考试的形式,就能够来检验出教师教的效果和学生学的质量。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来检验学生的成绩。 四.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由于戏文专特别注重实践,无论是实践课教学还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单纯的掌握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人才的培养是失败的。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例如,该专业优秀课程《表导演基础与实践》的教学,就不能拘泥于理论讲解,要将学生的实践教学搬到课堂,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体现出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师可以精心挑选学生自创的剧本,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将之排演成DV短剧。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还锻炼学生的编剧能力、导演能力、表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和兴趣融为一体,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学习和创造的快乐,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情感。 五.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隐性课堂相结合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显性课堂的话,那么课外活动则可以称之为隐性课堂。学生在显性课堂教学中更主要的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隐性课堂则是充分让学生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内化并运用于实践、锻炼学生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场所。因而,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与隐性课堂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新建本科院校要结合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特点,给学生提供给你充分的隐性课堂活动空间,让他们有展示自我、进行创新活动的空间。例如,可以成立学生摄影协会、DV空间、剧社等各类学生活动社团,定期举办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剧本创作大赛、话剧大赛。让戏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仅使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那么大学教育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专业特点和学生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走教学改革之路,才能探索一条适合自己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文学类论文:应用型文学类实践教学 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理论教学为主,在教学中重知识传授、重课堂讲授、重单向灌输,久而久之导致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市场经济双向选择背景下,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遭遇困难。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的要求,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当前高校教育质量工程中,优化课程结构,狠抓学生优秀能力的培养,将学生能力培养置于人才培养的优先地位,便是当前的关键性实务。具体到中文专业,就应根据其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造,改进相应的教学方式,设计新型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培养格局的突破和转变。实践教学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如何融入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形成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以优秀能力培养为主线,重构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的建构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以笔者所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为例,中文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的目标确定为: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强化全过程的实践教学,着力于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注重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实践教学成为学生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基本指导思想为“高素质、强能力、显特长”,构建具有专业特点、岗位要求和学校层级类型三维关联度的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体系。结合其定位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向,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具体而言,保留中文专业传统的专业基础课程,以确保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凝炼优秀课程,把握相应的理论精髓;综合课程内容,合理取舍,形成语言类、文学类、写作类、应用传播类四大课程群,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手段,鼓励学生合理利用这个载体学习、提高。首先,文学类课程内容注重名著解读的学理归纳,培养学生“思”的能力。将原来文学分阶段授课的方式改为块状式讲解的课程,弱化史的完整性,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发展为线索讲解,以考察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并辅以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选修课,重点培养学生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其次,适应市场需求,优化语言类课程教学,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操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以应用语言学内容为主,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第三,优化写作类课程内容,强化学生文字表述训练,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日常应用写作、新闻写作等课程,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应用传播类内容的实验化,利用传媒技能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 二、分立教学层次,改变“教”、“学”态度和方法 调适知识性、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比例,注意课程设置与学生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匹配,强化实践性课程的比重。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一种设计性教学,其优秀环节是设计有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课程内非独立实践环节;一是独立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大量包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的开设,如计算机文化基础、多媒体技术与运用、动态网页制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应用写作等必修和选修课程,支撑“文化信息传播”的专业方向,并针对实践教学环节内容,编写出完整的教学大纲,设计出详细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考查措施。这样就有助于强化学生基本专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特质的显示度。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分为实践环节必修课和实践环节选修课程,如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作为必修的专业实践课程,新闻采编实践、传播策划实践以及办公文秘实践等作为选修实践课程。每门实践课程通过时间安排、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查措施的完整设计、确立实训主体并激发其内在动力从而达到实训目的。如实践必修课程“社会调查”,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两周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了职业技能。以上是显性计划里能反映出的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课程设计,另外还鼓励所有老师进行课程实践性探索。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的任课老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成功:从传统的角度,要求学生多读、多背、多写,立足传统打基础的一个方面。从创新的角度,强调师生互动,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1)除了老师讲授之外,某些次要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由学生在课堂上主讲,老师补充。有些章节也直接安排学生自学,写出相应的学习提纲;(2)就重要的教学内容,设置论题,布置辩论会,在课堂上由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论辩;(3)布置某一专题的学习时,让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独立完成小论文;(4)利用成都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课堂延伸至名胜古迹,如在讲李白和杜甫时,组织学生到江油太白堂和杜甫草堂,让学生感受传统历史文化。 三、恪守“结合”原则,加强过程评价,形成职业能力。 1.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相结合。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生是否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能否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收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衔接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我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证、秘书证、教师资格证、广告从业资格证等。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在此涉及到师资问题,从中文专业教师基本构成看,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居多,但多数只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由于自身缺乏实践,无法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安排教师到实习基地或指定单位兼职进行“锻炼”,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弥补实践性环节的缺失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 2.课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采用“岗位模拟”这一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充分利用课堂、实验室和校内其他资源,如校园电视台、校报编辑部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一方面开门办学,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双方互利性的校外实习基地,集中开展实践实训,推动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外学分的设置和管理,把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生综合素质和操作能力的提高、专业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拓宽、社会发展人才类型需求相结合,在相对稳定的专业教学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构造一定富有弹性的中介。这对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曾经指出:“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的永久的接触,否则就要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向其所处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正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 3.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能力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课内活动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无法进行充裕的安排,因此与课内作有机联动的活动设计,然后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现途径。充分利用中文专业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作用,通过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开展读书征文竞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4.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培养学生初步科研意识。学生毕业论文和各种科技创新竞赛活动,选题均可源于专业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通过师生间研讨式交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5.正确进行能力评价,注重过程考核。评价既是一种压力或激励,又是一种反馈环节,可以帮助学生从中获得积极的修正信息,自觉提升短缺的能力。能力评价方式走向多元化,不拘一格,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常规与竞赛结合等等,评价的组织也改变单一模式,个体评价(师与生)、小组评价(教师小组、学生小组、师生混合小组)、评委评价(以比赛方式进行评价时)等等结合使用。根据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培养指标,制定学生专业基本能力测评方案。如秘书实务课程,任课教师选择几个岗位,描述出岗位要求,组织其他专业教师构成招聘团,对学生进行分组模拟招聘演练,学生感觉如临现场。又如,我们考核学生的写作能力,采取制作手抄报的考核方式。学生自行设计、制作版面,组织材料时强调对原创性文章视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进行奖励加分。这样一份小报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版面设计能力、书写(打字)能力、审美能力、美术能力、材料遴选等能力,又因自己作品跻身期间具有某种发表的“模拟”,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学生小报制作完成后,教师在班上展出,学生自行评定分数,最后择其优者进行推广展示,产生良好的效果。今后,拟不断地通过课程跟踪、毕业生就业情况、社会用人单位需求变化等的系列分析、调研,完善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 文学类论文:彝语言文学类发展过程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彝族总人口为776•23万人,彝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有470•57万人;四川省,有212万人;贵州省,有90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近1万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有: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从继承和发展彝族语言文化的长远利益出发,有关部门及国内的有关彝学专家学者先后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传统彝族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并在各省的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了各自规范(整理)后的彝文,取得不同程度的推行效果。西南民族学院也顺应时代要求,开办了彝语文专业。 一、新彝文的出台及彝语文专业的设置 1950年,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在西昌专区访问期间,就协助西昌军管会对彝族语文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1951年1月设计了一套拼写彝语的新文字。同年2月2日西昌专署召开发展彝族语文座谈会,决定实验推行这种新文字。中共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在这次座谈会上,号召专区各机关干部努力学习彝族语文,决心长期为彝族人民服务。这个号召得到各民族干部和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响应,从3月到7月,便先后在西昌和大凉山中心区的昭觉一带,掀起了学习彝族语文的高潮。参加学习的干部和学员们都认识到学习彝语文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西昌专区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和昭觉的基层干部训练团是当时热烈学习彝语文的三大中心。发展彝族语言和实验推行彝族新文字的工作,从一开始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结合着彝族人民的需要来进行的。因此,如彝族师资的培养,彝族小学和民族干部学校各科教材的编译,彝族干部的识字教育,以及汉族干部的彝语文教学等工作,从1951年3月初便有步骤地展开了。西南民族学院也为了适应彝族地区社会需求,设立了彝语文专修科。这就是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前身。彝语文专修科开办以后,采取了多层次办学,多学制并举的办法,共培养新彝文编译、教师和推行人员近2000人,成为新彝文最大的实验教学基地。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学制,编写多种教材,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为新彝文的实验教学以至新彝文方案的修订完善工作作出了贡献。彝族、汉族、白族、纳西族、僳僳族等各族学员毕业后,有的被分配在彝族地区开展彝语文工作,有的在地方民主改革工作队工作,有的在政府和部队当翻译;有的被分配到国务院彝文翻译处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党代会和其他全国性的会议及活动做翻译;有的被分配到省级机关和教育部门继续进行彝语文人才的培养工作。1958年,民族语文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民族语言委员会等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单位被撤销,并取消了彝文学习、实验推行等工作。彝语文专修科中断招生。1960年5月24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撤销“新彝文”的决议。 二、规范彞文的推行与彝语文专业的复兴 彝语文工作曾经走过较长的一段弯路,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四川省委川发(1975)72号文件中指出的,“1951年创制的《凉山彝语拼音方案》(即新彝文)离开原有彝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条件不具备,没有搞成。1958年停止推行后,又离开原有彝文直接推行汉文。也由于绝大多数彝族不懂汉话,只学汉文,形成语言和文字脱节,不容易学,也不容易巩固”。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广大彝族干部群众一致强烈要求使用自己的原有文字。1974年9月,四川省委决定采用原有彝文,在整理、规范的基础上予以推行。根据省委的决定,四川省民委和凉山州政府对原有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在原有彝文字的基础上,以四川凉山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从近万个原有彝文字中选出了819个原字加上次高调符号及一个替音符号共1165个规范彝文,并引入现代标点符号等新成份,制定出了《彝文规范方案》。规范后的彝文为表音的音节文字,不论其词义有何不同,只要读音相同,均用一个字表示。规范彝文有43个声母,10个韵母,4个声调;为了使书写统一,彝、汉文对照翻译时排列一致和使用方便,规范书写格式一律从左到右横排。《彝文规范方案》还确定使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和彝文原有的数字。四川规范彝文使用范围是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甘孜州、乐山地区、云南西北部的宁蒗县、昭通地区等。彝族人口共有230多万,不懂汉语的占80%。规范彝文通过在四川省成功推行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西南民族学院也恢复了彝语文专业。当年,彝语文专业的考生除了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外,还要进行彝语文口试及面试,彝语文面试是委托考生所在地的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进行的。当时,160多名彝族青年踊跃报考西南民院彝语文专业。最后录取了49位作为恢复后的第一批彝语文专业大学生。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彝语文专业缺师资,缺教材,教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编教材,用蜡纸刻印教材和辅助学习材料等,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创造条件把彝语文专业办得非常成功。当时彝语文专业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中还未设立,所以,该专业不能以彝语文专业毕业,必须同时学完教学大纲规定的汉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方能毕业。为此,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了一倍,一方面要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一方面还要完成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再加上学校为了办好第一届彝语文本科专业,要求教师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创造性、摸索性地教学,教学质量要求高,教学的各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学生们背负双重学习任务,刻苦学习,最后除了一位同学降级以外,其余48位学生都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被分配到中央机关、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四川省级机关、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广播电台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机关和县政府工作,成为第一批各条战线的规范彝文工作骨干。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另一方面为了认真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改善、加强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大纲的制定,西南民族学院停止了1978年的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招生。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979年开始,按照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进行了每年的常规招生。1977年恢复招生后,彝语言文学专业与藏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合并成立语文系。1984年,彝语文专业和藏语文专业脱离语文系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92年,单独成立了彝语言文学系。2000年,彝语言文学系更名为彝学系。2003年,彝学系更名为彝学学院。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在校学生500余人,其中,本科生421人,硕士研究生70余人,彝学方向博士研究生11人。30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开办了短期进修、专业证书、中专、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各种层次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班。迄今为止,已经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等省区的彝、汉、白、藏、纳西、哈尼、傈僳、壮、侗、佤等16个民族的考生中招生。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不同层次的彝语言文学人才。一批批彝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走向彝族地区,成为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骨干,为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广大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还先后接收了来自美国、法国、瑞士、德国、波兰、捷克、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前来学习彝语文和彝族文化,为加强国际交流、宣传彝族文化、逐步实现“中国彝学、世界彝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经60年的艰辛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蓬勃发展,彝语言文学专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坚定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民委和四川省的重点学科、四川省品牌(特色)专业和教育部特色专业。2001年,彝学系被确定为四川省彝汉双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的结果,是学校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是一代代潜心于彝学事业的志士仁人无私奉献、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倾注毕生的心血,共同写就了彝语言文学专业发展壮大的华丽篇章。 三、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纵观彝语言文学专业60年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特色优势。西南民族大学彝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外没有、国内少有的传统优势特色专业,目前在国内外同一学科专业中处于领先水平,是西南民族大学的特色和品牌。但是,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赋予今天的大学以新的内涵,影响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特色专业,如果不经营、不改造、不发展,就只能成为保守的特色、落后的特色、苍白的特色,最终必然会被全球化、现代化所淹没。因此,必须赋予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特色。惟有如此,传统的特色专业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走向辉煌。这便是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当然,这种改革,并非背离传统,而是“经营传统,经营特色”,让“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正如大河奔流,一脉相承,贯穿古今,融通中外,承先启后,与时俱进。 (一)双语(多语)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在学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彝语言文学专业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深化教学改革,大胆调整和拓宽专业口径,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双语教育教学和双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从理论上讲,“双语”或“多语”现象在本质上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互补的最直接的体现。“双语”或“多语”劳动者的目标是既保存世界语言的多样化,又促进信息交流的顺畅和通达。这也是为创造未来文明的人们所共同期盼的。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汉”双语和“彝汉英(日)”等多语已经成为广大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的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传播、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国内近800万彝族人民主要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这一特点导致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急需熟练掌握“双语”和“多语”的各类专门人才,而且,这种需求是长期的、大量的。基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彝语言文学专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专业改造,从单一的“彝语言教学”走上了一条“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和“双语”、“多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赋予了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色彩。在保留彝语言文学这一传统特色专业的同时,先后开办了“彝汉双语文秘”、“彝汉双语经济管理”、“彝汉双语行政管理”、“彝汉双语师资”、“彝汉翻译”等多个专业(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开办的“彝汉双语文字信息处理”专业,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古老的彝文走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有益尝试。2002年,彝学系又成功开办了“彝英双语”专业方向,这个专业方向的开办,标志着传统的“彝学”正在努力走向世界,为让“彝学”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彝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8年,新开办了“彝日双语”专业方面,标志着彝学院的“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至此,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多个本科专业(方向),2个硕士点和1个博士点研究方向的学科专业结构。这一学科专业结构的建成,标志着古老的彝文作为一种国家学历教育文种,在共和国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上已经全面实现“通车”。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常设4个本科专业(方向),即“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彝汉翻译”、“彝英双语”和“彝日双语”。这些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科学,知识结构合理。 1.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和其它文科知识的,能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主干课程:现代彝语、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传统文化、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哲学、彝族诗学、彝族语言与文化、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彝族史、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2.彝汉翻译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翻汉、汉译彝、彝汉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汉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标,能在彝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古籍整理、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的工作的专业人才。课程设置:现代彝语、彝语方言比较、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现当代文学、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诗学、彝族文字学、彝族传统文化、彝族语言与文化、彝族史、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 3.彝英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英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经济管理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英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英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语音、英语语法、英语写作、高级英语、欧美文化、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彝族文学概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艺美学、文化人类学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4.彝日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日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管理研究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日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日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日语、日语会话、日语听力、日语语音、日语泛读、日语语法、日语写作、日语视听说、日语翻译、高级日语、日本文学作品选读、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汉语写作、演讲与口才、文化人类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二)着力提高双语(多语)人才培养质量 彝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彝族地区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加强彝汉双语和彝汉英三语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注重学生整体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为原则,使学生真正做到思想上自强、学习上自立、心理上自信、行动上自律,从而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做事。尊重学生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因材施教,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本科毕业生陆续考上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有的在校生作为与海外大学的交换生被选派出国学习,有的毕业生远渡重洋,赴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这是彝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实践成果在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体现。2009年,“彝语言文学专业多语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有力推进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科学研究 由于彝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专业课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主要靠教师自己编写。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为了解决专业教材匮乏的问题,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编写出版了《彝族文学概论》(“九五”国家重点教材)、《彝语概论》、《当代彝族文学作品选读》、《现代彝语》、《彝族民间文艺概论》、《彝汉翻译》、《20世纪彝文优秀作品选读》、《彝族民间长诗导读》、《彝文写作教程》、《〈勒俄•玛木〉释义》、《彝族尔比克智释读》、《民俗学概论》、《现代彝语概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教材,彝语文专业教材匮乏的老大难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课程建设方面,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口径的不断拓宽,彝语言文学专业坚持“经营特色”的理念,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结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合理,课程质量不断提高。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连续3年间,“现代彝语”、“彝族传统文化”、“汉彝翻译”和“民俗学概论”等4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并在为实现部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不懈努力。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结合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彝学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特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先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作8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50余项,40多项成果获各级各类奖。这些成果中“彞文信息处理”等相当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同一学科研究领域里的空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四)强有力的师资队伍 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仅有4位教师。难以想象这4位老师在当时承担着多么繁重的工作任务,才撑起了一个学科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通过选留、引进、培养等多种途径,加大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在西南民族大学各专业师资队伍中,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力量是最强的队伍之一。全校现有彝语文专业教授9人,副教授8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人,四川省教学名师1人,二级教授1人,三级教授6人,博士5人,在读博士3人。应该说这是一支政治素质较高,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2007年,这支队伍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学团队。回顾历史,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光彩在闪耀,内力尚不足。也就是说,在经营特色,凝练特色,彰显特色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科专业建设实践中,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头上的光环不少。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自身的优秀竞争力还不够强。主要表现在:学科专业尚处于弱势地位,做大做强困难重重;重大特色项目的立项研究不多,学术地位不够高;精品课程建设还没有达到部级水平;人才培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今后,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过去、研究现在、谋划未来,摒弃那些不利于学科专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坚持改革创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坚持高标准、高要求,紧紧依托“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继续保持和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适度扩大本科教育规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坚定不移地走“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及“双语”和“多语”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力争在精品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强特色研究,提高科研水平,提升学术地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努力把彝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成为一流的特色优势学科专业。 文学类论文:高等教育改革下汉语言文学类发展 21世纪是我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世纪,这个世纪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这类人的基本条件是:1、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即拥有稳固而宽广的基础知识和坚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还具备开拓创新和综合分析的能力;2、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即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要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基本趋势是转变培养人才观,要教会大学生如何进行思维创新,培养综合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成长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因此,这也对作为我国高校独立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本土特有的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而且是我国高校中设置最普遍的一个基础性文科专业。长期以来,我国各类高等院校都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在高校、新闻文艺出版部门和科研机构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工作的人才。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不仅仅是需要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的教师和学术研究人才,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语言功底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具备良好的文字宣传能力和扎实的新闻知识,能够起草合同、策划广告等。为了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各类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进行改革。 一、改革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包括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科研型、学术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迫在眉睫。 二、改革课程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目标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日常应用文写作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文学作品创作能力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要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手,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实用能力,针对具体现象提出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得学生运用的语言、文字等更加灵活、形象。另外,还要将最前沿的研究话题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放眼世界。 四、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需求相脱节,原因就在于学校安排的实践环节过少,学生必要的能力不能得到强化。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提倡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提高能力。首先,在校要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使之能够从事写作、阅读等基本的工作,同时,学校要设立一批实践基地,使学生早日接触社会上真正需求的知识,力争缩短学业与就业之间的距离。 五、改革考核方式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以学习技能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考核的不仅仅是理论课程,还要考核学生实际掌握的技能。课程考核要将“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化考核方式,通过提问、习作、小论文、作品研讨会、课堂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另外,高校还可以让社会的职业权威人士、认证部门来考核学生的某些课程,引入社会考核体制。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为日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教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论语》就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大教育家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弟子的个性化教学案例。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卤莽、文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只有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施教不同的教育内容,达到同一的目标要求,这既切合教学对象的思想实际,又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层次性。让学生在不同的层面上获得提升,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个性化教学是远程教育的必然要求 所谓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师以个性化的教为手段,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目的,并促进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教学活动。个性化教学包含三个因素,即教育者、教材、受教育者。“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是个性化教学的具体体现,个性化教学是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受教育者当前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能力水平等智力因素及其性格特点、学习动机类型、认知风格等非智力因素千差万别。针对不同受教育者,教育者只有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近几年,电大开放教育招生专业不断增多,地方中小学教师学历不断达标,政府公务员学历持续提升,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出现了招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规模。学生人数过少的现象,给开放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迫切需要个性化教学以适应目前的现实。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特点 1.网上辅导多于面授辅导课时随着远程开放教育模式的改革和探索,教师面授课程已经逐渐为网络教学所替代。传统的教师面授课时正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电大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网上教学资源建设和虚拟空间社区的师生交流被提上日程。 2.教师一专多能在电大远程教学中,“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已经有了新的内涵。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者,要“授之以渔”,而且是知识载体的创建者,教师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完成网上教学资料整理更新以及课程资源建设任务。电大课程责任教师既要熟悉教学理论内容,又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其教学工作量不是减轻了,而是比以前更重了。事实上,开放教育教师往往要负责很多门专业基础课程或对多门课程进行教学辅导。在多媒体教学方面,电大远程教学要优于传统教学,各专业教师基本会制作或参与制作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程。 3.个性化教学的优秀———创新性每年专升本的学生中都有在专科阶段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基础知识衔接上比较困难。学校针对这部分学生要开补修课。教师教的学生人数每届总量并不多,但辅导学生的课程数量却很大。每一个教师精力是有限的,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出现,旧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要把工作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创新,挑战自我。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实践探索 1.灵活的授课机制电大学生多数是成年在职人员,学生上课出勤率受到一定影响。当某届学员本身人数少而又出现严重缺勤时,大班授课方式就很不合适。经过探索,我们认为出勤率较高时在教室授课较好,因为有多媒体大投影,可以方便学生边听边看课件,可以提问或集体讨论。而出勤率较低时,采取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座谈交流方式比较好,或与学生一起浏览课程网页,营造出教和学的和谐氛围。 2.根据教材设计不同的授课方式对于文学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程,学生兴趣较浓厚,教师以讲课为主,提问和课堂讨论为辅;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性课程,比如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和西方文论等学生不太感兴趣的课程,可采用师生共同参与、合作讲课的方式,即教师给学生示范讲解后,让学生轮流上讲台,每人讲一个作家或作品,难理解的地方教师在讲台下配合解释。学生参与式教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台上学生讲得认真,台下学生听得注意力集中;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课程,则是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学生,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让这些在职的中小学教师讨论发言或讲解课程设计方案,非常贴近教学实际,来自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3.进行多样化的网上教学辅导网上教学辅导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在网络远程学习环境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有明确学习目标的课程资源。网上教学辅导的内容包括自主学习指导、电子教案、课程BBS论坛、期末复习指导、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等。自主学习指导内容包括公布上课的时间和地点、预习上课的主要内容、课程的重难点提示、思考题。电子教案是对全书内容框架的梳理,以及对每个章节重难点的详细分析。课程BBS论坛是网上师生互动的平台,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考试重点定期专题讨论题和小组讨论题,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可非实时提问。期末复习指导侧重各章复习重点训练并给出参考答案。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是让学生熟悉课程的考试题型及解题思路。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是学期临近结束时网上公布作业参考答案,便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答题方式是否准确。 4.富有特色的形成性考核方案电大学生平时成绩占终结性成绩的一定比例。平时成绩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上课出勤率、书面作业和网上学习。平时成绩的标准,一要突出电大特色,网上学习分值比重加大;二要突出成人在职特点,上课出勤率所占分值相应较小;三是突出自主性,学生的学习进程和网上学习方式可以自己做主;四是学习时限性,应该有一个大致时间范围。对于网考课程,中央电大制定了详细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布置了网上作业,并限定具体的答题时间,逾期成绩为零。中央电大形成性考核方案的优点是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提高学习效率;不足是尽管教师不断提醒学生学习时限,但是学生由于工作繁忙,有时还是来不及按时答题,结果失去了考试机会。 总之,“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是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在开放教育中,“材”包含两个含义:其一是指教学的对象———学生,学生不同,教学方法应该不同,对于电大开放教育的学生,应该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面授辅导为辅。其二是指教学的媒介———教材,教材不同,面授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网上教学也应该有所不同。电大开放教育的课程责任教师承担多门课程,课程性质不一样,资源建设应各具特色。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媒体,都彰显了电大教育是远程“因材施教”,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开放教育个性化教学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训教学 “行动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不同人种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行动研究”的定义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于一件合作事业之上的方法”。他的这一理论很快传入了教育领域,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行动研究”都下过定义。综合众多的说法,我们这里所说的“行动研究”指的是通过对学校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局部性的改革探索,在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研究个案之一: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采编能力的尝试运用行动研究来探究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作用,我们课题组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为了提高中文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进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我系于2007年成立了“红杏花”文学社,指派有写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文学社的总顾问和指导老师,同时不定期邀请外面的作家和本校的专家来举办这方面的讲座,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如曾请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程维来讲诗歌创作,激发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考虑到学生发表作品较难,经上报院党委宣传部批准,系里于2008年创办了内刊《红杏花》杂志。这本由学生自己写、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既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同时也成为他们进行实训的阵地。 “能说会道,能写会造”,这是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写”是一般的写作要求,这里所说的“造”指的是创造,也就是能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要比一般的应用文体写作要求更高,由此必须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从理论转向技能,除了教师的指导,还要不断地进行写作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通过调查发现,红杏花文学社有专门的章程,有固定的活动,每年有自己的计划。它每年定期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戏剧表演节、小说研讨会,对促进学生的文学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就业的方向除了从事教育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到新闻出版业工作。为了拓宽就业面,在实训教学上我们对学生采编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系里的指导老师会经常在文学社举办采编业务方面的短训,对新生进行业务指导。2010年12月3日,笔者对文学社全体成员进行了编辑业务方面的培训。当时内部刊物《红杏花》正在编辑第三期,已经排出了样刊初稿。作为总指导,笔者在审阅过程中发现了较多的问题,于是从稿件内容把关和编辑排版两个大方面,对全体社员提出具体要求,并结合已经在审的杂志清样,从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进行了讲解。如这期杂志中文学社社员何某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加上几千年的礼义思想的影响,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往往非要复杂地给各个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送点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并不是批判什么,而是强调钱的重要性。……”笔者明确告诉学生:民族宗教问题绝对不能碰、政治问题不能随便碰、消极颓废内容不宜发表。 通过指导老师对文学社学员的指导,学生的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学院报纸的副刊上,曾多次发过“红杏花文学社作品专版”。江西省写作学会每两年要举行一次“大学生写作大赛”,系里指派作家祝春亭教授担任这项赛事的指导老师。除2002年首届比赛没有参加之外,其余的比赛中文系都组织学生参加了。在这项比赛中,中文系的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数十名学生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其中获得一等奖为第二届6人,第三届、第四届都是10人。由“红杏花”第四任文学社社长、中文系2008级专科一班杨高海编剧的《爱在苗乡》,在学校演出获一等奖,该剧参加全省高校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获得了旅游商贸学院赛区三等奖。与此同时,学生的采编能力也得到提高。他们拟于2011年4月出版第四期《红杏花》杂志,在审稿和编排上与第三期相比,同样是这些学生唱主角,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杂志内容健康向上,编排美观得体,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有的学生在学院的报纸任采编,有的则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由此可见,加强写作、采编能力方面的实训教学十分必要。研究个案之二:表演与研讨会对推进学生科研能力的作用运用“行动研究”来推进学生的科研能力,必须遵循“行动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一般来说,教师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如下:①发现教育问题;②分析问题,找出原因;③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④实施方案;⑤反思方案的实施效果。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从中去发现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从2006级、2007级本科班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来看,我们发现他们普遍存在着科研能力不够强的情况,专科学生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例如,许多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不新,重复别人的观点,缺乏学术价值;还有不少学生只会就事论事,叙述作品的情节占太多篇幅,论文的理论性不够;另外还有部分学生写出的论文逻辑性不强,整篇文章不知所云。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锻炼不够,学生主动进行的研究性学习太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系里决定加强实训教学。在实训教学方面,重点又加强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表演,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二是通过开作品研讨会,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些专业课,涉及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其中不少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让学生组织剧社,进行文学作品表演,学生要演好角色、进入角色,就必须对作品和角色有一定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作品的认识往往会有所创新。 诗歌朗诵会,是实训教学中经常举办的一项活动。“红杏花”文学社成立后,每年4月都要举行大型诗歌朗诵会,以提高学生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戏剧表演,也是促进学习的途径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分角色朗读来体会戏剧作品,如《雷雨》《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都曾作过尝试。“红杏花”文学社为庆祝成立一周年,当时准备了丰富的文艺节目,其中就有话剧《雷雨》片断的表演。在此之前,中文系学生曾将《简?爱》的精彩片段以话剧的形式搬上舞台。学生还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爱在苗乡》。为了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教学,笔者曾于2009年4月22日在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的《世界华文文学》课上举行过“林海英作品研讨会”,要求全班每个同学必须发言,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互联网的发达,使学生可以上网查找一些研究文章,这使得他们可以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然而也有其负面作用,就是一些不愿动脑筋的人会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其负面作用,我们在2010年3月16日举行研讨会,特地将本系作家祝春亭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作为研讨的对象,以杜绝他们上网抄袭。再如2011年3月19日举办的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研讨会”,系里派了四位指导教师,邀请了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和江西电力职业学院的文学社代表参加。学院督导郭教授对此也很感兴趣,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前往观摩,并在学院的《督导简报》上作了介绍。学生的发言稿,一部分准备修改后发表。研讨会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课题研究模式”(也叫项目研究模式),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模式。实践证明,课堂与课外相结合,通过表演和研讨会等形式,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活动,对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作用。经常性地开展表演和研讨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研究个案之三:技能竞赛对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的促进我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有一大部分是师范类的。作为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赛代训是实训教学最常见的形式。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相关的比赛,开展得较普遍的主要有书法比赛和演讲比赛。“三字一话”(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和课件制作,是成为一个教师要练好的基本功。书法比赛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三字水平,而演讲比赛、辩论比赛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和表达能力。这些实训形式,对师范生极为重要,所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教学必不可少的内容。结合校园文化活动,通过竞技促进实训教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例如师范生基本功技能大赛,学生参与的热情就很高。 江西省教委师范处2008年推出了第一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要求师范生在演讲、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以及课件的制作上,能一展自己的基本功。笔者单位每学年都要在班、系两级举行演讲、辩论、朗诵、书法、制作课件等比赛,在比赛之前让相关老师给学生作辅导,但主要准备工作由学生自己去做。导师团对此项活动进行全程指导,葛林、万师齐等学生代表学院参加省里比赛取得了不俗成绩。在全省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中,中文系有五位学生分获二、三等奖,特别是本科组,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的成绩。2010年学院为迎接省里第二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先举办了本校的选拔赛。通过指派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参赛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以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举办类似的大赛的确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我系为例,为参加学院的师范生技能赛,系里先举办了预选赛。学生知道如果能获奖,对将来他们应聘教师很有帮助,因此踊跃报名。通过比赛,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努力方向。而对预赛选拔出来的学生,系里分别指定了三位在书法、演讲和课件制作上有经验的老师,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辅导。这样便可弥补其中某一项内容的不足,使他们在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上得到整体提高。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践教学调研与策略 近年来,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普遍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在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几乎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都在强调实践教学。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比较多见,但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本科院校,有其自身的特征,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其他高校的经验对我校不一定适用。因此,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结合自己的校情生情进行实践教学。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实践教学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前学生的能力现状、当前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看法,分析其特点,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创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力求建立体系化的实践教学,从而突出能力培养,突破制约学生顺利就业的瓶颈。 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能力现状、对实践的需求等各种情况,结合我校民族类普通高等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一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二是固本与实用联姻,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是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实践的兴趣。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人才锻炼方式 洛阳理工学院属于地方性的新建本科院校。根据学校特点,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在全纳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把培养目标定位为实用型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力求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著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优秀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应用型人才培育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从学历教育向职业能力教育转变。大众化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模式的多元化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层次化。面对这样一种大的转变,一些专业的培养模式与目标必定要进行大的调整,必定要尽快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中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科类专业中的主干和优秀专业,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专业。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几乎各个层次的高等院校都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年来招生人数有增无减,社会需求虽然也在不断增大,但总体来说是趋于饱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同其它专业一样面临着结构性就业难题,而这一难题对地方院校来讲就更加严峻。地方院校应有符合适应地方社会要求和其自身办学条件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我国高教的实际情况,潘懋元教授将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研究型的、综合性的,这类大体上是我们的重点综合大学;第二类是应用型的、专业性的,培养各行各业各种专业的应用型的各种专门人才,包括一般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第三类是职业性的、技术技能型的。第一类大学侧重于科学发明与创造、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第二类侧重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开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第三类侧重于生产现场的技能操作、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此看来,培养应用型人才应当是地方性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对地方性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重心必须下移,由以往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适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正确认识和客观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使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保持其原有优势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在当前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成为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地方本科院校作为依托地方、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院校,承担的是大众化教育的培养责任。然而,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像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一样,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己任,与研究型、综合性特点突出的重点综合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有的尽管调整了培养目标,但是,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培养体系,专业结构以及相关的课程设置仍然没有实际性的变动。所以在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茫然失措,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地方性院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知识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自然也有了新的要求。社会现实要求其所培养的,已不再仅仅是具有审美能力、写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的单一知识型人才,而是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品位,良好的语言交际能力,并能很好地运用语言进行教学科研、文学创作、文秘写作、广告策划、新闻宣传、公关谈判、对外交流等活动,具有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大多局限于文学类科目,比较单一。而目前市场需要的是综合汉语言文学及其它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较宽泛的就业面所决定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其主要弱势表现在:其一,知识转化能力低,转化率低,学校所学知识不能变成自己在工作岗位的实际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素养,高校毕业生任职后,就业单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付出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对毕业生进行培训,以完成从毕业生到社会人才的角色转换,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表现为人际交往、沟通能力欠缺,自我定位不准确,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不足。团队合作精神不强,或自我封闭,或以自我为中心。其三,实践能力弱,动手能力差。如办公自动化设备操作不熟练,公文写作水平不高等。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多数毕业生在离校前很少接触社会,缺乏对自身能力水平的清醒认识,对市场的深入调研,在校期间的职业准备明显不足,不能很好地培养和挖掘自己从事岗位工作的潜力,导致不能成功择业。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是当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一个问题:即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的理解,不能机械地复制实用性专业的“应用型”内涵,而必须顾及该专业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体悟的最直接的载体,它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该专业人才培养一方面要考虑职业技能的训练,又要考虑人文素养与素质的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重心在于学生的人文素养,而非一对一的实用性技能,它的应用型,决不能仅仅体现在“技术”或“技能”的层面上,而应更广泛地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一般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看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提供的一些精神底蕴,是其它具有特定职业对应性的专业所不及的。汉语言文学作为传统专业,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许多新兴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等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母体里剥离出来的。这正是它的基础性、综合性、宽泛性的有力证明。因此,在考虑这一专业的改革发展时,我们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完全应该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综合优势。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与职业应用相关的技能培养模块的设计。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要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改革和建设稳步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改革。转变观念,突破陈规,从培养目标及要求、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适合现实要求的变革。汉语言文学培养方案的设计原则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既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既充分注重深厚人文素质的培养,又认真考虑某些应用技能模块课程的安排;还要有对更高层次深造有切实帮助的课程设置。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本专业学生完成“在学习中研究”和“在研究中学习”的思维转换。在整个培养体系中要大力强化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的培养,这既能给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益处,也能使学生素质有明显的改观,对于树立人才的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坚持以培养能力为本位,坚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专业改革指导思想,积极调整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定位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想很好地实现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就必须针对本专业目前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造。在保持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同时,设计新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进行科学的课程规划和相关的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由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教育的转变。将学校教育与未来职业所需能力相融合,真正做到学有所用,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根据新形势下专业发展的实际要求,课程设置应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应用性,二是突显特色化。开设的课程必须注重实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未来的网络编辑方面的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未来各类媒体的从业人员仍将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为主体。我们应根据未来行业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力开发应用类课程,提高这类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提高计算机能力以应对办公自动化、交际信息化、影像化的时代特征。当然,我们要十分清醒地把握住,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追求应用性过程中决不能失掉其自身特色。本专业的许多基础课看似只能陶冶情操,在未来工作中少有实际功用,但正是这些课程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人的思想在感性层面上获得了理性的提升,对人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我们要以专业知识为优秀,培养实用性人才为导向来优化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可以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三大板块构成,同时开设相关的应用模块。基础课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为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课程等。专业课又可分为专业优秀课程和专业辐射课程。专业优秀课主要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专业辐射课是与专业相配合的一些选修课以及对就业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如: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公文写作、秘书概论、公关礼仪、新闻采编、广告设计、办公自动化等课程,尽量向学生传授最前沿的知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考研、就业意向有侧重地进行选修。实践课包括毕业论文、实习、见习等职业实践和技能培训活动。这样以专业优秀课为学生的专业素养提供基础支持,以专业辐射课带动、促进专业的改革。拓展专业口径,完善课程结构,优化课程内涵,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既有扎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能根据人才市场的变化,自我调适,自我发展,不断地获取新知识,掌握实际技能,成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 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不足的现象,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平时作业、毕业论文、实习等,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政策方面,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这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要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注重第二课堂训练,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训。在保证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注重课内课外结合。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阶段。二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加大职前培训的力度。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可由原来的学校、机关、新闻媒体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以适应毕业生实习多样化的需求。注重实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业务部门学习锻炼,或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建立适合地方性院校特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使汉语言文学由过去的那种单一型的中文专才培养,转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兼备的多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由过去的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向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多途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讨改革,达到既充分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扩展学生就业渠道,提高竞争能力的培养目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解决目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中存在的就业与深造两方面的困境,拓展就业途径,提高就业能力,缩小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与继续深造的能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文学类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学生应用能力锻炼 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指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储备能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敏锐地感知并吸取新知识的能力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是在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将汉语言文学各学科所涉及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或指导实践发展的能力,也包括学科毕业生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在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及实训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和实践。 一、围绕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首先,在突出专业优秀课程的基础地位以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增设并强化部分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作用较大的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包括文学类、语言类两大课程群。为保证专业基础课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本专业的优秀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理论、写作在我院继续开设。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结构,形成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几项基本应用能力的培养,设置了相关课程,形成课内教学指导与课外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写作能力的培养主要定位于应用性文体的写作。叶圣陶曾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为此,我们压缩了写作基础课的学时,增加了应用写作、新闻与采访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系列课程,引导学生进行不同文体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的写作训练。根据学生实际写作基础,对文章字数不作过多要求。创建文学社,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主讲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网站上创建“雏鹰习作”平台,发表优秀的学生作品,并以作品发表的数量作为期末考核的重要依据。具体实施方案及考核要求由课程主讲教师完成。同时,文学史及文学理论主干课程,结合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大一的学生能够完成“读书笔记”;大二的学生能够完成“热点评述”、“问题综述”;大三的学生能够进行“读书报告”及“学科论文”的写作。具体实施过程及考评措施由相关主讲教师负责。围绕口语表达能力开设《演讲与口才》课程,同时结合《现代汉语》语音部分,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规范及表达能力的训练。《演讲与口才》课程突出课堂实训,并采用精讲精练的方式,考核方式以口试为主。同时定期举办诵诗会、演讲比赛、辩论赛。围绕文章阅读解读能力的培养,开设《先秦文史哲精读》、《论语研读》、《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精读》等经典文本解读类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不同风格作品的赏析方法。文学类课程除了基本的文学思潮及知识点外,要求教师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感悟作品,以培养学生阅读元典的能力。 定期开展读书报告等活动,强化对学生课外阅读的管理,使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其次,分设专业方向,开设系列专业技能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此部分课程主要根据市场“出口”确定课程内容,使学生的专业学习能与社会工作接轨。目前针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就业需要,开设了教育教学方向、新闻传播方向、文秘文员三个基本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选修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以适应学生就业流向多元化的趋势。再次,加强开设专业拓展类课程,如中国文化史等,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社会工作适应性。同时适当压缩专业深化类课程,保留一些对于完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和系内特色课程,如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增加选修课门数,扩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整体课程体系突出“开放式”和“动态型”。开放式指课程向就业所需课程辐射;动态型指除决定专业性质的专业优秀课程系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外,部分课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毕业生就业趋势以及学生选择意愿适时调配。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加强保障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强、适应面宽等多方面优势,但在以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经济指标为价值尺度的现代社会,却凸显劣势。尤其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基本沿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之生源素质的差异,培养的学生很难与一本、二本院校的同类专业学生相抗衡。因此,只有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实现“错位竞争”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形成除了基本课程的调整外,还需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来保障。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切实提高学生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高校研究的重点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环节内容主要为学院统一规定的课内实训、毕业见习、毕业实习。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面较宽,很难进行统一的实习,大多采用分散实习方式,指导教师很难进行跟踪指导。因此我们将实践课与活动课列入正式的课程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变过去积极分子个别参与的实践活动为普及式教育,使每个学生都在实践性环节中受到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训练。同时,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 三、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基础差,缺乏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课堂听课状态及课堂纪律都与其他本科类院校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教师讲什么、讲多少不是首要问题,学生学了什么、学了多少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情况,我们尝试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尚未形成所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同时独立学院学生由于入学分数较低、知识面较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为避免出现“一言堂”的情况,可以设计讨论等环节。 2.倡导“学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这一方法主要在高年级实施。随着学生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学导式”学习方法为主。所谓“学导式”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倡导学在导前,凡是学生能独立完成的课程内容,尽量让其主动完成,教师主要进行过程指导。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的指导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和服务上。师生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课下讨论交流,使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也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史学论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历史学研究的论文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历史学论文:高考历史学论文 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看待历史学科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记载,是培养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重要手段,对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重要意义。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唐太宗也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要以知兴替。”可见,学习历史可以加强个人的修养。除此之外,历史上高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白了,它直接关系着你的高考成绩,在当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你对历史有无兴趣,但在主观上你必须重视它。 二、要认真听讲听课 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一般都会把所学内容的精华在课堂上讲解,并集中解答同学们比较难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并形成体系和线索。这在高三尤为重要,因为高三课堂的特点就是容量大,速度快,而且极切近高考。老师往往会联系高考考点,考纲,和往届考题,所以在课堂上必须全神贯注,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跟上老师的思路,积极思考,争取在课堂上留下知识的深刻印象,减轻课后复习的负担。 三、要善于把握 历史线索历史是一门线索性极强的科目,上条脉络清晰的线索可以使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归纳成三条大线,即: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列强的侵略的这条线索下,可以归纳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这样就把分散的历史通过列强侵华这条线联系起来了,省下了我们很多工夫。还有,课本有些东西看似零碎,只要我们注意整理,还可以找出其历史线索,无论是时间线还是空间线。 四、要重视基础知识的落实 历史的高考题型,一般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所以要切实地注重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凡是书上的文字都应认真去看,还有书上的小字部分,每页的注释,也要做到一一过目。不要侥幸的认为这不会考,那不会考。要抓住考试重点的同时,全面地铺开战线。还要反复不断地看书,持之以恒,特别对重要的章节有强烈的印象,这样才能打好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基础好了,才能完成从“自由王国”的飞跃。最后做起题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时就有了心理优势,不至于在高考时过于紧张。 五、要重视对做题的训练 做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在平时的一种能力的试卷上的反映。所以要特别仔细,对题要一字一句的读,扣住关键字词,并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其具体的历史意义。不要审漏,审错漏了题,即使似曾相识,也要从角度、要求的不同来考查,一定要在审准题的前提下产生第一感觉,不要犹豫不决反复涂改。做问答题或材料题时,还要注意答题范围尽可能宽,但应注意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有所侧重,切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作者:李梅兰单位:山西省运城市运城三中 历史学论文:胡服骑射历史学论文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代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的内部压力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较之当时的中原服饰,要轻便的多,而且更适于骑兵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想法尽管得到了大臣楼缓的明确支持,但在群臣中却招来了普遍的非议。主因是中原人身着胡服,首先就触犯了华夷之别的礼仪规范和传统,而采用骑射战术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诸国的军事战法和军队建制。这样,胡服骑射就不简单是个服饰着装的问题了。面对群臣的非议,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心腹大臣肥义进宫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疆土,灭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获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呢?”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经过此次商议,武灵王又得到了肥义等大臣的支持,这就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但当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为了争取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灵王派使者前去游说,公子成却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对此责备,武灵王并没有生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结合赵国的实际,说明了实行“胡服骑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听”。其他宗室贵族赵文、赵造、赵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对。赵文进谏:“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武灵王反驳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并认为:时势在变化,所以,世俗也得跟着改变,这是圣人之道。在强邻压境,胡人猖獗的形势下,长袍重甲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已关系到赵国的存亡,在此种情况下,还死守陈法旧俗,无疑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赵武灵王果断的说:“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针对以上观点,大臣赵造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骑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进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面对这样陈旧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武灵王反驳“: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最后坚定地断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武灵王就是在此高压之下推行了“胡服骑射”,前后共经历了11年,卓有成效,不仅使赵国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击败了胡人,兼并了中山,开辟了广袤的土地。从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虽遭秦五次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使秦国在其称霸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剖析 2.1胡服骑射的分析 “胡服骑射”是一场以军事改革为优秀的封建化运动,主要包括“胡服”、“骑射”两个方面,“胡服”和“骑射”彼此联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骑射”的需要,为实现“骑射”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手段。王国维亦云“: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为他实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赵武灵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在赵武灵王下达的命令中,只强调了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装了呢?其实,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层统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会加以效仿,更何况胡服确实便利。强制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赵武灵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骑射”前的赵军,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行动灵活方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赵武灵王此举的目的有,一为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准备,因为身着传统的裘裳根本无法打仗;二为革除贵族大臣们的保守意识,强化改革精神;三为改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众的尚武之风。第二是“骑射”。几乎与服饰改革同时,赵武灵王又开始“招骑射”,模仿“三胡”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国攻占原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境)变其为骑邑,主因是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的马,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赵国骑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户籍,到一定的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方法。当时的骑兵需要具有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骑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自发地“习骑兵”“、便其用”,有了骑马射箭的本领。因而国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区的策略,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二是“三胡”的骑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不但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也提高了战斗力。三是赵国代地的骑兵。代地边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气力,多习骑射,因此有组建骑兵的基础。 2.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对比分析 2.2.1骑射文化对比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东胡、林胡、楼烦,到匈奴之后兴起的鲜卑、乌桓、敕勒、柔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的民族。在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迁频繁,弱肉强食,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个体部落的独立强盛,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就导致了游牧部落无一不重视在部落中进行军事教育。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高气力,好射猎”。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幼年便开始练习骑射,学射鸟鼠、狐兔,到成年时皆能开弓作战,骑射技艺超群,做到其马“日常驰数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达到“人不驰马、马不懈勒”的状态。匈奴族在冒顿单于时拥有控弦之士达三十至四十万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骑兵队伍,说明当时匈奴对骑射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程度。而当时汉民族的骑射文化却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汉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区,以渔猎农耕文化为主,生活环境相对平稳富足,他们的作战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战车和步兵为主。在此将中原骑兵与匈奴骑兵进行对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原之马不如也;险道倾,且驰且射,中原骑兵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区难免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2.2服饰文化小析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汉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汉民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汉民族的“服饰创新”,这是汉民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汉民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使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2.3胡服骑射的历史学价值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军事实行改革后,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数千年来,他一直是我国古代练兵习武的重要项目。同时,这次改革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价值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第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来刺激、强化军事力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军队内部的结构机制,改革传统的作战方法上。实施胡服骑射后,军队摆脱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费巨大的甲衣战车,变得更加灵活机动而富有战斗力。国家民众由此而减轻了沉重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赋税徭役,一则强兵,二则利国利民,这正是胡服骑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的战法,一扫以往中原车战的陈旧战法的束缚,开创了新的军事活动的场面。从此以后,以步兵、骑兵为基本力量的作战方式逐渐得以推行。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战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第二,胡服骑射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确立,同时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第四“,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服饰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也是区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以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员皆为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习胡服,求便利”成为我国服饰发展的总体倾向。 3结语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不及吴起、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倡导的变法改革,但它提倡给历史的借鉴同样发人深省。这次改革是战国时期较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赵武灵王的改革没有能够继续深入,赵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改变在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骑射”在民族融合,服饰变化,军事改革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改革的成功与得失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实践也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郭文兵单位:长治一中 历史学论文: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大学资料室历史学论文 一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共享既然资料室的发展趋势是建设成为学科分馆,那么实现共建和共享将是非常必要的。①将资料室纳入全校的文献保障体系当中,逐步部署统一的自动化业务管理系统。②业务上分工明确,设立统一标准,贯彻“总分馆”制。③做好各资料室文献资源的回溯建库工作,实现校内文献资源的统一检索,并制定合理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减少重复建设,便于图书馆与各资料室形成各自的收藏特色。④转变资料室原有的封闭状态,探索可行的资源共享制度,推行校内资源的“大流通”。 作者:田瑞雪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学论文:人才培养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优秀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优秀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学论文 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 历史学论文:个人情感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优秀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三)最终影响读者对史实的接受读者接受的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叙述。广大的读者在接受史实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利科曾说:“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读者与历史学家的交流是依靠历史叙述作为媒介的。情感在交流中属于传递的内容,也就是信息。历史学家依靠历史叙述与读者交流思想。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隐藏的情感凝聚到历史著作之中,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是一个主体参与的传播过程。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后,逐渐分辨美丑、善恶,以反省自我、辨别是非。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遭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将情感凝聚于《史记》之中,“思来者”正是为了将情感传递给后来人(读者)。再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宋文帝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鉴远”“贻诲来世”都是裴松之作注时个人情感的写照。综上所述,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各种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是主观行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代表着历史学家不同的个人情感。读者通过阅读历史著作,最终领悟历史学家所要传达的个人情感。 作者:盛亚军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历史学论文:专业选修课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设置情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高校重建课程体系,选修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选修课比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选修课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随着学分制的推行,专业选修课设置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说:“学分制与选课制紧密相连,学分制的优秀是选课制,离开了选课制学分制就失去了意义。”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历史学系推出了一系列专业选修课。北京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1分,选修课不低于54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低于29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1%,提供了71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也就是说,学生至少要修15门专业选修课程方能达到毕业要求。复旦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46分,其中专业选修课须达到26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8%,共提供了11组总计99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即学生至少要修完13门专业选修课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虽然达不到复旦大学近百门的规模,但是也都有数十门之多。河北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学科基础选修”和“学术研究选修”须达到24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5%,累计设置了26门备选课程。安徽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60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63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低于32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0%,备选课程33门。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79.5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15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9%,所设置的备选课程有36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使学生进一步学习本专业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更新的研究方法,了解掌握本学科、本专业较前沿的知识及动态,为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做准备。依据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选修课的性质特征,一年级基本不设专业选修课程,二年级开始少量设置,更多的专业选修课程集中在三年级及四年级上学期,学者王乐忠在论及专业选修课的特点时说:“一般是在大学高年级开设,亦出现在低年级开设的尝试。”现将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选修课设置的时间情况列表如表1,从中可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确主要集中于第五、六、七学期。 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授课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国高校的选修课设置与教学取得显著成绩,就历史学而言,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蔚为壮观,上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达到71种和99种之多,即使像淮北师范大学这样的地方本科院校,也能达到36门。各高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程内容涉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诸多领域,既充分体现了不同高校历史学专业的特点,也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但是,与此同时,历史专业选修课也表现出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这一点得到一线教师、教学管理者以及高教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教师与学生一个共同心理是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如必修课。”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线教师张秀琴等说:“一些教师、学生对开设选修课的意义不够明确,或者说立足点太低。”教师李丽说:“学生普遍把它们看作是不重要的‘辅课’;又因为选修课属于考查科目,学生普遍不予重视。”教学管理人员曹树国指出:各高校学生对“选修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选修只是为了应付学校对学生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对专业选修课与必修课给予了不同定位,选修课在教师的工作量计算、职称评定、精品课程申报等方面的地位远不如必修课,甚至课时津贴也有所区别。对专业选修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定位欠妥必然导致一系列教学问题的出现,出勤率低是最直接的表现。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凸显,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所谓冷门专业来说,其表现要比热门专业更为直接。考村官、考编、考研、考公务员成为大部分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中心任务,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不具备应对上述各种考试的直接功利性功能。学生在时间分配(尤其是在考前冲刺期间)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往往选择缺席备考。部分高校个别专业选修课程的出勤率甚至仅有40%;一线教师乔梅英、杨胜凯说:“大学生选修课逃课现象严重,令人担忧,部分选修课缺勤人数甚至超过了半数。”笔者所讲授的《徽商与儒学》曾获校级课堂竞赛三等奖,尽管如此,学生的平均出勤率也只有70%左右。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低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学生身上。专业选修课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教师的教学要求比必修课教师更加严格,有学者客观地指出:“专业选修课作为专业必修课的补充,其内容涉及面更加广泛,这更需要专业知识扎实及丰富的专家来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然而,在实际教学安排中,此类课程常由年轻教师承担。年轻教师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但是其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缺乏教学经验,中国地质大学教师李胜利就曾论及这一问题:“一些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可能受到院系委托主讲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甚至并不熟悉的课程。”甚至还出现教师为了完成工作量指标,勉强任课的局面,有学者指出:“高校中某些专业出现了教师无课可上,特别是对于新进高校的年轻教师这种现象较突出,但又不得不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年教学工作量,因此,一些老师抱着完成学校任务的需要而开设选修课。”草率任课无疑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体现着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教材建设集中于必修课程上,产生了一系列精品教材,如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系列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系列教材等,历史学必修课代表性的教材有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李侃的《中国近代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等。而对于专业选修课来说,虽然学界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转化为教材,如徽学、方志学、敦煌学等。目前,更多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是教师自拟大纲和讲义,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不得已而借用学术专著作教材的情况。教材建设的滞后无疑制约着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建设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 对于高校选修课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教专家、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管理人员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过应对措施,取得不少成果。偶有学者探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叶书宗曾阐述其讲授《苏联史》的体会;90年代,杨德华交流过大学《元史》的教学经验;近年来,一线教师姜朝晖和张立胜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讨论了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研究性教学步骤;但是,很少有人言及建立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的问题。无论是从所开设的年级(中、高年级),还是从课程内容以及所承担的人才培养功能而言,专业选修课对教师知识及能力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重点遴选和建设一批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就目前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言,必修课“形成团队,打造精品”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施,校、省及部级教学团队层出不穷,而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建设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有教师指出:“从师资力量来看,专业选修课没有专门的教师,每门课程也没有组建教学团队,专业选修课只好由专业必修课教师兼任。”选修课与必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不同,其课程设置、教育目的、教学特点和所承载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必修课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在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选修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教学实践中,如果单纯地把教授必修课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挪用到选修课的课堂上,势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选修课的课程建设、课堂组织、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进、制度建设等归根到底要由教师来完成,而各项与专业选修课相关的改革并非个别教师凭借自己的理解所能胜任,教学团队的优势因此而凸显。另一方面,过去的教学改革在课程方面多强调单门课程的建设,但是单靠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根本无法达到教学目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学者提出“课程群”建设,对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课程群,而课程群建设必须依靠教学团队才能完成。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在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集体内,即使是一个最年轻的,最没经验的教师也会比任何一个有经验和有才干的,但与教育集体背道而驰的教师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环境的最主要角色;教学团队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也是固本强基工程。在高校的必修课体系中,教学团队所发挥的优势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目前,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为此,已有学者呼吁建设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闫怀义等就建议建立化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他说:“建立一支选修课教学团队,以多人授课代替一人承包,是确保专业选修课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同样,探讨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相适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亦离不开强有力的教学团队的打造。综上可见,组建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既是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更是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需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可以借鉴必修课教学团队建设的经验,遴选优秀的专家作为团队带头人,成员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教辅人员组成,并充分考虑年龄、个性、职称、学历及研究方向的互补性。团队建成以后,开展多种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转变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态度;鼓励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授担任选修课教学,整体提升团队的教学水平;力争以团队的力量打造一批专业选修课的精品课程与精品教材,从多角度改变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现状,推进教学改革。 作者:熊帝兵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 历史学论文:课程建设历史学论文 一、课程建设的标准 1.教学条件。教学条件包括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文件,如教学日志、教案、教学检查记录、成绩分析等,要完备、配套;教学大纲要能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教学学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等;选用教材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使用效果好,同时要有辅助教材,如教学参考书、习题集、音像教材等。教学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实验开出率达100%。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优秀,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部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优秀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优秀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4.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针对教学研究项目少,教学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专门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计划地组织教学研究,建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立项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上好文献学课》、《依据特色专业优势,丰富开放型实践教学内容》等六项课题予以资助立项,有效地推动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5.促进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历史文化学院加强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认真做好教学文件、教学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教研室工作制度,明确了教研室一级的管理职责,要求教研室认真做好听评课的组织工作,每位教师认真做好教师听课记录,教研室认真做好教研室活动记录,并定期进行抽查,随时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管,有力地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总之,通过课程建设,历史学特色专业下的课程建设在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效果的增强、教学特色的彰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以点带面,对其他专业课程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了赤峰学院各门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作者:吕富华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研究型教学历史学论文 1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优秀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作者:邵侃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高校教学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主要活动 通过长期摸索,我院已经认识到上述单一的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我院以“多样性”和“循序渐进”为原则,合理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先,在教学方面,我院充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的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制造灾难的凶手之一。近年来,学院每年都统一组织历史学专业学生前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让学生近距离地、真切地感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深化理解理论知识。为了避免学生走马观花,学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种专题性的活动,包括参观展览、走访专家、担任志愿者、听取学术报告等。2012级同学就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并充分利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资源自主地进行有效活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更为细致的参观活动,在参观过程中注意有针对性地记录相关资料、史实,为自己撰写论文收集材料;他们走访了展馆周围平房区的老居民,倾听这些老人们讲述七三一部队的累累罪行;他们还与陈列馆内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学院还将结合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延长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较为集中地在实践基地学习、工作。其次,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和技能。学院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的特点,学院主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活动,增强感性认识;对大二学生,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定期到展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学习,陈列馆根据学生表现选拔胜任者出任讲解员;对大三、大四学生,学院鼓励他们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特长、锻炼能力、提高素质。比如,进行田野考察,跟随专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参与各种学术会议等。在“2013年世界犹太研究与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七三一分会场的活动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的部分学生陪同参观,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再次,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结合陈列馆的展品资源,运用网络、展板、征文、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到我校讲学,内容包括侵华日军化学战研究、战后七三一遗址保护情况等。 二、实践教学活动取得的成果 通过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我院在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史实与实物、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提升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往,很多同学对历史学专业有成见,认为它不如其他实用性强的专业,只能纸上谈兵,将来找工作也受局限。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很多同学们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以史为鉴”,懂得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很多同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学习兴趣提高了。一些同学还选择了考取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我院历史学专业的考研率始终居于全校前列。更多的同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些同学在学习世界史或考研的过程中,外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实践教学活动还引导一些学生选择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学习兴趣提高的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活动,一些同学对中国现代史、东北地方史的学习、研究兴趣渐浓。他们认识到东北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了身处东北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把学习、研究的重心向中国现代史、地方史领域靠拢。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同学围绕这些领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 每年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这两个方向的选题总是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同学在此基础上报考、攻读这些方向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达到了双重效果:其一,避免了枯燥、单调的说教,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宣传,同时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其二,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一反以往老师组织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主安排各项活动。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体现了学生“以史为鉴”的人文情怀,用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历次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总结会、报告会、征文稿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届一届学生思想受到的触动。除了专业方面的成果外,实践教学活动还锻炼了学生沟通、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在担任讲解员、会议志愿者以及跟随专家从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野考察等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很多同学认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良好的综合素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他们在实践基地的活动中,向指导教师、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学习,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已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被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选拔留馆就业。以上成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相信通过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期、持续的合作,未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成果将会与日俱增。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层次、扩大教学对象的范围。目前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限于本科学生。本科学生的年龄、知识储备、阅历都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方式、层次。这必然影响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本着实践教学活动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来应从大一学生开始到研究生阶段一条龙式地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保证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相对稳定、学生的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合作培养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应保证实践活动时间的连续性。目前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时间比较短且分散,导致学生的锻炼机会少。这主要是由于在目前教学培养模式下,课堂授课时间比例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适当延长学生自主学习特别是课外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增加学生轮岗的机会,促进能力培养。 第三,建立追踪与反馈的长效机制,保证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校内、外指导教师应积极加强合作,有效指导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对各批次参与校外实践活动的学生,都应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和引导,储备资料。学生毕业后,还应定期与其沟通,了解学生发展情况,更好地改进实践教学工作。 作者:杨超于琳琦赵景光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学论文:历史学科多媒体课件论文 一、多媒体课件的合理使用,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 知识很容易被学生遗忘,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体验则会对其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在授课伊始,如果教师能够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话,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来。例如,我们在探究《甲午中日战争》这节课中的战争背景以及中国战败的具体原因时,其中《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是要学习的重点知识,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切实地感受带这段屈辱历史给中国带来的伤痛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中相关的知识。为了促使学生形成这种情感体验,我结合了《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的一段视频播放给学生们看,视频中的李鸿章痛苦的表情、步步退让的无奈和日方咄咄逼人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爱国情感。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我抛出问题:“中国为什么会战败?《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危害和影响?”有了之前的情绪做铺垫,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更加的积极、主动,课堂学习的氛围也异常的热烈,这样的教学效果也是极佳的。 二、多媒体课件的展示,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是过去式的,学生在学习中,不可能对历史学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学科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运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并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例如,我们在学习《红军长征》这一课的内容时,由于学生对红军万里长征知之甚少,如果单纯地让学生通过文本的阅读或者教师的简单复述的话,比较难理解红军长征的艰难,也很难真正地立即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于是,我在教学伊始,制作了一个课件,在上课前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里的歌曲《十送红军》来渲染课堂的教学氛围,在讲解新课之时,又播放了一个战斗片段:“湘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学生在观看视频后,也能够迅速地进入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再结合课本内容,边学习边讨论,最后的水到渠成的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左倾冒险主义让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进而学生也能够很轻松的就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有效地突破了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 三、多媒体课件的弊端 1.教育素材的整合不是很合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时候,如何将来自不同途径的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中的一个常见的难题,特别是历史这种学科,要让各种素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难题。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认为信息资料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的信息量过多,没有突出重点,这也是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的。 2.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个,片面地追求表象,忽视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效果。比如,有些课件热闹花哨,有图像、文字和声音以及动画等各种效果,过分地追求了课件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就容易让学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就让教师在传授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学目标淡化了。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多媒体课件在给教学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对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双面性,科学合理地进行使用,让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效地促进学生素养与教学质量的双重提高。将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多媒体教学成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吾甫尔 艾买提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拉哈格镇中学 历史学论文:艺体生的历史学习现况简析 作者:宋继超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美术特长生对历史知识了解、学习、掌握的程度并未达到教育大纲的要求.通过笔者自身的调查了解来看,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成绩不理想,历史知识素养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的因素多出现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习惯与方法不正确以及学习的动机不强烈;同时,也有来自于学校与教师等外在因素,如学校与教师对历史学习的重视不足,忽视对学生历史学习过程中监督与管理,导致历史学习与美术专业课程的学习出现矛盾,并不能妥善给予解决等等.以上的诸多现状,都是引起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厌学的主要因素.而存在的问题则有以下几方面.学习目标不明确、后劲不足每个学生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只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后,才可以更加自觉地、努力地进行学习;同时良好的学习目标还具有导向、激励、制约等心理作用,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经过笔者的认真观察、了解与分析,在美术特长生中,大多数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目标不明确,甚至没有学习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应对考试.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学习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放弃了对历史学习或是减少了对已学历史知识的整理与巩固.学习兴趣不浓郁、学习意志比较薄弱由于美术特长生大多数把其爱好、兴趣及学习时间放在了专业课程上,再加之历史学科需要大量的记忆,学习内容枯燥、乏味等等,这都是导致学生们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的因素.由于对历史课程没有足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们在历史课堂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气氛不浓郁,甚至出现了历史课旷课的学生日益增多.当问及学生们为什么会对历史学科不重视甚至出现旷课的问题时,学生多表现出一种无奈,或是表示可以原谅的想法———我们对历史课学习没有兴趣,同时它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没有太多影响等等.这些现象,完全可体现出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不浓,自身的学习意志薄弱,没有产生自主约束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习能力及良好的学习方法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对其整个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越强烈,也就能越加坚持学习,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帮助极大.而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主动性与专业课程相比之下,其自主性学习能力就差很多.由于美术特长生基本都存在历史知识的底子较薄,以往的学习方法也多以死记硬背为主,加之缺乏对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巩固,没有系统地将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理顺、贯通,只能死记硬背这些零散的历史知识,这就引发许多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一种畏惧心理.由于学习方法的不正确,导致对历史学习没有自信、学习态度消极、兴趣不高等. 提高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有效对策 明确历史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历史教师应让美术特长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树立目标,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才会具有面对并战胜困难的勇气.历史教师要使学生充分认知、理解历史学习对其自身素质的提高与未来的发展重要意义.同时,侧重于学生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爱好,引导、帮助学生们树立不同的、适宜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们感觉不到学习目标的压力过大,经自己努力过,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一样,才可以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当学生们达到目标之后,历史教师则可以再适宜、适时的进行下一个学习目标的制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目标的标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历史教师应该做好自己教学内容安排,最大程度地加强对历史知识的融合性、趣味性,以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情色彩与趣味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同时,还要侧重于发掘与美术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中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一些相关历史知识,提高其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再加上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将历史知识结合生动、幽默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注意力,进而逐步达到使其产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与此同时,历史教师还要充分体现出自身的高尚情操、丰富的知识素养以及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将自身的活力与素养全面的展现给学习,让历史课堂充满快乐的因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与幽默及快乐的笑声.这样的历史课堂才是学生最需要的课堂,才会使更多的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浓郁的兴趣来,也才会使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产生自主性的学习,以配合课堂上历史教师授课的生动、有兴趣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正确学习方法,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主动获取更多知识的基础.良好的学习方法,可以令学生获得更大的成功,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的学习与工作之中.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引导、帮助学生们掌握一种或是更多种的正确、良好的学习方法.首先,及时的对历史知识进行预习与复习.这也是实践证明后的成功学习方法之一,这也需要我们历史教师在学生们掌握此方法之前要进行督促、监督的重点,并使其形成一种习惯.其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知识的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习惯.任何知识在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培养学生们进行自主的、积极的去对未知知识的探究性学习,从多方面去了解、理解该方面的知识,同样,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历史学科的学习.历史教师可以抓住教学内容的重点,以此给学生一个自主探究的题目,让学生们自主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此类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程度,还有助于让学生们产生更加浓郁的学习兴趣,从而丰富其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对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历史教师都没有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兴趣与态度,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也很难全面提高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要做到提高对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丰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出教师的职责,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学论文:在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注重和培养,是提高本科生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十分突出。通过开设研究性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避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出现盲目选题、写作不规范甚至全文抄袭的现象,能够做到选题有所依据、写作有适当的指导、答辩有一定的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积极推广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得以实施和体现。 研究性课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是在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基础上,体现知识的综合和能力的发展,注重体现专题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加强实践性。课程理念表现为:关注学生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经历;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加强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整体效益。着重在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或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力,以及实现知识迁移和相应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习主体应具备以创新精神进行探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学习与理解,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可以搭建一个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平台。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提供思考历史和探究历史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提高学生正确表述历史、对历史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力,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特定的历史课题,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获取材料,以科研的方式获取历史知识、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教学方式。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其创新能力为宗旨和目标,其特点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死记硬背。提倡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使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授课时间,既兼顾教材的系统性、全面性,还要适当介绍或探讨学科中比较深层次的或前沿性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是学生比较欢迎的,能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探究,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在教学中对史料的运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教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热烈地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开阔思路、集思广益,观点逐渐明晰,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实现课堂上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 其次,教师要布置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对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正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地使用信息工具和各种相关软件,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研究性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其优秀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方法及意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研究性课程有利于学生阅读、分析史料和探究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扎实、牢固,并形成初步的研究、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强化研究方法及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应贯穿大学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一、二年级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写前沿性问题的学术研究综述、小论文;三年级,指导写学年论文;四年级,指导写毕业论文。 可以在毕业年级开设专题讲座课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专题课以中国史、世界史两大通史为选修课程,选择和通史课内容相关的史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由各教研室集体研究确定题目,汇总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授课,要求所讲题目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给学生一定量的学术信息、参考书目及相关因特网址等。学生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使研究课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为顺利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保障。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教师的分析论证,使学生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使学生初步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扎实、完善的知识积累和科研素养积累。通过平时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和质量。研究性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体现在论文写作的三个程序上: (一)开题。确定选题,制定提纲,理清思路,撰写开题报告。选题是专业论文写作的突破口,要求论题明确、立意新颖。研究性课程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在学生学会对专业基本问题的把握、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动向、最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和成果,使学生对某些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某些史学问题有所思考,具备了相关的理论、资料储备,做论文时能够从容面对。避免出现盲目选题、全文抄袭等不良现象。 (二)撰写。史学论文写作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资料翔实。研究性课程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文献的查找和阅读,既培养、锻炼学生查找、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开拓学生视野、拓宽知识面。学生利用网络查找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引证。史学论文写作重在驾驭史料,对史料的消化与处理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杜绝史料的杜撰。 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写作技巧等内容的掌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专业课老师注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勤思考、多动笔,通过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学年论文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又极大地调动了论文写作的积极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格式规范。史学论文的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基本格式包括题目、摘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毕业论文要求由学生独立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排版打印。明确规范化的注释包含的要素:(1)作者;(2)论著名;(3)出版地;(4)出版社(或刊物);(5)出版时间(或发表期次和日期);(6)页码(或版次)。 3.修改定稿。学术论文修改的内容包括对观点、论据、结构、语言、注文的修正。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前提下,表达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参照学术信息,考虑是否写出了新意;是否发掘新的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新的解读。指导教师统稿时对课题研究的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层次,遣词用语的准确与规范给出修改建议、重点在于力求写出新意、提高质量。 (三)答辩。规范答辩程序,力求在规范中求进步、促发展。毕业论文答辩的功能在于考核论文质量与评定成绩、修补论文漏洞与完善论文、师生互相启发与学术切磋。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面结束后要及时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对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出建议。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情况和本科教学质量状况。通过研究性课程设置,教师对于学生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都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师生共同研讨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使毕业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开放性、探究性,从总体上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这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