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艺术学类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HT5”,5SS][KH*2]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自省与突破: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优秀,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优秀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优秀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优秀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类论文: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优秀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优秀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优秀,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优秀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今年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首先应该感谢文化部、教育部对艺术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功绩。我们的论坛,一届又一届地呼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一届又一届地论证这个问题,终于获得了上下各界的一致认同。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众所周知,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90周年诞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我们要以此为着眼点,以提高全民族的美学修养和鉴赏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出发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地审美地把握艺术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这是艺术教育的幸事,也是全民族的幸事。 我认为,所谓从文化自觉到艺术自觉,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自觉认识艺术和艺术教育在坚守全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功能。 孙家正同志再三讲,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艺术亦如水,是流淌在民族肌体里的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化软实力。文化和艺术都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艺术究竟具有什么独特功能?它与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相提并论,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一个脱离了艺术教育正确轨道的民族,乃是一个不健全的民族;一个善于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并且彰显艺术的自觉功能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应该站在新的时代高点上,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认识艺术的功能和作用。钱学森是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交汇峰巅上思考人类面临的新课题的大师。他力倡学科技的人也必须学点艺术。这不仅在于艺术可以开启人类右脑的形象思维和想象能力,更在于可以培养每一个人的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感情,这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下,如果我们的国民缺失了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事。所以,每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艺术学科建设好。 第二,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都是毁文化、毁艺术的。高等院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学科建设要科学揭示艺术各门类的独特规律,要对形形色色背离艺术独特规律的盲目做法发出科学的批判的声音,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艺术学科下支的5个艺术学科几个门类学科规律真实、深刻、完整地总结出来,然后变成广大艺术工作者的一种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南。 恕我直言,时下打着创新的招牌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时有所见。比如对待改变了自己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是否严格遵从艺术规律?就很值得反思。一个敬畏自己民族重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构、颠覆、戏说重要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我们应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带领自己的人民小心翼翼地走进历史,认认真真地感悟历史,老老实实地从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里获取历史营养,此乃正道。而万勿反过来借历史人物的英灵包装明星,通过炒作,赚取票房,堕入鲁迅先生当年所反对的“名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一瞑之后,注家蜂起,借死尸以卖钱”的泥潭。 第三,要自觉承担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作为高等艺术院校,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鉴赏现状,不能没有科学指引。我们应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发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科学声音,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要倡导艺术家永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科学观和忠于人民的艺术家的良知和艺术操守,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地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其次,在艺术自信上,我也体会到―― 第一,我们要坚持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充分自信。我们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如何用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对我们艺术学科也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当然提倡民主、和谐、公平、幸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要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永恒的魅力充满自信,有的人不仅不自信,反而自卑,千方百计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我们艺术高校的老师应充满自信感和自豪感,我们从事的是人类灵魂精神世界重要建设的一项工作。对我们先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艺术形象,万勿采用颠覆、戏说、解构的手段。所有的经典作品,我们都可以改编创新,但要有原则,必须是按照经过历史、人民检验的,由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有生命力的价值取向和人类道德准则,顺势方向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那种反方向、逆势方向的解构、颠覆和拆卸。如果那样做,中华民族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艺术之根。须知,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厦,是靠一部部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筛选的经典作品为支柱而矗立起来的。解构、颠覆、拆卸下这些支柱,大厦就会坍塌。这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所以,我们艺术学科建设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艺术主张和美学理想。 第三,应坚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充满自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领导人民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要充满自信。这是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不能也不应去颠覆、解构这种红色文化。 第四,我们要具有开放的视野,对别的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要充满自信,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坚持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过程,就是将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与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营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交融、整合、创新,从而创造出既富民族精神,又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仁义道德的底线的基础上来建构。 艺术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说到底,就是为现实社会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令每一国民身处其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心灵滋润、灵魂提升、精神提高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所以,我要反复强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提高,搞艺术把人的心境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果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让文化“化钱”,让艺术止于养眼甚至花眼乱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社会就会堕入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要恳切地呼吁,所有高等院校,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共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我们有三支大军。一支是我们的单科专业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的奠基者。第二支是以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的艺术院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他们配备齐全。优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第三支,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他们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三支大军,应该各扬优势,互补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教育的特色,大家都做了很多遵从规律的扎实工作,比如,东南大学就不断出版《艺术学》的不定期刊物,又如上海大学出版关于艺术学建设方面的丛书,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些工作,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音乐文献集成》,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中国需要这种为了民族的艺术学术建设踏踏实实,做艰苦浩繁的、享受孤独的工作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古典的文献全部集成起来。这一群学者潜心治学,享受孤独。相比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我更崇敬这些学者。曹意强教授编的《美术》学刊,长期以来就在这方面进行学术积累;傅谨教授在中国戏曲学院,以一人之力团结了多少同仁,对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很多水到渠成的贡献。这种工作,才是真正的艺术理论,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艺术之星”。 我们从事文化建设,包括艺术建设各界的同仁,应该懂得,文化建设的规律在常态,而不在非常态。所谓在常态,就是要靠艰苦细致的日积月累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来到了云南。这次文化部委托我参加评审国务院出台的特需人才培养的博士项目,云南省委提出了“两强一堡”――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桥头堡。云南是面对东南亚的桥头堡。从这些特殊需求出发,他们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两强一堡”与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课题项目,就是一种特需人才,这不仅对云南有益,对整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民族的团结都有意义。 此次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工作非常细致,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顺利召开此次论坛。让我们敞开我们的思维,为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出谋献策。所以,我们更应该团结,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团结,进而愿三方面的艺术院校团结,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我们要尊重在艺术学科的建设中长期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一些院校。没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艺术学升门类是不能实现的。这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艺术的一种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大家都围绕着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这个着眼点,把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既培养高端人才又能让民众都获得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使中华民族富于想象、富于创新的思维传统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扬。 (注:本文节选自仲呈祥在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 摘 要: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促使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目前,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其中又有不少理工类院校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然而,伴随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文章在此背景下,针对理工科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在定位发展、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多个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途径提供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困境;发展途经 作者介绍:文雅(1986-),女,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教育;杨婷(1975-),女,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对我国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途径的探讨”(编号:14YS02),主持人:文雅。 近年来,国内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直接造成了综合类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边缘性学科等新兴学科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类大学相继设置了能够与之相互支持的艺术类学科和专业。综合性大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综合性大学中,不少理工类院校处于在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艺术学科专业,其办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理工类院校传统学科的专业教育对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优势,然而,在面临出现知识体系无法解释相关问题的困惑时,艺术教育所培养的感性认知能力通常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工科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是期望学生利用从艺术教育中获得敏锐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动力和源泉。其次,根据理工类院校自身发展的的学科特点和需要,开办艺术类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对其他学科内容进行补充,从客观调整文理学科的比例,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学科之间的互补与交叉性。再次,工科背景下艺术学科的办学模式在专业教学、学科发展及建设等方面更易于开拓新的思路,创建学科品牌,为其在艺术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式根据时代的变迁正在发生转变,以往的应试教育体制已逐步向素质教育体制倾斜,在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学科专业是我国对创新型复合人才的素质教育要求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虽然大部分理工类院校都成立了艺术学院(系),开设了相关的艺术学科专业课程,但是,随着近年来生源的减少以及人才市场的饱和,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大规模理工科院校重复建设艺术专业,使其尽管在建设规模与教育模式上有所区别,但大多数的院校在学院系部设置、教学手段、师资来源、学科和专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矛盾一方面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如何探寻破解之道,走出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是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相关人员急需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自1952年全国进行一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从综合性大学设置的艺术学院中拆分出来的单科艺术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另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以1983年厦门大学设置艺术学科,开办艺术专业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成立的艺术学院。如:1997-199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立艺术学系或艺术学院,随后,2001-2005年,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也陆续成立艺术学院。至今为止,除中山大学之外,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都成立了艺术学院或开办了艺术专业。 在上述的第二类院校中,不少综合性大学都是工科类作为强势学科的理工类院校。原本,在理工类院校开办艺术学科的初衷是处于学科结构优化及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然而,由于理工科院校长期以来受到“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艺术学科的建设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艺术专业的从属地位,直接影响了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进程。目前,理工类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点困境。 (一)办学定位模糊不清 学科办学定位则与学科所在地域的相关资源、社会人才需求和所在学校师资特色、科研力量相关,它确立了学科培养什么类型人才、怎么培养、培养目标等。理工科院校开办艺术学科从动机上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学科结构的优化,推动学校素质教育,二是“艺考”带来的丰厚利润可以作为学校增长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对于理工类院校来说,艺术学科的建设首先是定位于为理工类专业服务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在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履行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 目前,国内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在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与专业的艺术学院并无差异。比如: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院(系)课程设置的参照对象往往是专业艺术学院。这样直接的影响是使其学科专业很难依托于学校的优秀资源摆脱专业艺术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尤其在课程设置上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课程体系不合理,各门课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关联性,无法设立出属于本校特色的艺术学科专业。学校的办学定位与艺术学院(系)定位的不相一致性,是一些院校的艺术专业迷失办学方向的主要因素。 (二)专业发展受到限制 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专业的动机及定位的困惑,直接反应在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国内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艺术设计专业为主要学科专业所成立的艺术学院(系),一般来说,在专业的设置上通常由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作为主要专业方向。如: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他们最早源于学校原有的建筑学科。第二类是由综合性艺术学科专业所组建的艺术学院(系),如笔者所在的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理学科为主的学校,2006年从原有土木学科分支出环艺设计等相关专业,与人文学院分支出的音乐学专业共同形成了艺术学院的主要学科专业方向。以目前艺术学科专业设置的比例上来看,相较于音乐学专业,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大多是从机械类相关学科衍生而来,因此,在各大理工科类大学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较大规模。 事实上,艺术专业自开设于理工类院校之后,便受其院校和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制约。一方面,在工科院校中,由于艺术学科专业不是传统优势学科,也不是重点专业发展方向,加上专业的设置常常由筹建艺术学科专业的专家根据自身所从事的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建设和管理,因此在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及办公场所等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师资来源及学生就业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艺术科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从招生方面来看,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招生在生源逐年减少的状况下还要与专业院校争夺生源。而在就业方面,由于理工类院校艺术专业设置的社会认知度不高,难以与专业院校相抗衡,再加上目前市场的人才过剩的局面,使得艺术学科专业在人才输出上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形势。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正逐步影响其专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开办的艺术学科专业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后,由于无法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艺术学科,已出现了逐渐衰败的困境局面。 (三)师资配备结构失调 武汉大学表演研究所所长彭万荣先生在《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文中对2008年重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师资做了一个初步的数据统计。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在总量上存在这明显的不足,尤其是艺术学科带头人的普遍匮乏,严重制约了所在大学艺术专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教学需要与教学评估需要是目前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师资压力的主要来源。前者是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运作,后者则是从师资结构上来考核专业办学的规模[1]。 相对其他传统学科,艺术学科在国内的硕士和博士点为数不多。目前,大部分理工科类院校已成立了专门的艺术学院或机构,但是,在师资来源上与一般专业院校并无差异,并且在学历和职称上也普遍偏低,造成了师资配备在学历结构上的不合理。与此同时,作为教学的主力,年轻的讲师和助教在教育观点和意识上能够为艺术学科专业注入新鲜血液,可是,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在教学经验上严重不足,而自身业务能力也难以担当与其他专业相匹敌的学科建设的重任,因此年轻的教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没有归属感,从而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当然,为了完成教学评估或学科建设工作,大部分理工类院校也会对师资结构进行调整,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高薪从兄弟院校引进与艺术学科专业相关的教授或专家,或者是直接将从事相关专业实践活动的专家经过岗位转换成为高级职称。这样的做法虽然扩大了高级职称教师队伍,弥补了师资年龄结构上的缺陷,但是,前者由于年龄偏大,容易产生对学科知识补充和缺乏热情与动力的问题,后者则是因为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使得转岗教师无法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性质,准确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艺术学科专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左右着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也就为其长足发展埋下隐患。 (四)教学管理难以进行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理工科类艺术教育与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办学形态和办学模式。理工类院校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机制,同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就艺术自身的创作和艺术教育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艺术学科专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教学管理、课程编排、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校自身的管理模式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我国艺术学科专业长期以来所执行是专业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如果硬性的将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嫁接到理工类院校上,也就加大了管理机构的工作难度。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理工类院校已经意识到过于理性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在客观上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在努力探寻艺术学科专业特殊性与理工类院校原有的规范性相结合的教育管理,而至今通用的办法一般是实施院校两级管理,下放部分管理权力到艺术学科专业,同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向性,但是,从目前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困境。 二、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的发展途径 加强艺术学科专业特色与创新教育是我国各大高校提倡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工类大学也必须同样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办学的优势,改进和完善目前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形成学科专业品牌。笔者基于当前理工类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现状所面临的问题,结合当前艺术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未来发展途径提供几点建建议。 (一)明确学科办学定位 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艺术类专业只设置在特定的艺术院校内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和互补的办学思想。在理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立所体现的办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二是依托于高校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结构。 首先,从承担推动所在高校素质文化教育的角色来说,艺术学科专业的开设首先要突破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大力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本着培养高校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对理工类大学生进行艺术学科专业中的通识性教育。例如成立“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针对全体学生在艺术设计或音乐审美等学科进行常识的普及性教育。另一方面依托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技能培训,承办校园艺术文化活动。比如以艺术学院为承办方,艺术专业学生社团为主体,策划和举办类似于“艺术文化节”等相关艺术展演活动,既可以推动工科院校人文环境的发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其次,从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的角度来说,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设置实际上是国内交叉性学科兴起的必然产物。因此,在艺术学科的办学定位上,必须重视其学科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一定要依托于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利用学科交叉的背景,培养创新型艺术专业人才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专业设置以高校自身强势学科作为支持,创建学术品牌。如在交通类工科院校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开设通常是源于土建、机械等工科专业(如作者本人就职的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最早源于土建),从学术积累和学识品牌的角度考虑,其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必须与交通领域紧密相连;(2)在教学体系中,不仅要重视艺术学科专业中,同时也要重视相关学科诸如: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应区别于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中单一的专业教育,强调其它交叉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相关学科知识纳入必修课程体系。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一直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单方面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要求。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将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艺术表演和设计型,主要方向是培养艺术家,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北京舞蹈学院及地方性专业的艺术学院开设的艺术表演和设计专业。第二类是艺术教育型,主要方向是培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如诸多师范高校所开设的艺术学科专业。第三类是消费市场型,主要是培养商业或市场流通领域的专业人才。在这三类人才培养方向中,第一种类型较为集中,第二种类型较少,第三种类型几乎是空白,而这一类专业的人才正是目前社会急需的,也是理工科类大学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由于它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索消费者、(艺术)商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经济、技术、社会、人文等方面,因此在专业设置及培养模式上必须区别于前两类。 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该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优化课程教学模式,依托于理工类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注重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理教学理论、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避免传统夫的灌输式、示范式、教师主导式的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与课程讨论环节,形成教与学的互动。二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开设专业和设置课程。目前,国内市场对于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型、管理型、交通型等等。因此,错位培养艺术学科专业人才,是理工类院校可以考虑尝试的途径。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在尊重基本的艺术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将艺术策划、艺术传播、艺术营销等新型应用门类作为主要教学研究内容融入艺术学科建设,同时以案例调研、专业实习和媒体技术运用作为特色教学手段,依托于学校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学院、艺术团体及公司建立广泛交流合作,积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门,如各级政府文化芝术管理部门、各类艺术院校教育管理部门、各类表演艺术团体、设计公司、影视业、演出公司、群艺馆等部门输送优秀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三)调整教师配备结构 理工科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大部分由于学校办学起步晚,经验不足,而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开设专业又较为全面,包括有艺术设计专业、动画设计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广告策划等专业同步进行使得师资队伍建设无法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需求。大部分理工类院校的艺术专业师资力量受到专业特点的限制在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为了能在理工类高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中形成合理的阶梯式师资结构,必须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两方面双管齐下。 出于实际教学和教学评估的需要,理工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方面要着重于建设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则是在师资结构的角度上考虑办学的规模和学科建设方向。因此,从兄弟院校引进具有高职称的教授、副教授,在职称评审政策上区别于工科专业要求,根据专业特色给予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加大力度培养本校讲师、助教,使其合理师资年龄结构在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上合理搭配等,都是调整师资结构的良好途径。 此外,根据理工科类院校的艺术学科专业特色的多元化特征,针对“本土”艺术教师,可以考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模式。一来在科研上易于形成综合性的专业团队,完善学科的发展;二来在教师实践教学中,利于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的学习能力,使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能够精密结合,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这里所提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是教学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保证方面,二是学科建设的科研管理水平,主要针对科研团队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学科建设产生的影响。 艺术专业原本属于应用型学科,然而在理工类院校背景下其学科的建设是无法避免其教学型和研究型的特点。从教学管理上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学科特性,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形成了自由化、随意化的倾向,教师教本的老旧,随意教授内容,更改教学时间,学生自由散漫,迟到旷课及上课睡觉等陋习已普遍存在。原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教学活动,常常被分解为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个单位。为保证艺术学科专业教学质量,在教学管理上,需要严格按要规章制度落实日常教师的上课、调课、听课和查课工作,对于教学事故要查明原由,公平处理。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应该形成相匹配的联动机制,共同了解和管理学生的上课情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需及时记录学生的考勤与课堂教学情况,并同时将相应问题反馈给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辅导员及时对学生做相关工作。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相互协调,通过高效、严格进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 此外,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十年来,综合性大学在艺术学科建设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日渐隆厚,甚至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与单科艺术院校并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推出了不少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越来越多的艺术界学术精品、学术大师相继在综合性大学中产生,从艺术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取得这样的成果与他们学术团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工科院校背景下的艺术学科专业建设可以借助其严密、规范、有序的学科,逐步由个体创作的状态转为集体合作的模式,以依托和抱团发展的方式提高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注重学术及品牌创立,并最终以团队的形式为工科类院校艺术学科专业的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作者简介】田颖颖,女,江苏沛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等学校教务管理研究; 韩帆,女,湖南长沙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媒体教学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朱珠,女,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助教,主要从事插画教学与创作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编号:13JY006)、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项目基金(编号:2013GJ01)资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优秀,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优秀,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系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探讨 摘要:自2011年3月,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开始,艺术学就成为了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今天,本文主要就课程研究的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针对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借助于本次研究,能够为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 关键词:艺术学门类;艺术教育;路径;思考 从2011年5月开始,一级学科的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最为调动最大的调整门类,一共下设了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设计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这表明艺术学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中得到正名,表明了艺术学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与取得的实际成果相矛盾的教学现状。足以证明研究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课程研究基础 (一)学科门类的涵义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引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制定,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工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二)我国的学科分类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13个学科门类。 二、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不完备 艺术教学一般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需要掌握技能知识学习的一门教育,一般对艺术生的教学也需要注重技术层面知识的传授。但是实际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体系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对艺术教学的敏感越来越多的来源于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针对这类敏感、创新思维的体现,至今在对艺术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找到一套比较完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艺术教学中,长期具体表现出一种招生比艺术教学的专业设置更为重要的局面,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教学。 (二)教学设备不健全 具体的艺术教学的设备不健全是指,由于艺术学科门类教学的特殊性以及专业设定的单一性。导致要想实现艺术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很强的实践性教学。艺术教学往往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进行实践,不能仅停留在课本和理论层面,不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遏制学生的创造思维。但是由于很多不是专业类艺术院校的学校对艺术生的教学设备资金和师资力量投入不到位,导致很多学生在实现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缺乏了专业的实践平台和足够的教学设备,因而使艺术创作得不到完善的发挥和体现。 (三)艺术生的教学质量落后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产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艺术生的文化教学上,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招生和顺应市场需求的专项型人才的培养上。一味的扩大招生就招致出现了学生的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的教育弊端;同时如果学校方面对于艺术生的培养仅将对学生的培养重点放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就会导致出现学生的教学质量过于表面,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固然重要,但是大量低劣艺术产品的市场充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生对于艺术追求的审美品味,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社会风气等,这种不重视培养高质量艺术人才的行为无疑是不利于建设我国的艺术文化发展。 三、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 (一)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 将将艺术教育转换为理性教育一方面,是指针对认为艺术教学就是“没文化的烧钱行为”的学生家长和学生而言得,引导学生家长和学生正确认识艺术学,将艺术教育作为一门传授特殊技艺的理性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基本素质,进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是针对一些高校出现的不重视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的行为,倡导高校理性教育,在顺应时展的同时,提高对学生素质要求,在充分引进学生数量的基础上,普遍提升学生高质量的艺术教育。 (二)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 具体是指,在各有侧重的艺术教育中,既要将学生向更深、更高的专业领域进行纵向发展;又要打破现代艺术向传统艺术的明显界限。指导学生将单一的教学领域,不断扩充,向综合甚至混合的方向发展。充分在专业的师资力量引导和专业的教学硬件支持下,实现个人的专业突破。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品德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市场文化冲击的“诱惑”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创造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出来。 (三)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就应该具备国家对于专业学科门类相应的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艺术学作为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实力,在培养学生艺术创作的同时,既要重视艺术作品,还要重视对作品的诠释,即培养学生浓厚的学科意识,改变艺术学“没文化”的恶名,大力加强艺术学生的文化课成绩。 四、结语 本文主要就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探讨,首先针对此项课程的研究基础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主要针对我国艺术教育学的现状展开了深入探究,并进而提出艺术学成为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包括将艺术教育转化为理性教育、对艺术教学做出适当调整、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等一系列可实施的教育路径。最终希望通过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能够给予相关的研究学者一些更具个性化的参考与建议。 作者:王鹤 单位: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心理学类论文:心理学分类研究论文 拓扑心理学是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根据动力场说,采用拓扑学图形,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种心理学体系。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优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中特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宗教信仰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宗教信仰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宗教信仰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宗教信仰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信仰、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color=#000000]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心理后果却刚刚引起重视。1979年罗顿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空气污染可引起消极心情和侵犯行为。 一些研究表明,温度与暴力行为有关,夏日的高温可引起暴力行为增加。但是当温度达到一定点时再升高则不导致暴力行为而导致嗜睡。温度也与人际吸引有关,在高温室内的被试者比在常温室内的被试者易于对他人作出不友好的评价。 上述这些方面和内容都是环境心理学研究的课题。 心理学类论文:师范类心理学教程改革论文 随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师范类心理学教材体系在内容和方法等诸方面与素质教育的要求愈益突显出差距,迫切需要改革。 师范类心理学课程所用教材基本上仍为传统模式,即以普通心理学为主干,结合教育心理、发展心理等方面内容,上课时从对心理现象的分析开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按部就班地讲授。课堂上着重分析一个个心理过程的概念、特点、规律,并顺带涉及教学应用。由于教材中所阐述的心理规律与实际应用没有紧密结合,课堂内容与教学实践脱节,这样的教材体系与培养合格教师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90年代以来,心理学教材开始不约而同地贯穿了认知思想,并大量引入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方法、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考察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两方面,对其中每个具体环节所涉及的认知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例如,将课堂传授的知识分为不同类型,对每类知识采用不同的教育与学习方法;将教学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不同教学目标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技术等。这些新内容、新思想与传统教材相比可说 我们认为师范类心理学教学应达到以下几个主要目标:首先,要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与未来教学工作相关的心理学理论知识,如心理活动主要规律,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矛盾,影响教学效果的各种心理因素等。其次,应使心理学知识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加强应用性、实践性,提高对教学工作的促进作用。以上两方面现行教材都有较充分的体现,取得了不少成效,受到了各方好评。但还有一个主要目标目前仍处在忽视的地位,这就是教师人文意识的培养问题。当前中小学校相当部分教师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曾受过系统的教育理论培训,却仍然沿用简单粗暴教育方式,漠视学生的情感、需求,忽视学生的心智启迪、个性发展。有些读书时心理学得高分的教师对学生却缺乏必要的尊重,很少去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青少年脆弱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学了很多心理知识,眼中的学生却仍是无生命、无情感,只知服从与接受的“知识容具”或是“考试机器”。换言之,他们还没有形成重视学生心理,关注学生成长的基本意识,这一现象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上述问题也反映出师范类心理学在课程体系上存在着的盲区,教材中各种概念、理论、研究成果介绍了不少,但总体而言多偏重于从专业研究角度进行分析,学术性较强而实践性较弱,难以使人将所学知识与教学工作完全联系起来,而在教师相关意识培养方面更显缺乏。也许教材编写者们的想法是:师范生主要任务是把理论学好,等将来工作后自然就会把理论与教学实际挂上钩。但对于接受了多年传统教育,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师范生而言,这种想法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他们在学习心理学时,更多地是作为一门孤立的课程来学的,往往觉得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就算完成了学习任务,很少有意识地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用于指导今后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对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因此,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注意加强相关意识的培养,那么他们在成为人师后,又会沿用早已习以为常的应试教育那一套做法。这样发展下去,素质教育的实现将显得遥遥无期,可见师范类心理学课程迫切需要加以改革完善。既然师范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教书育人的合格人才,那么心理学教学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导未来教师教好书、上好课,还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使之更多地关心爱护青少年的成长,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全方位提高学生素质。这样才能实现从“经师”向“人师”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工程师”。这样的任务对于心理学这门重要的教育理论课程而言可说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认为在教材中还应加强心理规律与素质教育的联系,更多地切合教育实际,分析青少年的心理现状和存在问题、相应教育方法措施的不力之处、依照素质教育要求的努力方向等。这样可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认识到复杂的心理现象在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了解遵循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他们避免或减少在未来工作中重入传统教育的误区。 素质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它要求让学生各方面素质都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要培养的个体素质结构包括生理、心理、思 想、文化等多方面。心理学课自然应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发展方面,在教材中不仅要分析说明心理素质的各方面(如认知、情感、意志、人格)的特点、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搞好教学工作,还应讨论怎样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各方面心理素质,使青少年形成健全心理,尤其是如何发现学生的个别差异,进行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一定发展。这后一方面应在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才能有助于未来教师相关意识的培养。通过教学使他们认识到中、小学生是正在发展中的个体,心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可塑性,教师的教育行为、教育方法都会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教师应采取更为慎重、负责的态度。 心理学类论文:浅谈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方法 摘 要:“文化”是社会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众多学科的链接点,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出现了各学科的交叉研究。本文试图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指出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方法论在文化学研究中的运用,理清文化研究的思路,为进一步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关键词:文化研究;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68-02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三、总结 100多年以来,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科技的发达、国际社会的普遍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其宏观的研究领域,过去局限于研究原始民族或简单社会的异文化,现在也研究复杂社会和发达国家及本体文化。由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加强了协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本文试图梳理人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希望能为文化研究这门复杂综合的科学厘清思路。文化研究日将成为一门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面临着日益增多的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研究并解决这些课题,需要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国际性的合作,从而文化研究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心理学类论文:我国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教育的现状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的规模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高校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以下特征:培养目标设置合理,多实行弹性学制;研究方向多样化,紧密结合社会发展与学科发展需求;课程体系灵活丰富,注重方法与技能训练;培养方式实行两结合制,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注重全面素质提升,理论教学、论文写作与实践环节相结合。这样的培养特征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也符合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 [关键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高水平社会服务的重任。[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的规模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2013年,研究生招生61.14万人,其中,硕士生招生54.09万人;在学研究生179.40万人,其中,在学硕士生149.57万人;毕业研究生51.36万人,其中,毕业硕士生46.05万人。[2]研究生规模的壮大,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同时,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必然对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强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以应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就成为大势所趋。 二、培养方案及其重要性 一般而言,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招生录取到课程学习、开题再到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等多个环节。在所有的环节中,培养方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机构为了使研究生培养工作符合培养目标,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制定的教学计划。[3]高校能否根据学科发展的现状以及本校的实际,科学合理地制订并实施培养方案,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本文选取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12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发现各个高校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三、对培养方案的文本分析 (一)关于培养目标与规格 培养目标是对教育所培养人才素质结构的一种理想,是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是一切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与归宿,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与基本环节有着根本的制约作用。[4]最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对于心理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这样界定的:培养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的专门人才。其具体规格要求包括以下几点。 1.具有较系统的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心理实验、心理测量、问卷调查等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 2.具有综合分析和解决心理学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 3.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独立查阅和较为系统地分析外文专业文献。 4.具有专业写作和学术交流能力,能准确地分析、阐释所从事心理学专业的问题。 5.能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和应用的工作。[5] 比较12所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要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高校都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的要求,制订了心理学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包括以上5个方面的内容。有些高校在具体要求中有所增加,例如增加了公民道德素养以及身心健康方面的内容。 在学制与学分要求方面,12所高校的基本学制均为3年,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弹性学制,对于延迟毕业的,5所高校规定最长培养年限为4年,另外7所高校规定最长培养年限为5年;对于提前毕业的,7所高校规定达到相关要求可提前1年毕业,1所高校(江西师范大学)可提前半年毕业,另外4所高校未提及此项。 12所高校的学分在25分~39分之间,均由课程学分和实践学分组成。 (二)关于研究方向的设置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将心理学分为13个学科方向:基础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与学校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体育运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军事心理学、法律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史。而国内高校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将这些方向整合在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以及应用心理学三个二级学科中。另外,华南师范大学还开设了计量心理学这一二级学科,这在国内高校心理学培养方向设置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进一步来分析,12所高校中,11所高校的二级学科下都有具体明确的研究方向,只有东北师范大学的培养和研究方向仅仅分为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11所高校的研究方向设置情况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不同高校在不同专业方向设置的数量上面存在差别,从2个~10个不等。以上所有方向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心理学13个分类中的11个分类相吻合,其中工程心理学和军事心理学未能涉及。这可能跟我们所选取的高校性质是师范高校有关,而工程心理学一般是工科高校(如浙江大学)的研究方向,而军事心理学则是军事高校的研究方向。从表1、表2可以看出,在基础心理学专业中,认知神经科学和基础心理学方向占有重要比重,分别为42.86%和28.57%;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中,教育心理学与学校心理学(36.36%)、发展心理学(29.09%)和认知神经科学(16.36%)居于前三位。这样的方向设置不仅体现了基础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本专业的学科性质,更表明对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探索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取向,这与靳宇倡等人对于西方心理学论文分布[6]的分析结果一致。21世纪被世界科学界公认为是生物科学、脑科学的时代。[7]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心理研究把认知、行为研究与基因、分子、生理生化、脑、计算机建模和数学建模等技术和方法相结合,这对心理学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8]此外,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从表3中可以看出,应用心理学专业中,临床与咨询心理学(35.56%)、管理心理学(33.33%)和社会心理学(15.56%)居于前三位,这说明心理学在此三个方向上应用广泛,而在体育运动、工程及军事方面没有涉及,在法律方面的应用也有待加强。 (三)关于培养课程体系 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的作用。课程体系的设计应该把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作为根本依据。[9]比较12所高校的研究生课程,从课程安排时间上来说,有10所高校将必修课程安排在前3个学期,少数选修课程安排在第4学期,而东北师范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将所有课程安排在前4个学期。这样的课程安排有助于研究生后半段论文的撰写以及实践活动的开展。具体的课程设置,我们可以从公共必修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4个方面来分析。 1.公共必修课 在公共必修课中,12所高校均开设有政治课程和外国语课程,另外有两所高校(华东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开设了计算机课程,1所高校(南京师范大学)在学位基础课程中开设了计算机课程,3所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英语课程。其他高校未开设计算机与专业外语课程,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许多实验设计需借助于计算机程序(如E-prime),而一些统计软件(如SPSS)也为心理学研究结果的数据分析提供了便利。因此,掌握必要的计算机运用能力来为心理学研究服务,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必备的能力。除了此外,硕士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其对于外国文献资料的阅读与吸收,不仅有助于掌握该学科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还有助于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其中,本专业英语的掌握可以帮助研究生快速获取资料,培养其运用一手资料的能力。12所高校中仅有3所高校开设专业英语课程,这说明此类课程的设置还有待加强。 2.学位基础课 在学位基础课中,12所高校的开设数量从2门~5门不等。上海师范大学的学位基础课在三个专业方面均不同,不具可比性,因此对学位基础课的分析只涉及11所高校。 尽管课程设置有所不同,但从表4可以看出,11所高校中有9所(81.82%)开设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这说明绝大多数高校注重方法的培养。此外,6所高校开设了心理学进展方面的课程,这说明其关注学科前沿动态,注重学科的发展性。此外,心理学基础和心理统计课程也占据了较大比重,分别为36.36%和45.45%。以上均说明高校在学位基础课的开设方面,既重视理论课程,又注重方法课程,这有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硕士研究生。 值得关注的是,开设实验设计课程的高校仅有两所。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与社会的交叉学科,其自然学科的属性使其在许多研究上需要运用到实验设计,一个巧妙的实验设计可以发掘出现象中隐藏的内在本质,而从以上数据来看,高校对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3.学位方向课 学位方向课是指不同研究方向开设的学位课程。由于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的学位方向课因方向不同而不同,故不具有可比性,因此该方面的分析只针对另外10所高校。 比较10所高校的基础心理学方向的学位课设置,如表5所示。 我们发现有9所高校开设有关认知的课程(主要有认知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两大类),5所高校开设基础心理学类课程,这与前文中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课程的设置符合方向的设置。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的学位课的设置主要还是集中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两大块。其中,开设发展心理学课程的有9所高校,开设教育心理学的有5所高校,符合此方向的性质。在应用心理学中,开设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方面课程的均分别有7所高校,前者是由应用心理学的性质决定的,而后者反映了应用心理学的主要应用范围。 从课程的数量和灵活性来看,大多数高校开设固定的2门~6门学位方向课,而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则让研究生从3门~11门专业课中自主选择2门~3门进行学习,这大大增加了研究生的主动性以及课程的灵活性。 此外,通过对于课程名称的分析发现,不同于学位基础课,学位方向课多以专题展开,如基础心理学专题研究、发展心理学专题研究、应用心理学专题研究、认知与人格研究专题、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专题等,这样的课程设置一方面体现了学位方向课范围的广泛与全面,另一方面体现了硕士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的培养方式。 4.选修课 12所高校均开设专业选修课,另外有4所高校(山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开设公共选修课。10所高校的专业选修课依据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江西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专业选修课不存在专业上的差异。 (四)关于培养方式与毕业要求 经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各校研究生培养方式主要采取的是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的模式,将专业学习、学位论文写作与教学实践三方面有机结合。6所高校要求研究生入学一段时间内在导师指导下制订个人培养计划,并据此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学习。 1.学位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和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在研究生培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研究生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集中体现。纵观12所高校学位论文的要求,对于选题均要求创新,且具备较强的理论或者实践意义;8所高校要求研究生是第3学期末提交开题报告,另外4所高校要求在第4学期末提交;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个别高校(南京师范大学)明确提出论文字数不得少于3万字,其他高校未在此类培养方案中涉及字数要求。此外,论文均需要答辩,答辩时需有外校专家参与,不合格者需经过3个~6个月方能重新答辩。 此外,9所高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作为第二作者)在学术期刊上至少1篇,另外3所高校(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没有此项要求。 2.实践环节 绝大多数高校的实践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和教学实践两个环节,学术活动主要有参加学术讲座并撰写报告、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对于研究生参与学术讲座的数量,从5场~30场不等。教学实践主要是针对本科生的授予课程、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指导实验及指导论文等,要求20学时左右或者3个月。 四、结论与建议 (一)简短的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高校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以下特征:培养目标设置合理,多实行弹性学制;研究方向多样化,紧密结合社会发展与学科发展需求;课程体系灵活丰富,注重方法与技能训练;培养方式实行两结合制,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注重全面素质提升,理论教学、论文写作与实践环节相结合。这样的培养特征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也符合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第一,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存在着失衡,过于重视学科前沿方向,而对某些经典的研究领域则关注不够;第二,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忽视计算机、专业外语和实验设计等方法技能的重要性;第三,培养方式趋同,鲜有本校特色。 (二)未来修订与完善的建议 针对以上特点,高校的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应做到以下几点:专业方向的设置需要做到学术前沿与社会需求的统一;课程体系方面应既重视专业知识,又重视研究方法,注重应用性课程的设置;各个高校应注重本校专业特色的建设与完善,突出本校专业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结合自身优势和心理学类硕士研究生的规律,形成有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心理学类论文:高职旅游类专业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消费心理学》是旅游类专业基于能力本位的项目课程体系下的一门工具课程。鉴于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在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分析,提出了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课程名称和内容的选择凸显项目教学特色、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项目工具课程的考核方式的教学改革措施。 【关键词】项目工具课程 消费心理学 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的使命是理论上够用、实践动手能力强,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基于培养学生整合能力的理念,在借鉴荷兰应用科技大学项目教学模式基础上,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类专业成功创建了本土化的项目课程体系,该体系的模式是“项目统领,课程匹配,知识、技能、态度相融合”。 一、项目课程体系的特点 荷兰能力本位认为知识、技能、态度三者的综合体即为能力。项目课程体系根据专业优秀岗位所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确定专业教学能力体系,根据能力体系确定需设置的项目,围绕项目来设计、整合课程。每一个项目都是为了培养完成某些能力培养,某些能力可能在多个项目下进行反复强化、共同完成。项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二是完成培养目标教学的需要。这里的“项目”是课程体系的载体,是专业下的大项目而非某门课程采用的“项目化教学法”中的“项目”。 二、项目工具课程的特点 任何一个项目的完成,都需要相关课程的支撑,完成学生对知识、技能、态度培养的需要。根据课程对项目课程体系的支撑作用分为三类即工具课程或讲座、优秀课程、非优秀课程。第一类课程是完成对应项目必备的知识、工具、手段、方法等内容;第二、三类课程主要是专业和专业基础性课程,既为对应项目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兼顾专业能力、知识的整体需要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项目及项目工具课程统一进行考核,优秀课程和非优秀课程则单独进行考核。两种课程体系相互关联、支撑,共同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消费心理学》课程是旅游类专业营销项目(旅游管理专业项目3 :设计、销售特色旅游产品(旅行社经营管理、国际领队方向)/景区主题产品策划与销售(景区方向);酒店管理专业项目3:酒店产品营销策划;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项目3:休闲产品营销)中的项目工具课程。 三、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与相关课程协调、配合还不够 《消费心理学》作为项目工具课程,与前后心理学类课程配合的程度还不够,如在旅游管理专业项目2:组织、运行一个旅游团队―导游、计调业务实操中有项目工具课程《旅游心理服务技巧》,这两门课程的心理学基础知识如何处理、需要明确前续与后续课程的关系以及对项目的支撑作用作出删减。 (二)教学内容缺乏合理选择和设计 作为项目工具类课程,应紧紧围绕项目需要、讲授项目操作“够用”的相关知识,因此如何根据高职特色和项目教学的需要来设定课程名称、确定教学内容还需要斟酌和研究。 (三)教学方法传统、单一 由于受传统心理学课程的影响其课堂授课方式主要仍以课堂讲授为主,这种“填鸭式”的单一教学模式,只是一味地单方面的灌输,学生大脑始终处于“饱和”状态,没有多余的空间接受和思考,好似沉睡状态,导致学生听课效果差,教学质量不高。 (四)教学考核方式单一 考核是检验教学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环节。《消费心理学》课程作为项目工具课程采用的是项目综合卷的方式即和其他的工具课程放在一张试卷上,考核的内容主要侧重于消费心理学相关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的考核,缺乏消费心理学知识对项目实操和实战方面应用的考核。 因此对于项目课程体系下,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如何更好地与项目相适应,完成项目工具课程的知识、工具、手段、方法等内容对项目支撑作用的要求,对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协调与配合、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实践教学的设计、考核方式方法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四、改革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教学的思考 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不仅让学生构建消费心理学的相对完整的知识,掌握消费者心理分析的技巧和方法,学会如何分析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并在项目运作过程中站在营销者的角度让学生学会主动分析消费者行为,形成产品设计和营销过程行为意识的养成,使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达到行为的改变。 (一)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课程名称和内容的选择凸显项目教学特色 原有的学科式教材的课程体系已不能适应项目课程体系教学的需要,项目课程体系下教材应打破学科式教材的完整性、以够用、实用为原则,课程名称不应冠以“学”字,而应冠以“分析”“技巧”等,因此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应结合专业项目需要进行命名,可以命名为《游客消费心理分析》、《酒店消费者行为分析》、《休闲消费者行为分析》等。 为了更好地为项目做好支撑作用,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一定要实用,围绕项目所需要的知识、工具、手段、方法等要求,针对项目一针见血。如在旅游管理专业项目3 :设计、销售特色旅游产品中课程共需要10个课时,设计了五个专题内容: 专题一:游客消费心理分析概述;专题二:游客消费行为相关因素的分析;专题三:旅游消费心理分析;专题四:不同游客消费行为分析;专题五:商品价格与游客消费心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第2个项目中工具课程《旅游心理服务技巧》已经讲授,在《游客消费心理分析》课程中就不再涉及。 (二)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法,学生被动接受,学生只是听课的机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抹杀,失去了学习消费心理分析课程的兴趣。要让课堂活起来,提高课堂学习的实效性,必须在课堂教学中做到“学、教、做”合一。消费心理分析课程应以行动导向思想为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师生角色的重置,教师需做好课堂前的准备工作,课堂则放手交给学生,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1.阅读思考法与旋转讲解法 针对目标单一的传授性知识,采用阅读思考法与旋转讲解法。目标单一的知识主要是让学生理解、记忆一些概念和方法,课前老师需要找出学生需要的理解和记忆内容,在课堂上规定时间内让学生完成阅读,对于重要的内容要求学生做出标记,然后先是同桌之间讲解、接着是前后位同学之间讲解,期间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最后再采取抽签的方式随机让学生回答,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这种训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 2.思维导图法 思维导图是人类思维特征呈现、思维表达的工具。对于信息比较繁琐,用其他方式难以理顺的内容可以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学生创造出了一个图就掌握了所有的内容,比如游客消费行为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用思维导图法。思维导图法采用小组的形式集体展现,在每个人充分想象的基础上创造思维导图,然后每个小组指定一人进行导图讲解,小组互评打分。思维导图是集体智慧的叠加、互补和增值,促进了学生智商、情商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3.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实施一个完成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对于一个个与消费心理分析相关的相对独立的任务可以采用项目教学法。如不同游客消费行为分析就可以采用项目教学法,针对某一具体群体交由学生小组来完成,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老师需要确定具体项目任务,项目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定、最终的评价则由学生来完成。学生通过完成项目,理论与实践相机结合,很好地提升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4.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法就是教师设置一些与项目操作相关的消费、销售情景, 让学生分别扮演客户、销售者, 处理一些在真实人物消费情景中的问题。没有参与的同学可以进行观察评价,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角色互换。角色扮演法将消费心理知识的应用、销售技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5.案例分析法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通过选取与消费者心理有关的一个个具体的特殊情境,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得出结论的方法。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精心选择一些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或项目操作过程中实际消费情境作为案例,根据案例列出讨论主题,以小组的形式在规定时间内讨论完成,讨论结束后小组选派代表发表观点。通过小组讨论和思考, 找到“真理”,很好地完成了学生对知识的“建构”。 (三)改革、创新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的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学习方式的指挥棒。作为实践性非常强的项目工具课程,《消费心理学》仅仅依靠最后综合卷的考试是远远不够的,应采用多元评价机制和等级制考核方式综合对学生进行客观评价。 多元评价机制是指根据课程授课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学生互评的方式。对课堂考勤、平时作业由老师评价,小组讨论、回答问题情况采用老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的方式综合得出。 等级制考核方式即实施过程考核、消费心理学知识应用考核及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50%:包括课堂考勤10%、平时作业20%、课堂表现20%(包括小组讨论、回答问题、参与活动情况等);消费心理学知识应用考核占30%:即在项目操作过程中运用的消费心理学知识的情况;终结性考核即综合卷的考试占20%。 作者简介: 郝俊(1977-),女,山东莱芜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教学管理。 心理学类论文:财经类高校学业评价体系建构的心理学诠释 本文为内蒙古财经大学2014年度校级课题《新形势下财经类高校的学业评价体系模式研究》(编号:JXY1420)最终成果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财经类高校学业评价体系现状,从建构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主义心理学理论的视角提出了高校学业评价体系的建构要走科学化道路的建议,旨在促进高等教育活动回归教育的本质。 【关键词】 财经类高校;学业评价;体系建构;心理学视角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随着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大学教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授课方式,学业评价形式也需要及时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心理学的视角下科学地建构高校课程学业评价体系,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对学生学业习得过程评价的启示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而不断变革、升华和改写,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财经类高校学生的很多课程学习,其目的就是要检验学生在面对具体任务时,如何针对具体问题的情景对原有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因此,在学业习得过程评价方面,如果只关注了课堂知识与技能的考察与评价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关注,就把学生培养成了一把死扳手。这就需要评价的领域导向多元,评价视野由课堂扩大到课外,由智力因素扩展到非智力因素,由专业技能扩展到非专业技能。在建构主义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学业评价的领域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知识获得”这个认知领域,即知识领域。其次,要向“知识践行”这个领域发展,即技能领域。再次,要向“知识内化”这个领域发展,即反映学生心理的动机、兴趣、态度、情感、行为、意志等非智力因素。最后,向“知识建构”这个领域发展,即学习中表现出来的方法、合作精神、沟通能力等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可以说,在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中,知识评价占有量应当减少,甚至仅占评价领域的1/4。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在对学生进行学业考核时,很多财经类高校的考试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答题。如果教师让学生在考试过程中亲自去做、去查找、去概括,这就是一种主动的建构式的学习方式。考试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学习活动。尤其是财经类高校,人文类课程开设较多,人文类课程的精妙就在于它在不断地假设着、诠释着人类世界,而这些假设与诠释需要酝酿,如果在规定的2小时内做答,学生急于完成,人们就不会浪费这仅有的时间去深思、去挖掘,去质疑。因此,高校教师可以将考试的时间放宽。考试的时间可以是一上午、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宥于教材上的陈述性知识,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锻炼并提高了学生的检索信息能力、概括能力,甚至是同伴关系;促使学生通过探究寻找真正的问题答案,自己品尝科学家研究的艰辛和欢乐。虽然学生的见解达不到完美,但他们会形成一种“科学是永无止境”的探究精神,明白知识不是存在于封闭的教材之中的,并认识到在任何真正科学里都没有封闭性的结论。 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学不是传递知识,而是创设一定环境来支持、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此时需要教师时刻关注、了解、探知学生头脑中对知识意义的真实建构过程,并适时提供适当的鼓励、辅导、提示、点拨、帮助、支持,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建构活动。相应地,对财经类高样学生学业评价的手段就需要调整。除了传统的纸笔考核评价,还可以有:师生辩难、小组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小组答辩、学生自主出题考核评价、课程论文等形式。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对学业评价方式的启示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操作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由于消退现象的存在,要使一个行为保持下去,就必须不断进行强化。它研究了四种强化程序的效果,即固定比率程序、变动比率程序、固定时距程序和变动时距程序。一般说来,按反应比率强化的行为出现频率高于按时距强化的行为;而变动比率变时距的强化效果又优于定时距定比率的强化效果。但如果是训练一个新的反应的形成,则连续的强化效率最高。所以,理想的做法是:在条件反应形成期采用连续强化,在维持期采用断续强化,尤其是变比率变时距强化。 相应的,财经类高校对于学生的学业评价程式也需要反思。对于期末一次考试一个分数一考定乾坤的的终结性评价行为是毫无心理学依据的。科学的形成性评价模式需要对评价的间隔时间做科学安排。现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归纳如下三种评价间隔类型: 1、固定时距评价 即每1节课或每2节课都要对学生的出勤、学习态度、课堂表现给予评价,并把每一次的评价记入分值,期末的成绩要把平时的成绩算作一部分。那么这些平时的定时评价就能起到塑造学生的良好学习行为的有力强化作用。定时强化在塑造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习惯方面很有影响力。 2、变化时距评价 即学校要规定一个平均时距,如平均每上3次课考查并评价一次,但每次的具体间隔时间或长或短不固定。有时上2次课就考,有时要上4次课才考,目的是让学生抓不到规律,这种强化程序可以使学生的出勤、听课状态保持平稳和均匀地出现。定时强化评价与变时强化评价的优点是增加了平时考查的次数,使期末考试的权重值与大幅减少。那么学生会认为,期末考试考得再好也不过30分或50分,平时的每次考试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样的考核更关注了整个学习过程,这样的学习是学生内部动机促使下的“我要学”的学习状态,而不是“要我学”的外部动机下的学习行为。 3、拉长评价的时距跨度 知识的获得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知识的学习可以分为知识的生成与理解、知识的整合与深化、知识的应用与迁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不是绝对依次进行的。知识往往是在应用的过程中被获得、理解、深化和整合的。可以说,考试不是完成了一门课程,而是未完成一门课程。就像大学生是“成人”,其实是“未完成的人”一个道理。在实践教学中,教师结课后对一个学期的课程作出评价后,如果相关信息不被重提和强化,学生不再看相关书籍,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遗忘就会发生。相反,如果学生还会以此作为继续自学、研究的新起点,教师就应鼓励,奖励,加分。相应地,对于学生的课程评价就可以拉长时间跨度,如一个学期的课程评价满分只有90分,如果学生想要拿取剩下的10分,可以在后续的学期里再以小论文、读书汇报、相关社会实践或其他形式提出申请和汇报。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对学业评价主体的启示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罗杰斯、马斯洛等都认为精神分析学派过于强调病态的行为,缺乏了对行为的意义、正面的成长和发展的探索,因此决意创立一个全新的心理学取向,藉以强调正向的心理发展和个人成长的价。他们提倡应通过患者的自我理解产生自我指导的行为达到纠正不正常行为的目的。长期以来,高校课程采用单一的教师对学生评价方式,学生处于被审视与被甄别的位置,很容易产生恐惧、消极、对立等心理情绪,使评价偏离目标,严重阻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怎样才能使学业评价更真实、更人性化、更有效呢?这就需要教育者对学业评价主体有新的认识。 1、从教师评价向学生评价倾斜,即学生评价要占一定比例的权重 此时,我们可以采用上面介绍的合作小组成员互相评价、学生自主出题考核评价、小组答辩等形式。在让学生参与评价,进行自评和互评的过程中,学生就将被评价变成了主动参与,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 2、由一位教师评价向多位教师评价倾斜 学生建构知识的初级形式限于:一个教师指导一群学生学习;中级的建构形式是:一个教师指导多群(组)学生学习,而最好的建构方式是:多个教师指导多群(组)学生的意义建构,这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意义建构的情境和协作的可能。多位教师评价会促使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多视角地处理专业知识,建构起学科系统思维与立体思维模式。这就避免了常规评价中的主观性、集中性与片面性,突显出评价的全面性、公平性、民主性与客观性。 3、由评价学生到与学生共同反思转型 从学习理论角度来看:学生及时了解学习的结果,包括看到自己所学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会促使他们产生极大的自我效能感,这同时可以激发进一步努力学习的动机。但由于教师对评定的结果会出现时间滞后的情况,导致学生的学习结果不能得到充分肯定,不能及时加以强化,从而大大减弱了信息反馈的功能。高校的学业评价反馈能否跳出分值的樊篱,给学生一些人性化的指导,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因此反馈时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反馈要及时。这周的作业,下周就要让学生看到评价反馈,使教师与学生的对话频繁而又密切。二是反馈要体现人文评价,而不是分数定乾坤。这种或口头或书面的用文字语言来代替分数的评价方式,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四、认知主义心理学理论对学业评价结果的启示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就是面对当前的问题情境,在内心经过积极的组织,从而形成和发展认知结构的过程。他们非常强调认知过程的重要性。与此相应的,财经类高校学业评价的考查范围就不能仅仅考查对教材的最终占有情况,其考查方向可以做如下调整: 1、从陈述性知识(是什么)向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怎么做)转变 这就需要教师要在考核中加入真实的生活信息。比如,考题“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哪些方面?”就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而“年轻父母为了明年不生羊宝宝,今年马宝宝扎堆出生。如果你是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请设计一套方案,试图说服年轻人态度的转变。”这种考试评价的导向就是把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的策略性知识,即“怎么做的知识”。学生会觉得考试就是真实的生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考查学生对本学科前沿问题的思考 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学生有两种发展水平:一是儿童的现有水平;二是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因此,考试可以成为“为学生创设最近发展区”的有利时机,使考试走在学生现有发展水平的前面,让考试展现前沿的东西,带动学生与时俱进。在考核学科前沿问题时,需要学生必须听新闻、翻阅资料,因为他们无法依赖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用单一的、固着的、常规的心理定势应付时事问题,这激发了他们独立的思考、富有新意的想象和发散思维,从而实现了教学的聚合思维与考试的发散思维二者的平衡发展。 3、考查以本学科为视角的整合了其他相关课程的综合性知识 大多数高校的专业课程评价都是从本学科的角度进行平面式考核。事实上,财经类高校的很多专业课程都是交叉学科,都与本专业的其他课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多门相关课程的综合性考查可以实现专业大综合,甚至可以是文理交融。这样做的好处是:(1)学生需联系其他专业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考核真正起到了融汇贯通、前后照应的作用。(2)这种立体化考核这会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有机联系,不断扩充,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系统思维。(3)经过整合的试题是“小教学大课程”理念之下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会既有高度,又有广度,可以促进学生系统思维的形成。(4)这些考查范围的多元化发展,可以促进学习迁移,推进学生博览群书,同时增加了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的机会,对于重新结构自己的教学内容,很有必要。 五、结语 学业评价体系本质上是“激励机制”。财经类高校学业评价体系的目标,不是为了方便教师给学生划等级,而是要真正帮助学生实现最好的学习方式――个性化的学习、实现最好的教育方式――自我教育;实现最好的考试方式――自我激励,从而实现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自主意识的提高以及自我价值的体验。 心理学类论文:高职旅游类专业旅游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现代社会的旅游业发展迅速,这对我们的旅游行业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能力都有了新的要求,很多旅游类课程都顺势而出,旅游心理学也是其中一个,该课程对旅游专业同学的心理素质和专业能力都有所帮助。本文分析了旅游心理学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改革措施。 一、引言 旅游心理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旅游活动中人们的消费心理、交往心理、服务心理等,对学生未来的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作为一门刚出现不久的课程,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学效果。因此,旅游心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旅游心理学课程的现存问题 (一)课程内容忽略实践 高职旅游类专业的旅游心理学课程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理论性极强,一个学期近60个可是几乎都是停留在书本知识讲解的层面,重视理论教学,很少会有实训课,忽略实践。旅游心理学课程的理论部分固然重要,但也少不了实践去帮助同学们学会运用理论知识并夯实基础。缺乏实践训练的旅游心理学课程,学生学习成效差,运用能力弱,难以真正掌握。 (二)缺乏精准型授课老师 目前,高职院校的旅游心理学课程的授课老师要么就是来自旅游类相关专业,要么就是来自心理学专业。这就造成了该学科老师缺乏十分精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旅游类专业的老师对心理学的研究并未十分透彻,而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对旅游方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精通。而旅游心理学课程对旅游知识、心理学知识以及两者的融合和关系都有所涉及,而且内容复杂而抽象,难度较大,如果老师的专业水平不够,那么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将很难得到保证。 (三)教学方法陈旧死板 高职院校的旅游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方法还停留在“老师教,学生学”的阶段,整个教学过程以老师讲课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容易让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感到枯燥乏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厌学等消极情绪。而且旅游心理学课程是一项极其抽象的课程,需要学生自己去积极思考和体会才能领悟其中的道理,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丢失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依赖老师,使得最终学习成效不佳。 (四)考核体系不够全面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旅游心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依旧是使用期末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试卷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占到试卷总分值的70%到80%左右,而考察学生灵活运用能力的实例题只占到20%到30%左右,这就导致了即使不会实际运用的学生在考试前把考试重点背熟就可以通过考试。这种考核标准无法真正考核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运用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考核体系。而且,也会造成学生对该门课程不重视,不积极,不认真的态度。 三、旅游心理学课程的改革措施 (一)课程内容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旅游心理学课程一个学期近60个课时,应把理论课和实践课结合起来,各占一定课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对于繁重复杂的理论讲解部分,老师要精简课本内容,把重点内容精简化地表达和讲解,让学生快速理解、掌握,不拘泥于课本,有些过于抽象化的内容不必浪费大量时间去解读,很可能就造成学生最终也是一知半解,时间也浪费了,这些问题可以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再留到实践课中让学生自己亲身体会,自己探索解决,在实践课后,学生有了一定的感受和体会,再去讲解这些晦涩难懂的理论,学生更能理解和接受。 (二)培养精准型专业教师人才队伍 针对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要对其薄弱的方面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使其成为精准型的专业教师。例如,来自心理学的教师,可以安排他们去各地旅游景点进行考察、学习,安排他们前往当地的旅游相关企业内进行实践训练,培养实践经验,提高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提升教学效果。 (三)改变传统陈旧的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融入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实例分析,老师举出一些同学比较感兴趣的相关实例,让同学自由发言,来分析这个实例,老师只是起到一个指导和总结的作用;模拟情景,课堂上假设一种旅游活动场景,引导学生去感受和体会情景中角色的情感变化、心理变化、价值判断等心理活动,进而理解课本中难以理解的抽象知识点。 (四)完善和修正考核体系 考核体系应该既注重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还要考察学生的实际运用的能力,不能偏颇任一方。平常课堂中的实例分析、模拟情景等实践活动的表现成绩占期末成绩的30%,另外,期末试卷中的理论试题占总分的一半,而灵活的实例分析、实例运用题也占一半,总的考试成绩占期末成绩的70%。这样,整个考核体系就能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也能促使学生在课堂中积极表现,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结语 旅游心理学课程是一门新兴学科,显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解决这些问题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积极实行改革措施,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专业的师资力量,完善考核制度,促使该门课程不断探索,不断进步。 (作者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心理学类论文:讲授式、协助式教学方法对不同类型心理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 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大学生对高校课堂的要求。本文以实验方式,探究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和“以学生为中心”协助式教学方法对不同类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讲授式教学方式适用于实验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而协助式的教学方式适用于理论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 关键词: 讲授式 协助式 心理学课程 1.引言 教学方法是各级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在教学方法的影响下,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育理念等要素彼此发生联系,最终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1]。 长久以来,“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传统讲授法中,教学过程主要表现为,教师将课本知识填鸭式地灌输给大学生,并不注重培养其自主学习,进而学生的独立性、创造性思维无法得到发展[2]。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教育专家对“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质疑声越来越高,“教无定法”、“课无常式”的新型教学模式开始展现。但由于对“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依赖性,因此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未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3]。 本研究以实验的方法探讨协助式与讲授式教学对实验型、理论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参照许丽芬(2011)的研究[4],本研究中,实验型、理论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分别选用认知心理学、心理学史和统计心理学为代表。假设为,协助式教学方法对理论型心理学课程的效果较好,而讲授式教学方法对实验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较好。 2.研究方法 2.1被试 以贵州某中医类本科院校2013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整班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18人,女生29人。 2.2研究工具 教学效果检测量表。本量表参照盛群力(1995)的研究[5],即采用五个自陈式问题,这些问题包含了对“轻松程度”(“哪种授课方法使你在学习上感到轻松一些?”)、“兴趣程度”(“你认为哪种授课方法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及“收获程度”(“哪种授课方法使你在学习上收获大一些?”)等维度的考察。 2.3程序 对贵州某本科院校2013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整班抽取,并告知被试,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个体信息加工的特点。未告诉被试本研究的真实目的的原因是防止霍桑效应的出现。 在认知心理学、统计心理学和心理学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前半学期均采取讲授式,后半学期则采取协助式,最终通过教学效果自陈式量表得分及不同时段的考试成绩分别考察两种教学方法对三门课的教学效果。 3.结果 3.1被试对教学效果的主观评判 对被试在教学效果自陈式量表上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对于认知心理学课程,被试对讲授法(M=4.32,SD=0.75)的评分显著高于协助式(M=0.68,SD=0.75),F(1,93)=545.90,p 3.2考试成绩 对被试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被试认知心理学的期中成绩(M=77.64,SD=7.32)显著高于期末成绩(M=68.06,SD=10.90),F(1,93)=38.83,p 4.讨论 本研究以实验的方法探讨了协助式与讲授式教学对实验型、理论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心理学课程有不同影响,具体表现为,协助式教学方法对理论型心理学课程的效果较好,而讲授式教学方法对实验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较好。 实验型和数理型心理学课程的内容比较抽象,对于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来说,自学难度较大,因此讲授式教学方法比较适合对此类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对于理论型心理学课程来说,其课程内容具有详细性和体系性[4],因此,教师仅在课堂上对学生予以协助即可使学生对此类教学内容具有系统性了解。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不能全盘否定讲授式教学方法,在难度较大、学生不能顺利进行自主学习的课程中,此教学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大学生快速、有效地理解课程内容。而对于理论型心理学课程而言,协助式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自主完成对课程体系的把握,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对课程内容的直观性理解对信息的保持时间和保持量有正性作用。 5.结语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否定某一种教学方法,而应该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讲授法相结合,让学生在快速、高效地理解课程内容的同时,也可促使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通讯作者:周秀芳 心理学类论文: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探究 摘要: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就业难,就业率偏低,主要原因是心理学专业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欠缺。要提升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水平,不仅要制定相应的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还要制定保证培养方案能达到预定效果的辅助策略。 关键词:师范类心理学;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心理学专业是我校2000年新开设的师范类本科专业,根据教育部对师范类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省内外师范院校对心理学专业的办学历程与经验,结合我校自身具体情况和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确立我校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治疗、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的专业素养,能在中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医疗、社区服务机构等部门从事心理学教学、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2012年1月,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践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获取、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来看,当前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并没有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总体素质不高,理论素质和应用能力都有所欠缺,尤其是实践能力不足,导致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就业率偏低。 一、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欠缺的原因 (一)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的师范性窄化了心理学实践能力的范围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的若干意见》曾明确指出:从2000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小学要逐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此,教育部于1998年增设了心理学专业,许多高校纷纷设置了心理学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心理学专业人才。截至2010年10月,全国已经有超过25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心理学相关专业。但是,由于很多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为了保证毕业生能够胜任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偏重学校心理健康辅导、教育心理学、学校管理学等;实习见习的场所多在中小学;平时的实践能力培养方式多延续了师范学校的讲课、说课方式。正是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的这种师范性窄化了心理学实践能力的范围,在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趋于饱和的现实条件下,学生带有浓重师范性的实践能力很难适应广泛的心理学就业的市场需求。 (二)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对学生实践能力重视不够 由于就业难,当前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的考研热情空前高涨,在课程设置中特别重视学科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验课等课程的比例,如考研中占分数比例较大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华南师范大学的刘学兰等对该校心理学系1986年以来的历届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学校中最欠缺的技能是“心理治疗技能”和“心理咨询技能”,且学生期待加大实践课程学时的比重,认为心理学应用技能课程的学时数应占52.38%,基本理论课程的学时数应占47.62%。可见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对学生实践能力重视不够,应加大重视力度。 (三)实践能力培养课程以考试考查为手段,无法体现学生的真实能力 近年来,由于心理学专业就业需要拓宽了就业范围,突破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这种单一就业方向的局限,也开始不断地增加实践能力培养类的课程。我校心理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方向外,还有心理咨询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向及临床心理学方向。但由于受传统考核方法及学生学习方法的局限,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最终实现的是知识上的积累,而非能力上的转化,很难达到实践能力水平提升的目标。 (四)见习实习时间相对短暂 我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在第四学期要进行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在第七学期进行为期14周的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和实习的时间相对短暂。教育见习一般选在第四学期的第七周,中小学已经接近期中考试,学生在见习期间中小学生正在复习;教育实习虽然预计是14周,但实际在中小学的时间仅为四周,其余的时间需要进行大量的讲课练习并参与学校组织的统一考核。在各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课时量都很少,学生很难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 二、确立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2015年,我校在2012年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新方案的修订工作。在这次修订过程中,心理学专业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为优秀,进行了如下改动: (一)学科基础理论课的重要地位不动摇 心理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课主要有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学史、心理测量学、实验心理学等,这些课程对于心理学专业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专业课程学习有重要作用,对于实践类课程的掌握有重要帮助,对于学生考研有重要作用,所以,要保证学科基础理论课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具体体现在,在培养方案中合理规划各门学科基础理论课的开课学期,保证各门学科基础理论课的课时比重,用多样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考核。 (二)突出实践类课程设置 心理学的实践类课程是依据可操作性目标设置的,如心理诊断技术、行为矫正技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心理学、心理治疗学等。我校心理学专业的实践类课程设置共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心理咨询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方向课程,如心理诊断技术、行为矫正技术、团体心理辅导、认知矫正技术、学校心理辅导、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等。根据实际需要,本次修订培养方案又增开了沙盘游戏治疗、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等课程。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向课程,如管理心理学、人事与领导心理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关心理学、营销心理学、培训与开发、人才测评、职业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职业生涯规划等。三是临床心理学方向课程,如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医学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治疗学、临床心理学、临床咨询方案与案例报告等,结合心理学最新热点,在这次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增开了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心理学专业学生可以就一个方向选课,也可以分别从不同方向选课。 (三)加大实践类课程的学分比重 在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过程中,心理学专业加大了实践类课程的学分比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和《吉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本科专业必须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160学分方能毕业。心理学专业实践类课程要求学生修满38学分,其中实验课程12学分,教育实习、见习由原来8学分增至14学分,毕业论文(设计)由原来4学分增至6学分,专题实践课程由原来的3学分增至4学分,具体课程除原来的专业需求与就业、就业心理咨询与指导、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增开了一门青少年咨询方案与案例报告,军事理论及军事训练为2学分。 三、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辅助策略 (一)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 传统心理学专业的授课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使学生了解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目的,但学生一是由于脱离具体情境,二是由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试,三是由于学习和实践之间间隔的时间过长,导致学未所用。可以依据心理学具体学科的实际特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为多种授课方式,如案例教学法,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通过案例中的真实情景,使学生产生联想,较快地将所学转化为能实际应用的能力。而在学生未来的从业生涯中,由于在学习心理学专业课程时曾对情境进行分析,通过小组讨论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也会在其遇到实际问题时重新启动,对实际问题进行科学解决,而非经验解决,对未来提升学生的素质也有益处。 (二)改革实践类课程的考核方式 推进实践类课程教学,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考核制度的转变。考核制度实际上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方向引导,如仍按照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考核,重视知识再现,忽视实践操作能力检验,学生仍无法走出应试思维带来的高分低能的怪圈。因此,制定严格而规范的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是提高心理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保证。在专业技能培养方面可以实行教考分离,成立专业实践技能考核小组,改革考核评价方式,将口试、面试、笔试、心理测验、专业实验、角色表演、情境模拟等考核形式有机结合。在考核过程中不仅重视检验实践技能的真实水平,还要重视检验理论基础是否扎实,是否能用心理学的视野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合理增加见习实习时间 目前我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在第四学期要进行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在第七学期进行为期14周的教育实习,在这14周中,在学校实习期仅为四周,教育见习和实习的时间相对短暂,可以适当增加。尤其是实习时间,学生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机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比例本来就小,并且学生在真实课堂中得到的锻炼远远超过在大学模拟课堂中得到的锻炼。因此,可高效利用这14周的时间,适当增加学生在中小学实习的时间。 (四)拓展实习基地的范围 由于实习期间学生没有工资,学校不包食宿,学生如果租房又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我校心理学专业实习学校多为本地学校。但由于本地学校数量有限,心理健康教育课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心理健康教育课不属于主课,课时少,学生并不能在实习期间得到充分锻炼。因此,要拓展实习基地的范围,预计拓展的实习基地应符合以下条件:首先,该校心理健康教育课要发展到相对成熟的水平,课时量有保障,上课内容和形式都比较丰富;其次,该校应设立心理健康中心,有独立的心理咨询室和一定的心理咨询基础设施;第三,该校有学生或青年教师宿舍,能给实习生提供住宿。 综上所述,提高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的实践能力,既要确立师范类本科心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又要制订有助于师范类本科心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辅助策略。这样双管齐下,对于提升师范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提升就业率有切实帮助,也为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在未来能独当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心理学类论文: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的操作性方案 摘要:当前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陷入就业、考研的两难境地。面对日益严峻的考研形势和就业市场,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提升素质、提升优秀竞争能力才是最佳出路。制订提升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可操作性方案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师范类心理学专业;素质提升;操作性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的若干意见》曾明确指出:从2000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小学要逐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此,教育部于1998年增设了心理学专业,许多高校纷纷设置了心理学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心理学专业人才。截至2010年10月,全国已有超过25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心理学相关专业。时至今日,教育部设置心理学专业已有17年历史,但心理学培养目标过于笼统,中小学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足,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陷入考研、就业的两难境地。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考研、就业定位不明,影响考研的学习效率和就业的成果积累;其次是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有应试惯性,导致学无所用、学无所长、学无所成,影响考研和就业质量;第三是由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欠缺,靠学校、老师组织驱动;第四是面对严峻的考研形势和就业市场,缺少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方案。面对日益严峻的考研形势和就业市场,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提升素质、提升优秀竞争能力是最佳出路。 二、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操作性方案的理论基础 (一)大学生发展及动态过程的四阶段论――纵向 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提升素质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素质提升方案要符合大学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大学生发展是大学生以发展任务为目标导向的个体内在的、渐进式的成长过程,通常是由外在的发展干预占主导地位到大学生能够自觉发展的动态过程,大学生主要经历“要我发展”“我要发展”“我在发展”和“我能发展”四个阶段。“要我发展”阶段是指大学生由于处于自身发展的探索阶段,具有发展意识淡薄、发展目标不确定和发展能力不健全等特点,需要通过外力的作用接收到“要我发展”的指令,然后进入发展进程。“我要发展”阶段是指随着大学生自我发展意识的形成,大学生发展由“要我发展”的被动阶段向“我要发展”的主动探索阶段转变。“我在发展”阶段是指大学生主动参与发展实践活动,向自己提出并不断修正发展目标,明确发展任务,控制发展行为,促进自身发展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我能发展”阶段是指大学生获得了保证自身可以持续不断地完善道德品行的能力,学习、应用、创新知识的能力,与时代和社会同步发展的本领和力量。根据大学生发展及动态过程的四阶段论,提升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的可操作方案也遵循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内化过程。对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态度不当的学生来说,即使缺失了“我要发展”的环节,对其意志、品质也是一种锻炼。 (二)心理资本理论――横向 对于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来说,纵向的动态四阶段发展理论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同时应注意素质发展的横向格局。对此,弗雷德・路桑斯提出的心理资本概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所谓心理资本,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其构成部分都是类似于状态的积极心理力量。心理资本包含四种引导正向的力量,将其首字母结合起来可以组成一个词,即“HERO(英雄)”,其中“H”代表希望,“E”代表自我效能,“R”代表韧性,“O”代表乐观。近年来,学者对心理资本进行了诸多研究,大多是在人力资源的视角下,探讨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对个体的工作绩效、职业倦怠、心理健康等的复杂作用,关注的群体主要有企业员工、大学生、农民工、创业者等。心理资本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永不衰竭的力量,是实现人生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三)加工水平理论――深度 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的可操作性方案除了考虑纵向发展方向、横向发展格局之外,还要考虑在操作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水平问题。早在1972年,Craik和Lockhart就提出了加工水平理论,其主要理论假设是深层次的加工处理比表浅的加工处理产生更精细、更持久也更强大的记忆痕迹。温斯坦的研究揭示,成功的大学生常常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而不成功的大学生则使用了机械复述的学习方式。由于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考前突击,考后遗忘,心理学专业学科的连续性、心理学理论的传承性、心理学实践的创新性很难体现,专业素质很难提升。在素质提升可操作性方案施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加工水平,由任务引导使学生在学习时对内容进行深加工,从而提升其学业成绩水平,促进其未来的应用水平,使其能学有所用,学有所成。 (四)时间管理倾向――时间 基于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的操作性方案需要有执行的时间保障。时间管理倾向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所谓时间管理倾向,是指个体在对待时间功能和价值上、在运用时间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涉及到时间感、时间控制观和时间效能感等方面。时间管理策略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合理安排时间,有效利用学习资源。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策略即为时间管理象限图,做法如下:首先将学生一天的纪事排序,按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划分,分别为重要紧急型、重要不紧急型、不重要紧急型、不重要不紧急型四种类型。一般人在不重要不紧急型事件上花费时间最多,其次是紧急但不重要型,但造成时间管理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在花多少时间在重要但不紧急型事件的处理上。研究表明,成功的人花大约60-68%的时间(普通人只有20%左右)来处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不断提高自己,有规律、有计划地完成任务,做有创造性的工作。施行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的操作方案,也是把任务放在重要但不紧急这一维度,充分锻炼学生的自主、自治能力,实现专业素质与专业能力稳步提升。 三、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素质提升的操作性方案内容 (一)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方案 自主学习一般是指个体自觉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自主学习是一种高水平的学习活动,包含着一个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动态能力结构,关涉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过程,强调学生对学习资源的有效利用。 1.团队组合方案 遵循心理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当学生没有能力独立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索时,可以采用团队组合方案。做法如下:每年在新生入学之后采用团训方式使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迅速破冰,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然后以自愿组合的方式,并考虑未来的考研和就业方向形成3-4人为编制的小组,在大学四年中,小组尽量维持稳定,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重新组合。在四年期间,小组定期讨论,完成任务,互相鼓励,互相督促。这样既可以兼顾心理学专业不同学科作业及任务完成的连续性,又可以发挥团队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还可以避免学生由于意志、品质薄弱而做事虎头蛇尾。 2.读书指导方案 阅读专业教材是多数师范类心理学专业学生都欠缺的能力,为此,提出“四步读书法”来提升其专业阅读能力,做法如下:在阅读专业教材时每涉及一个专题,第一步,先问自己这个专题“是什么”;第二步,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寻找该专题“是什么”的“证据”;第三步,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寻找该专题“是什么”的“例子”,并回忆身边或之前的学习是否也具有相似的“例子”;第四步,总结这个专题。使用这种读书方案,可以比较迅速地把握阅读专业教材的思路,使自主学习具有可操作的路径,使学生不至想读书却毫无头绪。 (二)素质提升方案 对于师范类心理专业学生来说,有两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径,即考研和就业,但考研难、就业难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提升师范类心理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1.考研素质提升方案 为了使学生的知识积累与学习能力水平能稳步上升,针对以考研为目标的心理专业学生提出“考研四程学习法”:第一程,学生基本保证每天都能做一篇英语阅读理解,加工水平要深,达到精读、精研的程度,阅读材料与心理学专业相近为佳;第二程,学生基本保证每周读一篇心理学专业文献,达到了解前沿并能产生自己观点的程度,可以先不计较自己观点的对错和严谨程度,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自己的观点会进行自动校正,并且进行小组讨论,交换彼此心得;第三程,学生基本保证每月阅读一本专业著作,开始的时候可以使用“四步读书法”,提升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第四程,每学期进行一次总结,总结本学期知识和能力上的真实所得。“考研四程学习法”以时间为维度,以任务为导向,以提升专业能力为目标,环环相扣,可以实现学生专业能力增长的良性循环。 2.就业素质提升方案 为了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稳步上升,针对以就业为目标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提出“就业四程学习法”:第一程,学生基本保证每天都利用网络了解心理学应用领域信息,如咨询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心理健康教育方向等,时刻关注用人市场的形势与需求;第二程,学生基本保证每周进行一次小组讨论,交换彼此的信息,讨论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可以具体做些什么事情,有想法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开始施行;第三程,学生基本保证每月了解一种心理学技术,如沙盘、意象对话、焦点短程治疗、叙事疗法、团体心理咨询等,当对某一疗法有特殊兴趣并产生探索愿望时,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第四程,每学期进行一次总结,总结本学期知识和能力上的真实所得。“就业四程学习法”也是以时间为维度,以任务为导向,以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开阔眼界为目标,环环相扣,可以实现心理学专业学生从业素质提升的良性循环。 心理学类论文:财经类院校实验心理学教学探索 摘 要:实验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优秀课程,财经类院校实验心理学教学经验较少。本文从财经类院校实验心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教学探索,努力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实验能力。 关键词:实验心理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考核方法 实验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优秀基础课,财经类院校开展实验心理学的很少,尤其针对财经类院校的实验心理学教材更少,而我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生未来能在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测评等工作。为此,本课程组在实验心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尝试,并取得良好效果。 一、浓缩教学内容,侧重实验设计等基础理论讲述,改变教材以科研为主的偏向。 《实验心理学》(朱滢编著)、《心理学实验纲要》(杨博民主编)、《实验心理学》(杨治良编著)、《实验心理学》(孟庆茂编著)、《实验心理学》(张明、张亚旭)等教材在语言心理学、记忆心理学、情绪心理学、思维等方面的实证研究篇幅较重,因为教材编制者依托的高校都有非常先进的教学实验设施,在语言、记忆、注意、思维等方面有很多科研成果,此类学校学生有较多机会参与、观察相关实验研究,理解教材的难度较小。但我校属于财经类院校,没有可以进行语言、记忆、注意等较为先进的科研条件,如ERP、fMRI等实验设备,学校从事此类研究的教师较少,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此类研究。在没有相关科研设备、科研氛围的前提下,学生要想较好地理解这些专业语言、记忆等研究难度非常大。同时,我校属于财经来院校,学生对经济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心理学类相关知识更感兴趣,对语言、记忆等偏向基础心理学的内容缺少学习兴趣。因此,本课题组根据院校的设备情况删除语言心理学、感知觉、记忆等在实验心理学中的比重,添加一些与经济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相关的研究。 《实验心理学》课程重点突出心理学实验的变量设置部分、实验设计部分内容的讲述[1]。在变量设置部分重点讲述自变量、因变量及额外变量的种类及如何尽量减少额外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影响。实验设计种类可以分为被试内设计、被试间设计及混合实验设计。在讲解不同实验设计类型时,注重结合单因素实验设计、双因素实验设计及多因素实验设计等内容。 二、教学方法采用问题为中心、小组学习方法,改变以往传统理论讲授的偏向。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讲解完基础知识后,以问题学习方式进行实验案例谈论[2]-[5],使学生深入了解每一种实验设计的原理、过程和应用注意事项及相应的统计处理方法,如T检验、F检验、方差分析等。每堂课结束后,要求学生针对本次课内容设计恰当实验,下次课教师将对此进行检查。例如,讲授被试内实验设计时,教师针对这一内容进行重点讲授,然后安排学生进行实验设计课程内容小组学习和讨论。实验课程中安排与实验设计有关的实验创新思维训练、文献检索和读写实验报告和论文,以期通过这样的安排保证学生充分理解并应用不同实验设计方法,培养科学研究能力。 三、考核方式采用课堂发言、小组作业和实验设计的综合测评方式,改变以往单纯期末考察理论知识的考试方法。 教学考核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课程组从一开始就摒弃一张试卷定成绩的传统考试方法,既关注学习分数,又关注学习过程,根据整个学习过程中学员的综合表现进行考核,建立系统的教学考核模式。因此,《实验心理学》课程进行考试改革,改变原有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的课程考核方式。采用平时考核25%(包括课堂发言、出勤情况)、实验设计方案45%、知识考核30%的考核方式。注重学生过程学习和考核,弱化期末强化和机械式考试方式,同时将各考核目标根据课程需要进行子目标细化,如课堂发言包含每堂课教师安排有前课复习、课堂随机提问等环节,视学生主动性与回答的准确性表现决定成绩。因为从上课一开始,教师就明确指出,上课期间可以随时举手提问,而且提问数量和思考质量决定平时成绩,若学生不按此要求执行,课堂发言部分视其表现相应扣分;出勤情况包含5次点名。实验设计方案要求必须包含引言、问题提出、实验设计、实验流程、统计方法等部分,并且该作业至少交上来修改三次且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对每个同学犯的个别错误进行有效纠正;知识考核以期末考试形式进行,包含填空题、判断题和选择题。 心理学类论文:心理学视阈下的罪犯评估与分类 摘 要:由于新时期罪犯的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凸显了罪犯分类的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心理学方法的介入可以使罪犯分类更具准确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因此,打造监狱内部心理学生态,建立详实可靠的心理数据平台,引入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正成为我国监狱罪犯分类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罪犯分类;分类处遇;心理学生态;心理学方法 一、西方国家罪犯罪犯分类的发展 西方国家把罪犯分类的概念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指对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进行分类,第二是将不同类型的罪犯安置在不同类型的矫正机构中,第三是要对他们实行不同的处遇。 (一)分类调查。对罪犯进行调查, 监狱以此作为关押前的分类基础。意大利监狱法规定, 要对罪犯进行人格观察, 确定其生理和心理缺陷。这项心理测评工作会贯穿刑罚执行的始终。在美国, 这项工作十分细致。美国监狱大都设立了入监诊断中心, 以便罪犯接受相应的调查、测试、考核与评定。 (二)分类标准。在国外,监狱的分类标准不一。同类的罪犯, 往往以不同的危险程度来分类。英国将犯人分为 4 级: 第一是 A 级。罪犯脱逃后将给社会、警察或国家安全带来最大的危险。第二是 B级。此类罪犯不必以最严格防范,但要保证他们不会脱逃。第三是 C 级。罪犯在开放的区域,已经没有脱逃的动机,但还要加以管制。第四是 D 级。此类罪犯在开放的环境中服刑,他们被充分信任。不同等级的罪犯在不同戒备等级监狱关押 (三)分级处遇。大多数国家对罪犯实行分类处遇。分级不同, 改造的空间、条件就不一样,罪犯的服刑地点、方式也不相同。在出狱探亲、生产劳动、改善自己生活等方面也各有不同。比如西班牙3级犯人可以没有看守, 他们会白天出去工作, 晚上再回来。分级不是恒定的,而是会在一定时期重新审核,定级也不是逐级累进, 可以直接进入某一处遇。 国外监狱的分类制度分类制度有完备的法律依据,有专门的分类机构和人才,有明确的分级处遇;表现日渐成熟的趋势。以罪犯人格为基础的测试调查,保证了刑罚执行的个别化。 二、我国罪犯分类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罪犯分类起步于100年前的清朝末年,期间经历了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暂行新刑律》。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的规定,监狱被分为监狱、劳改队、少管所、拘役所、看守所。罪犯的分类以刑期长短、性别、年龄进行了大致区分,对罪犯分不同类型进行关押。 进入90年代后,各地对罪犯的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工作都十分重视,侧重创新。司法部监狱局编写了一系列的教育教材。江苏省对表现好的罪犯实行24小时特优会见、热线电话、离监探亲、外出参观、亲情会餐、出监试工等。黑龙江、山东、上海、江苏等省开展了心理矫正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新中国以后我国的罪犯分类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但由于监狱建设受财力、物力、人力影响,我国的罪犯分类制度的推行仍处在低水平上,比国外先进的分类制度大致要落后50年,甚至更长。 三、心理学视阈下的罪犯评估与分类 监狱生产一直是我国监狱对罪犯的分类关押的重要依据。没有罪犯的人格调查制度,针对罪犯的个别矫正计划就无法进行。现阶段我们的罪犯分类是为了方便管理而不是为了矫治。 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都有自己看法。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认为: 罪犯分类管理是基于一定目的,依据罪犯的某种相似性对罪犯进行分析、归纳而成的群落;北京大学杨殿升教授认为罪犯分类管理,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将罪犯分成若干类型,监狱针对各类罪犯的不同情况,实行分别处遇。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翟中东教授认为罪犯分类管理,是根据罪犯特点依刑罚执行个别化的要求而进行的罪犯归类。这里面所提到相似性、一定标准和个别化要求都体现了心理评估的特性,没有心理测量与评估的介入,是无法实现上述构想的。 新的历史时期,司法行政机关重要的历史使命是要贯彻落实“首要标准”, 把改造人放在监狱工作第一位。建立科学的分类处遇制度,有利于罪犯的矫正和回归,有利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降低。 (一)打造监狱心理学生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罪犯分类的标准与体系是动态的、可变的。美国不仅按照罪犯的智力、精神、身心状况和文化程度等人口学方面的特征进行分类,而且通过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的专家广泛参与将其制作成量表,罪犯的分类被划分成三个阶段: 初步分类、重新分类、释前分类。初步分类包含心理状态、人格调查、智商测试、心理测试、职业能力测试等心理学材料。这样就可以决定监狱的警戒程度、监管等级和住宿模式。 (二)建立心理信息系统平台。首要标准是一个实践标准,它要求综合运用监管、教育、习艺等多种手段,强化心理矫治,创新教育改造。监狱分类和监狱安全、矫正模式相互关联与渗透的矫正项目需要罪犯分类拓展的参与,教育矫治工作的科学化、社会化方法依赖于心理信息的采集与运用。运用科技手段的,定量化的分类方法将有力提高罪犯分类的质量。量表和工具的引入、罪犯危险程度的多元化评价,使罪犯分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平台上。 罪犯信息采集包括罪犯的人口学方面的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爱好等;犯罪情况,如犯罪的性质和刑期等;其基本心理状态等。以便对罪犯有初步的了解。监狱方面可以针对入监初期罪犯的现在情况提供可能的矫正方案。罪犯服刑期间,围绕罪犯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需求的调查有助于个别化矫治方案的制定和处遇计划的调整。罪犯释放前调查则包括罪犯改造质量的评估、罪犯社会适应能力情况、罪犯的心理状态情况、罪犯的职业技能情况等。材料可以发送给罪犯回归地的公、检、法、司等机关和基层组织,作为他们对刑释人员进行安置帮教的重要资料。 构建一个罪犯分类管理平台,应用平台对特定的人员开放,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应用平台检索到罪犯分类评估档案,这些都有利于矫治人员矫治计划和相关的技能培训的开展。 (三)精研罪犯分类的心理方法。采用一定的量表,是罪犯进行定量分类是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在对罪犯时行分类时,依据不同的目的、标准,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可以先按罪犯的年龄、性别,对罪犯进行定性分类,然后再用《人身危险性评分表》等进行定量分类。罪犯分类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现代监狱一项矫正活动和处遇内容。应贯穿于整个服刑过程的始终。使用工具与量表是新的技术化的趋向,它形成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分类分类方法,体现了罪犯分类的科学性与操作性。 (四)拓展罪犯分类的心理学内容。福柯说:“徒刑的期限不应该是罪行的‘交换价值’的量化,它应该根据犯人在监禁期间的‘有效’转变来调整。”监狱对罪犯实施有效管理和矫正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这既体现了监狱工作的整体绩效,也关系到罪犯改造目的实现的程度。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罪犯分类体系,应成为我国监狱制度完善和罪犯权利保护的有力保障。如,可以在罪犯分类标准中增加罪犯危险度评估、罪犯人格特征、智商、职业能力测试和心理健康水平等心理评估内容,这些符合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心理学标准使罪犯分类兼具目的性与科学性,动态地考虑罪犯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危害性,形成了标准化的分类管理标准。 对罪犯进行综合评估指导下的定级和调整,是综合了罪犯的犯罪情况、心理行为特征、心理健康水平、社会危害性和改造情况后做出的,这种做法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有利于安全稳定和罪犯改造。心理学的介入会使得分类和分级界定更科学,也会给罪犯改造带来一系列的激励和引导。 总之,心理学方法应用于罪犯分类技术,对于监狱的安全和矫正的真正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推进分类向纵深处发展,为罪犯分类管理和分类处遇提供科学准确的理据和方案,有利于建构完善的罪犯分类体系。 心理学类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电影类型对电影票房的影响 【摘 要】不同类型的电影会满足观众的不同心理,文章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能满足观众不同心理需求的不同电影类型对电影票房的影响。从近几年的电影票房数据分析发现,绝大部分是动作、爱情和喜剧类型电影获得高票房。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来对这一结果进行分析,原因是动作和爱情类型的电影满足了观众与生俱来的性与暴力的心理需求。而喜剧类型的电影则是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因此这些类型的电影可以获得高票房。 【关键词】心理学;电影类型;高票房 从心理需求上来看,观众进入电影院观影之前就已经产生心理需求,进而演化为消费需求。本文将电影影片的类型分为8类:喜剧、战争、动作/警匪、爱情/剧情、灾难、惊悚/悬疑、科幻/冒险、传记/纪录片/主旋律。 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显著。电影产业的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电影票房,有数据表明:2004年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是15亿,2005年的电影票房为20亿,2006年的电影票房是26.7亿,2007年的电影票房是33.27亿,2008年的电影票房是43.41亿,2009年的电影票房是62.06亿,2010年的电影票房是101.72亿,2011年的电影票房是131.15亿,2012年的电影票房是170.73亿,2013年的电影票房约是216亿。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电影票房的增加是十分显著的。本文主要是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获得高票房电影属于哪些类型又满足了观众的哪些心理需求。本文从两个维度界定“高票房电影”:一是时间维度,指在2010―2013 年刷新了内地电影票房纪录的电影;二是价格维度,指在内地票房过亿元的电影。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分析2010年到2013年这四年的票房过亿电影的类型分布。 2010年共有27部票房过亿的电影,其中国产电影18部,其中8部是动作类型电影,4部是爱情电影。国外电影9部,其中6部动作类型电影。 2011年共有35部影片票房过亿,其中国产片18部,进口片17部,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国产过亿电影有10部动作类型电影,5部爱情类型电影,2部喜剧类型电影;国外进口的过亿电影中有10部动作类型电影。 2012年有42部票房过亿电影,其中国产电影17部国产电影,25部进口电影。其中国产过亿电影有8部动作类型电影,3部爱情类型电影,4部喜剧类型电影;国外进口的过亿电影中有20部动作类型电影。其中2012年票房最高的是《泰》,不断刷新票房纪录,一部投资不大的电影超过了《泰坦尼克号3D》的电影票房,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2013年的中国电影票房据初步统计,总票房在216亿左右,全年有60部电影票房过亿。相对于2012年的171亿的总票房,全年总票房仍然增长了26%。在全年票房前十的电影中,国产影片占了7部。2013年国产电影共计32部电影票房过亿,其中《西游降魔篇》以12.46亿夺冠,《致青春》以7.18亿排第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6.01亿排第三。其中国产过亿电影有10部动作类型电影,7部爱情类型电影,8部喜剧类型电影;国外进口的过亿电影中有12部动作类型电影。 二、分析与讨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主要是动作、爱情和喜剧类型电影受到观众的青睐,获得了高票房,也可以发现喜剧类型电影的受喜爱程度也在不断增加,那么这些电影究竟满足了观众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 从精神分析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暴力与性是人类潜意识层面的最为永恒的心理需求。从以上的电影票房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受欢迎的美国大片居多也是动作类型的电影。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每个人的大脑中除了意识之外,大部分是潜意识。在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里就存在着攻击欲、破坏欲,虽然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欲望会被隐藏起来或者压抑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但并不会完全消失。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欲望的宣泄会引起斗殴甚至战争,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观众愿意观看这些动作和爱情类型的电影就是为了潜意识欲望宣泄的需要,观众在宣泄的过程中也就释放了自己的潜意识,得到一种快感和满足感。所以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这些动作和爱情类型电影正是满足了观众的性与暴力方面的欲望,这些电影才会获得高票房。 同时观众也具有娱乐需求,电影观众大多都有繁重的学习或者工作任务,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压力,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很明显,喜剧类型的电影能给人带来一种愉悦、享受的感觉,同时观众也能在笑声中解除自己的疲劳。因此,喜剧类型的电影也在不断吸引着观众。 三、研究结果 电影的类型对电影的票房是有巨大影响的,要想使得电影获得高票房,必须关注与探索观众的心理需求,针对观众不同的心理需要来制作不同类型的电影以满足观众不同的心理需求。 作者简介:张焕焕(1989- ),女,研究方向:管理与社会心理学;李冲梅(1990- ),女,研究方向:管理与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类论文:心理学科研究方法类课程的优化与整合 摘 要: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心理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方法类课程在培养计划中占较大比重。本文从当前心理学方法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从教学团队建设、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法改革等几个方面,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对心理学科研究方法类课程的优化与整合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心理学 研究方法 课程改革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涌现了大量发现,无论是韦伯和费希纳关于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发现,还是赫尔姆霍茨关于青蛙神经传导速度的发现[1],都促进了心理学研究从思辨转向实证的进程。1879年,冯特建立的心理学实验室成为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拉开了心理学科学研究的序幕。从学科性质看,心理学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的交叉学科。从近三十年的发展及趋势看,无论是探讨心理本质的理论研究,还是强调社会现实需要的应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近:借助一定的仪器或工具,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并收集研究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获得对人类心理活动的认识。方法论问题是任何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熟练运用相关的统计技术、实验技术实现研究目标,是国内外心理学专业学生培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心理学专业学生的一个重要的能力特点。在2012年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2],心理学专业的优秀知识领域有11项,其中与研究方法有关的包括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及其常用软件、心理测量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占三分之一强。这种重视充分说明了掌握专业研究方法与技术,在心理学科的专业能力及培养中所占的地位。但是,虽然这些方法类课程是心理学科的重要基础课程,但是由于其学习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对于那些高中学习文科的学生来说,心理上的惧怕及学不好的自我暗示极大地挫伤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效果。因此,如何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学效率,是心理学科本科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 当前心理学方法类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方法类课程往往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认识上高度认可研究方法类课程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都应当学好;行为上又因为感到高难度而惧怕和逃避。这在任何类型的心理学院、系、专业中都普遍存在,其原因除了受课程本身的内容与性质的限制外,也与当前方法类课程在教学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断裂 国内心理学专业发展的早期,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等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以理论介绍为主,随着教学条件的提升及专业发展的需要,现在普遍增设了诸如SPSS统计软件的应用、实验设计与编程、认知神经技术的应用等课程,但在教学安排上理论课程与这些应用课程之间并没有有机结合在一起,导致教学效果不好。 1.2 技能性课程与实际研究之间存在断裂 方法类课程如心理统计、心理测量及其技能性课程往往都开设在前两个学年,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心理学的专业素养还比较低,接触的专业研究比较少,大部分学生对方法的理解与应用往往局限在教材提供的例题上,颇有隔靴搔痒之嫌。学生即使掌握了方法的应用条件与特点,掌握了工具与仪器的基本操作,但遇到具体的研究时,仍然不知道如何实现。 1.3 技能应用类课程缺乏合适的教材 目前有关统计软件、实验软件应用的教材或书籍,在内容上更多偏向于介绍工具的菜单应用,强调的是操作指导[3],缺少与完整的心理学研究相对应的方法介绍,如实验研究如何统计分析、调查研究如何统计分析等,导致学生在面对自己的研究时,无从下手。不利于培养学生利用工具实现个人研究的能力,因此特别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应用类教材。 2 心理学研究方法类课程的优化改革 结合当前心理学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上述心理学科方法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师资力量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的原因,若要改善和提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建设教学团队,加强教学研究 优秀的教学团队是提高教学效果,促进教学发展,提升教学水平的基本前提[4-5]。心理学研究方法类课程,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递进性关系,比如在学习实验心理学之前需要掌握心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才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但这些课程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在学习心理统计的时候,如果对心理学的实验设计、各类研究不了解的话,则统计的学习就变得形而上。其实这也是方法课程学习让学生感到难且枯燥的原因,也是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割裂的原因。因此,将教授方法课程的教师组建成为一个教学团队,开展教学讨论与研究,处理好不同课程之间的逻辑顺序与相互渗透,在讲授内容、讲解深度、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等方面,对各课程教学进行明确的界定,避免不同课程重复讲授的浪费或出现知识点缺漏,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2.2 优化课程体系,整合教学内容 心理学方法类课程一般由理论课程和实操课程构成,如实验心理学与实验课、实验设计与编程、心理统计与SPSS应用、心理测量与问卷编制与应用等都构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的知识链条。这些实操课程的开设是随着心理学科的发展而慢慢开出的,每一门课程的开出都使学生的知识获得由自学式的零散、模糊、杂乱,变得系统、清晰、准确而高效率,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在总学分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统筹理论课程与实操课程,根据学生培养与发展的需要以及师资力量条件,多开设高水平实用性的实操课程,才能将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在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内容整合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 (1)理论与实操的平衡。由于实操课程可以快速地让学生掌握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能力,在课程设置时易出现“重实操、轻理论”的现象,认为理论课学不学没关系,掌握了研究工具的使用就可以了。但实际上,理论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以理论为指导,工具的应用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统计学习中过于强调SPSS统计软件的掌握,忽视统计思想的指导作用,就会出现用错统计方法、无法解释结果、甚至提取错误的统计结果的现象。 (2)理论与实操的联系。无论是理论课程还是实操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往往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因此同一范畴的理论与实操课程在内容上往往有重复的地方,如果不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就会使教学出现冗余或缺漏。例如,实验心理学学习中,理论课布置了实验设计的作业,而实验操作、实验设计课也布置了类似的作业。如果把这些科目的作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完成从理论构想、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到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全过程,实实在在地将作业变成一个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既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也可以让学生体验研究的成就感。实践中已经有学生将实验课、测量课的作业进一步优化,成为自己毕业论文的内容,并公开发表[6]。 2.3 改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任何学科开设方法类课程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从事专业研究的能力。无论是理论课程还是实操课程,如果不以此根本目的为指导,都会沦为“为了教而教”,不是枯燥的理论说教就是枯燥的技术操作,让学生无法领会课程学习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心理学专业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包括了文献阅读、问题分析(提出假设)、研究设计、工具选择(实验编程)、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撰写文章等一系列技术模块,这些内容渗透于所有方法类课程的学习中,如果教师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寓理论于应用,则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1)将文献阅读与问题分析融合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在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指导学生进行主题论文阅读,在专业研究论文中找到理论学习内容的应用,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专业研究思路与流程,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促进思考。笔者在《心理统计》的授课过程中就尝试了这种办法。经过两届学生、每届2-3轮阅读的试验,发现通过论文阅读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心理学专业研究的认识,深化了对心理统计专业地位的认可,一些学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方向,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去。 (2)采用基于问题的教学,将专业研究融合于技能课程的学习中。无论是统计软件的学习,还是实验编程与实验仪器的使用,教学过程中在介绍完最基本的操作之后,以完成研究任务为载体,让学生进行“基于问题的学习” [7],掌握工具与仪器的使用。例如,SPSS教学可以从一个具体研究的数据分析为线索来介绍软件功能;实验编程软件的学习以完成不同的实验设计为目的进行教学和学习,尤其是让学生把当前的学习与其他理论或实操课程中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不是去完成教材上的例题,而是去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3)组建学生学习小组,合理利用竞争与合作。团队合作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在科学研究中也非常注重科学团队的建设。方法类课程的学习中组建稳定的学习小组,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既有利于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又培养了科研品质。 总之,随着心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与实验技术不断涌现,在不断提升心理学研究水平的同时,也为心理学的教学带来了挑战。将心理研究的新技术新发展及时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是心理学科方法论教学的重要任务,其实现有赖于不断的教学改革与优化。 心理学类论文:心理学专业的另类世界 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 从专业角度来讲,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非玄学,它是受了科学理念的影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有关人类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一般来说,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业课是普通心理学,它涵盖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包括感觉、知觉、情绪、人格、记忆、注意、思维、语言、意志、问题解决、技能学习等方面的内容,系统地讲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 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很多心理学分支学科,如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咨询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统计、学校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组织行为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心理学研究需要使用SPSS这一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而且心理学专业本身与神经科学、医学、生物学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科探讨的生理作用会直接影响人们。因此,除了以上提到的分支学科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SPSS软件应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等相关课程。 我们可以认为,犯罪心理、读心专家等影视剧的内容确实涉及心理学的知识,准确地说是心理学不同分支的应用与结合。不仅是在电视剧中,日常生活中心理学也随时随地陪伴着我们,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还不如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心理学的应用,只是很多人未曾发觉。 那些经典疗法 除了相对枯燥的理论学习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择性地学习一些咨询技术,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催眠术、房树人测验、箱庭疗法、精神分析疗法等。 催眠术是运用暗示等手段让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并能够产生神奇效应,以便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催眠是以人为诱导(如放松、单调刺激、集中注意、想象等)引起的一种特殊的类似睡眠又非睡眠、意识恍惚的心理状态。其特点是被催眠者自主判断、自主意愿行动减弱或丧失,感觉、知觉发生歪曲或丧失。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遵从催眠师的暗示或指示,并给出反应。催眠的深度因个体的催眠感受性、催眠师的威信与技巧等的差异而不同。国内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介绍说:“科学证明,恰当地使用催眠可以起到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建立乐观积极心态的作用。”所以说,催眠术并不是神乎其神的魔法,而是有极强的科学性。 箱庭疗法,又称沙盘疗法或沙盘游戏,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疗法。1939年,受威尔斯“地板游戏”的启示,英国伦敦的小儿科医生劳恩菲尔德将收集的各式玩具模型放在箱子中,让孩子们在箱子中游玩。这个箱子被孩子们称为“神奇的箱子”,这一儿童心理治疗方法被命名为“世界技法”。箱庭疗法呈现一种心理治疗的创造和象征形式,在所营造的“自由和保护的空间”气氛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在富有创意的意象中,便是箱庭疗法的创造和象征模式。箱庭疗法是一种心理临床疗法,通过创造的意想和场景来表达自己,直观显示内心世界。同时,它也是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在培养自信与人格、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以上的这些疗法可以看出,心理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 救赎与自助 身为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深爱着自己的专业,尤其是学习人格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后,我发现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正常且独一无二的,包括精神分裂、智力低下的人们,没有人是奇怪的和应该受到歧视的。在生活中,我学着悦纳自己、悦纳他人、悦纳自然,我想这应该归功于心理学专业和我的老师们。大学期间,很多老师都会在课堂上分享他们的经历,表达他们的看法。你会发现,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大多温柔、风趣、耐心、体贴,他们能理解、包容每个人,交谈时能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并给予我们帮助与支持。也许,这就是心理学的魅力和它特有的温暖的力量。对我而言,心理学不仅修炼我的内心,更让我懂得接纳与放下。 心理学不仅可以助人,还可以自助。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可以帮忙指导你如何从小教育孩子;健康心理学可以教你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疾病并保持健康的身体;咨询心理学教会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内心体验或帮助他人学会正视自身,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调节自己的心理。纵使学习心理学专业有众多优点,但如果你是抱着“学了心理学我就能看穿别人”的心态学习这个专业,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许多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将心理学神化了,这才使得人们对心理学产生误解。所以,不要指望在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们会直接教你看出他人的眼神、动作传达什么意思,这些根本不是心理学专业的主流知识。其实,在心理学专业的课程中,会有众多理论基础知识需要背记,因此有时我们自己也会打趣地说,学了四年心理学,活生生地从理科生变成了文科生。 就业及发展方面 现在,想必大家对心理学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学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销售工作,是大多数心理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考公务员、读研深造等。总之,心理学专业的就业面很广,最终在于自己的选择。然而,在国内,心理学的发展仍然在起步阶段,有太多人对心理学仍存在误解,很多用人单位都不重视心理学,所以尽管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就业面很广,但需求量不太大,就业率并不太高。可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旦到这些岗位工作,就会体现出他们特有的优势。在工作中,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具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拥有更豁达的人生态度,对待他人更宽容,这与心理学的专业学习是分不开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心理学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国内,心理学作为一门朝阳学科,也更需要大批人才来发展。 拥有心理学专业国家特色专业的院校名单: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与特殊教育论文 我国的特殊教育发展相对较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形成期,分为体系形成和调整(1949-1965)、特殊教育发展的混乱期(1966-1976)、特殊教育的恢复期(1977-1985);另一个是发展期,从1985年至今,从两个发展阶段来看形成期主要是儿童、成人技能等的教育,发展期后才陆续建立高等特殊教育学院,我国第一所面向全国专门招收盲、聋哑残疾学生的高等特殊教育学院是1987年由中国残联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创办的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截至2007年,我国有14个高等特殊教育学院(专业、班),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三年制大专并本科)、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本科)、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学专业(三年制大专)、南京特教学院美术系艺术设计专业(五年制大专并三年制大专)、金陵科技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特教)专业(三年制大专并本科)、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三年制大专并本科)、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三年制大专)、广州大学聋人大专班、长沙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职并三年制高职)、中州大学聋人艺术设计学院(三年制大专)、重庆师范大学特教学院信息与资源方向(本科)、西安美院特教学院(三年制大专)、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其中设置特殊音乐教育专业的学校仅有三四所,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经过28年的发展在设立的6个专业中将音乐表演专业作为特殊音乐教育的代表,但其发展的特点和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差异较小,特殊高等音乐教育体系并未完全形成,高等特殊音乐教育如何发展,发展的目标都是值得研究人员开拓的。从特殊教育视角看高等音乐教育,就不难发现在特殊音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的状态。 (一)从教人员和研究人员较少。这里指出的人员较少,一个是指本身从事与特殊音乐相关的人员本身数量就比较稀少,按照最近的相关数据显示,以黑龙江为例,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黑龙江省共有特殊教育学校73所,其中盲校1所,聋校40所,弱智学校5所,其他特殊教育学校27所。到2010年底,全省特殊教育专任教师为1873人;从事特殊教育的师资,不单看特殊音乐教育,就比较少。另外一层较少,是如果进行细致划分,就会发现没有完全的分开,或是专业从事二者中某一项研究人员较少。2012年,沈阳市的10个区、县(市)共有14所特教学校,其中培智学校5所,聋哑学校3所,盲校一所,培智和聋哑合校5所;于洪区、东陵区和沈北新区三个区还没有设立特教学校。沈阳市特殊学校在校生共有1380人,教职工534人,其中专任教师416人。两个省市的数据显示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数量,远远不够特殊教育的师生比,从事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师数量相应的比例更低。截止到2014年底,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研究数据显示,精确检索“特殊音乐教育”或“特殊音乐”主题研究的论文共18篇,其中博士1篇,硕士1篇,期刊16篇;“残疾人音乐”主题研究的论文3篇。在显示的研究中发现,把中国特殊音乐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仅一人,从音乐治疗角度对特殊音乐教育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也较少,各省、市对特殊音乐或特殊音乐教育进行研究,截止到目前为止,仅有湖南、浙江、广西、黑龙江、西安、武汉等省市对其所在省市的特殊音乐教育现状进行过调查研究。 (二)研究机构较少。截止到2013年,黑龙江研究特殊教育的专门机构中,高等学校仅有1所,其中专门从事高等特殊研究的教师不足20人,而从事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师多为音乐教育专业的兼职人员。 (三)研究水平滞后,相对水平较低。从全国范围看,通过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用精确筛选方式检索出含有特殊音乐教育的论文仅为16篇,博硕研究生毕业论文2篇,文章多数以各个省市以特殊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为主要研究内容,而有些省市目前对特殊音乐教育的研究还尚未起步。导致特殊音乐教育的总体研究水平,都仅限于调查、分析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完全进入对特殊音乐教育本身、本质内容的研究,导致高等特殊音乐教育的研究更处于滞后状态。 (四)社会关注度较低,起步较晚。虽然党和政府对特殊教育的关注从1985年就开始,但是由于特殊人群的受众面限制,及一些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当事人家长人为地不愿意扩大其影响,致使特殊教育往往成为被人们偶尔从广播电视中才能感受的事物。我国从1985年就开始通过立法制定残疾人读书、就业等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对较晚。基于以上的调查分析,在特殊教育视角下高等音乐教育发展晚于我国其他特殊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所以,高等音乐教育在特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作者:钱雪莲 单位:绥化学院音乐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师范院校民族音乐教育论文 一、树立多元音乐文化意识,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是我国独特的存在,同时其在世界多元文化序列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新课标下,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学中要着重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教育观点,而应该树立弘扬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树立民族音乐风格,确立其在多元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点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经历了众多历史大潮而始终屹立于世界音乐文化顶端可以看出。另外,继承和弘扬我国音乐文化是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通过音乐的宣传和引用有利于提高我国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因此,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需要重视民族音乐教育,以生动、鲜活的民族音乐感染世界,比如不同地区的学生均会歌唱属于自己区域的家乡歌曲等,同事也可以在高等师范院校开设专门的民族音乐课程,从而不断促进民族音乐的普及和推广。 二、更新高师音乐教育观念,改变音乐教学方法 在传统的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大多数院校大都喜欢采取“欧化式”音乐教学方式,即便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课时设置等方面也均按照“欧化式”音乐教学来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极大制约了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在新课标下,高等师范院校必须要转变音乐教育观念,彻底改变与音乐专业院校采取相同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错误观念,从课程设置、课时设置、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变革,从而逐渐扭转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重西轻中”的音乐教学思想和观念,也可以避免音乐教学过度局限于技术层面。另外,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需要加强学生音乐教育能力的培养,在音乐理论、器乐以及声乐等相关音乐课程方面重点增加一些与民族音乐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从而不断向学生灌输民族音乐相关的知识和概念,同时音乐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比较中西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使他们深切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作为一名合格的基层音乐教育者,就必须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的真谛和精髓,并熟知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的有效手段,同时需要促使学生在了解民族音乐的过程中逐渐爱上民族音乐,从而促使他们自主参与到民族音乐的学习和宣传中来。 三、强化课程计划设置,调整教学内容 正如上述所述,当前民族音乐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所占的比例有限,所以开展的课时也比较少。因此,为了加大民族音乐教育的力度,相关教育部门需要根据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教育具体的开展情况来采取合理的管理办法或者指定相关的管理政策来对各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进行行政干预的硬性管理方式,从而使音乐教育可以应对当前教育对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标准,确保民族音乐在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不断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高等师范院校还需要适当调整音乐教学内容,比如在视唱练耳和基本乐理的教学中,需要加强音阶理论和民族调式的教学力度等。这种将与民族风格相关的曲目或歌曲渗透到视唱练耳训练中可以在提高学生视唱技能的同时,也可以丰富学生的民族词汇,深化他们对于民族音乐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民族音乐创作能力;在和声训练的过程中,通过加强和声配置以及民族调式的训练和分析,有助于学生熟悉和掌握民族和声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而在歌曲做法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民族曲式写作教学和民族曲式内容教学,从而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知识的记忆;在键盘和和声的音乐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入民族风格创作曲目的学习,还需要加强民歌改编等学习内容。另外,除了讲解西欧式音乐教学中的“ABA”单三部曲式的充分、展开和对比外,还需要加入我国民族音乐的联曲体、循环体和多段体等曲式结构。 四、重视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长期受到传统音乐教学模式的影响,当前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师资队伍建设极不平衡,主要以音乐理论、声乐和钢琴教师为主,而民族音乐教师的人数极其有限。很多高等师范院校会象征性的引进2-3名民族音乐教师,也有的高等院校根本没有配有专门的民族音乐教师。而民族音乐教师的匮乏直接制约着民族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加强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高等师范院校民族音乐教育质量的关键。而就具体构建民族音乐师资队伍的策略而言,学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1)积极引进校外一些优秀的民族音乐专业教师;(2)在校内选取具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到高校进行民族音乐的专门学习,使他们具备较高的民族音乐文化素养,可以查阅相关民族音乐文献,从而不断提高他们在民族音乐方面的教学能力;(3)在高等师范院校内设立专门的“民族音乐教研室”,提倡教研科研等等。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如何传承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变革民族音乐课程,使其适应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当前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师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提高民族音乐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的质量,我们必须要树立树立多元音乐文化意识,更新音乐教育观念,调整音乐教学计划和内容,同时还要重视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 作者:陈相 单位:安庆师范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论文 一、演奏技巧与音乐理论相结合 在俄罗斯的钢琴教学中,教师不太注重学生演奏作品的大小,教师时常会在布置作业时给学生留一些小品或看似演奏技巧难度不太高的作品,其实不然,教师会认为再小的作品也要充分体现他的音乐性,只有把作品的各项要求能够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这就是对作品最好的诠释。俄罗斯钢琴教学侧重于音乐的歌唱性和交响性,在经过教师所传授的理论性内容与演奏技巧的综合指导下,学生在演奏时会始终把音乐的表现力贯穿其中,这样技术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再是一个难题了,从而会轻而易举的诠释出作品的内涵,会很自然地达到一个演奏境界,音乐的美感也就很自然的被显现,这也有利于学生建立起对作品演奏的良好状态,从而产生令人心动、具有强烈爆发力的音响效果,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艺术强大的感染力,使得钢琴音乐的魅力能够在舞台上获得充分的展现。 二、课堂学习与实践性相结合 在俄罗斯的钢琴教学中,教师一般会在每个月组织自己的小组学生开一场音乐会,地点可能是自己学校的音乐厅也或许是城市中任意一座音乐厅更或者是小学、中学里面的音乐厅,这样每个月教师都会检查学生在当月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并依据每一位学生在音乐会的演出出现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与纠正,所以音乐会成为了月考,学生也因为频繁的参加音乐会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演奏技能与心理素质,学生渐渐地会把音乐会作为一种自己演奏能力的快速提升。在我国的钢琴教育中,可能在专业类院校中学校会要求学生定期进行汇报演出,而在大多数综合类院校、高等师范院校中学生很少会进行定期的汇报演出,这样同比之下,我国的钢琴学生在实践性上会稍显薄弱一些,大多数学生会对舞台有一种陌生感甚至是恐惧感,在平日自己练习时可能对技巧与音乐能够做到准确地把握,但往往一走向舞台就会时常伴有发挥失常的可能性,这也充分的体现了注重舞台实践的重要性,这也需要我国在钢琴教育方面能够加大提升学生舞台实践的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在钢琴教育上也有比较完善的表演体系,比如,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格涅新音乐学院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出版的演奏光盘都为钢琴教学研究奠定了较高的理论依据和演奏实效,明确了深远的研究方向,展示了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的发展动态。 三、不断推进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的进程 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合理的课程安排和丰富的演奏实践,对音乐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保证了对每一位学生的培养目标的实现,从而培养出了众多的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对于整个国家音乐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整个世界的音乐教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近百年来,中国涌现出了许多享誉世界的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在艺术的发展上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国内独立的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不断的增加,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的各大高校均已成立了音乐系或音乐学院,在课程的设计上也更加的全面与具体,同时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开设了各类音乐选修课,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正在不断的普及与完善。但与俄罗斯的钢琴教育相比,我国的钢琴教育发展相对比较晚一些,但现如今,钢琴系已经是国内各大高校和艺术类专业院校全部开设的系别之一,不论是主修哪种专业的学生,钢琴课会作为必修课来进行学习,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也日趋完善,二十一世纪后,在国际钢琴比赛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中国青年并崭露头角,比如享誉世界、家喻户晓的青年钢琴家朗朗、李云迪等等,他们的实力正是中国钢琴教育不断蓬勃发展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钢琴教育家的理论论著也在逐渐地被世人所熟知。 四、总结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在自己完善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之处,正在不断的提升钢琴教学的学术理论与教学实践,近年来,可喜可贺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国际盛誉,在国家加大对高校师资力量的提升上引进了大批留学归来的高学历的钢琴精英,同时大多数高校聘请外籍的钢琴专家、大师来中国任教,可以让大多数学生在国内就能够感受并学习到其他国家钢琴教育的先进之处,更好的做到取长补短,这些都将证明我国的钢琴教学水平正在飞速的发展并不断地推向一个学术研究与演奏实践效果紧密结合的新高度。与此同时在我国有广为人知的研究俄罗斯钢琴演奏技法以及俄罗斯钢琴教学理念和原则的译文类、原创类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合理借鉴俄罗斯钢琴教学特色,不断地深化研究与演奏实践的有机结合,推进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的进程大有裨益。 作者:吴娜 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专业 一、农村音乐教育现状 (一)农村师资水平严重滞后。对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师资配置上,简直可以用“荒凉”二字来形容。有的学校仅有一名或两名音乐教师,可是却要管理全校的音乐教育工作,这对老师来说实在是一个很难挑起来的担子。在音乐器材的配置上,更是奇缺无比。一所学校如果能有一架风琴,已经算是高标准的配制。由于师资力量的严重匮乏,部分学校干脆就不开设音乐课,久而久之,在老师和学生的眼里也就没了音乐课的概念。(二)教师专业素养不够。由于部分学校并没有聘请专业的音乐教师,而是让本学校略通音律的其他任课教师代教音乐课,这样就会严重影响授课质量,学生学不到实质性的知识,从而觉得课堂索然无味,对音乐失去兴趣。(三)音乐课得不到足够重视。在家长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里,音乐课属于副科,对语数外等主课的学习成绩没有太大作用。因此双双忽视音乐课的存在,家长不鼓励开设音乐课,学生在音乐课堂上也肆意妄为,成绩好的都在做其他作业,成绩差的都在说话聊天,严重影响了课堂的纪律。就连学校也将音乐课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音乐教师的待遇问题出现严重偏差,这无疑打击了音乐教师的积极性,严重妨碍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如何服务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村音乐教育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有很大空间有待提升。因此,对于成千上万即将走出校门的高师音乐教育毕业生来说,投身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责无旁贷。作为音乐教育领域的新生代,应该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切实为中小学音乐教育出一份力。那具体应该怎么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大力倡导新的音乐教育理念。彻底改变音乐课在老师家长学生眼里的传统地位,彻底清除“主课”与“副课”的界线,将音乐课的诸多好处说给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听,让他们了解音乐有可以塑造学生的品格,陶冶他们的性情,缓解他们的学习压力,培养他们的特长等等诸多优点,而这些优点却又恰恰是那些所谓的“主课”所没有的。这样一来,音乐课在师生家长眼里的传统地位就会被颠覆,从而对音乐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会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持爱岗敬业和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既然站在了人民教师这一光荣的岗位上,那就得踏实工作,勤勤恳恳。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这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可能真的有点苛刻,大学生一时半会不能够适应。这就要靠毕业生自己去适应新的环境,要学会在“苦中作乐”,但是以何为乐呢?当然是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为乐,以博得师生的认可为乐。但是实际做起来绝非易事。毕竟在农村孩子们上学是为了走出去,考上一所好大学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和要求,因此,想彻底改变他们对音乐课的看法是不可能的,音乐教师的地位想得到太大的提高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毕业生来到农村,能否务实工作,全看他的心是否在学生身上,在音乐身上,在教育身上。(三)善于教学,勤于钻研一位优秀的教师,不管他教什么学科,都必须具备善于教学的能力以及勤于钻研的精神。这就需要我们的青年教师完善教学方法,提高文化修养,培养创新精神和科研意识。这样才能够将知识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地传授给学生,激发学生最深处的学习热情。作为一名有创新意识的音乐教师,必须要让自己的教学设计充满新意,教学课堂气氛浓厚,要懂得如何因陋就简地开展课外文化活动来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四)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不断更新已学的知识,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跟上人才的需求。 三、结语 面对成千上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只要放低姿态,摆正态度,从容地奔赴农村,为农村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也是实现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佳途径。希望有更多的高师音乐专业毕业生能够加入这支队伍,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让孩子欢乐的歌声能够长久飘扬在农村的天空。 作者:刘锦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的实践性 《中国音乐教育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围绕实践的教学计划 人才培养方案以JAMK音乐学院的本科教育为例(2013年本科培养方案)①,学生在本科阶段共需修满270个学分,分5大类,详见下表。说明: 1.“通用技能”即国内常见的“公共必修课”,包括电脑技术、语言以及沟通技巧等科目。 2.“音乐能力”包括演奏、演唱、视唱练耳、合唱指挥等科目。国内高校的音乐教育专业同样很重视技能教学,但是芬兰的技能课在教学方式上相对更加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下文将详细阐述。 3.“教学能力”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进程、教案的编写、音乐教育基本元素等科目。科目所涉范围围绕学生今后工作的实际,非常实用。由于该类课程与学生今后的教学联系紧密,所以在课堂教学上更加突出实践性,下文详述。 4.“音乐操作技能”比较像国内所说的“艺术实践”课程,但是形式更多样,学分比重也较大。国内高师音乐专业的“艺术实践”课程,大部分是在音乐厅、剧院演出,辐射人群比较窄。但是我所见到的JAMK音乐专业学生参与的“艺术实践”,活动范围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除了音乐厅、剧院等国内常见的地方,还活跃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堂、慈善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儿童医院、福利院、街头、超市等场所。换句话说,只要有人出现的地方,就可以是演出场所。其良好的音乐环境,来自于一代代音乐教育者的传承和努力,芬兰的高等音乐教育者非常关心“未来音乐人”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只有音乐人保持健康的生理和心理,才能长久地为社会服务。一门称为“工作和活动技巧”(Workandactivityskills)的课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该课程的目的是帮助从事电声乐队演奏的学生学会自我保护,比如对耳朵的保护、电器化工作环境中的人身保护,学会用符合人体工学的正确的演奏姿势演奏,心理的自我调适等等。这些非常人性化的实用课程,能够使学生在未来职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总的说来,“音乐操作技能”这部分学分,主要是通过艺术实践过程,鼓励学生由“学生”角色逐渐向“教师”角色,转变帮助学生认识、解决职业化生涯中将会面临的问题,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专业。 5.“选修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学生知识面或发展学生个性,科目不限。从这个教学计划来看,JAMK音乐学院的管理者们非常重视学生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培养,这与JAMK作为一所技术学院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因为技术学院的特点就是培养专门人才,强调“职业化”。举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过一个幼儿园里举行的小型音乐会,由JAMK音乐学院一年级学生为孩子们进行表演。这是课程“项目与创新”(Projectsandinnovations)里的一个内容,该课程属于教学计划中的“音乐操作技能”部分。一共有两组学生参与表演,每组约十人,表演时间各在二十五分钟上下。第一组学生合作表演,除吹拉弹唱外,还利用手偶和孩子们充分互动,带着他们唱歌、游戏;第二组学生则给孩子演了一个音乐剧,有角色、有化装扮演、有乐队伴奏,更让人惊叹的是学生们惟妙惟肖的表演,把孩子们完全带进了故事当中,反应热烈。等孩子们高高兴兴、很有礼貌地离场以后,教师和学生当即展开讨论,对刚才的表演发表看法,提出改进建议。说实话,这群一年级学生体现出来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比很多我见过的国内的大四学生还强,让我非常吃惊。据教师介绍,这样的表演每学期有好几次,根据不同老师的要求而定。在学期之初,任课教师就和相关机构共同协商表演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小小的细节看似不太重要,但也是经过了细致考虑的。如在圣诞节前常会选择教堂、儿童医院或慈善中心等;如果是碰上一些全民主题日,则会更多地选择图书馆、博物馆等场地。通常学生自由分组,每组的场地各不相同;接下来每组学生要共同确定一个适合该时节、场地的主题,在课堂上和教师讨论,达成共识后就可以着手排练了;演出的时候,教师一般都会在场,并做记录。每个学生只有在完成这个项目之后,才能拿到相应的学分。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开展实践性教学,学生必须走出学校。而芬兰的学校和众多社会机构之间有着长久的积极联系,说明实践性教学的重要性早已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二、围绕实践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落实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在我参与的所有课堂里,我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教师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以我的专业方向课——儿童音乐教育课程(EarlyChildrenMusicEducation)为例,教师上课的模式大致为:1.以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一起进行“Workshop”②;2.“Mini-lesson”(模拟教学),一般两个学生当老师,把其他学生当成幼儿模拟教学,这样的机会每个学生都会轮到;3.讨论。这样的上课模式应当是个常态,JAMK的老师这么上,赫尔辛基城市大学的老师也这么上,奥地利、美国、德国的老师也都如此。“Workshop”是目前欧美普遍采用的用来培训音乐教师的方式,这种基于音乐实践(包括感受音乐、表达音乐、创造音乐等)基础上的教学法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并且能够让学生从音乐学习者的角度理解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步骤。模拟教学是学生消化知识、表达知识的环节,是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在讨论环节,教师常常会问“如果在实际课堂上可能会碰到什么困难?”“面对特定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等等,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言。同样,我在于韦斯屈莱大学旁听的音乐教学法课程,也是差不多的模式,“Workshop”、“Mini-lesson”和讨论。只是因为培养的是小学音乐教师,所以选的音乐大部分来自小学音乐教材。除了教学法课程,其他课程同样带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如合唱排练课主要就是作品排练,但是排练者(即指挥)并不是教师,而是合唱指挥专业的学生。在JAMK,合唱指挥和声乐、器乐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方向。课堂上的合唱团常常是由合唱指挥专业学生请过来的、热爱合唱的学生组成的。从排练前的热身到正式排练,全部由学生完成,而教师的任务是在一旁录像和给予及时的指导。乐队指挥课也是如此,指挥是乐队指挥专业的学生,他(她)指挥一支由所有上课学生组成的交响乐队(乐器不全的情况下由其他乐器替代),教师在一旁录像,并在需要时给予指导。乐队指挥专业学生每周两节课,一次是排练,另一次则是回看录像,和教师讨论。这样真刀真枪的磨炼,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已经有了大量的排练经验,积累了不少曲目,毕业之后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从我的朋友Ann那儿还得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器乐学法课程(InstrumentalDidactics),这是教学计划第3类“教学能力”当中的一个课程。Ann是JAMK音乐学院一名吉他专业的学生,今年二年级。她告诉我从二年级开始,她每周不光自己要上吉他课,还要给两名小朋友上吉他课,这便是器乐教学法课程,每个器乐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她的两个学生不是她自己找来的,而是JAMK音乐学院安排的。音乐学院负责面向社会招生,收取课时费,并安排在校学生上课。一开始,我以为JAMK拿学生当雇工赚钱,因为学校并不给Ann这样的“小老师”付费。但后来进一步了解才知其所以然:Ann这部分劳动会转化成学分记录在学习档案里,而且参与教学的不仅仅是Ann,还有Ann的吉他老师。Ann的吉他老师和她一起,为每一个上课的孩子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并且每隔三个星期,Ann的吉他老师就会亲临课堂观摩,并对她的教学提出建议,而Ann老师的这部分劳动计入工作量,从小朋友所交的课费中支出。至此,我才明白,学校、Ann的老师、Ann、业余学生在这件事上是合作者,是共赢的关系。学校通过这个课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扩大学校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教学经费;专业教师能够通过学生的实际教学观察学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Ann有机会进行一线教学,实现“教学相长”;业余学生花钱不多但教学质量不低,性价比高。在我看来,这种课程可以在国内推广,让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实践,为社会提供相对有保障的教育资源,可以避免一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对提高全社会的音乐教育水平有帮助,学校也可以借此扩大影响力。 三、围绕实践的教学评价 在JAMK音乐学院,很少进行纸质的考试。一些大课,如教学法课,大多根据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给学生的评分,共6档,从0分到5分。因为是小班化教学,加上学生常常在课堂上进行音乐实践展示自己,或唱或奏或教,老师有很多机会观察学生,从而得出评判。还有些大课,如练耳、音乐理论的考试,多以音乐会形式进行。每个器乐或者声乐方向的学生,毕业前必须开一场个人独奏(唱)音乐会,成绩合格之后,才可以结业。教学评价因每个任教老师而异,但是大部分老师的评判都根据学生的演唱、演奏、指挥、表演、编配、教学、写作等等音乐实践活动给分,学生不可能靠考前死记硬背就取得好成绩。这种“重视过程、重视能力”的教学评价思路也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芬兰高等音乐教育的管理者们重视发展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教学活动,同时又有来自学校乃至全社会的支持,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自己今后将要从事的音乐领域内,都达到了应有的“职业化”程度。 四、启示 芬兰是个很小的欧洲国家,人口五百万左右,其国家独立距今还不到百年时间,但是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裕、最安定的国家之一。他们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和芬兰人重视教育的立国思想分不开,目前芬兰是不多的、至今仍然实行大学免费教育的欧洲国家之一。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来说,提高每一个劳动者的素质,是富国强国的重要前提。因此,芬兰教育务实、追求专业化,不只是音乐教育,其他各个专业领域的教育,如医疗护理、设计、机械制造等领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为了实现“职业化”,在教学思路上就特别强调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其实,重视实践不是芬兰课堂的专利,而是欧美国家在教育上的共识,芬兰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目前,中国有一些非常好的高等音乐教育办学模式,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办学模式等等,他们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努力与国际先进的培养模式和体系接轨。但是在更广层面上的省级、市级的高等音乐教育,其现状不容乐观。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很多省市一级的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对音乐课的认识仅仅建立在实习两三个月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些表演专业方向的学生毕业后成为老师,虽然自身演奏能力很强,但是却碰到很多具体教学问题,比如不会和孩子交流、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枯燥,致使学生失去兴趣和信心等等。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和实践相脱离,可说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认为芬兰高等音乐教育强调实践性的特点,对我国同类院校提高办学水平,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1.在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上,应更加务实。删减一些不必要的公共课,增加实践操作方面的学分,并分散到实习、音乐会、社会公益音乐活动等上面。2.教师要改变教学思路,探索相应的教学方法应当把“教会学生教学”放在首要地位,并探索与我国现有条件相切合的实践性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方式等。3.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芬兰学校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开展实践性教学,与全社会的支持分不开,反过来学校的实践性教学也为全社会营造了积极健康的音乐氛围。因此,学校和社会是互利互助、共同发展的关系。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在音乐领域和社会的交互比较缺乏,如果能像芬兰那样,在周边小学、中学建立长期的见习、实习基地,和福利院、图书馆、博物馆、剧场、音乐厅建立音乐实践的合作关系,那么高校就能够发挥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 作者:李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音乐欣赏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关键性 一、音乐欣赏在高等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1、音乐欣赏课可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改变他们学的驱动力。只有当学生能从学习中获得快乐与成就感,他们才会对学习产生浓厚兴趣,愿意深入学习。 音乐欣赏课可以让同学们在感知音乐的过程中,体会音乐的美妙及其带给人的感官享受,这样学生会带着兴趣主动学习,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2、音乐具有陶冶学生情操、升华学生道德的作用,音乐带给同学的情感共鸣,可以让学生浑然忘我,与音乐蓦然契合,给同学们带来情感的震撼与交响。乐曲中的感情,全部转化为听众的体验,使听众完全随音乐的流动而沉醉,得到高度的审美享受。它带给人们的绝对不在一个狭小的范畴之内,它会使人们在广阔的天地里飞腾、翱翔,从而情感上得到陶冶,理智上得到升华。 3、音乐欣赏课程可以培养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音乐欣赏者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及阅历的差异,会带来他们在音乐欣赏上的差异,这些因素也会导致他们的鉴赏能力参差不齐。具有音乐鉴赏能力的人,应该能听优雅的古典音乐,也能接受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甚至能够记忆经典乐章的乐谱。最终达到能分析音乐基本要素与音乐作品独创性、表现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音乐欣赏,可使学生在不断的聆听、感受、总结中提高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 二、音乐欣赏教学的现状分析 1、音乐欣赏课在各高等院校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音乐欣赏课程作为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陶冶学生情操的一大重要途径,理应受到高等师范院校的重视,但是开设音乐欣赏课的高校极少。而且大部分的音乐欣赏课的教学都只是流于形式,教学设施落后,资金投入不足,造成音乐欣赏课教学质量普遍不高。部分音乐教师的教学也仅仅局限于看懂五线谱,学唱几首歌曲,欣赏一些音乐作品。 2、音乐欣赏课内容古板、陈旧,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很多高校的音乐教材选取缺乏特色,课程主要是对中外的古典音乐作品加以欣赏,授课方式模式化,课堂气氛沉闷,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大多数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老师将欣赏的作品先做简单介绍,然后放音乐,学生听,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不能从音乐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更谈不上从音乐中获得启迪和思想的升华。 3、教学理念与教学时间的矛盾。贯穿音乐教学的优秀理念应该是对音乐的审美化欣赏,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情操得到潜移默化的提高,形成健全的人格。在未实施音乐课程改革方案之前,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机构也十分重视音乐教学的建设与发展,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了不同版本、不停内容的音乐教材,更有甚者,将音乐教材分为“沿海版”和“乡土版”,目的是想寻求一种更完善的途径,达到育人的效果。在教学上,除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教法外,侧重于“愉快教学”和“寓教于乐”的理念。以上状况无论优劣,究其一点,始终未将“审美”放在第一位;此外,音乐课本里有连贯的知识系统,但基于以上的教育理念,学生通过几年的音乐课程学习,仍难以真正掌握某一知识性内容。 三、如何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1、为音乐欣赏课程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当下的音乐教学改革所推出的音乐课程新标准给老师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老师们要以兴趣为动力,以音乐审美为优秀,激发全体同学对音乐的喜爱之情,让同学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音乐欣赏活动中。这需要营造良好的音乐欣赏氛围,使同学们潜移默化的提高音乐鉴赏水平。这就要求音乐欣赏的环境:一要物质环境美。一个优雅、整齐、美观的环境会给师生带来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影响。心理学认为,良好环境的营造,使人们的言行在心理上起着很重要的演化引导作用,学生进入的是接受音乐熏陶的音乐课堂,环境整洁安静,才会带着好的心境去接受教育。二要心理氛围轻松、和谐。教师的行为、语言、气质要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教师的教态应该做到“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首先教师应热爱音乐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才能让学生感到亲切。其次,教师要全身心的投入课堂,以自己良好的音乐素养、扎实的音乐功底来带动学生积极参与到音乐鉴赏能力的培养中,让学生自觉提高音乐审美意识。 2、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欣赏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作品也不断地创新、更新换代,学生更容易接受时代气息浓厚的音乐作品。因此,音乐教学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选择那些既优美,能陶冶学生情操,又平实易懂,容易被学生接受的音乐作品。在音乐欣赏美的过程中,让学生在自己喜爱的音乐作品将自己的内心体验投射到听觉活动中,自由地表现自我。在表现和创造中提高自我认识和评价能力。 3、采用灵活的授课方式,博引各国各时代的经典音乐作品。学生已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拥有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所以音乐教材要灵活多变,因材施教,体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时,应该注意积极在音乐欣赏的内容和境界上作出更深的探索,既能上升到音乐文化的高度上来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人文色彩充分融合,使学生在进行音乐欣赏时能够与相关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知识相联系,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进对音乐作品的感受和体验中去,激发学生进行欣赏的兴趣。在授课过程中,老师不能局限于教材所提供的篇目,老师要旁征博引,让学生广泛接触各国、各时代的经典音乐作品。拓宽学生欣赏视野。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21世纪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功能探索 【摘要】探索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新功能,建立其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新思维。21世纪的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必将是跨学科的教育。 【关键字】新思维,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功能音乐教育;跨学科。 “普通高等音乐教育”是对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所进行的高等音乐文化教育。但其目的并非止对世界优秀,经典音乐文化的认知,以及培养其高雅的艺术志趣,爱好。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保罗,哈克(Paul Haack)教授于2002年3月2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所作的《走向功能音乐教育》的演讲中指出:音乐教育必须“把音乐放到人类语境之中”。“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从可能性还是逻辑性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基础学科的。要大家把一门学科当作基础学科给予认可,就必须证明这门学科本身、及其与其他方面之间都是有用的,它必须在人类的需求和发展方面起到交流、学习和理解的重要作用。普通高等音乐教育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优秀基础课程,并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功能作用。 一、培养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才 普通高等音乐教育的一般功能是高等音乐知识教育。而其深层功能在于科学地完善大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培养良好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才。在现代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审美(艺术)与科学灵感,创新思维的紧密关系上。如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正道这样讲道:“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两元性密切关联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的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但是,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成果吗?艺术与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事物的深刻性,普遍性,永恒性和富有意义。” 早在1993年,弗朗西斯,罗斯彻(Frances H,Rauscher)和戈登肖(Gordon Shaw)曾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做了“莫扎特效应”的研究:实验变量是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对比组使用通俗音乐,控制组不使用任何音乐。方式是单纯的听赏。在短暂的实验之后,实验组学生的空间――时间推理测验成绩高出其他组八到九个百分点。音乐与脑机能和脑的发展的关系,需要运用脑科学检测技术做进一步的探索。但可以肯定,未来脑科学的研究发展将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研究的新基石。 二、建构优美。健康人格与精神 犹如经典的“唐诗”、“宋词”和“元曲”文学,以其各自独特的文化养分滋养了现代社会健康的精神与情感,经典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风格的音乐,也以其各自独特的文化养分滋养了现代社会健康的精神与情感,参与建构了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生态。 在西方,用音乐治疗人的精神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延续至今。由于《圣经》上载有 “扫罗王招大卫鼓琴驱魔(精神不宁)”的故事,所以天主教堂一度效仿,以“圣歌”来医治疾病。19世纪,由于西方医学充分验证了音乐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故音乐治疗开始风行。至20世纪,西方一些音乐院校设立了音乐治疗专业,培养出了专业的音乐治疗师。目前,音乐在治疗中的常见用法为:用轻快活泼的音乐治疗精神麻痹,呆滞、消极和自我封闭症;用柔和优美的音乐治疗失眠、抑郁症和挫折感,解除烦躁不安;通过患者参加合奏或合唱,使其恢复自信、平衡感,乐于参加集体活动;先后使用不同性质的音乐释放精神压抑,如对于躁狂性精神病患者,先播放强烈的音乐使其产生共鸣,然后逐渐转换到平静的音乐使其安定下来。 笔者发现,当今大学生对流行音乐超乎寻常地追随有时并非完全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是无师自通地在用音乐缓解压力和调整情绪。一些同学潜意识中仅仅出于表现自我和被人欣赏的非音乐目的而热衷于参加歌手比赛。音乐教育者有责任把学生引领到更广阔的音乐世界之中,如感受宗教音乐的虔诚与神圣,巴洛克音乐的活力和“我们的情感”,古典音乐的秩序与精神平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梦想和激情与“我的情感”,民族乐派的色彩与异国情调,印象主义音乐的朦胧与恬淡,现代主义音乐的本能宣泄与光怪陆离、当代音乐的多元文化精神,中国古典音乐的宁静与超脱…… 在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意识里有“礼崩乐坏”的社会观念,礼数或法律只能约束人的外部行为,而音乐却能规范人的内心情感秩序。笔者认为,音乐与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正规的普通高等音乐教育的积极参与。音乐揭示人类精神文化的本体特质,展示生命超越精神的自由境界。在人类历史上,音乐增进了不同民族、个体之间情感的沟通,同时促进民族自我和个体自我的精神觉悟与人格完善。在物质世界空前发达并且源源不断地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挤压的今天,音乐则更具有调节人心,和谐灵魂的功能。音乐使人用一种优雅的态度对待人生,使人在忙碌的生活中重新复归生命的原色与活力,从而唤起人性内心深处的情感与道德良知,造就人类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音乐所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三、保护世界音乐文化遗产 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要以世界音乐文化为背景,不仅让学生在更高层次上认识、把握和领会音乐,更要培养一种保护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音乐生态意识”。音乐消费者的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传播媒体的工作方向,高等音乐教育是培养高层次音乐消费者的唯一正规途径,其直接责任和功能就是强有力地促进社会高雅艺术的繁荣。 以历史和地理的眼光看,不同类型音乐文化的发源与进化,几乎都伴随有与之相对应的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古代文明有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阿拉伯,古希腊等城市文明,以及遍及南部非洲大陆和美洲印地安的自然文明。在这些文明基础上产生的音乐文化是世界音乐中的重要类型。因此,我们把世界音乐划分为东亚音乐(中国),南亚音乐(印度)、西亚北非音乐(古埃及,古阿拉伯)、欧洲音乐(古希腊)以及非洲音乐,以及在它们的传播与交流中形成的拉丁美洲音乐和东南亚音乐。其中欧洲音乐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中影响力最大,它最早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是专业音乐的典范。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在重点突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和欧洲专业音乐文化的同时,也要涉足更广阔的世界音乐文化。 本文对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功能做出初步探索,以此抛砖引玉,增进普通高校音乐教师之间的思想交流,同时为教育行政提供有资可鉴的参考。以历史唯物的目光和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音乐在特有的社会,政治,教育及文化语境中生发和生存,并在互为影响中体现价值并产生内涵意义。故此,21世纪的中国普通高等音乐教育必将融合心理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文学,教育学、生理学等,成为跨学科的教育。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反思与展望 2006年9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全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发展与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净月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院系的专家、教师及研究生共130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153篇,分为六个专题进行研讨,此外,还增加了教学实践方面的研讨。大会设有一个名为workshop(工作坊)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给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这种形式来自国际音乐教育研讨会。以下为六个专题的研讨情况。 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许冰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马达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赵h与河南高等音乐教育 作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赵h先生的卓越贡献与成就已人所共知,然而他对故乡河南省音乐教育事业的关怀与牵挂,特别是他晚年多次发表的对河南高等音乐教育的谈话、他亲自设计的《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学改革方案(草案)》,以及他发表的关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应如何办学的谈话等,却还鲜为人知。本人作为在先生晚年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故乡人,在亲耳聆听先生教诲的同时,不但深切感受到了他拳拳的报国之心与对家乡的浓浓亲情,而且还从他的教学设计及谈话中,更深地领会到先生教育思想的高瞻与博大。时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五周年之际,笔者把他关于河南大学应如何办学的一席谈话整理出来,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2000年3月3日,笔者为了河南省“十五”重点课题“河南省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研究”赴京对该段历史的见证人、亲历者赵h先生进行了专访,期间还就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应该如何办学的问题向先生作了请教。先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宾主落座,不待我们客套,先生即直奔主题侃侃而谈起来。先生讲话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感慨于先生对河南大学由衷地关心之余,我更深切地感到先生谈话中关于高师音乐教育的一些独到、超前的教育观念,或许是解决目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中诸多问题的一剂良方。 对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办学方向,赵先生明确表示必须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要培养充分发挥了学生“个性、才能的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人才,而不是过去那种“单打一”式的“专才”。他说: “第一,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因为学术积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强行积累是积累不起来的,所以开始就要有一个比较不同寻常的、超前的设计。这样的大学生跟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培养的学生都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做音乐教师,还可以做音乐记者、音乐编辑、音响导演、音乐评论员、研究工作者……这样多方面的人才。我就总记得过去的旧大学,我常常说这个例子: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学系,可是这个文学系的毕业生有现在咱们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它培养学生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爱好,在他们选修不同课程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比如选了闻一多的课,就可能变成先秦文学的专家,修了浦江清的课,就可能成为屈原研究的专家,修了唐南先生的课,就可能成为文字学的专家,修了陈梦家的课,就可能变成一个考古学专家。你是文学系的,我是音乐系的,他是美术系的,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呢?不再是从前的一个样子了,他可以胜任他自己可能发展的最高程度的工作,面可以很宽。现在媒体上关于音乐的文章常常闹笑话,为什么?他没有知识。新闻记者根本就不懂音乐是怎么回事,净说些外行、笑掉牙的话,犯些常识性的错误,这样怎能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的需要呢?要想适应,就必须放宽你所培养的目标!不能单打一地培养音乐教师,单打一地培养歌唱家、指挥家或是什么,而是充分发挥他个性才能的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话,一出手,我们的学生就跟别人的不同。一定要有这样的思路!” 同时,赵先生十分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他希望河南大学能够把这面“大旗”举起来、并成为“全国的一个堡垒”: “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整合。这个大旗呢,我们这个学校要举起来,河南大学举起来!艺术学院举起来!那就不是一个省的堡垒的问题了,它就是全国的一个堡垒。我非常愿意自告奋勇、老骥伏枥。你们搞教学计划的时候,我跟你们一块参加,我把我的设想说出来。我已经有一个构思,不能说成熟,只是提出来供大家探讨它的可行性。咱们一起商量,制订出一个全新的、全国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的教学计划,办一所新型的艺术学校。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想得更宏大一些,把李政道聘为名誉院长,我也可以助一臂之力。我们一起来把事情搞出个名堂来,在学术上形成一个堡垒,建立一个梯队,形成一个群体,共同来另辟途径。单打一地搞钢琴、搞声乐、搞表演艺术,或者单打一地搞指挥、搞音乐理论、搞作曲,都是太窄太窄了。不仅这一方面,人文学科的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心理学、美学等,这些科也要有新面目,这样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样的话,期冀两三年就可以形成一个气候、一股势头。” “李政道每年都要回来,他这次回来我就要动员他,让他屈就当咱们的名誉院长。你看这个科学性就没有话说了,诺贝尔奖金奖获得者给我们当院长了,认同我们这个路子了。咱们再拉几个院士去给咱们讲课,当讲座教师。一个讲座就是半天,不是什么一小时或者两节课。比如说讲六个单元,包括西明纳尔,包括论文写作,这些都在内。完全使用现在发达国家的一套教学方法,打破咱们过去的一切旧观念。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老师不是立刻能适应的,他从前的路子走惯了。就我在中央音院推广这个,也是有人泼我的冷水的。说服老师挺不容易的,真正要让老师信服,他经历过一次,就会信服的。” 为了贯彻以上思路,赵先生反复强调了教学计划的重要性。他的“教学计划”与全国各高校现行的教学计划有很大的不同,他不但十分看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诸多科目作为辅修课程的作用,就是音乐类自身的一些技巧性与理论性课程,他也有着更为独到而科学的设计: “我举个例子:任何人都得学钢琴,钢琴不只专门学演奏,拜厄弹完了,立刻就可以学和声学,因为他弹的已经都是和声学的作品了,只是一条13 53|14 64|,就已经是和声了。他已经会弹了,你还不告诉他这就是和声?这样和声就进来了。弹到巴赫,复调就要进了,他已经弹了,弹了就知道什么是复调,为什么不学呢?你还要他等两年之后再学、读完和声之后再学?我跟我们学校一个作曲系的毕业生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哎呀,赵院长啊,要是你这个计划实行了,我们在音乐学院何必学五年?我看三年就够了,你这个功用比我们五年的还要大。’开始弹作品了,曲体学就应该上来了。已经弹肖邦了,肖邦的曲体还不了解,已经弹复调了,复调的曲体还不了解,这怎么行呢?如果加上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把人全面培养,如主修钢琴的不妨辅修物理,主修作曲的不妨辅修化学、微电子学、电子计算机、电脑作曲等这一套东西,你是在真正通才基础上的专才,这样的话,学生的适应性就会很强的。” 对于教育方法,赵先生借用孔夫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话,认为应该结合学生的个性、爱好以“启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在“兴趣”与“志愿”的驱动下自己“发愤”;同时,赵先生主张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跟从前旧的音乐学院、旧的大学、师范大学等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反对跟在音乐学院的后面“亦步亦趋”。他还以小时候父亲教育他为例,来说明教学中“不死教硬背”、“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良好效果。 “要让学生的个性、爱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用孔夫子的话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发愤,真正和自己的兴趣相符了,他的兴趣大得无穷,拉都拉不住。我总回想起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以前的学生,那时琴房少、钢琴少,钢琴系学生一天也只能排四个小时的琴房。结果呢,八点钟琴房开门,六点钟就有人在那儿排队了。那时候琴房没有空着的,工友一上班,门一开,学生就进去了,先不吃早饭,就练了两个小时了,那是真正的‘愤’,发愤了,很快就起来了。刘诗昆怎么起来的?就是一瓶牛奶、两片面包,坐在钢琴边弹一天,不动身儿。就这样,一下子匈牙利得了个第三名、柴可夫斯基得了个第二名。‘悱’呢,就是自己的一种志愿,这个志愿是他一生都想追求的东西,有这个东西作指导,他就可以发愤起来,可以真正地把个性、才能全部启发出来。所以说,只要高中毕业生,好的高中生,多少有一点音乐的爱好和基础,学过点钢琴更好,没有学过我们从头来,用积极训练的方法,不一对一地教。我现在正在搞咱们国产的钢琴集体教室,星海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都已经使用了。这是我十几年前就提倡的,先在青岛,后在汕头。过几天总工程师要来,我要给北京的一个私立学校配一个电子琴教室,就是全部是数字化的电子钢琴。特别是键盘,全部跟机械钢琴一样的触键感觉,没有电子琴那样的轻飘,一碰就响,那不行的。总之呢,一切新的方法、教育方针都要引进,要搞出这样一个局面来。我想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 “我讲个我自己的故事吧,看我父亲是怎么教育我的。夏天,到龙亭去喝茶,他问我:你知道开封为什么叫汴梁城吗?我一想:‘汴’嘛,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个汴河,过去的通汴河、积汴河,大概就跟这个有关系。这说的还对,我那时还很小,都还没上小学。他教我是这样教的,他说:回家我给你看一本书,就知道了。回家他老先生喝茶呀、抽烟呀,老不拿书,我这个求知欲望很强啊,我说:您不是要给我看书吗?他说:啊,对对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孟子》,一看,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有言而利于国乎?’曰:‘王何必言利,唯有仁义而已矣。’他就给我用白话翻译了,他说:孟子见梁惠王,王说:老先生,――‘叟’,老头,我教你童叟无欺,那个商店那个牌子,你学过这个‘叟’吧,我说学过――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事情呀?孟子就回答说:王何必言利,国王,你何必说利呢,唯有仁义而已,我只能把我的学问、仁义的道理讲给你。这样我也念了《孟子》了,而且,‘见梁惠王’,那是梁国,就在古开封建都,所以叫汴梁城。为什么说我这个人比较杂,到现在八十多岁,脑袋还不混乱,我父亲就是不死教硬背,他让我背的书只有《诗经》,我四岁就开始背《诗经》,别的书他都是一段段地讲,不讲全篇,只讲最重要、最优秀的部分,而且还跟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要采取新的教育方法,跟从前旧的音乐学院、旧的大学、师范大学等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要能够独树一帜,这样才能够战无不胜。否则的话,平平庸庸、亦步亦趋地走,按照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路子走,没有五年八年,你赶不上趟儿。” 先生将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晚年对高师音乐教育关注尤多。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依然谈锋甚健,双目炯炯有神。透过谈话,我看到的是一位老人的睿智和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令先生告慰的是我们河南大学近几年来正沿着赵老先生为我们设计的发展方向在努力实践之中,新的培养方案已在实施过程之中。 陈家海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当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反文化”现象思考及对策 中国音乐教育具有悠久的发展史,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面对现状可以找到我们的不足。当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界存在一种“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改变,其结果将对21世纪的音乐教育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因而令人担忧。冷静的思考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未来音乐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客观正确地认识现实,找准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前 言 所谓“反文化”现象,即人类社会中一切违背或者违反人类文化发展进化规律、不利于人类文化进步的短时间文化逆向活动现象。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不谐和音,性质及影响恶劣,并对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音乐教育学生综合素质低下、师资整体水平日趋下降等反文化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成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宏观调控力度不够;二、高等院校扩大办学规模;三、考生盲目从艺。 高等院校作为高等教育行为组织实施单位,考生作为高等教育行为客体,其间产生的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等诸多对应关系,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最终质量。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具体教育单位行为落实两个方面,因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宏观思维和操控及引导、整个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及原则等多种因素,都可能促使高等音乐教育事业领域中某一现象的产生和消亡。针对具体现状特别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现象个案,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为主体,应适时关注、考察,认真思考其产生的客观缘起,并提出促进或者调整的具体方案、战略性对策。 一、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反文化”现象列举 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反文化”现象主要表现: 20世纪90年代,国家大规模扩大高校招生,这种政策客观上造成音乐专业考生比其他专业考生综合文化成绩低200―350分的事实,导致社会、家长、考生对于“音乐”与“文化课”地位认同误差,以至于音乐生源鱼龙混杂,“鱼”满为患,“真龙”另谋生路。社会对于音乐人才判断标准即:“学音乐的人,文化素质低!”并有殃及德才兼备人才之势。此举直接后果是音乐教育师资、生源恶性循环,本因为综合文化成绩不好才中途改学音乐的人,竟可一跃而为高校“音乐教师”。 (一)没有师资梯队的非音乐专业院校办高等音乐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专门研习者和业余爱好者越来越多,再加上国家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具体政策,致使众多人士认为:音乐人才市场大,扩大音乐教育招生和办学规模,可以提高办学规模和效益。因此,我国目前拥有音乐专业的高等院校不胜枚举,并以专业院校、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为主,三足鼎立。 目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有一个可笑的事实:许多以农、林、牧、渔、能源等专门资源研究和自然科学理论、技术教育为主的高校,居然成了高等音乐教育的弄潮儿,其呼声甚至超过了有着几十年办学经验的专业院校。笔者曾就此类院校音乐师资做过专门调查,结论:师资年轻,没有音乐教育专家,谈不上梯队结构。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先生在2004年4月6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院长论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曾有如此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师范院校的音乐学院、音乐系办学的能力和水平,确实令人摇头。这种‘高等音乐教育’,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一些小的地方院校,不在中心城区,没有什么音乐生活,所以学生根本就没有文献的概念,也不听音乐会,四年就是学点非常粗糙的技艺。在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显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音乐人才’。”①既然没有“我们所要求的‘音乐人才’”作为支撑,却有如此之多的非专业院校正在大批量、“高效率”地进行着“专业音乐教育”,经过他们生产并走上社会、呈几何式增长的所谓“音乐人才”,在人才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答案――要么不能胜任音乐创作、舞台表演、音乐教育工作,要么改行另谋出路,难逃湮没于社会竞争大潮的噩运。 高等音乐教育要求个体教育行为主体必须以掌握较高演奏、演唱的基本技能技巧为基础,具备如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结构、适时判断评价分析能力,以及较高层面的音乐审美意识。年轻教师除了年龄优势以外,对于音乐教育而言有着太多的不利因素。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音乐事业历经千年已成共识的一般规律。许多音乐专门习练者经年累月之后,仍然停留在“为技法而技法”的“音乐匠人”的客观事实,便是这一规律的反面有力佐证。即便经过长期专门音乐学习,整体文化底蕴不深的学生虽然具备了演奏(唱)技术技巧,但音乐文本中不可能存在、需要演奏(唱)者真正彰显作品深层次内涵的理解能力,尚需要辅以全方位文化修养和人生阅历才能达到。因此,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奏(唱)者都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音乐教师的,既然如此,也不是有了几个或者几十个年轻音乐教师的非音乐专业院校就能办好高等音乐教育的。 (二)文化素质低下、人文审美教育目的偏差 目前音乐教学的课堂教学和舞台表演过程中,由于小班上课(大多数技能课是一对一)、师徒传承模式的特殊性、现代教育本科四年学制的压力,就音乐美学素质培养问题,根本重视力度不够,学生的音乐行为很少能从音乐美学层面挖掘作品的真正内涵,在教学和舞台表演过程中,师生共同“为技术而技术”。这显然与音乐教师和学生之间关于“音乐是什么?”、“音乐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观点和原则问题理解不透有很大关系,他们忽视了音乐在内容的表述层面至为关键的原则――“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②不管“声”、“音”、“乐”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接受客体面前,基本前提是“人心”,是“人心”之有“感”。一切语言都产生在人类作为主体对于客观世界有“感”的过程之中,这是一种感动、感慨,性灵唯美的追求过程。 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之一,其根本功能就是为了向外部客观世界以及声音的接受客体塑造和传达具有一定语言信息目的的审美形象及意图,所有“为声音而声音”、“为技术而技术”现象的发生,其实质违背了心灵共鸣、审美共识原则,违背了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反文化”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哄而上的高等音乐教育办学局面和师资队伍良莠不齐,以至于音乐在人文审美教育方面预期目的的落实结果出现了偏差甚至失落。 二、高等音乐教育发展战略思考 师资素质良莠不齐和学生质量低下问题是当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的潜藏危机。这两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来音乐人力低下所造成的人文低下,将会影响至少几代后人的人文素质提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历史发展至今天,已具备了调整事物发展方向的条件,因此,关于高等音乐教育发展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将其提高到音乐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 (一)提高高校音乐专业考生质量,为师生质量良性循环配置良好“水源” 现在音乐考生质量高低,对将来音乐事业以至国民整体素质高低具有一定制约作用,将来音乐师资力量来自现在在读的音乐学生,只有考生质量达到一定高度,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1.强调综合素质,拒绝“伪音乐人才” 所谓“伪音乐人才”,即初高中阶段因综合文化成绩低下求学无门改学音乐、侥幸进入高等院校经过高等音乐教育并最终流入社会的音乐从业人员。舞台成功人士一夜成名导致社会关于音乐学习功利性的一致认同,但如果学声乐的没嗓子条件,学钢琴的没有手指条件,没有音乐作品分析必须具备的人文基础知识和审美理解能力,学生面对的将不仅限于众多的“公共文化课”,还要应付大量专业性极强的音乐理论及实际演奏(唱)技能学习,教师难教姑且不论,音乐技术的学习过程对于学生而言,肯定会成为一种痛苦甚至于摧残。繁多的学习科目,将导致他们身心疲惫,出现心理恶性循环不说,甚者可能因心理压力过大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学习如果背上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包袱,预期目标的实现质量可想而知。因此,与其因综合素质不够导致音乐专业学习痛苦,不如在进校之前深刻了解自己综合素质事实,据此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人生事业的突破口,这样也容易培养学生的成就感,学生人生志趣、理想品质也将因此得以提升。 “音乐人才就业容易,社会需求量大”,是上个世纪末的社会泛论,应该说,直到今天社会对于音乐人才的数量要求仍然很大,但随着高等音乐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蓬勃发展,音乐人才数量的急剧增长,致使工作条件较好的地方和单位对音乐人才需求的量几近饱和,真正需要有过高等音乐教育经历的音乐人才的单位,则以条件较差几乎没有什么硬件配置的农村中小学为主。因为人文素质结构不健全,大部分学生完成高等音乐教育之后进退两难:留在工作环境较好的大、中、小型城市,音乐工作岗位可谓针插不进;到急需音乐人才的农村基层教育单位,心有不甘,认为自己多年的辛苦求学,只能到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实在是大材小用,要么转行,要么滞业,成为音乐生产剩余产品。 其实,音乐并不是人类知识的唯一,虽然社会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音乐人才的需求量还在不断扩大,但是与其让“伪音乐人才”充斥市场,还不如宁缺勿滥,把位置留给真正的“音乐人才”,使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干出一番真正的事业。音乐学生的就业指导必须直面所有大中小型城市音乐人才的需求几近饱和,而农村基础教育部门却又紧张奇缺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寓教于“乐”,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提高音乐学生综合素质,加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奉献精神教育,加强就业形势分析和分流指导,使之具备适应社会激烈竞争的心理准备,以期完全融入社会。 2.弱化高等院校办学效益的功利性目的,强化国家职能部门宏观管理机制 现代社会,竞争无处不在,拥有一定办学规模,产生较高办学效益,是高校能够立足于当今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功利成为目的,浮躁成为表现,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师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致使高等音乐教育质量面临失控危险。 高等院校自身建设能否发展的立足条件建立在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二者共存的基础之上。为了纯粹效益目的,为社会培养的人才质量就得打问号;仅限于人才质量而不顾办学效益,对于高校而言,无疑走进了另一条死胡同。因此,办学效益和人才质量并重,才有可能在自身建设和发展方面形成良性循环,同时这也是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关注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以人为本,为社会培养真正的人才,才是高校发展的正途。 针对音乐教育在高校中一哄而上的现实,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在宏观规模控制方面应该痛下决心,制订具体政策。既然同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之中,我们允许不同类别的高校来办音乐教育,但是,我们必须在办学实力上作一些功夫,把音乐教育办学能力审核标准的执行力度加强,脚踏实地,提高音乐教育的办学水准,那些起步太晚、又不可能花大力气在短期内形成高素质师资队伍结构,仅仅把提高办学效益等功利追求作为目标的非专业音乐院校,不办高等音乐教育专业也罢,还是安于现状,办好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人才培养工作吧! (二)提高高校师资队伍水平,加强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具体的个性,离开了个性实在,世界大同的说法作为一种反语可能变成现实。教育的立足之本是师资队伍,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任何教育事业单位都应该始终贯穿在提升办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和扩大办学规模过程中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原则贯彻得是否坚决彻底、执行力度大小是否扎实具体,将直接决定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甚至生存空间。音乐教育事业和其他教育事业一样,除了要尊重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坚持的规律以外,还必须在坚持音乐教育事业本身所拥有的特殊规律基础之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质化的政策落实。 1.强化考核机制,提高师资队伍综合素质 师资队伍重要,教育单位的主管领导和普通师生员工已成共识,因此,师资队伍综合素质的整体水平,便成了包括音乐教育事业在内的各个办学单位必须痛下决心、强化政策落实的关键。具体到音乐教育事业,教师除了必须掌握一定技术、技能以外,还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知识,构建达到一定层面并能合理运用的知识结构。高等音乐教育要求教师除了技艺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之外,他还必须对己属学科的学术动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对己属专业方向相关边缘学科有一定的了解、掌握系统传授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提升己属专业的美学追求层面等。离开这些基本素质结构,高等音乐教育师资与民间教授徒弟的音乐艺人有何区别? 因而,提高师资队伍综合素质是高等音乐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我们的师资队伍不仅有“量”的保证,更要有“质”的坚守。 “培训考核”可能是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达到了一定水平的人员才能教学,达不到的人不准教学以免耽误学生。当然是否行之有效,只可能建立在行政文明和行政作为的基础之上。 2.立足基本国情,提升科研水平,强化办学特色 学生成名成家是每一个教师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决定因素太多,但培养大批审美水平较高的音乐鉴赏者、服务于基层的音乐从业人员,则是高等音乐教育事业的基本责任,同时也极具可能性。能否把握己属领域学术动态,是高校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高校教师必须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以“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己任,把科研工作细化量化,为新成果、新知识的传授以及培养高质量音乐人才的目标落实做好原始积累。 据此,所有的高等音乐教育单位都应该根据所处地理位置,设立以区域性、民族性传统音乐文化为具体研究对象,兼容并蓄音乐文化领域内其它各个门类研究的科研机构,进行深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以所属地理区域内的各种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现象如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发展史、民族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民族民间舞蹈及民族民间宗教仪式音乐等为主体,同时不放弃各种音乐学范畴下如声乐、作曲、器乐、舞蹈、视唱练耳等应用学科技术基础理论以及音乐创作理论的研究,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音乐教育储备更深层次的学术成果,这种学术研究也更能体现具体高等音乐教育单位的办学特色。 结语 音乐必须顺应整个人类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大潮,发生偏差尚可纠正,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态势和走向是正确而又良好的,但已经出现并有可能在将来长时期内持续下去的,与当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总体趋势不和谐的种种“反文化”现象,应引起教育界、音乐工作者和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人类社会自身健康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具体环节,既然我们的高等音乐教育事业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反文化现象”,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自不必多言,具体措施及其落实力度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信心,顺应和促进当前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态势,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一贯坚守的原则,作为高等音乐教育事业中的每一个教育行为个体,我们有理由竭尽所能,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更多具备创业、创新能力的“音乐人才”。 陈宇京 三峡音乐文化研究所所长,三峡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 简述日本高等音乐教育之发展历程 日本在明治维新改革的进程中,效仿美、英、法、德之长,迅速发展工业并极其重视教育,建立并健全教育体系,通过实现教育民主化和公平教育,培育了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良好基础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的新一代国民,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在沿用陈永明教授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高等教育四个时期划分法的基础上,将日本的高等音乐教育发展分为起步、成长、发展、繁荣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加以分别论述。 一、起步阶段:1868―1886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文明开化”①三大方针。从1872年公布学制②开始,文部省于1875年派伊泽修二赴美国调查师范教育制度,此举成为西洋音乐大量输入日本的开始。回国后的他痛感教师和教材的重要性,向文部省提出了三项提案:1.将日本传统音乐和西洋音乐互为融合进行新教材的创作;2.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培养音乐教育人才;3.在各类学校实施规定的音乐教育。该案得到文部省的关注和全力支持,并于明治十二(1879)年创立音乐研究所,伊泽修二任所长。其随即开始调查国内外的音乐状况,并于1880年聘请了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梅逊(L W Mason)在东京男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唱歌教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唱歌教学。明治十三年九月他又开展了对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在全国召募了22名音乐传习生进行培训,开启了音乐师资培养的先河。二战之前的日本初高中音乐教师的培养均由该所承担。第三项工作是把传统音乐为中心的东洋音乐翻译为五线谱,并进行两者间的比较,由此证明东西方音乐的相同性,同时设立了田中正平邦乐研究所,记录了大约300首以五线谱为记谱法的日本传统音乐③,为五线谱的推广与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在渗入西洋音乐时,日本人是不习惯和排斥的。当时很少有人进入演奏厅去欣赏西洋音乐会,而传统音乐如歌舞伎、能乐等则大量充斥着文化市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西洋音乐最初接受时的态度④。但从明治二十三年开始,出现了鉴赏意识的萌芽。鉴赏教育是日本音乐教育中迟到的春天,日本人意识到了世界上存在着美妙的西洋音乐,应该用心耳去倾听。这些观念的转变归功于收音机的普及、吹奏乐的大众化(如日比谷的公园奏乐)以及西洋音乐鉴赏的启蒙书《音乐通解》的出版等,它们为西洋音乐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长阶段:1886年至二战结束 在日本政府大力的财务支援下,日本人对西洋音乐创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他们惊讶于西洋的交响曲、歌剧、钢琴和小提琴等音乐表现形式。1903年,东京音乐学校上演了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社会思潮开始以崇尚西洋音乐为荣,日本逐渐走向了全盘西化。此时的高等音乐教育也在西洋音乐为中心的主导下发展,在音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也全方位地呈现了西方化的倾向。 1898年,东京大学外聘了德国人豪斯库涅齐讲授教育学,把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带到了日本,并指出该教育学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教育学,从此教育学理论在日本盛行⑤。日本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先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的影响,除了有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裴斯太洛齐的教育学理论也慢慢得到了传播。到了明治中期,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⑥又再一次在日本教育界引起了轰动。 明治二十年,以外国教师为中心的东京音乐学校,在曾经留学德国的第二任校长村冈范为驰的带领下,改前任伊泽修二提倡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德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教养相结合”⑦,即通过学习知识来获得教养。继村冈校长之后的乘杉嘉寿校长彻底地贯彻威廉•洪堡的思想体系,在其著作《社会教育之研究》中阐述了教育的民主和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每个人应得到的权利,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获得知识,从而扩大了平民学习音乐的权利,拥有了提高自身音乐教养的机会。具体措施除了在学生中加强学校音乐教育和家庭音乐教育之外,加强社会普通人群的音乐知识和道德修养,这些思想的产生和贯彻对日本高等音乐教育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威廉•洪堡的另一观点是提倡“孤独和自治”,也就是追求最高形式-纯粹的知识,这可以在东京音乐学院师范部的课程设置变迁中得到证实。明治二十(1887)年的科目中开设了声乐、器乐、音乐理论、音乐史、体操,除此之外的教养课程涉及到了伦理、文学、教育、英语。明治三十三(1900)年,除教养课程,在声乐、器乐、音乐史等基本课程之外,还增设了唱歌、乐理、和声、体操、唱歌教学法等。这是因为当时学堂乐歌的出现,对唱歌的演唱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正十二(1923)年的课程设置又加大了音乐专业化的力度,除上述设置的科目外,还增添了音乐通论、音乐教授法,还可选修音响学。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增设了指挥法、音声学。由此可见,威廉•洪堡的“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的知识”的理念在加强音乐的专业性方面得到了验证。值得关注的是从1900年开始文学这门课程从此删去,但仍旧保留着英语、伦理、教育、体操。令现代人质疑的是非音乐专业的体操课程缘何在音乐专业中频频再现而从不忽略?原因在于师范生要求一律住宿,应向士兵一样服从集体的领导,要求培养集体观念来获得集体协作的能力,而这些课程的保留与“脱亚入欧”及国粹主义的师范教育的思想观点有关。该时期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由于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音乐教育开始偏离本来的方向,成为国家主义的音乐教育。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小松耕辅曾戏言:“虽然音乐教育目标仍是德性的涵养和情操教育,但音乐中添加了国防的使命,培养灵敏的听觉是为了能够正确知道飞机和潜水艇的动静,能辨明机器的故障。” 西洋音乐的大量普及是从大正时期开始的。1925年,从东京放送局开始到日本放送协会,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往往以西洋音乐为主。从1926年7月开始一共12回的西洋音乐史讲座由音乐家山田耕i、堀内敬三、野村光一主讲,西洋音乐从此变得更深入人心。在教材选择方面,有10家出版社对教科书作出检定,每个学校可以选择通过检定的任何一种作为本校的教材,教材内容仍以西洋音乐为主。 三、发展阶段: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 二战的失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这既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高等教育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日本人试图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具有丰富内涵和蕴藏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从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第一条阐述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个性全面发展、身心健全及热爱真理和正义、富有高度责任感、具有独立精神社会的建设者。”⑧从中显示出了要注重社会民主和教育民主,发扬独立精神的愿望。 1946年,美国赴日教育使团提出的报告书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规划。报告指出:必须清除军国主义的影响,打破帝国主义大学的特权,平民也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模仿美国开放性教师教育制度,实行美国式教育的民主化。具体体现在:废除1872年以来的师范教育制度,实行新的教师教育制度,即师资培养只在大学进行,但必须修满《教育职员许可法》⑨规定的总分,方能获得教师证。由于高等音乐教育深受该政策的影响,教育目标较前有所改变,提倡现代的高等音乐教育应导向“人性的回复”;“用美来丰富生活,在生活中感受美,创造美”等,并要求这些目标应由师生共同完成。同时在教学内容上模仿美国各大州的“学习课程”,体现为:1.重视民族音乐学,并把它作为研究生调查研究的课题。选题涉及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在各大音乐院校被认为是学术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一些大学还由此形成研究该领域的特色。如小泉文夫在东京艺术学院开设了以研究世界民族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性讲座,发表过《日本传统音乐的研究方法论和基础》、《日本传统音乐的研究1》、《世界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的说明》(第1集)、《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1卷》、《童谣的研究》、《东欧的民族音乐》等论文和著作,其研究领域涉及世界各地区的民族音乐,跨度之大令人折服。又如广岛大学由于增山贤智教授对亚洲文化的关心,形成了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中心等。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学继续向多样化发展,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如何区分音乐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也就成了最基本的目标。2.作曲方面:战后的日本从1958年接受作品的委约起,音乐状况呈多极化发展。表现为:a.战前的诗歌界和音乐界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战后的前卫诗界和战后的前卫音乐界却变得疏远。作曲家们的技法中少了诗歌的成分,体现为有了鲜明的音乐感觉后再去寻找语言的技法,其实也就无视了语言的内容,从此诗的语言解体。⑩b.邦乐和西洋音乐之间的藩篱已经被拆除,但日本并没有照搬西洋音乐体系的写法,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音乐背景总结出适合自己的乐调理论进行创作,同时不失时机地把西方音乐的技法引入邦乐。作曲家突出了个人特征,着重分析音乐的曲式和关注作品的特征。诸井三郎是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其创作领域涉及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钢琴曲和声乐曲。他是一位用西方素材和民间风格创作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从对音乐美的把握和从国民学校教育开始谈自己的音乐教育观,认为师范音乐教育是艺术家的教育,是一种体系化的音乐教育。他为广大音乐专业师生写的《音乐和思想》,《音乐教育论》,《新音乐科的指导方法》等著作为建立高等音乐教育的思想体系打下基础。3.从鉴赏的角度出发进行高等音乐教育。草川宣雄在1936年的《音乐鉴赏教育论》中指出:音乐教育的目标不仅是要关注节奏-旋律-和声以及音乐的各要素,重要的是能够用心唱歌,用心和耳去听音乐。音乐鉴赏教育不仅需要学习歌曲教授方法和对音乐史的学习,重要的是涉及到教育者的人格和被教育者的人格培养以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存在的相互间美的感化的影响问题,并且作为结局与教育者的人格和知识、技术密切相关。他提出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在听完音乐作品之后,要学会具备对音乐批评的能力,即对音乐要有判断力。4.在教材的选择上,允许在通用教材的基础上自由选择教材,旨在让更多的作曲家编写更多优秀的音乐教材,用更广泛的视野去探求音乐素材,努力让器乐曲教材化,在“地球村”中寻找日本音乐,促进国际间的交流。5.1948年开始,日本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第一大举措即取消原有的帝国大学,废除大学预科制度,本科由3年制改为4年制{11},其中改革力度较大的是国立大学。例如广岛大学是1949年5月31日,根据《日本国立学校设置法》,包括旧制的广岛文理科大学、广岛高等学校、广岛工业专门学校、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等9所学校在内合并而成的一所新型国立大学,当时下设文、教育、政经、理、工、水产6个学部(系),以及附属图书馆、理论物理学研究所、教育学部附属小学、中学、高中、幼儿园等机构。因此,广岛大学的前身以高等师范教育为主的传统得以沿袭,今天在全日本仍首屈一指。第二大改革措施是增设教养学部,这在高等艺术院校也不例外。1947年制定的《大学基准》中对课程设置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3类课程中加入教养课目的开设,涉及的具体课程有:哲学、伦理、宗教、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要求在每一类中各选3门以上科目加以选修,毕业时须履修10门以上的教养课程(其中包括一门外语)和15门以上的专门课程,并要求在四年内修完规定的120个学分才能授予学士学位,学分的计算方法由各大学自行设定{12}。紧接着在1963年制定的《国立学校设置法》中规定,国立大学可以设置各学部共同的教养教育机构-教养部,教养部的成立使“二二分段”模式从组织上完全固定下来,即本科的前两年学习基础课程和教养课程,后两年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例如声乐和钢琴课程在大一和大二是必修课,但为了加强专业性,大三和大四仍开设,在进度和深度上有大幅度提高。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对高等教育音乐教育专业自学考试实践环节的思考 自1981年国家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来,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在众多专业中,音乐教育专业设立较晚,普遍的省份都是进入新千年之后开设的,如福建省在2000年6月开办了福建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音乐教育(独立本科段),浙江省在2003年9月新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音乐教育(专科、本科)专业。自学考试科目的考核形式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理论课,学生以闭卷笔答形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以获得相应的学分;二是实践环节的考核,是对应考者的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一般有:实验、实习、技能操作、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综合考试)和其他专门技能等,形式主要有笔试、口试、答辩和实际操作等。相比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自考学生是以个人自学为基础,实践环节的诸多过程和步骤会受到各方面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如何保证实践环节的质量是关系自学考试能否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音乐教育专业为例对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进行分析探讨。 一、实践环节考核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实践环节考核的必要性 人们学习知识或者采取亲身体验的方式,或者间接从书本获取。课程中的实践内容是培养学生操作、动手能力,将间接经验化为自身体验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既懂理论,又具备实践操作运用能力的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光说不练,高分低能的人终将为社会所淘汰。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部分考生是在工作中觉得自己各方面有待提高而参加考试的,因此,考生并非仅为获得学历文凭,更重要的是增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知识转化成能力需要实践的过程,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的设置使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能很好地和实践联系,这为人才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是非常必要的。 2.实践环节考核的重要性 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过程中,实践环节考核也同步发展,并成为自学考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专业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实践环节教学内容。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只有不断完善实践环节考核,才能更好地承担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根据原国家教委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对自学考试实践环节的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要求、考籍管理等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课程目标的实现与否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理论知识的考核和实践环节的考核是 一不可的,因此,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步骤。 二、音乐教育专业自学考试实践环节的特殊性 音乐教育是以音乐艺术的独特形式来实现美的教育,因此,不仅具备美育的诸多特征也有音乐艺术自身的特点。音乐是音响的艺术,它以声音为物质材料,通过旋律的起伏、和声的张弛、音色的变化表达人的情感。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中,因张弛变化的音响形式与生命运动产生异质同构效应,能表达人的瞬息万变的情感状态。以音乐存在的方式而言,它又属于时间的艺术,在时间的变化起伏中,直至最后才呈示出音乐的完整形象。在音乐实践中有三个环节:创作、表演和欣赏,三者缺一不可,但二度创作――表演则是将作曲家创作出的乐谱进行演唱、演奏从而对欣赏者产生影响,因此,音乐又被喻为表演的艺术。上述种种音乐的特质决定了音乐教育专业中的诸多课程相较别的学科教育专业而言有更多的实践操作特质。 曾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同样是教育类专业,实践环节课程数量差别很大,多的达到6门,少的仅有1门。实践考核课程在所有考试科目中占的比例有很大差距,多的可达到37.5%,少的才只有5.88%。①我们以2006年1月出版的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编的《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必读》中大专的音乐教育专业②设置的课程为例(见上表)。 从表中可看出,总计十六门课程分为三大类:一是公共课(序号1―4),共计12学分,占总学分的16.7%;二是教育类课程(序号13―15),共计12学分,占总学分的16.7%;三是专业课程(序号5―12),共计48学分,占总学分的66.6%,其中实践环节课程学分25,占总学分的34.7%,占专业课程学分的52.1%;还有一类实践环节即为教育实习。若直接从课程的门数上看,实践类课程有5门,占了计学分门数15门课程的三分之一。34.7%和52.1%这两个数据说明音乐教育专业自学考试实践环节的比重占整个考试科目的比例较大,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自学考试专业教学的特殊性与保证实践环节考核的有效性,则通过音乐教育专业自学考试获得文凭的学生的能力水平岌岌可危,势必影响学生的质量,不利于自学考试的社会信誉。 三、实践环节教学与考核模式 鉴于音乐教育专业对实践环节具有较高的要求,为确保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质量,需要强化专业实践技能和教育教学技能的培训。目前,自学考试办学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全日制助学班;二是业余形式的助学班;三是完全靠自学。以前表中所示包含实践内容的5门课程视唱练耳、声乐、键盘与和声(一)、钢琴、合唱与指挥基础为例,我们将分析课程的特点结合三种办学形式建构相应的教学与考核模式。 1.实践环节教学模式 (1)完全形式的实践课程 视唱练耳、声乐、钢琴三门课程是完全形式的实践课程,即从课程目标、内容、考核要求都需要学生以音乐能力展示。理论课的学习考核,通常是掌握知识点,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而这三门课程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掌握各种相关的技能,以演唱、演奏形式将音乐表现出来,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如视唱练耳考察学生的音准感、节奏感、音乐记忆力、音乐理解与表现力、识谱能力等音乐综合素质。声乐则是对学生演唱基本技能和专业基本实践能力的考核,内容包括歌唱语言、歌唱基本形态、歌唱情感表现、音准、节奏等。而钢琴的考核目的是了解学生演奏钢琴的能力,要求学生演奏一定难度水平的作品,节奏、读谱准确,背谱并较好地把握音乐作品风格。根据上述三门课程的具体特点及要求,完全靠自学对学生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技能不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以全日制的助学班为主,业余形式的助学班为辅,具体形式上可采用集中式和分散式的教学模式。 集中式是课程的全部内容在规定时间和指定的地点内完成。一般而言是由主考单位提供课程学习所需场所和相关设备,并指定相关教师指导完成。学生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依照老师的时间安排,学习指定的内容经过练习得以掌握,其优点就是便于教师指导,学生有疑问也能很快得到老师的帮助。这样的方式比较适合于全日制的助学班。 分散式是在规定的时间,从学生各自的条件、环境出发,自主选择学习场所和设备,主考单位选派指导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给每个学生一定的学习指导,并通过网络、邮件等形式进行学习过程中的答疑。此种方式比较适合业余助学班,对于在家自学的学生,若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自学过程中有问题产生,也可通过主考单位的相关资源,得到一定的学习辅导和帮助。为了便于这两种方式自考的学生,主考单位可以组织相关力量,进行一些辅助学习材料的开发,如课程学习包,包括一些学习进度安排、规划,一些课程教学CD、VCD、DVD等音像制品的课件等等。 (2)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的课程 键盘与和声和合唱与指挥基础这两门课程是兼具理论与实践的课程,其主要特征是综合性的专业技能课,技能的学习掌握和运用与该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相辅相成。如键盘与和声这门课程的考核目的就是考查学生是否了解和掌握和声学与钢琴伴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否能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歌曲、乐曲进行简单而有效的和声写作与钢琴即兴伴奏。这门课程其知识前后联系密切、自成体系,内容环环相扣,技能实践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理论的学习深化也需落实在具体作品中反复实践运用。合唱与指挥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对基本图式为2/4、3/4、3/8等单拍子的歌曲进行指挥,具体应做到图式准确,手势清楚,节奏正确,线条含意明确,起拍、收尾精确,指挥诠释作品正确,有一定表现力。根据这两门课程的特点,业余形式的助学班和自学为主的学生以分散式的教学模式为主,而全日制的助学班学生以集中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又可以采用随课式、阶段式、独立式相结合的模式。 随课式是在课程的理论内容讲授到一定的阶段,根据课程的内容所涉及的部分随课进行实践。如在键盘与和声课程中,在掌握了原位的I、IV、V级三和弦的连接后即可对某个作品进行即兴伴奏的练习,对三种和弦的组合形式及其连接的声部进行在实际作品中加以实践运用。这样学生可以将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充分地联系,提高学习的效率,加快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转换。 阶段式是指一门课程的理论教学部分完成后,再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实践操作。如合唱与指挥基础课程中,将一首作品的基本图式、手势、节奏、线条、起拍、收尾、力度、速度及其各种表情记号等都分别讲解练习后,进一步将其整合,要求完整有表现力的指挥,经过若干首曲子的实践,每首曲子既有一定的针对性,学生又能掌握各种拍子类型的作品,并能积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不同风格类型作品中的实践运用。 独立式是将实践环节从整个课程中独立出来,完全的实践课程诸如视唱练耳、声乐、钢琴是独立式的,理论与实践兼备的课程可以将理论部分单独开设,学生完成理论部分内容后再进入实践内容的学习。其优点是可以使学生更明确学习任务,也便于相关部门安排设备、设施的统筹运用,使学生的实践练习量达到最大化。 2.实践环节考核模式 自学考试的考核包括理论考试和实践环节考核两个部分,相较于日臻成熟和完善的理论笔试,无论是组织、管理与实施还是标准和评价的设置,实践环节考核的发展相对滞后。在自考的笔试考试中,每年有四次考试机会,分别是1月、4月、7月、10月,相对应的报名时间则分别是12月、9月、6月、3月。实践环节的考核一般由各个主考学校单独组织,在时间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学校正常教学等缘由,一般学校一年就组织一次实践环节考核,并且各个不同的专业方向也不易统一组织管理,这样就造成了学生的考试机会不多,且信息渠道不畅等因素会造成学生不能及时报名参加实践环节考核。众多学校的实践环节考核一般是每年的5―7月份,前例音乐教育专科的实践考核是在7月份。在上述五门课程的实践考核大纲中,考核方式普遍单一。视唱练耳的考核方法是通过笔试与现场演唱的考核方式进行;声乐的考核方式是个人单独现场演唱,老师现场评分;钢琴考核方式是现场演奏,老师根据要求和标准现场评分;键盘与和声的实践环节考核则是给出考核曲目范围,要求学生能较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按规定和要求,对以上曲目进行即兴伴奏,并且要求完整。现场抽一首歌曲进行即兴伴奏,通过现场弹奏的考核方法即兴考试;合唱与指挥基础是采用由主考老师从参考书中抽一首合唱作品,应考者现场指挥。课程的考核模式和普通高校在校生的考核模式趋同,并没有很好体现自学考试的特点。另外在打分评价上,现场计分的记录方式也较为落后。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首先在实践环节考核时间上可以适当增加次数,并且和理论考试在同一个时间段,既有利于学生的统筹安排,又可以和理论考试一同报名,便于组织管理。一般选择1月和7月两个时间段比较可行,各个学校都已经进入学期末的工作,在教师人员、场所、设备设施等方面都较容易协调、落实。其次,在形式和手段上,随着网络的普及,电脑设施及视频软件的广泛开发,可以采取学生自制演唱、演奏录像,作为评价之一,制定一个统一规范的评分标准体系,若学生在优秀以上,则必须现场考核以确认其水平,避免评价上的较大误差。这样既可以方便操作,不需要所有参与评价的教师有统一的时间,又可尽量避免教师的主观评判及相互影响,利于把好实践考核的质量关,学生的准备周期也可以自行安排,真正体现自学考试的个人自主性。 此外,如同前表中所示,还有一类实践环节考核内容是教育实习。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自学考试的教育实习管理,除了全日制的助学班的形式可以预先计划,统一安排,另两种形式都有一定的随机性,且由于考生生源地的不同,各地的教育情况差异性也较大。长期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实习基地,在若干地区设立几所学校作为自考学生的实习学校,这样便于业余性质的助学班和自学为主的两类学生的教育实习实践落实。 实践环节教学考核质量的提高是自学考试人才质量培养的重要保证,而针对社会各层的自学考试的稳步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将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在终身学习社会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鲍颖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对当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思考 [摘要]文章在论及音乐类遗产保护进,深入探讨了其内在载体――高等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一、相关教材的滞后性、不合理性;二、师资力量匮乏;三、专业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的向近空白。并且对上述问题题出了一些建议和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高等音乐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思考 由我国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对传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民间文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对一大批在民间即将消亡的文化遗产来说,更是提醒今人必须对其加大保护和拯救的力度,使其艺术之树常青。 在这次公布的共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音乐类遗产占72项。这些遗产广泛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民族之中,因此,对全国各地的高等音乐院校(系)来说,这不仅是自身教学的一个契机,更是一次教学改革的基点。著名音乐学家樊祖荫教授在谈及学校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中的作用时指出:“学校应在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间艺术和培养专业人才三个方面发挥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间音乐类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现状还是存在一些可圈可点的问题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和遗产保护工作的迫切性之间形成了日渐严重的矛盾,阻滞着遗产保护工作的进程,不可忽视。 相关教材的滞后性、不合理性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在几十年前指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也就是说教材即教学内容,它是教学得以展开的必要成份,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材料。目前,我国高等音乐院校(系)中所使用的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教材无非是《民族民间音乐概论》之类。笔者翻阅了现行使用较广的多个版本的此类教材,其绝大多数按照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这五大类来编写。但是,由于这些教材都是在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之前编写的,因此只是涉及到了其中一些音乐遗产,而不够全面,寥寥几笔,一笔带过:而且很多音乐遗产根本没有提及,如藏族拉伊、梁平癞子锣鼓、当涂民歌等。学生在这样的教材指导下,不仅会造成其音乐视野狭窄、音乐知识匮乏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学生树立不起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虽然今天的学生们不会人人都是栋梁之材,但是不敢否认他们会是我国将来音乐事业的中流砥柱。因此,必须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出与音乐类遗产保护工作相配合的民族民间音乐教材,重点而全面地描述72项音乐类遗产,必要时可以单列一章或一篇介绍。 师资力量匮乏 众所周知,每一门课程必是由专业教师授课,这样,才能在专业上确保教学质量。然而,在当下许多音乐院校中民族民间课程教师却非常缺乏,在有些地方音乐系科中,还存在着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由其它专业教师代替的现象,可以是中国音乐专业教师,或是民乐专业教师。这一现象反映出一些高校对民族民间音乐认识上的不足和忽视。在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道路上,这种认识将是我们在专业技能方面的拦路虎。而与这种专业知识严重错位、师资缺乏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在每所音乐院系的所处地或周边地区,都存在着至少一种音乐遗产。如处于安徽省的巢湖民歌、当涂民歌:处于甘肃省的花儿和裕固族民歌:四川的川江号子。因此,当地的音乐院系就可以针对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发挥地域优势,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教学资源。具体做法可有以下两种:一是定期聘请当地的名艺人或名歌手到学校演奏、演唱,并且为学生进行关于当地音乐遗产的教学讲座。二是定期组织师生进行实地考察、采风。采用录像、录音、摄影、笔录等方式采集当地音乐遗产的第一手资料,把其作为教学的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基地。这种身临其境的教学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重要的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其比较于编撰音乐类志书集成的静态保护方法,这种实地考察(录像、录音)的活态保护方法更加应该得到推崇和发扬。 专业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的几近空白 众所周知,包括音乐类遗产在内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到了濒危的地步。因此,抢救和保护遗产工作已是迫在眉睫。要保护,就必须有专业性的人才队伍,而在当前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却很难发现相关的专业教育。1984年。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一起组织发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程距今已二十多年了。虽然在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上,这一工程都培养了一大批民族民间文艺骨干人才。但是,当年的这些人才却已是黑发变白发,有些人已经逝世。而我们遗产保护工作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因此,培养和如何培养专业遗产保护人才问题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以解决上述严重矛盾。 笔者以为,遗产保护人才的培养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落实。一是彻底消除音乐教育中的重西轻东现象。这不仅是理论探讨上的呼吁,更是实际保护的需要。我国民间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传统音乐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用西方理论也是解释不清的。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从写作的风格上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或西班牙人。”套用到音乐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人看出我们是“黄皮肤的”?这必然会给遗产保护工作带来困难。因此,遗产保护人才还必须用我国民族音乐理论来武装自己。二是,遗产保护人才还必须学习掌握民俗学、礼仪学、地理学等相关知识。许多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仪式相关相联而合为一体,离开其一的研究、保护,都是对这一共同语境的错误认识,对保护工作极为不利:而传统民族音乐又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地域状况极为不同,以地理学作为保护工作的坐标,也未尝不是遗产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视野。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作为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包括高等音乐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理所当然应该肩负起不可推却的责任。而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前暴露出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更应该尽快解决和落实,以期形成保护有法,传承有法,发展有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改革与基础音乐教育适应性研究 [摘要]21世纪,我国教育与国际教育全面接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贯彻实施,基础音乐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对中小学音乐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作为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摇篮,更应该配合基础教育的发展,对课程安设置、实习模式、招生制度作出相应更新,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加以重视。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音乐教师,从而更好的为基础音乐教育服务。 [关键词]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基础音乐教育 师范素质 适应性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进一步实施,音乐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点,高师音乐教育作为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基础音乐教育培养、输送人才的艰巨任务,其主要培养目标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由于高师音乐教育有其特殊的目的与要求,应该采取多种方法未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掌握知识,因此,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如何不断调整高师音乐教育思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音乐教师,从而更好的开展中小学音乐教育,成为高师音乐专业院校的重中之重。 一、基础音乐教育的快速发展呼唤高师音乐教育改革 音乐课程标准推广和实施以来,今天的基础音乐教育和以往相比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观念的革新、教师在课堂中角色的变化、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的变化、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多媒体课件的使用等等,这些都为基础音乐教育带来了新生机和活力。而作为培养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力量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了相应改革,但它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随着高校不断扩招,生源数量不断上升,但整体素质呈下降趋势。为了能走“捷径”而考上大学,临时改“专业”的学生大有人在,考上大学后因不是真正喜爱音乐也不是真正喜爱教育而荒废学业者比比皆是。这些学生,有些毕业时面临着又一次改“专业”,有些则进入学校担任音乐教学工作。试问?这些毕业生,如何能胜任教学工作? 另外,从近几年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高师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及反馈意见看,刚毕业的音乐专业大学生能完全胜任教学工作的寥寥无几,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似乎无用武之地。由于原来在高师院校学的大专一,所以无法胜任中小学多元化的音乐教学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现在,高师类院校大部分仍沿用入学时就分好专业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全方位发展,结果形成知识体系纵向发达、横向萎缩的状态。这是因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比例失调,培养目标不够明确,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所以,改革高师音乐教育,培养优秀基础音乐教育人才迫在眉睫。 二、基础音乐教育的快速发展对高师音乐教育提出的要求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贯彻实施,基础音乐教育快速发展,这不仅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高师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作为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的主要渠道,它的培养质量影响到中小学音乐教师素养的最初建构。然而反思我国目前的高师音乐教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以及教育实习方面并未体现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改革高师课程的结构、内容等,使高师学生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能够适应并指导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能够胜任快速发展的基础音乐教育形势。 (一)建立有利于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是以培养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为目的,因此,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以基础音乐教育对教师的最基本要求为准则。基础音乐教育需要的是专业好、能力强、多面手型的教师。一位毕业生在实习的过程中,学校组织合唱比赛,她负责给初二年级的学生排练合唱,不仅要让学生学会歌曲,还要担任指挥:当作品成形后,学生们要求往合唱中加上一些舞蹈动作,可见,在学生的眼中,音乐老师是全能的!所以,培养“一专多能”型教师应该成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既要突出专业性,又要考虑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声乐、钢琴课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进行基础音乐教育所要掌握的最基本也是最终要的两门技能。可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这两门最为基本的技能方面能力也是很差。会唱不会教、甚至连自己也不明白正确的声音概念:即兴伴奏能力差是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偏科现象较为严重,自认为是声乐专业,对钢琴学习不重视。反之亦然。导致走进课堂手忙脚乱,更别提应付自如了。 基础音乐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教师除了要掌握声乐演唱、钢琴演奏等基本技能外,还要掌握舞蹈、其他器乐演奏、合唱指挥等技能。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的组织更加完善、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以基础音乐教育对教师歌唱能力、键盘演奏能力、课堂及课外活动组织能力的最基本要求为尺度,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加强教学投入,使学生达到基础音乐教育的要求。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师音乐学校的课程改革应站在时展的高度。重视以往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优化优秀课程。有创新的进行课程改革;合理调配音乐专业课程与人文课程的比例;合理调整专业课程中理论与技能的比例;强化教育类课程,增加教育课程门类时数,加强教育课程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综合实践能力;拓宽基础课程,其内容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调整必修课、选修课门类,精减课程内容,通过合并、新设、优化课程设置结构,增加选修课与自修课的比重,拓宽学生的理论思维,开阔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调整音乐学科专业课程,将音乐表演、音乐技术、音乐学内容结合起来,构建以培养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和音乐教育素质为宗旨的综合化学科专业结构和育人环境。 依据中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高师音乐教育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课程,即音乐审美类课程,音乐表现类课程,音乐创造类课程,音乐与相关文化类课程,音乐教育类课程五大类课程。“以音乐审美为统领,音乐表现为载体,音乐创造、音乐文化为两翼,音乐教育为基础,形成各有侧重、互相关联、互相贯穿的课程体系。” (二)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要重视学生师范素质培养 高师音乐教育同时具有专业性和师范性两个特点,这就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既要有技术上的追求,更要有教书育人的能力。作为音乐教师,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音乐。因此,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教学素质甚至比专业素质更为重要。而目前的高师音乐教学情况看,对学生更多的着眼于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教学能力的培养,过分偏重技能训 练,没有突出师范特点。造成学生即兴伴奏能力差,教学组织能力差,口语表达能力差,概括能力差等等。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重视对学生师范素质的培养。 “学”是知识的积累,“教”是知识的传授。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掌握教的能力。所以,在高师音乐教学过程中,把传授知识和如何传授知识统一起来,使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也掌握怎样传授知识、技能。 作为一名合格的音乐教师,应具备一定的课堂组织、辅导课外音乐活动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重视学生课堂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思维的培养;培养学生分析、研究教材的能力。 而对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师范素质的培养,应该从培养教师的角度来进行。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音乐教师,他必须热爱音乐,更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音乐专业水平和一定的音乐理论修养,更具备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修养。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音乐教师,更好的为基础音乐教育服务。 (三)建立更加规范的招生制度 首先,招生时应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考核。一般而言,音乐师范类招生在专业考试时通常是以“声乐”或“钢琴”为主,加上“基本乐理”、“视唱练耳”两门音乐理论课的总成绩按比例确定最后的专业成绩。这种方式适应了对音乐教师一专多能的要求,但是仍然不够全面,比如形体、朗诵等音乐教师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却没有考核。此外,还应该适当调整文化课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让学生更加重视文化知识,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增强学生知识底蕴。 其次,严格控制招生数量,保证质量。近年来,为了完成招生计划,很多高师院校大幅度降低了“门槛”,导致学生质量下降。再加上因扩招造成的师生比例失调,大大增加了教学难度,致使教学质量难以提高。质量是生存的保障,所以,宁缺毋滥,保证招生质量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长期生存和培养合格音乐教师的有力保障。 (四)建立更加合理的教育实习制度和模式 第一,加强实践环节管理,完善实习体制。 在我国许多师范类院校,对教育实习环节不是很重视,很多学校采用学生自主实习,而学生往往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蒙混过关,而学校也通常对学生的教育实习环节采取“睁一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就使学生错过锻炼自己的机会。其实,教育实习对音乐专业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教育实习是学生认识基础音乐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接触到基础音乐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其次,教育实习是检验学生知识水平及综合能力的过程。在教学的过程中,涉及到给同学们做示范、课件制作和使用、课堂的组织和管理、课外活动的组织等等,只有专业技能过硬,综合能力强才能使教学顺利进行。再次,教育实习也是学生自身查漏补缺的过程。这一点,但凡认真参加实习的学生都深有体会。所以,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教育实习是一个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的过程!高师院校要加强实习管理,使得学生能够认真的参与实习的每一个环节。使实习成为走上工作岗位的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调整实践时间,完善实习模式。 目前,高校的教育实多是在学生毕业前集中进行,而熟悉结束后,学生面临着就业,不能对实习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如果对实习时间进行合理分配,化整为零,把一次性实习变成多次实习,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如:每一学年第一学期安排实习,每次时间为两个星期,并且在中、小学交替进行教育实习。这样以来,就能使得学生自进校就能清楚认识基础音乐教育现状,明确目标,把学习与基础音乐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而每一年都安排实习,不仅可以使得学生能及时解决实习中发现的问题,而且能是学生随时触摸到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形势。 综上所述,为适应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和基础音乐教育对中小学音乐教师的要求,高师音乐教育改革应建立有利于中小学音乐教师培养的课程体系,重视学生师范素质的培养,健全和完善招生体制和教育实习制度,使高师毕业生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同时,应注重提升高师音乐教师的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这是高师音乐教育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论当前高等院校公共音乐教育的改革 [摘要]当前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高校对公共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公共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界定不清楚,大学生对公共音乐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改革方案为:更新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理念,充分认识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用,完善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政策法规与机构建设,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开展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关键词]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问题 改革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与专业音乐教育相对应的音乐教育方式。它不以掌握专业音乐艺术技能为目的,培养的不是音乐艺术的从业者,而是音乐艺术的高水平受众:它重视学生音乐素养、音乐理念和音乐品味的陶养,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大众性、普及型的音乐理论、音乐历史、音乐鉴赏的教育:其教育目标是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未来社会劳动力的素质与能力,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当前我国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高校对公共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据2005年对全国48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全国还有很多高校并未开设此类课程,在已开设的高校中选修音乐的大学生人数还不到总人数的两成。”可见有些高校决策层对公共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公共音乐教育。有的院校至今还未设立公共音乐教育领导机构或管理机构,有的虽然设立了但是挂靠在别的部门下,没有自主权。甚至形同虚设,致使公共音乐教育的领导机构、管理队伍不健全,公共音乐教育难于落到实处。有的高校虽然设立了公共音乐教育课程,但“并不是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求开设的,而是根据学校师资的条件所开设的课程,”“许多的音乐选修课是由音乐学院(系)的专业教师兼职代课。”究其原因,还是观念上认为专业音乐教育与公共音乐教育区别不大,甚至认为公共音乐教育只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物。因此,忽略了公共音乐教育的发展,经常重此轻彼,并不能保证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的正常开展与教学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些高校把办艺术“校团”的出发点局限于为本校争奖项和荣誉,挤占本应用于面对全体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的师资、场地、设备和经费,颠倒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社团活动来代替公共音乐课程。 2、公共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界定不清楚 面向音乐专业学生的专业化音乐教育和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是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体系中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两者在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要求等方面都不同。然而,我国目前的公共音乐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法教材等方面缺乏专门化的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仍然存有专业化音乐教育的色彩和倾向。 3、大学生对公共音乐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据2006年对大连5所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27.5%的学生选学音乐课是为了补习中学阶段所扔掉的课程:有49.5%的学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还有23%的学生想学习一些音乐知识,用以方便以后工作,迎合社会潮流,应付各种场合的需要。”该调查同时显示,“学生普遍存在重实践课程,轻理论课程:重声乐课程,轻器乐课程:重流行歌曲演唱,轻声乐基本训练等现象。高校学生对音乐素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讲存在偏差。”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音乐审美能力没办法真正得到提高。 二、改革方案 1、更新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理念,充分认识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用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音乐为媒介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形象性、愉悦性、感染力都将大大改善思想道德教育抽象说教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学生将了解作曲家的生平、时代背景,理解多种题材、体裁、风格与形式,掌握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演唱演奏技巧,还会接触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地区、民族,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地理、民族学、人类学及其他艺术等领域。这些知识将拓宽大学生的视野,引导大学生认识世界多元化,培养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与热爱,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进而促进大学生的智力开发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陶养其心智,有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健康发展。 2、完善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政策法规与机构建设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的政策法规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完善机构建设的参照和有力保证。它使高校教育管理部门的意图,通过教育法令和规章得以全面实施,让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的进程有法可依。按章办事。 其次,学校应当设有一位校级领导主管学校的公共音乐教育工作,设置专人管理、有固定的经费投入、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管理机构,并制订相应的管理目标。管理机构应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办法,由负责人制订每年的活动计划。保证公共音乐教育课堂的各项实践活动常年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明确教育评估内容,采用网上评教、同行互评、专家督导组评价等多种方法综合评定。 3、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开展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针对的是普通大学生,要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情感,激发学生的音乐理解力、表现力和创造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公共音乐教学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初步形成分析、综合、判断的能力,对音乐作品试歌、视唱、填词、编曲二度创作,逐步形成创造音乐的能力。在选择教材或编写教材时。应考虑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结构,结合学生现有的文艺基础,选择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的音乐作品。同时还要立足本土文化,兼收世界各地精华,以此为立足点,扩大学生知识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比较评价,进而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与审美判断力,形成自己正确的音乐价值观。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医学管理论文:ACE抑制剂医学管理论文 1血脂疗法 他汀类药物限制胆固醇合成,促进LDL-C代谢。有明确证据表明,他汀类药物益于CAD患者。横纹肌溶解严重负性事件罕见,肌痛为他汀类药物的常见副作用,临床试验中因此而中断用药者占5.3%~7.8%。美国胆固醇教育项目成人治疗专家小组指南Ⅲ建议,CAD患者用他汀类药物使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100mg/dl。美国心脏学会颁布的有关CAD患者LDL检测靶值为<100mg/dl,极高危患者目标值<70mg/dl,或考虑用他汀类药物强化疗法。有试验显示,与用帕伐他丁(pravastatin,普拉固Pravachol)40mg/d标准疗法相比,阿伐他汀(atorvastatin,立普妥lipitor)80mg/d强化疗法可明显减少心肌梗死患者30d后死亡率(2年,NNT=45)(注Cannon等将4162例前10d因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表明,为防止近期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死亡或严重心血管事件,与标准疗法相比,降血脂他汀类强化疗法要好。早期并持续将LDL-C水平控制靶值以下使患者获益)。另有研究表明,CAD患者初始LDL水平≥130mg/dl(3.37mmol/L),经用阿伐他汀后可达目标值(LDL<70mg/dl或<100mg/dl)。为了避免心血管死亡或心肌梗死混合结果,效果最好组LDL<70mg/dl,5年NNT为30。此外,有荟萃分析对是否将LDL目标值定为<70mg/dl或<100mg/dl较好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为防止1例心肌梗死或心血管死亡,采取强化治疗1~5年,NNT为20。LDL-C无论降低多少都有意义。另有荟萃分析提示,LDL最小减少40mg/dl(1.04mmol/L)可使CAD死亡率减少23%,这种情况会持续5年。CAD患者管理中,需考虑降低三酰甘油水平和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不过,这些属于LDL达目标后的二级干预。若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低于目标值或三酰甘油水平高于目标值,可将烟酸加入他汀类药物疗法。烟酸可阻碍极低密度脂蛋白及LDL合成,其可改变LDL成分促其降解。烟酸可使HDL水平上升15%~30%。美国胆固醇教育项目成人治疗专家小组指南Ⅲ表明,当三酰甘油水平持续>200mg/dl(2.26mmol/L)或HDL-C<40mg/dl,可将烟酸加入他汀类药物疗法。氯贝特(gemfibrozil,lopid)也可降低非HDL-C(即总胆固醇减去HDL)及三酰甘油水平。氯贝特可使转运和促进脂肪酸及三酰甘油分解代谢的蛋白增加。有证据支持CAD患者二级预防中加用氯贝特。氯贝特减少CAD患者发生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或心血管死亡(NNT=22),但必降脂未显现再度获益性,除非三酰甘油水平>200mg/dl。有研究对比分析了非诺贝特(fenofibrate,tricor)与安慰剂的作用效果,未发现在心血管事件方面有差异。但用他汀类药物治疗后,如患者的三酰甘油水平>200mg/dl及HDL水平<35mg/dl(0.91mmol/L),加用非诺贝特可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美国心脏协会指南建议,CAD患者用他汀类药物治疗后三酰甘油≥200mg/dl,可加用氯贝特。对那些用最大剂量他汀类药物也未能达到治疗目标及对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患者,用依泽替米贝(ezetimibe,zetia)可降低LDL水平。但尚无研究观察依泽替米贝对CAD患者心血管事件的作用及是否可减少如颈动脉内膜厚度等中间结果。 2抗高血压制剂 美国高血压预防检测评估及治疗联合委员会第七次报告建议,CAD患者血压应降至≤140/90mmHg(1mmHg=0.133kPa);而美国心脏协会建议,若患者患有糖尿病或慢性肾病,目标血压为≤130/80mmHg。根据观察研究,相对目标血压130/80mmHg而言,收缩压每升高20mmHg,舒张压每升高10mmHg,CAD死亡风险加倍。这些数据适用于40~89岁患者,也有助于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指导。舒张压降低的最低限值为55mmHg。除了降低血压,抗高血压药物可改善患者心肌梗死后死亡率,缓解心绞痛症状。抗高血压治疗通过减少心肌需氧量(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CAD患者需氧量增加)、减少左室射血分数和防止左室肥大而发挥作用。 2.1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为CAD患者抗高血压一线用药;若耐受,β受体阻滞剂也可用于无高血压患者。这些药物阻断β1和β2肾上腺素受体使心率减慢,延长舒张充盈时间,减弱心肌收缩力。这种负性肌力和频率作用使心肌需氧量减少。为了将副作用降至最低,特别是β2-受体拮抗作用可导致支气管收缩,心脏选择性或那些仅作用于β1受体的β受体阻滞剂药物为首选用药。某荟萃分析评估了CAD患者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效果,发现死亡风险降低了23%(2年,为了避免1例死亡,NNT=42)。最近某项含464000例患者的荟萃分析证实,β受体阻滞剂应作为CAD患者一线用药。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相比,心肌梗死后前两年,β受体阻滞剂可加倍减少心血管事件。有些β受体阻滞剂具有内因性拟交感神经活性,使休息状态下交感神经活性增加而不能有效地减慢心率;需避免用这些药物。β受体阻滞剂也有益于有心绞痛症状患者,因其可减少心脏需氧量。治疗心绞痛时,患者目标静息心率为50~60次/min。 2.2ACE抑制剂 ACE抑制剂可用于心肌梗死后、患糖尿病或左室功能不全的CAD患者。对其他CAD患者,一旦确定用β受体阻滞剂,应考虑其行抗高血压治疗。这些制剂可阻止血管紧张素Ⅰ转换成血管紧张素Ⅱ,降低血管收缩作用并减少外周血管阻力而降低血压。ACE抑制剂通过防止心肌梗死后心室扩大而具有心血管获益性。有试验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左室功能正常患者用雷米普利减小了心肌梗死或心血管死亡的可能性(NNT=27,4年)。另有研究表明,哌道普利(perindopril,aceon)减少了心血管死亡或心肌梗死风险(NNT=50,>4年)。某荟萃分析的研究者发现,与安慰剂相比,心肌梗死后用ACE抑制剂治疗3年后减少了心血管死亡率(NNT=17)。 2.3ARBARB为ACE抑制剂的替代剂 ARB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减少血管收缩和醛固酮释放。虽然与ACE抑制剂相比,ARB引起咳嗽的可能性要小,但其他副作用风险相似。美国心脏学会建议,仅在患者不耐受时才用ARB作为ACE抑制剂的替代剂,因为已证实ARB无更多的获益性。此建议也得到几个试验的证实。有试验对CAD患者用氯沙坦(losartan,科素亚cozaar)和卡托普利(captopril,capoten)做比较,发现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二者相似。缬沙坦(valsartan,代文diovan)用于急性心肌梗死(VALIANT)的研究表明,就减少死亡率而言,缬沙坦与ACE抑制剂效果相同。此外,长期单独用替米沙坦及替米沙坦与雷米普利联合使用的多中心终点试验(ONTARGET,OngoingTelmisartanaloneandincombinationwithRamiprilGlobalEndpointTrial)表明,对心血管死亡和非致命性心肌梗死,替米沙坦与雷米普利间无显著差异。在ONTARGET和VALIANT试验中,与单用某种ARB或ACE抑制剂相比,ACE抑制剂和ARB联合使用未引起更多的肾脏副作用,未见死亡率获益性。 2.4钙通道阻滞剂 虽然β受体阻滞剂可有效缓解心绞痛症状并提高运动耐受力,但若对β受体阻滞剂不耐受,钙通道阻滞剂为可取的替代剂。钙通道阻滞剂分为两类,二氢吡啶类〔即阿洛地平(amlodipine,活络喜norvasc)、硝苯地平(nife-dipine,procardia)和非洛地平(felodipine)〕;非二氢吡啶类〔即维拉帕米(verapamil)和地尔硫卓艹(diltiazem,cardizem)〕。两类药物均可使冠脉血管舒张,减少心肌需氧量及缓解心绞痛症状。有研究发现,短效硝苯地平与剂量依赖性的死亡率增加相关,需加以避免。而长效钙通道阻滞剂对CAD患者有治疗作用。另有研究发现,阿洛地平(amlodipine)与安慰剂相比可减少心血管事件;与依那普利(enalapril,vasotec)相比,对心血管事件改善效果相似。虽然阿洛地平可明显降低心衰风险,但当研究者将阿洛地平与缬沙坦比较时发现心血管事件的结果相似。 2.5硝酸盐类 如果用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或用两种制剂联合治疗后,患者仍出现持续性心绞痛症状,可用硝酸盐类。硝酸盐类使血管平滑肌松弛,使静脉血管扩张,减少前负荷及心肌需氧量。目前尚无随机试验评估硝酸盐类对CAD的作用结果。其他抗高血压药,如肼苯哒嗪、醛固酮拮抗剂及利尿剂的使用,应根据CAD患者的并存情况如心衰进行考虑。然而,本文对这些药物不做讨论,由于他们并未减少CAD终点发病率及死亡率。 3抗血小板制剂 抗血小板治疗为CAD管理中的重要组分,由于血小板聚集可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产生有临床意义的血栓而导致心肌梗死。美国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药为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clo-pidogrel,plavix)。阿司匹林抑制环氧合酶1和2,减少前列腺素和血栓素A生成,阻止血小板聚集。氯吡格雷抑制二磷腺苷受体阻止血小板聚集。两种制剂不可逆地抑制了血小板的活化作用。大量研究证实了阿司匹林作为CAD二级预防的获益性,国际指南对此也有相关描述。抗血栓临床试验协作组的研究者证实,有心肌梗死史的患者平均用阿司匹林27个月很少发生致命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和血管病死亡(NNT=35)。最近某荟萃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阿司匹林获益的剂量范围,为防止1例发生心血管事件(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非致命性脑卒中及心血管死亡),阿司匹林50~300mg/d,平均用33.3个月,所需治疗人数为30例。就个体心血管事件而言,为防止1例血管病死亡,需治疗人数33例。阿司匹林与出血事件风险增加相关。有关稳定型CAD患者长期用阿司匹林的相关副作用的数据有限。上述荟萃分析显示,CAD患者平均用阿司匹林33.3个月,每111例有1例发生严重出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氯吡格雷用于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近期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病。有研究表明,在预防致命性和非致命性心血管事件方面,氯吡格雷的获益性未超过阿司匹林。另有试验,将具有动脉血栓事件的高危患者随机分组:阿司匹林(75~162mg/d)加氯吡格雷(75mg/d)组或仅用阿司匹林组。除了治疗组缺血性脑卒中减少,出血风险增加外,两组心血管事件无差异。因此,除了急性冠脉综合征或支架植入后用氯吡格雷有明显获益外,稳定型CAD患者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死,无需加用氯吡格雷。表5描述了稳定型CAD的药物治疗。 作者:周淑新李尔曼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中国石油中心医院 医学管理论文:计算机医学管理论文 一、课件的结构和功能 课件由三部分组成,即课程讲解、课程分析、综合管理。 1.课程讲解 课程讲解是学生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进行主动学习的部分。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医学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另一部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管理案例和分析项目,内容来源于国内外医学管理的最新资料,包括管理案例分析、管理图表设计及各种能力训练项目等。课程讲解形式包括文字、声音内容和图片视频信息。内容的设计以课本的篇章结构为主线,侧重课本重点,实现方式采用PPT。 2.课程分析 课程分析是对学习效果的检验,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分为两部分:单一测试和多重测试。学生进行测试时,系统将根据学生选择的章节信息,自动给出相应的试题。如果是多重测试,系统将从全部试题中随机抽取。系统会自动开始计时,在规定时间内,学生可以选择答题的顺序,也可修改已答的项目。 3.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是教师对测试题库及其他重要内容进行管理的部分。主要包括习题管理、学生管理、成绩管理等部分。 (1)习题管理:用于对测试试题的科学组织,使用对象是教师。测试题的来源均是教材中的教学重点、难点。主观题分为简答题、名词解释等。因为学生的作答千变万化,如何评价确实困难,因此,我们在数据库中建立了主观题题库,只保存题干和关键词。系统在对学生答案评定时,自动依要点顺序按关键词及同义词进行分析,如果学生写了这个词,就得到该要点的分数。除了上述功能外,系统自动给出的试题还必须符合教学要求,各章节的试题分布要体现教学侧重点,而题型的分布也必须有一定的合理设计。 (2)学生管理:用来管理学生的基本情况,为教学科研提供参考。学生信息主要包括学生的姓名、班级、年龄、性别、职务、获奖情况等。 (3)成绩管理:用来分析评价学生的成绩水平。学生测试后,系统将学生成绩保存在数据库中,可以查询。也可用图表的形式描述测试中全班同学的成绩情况,反映某一同学每次测试的成绩变化情况或者反映每次测试时经常出错试题的内容。从而在以后的教学中做到有目的性,有重点性。 二、课件的特点 计算机主动医学管理学教学课件的研制,对提升医学管理学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的医学管理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将使我国医学管理理念由经验式的教师制管理向现代计算机科学管理的转变。 作者:肖立萍单位: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计院 人才培养下灾难医学管理论文 1灾难医学管理的内涵 灾难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破坏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并且灾难种类繁多、形式复杂,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难或者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但无论何种形式,都给人类及(或)人类社会带来了损害。从医学角度而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引起人员伤亡、经济严重受损、设施破坏及卫生服务条件恶化的破坏性事件,若其规模已超出事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能力而不得不向社区外部寻求专门援助,均可称为灾难。灾难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在一定社区内,不同的医疗资源、救援能力会导致该社区承灾能力的差异,相同的破坏性事件对某些社区可以构成灾难,但对另外一些社区则不足以构成灾难,也就是说,大灾不一定就会带来大难,这取决于当地的承灾能力。灾难医学面对的是更多更广泛的多发伤员,要求医务人员在医院之外的极端环境即灾难现场进行救治,且救治方法不只限于临床抢救,还涉及到公共卫生范畴。灾难医学管理是以灾难医学为基础,以灾难应急为导向,通过管理技能满足灾难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对医学的需求,理论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地球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土木建筑工程、宗教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统计学等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相关学科,由此可见,灾难医学管理是多学科知识交融、学科跨度大的专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社会实践性。 2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 灾难救援工作侧重于院外救护与管理,灾难医学救援不仅仅强调医学救治,更多与组织管理、运行和指挥协调等工作有关。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是建立在科学人才培养平台上针对灾难医学学科进行综合培养的,能够对灾难医学的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灾难医学资源准备、控制、评估和改进等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管理活动指导灾难医学活动相关的人员,使医学资源在灾难中发挥最高的效率及最好的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2.1培养目的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目的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科学地建立灾难医学学科体系,通过研究灾难医学中所需的医学资源准备、调配、应急等实现对灾难的合理、科学应对,减少灾难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危害,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需围绕着三个优秀要素进行培养,即灾难医学需求、灾难医学资源及其资源利用管理,分别对灾难医疗救治、疾病控制、心理卫生服务和康复医疗四个方面的医学技术实施,及其药品、血液、医学装备、后勤、信息和行政六个方面的医疗技术实施保障给予研究,并促使其能够将灾难医学管理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结合和深化,产生出诸如灾难医学信息学、灾难医学流行病学等灾难医学的衍生学科。 2.2培养对象灾难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对象也应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具体而言,灾难是由其累及的社区及其与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相关联的社会空间构成,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对象就不应当是仅仅具有医学资源的调配能力,还应当在跨文化的人才和非医学性的能够利用和管理社会资源的对象中寻找,例如了解或熟知区域性地理气候特征、地区民俗文化的人员。与灾难医学相关的社会资源随着灾难范围而变化,高度重视这一点,相关人才的培养才能满足灾难医学的需求,满足一系列社会资源组成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因而人才培养的对象需涉及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常规物资储备管理、医疗救援应急物资管理、灾难早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救治标识物资管理、灾难中后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等方面。 2.3培养模式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明确灾难医学管理的内涵和明确培养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目的,其次是建立灾难医学管理的知识体系:(1)灾难发生和发展过程与医学需求之间的关系;(2)灾难医学需求的空间范围及其特征;(3)灾难医学资源所处的社会空间及其资源调度;(4)社会学空间中的灾难医学资源的特性和配置问题;(5)灾难医学资源的利用和管理;(6)灾难不同阶段的管理范畴与内容;(7)随着健康受到灾难累及人员的移动和生物学灾害因子的扩展而扩大的条件下的相关需求及其相关资源(医学资源、社会资源等)的合理配置等。再次,灾难医学实践性强,可通过模拟并结合真实案例的手段开展培训。模拟应当想方设法做到准确、合理、科学,其模拟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灾难发生前,为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制定和灾难医学资源准备;(2)灾难发生后,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启动、实施效力及其评价,补充性适宜方案的制定及其实施,对医学资源利用的综合评估等。同时在案例学习方面可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或存在的不足,例如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处置工作体现了对灾难准备实施全面的管理所带来的益处,2014年江苏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紧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等等。现代管理学认为,人们获得管理经验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实际的团队项目操作而非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采用“行动导向型教学方法”,即按照“问题-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完整的行动过程,通过采用桌面推演、情景模拟、指挥部模拟演练等多种实战特征明显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通过参与获得较强的行动能力,该方法并不是忽视知识、忽视理论,而是将传授知识与提高能力,特别是提高行动能力结合起来,使人才培养能够在做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做事提高行为能力。 2.3培养考核协调是灾难医学管理的本质,科学决策、快速反应、灵活机动是对灾难医学管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考核应当依托灾难管理的本质与基本要求,以寻求灾难医学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为导向,考核其管理手段与措施是否能够满足灾难社区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是人,对象则包括人和物、空间与时间、个体与群体等,考核是观察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人对其所管理对象的协调能力。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尽管大多数时间内缺乏实际的应用实践,但随着灾难医学的发展,人才的知识储备应当与时俱进,应当注意调整专业知识、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信息化手段、尽可能武装最新的科技设备等,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考核使人的主体作用向前延伸。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为解决如何充分利用灾难状态中的医学资源问题,考核可将其分为7个环节,依次为:灾难医学人才需求分析、灾难医学人才资源分析、灾难医学人才管理组织建立、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制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实施、灾难医学管理人才评估和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方案改进。以上环节以灾难医学需求满足度和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率为尺度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活动给予评估和改进,是对灾难医学相关活动进行综合评估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形成了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闭合环。考核时,应采用现实中的方针、准则及标准,例如选择个人真实的工作岗位,现实中承担的工作职责,现实中的工作条例,考核中的流程与预案也是真正的灾难管理工作流程与预案,通过场景模拟考核,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实际状态下的灾难医学管理需求,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的能力,从而在真实的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灾难。 2.4培养管理近年来,我国对灾难医学日益重视,但在管理方面依然非常欠缺。建立人才队伍固然重要,但实现在培养人才队伍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管理却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需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避免人才培养的科目重复、知识结构雷同、人才效能无法最大程度的发挥与人才的流失,例如初期培养时管理知识局限在单一或很少的学科领域,进行下一阶段培养时,知识结构仍然重复没有得到更新,使得难以在实际的灾难到来时发挥作用。为了克服以上缺点,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建立专门化的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系统、可用的注册制度、大型的人才数据库等,通过一系列专业的人才管理途径与机制,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做到有的放矢,知识结构不断巩固、翻新、强化,又避免人才资源的无法流通,保证人才的合理调剂与配伍,在统一的框架内实行人才资源的磨合和配伍,实现人才培养的效能最大化,确保灾难应对的过程中实现灾难医学技术资源管理及灾难医学技术保障资源管理的双优化,确保合理利用灾难医学资源满足灾难医学需求。 3小结 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是为灾难医学发展服务,其优秀问题是如何满足不同灾难和灾难社区对医学的需求。在人才的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满足灾难对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需要根据灾难发生后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改进,目的是使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满足灾难医学需求,实现从灾难的预测分析、灾难医学资源准备、管理流程建设、预案启动控制、预案实施评估标准与及时改进等的科学性。可以说,只要有灾难的发生就会有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的存在。综上所述,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学科研究问题,更是体系问题,只有很好解决此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作者:潘鑫花长松邹圣强单位:江苏省镇江市急救中心医务科江苏大学医学院灾难与急救医学系江苏大学附属镇江三院 医学管理论文:替代医学管理论文 一、我国中医药管理当前面临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中医与西医人才培养界限不清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是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现代中医学生接受的是大班式的教育,与西医学生无异。在中医课堂上,传统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被搁置一边,转而学习西医的病理生理及细胞等医学知识,中医课堂上大量讲授西医知识、理论,使得学生的中医理论知识匮乏。加之中医是一门重视实践经验培养的学科,缺乏实践经验、远离临床实践的结果便是中医学生毕业后看不懂舌苔、不会切脉,诊断疾病依旧是靠化验单、听诊器。 (二)中医与西医医疗服务界限不清中医采用从天到人的思维方式,借用阴阳五行学说去认识人体,中医相对西医疗效较慢,且大多数中药煎熬麻烦、制炒复杂。因此,大多数的患者倾向于选择西医,这只是中医药本身性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医医疗服务的主体———中医院的经营模式与西医院界限不清。这主要体现在今天之中医医院,乃是仿照西医医院的做法,抛弃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最终导致中医优势的丢失。甚至有学者断言,截止目前,我国已无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医院。一大批的中医院西医化,中医院的诊疗业务,主要靠西医仪器检测与化验来查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断病、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治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医疗机构普遍重西医轻中医。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各类医疗机构中医药业务逐年萎缩、中医院门庭冷落。有学者调研统计,目前一些中医院的中医药收入仅占业务收入总量的40%,综合医院的中医药收入在医疗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则更低。 (三)法律对中医药资格管理混乱首先,从中医药的资格准入来看,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有不少是西医内容,而在当前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下,西医是中医专业者必修的课程,中医类职业医师考试中的西医、药理基础成分比重也在五成左右,中西医含混不清。其次是规范中医药的法律文件繁多,中医药管理缺乏统一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医药立法取得磊磊硕果。既有如《中医药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等专门规范中医药的法律文件,也有对中医药同样适用的其他医药类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医药立法繁多,从而导致中医药法律分散,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中医药管理现状的出现。 二、美国替代医学管理模式简介 从中央到地方,我国都有各级中医管理机构承担管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职责,但存在着职能分散,缺乏统一管理,表现在管理上、机制上、运营上缺少活力,难以实现中医药发展的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草药质量控制标准、传统医学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对我国中医药的管理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近年来,西方国家已开始将主流医学以外的其他医学统称为补充和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andAlternativeMedicine,简称CAM)。在美国,西医以外的医学体系被称为综合医学(IntegratedMedicine)、替代医学(AlternativeMedicine)、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Medicine)以及非正统医学(UnconventionalMedicine)等,但以替代医学最为常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及针灸也被纳入这一范畴,而且是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且最为辉煌的部分。除了中医药以外,美国替代医学体系中还包含有印度医药(Ayurveda)、顺势疗法(Biofeedback)等。 (一)替代医学的科研1992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OAM),该机构成立之初科研经费只有200万美元,但到2005年已剧增为1.23亿美元。之后于1998年美国国会又将其升级为国家替代医学中心(NCCAM)。哈佛医学院已开设9年的CAM教育,并且每年招收2-3名替代医学博士,推进中医及其他替代医学的研究。 (二)替代医学的临床运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42%的美国人用替代疗法,替代医学的就诊数和花费均超过自费看西医[11],而中医是替代医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最常寻求CAM治疗的疾病为背痛、过敏和哮喘、关节炎、肠疾病,最常用的CAM为按摩、针灸、草药和脊椎治疗术。替代医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对常规的治疗方法不满意,常规疗法对某些疑难病无效,价格昂贵,过于注重治病而忽视保健。 (三)替代医学的教育CAM在美国的教育可分为三个部分。1.CAM学院:目前大约有90所,学制一般为3~4年,主要为针灸、中药和脊椎治疗术;2.医学院的CAM教育:有64%的美国医学院开设CAM课程,哈佛医学院已开设了8年,美国医学院教育委员会成立CAM小组,并纳入每年年会讨论议题;3.CAM继续教育:已成为目前医学院校热门课程。此外,1996年NIH成立了CAM博士后项目,每年吸引大量的医生前来申请。 (四)替代医学的立法美国第一个中医法于1973年4月20日在内华达州诞生,该法案从正式提出到生效,仅仅用了5周的时间。目前美国已有4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中医立法,其它州也正在讨论中。中国教育部所属中医院校的本科临床专业的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中医的执照考试,美国90所替代医学学院中仅有大约30所被承认,各州的立法和执照不尽相同。 (五)替代医学的资格获取与执业美国政府和卫生界将中医针灸作为补充疗法和替代疗法,绝大多数州都承认中医针灸的合法使用,并将其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对中医针灸的管理多由州政府委托针灸专业组织进行,但加州州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却设有针灸局,直接对中医针灸的考试执业进行管理。从1982年开始,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学委员会NCCAOM就建立了美国针灸/中医国家标准。NCCAOM在全美4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提供执照考试。美国除加州外,各州的管理机构均接受NCCAOM考试成绩,是从事中医,成为美国针灸师的准入考试。从美国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医师在美国执业的规模大多较小,更多是以诊所的形式出现。他们就是利用中医自身的优势进行诊疗,如把脉、针灸、推拿、开中药的措施,而不是去开西药营利。据了解,一个中医针灸诊所的年业务收入可达20~30万美元,除去税收和各种成本,可能纯赚6~10万美元。因此,美国的中医师收入并不低。 三、我国中医药管理改革的具体途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医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一家,它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医理论的建立首先是得益于古代哲学。先秦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关于整体观、阴阳、五行、气、精、神等的论述及其概念成为中医理论之渊源。而西医学注重科学思维导向,注重分析局部病理组织细胞的改变,观察细微而准确。中医与西医分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基本概念和名词术语都不一样。所以,中医执业资格和西医执业资格要分开管理,不能相互混合。我国的医学发展状况类似于美国。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西医外尚有其他的民族医学,如中医、藏医、蒙医、壮医、维吾尔医、彝族医学、萨满治疗仪式等。而美国除了西医外,也有其他众多的非主流医学。如何处理好西医与其他医学的关系,成为了美国卫生行政当局极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所幸美国发明了替代医学管理模式,这才平衡了美国主流医学与替代医学的关系。我国对中医的管理可以借鉴美国替代医学管理模式,将中医和西医分开管理,不再用一种评价体系去衡量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模式。根据中医的特点,正确划定中医与西医的界限,制定出适合中医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具体措施,笔者建议如下: (一)人才培养方面将中医学生课程中的多数西医内容删掉,让中医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精力放在中医知识的学习上。另外,根据中医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特点,可为中医学生多设置一些实践类的课程,比如可以去社区中心义诊、去医疗机构见习,鼓励中医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同时,参照中医传统的师徒授课模式,为中医学生安排“实践导师”,即中医学生除了学习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外,同时还有具备丰富医疗经验的“实践导师”指导学习,以填补中医学生实践知识欠缺的漏洞。 (二)医疗服务方面首先,中医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正确定位自身发展方向。中医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应当尽量少用甚至不用西医的检查设备、治疗方法。中医应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强项,而不是在辨病治病上与西医一决雌雄。自古以来,中医并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疾病的研究及祛除上,而是放在调节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美国中医的做法,集中精力发挥中医自身的优势和特长。针灸、推拿、中草药在治疗某些疾病时具有非常好的疗效,可是有几个中医院的医师对这些中医诊疗技术运用自如呢?有些县中医院甚至连针灸科都没有开设。美国中医的医疗服务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就在于立足中医的自身优势,而不是效仿西医。 (三)中医的立法和资格获取方面尽快出台一部《中医药法》,统一中医药的管理机构,结束中医药立法混乱的局面,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中医在资格获取方面,由于中医注重实践,我国古代的名医也是从医疗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仅仅考查理论知识,医生所获得的只是一纸证书,很难说其掌握了中医的技能与知识。可以采用工作经验加上行政部门认定的方式,而不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形式。其实,采取认定方式获取从业资格,在其他行业早有先例,如过去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获取即是采用认定的方式。总之,西医和中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与发展规律,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不必要用另一套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正确定位中医药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中医药优势,深入挖掘中医药资源,提高中医院医疗服务水平,效仿美国替代医学的管理模式,或许会对中医药的发展有所助益。 作者:曾德荣严亮亮曾咏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兴国县人民医院 医学管理论文:灾难医学管理论文 1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 灾难救援工作侧重于院外救护与管理,灾难医学救援不仅仅强调医学救治,更多与组织管理、运行和指挥协调等工作有关。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是建立在科学人才培养平台上针对灾难医学学科进行综合培养的,能够对灾难医学的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灾难医学资源准备、控制、评估和改进等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管理活动指导灾难医学活动相关的人员,使医学资源在灾难中发挥最高的效率及最好的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1.1培养目的 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目的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科学地建立灾难医学学科体系,通过研究灾难医学中所需的医学资源准备、调配、应急等实现对灾难的合理、科学应对,减少灾难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危害,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需围绕着三个优秀要素进行培养,即灾难医学需求、灾难医学资源及其资源利用管理,分别对灾难医疗救治、疾病控制、心理卫生服务和康复医疗四个方面的医学技术实施,及其药品、血液、医学装备、后勤、信息和行政六个方面的医疗技术实施保障给予研究,并促使其能够将灾难医学管理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结合和深化,产生出诸如灾难医学信息学、灾难医学流行病学等灾难医学的衍生学科。 1.2培养对象 灾难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对象也应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具体而言,灾难是由其累及的社区及其与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相关联的社会空间构成,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对象就不应当是仅仅具有医学资源的调配能力,还应当在跨文化的人才和非医学性的能够利用和管理社会资源的对象中寻找,例如了解或熟知区域性地理气候特征、地区民俗文化的人员。与灾难医学相关的社会资源随着灾难范围而变化,高度重视这一点,相关人才的培养才能满足灾难医学的需求,满足一系列社会资源组成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因而人才培养的对象需涉及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常规物资储备管理、医疗救援应急物资管理、灾难早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救治标识物资管理、灾难中后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等方面。 1.3培养模式 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明确灾难医学管理的内涵和明确培养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目的,其次是建立灾难医学管理的知识体系: (1)灾难发生和发展过程与医学需求之间的关系; (2)灾难医学需求的空间范围及其特征; (3)灾难医学资源所处的社会空间及其资源调度; (4)社会学空间中的灾难医学资源的特性和配置问题; (5)灾难医学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6)灾难不同阶段的管理范畴与内容; (7)随着健康受到灾难累及人员的移动和生物学灾害因子的扩展而扩大的条件下的相关需求及其相关资源(医学资源、社会资源等)的合理配置等。再次,灾难医学实践性强,可通过模拟并结合真实案例的手段开展培训。模拟应当想方设法做到准确、合理、科学,其模拟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灾难发生前,为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制定和灾难医学资源准备; (2)灾难发生后,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启动、实施效力及其评价,补充性适宜方案的制定及其实施,对医学资源利用的综合评估等。同时在案例学习方面可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或存在的不足,例如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处置工作体现了对灾难准备实施全面的管理所带来的益处,2014年江苏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紧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等等。现代管理学认为,人们获得管理经验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实际的团队项目操作而非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采用“行动导向型教学方法”,即按照“问题-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完整的行动过程,通过采用桌面推演、情景模拟、指挥部模拟演练等多种实战特征明显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通过参与获得较强的行动能力,该方法并不是忽视知识、忽视理论,而是将传授知识与提高能力,特别是提高行动能力结合起来,使人才培养能够在做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做事提高行为能力。 1.4培养考核 协调是灾难医学管理的本质,科学决策、快速反应、灵活机动是对灾难医学管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考核应当依托灾难管理的本质与基本要求,以寻求灾难医学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为导向,考核其管理手段与措施是否能够满足灾难社区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是人,对象则包括人和物、空间与时间、个体与群体等,考核是观察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人对其所管理对象的协调能力。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尽管大多数时间内缺乏实际的应用实践,但随着灾难医学的发展,人才的知识储备应当与时俱进,应当注意调整专业知识、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信息化手段、尽可能武装最新的科技设备等,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考核使人的主体作用向前延伸。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为解决如何充分利用灾难状态中的医学资源问题,考核可将其分为7个环节,依次为:灾难医学人才需求分析、灾难医学人才资源分析、灾难医学人才管理组织建立、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制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实施、灾难医学管理人才评估和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方案改进。以上环节以灾难医学需求满足度和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率为尺度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活动给予评估和改进,是对灾难医学相关活动进行综合评估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形成了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闭合环。考核时,应采用现实中的方针、准则及标准,例如选择个人真实的工作岗位,现实中承担的工作职责,现实中的工作条例,考核中的流程与预案也是真正的灾难管理工作流程与预案,通过场景模拟考核,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实际状态下的灾难医学管理需求,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的能力,从而在真实的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灾难。 1.5培养管理近年来,我国对灾难医学日益重视,但在管理方面依然非常欠缺。建立人才队伍固然重要,但实现在培养人才队伍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管理却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需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避免人才培养的科目重复、知识结构雷同、人才效能无法最大程度的发挥与人才的流失,例如初期培养时管理知识局限在单一或很少的学科领域,进行下一阶段培养时,知识结构仍然重复没有得到更新,使得难以在实际的灾难到来时发挥作用。为了克服以上缺点,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建立专门化的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系统、可用的注册制度、大型的人才数据库等,通过一系列专业的人才管理途径与机制,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做到有的放矢,知识结构不断巩固、翻新、强化,又避免人才资源的无法流通,保证人才的合理调剂与配伍,在统一的框架内实行人才资源的磨合和配伍,实现人才培养的效能最大化,确保灾难应对的过程中实现灾难医学技术资源管理及灾难医学技术保障资源管理的双优化,确保合理利用灾难医学资源满足灾难医学需求。 2小结 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是为灾难医学发展服务,其优秀问题是如何满足不同灾难和灾难社区对医学的需求。在人才的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满足灾难对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需要根据灾难发生后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改进,目的是使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满足灾难医学需求,实现从灾难的预测分析、灾难医学资源准备、管理流程建设、预案启动控制、预案实施评估标准与及时改进等的科学性。可以说,只要有灾难的发生就会有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的存在。综上所述,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学科研究问题,更是体系问题,只有很好解决此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作者:潘鑫花长松邹圣强 医学管理论文:继续医学教育管理论文 1完善医院制度保证 健全组织管理机构我院专门成立继续医学教育部,工作重心主要为对继续医学教育的全院领导、质量监控以及管理,进而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的整体管理。就我院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进行,实施具有科学性的工作方案,在实践中还要加强监督,真正将计划落实到位,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要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责,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的工作管理的重要性。各个科室应将医护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情况与职位的聘任、晋升、年终考核以及执业再注册等进行挂钩,充分落实继续医学教育的要求。 2丰富继续医学教育的内容 开展多样的继续医学教育形式继续医院教育的形式包含了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以及教育项目的管理和申报。前者主要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在全院进行远程教育、学术活动、讲座、著作、论文、获奖以及课题等形式的教育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医院特色进行其他不同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如案例分析、疑难病例讨论会、医院信息化论坛等。也可以根据卫生行政部门要求进行禽流感、艾滋病、非典等重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处理进行知识普及。每年年初根据医院教育进程制定学术讲座计划,做到每周的继续医学教育安排,并将一览表进行公布。通常讲座以新方法、新技术、新知识、新理论为主要内容,要求具有实用性、针对性、先进行。积极申报部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是评价医院医疗教学水平、医院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为保证项目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医学教育部需及时组织院内专家进行项目的审核和修改,从而保证项目的质量。通常每年年初需公布全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地点、时间以及其他内容安排,方便医务人员对继续医学教育的了解和选择。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为保证教学质量,我院不定期聘请国内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并坚持对专家讲课进行评估,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每期学习班均制订配套资料教材,采用手术演示、多媒体教学等多种形式教学,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我院通过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授课等工作,提升了科室的专业水平,在客观上对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学术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3规范、科学的继续医学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主要包括经费的统一使用和管理、细化学习班和讲座规定、集中进行年终考核和统计。继续医学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保证教育的有效实施的前提,我院根据不同职称的技术人员给予相应的经费投入,并对经费的使用和分配建立统一的管理,凭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具体情况进行报销,以保证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从而促进继续医学教育的顺利进行;对学习班和讲座规定进行细化,采取考勤制度。规定缺勤者取消结业资格,并在学习班结束后进行结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证书。对院内组织的讲座等活动进行严格管理,讲课时间要求为1个半小时,听课者要求记录出勤率;集中进行年终考核和统计,各科室病区负责人将全科参与继续医院教育的具体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将个人继续医学教育证书进行注册。若个人未达到继续教育要求将扣除在本科室的综合考核评分,影响个人的年度考核情况。总之,只有持续提高继续医学教育质量,勇于创新,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不断的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形式和要求,才能建立学习型医院,并保持医院的持续、优化发展。 作者:杨全新单位:甘肃省天水市四零七医院新生儿科 人才培养灾难医学管理论文 1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 灾难救援工作侧重于院外救护与管理,灾难医学救援不仅仅强调医学救治,更多与组织管理、运行和指挥协调等工作有关。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是建立在科学人才培养平台上针对灾难医学学科进行综合培养的,能够对灾难医学的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灾难医学资源准备、控制、评估和改进等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管理活动指导灾难医学活动相关的人员,使医学资源在灾难中发挥最高的效率及最好的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1.1培养目的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目的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科学地建立灾难医学学科体系,通过研究灾难医学中所需的医学资源准备、调配、应急等实现对灾难的合理、科学应对,减少灾难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危害,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需围绕着三个优秀要素进行培养,即灾难医学需求、灾难医学资源及其资源利用管理,分别对灾难医疗救治、疾病控制、心理卫生服务和康复医疗四个方面的医学技术实施,及其药品、血液、医学装备、后勤、信息和行政六个方面的医疗技术实施保障给予研究,并促使其能够将灾难医学管理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结合和深化,产生出诸如灾难医学信息学、灾难医学流行病学等灾难医学的衍生学科。 1.2培养对象灾难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对象也应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具体而言,灾难是由其累及的社区及其与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相关联的社会空间构成,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对象就不应当是仅仅具有医学资源的调配能力,还应当在跨文化的人才和非医学性的能够利用和管理社会资源的对象中寻找,例如了解或熟知区域性地理气候特征、地区民俗文化的人员。与灾难医学相关的社会资源随着灾难范围而变化,高度重视这一点,相关人才的培养才能满足灾难医学的需求,满足一系列社会资源组成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因而人才培养的对象需涉及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常规物资储备管理、医疗救援应急物资管理、灾难早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救治标识物资管理、灾难中后期医疗救援物资管理等方面。 1.3培养模式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明确灾难医学管理的内涵和明确培养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目的,其次是建立灾难医学管理的知识体系:(1)灾难发生和发展过程与医学需求之间的关系;(2)灾难医学需求的空间范围及其特征;(3)灾难医学资源所处的社会空间及其资源调度;(4)社会学空间中的灾难医学资源的特性和配置问题;(5)灾难医学资源的利用和管理;(6)灾难不同阶段的管理范畴与内容;(7)随着健康受到灾难累及人员的移动和生物学灾害因子的扩展而扩大的条件下的相关需求及其相关资源(医学资源、社会资源等)的合理配置等。再次,灾难医学实践性强,可通过模拟并结合真实案例的手段开展培训。模拟应当想方设法做到准确、合理、科学,其模拟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灾难发生前,为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制定和灾难医学资源准备;(2)灾难发生后,灾难医学管理预案启动、实施效力及其评价,补充性适宜方案的制定及其实施,对医学资源利用的综合评估等。同时在案例学习方面可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或存在的不足,例如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处置工作体现了对灾难准备实施全面的管理所带来的益处,2014年江苏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紧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等等。现代管理学认为,人们获得管理经验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实际的团队项目操作而非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因此,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采用“行动导向型教学方法”,即按照“问题-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完整的行动过程,通过采用桌面推演、情景模拟、指挥部模拟演练等多种实战特征明显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通过参与获得较强的行动能力,该方法并不是忽视知识、忽视理论,而是将传授知识与提高能力,特别是提高行动能力结合起来,使人才培养能够在做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做事提高行为能力。 1.4培养考核协调是灾难医学管理的本质,科学决策、快速反应、灵活机动是对灾难医学管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考核应当依托灾难管理的本质与基本要求,以寻求灾难医学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为导向,考核其管理手段与措施是否能够满足灾难社区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是人,对象则包括人和物、空间与时间、个体与群体等,考核是观察灾难医学管理的主体人对其所管理对象的协调能力。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尽管大多数时间内缺乏实际的应用实践,但随着灾难医学的发展,人才的知识储备应当与时俱进,应当注意调整专业知识、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信息化手段、尽可能武装最新的科技设备等,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考核使人的主体作用向前延伸。灾难医学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为解决如何充分利用灾难状态中的医学资源问题,考核可将其分为7个环节,依次为:灾难医学人才需求分析、灾难医学人才资源分析、灾难医学人才管理组织建立、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制定、灾难医学管理人才方案实施、灾难医学管理人才评估和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方案改进。以上环节以灾难医学需求满足度和灾难医学资源利用率为尺度对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活动给予评估和改进,是对灾难医学相关活动进行综合评估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形成了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的闭合环。考核时,应采用现实中的方针、准则及标准,例如选择个人真实的工作岗位,现实中承担的工作职责,现实中的工作条例,考核中的流程与预案也是真正的灾难管理工作流程与预案,通过场景模拟考核,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实际状态下的灾难医学管理需求,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的能力,从而在真实的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灾难。 1.5培养管理近年来,我国对灾难医学日益重视,但在管理方面依然非常欠缺。建立人才队伍固然重要,但实现在培养人才队伍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管理却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需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避免人才培养的科目重复、知识结构雷同、人才效能无法最大程度的发挥与人才的流失,例如初期培养时管理知识局限在单一或很少的学科领域,进行下一阶段培养时,知识结构仍然重复没有得到更新,使得难以在实际的灾难到来时发挥作用。为了克服以上缺点,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建立专门化的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系统、可用的注册制度、大型的人才数据库等,通过一系列专业的人才管理途径与机制,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做到有的放矢,知识结构不断巩固、翻新、强化,又避免人才资源的无法流通,保证人才的合理调剂与配伍,在统一的框架内实行人才资源的磨合和配伍,实现人才培养的效能最大化,确保灾难应对的过程中实现灾难医学技术资源管理及灾难医学技术保障资源管理的双优化,确保合理利用灾难医学资源满足灾难医学需求。 2小结 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是为灾难医学发展服务,其优秀问题是如何满足不同灾难和灾难社区对医学的需求。在人才的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满足灾难对医学需求。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需要根据灾难发生后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改进,目的是使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满足灾难医学需求,实现从灾难的预测分析、灾难医学资源准备、管理流程建设、预案启动控制、预案实施评估标准与及时改进等的科学性。可以说,只要有灾难的发生就会有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的存在。综上所述,灾难医学管理人才培养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学科研究问题,更是体系问题,只有很好解决此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作者:潘鑫花长松邹圣强单位:江苏省镇江市急救中心医务科江苏大学医学院灾难与急救医学系江苏大学附属镇江三院 医学管理论文: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论文 1.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的不足 1.1师资队伍建设、管理亟待加强 目前成人教育一般没有专门的师资队伍,教学任务主要依靠普教教师或者外聘教师来完成,教师普遍重“普教”,轻“成教”,不研究成人教育的规律,也不了解成人学习的特点,经常出现一个PPT“打遍”普教成教的现象,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没有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 1.2人才培养方案普教化,教学内容重复率高 成人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职业岗位针对性强,成人教育更倾向于培养实际工作岗位所需的素质、知识、能力。但目前多数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普通高等医学教育的压缩版,不同层次相同专业的课程设置重复率高,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1.3传统的教学模式占主导,影响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 成人教育依然采用自学与面授相结合的传统教学形势,成人学生面临难以解决的工学矛盾,严重影响学习效果。同时多数成人教育教师惯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重理论轻实践,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1.4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教育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由于经济利益驱动,很多成人高校盲目下设教学点,同时不加强管理,对办学投入减少,随意压缩课时,请无资质的师资授课,减少或者不开设实验课程,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多为年资较低、临床实践经验较少的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1.5缺乏科学可行的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成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实用性的专门人才。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必须提高教学质量。而目前普遍缺少相应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以确保教学质量。 2.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策略 2.1努力提高成人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 首先,我们要完善成人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与课程质量,要不断提高成人高等医学院校中学生的知识面与医学素养。其次,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是卫生事业在职人员对自身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的教育体系,学院主要为社会培养多层次的医学人才,因此,要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当地医学发展的高等医学教育。最后,我们作为办学机构要提高成人教育的培养平台,成人高等医学教育体系需要对招生模式进行改变、办学模式进行深化、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教学质量监督评价机制进行完善。从而提高各层次的医疗人才,为当地的卫生事业发展服务。 2.2逐步构建开放式教学课程体系,培养实用型医学创新人才 逐步构建开放式教学课程体系,设立以学分制管理为基本结构的开放式教育管理模式,采用学分制能够更好的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医疗人才,还能帮助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解决成人学习的工学矛盾。成人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目的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他们的教育应从他们自身对教学的需求出发,打破单一的教学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建立相应的教学体系,增加开放性、主动性、选择性的学习模式,以适应不同的成人学生。成人高等学校应能为成人学生提供自学的途径和素材,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社会互通的开放式学习平台,从而有效地提高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水平,培养实用型医学创新人才。 2.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做到因材施教 为保证教学质量,教学管理部门要严格把好教师聘用关,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外聘教师为补充的职称、学历、年龄、专业合理的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并争取机会组织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进修或专门培训,及时掌握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新成果、新技术,并建立课堂评价制度,能针对不同层次成人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发展。 2.4建立一套社会互认型的考核评价方式 在学生考核评价方面,很多成人高等医学院校采用的考核方式是传统的封闭式考核,这样的考核方式很难区分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可以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应付学校各种各样的考试,而这些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学生在本职工作中所欠缺的知识和内容。有一大部分学生学习只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考试,这样的传统考试也使学校的教学管理成为难点。因此,作为学校的管理者要改革考核方式,可以采用综述、论文、技能考核等多种开放式考核方式,设定合理的学分比例鼓励学生在岗位上进行研究,在工作中取得的科研成果可以给予学分,与学生所在的医疗单位建立学分互认制。从而彻底改变成人高等医学院校的培养方式,这种以学分制管理为基础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更好的满足成人学生对学习的要求,有效防止教育资源的浪费。 3.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对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的质量要求,提高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水平,已经成为成人医学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成人高等医学教育务必改革其管理模式,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重要作用。 作者:姜隽单位: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医学管理论文:医学信息服务管理论文 一、服务营销与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的关系 服务营销与网络信息服务管理并非是互相独立,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及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两者的联系也突显起来。 (一)网络环境下服务营销构成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理论的基石 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已打破了传统的信息服务和管理理念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引进服务营销的理念和经营管理之道,同其他信息服务实体竞相争艳。 营销者将产品(服务)按照从优秀到外围的顺序,依次是:优秀产品;基础产品;期望产品;附加产品,包括增加的服务和利益;潜在产品。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产品也可以参照此方法来划分,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网络信息服务除了提供基本的优秀产品和实物产品外,还要提供给用户附加产品和潜在产品,它们共同构成医学网络信息用户的价值层次,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为了维持和发展用户,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必须树立服务意识。另外,从用户需求的角度看,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也要借助服务营销理论进行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的运营和管理。 服务营销的根本理念就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这正符合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的客观需要,即忠诚地服务用户。医学信息服务的知识化要求高素质的人员创造高质量的服务,为此,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更关注对人(包括内部员工和用户)的管理,即人本管理。服务营销就是强调对人的管理,认为人是产品(服务)的一部分。[1]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的动态性要求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特别注重创新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而服务质量是服务营销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对服务营销理论的逆向促进 服务营销与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的关系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及其管理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服务营销在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专门领域的发展,会促进服务营销理论的成熟;通过专门领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进而以新的视角审视服务营销,促进服务营销的完善和进一步的发展。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理论的发展可以拓宽服务营销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和促进的,这使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工作和管理理论与实践蒸蒸日上;同时,服务营销在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使得服务营销理论的研究有了新视角,体现服务营销理论的价值。 二、网络环境下服务营销对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的影响与作用 (一)服务营销强调顾客导向的理念对医学数字信息服务管理具有指导和影响作用 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要以顾客满意度为指标,要从顾客角度,用顾客的观点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2]顾客的满意是企业未来利润的最好指标。因此,服务营销的优秀是用户满意和忠诚,并通过信息服务组织战略性服务概念的制定以及内、外部各个服务环节体现信息用户导向理念,体现每一个工作或管理环节都是下一环节的服务提供者,同时又是上一环节的服务接受者。 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从中得到启示,努力研究用户需求,用户心理,以及用户信息需求行为,学会与用户交流和沟通等,以实际的数据分析用户市场,指导医学信息服务管理,通过高质量的内部管理促进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用户的巩固和发展,切实推动医学信息服务的社会效益(公益性)和经济效益。 (二)服务营销管理更注重“人”这个因素的作用 在服务营销管理理论中,人是产品的一部分,既包括用户也包括服务组织内部员工。服务营销使得用户直接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并且对服务质量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管理好信息用户成为服务营销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服务绩效的好坏还取决于服务提供者的素质,这是构成服务质量的内容“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积极营造内、外部营销和互动营销的环境与氛围,创造性地激励员工和用户的潜能,这在服务营销管理理念中至关重要,以此体现人文关怀,培养服务精神,培育组织文化。尊重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对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努力吸收服务营销管理中先进的理念和观点,为我所用,在医学信息服务组织服务文化战略的驱动下,通过对医学信息服务员工的合理激励,适时培训,适度授权,充分关怀和满足其需求的一系列人性化管理,以及对用户合理与互动的管理与满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真正体现人本原理,创建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品牌效应,满足医学网络信息用户精品化和个性化需求。超级秘书网 (三)服务营销以服务质量为关键环节和要素,对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管理服务质量的控制具有指导作用 在服务营销理论中,不仅强调产品质量同时强调服务质量。而服务质量同信息用户的感受关系重大,它不仅取决于预期质量与体验质量之比,也决定于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的水平。功能质量则指用户同服务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服务人员的行为、态度、穿着等方面对用户感知的影响状况。因此,产品也反映了产品的服务和利益。 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也要特别强调信息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医学信息服务用户对信息服务产品评价同样是通过信息用户的感知获得的。用户除了对产品优秀价值、基础价值的评判外,还包括对附加价值、潜在价值的判断。因此,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的质量管理是全局性、系统性管理,任一个服务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服务的失败。对于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吸收借鉴服务营销的质量管理控制的先进理论,从用户的角度设计与制定质量管理、控制模型和方法。保证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组织从整体服务系统到每一个员工再到用户实际的感知服务整个服务过程环环管理环环相扣以及持续控制和改进医学信息服务质量。 医学管理论文:医学院校档案管理论文 一、医学院校档案管理对策与建议 1.重视医学院档案管理工作,完善各类档案 档案管理工作的健全,是实际操作中,最有效的办法是自上而下推动档案管理的建设,首先是意识上的转变,学校内部的管理层要重视此项工作,做好预算,引导和宣传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而激发社会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毕竟档案价值的利用有利于社会医学建设。因此,学校各级负责人认真对待档案管理工作,在预算计划下,加强必要的投入,增强责任心,能够建立档案体系,并利用档案价值提高学校的培养人才的效率。政府和企业加强与学校的合作,通过共同建设和相互利用医学档案价值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成果的运用效果,相互合作促进档案管理的工作。 2.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培养专业人才 档案管理工作需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认识提高,在此基础上,需要医学院校付出实际行动,首先需要建立档案管理系统,该系统有利于扭转档案管理混乱的状况,通过档案管理系统的平台来统筹医学院的档案管理工作。其次,利用档案管理系统,优化管理系统的操作,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该机构充分规范档案管理工作的操作内容和步骤,加大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最后,通过专业人才的加入,优化档案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和医学档案资料价值利用的有效性。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建立在档案管理系统之上,学校通过吸引人才计划,提高档案管理部门的地位,充分利用档案管理系统服务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实验的作用价值。保证各类先进文明理念从档案管理资料价值体现出来。 3.做好档案收集工作 3.1定期集中收集。档案管理部门应严格制定年度立卷归档时间期限,督促指导各单位集中将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档案材料按照归档要求收集整理归档,确保各类档案资料的完整、系统、科学、规范,并按期向学校向档案部门移交。要做好档案资料的定期集中收集,还需要有完整配套的实施措施,档案管理部门应制定和及时调整适应本校档案管理的归档范围、相关制度以及归档质量要求,建立健全学校档案收集工作网络,使学校档案收集工作形成一个网络化管理体制。只有在全校专(兼)职档案人员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下,才能为学校档案收集工作提供可靠的保证。 3.2普遍收集与重点收集相结合。由于高校各部门产生和形成的文件材料种类很多,为保证学校各类档案资料收集齐全完整,应采取普遍收集与重点收集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收集,防止遗漏。在普遍收集的基础上,还必须突出重点,进行收集。采取现场跟踪,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事件、重大课题、重要人物等各类档案材料的收集,对于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及时进行归档并签字验收,有效地防止医学院校重要档案材料的丢失和遗漏,保证文件材料的齐全完整。 3.3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进程。档案管理系统不仅仅包含了档案目录级别的开发,还需要增强档案全文扫描的数据库建设,通过扫描档案使用率较高的(统计数据可实现),易破损或老化的档案资料,此类资料的优先入库,网上可以直接全文检索,有利于档案价值得到更好地利用和开发。高校互助平台的建立也是未来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步骤和趋势之一,通过各个医学院之间的平台对接,实现资源相互利用,有利于提高医学档案价值使用率,共享的价值大于相互孤立的档案管理平台。 3.4开展网上查询服务。在学校的网站提供“档案检索查询”和“网上咨询”功能,或者通过微信平台、微博平台来增强互动,从而有效提高档案信息的利用和共建全面性、系统性的档案管理工作。 二、结语 综上,转变医学院校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识是第一步,充分调动档案价值的利用情况,增强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的管理效果,把被动利用医学院校档案的观念,转换成有目的地主动开发利用医学院校档案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充分认识医学院校管理体制下档案管理的新特点,不断探索医学院校档案管理的新模式,将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层面。 作者:马凤波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管理论文: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论文 一、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管理中的安全隐患分析 1.安全培训不够到位。虽然,学院组织过多次消防安全和生物安全知识讲座,任课教师和实验教师也有较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术水平,但所具备的安全知识还不全面,在实验课的具体授课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纰漏。同时,因招生规模的扩大、专业的增加以及任课教师不足等原因,各学系常常安排研究生代上实验课,而大部分研究生只接受过一次针对科研实验开展的安全培训,在实验授课过程中容易忽视各种安全隐患。 2.未对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实地演练。预防医学实验中心在成立伊始就已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事故应急预案,但并未根据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实地演练。虽然实验教师都了解在事故发生情况下自己的职责和行动步骤,但缺乏事故应急预案的实地演练无疑是纸上谈兵。 3.实验室安全监管制度不严、执行力度不强。大部分高校实验室缺乏污染物处理设施,缺少专业部门对废液进行统一回收、管理和后续处理。未经严格处理的成分复杂、毒性较大的废液,如果直接排放或只简单稀释后就直接排入下水管道,毒性物质会逐渐累积,造成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教学实验时还存在本科生未将解剖完的小白鼠尸体与脏器放入指定的垃圾桶进行统一处理,而直接丢入普通垃圾桶的现象,这种不规范随意丢弃生物源废弃物的行为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二、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改进措施 通过分析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笔者拟结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具体改进措施,以期提高和完善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尽可能地降低安全风险。 (一)加强化学试剂、生物样品和废弃物的安全管理 预防医学教学实验需要使用大量的化学试剂、实验动物和微生物,其中包括各种强腐蚀性、易燃、易制毒化学危险品,因此化学试剂、生物样品和实验废弃物的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1.化学试剂和生物样品的贮存。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安装通风系统。对于化学品储存应依照各种化学品的种类、性能分开存放,对化学性质相抵触的化学试剂要严格分类贮存,各种腐蚀性化学试剂应存放在试剂架的最底层。试剂储存室必须指定专人专管,确保储藏室入门钥匙双人双锁并妥善保管,储存室要根据条件安装防盗监控和火灾报警系统,配备相应的消防灭火设备。 2.化学试剂的安全使用。任课教师和实验教师应清楚地了解实验课所涉及的所有化学试剂的化学特性和防范措施,并悉心指导实验人员。易燃、易爆和易挥发的化学品应在有安全防护的通风橱中使用,并采取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安全防护用具,以确保实验过程的安全。实验准备室内仅允许存放少量无毒或低毒的化学试剂和有机溶剂,任何化学试剂均应严格按实验室的规定,两名管理人员同时在场方可领取,并做好出入库登记和详细的领用记录(领用时间、领用剂量、使用方向、领用人、剩余试剂去处等)。对于易燃、易爆、易制毒和腐蚀性的化学危险品应现用现领,使用剩余部分禁止随意存放,必须及时登记与退还试剂储备室,妥善保管安置。 3.化学废弃物与生物源废弃物的处理。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应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剧毒化学危险品的残余物必须作无害化处理,并由专人负责监督和管理。废弃化学危险物品的处置和销毁应上报并征得学校实验室管理部门同意后,请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动物尸体和脏器等生物源废弃物应统一放入指定的冷冻设备中等待下一步的统一处理,而微生物类废弃物应进行严格的消毒灭菌处理。 (二)加强实验仪器使用培训和管理 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仪器种类繁多,涉及环境卫生、劳动卫生、毒理学、营养卫生学等等,需要实验管理人员加强仪器的管理,保证实验人员正确并安全地使用仪器。 1.编写培训讲义。实验教师应结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写各种仪器的培训讲义,具体内容应包括仪器原理、仪器应用范围、仪器基本结构、仪器操作参数设置、仪器使用操作具体步骤、仪器使用注意事项等等。 2.仪器操作培训。全体实验人员在使用仪器前必须由任课教师统一进行仪器使用培训,实验课任课教师应详尽地讲解仪器的基本原理,具体功能、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要求每位同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 3.仪器的日常维护。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确保其能够正常运行是实验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不仅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准确、可靠,更是实验室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要做好实验仪器的日常维护工作,除了定期校准外还应时常除尘保养,并做好水、电和燃气管路的定期检查,发现松脱、老化以及损坏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三)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实验室安全管理 实验室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安全状况的实时监控。当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时,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安装热感应探头和烟雾报警系统)及时发现事故并发出警报。此外,开放性实验室的建立意味着本科生在实验室内进行创新实验的时间增加,而实验室不可能一直有人在现场照看。因此,应采用网络摄像监控的形式对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安全状况和实验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四)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落实责任 实验室的安全运行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予以保障。例如:实验教学的防火和安全检查、危险化学试剂的安全使用、大型精密仪器安全使用与管理、仪器设备的损坏赔偿、废弃物的安全排放、气瓶的安全管理等,都需要制定合理和规范的规章制度为本科教学实验的安全运行提供制度保障。除了制度保障外,还应建立和健全以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为基本单位的安全管理机制,制定实验室安全操作指南和实验人员在实验室的行为准则,并明确安全第一责任人。 (五)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进行应急预案的实地演练 要做好预防医学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必须努力提升实验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促使实验室管理专业化和规范化。 1.提高安全意识,深化安全教育。科研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术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安全教育培训。对于实验课任课教师、实验教师以及学生来说,只有不断地强调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进行系统的安全教育,进一步普及安全防护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安全技能水平,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因此安全培训是实验室安全管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进行事故应急实地演练。预防医学实验中心应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全员参加的消防应急逃生演练。实验课任课教师和实验教师要熟悉事故应急预案的内容,应具备一定的初期灭火指挥和应急疏散能力,提高灾害性事故发生时紧急应变能力。火场危机常给实验人员带来震撼性、突发性和危险性,不仅干扰实验人员的正常思维,还可能干扰实验人员正常的行为,因此在事故应急演练中应理论结合实际,对实验人员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 (六)定期检查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实验室应每日安排值班人员,坚持日常安全检查和检查登记制度,对实验室的安全情况进行定期的巡查,实验室负责人应不定期地对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安全状况进行抽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各类危险化学试剂、高压气体钢瓶等重点防范对象的管理要指定专人专管,及时发现和排除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将可能出现的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作者:汪靖 李跃平 李昱辰 汪家梨 陈建玲 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医学管理论文:高职医学生教育管理论文 1高职医学生教育管理难点 1.1学生入学基础薄弱 进入高职院校的医学生,生源主体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排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普通类”的最后一个批次,录取文化分数线较低且逐年下降;也有部分高职医学生是中等职业卫生学校的对口升学学生,一般来说对口生学习了一定的医学专业基础知识,但是他们基本都是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好,基础较薄弱,又没有经过高中强化系统的知识学习,知识结构单一,文化基础相对较弱。而且为了保证生源数量,高职院校往往进行大量补录,补录来的学生高考文化分数低到150分左右。而高职医药类教育开设医用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等数学等课程,这些知识的学习需要扎实的文化功底,对于学习起点低、文化基础较薄弱的高职医学生来说,很难听懂和消化,多数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应付考试。学习热情受挫导致其学习积极性降低甚至产生厌学,学习动力不足,使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医学人才的目标难以实现。 1.2生源素质参差不齐 高职院校的医学生,生源结构复杂多样,除了应届普通高中生外,还有应届职业高中生、中职对口生以及往届高中生,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自2013年起,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河南部分高职院校医学专业开始实行自主招生,迫于招生竞争压力,各高职院校再次降低医学生的入学门槛,不管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普通中专生、职业高中生、技工学校学生,还是正在从事卫生医疗事业的医务人员,甚至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只要取得当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资格,都可以参加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这些学生基本都能被录取到高职院校就读。这些文化基础迥异、素质参差不齐的学生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班级,不管是任课教师的教学组织还是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都相当困难。 1.3学生自我约束力差 良好的纪律是维系学生集体生活和良好教学、学习秩序的有力保障,学校良好纪律的形成除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教师家长的管束外,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自我约束。而多数高职医学生自我约束力较差,大学刚入学时,对新学校不了解和强烈的表现欲驱使他们严格遵守校纪校规,但随着时间推移,升学压力的去除和课余时间的增多,父母老师的外力约束又比高中相对减少,他们思想上开始松懈,慢慢放纵自己,上课迟到、早退、旷课、睡觉、玩手机,下课吸烟、酗酒、泡网吧、打游戏,打架、赌博、考试作弊,在宿舍使用违规电器等违纪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正常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生活。 1.4学生学习专业倾向明显 医疗服务的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其特有的精确性、严谨性和复杂性,不仅要求医学人才具备坚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还要求具备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生命神圣的道德观、济世救人的仁爱之心等人文素质。而高职院校按照“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把专业技能掌握的好坏、技能证书取得的多少看成是学生就业的敲门砖,对医学生的培养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现象。医学生为了更好的就业更是把学习专业课程作为主要目标,对计算机、思想政治课、大学语文、绘画、书法等人文类课程往往不听课或选择逃课,致使高职医学生总体的人文素质,如环境适应能力、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语言沟通能力、爱心和责任心等人文素质难以提高。 2高职医学生教育管理对策 2.1实行目标引导 高职医学生的年龄大都在17~23岁之间,正处于生理发育的成熟期和心理发育的过渡期,随着其身体形态、机能、心理的日趋发展和完善,高职生反应灵敏、体格健壮、充满青春活力,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等自我意识逐步增强;情绪和情感体念丰富、强烈,但情绪和情感活动比较动荡和易变,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且逆反心理较强;虽然入学文化基础差,在中学时又养成了一些不良行为习惯,但是他们极度关注自我成长,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学业的好坏、同学老师的评价、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要求与自身状况的差距等非常敏感,具备“三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因此,医药类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力量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首先,高职院校应针对高职医学生的特点帮助其确定明确的目标,在入学时就组织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医学生尽快了解自我,整体分析医学专业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明确努力学习的目标。随后,对高职医学生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足够的学分才能升级、毕业,不同学分设置不同的奖惩措施,把遵纪守法、规范行为和参加活动、锻炼提高变为高职生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行决定和选择行为方式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使外在的、教师实施的教育管理转换成学生主体自身的能动活动,使教育管理过程转变为学生自主自觉自律的过程。 2.2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学生管理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点与优秀,其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内涵式发展以及学校的社会声誉。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医学生,毕业后往往直接输送到医疗卫生服务的前沿,高职医学生只有具备宽厚的医学基础,较熟练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解决医学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承担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工作职责。但高职医学生淡薄的组织纪律观念、较差的自我控制能力、散漫的学风和厌学的态度都严重影响了其专业素质的提高。针对这种情况,高职院校应通过设置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严格学生管理,“激励机制利用了一种‘诱导因素’,让目标对象为了一定的奖励或荣誉(即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而更为努力地奋斗”。高职院校可将学生日常纪律表现、学习态度、结果等进行定期考核,并与学生评优评先、奖学金、助学金、入党、升留级、毕业挂钩等,以激发其学习的动力,帮助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增强学习的积极性,营造出人人努力学文化、个个专心练技能、弘扬正气、矫正不良行为的良好氛围,进而培养高职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质。 2.3拓展高职医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空间 医药类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的根本职能之一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技能医学人才,提高学生人文和科学在内的综合、全面素质成为医学教育的必然。提高高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主要是通过开设思想政治课、体育课、大学语文等人文类课程,但在高职医学生对人文课程抱有偏见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人文教师的课堂教学很难收到理想效果,还需要利用社会实践环节、校园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教育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大学文化是学校的精神优秀,文化优秀,是学校育人理念、育人环境的综合体现,它具备思想导向教育功能、熏陶塑造功能、凝聚整合功能、调适激励功能四大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一方面促进了大学文化的积极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客观推进和巩固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成效”。高等职业院校应遵循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规律,依据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管理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专业特色,设计一系列具有情境性、时代性、教育性、愉悦性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汲取人文素养,促使其身心发生积极的变化,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完善自我、亲近自然、联系社会、关爱他人,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从而增强高职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底蕴,以及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拓展医学生综合素质。 作者:刘光英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管理论文: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风险管理论文 1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成因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成果转化对政策和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风险投资体系的不完善会造成资金风险,市场接受与扩散度,会造成时间风险。 2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管理对策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管理要按照风险管理的步骤,经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处理和风险监控的过程。风险识别是用判断和归类的方式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已知的和潜在的风险进行鉴别的过程,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风险分析是对已识别出的风险,找出产生原因,确定与其它风险的关系,并分析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影响程度,制定出相应的防范计划;风险处理是对已知风险的处理方法和技术,是对防范计划的执行过程,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风险监控是对风险的发展与变化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并根据需要进行应对策略的调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经过开发、应用、推广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风险,并且每个阶段的风险都会对后续阶段产生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可用风险管理方法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各阶段进行技术风险管理、转化风险管理与市场风险管理。 2.1技术风险管理 2.1.1选择转化方案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开发阶段十分重要,建立完善科技情报体系,收集情报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强化中介服务体系,对科技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转化方案,减少转化阶段的风险发生概率。 2.1.2技术风险控制新技术的可靠性与成熟度未经市场和生产过程的检验,其可行性和市场的潜在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本身的风险可使下一阶段的风险增加。因此,要加强激励机制,有效引导科技人员创新潜力,提高技术水平。即时申请专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降低技术风险的发生概率。 2.2转化风险管理 2.2.1选择合作对象医学科技成果能物化的技术都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周期长、风险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研究机构自身力量不够,除政府支持的转化项目外,必须与企业进行多种方式的合作。合作对象选择不当,可带来科技成果流失,如人才流失带走成果、专利泄密与侵权以及利益分配纠纷等信用风险,选择最佳合作对象,可减少转化风险的发生概率。 2.2.2减少转化环节风险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环节复杂,需要加强建立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以及合理的运作机制,为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搭建一个平台。要求科技人员拥有企业家的精神是不太现实的,但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可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学术与商业环境,能够在研究者与投资者之间掌握合理预期、具有法律知识、经济知识与风险管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了解科学、发现与开发流程,由他们参与、运作与协调成果的转化过程,可大大降低转化阶段的风险概率。 2.3市场风险管理 2.3.1适应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亦可带来商机。选择进入市场的时机很重要,加强对市场的观察能力,掌握社会需求,获得需求者认同[2],可降低市场风险。 2.3.2适应市场环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地、更快地更新技术,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替代品、仿制品有随时出现的可能,尽快地占领市场,提高竞争力,才能延长技术寿命,规避时间风险,创造更大效益。所以,有学者认为,科技转化的速度决定其价值[3]。 3总结 综上所述,技术风险、转化风险与市场风险之间可以相互影响,风险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推进过程中可能会增大或者由于管理者的即时应对而得到控制乃至消退,也可能由于环境的变化又生成新的风险。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风险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活动,风险的识别、分析、处理、监督过程不是单一进行的,它是一个交叉重叠的动态管理过程,贯穿于成果转化管理的全过程。我们不能排除所有风险,但力争将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者:赵芳 周勤 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医学管理论文:医学科技档案管理论文 一、新时期医学科技档案管理的特点 (一)医学科技档案的专业性较强 考虑到现代医学学科门类繁多、交叉领域广泛,因此医学科研的课题也是按照各专业门类来进行分配的。如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可以细分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不同的科目;而在基础医学研究中,又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生化、病理、药理等专业。而医学科研活动都是在相应的专业科目内进行的,很多时候这种科目分类还可能进一步细化。这就造成医学科研内容的专业性很强,相应的医学科技档案的专业性也较强。 (二)医学科技档案专题突出,系列化强 医学研究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一般都是突出地以一个特定的专题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对该专题进行研究时,着重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展开系列化、完整性的研究。这就使得相应的医学科技档案具有专题性强、重点突出的特点。同时,对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完整化研究,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套化的科技文件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层次分明但又联系紧密,可以作为一个系列进行利用。 (三)医学科技档案的学科综合性强且项目协作多 医学科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其跨学科、跨专业现象非常普遍。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医学研究本身就包含了众多的专业门类。同时在新形势下,大量的新兴科学技术和专业不断涌现,各学科的研究前沿领域正在不断发生交叉融合,医学研究也不例外。现代医学为了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地利用别的学科领域的有利条件,加强彼此的协同合作。特别是现在许多医学科研课题的综合性非常强,需要汇集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攻关。这些反映到医学科技档案,也使其具有学科综合性强且项目协作多的特点。 (四)医学科技档案载体形式多样且数量庞大 医学研究由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造成研究结果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医学研究可以通过保存对象的标本或其组织切片来直接记录研究结果。同时,又可以利用各种音视频资料、化验单及仪器检测结果来间接保存。因此,医学科技档案资料的形式多样,记录医学科研成果的载体也非常丰富。 (五)医学科技档案具有保密性 医学档案资料与医学科研成果密切相关。作为医学档案记录的主要对象,医学科研成果往往包含了研究人员的心血和付出。这些成果具有知识产权,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于记录了具有特殊价值的医学报告、临床资料及相关的文献等档案资料,需要根据国家保密法为其设置相应的保密等级,确保这些医学科技档案在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保密及限制保护措施。医学科研档案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对有关医学研究的资料、成果等进行收集、系统分类和编研,其基本原则一方面是要确保医学科技档案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开发好、利用好医学档案的价值,为医学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健康提供帮助。 二、以用户需求为最终目的的医学科技档案管理方式的建立 为此,依据本部门的工作状况,并结合笔者多年的科技档案工作经验,理解相关文献,对以用户为最终目的的医学科技档案管理方式的建议和探索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提高档案意识 有意识才会有自觉的行为,才会有目的的行动。首先,我们需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档案意识,不仅需要重视档案的保存和管理,更需要对医学科技档案的利用价值有明确的认识。档案管理部门要更新服务模式,努力开发医学科技档案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平台(如数据库和网站等),为档案利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档案室还应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宣传馆藏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可利用的档案资源,以广泛吸引潜在的档案利用者,使档案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二)完善管理体制 所有的行为必须要有规范,而管理体制就是这些规范的保证。要提高医学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率,就必须要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健全的管理体制,是医学科技档案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的有力保证。立足于档案利用者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档案服务机制,丰富档案利用服务手段和方法,为各类人群提供多样和个性化的服务。我国各档案室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有档案信息查询、借阅以及信息加工等,相对比较单一,也不够简便。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利用服务中,可以使得档案信息的查询和利用更加方便,也更符合当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可以有效地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医务工作人员等用户人群,提高档案的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三)加强档案室基础建设 无论是保存、管理还是利用,基础建设都很关键。加强档案室基础建设也是提高医学科技档案利用效率的有力措施。各档案管理部门应采用多种手段强化基础建设,为档案利用者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档案室基础建设。 1.优化档案室环境 安静、整洁的环境可以让医学档案利用者更专注地研究档案中的资料和信息,而宽敞明亮的场所也使档案室可以同时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在合适的地方为用户们提供打印、复印等服务也可以为有需要的档案利用者提供便利。 2.增加馆藏资源储量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些医疗实践中产生的医学科技档案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一些科研人员的需求。各档案室应注重资源共享,引进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重要档案资料供研究者使用。 3.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档案资源数字化、信息化是未来医学科技档案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档案管理中可以显著缩短档案利用者查询相关信息的时间,获取资源也变得更为简便。通过建立专门的档案资源网,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检索和利用档案室内的资源,而不用到档案室,省去了不少麻烦。档案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4.对档案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 科学分类可以使用户的检索更加准确快速。档案室应充分了解各个档案的内容,并从多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对于医学科技档案,应根据专业、学科的差别对其进行详尽的分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功能全面的检索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档案利用者可以对各类档案有初步了解,并根据自身需求,准确定位需要查询的档案资源,避免了无谓的时间浪费。 (四)调整档案编研体系 提高医学科技档案的利用效率还需要重视档案的编研工作。信息时代的快节奏对于医学科技档案的编研提出了新要求。档案管理者需要充分发掘医学档案的潜在利用价值,并根据当时的医学研究发展情况,适时提出相关编研课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挖掘各类档案信息资源,编研出一系列具有高利用价值的成果。这些编研成果应具备高度的实用性,可以对医学科研和医疗实践进行指导。 (五)重视人才培养 信息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知识大爆炸,现代科技的发展深刻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知识型管理人才是强化医学科技档案管理水平,提高档案利用效率的重要基础。随着档案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新形势下的档案管理人员需要及时了解和掌握新技术的发展状态,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全面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应对快速变化的档案管理局面,提高医学科技档案的管理水平。医学科技档案包含的信息量丰富,只有熟练掌握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才能更好地建立和利用医学科技档案数据库和检索系统,帮助科研人员迅速准确地搜索到其需要的信息,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六)建立面向用户的新型应用平台 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而所有工作也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去开展。为此,我们初步建立了市级层面的血站档案管理平台。平台借助现有的公共互联网络,将中心血站和各个下属单位及用血单位联系起来,做到点、面结合,临床和科研互通,最终使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共享。具体做法是将各主要用血单位和血站联网,在各医院的输血科建立使用终端和数据采集分析终端,经过授权的人员直接分层查询、使用整个输血网络的数据;而中心站点则从数据反馈中进行管理、统计和服务。并通过对大数据的整合、分析、指导、服务于科研和临床。医学科技档案具有形成周期相对较长,连续性、学科综合性强,项目协作多,载体形式多样且数量庞大,具有专业性和保密性等特征。为应对以用户需求为最终目的的管理体系的创新,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提高档案意识,完善管理体系,加强档案室基础建设,调整档案编研体系,注重人才培养,建立面向用户的新型应用平台等。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正在形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待整理。未来的医学科技档案利用可能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更好地发挥医学科技档案应有的作用。 作者:丁莹 罗昕 单位: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档案室 徐州医学院麻醉学院 医学管理论文: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管理论文 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学管理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教学工作是院校教育的中心工作,教学管理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保证。严谨而高效的教学管理是教学工作正常运行的基础,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并直接影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开展至今,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教学计划分类管理缺乏保障条件 教学计划管理是医学院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指教学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教学计划是整个教学环节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文件,是培养人才的总体设计和实施的蓝图,也是安排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及有关工作的基本依据。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学管理实践中,虽然针对不同类型学位研究生,教学管理部门制定了不同的培养目标、方案、课程体系等一系列教学计划。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两种类型的研究生都是在一个相同的学习和实践环境中,他们面临着基本相同的师资条件,培养方案的实施也普遍类似,无论是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还是医院的科教部门,很难真正针对不同的学位类型做到分类培养与管理。 (二)“考教不分”影响教学质量管理效果 教学质量管理是学生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后所达到的教育目标的程度。教学管理的优秀就是质量管理。抓教学质量管理,就是要通过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包括质量控制、质量反馈),动员全员,进行全面质量控制。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的重点与优秀,如何客观、有效地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技能进行考核与评价是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目前大多医学院校都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种类繁多的临床技能考核体系,但随着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院校往往只能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技能考核交由培养医院组织完成,作为质量监控的关键手段的临床技能考核也往往由于“考教不分”而流于形式。 (三)教学资源管理需要合理配套 教学资源管理,其范围大致包含:一是教学基本设施,如教室、实验室、实验设备、图书馆等的维护与管理;二是计算机、网络资源等现代化传播技术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三是临床教学基地的管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以培养技术精湛的高级临床医师为其目标,因此在其培养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环节,实现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医学生关爱病人、尊重生命的职业操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随着医疗纠纷的不断激化,面临无法较好地安排学生临床实践的实际困难。 (四)师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理解存在模糊 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应着眼于临床能力的提高。但是多数导师甚至学生未能意识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特点,这些导师大多身兼医生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基本上科学型、专业型研究生一起带,在繁重的临床任务和科研压力下,很难真正区分培养,难免存在“重科研,轻临床”的现象,研究生一起被派到实验室做实验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而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期间有好的科研成果对其评奖评优、以后就业、晋升都有利,因此他们也希望减少临床实践和临床轮转,埋头搞科研,做出与科学学位研究生水平相当的论文。这类学生并不理解专业学位的真正含义,图一时之利,把专业学位作为获得学位的一种捷径。 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管理模式优化设计 (一)做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分类管理与分层次培养 严格分类培养,建立针对临床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根据岗位胜任力制定更加明确的分类培养方案;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一方面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开展跨专业学院选课,加强人文教育,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将来更加适合复杂的临床工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压缩学生在校理论课上课时间,突出临床实践,加强临床教学;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 (二)注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过程管理其一,抓临床轮转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严格要求在相关科室的轮转,通过轮转科室的出科考核,达到一定的目标水平。作为教学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教学检查制度,通过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培养要求的部门或违反有关制度的研究生,要及时反馈信息,及时纠正不足。其二,抓论文开题。培养方案应明确指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为临床实用型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定要结合临床,在临床中寻找课题,解决临床中的实际问题,以提高临床的诊疗水平与技术手段为出发点。管理部门通过挑选高水平的专家组成考评小组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选题的科学性、应用性、可操作性进行审核。其三,抓临床技能考核。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技能考核工作应由学校统一组织、管理,按学科抽调出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临床专家组成临床技能考核委员会,具体负责考核的相关事宜。考核可试行一定的重考率和不合格率使临床技能考核落到实处。其四,善用教学督导,检查临床带教情况。教学管理部门要挑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工作认真负责,有责任感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退休及部分在职的资深教授组成教学督导组。通过教学督导定期检查,掌握临床教学的全面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搞好教学的关键因素之一,要搞好临床教学工作,必须充分调动临床医生的积极性。首先,建立教学奖励制度,引导临床教师重视教学的投入;其次,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加强对青年临床教师的培养与提高,挑选一批临床经验丰富、乐于教学的高水平临床医师加入到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来;再次,逐步规范专业型指导教师和学术型指导教师的队伍,以便使承担不同指导任务的教师可以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内提高各自的指导水平,使不同的导师群体具有更加专业化的水准。 (四)完善临床实践配套建设,建立临床技能中心 完善的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将大幅度地改善临床医学技能的训练教学条件,有利于开展符合临床实际的技能训练及考核,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作者:李瑾 唐靖 沈苏南 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
民办教育论文:民办教师特点及规律 在民办高校所走过的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应该从整体上来讲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无论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是在师德建设方面都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尤其是在师德建设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视生如子、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踏实敬业,他们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急需解决的问题,表现出了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师德建设方面所存在的固有特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受社会外界因素的影响,使部分思政课教师道德出现了滑坡。例如,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滚滚狂潮以及中西方文化交融与撞击,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的道德出现许多新变化,使人们产生种种迷茫和困惑,例如,小悦悦事件中人心的冷漠,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怕被诬陷等等,当然社会上的这些不健康、不文明、不道德的恶习也在冲击着宁静的高校校园,使部分思政课教师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退化,甚至滋生了一些不良倾向,严重地影响了思政课对学生的教育。例如,有的思政课教师过度关注自身利益,而把教师工作就只视为一种稳定的谋生手段,从而淡化了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有的不安心做教师,常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而是过多地抱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想得过且过,敬业精神急需加强;有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只顾完成教学任务,不敢大胆地管理课堂纪律,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社会地位、权益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所以导致部分教师缺乏安全感。虽然法律规定了“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但是事实上,一般的民办高校仅仅为教职工交纳了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而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不给教师缴纳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有些学校甚至限制教职工的种种权利,如限制考研、考博、职称评定等,即使有些人评上了职称,但也得不到聘任,教师基本没有申诉权。而且民办高校“以学生为上帝”,这就使学生对师资的期望变成挑剔。教师好不好,行不行,不是依靠专家、同行的评价,而是主要看学生的评教。在民办高校中,学生对教师不满意就主动要求调换教师的比例远远超过公办高校,同时课时量又大,超负荷运转,使很多教师身心疲惫。有些学校往往只注重硬件设施的投入,而师德制度的建设却是非常滞后的。制度缺失和制度建设滞后是导致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问题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首先,培训机制不健全。当前,有一部分民办高校正处于盲目的扩张时期,因而对教师只是重利用,却不重培养,其中也包括师德方面的素养。这种态度使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师德培训上大多只是流于形式而已。例如,在组织新教师培训上,过多的就是强调对学校的认可度,忽略了对其进行教师师德、素养方面的培训。当然虽有一些院校也制定了师德建设规章制度,但大多数都是脱离现实,或者难以实施、操作。其次,评价机制不科学。目前,许多民办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在师德评价方面还只是流于形式,内容也比较空泛。师德并没有真正成为教师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教师在晋升职称、工资调整时,学校多是凭借其科研成果、课时数等硬件,并没有把学生评教、专家评教、同行评教进行一起量化,所以在这种导向下,势必会造成一些思政课教师师德观念淡薄。再次,激励机制不明确。当前,一些民办高校缺乏对思政课教师的激励措施。很多学校,包括公办院校对思政课教师的地位认可度是低于专业课教师的,认为只有专业课才是本学校重要的品牌特色,而忽视了“两课”的重要作用。所以对于思政课教师的激励措施也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的,这样就会严重地抑制了一部分思政课教师的奋发积极性。 解决问题新举措虽然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建设有其特殊的问题与特点,但是也存在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把握其规律,探索建立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师德是具有其外在性的,是可以测评的,所以应构建多层次的监督体系。首先建立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家长四位一体的师德监督网络。通过院系领导听课或调研,教学督导委员会不定期地抽查听课,本院系教师互评,学生每学期对教师进行综合测评,学生家长反映等途径及时把握每个思政课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状况。其次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资源,在学校校园网上建立“师德监督网站”,鼓励学生对教师的师德行为状况进行公开评价,也鼓励教职工之间互相进行监督与评价,督促每个思政课教师提高职业道德。最后通过教育使教师由职业道德的他律转化为职业道德的自律,由师德规范的外在要求、外在规范与约束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内在规范与约束。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师德是具有示范性的,这样应该大力宣传、报道那些在实际工作中教书育人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又要注意发现培育身边的教书育人典型。身边的典型更具有说服力和教育作用,要大力宣传表彰和奖励,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不仅包括精神层面的奖励也应该包括物质层面的奖励,例如对师德高尚者在职务评聘、晋级晋职、进修深造等方面应优先考虑。而对于那些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者,要予以严重处分,使校园的师德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净化。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师德建设是具有可塑性的,所以应培养教师的自律意识。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无论是专业课教师还是政治理论课教师,都是受过多年的高等教育的,对于大是大非、善恶美丑还是清醒、了解的,所以应通过多方面的渠道培养每一名教师的自律意识,使每一个教师都能自我学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21世纪,科技和人力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优秀要素,这个时代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科技与人才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有赖于依靠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就是教师的素质和水平。人们把教师比作“红烛”、“春蚕”,这是教师奉献精神的写照。笔者认为作为21世纪的思政课教师,不仅要能够照亮别人,自己也要学会使自己永远灿烂,这样能使我们传统的道德美德永恒地得到传承下去。 民办教育论文:民办教育企业危机管理探究 【摘 要】针对目前民办教育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中面临的危机,提出使用需求层次分析、经济分析、公共关系原理分析,对目前民办教育企业面对危机欠缺应对策略体系的现状进行了改进,使高层管理者在策略方面,中层管理者在具体方法上得以提高。以广东民办高职教育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促使民办教育企业管理者认识和应对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关键词】民办教育企业;危机管理 一、引言 1.研究对象描述。民办教育机构被定格为“民办非企业”,但在实际中的运作中,大多民办教育机构都已采用企业化的方式运作。通过营利来滚动发展,有一些通过多元化投资包括进入餐饮、旅游、房地产等领域,于是目前的民办教育机构实质上是一种教育企业,本文将民办教育机构称之为民办教育企业,将民办教育企业的校长称之为教育CEO,将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知识性员工加以研究。目前的民办教育企业面临着政策、生源、资金等外部危机,也面临着突发事件、沟通、管理等方面的内部危机。若不对这些危机妥善处理,将影响到民办教育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2.目前现状与评价。据中国教育年鉴2008年,截至2006年底,全国民办高校278所,比上一年增长了10.3%;在校生133.8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2%。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通过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发展,解决了政府对职教投入不足的难题。全省民办中职学校占全省职校总数的26.8%,在校生占全省职校在校生总数的17.51%。据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叶小山介绍,截至2008年,广东省民办中职学校占全省职校总数的26.8%,在校生占全省职校在校生总数的17.51%。在肇庆市,教育局副局长罗永通介绍,2006年以来,肇庆市累计吸引社会资金15亿元,创办了15所民办职业院校。目前,全市仅民办中职学校在校生就有3.26万人,占中职学生总数的30%以上。从全国和广东的情况来看,民办教育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也暗示着其激励的竞争,民办教育企业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3.本文目的。本文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方面研究使民办教育企业摆脱危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1)建立待遇、事业、情感留人三部曲以应对知识性员工的流失。(2)重塑品牌以应对生源危机。(3)综合使用吸引海外投资、尝试金融担保、上市措施应对资金危机。(4)运用危机公关管理以应对突发事件危机。 二、文献综述 就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顺境和危机都是一种常态,民办教育企业也无法避免危机永不发生。所能做到的是尽量降低危机发生的频率以及危机发生的程度,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吸取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民办教育企业危机的概念 对于危机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危机是指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另一种认为,危机是由“危”(危险)和“机”(机遇)合并而成,其中既包藏着危险,又蕴涵着机遇,危机是“一件事的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危机的危害性和两面性,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民办教育企业危机是指危及民办教育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生存与发展的突发性、灾难性的事故或事件。 (二)民办教育企业危机的特征 1.突发性和紧急性。危机发生前虽然有征兆和预警的可能,但由于真正发生的时间、地点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而且也超出了正常民办教育企业的运行秩序和教职工、学生习惯性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具有突发性和危险性。如果事前没有相应的预案,往往是防不胜防,使管理者措手不及。 2.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危机往往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状态不确定性、影响不确定性和危机回应不确定性。 3.危机处理的非程序性。决策者对于危机的处理时间有限、信息有限、资源有限,危机情况下的对应策略往往更多地基于人工判断而不是科学推理。 4.危机的双重效果性。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蕴含着机会和转机,如果决策者能抓住机会,很可能带来整个体制上的革新。 三、提出问题 (一)知识性员工流失危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广东调研发现,民办与公办学校教师在职称评定、社会保障、评优评先、社会尊严感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民办学校税收压力大,身份尴尬。知识性员工的需求多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民办教育企业发展仅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当下,企业创办人和管理者更加注重融资、征地、基建、升格、多元化投资等硬件建设,而忽视了内部管理特别是知识性员工的激励问题还很欠缺。于是,民办教育企业中知识性员工离职率高,“用脚投票”的现象很普遍,如广东肇庆某民办教育企业知识性员工的年跳率在20%~30%。很多知识性员工只把现在工作的民办教育企业当作“驿站”,等到职称、学历提高后便跳槽到更好的单位。 (二)生源危机 民办教育企业的生源危机体现在:一方面是大批公办高校的稳步扩招;另一方面生源数量的减少。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势力相差悬殊,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为专科二批的高职院校,公办高校的平均学费为五六千元,而民办高校的学费则在8000元至13000元,这是公办高校的先天优势。 如表1所示,民办教育企业的生源危机除了上述的来自于公办高校的扩招危机外,伴随着人口生育高峰的度过,民办教育企业的招生高峰数量也开始出现下滑,2010年为最高峰,2011年至今已经出现不可逆转的招生数量下降趋势。如广东肇庆某民办教育企业的经济管理系中6个专业,就有3个专业比上一年少招生一个班约50人,共计减少招生约150人。这种生源危机又进一步引发了民办教育企业的资源闲置率提高,促进了知识性员工的离职率的提高。 (三)资金链危机 目前,有多家民办教育机构倒在了资金链断裂的路上。曾被誉为“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的山西南洋教育集团,就因无力偿还数亿元的教育储备金,旗下10所遍布全国各地的南洋国际学校相继关门。许多民办教育企业都没有企业支持背景,即其资金的来源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 民办教育论文:浅议民办教育集团企业式管理与教育式管理的应用模式 摘要:针对目前民办教育企业在管理模式应用上的困惑,本文提出不分管理对象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教育属性,以资源管理属性的普遍特点为依据、客观地选择管理模式的方法,利用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对民办教育企业的管理者的管理思路进行调整,使得在实践上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本文以民办高职教育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期在教育企业管理的方法论上增强其先进性。 关键词:民办教育集团 企业式管理 教育式管理 1 概述 1.1 研究对象描述 民办教育产业虽被限定为民办非企业,但其管理中的企业化运作在现实中已被广泛应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现实中民办教育产业从多元化投资、教育产业的经营、内部管理、组织架构以及人事、财务控制、广告宣传等方面与企业的做法基本一致。故本文将民办教育机构定义为民办教育企业加以研究。 企业家虽为当前民办高校投资办学者,但其所投资的领域为教育领域,再加之面对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与理解,使得企业家们在管理上难以发挥原有的企业家精神,往往聘请教育家团队来管理民办教育企业。从而使得教育企业的管理对象没有真正按照资源管理的属性展开,即存在企业式资源理念与教育式资源理念的对立;也使得投资者的企业式管理理念与教育家管理团队的教育式管理理念并存,相互孤立而不是融合。这是民办教育企业管理与经营上的最大瓶颈。 1.2 目前现状与评价 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2000年对82所民办学校有关投资意向和性质的调查,在进入民办教育领域的资金中,捐赠占10.8%,借贷占23%,投资占66.2%,表明进入民办教育领域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具有投资的性质。 2008年的全球经济寒冬里,中国教育产业却并未感到冷意。联想资本、红杉资本、华兴资本、KPCB等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风投都纷纷下注,安博教育融资1.03亿美元、达内IT培训融资逾1.3亿元、北京昊月教育集团获高盛5000万美元注资。 2010年,共有142家公司登陆纽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四家来自民办教育企业。安博教育集团(Ambow Education)、学而思教育集团(TAL Education)、环球天下教育集团(Global Education Technology Group)和学大教育(Xueda)。 无论从现实中的事实,还是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来看,民办教育的企业式管理和教育式管理是否矛盾,二者是否可以有机融合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1.3 本文目的 在教育产业化日益突出的当下,教育企业化不知不觉地进入到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去了。本文试图将民办教育企业的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与教育专家管理团队的教育理念有机的结合,以解决民办教育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2 理论基础与提出问题 2.1 企业式与教育式管理 2.1.1 企业式管理 现代企业式管理涉及企业经营战略、经营目标、组织与文化、制造资源、资金与成本、技术与产品开发、生产计划与控制等方面,且分为战略层、战术层和执行层等多个层次的模式。现代企业式管理技术是通过现代管理模式与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支持企业合理、有效地经营与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资源、人、技术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产生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为实现其经营目标组织其资源、经营生产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方式,典型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与方法有:企业资源计划(ERP)、制造资源计划(MRPII)、准时生产(JIT)、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按类个别生产(OKP)、优化生产技术(OPT)、供应链管理(SCM)、企业过程重组(BPR)、敏捷虚拟企业(AVE)等等。先进企业管理模式是实现集成化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 2.1.2 教育式管理 ①重视教育思想领导。校长是学校精神的代表,是学校思想的引领。学校是传播先进文化的圣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校长要成为教师成长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②重视道德人格管理。制度文化,也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文化。这种校园的氛围、精神文化,从浅表看就是校风,但在本质上却是校魂。 ③重视德行化。学校领导在广阔的背景下,关注教师专业化背后的德行化。而“走向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则意味着把自己放在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家长、服务于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终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上。 2.2 民办教育企业在管理模式选择上存在的问题 2.2.1 学术思维压倒一切 民办教育企业的CEO很多都是来自于公立高校的老学者、老专家、老资格人士,或者在公立高校从事管理,或者从事教学研究几十年,在退休之后带着一腔热诚来到民办教育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特别是担任高级管理者,如校长、执行董事、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要职。其在思维深处保留着公立高校情节,教育的非营利性、学术性等深深植根于大脑。 于是,学术、教学是一切,其他任何投资、经营、管理都要为其让路。对于招生、就业、宣传、融资、征地、基建等问题不做考虑或少做考虑。岂不知,这些是威胁民办教育企业生存的要件。不考虑这些问题,为民办教育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2.2.2 财务部瓶颈 任何机构的财务部门关心的是成本收益问题,要保障绝对的财务安全,民办教育企业也不例外。许多民办教育企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学费,而一年一次的收入即学费要承担本年度的基本开支以及未来几年发展的各项花费,需要精打细算。而作为教育家的民办教育企业CEO更加注重学术成果、教育效果,这些在很多时候是不能量化其收益的,当财务部门对于教育CEO的支出项目看不到短期、可衡量的收益时,容易产生拒绝资金支持的情况。而财务部门往往受董事会直管,其潜在的权力往往凌驾与教育企业CEO之上。从而,财务部瓶颈产生了。 2.2.3 投资者不管教育,教育管理者不管投资 作为投资者的董事会成员,很多都不是教育行业出身,其更多的精力放在征地、基建、招生、多元化投资等硬件建设。一般认为,将教育企业的具体管理交给教育CEO就万事大吉。于是,出现了教育企业的投资者本身不懂教育,现实中又无暇顾及教育企业内部管理。作为管理者的教育CEO,其不是投资者,没有股权激励的主人翁意识,只有受聘于人的打工意识,重点放在教育企业的具体管理和教学工作,不关心企业的投资发展和生死存亡。 这两种状况的出现,使得民办教育企业的运营,出现两条线以及内外管理相分离的局面,这为企业式管理和教育式管理之间的选择矛盾埋下了伏笔。 3 分析问题 3.1 企业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的较量 企业家是资源配置的高手,同时也是市场方向把握的高手,敢于创新、敢于冒险也是企业家的特点。企业家精神也是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 企业家的办学目标定位:企业家精神往往体现出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个人素质高低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办学目标的确定;价值取向来源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为办学目标的准确定位提供依据;思维模式形成于企业长期来积累的经验和财富,同时为办学者准确定位办学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非功利性、感化性、潜移默化性。其主张教育能为受教育者(及其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这种公益性称之为外部性。教育的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个人收入分配、社会技术进步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同时,教育家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把教育的结果重点放在了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这使得其对企业家精神有较强的排斥。 3.2 民办教育企业的企业式分析 3.2.1 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民办教育企业资本化运作的倾向 《广东省加快现代技工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0-2015 年)》,规划提出,在未来5年,根据广东产业布局,建设40所示范性技师学院。 当前我国民办高校资产所有权的家族化、私营化、私人化,即产权的私有化现象很普遍。据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对全国约100所民办高校的调查,其中学校属私有的占47%,属公有(集团)的占28%,国有的占3%,混合所有的占22%(曹淑江:《教育制度和教育组织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民办教育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投资,如表1所示,从2001年至2006年资金投入逐年呈现巨额放大的趋势,经过6年的基础设施大量投入之后,2007年至2009年各较之前6年投资有所下降,民办教育企业已经奠定了硬件设施,正在进行精细化的内部管理之中。 可见,资本化的运作在民办教育企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2.2 资本的寻利性分析 资本的本性是寻利,这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目的必然要追求保值或增值,而不论其所投入的产业是公益性还是营利性。我国民办教育企业大都是私人投资兴办,由于投资者首先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投资人都是有寻利动机的。 民办学校的产品是教育服务,投资主体主要为私人企业而非政府,学校的发展基本靠自身的资金盈利来维持,这也决定了它必须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的利润,也即利润最大化。同时,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运作的高效率,民办学校以同样的投入培养几倍于公办学校的学生,其企业性质在这里得到了最大体现。 3.2.3 民办教育企业的成本效益分析 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企业式管理的实质在于成功经营企业,让企业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在成功经营企业的背后,就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在投资教育领域也一样,“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作为衡量高校发展的重要依据。 3.3 民办教育企业管理与经营过程企业化比较分析 从民办教育企业管理与经营的全过程来看,和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与经营过程相似。其教育式管理过程表现为:招生招聘过程——教育过程——就业推介过程;与之类似的企业式过程为:采购过程——生产过程——销售过程。具体表现为: 第一阶段:招生招聘过程(相当于企业的要素购买过程) 从生产要素市场购买教师劳动、资本、民办教育企业的管理者、土地和公共品等办学要素。劳动主要来源于在读硕士、博士、隐性退休教师和退休教师和扩招后难以找工作的大学生。管理者主要来源于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既包括民办教育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高校高层管理者,也包括中层乃至下层管理者。民办教育企业从生产要素市场上租赁土地,需要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这是民办高校办学成本的重要部分,需要从学费中积累。 第二阶段:教育过程(相当于企业的生产过程) 教育过程是把各种要素科学合理配合起来培养出学生的过程。投入到民办教育企业中的各种教育要素也具有经济学中的互相替代的,例如,资本可以替代劳动,如果有大教室,有多媒体,多名教师的教学任务可以由一人在大教室用多媒体上课代替完成。 第三阶段:推介就业过程(相当于企业的销售过程) 民办教育企业把学生推向市场前不需要有学生库存,也不需要考虑就业市场风险,只要把学生推荐出就是成功。这一点和企业有区别,企业需要有一定产品库存以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销售风险。 4 研究结果 由以上分析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办教育企业经营过程和企业的生产管理有着高度相似的过程,是一个有着较强成本约束、前后两头都要面向市场的连续过程。于是,本文认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管理进入民办教育企业是可行的,企业式管理与教育式管理本质上并不矛盾,且两者是可以融合的。 4.1 将“有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家”与“有教育家精神的企业家”融合 “做有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家”,民办教育企业的教育CEO必须懂点企业管理,因为民办教育企业虽然认识上是“民办非企业”,但其实质上已经是企业化运作,是需要自负盈亏的。教育家要摒弃不计成本,只按照企业家精神资源配置、市场评估、专业设置就够了,不需要过多考虑经济基础的观念。要摒弃完全的学术思维压倒一切的管理理念。 “要做有教育家精神的企业家”。企业家也要拥有教育精神,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仅要为社会的现在所用,还要有升级能力和自我再造能力。教育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先要通过满足市场需要实现自我生存,然后才能积极的作用于社会。所以,民办教育就要摒弃短期利益,更不要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学校的教育质量,同时用虚假宣传来吸引学员就读。 当一所民办高校在“企业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中间徘徊时,这所学校就相比只为盈利赚钱的企业来说已经算是比较进步的了。如果能够达到“企业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的和谐境界,那将是民办教育的最高境界。 4.2 创新民办教育企业投入机制 民办教育企业中的民办高校的发展主要有四种模式:以学养学——滚动发展的模式、以产养学——注入式发展模式、国有(公有)民办——改制运作模式、一校两制——附属再生的模式(厉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J],教育发展研究,1999(10)),其中前两种都是民办高校投资自身的结果。 特别是在民办教育企业投资单一的情况下,仅考学费和创办人的投资,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财务部瓶颈效应不但不可避免反而会加重。因此,民办教育企业的投入机制要在主体投入机制、动力机制、吸纳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几个方面重点建设。特备是,对于投资吸纳机制的建设要体现出灵活、开放,吸纳社会各种资本进入,甚至上市融资,使民办教育企业发展资金充裕,摆脱财务部瓶颈。 民办教育论文:超额需求、差异化需求与我国民办教育规模 摘要:基于差异化需求和超额需求理论,本研究利用国家各级统计年鉴,对影响我国各层次民办教育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有针对性地制订民办教育政策提供建议。研究发现,对民办学前教育和民办本专科教育的需求属于“强弱型”,即超额需求强、差异化需求弱;对民办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需求属于“弱强型”,即超额需求弱、差异化需求强;对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属于“弱弱型”,即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都弱。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发现:(1)收入差距普遍对民办教育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表明收入差距较大,从总体上抑制了对教育的总需求。但收入差距大,富裕家庭多,显示出较强的对民办初中和小学的差异化需求。(2)非农人口比例降低了民办教育的规模。对民办高中、初中和小学在校生规模的降低具有统计学垦著性,表明绝大多数城镇家庭并不偏好于民办中小学教育。(3)总体来看,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越高,民办教育的规模越小。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高,表明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能够得到保证,这降低了民办教育的差异化需求。同时,预算内学前教育生均教育经费越高,民办学前教育规模越大,这和学前教育独特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因此,要分类分层地制订各层次民办教育的发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 关键词:民办教育;差异化需求;超额需求;收入差距 一、引言 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2004年4月,配套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这两个相关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2007年,全国有民办幼儿园在园儿童868.75万人,占全部在园儿童的36.99%;民办普通小学在校生448.79万人,占全部小学在校生人数的4.25%;民办普通初中在校生412.55万人,占全部初中在校生人数的7.19%;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245.96万人,占全部高中在校生人数的5.43%;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257.54万人,占全部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2.96%;民办高校在校生349.69万人,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8.55%。数据表明,民办教育已成为我国各层次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但根本原因是广大家庭对民办教育存在需求。中国地域辽阔,不同省份民办教育发展的规模并不一致,具有相似经济发展程度的省份,其民办教育的比例也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层次民办教育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具体分析,影响因素可能包括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程度、教育质量和收入分布等。本文旨在量化分析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各种因素,不仅要从面上分析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否符合差异化需求和超额需求理论,同时也要探究不同层次民办教育规模的影响因素不同。 从我们的检索来看,国内外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民办教育规模影响因素的文献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民办教育规模的增加是最近几年的事,还没有引起学者相应的关注。教育是民生之本,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此问题,揭示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不同因素的大小,尤其关注收入分布等对民办教育需求的影响,对于推进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选择;第三部分是对影响民办教育规模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试图分离不同层次民办教育规模影响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着重分析人均GDP、收入差距、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给出政策建议,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要分析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因素,起点是分析家庭对民办教育的选择。教育具有消费和投资两种属性,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并存的前提下,家庭选择私立教育,从消费的角度,即认为私人教育服务至少和公立教育服务一样好;从投资的角度,期望通过投资私立教育来获取至少和公立教育一样的收益。 (一)相关文献 在分析家庭对公立教育或公立教育的选择时,存在能力和收入两种区分标准。stiglitz(1974)认为如果每个家庭财富一样,在能力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存在一个能力阈值,高于这个值的家庭会选择私立学校,反之选择公立学校。Hamilton Macauley(1991)的结论与stiglitz有明显不同。他们的研究较好地回避了对教育投入和产出度量的困难,认为在一个学区里,决定家庭选择公立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的关键变量是家庭收入及其标准差。收入分布是一个反映学生异质性的恰当指标,家庭通过消费者剩余的大小来选择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存在一个收入阈值用以分割家庭对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选择。 stiglitz(1974)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家庭对私立教育的选择,一直到James(1986a)才明确将家庭对私立教育的需求归结为X两个解读: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超额需求理论是Weisbrod(1975)在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自愿供给时界定的概念。James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家庭对私立教育的需求。在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公立教育不能满足全部家庭子女的入学需求,对教育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一般而言,高等教育领域可能更适用超额需求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广泛存在,就读学生人数也占据较高比例。James(1993)在另一项研究中,对超额需求理论作了进一步解读。家庭首选公立教育,当公立教育由于入学标准太高或者说招生数量太小导致其不能有效满足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且家庭认为从私立教育中获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导致对私立教育的需求。James认为私立教育需求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解读不适用于普及了基础教育的国家,因为公立基础教育可能全部免费,或即使不免费但上学的成本在家庭的预算约束之内,这时,公立基础教育完全能满足家庭的需求,仅用超额需求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家庭对私立教育的需求,差异化需求理论应运而生。差异化需求理论指由于文化、宗教、语言、质量、收入、国籍等所导致的对私立教育的需求。家庭对教育有不同的偏好,宗教学校是比较典型的情况。同群效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家庭总希望子女与相同背景、相同学习程度的孩子在一起学习。质量的考虑也不容忽视。由于政府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招,若相应的财政投入没有得到增长,公立学校的质量有可能下降。因为对质量的需求有很高的收入弹性,收入越高,对相对具有较高质量的私立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加。 从实证的角度解释私立教育需求时,很难分离超额需求或差异需求。Alderman,Orazem Patemo(2001)的实证研究认为,在巴基斯坦,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在广泛选择私立教育,并且随着收入的提高,选择私立教育的程度进一步提升;降低私立学校的学费,减少上学的距离或者提升私立学校的质量有助于提高私立学校的入学率。Emmanuel,Lockheed Marlaine(1995)完成的一项针对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菲律宾、坦桑尼亚和泰国的研究也指出,就读私立学校孩子的家庭收入、母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等指标明显优于选择公立教育的家庭。两项研究表明,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家庭选择了私立教育,导致超额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私立教育办学质量的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对同群效应的追求等都进一步增加了对私立教育的需求,这是差异化需求。 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理论在消费者理论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教育服务是一种受管制的商品,政府投入不足造成了教育服务的短缺,排队或考试等是配给有限教育服务的一种手段,在我国盛行的择校现象正是配给的一种方式。若允许私立教育机构提供服务,且在私立教育服务同质化假定的前提下,会在私立教育服务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点上实现对私立教育服务的均衡需求量。差异化需求事关家庭的偏好,公立教育、宗教学校提供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基于同群效应的教育构成了家庭可供选择的消费集,若公立教育提供的服务同质,则其他类型的教育服务往往需要依托私立教育来供给。所以差异化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家庭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进行选择,内在原因在于家庭的偏好不同,在财富、时间、上学距离等约束条件下,对消费集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进行选择。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结合了James(1986c)和Hamilton Macauley(1991)的思路。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对私立教育的需求(Dr)等于对教育的需求(D)减去公办教育的需求(Du),对教育的需求取决于人均收入(PCI)和城市化水平(URB),公立教育的供给(PUB)取决于生均教育支出(PSS)和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预算(HSEDBUDG)。私立教育所占的比例(%PVT)取决于超额需求(DPRIV)和差异化需求(sPRIV),进一步又取决于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预算、生均教育支出和宗教因素(REL)。其中公立教育的供给取决于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预算需要着重分析一下,由于文中以日本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而当时日本的初中和小学教育均为义务教育,而高中教育为非义务教育,因此人均高中公共预算更能准确反映政府对于公共教育的供给。研究以中等教育中私立教育的百分比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OLS方法得出了拟合优度较好的结果,即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和宗教人士的比例对私立教育的百分比具有正的效应,而生均教育支出和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预算对私立教育的百分比具有负的效应。 Hamilton Macauley强调收入分布是决定民办教育规模的重要因素。在价格为p时,高收入家庭对教育的需求量为q*(代表质量)。如果选择q,家庭会损失B的福利。如果允许民办教育供给,在价格为p时,家庭会选择q8,这时就不会造成B的福利损失。这里家庭必须支付税收用于发展公立教育,平均每个家庭承担的公立学校的成本为pq,这里界定为C+C’。如果B C+C'',则家庭依然会选择民办教育,这会带来福利的增进。如果价格从p下降到p,这时需求会从q增加到q**,选择民办教育的家庭其消费者剩余为B+B’,但相应地需要支付的公立学校的成本这时就变成了pq。如果家庭选择民办学校,其净收益为: 上式中σ代表对应地区家庭收入的标准差,x代表影响学校选择的其他变量。 James是从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理论出发,归纳和总结出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变量。Hamilton&Macauley则从家庭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角度,推导出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最大因素是收入分布,这分别代表从现实经验归纳以及依据合理假定进行数理推演两种分析范式。以两种方法为基础,我们认为,影响民办教育总需求(N)的力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y),影响民办教育超额需求的力量主要包括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b),影响民办教育差异化需求的力量主要包括收入分布(σ)、城市化水平(u)、教育质量(q)等。函数表示为: (7) (三)我国不同层次民办教育需求的类型 超额需求主要源于政府投入不足,差异化需求源于家庭对相关教育变量的不同偏好。分析目前中国各层次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水平,有助于确定引致民办教育需求的力量是来自于超额需求还是差异化需求,关键是量和质的问题:一是各层次预算内教育经费数量应为多少才能满足量的需求;二是生均预算内经费是多少才能满足质的需求。量的需求可以以提供的就读机会的多少来测度,而质的需求情况较为复杂。从中国教育体系的现状来看,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已基本满足了每个家庭子女上学的需求;高中、中职和高等教育等各阶段的教育从量上还没有满足需求。 具体分析,在幼儿园阶段,家庭一般都会送子女到园学习。就目前的教育政策来看,学前教育是对民办教育进入管制最松的阶段,这也是在各层次教育中民办学前教育比例最高的原因之一。从现实来看,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教育,都在收取名目不同的一定费用,如赞助费或择校费等。以2006年分地区的情况来看,上海生均预算内经费达到5088.11元,而最低湖南为65.90元,除上海、西藏、北京以外,其余生均预算内经费均未达到1000元。据此,可以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在绝大多数地区,尽管生均预算内经费非常低,但入学机会基本上都达到满足,且幼儿教育阶段也没有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在此阶段,民办教育的出现可以认为是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的力量并存的结果。由于幼儿年龄的特殊性,家庭送子女到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力量可能主要是超额需求;如果在相同距离内存在公办和民办幼儿园,这时的选择可能就是差异化需求力量引导的结果,但民办幼儿园大多规模较小,办学时间短,因此,归纳起来,对民办幼儿园的差异化需求力量可能较小。 小学阶段是义务教育时期,新的《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从目前的制度来看,从2008年9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此前已经免除,这意味着我国已全面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从理论上讲,从2008年9月1日起,中国的义务教育已实现了政府能够全部购买的阶段。从受教育机会的角度来看,不应存在超额需求,而导致民办普通小学出现的原因,从需求推动的力量来看,差异化需求的力量更大。从2006年的生均预算内经费来看,最低的是河南,为954.91元,最高的是上海,达到9483.01元。且从分布来看,除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以外,其他省份均未超过3000元,绝大多数地区在2000元以下,2000元能否达到培养一个合格小学生的每年生均培养成本,不属于我们关注的重点。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应有不少城市家庭愿意支付超过2000元的学费送子女去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因此,这时对民办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异化需求。 虽同为义务教育阶段,但民办初中在校生规模明显较小学阶段有了显著提升。同小学教育阶段一样,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导致民办学校出现的力量应主要为差异化需求。除上海、北京、天津、西藏和浙江外,其余地区均为未超过3000元,最高的上海达到10459.78元,最低的河南为1210.74元。由于初中面临升入更高一级中学的压力,家庭一般更为重视初中教育,同时,年均3000元的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应远低于城镇家庭的期望,这可能是导致初中阶段民办学校的比例更高的原因之一。 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数据表明,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甚至低于初中阶段。从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来看,除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西藏和青海六省市外,其余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均未超过3000元,最高上海为9979.31元,最低河南只有1335.72元。尽管生均预算内经费相比初中阶段无显著增加,但由于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因此,家庭可能会缴纳一定的学杂费等其他费用。从最近各年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高中教育普通高中经费快速增长,但预算外教育经费增长高于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特别是学费增长最快。与此同时,在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例连续下降,学费所占比例持续提高。因此,对民办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异化需求,且这种力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中等职业教育的情况比较特殊。从2006年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来看,最高的省份是广东,达到7197.80元,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只有1193.75元。高于3000元的省份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新疆、青海、黑龙江、浙江、辽宁等。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发展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分流广大初中毕业生,培养大量社会需要的普通劳动者。从实际来看,目前对中等职业教育需求的主体主要是农村家庭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此,导致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比例较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超额需求,即政府给定了普通高中教育招生比例限制,这时,不能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就只能进入中等职业教育,若政府投入不足,就可能导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产生,但由于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职业教育的需求主体及就业市场的原因,超额需求的力量可能也不会很强。 民办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相比小学和中学教育阶段有大幅度提升。2006年,西藏、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生均预算内经费超过了10000.00元,最低的是江西,只有2852.19元,生均预算内经费差距较大。近年来,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发展迅速(含独立学院),原因有二:一是政府1999年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政策;二是广大家庭对高等教育存在旺盛的需求。因我国民办高校在短期内其质量和声誉上难以和公办大学竞争,民办高等教育出现的主要推动力量应是超额需求。 从各层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地区生均预算内经费差异较大,有两点基本结论:一是直辖市(重庆除外)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等为代表的民族自治区生均经费普遍高于其他地区。直辖市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而民族自治区则可能是因为国家大量财政扶持。第二点结论是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生均预算内经费偏低,可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人口总量较大等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总体看,各层次生均预算经费总体偏低,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尤其低于城市家庭对教育的支付意愿,如幼儿园、中小学等。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民办学校的管制强于非义务教育阶段,而义务教育阶段能提供100%的就读机会,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导致民办学校存在的力量可能主要是差异化需求。幼儿园、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情况各有所不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高中教育还是主要以升学率为主要追求目标,而高中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积淀,这就导致了民办学校在与公办学校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可能是民办学校在校生在高中教育阶段比例偏低的原因之一。民办高等学校的大量出现,主要力量应源自超额需求。归纳上述讨论,有如下初步判断(见表1)。 由此,对于这6个层次的民办教育,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弱强型,指民办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二是双弱型,指民办中等职业教育;三是强弱型,指民办学前教育和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变量选取的依据 本文的目的是依据民办需求理论,解释影响各层次民办教育规模的各种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各地区各层次教育中民办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百分比、各地区各层次教育中民办学校占全部学校数的百分比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百分比。 解释变量应能反映影响教育总需求的变量,这里主要选取的是人均GDP(全部按GDP指数折算成2003年价格),人均GDP水平高,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反映影响超额需求的关键变量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包括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各层次的变量,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高,表明教育投入大(均按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2003年价格)。差异化需求源于家庭的异质性,本文选取的反映差异化需求的指标包括:(1)收入分布,收入分布是反映一个社会人群异质性的一个恰当变量。由于绝大多数民办教育主要依托城镇,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我们认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是影响民办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我们借鉴了王小鲁和樊纲(2005)的思路,他们使用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替代各地区的整体基尼系数,作为替代收入分布的一个恰当变量。我们用一个地区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与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的比值来代替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2)非农人口的比例。非农人口比例用以代表城市化水平,相比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对教育质量的偏好强于农村居民。(3)民办教育生师比。一般认为,生师比可能是一个反映办学质量的恰当指标。 (二)变量来源及描述 由于民办教育的相关数据纳入《中国教育年鉴》的时间是2004年,因此本文选取的区间为2003~2006年,数据分别来源于2004~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表2描述了2003~2006年各层次民办教育学生规模的变动情况,同时也给出其他关键解释变量在2003~2006年的基本情况。从民办教育学生规模来看,各层次1民办教育学生的规模在这四年间基本呈上升趋势,仅民办中职的比例在2005年略有下降。其中民办学前教育规模增加了8.7%,民办普通本专科规模增加了6.8%。民办学校数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除民办小学(2005年)和民办高中(2004年)曾出现短暂下降外,其中增长比较显著的是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增加了7.83%;民办中职学校增加了7.84%;民办高校增加了4.27%。 2003~2006年,各级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变动趋势并不一致。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中职教育的生均预算内经费均呈增长态势。学前教育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增长了34.59%,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增长了68.26%;初中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增长了71.45%;中职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增长了35.19%;高中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经历了从减少到微量增长的过程,总体来看减少了33.33%;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连续减少了两年,到了2006年有所增加,增加了10.28%。可见在近年的预算内教育经费竞争中,高中教育处于明显劣势。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这几年加大了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视,分割了部分原本投入普通高中的经费;二是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教育无法得到同义务教育一样的经费投入上的制度保障。 从生师比来看,2003~2006年,民办中职的生师比一直较高且波动较大,其中2004达到了38.522,到2006年也达到了30.058。民办学前教育的生师比总体看有下降的趋势,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含高中和初中)生师比变动的趋势比较相似,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民办本专科生师比一直在呈上升态势,增长了10.43%。 从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占全部办学经费的比例在2003~2006年也呈微弱增长态势,但在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到2006年也只接近于5%,这表明,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投入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不相匹配。 (三)面板数据分析 在具体分析中,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以减少异方差。在具体进行检验时,我们运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edModel,简称FE)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ed Model,简称RE)。我们分别以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民办学校数的比例和民间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投入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相关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表4和表5: 1.以民办教育在校生人数占相应层次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3结果的讨论: (1)收入差距对民办教育学生规模具有抑制作用,但民众对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差异化需求力量较强。具体分析,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民族自治区和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会从总体上抑制民众对教育的需求,这表明出现超额需求的可能性较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收入呈现分层,高收入家庭增多也会带来较强的差异化需求,这种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主要体现在中小学阶段。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对应的收入差距系数为正(但不具统计学显著性),表明在义务教育阶段,民众对民办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异化需求,且主要对于质量的偏好而产生的强烈需求。民办本专科教育对应的收入差距系数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根据表1归纳的结论,由于落后地区对民办本专科教育需求的力量较弱,而差异化需求同时也弱,因此收入差距从总体上降低了民众对民办本专科教育的需求。 (2)非农人口比例降低了民办教育学生的规模。一种总体判断是:城镇人口并不偏好于民办教育。我国非农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除了老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外,其余主要是民族自治区和一些老工业省,如辽宁和黑龙江,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这直接引致教育需求总体水平的下降。民办高中、民办初中和民办小学对应的非农人口比例系数分别在0.01、0.1和0.05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非农人口比例的增加能显著降低民办高中、初中和小学的规模,问题可能在于这三个层次的民办教育大多学费昂贵,城镇人口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较强的差异化需求。 (3)总体来看,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对各层次民办教育学生规模的影响不一。民办本专科、民办高中和民办初中所对应的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系数均为负(但不具统计学显著性)。政府的预算内教育经费基本上投放到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高,表明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能够得到保证,这会显著降低对民办教育的需求,包括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民办中职、民办小学和民办学前教育的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系数为正(但不具统计学显著性),可能的原因在于竞争效应。如,对于民办学前教育,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民办学前教育规模占全部学前教育规模的比例分别为22.9%、25.9%、24.9%和31.6%,远远高于其他层次的民办教育规模所占的比例。如果从学校数来讲,比例更高,如2006年全国民办幼儿园为75426所,占到了全部学前教育机构的57.80%,已经超过了公办幼儿园的比例。从市场结构来看,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影响到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生存。预算内生均学前教育经费的提高是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提高生存能力采取的应对举措。 (4)人均GDP值对民办教育学生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各层次民办教育所对应的人均GDP系数均为正,且除民办小学外,其余层次民办教育所应的系数均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证实,经济发展水平是始终决定民办教育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民办教育规模越大。 (5)民办教育生师比越高,各层次民办教育学生规模越大。各层次民办教育生师比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生师比越高,对民办本专科、民办高中、民办中职、民办初中、民办小学和民办学前教育的规模具有显著正的促进作用。生师比一般被认为是可代替教育质量的恰当指标,生师比低则表明教育质量较高,根据差异化需求理论,高的质量是引致民众差异化需求的重要力量。对此结果的可能解释为,一是生师比可能不是反映教育质量的合适指标;二是生师比的内涵是民办学校每个教师负担的学生数,一个可能的解读是“从众效应”,即就读于民办教育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反而有更多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学校。据此,本研究提出,在一个地区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关键多数”点,在此点之前,民办教育的发展可能比较缓慢,但一旦达到了此点,则民办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会比较快。 2.以民办学校数占相应层次全部学校数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1)收入差距均未显著进入回归方程。但相对于民办学校学生规模来讲,民办本专科和民办学前教育所对应的收入差距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但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对于民众而言,对于民办学校的差异化需求的力量开始增强。 (2)非农人口比例对于民办学前教育、民办中职和民办初中学校数量的影响为正,其中民办学前教育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0.1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差异化需求的力量开始上升,非农人口比例的上升带来了对相应层次民办学校的较强的差异化需求,特别是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3)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的提高对民办学校的发展并不利,特别是对民办本专科教育和民办高中教育(分别在0.05和0.1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预算内生均经费的提高强化了公办学校的竞争力,相应就会抑制民办学校的发展,这同对民办学生规模的影响是一致的。同时,在民办小学和民办学前教育的影响为正,原因还是竞争效应。 (4)人均GDP对民办学校的发展具显著促进作用,各层次民办学校对应的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经济发展推动民办学校数量的增多。 (5)生师比对民办学校规模的影响并不一致。对于民办小学、民办本专科、民办初中和民办学前教育学校数的影响为正,其中民办小学对应的回归系数在0.05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原因和对民办教育学生规模的影响可能一致。但生师比对民办高中和民办中职的影响为负(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时,可能对于学校来讲,特别是对高中学校,其作为办学质量的标尺效应就开始显现出来,即高的生师比意味着低的教育质量,低质量必然限制民办学校的发展。 3.以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收入差距、非农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水平对于民办教育投资规模的影响。表5结果的讨论: (1)收入差距对民办教育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纳入各层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师比后均呈现负效应,且除民办高中外,其余收入差距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均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地区,民办教育投资的意愿较弱。 (2)非农人口比例似对民办教育投资规模具有正的促进作用(均不具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城镇人口较多的地区,人们更愿意投资民办教育。 (3)人均GDP越高的地区,人们越愿意投资到民办教育。除民办初中和民办小学外,其余层次民办教育均在0.01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同时,我们发现,民办本专科、高中、中职和学前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对民办教育投资规模的影响为负(其中民办中职对应的回归系数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政府增加对这四个层次教育经费的投入对民办教育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民办初中和小学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加则与民办教育投资具有互补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四、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局限 基于我国2003~2006年各省市的各层次民办教育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各层次民办教育需求影响的力量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且对民办教育在校生规模、民办学校规模和民办教育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又略有差异,这表明发展中国民办教育事业需要分层指导,同时根据不同层次民办教育的影响因素,分别运用不同的政策手段。据此,我们有以下分析。 (一)几点结论 1.我国民办教育同国外很多国家私立教育的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民办教育的发展并非完全受市场因素左右,政府对于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始终是民办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建国以来,整个民办教育的衰减和兴盛都直接受政府政策的左右,因此,分析中国民办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政策变量需要考虑。2003年9月,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我们选取的样本周期(2003~2006)正好处于全国民办教育政策基本无大的波动的时期,有效回避了政策波动的影响。但各省、市、自治区对于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还存在一些差异,而这种差异很难用一个恰当的变量去捕获。如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基本上完全受到政策的左右,根据我们的归纳,对于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基本上处于“双弱”需求的态势,而其规模的不断提升,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 2.民办高等教育、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民办小学和民办学前教育,其成长机制和市场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各个阶段民办教育发展的目标也不一样,导致了对其需求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中学和小学阶段的民办教育很多时候以贵族教育的形式出现,以升入更高更好的学校为目标。举办者面向的主要对象是富裕家庭,同时十分注重学生全面的综合素质培养。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证实,对于民办初中和民办小学存在很强的差异化需求。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目标举办的,如果孩子能够进入普通高中且家庭财力允许,家庭一般还是愿意将孩子送到普通中学,而不是中等职业教育,举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办教育机构也大多不以贵族教育的形式出现,其面向的可能更多是中低收入家庭。民办和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差异度并不显著,其举办者满足更多的是超额需求而不是差异化需求,大多数民办学前教育机构面向的主要对象是普通家庭。 3.总体上看,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有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尽管收入差距是反映家庭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会导致对于教育质量的较强的差异化需求,但从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回归系数来看,其对民办教育在校生规模和民办教育投资均具有抑制作用。这表明,贫富差距的加大所引致的对教育总需求力量的减弱抵消了其所导致的差异化需求力量的上升。 4.非农人口比例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从回归系数显著的实证结果来看,非农人口比例的上升并不支持民办教育在校生规模和民办学校的发展,但支持民办学前幼儿机构的发展,这可能和其市场结构和家庭对民办教育的差异化需求密切相关。这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民办教育相应的良性发展。一般认为城镇家庭对于教育质量更为重视,由此会导致对优质学校的追逐,但可能受制于学费、入学机会或就近入学政策等原因,导致潜在的需求并没转化为现实可行的需求。同时,非农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会促进民办教育的投资。 5.政府增加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从回归系数显著的实证结果,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加对于民办高校和高中学校数量的增长以及对于民办中职的投资都具有负的影响。这似乎是增加教育投入过程中的一个两难选择,因为预算内教育经费基本投入到公办学校,经费增加会增强公办学校的办学竞争力,势必降低对于民办教育的需求。 6.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推动着民办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民办教育学生规模、民办学校数规模或者民办教育投资规模,都显著地受到人均GDP水平正的影响。即,在经济发达地区,民办教育规模的比例较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民办教育规模的比例较低。 (二)发展民办教育的一些政策建议 1.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促进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协调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给予民办学校同公办学校相同的地位,一是要真正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民办学校在追求与公办学校办学地位平等的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的最大制度障碍是什么?这表明,在相关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必须充分吸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二是民办学校的法律地位需要得到保障,这需要通过保障各民办学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来得到具体体现。如民办学校的管理者、教职工和学生是否完全享有同公办学校相应者的权利,目前虽然在制度上得到了体现和保障,但在具体操作上是存在比较大的困难的。三是民办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是学生。在招生和就业两方面,要确保民办学校学生享有同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权利,包括在档案管理、就业信息提供、参加相关招聘会等方面不得设置歧视性的障碍。 2.建立可行的合理回报制度,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民办学校提出要取得合理回报,或者公开宣称是“取得合理回报”的营利性学校。由于取得合理回报的先决条件是向社会公示相关财务信息和办学质量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下,如果声称取得合理回报,可能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降低公众的需求。如果希望正大光明地取得合理回报,则从制度上必须接受政府和社会全方位甚至是透明的监管,这不符合民办学校投资者举办的初衷。在现实中,也几乎没有民办学校申请去获得“合理回报”,可以认为,这与制订该项政策的初衷产生了背离。 由于目前民办学校的投资者事实上是民办学校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要让民办学校的出资人正大光明、诚实守信地获得应有的正常利润。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正常利润是企业家可能的机会成本。对应于民办学校,就是学校管理层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民办学校的管理层不从事民办教育事业而从事其他行业所能获得次优选择的收入。以此为出发点,来设计民办学校投资者的正常利润可能较为合理。这是一种思路。第二种思路,目前民办学校在相应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类似于寡头竞争,如果分布较为密集可能接近于垄断竞争,在此情况下,就能获得相应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是投资人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从政策设计者来讲,可以规定投资人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额应小于或等于同等资本额投资社会其他行业的平均超额利润率。同时考虑以上两种思路从激励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存在问题的,但如果从公益性的角度来看可能存在不足。教育事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它的成本某种意义上能决定其人才培养质量,即成本越高可能质量越高,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或者说以成本最小化为追求可能会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一个基本前提是,无论是正常利润还是超额利润,确保基本的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根本。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深度介入教学质量的监控。 3.建立合理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引导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良性竞争,满足广大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预算内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公办学校,这是合理并应该长期坚持的制度。但从提升教育体系效率的角度来看,发展一定规模的民办教育能有效推动公办学校提升教育质量。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由于实施了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超额需求从理论上讲不复存在,这时,公众对教育选择很大程度来自于差异化需求。但总体而言,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竞争性还不强,民办教育的引入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普通家庭实际上缺乏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在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普遍施行的是“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的原则。这两种政策事实是一个整体,即先确定地区,再由电脑随机分配学校。在没有民办学校进入的前提下,“就近入学”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障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具有重要作用,即公办学校不得拒绝就近入学的中小学生。但在优质民办学校进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收费的高昂,事实上就拒绝了贫困家庭子女的就读优质民办学校的可能性。而即使没有民办学校的介入,由于择校现象的广泛存在,目前同一城市一些公办重点学校已经集聚了一些社会精英阶层的子女。为此,可以改革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如试行“教育券”制度,给予更多家庭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包括优质民办学校和优质公办重点学校,促进教育竞争,提高教育体系的整体效率。 4.促进收入公平,推动民办教育良性发展。目前收入差距水平已扩大到抑制民办教育良性发展,过多财富集聚在高收入群体,且高收入家庭总量较小,形不成较强的差异化需求,这可能也是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和民办高中在校生规模一直较小的原因。因此,推进收入公平,增加中产阶层的家庭比重,形成强大的差异化需求力量,是推动民办教育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基础。 5.分类指导,促进民办教育质量提高。对于民办学前教育,由于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数量已超过公办幼儿园,但民办幼儿园的在校生规模只有36.99%,园均办学规模偏小,办学形式十分灵活。因此,要加强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的监管,规范其办学行为。对于民办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总体规模偏小,可适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由于民众对这三个层次的民办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异化需求,因此对于此三个阶段的民间资本进入要严格实行准入制度。对于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和规范发展,特别是增加师资数量。同时,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改变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对于民办本专科教育,要着力提升其办学质量,促其形成对公办学校的有效竞争。 (三)研究局限 由于入户调研数据的缺乏,对于影响民办教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缺失了一些应该考虑的变量,如教育的收益率、家庭成员的教育背景分布、职业分布等。很难找到一个更好地反映办学质量的指标用于取代生师比,导致实证结果难以准确反映质量效应的影响。由于难以获得各省市人均收入分布的数据,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地区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与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的比值来代替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这也是一个缺憾。 民办教育论文:我国民办教育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摘要:民办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兴起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的推动、良好政策和人民群众需求等紧密联系。此后,民办教育不断规范发展,其作用和合法地位不断得到确立。民办教育作为与公办教育并重的办学力量,对我国整体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不仅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观念变革,也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促进教育公平。不过民办教育发展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服务、地位、市场、监管等方面对民办教育问题进行反思,并展望民办教育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民办教育;回顾;反思;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办学力量,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经验积累,随着我国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进步,民办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确立,民办教育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和功能日趋完善。民办教育已成为我国有中国特色教育事业发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我国整体教育事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民办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体系中仍然具有“弱势群体”的味道,它的未来发展依然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兴起: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首先,解放思想为民办教育指明方向。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理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新时期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980年《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国家办学为主,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等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还要鼓励群众自筹经费办学。”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提出“两条腿”办教育的方针,同时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对社会力量办学给予肯定。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为民办教育的繁荣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思想背景,即要改革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明确民办教育发展的思路,在思想上坚定了发展民办教育的信心,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办学校不仅不会损害教育事业的公益性,而且有利于补充和完善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 其次,良好的经济与政策背景为民办教育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投资办学。我国民办教育走上投资办学的道路,这是特定时期民办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政府包办教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民办教育必然伴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各种经济形式蓬勃发展起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多渠道集资办学得到支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把社会力量明确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企业事业组织、派、人民团体以及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强调“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民办教育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社会各界积极吸纳社会资金,采取融资、贷款、垫资援建、个人捐资、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方式来创办民办学校,极大增强了教育自身“造血”功能。 此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也是民办教育发展的现实因素。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由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国家国力不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教育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学校教育水平也不断获得提高,但是我国经济整体实力不强,人均教育资源十分匮乏,政府包办教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就成为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 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不断法制化 首先,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并重在法规层面得到确认。1997年国务院颁布第一个针对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标志着民办教育开始依法办学,、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在法律层面上得到确认。民办教育所涉及领域不断拓展,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并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学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针对民办教育的繁荣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格局。”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定位第一次从“对公办教育的补充”发展为“与公办教育并重”,这使民办教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的颁布是民办教育法制化的里程碑。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促进法》正式确立了民办教育的合法地位。民办教育是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产生的新事物,《促进法》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历史选择的产物。它不仅明确了民办教育对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作用和相对公正的法律地位,还赋予了民办教育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推动了民办教育规范发展。为贯彻实施《促进法》,2004年4月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是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鼓励、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对此后的民办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进入了依法治教的新阶段。 此外,2008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成立见证了民办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繁荣壮大。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是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和民办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行业性社会团体,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广泛团结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面向社会开展民办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展行业自律、行业维权与其他行业服务活动。该协会的成立有助于落实《促进法》关于“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为民办学校提供服务”的规定,有助于形成政府统筹与民办学校自律相结合、政府监管与民办学校自主办学相补充、政府政策力量与社会组织、协调力量相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民办教育管理新体系。 三、贡献:民办教育功不可没 首先,民办教育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观念变革。改革开放以前,长期以来政府包办教育,忽视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民办教育融入国家办学体系之中,有力促进教育观念的变革。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种创新,是人们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的具体表现。我国民办学校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扩大了人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且其自身学习和吸收各种先进的办学理念,建立灵活多样的办学机制,积极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这些都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给教育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尤其对改革公办学校管理体制、提高公办学校的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其次,民办教育弥补了政府经费不足,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民办教育采取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方式,打破了政府包揽办学的传统格局,拓宽了教育投资渠道,成为我国办学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育并不要求政府解决办学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资金配置上,它不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吸引社会潜在教学力量,客观上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缓解政府教育经费投入问题。民办教育有利于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缓解了教育需求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之间的供需矛盾,在充分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扩大招生规模、充实办学条件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社会力量办学的学校和学生的数量稳步发展,办学的层次和内容丰富多样,办学的水平逐步提高,办学的条件逐步改善,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办学的体制逐渐形成。 此外,民办教育激活了政府活力,促进教育公平。目前民办教育既包括学历教育,也包括非学历教育,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办学层次涉及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民办教育通过吸纳社会资金,调节国家教育财政经费的使用,政府有机会更好地发展公办教育,为民众提供了更丰富的教育选择机会,客观地看,民办教育发展也是对公办教育发展的促进,是对社会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抓教育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保障重点和实现公平,使教育更好地为广大民众服务。政府鼓励和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既节省国家财力,也激活了政府教育服务的活力。 四、反思与展望: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民办教育对国家教育发展和全民素质提高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而且如今民办教育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学体系,未来发展前景美好,方兴未艾。 (一)民办教育应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在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民办学校中,有许多已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比如,北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办的15所民办学校,现在只剩下3所;四川成都40多所民办学校现在只剩下1所,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素有“中国民办教育旗舰”之称的北方某教育集团的沉落。[5’这些民办学校的消失有其自身管理和资金运作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精英”服务而创办的学校对整体教育与社会发展有其深刻弊病。 从根本上讲我国教育的性质是人民的教育,是为全民大众服务的,民办教育也应如此。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精英”学生的民办学校,收费较高使众多家庭的孩子难以进入其中,因此当时的民办学校往往被人们称为“贵族”学校。然而,专为“精英”服务的办学理念并不符合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也有悖于教育公平。 教育是民生的重中之重,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中再次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强调了教育的突出地位,要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并对民办教育作出充分肯定。民办教育在满足人民教育需求、增加教育投入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教育要科学发展就不能离开民办教育。因此,扩展民办教育范围和规模、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是我国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民办教育坚持为大众服务的办学思路,是教育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发展的体现。 (二)进一步提升对民办教育地位的认识 21世纪全球科技与经济竞争激烈,各国更加注重把私立教育纳入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轨道。各国通过立法、行政管理,特别是财政资助的手段,推动私立教育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努力促进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采取种种措施,改革公立学校教育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的弊端;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私立教育的发展,以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然而,当前民办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依然有“弱势”的味道。一些公众对民办学校的办学地位、办学动机和办学质量的信任度较低,有些教育管理部门对民办教育仍存在认识偏差,政府管理职能存在缺失,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仍旧使用集约型管理的思路,许多民办学校在招生、教师待遇、税收等诸多方面仍得不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办学校的性质定位至今仍不明确。民办学校被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民办学校往往被视为企业,使得《促进法》在一些地方难以真正得到落实。有关管理部门仍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公办学校的方式来管民办学校,对民办教育发展起不到服务作用,反而是制约;有的则疏于管理,放任自流,执法意识淡薄,让民办学校自生自灭。法律与现实存在脱节的情况导致民办教育的地位仍显尴尬。 从西方发达国家私立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私立学校的发展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经济集团的资助,得到了一些热爱教育事业的个人的捐助,更得到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切实转变观念,调整民办教育政策,真正使民办学校具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这对民办教育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不断健全和落实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制 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私立学校有着较完善的法令法规,并对这些法规有着强有力的执行。法令法规不仅对私立学校发展具有规范作用,也具有保护作用。私立学校的地位得到确认,使得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共同繁荣的局面,从而保证了私立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真正为社会发展服务。 纵观我国民办教育发展,也正在逐步从缺乏法制走向法制化轨道,但是仍然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不明确甚至不合法的情况。目前,我国相关的立法仍存在滞后于民办教育实际发展需要的情况,民办教育仍未真正被赋予与公办教育并重的法律地位。已有相关法律法规更多发挥的是导向和建议的作用,而缺乏法律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甚至一些地方法规对民办教育的管理限制过多,扶持力度不足。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制环境仍然有待改善,针对民办教育在地位、性质、经费资助等方面仍然有必要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并在执行层面将民办教育的责、权、利加以明确,切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民办教育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大局发展,也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和国家繁荣发展。进一步针对民办教育发展立法,制定和实施配套的可操作性政策规范,使民办教育发展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强执行的规范性,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民办教育走上依法治校的正轨。 (四)明确与规范民办学校的税收政策 税收问题是关系到民办学校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关于民办学校的税收政策并不明确,政府尚未出台与《促进法》相配套的有关民办教育税收政策,全国各地对民办学校的税收做法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征税不是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这一点出发,而是以当地财政收支情况和主要领导对民办学校的态度为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民办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按照我国民办教育法规,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属法人组织,成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不加区分地将民办投资办学与民间捐资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同等对待,而关于市场主体捐助学校和与学校合作项目的税收问题,我国还缺少专业立法,现行的相关法规又有些零散和不成体系。 我国民办学校不同于国外私立学校大多由不求回报的基金会或教会举办,我国大多数民办学校由于是私人投资,企求有所回报,但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就应该支持,因为它总是在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民办教育的税收政策进行完善,要正确认识民办学校的营利性与其作为公共事业的非营利性之间的关系,对民间投资办学与民间捐资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区别对待,区分取得合理回报和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两种不同的性质,从长远全局的视角处理好“合理回报”的问题,妥善解决好两种性质“回报”之间的关系,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要税收优惠,而对营利性民办学校要照章纳税。 (五)加强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监管 民办教育投资办学的营利性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这必然需要政府对民办教育发展进行有力监管,以保障教育发展目标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服务。政府作为社会利益和受教育者利益的维护者,有权力和义务对民办教育进行监督和管理。然而,当前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监管基本采取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内容不明确、效率偏低,对民办教育发展中不正规办学的行为缺乏有效遏制、部分民办学校违规办学依旧存在等问题。 民办教育的受益者是社会,是公民,也是政府。民办教育本质上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有必要予以支持和资助,而且对民办学校的资助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受教育者的需求和利益,并注重使用财政、公共设施等手段对民办教育发展进行有效调节与干预。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的整体格局,把民办教育纳入政府统筹的教育发展规划中,创造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良性发展环境,妥善处理好民办教育虚假招生、非法文凭、恶意终止办学、抽逃办学资金等办学混乱行为,建立民办学校的认证制度和标准、教育质量保障制度、评估制度,使民办教育发展既受到政府保护,也受到政府制约。因此完善民办教育法制,就是最有力的政府监管。 当然,政府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民办教育更好发展服务,而不在于把民办教育管住、管死,束缚其发展。政府需要确立服务型的监管理念,充分尊重民办教育的办学自主权,配合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信息服务等手段,改革对民办教育的监管制度,建立高效的监管与制衡机制,对民办学校进行有效管理。 民办教育论文: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纪事 一月 1月12日,國家公布了《关于开展國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了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三大类改革试点项目。其中,对民办教育提出了“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专项改革试点任务,通知确定将在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宁夏区和深圳市等地区以及西安欧亚学院、吉林华桥外國语学院等院校开展民办教育改革试点工作。民办高校能够纳入國家教育体制改革,对促进我國民办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月 2月25日,由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的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民办教育专题规划》及《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草案内容。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谢焕忠,副司长宋德民,民办教育处处长、协会副秘书长金平一及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全天出席座谈会,听取与会代表意见和建议。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主持会议。监事会主席胡大白,副会长、监事会副主席、分支机构负责人和特邀专家,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协会的负责同志100余人参加会议。 三月 3月1日,教育部根据《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教发[2006]18号)以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教发[2000]41号)的有关规定,经全國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五届五次会议的专家评议,新设置民办本科学校17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12所,并向社会公示。17所民办本科学校为河北科技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山西工商学院、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安徽外國语学院、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江西服装学院、南昌工学院、山东协和学院、青岛黄海学院、商丘工学院、广东科技学院、广西外國语学院、成都东软学院、云南工商学院、陕西服装工程学院;12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它们为大连科技学院、长春建筑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黑龙江外國语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无锡太湖学院、青岛工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商丘学院、武汉东湖学院、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汉口学院。 3月28日,天津市出台《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于4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了扶持与保障民办教育的具体措施,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设立与本行政区域民办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在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中,职业教育的增量部分优先安排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参加评先进、乘坐交通工具、社会优待、医疗保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所需土地,可以按照國家有关规定申请划拨。 四月 4月29日,由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全國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优质发展现场会”在西安召开。“全國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优质发展现场会”旨在通过总结典型经验,促进中國民办学校提升质量,引导民办教育优质化发展。来自全國16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名民办教育界代表出席。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透露,教育部计划召开建國以来第一次民办教育的专题会议,部署和落实《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民办教育的规划和政策。國务院将颁布《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促进中國民办学校的发展。 五月 5月7日,海峡两岸民办(私立)学校友好交流研讨会在太原召开。台湾私立学校文教协会会长、台湾建國科技大学董事长吴联星,副会长、台湾永达技术学院董事长王仁宏等以及协会理事和顾问一行30余人与山西省民办教育协会的领导以及國内部分民办高校的负责人100余人在山西工商学院就两岸民办(私立)教育的发展和交流进行了充分的研讨,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周南照、常务副理事长李维民以及张忠泽秘书长应邀出席了会议。 5月11日,“2011民办高校(机构)自行颁发证书调查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报告显示,社会上制造和买卖民办高校(机构)自行颁发证书日益泛滥,制造和销售虚假“学业证书”现象逐渐增多。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制造和销售民办高校或高等教育机构自行颁发的“学业证书”现象较为严重。网络出售民办高校或教育机构“学业证书”成为主渠道。 5月9日至16日,全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率民进中央考察团一行,赴江西新余、南昌等地,就“完善制度环境、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随后,全國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等赴浙江等地做了进一步调研。要求积极落实民办教育的“國民待遇”,明确法入财产权,把民办教育真正纳入國家公共教育体系等。在此基础上,他们向國务院递交了关于民办教育发展的建议,建议中关注的重点之一依然是“公平”,他们希望,让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平起平坐”,共享法规政策的“阳光雨露”。 5月15日,第三届全國民办高校学报工作研讨会在浙江树人大学召开。全國民办高校学报代表等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为在全國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二次评优中获得“十佳学报”、“优秀学报”、“特色栏目”及“优秀论文”等荣誉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5月21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对民办学校招生行为专项整治督查情况进行了通报,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共依法清理各级各类民办学校855所,其中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注销)34所,停办(终止办学)203所,依法取缔448所,限期整改122所,停止2011年招生资格48所。 5月28日,民办高等教育國际化发展國际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全國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报告。研讨会由美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美國阿克迪亚大学、西安外事学院主办,西安外事学院承办。来自中國、美國、俄罗斯、法國、日本、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罗马尼亚、亚美尼亚、菲律宾、中國香港等12个國家及地区的100余名院校长、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在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背景下的我國民办高等教育國际化的理论研究、政策探索与实践创新。 六月 6月8日,教育部公布批准的高等学校、新批准的学校名单。截至2011年5月23日,全國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共计2101所,其中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等学校386所;全國成人高等学校共计354所,其中民办成人高等学校2所。 6月19日,教育部与江苏省政府联合举行无锡太湖学院授牌仪式。经教育部批复同意,江南大学太湖学院转设为无锡太湖学院,为江苏省首家由独立学院成功转制的民办普通高校。我國独立学院自1999年起步发展,到2010年年底共有323所,在校生260万。根据教育部《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到2013年一批独立学院将与“母体”高校分离,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一部分独立学院要撤销或合并,一部分独立学院重新规范后继续存在。今年,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苏等省12所独立学院经教育部批准后与所属公立院校脱离,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 6月24~25日,全國民办高等教育“双优”表彰暨首届校园文化建设大会在齐齐哈尔市隆重召开。全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全國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中國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王佐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以及黑龙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有关领导出会。200多位来自全國民办高校的领导、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了中國民办高校学校文化建设成果。大会表彰了全國民办高等教育优秀院校和优秀办学者(先进个人)。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一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通报了高专委2011年度工作安排,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发起的民办本科院校改革与创新座谈会同期召开。与会代表就民办本科院校开展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问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 七月 7月1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陕西省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实施方案》,陕西省将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全省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同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前一年幼儿补助生活费。对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学前一年幼儿按照同级同类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予以减免。 八月 8月5日,中國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红黄蓝教育机构联合主办的“创新发展投资合作——中國民办学前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國的150余名园长、教师和教育投资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國民办学前教育的政策、趋势和投资前景。 8月17~18日,由全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的第九届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坛在三峡大学召开。来自全國22个省市60多所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副书记)以及湖北省教育厅、北京市民办教育协会、上海市民办高校工委的有关领导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围绕“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与民办教育持续发展”的论坛主题,就民办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新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会议期间,中國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中國民办高校德育委员会主任刘林分别就《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民办教育发展作了专题报告。 8月19日,中國人口福利基金会龙文教育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仪式上了我國民办教育行业的首份社会责任(CSR)报告。本次活动开创了民办教育机构成立公益基金并将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先河,民办教育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成为实现未来民办教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该报告的引起与会者对“教育是一项良心工程”观点的热议。 8月22日,陕西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加强监管严禁民办学校非法集资办学通知》,严格禁止民办学校集资建校。《通知》指出,各类民办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國家有关法律和金融政策,依法筹措、管理、使用好建校和办学资金。学校举办者不得向学生、学生家长筹措资金,不得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对非法集资建校并引发不良后果的,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九月 9月6日,郑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扶持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民办学校建校补助、设施用地、水电费、教师待遇等方面出台了15条优惠政策,其中许多政策和目前公办学校是“同等待遇”。《意见》规定,财政每年拿出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民办教育;新建、扩建民办学校用地属“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按照用地政策规定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政策。 9月24日,“2011欧亚教育合作会议”之民办教育可持续发展大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围绕着“民办教育國际交流与合作”、“民办教育与资本市场”和“民办教育的公益性”三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月 10月12日,《國务院关于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建议稿专家讨论会在西安召开。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教育部考试中心综合处处长、助学处处长王建民,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常务副理事长周南照,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常务副理事长李维民,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秘书长张忠泽,三江学院理事长陈万年,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北京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宝瑜,浙江树入学院副院长徐绪卿、厦门南洋职业学院董事长鲁加升,郑州科技学院董事长刘文魁,山东英才学院院长夏季亭,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执行院长张卫平,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钊,中华职教社兼职研究员,中國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冯俭,中國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办公室主任林鑫等民办院校举办者代表和民办教育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与会专家在认真审阅《意见》建议稿后,充分肯定建议稿对民办教育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建议稿存在的不足发表修改意见。与会专家还就影响和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办学层次问题、合理回报问题,享受“國民待遇”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 10月16日,北京城市学院、河北传媒学院、吉林华侨外國语学院、西京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5所民办高校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这是新中國成立以来,我國民办高校首次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此举打破了过去研究生招生由公办高校、科研院所独家垄断的局面。据悉,民办高校研究生招生工作于2011年11月启动,首批研究生将于2012年9月入学。目前,我國公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多达797个,但是研究生教育也存在重学术、轻应用的现象。有专家认为,民办高校的加入将有利于推动研究生培养的结构调整。 十一月 11月6日,中國民办教育发展大会暨中國民办教育协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國各地5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全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严隽琪,全國政协副主席陈宗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来贺信,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会议并讲话。鲁昕在讲话中指出,全國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取得了良好开局,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为民办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民办教育得到了持续较快发展。随着我國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供求关系的变化,民办教育面临结构、特色、生源、投入等多方面的挑战。当前,应着力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支持各类民办学校发展;二是切实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快完善民办教育基本制度和基本规范。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常务理事和监事,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和西京学院执行院长任芳同时当选中國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据教育部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國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1.9万所,在校生达3393万人。其中,幼儿园在园幼儿比2009年增加了23.4%,普通小学在校生比2009年增加了6.9%,普通初中在校生比2009年增加了1.9%;普通高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比2009年增加了6.8%。另外,还有929.78万人次接受了培训。 11月7日,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加强中國民办高校内涵建设交流会在云南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活动是:落实“纲要”,积极创建高水平民办高校;打造民办高校优秀竞争力的实践与思考;创建特色鲜明的教学型优质本科院校。 11月8日,全國民办教育城市联盟第三届年会在昆明举行。年会从规划、机遇两个角度对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进行广泛研讨,寻求各方合作交流的平台。来自全國31个城市的民办教育代表和昆明市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民办教育的50多位副局长、民办教育科科长,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的20位副会长和30多位常务理事共计300余人参加会议。 11月13日,温州市启动民办教育综合改革,出台《关于实施國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其9个配套政策,被业内形象地称为“1,+9”新政。温州國家级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的创新思路是:按照公、民办教育同属于國家公益性事业的法律要求,在同等待遇的基础上清理各种歧视性政策,破解民办教育在师资、产权、税费等政策方面的障碍,全面进行制度重建。其突破性改革举措是,办学体制不再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体制“一锅煮”,而是明确区分两者性质,分类管理,分类运作。对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事业法人登记、管理,对营利性的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这改变了过去民办学校待遇不公,既享受不到公办学校享有的土地、税费等优惠政策,又要按照企业标准去缴纳相应税费的弊端。这次改革试点针对存在的政策障碍进行逐一破解,清除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障碍,全面进行制度重建,以形成公办、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打造“学在温州”的教育高地。温州现有民办学校1748所,在校生41.3万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27.3%,其中基础教育为财政减轻了近20亿元教育经费负担。 11月20日,民教网陕西省信息管理服务中心成立。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陕西省民办教育信息化建设踏上了新的快速发展轨道。民教网陕西管理中心积极推进校园政务管理系统、招生就业咨询与对接系统、职业技能培训认证系统、民办院校学生综合信息系统等与民办学校的对接,并组织就业招聘会、招生咨询会等综合性的活动,全面服务于陕西省民办高校的发展。 十二月 12月3日,全國民办本科高校战略发展研讨会暨首届全國民办本科高校联席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十届全國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发来贺信。教育部党组成员、國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全國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等出席会议。来自全國200多所民办本科高校和独立学院的董事长、院长、党委书记、國内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共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大计。围绕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水平民办本科大学,与会代表研讨了民办本科高校办学中的热点、难点、焦点,交流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 会上,民办本科高校共同发起倡议,成立了全國民办本科高校协作会,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为指导单位,中國民办教育协会为业务主管单位,选举无锡太湖学院为全國民办本科高校协作会理事长单位。大会通过了《全國民办本科高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作会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以“强化内涵发展,提高培养质量”为宗旨,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师资访学、学术科研、干部交流、招生就业等领域的合作;相互开放办学资源,课程、师资、设备等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互利、共建、共享;共同承接重大科研项目,整体提升我國民办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水平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建立由各民办本科高校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平台。 12月6日,建设中國高水平民办大学高峰论坛在重庆开幕。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上,来自全國的民办高校校长、研究专家,就提升民办大学质量,促进民办教育特色、优势,以及规范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为中國民办大学的发展建言献策。 全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向论坛发来贺信。全國政协副主席、全國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市长黄奇帆,中國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陶西平,副市长吴刚,市政协副主席孙甚林,中國科学院院士、英國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中國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中國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出席开幕式。 12月8日,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民办教育政策研讨会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國务院参事室、民政部、人社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高等教育司、政策法规司、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國教育学会、中國民办教育协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是开放性的國家级民办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由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设立。研究院聚焦民办教育政策设计,回应民办教育现实需求,坚持应用对策研究导向,推进教育理论实践创新,致力于为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理论参考、培训服务、评价支持和经验借鉴。 12月30日,國务院就关于实施《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回答询问时说,教育部专门成立了民办教育办公室,充实了管理服务的力量,加强了民办教育全國调研,梳理了民办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民办教育机构有了自己的归口管理机构,以往存在的民办教育多头管理的尴尬局面将得以破解。由于民办教育事业发展涉及许多部门,教育部正在会同多个部门,起草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筹备召开全國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对新时期民办教育发展作出新的部署。 12月3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陕政发[2011]78号)。该《意见》分9部分共34条,分别就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分类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和运行机制、强化教学管理、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加强学生管理和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规范资产和财务管理、明确部门职责等九大问题逐一提出建设性意见,基本涵盖陕西民办高校发展中所涉及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是一部具有创造性地支持民办高校发展的地方性民办教育规章。 民办教育论文:浅析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途径 摘要: 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应当逐步完善政府公共财政资助手段,通过给予直接财政补贴、设立发展专项基金、建立绩效竞争性资助办法、给予税收优惠等针对不同主体的多种资助方式搭建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的基本框架,同时考虑政府、社会对资助经费的监管,确保公共财政资助的合理有效。 关键词: 政府公共财政 民办教育 支持途径 《教育法》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民办教育促进法》强调:“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公益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它并不与教育的投资主体或来源直接相关。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在公益对象和公益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一样服务于公共利益,承担了同一性质的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要实现规划纲要的目标要求,就必须提高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的认识水平,努力创新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的途径,从而更好地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世界各国对民办(私立)教育的资助政策。 从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来看,民办教育同公办教育一样承担着社会公共教育的责任,政府公共财政或多或少地对民办学校给予相应的资助。美国1862年颁布施行《莫雷尔法》,使得大批私立高校获得了政府的赠地而得到巩固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使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经费成倍增长。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实行多种资助模式,有非竞争性资助和竞争性资助,前者主要包括拨款、非竞争性助学金与合同资助,后者主要包括限制性助学金、合同资助及专项经费资助。政府的财政资助已成为美国私立高校稳定的收入来源,它有效地保证了私立高校的持续发展与公益性。澳大利亚所有私立学校均享受财政资助,政府资助经费占私立学校日常经费总额的50%,资助比例占澳大利亚私立学校总数的90%。德国各州对私立学校的资助政策不同,但都对私立学院的教师工资和学校运行费等方面进行财政资助,个别州的资助款甚至占这类学校经常性费用支出的90%以上。日本通过三部法律确定了国家财政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分别是1957年《国家对私立大学科研设备补助法》、1970年《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和1975年《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政府采取一般补助和特别资助、免税、减税等多种直接或间接形式对私立学校进行资助,缓解了私立学校的经费不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维持并促进了私立学校的发展。 二、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方式。 鉴于我国维持民办学校办学经费基本以自筹为主的现状,政府应该给予民办学校适当资助,以便达到鼓励、管理、规范和引导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目标。但考虑到民办学校在举办性质、法人财产权等方面的差异,应当以不同形式或内容的财政支持方式。 1.政府公共财政直接给予民办学校财政补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将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汇总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安排用于教育的支出,以及其他财政性教育经费,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将达到21984.63亿元。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得到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建议将民办教育享有的公共财政补贴资金也纳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总盘子中予以考虑。 地方财政应当以当地公共财政投入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与民办学校收取学费的差额作为依据,从而确定资助民办学校的比例标准。目前,已有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按这种方式对民办学校进行资助。对受政府委托承担人才培养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是各省市较为通行的做法。如江苏省2010年对民办学校总投入达117.3亿元,按照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不同的资助办法,即重点资助非营利性学校,对营利性学校予以间接资助,从而引导民办学校准确定位,使得公共财政的补助具有针对性。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对民办学校给予财政补助:一是对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由财政按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进行补贴。2011年补贴标准为每生每年小学550元、初中750元。二是对民办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执行与公办学校同样的资助政策,资助经费由财政全额承担。2011年各类教育的助学金标准分别为每生每年幼儿园1000元、普通高中及中职学校1500元、高校3000元。此外,还提供民办高校符合条件学生每生每学年8000元的国家奖学金和每生每学年5000元的励志奖学金。三是积极支持民办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省财政在职业院校示范校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等方面的专项经费,对符合条件的民办校也给予相应的支持。 2.政府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对民办高校实行绩效资助。《民办教育促进法》第44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完全实行绩效资助,营利性学校与非营利性学校均享有平等权利。专项基金的管理应当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合理确定资助对象、资助形式及资助额度,坚持效率原则和绩效标准、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在对民办学校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对教学管理规范、办学成效显著、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民办学校重点扶持,对民办高校内涵建设、学科建设及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专项资助。例如,江苏省2010年11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方式。《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鼓励民办学校发展,奖励和表彰对发展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江苏省宿迁市早在2004年就将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纳入政府的民办教育政策,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教育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暂行规定》。目前,该市和所辖县(区)财政均设立了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资助和奖励民办学校,市、县(区)两级对创建成三星级以上普通高中、省重点职业中学、省合格职教中心、部级重点职业中学和省示范幼儿园的民办学校,按等级给予20—6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年对办学条件较好,幼儿园在校生数达500人以上、普通高中达到2500人以上、中等职业学校达到2000人以上的民办学校,给予10—50万元的奖励。 3.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考虑到民办教育发展现状和筹集资金的能力较弱,对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以税收减免优惠为主的财政支持方式。例如在营业税、增值税、房产税、契税、土地占用税、印花税等税种上,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要求,对其符合条件的收入或办学行为予以税收减免。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可以通过优惠税基、优惠税率等方面给予支持。例如,在税基方面,对与学校办学宗旨相关的收入,以及继续用于办学活动的收入予以免税;在税率方面,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税率可以参考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税率的标准予以减免征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完全享受与公办学校相同的政策,在税收支出上应享受免税待遇,从财政上间接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 4.实行对民办学校师生的多样化资助办法。(1)针对民办学校学生的资助政策。健全国家财政对民办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奖助学金制度等各级各类经费补助政策,按照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学生同等待遇的原则,进一步扩大民办学校学生受益面,适当提高资助标准。例如,江苏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校方责任险,均由省财政负责安排专项,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学生一视同仁,2010年该项经费省财政补助389.56万元;全省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民办高校学生与省属高校学生一样,由省财政负责安排专项解决,2010年该项经费为5016万元。为应对物价上涨,对高校食堂临时补助及对困难学生的临时补贴也涵盖了民办学校,连续两年累计补助2376万元。(2)针对民办学校教师的资助政策。对于民办学校教师可设立养老保险补助政策,教师可按事业单位标准办理养老保险,地方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江苏省在2010年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中,民办学校教师工资福利支出为1.33亿元,占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的23.09%。江苏在《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中对维护民办学校教师合法权益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规定有国有资产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为民办学校教师争取福利待遇打下了基础。二是要求各级政府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意见》规定登记为事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教职工可参加事业单位保险,并鼓励民办学校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三、加强对政府公共财政资助的监管,保障资金合理有效利用。 目前,政府对民办学校实行双重管理制度。民办学校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法人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备案,年度检查,处罚违法行为、委托审计师事务所对民办学校进行财务审计等。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筹备申请、设立、变更、注销前的审查、年度检查、业务活动指导等方面。由于缺乏具体监管程序和机制,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民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监管都是比较薄弱的,部分民办学校内部监督机构几乎空白,真正意义上的外部独立审计很难开展,其他媒体和社会力量的监督基本不存在。因此民办学校完全接受公共财政经费资助后,其有义务接受政府、社会的全面监督,确保资金依法有效使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民办学校建立监事制度。我们可参考台湾地区学校法人的监事制度,设置监察人1—3人,由理事会(董事会)依章程选聘,聘期四年,职责为财务监察,主要监督学校剩余资金的使用、盈亏情况、财务账册、决算报告等。接受政府财政资助达一定额度和比例的民办学校,政府须向其派驻“公益监察人”,保障学校和社会公众的最大利益,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依照相关规定行使监督职权。 规范合理的民办教育资助体系会帮助民办教育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教育产品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有助于教育公平,使公共财政资源有效配置,帮助民办教育走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使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更加积极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民办教育论文:民办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2012年4月26日上午,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到西安翻译学院进行调研。他强调,民办高校要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以公益性为方向,进一步突出办学特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复合型人才。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一同调研。 在该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赵正永说,已故院长丁祖诒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带领下,西安翻译学院实现了自身积累与发展,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成为陕西民办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工作努力,使西译继续保持了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值得肯定。 赵正永说,西安翻译学院从当初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实现了自身积累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办学规模和较完备的教育体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非常不易;这一过程已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涉及到目前的3万在校学生及其家庭的利益,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赵正永强调,省政府下决心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对公益性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平等对待,就是要体现教育的公平原则。他希望西译全体教职员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继承和发扬学院长期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坚持已经形成的“西译品牌”,以更大的责任感,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争取实现“创东方哈佛”的宏愿。 赵正永指出,公益性民办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对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更重要的是对现有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方式的一种探索和改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省政府一定会加大对公益性民办教育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希望西安翻译学院坚持公益性的办学方向,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加强师资建设,严格规范管理,注重内涵提升,培养出更多会外语、懂专业、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赵正永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对民办院校实施分类管理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更好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朱静芝在讲话中指出,大学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在办学中不能搞,需要慢慢积淀。她希望西安翻译学院继续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精神,学习和继承丁祖诒先生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个人风格、执著办学精神,以“读书、做人,文明、亲情,变革、奋进”的十二字工作方针为指导,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提高办学质量,完善财务管理,不断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走“特、精、专、才”的发展道路,为全省民办教育转型作出示范。 西安翻译学院董事长丁晶汇报了该院在创始人、老院长丁祖诒教授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和顺利实现新老领导班子交接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该院办学的理念和特色做法,并就学习贯彻和落实省政府《意见》的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了汇报。 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红章、徐春华,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副厅长郭立宏,省政府办公厅以及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同志陪同调研。西安翻译学院沈久福、张锋等党政主要领导,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了座谈会。 来源:西安翻译学院 民办教育论文:民办教育企业董事会与执行层的博弈探究 摘要:针对教育型企业面临的投资者与管理者,关于权力、资源、忠诚与信任等方面的问题,利用博弈原理以及多种边缘性学科理论,使得现有董事会在处理与执行层的关系时候,在方法论上有所参照。以民办高职院校相关数据做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民办高职教育企业经理人与校懂事会普遍处于“低和谐状态”,需要进一步设计完善权力与资源分配制度。 关键词:民办教育企业 董事会 执行层 博弈 一、引言 (一)研究对象描述 民办教育产业虽然被限定为民办非企业,即为非盈利行业,但其管理中的企业化运作在现实中已被广泛应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引导与限制,但民办教育产业从多元化投资、教育产业的经营、内部管理、组织架构以及人事、财务控制、广告宣传等方面与企业的做法基本一致。故本文将民办教育机构定义为民办教育企业加以研究。 民办教育企业中的执行层指的是兼任校长、CEO、总经理、教育专家等职务于一身,具备企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又熟悉教育规律,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职业管理人团队。 (二)目前研究现状与评价 国外学者Hemalin和Weisbach(1998)提出了经典的董事会与高管层的代表CEO之间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H-W模型)。他们认为董事会效率由其独立性决定,董事会独立性取决于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博弈。CEO偏好弱独立性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偏好维持其独立性以提高监督效率。H-W模型表明,董事会特征尤其是独立性,是双方博弈的关键因素。Hambrick (1996)研究认为,当前任CEO任期很长时,团队成员更可能是其挑选、培育出的,更有可能对团队已选择的战略路径产生忠诚。而新任CEO在上任后可能要调整企业原有的战略决策,这时他们面临团队内部其他人员的反对。团队成员对前任CEO的忠诚度越强,则继任者进行内部改革时所面对的阻力将越大,与其他高管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时继任者往往陷于尴尬的境地而主动离职。 (三)本文的贡献 1、对于执行层在与董事会权力博弈过程中的高离职率,根据企业领导人更替是企业行为人权力博弈的结果,分析了企业行为人谈判力变化与企业领导人更替的关系。并从企业领导人更替角度分析了企业权力均衡和制约问题,提出企业应根据权力分布状态,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2、针对民办教育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给出治理策略。3、优化解决教育企业中董事会与执行层之间的委托---问题。 二、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关于博弈论 博弈论(GameTheory)是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主要是由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vonNeumann)所创立的。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问题及均衡问题,也就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的理论。博弈论试图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理性化、抽象化,以便更精确地刻画事物变化发展的逻辑,为实际应用提供决策指导。 通常,传统微观经济学中论及的个人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个人收入的条件下,使其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在博弈论中,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二)我国民办教育企业董事会与执行层发展历程 解放前我国私立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创立。大学董事会制度1663 年产生于美国,后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高校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在中国高教史上,高校董事会制度是在辛亥革命后由欧美引进的,曾是当时中国私立大学的主要管理模式。 新时期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了类似私立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陈宝瑜1999年对37所民办高校的调查,这些民办院校中建立董事会的有27所,占被调查院校的73%;未建立董事会的有10所,占27%。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我国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部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它对于董事会的规定,在董事会的地位、职能、成员的构成、规模等等方面都做出来具体的规定。 (三)民办教育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民办教育企业预算管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过程,按加拿大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A.Atkinson)的定义,“预算博弈指管理者会通过操纵信息和目标以达到个人尽可能高的奖金收入”。预算管理中的博弈活动主要发生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博弈的存在,是经济理性人合理逻辑思维的结果。由于预算是在总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不同责任中心可支配资源的安排、配置和调整,对于本责任中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动机使得不同责任中心的目标出现差异,因此只要存在责任中心的目标差异以及他们赖以活动的平台空间,就会有博弈活动存在的可能。 民办教育的预算管理过程是在两组参与者之间展开的,他们分别扮演企业资源的委托人和人两类不同的角色。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预算管理的每个层次上。从预算管理的程序看,预算管理的实质是企业的委托人和人利用企业预算这一工具,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场博弈活动(刘凡,2007) 三、提出问题 (一)高级执行层的高流动率 在民办教育企业中,存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校长”,高级执行层的代表---校长的流动率在某些时候要高于普通员工。民办教育企业造成职权结构下的不和谐以及博弈困境的根源,和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董事长和CEO之间,出现矛盾都是认识上的矛盾,或是战略上的,或是分工上的,而个性的不同不会是主要的矛盾。民办教育企中大部分高级执行层离职的原因,很大可能是民营企业董事长与CEO之间的特别关系造成的,也就是传统授权文化导致的结果。 董事长的创业经历留下了很强的集权文化,在真正的运行中,董事长还是行使着董事长加CEO的管理模式。在博弈双方力量失衡的状况下,博弈以职业经理人即高级执行层的离职而结束,这虽然是懂事会的胜利,但却是民办教育企业的巨大损失,每一次新的高层CEO的上任,总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去适应。 (二)董事会与执行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许多民办教育企业里,创业者任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家族成员是董事,其实仍是一种家族管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中总经理一部分由外人担任,大部分仍由创业者兼任。企业里家族力量强大,占据重要的控制地位,即使引入外部人员以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者素质,但经理阶层的权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甚至无法自主发挥作用,影响到执行层专业化分工的效率。 (三)委托——问题 从现代管理学分析出发,民办教育企业中的执行层同样也是“理性经济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其经理权,一方面生成专业化效率,另一方面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现实中,也常常出现在经理权主导和规避风险型治理型式下,权力的失衡和股东利益被“掏空”现象,继而发生更替机制失灵现象,进而引起整个治理机制的失灵。 由于信息不完备且分布不对称,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公司的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高级经理手里。董事会作用弱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董事会作用空泛;二是董事会与经理层作用混同。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成员基本重合或大面积交叉任职现象十分严重,董事会难以发挥独立重大决策作用。另外,公司经理往往不能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与董事会争权。这就出现了董事会与高级执行层博弈的局面。 四、方法与分析 (一)基于权力博弈的企业高层领导人离职与更替分析框架 1、企业领导人更替的逻辑分析 企业是由不同的权利主体构成,各权利主体拥有不同的利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各利益主体的追求目标;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人们可以借助于再谈判机制实现合作双赢;合作各方最终的均衡状态取决于谈判主体的谈判能力;谈判主体谈判力的状态不同,形成不同的权力博弈结果,可能导致企业领导人更替,并形成不同的更换性质(刘冰,2006)。基于权力博弈的企业领导人更替分析框架具体见图1所示。 图1 基于权力博弈的教育企业管理者更替分析框 企业主导行为人对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争夺,是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企业领导人发生更替的主要原因(刘冰,2004)。民办教育企业中,最重要的权力是所有权和经理权。对于董事会而言,其掌握的主要资源是股权。经理权来自于其领导能力,并通过制度化的组织实现。正常情况下,企业业绩越低,执行层的能力越差;反之亦然。推论之,企业业绩越差,企业领导人被替换的可能性越大,企业有较高的变更频率。 2、权力主体谈判力与企业领导人更替 企业行为人因为拥有“资源”而获得一定的谈判能力。企业行为人获得谈判力除了“资源”这一决定性因子外,还取决于:(1)争取权力的积极性态度,即积极性因子。 (二)两权分离导致内部人控制 中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就是在被称为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得较成功的上市公司里,也有50%以上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原因有两个:一是执行层打工思想的存在,好一点的选择离开原企业自谋发展。二是董事会与执行层在经营理念、个人禀赋、经营目标等方面的严重分歧,董事会与经理层互为牵绊,最终往往是经理不得不挂冠而去。 同时,民办教育企业创业时留下来的家族式管理习俗,使得对于执行层管理团队,从思想深处产生一种不信任。另外,子承父业的中国式教育理念,使得民办教育企业的家族人士被任职或者不得不任职,进而大部分的企业资源由内部人控制,产生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三)由管理型模式和治理型模式分析委托---问题 管理型公司:董事会的作用,雇佣、监督和在很必要时撤换管理层;董事会的特征,拥有足够的权力控制CEO和考核过程,独立性,以保证CEO得到公正的考核并且董事不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妥协或被管理层收买,拥有能使外部董事公正有效地考核经理的董事会程序;政策,CEO和董事会主席(或者外部董事)职务分离,董事会会议没有CEO参加,由独立董事组成委员会考核CEO,外部董事有独立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CEO的绩效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治理型公司模式:董事会的作用,支持有效的决策和纠正错误的政策;董事会的特征,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以使董事会能够为决策过程增加价值,有激励,以保证董事会投身于公司价值创造,拥有支持公开讨论和使董事会成员获得信息和适应股东需要的程序;政策,董事会必须拥有所需的专业才能,如关于优秀行业和金融的专业才能,25天的最少投入时间,为董事提供较高的股票期权报酬,指定代表质疑新的政策建议,与大股东定期开会,董事会成员可以自由地 向任何雇员了解信息。(资料来源:《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公司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作者:John Pound)。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到作为特殊类型企业的民办教育企业选择治理型公司模式是理性的。治理型公司模式更加人性化,更加适合治理教育企业这种以知识为产出的特殊企业。然而,要运用好这一模式,有效避免委托---问题,避免董事会被执行层的“蒙蔽”,要求董事会的股东要加强学习教育行业的技术与规律,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既懂投资又懂教育规律。 五、研究结果 (一)对于权力博弈与高级执行层的高离职率和高更替率 股东权力竞争力大于执行层权力竞争力时,对控股股东权力的控制是董事会维护企业整体利益的主要任务。实现对控股股东权力的限制,第一,增加董事会的规模。第二,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第三,增加内部董事数量。第四,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 股东权力竞争力小于执行层权力竞争力时,控制执行阶层的权力是董事会的主要任务。对执行层权力的限制:第一,减少董事会的规模。第二,增加独立董事数量。第三,减少内部董事数量。第四,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第五,实现权力的制度化和合约化。 同时,增强互信机制。在个人方面,董事会要充分了解执行层的个人技能差异、个人权力与欲望以及性格冲突、领导风格差异;在公司利益方面,包括了董事会对经营业绩的期望和股权结构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而执行层则要减少在董事会股东们心目中的委托—倾向;外部因素方面,共同面对竞争压力和外部法律环境,制定明确的各自的责任范围;在职责分工方面,懂事会要提高授权艺术,弘扬授权文化;在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及公司治理理念方面要达成共识。这样有助于降低民办教育企业高级执行层的高离职率和高更替率。 (二)对于内部人控制 1、小组型头脑风暴 小组型的头脑风暴只是企业战略达成一致的一种推动配合的有效方式,方法是在民办教育企业中指派董事与执行层人员组成一个小型的团队,一起更为深入地讨论战略并回答事先准备的问题。这样,降低了董事会所提观点与问题的局限。当小组型的头脑风暴重新组合时,且参与者达成高度的一致时,真正的头脑风暴更容易发生。然后,再将整个董事会的意见揉合成一致意见,从策略上降低了内部人控制的几率。 2、“博弈+平衡”与“ 信任+亲和” 信任是领导力的根基。彼得?德鲁克也强调,“组织建立的基础不再是强制力,而是信任”。现实中的董事会是个政治和经济利益高度集中的地方,“权谋”显得更为重要。于是,在民办教育企业中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改变董事会的帝王式的心智模式。 3、实行制度变革 民办教育企业应实行治理制度的变革,如引入现代企业的合理分权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审计监督制度和经理激励机制度,实现股东信任和即时控制下的经理阶层自主经营。 4、加强精神层面的同一 首先,执行层和投资者在办好学校和提高效益上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执行层对投资者“理解、负责”;执行层和对投资者要“尊重、信任”。其次,执行层和投资者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对执行层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投资人对他的办学思想的认同,执行层和投资人为了实现共同的教育理想应该是精神上的知己和伙伴。 (三)对于委托——问题 1、战略深入会议 首先,董事会必须对执行层层针对外部因素的观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包括经济动荡、机会与威胁、发展过程中可预知的关键行情、技术发展、新的竞争对手、行业内的购并或联盟、等。其次,高级执行层提出的战略,要保证董事能够快速掌握其战略的要点。第三,给董事会提供时间与机会进行质询与探讨。战略会议要鼓励董事们做出反应、思考、提出问题和表达他们的担心,使整个会议深入。执行层和董事会成员都必须不受任何控制地对对方的意见提出质疑及答询。 2、引入执行层的市场竞争机制 承认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首先,要实行民办教育企业年度竞争上岗制度。其次,要引入不同层次不记名投票打分制度。在这两项制度下,促进了执行层的自我约束的产生以及受到了来自业绩和监督的压力。 民办教育论文:情倾民办教育 爱心回报社会 常德朗州科技学校创办于1996年,是经常德市教育局批准,省教育厅备案的一所全日制民办职业学校。学校坐落在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的洞庭大道东段,地处常德市三闾小区庆丰社区,占地面积3330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020多万平方米。一幢高标准教学楼、二幢学生公寓楼及教工公寓楼、实训楼、大礼堂、食堂、图书馆、电子图书阅览室,投资3000多万元,固定资产达6000多万元,在籍生1000多人,教职工82人,是所蓬勃发展的中等民办职业学校。自建校以来,办学者彭杰老校长带领全家妻子、儿女、校委会成员全身心地投入民办教育工作,依托城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了一条特色办学的成功路子,实现了以办学水平带动规模发展,以规模发展促进办学水平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十年出品牌的可喜局面,成为实施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有力阵地。常德日报曾以《引路青春 扩航成长》抓后进生转化,促师德、师风建设纪实和《俯仰无愧传薪火》兴办平民教育纪实进行了多次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影响。 走进校园,高高的宣传牌矗立在校园中央,“严格管理,科学育人,黄金素质,钢铁技能”几个红色大字光彩夺目。教学楼、办公楼、实训楼、食堂鳞次栉比,美观整齐,条条水泥角路连接着校园各班通道,两边的樟树,冬青像两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道旁。校园内,绿树成荫,鲜花入簇锦,宣传栏、公用电话,点缀在校园各处,成为一个个新的景点,运动场上学生龙腾虎跃,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校园里笑声、歌声、读书声、机械加工声,不时在空中回荡……看到这美丽的校园,办学者和校委会“一班人”都会把记忆推到几年前…… 学校创办伊始,租赁下了洞庭大道东段,庆丰社区破产的制刷厂,只有几栋楼房座落在杂草丛中,没有鲜花、绿草,没有院墙、大道;下雨天,泥泞路滑,无法落脚;风雪天,飞雪扑面;当夜幕降临的晚上,使人更是觉得空旷孤独…… 当务之急,办学者,法人代表彭杰把修建校舍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大女儿彭华萍管后勤的副校长。彭华萍走马上任后,非常重视环境育人,多次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专题研究校园建设工作,拿方案、搞设计、筹措资金、跑报建、抓投入,怎能忘记那几百个日日夜夜啊! ——春暖花开,大地复苏,学校“一班人”植树种花,大搞绿化、美化,为了节约资金,跑遍城区苗辅精选花草树苗。 ——夏日酷暑,烈日炎炎,校委会“一班人”同广大教职工一道垒院墙,搞建设,热得汗流浃背,从不吱声。 ——秋季节,凉风潇潇,办学者仍然在学校建设施工工地上确保质量。 ——冬雪飘飘,天气寒冷,办学者还坚持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起检查楼房安全问题,保证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办学者彭杰那时虽然年过七十,仍事事吃苦,起早睡晚。三个孩子修建校舍特别卖力,特别是彭华萍一个女儿家,每天戴着草帽,风里去,雨里来,到处跑报建,坚守施工基地,为了学校,早到校,晚回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教职工夜以继日,奋力拼搏,把学校装扮得如此美丽。 在办学者彭杰老校长的带领下,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朗科人并不满足,为了把学校办成名牌职业学校,他们又开始新的探索! ——办好特色专业,培育实用性人才。按照“职业岗位明确,层次定位准确,培养模式先进,专业特色鲜明,人才质量优秀”的总体要求,学校采取过硬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实现各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合,把专业建设成“学校+企业+产业”的专业模式,目前学校“订单式”培养的比例已达到40%以上,学生考证合格率达到90%以上,对口就业率达70%以上,就业率达到95%以上。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达到专业教师队伍优秀、专业设施设备完整、专业教学资源丰富。在三年建设期里,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课程结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突出“双师型”教师和企业名师队伍建设,加强设施、设备建设,开发主体化教学资源库,实现专业基础条件全面优化。 ——加强专业研究和专业管理。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真正把重点专业办成专业特色鲜明,人才质量优良的专业,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课题研究,加强规范管理,突出提高教学质量。发挥示范、指导、服务功能,确保重点专业建设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或省市级建设标准。 ——优质服务,提升学校办学品位。“金杯银杯不如家长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家长的夸奖”。一所民校要真正获得学生及家长社会好的口碑,必须从学生进入学校后,在教学、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保障、改善师生生活、就业等方面坚持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取信于学生,取信于家长,取信于教师,取信于社会。 面对一所学校,先进的办学思想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生命线。而校长充满智慧的办学思路,又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它决定学校的教育行为,指导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定位着学校的品牌形象。为此,校长以“领先一步,则领先一个时代”的远见卓识,用自己先进的办学思想影响去驾驭教师们的思想,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去引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以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理想目标熏陶着学校的整个群体。 常德朗州科技学校从2000年起多次被常德市教育局评为年检和年终质量办学水平评估“优秀单位”。近三年来获的荣誉有:常德市优秀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先进单位、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内保红旗单位、武陵区五四红旗团(工)委、常德市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学校经过16年的创新发展,夯实了较好的办学基础,加强了学校基础建设,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办学理念先进,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办学行为规范,已形成以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机械加工技术(钳工方向)为主体的专业体系。教学设置所开专业配套,人才培养初步已形成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培养的质量较高,是常德市教育局重点扶持的职业技术学校。16年来,学校为社会和地方培养了5000多名初、中级技能性实用人才,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转变,调整结构提供了支撑,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民办教育论文:产学结合:民办教育培养实用口腔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摘要】从世界牙科联盟2006年年会获悉,我国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97.6%,几乎人人都有牙病,但口腔医师缺口很大,在短期内口腔医生的教育和培训很难满足医疗需求。建立一支准入门槛比口腔医师低的口腔医学技师队伍尤为重要。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于2005年开办了医学口腔技术专业,就业方向为全国各级口腔专科医院、为民办教育走产学结合,尽快培养高等医学口腔技术人才开辟了先河,意义重大而深远。 【关键词】民办教育;培养口腔技能人才;产学结合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口腔医疗服务行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具有一定口腔工艺技术专业理论知识的技能型专业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实践性教学是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中心环节,而校外实训基地在培养高职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学生在浓厚的职业氛围中锻炼和培养从事和胜任口腔工艺技术职业岗位的能力,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升华,能力在实践中增长。因此,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至关重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既要掌握“必需、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为此,在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从世界牙科联盟2006年年会获悉,我国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97.6%,几乎人人都有牙病,但口腔医师缺口很大。牙医紧缺使口腔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我国医学高职教育的重头戏。随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牙齿的治疗和保健越来越讲究,再也不是传统认为“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水平,从牙病的防治到美齿、洁齿、修复等,齿科业务不断扩大,使相应的齿科材料市场日新月异。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1.5万人拥有一位牙医,这与世界水平相比严重滞后。现我国共有8万名牙医,其中只有一半是本科毕业的口腔专业技术人员,这与全国13亿多人口相比是极不符合国情的严重滞后现象[1],民办院校及时抓住这一时机,结合市场人才需要,开辟了开办这一专业的先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归纳以下几点: 一、大胆创新,确立培养实用型人才目标 根据国情并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一支准入门槛比口腔医师低的口腔医学技师队伍尤为重要。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于2005年开办了医学口腔技术专业,就业方向为全国各级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等医疗机构的口腔修复工艺工作,也可从事口腔义齿加工、牙病防治、牙科材料、牙科医疗器材工作。学生毕业后可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有:通过国家相关考试获得《中级口腔修复工》资格证书;历届专升本可考临近专业“口腔医学”、“临床医学”专业等。2005年外事医学院创办该专业时资金人力短缺,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开创者凭借临床多年的宝贵经验及对民办医学口腔技术教育事业的忠诚热爱,独辟蹊径,艰苦创业,以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精神作指导,不断改进和落实“五双”建设方针,即“双师型”教师队伍;设置“双岗”教学课程;落实“双纲”改革(理论教学大纲、实践实训教学大纲);加强“双地”建设(校内实验基地、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培养“双高”人才(培养实用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2]。经过近8年的专业发展,现已初具规模。 二、进行课程整合,突出实用 在课程设置上除必要的专业理论课程外,主要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就与专科医院和齿科材料生产厂家紧密挂钩,聘请有经验的高级技师为技能培训教师现场交流,传授技艺,为了强化技能训练,晚自习经常开放实验室,教师们亲临指导,严格要求,把技能技术考试列为主要教学监管内容,每学期开展现场模拟技术比赛,借以增进学生的专业技能兴趣。 在课程设置上,紧紧围绕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对一些基础理论课程及边缘学科的纯理论磕碜进行整合,压缩课时,而主要增加实践性课时。现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口腔修复学、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固定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全口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正常人体解剖学、口腔颌面局部解剖生理、口腔组织病理、牙体解剖学、口腔材料学。授课的专兼职教师都具有“双师型”资质,他们讲课生动、技能娴熟,责任心强,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产学结合是培养实用口腔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据悉,近年来教育部已对民办院校办学做出明确的定位,即培养应用型人才[2]。在医学院主管领导的支持下于广州、深圳、珠海等发达地区(如珠海威登齿科有限公司、韶关丹雪公司)建立了产学基地,毕业生规定在生产基地不得少于10个月的生产实习,经济能考试合格后方能取得毕业证。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口腔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是学生学习在生产岗位上,就业在学习中,突出技能型培养,既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又满足目前人民群众对口腔疾病的保健要求。 学生在实习期间难以适应“学生”和“技术工人”两种身份的转换。学生与企业召集的未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农民工同工同酬,也造成高职学生心理极端不平衡。因此,学校与实习生应保持紧密联系,发现问题时辅导员及实习管理教师应及时给予心理指导,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认知和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身份的变化,与其他员工和睦相处,为实习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人际氛围。专业教师应根据口腔工艺技术行业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明确的指导,使学生认识到高职的学生经历了正规的专业教育后,跟速成的农民工相比,有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能更快接受国际口腔工艺新理念和新材料的应用,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据统计,外事医学院2011年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学生就业率达97﹪左右,今年将有98﹪的学生已被产学结合单位提前预定或签约工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说明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严重匮乏高等医学口腔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局面将大大有所缓解,意义深远而重大。同时也证明民办教育实用性专业的教学改革只有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才是唯一有效途径。 总之,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型口腔工艺技术人才,一方面,应当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除稳定现有实训基地外,还要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优势,开拓新的实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并借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毕业生成为合格的口腔工艺技术技能型人才。 民办教育论文:探讨民办教育经营环境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办法 【摘 要】本文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民办教育的发展轨迹,并从中分析了民办教育在过去三十年中所面临的经营环境问题,并初步就如何解决这些经营环境问题进行了探究以供广大读者探讨。 【关键词】民营教育机构 民办教育促进法 公立转制学校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民办教育的发展轨迹简要回顾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民办教育继中国私学教育中断后重新发展的三十年。民办教育在这其中从无到有,从被限制到被鼓励,到蓬勃发展,再到清理整顿,经历了在探索中前进、反复调整的过程。 在《中国教育发展与政策30年》一书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博士将中国民办教育政策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正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指挥棒,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四个历程。 1.1978~1991年,初步复苏:国家办学的拾遗补缺。 1978年,北京首先出现退休教师主办的考前辅导班,1982年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但这一时期,民办教育的主要贡献在非学历教育领域,发展速度不快。 2.1992~1996年,地位提升:国家办学的补充,体改主要内容。 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教育改革也加快步伐,民办学校开始大规模出现。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格局,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民办教育开始向学历教育领域拓展。 3.1997~2002年,蓬勃发展:公立与民办共同发展。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民办学校在数量上和在校学生人数上得到很大的提升,公立转制学校迅速发展。 4.2003年至今,整顿调整:分化、重组、优胜劣汰。 2002年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进入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随着公办转制学校开始“名校办民校”、“校中校”、“独立学院”等转制行动,真正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开始缩小,形成了民办教育的真假之争。国家连续发文开始整顿清理改制学校,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二、民办教育经营环境存在的问题 从民办教育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各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直接影响民办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也是造成民办教育经营环境中出现种种问题的最主要因素。目前民办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重民轻,民营教育机构没有与公立学校处于同一竞争平台。 民营教育机构按照非经营性企业进行登记注册,而非事业机构。民办教师于是成为“企业编制”而非“事业编制”,这使得民办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教师评优、生活补贴、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子女就学等方面都不能享受“事业编制”教师所享受国家的财政补助和优惠。民办教师的各种福利待遇依靠学校自身的经营状况而定,没有切实保障。这直接导致优秀教师向公办学校流动。特别在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开始对义务教育学校正式工作人员实施绩效工资。意见提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离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这项政策对“义务教育学校正式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只包括“公办学校的教师”,没有考虑到“民办中小学教师”。 与此同时,民办教育在招生政策上和学历颁发的自主权上也受到与公办学校的差别待遇。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教育的招生往往有较多的限制,同时在民办教育机构的学位学历认证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往往由于生源不足而陷入资金断链的情况。据《新闻晚报》统计报道2007~2009年,上海民办学校由202所萎缩到134所,上海个别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流失率近50%。 由于民办教育机构的企业性质,民办教育机构不能像公立学校一样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同时公立学校享受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而这两项税收对于民办教育机构的是否征收要看地方各自的规定。对于公立学校的种种政策倾斜,使得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布满荆棘。 2.政策和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不明确阻碍民间资本向民办教育的流动 在民办教育发展的近三十年中,国家曾对民办教育大力鼓励,也因此促进了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但随着社会对择校难、收费高问题的激烈反应,国家政策似乎开始由鼓励转为管理规范为主。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以来,教育部未出台过以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所有出台的政策,例如2003年《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2007年《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者管理若干规定》等,都以加强规范为主要的目的。 目前民办教育主要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进行管理和运作。《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同时允许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对于“合理回报”没有给出明确的有法律依据的合理解释。这使得以投资为目的民间资本在不明确投资回报率的前提下不敢贸然流向民办教育机构。 同时,民办教育的产权问题在相关政策中仍然存在不清晰的问题,这使民办学校投资人对自己投入资产的所有权和对办学增值校产的权利心存疑虑。 教育的投资存在前期投入大,收效周期长的特点。由于国家民办教育政策的不明确、不完善导致民办教育总体上资金投入不足的局面。 3.公立转制学校的出现,使完全意义上的民办学校更大的失去竞争优势,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 从1992年北京十一所学校的改制试验以来,公立转制学校在全国展开。改制的类型也从最初的基础较好学校改制,薄弱学校改制和新建学校改制发展演变到后来的名校、重点学校开办“民校”、“校中校”和高校设立“独立学院”。这些学校很多没有严格意义上做到国家规定的“四独立”——独立法人、独立校园校舍、独立核算、独立办学,既享有民办学校自主办学的各项政策,又享受政府经济帮助的全民所有制、收费制、全日制学校的政策。受益于两套政策的好处,再加上其公立学校多年建立的名气,使得优秀的师资和大量的生源从完全意义上的民办教育机构流向这些公立转制学校。 三、民办教育经营环境问题改善的办法 从历史的经验看,国家的政策干预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民办教育的发展道路。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同利益和舆论的争论,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等往往左右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可行性。2008年8月底,由总理担任组长,全面启动面向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温总理强调《纲要》四大原则: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教育公平倡导办校特色;倡导教育家办学。纲要的四大原则对民办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对比与中国相似的美国特许学校,笔者认为政府在对教育机构的职能定位上应该首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论公办、民办,都是国家实现教育公平性,优化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和理念,提高素质教育水平的重要方式,都应该在同一平台上给与相等的财政支持、技术帮扶和正确引导,而并非是解决财政紧张,减轻财政负担的一个途径。这其中要求政府转变自己的职能,正如温总理所言,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从控制干预转变为帮扶引导,可向美国特许学校机制学习,进入第三方中介评估机制,对民办、公办学校都实行透明财政评估和绩效评估。这样做有利于形成公平和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用市场来引导教育的发展,同时可以建立信息对称的市场,引导教育消费者正确选择好的学校而反作用于市场向质量要生命。 同时,进一步完善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办学者的权益有法律保障,办学者的行为有法律规范。用积极的鼓励政策引导资本向教育流域的流动并引导资金的正确使用。考虑中国农村和边远山区的教育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客观原因,政府应在这些地区的财政支助和政策帮扶上加大力度。这也正是教育作为公共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政府绝不是将政府的公众服务性在权力放开的过程中减弱,而是在更需要实现教育公平性的特殊环节和加强政府服务性的地区加强其政府职能的力度。 2008年5月17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教育部和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属于国家一级社团法人单位,在2008~2009年积极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调研工作和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和民办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我们期待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育改革的深化,民办教育可以真正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创新做出更卓越的贡献。 民办教育论文: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 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 充分发挥民间资金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一)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把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二)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完善民办教育相关政策和制度,调动全社会参与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民办教育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和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探索完善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制度、机制。 二、拓宽民间资金参与教育事业发展的渠道 (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社会力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独立举办、合作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民办学校(含其他教育机构,以下同),拓宽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参与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渠道。 (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领域。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幼儿园,引导民办中小学校办出特色,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积极支持有特色、高水平、高质量民办高校发展。 (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培训和继续教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在职人员职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转岗培训等各类非学历教育与教育培训,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完善政府统筹协调和监管机制,培育、规范非学历教育和教育培训发展环境,建立健全培训服务质量保障体系。 (七)允许境内外资金依法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外商投资公司在我国境内开展教育活动须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的规定。允许外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境外一方依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参与合作办学。鼓励民间资金与我国境内学校合作,参与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依法举办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境外资金的比例应低于50%。鼓励民间资金与我国境内学校合作赴境外办学,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三、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 (八)完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制度。进一步清理教育行政审批事项,改进审批方式,简化审批流程,规范民办学校审批工作。民办学校设置,执行同类型同层次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幼儿园审批条件。民办高校申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按与公办高校相同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审批。 (九)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依法清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不利于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规章、政策和做法,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自查自纠基础上,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重点清理纠正教育、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保护民办学校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 (十)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民办学校依法自主制定发展规划,设立内部组织机构,聘任教师和职员,管理学校资产财务。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有关规定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开设课程、选用教材、制订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基础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在完成国家规定课程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民办学校引进的境外课程需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对境外教材应依法进行审定。 (十一)落实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支持民办高校参与高等学校招生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民办本科学校招生自主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视生源情况允许民办本科学校调整招生批次。完善民办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制度,有条件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可允许办学规范、管理严格的学校,在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范围和年度招生计划。中等层次以下民办学校按照核定的办学规模,与当地公办学校同期面向社会自主招生。 (十二)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民办学校教师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审、进修培训、课题申请、评先选优、国际交流等方面与公办学校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在户籍迁移、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人才引进政策。民办学校要依法依规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按照有关规定为教师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鼓励为教师办理补充保险。支持地方人民政府采取设立民办学校教师养老保险专项补贴等办法,探索建立民办学校教师年金制度,提高民办学校教师的退休待遇。建立健全民办学校教师人事服务制度,保障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鼓励高校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到民办学校任教任职。 (十三)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民办学校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同等纳入国家助学体系,在政府资助、评奖评优、升学就业、社会优待等方面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民办普惠性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享受同等的资助政策。 (十四)完善民办学校税费政策。民办学校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公办学校同价。捐资举办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执行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政策。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开展营利性民办学校试点的民办学校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民办学校向受教育者收取的学费、各种代收代办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执行相关价格政策。 (十五)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设。扶持和资助民办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民办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四、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十六)健全民办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规范民办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成员构成,限定学校举办者代表的比例,校长及学校关键管理岗位实行亲属回避制度。完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董事会召开会议议决学校重大事项,应做会议记录并请全体董事会成员签字、存档备查。健全校长和领导班子的遴选和培养机制,实行校长任期制,保障校长、学校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教育教学权和行政管理权。要切实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实现民办高校党组织全覆盖,充分发挥民办学校党组织政治优秀作用,健全民办高校督导专员制度,建立民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办高校要根据相关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配备足够数量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和保卫制度,配备安全保卫力量,完善安全防控体系,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十七)健全民办学校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依法落实学校法人财产权,学校存续期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民办学校应将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办学积累的资产、政府资助形成的资产分类登记建账,将学费收入、政府资助等公共性资金存入学校银行专款帐户,主管部门要对学校公共性资金的银行专款帐户进行监管,确保办学经费不被挪作他用。完善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和资产监管,实行财务公开。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依规出具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报审批机关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十八)建立民办学校风险防范机制。各地要加强民办学校办学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办学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制订工作预案。学校主管部门应关注民办学校举办者的运行情况,对举办者非法干预学校运行、管理,抽逃出资,挪用学校办学经费等违法行为要加强监管,对可能影响所举办学校的重大事件及时了解、快速预警,督促学校规避风险、平稳运行。 (十九)建立民办学校退出机制。民办学校终止办学,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提出清算和安置方案,保证有序退出,保护师生权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民办学校举办者退出举办、转让举办者权益或者内部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更的,应事先公告,按规定程序变更后报学校审批机关依法核准或者备案。 五、健全民办教育管理与服务体系 (二十)将民办教育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划。各地在制订本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调整学校布局时,要充分考虑民办教育的作用,挖掘民间资金的潜力。新增教育资源要统筹考虑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发展实际。 (二十一)加强对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督。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合作,开展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并将检查结果作为政府资助等扶持政策重要依据,不断完善政府扶持政策体系。健全民办学校督导、评估制度,强化督导专员的责任,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提高民办学校督导评价科学化水平。将检查、督导、评估作为规范民办教育的重要手段。 (二十二)提高民办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各地要逐步建立满足公众需求、方便办学者需要、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的民办教育服务和管理信息平台,推进民办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强民间资金参与教育事业和社会培训事业的信息统计和工作。引导民办教育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加强民办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积极宣传民办教育先进典型、改革成果和发展成就,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制定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全社会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民办教育论文: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基础、局限与完善 摘要: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政策虽是新近才明确提出的,其法规基础却由来已久。站在时展的新高度,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体现为确定性的法律依据不足,法律操作性不强,政策规范性不够,法律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需要对其进行完善。 关键词:公共财政;民办教育;扶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规范、调整、保护和促进民办教育又好又快发展。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第一次在国家政策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从而揭开了我国政府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政策,虽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但其法规基础却是由来已久。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若干民办教育法规文本为线,考察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基础,分析其存在的局限,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基础 1995年颁布的我国教育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对各级政府扶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原则性、指导性的法律规定。《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办学经费由举办者负责筹措,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支持。”在国力不强、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背景下,在教育根本大法中规定对民办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支持”,已属不易。这也为后来一系列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和专门法规的出台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教育法》对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由于该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条款或实施细则,再加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前,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相对较弱,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该规定不仅对民办教育的性质作出了权威回答,即“”民办教育属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还对国家发展民办教育的基本方针作出了法律规定,即“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因此,无论民办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如何,办学主体有多复杂,办学投人是否有盈利,都不能改变其公益性质。民办教育也只有在不断促进社会公益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动态良性发展。 此外,《民办教育促进法》还以“扶持与奖励”为专章,规定如何实施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与奖励政策。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该规定是对《教育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延续、拓展和超越。《教育法》第五十六条只是笼统地的对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进行专项资金扶持,并未区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也未对扶持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则克服了这种立法局限,开创了政府在教育领域实施公共治理的新形式,即政府可以购买民办学校的教育服务。这种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无疑是现代政府职能和公共治理方式转变的一种重要体现。政府在无财、无力或元需亲力亲为的公共领域,可以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不仅是公共事业建设“市场”的监控、规范主体,也是一个“参与主体”。这样的立法理念,既为政府以委托的方式用公共财政购买民办职业教育服务、民办学前教育服务等学历教育服务,也为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承担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下岗再就业培训、成人扫盲培训、社区培训等非学历教育服务提供立法导向。这些都是政府对民办教育进行公共财政扶持的法律依据。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于2004年制定了专门的行政法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一些规定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细化,使得《民办教育促进法》在落实过程中更具操作性。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专章规定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与奖励相呼应,《条例》也以专章规定如何落实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与奖励。《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制定。”该条规定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细化,将国家对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为据进行了区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在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该条规定是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细化,明确了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地区与贷款用途。《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使用。”该条规定是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细化和补充。一是考虑各地的地情,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二是明确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部门,以及使用部门的使用批准程序。《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委托其承担部分义务教育任务。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数量和当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该规定是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细化,明确政府因委托民办学校承担部分义务教育任务而拨付教育经费的标准。 二、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局限 (一)确定性的法律依据不足 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缺乏确定性的法律依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外,《民办教育促进法》、《条例》这两部重要的法律法规虽然包含着对民办教育的诸多扶持政策,但是并未明确使用“公共财政”概念来保障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当然,这与两部法律法规的立法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政府的公共治理方式、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尚未成为时代主流。二是两部法律法规中对民办教育公共财政的扶持性规定是“可以性”,而不是“应当性”。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换句话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既可以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也可以不设立。贾东荣、夏季亭也指出,“《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给人的感觉是扶持与资助民办学校不是政府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是政府可以自由决定的一种权力,是否给予民办学校扶持与资助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愿。”之所以会给人这种感觉,原因在于,政府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确定性法律依据不足,法律规定的不是强制性义务而是授权性权利。再加上民办教育立法的时代局限,并未明确提出公共财政扶持的相关规定,这样政府在公共财政领域就可以不作为。虽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有了确定的政策规定,但一来操作层面需要细化、落实,二来政策的稳定性、规范性与强制性远不如法律。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政策应写进法律。 (二)法律操作性不强,政策规范性不够 《民办教育促进法》、《条例》分别对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的形式,依据民办教育的类型、层次、区域不同给予不同的扶持等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本身尚存在一定的抽象性和不易操作性。如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来源、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或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等并未作出原则性规定;对用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的使用、监管、效益评估、奖惩机制等并未作出原则性规定;对于民办教育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优惠政策、土地优惠政策等也缺乏指导性的规定。关于民办教育法律存在的类似问题,学者已有不少的研究和发现。例如,白平则指出:“政府扶持与资助制度不健全,现有规定尚嫌抽象,操作性不强。扶持与奖励的条款都不够具体,如多处提到税收优惠、用地优惠,至于如何优惠没有下文。只是一般性地提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并未明确资助的对象和条件。”类似这样的研究已较好揭示了现有法律规定的抽象性等问题,但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现有法律对民办教育发展扶持规定的细化与落实,未能从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不足,立法的展望不够。此外,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条例》的相关政策与地方条例也并未就此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多为法律法规条文的翻版,有的甚至还不如法律本身规定得明确与可操作。“目前,很多地方条例仍在相当大程度上‘克隆’国家颁布的政策法规内容,只是略多一些具体规定,有为制定条例而制定条例之嫌。这样的管理条例不仅没有用足国家赋予地方立法的权力,而且‘千例一面’,针对性差,因而难以发挥应有的管理效果。”之所以存在诸多学者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本身的部分规定较为抽象,对如何保障其落实作出的规范性规定不足。法律若没有明确的规定,行政法规、配套性政策、地方法规等就可以以没有明确的上位法为理由,不作实质性超越。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性、严肃性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本身也应该不断被修订和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一些问题还直接涉及其上位法《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和相关规定。如《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一时间,在公益事业与能否营利、营利与合理回报之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限于主题及篇幅,本文对具体争论内容不作探讨。但是《教育法》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对民办教育能否区分营利与非营利两类进行分类管理确实有所制约。况且具有公益性质的民办教育事业能否带来营利的自然结果也是立法要考虑的。《教育规划纲要》已经规定,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这可以看做是新时期对民办教育实施分类管理的政策导向与立法探索。 (三)法律问责机制不健全 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光有确定性的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运行机制还不够。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组织机构与人员去执行。没有健全的法律问责机制,“纸上法律”难以走向“现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以4条专章规定法律责任,但是,有3条是针对民办学校或社会组织与个人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仅有1条是针对审批机关和有关部门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这仅有的1条中,也没有一项与公共财政或政府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相关。而且对审批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也只是“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只有“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于在什么情形下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律则并未作出规定或列举性的说明。《条例》有关法律责任的3条规定全部是针对民办学校的,没有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作出另行规定或细化性的规定。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在政府,没有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健全的法律问责机制,再好的法律规定可能也会沦为“纸上谈兵”。此外,以《教育法》为统领的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情节、问责形式、问责程序等事关法律责任追究落实的规定方面,仍不同程度地存有模糊性,”也制约了教育法律中有关扶持民办教育发展规定的有效落实。 三、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完善建议 (一)明确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律依据 其一,在修订《教育法》时,首先要赋予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次,确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原则。“从立法上将民办学校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大类,并在行政规制上采取不同办法,以实现民办学校的良善治理。”再次,对于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目的和民办学校的营利性手段作出原则性区分。“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的政策目标,是协调民办学校公益性和营利性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困扰我国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这一‘瓶颈’不突破,其他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哄实公益性和营利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教育事业就其根本屙性来说是公益的(当然不同学段会有所差异),即使营利也不能改变这个性质与目的。所以,营利只能是一种促进公益性目的的手段,但是要对这种手段作出必要的法律限制,保障部分民办学校在不脱离公益性目的的轨道上合法营利。最后,对于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作出确定性、指导性规定。 其二,在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条例》时,就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扶持,新增专条明确作出应当性(义务性)规定,并对部分非义务性的条文作出修改,如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条例》第四十一条、四十八条中的关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可以”性规定改为“应当”性规定。此外,对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划出多少比例的资金用于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以及公共财政对于不同类型、层次、区域民办教育发展的扶持形式、扶持力度、绩效评估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为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其三,加强地方性民办教育法规、规章的制定或完善。我国当前地方民办教育立法“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后,可以发现,对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而且,还出现了“地方教育立法权虚位”的问题。地方教育立法权虚位带来的结果,除了黄华均指出的“用政策来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了制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外,还可能使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不作为,降低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为此,必须加强地方性民办教育法规的制定或完善,依据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与理念,结合地方实情,使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形成教育基本法律、民办教育单行法律、民办教育法规、民办教育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上下有序、规范明确、有机统一的法律保障体系。 其四,健全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律责任制度。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对于违反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和有关的行政问责机制。 (二)完善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及其配套政策 将民办教育纳入到公共财政扶持体系。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形式应该多样,故应构建多维立体的扶持体系。 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扶持政策应区分民办教育的办学层次与类型。从办学层次看,民办教育有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从办学类型看,民办教育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中又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非学历教育中有面向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也有受政府委托承担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或其他带有公益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对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民办教育应给予不同的公共财政扶持。 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扶持政策应区分民办教育的性质。《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的出资人可以依法取得合理回报。对于民办学校出资人放弃取得合理回报和依法取得合理回报的,公共财政应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教育规划纲要》规定,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对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共财政应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而且应主要立足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即使对于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公共财政扶持,也应根据这类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类型、营利状况及社会效益等给予区别对待。如赵应生、钟秉林等学者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第一,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教师培训经费、公用经费、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资助。第二,对营利性民办学校,政府可通过购买公共教育服务或委托管理等方式,委托其承担有关教育和培训任务,拨付相应经费。第三,政府可设立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对办学成绩突出的民办学校给予奖励性资助。奖励性资助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营利性民办学校要同等对待,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调控作用,引导民办学校办出水平、形成特色。”对此,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第一点所指出的,笔者在基本赞同上述三条建议的同时,建议将第一条和第三条中的“可以”改为“应当”。一是体现确定性的法律依据,二是体现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原则。 此外,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扶持政策的建立、健全和落实,离不开配套的保障性政策。比如,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的来源、拨付、使用、监管、评估;对民办学校是否营利的核算制度和会计审核制度;对民办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估制度等。对此,赞同赵应生、钟秉林等学者所概括的六个方面,即“财产权制度;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师生权益保障制度;财政支持制度;合理回报制度。”旧但这些配套性保障制度的具体规定和落实必须体现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立法理念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政策导向。 (三)健全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长效机制 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应着眼于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这种长效机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一项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与该项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密切相关。政策的科学性体现在:该项政策的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清晰;制定过程是否民主、透明;研制政策方案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获取了足够多的信息资源;政策内容是否有针对性、可行性等。第二,公正、合理的执行机制。政策总是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人员去执行,总是需要必要的物质资源加以保障。所以,“那些在理论上看上去很好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奏效。”到了实践层面,各种复杂的因素会交织在一起,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公正、合理的执行体制,一要提高政策的认同水平。“政策实施者不太可能支持他们认为与其自身利益对立的政策。如果可能威胁其工作保障、晋升机会和现状,新政策必定会遭到政策实施者的反对。”二要完善政策执行各环节。三要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现实中,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理想与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方式存在问题密切相关。正如美国政策科学专家安德森所言:“为了使某一项政策有效,需要的不仅仅是广泛的权威和用以支付实施代价的拨款。良好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便捷、高效的监管机制。在社会没有发展到公民素质普遍足够高尚的时代,用制度约束权力比用人品约束权力更让人放心。“在民办学校的办学监管上,相关部门要按各自职责分工,建立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构建政府依法管理、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民办教育工作格局。”“政府在强化对民办教育的财政资助的同时,还要做好以下两个结合。一是政府资助须与加强财务监管相结合。二是政府资助与加强质量监控考评相结合。”第四,规范、有序的修正机制。政策法规总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自身的变革等都会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制定规范、有序的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政策法规的修正机制,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动态和良性。 民办教育论文:经济学视角下民办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测度 【摘要】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的两大矛盾体,这两个问题也贯穿民办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公平就是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立足于教育整体,对不利群体的教育进行必要补偿,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效率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它是教育投入与其所实现目的的比值,揭示了在教育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收益最大化的问题。面对目前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我们应该不断改善政策环境,为民办教育的公平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关键词】 民办高校;教育公平 ;教育效率 一、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公平涉及到价值评判, 而效率是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教育公平是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什么是教育公平?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出发,在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地区的教育格局下,教育公平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公平就是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立足于教育的整体利益,对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利群体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补偿,缩小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受教育者与受惠者间的教育机会差距,进而使教育的质量有所提高。教育效率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它是教育投入与其所实现的目的之比,它所要说明和揭示的是在教育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的收益最大化的问题。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教育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教育公平尺度是从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点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衡量国家的教育在满足人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和需求、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上所达到的水平;教育效率尺度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在推动社会和个人发展、实现自身功能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二、政府在民办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的衡量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民办高校开始产生,经过了起步、快速发展和规范提高三个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至今已初具规模。市场机制进入教育领域,价值规律开始支配人们的头脑,投资者投资创建民办高校,用经营企业的方式经营教育,企图谋求教育利润,导致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可以说,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的出现是伴随市场机制进入教育领域的。随着人们高校价值观的更新、高校制度的变迁和资源条件的改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 而经济主体在教育发展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教育活动追求的目标, 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 就成为政府的两难选择。 (一)原则测度:公平优先或抑效率优先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性别分布、阶层分布、地域分布等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这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公平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高度重视公平问题。在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的情况下,教育政策的选择要倾向于实现多数人利益的公平。但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一对矛盾,过多的追求公平可能会使高等教育丧失效率,特别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不会吸引投资者投资高等教育,这样会阻碍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迈进。有学者认为,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可以采取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先解决处于强势社会地位人口的高等教育问题。但是高等教育规模偏小问题、质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用市场的法则来审视并支配教育,如鼓励公私立学校竞争,扩大国家的办学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可能是提高办学效率的有效途径。政府通过提供教育制度安排,在民办高校的设置、评估等方面能够提供切实有效的权利、责任、利益规则,为民办高校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并让投资者获得应有的报酬,从而实现教育效率。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发展高等教育,只能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从国家1987年出台《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2002年年底推出《民办教育促进法》。到2007年2月10日起施行《教育部公布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这一系列对民办高校逐步放宽的文件看,国家在这一政策选择的倾向基本上如此。 (二)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问题测度 鉴于教育的公益性及高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在民办高校发展中,政府选择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可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在“公平优先”上,政府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规定在法律层面上落实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但它的颁布及实施并没有解决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待遇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具体做法并没有履行其作为公平与公正维护者的职能。民办高校在现有高等教育还是稀缺资源的时候,增加社会供给,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改善了我国教育公平状况,实现了公益的价值。但是中国民办高校要大发展,却面临着巨大的体制压力,与公办学校做出了同样的社会贡献,为政府财政节省了大量教育经费,却不能从国家财政中得到一分钱;在土地征用、用水用电、基建审批等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民办学校的教师、干部不能同公办学校教师那样,没能拥有国家资助的社保、医保、房贴、家属福利、业务进修等平等权益;民办高校招生只能限在B类三、四批,民办高校成了入学分数低、收费高、质量差的代名词。从当前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其毕业生难以形成与公办高校甚至独立学院毕业生同等的竞争力。由于民办高校办学大多处于专科层次,加上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上的定位不准,特别是受到用人单位“重名校、重正规院校 、重学历、重文凭”的人才观和用人导向的影响,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更不容乐观。就业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善,就会进一步加重民众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不认同程度,从而影响民办高校的生源。这对民办高校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 其次,在“兼顾效率”上,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吸引投资者投资高等教育,加快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但是就民办高校产权界定敏感问题上,均回避了对投资人产权归属及退出机制的安排。“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办教育机构收取任何费用”、“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在法律政策方面,虽然反映出了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审视态度和慎重决断,但是这种规制导致举办者对预期收益的不明确,影响资本进入民办高校领域,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作为教育投资,属投资大、资产专用性高的产业。民办高校的产权不明晰,其激励与约束机制也就无法有效运转,产权模糊将使民办高校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这部分资产的使用必将面临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使得各主体与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尤其是举办者的收益权的不明确,导致举办者事实上缺乏动力。这种产权关系的不协调必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民办高校所有权主体虚置和缺位还导致举办者追求短期效益,为学校埋下了民事责任和侵权债务等诸多的隐患。 三、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中政府的责任 政府在经济层面上探求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的关系,主张公平优先而效率应从属于公平,这只看到效率和公平的相斥性,而没有看到它们的一致性;或者由于强调它们的一致性而把一方归结为另一方。实际上,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的矛盾及其解决并非只是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并暗含着多种组合关系,而在具体的民办高等教育市场中探求二者的动态平衡,才是政府的真正任务。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民办高等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高等学校的活动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代表整个国家利益、对全体国民负责的政府,要像大力发展公办教育那样去发展民办教育,要像尽心尽力办好公办教育那样去办好民办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公平观和效率观,把着眼点真正转移到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合理建构上来,做好发展民办高校教育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一)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教育公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有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同时也存在二者作用交叉的地带。在政府与市场都能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情况下,市场优先原则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因此,必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市场是公平的,民办高校组织只有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提供糟糕的教育服务就会被市场抛弃。政府不一定要把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得那么清楚。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采取市场的方式,把选择权交给学生。从而使提供服务的机构能够对消费者的要求应对更加及时,而服务提供者间的价格竞争也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二)给予政策支持,确保教育公平 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走的是“以学养学”的路子,靠学费收入实现滚动发展。生源受到影响,直接影响到民办院校发展的资金链。政府则要给予民办高校更多的财政资助和倾斜性政策支持,对民办高校学生给予贷款、发放奖学金、专项补贴等方式支持民办高校发展,以期民办高校在吸引大规模民间资本投资和充分利用信贷资金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和挖掘办学潜力,逐步提升办学层次和教育教学质量,进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以较小的成本谋取高等教育较大发展的目标,使我国高等教育得以持续稳步发展。 (三)明晰个人财产所有权,实现教育效率 我国民办学校中财产权的界定不明晰,这的确是一个严重束缚民办教育发展的大问题。民办学校是面向市场的教育组织,其存在发展的前提是明晰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就政府对民办学校产权行为的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民办学校的组织机构及其行使财产权的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性规定,在保证民办高校公益性的前提下,其出资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也就是要在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获利性之间寻取平衡点。产权制度形成的稳定预期有利于民办学校产权主体从长远考虑进行决策,从而避免短期化行为;逐步让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能够同时获得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就会形成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 (四)以公平促效率,达到两者统一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还未形成,民办教育发展受到许多制约。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都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两者应当在公平竞争原则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微观管理领域退出来,主要提供教育政策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民办高校的设置、评估等方面能够提供切实有效的权利、责任、利益规则,为民办高校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对教育服务的提供进行政府监督,促进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让投资者和消费者获得帕累托原则下的最优交换比率,就能赢得制度效率。所以政府以保证现有公平为基础,在当代公平观念所允许的范围内以公平同效率的相互作用, 滚动式地推动公平与效率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这才是一种既合理又合目的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民办教育论文:论西部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西部民办教育是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一系列如管理方面、观念方面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西部地区的民办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关键词:西部民办教育;铜仁地区;问题;对策 一、前言 民办教育属于社会主义公益事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样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关系到人力资源强国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大事。近年来,随着铜仁地区办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办教育也得到较快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铜仁地区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为本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地基础教育发展注入了活力,显现了生机,做出了新贡献。 民办学校在本地区的办学途径中,由于办学时间较短,因此,在它办学的指导思想、规范、质量、条件及其在社会的认可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二、西部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认识模糊 当前在本地区民办教育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确立,对民办教育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第一种是“多余论”,认为公办学校已经办得够多,没必要再发展民办学校。第二种是“冲击论”,认为发展民办学校冲击和影响了公办学校,抢了公办学校部分生源。第三种是“盈利论”,认为民办学校以办学为名,行盈利之实。第四种是“怀疑论”,认为民办学校主要招“双差生”,学习氛围不良,办学条件较差,很难培养出合格生和优等生。 (二)管理不善 地方政府宏观管理失控。目前,本地区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民办教育管理机构,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争夺办学审批权、管理权等现象时有发生,又没有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对非法办学和恶性竞争的处置,缺乏有力的措施。民办学校教师的聘任、教育教学、督导评估、固定资产和财务运作、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许多管理真空区域。 (三)缺乏师资 民办教育队伍的主要来源是离退休教师,而且主要以兼职为主,队伍老化严重。教师与学生之间年龄差过大,导致教师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的巨大差异,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全面发展学生素质,教师队伍不够稳定,流动性大,由此,导致教育教学工作缺乏稳定性,对学生的教育缺乏长远规划。这种现象,不利于民办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民办学校形成自己的传统,创出自己的特色。 (四)经费短缺 目前,本地区民办教育的经费是靠民办学校自己筹措,经费上并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国家法律规定:个人投资民办教育,不能索取回报,而且在学校存续期间,资产属于学校,个人不得转移。由此种种客观局限,让民办学校普遍感到经费紧张,因此,民办学校普遍办学条件差。 (五)自我封闭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可以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各级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根据实施条例规定,民办学校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等方面,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较大的自主性。然而,有的民办学校,办学目的不够明确,关门办学,缺乏与相关部门的主动沟通、协商和相互了解,以致对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及时落实、传达和贯彻。再者,任课教师普遍没有参加业务培训,而且缺乏对外交流,缺乏教学探讨及教学观摩,不能接受新信息,不能了解前沿知识的发展现状。 三、积极推进西部民办教育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认识,加强宣传 国家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办教育事业,先后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条例》和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对于调动和保护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维护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利,全面规范社会力量办学活动,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加强和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当地政府要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目标。大力宣传报道社会力量办学中的好人好事,突出事迹。对社会力量办学中的优秀教师、优秀管理工作者和优秀的学校,应给予大力的宣传和表彰,要端正对民办教育的认识,认真落实、支持、鼓励民办教育的各项政策,使民办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共谋发展,共同提高。 (二)增设管理机构,加强管理力度 要使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且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机构,负责协调与民办教育有关的各部门。在教育行政内部,设立一个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进行归口管理,加强管理力量,避免多方插手,政出多门的现象;专门负责协调民办学校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协助民办学校建立教师培训制度,并将教师的各项培训纳入公办教师培训的行列,同等享受各项培训资格;规范和完善民办学校的课程管理、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制度;鼓励民办学校开设特色科目,创办特色学校,对有突出贡献的学校给予表彰和鼓励,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表彰和奖励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学校,依法进行处罚。将民办教育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制定民办教育储备金及收取标准,有效防止高风险行业对社会造成的震荡。 (三)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专职教师队伍 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在社会力量办学中任教的教职工,其养老医疗等方面,应纳入国家的补助政策。完善教师聘任制度,为民办教师提供晋职升级、评优及业务进修的机会;为专职教师提供住房、医疗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解除民办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使教师乐于敢于到民办学校担任教职。同时,改革社会人事制度。建立教师人才市场,健全公、民办学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鼓励教师合理流动。 (四)地方财政适当投入支持,鼓励民办学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地方财政可以适当对民办教育经费给予财政资助。在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当鼓励民办学校多方筹措教育经费,通过多渠道融资,将所得资金投资于办学,用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以利于学校的发展。 (五)建立一套民办学校的评价体系 这个评价体系不能和公办学校一样,尤其是硬件方面应做一些调整,每一个环节都要规范,可以由政府监督,社会中介进行客观评价,根据评估结构确定学校每年招生指标,保证质量。这样做有利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完善和发展。 (六)建立档案管理机制 为了使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基本素质得到保障,教育主管部门应对学校在招聘教师时提出明确要求,招聘的教师必须具有符合所从教科目的教师资格证,对不符合规定的,在一年之内必须参加相应的考试,并取得对应的资格证后才能上岗。学校一旦聘用了教师,必须签订聘用合同,并将所聘教师的个人资料、聘用合同一并交由主管部门保管,建立专门的档案保管库,督促学校、教师双方切实履行合同,对违反合同的要作出相应的处罚。 (七)维护民办教育内部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民办教育因其体制与机制上的自主性、灵活性,加上在快速发展的初期,存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不完善,民办学校和民办教育内外部的不稳定因素均同时存在。一段时期以来,来自民办教育领域的一些不稳定事件,不但给社会增添了不安全因素,也影响了民办教育自身的安全稳定。因此,必须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认真排查各种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患,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努力建立民办教育的风险防范机制等,切实维护好民办学校的安全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履行好职责,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社会力量办学中民办学校,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而出现的产物。西部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样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中的民办学校。西部民办学校要善于寻求自身的发展机会,不断思考,勇于探索,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创造出自身的特色,才能在教育市场中抢占先机,赢得发展。